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 蔡榮芳 | 2004

ISBN 978-0-19-59277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

蔡榮芳

COW & GATE

FOOD

OXFORD

香港人之香港史

蔡榮芳

出版社

l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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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 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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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頁地圖選自《袖珍香港九龍地圖》(香港:中華書局, 1940 年):

1.香港九龍新界形勢圖 1940年

2. 香港市區街道圖 1940 年

3.九龍半島街道圖 1940 年

COW & GATE

香港人之香港史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1841-1945

of Hong Kong

蔡榮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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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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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45

蔡榮芳(Jung-fang Tsai)

ISBN 978-0-19-592778-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錄

緒言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殖民史學」、「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本書之主題

致謝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1841---1884年

歷史淵源:廣東的經濟、社會情況

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

1840年代的香港:邊緣開墾地

1850年代:歷史的轉捩點;華人社會的成長

1856-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香港華人之衝擊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商社會經濟實力之成長與壯大

1860-80年代,紳商文化霸權之下的華人社會 香港華商之紳士化:以高滿華家族為例 處於中英兩國之間,華人、華商的困境 華商與殖民政府的矛盾關係:合作與抱怨 基層民眾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二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1885-1900年代

1885年至1900年代之社會變遷

1890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紳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 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

何啟與胡禮垣的維新論:依附外國強權之自由式民族主義 香港華商的特性:「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

英國佔據新界(1899年)

香港:中國革命的基地

1905-06年反美杯葛運動

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

15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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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目錄 #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三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1909-1922年

83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革命志士、勞工與四邑商工總會

83

辛亥革命對香港之衝擊,1911-1912年

企圖刺殺梅軒利總督

1912-1913年杯葛電車運動

各邑會館,如雨後春筍

廣東國民政府自毀形象,遭省港民眾背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香港,1914-1918 年

五四運動與香港,1919年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100

685268

87

1937年「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緊張情緒

189

89

香港之抗日文化活動

190

91

惠陽旅港青年之抗日活動

197

93

工人工會與抗日運動

199

97

旅港各邑商會、同鄉會之抗日運動

201

香港的另一面:「頹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

203

102

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7

107

政治派系雜處的香港

214

海員的工作、生涯與組織

109

新聞出版界,左右黨派之爭

216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11

汪精衛派系也自稱愛國

218

國民黨特務與黑道人物,皆自稱愛國

222

四 省港大罷工(1925-1926)及其後之社會文化:新解釋與評估 121

五卅慘案後,國共左翼人士,緊密籌備罷工罷課

再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之複雜性與多面性

225

123

各校學生罷課

125

六日軍佔領地(1941-45年)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29

香港工團委員會宣言與要求

127

各業工人罷工,民眾匆匆離港

128

新界、九龍迅速陷落:民眾唾棄英人統治者 港島淪陷:人心惶惶,文化人猶圖團結抗日

230

234

罷工九大因素:僅僅愛國主義:不足以解釋錯綜複雜的大罷工 罷工諸多重要因素:緊密運動、威脅、利誘、謠言、恐慌、混亂 沙基慘案及其後罷工之劇展

129

131

港島街市一場浩劫:日軍、爛仔與文化人

抗日游擊隊與文化人的脫逃

238

242

-134

港人與港府協力,恢復秩序與生意:自衛團與工、商維持運動 「救國功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

138

港人對日人統治之反應:抗拒、流亡、接受與合作 新秩序之建立:統治者拉攏華人紳商精英

244

248

142

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與真心誠意的協力者

252

左翼廣東國民革命政府與港府之對抗

147

華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期望與慶祝盛會

261

廣東商人對罷工之態度

149

日據後期:港人期望幻滅

265

國民黨左、右派的矛盾

151

太陽旗倒了:「日軍佔領地」終了

268

華商代表團、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企圖協商

153

廣州政治緊張

158

七 結語

275

罷工之結束

159

「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省港大罷工的重要涵意

161

「愛國史學」迷思

276

港府配合粤府勦共,港人懼共:「生人毋近」

162

身份與國家認同之五點基本觀念

278

罷工後港府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 魯迅與蕭伯納之香港經驗

164

回顧港人多層次身份認同之歷史演變

278

167

港人運用各種身份,推進主張、維護權益

281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284

五 抗日戰爭期間(1931-41年)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3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286

1931年香港華人抗議日本侵略滿州:杯葛日貨,毆打、刺殺日僑

174

1932年港人對上海事件之反應

182

主要參考資料

1930年代大陸企業遷港及華資之發展

183

索引

297

313

內地新文化的影響:香港文學之誕生

187

vi香港人之香港史

緒言

世界文化,一半為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為飽受教育

者摧殘。 一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香港大學演

講,1933年2月13日

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

口示威......與警方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 高喊

「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大陸去了。

《世界日報》1999年12月15日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近年來,香港華人的國家認同與自我定位,一直是關心香港的人

們之一個議論焦點。到底香港華人如何界定自己與香港及中國之關

係?根據近年來多次的調查報告:「香港人」與「中國人」是香港華

人的兩個主要身份認同。,他們雖然都是香港華人,但兩者有明顯的

不同: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對「六四事

件」的體會、對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立場,皆有不同。可是,兩者都

同樣抱持傳統的中國價值觀,以及認同一個建基於民族與歷史意義的

中國。並且,兩者都對中國政府懷有負面的感情。2

1 在1985年的一項調查當中,60%的人自認為是香港人,36% 自稱為中國人。1988年 的比例是63.6%香港人,28.8%中國人。見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劉兆佳、關 信基,The Ethos of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 Lau Siu-Kai 劉兆佳: Lee Ming-Kwan 李明堃, Wong Po-san 尹寶珊 and Wong Siu-lun 黃紹倫,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s: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p.177-178.

2 Lau Siu-kai,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Hong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

越

事實上,一百多年來,港人在政治上認同中國為祖國,卻往往對 中國政府抱着負面的態度。政治意識的形成,有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的歷史背景,由歷史演變而成。因此,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 來研究香港歷史,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演變 過程,也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為什麼對中國政府時常懷有負面感情。 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知識,也可以幫助中國領導階層認清事實, 對香港採取符合港人意願的政策,任由港人自己去創造自由、民主與 法治的政治制度,任由港人充分發展他們的才智。惟有如此才能贏得 港人正面的感情。否則,他們就以負面的態度,視中國政府為外來的

強權,本質上類似過去英國殖民政權。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界、甚至學術界,都一致強調:「香 港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港人認同中國,熱愛祖國。我 認為「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研究,確實是一個重要課題,不論 「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在今日世界各地的顯現是福、或是禍。它 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我發現港人熱愛祖國,卻經常希望與祖國的政 權保持一段距離。我在本書的許多章節,會詳細討論「愛國主義」 (national 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實質與表現非常複 雜: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表現;它含有實質也有迷思(realities and myths)。而且,人們對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 着歷史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著名的法國史學家 Marc Bloch(1886-1944) 曾經說:歷史是研究社會變遷的科學;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知道 世事如何變化;「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It is change which the historian is seeking to grasp.")。 3 香港雖然「自古以來是 中國神聖的領土」,但歷史並不是靜止不變,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政治 意識也隨着政治社會環境之變遷而改變。關於這點,下面稍做申論。

3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p.46。與Daniel Chiro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Marc Bloch,"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3.

1842-1949 的大約百年間,由於香港與廣東之地緣與社會經濟之

密切關係,中國對香港社會有巨大的影響。每逢大陸發生天災或經濟

政治危機,都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等到大陸情況稍為舒暢,才還回

家鄉。大部份的流動人口,視香港為暫時的避難地。然而,也有許多

難民選擇留居香港,以港為家。選擇即是認同,某種程度的認同,有

的人多,有的人少。香港人口逐年增加,認同香港的人年年增長。

身份認同有層次之分別:有主要與次要的層次。一般來說,華人

重視祖籍,所以祖籍往往是他的主要認同對象。比如,一個來香港經

商二、三十年的潮州人高滿華(1822-82年),可能永遠認為自己是潮州

人。但是,他也自稱為「旅港的潮州人」,有別於留居家鄉的潮州

人;他熱心香港之社會公益,協助創立東華醫院與保良局,來造福香

港華人社會;顯然地,他也認同香港。4

關於身份認同,有幾個基本的觀念,必需考慮,才能把歷史事實

解釋清楚:第一,身份認同是多層次的,每個人可以同時有氏族、家

鄉、地域、國家、階級等等的認同觀念。第二,認同一個國家,並不

一定認同它的政權。一個人可能熱愛他的國家,可是痛恨它的腐敗政

府。比如說,孫文熱愛中國,但痛恨中國的滿清政府。鄧小平熱愛中

國,但憎惡蔣介石的腐敗專制政權。十九世紀中葉後一百多年來,移

入香港的許多居民既認同中國,也認同香港;可是他們對中國的政權

往往抱着負面的態度,所以選擇移民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兩害相權取

其輕。

1950年,香港與中國雙方將邊界封鎖之後,兩地之政治、社會、

經濟與文化,開始朝着資本與共產主義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香港人

口當中,在港出生的人數,1971年已超過50%,1981年為57%,1991

4甚至於,許多潮州人的後代在香港出生成長,也自稱原籍是潮州。大概他們主要認同

香港,次要認同潮州。根據198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總人口當中,57%出生於香港, 但只有2.4%的人說原籍(the place of origin)是香港。見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Y.:M.E. Sharpe, 1994, p. 22. 假如這樣 就斷言只有2.4%的港人認同香港,那麼顯然是錯誤的。

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綠 3

年是60%,逐年上升。出生成長於香港的新生代,對香港產生熱烈的 認同感,而對中國則相對地疏遠陌生。人類學家 Hugh Baker 於1983 年的一篇論文指出,70年代與80年代的「香港人」既不像中國人, 也不像英國人;他具有獨特性:頭腦靈活、容易適合新環境、富有隨 機應變的機智、倔強的競存能力、老練的物資享受嗜好、經常渴望與

奮與刺激。5

1970年代在香港受教育成長的新生代,政治意識高漲,投入各種 社會政治運動。他們成為1980年代與199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驅

者,為爭取香港人民的權益而奮鬥。。

最近,有些港人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也傳遞給大陸內地出生的子 女。1999年12月15日的《世界日報》報導來港的大陸港人子女,爭

取香港居留權的抗爭: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口示威, ·與警方

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高喊「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

大陸去了。”

「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

政權所能強加於人民的身上。如何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是執政者應 該時時刻刻介意的。執政者可以從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與日本佔領時 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演變當中,學到正面與負面的教 訓,獲得一些智慧。而被支配的一般民眾,也可以從歷史當中學到一

5 Hugh D.R. Baker,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5(September 1983), pp.469-479;與"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an in

864-877. Search of Major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6 (December 1993), pp.

6 參考蘇耀昌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著,《香港學生運動回 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

7 《世界日報》1999年12月15日,C8頁。據1991年的一項估計,95,000名港人有配偶 住在大陸內地;150,000名港人有子女住在大陸;總共大陸有310,000名在大陸出生的 港人子女。見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p. 23.

點機智:可以看清楚支配者一方面用權力威力、另一方面用虛構的政

治迷思與神話(myths)來維持其統治。(比如:港英政府標榜「公平的

法律」與「公正的司法」,同時它也獎勵「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社

會秩序與奉公守法的「美德」;而日本統治者高唱「王道之治」與「大

東亞共榮圈」;目前特區政府則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感情」。)

香港歷史的研究,對今日的香港與中國頗有「用處」。

香港歷史研究,對今日的台灣也有「用處」,因為香港是台灣的

「借鏡」。中國一再強調「台灣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可

是,處於中國龐大陰影之下,多數的台灣人比香港人更強烈的希望與

中國劃清界線、保持安全的距離。如何以理性來面對這個事實,目前

對中國與台灣政府是一大考驗。歷史知識可望增進政治智慧。

本來,學術研究旨在探求真諦與追求知識,研究學問有其自足的

領域,而不必斤斤計較它是否「有實際用處」。然而,華人(亦即中

國人、香港人、台灣人,以及海外華僑)往往急功近利,談到知識就

即刻追問它的「實際用處」。不知學術知識之價值是久遠的,它是批

判性思考與理論之基石。沒有這塊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學術知

識的含義與「用處」隨着時間與環境之變化而改變。所以沒有學術知

識之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就要等到面臨新問題之後,才要去

尋找對目前有「用處」的知識,其結果是永遠學些皮毛,永遠落後一

大步。華人重視「實用」與技藝,而相對地忽視探求真諦的學術研

究,忽視抽象理論與基礎科學。近代中國科學之後,其來有自。

「殖民史學」 「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香港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與觀點。一直到最近,大多數的

英文著作皆以西歐為中心來觀察與解釋香港的歷史。作者多數是英

籍人士,包括 E.J. Eitel, James Norton-Kyshe, G.R. Sayer, G.B. Endacott,

Nigel Cameron, Frank Welsh, Jan Morris 等等。這些著作不僅採取以

8 有關香港通史的主要英文著作有: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ri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年初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年再版). James

4 香港人之香港史

論 5

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c)的史觀,而且以殖民者精英的(elitist)立場來寫

歷史,試圖合理化外來的殖民統治,因此可稱為「殖民者的歷史」或 「殖民主義的史學」(coloni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這些著作裏面,少 數的英國統治者是歷史主要的演員,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行使大英帝 國的殖民政策;而為數眾多的華人,要不是被忽略,就是站在旁邊被 統治者任意指使。Jan Morris 所著通俗流行的《香港:一個帝國的收 場語》(1997年修改版)這麼說:「香港華人是歷史的消極旁觀者。 甚少華人的名字出現在歷史書籍,因為甚少華人在香港的發展中扮演 公共的角色。」這可說是「殖民者的香港史」。

如今,香港雖處於「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 age),上列英國殖民 史學著作,仍然是一般讀者的熱門讀物,依然充塞市上書店。這是今 日香港的一個矛盾現象。香港尚未真正踏入「後殖民社會」之階段。

至於香港通史的中文學術著作,為數甚少,主要是中國史學家的 作品,比如:丁又,《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北京1958年);元邦 建,《香港史略》(香港1988年);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 1998年);余繩武、劉存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1994年);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1995年);鄧開頌、 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1996年),與《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1997);以及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

六年(1841-1997)》(北京1997年)。10

Norton-Kys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1898, 2nd edition 1971). 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80).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193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nd edition, 1974).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其他還有通俗的讀物,如Nigel Cameron 的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與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evised and updated, 1997.

9.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pp. 194-195.

10 其他比較有用的通俗書籍,有金應熙,《香港史話》,廣州1988年;劉蜀永,《香港 歷史雜談》,石家莊市1987年;劉澤生,《香港古今》,廣州1988年;劉澤生,《香 江夜談》,香港1990年;劉小清、劉曉滇編,《香港野史》,北京1997年;林慶元、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上列著作,有幾個特徵:第一,以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史觀為基點,斥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與殖民主義對華人

之剝削。第二,以頗大的篇幅報導帝國主義如何發動戰爭,來奪取香

港、九龍、新界等地。第三,也以頗大的篇幅討論中英外交協商與關

係。第四,強調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之貢獻。第五,強調香港自古以

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港人熱愛祖國,經常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

統治的英勇鬥爭。第六,堅稱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一致的,有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之共同任務。第七,以中國為本位,以

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香港的歷史。認為香港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部

份,無個別的特徵與權益。港人的反帝運動,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

動的一部份。假如香港與中國之間,有利害衝突,則以中國為優先考

慮。這是典型的「愛國主義的史學」(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

中國的「愛國史學」與英國的「殖民史學」,在意識形態方面,

形成強烈的對比。但矛盾的是,中國史家在許多地方,時常引用英國

殖民史學的著作,依賴其資料與研究成果。因而兩者之間,就有重要

的共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不以香港為本位,來研究香港的歷

史。第二,兩者都不以「地方」人民的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歷史。

兩者都偏執「國家」的權力,不能容忍「以地方為首要」之「異說」。

兩者都執迷「國權」,以「國權」壓制地方權益。兩者都蒙敝了「地

方」人民各自爭取權益之歷史事實。第三,兩者都忽略了對複雜的香

港華人社會作深入的研究。第四,兩者都未能深入分析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

這類的分析,是以「香港為本位」的學者之興趣所在。自從1960

年代以來,Carl Smith 與 Henry J. Lethbridge 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研

究論文,對香港之政治與社會作精緻的微觀與分析。在他們的論述

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1997年;霜崖,《香江舊事》,香港1974年; 林友蘭,《香港史話》,香港1975年;與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1948年。 11 《十九世紀的香港》第八章討論香港的社會結構,是堅實的一章,是好的開始。

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諭 7

裏,華人不再是歷史上消極被動的族羣,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他

們的論述,當然也多方談論到中國大陸,但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 香港從屬於中國,而只是因為大陸與香港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之關係。他們的研究興趣與焦點,在香港本土的歷史人文地 理,而不在大陸。這就是我所謂「香港本位之史學」。”他們開創

個研究方向之後,其他學者紛紛跟進,陸續發表研究報告。

13

雖然,香港本位的史學家之間,對香港的歷史人文地理,也各自 有其不同的解釋與看法。因為,到底歷史是一種「敘述故事」 (narrative),以有證據的客觀事實為基礎,加上敘述者的主觀看法合 併而成。每一個敘述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看法,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歷

史,因此就有許多不同見解的歷史論述。而且,每一個史家,都自覺 或不自覺地,以今日的經驗、思想與價值觀念,來思考與敘述過去發 生的事。誠如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

說,歷史是吾人對於過去的活的思維,亦即是當代的思維(History is the living thought of the past);「歷史是活的年鑒]("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無論歷史家所寫的是古代、或近代的事,「每一部真實

的歷史,都是當代歷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12見Henry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 比如:James Hayes,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t., 1977;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s, Hong Kong, Oxford, 1986. Elizabeth Sinn 冼玉儀,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1989.K. C.. Fok,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1990. Wai 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Oxford, 1991.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1842-1992, M.E. Sharpe, 1994. Jung- 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等等。而近年來的中文學術著作,則有霍啟 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商務書局,1992年;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 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日文著作,有人類學家可兒弘明, 《近代中國》苦力「豬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我相信每一個嚴謹的作者,都必需謹慎地考慮他(她)所用的文

字,推敲每一個字句,試圖以最適當的文字真實地描述客觀的事實,

並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看法。本書時時使用批判性的文字,使用

沒有修飾、沒有掩蓋的語言,來形容事實,目的在追求客觀與真實。

譬如說:我用「獨裁統治」(dictatorship)一詞來形容名符其實的獨裁統

治;而不用「強人政治」或「硬性權威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之

類的術語(jargon)來掩飾獨裁。正好像用「汽車司機」一詞來稱呼汽車

司機,而不用「汽車駕駛工程師」一詞來美化他;這樣比較接近客觀

與真實。

從1971年,我就對香港歷史開始感到興趣。三十年的學習過程

中,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受到多位朋友與同事的鼓勵與指導,自己也

做過許多思考。這本書是長期間的學習心得報告,希望提供喜愛香港

的讀者,作為參考資料。我發現自己對香港與中國歷史的思考與解

釋,在許多地方與其他作者不同,盼望讀者參考指正。

本書之主題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性地影響它的歷史演變。它跟中國大陸緊緊

相連,因此無論是社會、經濟、文化與人口的結構,都跟廣東與中國

大陸互相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

港人很大程度上,經常感受到來自廣東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之衝擊

與壓力。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嚴謹地說,

吾人不能單獨孤立的研究香港歷史,而必須兼顧中國大陸。然而,本

書秉持「香港為本位」之史觀,以香港人之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

14 Benedetto Croce說: "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 history is principally an act of thought."克 羅齊之名著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p.12,19和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New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p.17-19: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which underlie every historical judgment give to all history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because, however remote in time events there recounted may seem to be, the history in reality refers to present needs and present situations where in those

events vibrate."

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豬 9

香港的歷史,因此命名《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年》,目的在 探討: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大約百年之間,在來 自中國之政治、社會勢力的衝擊之下,香港的歷史演變與主要社會、

政治運動。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章首先討論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 民」,大多缺乏國家民族意識。進而探討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華人 社會之形成與演變;以及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的關係。1860年代以後,華人紳商如何在華人社會建立「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處於中、英兩國之間,港人有何困境?港人如 何維護自己的權益?殖民政府、華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若何?1884年 中法戰爭期間,殖民地緊張的社會關係導致動亂,有何含義?

第二章討論 1885年至1900年代,香港的社會變遷。華人社會漸 趨多元複雜,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戰。與此同時, 香港也感受到晚清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衝擊,有些華人知識份子投入 中國的維新與革命運動。可是,他們的維新思想與康有為、梁啟超的 思想有何不同?有什麼特色?如何反映香港的社會?革命黨人以香港 為基地,他們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香港環境之影響?一般華商對中國 民族主義的認識,如何反映香港的商業環境?總之,香港華人的中國 民族主義有什麼特性?到底個人利益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如何?這種關 係如何反映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和1908年的反日杯葛運動?港

商如何運用民族主義運動,來爭取自己的商業利益?

第三章則敍述1909年至1922年期間,香港之各種社會運動。辛 亥革命對香港造成什麼衝擊?一般民眾之政治化如何表現?為什麼有 人要刺殺香港總督?當時為什麼各邑會館紛紛成立?港人認同中國民 族主義之同時,為什麼還要跟中國保持距離?五四運動對香港有什麼 影響?走在「近代化」前端的大英帝國,在香港獎勵中國「傳統文 化」,其故安在?香港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港人對國家與 地方認同的矛盾,新舊文化的矛盾,以及勞資紛爭的矛盾。五四運動 之政治衝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經濟環境,兩個因素之結合,推

10 香港人之香港史

動了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與1922年海員大罷工。香港罷工工人,

如何利用反帝愛國主義,來促進自己的經濟利益?

從來敍述1925-26年省港大罷工的著者,大都以中國的政治為焦

點,以中國勞工羣眾之民族主義為立論基礎。他們強調香港勞工羣眾

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返回廣東參加反帝杯葛運動。在他們的論述

中,看不到大多數香港居民如何反應。事實上,光是愛國主義不可能

解釋持續十六個月的罷工運動。本書第四章試圖以香港為焦點,重新

解釋與評估。除了愛國主義,還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必需討論。當時香

港的社會情況如何?各階層港人如何反應?如何維護香港的治安與港

人的利益?此次罷工強化了港人對香港個別的意識與認同。罷工結束

後,港府對社會秩序非常敏感,強力取締左翼勞工組織,打壓迫害共

產黨人,同時採取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魯迅與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分別於1927年和1933年訪港。他們的香港經驗有何涵義?

1930年代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大陸的巨大衝擊,與日本侵略中

國的挑戰。第五章敘述抗日戰爭期間(1931-41年),抗日救國是眾多港

人的共同願望,左右派人士同時參與。各邑旅港商會、同鄉會與工人

工會,紛紛組織募捐賑濟,回鄉服務,為着救鄉救國而奮鬥。許多港

人的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聚合為一。然而,另一方面,香港是個頹

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抗戰期間,並非每一個港人都是憂國憂民

的愛國志士。三、四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極端多元複雜。各種不同階

層、不同背景的人羣雜處,充滿緊張矛盾,社會百態宛如一個萬花筒

的世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從英皇屬地淪陷為日軍佔

領地。這是第六章所要討論的。目前一般歷史書籍,大都強調日軍是

如何殘暴、「大東亞共榮圈」只是政治宣傳、而愛國的港人對日軍是

如何痛恨。這些大部份是事實。但一意強調這一面的事實,則不免籠

統粗糙,忽略了多變的歷史環境與面相。隨着環境的變化,港人的心

態也有猶豫、動搖、疑惑、期望、進而與日人合作的時候。當時多變

的環境、港人複雜的心理與動機,必需詳細分析。日軍佔領的歷史經

绪 11

驗,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在困難的情況下,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1945年8月底,日本的太陽旗突然倒下去的時刻,港人的政治態度如

何?有何涵義?這都是值得探究的。

最後,本書第七章之「結語」(Epilogue)則討論「愛國史學」之迷 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並且兼論香港歷史研究 對台灣國家定位之政治涵義。惟有「實事求是」的歷史知識,才可望

促進政治智慧。

香港的歷史多姿多彩,有悲有喜,變化多端,非常迷人。其實不 只是香港,世界上無論那個地方,凡是有人類居住的社羣,都有許多 有趣的、令人矚目,令人感動的事,等待我們去發掘、記錄與敘述。 我在這本書裏面,對香港、中國與台灣的許多思考、觀察與見解,只 是愚者千慮一得,祈望讀者參考指正。1993年,我開始整理、修改大 學講稿,決意寫這本《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年》,以為大學 生、研究生和一般喜愛香港的讀者之讀物。這是一部以「香港為本

位」的史觀寫成的香港社會、政治史。

致謝

本書第一、二章的許多地方,與第三章的小部份,擇要取材自英 文拙著《中國史中之香港:英國殖民地的華人社團與社會動亂, 1842-1913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年,全書375頁)。謹

向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致謝。

我必須感謝的學者與作家,非常的多,謹將他(她)們的大名與著 作,列舉在本書各章的註釋裏。在此,再向他(她)們表示誠心的敬 意。事實上,每一部追求知識與探究真諦的學術著作,都須廣泛參考 其他學者的研究。很少人能夠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本書前後費時七個夏天才寫成,因為平時教學工作繁忙,自己又 缺乏充分的知識,而且只有暑假期間才能做遠途旅行去收集資料。楊 國雄先生(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加港文獻館館長)、尹耀全先生、陳桂

1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英女士和香港大學孔安道記念圖書館的各位職員,給我許多收集資料

的方便;高添強先生提供一些寶貴的資料;台北的中央圖書館,與政

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的李菊蘭女士及各位職員,給我很多幫

忙;我就職的查爾斯頓大學,提供部份研究旅費,而大學圖書館的各

位先生女士,特別是Shirley Davidson, Michael Phillips, Shirley A. Jeffries,

Sherry B. Gadsden, James Williams III 和 Tony L. Lessington,給我許多

幫忙,謹此致謝。

在查爾斯頓大學選修「中國近代史』的同學們,以及1993-94年

秋季,我在國立台灣大學客座教授「香港社會史」課堂上的同學們,

時常提出聰明有趣的質問,我覺得非常感謝。

寫書期間,時常會想到大學時代的兩位同班同學、也是幾十年的

老友鄭仁兄和江樹生兄。欽仁兄是中國政治制度史與魏晉南北朝史

之專家,也是台灣政論家。樹生兄旅居荷蘭多年,精通荷蘭文,是荷

蘭統治時代的台灣史之專家,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巨冊。兩位同行

老友給我的治學典範,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另外,我特別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林道群先生。由於他

的協助、合作和鼓勵,本書才能如期出版,跟讀者見面。

懷著愉快的心情,我也必須說明,寫這本書可說是一種「家庭事

業」。大哥篤勳、三姐玉雲、三姐夫家候、小妹玉瑞與妹夫勝基,都

閱讀數章書稿,給我很多鼓勵;大姐彩霞、二哥篤顯、二姐玉燕、大

妹彩玉、大弟榮隆和小弟榮宗,都有很大的興趣與耐心,期待我寫好

這本書,雖然我寫書的速度像蝸牛走路,慢吞吞。每年夏天學校一放

假,我就「離家出走」,外出收集資料;家裏的妻子和兒子,已經習

以為常,表示無限的幽默與寬容。我以感激的心情,謹將此書獻給愛

妻美惠、愛兒欣合與我家敬愛的兄弟姐妹。

本書所謂「香港人」是指家居香港、認同香港之各階層、各方言

族群的華人。他們佔香港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希望少數的英、印、

巴、葡、菲等族群的香港人,也各自參與論述他們所認識的《香港人

之香港史》。

請洽 13

1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

1841 -1884年

乃獨有英咭唎者,其主忽女而忽男,其人若禽而若

獸。 ·勾串粵省奸商,私住澳洋島上,盛販鴉片,

毒我生靈。 〈全粵義士義民公檄》,1842年

汝等若來香港貿易,本官定必保護身家貲貨,俾得安

心辦事無虞。 ·C. Elliot, 1841.

本處理刑之官,殘忍苛刻,通埠皆知。受冤無訴,無

奈其何。 〈香港匿名揭帖〉 1840年代

1

我邑各人,向在香港裙帶路開店貿易者,自本......日

起,限以一月,各皆罷市回家,以免株累。倘逾限不

回, 各該鄉衿耆,將其姓名報局,作為漢奸後緝。

-新安邑紳士,1856

〔港商高滿華,心想捐個中國官銜]以便和士大夫來

往,人家就不敢隨便來欺壓了。於是花些錢捐了一個

正五品的候選同知,已是「衣帶榮身」,廁於士紳之

列了。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中法自開戰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賈役夫,亦

義切同仇。 《述報》,1884年

。

省港既相鄰接,安危彼此共之。 ·港亂則省之商路

不通,省亂則港之匪徒四起。 ·香港有事,我固生

肘腋之憂,我若有事,香港亦無安枕之理。 -張之

洞奏請設領事,1886年

歷史淵源:廣東的經濟、社會情況

討論香港歷史,首先必需考慮的是,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密切

關係。香港的發展,尤其跟廣東省的經濟、社會情況,息息相關。自

從十六世紀,美洲的玉米、花生、馬鈴薯輸入中國以後,中國人口不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5

斷地增加。到1787年,廣東省已經有一千六百萬人,至1850年就增 加到兩千八百萬人。另一方面,廣東的耕地面積並沒多大增加,因此

形成了人口過多之患。再加上農村經濟商業化,農民生活時常感受到

國際市場物價波動的壓力與影響。1842年南京條約和其後其他不平等

條約,對社會經濟也有很大的衝擊:滿清政府為了戰爭賠款與清返外 值,必須對人民增加稅收。外國工業產品輸入,對廣東手工業也構成

甚大壓力和威脅。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以後,「自由貿易」取代了

過去廣州對外貿易的壟斷。

以上諸多因素,帶來了嚴重社會問題:廣東失業人數大增,社會 動亂不安。由於生活的逼迫,許多窮苦人民鋌而走險。三合會及其他

秘密社會組織,在珠江三角洲尤其興盛,東南沿岸的海盜,橫行無

忌。另外,1840年代和1850年代水災和旱災,使廣東人民生活更加

困苦。就在這個時候,英國人來香港殖民開墾,需要人力和物資。英

國政府宣佈香港是國際自由港,大開門戶;香港提供了工作的機會,

於是許多廣東人,來自梅縣和惠州一帶之客家人、部份潮州人與福佬

人,就跑到香港去謀生。鴉片戰爭時期,來港謀生的華人,往往被中

國官員視為「奸民」。

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

鴉片戰爭(1839-42)期間,中國沿海華人,有多數無業遊民,隨時 皆可為洋人雇用,毫無國家民族之政治意識。清朝官員,深以為意,

欲招募之,訓練為水勇。「所為勇者,大抵沿海遊手之人,奸民盜賊

之無賴。為我用則用之以攻夷,為夷用則導之以擊我。我多一勇,夷

少一奸。練十萬之勇,沿海亦因之稍安。此勇之用,不但攻外,且可

清內也。」工

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家書,對戰場情況有生動的描述,談到「逆

夷」利用「漢奸」在戰時所扮演之各種角色:

1 〈英咭唎說〉 ,1841年,載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研究:資料篇》,東京:

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275頁。

本月十五日,逆夷突率多船,來攻沙角砲台。後面有二千人,用竹梯爬上

後山。 ·後隊逆夷並漢奸,復擁而進,打至申刻,我兵止六百名,彼有

五倍。 ·並漢奸船數十隻。 此次爬沙角後山之人,大半皆漢

奸。 ·本日早晨,督署接到廷寄,琦相[欽差大臣琦善]即來拜。

琦相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戰之故。名為來此面商,實則封箱其口。無

庸與之細說。即使極力與辯,伊必恨我阻其和議。 ·此時萬無措手之

處。較之從前一氣做下,難易迥殊霄壤。奈何。奈何。此次延寄,此間竟

不敢轉變。然隨處皆有漢奸,探聽事情。......此次川楚調兵,難暪漢奸耳

目。 ......2

中國官員,必需處處提防「漢奸」。臬憲王庭蘭致藩憲曾望顏書中,

這麼說:

問

夷船之至省河也,用漢奸之引導,實由我無備使然, ·省之有炮台,猶

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不關,可乎 .此不可解者一也。 ·城守

時有拿獲漢奸,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名,分為四班,進城窺探。

彼能用漢奸,而我獨不用一夷奸作離間者,此不可能者二也。賊踞香港,

大蓋帳棚一百餘間,並設有偽官。3

戰爭期間,既有「奸民」,也有「英勇抗英之義民」。自從1841

年5月31日廣東三元里抗英事件發生後,中國愛國史學家對它津津樂

道,說它表現「當時人民愛國主義精神」。很多愛國詩人(如張維屏、

朱琦等人)也頻頻歌頌,紛紛著作「敍廣東人民憤起抗英獲得輝煌勝

利的英雄史詩」。戰時,官府與鄉紳告示大眾的檄文(如<告諭英商

大略〉與〈全粵義士義民公檄〉),宣稱:「中國之地,雖官亦不能奪以

與人;」又說:「天朝大統,豈容裂土以與人;而草野效忠,但知殺

賊而報國。」這些檄文確實表露部份官紳之愛國政治意識。

4

2 〈林則徐家書〉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研究:資料篇》 :261-264頁, 3 〈王庭蘭致曾望顏書〉,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286-287頁。 4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11-14;35-36;781頁。

1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7

然而,當時三元里之一般鄉民大眾,是否具有國家民族意識與愛 國思想,則頗為可疑。臬憲王庭蘭的書信,雖誇張死傷人數,但對大 眾起事之動機,則有比較切實的縷述:

初十日

+

四方砲台賊,偶出泥城、三元里。村眾因[英夷]淫掠,憤極鳴 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百餘鄉,男婦數萬人,圍之數。夷眾僅止千餘 人,冒死突圍,死者八、九十人,殺死兵頭二人,受傷無數。百姓亦有受 傷者。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 ·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輪姦一老婦

人,忿激而起,雖人眾真烏合耳。5

鄉村民眾仇恨英夷姦淫婦女,侵犯地方風水,侵擾村莊安寧,因 此起而抗英。當時一般鄉民的視野,局限于地方風水與鄉村的安寧。

事實上,1840-50年代的中國沿海民眾,無論是「奸民」,或是 「英勇義民」,大多缺乏國家意識與民族思想。特別是許多無業游 民,「為夷用則導之以擊我」,就稱之為「奸」。「為我用則用之以 攻夷」,就稱之為「勇」。而且,「往往兵勇互鬥,放火殺人。

城中逃難之民,或指為漢奸,或奪其財物。」。造成「兵勇」與「爛 匪」分辨不清楚的情勢。而三元里的鄉村民眾,則仇恨英夷冒犯婦女 與地方風水,因此武裝抗英,村民的意識,未曾超越當地鄉村。

鴉片戰爭前後,「漢奸」是一個廣泛的名詞,凡是跟「英逆」有 商業交易和任何利益交換關係的華人,諸如行商、買辦、通事、雇 佣、走私商販、蛋民、勞工、苦力等等,都被華官和鄉紳指稱為「漢 奸」。他們多數來自廣東沿海城鎮和香港地區;物資誘惑驅使他們跟 洋人保持利益交換之關係;因此大致上,就形成城鎮之部份商工市民 結合英人與仇英之官紳結合鄉村民眾,雙方對峙之情況。”王庭蘭又

有切實的分析:

5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6 佐佐木正茂,《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288頁。

: 289頁。

7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48-49.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66, pp.

夫逆夷滋事,豈獨漢奸引導,實亦眾百姓使然。蓋少穆〔林則徐]查辦煙

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雷厲風行,未免操弓過急,故兵怨之,差怨

之,夷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為絕我衣食之原也。故於逆夷蠢動之時,群

相附和。此輩頑民,既不畏王法,安顧國本,只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

則前轍不能復蹈。而逆夷又散流言,以為與官為仇,絕不向民加害。於

是奸民愈貪其利,頑民受其愚。 ·良者少,而莠者多,能不寒心,真可

為痛哭者矣。 B

臬憲王庭蘭感嘆道:眾百姓附和「逆夷」,多數「奸民食其利,頑民

受其愚」,不畏王法,不顧國本,毫無國家民族意識,使他痛哭流涕!

總之,在戰爭期間,中國官員最介意的,是洋人在沿海各地,尤

其在廣東福建,隨時都可以輕易地雇用華民為洋人效勞,到處都是

「漢奸」。況且,他們不僅是無賴之徒,恐怕也有「才能知識之徒」,

跟洋人合作,乘機謀利:「夷人全恃漢奸,為之用重貲勾引。閩廣者

尤多。向來夷之於奸,猶必曲誘。奸之於夷,猶必遠從。馬〔按:

碼]頭設,則夷與漢混,無所謂招致。向猶暗附,今則明勾結

之。......向之遠從者,無賴之奸。後之近接者,恐才能知識之徒,

乘其事機,出而為之謀主。......則可慮者,必非小患。」,香港有許

多各類「奸民」。

1840年代的香港:邊緣開墾地

鴉片戰爭前夕,面積29.5平方英里的香港島,大約只有四千人,

散居在島上一、二十個漁村、石礦村與農村。他們大多是漁民、農民

與採石工人。港島北岸地勢高峻,人口稀少,但是該地瀕臨九龍半

島,形勢險要,可開闢為優越的深水港。自從1839年6月,英國艦隊

在此出現之後,就吸引許多廣東沿岸華民,提供糧食飲水;他們為了

謀生,甘冒中國官員之忿怒,私自供應「逆夷」食物補給和各種服

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288頁。

9 〈英咭唎說> ,1841年,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269頁。

1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9

務。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據香港。6月7日,大英欽奉全權公使 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發佈曉示,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所有運進 運出貨物,一概免其税餉。......為此告粵東及沿海各省商民知悉。汝 等若來香港貿易,本官定必保護身家貲貨,俾得安心辦事無虞。」20

當時前往香港的大都是貧苦窮民,蛋戶(艇家)、苦力、勞工、採 石工、僕役、以及小販。1841年5月,港島人口總共5,650人,其中, 西北方的石礦村筲箕灣有1,200人,完全是流動的採石工;黃坭涌是 個農村,有300人;西南岸的香港仔主要是個漁村,有200人。而本 來人口稀少的北岸,則因英國人之開墾而吸引華人新移民800名和來 自九龍的華工300人、以及港灣艇家2,000人。1香港人口持續增多, 到1842年3月,已達12,361人,其中半數以上居住北岸的「女王城」

(Queen's Town 1843年改稱「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

12 。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9月 5日,大英欽奉全權公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之照會中指出, 「帶同家屬常住香港,已有內民千餘。此時香港既歸我國主掌,斯民 即我國治屬。......其餘暫住香港,以及當時來往商人,即係中國黎

民 J1

13

當時,戰爭雖已結束,廣東官員仍然疾視赴港華人為「漢奸」。

但是,英人開墾港島對貧窮的華人提供謀生的大好機會。道路之興 建,以及房屋、官署、教堂、商店、市場、倉庫與碼頭之各種建設,

需要大量人工,吸引了沿海一帶眾多華民赴港尋找工作。1844年4

月,香港華人總數19,009人,其中13,000人以上聚居在「維多利亞城」

10 〈義律曉示〉,佐佐木正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110頁。 11 1841年5月15日的港府憲報,公佈香港華人總共有7,450人;其中港島南端的赤柱有 2,000居民;The Hongkong Gazette, May 15,1841, p. 289;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941. 但是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London, 1895, reprinted in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68,p.171.指出這些數目 有誤,赤柱居民只有幾百人,全港人口5,650人;此外,九龍之尖沙咀 800人。 12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1842.3.24.

+

13 〈璞鼎查照會〉,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力研究:資料篇》,222 頁。

20 香港入之香港史

和附近港灣。1845年6月,港島人口總共23,817人,內華人22,860

人,其中水泥工7,460人,勞工10,000人,僕役1,500人,艇家3,600

人。15華民人口逐年增加:1848年22,496人,1849年28,297人:1850

年31,987人。16

1840 年代香港華人,大多是下層階級的蛋戶(艇家)、苦力、勞

工、採石工、僕役、工匠、小商販,以及海盜、罪犯、賭徒、娼妓

戶、三合會員、鴉片走私犯與冒險投機份子。當時維多利亞城不適

合家庭居住;絕大多數華人移民是單身男人。社會治安惡劣,1843年

4月26日竊賊甚至闖入總督官府。兩天之後,在同一個晚上,強盜結

隊搶劫三家洋行(Dent's, Jardine's, Gillespie's)。港府下令,華人夜間

上街必須提燈並攜帶通行證,十點鐘以後施行夜禁,不准華人上街,

九點鐘以後,港口不准華船行駛。但此等歧視華人法令,不能杜絕

犯罪。1844年6月18日,一百五十名海盜襲擊港島倉庫。部份洋人

海員和某些港府船政廳管理員,與海盜勾結,供應軍火武器,並提供

貨運情況與警察動態之內線消息,因此海盜猖狂橫行。19 1840年代,

香港吏治之敗壞,充份反映在當時「匿名揭帖」:

本處理刑之官,殘忍苛刻,通埠皆知。受冤無訴,無奈何。 ·理事之

官,視唐人如草芥,作生命如蟲蟻。 ·審事不問其情,不察其真偽虛

實,惟憑一證人以定是非。 ·有匪徒搶奪,優游事外;良人無辜,誣陷

為盜者。 其僱工於番人之家,受其凌辱,手打足踢,而忍辱不敢出聲

者,莫奈其何故耳。 ·受鞭背之慘,或鞭數十,或鞭至百,肉飛血流。20

14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Chung Chi Journal, # 48(May

1970), p. 28.

15 G.B. Endacott, A Historyof Hong Kong, p. 65.

16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17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p. 26-28.

18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I: 29.

19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239.

20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 312-313 頁。關於1840-60年代,香港 法律制度對華人之歧視與嚴苛不公,可參考 Christopher Munn 的兩篇文章: 'Scratching with a Rattan': William Caine and the Hong Kong Magistracy, 1841-1844," Hong Kong Law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1

英籍和印籍警察,不諳華人語言風俗,要管治華人諸多困難,因

此殖民政府試圖利用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實行社會控制。1844年港

督戴維斯(SirJohn Davis, r. 1844-48)委任各村鎮耆老與地保為甲長與保

長,協助警察,維護法紀,處理盜竊、搶劫、騷亂、走私、非法集

會、登記戶口等事。”赤柱、黃泥涌、薄扶林等村落,原來就由傳統

的耆老與地保實行自治,所以保甲制容易推行。但是維多利亞城的

中、下環,是由新移民組成的新地區,許多他鄉移民互不相識,而且

流動性大,保甲制的實行困難重重。

22

香港華人主要來自廣東各地,諸如廣州、東莞、順德、惠州、潮

州、寶安、以及四邑(開平、恩平、新會、新寧或稱台山)等地。不同

鄉籍、不同方言的華人新移民,湧入港島北岸新市鎮。為了爭取工作

機會和資源的分配,同鄉籍的方言族羣,往往聚居一起,互助合作,

以便與其他鄉籍的方言族羣相互競爭。然而,在外國殖民者的統治

下,不同方言族的華人也時常遭遇到共同的困難,需要協力合作,

以克服共同的困難、爭取共同的權益。於是超鄉籍的社會組織,諸如

市區街坊、宗教寺廟,逐漸形成。

至于香港華人與洋人之間的關係,有合作也有衝突。華人來港尋

找工作,被洋人雇用,或雙方進行貿易,就是合作。但是,洋人的民

族歧視,和殖民政府的無理苛求,往往導致緊張與衝突。長期之間,

華洋之衝突,逐漸促成香港華人自覺命運共同之社會意識。「香港華

人社會」之意識,逐漸形成。這個過程,下面舉例說明。

1844年8月21日,殖民政府立法局通過法例,決定登記全港人

口,並對居民徵收人頭稅(每年每人需繳稅一元),藉以防止華人中之

Journal, vol.25, part2, 1995, pp.213-238; "Giving Justice A Second Chance": The Criminal Trial in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China Information, vol. XII, nos. 1-2 (Summer/Autumn 1997), PP.36-65.

21 G.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p.37. 22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冊,95-96頁。

「下賤份子」(the "scum" of the Chinese)湧入香港。10月底,港府通告,

措辭含糊,華人以為每月需繳稅一元(當時華工每月僅得二元或三元

的收入);因此眾情嘩然,華工紛紛離職停工。11月1日,華人商店

與市場全部關門罷市,運貨小艇停業,所有建築工人、苦力和僕役都

加入總罷工。 23

針對殖民政府的苛求,所有不同鄉籍的華人方言族羣(東莞、四

邑、潮州、客家、福佬等)和各階層華人(勞工、貨艇、小販、商人、

買辦等),共同加入罷市罷工。面對共同的困難,來自各邑的商人與

買辦舉出代表,發表〈華民公啟〉謂:

舊例重收地租,已無限辛苦,新例加收身價,又何等艱難。 ·嗟呼唐人

受害,種種難堪。 ...今者公議:各行工商暫行停止,貿易者罷其市,傭

僱者歇其工,大眾踴躍同心,務行挾制之法,俾得聯情懇免,然後再開生

意之門。......切須患難相顧,協力扶持。若其執例必行,寧可席捲而去,

天下豈無佳境,何必香港乃為樂郊? 24

華商代表,一方面呼籲全港華人「踴躍同心,......患難相顧,協

力扶持」,協同罷工停業;另一方面,代表全港華民,向政府提出陳

情與抗議。「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初步形成。他們自覺有共同的

困難,共同的權益與命運,有別於香港的洋人社會。三千名華人,離

港還鄉。全港各業停頓。港英政府終于屈服,宣佈暫不實行新例。11

月13日,立法局修改法例,廢除人頭稅,但下層民眾每年仍需赴政

務司登記人口。25

從此以後,每逢殖民政府對華人有所苛求,華人就採取集體抗爭

行動。此後長期之間,華人與洋人的緊張與衝突,逐漸助長香港華人

23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Nov. 2, 1844, pp.561,563,565.霜崖,

《香江舊事》 香港:益羣出版社,1974年,105-107頁。

24 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 ,170頁;原文採自F.O.233/185,

1844年中文檔,第29號。

25 Eitel, Europe in China, pp. 224, 226.

2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3

自覺命運共同之意識。可是,必須強調:政治社會意識之形成,是一

種過程,而不是一蹴即至的。香港華人社會的流動性頗大,而且社會

份子複雜,「全港華人社會」之團體意識,在1844年的罷工罷市當

中,初步形成,但必須經過環境與時間的考驗,才能成長。

華人與洋人之間緊張衝突,在港島的村莊也時有所聞。譬如,

1849年2月25日,兩名英國軍官(Da Costa上尉和Dwyer中尉)酒後遨

遊黃麻角村落,逐戶尋找女人;肆意衝入一老翁之家,見一少婦與老

婦正在煮飯。英軍官乃動手恣肆調戲少婦。老翁夫婦厲色告誡之,但

軍官反而執杖襲擊老翁夫婦,以致雙人頭破血流。老翁向村鄰大喊救

命。村民趕到救助,但兩名軍官以拐杖攻擊村民。此時,逗留在該村

落的海盜頭目徐亞保,聽到喧嘩之聲,即刻率其部屬,手持槍矛,

趕來保衞村民,擊斃兩名英國軍官,將其屍體拋進海裏。

次日,港英政府動員警察與一百名英國軍隊,到處搜索兩名失蹤

軍官。黃麻角村民懼怕英人報復,都已逃亡離去,只有前日頭破血流

的老翁留在村裏;他毫無畏懼,說自己並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海盜

頭目徐亞保逍遙法外。他擁有盜船二十三艘,率眾一千八百人,配備

火炮十八門,横行珠江口海岸。1851年,英國海軍以欺詐手段生擒

亞保,擊破其海盜船隊,將他判決終身放逐。但徐亞保不堪其苦,獄

中自縊而死。26這個事件表示,海盜有時候也能仗義保衞村民,打「番

鬼」,成為村民的英雄人物。它也反映當時港島社會治安之情況。

1840年代香港是個冒險者與開墾者的世界,充滿危險,也充滿機

會。來這裏謀生的,有許多人冒着風險,什麼事都敢做:走私鴉片、

設賭館、開妓院,或當強盜、做海賊,有時或打番鬼、保衛村民,或

與洋人合作、當買辦,或經商貿易而致富。

邊緣開墾地的冒險者,具有複雜、曖昧的性格。他們原來的社會

口

26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228-230 霜崖,《香港

江舊事》,75-78頁。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 15頁。

背景,是閩粵海岸所謂「游手好閒之輩」。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說道:

粵民風氣勁悍,爛匪尤多,游手好閒之輩,動以數千計。以前各國太平無

事,爛匪亦不過賭博鼠竊,藉以糊口而已。自上年英國構兵,而各爛匪乃

結黨成群,趁勢搶奪賤物者有之,募充壯勇、得受口糧者有之。 27

「壯勇」、「爛匪」與「奸民」,都來自同樣的社會背景。

下層階級的冒險者當中,有的人在中英交戰時與英人合作而致

富。之後,善用其財,熱心地方公益,樂善好施,因而成為香港華人

社會之精英。下面舉幾個實例。

盧亞貴(亦稱盧亞景,和斯文景)原來是黃埔一個貧窮的艇家。在

鴉片戰爭中,他敢冒廣東官吏的忿怒,充當英船買辦,替英軍籌措糧

食而獲利;戰後定居香港,獲得港英當局給予下環一帶大幅土地和各

種優惠。他開睹館、設妓院、獲專利賣鴉片。1845年,他還開辦戲

院,並且獲得港英政府的特許,建造一個公共市場。到1850年,他已

擁有一百間以上的房屋與店鋪,租金滾滾而入,成為當時香港華人首

富與社會精英;很多華人依賴他而謀生。像他這樣冒着風險、由貧賤

而致富的人,具有複雜、曖昧、危險的性格。曾經有一度,港府當局

控訴盧亞貴勾串海賊,但找不出證據。謠傳盧亞貴是個「海上國

王」,傳說他有強大船隊霸佔某處海域、強徵通行稅。28 這種謠言令

人對他感到畏懼。但另一方面,為了社會公益,為了救濟貧困,他時

常慷慨解囊,因此也令人尊敬。能夠令人感到既畏懼又尊敬,這是當

時港島粗暴社會的精英、所具有的品性。

宗教信仰帶給人們精神的慰藉,在華人的生活裏佔有中心的地

位。從閩粵各地來港的華人,在維多利亞城的華人住宅區、需要有個

27 〈欽差大臣耆英照復>,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360頁。

28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26;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1971), pp. 80-81.

2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5

寺廟祭拜神明,保佑安寧。1847年,盧亞貴與譚亞才出資,在荷李活

道興建「文武廟」,供奉文昌帝和關帝。盧、譚兩人在此廟堂「開庭 裁判」華民之糾紛案件,儼然成為香港華人社會的仲裁者。一直到 1851年,才由一些華商店主「整修文武廟,選舉一委員會,裁決所有

公益事件。」 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又一佐證。

1850年代:歷史的轉捩點;華人社會的成長

1850年代是香港歷史一個重要轉捩點:太平天國運動(1850-64)對

香港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許多內地商人與紳士,為

了逃避戰亂,舉家移民香港,帶來許多人力和資金。香港商務與人口

激增:32

譚亞才(亦稱譚才、譚三才、譚錫珍)原籍開平(四邑中之一邑)。曾 在新加坡的船塢當工頭。1841年,鴉片戰爭之中,來香港服務英人, 因此獲得港英當局給予土地與各種優惠,當包商承辦建築多棟大屋

宇,並且開辦一個市場,因而致富。他乘機炒地皮,投資房地產,又 獲厚利。1848年以後,更大事包租船隻載運移民出洋。成了巨富的譚

亞才,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慈善家;因此成為香港華人社會之精英領導

人物,身任各寺廟的值理,扮演傳統耆老的角色,仲裁社會紛爭。30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1851

1,082

377,084

31,463 1,520

32,983

1852

1,097

433,383

35,517 1,541

37,058

1854

1,100

443,354

54,072 1,643

55,715

1855

1,736

604,580

70,651 1,956

72,607

1857

1,070

541,063

75,683 1,411

77,094

1859

2,179

1,164,640

85,280 1,661

86,941

1860

2,888

1,555,645

92,441 2,476

94,917

1861

2,545

1,310,383

116,335 2,986

119,321

1865

4,445

2,134,164 121,497 4,007

125,504

郭亞祥(又稱郭甘章、郭松)原來也是貧賤的蛋家,也在鴉片戰爭 之中,替英國水陸士兵籌辦糧食供應,因而獲利。不過,港英當局並 沒有給他土地或其他特權。他雖然是蛋民,卻與開平籍的譚亞才關係

密切,而成為譚氏族人,企圖隱蔽其貧賤出身。1843年英國人經營的 「半島東方輪船公司」(The P. and O. Steamship Co.,通稱「大英輪船公 司」)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開闢歐洲與遠東之間的郵輪航線,並經營香 港與廣州及其他港口之間的航線。郭亞祥是該公司的買辦。1854年以

後,他自己也同時經營航運與修護船隻,1860年代已擁有船隊航行 省、港、澳門之間,與洋商競爭。郭亞祥同時還擁有其他商業店鋪, 到1870年代,更成為香港華人之首富與社會領導人物,慷慨捐助各種

慈善事業。31

29 "The District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n-Tai-Lo," in The Chinn Review, vol.1(1872-73),

p.333.

30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 29;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p.87-88.

3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0.4.23; Carl Smith,"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p. 97-98.

香港的人口結構起了變化。1848年,女性只佔人口的20%,而

1853年以後到1865年,則是33%,蓋舉家移民來港,增加家庭戶數

與女性人數。33 商人與紳士之移入,也提高香港華人社會精英之素

質。人口和資金的流入,則帶動了經濟的成長。行商相繼建立,經營

國內外進出口貿易。香港逐漸取代廣州的地位,而成為中國沿海重要

的轉運口

34 。

促成香港商業繁榮的另一個有力因素,是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對

外大量的移民。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

張:造成大量人力需求:古巴、秘魯和西印度羣島的棉花、甘蔗農

場;美國西部、加拿大和澳洲的開墾和鐵路的建造;東南亞各地的農

32.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33 E.G. Pryor, "A Historical Review of Housing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2)12: 92.

34 T. N. Chiu, The Port of 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ix, 1, 3, 16-17.

2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7

場;都需要大量勞動力。這些地方吸引了許許多多中國移民。35

根據一項估計,從1851年到1900年的半個世紀當中,有兩百萬 以上的廣東人和福建人,經由香港移民海外。36 為了提供他們的住、 食與交通,香港中外商人,取得了暴利。”移民事業,刺激香港商業 之發展:香港不僅是跟中國沿岸,形成更密切的商業關係,而且對外 貿易也興盛了起來。華人移民到海外,還是保持着原來衣食住行之習 慣,所以香港就大量供應海外華僑的衣物與日常用品。因此,到十九 世紀末葉,香港就成為太平洋盆地的商業中心。38

1850年代移民香港的閩粵商人,紛紛建立他們的經濟地位。譬如 說,李陞(亦稱李玉衡、李昇、李璿)和李良兄弟,於1854年,舉家由 新會遷居香港以後,長久之間經營多種事業:創立和興行金山莊、錢 莊、賭業、鴉片包商、苦力包工經紀、租船運載苦力出洋生意、保險業 等等。同時,李陞熱心公益。出資在故鄉新會造橋與建築河堤以防水 患。1862年,有一洋人經營的船隻,載數千名華人擬前往美國加州,途 中遭遇暴風而觸礁。李昇聞訊,即刻出資數萬元、派員包租一汽船、預 備食糧、出海救助,將所有乘客安全載運返國,救了許多生命。39

又如吳翼雲(亦稱吳振揚)之家族,也於1850年代由東莞舉家移民 香港,1858年創建福隆鴉片行,盧亞貴做擔保。另外有潮州人高滿 華,於1853-54年間來港經營元發行南北行,轉運暹邏白米而致富。

35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136; 彭家禮,〈十九世紀西方侵略者對中國勞工的擄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 研究所集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235-239;255.

36 可兒弘明,《近代中國の苦力[豬花」》 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24頁。

37 Charles Denby, China and Her People: Being the Observations, Reminiscences, and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 Boston: L.C. Page, 1906, vol.2, pp. 93, 110;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259. 38 G.B. Endacott, ed.,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4, pp. xiv-xv, 146; Arnold Wright and H.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ports of China, pp. 116-120, 200-210;嚴中平等人编,《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 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239-241頁。

39 Wright, ed.,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i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P.

184-186.

1858年香港華人行商有35家,1859年有65家,此後又持續增加。

1850年代來港的華商,在營業致富之同時,也建立他們在香港華

人社會的領導地位。

移居香港的華人當中,以講廣州話的廣東人最多,也有四邑人

(來自開平、恩平、新會、新寧或稱台山)、潮州人、客家人、福佬人

與艇家(蛋民)等等。他們各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和方言。

水上居民的艇家,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忌諱。艇家又有講廣州

話、福佬話、客家話與四邑語之分;其中以講廣州話的最多。他們講

廣州話有些獨特的口音,別具風格的語調,與陸上居民的廣州話略有

不同。他們的習俗與迷信,反映他們的水上生活方式。比方說,他們

吃魚的習慣,小心翼翼,吃了一面,避免翻身吃另一面,惟恐折斷魚

骨。他們喝酒時,禁忌乾杯。因為它預兆翻船。艇家主要以捕魚、運

貨與渡海載客謀生,是個非常令人矚目的羣族,生活刻苦勤勞,「晝

夜居住在船上,在大浪中顛簸漂盪,忍受各種不安和危險的折磨。」

他們對香港的經濟有重要的貢獻,但備受陸上居民卑視欺辱,稱之為

「賤民」。艇家出身經商致富的郭亞祥,企圖隱蔽他的原來背景。艇

家雖然在水上謀生,但仍然有許多方面依靠陸上社會:向陸上店鋪購

買日常生活必需品、捕魚器具、船隻用具等等。陸上居民也依靠艇家供

應生魚、港口運貨與載客等等。水陸社會,相互依賴,息息相關。40

在多羣族的香港華人社會裏,雖然不同方言的族羣之間,為了工

作機會和自然資源的分配,而互相競爭。可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

下,他們也面臨着共同的困難和問題,須要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難

解決問題。於是,在各族羣商人的領導下,他們慢慢地組成超越羣族

界限的街坊和寺廟委員會,來維持地方治安、來維護共同的宗教信

40 Hiroaki Kan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7,pp.9-10,12-14,73;中文書名《香港艇家的研究》。 日籍人類學家可兒弘明教授,是香港學的資深學者,在這本家的研究書中,寫一筆 流利的英文和漂亮的中文,對家生活生動的描述,令人神往。他的另一日文著作 《近代中國の苦力之「豬花」》,也是優異之作。

2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9

仰。因此,不同方言族群之間的衝突與競爭,並不排除相互之間的攜

手合作。何況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香港華人各群族,有個共同的願望:祈求眾神保佑,俾得社會安 寧,人和吉祥,商務隆盛。他們皆供奉天后(媽祖)、洪聖、觀音、福 德公與關帝。位於西營盤的土地公廟供奉福德公,能治百病,頗享盛 名,吸引來自全港各處的善男信女。福德公是個稟性寬大的地神,有求 必應,關懷照顧每一個華人,並不歧視任何群族。許多艇家也來祈求保 佑。不過,由陸上的街坊華商當任值事,舉辦盂蘭盆及各種祭典。

。 41

位於荷李活道的文武廟,崇祀文昌帝與關帝。1851年各鄉籍、 各方言族群的華商店主,共同出資,整修擴充廟宇。盧亞貴(艇家出 身的商人),譚亞才(開平),與何阿錫(順德)等人,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後,廟宇值理由各區街坊組成。1857年,太平山、西營盤、上環與 中環等四區(總稱「四環」)之街坊,聯合組成盂蘭盛會,以備舉辦宗 教祭式、作樂、演戲等慶祝活動。文武廟內,有鑾輿兩座,乃各行商 (於1862年與1885年)聯合獻送者,每歲神誕慶典,用以奉請神像出巡

街道。文武廟儼然成為香港華人社會之文化中心。

另外,1851 年華人集資,建立廣福義祠,也同樣標誌香港華人 社會之意識的成長。早期來港謀生的華人,大多是獨身前來,有些人 死後,神主(魂魄附着之主)無地安置,靈魂無所歸依。這是香港華 人所共同關心的事。於是,譚亞才等十四位華商街坊,聯名陳情港英 當局撥地,在太平山區,供華人建造義祠,以慰死者,亦便其家屬異

日來港、把神主領回供奉。44

41 James Hayes, "Secular Non-Gentry Leadership of Temple and Shrine Organizations in Urban British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3), 23:114, 121-124. Hiroaki Kan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pp. 71-73, 80-

81.

42 "The Districts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n-Tai-Lo,"The China Review, vol.1(1872-73),

PP. 333-334.

43 《香港文武廟事略》 2頁。

4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by His Excellency Sir William Robinson, To Enquire Into the Working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ung Wa Hospital, Hong Kong: Noronha & Co.,1896, enclosure 5, pp.xvii-xviii.

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保存着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習俗。

在異族統治下,傳統文化使華人社會凝聚團結,與洋人社會劃分界

限。港英政府規令,如有侵擾華人社會權益,華人上下階層就聯合抗

爭。而抗爭過程中,更強化了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

1856年港府頒佈〈屋宇與妨礙公安條例〉,嚴厲取締犯例華

民。11月20日,華商召集全港華人會議,議決下列要求:港府需修

改條例,放寬處罰,警察不得隨意拘捕、驅逐小販,不得隨便對小

民罰金,不得誣指商販接受贓物,不得隨時取締碼頭堆積之貨物,

必須容許華人有足夠的時間將貨物由碼頭運至商店與倉庫等等。翌

日,全港罷市,等待港府回應。港英當局不得已,出示安民,接受

華人要求。45 商人與小民聯合行動,爭取維護香港華人社會之權益。

他們並不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他們僅要求在殖民統治下,改善自己

的生活、工作條件。

必須強調:這個事件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港人最關心的

是碼頭的貨物和商販與小販的生計,而不是英國侵略中國;港人聯合

爭取香港華人社會的權益,而不是聯合反抗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也就

是說,早在1850年代,港人的政治意識已經逐漸形成:以香港華人社

會為優先的政治意識。

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中英兩國之間關係緊張。兩次鴉片戰

爭的結果,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華人與洋人「番鬼」之間,時常有

種族衝突。來自三角洲的香港華人,自然也難免有排外種族意識。但

是,另一方面,眾多華人自願來香港謀生,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資報

酬。那麼,1856-60年,中英兩國之衝突,到底對香港華人有何衝擊?

1856-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香港華人之衝擊

首先略論戰爭之爆發與廣東官紳之抗英運動。

45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408-410;霜崖,《香江舊

事》,108-109頁。

3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1

香港華人蘇亞成擁有一「亞羅號」(Arrow)划艇,曾向港英政府註

冊登記,懸掛英國國旗。1856年10月8日,該船停泊在廣州海珠炮

台附近。中國水師疑船上藏匿海盜,登船搜索,扯下英旗,將船上水

手十二名,全數捕拿入城。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S. Parkes)向

兩廣總督葉名琛抗議,謂:中國水師侮辱英國國旗,且違反中英條 約,「凡英屬船隻,無論在通商五口何地,皆歸該口英領事官辦

理。」但葉名琛則謂:「此划艇係中國人蘇亞成所造,用洋銀一千

員,買得牌照,假借貴國旗號。」 46

總之,英國藉口「亞羅」事件,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0月23

日,英艦駛入珠江,佔據海珠等多處炮台,炮轟廣州城,摧毀總督衙

門,沿燒民房與店鋪。激起廣東軍民之反抗。12月中旬,民眾縱火

燒毀廣州多間洋行。

此時,法國也以廣西教案(一法人神父被殺害)為藉口,決定派軍

侵華。五千名英法聯軍終于在1858年1月5日攻取廣州,捕獲葉名

琛,將他送往印度囚禁。從此,一直到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聯軍

佔據廣州。廣東巡撫柏貴(和繼任的勞崇光)無可奈何,為了維持省城

之秩序,只好與外國侵佔部隊協力合作。廣東巡撫之幕後,有一個聯

軍管制委員會(巴夏禮為首),操縱一切。

然而,英法勢力尚未延伸到廣州省城之外。廣東上級官紳龍元

僖、羅惇衍與蘇廷魁,於1858年2月,在花縣設立廣東團練總局,企

圖動員全省團練反抗外來侵略者。但事實上,由于地方主義的作祟,

他們只能動員省城以南的三個縣(順德、東莞與新安)。1858年的上半

年,壯勇向廣州節節進逼,襲擊守城番鬼士卒,派員進城縱火,

張貼抗拒番鬼之佈告。7月21日,團勇七千人聚集攻打廣州城牆,但

被英軍大炮轟擊而挫敗。此後,英法士兵進軍廣州城外,雇用華人苦

力為挑夫、探員和前卒,攻擊各處團練陣地。1859年2月以後,抗英

團練勢力潰散。英軍巡邏隊伍所到之處,鄉紳耆老卑恭迎接。鄉紳

46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 420-422: 430 ·

3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視外夷為政敵,但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民則接受外人為廣東的統治

者。一直到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聯軍撤離為止,英領事巴夏禮手

下的管制委員會,站在廣東巡撫的幕後,有效地統治省城與粵東一

帶,維持一般秩序。許多居民、商人與農民,都誠心依靠外人統治勢

力的保護,以防止盜賊,以對抗腐敗的廣州華人官吏。47

這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佔據廣州、統治廣東之情

況。以上的背景,有助于吾人瞭解當時香港華人對戰爭之反應。

中英交惡,置香港華人於困境。本來他們自願來港謀生,安和樂

利。但戰爭帶給他們多重的困難,擾亂生意與日常生計。來自廣州及

廣東各地的港人,對于英軍進攻廣州感到不安,憂慮他們家鄉的安

全。另一方面,廣東官員與鄉紳對港人施加壓力,試圖強迫他們離港

返鄉,抵制英人。1856年12月19日,新安全縣士紳,在明倫堂聚

會,議決嚴禁向香港提供食物:

至我邑各人,向在香港裙帶路開店貿易者,自本... 1日起,限以一月,各

皆罷市回家,以免株累,倘逾限不回,各該鄉衿著,將其姓名報局,作為

漢奸後緝。至於庸劣生童,向有為鬼所惑,教習耶穌,惑世誣民,尤傷風

化,自應速將邪書焚燬,生徒迸逐,如有不遵,立即送官究治。 ·各宜

凜導,無貽後悔。48

另外,東莞紳士也對該在港貿易者,「胥令歇業」。49

這種威脅恫嚇的手段,不是要啟發港人的「愛國主義」,而是要

強迫他們放棄生計,離港返回內地。果然,廣東官紳的恐嚇與壓力,

導致香港華民紛紛關閉店鋪,離職返鄉。永泰、和生、萬泰三大米鋪

率先停業,「各莊口凡唐人大半告去。......在港華民紛紛搬還鄉。」 50

47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pp. 159-176.

4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339頁。 49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341頁。

50《盧玉堂探報》,1857年1月17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931/1825; 轉引自余繩武、

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62-63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3

新安抗敵會會長陳桂籍,派其弟、舉人陳芝亭(譯音)率領鄉勇二

千人到九龍,從事抗英活動:他們攔截向香港偷運物資的船隻,襲擊

零散英軍,派員到港島偵探敵情,試圖放火,企圖鼓動華民抗英。然

而,港英警察戒備森嚴,不易鼓動。

就在這個時候,香港發生麵包含毒案件,轟動一時。它到底與廣

官紳的抗英運動,有無關聯?真相如何?

1857年1月15日早晨,三、四百名洋人因吃了麵包而中毒。醫

院化驗證實,麵包中含有大量砒霜,吃了之後,嘔吐厲害,把毒素吐

出,反而沒有人死亡。不過,有些人(包括寶靈總督夫人Mrs. Bowring)

曾陷于昏迷狀態。麵包是由「裕盛辦館」提供的。警察迅速逮捕辦館

所有工人五十一名。館主張阿霖恰巧一早就帶同父親、妻子、孩子乘

「皇后號」船到澳門去了。在船上他的家人也吃了麵包而中毒嘔吐。顯

然他事先不知情。他本來要到澳門辦貨回港擴充業務,但發現麵包含

毒,乃自動請求「皇后號」駛回香港,警方也追到,帶他返港審問。

張阿霖是個頗享盛名的殷商買辦,不顧廣東官紳的警告,專門供

應洋人食糧。他在廣州的一個商店,曾遭人燒毀,但他仍然忽視警

告。他的辦館生意日益旺盛,錢財滾滾而入,一直到案件爆發才被封

禁。警方懷疑廣東官紳買通工人下毒所致。可是,法院經過三天的審

訊,找不出證據,宣佈罪名不成立。不過,為了緩和中毒洋人的情

緒,港府將扣押之工人驅逐出境,亦令張阿霖離境,限五年內不得回

港。懼怕廣東官員之通緝,張阿霖乘輪往西貢去。裕盛辦館封禁後,

香港大部份的麵包需求,轉由洋人 George Duddell經營的麵包店供應。

後來,當局再追查結果,發現事件很可能全屬意外:裕盛辦館收

購的麵粉,由一艘輪船運來,它也運載一批砒石,兩種貨物堆在一個

貨艙裏,以致麵粉含有大量砒霜。52

麵包中毒案件爆發,正是廣東官紳派員來港鼓動抗英活動的時

候。港英當局大起恐慌,警察皂白不分地亂抓人,逮捕路上「可疑份

子」總共八、九百人,其中167人被驅逐到海南島。港英當局的高

壓手段,引起許多港人之憂慮與反感。另一方面,一般港人也厭惡廣

東官紳派人來港擾亂治安、阻擾商業、干擾民生。

54

廣東官紳派員來港放火,假扮普通乘客,於1857年1月13日,

登上Thistle號船,刺殺船上英國船員,並將船隻燒毀。2月23日S.S.

Queen 號船也遭到同樣的命運。2月28日,位於下環的Duddell麵包

店,及一千多擔麵粉,遭人縱火燒毀。 廣東派駐九龍的抗英鄉紳陳

芝亭說:「燒毀給養,是比禁運更為成功的措施。」九龍是中國抗英

運動的前哨陣地。1857年4月21日,港府遣派兩百名軍隊,渡海襲

擊九龍城;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拒絕交出抗英華人,因此被英軍劫持到

香港。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 r.1854-59)聲稱某些密謀是在九龍策

劃的,要求賠償損失。香港社會情勢緊張。

如上所述,1858年1月5日,英法聯軍五千人攻佔廣州。7月21

日,抗英團練壯勇七千人試圖反攻廣州。廣東抗英官紳發佈告示,號

召華人對港英當局實行制裁,「行封港之法,絕其貿易接濟。」同

時,官紳再度威脅恫嚇香港華人:

凡嗎呫〔按:商人merchants〕敢私買賣者,拿獲治罪。為洋人服役所謂

沙門者[按:僕役 servants〕,及代為駕火輪船樺艇者,限十日回家,不

准逗留。違者緝獲治罪,並罪及本家親屬,三代不准應試。56

總之,港人必需放棄生計,離港返鄉,否則罪及內地家屬。廣東

官紳的威脅恐嚇,不可能激發港人的愛國感情,卻造成一片恐慌,二

51 《十九世紀的香港》 ,63-64頁。

52 霜崖,《香江舊事》,79-91頁。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pp. I: 417-422.

34 香港人之香港史

53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 94.

54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311, 315.

55 《十九世紀的香港》

}

65-66頁。

56轉引自《十九世紀的香港》,66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5

萬名港人紛紛棄業返回內地(當時港島華民總共七萬四千人)。港島食

物缺乏,物價暴漲。

7月29日,香港洋商集會,議決要求當局對香山、新安官紳,採

取武力報復。港督寶靈於是遣派海陸兵士,攻佔新安縣南頭城,強迫

當地官紳恢復對香港之市場供應。57

英國依賴部份華人的合作,進行對中國的侵略。英法聯軍曾于

1857年雇用750名客家人當苦力,又于1860年攻打天津之時,雇用

2,000名客家人當挑夫。其他鄉籍的下層華人,也多被英人雇用充當

苦力、佣工、挑夫與攻城前卒。58 此外,一些既得利益的香港華商,

也與英軍合作無間。譬如,殷商李陞、李良兄弟,捐出現銀十萬元,

並募集壯勇,支援英軍北犯天津。戰爭結束後,他們乃得分享部份戰

爭賠款、及掠自頤和園之古董寶物。5 1860年10月,英國強迫清政

府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3.5平方英里(包括昂船洲)。

1861年1月19日,英軍割據九龍,歸屬香港殖民地。

綜觀上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一般香港

華人的主要考慮,是試圖維護他們的日常生計,而不是反對外國侵略

的「愛國主義」。戰時,既得利益的華商、對港英殖民政權的效忠,

為戰後港府與華商之間的合作關係,鋪設了道路。1860年代後半期,

港府加強與華人社會的對話,通過華商為中介以管治華人社會。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商社會經濟實力之成長與壯大

香港是個英皇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總督由英皇委任,擁

有頗大自主權(autonomy)。港督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舊稱定例局)

來協助統治。從1840年代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英人統治下的香港「立法

局」,一直不具民意基礎,只不過是獨裁港督委任的諮詢機構而已。

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為了建立治安、控制華民,在港督獨

裁統治下,殖民政權嚴格進行人口登記、夜禁,採取歧視華人的法律

制度,對下層華人之觸犯法令者,施加監禁、鞭打、及各種嚴苛不公

之刑罰。大英帝國所標榜的仁德之政、公平的法律與公正的司法制

度,只是迷思與修辭誇飾(myths and rhetorics)。英國在香港的早期

民政策,並非一般學者所說的「間接統治」,而是「直接管制」。殖

民政權司法人員,為了執行治安任務,往往直接深入管制人民起居。

這是最近一位學者 Christopher Munn 的博士論文所強調的。他並指

出,從1860年代後期到1870年代,港府加強與華商領導階層之對

話,試圖利用華商協力控制華人社會。港督麥當奴(Sir Richard G.

MacDonnell, r. 1866-72)與堅尼地(Sir Arthur E. Kennedy, r. 1872-77)之歧

視華人政策,雖與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r.1877-82)同情華人

之人道主義,迥然不同,但他們以華制華之政策是一致的。殖民政府

與華商皆注重治安與社會秩序。因此,就形成保守的殖民政權與同樣

保守的華商領導階層之間的合伙關係(partnership)。殖民政府試圖以

華商精英為中介,對華人社會加以控制。

60

必須指出,英國佔領香港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征服土地、或

擴張領域,而是為了推進貿易。因此,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以促

進國際貿易,港英政府對華人並無興趣採取同化政策,而是任他們依

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謀生過日;在華商的領導下,華人組

織各種職業行會、文化社團,形成一個華人社會。

港英政府另一政策是種族歧視的隔離主義(segregation)。因此華

人社會與洋人社會,就分別形成,互不相關。雖然華人與洋人之間,

常有緊張敵對現象,可是他們也經常協力合作,以追求共同的利益。

為了維持殖民地之治安,並推進商務的繁榮,港英政府企圖拉攏華

57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495; Eitel, Europe in China,

pp. 319-320.

5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2342-347頁。

59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91.

- 60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187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7, pp.480-485. 這是一篇非常用功而且慎重 優秀的博士論文。1997年11月,多倫多大學邀請我當 the External Examirier,前往參 預審核此論文。

3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7

商,對華人領導階層,多加攏絡。殖民政府利用華人商,對一般民

眾加以管制。

首先,華商必須進行商業營利、發展實力,然後利用其財富為資

源,施行其社會權力。香港的商業貿易,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起伏進 展。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6-60年),因英軍雲集,訂貨激增,又因 人力、物資由大陸流入,華人殷商紳士攜帶大量資金來港,使香港經

濟呈現戰時繁榮。1860年代,因為國際經濟不景氣之影響,香港市場 蕭條。但 1869-1872年,經濟開始回復。外國商品在華大量傾銷,香

港已成為各國商品的集散中心。1873-75年又因世界經濟危機之影

響,香港經濟再度衰退。不過,其後又開始回轉。下列統計可見船運

貿易與社會發展之一斑: 61.

南北行之業務,日益興盛。1868年,「南北行公所」同業組織之成

立,標誌着華商在香港轉口貿易勢力之成長。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

上,已佔重要地位。中國的輸入與輸出貨物總值之中,香港所佔百分

比如下:63

中國從香港輸入

中國輸出香港

1871-73年

1881-83 年

32.5%

36.2%

14.7%

25.4%

港督軒尼詩在立法局會議,興奮地報告:從1876年到1881年短

短四年間,香港經濟急速發展,華商各行業數目大增: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40

208

78

109

年份行商零售商經紀人 兌換人 疋頭: ̇花紗: 茶業 米行 木材

1876 215 287 142

1881 395 2,377 455

洋貨

罝

38

58

26

51

95

128

15

167

77

107 191

95

1861

2,545

1,310,383 116,335

1866

3,783

1,891,281 111,482

1869

4,426

2,256,049 114,280

2,986 119,321

3,616 115,098

7,699

121,979

1872

6,099

3,795,566 115,564

6,421

121,985

1876

5,751

4,359,616 130,168

1881

6,412

5,686,488 150,690

1886

8,448

1889

7,588

9,080,390 171,290

8,971,990 183,650

8,976

9,712 160,402

10,412 181,720

10,832 194,482

139,144

總的說,在香港轉口貿易起伏進展之中,香港華商實力逐漸增

長,華人各業行商數目增加。自從1850年代以後,香港已逐漸取代廣

州之地位,而成為中外貿易的轉運口。1866年,香港與中國之貿易,

已擴展到全國各地,包括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台灣、寧波、上

海、九江、漢口、天津等等。而中、港貿易總值,則由1864年的87,

920,518英鎊,躍升至1866年的110,831,818英鎊。金山莊、南洋莊與

61 見《十九世紀的香港》 ,257頁。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62 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 88頁。

,

另外,各種製造業,亦逢勃發展。1880年之一年內,華商購入原屬洋

人所有之地產和物業,總值達1,710,0366元。港督指出,此一大筆財

產轉移到華商手中,極其重要,標誌華商經濟實力壯大。華人已經

成為香港的最大業主,港府之税收,有百分之九十來自華人。1881

年,年納房地捐3996元以上的大戶二十人,內華人十七人。65華商已

成為洋商之同等伙伴與強勁競爭對手。

1860-80年代,紳商文化霸權之下的華人社會

華商在香港華人社會,佔據領導地位。自從1840-50年代,華商

即已自任文武廟及各廟宇值理,管理華人社會公益事業。他們主持街

坊公所,以推進香港華人之福利為己任,當任華人社會紛爭之仲裁

63 嚴中平等人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65-

66頁。

64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June 4, 1881; G.B. Endacott, ed.,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146-147.

65 林友蘭,《香港史話》,79-80頁。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330頁。

3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9

者,亦充當香港華人與廣東官府之間的中介人。1866年2月1日,五 環街坊會議決定,報請港府批准成立「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組織更練,協助警察維持華人社區治安。“而1868年, 「南北行公所」之設置,同時標誌華商在香港轉口貿易勢力之增長, 以及香港華人社會之進一步成長。該公所之任務,不僅協調商務, 而且亦促進華人社會治安與福利。其創建值理(如招雨田、陳春泉、 馮平山、劉老澤、蔡士傑等)皆是華人社會領導階層。67

香港華人社會也發行中文報紙。1860年《中外新報》創刊,由 黃勝與伍廷芳主持。報導船舶消息與貨價行情,反映南北行金山莊之 市況。1872年,陳言(陳亭)主辦《華字日報》。1874年黃勝與王韜 創辦《循環日報》,是華人獨資之中文報。大眾新聞媒體幫助促進

華人政治社會意識,鞏固華人社會。

1872年東華醫院創立,更表示香港華人社會之成熟發展。2月14 日,港督麥當奴親臨主持落成典禮,觀禮羣眾人山人海。東華創建總 理十三人(包括梁安、李陞、高滿華、何錫、吳振揚、羅振綱、黃勝 等)皆是殷商士紳,華人社會之領導人。符合港督以華制華之殖民政 策。殷商富買之東華總理,捐得清廷官銜,穿上清朝官服,拖翎戴 頂,以華人領袖之身份,與港府官員和洋商周旋。東華醫院的功能不 僅提供醫療服務,還從事其他慈善事業。東華醫院的董事(盧禮屏、 馮明珊等人),在1878年向港府請准創設「保良局」,以收容保護貧 困的婦女與孤兒,拯救被拐騙販賣充當妓女的少女與婦女。70

66 H.J. Lethbridge,"The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The Chinese 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1971), pp. 118-119.

67 "The Nam Pak Hong(南北行)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1979), pp.217-218.

68 林友蘭,《香港史話》,74-75頁。

69 H.J. Lethbridge, "A Chinese Associationin Hong Kong: The Tung Wah,"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vol.1(January 1971), pp. 144-158.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是對東華醫院的一本謹嚴詳盡的專著研究。 70 保良局編,《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1978年,137頁。H.J. Lethbridge, "The

Evolutionof A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The Po Leung Kuk,"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0, no. 1(January 1972), pp.33-50.

香港華人社會之成熟發展,獲得港府的肯定與重視。1880年1

月,立法局英籍議員H.B. Gibb請假離職,港督軒尼詩便委派伍廷芳

出任立法局議員,代表香港華人。軒尼詩宣佈:

我確信,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向女皇推薦委派華人當立法局議員之正當

性,因為在這個殖民地,那麼多商業由華人管理,此地最富裕的商人是華

人,華人擁有那麼多財產,他們又是此地的永久居民,而且他們貢獻九成

政府收入。1

那麼,華人紳商如何支配香港華人社會?

香港華人社會,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肥沃土壤。移居香

港的華人,跟大陸的家鄉,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殷商富賈捐錢給廣東

政府,購得官位和紳士名位,以保護在大陸的親戚及財產,並提高他

們在香港華人社會之地位。正如晚清中國的紳士階級一樣,香港的紳

商(紳士商人)運用傳統的儒家教義,來行使對下層民眾的「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權」之觀念,主要來自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與革命

家 Antonio Gramsci之理論。他發現近代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僅強制

(coercive control)控制社會,並且利用各種組織(如教會、工會、學校

等等)之管道對社會民眾施行「霸權」(hegemony)支配。 Hegemony 與

domination 有重要的區別:domination 是指強制的控制,由國家政府

(the state)壟斷使用暴力,並扮演着所有爭端的最後裁決者之角色。

相對地, hegemony 則不是強制的,而是建基於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與民眾之認同(popular consent)。只靠暴力強制控制的政

權,是個脆弱的政權。一個強勁的政權,是hegemony 和 domination

7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Reports, Returns, Memorial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62-81,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p.728.

4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1

雙管齊下。”也即是說:一個強勁的政權,必有民意基礎,用道德說 服民眾(moral suasion)。而專靠蠻橫的暴力強制的政權,則是個脆弱

的政權。

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E.P.Thompson,也認為解釋歷史不能 只顧經濟因素,而必需兼顧文化傳統之社會因素。他運用「文化霸 權」(cultural hegemony)這個觀念來解釋英國社會秩序:紳士階級用宗 教、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來支配十八世紀之英國社會。「文化霸 權」不是用暴力,而是用道德的說服力,以上下階層共有的文化價值 觀念為基礎,以社會共識為基礎的社會秩序。3「文化霸權」稍為類 似孟子所謂「王道之治」,而專靠強制暴力的政權,則類似孟子所謂

「霸道」。

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把「文化霸權」的觀念,用來解釋近代中國 社會。晚清中國紳士階級,運用儒家之價值觀念,對社會民眾行使 「文化霸權」。儒家思想強調精英家長式(elite paternalism)的社會控 制、社會的和諧、社會階層不平等的關係,以及上下階層之間相互的

權利與義務(reciprocal obligations).

紳商是香港華人社會的精英。他們運用各種社會、經濟資源, 來炫耀自己的財富與權力,向下層民眾昭示自己的優勢地位,使民 眾順從屈服。為了享受社會控制的優越權力,紳商必須從事慈善事

72 Walter L. Adamson,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165, 170. Antonio Gramsci 2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7.

73 參考E.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May1978), 3(2): 133-165; "Patrician Society, Plebeian Cultur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Summer1974),7(4): 382-40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74譬如: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2 香港人之香港史

業,提供社會服務,排解社會紛爭;並且代表民眾向港英政府申訴

民願。對地方公益有所貢獻,才能夠贏得民眾的順服,而取得支配

社會的地位。

東華醫院是華人社會之權力中心,醫院董事處理華人社會的公眾

事務。香港大多數華人,不懂英語,也不瞭解港府法令;因此他們盡

可能避免英人的法庭。華人之間,有民事和商業紛爭,就跑到東華醫

院請求裁決。比如說,做生意起了糾紛,債權人要向伙伴討債,就跑

來找東華董事。有個木匠,他的學徒逃跑了,也來找東華董事幫忙。

家庭糾紛,妻子或姨太太離家出走,丈夫也來找東華董事。東華醫

院紳董(紳士董事),就運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及道德威望,來調解、說

服和裁決。

這種社會仲裁的運作,必須有上下階層共同信奉的一套價值觀念

為根基,才有可能。香港紳商處理公眾事務,相當注重大眾輿論,希

望能透過社會共識,來處理公眾事務。紳商奉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

是儒家思想)為「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hegemonic ideology),來行使

對下層民眾的支配權。這種傳統的意識形態,強調精英的領導地位

(elite leadership)和社會階層不平等的關係。其實,這種霸權意識型態

之下,所達到的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從下層民眾的觀點來分

析,可以說是一種「假共識」(pseudo-consensus 借用 Jürgen Habermas

的用詞),因為民眾不自覺的內化(internalize)並接受這個意識型態,而

自居於劣勢地位(也即是Herbert Marcuse所謂 false consciousness 錯誤

的意識)。總而言之,香港的紳商運用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

來支配控制香港華人社會。

那麼,為什麼港英政府容許華商擁有這樣的權力?有許多原因。

在殖民政府監督之下,紳商沒有私人武力(紳商組織「團防局」之

75 E.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p. 96-98.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3

更練,在港府直接監督下,協助警察維持治安,跟晚清中國地方紳士

操控團練大不相同)。二、紳商出資提供社會服務,殖民政府樂觀其

成。三、紳商所奉行的儒家保守教義,強調社會秩序和諧,有利於英

人統治。四、殖民政府需要紳商的支持,來強化其威望與合法性。

五、紳商也可提供意見、資訊,協助維持社會秩序,調解紛爭。紳商

跟港府合作,維持公安秩序,確保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因

此,紳商與殖民政府的關係,是一種利益的結合與交換。

為了要對下層民眾行使「文化霸權」,港商必須紳士化,以增進

自己的社會地位與聲望。

香港華商之紳士化:以高滿華家族為例

高滿華是早期香港歷史上白手興家的富商,名盛一時之「元發

行」的創業人。1822年前後,出生於廣東潮州府澄海縣玉窖鄉的一個

農村家庭,乳名叫滿和。從十二、三歲時就幫助家人種田,農事稍暇

時,才在鄉間祠堂跟村夫子學字,讀些《三字經》、《千字文》的訓

蒙書,粗略認識一些字。他認為種田沒出息,因為看到同鄉「過番」

(出洋)往暹羅的人,有的發財寄回僑匯,家計頓時改觀,造新房、建

祠堂、買買地。於是他也動心了,就決定「過番」去了。76

年紀尚輕的高滿華到暹羅後,做過好多工作,曾在碼頭當托米苦

力,也當過廚師。若干年後,存了些錢,就和朋友合股開設火磨(碾

米廠),被人騙了一筆錢,只得再從頭做起。過了好幾年,大有所

獲。買了一艘帆船運貨物往潮州,曾自駕「紅頭船」來往暹羅與潮州

之間,人們叫他「滿華船主」。他在曼谷發了財,開設「元發盛」碾

穀廠,碾成白米後,運至香港,供應廣東民食。暹羅僑胞尊稱他為

「滿華座山」(座山猶言「事頭」)。”

另一位暹羅華僑澄海人高元盛,於1843-44年間,來香港設立

76 林熙,〈從香港元發行談起〉,《大成》,第117期(1983年8月1日),50-51頁。此

文作者林熙是筆名,實名高貞白,是高滿華之孫,高舜琴之子。

77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大華》,一卷四期(1970年10月),2頁。

「元發行」。經營十年,業務不振,1853-54年間,高元盛因年紀大,

而兒子又不務正業,於是就讓給同鄉的高滿華接手經營,仍叫「元發

行」。大加整頓之後,業務日見發達,主要經營與南北土產。

1857年,高滿在曼谷的妻子金氏替他生個兒子,取名琴。從此香

港與曼谷兩處的生意蒸蒸日上。高滿華非常高興,認為有了「元發

行」,三年有成,就產下「招財貴子」。不久,在新加坡也開設「元

發棧」。

原來農民出身的高滿華,文化水平低落;在海外發了洋財之後,

有一次還鄉,被縣衙門的差役、製造假文書把他拘捕,罪名為「通

番」。後來,花了八百兩銀子、託縣衙門的書吏把罪名脫掉。受此打

擊之後,高滿華決意讓他的兒子讀書,期望得個功名,免被欺侮;但

兒子都還小,不如自己先捐個官銜,「以便和士大夫來往,人家就不

敢隨便來欺壓了。於是花些錢捐了一個正五品的候選同知,已是「衣

帶榮身」,廁於士紳之列了。」 79

既已捐了官銜,也需要取尊號與別字。乃改名廷楷,字宗實,號

楚香。這些紳士的象徵,改變他的自我形象與社會身份,使他成為嚴

然一位紳商。元發行是香港南北行之中,首屈一指的最老的商號。東

主高滿華也成為華人社會之精英。他開始從事公益,以回饋社會,並

提升自己的聲望。1872年東華醫院正式創立,高滿華是十三位倡建總

理之一。1877-78年,山西、河南一帶旱災,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賑

務,由福建巡撫丁日昌負責向香港南洋一帶勸捐。高滿華在香港、暹

羅、新加坡極力助捐,大為丁日昌稱贊,說他急公好義。李鴻章上奏

清廷云:「香港、新加坡、安南、暹羅等處,潮人貿易尤多,查有候

選知府柯振捷、候選同知高廷楷,深明大義,勇于為善。」因此,高

滿華獲得「即用知府加五級」之功名。 80

78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 《大成》 79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80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孪

117期,48-49頁。

事

2-3頁。

•

3頁。

4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合 45

熱心社會公益帶來的功名,不僅提升他的社會名望,同時也促進

元發行的商務營業。他建立了一個國際商業網絡:由汕頭、香港、

羅與新加坡;各地都有商號與家產。他擁有四個妻妾。在澄海家鄉

的蔡氏夫人是正室,蓋當初高滿華首次出洋時,十六年不歸,而其父

抱孫心切,於是給他娶蔡女為妻,並替他領養一長子名振綱。但當時

高滿華身在暹羅,已娶金氏夫人;她是生活習慣已過羅化的華僑,但

尚能講潮州話,「諳商術,能助君籌策」。另外,高滿華在香港又娶

鄧氏夫人與林氏夫人。兩妻兩妾總共替他生九個兒子(包括領養的長

子)和兩個女兒。其中,他最寵愛次舜琴(金氏夫人所生),期望他

讀書求功名,並繼承父業。

1882年高滿華在故鄉逝世,享年六十歲。留給兒子們各地產業、

良田二千畝、還有現銀不知多少。光是蔡氏夫人的「卧室閣樓那五六

隻大木櫃,和室內兩隻大紅雕花木櫃,都裝滿元寶和金飾,這批財寶

是她的私房。」高滿華臨終時,以各地生意大權授與次子舜琴(時26

歲),並囑親信姪兒陳春泉協助經營。春泉是琴的表兄,已在元發

行任事多年而升為經理。82

高舜琴是富家子弟、手不釋卷的讀書人,「不曾在商場打滾過

的,只會讀書寫字」,怎麼會做買賣經驗老練的表兄陳春泉,叫他

不必耽心。凡事有表兄在旁指點,「他只要以家的身份安坐在事頭

廳裏,和客人應酬,拉多些生意上門就好了。南北行生意,以代客買

賣貨物為主,賺的是佣金,客貨多,當然賺得越多。......元發行的生

意日盛一日,客貨爭着託元發行代賣。」 83

人們覺得奇怪,為什麼元發行生意那麼好?有人說:是風水的關

係;高舜琴的八字和元發行的坐向都有關係。也有人說:先人高滿華

竭力做善事,首創東華醫院,救濟貧苦民眾,又在華北大旱時,捐款

81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 《大成》,117期,50頁;118期,48頁。林熙,〈高

資政公阡表與高楚香公家傳〉,《大成》 ,121期(1983年12月1日),55-56,58頁。

82林熙,〈從元發行談起〉,《大成》 117期,50頁,118期,48頁。

83 林熙,〈從香港元發行談起〉,《大成》,118期,45頁。

46 香港人之香港史

賑濟,出錢出力,救活很多人,「積有陰德,福蔭後人」,所以興

盛。又有人說:「前人種樹後人涼」,元發行自從開辦以來,代客買

賣,收到貨價即刻結帳付給貨主,從無拖欠,故此信用昭著聲譽良

好。更有人說:東主高舜琴不是普通做生意的,他是老實的讀書人,以

秀才主持商店,主客十分相敬。1882年,任東華醫院總理。1888年,參

加科舉,中了舉人,又捐有官職,人們對他更相敬更信賴了。驳

從此以後,元發行踏入黃金時代。高舜琴[不停地來往香港、暹

羅、新加坡、安南之間,親自招攬客商,爪哇的糖王黃仲涵也信任元

發行,他的建源行把白糖的南華代理,委託元發行辦理。」此時,

元發行的聯號,遍佈東亞各大主要商港,包括在日本神戶的文發行。

並且代理蘇格蘭東方船務公司和 Norddeutscher Lloyd 輪船公司曼谷

香港航線的船隻。

86

元發行的國際商業網絡,生意旺盛。單就香港的元發行來說,從

1883到1889年之間,每年的純利平均二十五、六萬兩。從1889年以

後,每年代理客戶所賣的貨物,價值一千六、七百萬元。高舜琴繼

承父業之後的二十五年間,所賺的錢,至少在一千五百萬左右,比他

父親遺下的財產多了好幾倍。紳商高舜琴經常為商務而奔跑東亞各

地,突然於1909年不幸在日本神戶病逝,享年僅四十三歲,遺下子女

二十三人。兒子高繩之,接辦元發行業務,生意持續隆盛;他曾于

1903 年考中舉人,而且政治意識強烈,即將參與中國之革命運動。

這一段高滿華家族「紳士化」的歷史,反映香港紳商如何運用各

種資源,來促進與維持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他們擁有廣泛雄厚的資

源:包括物資(金錢、商業財富、土地等等);社會資源(家族親屬關

係、同鄉地緣關係、超鄉籍社會組織如東華醫院與保良局、國際商業

>

118期,45頁。

84 林熙,〈從元發行談起> 《大成》 85 林熙 〈從元發行談起〉 《大成》 ,118期,45頁。

86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arts of China,

p.229.

87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和> 5頁。

88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大成》 ,118期,50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7

網絡等等);個人資源(個性、人品、人緣、組織能力、領導才能等

等);象徵資源(科舉功名、捐得官銜、尊稱名號、名譽、富貴的生活

方式等等);以及文化資源(文化價值、宗教信仰、迷信、習俗、風

水、八字、崇拜祖宗、孝順父母之儒家傳統等等)。華人精英運用這

些資源,促成香港華人社會的形成。特別是社會與文化資源,助長獨

特的香港華人社會,有別於香港洋人社會。

高滿華家族三代的歷史,也反映香港華人多層次的身份認同。來

自潮州的高滿華在香港經商二、三十年,認為自己是旅居香港的潮州

人。他熱心香港社會公益,協助創建東華醫院與保良局,以造福香港

華人社會,顯然他也認同香港。華北大學,他出錢出力,賑濟災難,

榮獲中國官銜,他亦認同中國。出生在暹羅、成長在香港的高舜琴,

繼承父業,參加科舉,考中舉人,捐得中國官銜,並任香港東華醫院

總理與主席,造益香港華人社會。出生成長在香港的高繩之,也自認

祖籍潮州,繼承父志,中舉人,並將加入中國的革命運動。三代家

族,均同時認同潮州、香港與中國。

然而,認同中國並不一定與中國政府官員合作無間,雙方關係也

有緊張的情況。

處於中英兩國之間,華人、華商的困境

港商跟中國政府是維持什麼關係呢?為了提高社會地位並保護在

大陸的親戚與財產,香港的華商往往向清政府捐錢購買官銜和紳士名

位。可是「紳士化」(gentrification)帶來的,不僅是權力,也有義務。

中國官員經常對香港紳商提出種種要求。每次大陸發生水、旱災,都

要華商捐輸賑濟。

比如,1885年春天,廣東洪水泛濫成災,香港華人踴躍捐輸。

美洲、澳洲、南洋之華僑團體,也紛紛匯款到香港,先後共捐十萬

元,委托東華醫院代為處理賑濟事務。東華醫院陸續轉交廣東賑濟。

事後,剩下三萬一千元餘款,由東華主席關愷川暫時保管,以備將來

再有災難時賑濟之用。但廣州官府命令關氏將餘款交來。可是,關氏

4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認為有義務暫時保管餘款,不能遵命。廣府則一再催款。關氏不堪廣

府的無理索求與威脅恫嚇,而請求港英政府保護,也因此引起廣府的

極度不滿。

89

中國官員視香港華人為臣屬,不顧英人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權,自

然激發港英政府的憤怒。香港華人,處於中、英兩國政權的夾縫之

間,雙方官府都對港人要求忠貞歸順,港人往往陷入兩面為難的困

境。然而,港人也試圖利用處于兩個政權的夾縫,保護自己權益。東

華主席關愷川請求港英政府保護。

港人的困境,又在1884年顯現。中、法戰爭爆發後,廣東官府

大事宣傳中國民族主義,要求海內外華人及香港華民,愛鄉愛國、羣

起報效,以各種明暗手段(放火、殺害、食物置毒等等)抗拒打擊法國

侵略者。香港紳商李德昌和何亞美,與廣府協力合作,在港分發廣府

諭告,並秘密電告兩廣總督張之洞,有關法國人員在港行蹤。廣府

派密探到香港偵察敵情,並收買洋人當密探。張之洞向清廷報告:

「洋人來粵最久,譎猾尤甚......餌之以利,洋人亦往往肯為我用......

有一香港法人,時為我密報,法人動靜情形,十得七八。」法國軍

艦船隻,駛入香港九龍船塢修護,但是華人工役拒絕為法人服務。

廣府對香港華民發佈諭示,自然激怒港府。港督向北京政府抗

議,逼使總理衙門電告廣府對香港要收斂節制。另一方面,港府懲罰

刊印廣府諭示的香港華文報紙,並對拒絕服務法國人的華工罰款處

罰。總之,廣府諭示香港華民不要為法人服務,而港府則強迫華民為

法人服務。華民兩面為難。港府的高壓手段,終于引起羣眾暴動,反

英抗法。有一名苦力被警察射殺身亡,數人受傷。廣州《述報》之記

者報導:「中法自開戰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買役夫,亦義切

89 CO 129. 225. 7651, Marsh to Granville, March 24, 1886, pp.328-331. 90 胡傳釗,《盾墨留芬》,1898年出版,台灣學生書局重印,民國62年,136,150頁:

「頃接何獻墀(按:何亞美】二十六日所發電報,言三五日,法人以小兵船一二艘到 虎門探軍實,是大有窺伺之意。」

91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2年,卷16,頁17。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9

同仇」。在這個反英抗法的羣眾暴動當中,有些華人表現模糊的民

族國家意識,雖然那只是曇花一現。

然而,羣眾暴動造成流血事件,破壞社會秩序,商業停頓,這是

華商所不願意看到的。紳商於是與港府合作,英軍進駐東華醫院的大

廳,以便鎮壓暴動。但是,當秩序稍恢復之後,紳商即刻請求撤軍。

這件事流露紳商的矛盾心態:當為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紳商,一方面

同情華工的處境,試圖維護華工,私自賠償勞工被罰款的損失;另一

方面,紳商卻與港府合作,共謀壓制華人羣眾暴動。這是殖民地華人

精英的矛盾處境。這種上下階層矛盾關係的現象,當時還只是隱隱約

約,但它將隨時間及社會經濟的演變而加劇,到1920年代將轉變成嚴

重的勞資衝突。1880年代的香港華人社會,尚是紳商文化霸權的黃金

時代。此次暴動是在複雜的内外因素交加之下,一時失控所致。事

後,迅速恢復紳商支配的社會秩序。

華商與殖民政府的矛盾關係:合作與抱怨

1884年羣眾暴動是香港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從此以後,港府企圖

加強控制華人組織,以維持治安。同時,港府也設立了上進的新管

道,來拉攏安撫一些有志的紳商與華人精英。先後任伍廷芳(1880-

82)、黃勝(1884-90)、何啟(1890-1914)、韋玉(1896-1914)等人當立法局議

員。並於1886年以後,先後委任何啟、黃勝、韋玉、胡連元(福佬)、

劉渭川等人為潔淨局委員。港府並任命英籍的華人精英當太平紳士

(Justices of the Peace),襄助殖民政府維持社會秩序。1884年六十名非

官守太平紳士當中,只有七位是華人;1893年八十四名當中只有十二

位華人。93

不過,這些委任職位,並無政治實權。潔淨局只是管理一些倒垃

圾和清理糞便的事,是今日市政局(City Council)的前身(英國殖民時 期,港人譏笑它是垃圾局 Garbage Council)。甚至於「立法局」,實

92 方漢奇輯:<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鬥爭》《近代史資料》,1957,第6號,頁26。 93 Hong Kong Directory [1884], pp.348-349;[1893] pp.612-613.

際上也只是咨詢機構。在殖民情況(colonial situation)之下,被委任的

議員大部份是順服的華人。港督軒尼詩稱伍廷芳是立法局裏面「無足

輕重的人」(a cipher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黃勝經常表現「合作

的態度」,殖民政府對他也不用擔心。那麼,為什麼華人精英願意

接受沒有政治實權的官銜名位?因為它增進社會地位與聲望,有助於

他們個人的商務與事業。

香港歷史上,華商一概支持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究其原因,不

外是利益的結合。自由貿易將華商的經濟利益,跟外國資本結合在一

起。比如說,洋行雇用華商當買辦。許多華商附股洋行,成為洋人企

業的股東。事實上,外國資本在中國建立了商業、金融與工業的支配

地位,因此華商必需依賴外國資本提供各種服務——航運、銀行、工

業技術......等等各方面的服務。甚至於傳統的錢莊,也跟外國資本

形成密切的關係,而造成錢莊的「買辦化」。96 總之,華商對外國資

本的依賴,華商與外資的密切利益關係,促使華商跟港英政府合作,

支持英國殖民統治。

可是,支持與合作只是雙方關係的一面。另一面,是緊張與抱

怨。華商既依賴、又抱怨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支配與控制。而且,

洋人在香港享有統治者的特權,對港府頗具影響力;這一方面,華商

無法與洋商競爭。譬如說1882年,李德昌與何亞美辦一個華人資本的

「華合電報公司」,向港府申請裝設九龍與香港之間的電報。由于種

族歧視,港府不准其請,他們感到怨恨。不過,他們還有其他事業

(保險公司)和洋人合伙。因此華商與洋人是伙伴,也是對敵;是朋

94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pp.95,109-110). 1890年後,何啟在立法局 (1890-1914)發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講一口流利漂亮的英語;他跟非官守的英人 議員一致採取「忠誠的反對政策」(loyal opposition),真誠擁護殖民政權。韋玉在立法 局(1896-1914)甚少發言,他對政府官員唯唯喏喏。英皇授給何啟(1912年)和韋玉(1919 年)爵士名位,嘉勉他們的效忠服務。

95 Marie-Claire Berge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49-250. 96 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歷史研究》,1965年,第

四期,70-72頁。

5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51

友、也是敵人。雙方維持着曖昧矛盾的關係,既合作又競爭。華商對

港英政權,既支持又抱怨。

基層民眾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香港殖民政權與華人基層羣眾之間,關係如何?在漫長的英國殖

民統治期間,統治族羣與被統治的華人基層羣眾之間,有合作也有敵

對,有和諧也有衝突。譬如,1861年運貨船夫罷工,抗議港府強制他

們登記身份註冊的法令。1863年轎夫罷工,抵制政府對苦力館抽稅的

條例。1883年為了反抗警察的管制與侵擾,攤販與人力車夫聯合起

來,張貼海報,威脅要起義攻打洋人社羣及殖民政府。這個騷動,顯

示排外主義與保護勞工利益的動機。 98

原來,貧窮逼迫民眾由大陸遷移香港,尋求工作與謀生機會;他

們樂意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質報酬。可是,當殖民政府企圖以法律規

令,來管制他們的生活與工作,而侵擾到他們的習俗與利益時,就引起

他們的反抗。可是,他們並不是反對「殖民主義」,他們只不過是反對

特定的法規,希望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改善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

社會動亂影響到香港華人商業階層的利益,引起華商的關切;況

且紳商也自認為有道德義務,為民伸冤。因此紳商居間協調,解除紛

爭。這是香港華人社會,在紳商的「文化霸權」之下,重複顯現的解

除紛爭的型態。

十九世紀的香港華人社會,有八成以上的人口是靠勞力謀生的勞

動工人。他們每日為生活而掙扎。他們最關心的是,直接影響到他們

生計與習俗的當地的事務。而「愛國主義」、「國家意識」、「民族

大義」與「反對資本帝國主義」這些觀念,對於勞動民眾,是既抽象

又遙遠。有關國家、民族與國際問題,假如跟他們實際的生活沒直接

關連的話,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譬如說,英帝國主義者於1860年強

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並於1861年1月10日,佔據九龍半島;這

97 CO 129. 198.3979, Hennessy to Colonial Office, telegrams, 2-3, March, 1882, p. 43.

9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May 23, 24, 1883.

並沒有喚起香港華人愛國主義的抗拒。

然而,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在一個內外因素交錯的環境

之下,香港羣眾暴動當中,有些民眾的語言和行動,就含糊地流露原

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傾向。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法國軍艦

在香港海面干擾華人船隻,並恫嚇將炮轟廣州及廣東沿岸,直接危害

到香港華人和他們在廣東的親戚家人。第二:廣東官員大事宣傳愛國

主義,要求香港華人通力合作,保衛自己身家,抗拒法國侵略。第

三,香港紳商李德昌與何亞美,支持協助廣府,在港分發愛國抗法諭

示,影響基層民眾。第四,香港華人船夫拒絕載運貨物,港英政

府科罰金,引起暴動。第五,警察開槍射殺羣眾,更喚起工人罷

工、商人罷市。港府對華民的高壓手段,使原本排外抗法的情緒,擴

大為反英抗法的民族情緒。殖民政府派遣軍隊巡邏市街,駐軍東華醫

院之大廳。紳商居間調停。華人船夫張貼佈告,抗議罰款,並懇請紳

商臂助,「免被法國人譏笑」。有一屠夫用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向洋人喊話:「番鬼豈能打敗中國人(Chinaman)?」他煽動羣

眾「打番鬼」。第六,華文白話畫報刊物,「多互製戰勝空氣,大

為社會所歡迎。』100當時在香港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就學的孫

文,對於碼頭工人罷工的愛國行動,頗感欣慰鼓舞。101

回憶兩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沿海有許多「漢奸」,曾為英、法

侵略者雇用。這次中、法戰爭期間,還是有許多「奸民」為法人所

用。《述報》報導,沿海與南洋一帶,有華人被法人雇用為密探(「常

往來省港」)、兵卒、佣工;也有華人被迫充當奴隸;也有上海華人接

濟法人以取利。102 兩廣總督張之洞,於1884年9月12日,發佈〈禁

漢奸受雇當兵及為法人修船示〉:

99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6, 11, 1884.

100 陳大同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香港華文報業演

變> 此書無頁數。

*

101 Paul Linebarger,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Y.: Century, 1925, p. 177. 102 《述報》、乙酉、 四(1885年3月20日);乙酉 ·十九(1885年3月5日);乙

酉、 十六(1885年3月2日);甲申、十二、二(1885年2月6日)。

5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53

聞香港澳門一帶,向有漢奸,串誘多人,給予厚值,或騙往雇工,或

給為服役,一經上船,便迫令為兵,置之前驅...... 是以中華之人而害中

華,以廣東之人而攻廣東,致爾之鄉井因爾而蕩為邱墟,爾之親鄰為爾而

慘羅鋒鏑。清夜自思,忍乎否乎。103

7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2

1885—1900年代

總之,中、法戰爭期間,沿海、港澳與南洋一帶,還是有許多

「奸民」為外國侵略者所用。

然而,當時香港也有新氣象。《述報》報導香港華人「心存敵

愾,無論商買役夫,亦義切同仇。」又,「粵省籌辦海防,開捐軍

費。日前香港華民,無論商民,無不踴躍捐輸。」張之洞對香港華

人,有平實的評議,報喜也報憂,稱贊港人各階層之抗法活動:

在港華民生理事事取資洋人,似有近墨染泥之慮。然自前年〔1884年]海

防有事以來,在港商賈、工徒、船戶、俯作,無分貧富賢愚,咸懷敵愾,

發於本心,或堅拒法役,或密輸敵情,或力助軍火,或憤發公論。

.......105

。

我中國文明大邦,何以窮弱一至於此......今以英國商務

論,實與我中國唇齒相依,互相維繫,他山借助,舍英

無以為心腹之托。 一香港紳商何亞美,1899年

抵制美約之上等花露水出現。好極好極。 ·本公司

之雙龍伴珠嚜花露水,係由華人陳氏發明,向中東採

取材料自製,其芬芳處,與美貨比例,有過之,無不

及口 -雙龍公司花露水商業廣告,1905年。

經營[製造肥皂]業者,不僅為了營利,而且為國家

挽利權。 一肥皂廠商商業廣告,1908年。

私自秘密進行外貨日貨】之交易者,不僅應受罰

款,甚至死刑都不足抵償其罪過。 一抵制日貨之粵

商,1908年。

總之,中、法戰爭期間,在多種因素交錯(諸如:法國的侵略,港府

的高壓手段,廣東官府的愛國諭示,香港紳商的誘導,白話報紙的宣傳)

之環境當中,有些香港民眾開始意識到,保護己身利益與中國抗拒法國

侵略,有連帶的關係,因此隱約地表現愛國意識:己身利益是主要的考

慮,愛國意識是次要;有些民眾已經意識到兩者的連帶關係。 106

雖然,隱約的愛國意識只是曇花一現,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失無

蹤。一般香港民眾最關心的,是直接影響每日生計與習俗的當地香港

華人社會之事務。

103 《張文襄公全集》

+

卷119,16頁。

104 《述報》,已酉、二、五(1885年3月21日)。

105 《張文襄公全集》

,

卷十五,15頁。

106 詳見拙著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124-146,第五章,全章討論

中、法戰爭時之香港。

1880

年代中期到1900年代,香港華人社會,漸趨多元複

雜,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戰。同

時,香港也感受到晚清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衝擊,港人知識份子投入

中國維新與革命運動。一般香港華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識,反映

香港商業環境,有其特性。他們既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

同中國。兩個認同混合,形成我所謂「結合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

(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部份香港華商利用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

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來爭取商業利益。港商善用中國民族主義,

以爭取己利。

1885年至1900年代之社會變遷

從1885年到二十世紀初年,香港華人社會,漸趨多元複雜。幾

個重要的因素,帶來社會的變遷。

5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5

香港人口與商務逐年增加。列表如下:

1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1876

5,751 4,359,616

130,168

8,976

139,144

1886

8,448 9,080,390

171,290

10,412 181,720

1895

9,089 11,525,586

237,670

10,828 248,498

1905

18,103 19,778,176

359,873

17,977 377,850

1910

17,557 20,966,504

415,180

1911

19,644 20,490,520 445,384

20,806 435,986

18,893 464,277

1914

23,740 22,069,879 480,594

20,710 501,304

二、轉口貿易快速發展。香港是個轉口港(entrepot),它對中國

的輸出,大部份非本地產物,它從中國輸入的貨物,也大部份不在

本地消費。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從下列的統計

可見梗概:2

年份

中國從香港輸入

中國輸出香港

1871-73

32.5%

14.7%

1881-83

36.2%

25.4%

1891-93

51.2%

39.3%

1901-03

41.6%

40.8%

1909-11

33.9%

28.2%

1919-21

22.4%

23.8%

因為人口增加,和快速經貿發展,香港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

產生了變化,漸趨複雜多元。代表廣東、福建各地邑的同鄉會館、公

所,開始建立。1890年代已有幾個,到1911年以後,更像雨後春筍

般地出現。其目的在聯絡同鄉感情,互助合作,促進同鄉利益,對新

移民的同鄉提供服務,對內地的家鄉提供協助。然而,在一個漸趨

1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32.

2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人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5年,65-66頁。

3 E. Sinn,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in Elizabeth Sinn, ed.,

複雜的香港華人社會裏面,有關華人的政治社會問題,就愈難獲致社

會共識。

三、由于經濟發展,大型華資企業,也開始形成(雖然中、小企

業還是佔絕大多數)。例如:大成機器造紙有限公司,於1891年設

立,使用由英國輸入之新機械,1909年雇用職工百餘人。隆記(火柴)

公司於1899年前後創立,到1917年職工一百七、八十人。廣協隆船

廠於1877年僅以2,000元初創之後,業務迅速發展,到1890年,資金

增至200,000元。1908年,雇用職工三百人,進行建造與修理小蒸汽

船。另一造船廠 Tung Tai Tseung Kee & Co.(初創於1897年)於1908年

雇用職工五百名。此時,階級意識,逐漸形成。勞資對立的情形,也

開始出現。各種工會也有時候為了提高工資而進行罷工。然而,在1911

年以前,勞資糾紛還不是頂嚴重,時常由紳商協調妥協而平息。

6

四、新生一代商人、實業家、專業人士和新知識份子(new

intelligentsia)開始出現。他們比前一代西化,更願意接受新事物。譬

如說,馬應彪於1900年創立香港第一家現代式的百貨公司——先施公

司(Sincere Company):採用新式組織和經營管理方式。”郭樂、郭泉

兄弟步其後塵,於1907年創立永安公司(Wing On Company)。又有蔡

英輝、蔡昌、蔡子輝等多人,於1912年創立大新百貨公司。“專業人

士(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教師、新聞記者)與新知識份子,大都接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pp.159-186.

4 前田寶治郎編,《香港概觀》,東京,大正8年,494-495頁;野田實之助編,《香港

事情》,東京,大正6年,293頁, 296頁。

5 野田實之助編,《香港事情》 ,285頁。Arnold Wright and H.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1908, pp. 245-246.

6 A.E. Wood, Report on the Chinese Guilds of Hong Kong, Compiled from Material Collected by the

Register General, Hong Kong: Noronha, 1912, pp. 7,19-20.

7 Wellington Chan,"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m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Summer 1982), 56(2): 218-235.

8 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撐持市面繁榮的幾家華資公司史略〉。此書無頁數。

5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7

受過新式教育,不僅擁有新的專業知識,而且具有新的政治社會思想

和價值觀念。甚至於受過舊式教育的年青一代,在世紀之交,也比上

一代,勇於創新革舊。比如紳商高繩之(潮洲人,舉人,元發行第三

代東主,高滿華之孫,高舜琴之子),投資新式企業,並投身中國共

和革命與民族主義運動。,

新知識份子雖然還保持許多中國傳統思想、習俗和觀念,但是他

們也勇於挑戰某部份舊習俗、舊傳統。比如,謝纘泰自稱是儒家教義

的捍衞者,可是他也是個基督徒。在皇仁學院(Queen's College)學生時

代,就時常和十六位摯友談論共和革命,志在拯救中國億萬人民。稍

後,於1892年,與楊衢雲、黃詠商(立法局議員黃勝之子)、溫宗堯等

十六人,組織輔仁文社。1895年以後,加入孫文的革命活動。謝纘泰於

1903年,當南華晨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買辦。10

這些香港新知識份子,是「傳統偶像、迷信的破壞者」

(iconoclasts):攻擊某些舊觀念、舊習俗(風水、妹仔、纏足、迷信),

不遺餘力。香港華人社會漸趨複雜多元,新知識份子挑戰舊禮俗,對

社會大眾感到疏遠。要贏得下層民眾的認同,就得跟民眾打成一片,

到文武廟去燒香拜關帝,並為民爭福利。可是香港年青一代精英與知

識份子(包括興中會員),卻對舊禮俗不屑一顧(立法局議員何啟,公開

承認不熟悉拜關帝的禮儀),因此就對社會大眾覺得疏離。何啟、謝

纘泰、孫文和許多興中會員是基督教徒,他們把拜關帝的信仰當[迷

信」,把拜上帝的信仰當「信仰」;把傳統的習俗當「鄙俗」,把舶

來的習俗當「時尚」。香港華人社會漸趨複雜多元,對許多社會政

y

9 高貞白,〈辛亥潮汕革命與高繩之〉,《大華》 1卷11期(1971年5月),2-5頁。 10 See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pp. 7-8,24;黄嘉仁,在香港搞革命的謝纖泰〉,《大華》, 一卷三期,1970年9月1日。

11 二十世紀初期的舶來新時尚,有YMCA, YWCA,游泳競賽、板球、足球等等體育活 動。見John M. Carroll,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January 2-5, 1997.

治問題,漸難獲得社會共識。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

戰。紳商支配下的社會秩序,開始徐徐動搖。

1890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紳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

紳商、基層民眾和港英政權之間的關係,複雜微妙。政府資助紳

商,設立東華醫院與保良局等慈善機構,不僅為了促進社會福利,而

且為了從事社會控制。慈善事業,固然是上層階級人道主義與愛心的

表現,但也是用以平息安撫下層人民的工具。殖民政府與紳商,利用

慈善事業,來緩和下層階級的不滿與憤怒,以便維持社會秩序,保持

資本主義的體系,及維護英國殖民統治。當慈善事業不足以維持秩序

的時候,當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動搖的時候,紳商與殖民政府就不惜

訴諸強制與暴力。

貧窮是犯罪的主要根源。1890年代,老舊的香港維多利亞監

獄,人滿為患。為了減除擁擠,殖民政府預備建蓋一個新監獄。可

是,許多華人紳商表示反對。他們告訴殖民官員說:囚犯在舊監獄內

的生活,已經比窮人在監獄外的生活還寬爽舒暢;要避免下層階級的

華人犯罪,最好的方法是,體罰、鞭打囚犯及驅逐出境。21890年代

以後,紳商與下層華人之間,有時呈現緊張的象徵。

1894年5月,香港爆發嚴重的鼠疫。許多紳商支持殖民政府的衛

生措施。衛生局派人到華人住區,逐戶檢查,找出染病患者,強將他

們送往洋人管理的醫療船隻,並加隔離。下層民眾大感憤怒,抱怨軍

警每日侵犯私人家居,橫加干,懷疑洋人有不可告人的企圖。民眾

攻擊衛生局成員,並擊破保良局門窗,抗議局紳袖手旁觀,未能盡職

保護華人權益。東華醫院主席劉渭川,與殖民政府合作無間。羣眾包

圍劉主席,推翻他的轎子,他想逃跑,羣眾投石追打。幸有警察趕來

保護,送他回家。這個事件,反映香港社會結構的變遷。紳商的文

12 The China Mail, 1893.1.14.

13 The Hongkong Weekly Press, 1894.5.24, pp.402-403; 420.CO129.263. 10936) Robinson to

Ripon, pp.194-200, enclosure.

5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9

化霸權已經面臨挑戰:來自下層民眾、及年青一代新知識份子,之雙

方面的挑戰。

新知識份子往往最先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動力之

衝擊,而投入民族主義運動,試圖在香港活動。

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是中國多事之秋——中、法戰爭(1884-

85),中、日戰爭(1894-95),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1898),列強掠奪租

界、分割勢力範圍,義和團事件(1900)與八國聯軍之役。這些事件接

連不斷,繼踵而至,激起一些香港商人與知識份子的民族國家思想;

他們明確的表示認同中國的民族意識。

「民族主義」一詞,本來是十九世紀日本學者翻譯英文 national-

ism的漢字譯詞,清末中國學者由日本借來沿用至今。其實,英文

nationalism 一詞,可翻譯為「國民主義」 或「民族主義」。它與愛

國主義(national patriotism)之意相通。意指個人對某個主權國家

(sovereign nation-state)的認同與效忠;個人認為自己跟同一國家的國

民,關係密切、命運共同,因而結合成為一個國民政治團體,有別於

其他國家的國民政治團體。近年來,許多學者喜歡用「想像的政治共

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來形容它,因為它牽涉到人

們的主觀意識與想像。

也許「國民主義」比「民族主義」用詞得當,因為後者太過於

強調血統種族(race)成份,似不妥當。蓋不同種族的人們,往往因共

同的利益、理想和命運,而結合成國民國家團體,具有「國民主義」

之意識。16 很多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就是這種狹義的「種族民族

主義」

。

14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增補版,東京:Kuroshio出版,1970年,399,

401頁。

1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revised edition, 1991.

]

16 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 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企劃,前衛出版社出版,1994 年,203, 216,229-230,235-236頁,黃昭堂與鄭欽仁兩位教授對「民族主義」與

60 香港人之香港史

民族主義的性質、內容與形式,是極端複雜的。它能夠跟種種不

同的理念與行動互相結合,而形成不同性質與形式的民族主義:諸如

自由式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保守式民族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m),極權式民族主義(totalitarian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經濟民族主

義(economic nationalism),精英式民族主義(elitist nationalism),大眾

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等等,不勝枚舉。有一句時常聽到

的口號:「支持吾國,不管她是對,是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這種想法,是保守的、非理性的愛國主義,亦即「沙文主

義」(chauvinism)。其他還有許多自由開放式的愛國主義者,反對這種漫不

講理的、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方式。可見民族主義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何啟與胡禮的維新政論:依附外國強權之自由式民族主義

香港知識份子何啟與胡禮垣,投入中國維新運動,提倡政治經濟

改革,鼓吹自由式民族主義,以復興中國。1887年,中法戰爭之後,

兩人發表論文,評論清政府「自強運動」只知船堅炮利,不足以為

強。而必須改革政治與經濟制度,並改造人心、思想與價值觀念,始

能奏效,使國家富強。何啟與胡禮垣是中國維新論的先驅者。兩人開

創的維新論,成為1890年代以後,中國維新論者(如嚴復、康有為、

梁啟超等人)的主要思惟方向。從中日戰爭(1894-95)到義和團事變

(1900)的幾年間,何啟和胡禮垣又共同發表多篇論文,討論時政,提

「國民主義」之用詞的討論,頗有見識:「血統可能是構成nation的原因之一,但也 不是不可或缺的。在十八世紀歐洲誕生的nation的觀念,傳播到亞洲,被套上『民族』 這個漢字譯詞,就誤解連篇了。在漢字世界,『民族』帶有濃厚的血統的味道。中 國、朝鮮、日本的情形都是如此。」「故將 nationalism 譯成『國民主義』,比起帶有 『族』字的『民族主義』譯名似較妥當。」不過,「民族主義」一詞,至今已經成為 多數中國、日本、與韓國學者的習慣用語,因此本書姑且沿用。它與「國民主義」同 義,是一般用詞,有別於只強調種族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

。

17 見拙著蔡榮芳,<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及多面性——兼論對台灣意識形成的含義〉

《現代學術研究》 專刊5,1993年。

3

}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61

倡政治經濟革新。1901年他們的政論文章,在上海重印出版,書名

《新政真銓》,頗享盛名。

何啟(1859-1914)早年皇仁學院(Queen's College)卒業,於1873年前

往英國求學,獲得 Aberdeen 大學的醫學位(1879年)及 Lincoln's Inn 的

法學位(1881年)。娶親英國女士Alice Walkden,於1882年返回香港當

律師。胡禮垣(1847-1916)來自商人家庭背景,早年皇仁學院卒業,精

通中英文。1879年至1881年,在王主編的《循環日報》就職,從

事翻譯工作。他寫一筆漂亮的英文。王韜在香港居住活動二十多年

(1862-84),1873年出版專著《普法戰紀》,之後時常發表文章,敦促

中國改革圖強,亦是維新論之先驅。 19

何啟與胡禮垣深受西方資本主義及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影響。近代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主要來自幾位學

者的理念: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十

八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Movement)時期經濟學者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90)和政治法律學家孟德斯鳩(Baron Montesquieu

1689-1755),以及十九世紀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學者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彌勒(John Stuart Mill 1806-73)。大英帝國的富強,

給何啟和胡禮垣強烈深刻的印象。他們認為富強的根源是英國的自由

主義傳統——也就是民權思想、自由貿易、工業主義與憲政治。

因此,何啟和胡禮垣竭力鼓吹自由主義之政治與經濟改革。他們

提倡民權與議會制度。他們堅信發展工商業,是國家富強之本,商人

與實業家是一國之中堅,資本主義是中國致富之道。他們替商人與華

僑事業家要求參政權,充份反映香港人商業階層之觀點。他們的終極

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在商業階層霸權之下,強盛的中國。雖然,盡管

他們竭力提倡「民權」,他們仍然是精英主義者(elitists)。他們強調的

是商業階層的利益,而不是下層勞工或農民的福利。他們認為商業階

層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兩者相等(equation)。這是他們維新思想的

一個重要特色。 20

而另一特色是他們對英國一廂情願的依存性——依賴英國協助中

國改革圖強。我稱這種思想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這又是他們反映香港上層華商階級的觀

點。何啟與胡禮垣的維新論,充份表現香港人的特性。

香港華商的特性:「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

1898-99 年,英國政治家白雷斯福爵相(Lord Charles Beresford)代

表英國聯合商會,來華訪問,到各大城市演講,鼓吹「門戶開放政

策」("Open Door Policy")。1899年1月22日,香港華商公會舉辦大眾

聚會,一千餘人聆聽他講演;大意謂:「中國宜大開通商門戶,令各

國通商,均沾利益,因此得以保存中國」;英國「宜協助中國,整頓

陸軍。」大會主席盧芝田,贊賞白爵相「為保護中國商務,以禦外

侮。」會上,八位紳商先後發表演說,一致贊同中國「開放門戶」,

一致喝彩中英兩國密切的友誼和共同的利益,一致強調中英合作,發

展中國的商業,以對抗外國。其中有五位發言的紳商,特別請求英

國,協助整頓中國海陸軍隊,以保護華商,並對付法國、俄國及其他

強權。

21

殷商何東慷慨激昂,主張中國必需聯英抗俄。他指出,俄國是一

個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它對中國的侵略,意圖併吞土地、使

人民。他天真地認為英國是個善良的自由主義帝國,志在推進自由國

際貿易、及促進中英共同利益。關於俄國的威脅,何東說:「外患迫

18見《Yellow Dragon 黃龍報》(May 1909), 10(8): 147-151.

19 Paul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 Sinn, "Fugitive in Paradise: Wang Tao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 Late Imperial China, 19. 1(1998), pp. 56-81.

20 Jung-fang Tsai,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He Qi(Ho Kai 1859-1914)

and Hu Li-yuan(1847-1916)," Modern China(April 1981) 7(2): 191-225.

21 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24-28頁;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January 23,1899;The

Hongkong Telegraph, January 23,1899.

6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63

近神京,中土四面可虞.....將來西伯利亞鐵路造成,商務交涉,想更

從而多事......則英國商務難免受其害,曠觀中國與各國通商以英為最

廣,英受其害,則中國並受其害矣。」何東冀望英國,協助中國振興

商務、整頓軍事、護商護國。「試觀英國與埃及印度兩國所練各軍,

其成效不卓然可睹耶?」

紳商梁星垣表示贊同:「吾儕身居斯土,無黨亦無所私,一片愚

誠,日望中國之振興,以免外人之欺藐......。強鄰日逼,多方設法以

窺伺我疆土......我輩中國人也,寧忍坐視......而不發一詞,冀保全中

國乎?......」

接着,紳董劉清川講:「鄙見以為凡我華人四萬萬之眾,須各盡

其所能,以張大中華之聲教,統籌全局,其首在商務乎?忠信篤敬,

商之要也。而興國亦實基於此......。故今聞白相所言,互相振奮,

為四萬萬人所望其成功者也。荀商務大興,則我中國將來坐收成利,

何止百倍蓰耶! J

紳商劉又道則說:「......我輩為中國赤子,國家形勢......岌岌垂

危......欲中國振興......只有兩端,一由中國力圖維新,一求外國相

助。......練軍通商......二者如英為之引導以益中國,此實鄙意所樂

從

·」其次,何啟侃侃發言:

。

我中國開開數千年來,地大物博,才智有餘,豈寧終於旁觀酣臥,不知所

措耶? ...割地開礦,其權盡歸外人掌握......今不知振作,殆自失其利,

計我中國利權,亟宜自我振興, ...然中國商務,英國佔其七,他國佔其

三,今英人以中國委靡不振之故,特遣爵相白君來東考查,以資補救,并

擬設法創練水陸軍以禦強鄰,誠以英之利即我之利也。 中國水陸各

軍, ...必藉英人訓練,庶有成功可觀。 ·藉其襄助以補我不足者,

厥惟英國,可引為心腹,他人雖有是言我決不深信,若俄人之許為助我,

豈出於至誠哉?譬如野熊之人也 ·茲者於練兵保商兩項,力求補救

之方,弟已草具條陳,俟脫搞後,即由劉君渭川轉致諸君閱悉簽名,然後

呈遞英廷,然此又非聯絡外人,以強令本國遵行者,蓋盱衡大局,偕箸而

籌,實為圖效國家,保護利權者也。

64 香港人之香港史

接着,紳商何亞美強調:「......我中國文明大邦,何以窮弱一至於

此......今以英國商務論,實與我中國唇齒相依,互相維繫,他山借

助,舍英無以為心腹之托。......』

最後,在主席盧芝田的領導下,大會一致決議,支持[門戶開放

政策」,並敦促英國「整頓操控中國的軍隊」

22 。

白爵相返回英國之後,收到何啟與韋玉(兩位華人立法局議員)聯名

信函,娓娓縷述中國之內外困境,再度敦請英國協助。意謂:我中國正

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千鈞一髮。然而「當政者卻無意改革。吾輩百

姓冀望改革,但無能為力。」因此吾人懇求英國協助,對中國政府「施

加壓力」,維新改革,中國始能「重獲新生」(regeneration)。英國「在印

度、埃及與世界其他各地,已得卓越成績。吾人深信英國在中國之奮

鬥與努力,將獲更偉大成就。」2

總之,認同中國、熱愛祖國的香港華人紳商,擔憂祖國將被帝國

主義列強瓜分;他們冀望改革,但不在其位,無能為力;他們對清政

府感到失望;因此,他們向英國帝國主義者求援,敦請強迫清政府進

行改革,使中國「重獲新生」。這似乎是極大的矛盾。然而,它正好

反映香港華人的處境。

香港華人既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同中國民族主義。

他們試圖利用英國殖民體制,來促進已利、維護港人權益。兩個認同

的混合,自然形成「結合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從港人的處境來

看,這是自然而且合乎邏輯的。但是,從香港以外的角度來看,這似

乎是極大的矛盾:因為這種愛國方式,極容易將中國斷送給英國做保

護國。因此,維新論者康有為鄙視香港紳商的買辦性格。 o 24

這又顯示民族主義的曖昧複雜性與多面性。民族主義(或愛國主

22 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 ,24-28頁:The China Mail, January 24, 1899.

23 Ho Kai and Wei Yuk, "Letter to Rear-Admiral Lord Charles Beresford, C.B., M.P." in Charles

Beresford, The Break-up of Chiļ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899, pp.221-222.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65

近神京

觀想像和理念。不同處境、不同理念的人,對國 erests)的解釋各有不同,效忠國家的方式也互相岐 月,「自由式民族主義者」(liberal nationalist 如留英 (自由民權思想和議會制度,以期建造富強的國家。 義者」(conservative nationalist 如兩廣總督張之洞),懼 怕自由民權,固守三綱五常為建國綱領。在列強侵略時代,中國高級 官吏(如袁世凱)被迫跟帝國主義合作,犧牲目前的一部份國家主權, 而期望將來能夠建立強國,以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25

晚清香港華商,跟英國經濟利益相結合。為了維護己利,他們期 望依賴英國帝國主義者,「保護」中國,協助中國革新圖強。他們是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者」。2*依存英帝是香港華商的普遍想 法,是他們的特性,反映他們的處境。1899年英國強佔新界,他們表

示擁護。

英國佔據新界(1899年)

新界地區包括鄰近海面諸多島嶼,面積365平方英里,人口大約 8萬5千,散居597個鄉村。1898年6月6日,英國強迫滿清政府在北 京簽定條約,租借新界,為期九十九年。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何啟與 韋玉對此表示歡迎贊同。他們期待將來新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將 變成像香港一般的開明與繁榮。」同時,紳商何東協助港府,在新 界收集情報資料,以便佔據。有一香港置產公司,派員前往新界,以 廉價收購地皮,期待將來土地漲價,可得暴利;為了方便廉價收購土 地,他們不擇手段,散佈謠言,謂殖民政府將在新界增收土地稅捐、

沒收私有財產。據說該置產公司的主權者,正是眾望所歸的紳士、立

法局議員何啟與韋玉。28

這些謠言,加劇當地居民的憂慮與恐懼,深怕英國佔領新界之

後,將侵犯地方習俗、剝奪他們的權益。鄉紳與氏族地主,惟恐英人

奪其權力及地位。鄉民則懼怕外人干擾生計、冒犯地方風水。於是,

四處謠傳英人將徵收豬、牛稅,將嚴禁捕魚、伐木,將冒犯婦女。29

因此,鄉民在鄉紳與氏族地主的領導下,群起抗拒英人之侵犯。

1899年3月28日,港府警務署長梅軒利(Francis Henry May)到新

界屏山視察。他一面公告港府不會干擾人民之土地、房屋與習俗,另

一方面又指定屏山的一個高地為警署用地,計劃搭設棚屋。鄉民認為

破壞風水,不滿此種自相矛盾的公告。

屏山、廈村、錦田、屯門等等各村鄉民與父老,反對英人入侵,

群情洶湧。各鄉代表多次在元朗集會,其中廈村父老鄧國林、鄧儀

石、鄧青山、鄧植亭、鄧青士等人反對最烈。他們主張以武力對抗,

效法台灣人民於1895年武裝抵抗日本強佔台灣故事。鄉紳在屏山張貼

的揭帖稱:

吾等痛恨英夷,彼等即將入我界內,奪我土地,為害無窮 ·吾等指定

練兵場,集合全體愛國志士,荷槍實彈演習,優良者有賞,一以襄助政

府,一以防患于未然。

而元朗張貼的揭帖則稱:

3

24 康有為,〈保國會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演說> 載於余保宣,《皇朝艾文篇》,

上海:1902年,五卷,19-22頁。

25 關於袁世凱,見 Ernest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n-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26 見拙著,〈民族主義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27 Hongkong Hansard, 1899.12. 21, p. 40.

。

28 Peter Wesley-Smith, Unequal Treaty, 1898-1997: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t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4; R.G. Groves, "Militia, Market, and Lineage: Chinese Resistance to Britain's Occupation of the New Territorie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9,9:42,62;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1899, pp.51-52. 29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June 20, 1898 to August 20, 1900)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the.Boundaries of the Colony (November 1900), pp.305-306.

6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67

英夷正欲入我領土,吾等村戶面臨滅頂之災。我全體鄉民須熱忱奮起,予

以武力抗擊,一致行動。30

4月4日,梅軒利率領印籍軍人,和來自九龍城寨的華兵,到大

埔搭設警棚。民眾用掃把攻擊梅軒利。梅氏在士兵保護下脫圍,駐營

在山上工地。夜間突有五路光火直撲山上,鼓聲嚮起,屯營着火。梅

氏幸能逃避,躲在樹叢過了一夜。參加此次行動的是七約中之六約居

民,共一、二百人,行動井然有序,並非烏合之眾。31「約」是鄉里

除凶去暴之自衛組織,設練丁以禦盜寇。在鄉民心目中,港府警務署

長梅軒利與所率士兵無疑是盜,鄉民決心抗拒英夷盜寇。從3月28

日到4月16日,梅軒利在大埔搭設警棚,數度被焚毀。

4月10日,在鄉紳父老的領導下,「太平公局」在元朗東平社學

成立。通過每村需提供一百兩銀為軍費。屏山居民提供豬隻作為軍

糧。鄉軍購買武備軍火,有十二門輕型迫擊炮。更派人到深圳招募一

些光棍來助陣。各鄉村武裝人員齊集大埔。4月16日到24日,英國

士兵在大埔、林村、上村,都遭到鄉民的抗拒。4月17日,大約兩千

六百名的武裝鄉民在大埔對抗英軍。二艘英國軍艦駛至支援。在其優

勢的火力之下,鄉民潰不成軍。324月26日,鄉民結束抵抗,屈服于

英軍強大的武力。抵抗領袖鄧儀石、鄧青山等人被迫離鄉別井,遷蓰

廣州、南頭等地。

從此,英國佔據新界,樹立行政,開始為期九十九年的租界統

治。殖民政府向鄉民保證,將尊重地方習俗、保障人民權益。於是,

鄉紳地主向政府陳請,以傳統恭維之詞,表示歸順臣服。 33

30 轉引自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

版社,1997,198-200頁。

,

北京:新華出

新界鄉民抗拒事件,對香港城市居民,並無直接的影響。市民

各自為生計而忙碌奔跑。可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界鄉紳、父

老與鄉民因為憂慮恐懼英人入侵,而組織武裝自衞運動之時,香港

紳商(何東、何啟、韋玉與地產商人)則支持英國強佔新界、企圖乘機

操作地產謀取暴利。新界人民與某些香港華商之行動,恰成一個尖

銳的對照。

然而,在世紀之交,中國多事之秋,香港一些知識份子,為了拯

救祖國,開始組織革命運動。香港不僅是維新思想的發源地,更是中

國革命運動之基地。

香港:中國革命的基地

1895年2月21日,十多位革命志士(包括孫文、楊衢雲、謝纘

泰、陳少白、鄭士良、陸皓東、黃詠商等人),創立香港興中會,從

事革命活動。孫文就讀香港西醫書院時(1887-92年),曾經是何啟的學

生,深受其「自由式民族主義」思想之感化,也受其「依附外國強權

思想」之影響。何啟極力協助孫文進行革命活動。1895年10月,廣

州起義前夕,興中會對外宣言,係由 Thomas Reid(The China Mail 編

輯)與T. Gowen(The Hongkong Telegraph 副編輯)起草,再由何啟與謝纘泰

修改而成。然而,廣州起義因事機泄漏、配合協調不周,而告失敗。

1900年義和團事變爆發,八國聯軍侵華,華北危急。香港興中會

革命黨人,擬趁機在華南進行政變。孫文派員接觸李鴻章的部屬劉

學詢,企圖聳恿李鴻章與革命黨人合作、宣佈兩廣獨立。何啟再度協

助革命黨人,試圖游說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 r. 1898-1903)支持兩

廣獨立的計劃。但是,倫敦殖民部電告卜力,不許冒然妄動。

雖然,革命黨人,仍然祈望贏得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之襄助,在

. . . . ... ... ' ' ... 'Ladd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69

31 文昌壽,〈太平公局:一八九九年新界鄉民抗英運動〉 《華僑日報》,1991年3月

18日。

32 文昌壽,〈太平公局:一八九九年新界鄉民抗英運動〉

+

R.G. Groves, "Militia, Market,

and Lineage: Chinese Resistance to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in 1899,"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9) vol. 9, pp. 82-87.

33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lony (November 1900), pp. 307-317.

34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180-208;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p.19;自由,《革命逸史》

1: 113 4: 92 •

}

6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華南進行政變。1900年7月24日,何啟以興中會之發言人自居,起

草對外宣言,再由孫文、楊衢雲、謝纘泰及其他興中會員簽名。宣言

的全名是冗長的〈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定平治章

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簡稱<平治章程>)。它的特徵,是親西方主

義和依附強權主義:懇求西方列強(尤其英國)之協助,以改造中國、

重建一個親西方的政權;創立議會與立憲政體;採取西方法律制度與

教育制度;對外廣開門戶,引進外國工商資本,保護在華外國傳教

士;並接受外國使節顧問團之監護。對此革命黨人之宣言與計劃,

港督卜力頗表同情,但是倫敦殖民部再次抑止。政變計劃終歸落空。

興中會的對外政策,在何啟的主導下,對西方(尤其英國)帝國主義,

形成強烈的依附態度。

政變計劃雖然失敗,何啟仍不死心斷念,仍然以為八國聯軍佔據

北京,是強迫撤換中國政權、推行政經改革、千載一逢之機會。8月

22 日,他在 The China Mail 發表一封致大英帝國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on the Situation" addressed to John Bull),懇求列強鏟除腐爛的滿

清政府、重建中國政府、進行嶄新的改革。「所有開明的中國赤子,

皆真誠祈望英國與美國、協助解脫這腐敗暴虐政府之桎梏。」列強

「確能信賴眾多天資穎異之華人的合作」,推行維新改革,使中國重

獲新生。 這正是「依附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之最佳例證。

與此同時,孫文興中會革命黨人,在華南的政變計劃失敗後,隨

即進行策劃在惠州武裝起義。事實上,從1895年到1911年之間,至

少有八次革命黨起義事件,在香港策劃。革命黨人試圖招募反對滿清

的秘密結社人員(如三合會)。但是,期望三合會員變成勇於奉獻的民

族主義者,談何容易!為了進行1895年10月27日的廣州起義,革命

黨人曾在香港、以金錢為誘惑、招募六百名苦力勞工,企圖誘騙他們

35 何啟,〈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定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

《國父全集》,臺北:文物,1957年,5:17-19 。

36 Ho Kai, "An Open Letter on the Situation," The China Mail, August 22, 1900.

赴前線參加作戰。勞工卻以為自己是當了清政府的兵卒!他們對革命

不感興趣。”勞工與革命志士之間,相隔一大鴻溝。

多數興中會領導人物,曾在香港接受西方自由主義的教育燻。

他們的香港經驗,影響到他們依附強權的矛盾傾向。這羣西化的知識

份子,有許多是受洗的基督教徒,鄙視傳統宗教習俗及迷信。在一個

逐漸多元複雜的香港社會裏,他們對下層民眾感到疏離。歷史顯示,

還要再等幾年之後,同盟會有一些革命志士,才會學到一點智慧:為

了要贏得下層勞工的支持,就必須「屈尊」去跟勞工一起生活與工

作,去為他們爭福利。

一般而論,十九世紀香港新知識份子、維新論者和革命志士,是

精英主義者。精英式民族主義者(elitist nationalists),並沒有「大公無

私」。他們對「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解釋(譬如重商主義,視

商人利益即國家利益),偏袒社會精英階層的觀點與利益。儘管他們

提倡自由、民權、民主與共和,他們的西式教育,破壞傳統神像主義

(iconoclasm)、依附西方強權主義和精英主義(elitism),使他們疏離下

層民眾。他們忽略了苦力勞工日常生活的切身問題,鄙視下層民眾的

宗教習俗。因此,他們在世紀之末,所倡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很難贏

得勞工羣眾的支持。甚至於在1905-06年反美杯葛運動當中,香港勞

工的投入,也侷限。

1905-06年反美杯葛運動

美國各地之歧視、苛待華人,以及美國政府嚴禁華工移民入境之

法例,激起了海內外華人的憤怒。1905年,在商人與知識份子的領導

下,掀起了杯葛美貨運動,以示抗議。由上海華商發起,全國各地各

階層華人、及海外華僑,熱烈響應,敦促清政府、拒絕與美國續訂禁

止華工移民之條約。

反美運動當中,新聞媒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維新派與革命派的

37 CO129. 271. 7908, Gov. Robinson to J. Chamberlain, March 11, 1896; pp.439, 441.

7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還與民族主義運動 71

報紙,爭先恐後、鼓動杯葛美貨,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以期待廢除

苛待華人之法例。香港成為報紙媒體鼓動杯葛之中心。保皇會維新

派人員(如徐勤),在港主辦《商報》、《時報》和《香江日報》。而

同盟會革命黨人如陳少白則主辦《中國日報》和《廣東日報》,鄭貫

公主編《有所謂》和《世界公益報》。甚至保守的報紙如《華字日報》

也同情抵制美貨,多方報導各地杯葛事情。 39

可是,港府嚴禁杯葛運動,不准華商公會聚眾討論杯葛。 40 另

一方面,香港紳商對杯葛一事,意見分歧。因此,香港的反美杯

葛運動,只能在無整體組織之狀態下,零散進行。

杯葛運動不僅反映華人的道德憤怒與政治抗議,而且也牽涉到實

際的社會經濟利益。美國移民條例,禁止華工移民美國、及其屬地夏

威夷與菲律賓,剝奪了華工往海外求職謀生之機會。而且,美國對華

人之歧視與苛待,也威脅到其他各階層華人在美國及其屬地之權益。

旅美華商尤其感受到多方困擾。”太平洋盆地各地區,從事國際貿易

之華商社羣、都受到影響。因此,社會經濟利益之考量與中華民族主

義情緒,結合起來,推進杯葛美貨運動。

雖然,華商對杯葛美貨,一開始就各持己見;對經貿利益的看

法,也各執己意。從長遠利益(long term interest)之觀點而論,一個有

嚴密組織的拒購美貨運動,對美國施加壓力,使之廢除禁止華工移民

條約,改善對待華人條例,將會保障旅美華人之權益,並促進太平洋

各地區華商社羣之繁榮。因此,從長遠利益之觀點來看,杯葛活動

中、所顯示的中華民族主義,與華人的社會經濟權益,兩者是互相融

洽一致的。但是,從短期利益(short term interest)之觀點而論,杯葛運

動的民族主義,卻破壞中美兩國之經濟貿易,危害對美貿易之華商的

當前利益。事實上,有許多華商只顧眼前利益,因為長遠的利益、到

底是太遙遠而不着實際。

華商意見分岐,香港華人社會對杯葛缺乏共識。在一個逐漸複雜

多元的社會裏,東華醫院紳董也逐漸失去了「文化霸權」時代的社會

領導地位。華商公局的紳商,意見分歧,不能發揮領導作用。熱中反

美杯葛之羣眾,到處張貼匿名海報,攻擊華商公局之無用、譴責公局

主席馮華川之懦弱無能,因為他輕易屈從於港府之命令,臨時取消華

商公局原定的大眾集會。 43

在沒有整體組織的情況下,香港商界、報界與學界知識份子,鼓

吹排拒美貨。有些商人實業家,積極參與宣揚民族主義杯葛運動,企

圖建造本土企業、推銷國貨,以抵制外國資本對華之經濟控制。因

此,拒用美貨、提倡國貨與挽回國家利權,三個運動,同時進行,結

合而為一。華商實業家認為、謀求自身利益(美其名曰「發展民族資

本」),是替國家挽回利權之途徑。

香港華人企業家,乘杯葛美貨之機會,紛紛創立「民族企業」。

廣東南洋煙草公司,朱昌蘭煙草公司、挽利(挽回利權)煙廠、華洋織

造公司、廣生行(製造香水、面霜)等等,皆於1905年創立。商人營利

心切,商業廣告,訴諸愛國主義。譬如,雙龍公司廣告:

抵制美約之上等花露水出現。好極好極...... 本公司之雙龍伴珠嚜花露

水,係由華人陳氏發明,向中東採取材料自製,其芬芳處,與美貨比例,

有過之、無不及... 0 44

。

38 Kwong Tak Aaron Chan, "Local Chinese Elit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roblem of Divided

Loyalties: The 1905 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1908 Anti-Japanese Boycott," B.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pp. 73-75.

39 《華字日報》 ,1905年8月19日;8月21日。

40 CO129. 329. 35986, Gov. Nathan to Lyttleton, 1905. 9. 8, enclosure #1. The China Mail, 1905. 8.

14; 8. 2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5. 8. 30.

41 《華字日報》 :1905年8月15日:8月30日

42 Linda Pomerantz,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05," Amerasin Journal (Spring-Summer 1984), 11(1): 1-33.

香港華洋織造公司,廣告「中國衛生衣裳」:

43 《華字日報》 1905年8月15日

44 《有所謂》,1906年2月24日。

。

The China Mail, 1905.9.18.

7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73

夫衛生衣裳,向來自外洋。年中輸入銷流甚廣。本公司惜利權之外溢,

特邀同志集資,在香港旺角創設織造局,購置機器,延聘外洋卒業生以為

管機製造。所選物料,俱皆精妙。且較外來者,每件重二兩,而工緻過

之。經曾服為與用者,無不嘖嘖稱美...

45

香港打銅街縫製衣服的怡經店號,也有「實行抵制美貨要告」:

抵制苛約為吾國、民氣生死之大關鍵。本號主人亦國民之一份子,應盡義

務。嗣後本號接做之操衣褲,一律刪除美貨,而尤以土布為大宗。學界中

人,欲保全國粹而又湧抵制之熱心者,其有取于是乎。

......46

南洋煙草公司廣告:

中國自與外洋通商,各國紙煙輸進中國內地者,歲值千萬。此誠莫大之漏

·專選上等煙 卮也。茲本公司同人,有鑒於此,欲挽回煙草之利權,

葉 ·製成此種最上等之良煙。有除痰之功用,為生津提神之妙

品。 凡我同胞,請嘗試焉

1

.......47

總之,華商製造香煙、香水、衛生衣、內衣褲,都說是為了愛國

主義、替國家挽回利權。「愛國主義」成為香港華商營取私利之工

具;謀取私利成為挽回國家利權之途徑。

杯葛運動,反映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家」,企圖反抗外國資本

對中國之經濟控制。可是,在外資控制的經濟體系之下,無論在金

融、原料供應、分配、運輸、技術、及機器裝配各方面,「民族資本

家」仍然必需依賴外國資本提供各種服務。

45 《有所謂》 ,1906年2月24日

。

46 《有所謂》 ,1905年3月3日。

47 《華字日報》 ,1905年12月18日

口

48

48 Marie-Claire Berge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49-250.

比如說,廣生行仍然依賴外國的原料、技術與機器裝備。廣東南

洋煙草公司,也必需依賴美國煙葉原料與日本技術。而華洋織造公司

的經理吳東啟、更是營業美國金山莊的東主。在經貿方面繼續依靠美

國的情況下,「民族資本家」參與反美杯葛,只能是暫時性的、而且

搖擺不定的。當他們遭受經濟利益損失的時候,他們很快地就退出杯

葛運動。

商人圖利心切。當初,首先發動杯葛的是商人。後來,首先退卻

的也是商人。密切依賴外國資本主義的華商,是有條件的愛國主義者

(conditional patriots)。

香港轉口貿易中,擁有既得利益的華人商,在社會政治方面,

形成一個保守勢力。他們對社會動亂特別敏感。他們強調維持社會秩

序。旅日華僑,曾經電請香港華商公局煽動工人,以罷工制裁美商。 49

但這是緣木求魚的迷妄。1905年底,殷商李煜堂與楊西巖,發動組織

「反美拒約會」,聘請陳少白與何啟為顧問。同盟會志士陳少白的志

趣,在企圖將反美運動轉變為反清運動。而立法局議員何啟,則一向反

對在港推行杯葛運動。因此,「反美拒約會」這個保守的組織,其實是

搖着杯葛旗幟、打壓杯葛運動。這一點,又可從下面的事實來證明。

在美商與粵商談判過程中,廣東拒約會派遣代表,來香港諮詢下

列港紳的意見:何啟(律師)、曹善允(律師)、李煜堂(殷商)與吳東啟(殷

商)。李煜堂和吳東啟都是對美貿易的金山莊鋪東。他們不希望杯葛

再持續下去。因此,大律師何啟就替廣東拒約會、起草對美要求書—

一只要求改善對待旅美華人,而不要求廢除禁止華工移民之苛約。這

麼一個溫和的要求書公佈之後,輿論譁然。世界各地華人,紛紛來

電、指責它是出賣同胞之行為。當時在香港因鼓動抵制美貨而名噪一

時的革命黨人鄭貫公,也指責其不當。導致他與革命同志陳少白之間

互相攻擊。後來孫文介入,才平息兩人的紛爭。50

49 《華字日報》 ,1905年9月15日。

50 詳見拙著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182-206,第七章,全章討論

1905-06 年抵制美貨運動

7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75

此次抵制美貨運動,主要由知識份子和部份華商「民族資本家」

所推動。1906年初,反美杯葛之動力,已逐漸消退。因為華人關注的

焦點,轉向粵漢鐵路股權問題之爭執。1906年夏天,香港爆發鼠疫,

拒約健將鄭貫公的妻子馬氏突患時疫。夫妻情篤,貫公奮不顧身地全

力照顧,使妻子得以痊愈,但他本人卻染上不治疫症,英年早逝,年

僅26歲。妻子悲痛不已,服毒殉情。這是革命志士鄭貫公夫妻令

人惋惜的感人故事。

此時,另一個杯葛運動,正在醞釀,並將伺機而動。

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

自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之後,外國資本紛紛在華設立機器發

動之工廠。在它的刺激下,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也隨着發展。1905年到

1908年之四年間,中國各地紛紛創建華資工廠,如雨後春筍,至少有一

百三十八處之多。包括礦業、水電、紡織、麵粉、食品、火柴、肥皂製

造等輕工業。在這四年間,也同時展開挽回利權運動與兩次杯葛美

貨、日貨運動。民族工業之勃興、提倡國貨運動、挽回利權運動與杯葛

運動,這四個互相關連的經濟社會運動之同時發生,絕非偶然。

民族主義的杯葛運動,與華商謀求自身利益之動機,相互結合。

商業廣告往往訴諸愛國主義。譬如興商行做肥皂廣告:

慨自中國禁奇技而盡失利... 誠以非興物不能成務;非致富不能自強

也。即如香視一物,其業微而其用廣,其物小而其靈殷。操是業者,不徒

商人謀利益,亦即為國家挽利權。本店主人旅美而講求斯道者廿餘年

矣...... 53

安樂汽水房,廣告「中國上等荷咽水,熱心愛國者,祈為賜顧。」 54

真光公司告白:

本公司現下不買賣日本貨物,專辦歐美各國特別新款。貨物俱全

到中國廣府工藝廠雪白大小毛巾,發行價,格外相宜。

•

新

o ......55

1908年是杯葛日貨,而不是杯葛美貨。因此銷售美貨的商人,又開始

廣告美國貨物品質之優越:

強種為強國之本,而保嬰兒尤為強種之本。 Eagle Brand American Con-

densed Milk 仍天下馳名,誠保養嬰兒及常人養身之第一食品,莫有能比

其美者也。56

1908年杯葛日貨運動,又一再反映華商試圖發展本土工業,以抗拒外

國資本在中國之經濟控制。中日甲午戰爭(1894-95)與日俄戰爭(1904-

05)之後,日本國力大振,躍居東亞強權地位。1906年日本對華貿

易,已佔中國對外貿易總值之14.19%。此後與日俱增。在國內外市場

上,日本是中國的貿易勁敵。日本產品如茶、糖、絲與陶瓷,在品質

與銷售數量方面,都凌駕於中國產品之上。日本更大量對中國傾銷棉

紗。1905年日本銷售到中國大陸的棉紗,佔其總產量的87%。這個

數字在1909年更增加到91.2%。因此,日本資本的侵入,與日本貨

品在中國和海外市場之強勢競爭,對福建與廣東一帶華民,造成極其

不利的影響——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劇增。

隨着對華貿易之增長,日本航運業務,也迅速擴張。日本貨物由

2

51 楊國雄,〈鄭貫公首創粵語報紙》,《廣角鏡》,151號(1985年4月16日),76頁。 52 李時,〈論 1905-1908年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人文雜誌》

67-69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北京,1960年, 869-920頁。

53 《華字日報》 ,1908年11月7日。

54 《華字日報》1908年11月5日。

3

1959年第一期,

55 《華字日報》1908年7月1日。

56 《華字日報》1908年11月5日。

57 嚴中平,《中國棉織史稿 1829-1937》

76 香港人之香港史

北京:科學出版社,1963年,132頁。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77

其本國船隻,直接運往中國沿岸與東南亞各阜,而不再經由香港轉

運。導致1905年後兩三年間,香港經濟不景氣。58

就在日資入侵、貿易競爭與廣東香港經濟不振、的風雨交加之

際,「二辰丸」事件發生,於是引發杯葛日貨運動。廣東商人迅速承

擔領導地位。

1908年2月5日,中國炮艇在澳門海面、取締正在走私軍火的日

本貨輪「二辰丸」,將其扣押於黃埔港口。於是,東京立即向北京提

出強烈抗議,要求賠款、道歉、懲罰中國炮艇官員、並由中國政府收

購「二辰丸」所載之走私軍火。日本政府的蠻橫態度,及中國政府之

羞辱屈從,激起人民的愤怒。粤商自治會在廣州召集兩萬人的羣眾聚

會議決杯葛日貨,以示抵抗。杯葛運動迅速展開,並蔓延到香港、

新加坡、馬尼拉、雪梨、夏威夷、及其他商集聚的城市。59

港英政府禁止羣眾聚會討論杯葛。然而,香港的主要商業行會

(南北行、金山莊、米行、絲行、布疋行、瓷器行等等),都支持杯葛

日貨。許多華商乘機創立本土工商企業,推行國貨運動,以排拒日

貨。杯葛成為對日「商戰」之一策略。馬應彪(先施公司東主)與多位

港商組織「商業研究社」,推進愛用國貨運動。

60

多位港商集資,於1908年6月開創「利民興國織造公司」。它登

報招股宣言,表示熱愛中國之意圖:

居今日而欲為同胞謀生活,舍振興實業,誠無以為功。然欲振興實業,則

合仿辦織造又無以為急務。 ·而挽利權,與國家,亦端在乎是。則謂為

營利之商業也可。即謂為博濟之善舉也,亦無不可。

0 ......61

「利民興國織造公司」,由多位四邑旅港華商發起,招集其他地邑港

商,總共一百零八位,共同倡辦。

廣東各地華商,亦利用反日杯葛時機,紛紛建立「民族工業」,

提倡國貨,至少有八家紡織公司與八家火柴工廠,於1908年創立。2火

柴盒上、左右兩邊,都寫上「振興國貨、挽回利權」字樣,並以「舞

龍牌」為商標。另外,粵商自治會,在領導杯葛運動之同時,也創

設「兩廣郵船會社」,和「七十二行漁業公司」。*排拒日貨,發展

民族工商企業,推銷國貨,以挽回國家利權,同時進行,多管齊下。

廣東與香港,密切配合。

杯葛運動給保皇會一個良好的機會、推進它在國內外的影響勢

力。梁啟超在日本神戶,公開評擊日本帝國主義。許多保皇會員,扮

演着排日運動的領導角色。比如,陳儀侃與江孔殷在廣州、徐勤與伍

憲仔在香港,特別活動。65

正因為保皇會推動杯葛,以增進其政治勢力,發源於東京的同盟

會、企圖阻止排日運動。孫文屢次向日人內田良平(右翼大東亞主義

者)索求資金,用以打擊保皇會在東南亞之杯葛政治活動。然而,同

盟會之所以反對排日杯葛,另有一重要原因:革命黨人渴望獲取日輪

走私之軍火,以便進行武裝革命。保皇與革命兩派人士,在1905年的

反美杯葛時,固然一致反美,在此次反日運動則相互敵對。支持杯葛

p.

58 詳見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212-3; CO129. 351. 21665, confidential repor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 May 20, 1908, enclosure 3 692; T. Roge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82-1931,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

1931, Shanghai, 1931, p. 174.

59 C.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3;

Taipei Cheng-wen reprint, 1966, pp. 40-45.

60 菊池貴晴,《(增補)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對外示口卜運動の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79頁。

61 《華字日報》1908年7月1日。

62 菊池貴,《(增補)中國民族運動基本構造》

:79頁。

63 利耀峰,〈廣州火柴工業與東山火柴廠》,《廣州工商經濟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2-3頁。

64 菊池貴晴,《(增補)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77-79頁;邱捷,<辛亥革命時期的 粵商自治會〉,《近代史研究》,1982年3號,183-200頁。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218, 219, 226.

65《日本外交文書》: 卷41 114頁。CO129.349.270508/09, Lugard to Crewe, 1908. 12.

24, enclosure #3, p. 559.

7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79

的保皇會,與反對杯葛的同盟會,雙方都自稱「愛國」,但是各持不

同的愛國政治策略。

反美、反日兩次杯葛當中,香港與廣東緊密配合。商界、報界與

學界知識份子,扮演重要角色。部份華商熱中杯葛,因為領導反帝愛

國運動,既可增進商人之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勢力,又可促進其經濟

利益。66

然而,回顧 1905 年反美杯葛之時,香港華商意見分歧。由西方

資本主導的經濟體系之下,華商「民族資本家」仍然依賴西方資本提

供各種服務。中、美經濟關係密切。香港至少有兩百家金山莊,從事

中、美貿易。他們形成一個保守政治勢力,反對持久的反美杯葛。經

濟利益強力影響政治行動。

比較之下,1908年香港商業行會,大多數支持反日杯葛,蓋日

本資本對香港之滲透,沒有美國資本那麼普及雄厚。1915年,只有三

十家商行、進行對日出入口貿易,而對美貿易的金山莊、則有兩百三

十九家之多。1908年,香港南北行公會裏,只有七家進出口商、從

事對日貿易。經濟利益的考量,使他們一致反對排日杯葛。他們勾結

日商與旅日華商,進行顛覆杯葛活動。他們向日本駐港副領事(船津

辰一郎)獻策,企圖以賄賂、欺騙與偷運日貨的手段,來突破終止反

日杯葛。可是,他們錯誤的估計與魯莽的行動,惹起相反的後果。他

們激怒了堅持杯葛的同胞志士。「敢死會」開始使用暴力,毆打昌盛

行(販賣日本海產)店員(名趙洪),割掉他的耳朵、以警告其他「不愛國

的叛徒」。廣州「粵商自治會」成員,印發傳單,謂日本海產含有毒

素。經濟利益衝突,商人不擇手段。

1908年11月1、2日,廣州「國恥會」(粵商自治會之支流)派員赴

港,組織暴動。二、三十家存有日貨之商店與倉庫,受到眾突破

壞。警察趕到彈壓,造成四、五人死傷。於是,許多香港商人與店

主,開始對暴力與杯葛,反感厭倦。另外,殖民政府毅然通緝幾位殷

商與杯葛活躍成員,發出驅逐出境之令狀。結果,至1909年1月,反

日杯葛風潮,終歸平息。

69

1908年,同盟會未能把握時機,未能運用國人反日愛國情緒之機

會、促進革命勢力。如何才能贏得一般民眾之認同,以便進行革命事

業,是此後革命黨人所面臨的挑戰。

69 詳見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207-237,第八章,全章討論1908年

反日杯葛運動。

66 邱捷,〈辛亥革命時期的粤商自治會》,《近代史研究》,1982年,3號,189,191,

192頁。Linda Colley,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

1830,"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86, no. 113, pp. 97-117.

67 鄭紫燦編,《香港中華商業交通人名指南錄》

3

香港,1915年,1-78,100-104頁。

6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08. 9. 16.

8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81

3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

香港之社會運動1909-1922年

1911年春天,剪了辮子就冒險丟腦袋。1912年春

天,不剪辮子就丟腦袋。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昨日我的房客開槍射殺港督。沒打中,真可惜!

女房東寫給親戚的信,1912年7月5日。

在荷李活道「草文書坊」販賣新文化書籍,雖時被警

察查究干涉,沒收書籍不少,但新書一到,讀者聞風

而動,搶購一空,仍能戈獲大利。 -陳謙,〈五四

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每個人要各守自己的崗位。 ·總督做總督該做的

事:警察做警察的事;學生做父母與師長期望他們做

的事-----即求學與服從,......不要干涉公共事務,

〔否則]天下大亂。 -立法局華人議員劉鑄伯對學

生演講,1919年7月15日。

我們的船返到了香港。翌日,[包工頭]王德軒、謝

詩屏兩人果然又跑上船來,強迫我們加入「寶泰辦

館」......我們一致表示拒絕, ·王德軒、謝詩屏老

羞成怒, ·宣佈把我們全體工友開除。 ...于是大

家一湧上前,把王德軒、謝詩屏兩人按倒在地,狠狠

揍了一頓,把謝詩屏的眼鏡也打破了。 —劉達潮,

〈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革命志士、勞工與四邑商工總會

1900年代後半期,有些同盟會革命志士,已經深切地認識到:必

需深入勞工羣眾去為他們爭福利,才能贏得勞工的支持。香港工人當

中,技術性勞動者,如機器工人,通常是受過粗淺教育的識字工人;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83

他們處于先覺地位,故比其他勞工更容易接受政治革命意識。另外,

香港工商業較中國內陸發達,勞資爭議較多,而且香港的雇主以洋人

居多,時常有種族偏見。因此喚起工人的政治社會意識,使他們感覺

到必需組織團體,才能保護勞工利益。1

正好同盟會員也有深入勞工羣眾的覺悟。於是工人與革命志士攜

手合作,志同道合。曾在香港當機工的馬超俊,於1905年透過三合會

的關係在舊金山結識孫文,之後跟隨孫氏到日本,加入同盟會;1906

年春,孫氏派他回香港對機工宣傳革命,推進機工與同盟會員的合

作。z

1908年11月,太古船澳的洋人管工、誣賴打磨工人黃桂鴻盜竊

廠物,將黃革職。黃向[羣樂別墅」(同盟會員組織)求助,工友們捐資

擬請律師上訴。不久,又有太古船澳西人監工辱毆打磨華工。同業不

服,在「羣樂別墅」議決,預備怠工抗議,但次日西人總管允許加薪

並補償被毆工人。這些事件喚起工人組織團體,同盟會員從中協助。

為了避免殖民政府的懷疑,機工們往往托名「嬉春會」或「泅水會」,

在淺灣等處開會;也時常前往革命黨人的機關去聚會討論:諸如位於

紅磡的「澤文社」、皇后大道中的「羣藝說學社」、西灣河的「羣愛

公論社」與旺角的「羣樂別墅」。當時香港機器工人分散在各處工

作,如紅磡、西灣河、深水埗、油麻地等處;組織團體的傳單發出之

後,「一星期之內報名者有九百餘人,三星期之內其數增至三千餘

人。」乃於1909年3月28日在香港中區「敍南茶樓」開會,到會者

1,444人。3

然而,殖民政府的便衣警員已經探悉機工組織團體之行動,迅速

拘捕三名機工領袖胡汝昌、馮俊明與朱伯元。隨後,被告在法庭上辯

稱聚會之目的,在創設研究機器之教育學會,並非組織工人工會。另

一方面,殖民政府顧忌案件可能導致罷工,乃將他們釋放。

事實上,機工領袖所要創立的,並非純粹由工人組成的現代工

會,而是傳統式的行會,會員包括工人、工頭和小型技藝工場店主。而

同盟會所要爭取的,也是工人和其他各階層人士。機工領袖創設書

塾,也確實希望推進機器工人的技術教育與工人子弟的初級教育。

1909年7月24日,在朱伯元與盈等人的領導下,「中國研機書塾」

正式成立。書塾的教師包括熟練機工、「開明」的工頭與工場雇主和

秘密的同盟會員。因為它是傳統式的行會,所以獲得殖民政府的許

可。事實上,它的成立酒會熱鬧異常,有一千五百人列席參加,包括

華人社會名流和政府官員。1910年改名為「中國機器研究總會」。有

些機工,往往因擁有熟練技術與經驗,而成為包工工頭;他們再聚積

斂財,更進一步創設自己的小型手工藝工場,而成雇主;然而他們仍

然是機器總會的會員。總之,機器總會是傳統式的行會,會員包括工

人、工頭與小工場雇主。名義上,它以一種「以雇主為主要成員的組

織」,向殖民政府登記註冊;但事實上,它是一個舊式行會組織,志

在維護華人機器工人的權益,以防備西人雇主的歧視與無理要求。它

與同盟會的關係密切,許多成員是同盟會員。 5

某些「傳統的」文化與制度,不僅不妨礙、甚至有助于「近代化」

的政治演變。同盟會革命志士精巧地利用「傳統的」同鄉關係、行會

組織、地緣主義、幫會秘密結社與人際關係,來宣傳「近代的」民主

革命運動、招募革命同志。孫文祖籍廣東香山(中山)縣,大多數的海

員也是廣東人,他們積極響應孫氏的革命號召。海員領袖蘇兆徵、林

偉民和楊殷皆是孫氏中山縣同鄉,俱加入同盟會。。香港海員組織了

1 陳達,〈我國南部的勞工概況〉,《統計月刊》,第一卷第十期,1929年11月,3頁。

2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D. thesis, Stanford, 1975, pp.33-34.

3 陳達,〈我國南部的勞工概況〉

了

3-4頁。另一估計謂當日到會者五百多人。

4 Lo Sai Pauline Chow, "A Study of The Chinese Engineers' Institute from 1909 to 1947," B.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pp. 31-32.

5一直到1954年才改變為純粹工人組成的現代工會。 Pauline Chow's thesis, pp. 33-35, 39,

47;古山隆志,〈1920-22 香港勞動者の鬥力〉,《歷史評論》,第328期, 1977 年,8期,48-50頁。

8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85

「聯誼社」(由趙植之負責),支持反清活動,協助革命黨人傳遞消息和

偷運軍火。”

支持同盟會的社團,還有「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它是一個以傳

統的鄉誼、地緣與方言為基礎的社會團體。這個「傳統式」的組織,

跟同盟會密切結合,協助推進「近代化」的辛亥革命和民族主義運

動。所謂四邑是指廣東省內的開平、恩平、新寧(台山)和新會等地。

早在興中會時期(1894-1905),有些四邑籍的華僑(如余育之、李自重、

鄺華汰)就已大力支持孫文的革命活動。興中會有286名會員,其中華

僑會員佔78%,而華僑以四邑籍(尤其是台山籍)居多。二十世紀初,

有二十萬台山籍的華僑遍佈於美洲、東南亞和澳洲各地。許多華僑在

海外親身遭受種族歧視與苛待,因而產生政治意識,認為只有建立一

個富強的中國,才能保護華僑權益,政治維新或革命之念,油然而

生。一般來說,華僑中的富商大資本家(如李福基、黃亞福、陳宜

禧),在海內外投資經營各種事業,為了保護他們在國內的事業財

產,多與清政府保持某種關係(如捐官);他們雖然冀望中國富強,但

只希望通過維新改革圖強,故傾向保皇黨。華僑中,較熱心反清革

命的是知識份子、中小商人、店員和工人。8

旅港四邑僑民,聚集成一社團;他們有特殊的方言,是香港居民

中的一個少數族。因此他們感到特別須要團結,才能與其他多數的

羣競爭,獲取資源與機會。「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初創於1909年:

原來,由美國加州與澳洲回港的四邑籍苦力和職工,聚集組成一互助

團體;1910年,旅港四邑華商也加入此一團體,遂成「四邑商工總

會」。許多香港同盟會革命黨人都來自四邑,比如陳少白、李紀

6陳明銶,〈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初廣東工運〉,陳明銶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1986年,16頁。

7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斗歷程〉,《廣東黨史資料》,第二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64頁。

8劉玉遵、成露西,<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台山縣與華僑>,洪絲絲等著,《辛亥革命與

華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2-96,111-112頁。

9 CO129. 394. 685-12/13, Governor May to the Hon. Lewis Harcourt, Dec. 16, 1912, p. 85.

堂、李煜堂、鄧仲澤、伍耀雲、吳東啟等等。*「四邑商工總會」糾

合商人、店員、工匠、苦力於一堂,儼然成為當時香港最強勢的地緣

同鄉團體(由李煜堂、楊西巖等人領導),與同盟會緊密結合。1從

1910年到1913年,它在香港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各種政治社會運動

(諸如宣傳革命、招募黨員、捐款運動、慶祝革命成功之活動、杯葛

電車運動),強力支持同盟會的革命。港督梅軒利(Sir Henry May, r.

1912-19)頗覺憤怒,斥責它是一個愛國的「少年中國黨」(The Young

China Party)。 12

辛亥革命對香港之衝擊,1911-1912年

從1895年興中會創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十七年間,有多次

革命起義,在香港組織與策劃。香港是重要的革命基地。這是眾所皆

知的,毋庸贅述。這裏要討論的是中國共和革命對香港之影響。

辛亥革命對香港造成巨大的衝擊。它激發了每一階層的港人、對

中國政治產生新的意識與關懷。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之消息傳到

香港,港人興奮異常。數日之內,幾千人剪掉辮子,以示支持共和革

命。有些理髮店,自動提供服務,免費剪辮子。10月18日,大約四

百人的羣眾,聚集攻打商報社(保皇會機關報)和中國銀行,強迫取下

滿清龍旗。幾個月之內,三萬以上的難民,由大陸各地湧入香港,

時之間,造成住宿、交通、衛生與治安的種種問題。 13

11月6日,革命軍攻陷北京之消息(後來才知道是不確的消息)傳

來,頓時全港欣喜若狂。各處大放鞭炮,以為慶祝。幾千名歡欣鼓舞

的羣眾,在街頭巷尾,搖着革命旗幟與孫文、黎元洪的肖像。 有些

沒辮子的少年,到處奔走呼喚,叫人家剪辮子。英國官員G.R. Sayer

10 香港四邑商工總局編,《香港四邑商工總局光復特刊》

2

香港,民國37年,1頁。

11 CO129. 399. 7204, Gov. May to the Hon. Lewis Harcourt, Jan. 22, 1913, p. 268.

12 CO129. 394. 40743, Gov. May to the Hon. Lewis Harcourt, Dec. 2, 1912, p. 6.

13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1.10. 19, 20, 24.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華字日報》 ,1911年10月20日;10月24日。

14 《華字日報》,1911年11月7-8日。

8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87

述說當時情況:「1911年春天,剪了辮子就冒險去腦袋;1912年春

天,不剪辮子就丟腦袋。』『其實,這是自發性的慶祝。街道喜氣洋

洋的羣眾,包括各階層人士——————從殷商、買辦,到店員、小販和苦力

勞工。

·

11月10日,胡漢民由港抵穗,擔任廣東革命政府都督。香港立 法局兩位華人議員何啟與韋玉,謁見港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 r. 1907-12),為華人請願,提議休假一日,以便聚會慶祝廣東共和政府

之成立。港督表示反對。後經何啟解釋說,港人慶祝與政治無關,只

是慶祝廣東幸免流血而已。港督乃勉強答應。蓋阻止港人強烈的自發

性愛國情緒,不僅徒然,而且恐將造成人民反對港府之效果。16

香港華人認同中國民族主義情結,也表現在多次的募捐,用以接

濟廣東革命政府、並救濟湖北戰區與安徽水患災區之難民。勸捐運

動,以及聚會慶祝事項,大部份是旅港「四邑商工總會」所主導,蓋

廣東革命政府有多位主要人物是四邑人士。革命政府授意在港設立籌

餉局,集合三十位港商,由楊西巖領導,進行籌款勸捐運動。成千上

萬的港人,慷慨解囊。每日華文報紙登載小額捐款人名與款項,顯

示一般民眾的政治化。社會各階層民眾之政治意識,進一步強化發

展。中國共和革命期間,香港市民,以反抗港府的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來表示他們對殖民政府的不滿。譬如,港府警察執行

任務、捕捉小偷扒手,經常受到羣眾的阻擾與毆打。這是前所罕見

的。但是,有些保守的華人殷商如劉伯,企圖挽救社會秩序,組織

「孔教會」,極力進行社會教育活動,提倡恢復儒家教義,倡導「孔

孟民族主義」 。 17

辛亥革命也影響到香港勞工運動。共和革命助長一般勞工的政治

15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2.

16 《華字日報》,1911年11月13日。CO129. 381.41103, Gov. Lugard to the Hon. Lewis

Harcourt, Nov. 23, 1911, confidential, p. 198.

17 詳見拙著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pp.249-260.

意識。工人紛紛向雇主爭取權益。1911年10月20日,英文南華晨報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社,洋人毆打一名華工。引起該報排

字華工集體罷工,以示抗議。至11月中旬,罷工擴張到全港其他英

文報社。警方逮捕排字工人行會三名領袖,使罷工更延伸到中文報

社。蓋只有全面罷工,才能有效地對雇主與政府施加壓力,以達到保

障華工權益之目的。一直到12月12日,罷工才告平息。部份工人,

獲得較優的待遇。1912年其他幾個勞工行會,也相繼罷工。但只是

小規模、局部的行動而已。1920年代,將演變為宏大的勞工運動。

工人權益沒有法律的保障。貧窮困苦、處處受挫之情況下,他們

時而毆打警察、以發洩對殖民政府之不滿。新任港督梅軒利(Sir

Francis Henry May, r. 1912-19,曾任香港警察局長與輔政司)對倫敦報

告:自從1912年7月4日他到任之日起,至1913年2月為止,每星期

都發生華人毆打警察的事件。事實上,港督本人,就常有不愉快的體

驗。他和夫人乘坐轎車、好幾次遭到拋擲石頭、桔子皮、棍子與鞭炮

等物。令這位曾任警長的港督非常惱怒。 19

企圖刺殺梅軒利總督

五十二歲的梅軒利是個「中國通」(an old Chinahand),精通漢文

和粵語;曾經在香港殖民政府服務二十八年之久(1881-1911)。這個人

外表莊嚴,面無笑容,做人嚴厲苛刻;香港的轎夫、人力車夫和佣人

最討厭他,往往拒絕為他服務。1911年元月,他轉調西南太平洋的英

屬菲濟羣島(Fiji Islands)當總督。至1912年7月,又調回香港出任港

督,港人還記得這個面無笑容的前任警長 o 20

18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1911, pp.c20-21;A.E. Wood, Report on the Chinese Guilds of Hongkong, Compiled from Material Collected by the Registrar General, Hong Kong: Noronha, 1912, pp. 3, 9, 1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1.11.20-23-27;12.4-12.

19 CO129. 402. 30413, Gov. Henry May to Lewis Harcourt, July 28, 1913, pp. 282-284.

20 Arnold Wright and H.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1908, pp. 106-107;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p.137.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for 1911, p. 25.

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89

7月4日梅軒利總督到任、舉行就職典禮那一天,在光天化日之

下,有人企圖刺殺他。霸氣十足,盛氣凌人的總督,在碼頭檢閱儀隊

完畢後,由夫人和女兒陪伴,分別登上轎子。梅軒利的轎子在右,夫

人的轎子在左。八名高大的印度警衞在兩邊保護。還有其他警察跟隨

在後。街道也有士兵排隊警戒。許多羣眾圍觀遊行列隊。轎子徐徐前

進,要到市政廳去參預當地社區團體的歡迎儀式。突然,有一年青華

人持槍衝出警衛之間,手槍對準梅軒利的頭部;印度警衞Kala Singh

迅速推開刺客的手臂,手槍走火,子彈一絲之差、沒擊中梅軒利,卻

打到夫人坐轎的傘蓋。刺客企圖再開槍,但警官 Garrod捉住他的手

臂,將他推倒,制服逮捕。

嫌犯姓李,是二十四歲的廣東人。他招認有三個原因使他痛恨英

國人:第一;他的父親曾經在港當警探,因同時接受廣州官方的錢和

任務,被當時香港警長梅軒利革職懲罰。第二,英人在香港和南非,

歧視虐待華人。第三,港英政府禁止廣東錢幣在港流通,對廣東共和

政府係一大侮辱。總之,私人恩怨與中國民族主義情懷結合,而形成

嫌犯刺殺港督之動機。

警方疑有陰謀共犯,搜查嫌犯破舊貧窮的租房。但並無所獲,只

覓得女房東寫的一封信,擬寄給廣州的親戚。信裏述說家常事物,比

如最近賣了一頭豬,然後順便提到一件事:「昨日我的房客開槍射殺

港督。沒打中,真可惜!」香港一般民眾對英國殖民官員之怨恨,可

見一斑。21

回顧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香港一般民眾,有時表現的排外主義

(antiforeignism),在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曾一度演變為模糊、

原始的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再經過1905-1906年反美杯葛及

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之後,到了辛亥革命時期(1911-1912年)已發展為

明確的羣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1912-1913 年杯葛電車運

2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12.7.19.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7.19.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for 1912, p. 31. CO129. 391.26076,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July 24, 1912.

動,又流露港人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結。民族國家之意識,由歷史

環境所促成。

1912-1913 年杯葛電車運動

廣東革命政府面臨財政危機,試圖向香港與海外華人社羣、招募

捐助。可是港英政府多方阻擾,處處為難,既不准廣東法幣在港流

通,又禁止廣東公債劵在港發行。港府不友善的動作,激怒了許多

華人、特別是旅港四邑工商總會之成員。22

洋人經營的香港電車公司、拒收廣東錢幣當車費,激起華人的憤

怒,民眾紛紛杯葛電車,以示抗議。1912年11月22日,香港街道,

從西營盤到筲箕灣一帶,到處張貼杯葛海報,也有漫畫,諷刺電車乘

客是豬犬畜生。24日,羣眾一千人聚集筲箕灣,阻擾電車,高呼

「杯葛」。英人警官 Ogg逮捕一名華人,民眾向警官投石喊打。巡官

Gourlay拔槍威脅民眾。26日,中區德輔道,又有千人的羣眾騷動,

拋石頭襲擊英人警察。大批警察趕到,逮捕四位民眾。此後,警衞日

夜巡邏電車通道,並有五十名士兵,分乘各路電車當糾察。不過,民

眾堅持杯葛,甚少華人乘坐電車。 23

12月18日,梅軒利總督召集一百五十名華人紳商,解釋電車公

司拒收廣東銅幣,並非有意侮辱中國,而是因為它比香港銅幣輕賤;

他威脅要對居民徵收特別稅,以補償公司的損失。總督並催促紳商乘

坐電車,以身作則,鼓勵大眾乘車。於是,何啟、韋玉及其他多位紳

商前往乘坐,以為示範。24

其實,有些華人紳商,擁有電車公司股份。他們也希望早日結束

22 詳見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270-273.

23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11.25-26-27-28;1912.12.6. CO129.394.40743,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confidential, Dec. 2, 1912, p. 7. CO129.402. 30413,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secret, July 28, 1913, pp. 277, 291.

2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 12. 19. CO129.394.2222,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confidential, Dec. 30, 1912.pp.187-190.

9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91

杯葛,故誠心與港英政府合作。比如,劉鑄伯是電車公司的股東和理

事,對港英政府忠心耿耿,真誠合作。他收到「敢死會」的一封恐嚇

信。陳賡虞也收到一封。韋玉(立法局委任議員,代表華人),收到不

只一封恐嚇信,對他謾罵,指責他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洋人、鄙視華

人同胞、跟殖民政府勾結共謀、狼狽為奸。25本來高居領導地位的紳

商,一再受到挑戰。蓋1910年代的香港華人社會,越來越趨多元複雜。

那麼,為什麼有眾多華人杯葛電車?由誰主謀?有何動機?香港

電車公司拒收廣東錢幣,影響到許多人的經濟利益,因此他們就結合

起來,推動杯葛運動。這些人包括小銀行業者、錢莊與其他貨幣兌換

業者。南北行與金山莊的貿易商、通常也經營匯兌業務。每年海外華

僑匯寄五千六百萬金圓回到香港與廣東。從事匯兌業務的南北行與金

山莊貿易商人,每年有兩百萬元的盈利。因此他們反對港府禁止外幣

流通政策。

許多貿易商人,是旅港四邑工商總會會員。四邑工商總會又跟廣

東革命政府、有密切的關連。香港電車公司拒收廣東銅幣,不僅傷害

他們的經濟利益,而且影響到一般民眾的利益。況且,華人認為那是

對廣東共和政府的重大侮辱。愛國主義與經濟利益,互相聯接,共同

推進杯葛電車運動。訴諸香港民眾的利益和反對外國殖民政府的情

緒,杯葛運動迅速赢得大眾的支持。26

單純的訴諸愛國主義,很難動員民眾從事於持久又堅決的杯葛運 動。愛國主義必須與現實的切身利益相聯合,才能有持久的社會運

動。這是香港歷史上一再發生的現象,也是我在本書一再強調的主題 之一。事實上,許多華人及社團,往往訴諸民族主義、利用愛國主義

為手段,以爭取社會、政治勢力與經濟利益。比如吾人在上一章已經 討論過:1905-1908年間,許多華商利用反美、反日杯葛運動,以發展

「民族企業」,增進己身利益。1908年,保皇會和廣東七十二行商,

都利用反日杯葛,來增長自己的政治、商業勢力。

同樣地, 1912-1913年,在勞工階級當中,最熱中於杯葛電車的

是轎夫、人力車夫、及其他與市區交通有關之工人。機械工人協會也

甚積極,因為它與四邑工商總會和同盟會,皆保持密切關係。此外,多

勞工都支持杯葛。因為許多華人雇主,都用廣東硬幣支付薪水給員工

(因廣東硬幣比港幣輕賤)。電車公司拒收廣東硬幣,當然激怒勞工階級。

經濟利益與反抗殖民政府的情緒,促使下層民眾加入杯葛行列。

辛亥革命助長香港民眾的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張貼在街道的海

報,譴責香港電車公司,鼓吹杯葛,並宣稱漢、滿、蒙、回、藏五族

構成的中華民族、必須聯合對抗帝國主義。”同盟會革命黨人的中華

民族意識,借着多年來社會運動的醞釀,已普遍滲入香港民間。

為了要終止杯葛,港英政府軟硬兼施。一方面宣佈要在杯葛市

區、徵收特別稅捐,以賠償電車公司之損失,並且堅持禁止外幣流

通。另一方面,則以半價廉售十萬張電車票、給華人雇主,以便分發

給員工。政府並且下令、嚴格執行以港幣支付薪水之法令。1913年2

月4日,持續兩個多月的香港電車杯葛運動,終告結束。 28

辛亥革命對香港造成甚大的衝擊:它強化了港人認同中國的政治

意識,影響香港社會秩序,導致杯葛電車運動,並且推進香港各邑會

館的建立。

各邑會館,如雨後春筍

1910-11 年以後,辛亥革命期間,以同鄉地域與方言為基礎的香

港各邑商會與公所,紛紛成立,如雨後春筍。有兩個主要原因,促成

這個發展。第一,在革命期間,軍事動亂與新舊政權的更替,影響大

25 CO129.402.30413,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secret, July 28, 1913, enclosure.

26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12), p.3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 12. 27.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p. 113. CO129. 394. 2222, pp. 177-178.

27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 11. 29.

2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3.1.6. CO129.399.4390, 41, 43. CO129.401.20488, Gov. May to

Lewis Harcourt, confidential, May 26, 1913, p.218.

9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93

29

陸各地治安;廣東與其他華南地區社會凌亂,造成大量難民湧入香

港。 1911年,幾萬名難民湧入,其中三萬人以上留居香港;1913

年,又有二萬以上的難民留下。到1914年,香港總人口增至五十萬

人。30廣東和華南各地之災難,以及流離失所的難民,有待旅港各邑

同鄉救濟和支持。於是香港各邑會所,應運而生。

另一主要原因,則與廣東政治有密切關係。原來,香港四邑商

工總會於1909年首創之後,在李煜堂的領導下,就一直與同盟會緊密

合作,推行革命。事實上,大多數四邑商工總會人士,皆加入同盟

會,為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堅苦奮鬥。果然革命成功。1911年11月

10日,李煜堂和多位香港四邑人士,陪同胡漢民前赴廣州主持廣東革

命政府。胡漢民就任廣東都督。多位四邑人士充當政府要職:李煜堂

(新寧人)為財政部長,陳少白(新會人)為外交部副部長,李樹芬(新寧

人)為衛生部長,李紀堂(新會人)任交通部長。另外,李煜堂的外甥黎

國廉(順德人)任民政部長。不僅如此,李煜堂還推薦陳景華(香山人)出

任廣州市警察局長。而且,與四邑人士保持密切關係的港紳何啟與韋

玉,則任廣東政府的總顧問官。可見李煜堂在廣東政府的影響勢力,

盛極一時。港督梅軒利向倫敦報告:四邑人士「實際上統治廣東」,

佔據「幾乎全部重要職位。」 日本外務省駐廣州特派員則謂:「李

煜堂事實上支配廣東」;然而,他未能掌握軍權,也未能贏得廣東地

方紳商的信賴——「他對這兩件事最感苦惱。」32

旅港四邑商工總會在廣東的政治勢力,引起香港其他各邑人士之

關注。為了要阻止四邑人士壟斷廣東政治與經濟,他們也紛紛組織同

鄉會所,以保護、促進各人士在省港的利益。33旅港番禺工商公所

於1910年創立。接着是順邑旅港工商總局(1911年11月),鶴山商會

(1911年11月),嘉應商學工會(1911),旅港福建商會(1911),東莞商 會(1911),旅港南海商會(1912),香邑僑商會所(1912),花邑商工會所 (1913),清遠公所(1913),等等。35到1913年1月,香港已有十六個同

鄉會所代表內地各地邑。36

港督梅軒利,疾視港人組織地邑會所,認為除了一二例外,其餘

多係「政治陰謀的溫床」,尤其是四邑商工總會,恣意「干預中國的

政治」。”港府乃於1911年,制訂<社團法令》,規定所有社團,必

須向政府註冊,以便控制;禁止所有非法活動、或危害香港社會治

安、或導引大陸動亂之社團。

然而,各邑會所向港英政府註冊,皆表示以服務鄉人為目的,賑

濟國內之災難、從事鄉里之建設、推進公益與確保治安。事實上,在

服務鄉人之同時,各邑幫派之間也互相競爭,試圖保護各自在省港之

利益。四邑人士在廣東的政治勢力,招致其他地邑幫派的嫉恨。他們

認為胡漢民都督袒護四邑人士。1912年12月,傳說廣州九善堂致電

呈請北京中央政府革除胡漢民、改派前清粵督芩春烜為廣東都督。但

是,九善堂否認此事;該呈請電文,疑係反對四邑勢力的幫派所

造

o 38

1912年冬,北京政府通告全國各省及海外各地華僑商會,敦促選

派代表赴北京、組成選團、選舉國會參議員。香港四邑人士與其他地

邑幫派之政治勢力競爭,在此次選派代表之事件中,表露無遺。廣東

都督胡漢民授意,由四邑人士召集香港各邑商會於1913年1月3日在

杏花樓聚會,討論募捐以及選派代表赴京二事,蓋廣東政府希望香港

29 《華字日報》 ,1911年10月24-26-28-30日;1911年11月1-7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Nov. 1, 8, 1911.

30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31 CO129. 394.685-12/13,Gov. May to Harcourt, Dec. 16, 1912. p. 85; CO129.399. 7204, Gov.

May to Harcourt, Jan. 22, 1913, p. 268.

32 日本外務省記錄,「特別派遣員報告,二月七日於廣東」,明治45年,5頁。

33 CO129.399. 7204, Gov. May to Harcourt, Jan. 22, 1913, pp.268-269.

34 《華字日報》 ,1911年11月16日;1911年12月14,15,22,28日

35 Elizabeth Sirn,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Kong," in E.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178-179.

36 CO129. 399. 7204, p. 269.

37 CO129. 401. 17757, Gov. May to Harcourt, May 2, 1913, p. 32.

3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2.12.4.

9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95

華商選派國民黨員為赴京代表。當時大多數港人,對選派代表參與選

舉國會參議員一事,頗感興趣,華商反應踴躍,但他們不願被四邑籍

國民黨人士所操縱。 39

然而,香港「華商公局」從1900年創立之後,並未能提供強勢

的領導作用,1905年反美杯葛當中,就已暴露華商公局組織渙散。其

後,它對華商的代表性漸被質疑。於是,1912年1月另有「華人總商

團」創立,由劉鑄伯(寶安人)所領導。到1913年初,為了要選派華

商代表赴京、以抑制四邑人士之政治勢力,港商在劉鑄伯與袁英山

(東莞人)等人的領導下,從新組織「華商總會」(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改組後其會員數目劇增至1500,包括各邑商會、各種

行會與商行。華商總會儼然成為一個廣泛代表香港商界的組織,取得

社會領導地位。41

由于英國政府的反對,華商總會並沒有選派代表赴北京。但是廣

東國民政府卻不顧事實、獨斷地宣佈一位四邑籍國民黨員被選派為香

港商會代表,準備赴京。港英政府強烈抗議廣東國民政府干預香港政

治。1913年2月初,163名海外華僑代表在北京參與國會參議院的選

舉。但香港報紙並沒提到有香港代表參與其事。42

香港華人社會裏,四邑人士是少數族羣。但是,由于他們最早與

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的革命黨人結合密切關係,他們在民國成立

以後的一二年來,就利用這種特殊關係、運用各種手段、企圖壟斷省

港的政治經濟資源,因此招致多港人的嫉妒怨恨。原來,在1911年

推翻滿清建立廣東省革命政府的當初,絕大多數的港人都歡欣鼓舞、

對新中國與新廣東抱着新希望。豈知廣東省國民政府處處袒護四邑朋

黨、對香港華人社會獨斷行事、蠻橫干預。再加上國民政府腐敗無能,

甚至無法保持廣東各地社會治安,使許多港人對它感到疏離灰心。

廣東國民政府自毀形象,遭省港民眾背棄

國民黨內部政爭,自甘墮落,自毀形象。胡漢民都督與陳炯明

(廣東護軍使、總綏靖處督辦)之間,關係緊張。梁士詒(袁世凱總統之

秘書長)與粵紳江孔殷從中挑撥,胡、陳交惡。一時之間,陳炯明權

傾都督。過去的革命同志,往往成為政爭的犧牲者。譬如,曾經參

與黃崗起義的革命志士陳藝生和許雪秋,是政爭的受害者。44另外,

曾在香港活動多年的革命報人、前《中國日報》編輯黃世仲(廣東省

樞密處委員),也被謀害。當廣東報人陳聽香勇敢地批評這些政治謀

殺事件,陳炯明即刻將他逮捕槍決,不經法律審判。這些政爭,大都

與「民軍」之解散有關。大約十六萬人的廣東「民軍」,曾經在革命

期間幫助革命黨人推翻滿清政權,因而恃功驕恣,把持地方。陳炯明

企圖解散民軍。雖然他的意圖在靖定社會治安,但是其效果適得其

反。蓋民軍解散之後,政府並沒提供其他復原就職機會,他們謀生困

難,乃鋌而走險,流為盜賊,導致社會愈加凌亂。

o 45

廣州警察隊伍由陳景華統領。根據香港政府情報,這個人兇惡殘

忍,往往不經法律手續就隨便將嫌犯判刑;甚至輕微的犯罪,每日必

有二十人被處極刑。粵人對此深惡痛絕。有一次,十三個囚犯越獄不

遂,被抓來在他面前當場處決。又有一次,警察局居然「忘記了」某

個監獄裏關着囚犯,囚犯餓。“廣東省境內有許多地方社會秩序混

亂,國民政府未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造成難民來港避難。人民

輕蔑腐敗無能的官員。

39 CO129.399. 6639, May to Harcourt, Jan. 31, 1913, pp.341-344, 349.

40 《華字日報》,1912年1月13日。

41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王赓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 書店,1997年,184-185頁;及 E. Sinn,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pp. 167-168.

42 CO129. 399, 9121, May to Harcourt, Feb. 22, 1913, p. 513; CO129.399.6639, pp.341-344,349,

351; CO129. 401.17757, May to Harcourt, May 2, 1913, p. 32.

43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152頁。

44李玉奇、張磊,廣東地區的辛亥革命運動,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記念論文集》,下冊,512頁。

。

45 丁身尊,〈論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民軍》,《近代史研究》,1982年4號,235-237頁 46 CO129. 391. 26748, Gov. May to Harcourt, Confidential, p. 135; CO129.402.29584, May to

Harcourt, Aug. 2, 1913, p.352.

9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97

國民黨與北洋勢力之間的政治鬥爭,南北對抗,更進一步加深廣 東的政治社會危機。北京的國會選舉雖然國民黨取得勝利,但是北京 中央政府總統袁世凱訴諸暴力。國民黨籍國會領袖宋教仁於1913年3

月20日在上海遇刺,係北京政府國務院總理趙秉鈞承袁世凱之意 旨,雇用兇手所為。為了要增強中央對地方之控制,特別是要對付廣 東的國民黨,袁世凱總統於1913年4月26日,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 行團交涉善後大借款,成立二千五百萬英鎊之借款合同。孫文在上海 宣佈:未經國會同意之借款,顯然違憲,南部諸省不惜訴諸武力以為 對抗。”5月5日,南方四省都督(廣東的胡漢民、湖南的譚延闓、江西 的李烈鈞、安徽的柏文蔚)聯名通電抗議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48

然而,當時腐敗無能的廣東省國民政府,已經失去了當地民眾的 支持。香港總督對倫敦秘密報告:「省港商民對國民黨已經那麼厭 倦,假如袁世凱採取行動推翻廣東國民政府,廣東人民將站到旁邊不

會干預。」49

香港華人對善後大借款與南北對抗之反應,充份流露地邑派系政

治。1913年4月26日善後大借款公佈後,有些香港人士即刻以「香 港華商」之名義,通電北京政府,表示抗議。疑是與廣東省國民政府 關係密切的香港四邑人士所為。可是,這孤單的抗議聲音,沒人附

和。事實上,大多數的港商對這個借名「香港華商」的電報感到惱 怒。在南北對抗的情勢下,大多數香港華人反對腐敗無能的廣東國民 政府。南方四省都督於5月5日聯名通電北京抗議大借款。但是,5 月8日以後,香港許多行會、商會和各邑會館,卻紛紛致電北京政

府,表示贊同大借款,並支持國會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蓋港 人對廣東國民政府失望之餘,期望袁世凱能運用巨大的借款建立強 勢中央政府,安撫地方治安,穩定廣東財政金融,與恢復省港商業

之繁榮。50

47 CO129.400.19365, May to Harcourt, April 29, 1913, p. 517.

48 《胡漢民年譜》 ,159頁。

49 CO129. 400. 19365, pp.514-515.

1913年5月12日《華字日報》報導,此時國民黨在廣東與香港的

影響勢力,一落千丈。不僅如此,東南亞與美洲各地華僑社團,也紛

紛效法港人,致電北京支持袁世凱與善後大借款。而廣東本地的各有

力社團,如商會、七十二行與各區議會,也通電北京贊同大借款,支

持袁世凱總統。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香港四邑人士也不再是一個

團結堅固的個體。原屬四邑的團體,如新雜誌社、香港新會商會、

甚至金山莊,都公開表示支持袁世凱,迅速拋棄國民政府。遊國民黨

在省港的勢力消失殆盡,樹倒猴猻散。

香港中文報紙開始攻擊國民黨是「暴民黨」,在廣州建立「暴民

專制」,其官員「貪如狼,猛如虎」。北京報紙報導,袁世凱政府

收到數通廣州商人的電報,呈請中央政府免除胡漢民都督職位;假如

不然,電報聲稱,廣州人民將群起將他驅逐。6月14日,袁世凱總

統下令免去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位,轉調為西藏宣撫使,而任命陳炯明

為都督,陳昭常為民政長。江西都督李烈鈞也被免職。*6月21日,

胡漢民悄悄離穗赴港,「沒人為他流淚、沒人致敬、沒人歌頌」。56

7月12日,李烈鈞舉兵討袁,宣佈江西獨立。黃興在南京、陳其

美在上海,分別組織討袁軍。東南各省(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相

繼響應。陳炯明猶豫觀望數日,亦於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加入

「二次革命」,一致討袁。此時,在短短的二星期之內,就有四萬人

由廣東湧入香港避難。然而,討袁勢力潰不成軍;不到兩個月之內,

50 CO129. 401. 19464, May to Harcourt, May 17, 1913, pp. 148-152; CO129. 401.19367, May to

Harcourt, May 10, 1913, p.118.

51《華字日報》 1913年5月12,16,19日 CO129. 402. 29584, May to Harcourt, Aug.

2, 1913, p. 347.

52 《華字日報》 ,1913年5月16,19,20日。CO129. 401.19464, May to Harcourt, May

17, 1913, pp. 148-152.

53 《華字日報》 ,1913年5月15,16, 22日。

5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3. 6. 4.

55 《華字日報》 ,1913年6月16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3. 6.19; CO129. 402.

29584, p. 347. 袁世凱總統下令,將胡漢民都督從廣州轉調遙遠偏僻的西藏當宣撫使。 這種撤職方式,幽默刻薄。

5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3. 6. 25.

9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99

「二次革命」迅速潰敗。省港民眾欣然稱快。8月4日,粵軍砲隊叛

變,陳炯明逃亡香港,匿九龍,潛赴新加坡。當時袁世凱總統已任命

龍濟光為廣東都督。1913年8月11日,龍濟光率領廣西部隊三千餘

人進據廣州。57

廣東省雖然換了政府,它的財政金融並沒改進。到1914年春,

貨幣貶值五成。財政困難迫使廣東政府試圖向香港匯豐銀行申請貸

款。當時,劉鑄伯和其他香港紳商,屢次向香港總督表示:假如能在

香港設法籌辦兩千五百萬元貸款,廣東政府將願意接受「英國人謹慎

正直的監督,重組廣東省政府;』由『港英政府與英國領事擔當裁決

者。」香港紳商關心廣東省政與人民福利、關心省港商業的繁榮、

而提議與港英政府合作,在英人的控制下重組廣東政府。假如我們運

用「愛國史學」(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的字彙,我們可以這麼

說:這是香港「愛國的」華商,與「帝國主義者」的「共謀」。

這種矛盾的現象,並不是第一次出現。1912年,何啟與韋玉也

向港督提出同樣的建議;1900年他們甚至公開表示,西方帝國主義國

家應該以軍事武力強迫滿清政府進行政治改革。1899年何東、何亞美

等八位紳商也有相似的提議。香港有許多「與帝國主義者共謀的愛國

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 patriots)。這是一個矛盾的世界。

1914年8月,歐洲戰爭爆發,粉碎了廣東政府向英國貸款的夢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香港,1914-1918年

英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交戰國。香港殖民地,也即刻進入

戰爭狀態。港英政府以一千零二十五萬港元之巨款(相當於香港政府

57 CO129. 402.27054,p.364; CO129.403.29585, May to Harcourt, Aug. 6, 1913, pp. 7-10; CO129. 403.32192, May to Harcourt, Aug. 23, 1913, p. 273-277; CO129.403.40331, Claud Severn,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to Harcourt, Oct. 24, 1913, p. 480.

58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68-70.

全年收支之數目)捐給英國充當軍費。當時香港人口五十萬。因為

懼怕戰爭會波及香港,大約有十萬人陸續離港返回中國大陸鄉下。等

到戰爭終了,再回香港。

在大戰期間,香港轉口貿易停滯不振。進出口船隻噸位數,逐年

下降。由1914年的兩千兩百萬噸,降到1918年的一千三百萬噸。但

是,香港卻利用歐美各國參戰,而減少對遠東貿易之際,極力興建

商船,使這一時期成為香港造船業之黃金時代。華資企業也進一步發

展。香港大興織造廠、南華皮具廠、詳發罐頭食品廠、中華兄弟製帽

廠、中發糖果餅乾廠、百家利化裝品廠等等,皆在此時期相續建立。

在終戰之後,1920年代,華資工業仍然繼續快速發展。60

大戰期間,英國將旅港德國籍僑民約兩百人、拘留或驅逐出境,

並清除與充公德僑在港之企業財產。英國同盟國之日本,則從德國手

中奪取山東省青島,更於1915年對北京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

之要求。日本向中國節節進逼,引起華人之憤怒與抗議。

英國政府希望日本艦隊,在中國海攻擊德國船隻。因此在大戰期

間,日本軍艦經常巡航於中國南海,停泊在鯉魚門外。大戰期間,大

批日本僑民,趁機湧入香港開業經商。香港灣仔杉排(皇后大道東)一

帶,於是出現許多日本人經營之各種商店。旅港日籍僑民多住在灣仔

春園巷一帶,雖與華人雜處,但自成一個隔離的社羣。蓋多數日本人

之種族觀念、一向狹隘偏頗(至今猶然),鮮有超越族羣的開通之社會

思想。

日人的語言、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與華人殊異。旅港日僑通常

「穿和服著木屐,絕少西裝革履。」否則他們將與當地華人,彼此難

以分辨。日人開設馬島醫院,專為日僑與各國人士治病;又設日本小

學一所,專收日本兒童,把華人拒之門外。「香港政府對日本商店及

僑民特別加以保護。」1915年「五、七國恥日](袁世凱屈從於日本二

59 陳大同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戰爭與香港〉 60元邦建,《香港史話》,147-148頁。

Q

10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01

十一條件之要求),全國各地華人憤怒抗議。香港學生與碼頭工人,

力俱杯葛日貨。「灣仔地方,曾發生過抵制日貨及羣眾向日本商店擲

石沖擊事故,但不久即平復。」

袁世凱帝制運動,激起全國各地的反抗,造成政治的紛亂。1915

年12月到1916年春,南方諸省紛紛宣佈獨立,組織「護國軍」起義

討伐袁世凱。1916年4月,龍濟光都督(本來是袁世凱的部屬)亦宣佈

廣東獨立。5月,孫文在上海發表宣言與各方一致討袁,主張恢復民國

元年之約法。6月6日,袁世凱羞憤成疾而死。全國進入軍閥割據局

面。來自雲南與廣西的「客軍」進佔廣東各地,廣東情勢危急混亂。

1916年4月到7月間,港紳劉鑄伯(香港立法局委員)三次向港督

梅軒利報告,說廣東商人憂慮龍濟光都督無法維持廣州治安,因此他

們請求英國干預廣東政局,以保護粵民生命財產,恢復商業。但是,

港督解釋說:歐洲戰爭期間英國無暇干預粵政。然而,沙面英國領事

則順應商的請求,通電駐粵全部「客軍」頭目,「勸告」他們暫時

按兵不動,讓龍濟光的部隊退出廣州,以免流血破壞治安。7月末,

龍濟光率部安然離穗,前赴海南島。2

此時,北京政府由軍閥操縱,各地軍閥割據。孫文與國民黨(1914

年改稱中華革命黨)試圖回粵主政。1917年7月,孫文由抵穗,倡

導維護民元約法。8月,國會議員,紛紛南下,在廣州舉行非常會

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9月,孫文就任軍政府大元帥。

南北對抗局面再度形成。

五四運動與香港,1919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爆發後,香港雖然沒有像中國各大

城市那樣轟轟烈烈的罷工、罷課、罷市,卻也有一些騷動與示威活動。

香港各中文報紙登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言論。5月下旬,排日運

61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4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40-41頁。

62 Stephanie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pp. 79-80.

動激烈發展,香港華人到處張貼排斥日貨傳單。有些居民,將屋內陳

設之日貨如鏡子、圖畫和瓷器撤去不用。6月3日,有九名學生,手

持雨傘上面寫上「提倡國貨」字樣,在皇后大道遊行,吸引一百多名

跟隨的羣眾;英國警官將學生拘捕。據英文日報報導,圍觀警局的羣

眾,表示同情讚賞學生的愛國行動。羣眾湧至灣仔日本商店門前示

威、拋擲石頭,高喊「還我青島」、「保我國權」、「廢除廿一條件」、

「抵制日貨」等口號。警察旋制止又旋發生,數小時不停。警察乃勸

告日人商店閉門暫停營業。

64

就像大陸各地的知識份子一般,香港的學校師生,反日情緒高

昂。「各私立漢文學校的語文老師,在講壇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以

啟發學生愛國心;又以提倡國貨作為課文命題。」部份學生將家裏日

貨、搬到街上當眾燒毀。家庭主婦拒不使用日製火柴。65

可是,多數香港商人重利輕義,遲遲不肯跟進。華人「羣起聲討

大量推銷日本貨的先施、永安、大新三間公司,罵它們為亡國公

司。」。在抵制日貨聲浪中,華商乃集會決議提倡國貨。先施、永

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貨公司宣稱「今後必多採辦國產絲綢、蘇杭雜

貨,並歡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但是,有的公司、明說

是提倡國貨,其實「陰行改頭換面,出售日貨。」這雖是部份商人唯

利是圖,卻也表示他們對一般民眾抵制日貨之行動有所戒心。一時之

間,「愛國布」大行其道。太古洋行副買辦蔡功譜這麼說:

日本出口商品,海味是最大宗。 .向我國銷售,因此每年攫取我國金錢

不少,從而製造武器侵略我國,若我國人齊心協力,三年內不吃日本海

味,則日本立即窮困,即欲侵略我國亦無由得逞。67

63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June 6, 9, 1919.

64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69-170頁。 65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41~42頁。

J

66 陳醒吾,〈馬應彪與先施公司>,中國民主建國會廣州市委員會編,《廣州工商經濟

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134頁。

67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41-42頁。

10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03

香港洋行買辦、商人、婦女、教師、學生及一般民眾,認同中國民族

主義,又是一例。

為了防止排日事件之擴大,港英當局派遣武裝警察在灣仔日人商

店一帶、日夜巡邏站崗,「對日本僑民僑眷則嚴密保護,送食送

水。」日本政府則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鯉

魚門外,對香港示威恫嚇。而日本領事則要求港府派員巡查監視各私

立漢文學校,禁止任何反日行為。港府下令華文日報,不准煽動抗日

愛國,也不准提帝國主義詞語。 68

雖然,有些香港華人堅持反日愛國運動。他們設立香港國貨維持

會,經常注意日貨輸入消息,揭發偽冒國貨之日本貨物。皇仁學院部

份學生組織愛國團,以「振興土貨、排斥劣貨」為宗旨,「團員不得

入亡國公司」;發表宣言,指出祖國多難之秋,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11月,廣州軍警血腥鎮壓學生示威之消息、傳到香港,香港大

學學生,派兩名代表到廣州、對遇難同學表示慰問與聲援,對廣州政

府表示抗議。69

五四運動對香港一般華人政治與社會意識,有一定程度的衝

擊。根據海員工人劉達潮回憶:「我們當時在船上工作,對這次運動

也有所聞......。廣東各地舉行了抵制日貨等活動,香港也有響應。香

港愛國同胞把收繳的日貨當眾焚燒,還把一些販賣仇貨的百貨公司包

圍起來。......我們的船返抵香港時,不少海員也積極參加了這些愛國

運動。」當時各行業工人,逐漸覺悟,將組織工會,如海員工會和

運輸工人同德工會等等。12月,有十五艘輪船同盟罷工。然

某些官立英文學校愛國青年學生,節衣縮食,慷慨捐款,夜間在

西營盤及荷李活道,租賃地方,設立策群夜義學,自任教員,免費供

給書籍紙筆,敎授貧苦兒童,並宣傳愛國意識。另外,五四之反舊禮

68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42-43頁 69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170-171頁。

70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65頁。

71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171頁。

口

教運動,也影響部份青年的社會風氣。香港各英文書院學生,拋棄一

向沿用之晚清衣著,改穿恤衫西褲。青年人士更提倡體育,組織南華

體育會,練足球,倡游泳,「在七姊妹設立泳棚,男女都一律歡迎參

加,開男女平等的先聲。」然而這些新時尚,只影響一小部份中產

階級青年學生,而不是一般貧苦的勞工子弟。

保守的港英殖民政府,企圖阻止青年學生自覺推動的社會新文化

運動,刻意維持半封建殖民地局面,以便統治。港府教育司加強管理

各私立漢文學校,加派漢文視學官員巡回視察,重新定其課程。小

學七年級之課本需呈請視學官批准,小學一至三年級則強迫使用《香

港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德政,實行殖民奴化教育。視學官余藝

揚言:「設想維護舊道德,使學生知書識字,必須讀經尊孔。」皇仁

學院漢文總教習陳達明、迎合殖民政權的意圖,向英人院長建議,漢

文課程要講授四書經義,當為課本。「一時讀經復古空氣相當濃

厚。」”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

原來,辛亥革命之後,晚清秀才舉人和廣州法政學堂畢業人士,

紛紛湧至香港,一時私立學校與家塾之開設,如雨後春筍。港府為了

防範各校宣揚革命,制定1913年教育則例,管制漢文私校,嚴厲取締

政治活動。學校舉行孔子誕辰活動和雙十節慶祝集會,都須事先呈報

教育司批准、由警察署派員監視。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和培僑中學校長

杜伯奎被認定與革命政黨有關係而被強迫離境。另一方面,港府鼓勵

漢文私校讀經復古。當時名聞一時的私校有湘父學塾(分男女學塾,

盧湘父開設,舉人,康門弟子)、伊耕學(呂伊耕開設)、王子恕黎端

宸合館(兩人皆前清秀才)、章氏學塾(章子蔚、章吉銘兄弟開設)、慶保

家塾(陳慶保開設)等。許多香港紳商富豪,都送子女就讀,封建思想

相當濃厚。74

72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43~44頁。

73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

44頁。

74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廣東文史資料》,44輯,1985年,20-22頁。有

開香港私塾與教育制度,見陸鴻基,《香港教育史》,2000年,41-42頁。

10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05

. ...........

香港保守的華商,視五四新文化如洪水猛獸,主張宣揚孔孟聖

道。旗昌洋行買辦馮其悼,捐款在灣仔設立中華聖教會,印行《樂天

報》,申論孔孟之道以排斥新文化。但青年學生鄙視之,不久即停

刊。農歷8月27日孔子誕辰,孔聖會與中華聖教會,分別在太平戲院

與灣仔大戲院祭聖。然其境況已漸不如前。保守勢力,未能撲滅新文

化的火炬。殷商勾結港府,倡導舊文化不遺餘力,反而激發了一些青

年學生對新思潮之追求與響往。當時十六歲的學生陳謙回憶說:「在

荷李活道『萃文書坊』販賣新文化書籍,雖時被警察查究干涉,沒收

書籍不少,但新書一到,讀者聞風而動,搶購一空,仍能戈獲大

利。」吸然而,嚮往新思潮的似乎局限於一小部份青年學生。擁有龐

大資源的殖民政府與華人商,卻佔在保守的另一邊。

英國是一個走在近代化前端的西方國家。它在香港宣揚東方的傳

統舊禮教,乍看之下似乎矛盾。其實不然。港英殖民政府鼓勵華商提

倡讀經尊孔,強調社會秩序,教人安份守己。華人殷商與港府當局攜

手合作,倡導保守的儒家教義,以便社會控制,期望長久維持英國之

殖民統治。同時,這些殷商也認同中國,宣揚「孔孟民族主義」,高

談愛國。香港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

76

提倡傳統儒家教義最熱烈的,是受過近代西式教育的紳商劉鑄

伯。他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是A.S. Watson & Company 的買辦。於1913

年受港督提名接替何啟當立法局議員。 劉氏又是香港孔教會主席。

在辛亥革命時期,極力提倡儒家教義。”1919年7月15日The Ellis

Kadoorie School 慶祝終戰和平集會上,劉鑄伯發表演說,譴責中國學

生干涉國家大事。他宣稱維持和平之道,是「每個人各守自己的崗

位」:「總督做總督該做的事,警察做警察的事,學生做父母與師長

期望他們做的事......即求學與服從」;他呼籲學生「不要干涉公共事

75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7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Jan. 3, 1914.

77 《華字日報》

多

44-45頁。

,1911年10月21日;12月27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11. 10. 25.

務」,否則「天下將會大亂。』78 劉鑄伯是香港殷商與殖民政府攜手

合作的典範。

總之,殖民政府與統治階層的保守文化政策,多方阻撓五四新文

化在香港的傳播,使白話新文學運動遲遲到1920年代末期,才開始在

香港萌芽成長。

然而,1920年代香港社會已呈現多元複雜。而五四時期廣東及

全國其他各地之罷工與杯葛風潮,助長部份香港勞工之社會意識,強

化其政治覺悟。勞工運動來勢洶湧。資本主義殖民統治體系,將面臨

嚴重的挑戰。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五四運動之政治衝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經濟環境,兩個因

素之結合,推進了1920年代香港勞工運動。如前所述,戰時與戰後,

造船業與民生工業快速發展,造成大量勞工需求。而通貨膨脹則大幅

提高生活費用。自從大戰爆發以來,珠江三角洲一帶,物價高漲。從

1914年到1922年,米價上漲百分之五十。通貨膨脹尤其以香港為最嚴

重。從1918年末到1920年初,港幣貶值百分之五十。米荒與米價之

上漲,導致1919年6月搶光暴動。當時香港人口快速增加,1921年

達六十二萬多人。而人口劇增更引起嚴重的住宿缺乏問題。房租暴

漲,工人生活更加窮困。 79

根據一項調查,從1914年到1920年之六年間,租金上漲33.5%,

食品25%,衣服10%,米價100%。為了償還債務,有一苦力勞工,

被迫販賣他的三個女兒;1917年買一個女兒八十元,1918年賣第二個

女兒二十元,1919年賣第三個女兒二元。 80 這是勞工生活窮困、被

迫販賣兒女的實例。這或許是窮人謀求生計的極端例子。較平常的是

讓年少子女到街上當小販或乞丐。比如,一個四、五歲的男童,沒母

7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Jul. 26, 1919.

79 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pp. 36-37. 80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Apr.19,1920.

10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07

親,在街上行乞,香港警察不僅沒幫忙,而且抓他的爺爺去罰款。81

勞工生活困苦,為了爭取權益,則須組織工會,進行一連串的罷

工,向資方要求增加工資與改善工作環境。

香港華人機器工人,如前所述,早於1909年就創立「中國研機

書塾」,1910 年改稱「中國機器研究總會」,1920年又改稱「香港

華人機器總工會」。本來這些技術性機工,享有比其他勞工更優厚的

薪酬。但是1914-20 年間,受物價高漲的壓力,機工也覺得入不敷

出。西人經營的船塢用許多華人機工,薪水已經十年沒有調整;而西

人機工則享有免費住宿和二、三成的加薪,使華人機工憤憤不平。2

1920年3月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屢次對資方(主要是外資的船

塢、電力公司與港英政府)提出增加工資百分之四十的要求。但資方

拒絕工人一連四次之請求。於是,3月31日船塢機器工人首先罷工。

它很快蔓延到電信、交通、服務、及金屬等工業。總共有二十六個

企業的六千名機器工人參加罷工。香港與廣州兩地之機器工會組織有

密切的關連。因此幾千名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廣州。他們獲得當地工人同

志熱烈的歡迎與支持。其中,五百名罷工工人住宿於廣東機械工會總

部。其他工人住宿親戚朋友家中,也有多人在廣州各工廠找到就職機

會。這是莫大的精神鼓舞,使他們更堅定、更具信心奮鬥到底。

據報道,因為孫文對罷工之支持與號召,旅滬粵商捐出七萬銀

元、廣州商人也出資、支助罷工機器工人對外資雇主的抗爭。由于他

們是技術工人,港英資方不易在短時間內找到接替人員。經過多次的

勞資協商,終於4月19日,勞資雙方同意、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到三

十二點五。機器工人如願以償,贏得最後的勝利。 86

8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0. 5. 15.

82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0. 4. 16.

83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0. 4. 1.

8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0.4.12;4.13; 4. 15.

85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0.4.16.

86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161-164; Pauline Chow, "A Study of the Chinese Engineers' Institute,” pp.68-81.

此次勝利,對中國與香港的勞工運動、起了極大的振奮鼓舞作

用。半年之內,廣州出現十四個新的工會,到1922年共有八十個工

會 。1921年廣州機器工人跟着罷工,也贏得工資的調整。事實上,

1921年廣州至少有二十八個罷工先後發生。總共八萬六千名工人先後

加入集體抗爭。”正如過去1905-08年反美、反日之杯葛運動當中,廣

州與香港兩地,曾經互相配合;1920-21年的罷工,兩地機器工人前呼

後應,密切合作。

香港機工的勝利,對港英殖民地的工運,有直接神速的衝擊。數

月之內,湧現出一百十二個新的行會組織。其中八十一個是純由工人

組成的近代工會,隨時準備以集體行動來爭取勞工權益。從此勞資糾

紛愈趨頻繁。1921年的罷工包括造船工人、木工、水泥工、家俱工

人、製箱工人、煤炭工人、飲食店工等等。這些雖然是小規模的

罷工,它們顯示工人社會意識得到空前的發展。然而,不同行業的工

人尚未能夠攜手合作,未能聯合爭取共同的利益。翌年,海員罷工,

將訴諸階級抗爭。

海員的工作、生涯與組織

1920年前後,香港大約有三十多個輪船公司:如英國資本的昌興

公司(經營「俄國皇后」號、「日本皇后」號、「英國皇后」號和「澳

洲皇后」號四艄船)、太古公司(所屬輪船上的煙囪都是藍色)、德忌利

公司(「海康」號、「海檀」號等);美國資本的大來公司(「林肯總統」

號、「威爾遜總統』號等);還有荷蘭、德國、日本等國的輪船公司。

華人海員在外國輪船上,只能從事低賤勞累的工作,如在水手部(做

騎桅、油漆、起錨、敲銹等工作),燒火部(燒火、斟油、打磨等),船

尾部(倒水、沖茶、洗地、開飯等)。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工資低微;

所受壓迫剝削令人髮指。8

87 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p.

39.

88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p. 164-165.

61-62頁。

89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

10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09

招募海員之制度,弊端累累。「涉〔洗]馬沙館](包工館)由包工 頭與輪船資方勾結,合伙經營,包攬介紹海員工作,海員必需接受苛 刻條件。凡找到工作者,必須賄賂工頭數十元。上船工作後,在工資 中抽扣十幾元歸包工頭。另一種館口叫「君子館」,由包工頭設立, 加入的須納入館費數十元。經他介紹工作的海員,需繳納禮物作為酬 謝。為了要回避榨取,許多海員自己集資籌辦互助性的「兄弟館」 (「民主館」),失業海員可暫住館內,日後找到工作才償返食宿費。香 港有一百餘間「兄弟館」,多是按籍貫組合,如海南籍的「瓊海閣」、 中山籍的「羣義閣」、廣府籍的「敍蘭閣」、客籍的「敍蘭別墅」等 等。但並不是絕對不能跨越籍貫入館。然而,外國輪船公司往往利用 華人海員的幫口地方觀念,挑撥工人之間的關係。另外,工頭往往誘 引或強迫海員賭博和抽鴉片;賭輸了錢,就向工頭借錢,高利貸。1

海員足跡遍天下,比其他勞工見識廣闊,多方接觸近代自由、人 權、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之思潮。而且在船上與海外,備受洋人欺 凌,因此海員的政治意識,比其他勞工開通前進,率先支持孫文的民 族主義共和革命。海員工人劉達潮回憶:

在孫中山的支持下,香港海員組織了「聯誼社」。 ·辛亥革命時,海員 工人... ·協助革命黨人傳遞消息和運送軍火。 ·[1917年,俄國]十月 革命勝利的消息,我們很快就聽到了。 ·受到很大鼓舞。......我們還看 到了歐美各國工人在「五一」勞動節等節日中英勇舉行示威游行及組織工 會的情況。 我們從中受到了啟發,也想成立工會。但是香港當局不准 成立工會。 ·只准成立「慈善會」一類的組織。......1918年左右,香港 海員也就成立了「香港海員慈善社」。各船成立分支。93

90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 ,1930年在蘇聯出版,北京:人民出版

社,1957年重印,44頁。

91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62-63頁。

92見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M.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9, pp. 12-15.

93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64-65買。

「慈善社」協助華人海員爭取權益,進行反包工的鬥爭。

英資「昌興公司」的兩個包工頭(王德軒、謝詩屏),與資方勾 結,經營「寶泰辦館」,代辦輪船伙食,並取得代工人權利。有一 天,王、謝二人跑到「滿提高」號輪船,要船上的二百多名華工加入 「寶泰辦館」,每月繳二元會費,否則不保障工人職業。他們命令工 人說:「凡願意加入的,站在這一邊;不願意加入的,站到另一 邊。」結果,工人都站到另一邊,不願加入。王、謝二人大聲罵道: 「全部開除」;另雇其他工人頂替。被開除的工人向「海員慈善社」求 援。該社乃派人到輪船公司交涉,但公司老板說該社只是慈善事業, 不能代表工人。工人無可奈何。不久,王、謝二人跑到「日本皇后」 號,也要強迫船上工人加入「寶泰辦館」。但工人都站到另一邊,拒 絕加入。王、謝老羞成怒,宣佈「全部開除」。於是,工人們一湧上 前,把二人按倒在地,狠狠揍了一頓,打破了謝的眼鏡。當時西人船長 不在船上。他回來之後,並不大同意王、謝所為,因為生怕另雇一批不 熟悉情況的工人上船頂替,會帶來許多不便;而且輪船公司也怕耽誤航 程,招致經濟損失,於是一任船長全權處理此事,船上工人復工。叫

「慈善社」無能力維護海員的利益。海員渴望建立一個名符其實 的工會,由陳炳生等人聯絡各兄弟館,成立工會籌委會,聘請律師到 倫敦英政府申請立案。1921年2月28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 正式成立。孫文委派代表來港祝賀。工會第一屆會長陳炳生,原來是

「滿提高」號的管事。95

1922年海員大罷工

輪船公司歧視、苛待華人海員。他們的月薪平均僅得二十到三十 元。當時物價飛漲,海員工人生活困難。而同船的洋人海員,則可得

五倍工資,膳食與住宿也受差別待遇。

1921年9月,海員工會向輪船公司提出幾項請求:增加工資,改

94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95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鬥爭歷程>

: 68-70 •

:

71-72頁。

..................

..............................

11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11

善待遇;由工會為海員介紹職業;簽訂雇請工人合同時,工會派代表 參加。但資方拒絕這些請求,甚至要求殖民政府出面壓制海員。11 月間,海員工會提出第二次請求,資方還是置之不理。“海員工會於 是聯合十二個其他勞工工會,簽定互助聯盟,準備共同為勞工階級爭 取權益。”同時,海員工會兩度懇請華商公會挺身出來做公正的協調 與仲裁,但遭拒絕。1922年1月12日,海員工會向全港中外輪船公 司提出第三次請求,但資方仍然置之不理。經過三次受挫,忍無可 忍。次日,在蘇兆徵與林偉民的領導下,海員罷工爆發。幾千海員、 紛紛返回廣州,受到廣州工人的接待與歡迎。8 海員工會分發給罷工 工人,每人每日四毛五至一元的生活費用。在一星期之內,已有六千 五百個海員罷工;到農曆過年(1月27日)就有三萬人罷工。 他們在 廣州設立罷工總辦事處,在香港與汕頭設分辦事處。100

十三個勞工工會,簽定互助聯盟,顯示部份香港工人的階級意 識,已經向前邁進一大步。罷工前夕,華商公會拒絕調停,顯露華人 紳商與外國資本階級,站在同一陣線。1922年,勞資對立的階級意 識,逐漸分明。

為了要贏得其他勞工的支持,海員工會訴諸勞工階級的共同利 益,來對抗資本家與港英政府:「假如今天他們[資本家與政府〕能 夠用這詭計〔雇用外籍勞工來對付我們〔海員〕,將來他們也會同 樣對付其他各類勞工......。咱們工人應該互助合作。」對于海員合 作的訴求,碼頭搬運工人組成的同德工會首先響應。雖然他們的雇主 (南北行華商)答應加薪,他們仍然於1月23日實行「同情罷工」,來

96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72頁。

97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43.

98 Wai-ku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p. 166-172.

99 William Ayers, "The Hong Kong Strikes 1920-1926,"Papers on China, Vol. 4, Harvard

University, 1950, pp. 111, 113.

100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1919-1926)》,48頁。

對付「沒道義的資本家」。101 搬運工人首先響應,其來有自。蓋他們 的工作與海員有緊密的關係。海員罷工,航運停頓,則船隻的下貨、 裝載與運輸,也必然停頓。因此搬運工人認為與海員有共同的利益; 更何況他們的雇主,同樣是剝削他們的資本家。

1月31日,又有許多碼頭起貨工人和煤炭工人,同情罷工,離港

返回廣東。102罷工迫使港府遣派英國海軍人員駕駛天星渡海汽船,並

減少渡海次數。海軍人員初次駕駛不熟,幾至汽船傾覆。 103

2月1日,港府派警察、封閉德輔道中的海員工會,將其招牌拆

去。但其他勞工工會,表示支持海員工會,陸續加入罷工行列,履行

參加工人聯盟的諾言。2月8日,東華醫院舉行大眾聚會,五百人參

加。雖說是為了協調而召開,幾位華商發言,都譴責海員罷工之不 當。1002月15日,蘇兆徵等四人海員代表,應邀參加談判會議。到

會者有東華紳董、港府官員、輪船公司資方代表、以及中外商會代

表。談判破裂,主要是因為海員代表、堅持港府必須收回封閉海員工 會之成令,堅持恢復海員工會之法律正當性。會中東華紳董並非公正

無私,而是處處袒護政府與資方雇主。 105

基于經濟利益之考量,紳商疾視勞工之工會組織。經濟與政治

密不可分。為了打壓勞工羣眾的集體抗爭,中外資本家與殖民政府

合作無間。

港英政府派人到上海、菲律賓、印度等處招集新工。海員工會則

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制止招募新工,並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

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殺一名梁玉堂。106行刺的工友被捕,終被判刑

10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4,31, 1922, quoted in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 179.

102 CO129. 474.20132, Governor Stubb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18, 1922,

enclosure #1, Fletcher's Report on the Seamen's Strike, p.240.

103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雜錄四〉,26頁。

10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 2. 9.

10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51-53頁 。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p. 188-189.

10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2. 25. CO129.474.20132, p.

242.

11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13

絞絕。罷工海員進行封鎖香港,組織糾察隊分派到廣東各海口,禁止

糧食運往香港。100至2月中旬,被海員罷工的船隻,總計166隻(其中

有36隻中國船)。香港糧食恐慌。2月28日下午,港英政府宣佈戒嚴

令,禁止火車通行廣州。「罷工海員率性放火燒了香港三個貯藏糧食

的貨倉,於是全市更起恐慌。... ·郵局、銀行、酒店、茶居、街市

(按即菜場)一律罷工,......全市關門閉戶,秩序大亂。」108 香港物價

高漲。早在1月24日,米價已增加百分之六十九點二,鱈魚價格增加

百分之五十,豬肉價格增加百分之三十。100到2月底,更形成糧食恐

慌。促使更多的港人居民匆匆離港返。

2月28日,全港已有十二萬人離職停工(包括伍萬以上的勞工),

帶來工運的高潮。餅乾麵包店、牛奶廚房的工人、店員、外國人僱傭

的僕人、廚師、園丁,大多數皆停工。那麼多港人離職停工,他們的

動機非常複雜。第一,有許多工人是對海員表示同情罷工,同時也希

望為自己謀求加薪與改善工作條件。第二,也有許多人是受到罷工工

人的威脅恐嚇而離職。刺殺事件,造成社會恐懼。第三,也有許多工

人與普通居民,則因為當時香港物價高漲,擔心糧食缺乏,社會不

安,因此恐慌而離去。

港英政府強調:雖然海員起初是為了要求加薪的經濟原因而罷

工,但是工運即刻變成政治運動,因為左傾的孫文與廣東國民政府迅

速介入,鼓動香港華人勞工階級實行總罷工,以對抗港英資本主義與

殖民帝國主義。港英官員並且強調:大多數海員與工人不願停工,但

因遭到廣東外來勢力的壓力與脅迫,而離港返粵,國民政府不許工人

返回香港。 110

107 CO129. 474. 20132, p.240.

10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54-58頁。

109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p. 55, 62.

110 CO129. 474. 9822,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ruary 28, 1922, p. 163. CO129.474.10784, Gov. Stubbs's tele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ch 11, 1922, p.173. CO129.474.20132, pp. 225-228, 230-233, 256. CO129.477.33969, Seamen's Strike, Enclosure 1 in No.1, Consul-General Jamieson to Sir B. Alston, p. 280.

114 香港人之香港史

其實,港府官員對國民政府的指控,並不十分符合事實。1922

年海員罷工時期,孫文正在廣西桂林整軍籌劃北伐,他雖然對海員表

示支持,但是卻盡量迴避國民政府與海員罷工之關係,因他不願與港

英政府衝突,以免英國阻擾北伐大業。而主持廣州政府的陳炯明,雖

然起初支持海員罷工,想藉此削弱孫文對海員的影響,但是眾多罷工

工人留穗,造成經濟負擔、影響社會秩序,因此後來陳炯明也希望平

息工潮。11 總之,在海員罷工期間,國民政府只是從旁協助與支持

返回廣州的罷工工人,而並沒有直接領導或鼓動罷工,跟1925-26年

的省港大罷工之情形,迥然不同。112

1922年2月,將近十萬罷工海員、工人與普通居民,陸續返回廣

州與廣東各地。海員與工人接受當地國民黨政府與工會的支持、接待

與生活費用之支助。113 當時,陳炯明主持廣東國民黨政府,前後以

十萬銀元資助罷工海員。廣州市總工會七十萬工人,捐出一天的工

資,協助香港海員。遠在北方的鐵路工人(京奉、京漢、隴海、正

太、京綏等路工人),則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捐款援

助海員罷工。國內上海、南京、漢口、開封、唐山等地之勞工組織,

以及國外華僑也有捐款援助。115

1922年海員罷工期間,港、粵工人團結合作;許多香港工人進一

步政治化,認識到勞資對立的階級意識。他們在廣州街上遊行,宣言

擁護國民黨政府;到罷工結束為止,有一萬二千名海員加入國民黨。16

111 關於香港與廣州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可參考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

香港》,第五章,82-88頁。

112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p. 72-80,99.這篇三十年前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雖受資料限制,但至今為止,還是 有關1922年海員罷工之最嚴謹、穩健的學術著作,它對罷工情況的分析,平實可信。 113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 173。 洋務工會,〈洋務工會簡 史>,陳明銶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147頁 △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

3.1; 3.3.

114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雜錄四> ,26頁。

1

11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59-61頁。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2.24.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 51.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15

港英政府立法局通過殷商周少岐(被港督委任太平紳士)之提議,

每一華人離境時,只准攜帶港幣伍元,多者沒收。為了阻止工人離

港,殖民政府於2月28日下令停駛廣九鐵路。118然而,罷工工人卻一

批又批徒步返回廣州。3月3日清早,一批大約兩千人的工人(多數是

外國人的雇佣)行經新界沙田時,英國軍警竟然開槍射擊工人,造成

三人死亡、八人受傷的「沙田慘案」。119

這個事件激怒了多數香港華人居民,同時加劇社會紛亂與恐慌, 導致香港各種業務,幾乎完全停頓。在此之前,還有一些行業人員及 勞動工人,為了生計繼續工作,他們的政治態度消極保守。但慘案發

生之後社會更加不安,而且糧食恐慌,促使他們離職停工。

吾人研究學術、評估歷史,必須細心謹慎,不能粗心大意,泛指

動亂中所有罷工人員都有「民族大義」或「階級鬥爭」的政治意圖 1922年,香港工人階級並非全部團結一致,有許多勞動工人政治態度

消極、保守、甚至反動。機器工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整個的罷工過程中,「華人機器總工會」從未積極響應。它是

傳統行會式的組織,會員包括工人、工頭與小型技藝工場雇主。最初 該會保持中立;當其他十三個工會宣佈要聯盟罷工時,華機會卻立即 號召組成一個「全港工團調停罷工委員會」,由華機會主席游秩卿任 委員會主席,進行調停。但這項行動被批評為「走狗派」,迅速解 散。事實上,華機會似乎站在官方的立場,企圖阻止罷工的擴大。其

動機可能是要保持大局,因為機工本身的薪酬均優於其他工人,故無

意破壞經濟繁榮。或許該會受政府委託,希望能以工會身份調停罷

116 Daniel Y. K.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n(1894-193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83.

117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雜錄四〉,《廣東文史資料》,第47號,1986年,31頁 11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 3. 1.

119 事件發生於3月3日。許多史書記載3月4日,有誤。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

3. 4. CO129. 474. 11292, Gov. Stubbs' tele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ch 7, 1922, p.176. CO129.474.26495, Gov. Stubbs to Winston Churchill, April 12, 1922, Enclosure: Judicial Inquiry, p. 431.

工。況且到最後,在「沙田慘案」的次日,當全港各種事業都幾乎停

頓,機工也無事可作了,機工會才象徵式的加入罷工。120

然而,全港有十二個工會響應海員的號召,加入同盟罷工,顯

示部份工人階級已能團結一致,對資方抗爭。勞資階級對立,比以

往更加明確。華商精英與勞工羣眾,比以往更加疏遠。勞動階級罷

工,損害工商業利益。基于經濟的考量,華商資本家形成一個保守

的政治勢力。

富商劉鑄伯(立法局議員)曾對殖民政府建言:「勞工工會從一開

始、就跟政治有關。它們得不到商人的支持,因而訴諸學生與工人,

並獲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的強力支持。」劉氏於是自告奮勇,毛遂自

薦,要跟罷工工人協商,同時計劃暗中派員赴廣州,對工人挑撥離

間,製造內訌。劉鑄伯與周壽臣(殷商,立法局議員)向港府獻策,謂

對付勞工必須分寸不讓,必須封閉所有勞工工會!但,封閉全部工

會,談何容易!

3月3日的「沙田慘案」激怒多數港人,招致紛亂與恐慌,各種

業務停頓。商業損失慘重。有十四個輪船公司共虧損五百萬元,其他

還有許多公司虧損。1922年香港貿易總值,較前一年減少一千三百萬

英鎊。122殖民當局與輪船資方山窮水盡,只好準備讓步,與海員進行

談判。海員代表要求立即恢復被查封的海員工會。港方代表表示:

「恢復工會是可以的,但要把工會名稱改變一下。」海員代表說:

「我們的工會——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一個字也不加,一個字也

不減。」 他們更進一步要求:資方支付、半年來罷工期間所有海員

的一半工資(總共368,000元)。但是輪船公司拒絕支付這筆巨大的款

120 周蘿,〈一九四九前華機會與港府關係〉,陳明銶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118-119頁。

121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kong Society, p.190.

122 William Ayers, "The Hong Kong Strikes 1920-26," pp.114.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 72.

123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74頁。

11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17

項。當勞資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殷商慈善家何東先生突然出現。他

說奉主耶穌基督的指令,他將慷慨解囊,並將設法籌資來支付這筆款

項。124 因此博得眾人熱烈的掌聲與贊賞。同時,輪船公司同意增加海

員工資百分之十五到三十。沙田慘案的死難者及受傷者,亦獲得撫恤

金與醫藥補償。勞資協商圓滿達成,歷時五十六日的罷工(1月12日至

3月8日)終告結束,海員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25 海員工人劉達潮回顧:

三月六日那一天,香港當局派了一名頭上掛着十字架、身穿黑袍的外國牧師

模樣的人,開了一輛小汽車、將(工會)招牌送回德輔道中海員工會,並恭恭

敬敬的掛回原處。這時,街道上擠滿了成千上萬的群眾,爆竹聲,歡呼聲,

鑼鼓聲響徹雲霄,人們都沉浸于極度的歡樂之中。這一天,我已經返回了香

港,大清早就與工友們趕到現場參加這一大喜日子。我從朝站到晚,沒有吃

過半點東西,但因過度興奮,絲毫不覺得疲倦,也不覺得肚子餓。目睹此情

此景,真是吐氣揚眉,深深感到我們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126

殷商劉鑄伯指稱罷工海員獲得共產黨強力支持,這並不完全合乎

事實。當時在上海租界剛秘密成立才幾個月的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

小娃娃,乳臭未乾,勢力薄弱;在廣東全省僅有三十二個共產黨員,

還不可能在海員罷工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28 罷工期間,海員中還

沒有共產黨員。雖然,再過兩年之後(1924年),海員領袖蘇兆徵與林

偉民將加入共產黨。這個革命的政黨,將於1924年元月與國民黨聯

盟,進行主導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

128 Daniel Y.K.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1894-1933), p.86. Gary W. Glick, "The Chinese Seame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 pp.80-84.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Y.: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21-26, 對 于共產黨在海員罷工中之角色,有平實的評估。

然而,關於支付罷工期間海員薪金一事,並沒有實現。殷商慈善家何

東食言而肥。海員乃向國際勞工會議提出訴告,可是何先生仍不認

帳。被欺騙的工人羣眾詛咒他,罵他是工賊與帝國主義的走狗

。 127

華商精英與勞工羣眾之疏離,莫此為甚。香港華人社會,已呈現

多元複雜,社會共識難以達成。過去十九世紀後期,在紳商的文化霸

權領導下、各階層融合調和的社會,一去不復還。

挺身支持海員、參加總罷工的其他勞工工會,也陸續贏得工資的

增加。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勞工運動,方興未艾。

12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3.8.

12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62-65頁。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kong

Society, p.173.

1

126 劉達潮,<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74-75頁。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22.3.8.估

計當天有羣眾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在場助興觀禮。

127 Wai-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pp.189-191.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

簡史》,169-170頁。

118 香港人之香港史

嫁

第3章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19

4 省港大罷工(1925-1926)及其後

之社會文化:新解釋與評估

天禍中國,災害並侵。滬案傳來,尤深悲憤。吾儕身

居港地,心繫宗邦,既為中國之人民,應有同情之表

示。 ·全體停課,靜候滬案之公平解決。 一鐸聲

英文中學校學生罷課宣言,1925年6月22日。

。

我們看見香港海面停泊着很多船,像一條條死魚一

樣,動彈不了,心理十分興奮。 -海員劉達潮,

〈廣東海員的戰鬥歷程〉。

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

權。......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

人數為比例。

-香港罷工委員會對殖民政府之

要求,1925年6月20日。

往日之二毛半雞絲飯,現則取價五毛半矣。 《華

僑日報》,1925年7月8日。

喂,先生,本店亦有女招待。 -西營盤茶樓門前廣

告,1925年8月3日。

華人機器會長韓文惠,為暴戾的帝國主義政府所利

用,該洋奴且宣言不罷工......甘為亡國奴隸,見利忘

國。嗚呼!此賊之肉,寧足食耶。 《工人之

路》 1925年7月14日。

救國工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

-韓文惠,1925年7月4日。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 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

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

「土人」。——魯迅,〈再談香港〉,1927年9月29日。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21

歷來敍述省港大罷工的著者,大都以中國的政治為焦點,以中國 勞工羣眾之民族主義為立論基礎。他們強調香港的學生和工人羣 眾,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紛紛返回廣東參加反英、反帝的杯葛與罷 工運動;在他們的論述中,我們看不到大多數的香港居民如何反應、 如何應付這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巨大政治運動。

史學家一向強調:1920年代的中國是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割據時 期,也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廣東儼然成為全國一個重要的革命基 地。孫文於1923年冬,宣佈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的三大政策,志在準備北伐統一中國。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確認實施三大政策,以期完成反對帝 國主義、反對軍閥割據、統一全國之大業。1925年上海的五卅慘案點 燃了全國各地的反對帝國主義風潮,廣東省迅速成為愛國主義的活動 中心,導引省港大罷工。這是傳統的說法。

然而,歷史沒有這麼單純,光是愛國主義不可能解釋持續一年又 四個月的罷工杯葛運動。我們需要考慮其他因素。本章試圖以香港為 焦點,重新解釋與評估。到底五卅慘案如何導致省港大罷工?香港工 人羣眾為何參加罷工杯葛運動?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重要原 因,但並非唯一的原因。為什麼十幾萬民眾匆匆離開香港返回廣東?· 罷工杯葛期間,各階層的港人如何反應?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如何? 省港大罷工產生什麼後果?有什麼重要的政治涵意?

中國近代史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在帝國主義列強支配的情勢下, 國內政治團體,往往企圖爭取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藉以增

1 如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這本 重要的史料,是鄧中夏領導勞工運動的回憶,1930年在蘇聯首次出版,1957年北京再 版。又如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lated by H.M.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niel Y.K.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Ming K.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D.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Y.: St. Martin's Press, 1999.

122 香港人之香港史

進該團體之政治勢力,同時推進其政治運動與計劃。

省港大罷工也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它從頭到尾,由來自中國大陸

的政治勢力所主導。中國共產黨的成員,與國民黨的左翼聯合,以廣

東為基地,主導反對帝國主義的罷工運動,藉以擴張其政治勢力,同

時推進國民革命運動,志在北伐殲滅軍閥,統一全國。

但是,外來的政治勢力,為什麼能在香港造成巨大的政治社會運

動呢?因為1920年代的香港社會,充滿着經濟與社會的緊張與矛盾。

前一章已經討論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人口劇增、物價高漲、

居住缺乏、房租暴漲、工人生活困苦、勞資糾紛引起一連串罷工運

動;同時,五四運動助長部份香港青年學生之民族主義意識與反抗殖

民政府情緒。緊張矛盾的香港社會,恰好成為政治社會運動的溫床。

就在這個時候,大陸的政治勢力乘機而入。内外因素互相配合,造成

省港大罷工。

國共聯盟主導罷工的主要目的,在爭取政治勢力,與推進中國的

國民革命;而香港工人與人民的權益則僅是它的次要的考慮。事實

上,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階層,必要時不惜犧牲香港居民的利益;而

且隨着大陸政治情勢的改變,到最後,為了要推進北伐,竟然在中英

談判期間,突然單方面宣佈結束杯葛與罷工,拋棄了香港罷工工人。

然而,在省港大罷工的過程中,主導人員運用各種手段動員十幾

萬香港勞工與學生,其宏大的規模與深遠的後果,是香港開埠以後,

空前未有的。這個轟動全國,名聞全球的羣眾運動,不僅對當時的香

港造成巨大的衝擊,而且對今日之香港也有重要的啟示,因此值得仔

細探討。

五卅慘案後,國共左翼人士,緊密籌備罷工罷課

1925年「五一勞動節」,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

人數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包括香港的許多工會)。

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選舉二十五個執行委員

(包括香港海員領袖林偉民、蘇兆徵),推舉鄧中夏為書記兼宣傳部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23

長。2因此,香港的許多工會是全總之會員,香港的海員是全總之幹

部,省港工人又一向甚有連係,這就成為此後省港工人同盟罷工之一 個社會基礎。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三千餘人和工人市民各團體,遊行 示威,抗議日商棉紗廠的日人殺害華工。公共租界英籍巡捕開槍掃射 羣眾,以致死傷三十多人,被捕五十餘人,造成五卅慘案。次日,上 海各界議決,以罷市、罷工與罷課,抗議英人暴行。不料英捕又對示 威羣眾開槍,射死四人,傷十餘人。於是,五卅運動如火如荼地展 開,傳遍全國各地。3

此時,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與左翼國民黨,號召廣州各界人民團 體,於6月2日,召集羣眾一萬多人,舉行聚會與示威遊行,高呼打 倒帝國主義口號。6月初,在共產黨廣東區委會議上,鄧中夏主張組 織香港工人罷工,認為香港罷工不僅可以聲援上海與全國性反帝鬥 爭,而且可帶動廣東農工運動。區委會議通過組織罷工的提議,乃派 鄧中夏、楊殷、楊匏安等人先後往香港聯係發動。並派陳志文等人赴 港,協助香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新學生分社,發動港九學生罷課。4

當時,香港的共產黨員不滿十人,多為碼頭工人。香港共產主義 青年團員十幾人,多為學生。而香港的工人組織則有一百四十幾個工 會之多,分屬三派:(1)工團總會派,有七十幾個工會,多屬手工業。 其中,海員工會是一個大的產業工會,海員林偉民與蘇兆徵已加入共 產黨,有影響勢力。(2)華工總會派,有三十個工會,也多屬手工業。 其中,重要的只有電車工會,頗受共產黨之影響。(3)無所屬派,包含二 十幾個工會,多是大工會,如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5

2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153,169-170頁。

3《工人之路》,民14年7月3日。

4 賴先聲,〈在廣東革命洪流中回憶 1922-1927年的鬥爭〉,《廣東黨史資料》

第一輯,104-105頁。這是一篇重要史料,著者是當時活動於工運的廣東區團委書記, 廣東區黨委秘書長。

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 ,222-223頁。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p. 59. 則謂當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香港會員有三十名。

1925年6月初旬,鄧中夏(全總書記與宣傳部長)、楊殷(共產黨廣

東區監委與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代表)、楊匏安(共產黨廣東區委與國民

黨中央組織部秘書)等數人抵港之後,與海員領袖蘇兆徵、林偉民等

人取得聯系,組織共產黨香港黨團。他們即刻在各工廠散發反帝愛國

傳單,並與各工會領袖接頭。他們以全總代表之名義,召集香港各工

會代表聯席會議,會上決議將進行罷工,通過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

並組織全港工團委員會以指揮罷工。。

6月中旬,鄧中夏回廣州報告發動香港罷工情形,說罷工工人與

學生,即將結隊回省,當前緊急任務是如何接待他們。廣東區委與全

總遂決定:由廣州學生聯合會負責籌備接待罷課回省學生;設立全總

接待罷工工人辦事處於廣州西瓜園,以李森(李啟漢)為主任;在廣

州、深圳、江門、石岐設接待站,在廣州分區設立宿舍與飯堂;調動

大批黨團員和廣州工會幹部,協助籌備接待罷工工作。鄧中夏一再與

國民黨左翼領袖廖仲愷協商後,遂偕楊匏安回香港,號召大罷工。?

各校學生罷課

與此同時,香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新學生分社,在林君蔚、李義

寶、彭粵生、張仁道等人的策動下,與各學校學生秘密會議。6月18

日,新學生社員莫傖白等人,領導皇仁書院學生首先罷課。據香港

《華僑日報》報導,「各高級學生,至昨(6月19日)已有八成停止上

課。其中且多已附輪往省城去矣。油麻地官立學堂之各高級生,又已

一律輟課往省矣。」罷工罷課的風潮迅速傳遍全港。6月20日,英

華男書院罷課。22日,育才書舍學生也在新學生社員詹展育等人的領

導下繼之罷課。聖士提反書院則因恐受風潮波及,而提前放暑假。”聖

約瑟書院、灣仔書院、油麻地書院等等的教師與學生,皆紛紛投入罷

教罷課運動。

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223 頁。

7 賴先聲,〈在廣東革命洪流中回憶 1922-1927年的鬥爭,105頁。

8《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0日

。

9《華僑日報》

1

民14年6月23日

。

12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25

當時策動學運的教師,有雲梯學校的陳均平、王一鳴,凱銘學校

的陳仲珩,耕道學校的廖月,蒙養學校的李義寶,尚德學校的王尚

卿等。他們組織了香港中華教育研究會公開活動。先後加入學運的有

三十餘間學校,學生三、四千人以上。廣東學生聯合會組織了香港罷

課學生接待處,會同中山大學接待回廣州的學生。而廣東省教育會則

組織香港罷教教師接待處,由林昌熾負責。林氏原係香港政府視學

員,因鼓動學運被港府驅逐回省。

10

香港的學生為什麼首先起事罷課?響應上海的愛國主義風潮是一

個重要原因。甚至保守的香港《華僑日報》也大幅報導全國各地「萬

眾同慨之滬案風潮。」"同時,「上海及廣州兩處,確已派人來港向

各界運動,聲稱港中人非有所表示不可。」”而香港本地也有左翼新

學生分社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之倡導。更有國民黨機關報《中國新

聞報》之宣傳。港府偵探與中西警察六十餘人,突襲該報在士丹利街

之報社;當時編輯部陳秋霖、楊大悟、劉魯際及各記者,正與西營盤

一德學校兩學生(一名劉坤一)高談雄辯。警司將五人拘捕,查封報

社。13

鐸聲英文中學校「學生罷課宣言」十分表現香港學生認同中國之

愛國動機:「天禍中國,災害並侵。滬案傳來,尤深悲憤。吾儕身居

港地,心紧宗邦,既為中國之人民,應有同情之表示。......吾儕為人

道計,為國體計,......願為後盾,務以力爭。全體停課,靜候案之

公平解決。............』*育才書舍學生罷課宣言,亦表示愛國之熱誠,

聲援滬案。

15

香港工團委員會罷工宣言與要求

在學生罷課之同時,香港工人進行罷工。上面說過,1925年6月

初旬,鄧中夏、楊殷、楊匏安、林偉民、蘇兆徵等人以中華全國總工

會(全總)代表之名義,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議決準備罷工,組

織全港工團委員會。根據鄧中夏的回憶,當時香港的工會,許多是黃

色工會與行會工會。黃色工會領袖實際上是百業不居的份子,以抽受

會費為生,為什麼會贊成罷工呢?因為他們以為罷工後,掌握領導

權,一方面可取得愛國虛榮,另一方面又可扣取罷工經費之實利。但

是,面臨罷工時,他們卻畏縮起來。於是,香港共產黨團開會決定,

首先由共黨所指揮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

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1925年6月19日晚,海員、電車、

印刷等行業工人,首先發難。16

全港工團委員會發表罷工宣言:「我全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

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工

團委員會並且散發傳單,命令全港工人「協助上海被殺同胞,解除本

港華人自身痛苦,非達目的不止。」18

雖然,僅僅訴諸愛國主義,很難動員民眾從事於持久又堅決的罷

工運動。愛國主義運動,必須涉及地方問題,並與塵世現實的局部利

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才能堅定持續。如何達成此目的,是工團委員

會面臨的重要課題。首先,它必須試圖將五卅運動與香港的殖民地問

題結合起來,再進一步為香港民眾爭取權利,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

因此,1925年6月20日,工團委員會以香港各工會聯名,向港英政

府提出多項要求,藉以鼓勵民眾支持罷工:

10 賴先聲,〈在廣東革命洪流中〉 ,105-106頁。

11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13日,

。

12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0日

13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13日

14 《華僑日報》

15 《華僑日報》

↑

>

·民14年6月22日

。

民14年6月23日

D

126 香港人之香港史

(一)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權(中國新聞報應

立即恢復,被捕記者應立即釋放,並賠償其損失。)。

1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7

223-224頁。

17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225買。

。

18《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27

(二)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應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務須立時取消對華

人之驅逐出境條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為。

(三)華工佔香港全人口之五分之四以上。香港定例局應准華工有選舉代表參

與之權。其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人數為比例。

(四)應制定勞動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資,廢除包工制,女

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勞動保險之強制執行等。制定此項勞動法時,應

有工團代表出席。

(五)政府公佈7月1日之新屋租例,應立時取消,並從七月一日起,減租

二成五。

(六)華人應有居住自由之權,其山頂應准華人居住,以消滅民族不平等之

污點。19

香港工團委員會和罷工工人,提出這些要求的目的,在爭取香港

工人及一般華人的權益;並以此為口號,來招引更多港人參與全國反

帝愛國運動,使地方局部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而為一。要讓一般港

人認識到,香港地方人民的權益,與中國的國際地位,息息相關。這

是個聰明的策略,因當時香港,充滿着經濟、社會的緊張與矛盾,必

能贏得許多工人的支持。這些要求是在國共聯盟的主導下提出的。

雖然,香港社會多元複雜。這個訴求固然能爭取眾多工人和青年

學生的支持,但是也有許多工人猶豫躊躇、為個人目前的生計而反對

罷工。至于店鋪東主、商人、尤其是資本家,則極力反對社會動亂。

各業工人罷工,民眾匆匆離港

1925年6月19日晚上,霹靂一聲,工人罷工爆發。勢力盛大的 海員工會,首先發難。20日晨,東安、哈德安、廣東等號輪船,由

港抵達廣州,載有在港罷工海員三百八十人,由全總委員長林偉民派 人招待。但是,北方籍之海員(如天津人)則均未離船。21日早,「又 有罷工海員約百五十人來省。......另有香港各工會派有罷工辦事員四

19 《工人之路》,民14年7月3日;《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128 香港人之香港史

十餘人到省,預為籌備一切,以便各該本會會員罷工來省時,得有住

宿地點。」20電車、華洋印務排字與洋務等工會,在全港工團委員會

的指導下,緊接着停工。據《華僑日報》報導,6月20日,山頂酒店

侍役,全體罷工,西人住家僕役,亦多離職下山。21日,漢文排字

工人,電車公司華人雇員,與各西人行口住宅之侍役廚子,麵包工

人,皆紛紛罷工。市面電車完全絕跡。22日,各西報華籍排字工

人、山頂醫院大多數華工、香港大學之廚子侍役與香港大酒店之華

工,皆罷工離職;豬肉行也一律罷市。人力車大多數拒絕承載西人搭

客。「聞工人與其眷屬,於風潮初起時三日內離港者,數約二萬

人。」到7月8日,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報到者,共三萬六千餘人,其

餘回鄉者不在此數。22

上面已經說過,有些黃色工會領袖,事到臨頭便畏縮起來,不肯

下令罷工。但是,其屬下的工人羣眾卻不待工會下令,紛紛罷工離

去,他們才不得不跟着走。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在保守反共的領袖

韓文惠之操縱下,堅持反對罷工,但其屬下的機器船塢工人,也多人

離去。”尚有其他保守的工會,也未加入罷工的行列。對此情勢,港

英政府企圖破壞工人之間的合作團結,設立勞工局,雇用百名無業遊

民,威脅恐嚇罷工人員,試圖阻止工人參加集體抗議行動。24

罷工風潮三日之內,就有二萬人匆匆離港回省。之後,罷工離去

民眾急速增加,其故安在?

罷工九大因素:僅僅愛國主義,不足以解釋錯綜複雜的 大罷工

如上所述,五卅慘案激起香港各階層華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愛

國主義反應。學生的罷課宣言,以及工人與工團委員會的罷工宣言,

20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3日。

21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0-21-22-23-24日。

22 《工人之路》,民14年7月6日;7月16日。

23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226頁。

24 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p. 50.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29

都充份表露激動的愛國情緒與動機。但是,愛國主義只是罷工罷課的

多種原因之一,不足以解釋省港大罷工的諸多複雜現象。許多港人對

滬案雖有愛國反應,但並不一定贊同罷工罷課。譬如,香港中華基督

教徒聯合對滬案宣言:

。

。 ...... 25

此次上海英捕日慘殺學生,市民死者數十,傷者愈百,舉國騷動,世界

人士亦多為不平之鳴 ......我英勇的青年,為人類犧牲,為自由平等殉

難,吾人表極沉痛之同情。願望世界信徒,本耶穌基督之精神,以和平之

手段,繼續為真理奮鬥

但基督教徒並未表示贊同罷工罷課。

事實上,大多數的香港居民是反對社會動亂的。不僅是店鋪東

主、商人與資本家反對罷課罷工,許多商店伙計、工匠、工人與一般

居民都希望社會安寧,反對動亂。

那麼,為什麼五卅慘案會導致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第一,對

于滬案的愛國主義反應,及全國各地之罷工罷課風潮,激起部份香港

學生與工人罷課罷工之初念。第二,來自廣東的政治勢力之鼓動與緊

密籌備,是罷工罷課爆發的一個主因。第三,如上所述,香港的社會

經濟充滿緊張矛盾,工人生活困苦,五四運動以來,部份青年學生之

政治意識高漲,一般居民對殖民政府不滿,因此容易受到外來勢力的

鼓動與影響。第四,部份罷工工人,和工團委員會左翼人士,對其他

工人施加壓力、威脅與利誘。第五,與此同時,居民懷疑港英政府存

有惡意,謠言四起,擾亂人心。

第六,1925年6月23日,廣州沙面英法士兵射殺華人的「沙基

「慘案」,激怒各地華人,震撼全國。第七,由于以上諸多因素之匯合

而造成的社會恐慌與紛亂,是導致成千成萬羣眾匆匆離港返粤的主要

原因。第八,港英政府之措施(如宣佈緊急戒嚴、禁止糧食出口、封

鎖廣東政府、逮捕無業遊民等等),其後果只有加深香港居民之恐慌

與社會之混亂。第九,國共聯合之下的廣東政府,對罷工工人之接待

與資助,及對香港施行封鎖,使留粵之工人學生羣眾無法回港,這是

罷工運動持續一年又四個月的主因。

以上就是省港大罷工的九大因素。吾人必需考慮這些因素,才能

對大罷工做平實、均衡的解釋與評估。學術最忌偏頗。

罷工諸多重要因素:緊密運作、威脅、利誘、謠言、恐 慌、混亂

全港工團委員會的緊密計劃與行動,使罷工迅速展開,港英政府

毫無防備,束手無策。從罷工運動的角度來看,罷工的爆發是一個非

常成功的運作。1925年6月20日香港的報紙報道:

連日本港空氣緊張,謠言甚盛,謂港地行將有[罷]工風潮發生。 廣

州派來之代表等,面允各人如果罷工,則後此在罷工時期內,各往省者每

人每天當給銀四毫,且稱已在省城預備房舍招待罷工工人上省云。26

次日,新聞報導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居民紛紛逃離香港:

自總罷工不日將爆發之消息傳遍後,港中人心更形惶恐。前之紛紛從省來

港避亂者,今則反爭先恐後附船往省去矣。 ·昨晚只有夜船兩艘開行,

下午四點兩輪即已無插足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27

6月21日下午,工團委員會派人向電車工人「分發旅費,並預備

小輪載各人上省。」他們「在巴斯華街電車入廠處,逐車攔截,先將

司機收艮人逐一記名,並每名發給旅費五毫,着其翌日一早趕搭火車

至深圳改搭專車上省。」

25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130 香港人之香港史

26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0日。

27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1日。

嫁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31

又查電車工人中,亦不少憤激之輩,其中有事急不及待,單身上省,置家

室於不顧者。聞有一收銀人,家有老母子女,一接得旅費五毫後,即回家

攜衣服數件,急急出外,兒啼母哭,亦掉首不顧,其母無法,乃哀其攜同

幼子同去,俾顧存後裔,聲嘶力竭,其人亦不為動。竟絕裾而去。28

6月22日,港督史塔士(Sir Reginald E. Stubbs,另一音譯司徒拔)

召見港紳周壽臣與羅旭和,商談對策:「據謂近日謠言鋒起,人心惶

惶,更有說政府行將斷絕自來水並糧食之接濟,以困居民。但此無稽

謠言,絕不可信。」港督囑咐周、羅兩紳轉告居民,勿信謠言。29

可是,居民不信任港督、不信任港紳,偏偏信謠言。居民紛紛向

銀行銀鋪取回存款,購買預備糧食:

各錢銀抬甚為擁擠。聞有數家,連港銀及省毫亦無以應找換者,故各界大

為恐慌。一般神經過敏者,因恐有抵制港紙之事發生,多願折價找換現

銀。又有等零沽店及小販,已拒絕行使港紙云。 ·各處之雜貨店,大

有門前車馬之勢。每日賣至數千元。米價平日每元十四斤,今則每元十

斤。瓜菜則起價雙倍。30

居民預備糧食,人心紛擾。「各柴米店,均有其門如市,應接不暇之

勢。而餅食店之餅乾等物,亦異常暢銷云。』1港人爭相預購什物、

罐頭及洋燭、火水、火柴等燃料,以備不時之需。一時之間,米珠薪

桂。32

香港新聞報導:「聞此次實有人播謠言,謂英人將於明日實行

槍殺華人,並引上海案以證其說,故各人皆爭先恐後離港。」33

對于殖民地的華人,這是可信的,並非謠言;三年前1922年海

員大罷工的時候,英國軍警不是在新界沙田槍殺華人、造成五人死

亡、數十人受傷的「沙田慘案」嗎?這種事件很可能再發生。香港居

民大起恐慌,紛紛逃避,遷居省澳,及轉回鄉間。「永安輪船載有搭

客一仟四百餘人,......船上已無立足之地。......聞有人出至五元買一

大艙位往省,而平時價值五毫而已。於此亦可見各人離港之心已急

極矣。」華人搭車離港者更眾。6月21日早,約有一千六百名,乘

車至深圳轉車往省。22日早更多,約有三千名。有一次一列車載

人至二千五百名,幾無容足地,惟各人急於離港故,座位非所計及

云。」 35

總之,此次罷工罷課之爆發,以及工人與居民羣眾之匆匆離港返

省,是由多種複雜的因素所造成,絕非單純的愛國主義所能解釋得

了。整個事態的發展,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本來,香港大多數的、各階層的華人都期望生活安寧,忌視社會

動亂。上海的五卅慘案發生之後,香港也有許多工人並不贊同罷工。

6月19日,「有工人領袖多名,連袂見〔輔政司〕,解釋工人心理,

謂大多數不願罷工者;無奈為外界所壓迫,及種種譏誚,謂香港工人

不與上海慘殺案表同情。故不能不順省工人之勸告。」。甚至受全

港工團委員會指揮的海員工會之中,也有些海員反對罷工。有一海員

向《華僑日報》的記者說:

吾人此次罷工,無異為人如絕於頸向[按:項】,掛之於樹上,袛餘足所踏

之凳、未曾踢開耳。吾人多數心理均謂不宜罷工,只宜捐款與上海罷工人,

似尤得實際之作用。如通過罷工,俗所謂一盲引眾盲,相將入於坑而已。

28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2日

禁

29 《華僑日報》

ร

民14年6月23日。CO882.11, Eastern #144,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1925-26)Relating to the Strike and Boycott, Stubbs to Amery, Oct. 30, 1925, enclosure #1,

Kotewall's memorandum, p. 20.

30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3日

口

31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1日

你

32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33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口

132 香港人之香港史

34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2日。

35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3日

36 《華僑日報》

2

民14年6月22日。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33

因此,該報記者斷定:此次罷工非香港工人自願,「多係為勢所逼,

故不得不為之而。」37

然而,《華僑日報》這個報導即刻招致海員工會的反駁,工會致

函指出罷工工人議決而行,並對該報責以「愛國愛種」之大義。次

日,該報答函:「蒙以愛國愛種相勛,本報亦華人一份子,且居言論

地位,不敢不勉。以後對於此等訪稿,當隨時留心,以副盛意。」38

假如有許多人因愛國動機而罷工,那麼有更多的人為利誘、恐慌

與時勢所逼而離去。無論如何,當工人羣眾回到省城之時,「廣州工

界各手執國旗......在岸上迎接,以表示歡迎。」39

沙基慘案及其後罷工之劇展

香港大罷工在五卅慘案的衝擊下,由國共聯盟政局中的廣東革命

政府人員所策動。因此港英政府宣佈緊急戒嚴,禁止糧食、金銀與紙

幣出口,封鎖廣東革命政府。雙方敵對的結果,致使香港商業停滯。

廣東政府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熱烈接待來廣州的香港工人,安排他們

的生活起居。6月21日,廣州外國租界地的沙面工人,已羣起罷工。

6月23日,省港工人與學生、廣州郊區農民、黃埔軍校幹部與學生和

各界羣眾數萬人(鄧中夏估計十萬人),舉行聚會與示威游行。高呼

「打倒帝國主義」、「收回領事裁判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

等口號。

當遊行隊伍、行經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與英法警衞,發生

衝突。造成沙基慘案。據一西婦目擊者說:

·見隊中,多[數]少年學生與工人......,其後則有女學生遊行。繼女

學生之後者,乃......黃埔學生軍也。該軍軍官裝束者騎馬前行。殿其後

亦為騎馬軍官。 ..一望已知其為白種人,蓋俄國軍官也。未幾忽有擲石

入沙面者。 ·俄國軍官,忽將手中旂一揚,學生軍即立時停步。繼後該

軍官又拔向空施放。儂知禍將發,即急先走避。不旋踵而兩岸鎗聲連

發,聲若串炮, ·後又聞大炮聲。40

又據一個人目擊者稱:

·俄國軍官忽向空發槍。學生聞聲,即全體臥倒地上,向沙面施放排

槍。在沙面之英法海軍,即往沙包裏還槍,並用機關槍數挺向學生軍施

放。一時鎗聲卜卜,狀若大戰。時有法商巴士規君[Pasquier〕 ·飲

彈身亡。

·佘目睹學生軍之死亡甚眾。未幾泊近沙面東橋之法國炮艦柯

路泰號,亦發炮向學生軍轟擊。 學生軍卒不支,又適大雨,遂敗退。

事後可見長堤一帶,均有學生軍之屍身

0.41

然而,「沙面西人則謂學生先開槍。學生又謂法兵先開槍。」2結

果,五十二個華人當場被槍擊死亡,一百十七人重傷,輕傷者無數。

有許多受傷回鄉調治斃命者。這就是聞名的沙基慘案。但

根據賴先聲回顧:「那天,我在學生隊伍中散發區委和區團委的

反帝示威宣言傳單。事後,急乘車到區委向[陳延年同志匯報情

況。......區委......立即決定由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召集各界人民團體

組織情願團,要求國民黨政府當局對帝國主義使領團,提出最嚴重的

抗議,附列要求收回沙面租界,撤退白鵝潭外國兵艦,以及懲凶、賠

償等項條件。」44

這個悲劇事件,是個重要關鍵。它震撼全國,加深港人的憤怒和

恐慌,使罷工進一步擴大,並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演變為全面反英、

反帝的杯葛抗爭運動。

40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5日

Q

37 《華僑日報》

犟

民14年6月22日

口

38 《華僑日報》

}

民14年6月23日,

。

39 《華僑日報》

2

民14年6月23日。

134 香港入之香港史

41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5日。

42 《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5日。

43 王付昌,〈沙基慘案傷亡人數訂正〉,《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一期。

44賴先聲,〈在廣東革命洪流中,107頁。主持廣東共產黨黨務之陳延年是陳獨秀之子。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35

香港罷工運動迅速擴展。6月25日,人數眾多的「同德工會」(碼 頭起落貨工人)與「公平工會」(南北行工人與磅貨手交貨苦力)同時罷 工。鞋匠與裁縫匠也加入罷工行列。“原來抱著觀望態度的一些行 業,如郵政局信差、電報局職工、渡海小輪員工等,也紛紛罷工。數 日之內又有酒樓、茶室與理髮業勞工與一些機器工人,以及太古洋行 華員與一些清潔工人陸續罷工。前後總共約有一、二十萬人罷工(當 時香港總人口七十二萬多,其中工人三、四十萬人),氣勢空前的洶

湧浩大。

自從6月19日罷工風潮發生以來,香港居民紛紛回省。三日內 有二萬人離港。到7月8日,「兩句之間,離港者不下十三、四萬 人。」以致空房增多,房租大減。「中環角連日沿途皆見「有樓出賃」 之紅柬,觸目皆是。「有房出賃」紅柬更多。往日中環一間丁方不滿 六尺小房,月租至少二十元者,今則減為六、七元云。」46

罷工離港的情勢,如上所述,牽涉多種複雜的因素,並非單純的 由反帝愛國主義所造成。沙基慘案加深港人對時勢之恐慌。罷工團體 的人員,繼續在港活動。比如,7月8日,西人「見一華人行跡可

疑,乃搜查之。在其身上搜獲船票多張,係用以附搭船艇離港者。疑 其將船票發沽或遞交與山頂估,俾其離港。」”又有人「在西環向 一僕婦恐嚇,謂如不罷工,將置他於死地。......但該僕婦因驚慌太 甚,不敢到堂指證。」又,差弁拘獲一人名朱全,謂其「恐嚇糞務

工人罷工」。有許多類似的事件,港英警察逮捕四十多名恐嚇人員。 49

航海公會(行船館主組成)的代表祥稱:公會「接到命令式的罷工條 子,各工人被人恐嚇,乃〔相〕率回鄉。但回新界者多。聞亦已有復

業者。」50

51

恐慌之下,「謠言日多,致驚擾居民。」 港督史塔士在立法局

指出:「中環街市附近,發見一男子屍首。乃消息未幾,即已遍傳各

方。謂有一人因作工故,已被敢死團刺殺矣。......於是下流社會,遂

極端惶恐,獨不思此人實因中血而死耳。......又過一二日,該處附

近,又發見一屍身。此人實因腳氣症而死。其親屬......將其屍棄諸道

上。此固司空見慣之事。......警察方面,每日之拾獲棄屍者,實不下

八具之多也。故本督懇請大眾無信謠言。」下層民眾,不信港督,

偏信謠言,紛紛離去。

港府派軍警搜查民居與公共場所,將無業遊民、游手好閑者,遞

解出境。至7月10日,已有百人被逐。據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

之路》的報導,到8月底為止,「前後被拘去約千餘人。」5 如此一

來,更是加深許多下層民眾對港英政府之不滿。罷工工人與下層民眾

怨恨港府,通稱港督史塔士為「屎塔士」。55

從1925年6月19日罷工風潮爆發以後,到7月8日,兩三星期之

內,有十三、四萬港人陸續返回廣州、佛山、江門、會陽、東莞、寶

安等地。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廣州召集省港工人代表大會,組成

「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十三人組成,推舉蘇兆徵為委員長,鄧中夏

(共產黨勞工組織幹部、全總秘書長)與廖仲愷(左翼國民黨領袖、廣東

革命政府財政部長)為顧問。在國共聯盟的強力支持下,罷工委員會

有嚴密的組織,與強大的權力。其屬下設幹事局,分置文書、宣傳、

招待、庶務、交際、交通、遊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後又添設會

審處,「為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之走狗的機關。」並

45 《華僑日報》

46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5日。

民14年7月8日

47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9日

。

48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9日。

}

49 CO129.489.47204,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Wodehouse to the Hon. Colonial Secretary,

Sept. 10, 1925, p. 194,197-198.《華僑日報》,民14年7月4日;7月12日;7月14日。

50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0日。

136 香港人之香港史

51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9日。

52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11日。

53 CO129. 488. 36829, Gov. tubbs to L.C.M.S. Amery. M.P., July 10, 1925, p. 581; CO129. 489.

40885, Stubbs to Amery, Aug. 8, 1925,p.97.;《華僑日報》,民14年7月9-10-11-12-15 日。 Hong Kong Daily Press, Aug. 10, 14, 1925.

54 《工人之路》,民14年8月11日; 月20日;8月29日。

55章盛,《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

1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50頁。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37

設有監獄,拘禁犯人;設立罷工工人醫院與宣傳學校。又設工人飯堂

與工人宿舍,「封閉原來之賭館煙館及所有廣州市空屋充之。」罷工

委員會還組織武裝糾察隊,由兩三千名工人組成,駐防廣東沿岸各海

口。並設立緝私艦隊,擁有十二艘小艦和數隻電船。進行封鎖香港,

抵制英貨。省港之間交通運輸幾乎斷絕,香港食物供給短缺,街道垃

圾堆積如山,一時成為臭港。 56

港人與港府協力,恢復秩序與生意:自衛團與工、商維 持運動

從1925年6月19日,到7月10日左右,大約三個星期之內,人

心惶惶,工人罷工離去,帶給港人極大的困苦。然而,由于華商與街

坊居民,與港府協力,推行維持運動,因此7月中旬以後,社會治安方

面,大致迅速恢復秩序。而工、商業的苦境也開始徐徐緩慢地改善。

工潮爆發之後,各種恐嚇與謠言,驚擾居民。港府華民政務司致

函香港二十四商行聯合會,囑各行商,組織「街坊自衛團」,以保公

安。各行商乃召集各該街坊,紛紛組織自衛團,向工務局副監督曹善

允報名,領取警棍及警笛,日夜梭巡街道,預防火災與盜劫,以維持

街坊安寧。”曹善允奉港府之命,召集在港生長之居民,報名充當後

備警察及各等公務之職。從6月24日,到7月17日為止,已召集七

百二十人,其中有華人一百七十名,協助社會治安。 55

至于召集華工回復工作一事,早在7月9日,港督稱:「現目〔華

工]雖仍有離去者,惟亦陸續有返工者矣。本督所希望者,則此輩之

尋常見識,不久當戰勝其無所為之恐慌也。」s 召回華工復業,也有

「工業維持會」的組織:

本港自各行工人相率離職後,近聞有欲恢復工作而不敢者。惟自某君〔梁

永燊]徇在港作工舊部之請,出組工業維持會,派遣得力暗查,分段巡查

保護。連日各行工人,已逐漸開工。60

梁永燊「將軍」當過海盜,是陳炯明的舊部將領,港府找他來組

織「工業維持會」,其成員包括一百個特別警察和五十個偵探,都是

梁氏族人與軍隊部,以暴力對付罷工工人。「工業維持會」以康

樂道的華僑旅店為辦事處,安置介紹職業。「如有既已罷工、或未罷

工而被人恐嚇、醞釀罷工,而自己不願牽入漩渦者,可往報名。」62

開辦三天後,已有百餘人報到復工。五天後,約數百人,「機器侍

役、苦力、夜香工人、木匠、司機、打鐵等數十行,均可隨時錄

用。」到工業維持會報名求職者,逐漸增多,每日都有一百多人。

「近日之送往太古行、渣甸房、牛奶公司、電車公司者,每日足有

數十人。婦女輩則以送往山頂、尖沙咀各西人住戶為多。」 65

此外,警察局「每日招得苦力千餘名之多。......新旗昌行需

用......苦力七百餘名。其餘鐵行太古倉九龍倉及某某等船,均撥數十

名不等。所出工價,以新旗昌為高,每日每工一元,且供膳兩餐。其

餘照每日每人九毫而已云。」“香港警察從事招工活動,從6月22日

到7月26日,招來25,000工人復工。67

又,假座大會堂為辦事處的「招工局」,至8月2日也招募1,200

名勞工復業。「招工局」,後備警察,與街坊自衛團等組織,均由

工務局副監督曹善允監督辦理。

60 《華僑日報》

}

民14年7月14日;8月24日。

61 CO129.488.36829, Governor Stubbs to LC.MS. Amery, M.P., July 10, 1925, p. 582; CO129.488. 38894,

Stubbs to Amery, July 24, 1925,p.647;《工人之路》,民15年1月13日;3月8日。

5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227-228,230-231頁;《工人之路》,民14年7月

4日;7月17日;7月14日;形容香港是「黑暗世界」。

57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9-10-11-13-15日。

58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5日;民14年7月15-17日。

59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10日。

138 香港人之香港史

62 《華僑日報》

?

民14年7月11日,

63 《華僑日報》

多

民14年7月13日

。

64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15日

。

65 《華僑日報》

梦

民14年7月23日

。

66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2日,

67 CO129. 489. 47204, p. 194.

。

68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7日;8月2日。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39

於是,香港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早在7月8日,香港電車交通,

已漸恢復通行。7月13日以後,街上各商店、食物館、西菜館、茶

樓、酒樓多紛紛復業開市。「惟其價目略高。往日之二毛半雞絲飯,

現則取價五毛半矣。昔日取價半、二毛之西菜,今亦取價至三毛半

或四毛不等云。」罷工期間,新界各地,將蔬菜、牲口、鮮魚、生

果等物產,源源運來香港。70

7月14日,「中環街市,比之前日,倍覺鬧熱。街市前一帶,排

列牛肉、豬肉、火肉、叉燒、燒鵝、菜蔬等,有滿坑滿谷之盛。鹹水

魚、蝦蟹更多。買賣極其自由。街市左右,佈滿工業維持會之特務巡

查,保護異常得力。因此昨日細小食品館復業者,比前尤多。又因近

日沿街賣物,不用領牌,故一般小販,視為莫大之機會。且晚上售賣

甜品及石斑粥、豬肚粥、牛腩粥者,觸目皆是。」 港府特准小販在

街上無牌賣物。小販往新界各處,如元朗、大埔、九龍城等地,購辦

蔬菜肉食來港,供給居民食品。2

7月19日新聞報導:「本港近日之治安,較前確為寧靜。......從

前罷工者,自得工業維持會之會友實力維持後,大半多已返工。恐嚇

人之函件已完全消滅。......酒樓(昨晚亦已照常營業矣。」這個

報導也許過于樂觀,但也可見社會開始回復秩序。至7月30日為止,

向港府註冊成立之街坊自衞團已有四十一團,人數不下千人,「已設

自衛團之各街道,秩序井然。」

許多罷工離去的勞工,已經由廣東各地,紛紛轉由澳門搭船回

港,每日至少有四千多人。乃返工者,尤以九龍船澳及水師船澳之工

人為多。76

69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8-14-15日

民14年8月5日。 民14年7月15日 民14年7月28日

民14年7月19日

。

。

口

70 《華僑日報》 71 《華僑日報》

72 《華僑日報》 73 《華僑日報》 74 《華僑日報》

75 《華僑日報》

絮

>

ג

民14年7月31日

民14年7月27日

76 《華僑日報》

2

D

事實上,到7月22日,由工業維持會介紹的工人,似乎已有「供

過于求之勢」,因為一方面勞工急于復業謀生,而另一方面香港對

外貿易商務之恢復緩慢。商業貨物之起卸流通,有待努力。

因此,匯豐銀行買辦何世光(何福之子),約同華商總會主席李右

泉,於7月16日,發起組織「商業維持局」,殷商巨賈加入者約三十

餘人,得港府批准立案。眾舉何世光為主席,羅文錦律師為法律顧

問,盧煥初(香港二十四行聯合會司理)為義務司理,選出各行值理多

人。「如各商家欲寄貨及上落貨等情者,...... [則〕設法維持。」乃當

時香港存棧之「米食米碎穀麥共三十四萬餘包,與白米一項,亦存廿

二萬餘包。該局長何世光君,擬請求政府,將無礙於本港之糧食,如

豬糖米碎等,准運出口,寄往江門九江及內地各處,免滯留香港一

隅,徒損商人血本。」”幾天之內,運往金山、上海、西貢、星架

坡、庇能、北海、澳門等埠之貨物,包括麵粉一萬一千七百包、生油

二千三百四十一罐、冬菜鹹菜一千九百零七包......等等。

80

本來在罷工爆發後,港府為了維持香港糧食之供應,禁止糧食出

口。但囤積糧食容易腐爛。尤其西貢白米,十五天後就開始發霉,假

如拿來喂豬,豬也不吃。而食米是香港出口貿易之大宗,每月總有六

百萬圓。焦急的米商(陳碧泉、杜四端、伍于簪、馬植朝)與商業維持

局長何世光,呈請立法局華人代表周壽臣與羅旭和,轉請港府批准運

米出口。貨物之流通,有助金融之周轉。7月31日,「南北米行,已

多有米辦陳列,斟盆之客,亦漸多。」此後,各貨物與糧食多數已

准出口。

7月24日左右,香港街上各項生意,雖不旺盛,但已逐漸恢復原

狀。「前兩星期,先施、永安、大新三家公司,因罷工期內,買貨

77 《華僑日報》

78 《華僑日報》

79 《華僑日報》

1

民14年7月23日。

,民14年7月16-17日。

,民14年7月20日。

80 《華僑日報》

}

民14年7月24日

民14年7月30日。

81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30-31;8月1日。

82 CO129. 488.38894, p. 646..

14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41

人少,將營業時間縮至晚上七點即收市。惟日來秩序已恢復,街上行 人,較前日多。而由省城轉澳門來港者,亦不少。故三大公司,已由 前兩晚起,一律照舊營業。晚上皆開至八點方始收市矣。」 83

香港各茶樓酒樓復工,多聘請新人。然而,為發展其營業,紛紛 僱用女招待。西營盤大馬路之茶樓門前,皆豎立一黑板寫字,曰: 「本號特聘女招待員,招呼妥當」;或曰:「本號加聘時髦女招待, 務滿品茗諸君之意」;或曰:「喂,先生,本店亦有女招待」。不以 美味食品招徠生意,而以時髦女招待為爭妍鬥勝,脂香粉氣,令人欲 醉。顧客盈門,醉翁之意不在酒。叫

香港有人罷工,也有人上茶樓、酒樓及戲院。

鐘聲慈善社,連夜在高陞戲院開演《真情俠》,「觀者人山人 海,座無隙地。所演真情俠之舞劍,及打真軍器,為國技精華,掌聲 雷動。」B5其他各戲院也重新開幕。新戲院舉辦《詼諧大集會》,由 著名女伶莫麗瓊主持。太平戲院上演超等玲瓏影畫戲;而皇后大戲院

則公演《真假愛情》 。 86

總之,罷工開始三星期的恐慌時期過後,香港商務雖不再繁榮, 但社會秩序與街市生意,已逐漸恢復昔日面貌,而且創始茶樓女招待

的新氣象。

「救國功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

國、共兩黨、廣東政府與工潮工人學生,堅持省港大罷工是反對 英國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運動。那麼,反對工潮的港人(華商、街坊 居民、留職勞工、復職工人)協同港府推進維持運動,這就是不「愛 「國」嗎?並不必然。事實上,反對工潮的港人也自稱愛國,也以愛國 主義為自己的行動做辯護:他們敵視左傾的廣東國民政府,他們與港

英政府協力維持香港的社會秩序,試圖恢復省港商業的繁榮,他們認

為這樣才是愛國。

上海五卅慘案爆發之後,反帝愛國主義彌漫全國,普及廣東與香

港。再加上6月23日廣州沙基慘案,震撼省港,激發華人普遍的反帝愛

國情緒。但是,到底要如何愛國、如何救國,就成為人們爭論之焦點。

「香港華人機器會」是個傳統行會式的組織,原有會員一萬數千

人,5、6月間,前後離職赴省者,幾逾萬人。之後,會員陸續返

港,至1926年3月,返港者已佔多數。會長是保守反共的韓文惠,

從頭到尾堅決反對罷工。他登報發表宣言:

此次本港風潮,純由出於我華人救國問題。凡有血氣者,當無反對之理。

鄙人亦中國人一份子,非入英國之籍,亦非有甘作洋奴。一聞救國二字,

即欣喜萬狀,且欲勇往而直前,豈有不愛祖國,坐視其亡者乎。[惟]救

國工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亦不能徒托空言,[妄]

逞意氣,以為救國。必有忍耐,事乃有濟。尤須審慎周詳,免令群眾先受

痛苦。毋貽日後有所隱憂,方為上策。若謂不顧厲害之輕重,不慮事勢之

成敗,一意孤行,不惜以群眾為犧牲,未見有利於國,而先見有害群,竊

竊以為不可,不能盲從者也。 ·某月某日,召集同人大會,將此問題從

長計議,隨付表決,卒以主張不罷工者,居大多之數。 ·鄙人承數千同

人之付托,忝為會長,每辦事情有秉承同人之意。 ·立定宗旨,不受外

界威力之支配,不怕流言之恐嚇,始終如一,以維我同人之安全 總

之,救國心理,各有主義。我之不能強人舍其主義以從我,即人亦不能令

我葉其主義以從人。但望愛國諸君,而今而後,各礪學本其才能,實心實

力幹救國之工夫,則鄙人有厚望焉。

88

可是,罷工工人痛恨文惠「為暴戾的帝國主義政府所利

用, ·甘為亡國奴隸,見利亡國。嗚呼!此賊之肉,寧足食耶。」689

83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7日

妳

84 《華僑日報》

}

民14年8月3-10日,

1

85 《華僑日報》

86 《華僑日報》

哭

民14年8月7-9日。

民14年8月3日

142 香港人之香港史

87 《華僑日報》

2

民15年3月18日。

88 《華僑日報》 民14年7月4日。

89《工人之路》

,民14年7月14日;民15年2月10日。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43

梁永燊「將軍」領導的「工業維持會」,派遣特別警察與特務人

員,巡查港九各地,保護復職勞工。並登報作反對罷工的宣告:

「愛國之道,自有其根本之要圖。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實無異於

自殺耳。 .本會......以實力保護工人之作工,俾得安居樂業

愛工即所以愛民,愛民即所以愛國。』91

華商也反對罷工為無益之舉動。「余為商家一份子,能詳言其中

苦況。愛國心理,固人人應有。然作無益之舉動,未能傷人,而先自

傷元氣。實知者之弗取。」2

1920年代,香港勞資對立,因此罷工事件層出不窮。省港大罷工

之起因,雖非工資之爭執,但許多工人離職返省,未與東家磋商,

「蓋工商兩界,從前頗少聯絡所致。實則......商無工則不能成其事

業,工無商亦不能獻技謀生。華商總會有見及此,......[乃]開設一

工商懇親大會。俾工商方面意見融和,一致攜手,不致為人所

用。......不僅為省港人民之幸,抑亦中國全國之幸也。」

其實,香港工人階級四分五裂:有十幾萬工人罷工返省;“有許

多留港留職;也有許多罷工工人,設法由省返港復職;但有更多工人

回不了香港,因為遭到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阻止。

華商試圖拉攏留職與復職的工人。8月16日,華商總會又開工

商聯合懇親會。工界有十幾行參加(機器會、籐行、酒業行、油漆

行、德和工行、航海工行、果菜行、鮮魚行、豬肉行、摩托車司機工

會和義閣海員等)。有多人發言。機器會長韓文惠說:「工商聯絡,

90 CO129. 488. 38894, p. 647; CO882. 11, Eastern #144, Stubbs to Amery, Oct. 30, 1925, enclosure

#1, Kotewall's memorandum, pp. 17-18.

可以監督政府。政府為人民之司理人。 ∵若工商能實際上聯絡,則

政府不良,可以逐去之。」華商與留職勞工想要逐去的政府,並不

是外來的港英殖民政府,而是國、共聯合的廣東國民政府。

在全港華商大會上,疋頭行商抱怨貨物不能進入內地:「貨到梧

州,要檢查且罰款,往汕頭、福州亦然。」因此,眾華商認為,應敦

請港英殖民政府,通告廣東各地英國領事,「向當道嚴重交涉」。大

會一致通過決議:反對罷工,感謝港英政府竭力保護治安,反對廣州

赤化政府。大會主席何世光說:罷工工人多受共產催眠,共產勢力澎

湃,「如鼠之染,如不急撲殺,勢將蔓延。......近來青年男女學

生,全棄中國數千年道德之教育,而趨向新文化之宣傳。.........致有暴

動罷學之舉。......鄙深望本港教育司、孔聖會......及為父母者,對於

子女,必以讀孔聖書為根本,萬勿棄卻......孔道教化也。」

96

香港教育局開會討論學務,洋人華人局員聚集一堂。曹善允發

言:香港耗費錢財,「以教育華人學子,望其日後能出為中國任事。

乃得如此〔罷課〕結果,鄙人實深為之痛惜。......此次風潮,有類於

拳匪故事,特借愛國之名行之耳。」尹文楷(醫生)則曰:「此次罷

課風潮,鄙人深信其中固不少攪動風潮之人。然多數實被攪動風潮者

以愛國二字愚弄有以致之也。......此輩實如染有神經病者......傳染性

質之狂疾也。」97

東華醫院董事會主席馬敍朝,和港紳曹善允與黃屏蓀等多人,聯

合華商總會及二十四行商會,於8月21日,共同致電北京、上海、漢

口、天津及其他海内外各城市華人社團,催促停止援助罷工匯款: 98

91 《華僑日報》

,

民14年7月11日

▸

92 《華僑日報》

民14年8月3日。

93 《華僑日報》 民14年8月3日。

941925年12月,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說,罷工工人返省者,「約二十萬餘人。」見 《華僑日報》,民14年12月29日。這個數目或許誇大。據《華僑日報》報導,罷工 開始三星期的恐慌期間,離港者有十三、四萬人;三星期過後,也即1925年7月中旬 以後,香港已開始恢復社會秩序,因此離港者少,返港者多。前後離港的人數確實數 目不可考,我猜測十五萬人左右,比較接近事實。

查廣州此次風潮,以致省港百業凋敗,工商受害,實由廣州政府厲行其赤

俄政策。現所有海陸軍權,概歸俄人主管。目下擬實行共產制。並行土木

95 《華僑日報》

96 《華僑日報》

了

民14年8月16日。

7

民14年8月5日,

97 《華僑日報》,民14年8月6日。

98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8.

14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45

屋宇捐,種種殃民虐政,全省騷然。若不早為挽救,則赤毒愈流愈猛,波

及全國,更難收拾。同人等目睹慘狀,誠恐遠道未明真相,用特通電陳

述,俾眾週知,幸勿受其煽惑,無任切盼。9

香港華商指責廣州革命政府,「引狼入室,委政赤俄,喪權辱國,恬

不為,將使我中華國民,受治於赤俄之下,......而尚以愛國對外,

自欺欺人。」100

收到香港華商總會的電報之後,許多海外華僑停止匯款給廣州的

罷工委員會。101但是,有些海外僑胞對香港華商之通電,不能苟同。

至少有兩個社團(包括[洛杉磯全體華僑居民」)覆電,支持廣州革命政

府的民族主義立場,攻擊香港華商總會是「英國強盜走狗」「我國

之叛徒」,罪該萬死。102

港商與港府對工潮深惡痛絕,因香港的經濟蒙受嚴重的打擊。

1925年出入口貨總值,只有1924年之一半。每月損失二億一千萬銀

元。1925年到港的船隻噸數,僅得1924年的百分之三十六。許多商店

報窮關閉。僅僅1925年11、12兩月,破產商店已達三千餘家。銀行的

存款斷絕,提款突增。股票低跌。政府收入大減。雖然倫敦政府貸款

給香港三百萬英鎊,以為救濟商業之用,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103

省港大罷工將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分裂為兩個政治陣營:一方面是

擁護廣東革命政府的罷工工人與學生,另一方面是支持港英政府、反

對工潮的華商居民與右派勞工。雙方互相攻訐,自稱愛國,指責對方

叛國。

罷工運動進一步推進港人的政治化,加強他們的政治意識。雙方

都認同「中國民族、文化、國民、國家」,但是對于當政的政權則有

99 《華僑日報》

多

民14年8月22日 。CO129. 489. 45198, Stubbs to Amery, Sept. 4, 1925,

enclosure No. 3., p. 167.

100 《華僑日報》 ,民14年8月22日。

101 CO129. 489.47446, Stubbs to Amery, Sept. 18, 1925, pp.212-213.

102 CO129. 489. 45198, enclosures Nos. 4 and 5, pp. 168-169. 《工人之路》 民14年10月8

日

103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中國史學社,1957年,231-232頁。

14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爭議,人民不一定認同執政的政府。當然,這種爭議是有變動性的,

隨着時間、環境的變遷與政府人員和政策的異動、或政權本身的更

煥,而改變。

左翼廣東革命政府與港府之對抗

在廣東政府左派財政部長廖仲愷的支持下,省港罷工委員會有豐

富的資源。它運用五百萬銀圓,在廣州為省港罷工工人設立學校(勞

動學院、勞動婦女學校、工人學校、工人子弟學校等)與勞工訓練

所,並提供就業機會;發動大批工人,從事公共工程設備之建設。比

如,開關黃埔商埠,與建造二十五英里長的黃埔公路,連接廣州與黃

埔港口。假如光是訴諸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情操,而不能稍為緩解工

人現實生活所遭遇的困難,那麼罷工運動在轟動瞬間之後,恐怕馬上

就銷聲匿跡了。

以罷工封鎖香港與抵制英貨的結果,香港經濟嚴重受挫。而廣州

則享有一時的繁榮。除英國以外的外來貨品,迂迴香港,直接運抵廣

州。黃埔港口每日有幾十艘外國商船進出。帶來廣州航運商業的發

展,增加廣東革命政府的收入。 104

為了對付罷工與封鎖,港英政府想盡所有辦法。首先有「反宣傳

局]之設立,和嚴密的出版審查。並于1925年七月,資助立法局華人

議員(周壽臣與羅旭和)和殷商(何東)創立《工商日報》,從事反罷工之宣

傳。105另外,港英政府縱容香港黑社會份子和保守反共的韓文惠所操縱

的華人機器總會工人,與廣州河南大塘區的國民黨軍長李福林相勾結,

以武裝押運、用帆船運載私貨往香港。同時港府也收買土匪流氓,將駐

在石岐的工人糾察隊包圍繳械,打開私貨運出的渠道。於是太古洋行與

104 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pp.47,50; Ming K. Chan, "Labor ari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第11章有詳細討論。

105 CO882. 11, Eastern #144, Stubbs to Amery, Oct. 30, 1925, enclosure #1, Kowtewall's

memorandum, p.21;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廣東文史資料》,第44輯, 1985年,46-48頁。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p. 50.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47

省港澳輪船公司、重新雇用海員,恢復港澳之間的航行。106

英國並且以武器與物資支援陳炯明與鄧本殷等軍閥,唆使他們圍

攻廣州的廣東革命政府。107 英國又勾引右翼國民黨人士,指使他們發

動政變、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圖窮匕見,港府當局更要求英國政府派

軍攻打廣東。英國恫嚇以十萬大軍攻打廣州。英國軍艦與武裝部隊,

襲擊省港罷工委員會派駐在深圳、沙頭角、羅湖、福田與廣州等地區

之糾察隊。 105

事實上,港英殖民政府與廣東左翼政府,雙方皆訴諸暴力與恐嚇

之手段互相對付。罷工委員會屢屢遣派人員來港騷擾,恐嚇工人罷

工,或用石頭拋擊工業維持會的勸工演講員,或以暴力刺傷反罷工之

「工賊」,或以土製魚砲爆炸電車(二人受微傷),或以煙彈炸彈(未點

燃)放置來往港澳之輪船。但是,這些事件並未導致恐慌,香港從

7月中旬以後已經大致恢復社會秩序。

其實,許多罷工工人有家室妻子在港,無意長期罷工,願回港復

職,但是罷工委員會之糾察隊武裝工人,「各持槍械,把守火車站與

輪船碼頭,不准工人回港。」110 廣州革命政府「曾派有軍兵一隊,駐

扎深圳,且在河岸設置欄珊一度,不准工人通過,而工人多有取道西

江及澳門搭船來港。有些偷渡工人被截回廣州施刑。112 有一位店

員說,從廣州回香港,經千辛萬苦,歷時九天,必須先經石峽、前

山、香山、澳門,然後抵達香港,中間兩度被糾察隊搜查詢問。113眾

106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四〉

頁。CO129. 489.40885, pp.99-100.

1

《廣東文史資料》第47輯,1986年,31,35-36

107 CO129. 489. 51869, Stubbs to Amery, Oct. 16, 1925, pp.326-327.《工人之路》,民14年8

月7日;9月2日;9月8日;10月5日;10月8日。

108 何錦洲、蔡明禁,《首次國共合作時期廣東革命史》,53-56,62頁。

109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2-31日:8月7-12-13-25-31日 CO129. 489. 40885, p. 97; CO129.489. 42959, Stubbs to Amery, Aug. 21, 1925, pp.126-127;《工人之路》 ,民 14 8月6日;8月7日;8月11日;8月13日;8月14;8月29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Aug. 1, 7, 12, 1925.

110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21-28日;8月27日。

111 《華僑日報》,民14年7月30日。CO129.489..40885, p. 98.

112 《華僑日報》,民14年8月21日。

多罷工工人回不了香港,這是省港大罷工之所以歷時一年又四個月

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漫長的期間內,罷工工人並非每個人都從頭到尾、始終一致

堅持罷工到底以表示反帝愛國。十幾萬工人返省,在廣東各地流離失

所、生活困苦、加上個人與家庭種種現實的問題,使許多工人猶豫、

懷疑、而想脫隊回港復工。香港華商認為多數工人係受人煽動才加入

工潮。大多數港商堅決反對罷工。

那麼廣東商人對罷工的態度如何?

廣東商人對罷工之態度

五卅惨案與沙基慘案爆發後,華人悲憤填膺,愛國浪潮高漲,一

時之間也有廣東商人表示同情,支持罷工。假如有不同情的,也被高

漲的愛國空氣壓住,不敢公開反對罷工。不過,罷工一開始,一般而

言,廣東商人並不熱心支持。當時財政部長廖仲愷召集廣州商人開

會,商量籌款捐助罷工運動,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了事。115 6月31日

是五卅慘案的一週月,「廣東商界對外經濟絕交委員會」通告廣州各

商會商店,「哀悼死難同胞記念休業一天」,6只是象徵性的罷市,

商人懼怕經濟損失。

多數廣州商人反對罷工,原因很簡單。十幾萬人由港返粵,其中

大約37,000工人聚集省城,致使失業工人劇增。廣州平時靠海外運入

糧食,但香港禁止米糧運來,因此糧食異常缺乏。煤炭也日形缺乏,

而生絲則存貨堆積,不能出口。罷工工人聲勢浩大,廣州商人不敢開

罪工人,因此表面均宣言贊成罷工,而且還開設茶會,宴請罷工委員

會重要人物,聯絡感情,懇求委員會准許商民設法向外洋辦運米糧煤

炭等物至省,絲商則哀求准運生絲出口。117

113 《華僑日報》,民14年9月6日。《工人之路》,民14年9月18日。

114 CO129. 489.42959, pp.137-139.; Hongkong Daily Press, Sept. 15, 1925。

11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 ,236-238頁。

116 《工人之路》,民14年7月1日。

117 《華僑日報》

>

民14年7月29日;8月2日。

14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49

在反帝愛國主義的旗幟之下,罷工委員會勢力強大,一再向商人 籌餉抽款,以養工人。118 許多商民備受困擾,但表面上又不得不宣言 贊同罷工,以表示「愛國」。這種現象,可說是國權壓迫民權。

到了1925年秋天,左傾國民政府在罷工工人的擁護與支助下, 斷然通緝反動政客,削平陳炯明與鄧本殷的割據勢力,迅速統一廣 東,鞏固革命基地。同時,國民政府訂定罷工的中心策略:「凡不是

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此一策略,孤立打 擊英國,鼓勵美國及其他國家,直接來廣州通商,因此促進廣州經濟 之逐漸復興繁榮。從此以後,許多粵商表示贊助罷工,接受罷工委員 會的「工商聯合」的口號。到1926年1月,當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

條約時,廣東的商會大會決議:

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於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

熱烈,我等商人亦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

為目的。120

國民黨左、右派的矛盾

1

國民黨自從實施國共合作以後,就時常發生左、右派之間的矛盾

緊張。1924年3月12日孫文去世之後,矛盾加劇。兩派的緊張與矛

盾,起源於權力的鬥爭與對孫文遺留下來的三大政策之爭論。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與左派國民黨主導省港大罷工,領

導羣眾從事反軍閥、反帝愛國運動,從而獲得羣眾的支持而聲勢壯

大。多次游行示威:都是數萬、甚至一、二十萬以上洶湧喧嚷的羣

眾。我們不難想像右派國民黨(諸如胡漢民、鄒魯、張繼......等等)是

如何的驚惶不安,雖然右派不敢公開反對罷工,表面上支持罷工。

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任主

席,廖仲愷為財政部長,而右派的胡漢民則屈就為外交部長,並辭去

廣東省長職位。在國際共產顧問鮑羅廷的協助下,汪精衛獲得軍政領

導地位。當時右派的惶恐不安、在《胡漢民先生年谱》的一段敍述之

中,流露無遺:

總之,許多粵商起初反對工人罷工。但是,後來當他們發現罷工

與封鎖香港,或許有助於促進廣州商務時,他們就改弦易轍,振振有

詞地大談罷工是為了「爭回國體與人格」的「愛國運動」!愛國主義

與廣州商人的私利,也許並沒有太大的衝突。

雖然,罷工與封鎖香港帶給廣州的,到底只是暫時的經濟復興。

長期的罷工與封鎖將妨礙廣東商業貿易之擴張發展。粵省對外貿易一

向依賴香港優越之港口,而廣州、黃埔港口無法勝任大量貨物之運送,

因此廣東商人也希望早日結束罷工,恢復往日密切的省港經貿關係。

然而,罷工之進行,與國民黨內部派系矛盾,有直接的關係。

118 《華僑日報》

3

民14年8月2-3日

。

119 CO882. 11, Eastern #144, Clementi to Amery, Jan. 25, 1926, enclosure #3, Fletcher's report,

jp. 59, 66, 68.

120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1919-1926)》 ,236-238頁。

汪、鮑勾結既已成功,而共黨之分化策略更為順利,加以本年六月二十三

日廣州發生沙基慘案,香港發生總罷工,反英風潮擴大,共產黨的聲勢更

是囂張不已。而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成左派的大本營,素以反共著稱

的廣州市黨部已頻臨解體。121............

右派埋伏以待,伺機而動。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要前往出席

中央黨部的常務會議時,被刺身亡。根據何香凝(廖夫人)的回憶,當

場有一個兇手被逮捕,由其供出查明主謀暗殺者,有胡毅生(胡漢民

的堂弟)與林直勉等多人:「在未實行刺殺仲愷之前,國民黨右派的

人已集合開過幾次擴大會議,決定要把左派的人完全打倒,以取消國

共合作,取消省港大罷工,和英國人重新談判。......國民黨右派、帝

121 蔣永敬,《胡漢民年譜》,336頁。

15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51

國主義和香港的買辦階級已經聯成一條陣線了。

J122

廖仲愷是孫文手下最先主張聯俄之一人,他又大力主持罷工,政治

聲勢高漲,故招人嫉恨刺殺。港督史塔士稱他是個「相當有能力的

「人」,曾對廣州之赤化鼓起巨大的影響;他被刺殺「使上等粵人稱心愉

快。」TM聞有廣州商人「閱報知其斃命,拍掌稱快,置酒狂飲者。」而

「港中大多數僑商,無不欣然色喜,且有因此聯袂落石塘咀酒樓設筵,以

誌慶者。」 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刺殺事件,激起廣州民眾的義憤:

124

在每個追悼會上 ·充滿着悲憤之情... ·「我們要肅清一切反革命派!』

「我們要和帝國主義者拼命!「我們要替廖黨代表報仇!」這些呼喚的聲

音到處洋溢,......仲愷出喪的那一天,參加的同志有黃埔學生、農民、工

人、學生、婦女和市民群眾共有二十多萬人,行列之大,階層之廣泛,情

緒之熱烈、嚴肅、悲壯,在廣州來說,都是空前的。125

然而,從右派的觀點來看,當時

共黨份子趁機猖獗, ·群相叫囂,曾視展堂先生(胡漢民)為假定嫌疑主

謀者。鮑羅廷更利用此一不幸事件,以興大獄,逐斥國民黨中堅同志。汪

精衛復甘為利用,造成國民黨分裂後果。126

總之,自從廖仲愷被刺之後,國民黨左右分裂加劇。在國際共產

之協助下,左派勢力高漲。罷工持續進行。於是,香港各邑商會聯合

會遣派代表省,試圖瞭解情況,以期調解工潮。

122 何香凝<回憶廖仲愷>,載於廖夢醒,《我的母親何香凝》,香港朝陽出版社,1973

年,64頁。

123 CO129. 489.42959, p.130.

124 《華僑日報》,民14年8月22-23日。

125 何香凝,〈回憶廖仲愷> 65頁。據另一報導,當日除在街頭立觀者外,參加葬禮 者「迨十萬人......雖在烈日下,亦毫不退縮。」《工人之路》,民14年9月2日。

126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 · 337 343-344 › 351頁。

15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華商代表團、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企圖協商

上面說過,香港華商總會、二十四行商會與東華醫院三大團體,

聯合拍電海內外各華人社團,催促停止援助罷工匯款,指責廣州赤化

政府喪權辱國。這種強硬反共立場,不但無濟于事,反而加深省港間

之鴻溝。

於是,香港各邑商會聯合會乃採取低姿妥協的策略,以期挽救。

聯合會舉東莞商會之謝樹棠為主席,議決拍電廣東政府與各團體。函

電措詞和平得體,客客氣氣,唯恐得罪當道及罷工工人。致罷工委員

會與華工總會函曰:

·僑商同是國民,愛國愛群,未敢稍落人後。 ·先向我最親愛之工

友,為真誠之接洽, ·務懇諸公開誠容納,允與攜手,立即賜我方針,

俾即選派代表晉省,與貴會各位討論一切。127

1925年9月28日,僑港各邑商會聯合會代表團十六人抵省,受

到政府各機關及罷工團體之歡迎與殷勤招待。2*10月4日,代表團返

港,帶回<香港罷工工人恢復工作條件>十五條。其中包括原來罷工

當初、華工對港府要求改善華人政治經濟地位與權利的六個條件。此

外更要求恢復所有華人大小職務;罷工期內,工資照給;賠償華工之

損失;被捕者立即釋放,被驅逐出境者,一律恢復自由;香港境內,

自由行使中國貨幣;「凡工廠及大公司貨倉有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立

工人寄宿舍,免收租項」;「凡未參加此次罷工運動之工人,須一律

開除,俟用盡罷工工人,方許再用未罷工者。」代表團也帶回來〈沙

面罷工工人恢復工作條件>,與香港華工之要求相似,再加上「沙面

警察,須全用華人。」129

還有香港學生聯合會之要求條件:學生「皆有集會、結社、

127 《華僑日報》

g

民14年9月2日。

128 《工人之路》 民14年10月1;10月2日。

129 CO129. 489. 49489, Stubbs.to Amery, Oct. 2, 1925, enclosure No. 7, pp. 269-271.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53

言論、出版、信仰及舉行救國運動及巡行之自由權;......應有參加 學校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及改良校務教務之權:......罷課期內所應 徵收之學費,應一律免收;中華民國各紀念日,應一律放假舉行紀 念。」130

這些條件宣佈之後,香港官紳及各團體,僉謂省城方面提出此等 嚴厲條件,顯見係無誠意和解,無磋商之餘地。131 某巨商謂「各代表 見此條件,如冷水澆背,故匆匆返港。」而未罷工的香港工人則舉行 大會,到會者,有機器總會、航海工會、同德工會、果菜行工會、鮮 魚行總會、工業維持會,共數千人,激烈反對罷工委員會所開條件。 眾謂罷工工人係被少數工所操縱。132

1925年10月與11月,廣州四大商會(總商會、市商會、商聯會、 商民協會)聯合會,數度派代表抵港,與港中紳商再行磋商解決工潮 辦法。133 但並無結果,只是聯絡感情。在歡迎宴會上,雙方互相表示 「省港原屬一家,商人更有唇齒之關係,深望省港商界同人,協力共 謀解決工潮。」粵商代表簡琴石並謂:廣州革命政府,並非共產,極 願港僑來省觀光,且甚願官商合作。134

關於談判方式,11月剛接任的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r. 1925-30)認為:應由港府與廣州政府各派全權代表談判,才能解決罷 工問題。可是廣州政府卻一直堅持:「罷工之事,係由民眾而發生, 非由廣州政府而起。故[廣州政府方面,只可任從中調停,實無力 干預。」後來,雙方同意先由廣州政府派財政部長宋子文赴港,以私 人資格與港督交換意見。宋子文於12月19日抵港,與港督金文泰會 談,提出兩個條件: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之損失,與安排罷工工 人返港工作。港府回答不可能安置罷工工人原來工作,因工作已被人

130 《華僑日報》

2

民14年9月29日;10月7日。《工人之路》,民14年10月3日。

131 CO882.11, Eastern #144, Clementi to Amery, March 6, 1926,pp.124-129.

132 《華僑日報》 民14年10月8日。

133 《工人之路》

3

民14年11月28日。

134《華僑日報》

2

民14年10月26日;11月14-16-21-22日;12月27日。

接替;至于賠償問題,香港中西商人或許願意出資償付,可進一步協 商。乃派代理輔政司弗萊徹(A.G.M. Fletcher)與宋子文一起返穗繼續協 商。弗萊徹終于與廣州政府達成協議:假如香港商界願出資賠償罷工 工人之經濟損失,廣州政府將積極協助罷工工人早日結束罷工。 135

但是,等到弗萊徹於12月23日返港後,港府卻改變對策,不願 派港府代表來省,136認為由港府參與這種解決工潮方式,將對香港不 利:第一,它不能消除蘇俄對廣州之巨大影響,仍然不能確保香港之 安寧;第二,商家僱主賠償罷工工人,將會鼓勵勞工再度罷工與杯葛 藉以謀利;第三,廣州政權並不穩固,隨時可被顛覆,有關廣州政治 與罷工情勢不如靜待其變;第四,擁有軍隊的蔣介石,政治動向尚未 明確,他可能建立獨裁,擅自充用賠償款項,持續罷工。基于這些考 慮,港府宣佈不介入這種解決方式的談判,但也不阻止香港華商籌款

自行解決罷工問題。137

此時,香港四大團體(華商總會、二十四行商會、東華醫院與各 邑商會聯合會)組織「港僑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觀察廣州革命 政府之情形,並慰問罷工工人。1925年12月26日,懇親團二百七十

八人抵省,受到政府各機關及罷工委員會的隆重歡迎,與殷勤招待,

連日參加茶會宴會,聆聽廣州市長伍朝樞與革命政府主席汪精衛等人

之演說。汪主席強調:

廣州政府之設施,乃保護人民財產,而非共產。至於俄人在廣州地位,係

完全一種幫助革命政府事業。鮑羅庭現雖充政治委員會顧問,然在該會,

並無表決權。可知廣州政府並無將一絲一毫利權授與俄人也。又有種謠

傳,謂政府容縱農工,仇視商賈。不知政府對於農工商,均是主張通力合

86,

135 CO129.498.2081, Clementi to Amery, Dec. 23, 1925, pp. 73-77, enclosures Nos. 6&9, pp.

90-93.; CO129. 489.58043, Clementi's tele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4, 1925, p. 650.

136 《工人之路》,民15年1月29日;1月30日;1月31日。

137 CO129. 498.2082, Clementi to Amery, Dec. 24, 1925; CO129.498.3165, Clementi to Amery,

Jan. 6, 1926.

15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55

作,視同一體。 ·今日諸君,與各工友相見以誠,此等謠言,將不攻自

破。138

接着,12月27日,懇親團派代表謝樹棠、蔡昌等四十人,慰問

罷工工人。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領導各委員與糾察隊三千餘人, 在東園曠地列隊歡迎。工友赴會歡迎者數千人。蘇兆徵演說,略謂 「此後省港工商感情,當日益親善,亦足以促〔英國帝國主義者覺

悟。」隨由謝樹棠代表致詞,肯定工人的反帝愛國運動;「我們工人 與人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這回諸位工友罷工回國,諸位 的犧牲,是十分可敬。......望這回的罷工,可以早日得達到完滿的解 決。」139

次日上午,懇親團由政府專員陪同,乘坐汽車二十餘輛前赴各地 致祭革命烈士: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沙基慘案烈士墳墓、朱執

信墳墓、廖仲愷墳墓等。當日下午,懇親團全體團員,赴罷工委員會 歡迎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各界團體人士五百餘人參加盛會。大

眾向孫總理遺像、國旗、黨旗行三鞠躬禮。蘇兆徵演說,謂「我們為 爭國體、為爭人格,故不惜重大之犧牲,毅然罷工。......罷工工友回

省者,約二十萬餘人,......多有自行回鄉,另尋工作者,現下在市內 者只萬餘人而已。......近更謀開築黃埔商埠,以謀經濟獨立。......」

懇親團代表雷蓀發言,表示「非常欽佩。」140

總之,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之後,對罷工運動與國民政府表示肯 定,跟廣州四商會之同人,一齊高呼「國民革命萬歲。」蓋此時省 港商人喜見國民政府已經統一廣東,大致能夠維持社會秩序,而且廣

138 《華僑日報》 民14年12月24-27-29日。

民14年12月28日;12月29日。 民14年12月30日。《工人之路》,民14年12月29日。

139《華僑日報》

,民14年12月29日。《工人之路》

*

140 《華僑日報》

141 《華僑日報》

民14年12月31日。《工人之路》,民14年12月29日。

東商業已經開始逐漸復興;在此情況之下,省港商人所能做的,沒

有別的,唯有對國民政府表示友好與肯定,但期望能早日解決罷工問

題,恢復省港貿易。他們口頭上肯定工人為愛國而罷工,心理上渴望

早日結束罷工。

懇親團與省城建立友好關係,為省港協商鋪了一條路。於是,香

港華商總會舉出負責代表(李右泉、馬敍朝、羅文錦、蔡少垣、謝樹

棠等等八人),往省秘密磋商以賠償方式解決工潮問題。143於1925年

12月30日抵省,會見政府官員、粵商與罷工委員會(蘇兆徵、鄧中夏

等人)。廣州政府與罷工委員會皆謂:香港華商總會之代表,「只能

代表華商,既不能代表香港政府,更不能代表港中西商。且此次工人

罷工,全非為與華商衝突,......純為爭人格爭國體而起,如此焉能單

獨與華商代表開議?」罷委會一再強調:「此次罷工,完全為爭人

格、爭國體,並非抵制自家華人,所以賠償補置〔罷工工人〕問題,

不應由華人擔負。......華商代表,不能擔負中西人之全權責任。......

工人方面,對於解決工潮,係有誠意,不過要求香港政府速派正式代

表上省,便有磋商。」144

可是,港府卻堅持:不介入以賠償罷工工人方式來解決罷工之談

判。145港府總督金文泰是個中國通,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港府供

職十四年之久,精通中國官話與粵語,於1925年11月上任總督。這個人

老奸巨滑,洞察廣州政府即將發生變化,將會影響罷工情勢,在這個時

侯談判解決罷工之事,對香港並沒有好處,不如靜觀其變。146蓋廣州政

治,不僅國、共之間緊張矛盾,國民黨內部之派系鬥爭也愈趨劇烈。

142 鄧中夏,〈一年來省港罷工的經過> ,1926年8月稿,收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

爭時期的工人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139,132頁。

143 CO129. 489.58551, Secret telegram from Clement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30, 1925, p. 667.

144《華僑日報》,民14年12月29日;15日;1月6-8日。《工人之路》,民14年12月 31日;民15年1月4日;1月9日。CO882. 11, Eastern #144, Clementi to Amery, Jan. 6,

1926, enclosure #1, M.K. Lo's report, pp.74-81.

145《工人之路》,民15年1月29日:1月30;1月31日。

146 CO129. 498, 3165, Clementi to Amery, Jan. 6, 1926.

15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57

廣州政治緊張

1926年元旦,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選舉汪精

衞、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譚平山、宋慶齡、陳公博、恩克巴

圖、于右任、宋子文、何香凝、李大釗等等三十六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其中有共產黨員七人)。當時蔣介石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及國 民黨革命軍總監,掌握軍隊實權,政治雄心勃勃。而另一方面,左派 領袖汪精衞則結合共黨及國際共產勢力,主導省港大罷工,有底層羣

眾的支持。汪、蔣兩人明爭暗鬥,導致一再的衝突。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這艘炮艦(艦長李之龍是

共產黨員)突然駛泊黃埔,行動似乎可疑。蔣介石懷疑李之龍企圖陰 謀暴動,乃下令拘捕艦長。當時廣州謠傳,共黨艦長意圖綁架蔣介

石,要把他劫到蘇聯海參威。蔣介石即刻宣佈廣州戒嚴,逮捕共產黨

員五十餘人,並派兵包圍蘇聯顧問處及省港罷工委員會。周恩來迅速

與蔣交涉,才釋放被捕共產黨員。17當時蔣介石並未跟左派公開決

裂,因北伐事業有待蘇俄軍事援助和廣大農工之參與支持。許多罷

工工人將加入北伐之行列。不過,自從中山艦事件之後,國民黨右派

勢力抬頭。

蔣介石政變的消息傳到香港,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即刻 召集西商大會,笑嘻嘻地說:「恭喜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就

是二十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洋人喜見蔣介石政變,歡欣鼓舞,

高呼萬歲! 148

中山艦事件對于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是一大打擊。汪精衞[進退

失據,初則粵避不出面,繼於五月十一日秘密離粵赴歐『養病』。」10

共產黨則採取鮑羅廷與陳獨秀之策略,退讓妥協,唯恐破壞國共聯盟

147 何錦洲、蔡明禁,《首次國共合作時期廣東革命史》,31-33頁。其實,李之龍艦長 並無意叛變,而是被人構陷所致;有人冒名蔣介石,命令他將中山艦駛至黃埔。4月

12日真相大白之後,李之龍恢復自由。見《華僑日報》,民15年4月16日。

14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 ,245-246頁。

149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378頁。

的革命統一戰線。為了誓師北伐,以期統一中國,國共妥協,維持聯 盟,唯右派佔據優勢。於是,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 會,通過蔣介石「整理業務』的提案,規定此後國民黨員不得參加共 產黨;共產黨不得批評三民主義;國民黨中央部長或政府的局長職位, 不得由共產黨員擔任;黨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不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共產黨員。在當時右翼優勢之下,共產黨員亦不得不接受這些限制,維 持國共聯盟。蔣介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將於 1926年7月9日下達北伐部隊動員令,正式出師北伐。150

罷工之結束

其實,為數眾多的失業工人,聚集在廣州,對廣州政府造成巨大

的經濟負擔與壓力,而且對北伐事業將有負面的影響。151 1926年6 月,為了積極準備北伐,為了減少阻力與後顧之慮,廣東國民政府與 中共廣東區委員會,皆認為必須主動結束罷工、停止封鎖香港,跟英 國帝國主義者和談。如此則既可避免英帝對北伐後方之干擾,又可發 展對外貿易、鞏固廣東革命基地。廣州國民政府乃試圖與英國直接 判,以結束省港大罷工。但是,英帝對廣東政治情勢之變化,瞭如指 掌。自從中山艦事件之後,共黨與國民黨左派勢力削弱,右派佔據優 勢,因此英帝對罷工態度轉變強硬。港英政府堅持拒絕賠償工人在 工期間之工資損失。雖然舉行五次談判會議,雙方對賠償問題及沙基 慘案之責任問題,相持不下,陷入僵局,談判停頓。152

192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致粵港罷工工人書〉,強烈

譴責港英政府,宣稱:

150 C. Martin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47-49;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Y.: W. W. Norton & Co., 1990, p. 344.

151 CO129.489.49489, Stubbs to Amery, Oct. 2, 1925, pp.252-253; CO882. 11, Clementi to

Amery, Mar. 8, 1926, enclosure #2, P. 137.

152 CO882/11, Eastern No. 144, Correspondence (1925-1926) Relating to the Strike and Boycott 含

有雙方談判文件;《二十世紀的香港》 :119-122頁,有簡介。

15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59

這次因罷工而發生之工商業損失,亦由香港政府]之無誠意解決罷

10....** ·香港不肯從早解決罷工,足見香港政府絲毫不顧香港商人的損

失。 ·罷工工人屢次表示願意犧牲政治條件和一部份經濟條件要求解決

罷工,而香港[政府]置之不理 ·英代表·· ·對於沙基案和粵港罷工

都不肯讓步,因使會議停頓。 153

在中共及左派主導下的罷工工人代表已表示「願意犧牲政治條 件」要求解決罷工;那麼,右派人士對罷工更是急于收束。於是,

1926年9月18日,蔣介石乃指使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單方面宣佈將

於雙十節結束罷工,停止封鎖香港。

1926年10月10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宣佈取消對香港的封鎖,並 宣稱:「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 備。」154

為了安撫罷工工人,罷工委員會與國民政府決定:海關對入口 的一般貨物加徵2.5%,奢侈品加徵5%的附加税,用來補償工人在 罷工期間之工資虧損,並對罷工結束後,尚未找到工作的工人提供

生活費。

。

155

1927年春,北伐國民革命軍既已佔領上海與南京之後,蔣介石斷 然決定勦共政變,於4月12日下令在上海實行清黨。15日政變延伸 到廣州,李濟深下令國民黨軍警封閉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 會等等左翼機構,拘捕處決大批共產黨員及左翼工會幹部。156

廣東的右翼政變,直接影響到香港勞工之命,使他們從此孤立 無援,喪失罷工時需要之避難聖地。港英政府更乘機打壓工人組織, 封閉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並于1927年頒佈<非法罷工與停業法 令>,嚴厲取締罷工,並禁止勞工與大陸勞工聯盟關係。香港勞工運

153 〈中國共產黨致粤港罷工工人書〉 :1926年8月8日,載於《中國現代史資料匯編

(1919-1945)》,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8年,141-143頁。

154 關於當時中共的態度,詳見鄧,《中國職工運動史》 :250-253頁

155 何錦洲、蔡明禁,《首次國共合作時期廣東革命史》:62頁。 156詳見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 108-111.

動遭受重大挫折。省港大罷工之後,香港經濟元氣大受損傷。再加上

193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危機之影響,香港經濟一再衰退,工會運動

也陷入長期的低潮。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香港不曾再有嚴

重的罷工事件。157

省港大罷工的重要涵意

省港大罷工至少有五種重要涵義:第一,港粵之間社會、政治、

經濟關係密不可分,因此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它隨時可遭受到

來自中國大陸政治勢力的衝擊。

第二,反帝愛國主義只是大罷工的諸多因素之一。假如愛國主義

促使許多工人與學生罷工罷課,那麼有更多的人是因時勢逼迫而離港

返粵。因此,對于他們和留居香港的市民來說,罷工的愛國主義方式

已演變成為一種窒悶、壓迫的勢力。致使省港貿易及香港民生與經

濟,遭受重大挫折。一般港人開始對共產黨感到恐懼。

第三,愛國主義事實上有許多不同的面相。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人民心目中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人民對國

家的認同與效忠,牽涉到個人的主觀意識與想像,因此不同處境的

人、可能有不同的愛國主義方式。罷工罷課的工人學生自稱是愛國,

反對罷工的工人和各階層市民也自稱愛國。愛國主義並不為任何人或

團體所專有,愛國主義的釋義也不為政府官員所壟斷。

第四,罷工期間,香港工團委員會提出六項要求,意圖改進港人

的政治經濟地位,促進港人權益,但最後卻是徒然無功。這是因為國

共兩黨,皆着重北伐大業與中國之政治大勢。蔣介石一意為了北伐,

而單方面宣佈結束省港大罷工。同時,中共及其主導的罷工委員會,

也同意收束罷工。結果拋棄了爭取港人政治經濟權益之要求。1926年

10月10日,罷工委員會宣稱:「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

157 H.R. Butters,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39, pp. 117-118.

16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涩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61

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158 這只不過是當時中共與左派人士自我解 釋與辯護的說辭而已。國、共兩黨,皆以政治權術與國家大勢為重,

而香港華人的權益只是他們附帶、次要的考慮,隨時可以拋棄。

第五,省港大罷工的後果,強化了港人認同香港的意識:港人認

為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港人希望香港恢復往常的繁榮;

而中國的「北伐」與「國民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只是港人偶然、附

帶的考慮。在政治社會危機的時刻,大多數的港人選擇留居香港,寧

可與港府合作,維持治安,設法恢復生計,維護港人利益。甚至,許

多罷工初期因各種因素離港的工人和其他港人,也急着要返港復工復

職,但被廣東的軍警和糾察隊所阻止。他們家在香港,以香港為主

體、為本位。香港社會的安寧和繁榮,是他們的主要考慮。

港府配合粤府勦共,港人懼共:「生人毋近」

如上所述,省港大罷工結束之後,港府頒布法令,關閉激進工

會。同時,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施行清黨,15日李濟深在

廣州進行勦共。其結果,眾多共產黨員紛紛逃往香港,共產黨廣東省

委會遷移來港。然而,他們的行動必需非常小心機密,惶惶然懼怕被

港警拘捕。蓋極端反共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r. 1925-30)與廣州

的李濟深充份配合(兩人甚至建立深厚的私人友誼)。港警時常將被捕

的人,不經法律程序,轉交粤府處以極刑。1927年12月11日,共產

黨在廣州起事失敗後,又有數百名黨員和激進份子逃到香港。港警時 時進行突襲逮捕。1928年2月底,鄧中夏和多名幹部被捕。共黨組織

多方設法,賄賂港府警察,數月後才獲釋放。 159

省港大罷工的經驗,再加上罷工結束之後,港府打壓迫害共產

黨,造成一個嚴重的後果:香港的工人對共產黨產生極端的恐懼感、

158關於當時中共的態度,詳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250-253頁。 159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Y.: St. Martin's Press, pp.92-119.對共產黨在港之活動與港府的打壓, 有詳盡的論述。

不信任感。黨員自己這麼說:普通工人厭惡、避免共產黨員,抱着

「生人毋近」的態度。香港街道,時常看到許多被丟棄的共產黨分發

的傳單。160 一般港人恐共之心理相當持續。根據共產黨幹部梁上苑的

回憶,一直到1940年代,「香港普遍存在反共恐共的情緒,誰聽見共

產黨都會覺得害怕。」 161

港府打壓共產黨沒有間斷。1929年3月,陳濟棠取代李濟深,

任[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控制廣東軍權,實際開始統治廣東。

1931年5月,廣東省主席陳銘樞離職後,陳濟棠便集黨、政、軍權於

一身,時人稱為「南天王」 162從1929年到1936年,陳濟棠主粵年

間,港府與粵府合作無間,共同配合勦共。1930年5月,新任港督貝

路(Sir William Peel, r. 1930-35)抵港,繼續執行金文泰的政策,配合粵

府勦共。

當時,廣東省會公安局長何葷,為人極端凶殘。「凡認為系盜匪

者(還包括共產黨員、進步人士、進步工人、學生、異己份子等),不

經司法機關就可以處決。」何氏於1931年末,到香港拜會當局,雙

方勾結,「把政治犯當作普通刑事犯引渡。這樣就將廣東省會公安

局的特務活動伸到香港,和香港英方警探共同進行對革命人士的迫

害。」 港府同意廣東公安局派警探駐港,配合港警剿共,突襲共黨

匿處,拘捕引渡政治犯。港府和粵府共同製造「白色恐怖」;中國和

英國官員互相勾結,踐踏基本人權。

1931年3月9日中午,香港租庇利街(Jubilee Street)發生一刺殺兇

案。受害者Yau Pak Ya被槍擊身亡。他是二十四歲的廣州警探,來港

與港警協力勦共。他曾經有過輝煌的功績,逮捕將近百名共產黨人,

160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p. 123; 167 ; 177,

161梁上苑,〈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建立內情〉,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

68頁。

162 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月:陳濟棠主與時期見聞實錄》,廣

州文史資料第三十七輯專輯,廣東省人民出版社,1987年,1-2頁。

163 麥思敬,〈廣東省會公安局見聞>,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

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398;404頁。

16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63

其中三十人被處死刑。黨人痛恨入骨;那一天,當他走到香港警署途

中將他刺殺。港府動員警力,逮捕大量嫌犯追查。164這是港、粵警察

配合運作之一實例。

1927到1936年間,許多被捕嫌犯、政治犯,關在維多利亞監

獄,被刑問拷打,受盡折磨之後,再轉交粵府處刑。當時的共產黨幹

部,有不少優秀人才,胸懷崇高政治社會理想,也難免陷于災難。

1931年5月,傑出的共產黨員蔡和森,抵港接替李富春,任廣東省委

會秘書。6月,港警突襲逮捕蔡和森,不經司法程序,將他引渡廣

州,遭到慘無人道的拷問之後,處以死刑。165

港府摧殘人權,嘲弄自己標榜的「公正尊嚴的司法」。在港府和

粤府配合共的情況下,駐在香港的共產黨組織,到1934年,已名存

實亡。然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的政治情勢之下,中共在香港

的組織和活動空間,將重獲新生。

省港大罷工之後,港府不僅壓制激進工會、企圖撲滅共產黨員,

並且加強保守的文化政策,以便維持社會控制。

罷工後港府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

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一向獎勵華民保存國粹、維護傳統儒家舊

道德,強調社會秩序。港府忌憚五四運動以來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思

潮。因此殖民當局加強對公立學校和私立漢文學校之管理,並鼓勵華

商提倡讀經尊孔,宣揚傳統禮教。華人殷商與港府攜手合作,刻意維

持半封建之殖民體系。

在罷工的風浪當中上任的港督金文泰,精通中文,邀請漢學家及

殷商在督憲府舉行茶會,討論振興國粹,整理國故。據《循環日報》

之報導:

164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3. 10-11-12-13.

165 蔡和森與其妹蔡暢,曾遊學法國。蔡暢嫁給李富春為妻。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pp. 161; 187-188.

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

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 ·周壽臣爵士亦演說

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

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

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

閒視之云云。 165

在港府與華商保守的文化政策籠罩之下,1920 年代的香港文壇

仍然是封建舊文學的世界。當時的文藝期刊,有《妙諦小說》、《雙

聲》、《新小說叢》、《文學研究錄》、《小說句報》等等。所登載

的文章,雖偶有白話或半白話文體的新文學作品,偶而呈現新思潮

(如黃天石的〈誰之妻〉,1921年);但是,「大多是娼門、武俠、偵

探、神聖、滑稽、言情、哀情等門類的鴛鴦蝴蝶派文學。......此外,

還有一批不滿民國政府、避居香港的晚清遺老......從他們筆端下流瀉

出來的都是懷舊的封建思想意識。」167《文學研究錄》創刊於1921年,

由羅五洲主編,堪稱是香港國粹派的大本營。它的撰搞人中,有林琴

南、胡朴庵、章行嚴、章太炎、鄭孝胥等。他們堅持復古,宣揚國

粹,反對新文學新思潮。正迎合港英政府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

那麼,港府鼓勵華人保存什麼國粹?整理什麼國故?1927年,

港督金文泰以提倡中國文學為名,由港府建立漢文中學,聘請前清科

舉人士(梁廣照、葉次周、黃慈博)當漢文教師,注重中國經史。 169

本來,獎勵漢文與提倡中國文化傳統,並無可非議。但是,所謂

文化傳統包羅萬象。我們必須探究:港府獎勵的是中國的那一部份文

化傳統?那些國故?港府的動機是什麼?在什麼社會時機提倡國粹?

166 魯迅:(略談香港〉,載魯迅,《而已集》(1927年著)

年,33頁,引自《循環日報》,1927年6月25日。

>

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

167 王劍叢,〈香港文學拓荒期淺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

1990年,第一期,91頁。

168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10-14頁。

169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廣東文史資料》,1985年,第44期,14-15

頁。

16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香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65

省港大罷工之後,港府最關心的是社會秩序,因此它所獎勵的,

是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的一部份保守的儒家舊禮教,以便維持殖民統

治。港府所獎勵的,並不是中國歷史當中偶而呈現的威武不屈、勇于 質疑權威(如顧炎武、黃宗羲)的政治抗議傳統;也不是勇于懷疑既存 價值觀念與批判既存統制思潮(如王充、鮑敬言、李贄)的社會批判傳 統;更不是中國平民革命(如陳勝、吳廣、劉邦)的叛逆文化傳統。相

反的,港府獎勵的,是強調奉公守法、老幼有序、願當臣服順民的保

守舊禮教。

根據陳謙的回憶,自從五四運動之後,香港漢文視學官羅仁伯與 余藝,為迎合港英當局的意圖,極力提倡讀經復古,因合于紳商和前

清遺老的口味,說「內地廢經,香港讀經,香港將成海外鄒魯,行見 維持文教,昌明聖道矣。」於是有許多學校傳經講學。比如,子褒學

校(陳子褒開設)標榜康門弟子,傳經講學;慶保學校(陳慶保開設)以 「孝弟忠信」作校訓;賴際熙太史設粵校;區大典太史辦尊經學校。

同時,港英當局令宋學鵬(皇仁書院漢文總教習)與麥伯芬(同校漢文教

師)修改《香港簡明漢文讀本》,有一課歌頌[英皇佐治第五」的功

勛,另一課評說英國國旗,誇耀帝國的強大。 170

殖民政府獎勵的國粹,要不是「四書」、「五經」、「十三經」,

就是《六朝文絜》和《駢林摘艷》之類、沒有批判思想的華麗詩詞。

有一次澳門徵詩,港澳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江

孔殷)評閱,錄取兩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百年貴壽齊輝光。

此詩登在香港中文報上。華人殷商與外國殖民政府所獎勵的國粹,

170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 ,23-25頁。參閱陸鴻基,《香港教育史》,30-

31頁, ,40-42頁

171 魯迅,〈談「激烈」>

,

載魯迅,《而已集》

>

82頁。

是沒有批判性、沒有質疑性的詩詞駢文。詞句華麗、內容空洞、沒頭

沒腦的詩,得到首獎。

獎勵國故的同時,港府也企圖壓制「激烈」的思想。據《循環日

報》登載,有一廣州執信學校(國民黨人經營)的學生到香港,被華差

截搜行李,「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

網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被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172

另有一位香港男師範學校肄業學生(姓文),在省港大罷工時回到廣

州,參加罷工委員會一些工作。罷工之後回港,遭到迫害而失業;其

妹在女師範則被勒令退學。13提倡讀經宣揚國粹的殖民政府,不希望

青年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希望他們有政治社會意識,只希望他

們做恭恭敬敬、唯唯喏喏的臣服順民。

一位來港的作家友生,於1934年寫了一篇〈香港小記〉,對香

港文化有如此的描述:

英人之經營殖民地者,多為保守黨人,凡事拘守舊章,執行成法,立異趨

奇之主張,或革命維新之學說,皆所厭惡。我國人之知識淺陋,與思想腐

迂者,正合其臭味。故前清之遺老少,有翰林、舉人、秀才等功名者,

在國內已成落伍,到香港走其紅運,大現神通,各學校之生徒,多慕此

輩......。彼輩之為教也,言必堯舜,書必讀經史,文必尚八股,蓋中英兩

舊勢力相結合,牢不可破,一則易於統治,一則易於樂業也。174

這是香港政治文化恰當的描述。

魯迅與蕭伯納之香港經驗

1927年2月18-19日香港青年會邀請魯迅前往演講(當時國民黨尚

172 魯迅,〈談「激烈」,79頁。

173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33-34頁。

174 友生,〈香港小記),原載1934年5月1日《前途》,第二卷第五號,收集在盧瑋 編,《香港的憂鬱 -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出版,1983 年,51頁。

16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香港大腿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67

未清黨)。港府如臨大敵,橫加干擾。I75 主持其事的人受了許多困

難。「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

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76魯

迅做兩次演講,講題是<無聲的中國>與<老調子已經唱完〉,攻

擊「國粹」,勸年青人拋棄孔孟舊禮教的老調子。他說:

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

用!......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 用上海來類推。上海

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

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力,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是唱着

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況會擴大到全國,苦力會多起來......。常常有人

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

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178

總之,外國人讚美的國粹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魯迅演講呼喚香港

年青人拋棄侍奉主子的舊文化。事後,魯迅對香港的殖民地社會有生

動的描述: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

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

默默喫苦的「土人」[按:natives〕,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

深山中,苗猺是我們的前輩。179

這是左翼作家魯迅於1927年來港之經驗及對港之印象。稍後,

1933年英國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來港訪問。他

的印象如何?

蕭伯納是愛爾蘭出生的英國戲劇家與小說家。1884年社會主義

費賓社(Fabian Society)之創始者之一員。他的著作,往往揭露資本主

義社會的偽善和罪惡及工人階級被剝削諸問題。1925年這位善於破除

迷信、破壞偶像的社會批評家(iconoclast and social critic)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

1933年2月11日蕭氏乘豪華的「不列顛皇后」號郵輪抵港。在當

日記者招待會上,竟然看不到有黃皮膚面孔的中文報界人士。記者招

待會結束後,蕭伯納夫婦遊覽香港風景區,參觀文武廟和天后廟。13

日,蕭氏參觀香港大學。在歡迎茶會上,多位英人與華人紳士(Sir

William Hornell, Sir Henry Pollock、曹善允、羅文錦等等)及港大師

生,共數百人濟濟一堂,聆聽蕭伯納演說:

世界文化,一半為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為飽受教育者摧殘。大學教育往

往養成矯揉的心思,不知培養本然的心思,以發展學生的創造力;所以我

們不可以只讀教科書,應選讀有真正教育價值的書。大學好比百科全書,

隨時可應檢查。求學之道,須選擇適於自己者去研究,其間或者會有錯

誤,然而二十年後,你就會知道你的錯誤就是成功。現在我不想多費諸位

光陰,也不願諸位多費我光陰。如果你們在二十歲時不做赤色革命家,那

麼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堪的殭石。你們要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

家,那麼,你們繞得在四十歲時,不致有落伍的機會。180

175魯言,《香港掌故》,第三集,1981年,158頁。

蕭伯納以幽默的語氣侃侃而談,鼓勵港大學生,要能獨立思考,

不要死讀書,也不要讀死書,而要培養獨創性的心思(original

minds),要抱着懷疑的態度,「經常與你的教師辯論......經常爭論性

176 魯迅,〈略談香港>,29頁。

177 《華僑日報》,民16年2月19-21日。

178 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

年,190-193頁。

2

載魯迅,《集外集拾遺》,香港:新藝出版社,1973

179 魯迅《再談香港> ,《而已集》,139頁。

180 魯言,《香港掌故》,第三集,158-163 頁。

16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省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69

地學習各種事務("Always argue with your teacher... Always learn things controversially.")。」他說學校教育有一個「持續的陰謀,要以教條式 教導你只看事物的一面("a continual plot to teach you one side of a thing dogmatically.")。」同學們要識破陰謀、警覺提防!

這是一場精彩的演說。蕭伯納指出,世界文化已被受過教育者摧

殘殆盡;其涵意是要鼓勵青年質疑權威,要對現存的社會秩序與價值 觀念,抱著懷疑的態度去批評與思考,才能發展個人獨立自主的創造 力;蕭伯納並且鼓勵學生去當赤色的革命家。

質疑的眼光、批判的態度、獨立的思考和赤色的社會文化革命一

-這些恰恰是殖民政府與香港華人紳商所最忌諱的。

香港的華人中文報界,對蕭伯納的來訪並不特別感到興趣。《華

僑日報》雖然有所報導,但甚簡短,而且有關大學演講內容,報導有 誤,未能傳達蕭氏質疑批判之意旨。162 魯迅感嘆說,華人記者「很知

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

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麼。但對于蕭,

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只有三四種。」蕭伯納鼓勵青年,要以質疑

的態度去評判現存的社會與文化,因此引起魯迅的共鳴與稱贊:「此

之所以為蕭伯納!」183

蕭伯納是英國人,但是他自由開放的思想和質疑批判的態度,不受

偏狹的民族國家觀念所侷限。他對英國人的政治霸權有尖刻的批評:

英國人......做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

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

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

要砍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

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183

18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3. 2. 14.

182 《華僑日報》,民22年2月14日。

183 魯迅,〈頌蕭>

>

載魯迅,《偽自由書》(1933年原著)

ร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26-27頁。

蕭伯納對人類個人的自由和社會公平的追求,不受狹隘的民族國

家觀念所囿限。假如自己的民族國家罔顧是非、賤視正義、侵犯他

國、或欺侮人民、漠視人權,則必須尖刻地批判自己的民族、嚴厲地

攻擊自己的國家。以開明的思想與質疑的態度,來批判現存的政治、

社會與文化,「此之所以為蕭伯納!」他有活潑的思想、寬闊的視野

和灑脫的心胸。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爆發時,由歐美各國知識階層組成的國際工

人後援會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

謹致其極誠摯之敬意於全中國及上海之奮鬥群眾及犧牲者。本會代表五百

萬之各種知識界勞動者,對彼帝國主義強盜虐殺赤手空拳之中國學生與中

國國民,持一致反抗態度。我白種知識界勞動者,與彼侵略中國之強盜絕無

相同之點。 ...中國人民之敵,亦即吾人之敵。中國人民之戰爭,亦即吾人

之戰爭。中國人民之勝利,亦即吾人之勝利。祝中國民族解放萬歲。祝全世

界知識界勞動者團結萬歲。世界中,凡人皆應有平等之人權與尊嚴。

165

這個國際工人後援會中央委員會,由九位歐美各國著名學者作家

所組成:包括英國的蕭伯納、美國的先克雷(Upton Sinclair, 1878-

1968),法國的巴爾布施(Henri Barbusse, 1873-1935)。他們捍衛人類的

基本人權、平等與尊嚴,他們攻擊自己的國家是侵略他國的「帝國主

義強盜」

。

1933 年,蕭伯納來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看到一個保守的政治文

化。當一位洋記者問他對香港的印象如何,他坦白的說:「香港是個

令人憎惡的地方!」186

184引自魯迅,<頌蕭> :27-28頁。 185 《華僑日報》 民14年6月22日。

}

186 魯言,《香港掌故》,第三集,158-163頁。蕭伯納抨擊時弊,提倡改革,固然值得 稱道。但1933-42年間,他竟然讚揚斯大林、希特拉與墨索里尼。這是嚴重的錯繆。見 黎飛,〈牛頓、蕭伯納與羅素〉,載《信報》,2001年2月8日;及Benedict Nightingale,

Shaw And A Lesson in Evil', The Times (London), August 29, 2000.

17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4章 香港大罷工及其後之社會文化 171

然而,1930 年代的香港華人,正面臨着來自大陸的巨大衝擊與

日本侵略中國的挑戰。

172 香港人之香港史

5 抗日戰爭期間(1931-1941年)

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我們的意志不能在敵人武力之下改變!我們的身體不

能在愛人懷中長期依戀!我們隨時站在炮聲轟轟的前

線!我們隨時要挐着頭顱頭血去和敵人相見! 黄

定球〈給心底親愛的青年戰士〉,《新命》,1932年

1月創刊號。

我們是抗日的小先鋒,未來的主人翁。 -學賑會兒

童隊,1937年。

抗戰期中,國人更應增加生產,國人更應購用國貨。

康元廠為著名國貨工廠,創設十有六載。 -康元製

罐廠廣告,《星島日報》,1938年8月2日。

有人正在發國難財,把物價抬得高高;也有人吃不消

生活的煎迫,窮苦,饑餓,病亡,走險。恰恰成一對

照 -黃達才,〈今日的香港〉,《華商報》,1941

年4月9日。

Q

香港是繁榮的。酒樓的雀局沒有淡市。 ·在黃昏消

逝之後,莊士敦道的街頭............這些命運市場的牲口,多

是十來歲的少女,......被擠在勞動剩餘的空門外,

除了被賣到這人肉市場,還有別路可走?——石庸,

〈慾的香港〉 《光明報》,1941年11月26日。

!

春情似火,性的饑渴,情的泛濫,火一般的熱

利舞台放映《情燄》廣告,1941年。

汪精衛所高唱的「和平」,真是「亡國的和平」!「奴

隸的和平」!我們要粉碎這種「和平」

機關報《華商報》社論,1941年6月17日。

一共產黨

要挽救目前中國的危機必須反共。 ·共產黨人自知狐

狸尾巴露出來了,急急想法去遮蓋,於是......影射反共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3

主和的人與(日)人漢奸骯髒在一起,以遮掩它自己做了 赤色傀儡的醜態。這正如妓婦講貞節,欲蓋彌彰! 汪精衛系機關報《南華日報》,1939年3月5日。

中 國的抗日戰爭,對香港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

帶來巨大的衝擊。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侵略,促使大量難

民由淪陷地區各處湧入香港,造成人口劇增、社會更加多元複雜。在 經濟方面,大量資金、勞力、工廠設備和技術,由內地流入香港,刺 激工商業的發展。在文化方面,來港的作家、詩人、學者、藝術家提 供新文化滋養,使香港的文學、文化、出版事業,空前的興盛。外敵 的侵略,也激勵港人的政治意識,助長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許多港人

踴躍參加救鄉救國之抗日運動。

然而,並非每一個港人都是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香港的另一

面,是個物資主義消費者的社會:人耽溺於聲色,窮人為生活而掙

扎,自顧不暇。1941年3月,作家楊彥歧述說來港半年的感想:

從上海到香港的人都有兩種感覺,一是地太小,二是人太笨。 ...外江佬

之來香港,可說是香港的大轉機。三四年前,香港人文化程度的低落,可

憐而可笑。近來外江佬替這地方帶來了文化,但處處猶反映出當地人的可

笑。記得我愛說一個笑話:「他們連豬肉都不會吃;袛會吃叉燒。」工

這固然是外江佬的偏見,卻流露一個重要的事實:抗戰時期的中國大 陸,給香港帶來巨大的衝擊。

1931年香港華人抗議日本侵略滿州:杯葛日貨,毆打、 刺殺日僑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藉口「中村事件」突襲瀋陽,進

攻北大營,侵略中國東北三省。「九一八事變」消息傳來,全國各地

1 楊彥岐,〈香港半年〉,原載1941年5月1日《宇宙風》乙刊,第四十四期,收集在

盧瑋鑒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出版, 1983年,207-208頁。

174 香港人之香港史

奮起抗日風潮。香港華人即刻響應。

9月19日,香港嶺東華僑互助社,開會決議通電廣州與南京政府

̇及全國同胞,「請釋爭團結一致對外,以救危亡。......本社誓嶺東

僑港十餘萬人士,為國家後盾,毀家破產,在所不辭。」香港記者聯

誼會幹事團,也於9月21日開會決議發表宣言,「警醒國民以赴國

難。」z

南京國民政府定9月23日紀念國恥,通電全國下半旗一天,並

停止娛樂宴會,以示哀悼東北被暴殺同胞。廣州民眾異常激昂,香

港各界也為國難誌哀。各社團、學校、商號,多下半旗。華商總會

同人於當天正午,靜默五分鐘致哀。香港精武體育會舉行誌哀會,一

千數百多人參加,各界來賓演講,沉痛異常,聲淚俱下;會場門口貼

上標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潮州旅港商會、潮州同鄉會、聯和

互助社、潮商互助社等團體,皆派代表,共數百人,在嶺東華僑互助

社禮堂,舉行國難誌哀會。會眾議決「一律勿買賣日貨,勿乘日船,

勿作日工,以制日經濟死命。」5

香港各學校教員,多以中日事件向學生演講。普慶坊仿林中學全

校員生開會誌哀,當演說時,竟有放聲大哭者。香港乒乓聯會主辦之

乒乓比賽,停止比賽一天。荔枝角青年會及精武體育會之游泳棚,停

止游泳,以示哀痛。大道中之商務印書館飾櫃內,掛出中國地圖一

幅,惟東三省處則用紅黑墨塗去,取意明確。吸引許多觀眾。。西營

盤有學生阮某,談論日人無理慘殺同胞,路人環而聽者甚眾,該生將

一日製草帽當眾毀爛,以示拒用日貨。觀眾亦為之動容,紛紛將各有

日貨毀爛。”此後數日,香港街道,多處都可看到被拋棄的日製家庭

用具

B

2《華僑日報》 民20年9月22日 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9.24. 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24. 5《華僑日報》 民20年9月24-25日。

3

6《華僑日報》

,

民20年9月24日 。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 9. 24.

7《華僑日報》

1

民20年9月25日。

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 9. 28.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5

杯葛日貨期間,經營日貨華商,最感苦惱,蓋愛國主義與經濟私

利不可兼得。有一日貨辦莊說:「愛國之心,人皆有之。本行事前多

有向日定下貨物者,因錢關係,故不得不設法將存貨推出,以維血

本。不然,則血本何歸?有此痛苦,故仍舊為之云。」有許多日貨商 店,接到恐嚇電話,才停售日貨。有路上行人,因使用日貨,而遭到 毆打。香港東區一帶,餐室與酒家甚多,尚有出售日本啤酒,不意顧 客大罵酒家無恥,各食物館,乃不敢再售日貨。”中環干諾道中

(Connaught Road Central)某店,向來代理日貨「味之素」,門前懸掛 電燈大招牌。有人向該店警告,乃將招牌除下。10

旅港潮商互助社呼籲各界,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各大小百 貨公司,尤以先施各大公司,不約而同,先後去電日本各出口莊,停

止來貨。日本貨同業聯合會廣興源、建昌隆、廣發祥、廣生源等數十 家,迫不得已,暫時停業,並於9月23日「國恥日」開會追悼東三省 死難同胞,宣稱:「目下雖有重大之犧牲,然必須如此,然後無負國

民之天職也。」旋議決去電日本各莊,取消日前已定日貨。11

香港商界、學界、工界及社會各界華人,皆認同中國,關心國 難。僑港國醫聯合會,致電廣州、南京政府及各省軍政委員,「停息 內爭,一致對外。」香港華人機器會,召開同人大會,「討論日軍侵 我東北事,是晚到會者人數甚眾。」大會決議通電寧,「亟息內 爭,以禦外侮。」由鮮魚行總會、同德工會(碼頭起貨工人)與果菜行 總會等三個團體組成的協公社,會員極眾,也同時致電寧寧,呼籲團 結,共禦外侮

。 12

當時,香港有大約二千二百多名日本僑民。”尖沙咀與中環德忌

笠街(Douglas Street)、干諾道中(Connaught Road Central)都有日本商

店,尤其灣仔有許多日本商店,自然成為憤怒華人眾矢之的。本來,

日僑自成一隔離的社,與華人格格不入,時有衝突。1908年[二辰

丸事件」曾引起港人反日杯葛與暴動。1915年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

條件之要求」,也曾導致港人抵制日貨與向日本商店擲石事故。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滿州,更激起港人反日情緒。

9月23日「國恥日晚上七時左右,在灣仔消防局鄰近之空地,

有人演說,高談[日本欺凌我國已甚,我國人士亟宜猛醒。」環聚聽

講者,情緒激動。當演講者勸各人奮起強之時,居然當場有三名日

人,發聲嘲笑。聽眾詢之為什麼笑,三名日人更笑!聽眾大怒,羣起

詰難,有人喊打,一唱百和。該三日人,抱頭鼠竄而去。憤怒的

眾,在新填地街拾得石頭磚頭,向莊士頓道(Johnston Road)一帶之日

本商店進攻,磚石交投。被毀掉玻璃的日本商店有:森德商店、飯田

時計店、伊藤洋服店、佐伯理髮店、高柳商店和洋御料理店、山川商

店、本田洋行、坭内商店等等十餘店。日人受傷者三、四人。日人向

二號警署告急,警署派出大隊中、西、印警前往鎮壓,拘捕四人。然

而,數千人的暴動羣眾,聲勢浩大。中央警署再派衝鋒隊前來,才將

羣眾驅散。14

翌日9月24日,晚八時半,灣仔新填地消防局前之曠地,又有

數千人,一人揚臂,多人齊向軒尼詩道(Hennessy Road)以磚石投擲日

本商店,玻璃被毀者甚多。約有二十餘名警察趕到,磚石紛飛,警

察衝入人羣之中,手持警棒追擊擲石者。九時許,第二幫警員多人又

至,拘捕十餘人,後被逃去,最後僅獲三兩人而已。至夜深尚有數百

人在該處觀望。 15

9《華僑日報》

当

民20年9月24日。

10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5日

D

11 《華僑日報》

,民20年9月25日,

好

12 《華僑日報》

>

民20年9月24-25日

✡

13 CO129.536,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September 28, 1931, p. 78.

14《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4日。CO129.536.6, Goveror Sir William Pee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ies J.H. Thomas, Oct. 16,1931, enclosure #1, Report on Anti-Japanese

Disturbance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23rd to 28th, 1931, p.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 24.

15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5日。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 9. 26.

176 香港人之香港史

延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7

同一晚上,上環大馬路一帶,有民眾不期而集者千餘人,紛向各 海味店警告,勿賣日貨。而西營盤東邊街(East Street),則發生毀壞日 貨事。有魚商向日本漁船購得魚甚多,存于地下貨倉,將門封閉,派 人看守。七時許,有兩部汽車到倉起貨,不料有些工人發覺由日本漁 船購得之魚,傳出消息,工人齊聲將魚推毀于地,並湧入倉內,將所 有存魚,一齊毀棄。圍觀眾數百人。汽車司機也被民眾詰責代日人 運魚。七號警署得報,派來警察,但各工人已散去,只遺下地上,到

處都是魚

o 16

同一天下午,有一日人攜帶三件行李,在干諾道中大阪商船碼頭 起岸,欲僱請苦力挑擔行李,苦力拒不挑擔。而在堅尼地道(Kennedy Road),一日本小學,校門懸有日本國旗。突有群眾將旗取下燒毀。”

9月25日,香港街上,抗日傳單滿天飛;反日杯葛揭示到處貼: 貼在路邊、市場、旅社、甚至警署的牆壁上。18荷李活道金隆洋貨 店,與大道西的廣泰洋貨店,因飾櫃之內,陳設日貨,故被人將其玻 璃櫃搗毀。西營盤一帶,民眾聚集不散,鹹魚店有自動將日貨棄下海 中的,也有受民眾警告而將日貨棄去的。有一日本魚商與鹹魚攔交 易,被民眾認出,一聲喊打,群眾蜂擁上前,將他圍毆。”這一天, 多處華人毆打日人。到晚間十一時,大隊群眾,沿永樂街而行。遇有 海味店,即拍門疾呼開門,警告店東毋售日貨。20從此,香港各洋貨 店與海味店,均于店前貼上「不賣日貨」「仇貨免間」字條。

9月26日,中秋節,香港多處再發生華人圍毆日人事件。有一日 人在油麻地廣東道,與途人衝突,被毆重傷。另外,灣仔軒尼詩道, 民眾結隊示威,警差開槍,一人中彈斃命。香港各地雖有警察巡邏,

但是華人反日情緒極烈,羣眾騷動事件防不勝防。下午六時,尖沙

咀、旺角、深水埗、九龍城一帶,同時發生暴動。八時半,油麻地、

深水埗、旺角咀(Mong Kok Tsui)又有羣眾暴動,攻擊販賣貨的華人

商店。秩序失控長達四小時。21

同一晚上九時,灣仔戲院附近的松本洋酒店,突被千數百人圍

攻。警察大隊趕到,拔槍連放多響,才驅散羣眾。一個十五歲男童,

乃車衣工廠學徒,被流彈擊傷,送醫院急救。中日衝突事件,也在海

上船上發生。大阪商船廣東丸的中日船員打架,有人受傷。又,渣甸

輪船公司之輪船到日本神戶,泊岸起落貨物,忽有人大眾登輪尋

仇,擊斃華人船員四人。22

九龍地方發生嚴重命案。原來曾富別墅,一部份租給一日人植花

者,名義馬師登,一家妻子和兄弟十一人。中秋節晚十時三十分,突

有羣眾數百人前往圍攻,義馬夫妻被毆打,當場斃命,另外四人重

傷。後警察馳至鎮壓,轟斃二華人,而警察多名被人以石頭擊傷。英

兵也前來助警鎮壓,捕去十名華人。被送到九龍醫院的四名受傷日

人,於次日喪命。23

港府加緊保護日僑措施。日本郵船會社的淺間丸到港,泊于九龍

倉橋,暫時收容部份日僑,由港府派警察保護。另外,尖沙咀與油麻

地各區的日人,也集中于特定地點,以便保護。灣仔則有九百名日

僑,集中於堅尼地道的日本小學,由英軍保護。21 9月27日,香港政

府宣佈緊急戒嚴,但仍然無法避免騷動。當天,深水埗、油麻地與紅

各地都發生暴動,羣眾搜索日貨,警察開槍阻止,擊斃二人。尖沙

咀各街道許多華人物主,自動丟棄日貨,並縱火燒毀。到夜晚十一

16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5日。

17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5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9.25.

18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931.10.2;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2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 9. 29.

19 CO129. 536.6, enclosure #1, p. 2.

20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6日。

21 CO129. 536. 6, enclosure #1, pp. 5-7.

22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9日。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 9. 28.

23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9日。CO129.536.6, enclosure #1, pp.8-9.根據警方報 告,該日人園丁名係「山下」。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2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 9. 28;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931.10.2; 10. 26.

24 CO129. 536. 6, enclosure #1, p. 9. 《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9日。

17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9

時,九龍街道甚少行人,只見遍地日貨餘燼。25

9月28日,白天全港安然,夜間兩個地區有事:位于港島西端的

堅尼地城(Kennedy Town)與東端的筲箕灣。羣眾搜索日貨,一人被警

察槍擊。一日人房子被縱火燒毀。9月29日,街上成男童侵擾華人

婦女,撕破她們的衣袖,硬說它是日本布料。西營盤一帶,到處看到

杯葛日貨的小冊子,四名身穿黃色卡其短袖襯衣的人,對羣眾演講愛

國主義,於是居民紛紛丟棄日製家庭用品。警察趕到時,演講者已混

于人羣中,不見行蹤。而在灣仔地區,民眾與警察打成一團,警

察擊斃一人。9月30日以後,社會秩序大致恢復。港府開始逮捕一些

印刷煽動性刊物的人。27

總之,從9月23至29日,七天之內,香港民眾的反日杯葛與暴

動,造成重大的損傷:六名日人與八名華人喪命,二、三十人受傷,

二百餘人被逮捕,五十間日僑房子遭到損壞。 28

9月27日,立法局華人代表周壽臣、羅旭和及曹善允,對各報紙

記者發表談話:

此次因東省之事,數日來本港一部份之人,迭有越軌舉動。昨夜竟有傷斃

人命發生,殊為可惜。此種聚眾毆差擲石傷人斃命之行為,大屬違背文明

國之行動。惟在明眼人視之,除知其非出于自動者,實為人利用煽動誘惑

所致。 ·須知愛國之心,人所同具,惟愛國自有其道,方能得愛國之效

果也。29

人確實不滿日本侵略中國,否則不易被人煽動。那麼到底是誰在煽

動?

根據警署報告,9月23至25日的民眾反日騷動大致是自發性的

(spontaneous),而26日中秋節以後,則是有組織的行動,蓋暴動往往

在多處同時發生,而且有煽動性刊物傳單的分發,與活動份子對羣眾

的演講;部份羣眾且手臂綁着黑布帶,以誌哀悼東北被殺同胞。激烈

的愛國學生、煽動者、或許也有共產黨員,由廣州來港,鼓動民眾進

行杯葛與暴動。30

9月30日社會秩序回復之後,港府開始通緝某些嫌犯,指控他們

印刷、分發反日愛國之煽動性小冊與傳單。嫌犯來自廣州,也有香港

居民。警察突襲位于般含道(Bonham Road)十六號的國民黨總部,查

得煽動性傳單、手臂黑布帶與國民黨印章。他們滲透社會各界。譬

如:理髮公會擁有大量反日小冊和傳單,聚會討論組織反日運動,因

此遭港府取締。又如:高陞戲院有一演員,在舞台上煽動羣眾,而

遭逮捕驅逐出境。33被指控擁有煽動性佈告或小冊的人,包括各階

層,從醫生、教師、學生、職員,至小販。34

暴動期間被逮捕的人當中,多人是十幾歲的男童與中學的學童,

大多被判刑鞭打。位于彌敦道西(Nathan Road West)的男女學

校教師劉詠生,將「讀書救國論」數字寫在黑板上,令學生作文,因

此被判入獄一年。而校長陳垣初被判入獄三個月,因為校長室的寫字

香港日僑與華人之間,歷來關係隔閡緊張,而且香港各界許多華

25《華僑日報》,民20年9月29日。

2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30.

27 CO129. 536.6, enclosure #1, pp.11-12.

28 CO129. 536.6, enclosure #1, p. 13, and List of Japanese Houses that have suffered damage

between 23rd and 29th Sep., 1931.

>

29 《華僑日報》 民20年9月29日。南北行汕頭華商,也斥責暴民傷害手無寸鐵的日

僑。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9.28.

30 CO129. 536. 6, enclosure #1, pp. 4, 5, 12.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Kong, 1921-193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167-169,認為當時共產黨在港勢力非常低落,毫無能力鼓動民眾,錯過了領導羣眾反 帝抗爭、以增強共黨勢力的大好機會。

3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 10. 6-7-8. 32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931. 11. 9.

3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1. 10. 2.

34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1931. 9. 29; 1931. 10. 1-3.

35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9.28-29;1931.10. 1.

18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81

檯上放置「煽動性函件」。“反日羣眾暴動使港府大起恐慌,多方設

法壓制。國民黨員的滲透,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活動,助長反日情緒與

羣眾暴動。

1932年港人對上海事件之反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上海日軍突然襲擊中國駐軍,強佔上海

閘北,十九路軍英勇抵抗。「一二八事件」滬戰爆發,又一次驚動了

香港華人各界,掀起了港人捐款救濟上海難民與中國傷兵之運動;同

時也增強了原來的反日杯葛運動。港人愛國主義之表現,有重要的社

會、經濟因素。

。

香港開埠以來經濟之發展,與上海關係密切。自從1870年代以

來,香港和上海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兩大商業中心。兩地之間的密切經

貿關係,逐漸形成一個「港、滬走廊」(Hong Kong-Shanghai corridor)

勢力強大的「廣東幫」控制上海的多種業務,諸如百貨公司、保險、

旅館和製造消費品等;而「潮州幫」則支配上海之乾物食品雜貨之供

應(來自廣東與南洋,經由香港,之魚翅、燕窩、海參及其他海產

物)。旅滬的廣東人和潮州人,經常從香港吸取各種資源(經營人才、

資金和對海外之關聯)到上海。「廣東幫」和「潮州幫」在上海的勢

力,因此壯大,與「寧波幫」互相抗衡。”

1930年代,上海有十萬以上的廣東人,他們多數住在虹口;上海

事件爆發後,它隨即成為的中、日交戰區。難怪即刻驚動了香港華人

社會!上海難民滿街跑,無家可歸。旅滬粵商之「廣肇公所」安排撤

離難民;至少7,535名廣東人,撤回香港。1932年2月2日,「旅滬

廣東同鄉會」急電香港東華醫院,請求組織捐款濟難。由于香港華人

3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1.10.1-8. 《華僑日報》,民20年10月1-2日。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931.10.2; Hongkong Telegraph, 1931. 11. 5.

37 見拙著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33-34; 和 Yuen Sang Leung, "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Cantonese vs. Ningpo Men," Ch'ing-shih Wen-t'i (December 1982), 4(8): 29-50.

182 香港人之香港史

代表周壽臣與羅旭和的協助溝通,港府允許東華醫院統籌勸捐運動。

四個月之內,籌集410,000元,匯寄廣肇公所,賑濟上海難民與傷

兵。香港華人社會各界,踴躍捐款:包括商行、商店、商販、餐館、

酒樓、戲院、藝人、海員、工會、妓館等等。女子學校和基督教女青

年會則縫製衣服,寄贈上海士兵。香港華人醫界也組織醫療隊與護士

隊,前往上海前線救助傷兵。38

同時,上海事件加劇反日杯葛運動,對日貨的銷售打擊重大。據

港府估計,1930-31年間,日貨(主要是紡織品與海產品)輸入總值,佔

香港總輸入的10%以上。到1931年11月至1932年4月間,遽然降至

2.5%。1932年11月至1933年10月,則是4%到5%之間。此後,慢

慢回升。一直到1934年11月,才恢復四年前的10%。但1937年

「七、七事變」以後,又將爆發杯葛日貨運動。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國,對香港的經濟卻產生正面的衝擊,蓋

大陸企業遷港,促成1936-41 年間,香港工商業的蓬勃發展。

1930年代大陸企業遷港及華資之發展

從1930年到1935年,香港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百業凋

零。1930年輪船出入口總噸量41,900,000噸,較上年減少4,990,000

噸。出入口貿易,年年低落。1933年入口貿易總值,較上年低

20%,出口貿易總值較上年低14.6%。全港華資大小工廠八百餘家,

1930年以後的幾年內,倒閉三百餘家。不過,到了1936年,香港商業

開始好轉,出入口貿易總值較上年增多26.3%,1937年再增加35%。

1938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額共十二億八千九百九十萬元,而1940年更

高達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萬元。40

38詳見Ma Yiu Chung, "Hong Kong's Responses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s from 1931 to 1941: Chinese Nationalism in A British Colon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chapter 3, pp.

52-82.

39 Ma Yiu Chung, "Hong Kong's Responses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s from 1931 to 1941,"

pp.40-42.

40 〈百年商業〉與〈香港華資工業史〉,載於陳大同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

化事業公司出版,1941年;此書無標記頁數。廣角鏡出版社編,《香港淪陷史》,60頁。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83

1936-41 年間,香港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有兩個主要原因。第

一,按照1932年英聯邦特惠稅協定,凡是採用英聯邦原料或勞工五成

以上的製成品,運銷英國及其自治領市場,則享有特惠稅之優待。香

港於1934年加入此一特惠稅協定,故其工業產品得以優惠暢銷海外。

第二,日本侵略中國,大量內地的資金、勞力、工廠設備及技術,轉

移流入香港,刺激工商業之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步步

進犯東北、上海、内蒙與華北;更於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展開全面

侵略;不到一年之內,攻陷中國大部份城市。因此許多大陸的工廠企

業,遷往後方與香港。

41

當時由內地遷港及在港新創立之工廠,於織造工業方面,大約有

百家之多。比如泰盛染織廠、三星織業廠、中昌布廠、華藝絲織廠、

華人織綢廠、美亞織綢廠、西南布廠等,其成品經銷海外,生意繁

榮。又有中華機器製鈕廠及十餘家內衣廠,譬如國民內衣製造有限公

司、光華疋頭絲髮內衣公司等。化裝品與日常用品方面,增設梁蘇記

雨遮牙刷廠等八、九家之多。樹膠工業方面,增設廣東兄弟樹膠廠、

香港樹膠廠、華強樹膠廠等數家。皮革皮具方面,增設國華皮具廠、

中原皮具廠等二十餘家。

食品調味工業方面,增設中國食品公司、美飛亞及愛爾蘭糖果公

司、中國妙供味本廠、天廚味精廠與華商廚味品廠等。罐頭業增設享

譽中外的康元製罐廠。由上海南遷及新創製藥廠,則有新亞、信誼與

環球等廠,以新科學方法製造藥品。

五金工業方面,增設宇宙金屬製品公司、震亞金屬製品廠、香港

製釘廠、大華鐵工廠等。並有適應戰時用品之萬國機器廠、捷和鋼鐵

廠、六河溝鐵廠,製造鋼盔、水壺、飯盒與工兵器材。在電器製造工

業方面,1937年上海「八一三」之役以後,上海燦華公司遷移香港,

湖北中華無線電社也然。

玩具業增設東方模型飛機公司。樂器業則有資本雄厚的曾福鋼琴

製造廠,「出品有鋼琴、風琴、三角琴、直身琴等,每年運銷歐美頗

為大宗。」至于文化出版事業,則增設中華書局、西南圖書印刷公

司、國際印務局、光明文化事業公司與商務印書館(其上海總廠於

1932年被日機轟炸,損失甚鉅,仍於1933年遷移香港)。

總之,抗戰期間由內地南遷及新創之各種大小工廠,有七百餘

家。然而,大多數是輕工業、小工廠。據一項估計,1936年香港有

541家工廠。雇用工人二十名以上的工廠,於1937年有689家,1939

年增至829家,1941年更增至1200家。據另一估計,1940年香港華

資工廠企業,無論大小,總共達兩千家之多。其產品暢銷海外各地。

「因中日戰爭爆發,華僑提倡國貨,行銷更為暢旺。「華人在港投資

工業達千萬萬元以上,握香港經濟牛耳。......投資以五金屬佔首席:

電筒、電池、紡織次之。......電筒業已享譽世界,馳騁歐美各市

場。」*香港不只是一個運輸轉口良港,同時已開始發展工業,為戰

後五十年代的工業化鋪好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期間,香港大小公司和工廠之名稱,時常訴

諸華人愛國主義。比如取名:中國、中華、華人、華商、國民、光

華、燦華、華強、國華、大華、華藝、中原、中昌等等,標誌民族主

義情操,以吸引顧客。

撐持香港市面繁榮的幾家著名華資百貨公司,有先施公司(馬應

彪創於1900年)、永安公司(郭樂、郭泉,1907年)、大新公司(蔡英

輝、蔡昌,1912年)、中華百貨公司(陳少霞,1932年)和1938年創立

的中國國貨公司。反映國貨運動在上海和香港之進展。原來上海九家

著名工廠於1932年九一八記念日,聯合「舉辦「九一八」國貨商場,

41 〈香港華資工業史〉,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184 香港人之香港史

42 Endacott, The Hong Kong Eclipse, pp. 24. 参考張麗,〈1937-1941年香港華資工業的發

展〉,《近代史研究》 ,1999年第一期,226-241頁。

43 〈香港華資工業史> 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85

各以出品陳列發售,顧客非常擁擠......證明國人愛國觀念,究勝於崇 拜洋貨心理;」遂於1933年成立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營業蓬勃,認 股者踴躍。」迨「七七」事變以後,政府遷都重慶,由滬來港之事業 家及銀行界巨子,有續前轍,於1938年在港成立中國國貨公司,推 舉杜月笙為董事長、胡士澄為經理,稍後更在九龍與澳門,添設分銷 市場。44

自從晚清以來,上海、香港兩埠商業來往頻繁,形成「港滬商業 走廊」。抗日時期,由滬遷港之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刺激香港

華資工商業之發展。

商人訴諸愛國主義,以推銷商品,晚清以來,一脈相承。有的

商人或許真誠愛國,有的或許只以愛國為名來謀取私利,有的或許

兩者兼有。無論動機如何,他們利用抗日戰爭民族主義高漲的時

候,推行國貨運動,以謀取私利。比如,香港國民內衣製造有限公

司廣告(1941年):

〔本公司]開國人創製半軟硬領襯衣之先河, 對於吾國工業貢獻,及

挽回外溢利權裨益上,誠非淺鮮。

......45

又如華達製造公司1941年廣告三羊牌手帕說:

本公司. ·冀求抑外商而挽利權。 ·裕國利民, ·此固本公司之厚

幸,國亦與榮焉。 46

康元製罐廠香港分廠廣告:

抗戰期中,國人更應增加生產,國人更應購用國貨。康元廠為著名國貨工

廠,創設十有六載。......政府更宜維護華資工廠。47

四維煤炭公司廣告:

$

今國難嚴重,匹夫有責。禦悔救災無前方後方之別。 ·每月用柴拾元,

用煤僅需數元。節省物力,賑濟災黎,其功德無量,請速購用。48

為了推銷商品,香港企業家對中國之國家認同,始終不渝。

抗日戰爭期間,由內地流入之人力和資源,不僅促成香港物質的

發展,同時也提供新文化滋養,香港文學得以萌芽、成長。

內地新文化的影響:香港新文學之誕生

港英政府之文化政策,一向非常保守,始終強調社會秩序,獎勵

華民保存國粹,維護傳統儒家舊道德。華人殷商與港府合作,刻意維

持半封建之殖民體系。在保守勢力的籠罩下,1920年代香港文藝期刊

是國粹派的大本營,甚少有白話文作品。大多是吟風弄月的文言,或

新舊參半的文體。新文學姍姍來遲。

1928年(魯迅應青年會之邀來港演講的第二年),《伴侶》雜誌創

刊(張稚盧主編),是白話文學在香港的開始。1929年,傑出的年青作

家李霖(侶倫,1911年香港出生),與張冰、謝晨光、岑卓雲(平可)

和黃谷柳等人,組成「島上社」,是香港第一個新文藝團體,出版

《島上》雜誌。同年,侶倫與同人創辦《鐵馬》。1931年,侶倫主編

《南華日報》的文藝副刊。他還在1930年代先後編輯《新地周刊》

《時代風景》(1935年)、《時代筆語》、《南風》(1937年)、《激流》

44<撐持市面繁榮的幾家華資公司史略》,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五大華資公 司史略〉,載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149-150 頁。

45〈國民內衣製造有限公司創製MEM(萬牌)半軟硬領襯衣史略》,載陳大同編,《百年

商業》。

46 〈三羊牌手帕十年進展史>,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詩頁》、《今日詩歌》(1934年)等刊物,倡導新文學。1933年創刊的

47 《星島日報》

,

民27年8月2日。

48 《星島日報》,民27年8月2日。

18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87

《紅豆》(梁之盤、梁晃主編)有系統地出版外國文學專號,引進新思

潮,以反抗舊文學,創造香港新文學。 49

香港新文學是香港華人作家創作的、具有本土意識和特色的作 品。它以香港為背景,反映香港的社會生活與港人的心態及性格。比

如:平可(岑卓雲)的小說《山長水遠》(1932年),描寫一位工商業者, 憑着他的機敏機運,由赤手空拳,一步登天成為殷商。但塵事浮沉, 反復無常;來者易、去者亦易。最後落得一場空,兩袖清風,悄然離 港而去。這是當時香港社會貼切的寫照。蓋抗日時期,內地資金湧入 香港,刺激經濟的發展。不少人大膽冒險,投機取巧,不擇手段大發 橫財。也有人一夜之間,傾家蕩產。平可的另一寫實小說《錦繡年

華》(1932年),則揭露香港環境的黑暗和社會的險惡。 50

文學的創作是時代和環境之產物。文學跟政治、社會環境,息息 相關。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抗日浪潮洶湧澎湃,即刻波及

香港。當地作家迅速捲入中國抗日運動之行列。

香港作家反日情緒,與認同中國之民族意識,隨即表現在他們的 創作。1932年1月《新命》創刊號(廖亞子、張輝主編),登載志明的 短篇小說《月明之夜》,以抗日戰爭為主題。並有黃定球的愛國短詩 <給心底親愛的青年戰士:

我們的意志不能在敵人武力之下改變!

我們的身體不能在愛人懷中長期依戀!

我們隨時站在炮聲轟轟的前線!

我們隨時要挐着頭顱頭血去和敵人相見!

在同年創刊的《晨光》(伍蕘、張輝主編),〈由漢奸聯想到兒童教 育>一文,指出今日中國之所以有漢奸,是因為過去忽略了兒童的愛

49 王劍叢:〈香港文學拓荒期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

1990年第一期,92,94-95頁。

50 王劍叢,〈香港文學拓荒期論>

1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93頁。

國教育。1935年之後,香港各類文藝期刊更強烈地呈現認同中國的愛

國熱誠和民族意識。51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之後,香港更感受抗日救國的氣燄。

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作家李育中寫一篇散文〈四月的香港〉,描述道:

必打街十字路口,新會婦人手上的西報招紙,刺眼的幌着 Chinese Victory

on Land...Tancheng Recaptured...一家華文報館門口許多人急切讀著:「我

空軍大捷,克服郯城」貼出的簡單來電。......街外不知何處飄來一段《義

勇軍進行曲》,是孩子們的聲音......這一夜,在社會的某一角,從荒淫轉

到嚴肅:有人召集幾個勞動團體和一些學生......舉行了一次提燈的紀念集

會 ·同時在一家教堂裏用演唱中國現代音樂作品名義,賣了一些籌款

的票子,而唱了許多救亡歌曲。52

而港澳詩人馬萬祺,憤怒地呼喚:

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敵愾怒髮衝。

犧牲已至關頭後,萬眾一心掃孽戎。 53

1937年「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緊張情緒

文學反映社會民情。港人痛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回顧1931年

「九一八事件」引發反日暴動,當時香港日僑二千二百多人。歷年

來,在反日的情況下,僑人數逐年減少。到1937年,只剩一千三百

人。同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反日情緒再度高漲。8月31日,日

軍空襲廣州。次日,憤怒的香港民眾聚集在灣仔日人商店一帶,示威

抗議。港府警察加強戒備,將日僑集中在一起,嚴加保護。預備先遣

51 黃康顯,「九一八」至「七七」期間香港文壇的民族覺>,吳倫霓霞、鄭赤琰編,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1989年,348-350頁。

52 李育中,〈四月的香港》,載《文藝陣地》,一卷四期,引自謝常青,《香港文學

簡史》,38-39頁。

53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41頁。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89

送二百名婦女和兒童返回日本。當時謠言四起,謂日人在港分發置毒 食品。數名北方來港的華人,不諳粵語,被誤認係日僑,遭到羣眾毆 打。數百名港府武警,通宵戒備巡邏。秩序得以恢復。此後,日僑紛

紛離去。到9月26日,只剩556名。54

華人反日杯葛運動復燃。因此,9月初,一些港商私議,即刻取 消總值二百萬元之日貨訂單。55 地方新聞時常登載抗日事件:學生在 公共場所張貼杯葛日貨標語;教師和學生到碼頭遊說勞工;機工有時

拒絕修護日船;苦力往往拒絕搬運日貨。街上羣眾圍毆購買日貨的華

人。補給日船的華人商店,遭到暴力、恐嚇與威脅。有一學生用空瓶 子擊破日本副領事住宅之窗戶。有一班中學生,集體反抗校方任命一

名台灣人當班長;華人認為台灣人是「漢奸」、日人的走狗。一個餐

館的侍者用廚刀砍死日人顧客,因他的叔叔被日軍殺害。另一華人非

法購買手槍,預備對日人報仇,因為他的父母被日軍炸死。56 此類地

方新聞反映香港社會的緊張情緒。

香港之抗日文化活動

抗日時期,香港文化出版事業蓬勃發展,呈現強烈中國民族主義 意識。比如:光明文化事業出版公司的創辦人鄺湛銘,是廣東台山 人。從小常來往於港粵之間。在香港讀光華中學。他自述:1925-27年 間(即省港大罷工年間),讀中學時,他的思想受中國革命政治之「血與火

的洗禮」。1931-41 年間,他時常來往於港粵兩地。曾經和友人合辦畫

報、參加戲劇運動、組織劇團作為宣揚新文化的工具。他說:

「七七」的蘆溝橋炮火驚醒了中華民族的精魂,我感到中華民族在這鬥爭

過程任務的重要,才來香港組織光明文化事業公司......從事于出版新聞各

種事業,聊盡文化工作者一分的責任

放鬥爭的大祭壇。57

我願把整個身心獻給這民族解

光明文化事業公司「為紀念祖國抗戰一切英勇的史實,為紀念海

外僑胞熱烈救亡的工作,為溝通祖國與僑胞文化的巨流,為華僑歷史

的唯一紀載」,而出版《祖國與僑胞》、《國貨展覽》與《抗戰中的

蔣介石]委員長》等巨冊。鄺湛銘和他的十幾位同人,似乎特別

受到委員長的偉大感召。

可是,香港有些文人作家,並沒有那樣的感召,也並不覺得蔣委 員長那麼偉大。不過,他們也熱烈地投入抗日文化運動。比如:許地

山(1893-1941)是著名的中國新文學作家,於1935年移入香港定居,而 且積極參與當地的教育文化工作。他是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 頗受港人尊重。並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日協會香港分會(1939年成立) 會長。他於1938年出版歷史劇本《女國王》,描寫唐初高麗入侵,薛 仁貴的妻子柳迎春勸夫從軍,打擊外敵的故事。作者意圖喚起民眾, 抵抗日本的侵略。又于1941年發表小說《鐵魚底鰓》,描寫一位熱愛 祖國的老科學家,潛心研究兵器科學,在家設計試製潛艇模型,但他

的工作沒受到重視或支持,生活潦倒;終在外敵侵略與逃難之時,連

人和模型都掉到大海裏。這篇小說反映人民的抗日意志,並有力地評

擊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59

事實上,在抗戰期間,由于日軍的侵略和國民政府的右傾反共文

化政策與政治控制,促使一批又一批的自由民主人士與左派文化人,

從大陸湧入香港。左翼作家聚集香港,聲勢浩大,促進新文學之成

長。香港成為中國南方的抗戰文化中心。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11月1日和11日,香港學

54 CO129. 563. 15, Smith to Ormsby-Gore, September 23, 1937, pp.22-2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7.9.1-5-7-13-16-26.

55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7. 9. 5; 9.7.

56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7.10.23; 11.9;12.1; 12.23; 1938.2.21; 4.25;8.22:12.8;1939.3.

7; 4. 5; 6. 10; 8. 3.

57 鄺湛銘,(自我的介紹>

要

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58 徐少明,〈光明照耀着我> 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59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49-51頁。

19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91

界、文藝界、新聞界舉行盛大的追悼會。1938年10月,魯迅去世兩

週年,香港各界又舉行規模盛大的記念會。這個期間,香港文藝界展

開繁忙多彩的文藝活動,配合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譬如:1937年10

月,華南戲劇研究會演出章泯等作家的《保衞蘆溝橋》和曹禺的《雷

雨》。同月,香港文化界座談會成立,會員一百六十餘人(包括香港

本地作家如侶倫、劉子、李育中等人)。12月,文化教育界人士許

地山、林語堂、馬鑑、簡又文等二十人,組成高等教育維持會,以加

強戰時高等教育為宗旨,配合抗戰。1938年4月,華南漫畫救亡協會

舉行抗敵畫展。6月,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成立,主席宋慶齡,會長

宋子文,秘書長廖承志(廖仲愷與何香凝之子,共產黨駐港領導幹

部)。

60

Q

1938年6月,著名的漫畫大師葉淺予來港,糾合來港及香港本地

的漫畫家,組織全國漫畫作家協會香港分會。得到宋慶齡的資助,多

次舉辦漫畫展覽,宣傳抗日救國,轟動一時。漫畫「煽動着所有僑居

香港的同胞,......並且打擊了寄情於聲色犬馬的寓公、大腹買,打擊

了明目張膽的漢奸、搖頭擺尾的狗!」

電影是有力的大眾媒體,可供政治、商業和文化宣傳。抗戰時期

的香港,從1935年到1941年之間,一共出產九十八部愛國電影,當

時稱為「國防電影」,其中包括七十五部粵語片,六部國語片,十六

部新聞記錄片,和一部動畫片。1937年11月上海陷落之後,許多導

演和演員南來,大力增強香港之電影業。1938年上海電影業重新興旺

後,港、滬兩地影業保持密切聯繫。1937-41年間,香港每年平均製

作八十部電影,常被批評為「粗製濫造」,粵語片通常被知識份子認

為是「導人迷信」、「淫褻」與「落後」。不過,香港也有一些影人

(如吳楚帆、白燕、李化等等)參預上海來港的影界人士(如名導演司徒

慧敏和蔡楚生),製作愛國電影,配合國策,展開抗日救國宣傳。其

中最賣座的是《最後關頭》、《白雲故鄉》、《孤島天堂》、《小廣

東》、《小老虎》等等。62

另外,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於1939年3月成立,展開各

項文藝活動,宣傳抗日救亡。其重要會員有許地山(1939-41年任會

長)、茅盾、戴望舒、喬木(喬冠華)、楊剛、葉靈鳳、夏衍、陸丹林、

林煥平、劉思慕、杜埃......等等,其中多人是共產黨員。與此同時,

另有中國文化協進會于1939年9月成立,它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受

其資助。它的組織人簡又文是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它雖然標榜左右

聯合,團結抗日,合作共進,但國共兩派貌合神離。63

中共在香港以「粵華公司」之名義、設有八路軍香港辦事處(1938

年1月至1942年1月)。它是一個半公開的機關,表面上經營茶葉批發

生意,其實是為八路軍與新四軍集資金,並廣泛的進行政治文化工

作,組織海外華僑和港澳人士,支援抗日運動。辦事處由廖承志與潘

漢年為代表,連貫為秘書,工作人員多人(包括梁上苑、杜埃),從事

宣傳、僑務、連絡、募集捐款與物資等事務。根據梁上的回憶,當

時香港普遍存在反共恐共的情緒;而港府當局對辦事處表面上不干

預,實際上進行監視與限制,其鬆緊程度,隨着英政府對中國抗戰之

政策及英日關係之變化而不斷改變。譬如:1939年,辦事處支持[三

「八」國際婦女節慶祝集會,幾千人參加,宋慶齡和何香凝也出席發表

演說。為了撲滅抗日火焰,日本對港府施加壓力,港府乃派員搜查辦

事處,逮捕連貫等五名人員。後經周恩來向英國駐華大使交涉,才將

被捕人員釋放。64

60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42-43 頁。

61 畢克官,〈淪陷前夕香港漫畫活動———香港漫畫史上第一個高潮〉 載魯言等著,

《香港掌故》,第十一集:1987年,36-42頁。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 3. 18; 5. 12; 5. 16; 7. 12; 9. 30; 1939. 3. 16; 5.8; 5. 29; 6. 10; 7. 12; 8. 4.

62 詳見余慕雲:<香港電影的愛國主義傳統——戰前香港愛國電影的初步研究〉;與傅

葆石,<抗戰時期香港電影初探》;同載於羅卡編,《早期香港中國影象》,香港: 市政局,1995 年,53-79頁。

63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 ,90-96,98-101頁。

64梁上苑,〈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建立內情〉,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

62-75頁。

19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93

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變爆發,國共軍隊公開衝突,國民黨

軍隊,將葉挺所統領的新四軍繳械。此後,國民政府在國內加強政治

和思想之控制與新聞之檢查。因此從重慶、桂林等地,又有大批左派

文化人撤退到香港,比如:茅盾、鄒韜奮、夏衍、胡繩、張友漁、胡

風、蕭紅、丁聰、范長江、薩空了等等。於是,多種報刊雜誌在香港

創刊或復刊。例如:《華商報》於1941年四月創辦,是共產黨的機關

報,由鄒韜奮、茅盾、范長江、夏衍、喬冠華、金仲華、胡仲持負責

籌辦,胡仲持為總編輯、張友漁為總主筆。65 《光明報》於九月創

刊,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梁漱溟任社長、俞頌華總編輯、

薩空了總經理與副刊主編。

66

范長江等人創辦的國際新聞社,在香港設立分社;喬冠華與胡一

生主持的香港中國通訊社成立;金仲華主編的《世界知識》雜誌、茅

主編的《文藝陣地》、張鐵生的《青年知識》、郁風的《耕耘》、

周鯨文的《時代批評》、俞頌華的《國訊》,都相繼在港出版。香港

文化新聞事業發展,盛況空前。

鄒韜奮原來在上海主編的《大眾生活》在香港復刊,值得詳細描

述,因為它生動地流露當時國內緊張的政治氣氛及對香港文化界的衝

擊。鄒韜奮在上海淪陷後,遷往重慶,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皖南事

變之後,國民政府將他參與經營多年,分佈各城市的五十餘處生活書

店、勒令封禁。韜奮萬分氣憤,決定離開迷霧籠罩下的重慶。他向國

民參政會辭職的電文說道:

夫一部份文化事業被違法摧殘事小,民權毫無保障之事大。國民參政會號

稱民意機關,決議等于廢紙。念及民主政治前途,不勝痛心。韜奮添列議

席,無補時艱,深自愧疚!請轉呈國民政府,辭去國民參政員,嗣後仍以

國民一份子資格,抗戰到底。

65 張友漁,〈我和《華商報》》,載《香港報業春秋》 ,117-119頁。

66 薩空了,〈創辦香港《光明報》的回憶》,載《香港報業春秋》 ,131-132頁。

67 鍾紫,〈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937-1945)〉,載《香港報業春秋》,

63頁。

194 香港人之香港史

據說蔣介石知道韜奮出走,曾飾令特務探詢其蹤跡,準備拘押他,但

他已悄悄離去,安抵香港。 68

《大眾生活》在港復刊,得到香港青年出版家曹克安的襄助。他

是著名的港紳曹善允(律師、1929-37年香港立法局議員)的兒子,於 1937年與友人馬國亮創辦大地圖書出版社,發行《大地畫報》。曹克

安曾於1939年10月底至1940年10月,返回中國參加抗戰。他以戰地

記者的身份,攜帶照像機,前往昆明、重慶、成都、蘭州等地,「搜 集我國焦土抗戰,和全民萬眾一心,堅強抵抗日本侵華,艱苦奮鬥之

事蹟」;準備「向舉世愛好和平之人士,報導中國抗戰之情形,爭取

他們之同情與援助。」這位年青的香港記者,曾經讀過范長江所著的

《中國西北角》,也記得白居易的詩句「蜀江水碧蜀山清,......到此

躊躇不能去」;因此對抗戰時期的四川非常嚮往。經過將近一年的祖

國戰地經驗,他帶着收集的資料,回到香港。 69

1941年初,中國文化界知名人士雲集香港。曹克安乃有機會結識

許多文化人。據他回憶:

鄒韜奮先生主編之「大眾生活」,在上海發行時,經已得舉世之中國僑

胞,非常之愛載。.........他立論嚴正,敢言直說,令我這民族青年,五體投

地。我對於他之道德文章,非常之敬佩。有一天,國亮兄和我說,鄒韜奮

先生,想將「大眾生活」,在港復刊,希望我能幫忙,當這刊物之督印

人,並在大地圖書出版社印發。我當時真是求之不得,受寵若驚,即時答

允。 在這段時期,我認識的文化界很多。最時常見面的,有葉淺于夫

婦。葉先生是個漫畫家,而他太太,是一位芭蕾舞導師。他倆常來出版社

傾談,所以很為投契。于聰先生,沈雁冰先生,他主編之《筆談》,我亦

是他之督印人。還有一位漫畫家,他所作之「黑與白」,也是由我們代他

出版。 ·其中之副漫畫,是畫日本天皇拖黃包車,車上之人,把他戲

68 鍾紫,〈韜奮在香港復刊《大眾生活》》,載《香港報業春秋》,126-127頁。 69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香港:星島出版社,1986年,9-22頁。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95

玩。 ·孫夫人宋慶齡所主辦之「今日中國」畫報,亦交由出版社出版,

並代為發行。70

《大眾生活》的編輯委員會,除了鄒韜奮任主編外,還有茅盾、

金仲華、喬冠華、胡繩、夏衍和千家駒。每期發行十萬份,這在當時

是巨大的數字。「它溝通了國內外的情況,廣泛團結港澳同胞及海外

僑胞」,對中國之抗日救國作出巨大的貢獻。71

港英政府對出版刊物進行檢查,不准批評殖民政府、或動革命

與種族矛盾。但是對于報導中國國內消息或抗日文章,則是允許的。

比如1935年《時代風景》創刊號有關批評英國及工潮之部份被檢查;

但是1937年《南風》創刊號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與反對國民黨的

文章,則是大致上仍然照樣刊登。不過,新聞檢查的鬆緊,視英日

之間的關係變化而改變。港英政府管中文報刊的華民新聞檢查處,

由華人劉之平處理。他對曹克安特別客氣,因為克安之父港紳曹善允

頗受港督之信賴,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1929-37年),有權有勢。因

此,曹克安主辦的大地圖書出版社出版的各種刊物,從未有「開過天

窗」;曹克安督印的《大眾生活》,當然也是一帆風順了。然而其他

報刊,譬如《光明報》,卻「常常開天窗,文章也被刪得支離破碎,

不成句讀。」74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危害英國在華之利益。因此在不影響香港社

會治安秩序之情況下,港府對香港民眾團體抗日救國的活動,採取默

許的態度。惠陽旅港青年的抗日活動,是一個好的是例證。

70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19-20頁。

71鍾紫,〈韜奮在香港復刊《大眾生活》》 :129-130頁。夏衍,〈白頭記者話當年-

記香港《華商報》》,載《香港報業春秋》,102頁。

72 黃康顯,「九一八」至「七七」期間香港文壇的民族覺醒> ,352-353頁。

73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20頁。

74 薩空了,〈創辦香港《光明報》的回憶〉 ,134頁。

惠陽旅港青年之抗日活動

羹

惠陽青年時常聚會,暢談國事,閱讀來自內地的《生活周刊》(韜

奮主編)及《大眾哲學》(艾思奇主編)之類的左傾刊物與書籍。1932年

他們在旅港惠陽商會裏面,成立一個青年部,吸收惠陽與外省外縣的

青年學生、工人和小學老師幾十人參加;懷着滿腔愛國愛鄉熱情,後

來發展到兩百餘人;舉辦時事座談會與體育活動。隨着第二次國共合

作形成之後,青年部參與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募捐,宣傳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但也因此引起惠陽商會保守的董事之不滿。1937年3月,青

年部與惠陽商會分裂,另組獨立的香港惠陽青年會(簡稱惠青),由嚴

尚民(曾留學日本)、劉宣(教員)、葉鋒(曾在廣州參加學生運動)、廖廷

輝(鐵路工人)等人,在中共領導下,籌備組成。推舉李慶祥(經營藥店

與鞋舖)為會長,向港府注冊。會員四、五百人,到1939年猛增到五

千餘人。惠青之成立,帶動了其他香港青年團體之創立。比如:西江

青年會、寶安青年會、台山青年會、晨鐘社、青年同樂社、銀行青年

聯誼會、劇團、歌詠團等等,相繼加入抗日救國運動。 75

惠青在香港發動持續的抗日募捐,舉辦學習班,培訓幹部。1937

年八一三日軍攻擊淞滬之後,有日艦來港修理。惠青派人到船塢,張

貼抗日標語,號召工人罷工罷修,並警告在港汽油公司,毋給日艦供

給汽油。1938年8月,日軍轟炸廣州,香港各界舉行反日示威,惠青

動員參加示威游行。廣州失陷後,大批難民進入新界,惠青派員前往

設立難童收容所,提供食住。然而,惠青主要的抗日活動,卻是組成

三批回鄉救亡工作團,回到惠陽各地,發動青年參加抗日、組織青年

自衛隊、工人工會及游擊隊。另外也組成惠青劇團,在惠陽與寶安各

地,深入鄉鎮,演出話劇及演唱救亡歌曲,激勵抗戰意志,發展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香港其他各社團,如香港學生賑濟會、晨仲社、

75 劉宣,〈香港青年抗日的一面旗幟 -香港惠陽青年會》,載《廣東黨史資料》,第

十輯,廣東人民出版社,58-62 頁。這篇劉宣的回憶,平實可信。

19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间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97

餘閒樂社、香港海陸豐同鄉會,也紛紛組織回鄉服務團,宣揚抗日救

國

o 76

1939年春,惠及香港海陸豐同鄉會的回鄉工作隊,匯合南洋各 地華僑回鄉工作隊,組成「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東團)。起初有

五百多人,1939年9月調整為兩百九十五人。由葉鋒(共產黨員)當團 長,劉宣(共黨)當副團長,統一指揮與行動。原來惠青人員,成為東

團的惠陽隊與東江抗日先鋒隊,歸屬東團指揮。東團各隊深入東江各

縣鄉村,進行抗日宣傳與羣眾組織工作。但是,在國共聯盟的抗日活

動當中,國共兩黨之間的緊張與衝突,也時常發生於東江。比如1940

年2月與4月,國民黨部隊,先後拘捕東團的博羅隊和惠陽隊幾十

名團員。1940年冬天,東團被迫停止在東江各縣公開活動。但是絕 大多數的團員,在羣眾支持下,取得各種職業為掩護,繼續留在各

地進行抗日工作。隨後便回到東莞與寶安敵後,參加廣東人民抗日

游擊隊。”

上述「香港學生賑濟會」,是一些熱心的香港大學學生,號召全

港二十個中學派學生代表,於1937年9月20日集會,正式成立。進

行募捐金錢與物品,獻給前線士兵,和救濟後方難民。並派出慰問

團與服務團到前線工作。學生們以演劇與歌詠,對羣眾宣傳抗日。大

學生與中學生滿腔熱誠,宣揚抗日救國。學會的兒童團,也激昂地

唱着:「我們是抗日的小先鋒,未來的主人翁」,走上街頭參加募

捐。香港各界工商業人士、工人、農民,皆積極支持學會,也有不

少港府警察,對學會的活動,自動提供協助。79

異族侵略中國的慘痛經驗,激勵許多港人之愛國主義。許多殷商

富賈、教師、學生、商店夥計、攤販、小販與苦力勞工,掛心惦念在

內地家族親人身心的安全與福利。愛鄉與愛國觀念緊密結合。抗日救

國是眾多港人的共同願望,左派右派人士,同時參與。各邑旅港商

會、同鄉會與工人工會,紛紛組織募捐賑濟,回鄉服務,為着救鄉救

國而奮鬥。

工人工會與抗日運動

原來,在省港大罷工(1925-26年)之後,香港勞工運動陷入長年的

低潮。然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香港工會再次抬頭,加入抗日救國的

行列。比如香港電車職工會(1931年創立)發行《存愛》會刊。第三期

(1940年)的社論,呼籲:

盡力展開時事討論和學術研究風氣。抗戰三年多的事實證明了. ·廣大的

工農群眾才是抗戰最有力的支柱,也是最後勝利的有力保證。因此,提高

他們對抗戰的認識和積極性,實在是急不容緩的。80

香港九龍茶居工業總會,於1939年9月出版《文綱》創刊號,宣

稱:「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不願給人家慘殺,我們只願奪回自

由,奪回主權,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1938

年,香港酒樓茶室總工會出版的《酒樓月刊》創刊號也呼號:

我們站在統一民族陣線底下......切實地幫助國家,把瘋狂的敵人打倒,把

民族的禍害掃除,才能解救危亡,復興民族,得到保障生活的希望。

偵查漢奸的活動,是酒樓茶室工友最切當的工作。.........酒樓茶室也是大小

漢奸們活動聯絡的場所。 我們的工友,在提鑣奉酒之餘,對顧客的言

語談話、一一加以技巧的留意觀察的話,漢奸的面目不難要在酒樓茶室裏

暴露,他們的活動的線索,也可以從酒樓茶室裏捉住。81

76 劉宣,〈香港青年抗日的一面旗幟~ -香港惠陽青年會>

1

62-73頁

77 葉鋒,〈回憶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 廣角鏡出版社,1985年,78-89頁。

,

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九集,香港:

80 《存愛》

多

·第三期社論,1940年。

7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7.9.21. 《華字日報》,1938年3月1日;3月16日。

79 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廣角鏡出版社,1989年,49-50頁。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 1. 20; 10.10.

81 楊國雄,〈香港重光前的工會期刊〉,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八集,1985年,

8-15 頁。

19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99

擁有會員四千餘人的酒樓茶室工業總工會,「數年來,對祖國之

捐輸,尤為悉力,籌款賑災,數也不少。」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也

「發動籌賬獻金逾萬元。」摩托車研究總工會(會員一千三百餘人),

「籌款賑災,贈衣施藥,及組織回國服務團,募捐救護車等,均熱列

輸將,成績表然。」洋務工會(洋務、航業與西人住宅工友,會員五

千七百餘人),組織回國服務團,籌賑兵災捐款,並舉辦捐募寒衣運

動,成績亦佳。平和總工會(木箱打包行工人,會員八百人),「賑災

籌款,成績極佳。」同德總工會(搬運貨物勞工,會員四千餘人),也

參加救國賑災難之舉。美髮業工會(1939年成立,會員二千四百餘

人)「對於救國工作及慈善事業尤為熱心。」同協工會(米業工人,會員

三百餘人)對于「救國工作,均熱烈參加。」水師廠華人親善社(機器

工人,會員四百多)熱心贊助「救國公益慈善之事。」香港政府華人

職工聯愛會(1940年成立,會員一千二百餘人)也盡力募寒衣及籌賑

工作。

•

香港電燈公司華人工餘遊樂會的主席李祥,「領導工友捐輸救國

等工作,甚為努力。歷年購買公債及舉行『七七』『八一三』獻金,

成績斐然。」煤炭總工會(會員千餘人)「獻金,購買公債,籌賑難民

等,數達巨萬。」方言工會(客棧行工人,會員二千餘人),「舉辦救

國賑災之舉,購買公債獻金籌賬兵災等,成績約萬元。『七七』『八

一三』『九一八』各紀念日,該會均有贊助籌捐工作。」帆船總工會

(海上生活之工人,會員二百多)捐助兵災籌賑救國公債等。小販工商

聯合會(1939年成立)派員急逃到新界之難民,「甚得中央政府嘉

許。」B2

抗日時期香港華人的愛國活動,是羣眾的草根運動。外敵的侵略

喚起勞工羣眾之政治意識,並且激勵旅港各鄉各邑的華人,共同參與

抗日戰爭,救鄉與救國結合而為一。

旅港各邑商會、同鄉會之抗日運動、

根據1941年的調查報告,旅港四邑工商總局成立「四邑籌賑

會」,向香港及海外同鄉募捐數萬元,分匯四邑,救濟被日軍蹂躝的

災民,並撥款慰勞抗戰將士。旅港中山同鄉,也組織中山海外同鄉濟

難會,募捐二十萬元巨款,拯救災民。並刊行《今日中山》(1940年),

宣佈三大立場:「一、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二、尊奉抗戰建國綱

領,實行三民主義。三、擁護抗戰,堅持團結。 ·喚起全邑民眾,

救國救鄉。」 83

旅港順德桂洲同鄉會,於1941年9月成立。《桂洲月報》創刊詞

宣告:

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我們固然眷念着在新生中的祖國,我們也關垂着在

苦難中的家邦;我們不能夠坐視那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人群而不救。因

此組織同鄉會,辦理賑濟同胞,進行救鄉救國的工作。84

旅港客家人於1921年創立崇正工商總會,1926年易名簡稱為崇

正總會。1938年12月,組織救濟難民會,推動募捐施賑。派遣崇正

救護隊,赴東江進行醫療救護工作。並撥款給其他救難會賑災。一年

間,施賑與救護費用,耗資兩萬六千餘元。其後持續施達四年之

久。1940年發行的《香港崇正總會救濟難民會特刊》,主張:「加強

幹部的民族意識,建立自覺紀律,堅持抗戰到底。」該特刊並登載

〈蔣委員長通電全國宣佈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蔣總裁廣播演詞>

及〈全國生產會議委員長訓詞全文〉。另外,旅港福建商會(1916年,

創立),福建旅港同鄉會(1939年成立,胡文虎任主席,鄭玉書副主

82 〈僑團史略〉

,

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៨

200 香港人之香港史

83 楊國雄,〈香港戰前的鄉族刊物——五邑、中山篇〉,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

第八輯: 30-31,34-42頁。

84 楊國雄,〈戰前的鄉族刊物——南、東、順篇>,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八

輯,62-64頁。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1

席),與旅港閩僑福州同鄉會(1937年冬,陳登賢等發起設立),也分別

組織救濟會賑助鄉胞。 95

旅港三水工商總局之同人,購買「救國公債」和義捐,達十餘萬

元。並聯合鄰邑高要、高明、鶴山、廣寧、四會等五縣,組織旅港廣

東西區六邑商會與賑濟難民聯合辦事處,共濟六邑難民。旅港潮州同 鄉會組織救護隊,到東江一帶服務,且與潮州商會,合辦潮屬兵災難

民會,救濟傷兵難民,籌款數十萬元。旅港潮州八邑商會「應募公債

十六萬餘元,呈獻中央。鼓勵同人購認節約建國儲蓄券,達百餘萬

元。徵募新舊衣服數十萬件,分贈傷兵難民。」僑港增城商會,也

組織回鄉服務團。旅港恩平工商會、南港同鄉會、欖鎮同鄉會、寶

安商會、番禺公所,皆有組織工作。旅港蘇浙滬商人協會於1938年

7月創立。杜月笙任主席,倪士欽副主席,會員四百餘人,進行籌

賑捐輸工作。 86

總之,旅港閩、粵各邑之商會與同鄉會,各自成立賑濟組織,積

極進行救鄉救國的抗日運動。面臨外敵的侵略,各邑商會與同鄉會的

地方組織,在賑濟各地鄉親之同時,也促進國家認同與中國民族主義

-救鄉與救國,結合而為一。充份表現香港各階層人士當中,有許

多人,在戰爭期間,認同中國的強烈愛國主義意識。”

如上所述,「救國公債」廣泛得到港人的支持,是個成功的運

作。它是由國民政府所發行。1937年8月24日,全國救國公債勸捐

委員會在成立,宋子文為會長。9月宋氏委任港紳周壽臣在港設立

「救國公債勸捐委員會香港分會」,任命周壽臣為分會會長,鄭鐵如

(香港中國銀行經理)、簡東浦(東亞銀行經理)和李星衢(香港華商總會

主席)為副會長。全港各商會、行會和同鄉會館踴躍推動購買公債。

在港府的嚴格監視下,周壽臣小心翼翼指導其運作,堅持非強制的、

自動購買之原則,得到港府之容忍,與港人之支持;到1939年3月

底,為國民政府總共捐款六百六十萬元(法幣)。 88

香港的另一面:「頹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

然而,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個物資主義消費者的社會。北方南來

的知識份子,看不慣部份香港居民「墮落」、「頹廢的」生活方式。

1930-4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極端複雜多元的社會。抗戰期間,並非每一

個港人都是憂國憂民、滿胸熱血的愛國志士。許多港人沉迷於酒色之

中的浮萍世界。1936年10月杜重遠寫了一篇〈香港所見>的旅遊記:

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婦女尤甚,中多袒臂露胸,濃眉高履,所恨化

學家未能巧奪天工,換得兩隻碧眼球,披上一頭金絲髮,較更徹底!男子

之較為闊綽者,每日時間除消費於五餐外(粵俗每日三次茶點,二次正

餐),即藉打麻雀與吸鴉片二事以為消遣。 「酒家」中,煙賭的設備

極全,每日午後一二時,即見有面團團而腹便便者,環坐各室,大打特

打,非至翌晨五六時不肯停戰。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或戲舞

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憂,有何國難!

......89

1939年5月,由海外歸來的王禮錫,到香港,卻嗅不着抗戰氣

息。他看到的是「僑居富賈,息影政客,蔵遊無度如故。」當時日軍

正火燒深圳,「新界難民如螞蟻。」感而寫詩:

萬里歸來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

眼前新界饑民死,手底麻雀竟夜叉。

85 楊國雄,〈戰前的鄉族刊物—— -潮、客、閩篇〉 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八

集,70-77頁。

86 〈僑團史略》,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87 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的各色會館和同鄉會等地方組織,也同樣促進國家認同與中國 民族主義。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88詳見Ma Yiu Chung, "Hong Kong's Responses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s from 1931 to

1941," chapter 5, pp.108-140.1937年末,港幣與法幣兌換大約100比104。

当

89 杜重遠〈香港所見> 原載 1936年10月孫季叔編,《中國遊記選》 收集在《香港

的憂鬱》,79-80頁。

多

20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3

香港華商傾家紓難的,偶而有之,但一毛不拔的,更不乏人。王禮錫

又有一詩:

市場風靡盡謠言,屈膝和戎日日傳。

將士前方千萬死,富商不出一文錢。90

1938年11月來港的文人作家樓適夷,寫了一篇〈香港的憂鬱>登

載於《星島日報》,是香港社會「墮落」一面的寫照。在嚴肅的國難

當中,許多港人還沉溺於打麻將、吸鴉片、跑舞廳、嫖妓女、讀淫穢

色情小報,令人憂心:

來港的作家黃若耶在1938年春,發表一篇<時局動亂中的香港〉,如

此描述:

香港是相當美的,然而沒有靈魂!... ·香港一向都做了高等華人的安樂

窩,在中國有着內戰的時候,又立刻成了臨時避難所。... ·從北平,天

津,上海,南京,廣州來的都有;軍人,政要,富翁,姨太,舞女,流氓

都齊。因此香港市面,更加繁榮起來了。 ·劇增二三十萬人口,連本來

的居民,計共有百多萬, ...物價的飛漲...... 住屋的加租,又跟着起

來口 ·狠心的業主還拼命加租,從前三四十元的房子,現在非五六十元

租不到。這不理人家死活的行為,還不如趁火打劫的好!

華僑中屬於中下級的,算最熱心[救國運動],尤其是工友們,個個都能

夠節食捐薪,來獻給國家。至於有錢的人呢?......他們對於這回戰爭,感

不到刺激,對祖國,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有一回,香港救國公債勸捐

分會曾邀請各富豪出席會議,擬即席勸銷公債,誰知到開會那天,出席者

寥寥可數,是會卒到流產,原來所謂富豪們,都躲到馬場去消遣了!

祖國儘有許多餓死的同胞,這裏卻有吃不完的海參魚翅。火線上我們的勇

士儘流着鲜的血,紳士們卻正喝着紅的酒。 ·在市街閑閑踱着的,在酒

樓戲院出出進進的,近來添了許多陌生而又熟的面孔,操着各處不同的

方言,他們都似乎忘記了到來是逃避災難,還是來追求幸福。......娛樂

院,和舞台,場場都擠滿了貴客。中華舞院,國泰舞廳,夜夜都衣香鬢

影,通宵達旦。許多沒了故鄉的孩子,欖着妖媚的舞娘,在瘋狂的音樂旋

律中,轉,轉,拼命地轉! ...他們都過著夢的生活呀!時代的巨響,驚

不破他們的夢

o

91

90 王禮錫,〈香港竹枝詞〉,原載1939年5月16日《宇宙風》乙刊第6期,收集在《香

港的憂鬱》 ,161-162頁。

20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習慣了祖國血肉和炮火的艱難的旅途,偶然看一看香港,或者也不壞;然

而一到注定了要留下來,想着必須和這班消磨着、糜爛着的人們生活在一

起,人便會憂鬱起來。 ·高坐在電車的座裏· ·看見對座的一些領呔

打扮筆挺的先生,捧着一張印刷惡劣的小報,恬然無恥的讀著淫穢的連載

小報,心頭便感得荒涼。 ..[麻將]骨牌的聲音掩滅了機關槍的怒鳴,

鴉片的煙霧籠住了炮火,消耗者的安樂窩呀,也起防空演習的警報。如

果對跳舞廳的腰肢和好萊塢的大腿並不深深地感得興味,香港便使人寂寞

了。但是香港也並不都是梳光頭髮和塗紅嘴唇的男女,在深夜的騎樓下,

寒風吹徹的破蒂中,正抖瑟着更多的兄弟呢?.........92

另一位作家石庸,投稿《光明報》,敍述《慾的香港:命運市場的香

港〉:

氖光管的招牌,金字皇然的大酒店,正是一塊人肉的交易所,有上流的買

辦、紳士、清客,也有下流的店員、學徒、地痞。香港是慾的景氣區,花

柳病被這些人普遍地傳染起來。......夜的生活,從一元一點鐘的導遊姑娘

(應召女郎),到「一千零一夜」的舞場的紅牌亞姑。 .人們對戰爭抱着

隔岸觀火的態度。香港是繁榮的。酒樓的雀局沒有淡市。 在黃昏消逝

之後,莊士敦道的街頭. 這些命運市場的牲口,多是十來歲的少

女。......這批手無工具的少女,被擠在勞動剩餘的空門外,......除了被賣

到這人肉市場,還有別路可走? 3

91 黃若耶,<時代動亂中的香港〉,原載1938年4月11日《宇宙》,第66期,收集

在《香港的憂鬱》,103-108頁。

92 樓適夷,〈香港的憂鬱》,《星島日報》,民27年11月17日。

93 石庸,〈慾的香港:命運市場的香港》,載《光明報》:民30年11月26日,四頁。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5

有一位飽受蹂躪的陳氏女性,情不自禁,投稿登報做悲傷沉痛的呼喚:

我每當華燈初上,燈紅酒綠之時,你們當我是個玩物

一座發洩性慾

的工具,我強顏微笑,偷生人間,你們當我是一個下流、無恥、墮落的生

物,我接受你們的侮辱、戲弄、漫罵、譏諷、恥笑、詆譏。我忍氣吞聲,

苦笑,將眼淚咽下肚子裏面,因為我接受了你們的金錢, 這是我生活

所不可缺乏的資料。

我捨不得死, ·所以我才變成一顆活着的骷髏, 一顆沒有靈魂的軀

殼,外表是個綺麗的天使,骨子裏卑鄙齷齪,什麼都洗濯不清。我是一個

受過教育的女子,因為擇交不慎,我沒有面目再見家人,我漂泊,好像一

朵逐水的浮萍一樣,短短的幾年生活當中,我做過女侍、嚮導和舞女....

香港的女侍如過江之鯽。一般女侍都仰主人——那個大腹賈......的鼻息,

好像我們博得的酬報,不是勞力,而由逢迎的色笑,我們也應以這種態度

或甚而將肉體出賣給他人,才能博得主上的歡心。......[而]所謂嚮導還不

是在旅館和客人談情。

現在我開始轉業舞女, ·但是舞女不是給人愚弄的東西嗎?在大庭廣眾

中,你要接受他的輕薄,你衿持一點他便少給你一張舞票,還有主人的種

種討便宜,正經的袛有隨時準備滾蛋,生活顯然不能維持下去了。

為什麼社會對於謀生的婦女這樣歧視,婦女要受資本家的榨取,男性的愚

弄?......因為婦女謀生困難,為了生活,不能不忍氣吞聲。雖然在都市裏

還有許多盲目的享樂、醉心虛榮的女性,她們寧願出賣肉體,不願走入工

廠裏染污了她們的雙手。事實上,這裏的工藝場所也不足以容納一般謀生

的婦女。

現在是一個理智世界,有識者,必定不許剝削的存在。我們要警醒一般

生夢死的婦女,從附屬寄生地位,解救出來,得着一種真正獨立平等的生

存,因此不禁發出這樣的呼聲!

在這大時代,我們的血要為祖國而流,我希望一切醉生夢死的婦女,都醒

覺過來,祖國正在需要你,紅十字會,不是我們女性最適合的工作嗎?抵

抗社會惡勢力的壓迫、榨取、販賣;我們的血要為祖國而流,流向祖國的

原野! .請你和我找些同志!一個可憐的女性,陳月X啟。94

被壓迫榨取的不僅是一般謀生婦女,還有下層民眾、以及外地來港的

難民。1930-40年代的香港社會,呈現多樣面相,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背

景的人群雜處,充滿緊張矛盾,社會百態宛如一個萬花筒的世界。

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香港「窮人比富人多,大家吃的不夠,自然是滿街上黃臉蛋的都

有一層灰白色,我們叫做『菜色』,醫生說是『營養不......[夠]』。」

但是另一方面,「好食之風,卻很普遍,茶樓酒館,小食店,咖啡室

都有「生意如三春花柳」之勢,頂麻煩的要算中午那一頓茶,幾經辛

艱好容易才找到座位。」5

住宿對於窮人與難民也是一大困難。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香港人

口增加了七、八十萬。據港府統計(僅計算火車與汽船之載客):1937

年7到12月100,000人移入香港;1938年,188,039人;1939年1至5

月,又來了300,991人。其結果,「所有樓屋和房間都一掃光完全住

滿了,業主們樂得眉開眼笑。......聰明的業主認為時機不再,增加租

值,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無階級都受夠了。......有人在

背後狠命咒罵業主喪絕天良, ......有人在悲歌飲泣,請業主把良心捧

出來,不要乘危而取。 然而,這有什麼用處呢? ·他已經無良

心可捧。」7

房租貴,房屋少,難民多,三大原因造成嚴重的露宿現象。1938

年,港九街頭有露宿者三萬多人。假如港府當局不是在新界錦田建

了難民營,那麼將不止此數。這是露宿者的生活情況:

一張破蓆子,爛得滿是洞空的氈子,敗絮的棉被,舊報紙,一領麻包,

2

民27年11月25日

95 《星島日報》

2

民27年12月19日

94 《星島日報》

96見CO129. 578.11, Gov. Northcote to MacDonald, July 12, 1939, enclosure, p. 55. 97《星島日報》:民27年8、30。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 3. 12。 1938年6月,

立法局通過法令,試圖阻止房東隨意加租,逐出佃戶。見CO129.573.13, Prevention

of eviction ordinance, pp.5-15.

9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1938.7.24.

20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7

兩條繩,是他們唯一的財產。天黑了,他們就拿出這些東西,佔了地盤, 攤開這些東西,造成功他們的床鋪被褥。 ...他們得等待......鋪戶關上了

門。晚上八時後, ·將鋪蓋搬出來,舖在......可避風雨的角落裏。

天一亮,他們就得醒來,把鋪蓋收拾紮好,放在附近人家的樓梯底

下

Q

·除掉睡在馬路兩旁騎樓底下的,便是那些睡在裏街、陋巷的 了。 ·睡在街頭的不單是男人,就是女人也有很多,甚至有合家睡宿在

街頭的。 ·許多一家五六口露宿在一起的。99

「有的竟在騎樓下生男育女,實行着家庭的生活。」100 許多騎樓 的主人對露宿者覺得討厭,就在騎樓下貼上了字條:「此處不准睡 覺,違者送官究治。」於是,露宿者「畏縮着,連乞求也沒有權利, 向別的街角移動了。......在清冷徹骨的寒夜裏,祇有那街頭歌者的那

哀怨的歌聲,溫存地慰撫著他們那絕國的心情。」101

窮苦人家,謀生不易,每日為了生活而掙扎,又得小心翼翼,提 防警察大人的恣意干擾。詩人荒草描述「賣菜童的淚」:

人家說我的年紀小,

其實我已同成人一樣,

靠雙手,

希求打動買者的心情,

突然,同伴們一陣驚慌,騷動,

後面伸來一隻皮黑的毛手,

迅速地把我耳朵扭!

苦痛從耳根沁入心頭,

擺在地面的瓜菜,

在笨重的皮鞋底,

變了泥漿,泥球!

血的淚,密向肚裏流,

還算看上帝的面,

不然拉入「差館」,

判個「妨礙交通」罪,

一朝半日的懲戒總得受,

唉!有什麼好說,

為了熄止灼肚的餓火,

抹乾淚,咬緊牙,

再來「犯罪」的勾當,

但,我有雄心一

拖着苦難的身子,

邁過黑夜的最後一程 ! 102

覓找一天的米糧,

污濕的街市邊,

我伴了一籃瓜菜,

蹲在通路的角落邊,

「大姑!辣椒一仙大份,冬瓜三仙斤。」

張開祈望的眼,

祈望每個行過的人,

嘶啞的叫賣聲,

99 《星島日報》

多

民27年11月21日。

100 《星島日報,民27年11月23日。

101 《光明報》,民30年12月5日。

20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警察對殷商富買,敬而遠之;只有升斗小民,最容易恣意欺辱:

某綢緞店職員周暄,熱誠愛國,在全港僑胞熱烈舉行獻金運動中,集合擦

鞋小童十餘人,組織童子擦鞋團,向華商總會領得錢箱數個,自行率領出

發中東各區,與路人擦鞋籌款,工作已兩日,成績絕佳, ·竟被警察拘

捕,指為違法,帶還警署。

102 《大眾日報》,民27年10月5日。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9

周暄作供,謂「國家多難,激於義憤,乃於工作之餘,特組一擦鞋 團,藉籌善款,所得經交華商總會。」但官卒以為有罪,判首罪罰款 二十元,其他各被告擦鞋童罰款伍元。 103

警察是政府機關與一般民眾接觸的第一防線。倚仗暴力的警察, 懼怕暴力。在太古船塢東門外,「有警察多名,擬拘捕熟食小販,但 小販以生計關係,加以反抗,時適該塢工人放工,有工人約二千名參 加小販方面,石片紛投,秩序大亂,停在該處之警車,其玻璃被磚石 擊毀,警察多人受傷,迨至大隊警察馳至彈壓,各人始紛紛逃散,結 果捕去三人。」101警察的背後,有龐大的政府。被捕去坐牢的,是為 了生計而反抗的貧窮小販。

1941年,《華商報》記者黃達才敍說「今日的香港」有些特點: 「物價漲房租貴,而薪水階級的收入,卻不能跟乘風賽跑。」失業人 數,算不勝算。「隨着這現象所產生出來的事件是窮,是餓,是搶 劫,是自殺。諸如此類的新聞,成為每日報章上的普通消息。還有死 了沒有人知道的,又不知有多少。」另一方面,有些人「狂飲,狂 嫖,狂賭,狂拼女人。」香港是安放在火山上的「世外桃源」。「有 人正在發國難財,把物價抬得高高;也有人吃不消生活的煎迫,窮 苦,饑餓,病亡,走險。恰恰成一對照,反映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僑居香港的同胞,「十之九五,在生活上,像熱鍋上的螞蟻, 苦悶,焦慮,極度不安。」香港萬花筒的社會,幾家歡樂幾家愁。

某位中學卒業的少女,在深水埗織造工廠當車衣女工,「清早六 時前要吃好早點,六時上廠作工,直到晚上六時半才得休息,甚至有 時直到天明。」工資是算件的,如車一打襯衫,工資不過四角半。

「在物價高漲的壓力下,一天拿七八角錢,除了床位租,柴米,還要 養活一個年輕的妹和一位年老的母親,還餘多少呢?......有許多沒腦

103 《星島日報》 民27年8月28日。《大眾日報》

104 《華商報》 民30年6月19日。

105《華商報》,民30年4月8日。民30年4月9日。

,

民27年8月28日。

子的女工,挨不起那苦痛,去當私娼。」而她卻不怕苦痛,默默工

作。「她那無光彩的額上,疊起幾條輕輕的皺紋,誰敢相信她今年才

“十八歲呢?』106

為了一家的生計,每日堅苦勞作,多麼嚴肅可敬!一副衣車的馬

達聲,軋軋地響。那正是公子哥兒們往戲院、游泳場、溜冰場渡着幸

運的星期日的時候。

在嚴肅的國難當中,利舞台戲院獻映大導演馬徐維邦的影片「情

燄」,大明星顧蘭君領導主演,「熱情狂放、犧牲色相大膽作品。」

「蘭湯浴罷,輕披羅紗,無邊春色,盡呈眼前。「春情似火......表現

了性的饑渴,情的泛濫。火一般的熱。」而新世界戲院則放映吳楚

帆與黎灼灼主演的「奇女子」。「肉感的奇女子,......奇得你心花怒

放!奇得你春情蕩漾。......肉騰騰!白雪雪!酥胸玉腿,一片春

色。」108

電影廣告反映人慾橫流的社會。「女......則放蕩形骸,男性的

調劑,攀花折柳,演成人慾橫流,產出諸多隱病。故治淋藥品銷流與

時俱增。即以晏地干路白丸一種而計,每年銷流亦達五十萬瓶有

餘。」109

香港萬花筒社會的又一面,是處于死亡線上掙扎的漁民。自從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艦隊封鎖中國海岸,企圖阻止走私軍火

與物資輸入接濟中國大陸。香港的漁民在附近的公海上,經常遭受日

艦與武裝漁船的襲擊,造成巨大的傷害。

106 《華商報》

3

民30年4月21日。

107《華商報》,民30年年5月22日。利舞台戲院初建於1926年,由殷商利希慎出資興 建,「高高聳立於波斯富街上,劇院的華麗拱形圓頂繪有金龍圖形,並掛滿燈 飾 ·日後又為放映電影添置了大銀幕。」見 Vivienne Poy, Building Bridges: The Life

and Times of Richard Charles Lee, Hong Kong: 1905-1983, Scarborough, Ontario: Calyan Publishing Ltd., 1998,p.11. 該書著者利德女士是利希慎之孫女,利銘澤之女兒。參 她的另一著作 A River Named Lee, Calyan Publishing Ltd., 1995, p. 31 1997年11月我 應邀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話,並有機會幸會利德蕙女士,承蒙贈書,謹此致謝。

民27年12月6日。

108 《星島日報》

多

109 《星島日報》

,民27年8月5日。

0

21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11

本港漁船船主梁開清, ·駕船從海外返港,途次伶仃洋附近海面,

忽遇敵艦派出之......武裝漁船、攔海而來, ·敵水兵多名、迫令漁船停

駛、

·將船上設備之土砲三門及長槍六柄、子彈廿發、火藥廿斤、悉

數劫掠過船, ·復驅使漁船各人轉下舢舨,乃將漁船拖去、彼等於是駕

駛舢舨啟行返港、 .未幾、遙見敵兵復縱火將該漁船焚燒。

.110

日艇焚燃漁船、擄殺漁民事件,層出不窮。111據漁民公會統

計,自1937年9月12日至1940年10月為止的三年間,漁船被焚數

目共1,027艘,漁民被殺害數目為13,732人,令人怵目驚心!世三、

四萬漁民為之失業,無以為生。13外族的侵略,促成平民的政治化。

長洲僑港漁民協進會於1938年1月成立,各區漁民代表千餘人到會,

升中國旗、唱國歌。114 8月,全港漁民組織抗日獻金運動,幾天之

內,就募集了六千元奉獻。 15

戰爭是平民大眾政治化與民族主義化的重要媒介。在戰爭期間,

他們親身體會到,國家民族的存亡,與個人自身之利害,息息相關。

漁民、擦鞋小童都加入抗日獻金運動。全港街頭攤販、小販,更踴躍

組織果菜義賣活動,募集巨款義。116但是,許多人抱怨來港的官宦

富商為國致力捐輸者,竟寥寥無幾。「中下階層捐輸力行不懈,來港

顯宦富豪更應努力。島上擁資千百萬者如過江之鯽,捐款購債達十萬

元者實無幾人。」117

>

110 《大眾日報》 民27年4月9日。日起攻擊香港海域之華人漁船,另外兩個個案, 見CO129.578. 12, Gov.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Nov. 17, 1939, pp.16-54.

111 《大眾日報》,民27年3月6日。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6.21; 1939. 1. 7.

112 《華商報》

>

民30年4月19日。

113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9.6.15.

114 《大眾日報》 民27年1月18日。

115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 9. 1.

民27年8月28日 。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8. 1. 20;8.9;9.1; 9. 3.

116 《大眾日報》

117 《大眾日報》

民27年1月24日。

事實上,淪陷前的香港是個極端複雜、矛盾的社會。1937年七

七事變之後,到1941年末的數年間,總共有八十萬華人由內地分批湧

入香港避難,使人口驟增,達一百六十多萬人。他們或先來港再轉入

重慶與西南後方,或留港定居。新移民當中,有地主、資本家、殷商

富賈,也有一般平民大眾;有文化界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和新聞記

者,也有上海舞廳和夜總會的經紀人、樂手、歌星和舞女;有國民黨

的軍統特務,也有共產黨的革命份子,和第三勢力的失意政客。有既反

蔣又反共的廣西和其他地方人士,也有汪精衛一派的部屬人員。

當時留港作家周鋼鳴這麼描寫:

在今天的香港,正因為牠是歐洲和遠東的交叉點,正因為牠是中日戰爭火

線裏的樂園,所以在今天香港的藍色海洋上,在歧嶇高山宏壯的別墅中,

在繁盛的皇后道上,在那些舞場的紅燈裏,在那中古式的大酒店裏,洋行

裏和許多販賣東洋貨的商店中,到處都有着侵略者的間諜活動,有着漢奸

的匿跡,他們在偵探情報,他們在散佈謠言,他們在指使出賣靈魂的文化

人,幹挑撥離間,鼓吹投向侵略陣線,製造投降的「和平」。有侵略陣線

和和平陣線的外交戰鬥,有想發戰爭財的各國軍火商人的活動,有想借口

非常時期剝削大眾的「中國猶太人」。更有許多貪官污吏,平日刮地皮,

「發國難財」,到香港來作地產投資,建別墅,和他們的家屬,不管抗戰

前線將士的艱苦,不顧民族的存亡。唯要保持奢侈生活的傳統,他們據說

吃不慣中國的水果,不惜以極大的浪費,要「中國飛剪」號航機給她向美

國去運生果。還有着更糜爛的生活在這「星島」上浮沉着。這裏真是有着

比《上海冒險家的樂園》裏更複雜的人物,更縱錯的國際關係,侵略者更

大的陰謀,更多的諷刺和暴露的材料。而這些繁複的現象和陰謀,每天都

在這「星島」上進行著。 ......118

香港這個東方的Casablanca,緊張又刺激;比起好萊塢的《北非

諜影》,有過之,而無不及。

118 周鋼鳴,〈香港冒險家的樂園〉

,

《星島日報》民27年9月29日,第14版。

21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13

政治派系雜處的香港

各派系人物雲集香港,以香港為政治文化宣傳基地,對廣大的海 內外華人宣揚各自的政治立場,企圖擴展其影響與勢力。

汪精衛一派的人員,在香港出版《南華日報》、《天演報》、《大 光報》和《自由報》,宣傳其對日姑息主義的政策。但其他許多報紙 則極力宣傳抗日。比如:《大眾日報》(蔡廷鍇主辦)、《珠江日報》(廣 西地方實力派主辦)和《光明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之機關報,梁漱溟

任社長);《星島日報》(1938年胡文虎創辦,金仲華主編);《國民日

報》(國民黨機關報,1939年創刊,陶百川主持);《華僑日報》(1925

年);由內地遷港的《大公報》、《申報》和《立報》;以及左派的 《文匯報》、《華商報》(1941年四月創刊,共產黨機關報)、《星期報》

等等

119

認同中國的愛國主義是各派華人共有的情感,救鄉救國是各派華

人共同的目標和願望。但是,要如何達成願望、要由誰來領導、要如

何動員民眾以對付日本、要如何建設中國,對這些問題,則各派人物

爭執不已。120 從1937到1941年,雖然西安事變之後國共聯合共同抗

日,但是國共兩黨之間,往往貌合神離。尤其是1941年1月14日皖

南事件爆發,國民黨殲滅葉挺領導的「新四軍」皖南部隊之後,國共

關係更加緊張。

同時,國民黨內部也有派系之爭。香港是汪精衛系的活動發祥

地。1930年,汪精衛派林柏生來香港創辦《南華日報》充任社長,顏

加保為經理,宣揚汪精衛的政治主張;抗日初期,發表汪的「一邊抵

抗,一邊交涉」言論,鼓吹「中日提攜」。有個時期,該報社論由周

佛海、陶希聖、梅思平輪流負責。汪精衛促使國民黨中央任命林柏生

}

119 〈香港華文報業演變>,載陳大同編,《百年商業》。梁上苑,<抗戰初期的香港 文化界> 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1989年,76頁。Chan Lau Kit- 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pp. 260-261.

120見《華商報》,民30年5月29日。

為中央宣傳部駐港特派員。樊仲雲主編的《國際周報》,朱樸主編的

《國際通訊》,和梅思平主編的《國際叢書》,皆統歸林柏生屬下,

共同宣揚中日和平提攜之主張。121

汪精衛在重慶與蔣介石政爭失利之後,忽然於1938年12月21日

潛赴越南河內,29日發表「艷電」,由林柏生與梅思平簽名,送給

香港各報社2,提倡與日本和談以進行「和平建國運動」。汪精衛集

團終于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正式成立「國民政

府」,以對抗重慶的國民政府。

於是,重慶、延安與南京三個主要政治集團,相互競爭,企圖擴

張各自的勢力。南京江系的對日和平姑息政策,為大多數香港民眾所

唾棄。重慶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抗日政治立場,贏得大多數港人的認

同。國民黨左翼人士如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陳汝棠與柳亞子在

香港的抗日活動,也贏得港人廣泛的支持。國共兩黨,競相爭取港人

的認同,參與抗日活動;有時因競爭而產生緊張的關係。比如:旅港

惠陽商會青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募捐運動,但引起保守商會董

事們的不滿,仍另組惠陽青年會(已如上述)。香港電車職工會也顯然

是親共的團體。另外,香港海員工會也在共產黨員曾生等人的領導

下,於1937年8月復會,從事抗日救國活動,成千上萬的海員,先後

參加反日罷工運動,拒運日貨,罷工離船。共產黨員(曾生、周伯

明、謝鶴籌)率領大批海員工人回東江參加抗日游擊隊。123 然而,香

港有更多的社會團體是親的,響應國民黨的抗日號召。比如:華商

總會、旅港中山同鄉會、崇正總會、旅港潮州八邑商會、旅港蘇浙滬

商人協會、鐘聲慈善社、小販工商聯合會......等等。

國共兩黨聯合抗日,有合作也有競爭。這在香港的一些工會裏,

可以看出。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展開之後,國共合作抗日之情況下,

121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

多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48-49頁。

122 《星島日報》,民27年12月31日。《大眾日報》,民28年1月18日à

123 見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 : 36,40-41頁。

21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15

香港的許多工會重新活躍起來,紛紛加入抗日救國行列。港英政府允 許一些有紳商做擔保的工會團體立案。例如洋務工會與印刷業工會, 分別請港紳葉蘭泉和杜其章做顧問。到1939年已有八十四個工會,四

萬四千會員。 124

國共左右兩黨派既合作又競爭的事實,在香港印刷業工會裏,流 露無遺。1939年元旦,該工會舉行一周年記念大會,工友及社團代

表,各自發表見仁見智的主張。有人激情高呼:

最高領袖[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語言,是我們千百萬群眾的語言;

最高領袖的行動,是我們千百萬群眾的規律。我們要徹底擁護的。

可是,另一種主張卻博得工人們熱烈的掌聲:

但我們絕對否認,我們對合理的改良生活的要求所引起的結果,是削弱抗

戰的力量。相反的,要獲取生活的改良才能增大我們貢獻給國家的力量,

有了雄固的力量才能更餘裕地負起我們應負的責任。125

這正是國共與左右黨派,關於如何動員民眾之爭論所在。國民黨

與右派人士堅稱:在國難當中,人民要絕對服從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

府進行抗日。但共產黨與左派人士則要求:政府要保障與改良人民的

生活,才能動員人民參加抗日。

新聞出版界,左右黨派之爭

政治黨派之爭,更明顯地表現在新聞報紙的出版界。譬如: 《星島日報》創辦人胡文虎,原來為了宣傳虎標萬金油而辦報,自己

不管報紙業務,而請左派金仲華擔任總編輯,戴望舒主編副刊,楊潮

為軍事記者。但1941年春,皖南事變之後,國內政爭波及香港,這

些左派人士都被迫退出《星島日報》。126 另外,《光明報》是中國

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代表農工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

梁漱溟任社長,薩空了總經理,俞頌華總編輯;1941年9月創刊之

後,國民黨派遣孫科到香港,向港府施加壓力,說國內的反對黨來

港辦報,是意圖顛覆中國政府。港府乃派員搜查梁漱溟的家,傳訊

薩空了,刪扣《光明報》的言論與新聞。國民黨在港的報紙也拿起

攻《光明報》。127

《光明報》代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人士,包括:主張鄉村建設的

梁漱溟,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農工民主黨的章伯鈞,青年黨的

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陳啟天、常乃德,以及國家社會黨的

張君勱、羅隆基、徐傅霖和梁實秋。他們雖然擁護重慶中央政府領導

抗日,但他們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真正實現孫文的憲政主

張,還政於民;128並要求「軍隊必需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總

之,他們攻擊重慶中央政府「國家政令,每每宣佈而不實行,抗戰建

國綱領,即其一例。」129另外一例,是政府不實行國民參政會通過之

議案,「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光明報》

與《大眾日報》皆一致要求「『保障人民合法自由』應速兌現,

應釋放政治犯及取消言論檢查制度。」130

共產黨在香港設立的《華商報》,也指責重慶中央政府國民黨一

黨專制,猶如法西斯政權:

近年來,法西斯主義的逆流泛濫世界,在 中國,也竟有人要把這種主

義移植過來。他們髦中山先生的遺教,唾棄民主政治,而謳歌法西斯政

126 鍾紫,〈星系報業今昔〉,載《香港報業春秋》,81頁。

127 薩空了,<創辦香港《光明報》的回憶》,載《香港報業春秋》 ,133-134頁。《光

明報》民30年11月25日

。

128 《光明報》民30年10月20日

。

124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39頁。

125《大眾日報》,民28年1月3日。

216 香港人之香港史

129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麼〉

2

載《光明報》民30年9月20日。

130 《光明報》民30年12月6日;《大眾日報》民26年10月7日。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17

權。

...民主政治不僅是我們建國的理想,而且是抗戰勝利的保障。因

此,必需在抗戰過程中,立刻實現民主政治, .沒有民主政治便不能保

障抗戰勝利。131

《華商報》一再強調,唯有實行民主才能動員全國民眾進行抗戰

救國。「我們全國國民早就要求實施憲政,實行民主,讓全國各抗日

黨派,各界領袖,在民主制度中,共同來負抗戰建國的重任。⌋132 抗

戰時期,在野的共產黨,對執政的國民黨一黨專制,痛心疾首;強

烈要求政府保障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所唾罵,抑亦世界輿論所不齒。」13 共產黨的《華商報》也評擊汪精

衞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正如德軍佔領下法國的貝當(Henri

Petain):「汪精衛所高唱的『和平』,真是『亡國的和平』!『奴隸

的和平』!我們要粉碎這種『和平』。」135

對于「漢奸」的指控,汪系的《南華日報》反駁說,共產黨是「妓

婦談貞節」;共產黨人是蘇聯第三國際的「傀儡」,才是真正的「漢

奸」:

人民身體的自由,居住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最

低生活條件的保障,以及人民自己要管理國家事情的自由。所有這些都是最

低限度的民主權利。 ...人權運動......民主政治......二位一體不可分離。133

Q

要挽救目前中國的危機必須反共,要實現東亞和平結束中日戰爭必須反

共,這已成了今日最正確的理論。共產黨人自知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急急

想法去遮蓋,於是 ·影射反共主和的人與(日)人漢奸骯髒在一起,以遮

掩它自己做了赤色傀儡的醜態。這正如妓婦講貞節,欲蓋彌彰!136

中共在香港,曾經是理直氣壯的人權辯護者!又是慷慨激昂的民

主倡導者!不過,這是六十年前之歷史陳跡。如今,香港已回歸中

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法治傳統和獨立司法、是否堅定維持,他

們渴望的民主政治是否能健全發展,正是大家高度關注的焦點。假如

中共能夠重新擁抱以往主張自由、民主、基本人權之原則,香港幸

甚!中國幸甚!

汪精衛派系也自稱愛國

抗戰時期香港多數華文報刊,都攻擊汪精衛派系是通敵的「漢

奸」、是日寇的「傀儡」。重慶國民黨系的《國民日報》痛斥「汪逆

背黨叛國,甘作(日)人鷹犬。人格破產,萬世貽羞,不特為全國人士

值得強調的是各政治黨派皆以「愛國主義」為號召,企圖對自己

的行動加以合理化,以期擴張其勢力;各派自稱愛國,攻訐他人叛國

或假冒愛國。汪精衛派系自稱是「繼承(孫)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的

正統,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努力完成後半期國民革命的使命。」他

們宣稱要「遵循(孫)總理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教,努力於和平運動,

使由和平而獲得建設的環境與機會,由建設而復興中國」;他們宣佈

要遵照孫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中、日兩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攜

手合作,共同確保東亞的和平。總之,汪派自稱志在「依據不損國家

領土主權自由獨立完整與平等互惠的原則訂立和約,更進而在善鄰友

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原則下,使中日兩大民族,共存共榮,共

同負擔奠定東亞和平的大業,這是愛國愛鄉,救國救民的最大坦

途。」 137

131 《華商報》,民30年4月10日。

132 《華商報》,民30年5月28日。

133 〈今日論壇發刊詞〉 《華商報》 民30年5月29日。

134《國民日報》,民28年8月11日。

135 〈社論:貝當與汪精衛》,《華商報》 ,民30年6月17日。

136 《南華日報》,民28年3月5日。

137 《南華日報》,民28年6月10日;8月10日;8月12日;8月20日。

21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19

汪派的「和平建國運動」在香港缺乏羣眾基礎。1939年1月2日,

羣眾聲討汪精衛;汪系機關報《南華日報》幾乎被示威民眾搗毀。同 日,香港婦女慰勞會與中國青年救護團等團體,聯名通電討汪。138 絕

大多數的香港民眾都擁護抗日國策。事實上,當時香港人口一半是剛

來自大陸不久的難民,是日本對華侵略的直接受害者。而另一半人

口,也與遭受災難的內地家鄉保持密切的關係。讎日情感彌漫着香港

社會。因此國、共及第三勢力各黨派,能夠動員香港各階層民眾參與

各種抗日運動。有許許多多的社團組織從事抗日活動。抵抗侵略的救

鄉救國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香港人民的政治化與認同中國的愛

國運動,達到空前的盛況。在這種情況下,汪派對日姑息的「和平建

國運動」,很難得到一般香港民眾的認同。汪派在香港的勢力,只不

過是一批特務做情報工作、收買黑社會三合會幫會人馬的支持,以及

一些報人出版幾種報刊,發表一些「和平救國」的「愛國」理念而已。

政治派系鬥爭在香港也曾經發生暴力事件。汪精衛系《南華日

報》社長林柏生,於1939年1月17日下午五時許,在德輔道中,忽

然遭遇到兩個穿勞工裝的人用鐵枝鐵錐狙擊多次,頭部、頸部、身

部、臂部均受重傷,仆側倒地,昏迷不醒人事。適有附近西人,將他

送醫急救,並將一過路男人拘獲,指為兇犯,交給警方。嫌犯名陳錫

林,係一油漆工人,在法庭作供,謂當日下午做工完畢之後,行經德

輔道中,見有多人圍觀意外事件,亦上前觀看,不料被一西人拘捕,

指為兇犯。他對狙擊行凶之指控,從頭到尾絕對否認,但仍被判十五

年徒刑。13(這個案件揭示,在殖民地的香港,工人與下層人民的人

權不受保障)。汪精衛系的《南華日報》對此案件的發展,作詳細的

報導,但絕口不提政治因素。而其他報刊,如《大眾日報》則即刻宣

揚案件涉及政治動機。

受害人林柏生年三十七歲,曾赴法國留學。當時汪精衛適訪問巴

黎,林氏召集留法同學開會歡迎。後來,汪精衛派林柏生在香港主辦

《南華日報》。因與汪精衛之關係密切,林氏在政海中也頗為活動,

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38年底汪精衛對日主和之「艷電」,由林柏

生與梅思平簽字,送給香港各報社。10重慶中央政府乃明令撤去林氏

立法委員之職。《大眾日報》認定此次林柏生遭狙擊事件,「與政治

方面及最近汪精衛主和艷電均有莫大關係。」林柏生主辦的《南華

日報》表示憤怒,蓋有一家晚報,「竟公然在評論上大書特書,

對......意圖謀殺人的陳錫林,稱他白晝行兇為『勇敢可佩』!......在

文明的法制社會開倒車。」142

接着,安南河内也發生政治謀殺兇案。1939年3月21日深夜二

時半,突然有兇徒五六人,闖入汪精衛的寓所,開槍密集射擊,五人

受傷,汪本人幸免,但汪的親信秘書曾仲鳴(法國里昂大學文學博士,中

央政治委員會副秘書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重傷斃命,曾夫人也受重

傷。兇手四人被捕,均係來自重慶。兇犯供稱彼等分由香港雲南兩處

到達河內,謀殺動機,純因「愛國」,主要目的原在刺殺汪精衛,因入

錯房間故誤刺曾氏。*《南華日報》大嘆「政治道德墮落!」:

汪先生去年底因為政治主張不同,離開重慶,並對中央開誠建議其主張,

採納不授納,權在中央,而當時中央為共黨所劫持,竟遽然開除汪先生黨

籍,這已經是不合法的了。同時還有人對汪先生恣意誣蔑,造謠中

傷 ·近更......見之于暴行,圖謀行刺,這真是政治道德墮落到極點的

140 《星島日報》,民27年12月31日。

141 《大眾日報》,民28年1月18日

142 《大眾日報》

2

民28年1月22日

。

138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

>

50頁。

139 《南華日報》,民28年3月3日;3月7日;3月23日;《大眾日報》,民28年1月

18日;3月23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9. 1. 18.

220 香港人之香港史

143《南華日報》 民28年3月22日;3月24日;《大眾日報》

>

?

民28年3月24日;3

月30日。CO129. 581.14,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April 19, 1939.

144《大眾日報》

ま

民28年3月24日;3月30日。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21

表現。 ·恐怖政策是不能夠掩盡天下人耳目的,如果當局要人民都不准

批評其政治,夫復何言! 145

汪精衛自稱愛國,企圖刺殺汪精衛的兇犯也自稱愛國!

1939年8月22日,汪精衛的侄兒沈崧,在香港遭到暗殺身亡,

三名持槍歹徒逃逸無蹤。日本駐港領事館提供線索,港府警察突襲國

民黨幹部高廷梓的住宅,雖未能確定他與兇案有直接關連,卻發現許

多秘密文件流露國民黨在港之組織和計劃。146

國民黨特務與黑道人物,皆自稱愛國

蔣介石控制下的國民黨系統,擁有龐大的人力與資源,在香港有

甚大政治勢力。重慶國民政府海外部駐港辦事處,以「榮記行」貿易

行名義為掩護,由吳鐵城領導。他的手下有十個幹部,其中一人是高

廷梓,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及辦理西南印刷出版公司,出

版報紙與政治宣傳刊物。國民黨滲透海員工會及其他工會,並利用香

港華商總會進行反日、反共與反汪之政治活動。147

重慶又派陳策將軍為駐港軍事代表,表面上開設「華記行」。另

外,中國駐港的企業機構,包括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家銀行,

招商局、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等等。此外,國民政府教育

部、交通部、中宣部、僑務委員會都設有駐港澳專員。 148 並設立中央

賑濟委員會香港辦事處,蔣介石任命黑道人物杜月笙為常務委員,負

責主持。賑濟委員會的工作除了救濟戰地難民之外,也以金錢利誘,

搶先收買一些失意政客與過時名士(譬如張鳴岐、章士釗、顏惠慶、

賀德霖等等),以免他們被日人和汪精衛收買利用。陶希聖、高宗武

在杜月笙的策反下,脫離汪精衛,重投抗日陣營。杜月笙帶到香港的

145 《南華日報》民28年3月23日

。

146 CO129. 580. 3, Northco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Oct. 26, 1939, enclosure

#3, pp. 30-35.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939.8.23.

147 CO129. 580.3, pp.30-35.

148 CO129. 580. 3, pp.36-38,列出三十五個國民黨在港之官方及半官方機構。

一大批黑道幫會徒弟的揮霍開支費用,當然也來自賑濟委員會經手的

海外愛國同胞的救國捐獻。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發放的救濟款,一向

是「一筆糊塗」。149

國民政府除了結合黑道幫會之外,也廣泛地使用特務。事實上,

幫會與特務工作,互相配合。蔣介石授意特務頭目戴笠與杜月笙合

作,策反陶希聖與高宗武跟汪精衛決裂,即是一例。本來陶、高兩人

跟隨汪精衛十多年,是汪的親信。1939年11月,日、汪之間的和平

談判,在上海秘密舉行。汪精衛任命周佛海為談判主任委員、梅思

平、高宗武、陶希聖為委員,陳公博也參與談判。12月30日,日

汪簽訂和平密約。150 但陶希聖與高宗武卻突然於1940年1月4日由上

海潛往香港,向在港的杜月笙求救,投靠蔣介石。原來,在日、汪秘 密談判期間,戴笠與杜月笙互相配合,分別由重慶與香港,派遣特務

與幫會人員,以金錢利誘,策反陶希聖與高宗武。15 杜月笙更派員往

湄,設計救出陶的三個兒子,安全偷運到香港。汪精衛則派特務由

來港,企圖刺殺陶希聖;一直到香港淪陷後,又派一批秘密工作人員

來港搜尋他。 152

重慶駐港的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設之半山招待所,

住滿了南來北往的軍統人員。軍統的香港區區長是王新衡少將,以西

南運輸局運輸科長的名義為掩護。其他重要人員有張冠夫(專管外匯

調撥)、郭斌(在港經營喀萊門酒店)、蔣志雲(她後來在台灣當任[萬年

國大代表」一直到1980年代末)與文強(國軍少將,曾任國民黨忠義救

國軍駐上海辦事處處長,藍衣社要員,軍統局策反委員會主任委

員)。軍統大頭目戴笠(雨農)在港佈置一處秘密電台,「為了偵察日偽

的動態而設」,港府發現這部電台的活動。1941年秋,戴笠隱姓埋名

149見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 • 44-45; 108-115-

150見邵銘煌,《汪精衛政權中,日本顧問之聘用>,載《近代中國》,臺北,119期,

民86年6月,76-78頁。

151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 130-134頁。

152 陶希望,〈重抵國門>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六期,載葉德偉編,《香港

淪陷史》 :321,323,324頁。

22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路 223

秘密由滬飛港,但一下飛機便被拘捕入獄。後經重慶國民政府宋子文

院長出面,致電香港總督,港府才將戴笠釋放回渝。15文強是戴笠的

部屬。他有關特務工作的一篇回憶文章,描寫歷史事實,卻猶如偵探

小說,讀來緊張刺激。

本書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國家認同與愛國主義。特務的歷史對此

主題,到底有何啟示?在此稍做舉例申論。

文強原來在上海租借特區,從事「軍統局所幹的情報、鋤奸、殺

敵的活動」,多次死裏逃生。他自述為了愛國而搞特務:

汪偽設在上海......特務機〔構]中,出現了原忠義救國軍以萬里浪為首的

大批叛徒,成為他手下如狼似虎的爪牙。這批大大小小的特務爪牙,認識

我的不下二十餘人之多 .我得力於打入其內線的愛國堅貞之士,他們

幾乎每日都有報告給我。 .我的頂頭上司戴笠,頗能料到我出生入死的

危險,來電指示並慰問說:「吾兄忠誠體國,已報校座嘉獎,盼一日一電

報報告平安。」我於接到此電後,深受感動,立即親覆電:「某電謹

悉,萬一不幸,為國犧牲,義無反顧。」

隔兩三日,文強又接急電,指示他取道香港前往重慶報到。當時

一位共患難的女士蔣志雲,遠謀卓識, .有過不少可歌可泣的愛國功

績,她願為我先到港安排去渝的一切。 ·我派最親信的副官李錫年為我

訂購了......船票,化裝小商人上了船,汽笛鳴唱離開了上海。.........

·李副官

一貫對我忠心耿耿,這與對國事之忠是分不開的。 ·他的年齡與我同

年,雖然文化甚低,卻有一顆明大義的心,人情世故頗為透徹。我在上海

與日偽惡鬥之中,得到他的幫助,每每轉危為安。由是我對故國興悲,幾

乎是對他的惜別也分不開,何況他含着熱淚向我告別,臨別又遞給我一份

獻禮的資料,只有知我至深敬我至切的人,才使我終身懷念難忘了。154

153 文強,〈香港淪陷前後的遭遇》,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九集,103-105頁。 154 文強,〈香港淪陷前後的遭遇〉 ,105-112頁。

224 香港人之香港史

各黨派的大小特務,自稱「愛國堅貞之士」,稱他派是「如狼似虎的

特務爪牙」和「奸細」。同派大小特務之間,往往私人交情深厚,私

交與愛國,混合雜錯,行動公私不分。李副官對文強「忠心耿耿,這

與對國事之忠是分不開的」。

對政敵不擇手段,目無法紀、肆無忌憚的特務與黑道人物,自認

為是真心誠意地愛國,稱他人叛國。

再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歷史一再顯示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因為

它牽涉到個人的主觀意識與想像。不同處境和不同理念的人,對國家

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解釋各有不同,效忠國家的方式也互相歧

異。本書第二章已經論述,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內容與形式,是極

端複雜的,因為它能夠跟種種不同的理念和想像互相結合,而形成不

同形式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自由的、保守的、極權的、精英

的、大眾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守法的、犯法的......不勝枚舉。十

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的買辦和商人,因為跟英國經濟利益相

結合,期望依賴英帝國主義者保護中國,協助中國革新圖強。我稱他

們為「與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ts)。孫文與

興中會曾有強烈的依附強權思想與行動。

列強侵華時代,在某些歷史環境之下,甚至有些官吏,被迫跟帝

國主義者合作,不得不犧牲目前的一部份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

rights),而期望將來能夠建立強國,以抵制帝國主義侵略。這種人

的心態與處境,是自相矛盾的。中國近代史上,至少有兩個著名的例

子。在國民黨的眼中,袁世凱是個典型的「賣國賊」。可是,Ernest P. Young 的專書研究,認為袁世凱是個「自成一格的真正民族主義

者」,因為他「採取出賣部份國家主權的策略,以期待將來終究能

夠維持該主權。」155

相似地,在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跟日本帝國主義合作,建立南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25

京傀儡政府(1940-45)。國共兩黨都說他是大漢奸。然而,他的動機頗

為複雜:一大部份是由於他跟蔣介石政治鬥爭的結果,失利失勢,在

重慶已無立錐之地;一部份是失敗主義的作祟,斷定中國絕對無法擊

敗日本侵略者,持續抗戰只會招致國人更多無謂的傷亡,以和談妥協

的政策結束戰爭,才能「和平建國」。他認為這是「愛國主義」的表

現,因此決定跟日本帝國主義合作,建立南京政府,希望藉此減少日

軍佔領地區華人的痛苦,並期望中國當「東亞新秩序」的一員,或許

可增進國家利益。不管他的期望是否成為事實,當時汪精衛對日本明

確的宣佈:中日戰爭期間,中國的主戰論者,及主和論者,雙方都是

愛國主義者;兩者主張的差異,僅是他們對中日關係及遠東時勢有不

同的估計和看法而已;因此他呼籲日本改變對華之侵略政策。156他自

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但是往往不能自圓其說。他自相矛盾的愛

國主義方式,事實上帶給無數的華人更多的悲劇。

在戰爭期間的主和論者,並不一定就是不愛國。只是他們對戰爭

及國家大局的估計,有所不同。這個現象,曾經顯示於中法戰爭

(1884-85)時期的「清議」157 和兩次中日戰爭當中的爭論。

我要強調的是,愛國主義有不同方式的表現,它不為任何人所壟

斷,也不為當權的政府所獨佔。只要每一個人,對國家利益的觀點與

解釋,有所不同,就有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者。因此,有的趨向保

守,有的趨向自由;有的訴諸感情,有的訴諸理性;有的愚昧,有的

聰明;有的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蘇

聯的斯大林主義;日本的黑龍會、神州義團、櫻會和軍閥;國民黨的

藍衣社、軍統特務和1947年暴力鎮壓台灣人民的二二八事件;中國共

產黨的四人幫、紅衛兵和1989年的天安門暴力鎮壓民主運動事件等

等);也有的是自相矛盾跟帝國主義者合作、依附強權的愛國主義者

(collaborationist patriots),如袁世凱、汪精衛和德軍佔領下領導法國維

琪(Vichy)政權的貝當(Henri Philippe Petain)。158

1941年12月,當各派系華人正在香港為「愛國主義」而爭執的

時候,日軍向香港進攻,實行佔領統治。太陽旗在香港飄揚。

158 參考拙著,〈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及多面性一 -兼論對台灣意識形成的含意〉,《現 代學術研究》專刊5,1993年,51-67頁。及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147-153.

155 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Stephen R. Mackinnon 的研究,也肯 袁世凱在清末年間在直隸與山東的積極近代化的政策與建設。 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136-179. 156 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45.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7 Lloyd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Mary B. Ranki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 no. 3, May 1982, pp. 453-477.

22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5章 抗日戰爭期間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27

6

日軍佔領地(1941-1945年)

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1941年12月8日早晨]忽然聽到隆隆的飛機聲, 陣猛烈的炸彈爆炸聲跟着響起來......割破了早上寧靜 的空氣。 唐海,〈香港淪陷記〉

。

爛仔〔流氓]也是為了求生存而變成那種典型的人 物,如果說這種人是人類中的惡人,製造這種惡人 的,還是這惡的社會。 ...也許有人看了敵人在對付 歹徒而心裏感覺快意吧?人類是這樣愚蠢,在由這種 愚蠢份子構成的社會中,如何能有真是非存在。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Q

小孩子們悶不過,時時爬到窗台上去看外邊。外邊是 一條衖子。衖底是垃圾堆。堆旁是死屍。死屍上是蒼

蠅。 -陶希聖·<抵國門>

。

[1941年12月28日]太陽旗飄展, 日軍「入城式」 任由居民觀看,佇立大道兩旁的,有紳士、商人、工 人、教師等,均手執太陽旗,揮動歡迎, ~陳謙,

〈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

溯自大日本皇軍以神聖戰果,奠定全港,兵行所至, 遐邇風從。在東亞民族史中,佔最光榮之一頁。香港 百五十萬中國人民,獲睹光明,於東亞新秩序之下存 榮與共,何樂如之。 -羅旭和代表香港全體華僑致

歡迎詞,1942年2月25日。

日本佔領了香港的一年,阿貞已經十八歲, .憑了 漂亮的面貌,在「報導部」考取了一份電話接線生的 工作;不但賺到軍票,更賺到......米,......完全是由 于「報導部」裏一個地位不高卻頗有權力的台灣人的

另眼相看。 一侶倫,《窮巷》。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29

1941

1945年,香港似被黑雲籠罩一般,頓呈暗淡。 美 軍機群的轟炸突趨熾烈。 日本軍用機已經完全無 力招架。......民眾的不安逐漸加深,對日本佔領軍的 統治也失其信賴,不滿之聲載道。 -鮫島盛隆, 《香港回想記》。

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迅速從英皇屬地淪

陷為日軍佔領地。1945年8月戰爭結束,又從日

軍佔領地淪陷為英皇屬地。歷史一再揭示,香港的政治命運由外來強

權所裁定,從來不曾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

本章所要討論的是:為什麼新界、九龍與港島迅速陷落?當時香

港社會情況如何?港人與旅港的文化人對戰事與社會混亂如何反應?

淪陷之前,反日情緒彌漫香港社會,眾多華人參與各種抗日救國活

動。但是香港既已淪陷為日軍佔領地之後,香港華人如何反應?

目前一般歷史書籍,大都強調日軍是如何殘暴、「大東亞共榮

圈」只是政治宣傳,而愛國的港人對日本統治是如何的痛恨。這些大

部份是事實。但是一意強調這一面的事實,則是太過於籠統粗糙,忽

略了多變的歷史環境與面相。歷史環境隨時變化,因此其呈現的面相

錯綜複雜。吾人必需仔細觀察其變化,才能做比較細緻的歷史分析。

香港華人並不是從頭到尾堅決地反抗暴;隨着環境的變化,他

們的心態也有猶豫、動搖、疑惑、期望、進而與日人合作的時候。香

港既然已經淪陷之後,多數留居香港的華人,迅速跟日人合作、接受

其統治,吾人必須探究其原因。許多紳商願意與日軍合作,有些人甚

至真誠熱情地合作,他們複雜的心理與動機也是本章所要分析的。日

軍佔領的歷史經驗,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的國家認同意識。

新界、九龍迅速陷落:民眾唾棄英人統治者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廣州之後,就有侵佔香港的意圖,但是表

面上對港方表示願意和平相處。英國政府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

港英當局對日妥協讓步,在港檢查中文報刊,限制抗日言論,而對日

230 香港人之香港史

僑則自由放任,以討好日本,期望香港不受侵犯,冀望英國能繼續保

持在香港的利益;因此香港的防衞,未做適當的準備。

1941年9月10日,英國統治香港百年慶祝大會隆重舉行。新任

總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Young)正式就任。羅旭和爵士(羅旭龢,Sir

Robert Kotewall)代表華人致歡迎詞:周壽臣爵士(Sir Shouson Chow)和

許多華人商都列席道賀致敬。慶祝大會情況熱烈,各國使應邀參

加盛典。英國統治者與華人紳商,一致祈望香港在英人統治下,長治

久安。大家洋洋自得,聞不到戰爭的氣息。

1941年10月與11月間,香港報紙「本港新聞」篇幅,時常為劉

美美案的法庭記錄所佔滿。該案是英國空軍將領涉嫌受防空工程包商

的賄賂,而賄款由美美轉手。那女人與將領有曖昧關係,因而這法

庭案件有桃色意味。每日讀報的人們,看不到戰火將臨之徵兆。高

等法院對該案第三十一次公審,「旁聽之中外男女,亦異常擁擠;」

「劉美美自述過去豪華,兩年內購鞋五百元、手袋四十個。主席聞之態度

頗異,聽眾亦笑。」2購鞋五百元是相當大的數目;當時普通公務員(譬

如教員)月薪只有三、四十元。為了迎合讀者的興趣,有位報人出版了一

本《劉美美》傳記,描寫這位風騷女郎戀愛與婚姻的故事。3

「十二月初,香港像往年一樣,充滿着迎接節日的氣氛,百貨公

司門前,已經放上推銷年貨的『聖誕老人』。周末,快活谷〔Happy

Valley〕照常賽馬。十二月七日是星期天,皇后戲院放映的《英宫十

六年》,吸引着無數的觀眾。外籍人士更是盡情歡樂:打高爾夫球、

曲棍球,或者出海去玩風帆。」一位澳籍醫師如此描寫「香港心

態」:「莫不關心、遲鈍、自滿。』 5

1 陶希聖,〈重抵國門>,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六期,載葉德偉編,《香港淪

陷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2年,322,338頁。

2《南華日報》

盟

民30年11月5日。

3 胡北源,《劉美美》,香港,民30年11月出版。

4冬丹,〈香港淪陷後抗日文化人脫險記》,載葉德偉編,《香港淪陷史》 :284頁 5 "The Hong Kong mentality...apathy, inertia, self-complacency...Hong Kong never got down to real war until it was too late."見 CO129.590.25,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Fall of Hong Kong, enclosure: "A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by L.T. Ride, p. 203.

延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到了 231

根據新聞記者唐海的記述,當時「四周找不出一絲的戰爭氣息;

只是近二三天來香港政府在舉行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而已。沒有人想

到戰爭會在明天清晨就光臨到這安定了一百年的海島上。」12月8日

早上八點半,「忽然聽到隆隆的飛機聲,一陣猛烈的炸彈爆炸聲跟着

響起來......割破了早上寧靜的空氣。」。

原來,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正式向美、英宣戰,太平

洋戰爭爆發。日軍同時攻擊威克島、關島、菲律賓、馬來亞及香港等

地。四十八架日軍飛機空襲香港啟德機場,在五分鐘之內,炸毀香港

僅有的五架軍機,和八架民航機。隨後,又轟炸軍事據點與交通設

施,香港陷于火海之中。同時,聚集在深圳河邊境的六萬日軍,也

開始分成東西兩路由深圳與寶安侵入新界。防禦新界的駐軍(包括英

軍、加拿大軍與印度軍)有一萬五千人。駐軍寡不敵眾,節節敗退。

日軍長驅直入,到12月12日,五天之內就佔領了新界與九龍半島。

港英駐軍撤出九龍,退守香港島。撤退時,港軍自動炸毀九龍船塢、

電燈廠、青洲泥廠等,以防止日軍的使用。

九龍快速淪陷,港英駐軍慌亂退卻,因為部隊缺乏鬥志與自信,

而且有第五縱隊在九龍市區大肆活動。按照唐海的觀察,日人偵探在

戰前,向來能做半公開的活動,已經為侵佔九龍鋪好了路,鼓動大批

第五縱隊。他們包括港府的C級警察(廣東人)、多數的防護人員及眾

多的流氓。九龍英軍撤退時的情況,唐海有生動的描述:

戰線還在市區以外,但第五縱隊已經在九龍最高的半島酒店上,扯起太陽

旗來,同時用手槍不斷的向下射擊,......在市區外的英軍,忽然發現後路

已經給敵人截斷了——因為他們發現了半島酒店屋頂上的太陽旗-------在慌

亂的狀態下,加拿大軍有一部份作了俘虏。......在擔任掩護退卻後的印

6 唐海,〈香港淪陷記(1942年寫成),載葉德偉編,《香港淪陷史》,173,175,

179頁。

7 葉德偉,〈日軍進攻香港情況〉

了

載葉德偉編,《香港淪陷史》,82-85。

軍通過尖沙咀碼頭時,這些流氓組成的第五縱隊, ·獲得了英軍遺留的

機關槍,不停的向裝運印軍的輪渡掃射,印軍也在船後架起機關槍向岸上

掃射。兩方的機關槍閣閣地掃個不停,實際上,九龍市區內一個敵兵也

未曾來到。 一九龍已經成了流氓的世界:搶劫,放火,加上香港方面的

炮轟。這時候才有日本的四個便衣隊闖入了九龍。 ·十二日晚上,敵

人便進據了九龍。 8

對此,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有較深入的分析。他是《光明

報》的總經理與副刊主編,在香港協助該報社長梁漱溟辦理這份中國

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薩氏認為「英國人統治香港一直到最後,都

是不相信中國民眾的,可是他們沒有勞工卻又什麼也做不了。——就

在這矛盾下,英人把香港斷送了。」比如,日軍未到九龍,何以九龍

淪陷那麼快?這與港英政府猜忌民眾,對貧苦民眾安置不當,有密切

的關係:

Q

港政府,不但不想動員民眾參加抗日,還在以惡意猜測民眾。他們認貧苦

民眾,在戰時一定要擾亂後方秩序,所以決定用供給糧食為餌,把他們集

中到一個可以隔離的地方,為的是易于控制 ·貧苦民眾因為政府的這

種號召而集中而被由香港送到九龍深水埗的男女老幼約有二三萬。不過實

際所謂難民營是棲身庇陽的地方都成問題。 ...把難民集中 ·叫難民族

餓。這些難民中的壯丁多是為戰事而失業的工人及雇員,他們感覺港政府欺

騙了他們,面前又横着嚴重的如何生活下去的疑問。正在這危機一觸即發之

際,港政府又將九龍警察調赴前線應敵。于是三數敵偽的第五縱隊攘臂一

呼,繼以地痞流氓的附和終于難民營的少壯也被野火燃着,九龍的秩序不

堪問,也更削弱了九龍英軍作戰的勇氣與可能,促成了九龍的迅速陷落。 9

8 唐海,〈香港淪陷記> ,196-198頁。日人早於半年前,即已預先糾結大批下層華人 為第五縱隊,約定擊敗英軍之後,三天之內,任由他們搶劫,果然造成極端混亂與恐 怖。第五縱隊亦包括曾經留學日本的華人和台灣人。見CO129. 950. 25, enclosures: H.

L. Mars' confidential letter to Winston Churchill, Sept. 28, 1942, pp. 15-16; and W. G. Poy's

memorandum on "Japanese Morale, Equipment, Etc.," p. 80.

9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1942年重寫,1946年修訂),北京:三聯書店,1985

年,18,38-40頁。

23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33

這是洞悉情勢的分析,薩空了不愧為《光明報》的主編及受人尊 敬的文化人。統治者一向苛待下層民眾,因而猜忌懼怕民眾;面臨戰 爭時期的社會危機,民眾也不惜隨時唾棄統治者、反抗這個統治政 權。當時香港中外人士,多指責「香港政府徹底腐爛,人民對領導人

毫無信心」;港府「違反民意 ·徇私、腐敗、不公。」。怨聲載

道,為人民所唾棄。

。

11日和12日,九龍市民遭到浩劫。「流氓為搶劫方便,四處 放火,趕出了屋內的主人。九龍塘、九龍城、彌敦道、太子道,一些

有錢人住的洋房裏,首先遭到光顧,幾乎很少倖免的。流氓就這樣洗 劫了整個九龍。」 地痞流氓並向居民勒索保護費」。不過,加入

搶劫的,也不儘是流氓,也有許多窮困或失業的苦力和難民,為了生

活的逼迫,在混亂的街道商店,破門而入,各取所需。

既已拋棄英國統治者,九龍民眾即刻準備接受日本的統治。日軍

進城當天,九龍滿街飛揚着太陽旗,幾乎每一個房子都升起太陽旗。

有些地方更標貼大型海報,歡迎日本皇軍到臨。這固然有一部份是因

為第五縱隊事先擺布(日軍收買許多黑社會人物與流氓),有一部份是

因為流氓勒索,強迫人家購用太陽旗,也有一部份是因為人民早已準

備隨時背棄英人、接受日人的統治

12 。

港島淪陷:人心惶惶,文化人猶圖團結抗日

港英駐軍退守香港島之後,港島孤立無援,蓋英國皇家海軍兩艘

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H. M. S. Prince of Wales 三萬五千噸)和「抗

拒」號(H.M.S. Repulse 三萬二千噸)已經於12月10日在新加坡被日機

10 CO129. 590. 25, enclosures: "A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by L.T.Ride, p. 203;

H.L. Mars' confidential letter to Winston Churchill, p.15.

11 唐海,〈香港淪陷記> ,197頁。

12 Robert S.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The Techniqu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pp. 27-28.

炸沉,削弱了英國在太平洋的海上霸權,香港軍民士氣重挫。日軍佔

領九龍之後,以軍艦封鎖港島,用飛機空襲、並從九龍炮擊港島銅鑼

灣油庫及軍事要地;而港島英軍也以猛烈的火力炮擊九龍碼頭與倉庫

等處。13日早上,日軍派出一小艇插了白旗駛至香港皇后碼頭,載

來兩個日本軍官,挾持港督私人秘書李氏夫人與另一英籍女人為人

質,還有李氏夫人的一條狗;他們有日軍司令官寫給港督的勸降信

函。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拒絕投降。17日又有一次招降,港督表

示「絕對拒絕考慮!」

14

。

面臨強敵的侵犯,港英政府深怕被人民背棄,乃請陳策將軍(蔣

介石委員長派任中國駐港軍事代表)發表意見,敦促華民支持港府並

協助監視可疑份子之背叛行動。513、14日,港府逮捕許多第五縱隊

嫌疑份子。15日,拘捕陳廉伯。他是原籍南海的殷商與買辦。1924

年,孫文主持廣東政局時,陳廉伯在廣州組織廣東武裝商團,企圖奪

取政權,但終被擊敗,而逃往香港,隱居一段時間。據說後來中了

馬票,又在香港商場活躍,任匯豐銀行經理,1941年當東華醫院主

席。16陳廉伯與黑社會掛鉤。被港英政府拘捕。當時謠言四起,謂:

陳乃是一個汪精衛的第五縱隊的頭目,擁有三萬人隊員,正準備在日

軍進犯時在港島內部起事接應;但被蔣介石的「藍衣社」人員偵破,

而事機泄漏,港府乃將陳拘捕。這個未經證實的謠言,表露汪、蔣兩

派黨徒爭相企圖操控香港社會

17 。

新界九龍陷落之後,港島人心惶惶。外有勁敵,內有奸細隨時準

備接應,更有惡徒對商人與居民勒索「保護費」,保護不受搶劫。12

月15日以後,港府開始施行戒嚴,夜間七點半到早晨六點半,非有

通行證不得在街道行走。

13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3

36頁。CO129. 590.25, enclosure: "A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by L.T. Ride, p.203.

14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27-28;34;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46,62頁。 15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pp. 32-33.

16 存實,〈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 載《廣東文史資料》,44輯,1985年,180頁。 17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33, pp.64-65.

23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35

自從開戰以來,購買糧食是一大問題。黑市價不斷地漲。要買

到政府發賣給平民的官米,極其困難。「在灣仔,購買官米的地方在

東方大戲院,天還沒有亮,鐵門口已經擠滿買米的羣眾,他們提着

袋,帶着籬,拼命的擠,亂鬨鬨的一大堆。......警報響了,敵機在附

近去下了炸彈,這成千上萬的饑餓羣,他們連動都沒有動,因為稍稍

移動一下,後面的人馬上擠上來,替代你的位置。」 16 因為「沒有米

吃也要死,他們遂不惜冒死的危險來買米。』19

在戰亂當中,香港許多中文報紙相繼停刊。《光明報》的薩空

了,跟《華商報》的范長江與《大公報》的胡政之、徐鑄成,以及國

民黨中宣部駐港代表温源寧(教授)、鄭有德等人,共同商談團結抗

日,計劃聯合起來發刊一個聯合版。他們希望《立報》、《國民日

報》、《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都參加。但是,國民黨的《國民

日報》,以及以經商為主要目的的《工商》與《華僑》,都不肯參加

聯合報,仍要自己單獨發刊。20令人覺得印象深刻的是:在日機轟

炸、大炮攻擊、人人自危的戰亂當中,在港島即將陷落的最後時刻,

這一些自由派、左派、共產黨的報界人士,和一部份國民黨中宣部人

員,冒着生命的危險,一股熱情、專心一意地鑽研如何克服艱難,企

圖團結抗日,聯合發刊日報,來向國人及世界報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行為。

薩空了往見港府英國官員,商酌辦報事宜,並於12月25日安排

梁漱溟與港紳羅旭和爵士會面。梁漱溟是《光明報》社長,主持這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代表農工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和青年

黨。他的著作甚豐,包括聞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與《鄉村建設

論文集》。早年在北京大學教授哲學;後從事鄉村建設與民眾教育運

動。抗戰以來,則全力為中國政治改革而奔走;國防參議會在南京成

18 唐海,〈香港淪陷記> :214-215頁。

19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67頁。

20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 58-59, 61-62 64-65 72-77 § ·

。

立後,受聘為參議員。羅旭和爵士是歐亞混種人,多年來自任為香港

華人代表,被港督委任為立法局華人委員(1923-35),行政局委員(1936-

1941),戰時港督指派他專辦華人事務。素聞梁漱溟之學術成就與政治

社會盛名,羅旭和對梁先生說了許多景仰的話。在香港危機四伏的時

候,他們商討如何聯合中國方面的力量,來幫助英國對日作戰,替香

港解圍。羅旭和建議梁先生去找國民黨駐港代表陳策將軍,並贊同梁

氏逕電蔣委員長請求從速派軍援助香港。可是談到最後,羅旭和卻嘆

息著說:「從開戰以來,我們真是浪費了許多時間,現在這一切的

是太晚了,太晚了!」21

12月18日,部份日軍已在港島的北角、太古、鯽魚涌等地登 陸,此後數日,與港軍發生激戰。同時,日軍也在港島南岸赤柱一帶

登陸,港軍防不勝防。21日,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L. Churchill)

在倫敦堅稱「港軍絕不會投降。」25日下午六時,香港總督府升起白

旗,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宣布投降。26日,遵照日軍的指令, 楊慕琦打着白旗乘坐渡輪,到九龍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日軍指揮

部,正式向日軍總司令酒井隆投降。27日黎明,日軍部隊開始渡

海,佔據港島。”於是,整個香港淪陷為日軍「佔領地」

在十八天的戰爭裏,港島每天被炮擊轟炸,八十萬人口當中,有

兩萬人以上喪生。日本人認為「神聖、美麗」的太陽國旗到處飄揚;

但許多香港的華人看到「血腥的太陽旗」,卻覺得醜陋、可怕,好像

「一塊血紅的膏藥」

24

。

從25日下午港督宣布停戰,到27日上午大批日軍部隊進城之前

的兩三天當中,港島街市一片紛亂。據陳謙回憶:「二十五日晚間,黑

21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 83, 87, 97-100 22 葉德偉,〈日軍進攻香港情況> 85頁。

}

23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37頁。CO129. 590.25, enclosure: "Memorised Despatch From

His Excellency, Sir Mark Young,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al Affairs," December 28, 1941, p. 67.

24 唐海,〈香港淪陷記> :244-245頁。《大眾日報》,民27年6月15日,說那是「膏

藥般的紅日旗。」

23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37

Q

社會、「勝利友」等即乘機活動,打家劫舍,強姦婦女,勒收保護費,

無惡不做。.........一時各家謝絕來訪,閉戶不出,成了恐怖世界

軍進城數日後,秩序稍為好轉,人與人之間關係才又恢復。」 25

港島街市一場浩劫:日軍、爛仔與文化人

然而,日軍前鋒部隊多數是朝鮮人和台灣人,軍紀敗壞,每攻佔

一地之後,最初幾天長官不聞不問,放縱部隊為,肆意姦淫劫掠。 26

日軍在街上公然搶劫。有些士兵對手錶、鋼筆和照相機特感興趣,他

們手臂掛滿多枚搶來的手錶。不僅個別的士兵,軍部當局進行有組織 的搶奪。而且往往陸軍與海軍競爭搶劫。香港是遠東的一個重要商業

轉口,許多倉庫與商場堆滿大量的、各色各樣的物資與食糧。在戰爭 的歷史上,很少有像香港這樣,小小的地方囤積這麼豐富的物質與食

糧可供掠奪。目擊者有如下的描述:

一些大的店鋪都給封了門,門口釘上「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或者是:

「大日本軍海軍管理」的牌子。第一張安民布告上寫着:「保護華人財

產,香港戰爭是對付白種人的戰爭」;可是有許多華人的店鋪都給封了,

那都是比較大一些的鋪子,包括先施、永安、大新、國貨公司、買賣五金

材料、汽車行、汽車材料行,以及資本比較雄厚的商行。 .沒有經過

「皇軍」的允許,一切的物品,都不能自由搬動或買賣。

日本軍隊在海軍船塢附近......整理一個一個的獵物,......堆滿了一個空

地 ·卡車就將它帶到西環的碼頭去,放下了大輪船裏, 一直駛回

日本去。

我曾經在一個很大的單車行門口,呆看了多時,一輛汽車放在門口,幾個

日本兵指揮着苦力,把簇新的單車,從裏面一輛一輛的背出來,搬上了汽

車,那一家單車行的老板和他的太太、夥計們,就在門口站着,看日本兵

把整部汽車都裝滿了,然後,汽車開走了,又一刻,又是一輛卡車在他的

店前停了下來,跳下來幾個日本兵和苦力,於是簇新的單車,又從裏面一

輛一輛的搬出來。老板也只和我一樣,作為一個旁觀者那樣閒着,似乎這

些東西本來就不屬於他一樣,日本兵走了以後,還得替他看守這些還沒有

搬走的東西,如果遺失的話,那麼,老板當然得犯罪他至少加你一個

任意搬動的罪名。

差不多二十五日以後一個時期裏,每個日本兵都很忙碌·· ·都為着搜括物

資而奔走。......香港所有的汽車, ...都集中在匯豐銀行附近的草地

上 ·只要能夠搜括得到的,敵人什麼都要 ·這一次香港戰爭,他

們可算發了一大筆橫財1

敵軍在奪得香港後二天,舉行規模盛大的「入城式」,......「入城式」後,

士兵們放假尋樂,市民們卻因此遭災受苦,這些胡亂喝醉了酒的日本兵,

到夜半就四出找尋女人,他們三二個一起,敲打隨便那一家的門戶

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他們有被三個敵人一起輪姦的。

毫無抵抗力量的無數市民們,想出了一個消極防禦辦法: ·預先商定,

任何一家碰到敵兵來敲門時, ·就即刻敲起銅鑼,或者面盆......,這一家

敲了以後,那一家立刻響應,於是......整條街上都發狂一般的響起銅

鑼、... ·面盆. ·各種聲音了,... ·使來找尋女人的敵兵,感到心寒而不敢

再來找事。......這一種方法,也同時用在流氓[逐]家搶東西的時候。 28

,

25 陳謙,〈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載《廣東文史資料》 55輯,1988年:

144,147頁。九龍陷落之前,與港島遭受攻之際,「港、九兩地均曾受到黑社會人 物的打、搶、燒、殺;而淪陷期間,又認賊作父,甘作虎倀,替日閥的憲兵充當走 狗,殘害不少良善同胞。」見章盛,《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1980年,58頁。

26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2

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45頁

27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38-39頁。CO129.590.25, enclosure: "A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by L.T. Ride, p.198.

在那無政府狀態的幾天之內,不僅日軍士兵掠奪強姦,許多華人

與一些洋人也參加搶劫。比如:有些美國人侵入人家的空房子奪取

飲水過濾器,因為當時的飲水不清潔。更有眾多的華人,因為饑餓與

貧窮,而乘機搶取食物和日常用品。日軍不喜歡有人跟自己競爭搶

奪,隨時開槍射殺搶劫的人。搶搬皇后大道西的倉庫的物品,是由

28 唐海,〈香港淪陷記> • 245 250-254 ·

29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pp. 40-41.

23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日軍佔領地:太陽旗爛場,太陽旗倒了 23.9

流氓開始的,後來效仿者有許多貧困的良民。日軍開來一卡車的士 兵,進行鎮壓,打死許多良民。 30

日軍剛剛佔據香港的社會情況:

廣東人稱流氓為爛仔。香港的爛仔分區逐家收「保護費」,擔保 不搶掠,其實那就是變相的搶掠。有組織的爛仔大體上分為粵幫與閩 幫,為了利益衝突,曾經火併一次,雙方都有死傷,「後經調解,雙方 互出恤金恤慰死者,劃定勢力範圍,才算和平了結。」除了粵閩兩幫, 近年來又添了滬幫,他們之間互相爭執。爛仔公開在路上、在冷靜的街 角搶東西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空了對惡徒流氓表示同情與惋惜:

爛仔也是為了求生存而變成那種典型的人物,如果說這種人是人類中的惡 人,製造這種惡人的,還是這惡的社會。 ·就是歹徒爛仔,如果能夠好 好的組織領導也未嘗不可變質。 ·戰前戰後糊里糊塗爛仔歹徒不知死了 多少,戰後為了和日寇對抗而死的也不少,他們雖然也是為了殺敵而死,

可是有誰知道,有誰注意?也許有人看了敵人在對付歹徒而心裏感覺快意 吧?人類是這樣愚蠢,在由這種愚蠢份子構成的社會中,如何能有真是非 存在。31

許多人對社會政治問題,只看個表面,不肯用心深思;而薩空了 卻有深入的觀察,不愧為《光明報》的主編、可敬的文化人。歹徒流 氓之猖獗,並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之 不善所造成。歹徒是邪惡的社會製造出來的。因此解決之道,並不是 將他們監禁或處決,而是必須在平時改革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假 如只知道以監禁或處決歹徒來解決社會問題,那麼是太愚蠢了。偏偏 社會上愚蠢的人太多了,因此真假不分、是非不明。人類的愚蠢把社 會弄壞了,也製造了一些爛仔。

薩空了曾被爛仔搶劫,但他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他的日記, 生動地記述被搶劫的經過。從他的記述,我們可以瞭解並感覺到當時

30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92-93頁。

31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119,124,91,104頁。

由皇后道西轉入荷里活道, .走到一半,我已發覺那裏... ·有幾個爛仔

型的人。 ·我察覺之後便轉身下山,他們也知道我已察覺了他們的行

徑,就一擁而下,一個人抓了我的領口,兩個人分捉了左右臂,另一個給

我一個短匕首看, ·禁止我聲張。同時當然還有上下山的人,但誰肯過

問這種事,看見有人被劫持,正是他們自己逃避的好機會,所以我被這一

群公然給推到一個背靜的樓梯口,這時已有一隻手槍,指着我的胸膛。我

本來還相當鎮靜,可是當我想到身上一毫錢也沒有時,卻有點焦急

了。 ...我怕他們拿不着一元錢時,會打我一槍或刺我一刀用以泄憤。

我告訴他們,用最壞的廣東話,說我實在沒有錢,我穿的一件絲棉袍願意

脫給他們。我一面說一面解絲棉袍的衣扣,他們說不信我沒有錢,另一個

人乘我已將絲棉袍解開,就來搜我裏衣的口袋。裏衣搜不出,又來摸我絲

棉袍的口袋,他們摸出來我在皇后大道西用最後的一毫錢買的華僑日報。

搜的人笑了說,想不到他真沒有一個錢,這時我不知道為什麼也笑了。這

笑緩和下來全場的緊張空氣,拿手槍的人說,沒有錢,你就走吧,棉袍我

們不要。我匆忙的向外走,他又一把拉住我,叫我把衣鈕扣好再走,我很

安祥的將衣鈕扣齊,向他們點點頭走出來,一點不像剛剛過了劫。

他們忙了半天,只得了一張當天的華僑日報,我對他們真是很抱歉,我懂

得這群人也是為了生存才行劫,他們的心地,還是良善的。 37

薩空了被搶劫,卻能同情爛仔的處境,這位《光明報》的主編,

可敬又可愛。他認識到搶劫並不是單獨孤立的社會問題,而是牽涉到

整個社會結構、經濟制度、以及政治情勢,更何況那是戰爭當中糧食

物資缺乏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文化人陶希聖和他的家人也在香港九龍,有相似的遭

遇,卻有不同的感想。他的夫人與兒子們在九龍街上「被羣眾搜身」

搶去一些錢。他在路上遭遇了「好幾批羣眾」攻掠食品店。他看到

「羣眾搶劫......商店」。也看到鄰居女用人「參加了羣眾大隊」,去

32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140-141頁。

24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41

搶劫九龍倉庫。在他心目中,「羣眾」就是掠奪搶劫的人。正和港英 殖民地的統治者一樣,陶希聖猜忌懼怕下層民眾。他一家人住在一位 黃醫生住宅的樓上:「前面是兩層鐵門,經常關着,只有卧房的後 窗,可以向外眺望。小孩子們問不過,時時爬到窗台上去看外邊。外

邊是一條衖子。衖底是垃圾堆。堆旁是死屍。死屍上是蒼蠅。」香港

是人間地獄,必需盡快設法逃脫。有一位朋友想送他偷渡新界邊界,

「但是探查的人回報,那面有共黨活動。如果我過去,所受的危險是

與日軍之下相等的」,乃放棄這計劃。恰好日軍下令疏散難民。國民

黨地下人員替他一家人拿到難民證。他們夾在難民羣裏逃脫。最後安

抵重慶。1949年以後,陶希聖轉赴台灣,仍然當蔣介石、蔣經國政

權的御用文化人。

新界以及廣東地方有共產黨的抗日組織東江縱隊,正在極力搶救受

困於香港的文化人。但是國民黨右派文化人陶希聖懼怕共產黨、懼怕日

軍、也懼怕「羣眾」。而自由派、左派文化人卻祈望共產黨來救助。

抗日游擊隊,與文化人的脱逃

東江抗日游擊隊在日軍進攻香港的頭幾天,就派幾批武工隊隨日

軍之後,分批進入新界,滲入九龍市區中心。因此打通了幾條交通線

(從九龍市區,經新界,到寶安游擊區的交通線),為搶救陷落在香港

的文化人舖了基礎。在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廖承志,收到

周恩來的電報指示:「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留在香

港。他們是我國文化界的精華,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拯救出來,轉

移到後方安全地帶。」34

日軍既已佔據香港,文化人必需隱匿自己的身份,「化裝成客

商、海員、醫生、太太、工人、小販等,反複移轉住地」,以擺脫日

33 陶希聖,〈重抵國門> • 321 323 324 330

332-335

·

34 李筱峯,〈太平洋戰爭中搶救文化人的偉大創舉》,載《廣東文史資料》,44輯,

1985年,189-190頁。

24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軍與汪精衛系特務的監視追蹤,然後設法逃脫。35在香港分批撤出港 九的工作,由八路軍辦事處人員劉少文、潘靜安負責。東江游擊隊派來 的交通員,與在港的黨員配合,分批逐個跟文化人取得連絡,譬如在銅 鑼灣燈籠街貧民區找到鄒韜奮,約定時間與地點相會,而後帶他們以小

艇偷渡到對岸九龍。當時參加搶救工作的年青報人李筱峯回顧:

[1942年]一月九日晚上,韜奮、茅盾夫婦、葉小群、戈寶權、胡繩夫婦以

及年輕的女記者高汾等一大批文化人,分乘三、四艘大木船,在嚮導帶領

下,在夜色迷中,一般一般的銜尾而行,偷渡到九龍去。次日凌晨,當

海面還籠罩着薄霧的時候,他們又重新坐上小艇,朝着九龍紅磡區駛去。

上岸的地點選擇得很好,在敵人的探照燈不容易搜索到的角落裏登岸。但

是,每一批偷渡者幾乎都遇到碼頭上的流氓勒索「保護費」,這時就由我

們的交通員出面應付,有時得按每人付港幣一元的辦法,避免羅嗦。上岸

後,交通員又把他們帶進九龍市區的秘密集中點去。 一他們在第二天就

可以動身到東江游擊區去了。 .元旦過後,由于糧食緊張,難民眾多·

日軍開始疏散九龍地區的難民......。我們黨組織就利用這個時機,迅速分

批組織文化人化裝成難民,混在難民隊伍中撤出九龍·

36

。

在東江游擊隊搶救護送下,回到內地游擊區的文化界人士,共有

數百名,包括許多著名人士,譬如茅盾夫婦、鄒韜奮、胡繩夫婦、張 鐵生、張友漁、黎澍、胡仲持、沈志遠、千家駒、楊剛、宋之的夫

婦、于伶夫婦、胡風、胡愈之、廖沫沙、章泯、丁聰、葉淺予、沙千

里、曹聚仁、夏衍、郁風、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華、范長江、薩

空了、梁漱溟、國民黨左派人士何香凝與柳亞子和著名影星胡蝶............

等等。東江縱隊還搶救了國民黨要員如陳策、吳鐵城、陳汝棠和余漢 謀夫人官賢德;同時也營救八十九名國際人士,協助他們撤出香港轉

入中國內地

。

37

35 王作堯口述,范伯祥、王影整理,<我們怎樣帶領文化界人士逃離香港〉,載葉德偉

編,《香港淪陷史》,271頁。

36 李筱峯,〈太平洋戰爭中搶救文化人的偉大創舉〉 ,195-197頁。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产 243

搶救文化人入內地的過程中,「從香港至白石龍有一百多里

路,沿途有日寇的封鎖線,有大大小小股土匪的山頭」,故需有足夠

的警戒人員,才能確保安全。中共任命幹部王作堯負責布置警戒工

作,以及「籌款解決吃飯問題,並力爭救濟數以萬計的難民,從難民

中挑選一些願意參加部隊的青年,以擴充我們的隊伍。」38

就在營救文化人與游擊鬥爭的過程中,港九地區幾支武工隊,於

1942年2月,在中共的指導下統一成立「港九大隊」。蔡國梁任大隊

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蔡國梁原是香港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1938

年加入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陳達明原來在香港讀書,是香港學運的

一個領導人。港九大隊成立後,招募港九新界的青年、農民、漁民、

工人、學生和海外華僑青年參加游擊工作。香港的洋務工會、余閑樂

社、虹虹歌泳團、惠陽青年會、寶安青年會、海豐同鄉會、中華書

局、東華三院等社團,都有青年秘密到新界來參加游擊隊。 39

港人對日人統治之反應:抗拒、流亡、接受與合作

如上所述,香港陷落之後的幾天當中,秩序蕩然,不僅日本前鋒

士兵強姦掠奪,許多華人歹徒與民眾也參加搶劫。不過,等到大批日

軍進城之後,1942年1月間,社會秩序迅速回復,香港正式成為日軍

佔領地。

陷落之前,反日情緒彌漫香港社會,眾多香港華人參與各種抗日

救國活動。但香港既已淪陷為日軍佔領地,社會秩序恢復之後,香港

華人如何反應?有些人潛往新界、廣東地區加入游擊隊——東江縱隊

港九大隊,在中共的領導下繼續抗日活動。更有龐大數目的華人難民

疏散返回中國大陸。為了減少人口壓力與糧食需求,日軍有計劃的強

迫疏散香港華人。因此造成幾十萬人的難民,有的潛往淪陷地區、即

37 李筱峯,〈太平洋戰爭中搶救文化人的偉大創舉> ,200頁。《港九獨立大隊史》編

寫組,《港九獨立大隊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24頁。

38 王作堯:〈我們怎樣帶領文化界人士逃離香港〉,266頁。

·39 《港九獨立大隊史》,25-26,187頁。

日軍佔領與汪精衛南京政府管制地區,有的前往蔣介石國民政府管轄

區域。其餘留在香港的華人,迅速接受日本的統治。

事實上,英軍投降之後,日軍於1941年12月28日舉行「入城儀

式」,目擊者描述當時的情況:

是日,太陽旗飄展,日軍官領隊先行,而後是機械化部隊之坦克、炮車,

馬隊、步兵繼之,空中飛機翱翔,鳴炮賀禮。步兵中有「皇軍」、台灣

軍、偽軍等,耀武揚威,神氣十足。「入城式」任由居民觀看,佇立大道

兩旁的,有紳士、商人、工人、教師等,均手執太陽旗,揮動歡迎。大約

經過一、兩小時方告完畢。4D

港人為什麼迅速跟日人合作、接受其統治?有多種原因。第一,

過去英人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與殖民統治,使一般民眾一向對英國統治

者感到疏遠敵對。因此民眾隨時可唾棄英國的殖民統治,並不留戀。

日軍佔領初期,許多港人咒罵英國統治者的歧視壓迫,是華人真情的

流露,並不是說假話。第二,平時作威作福的英國統治者,面臨日

本的挑戰,居然不堪一擊,十八天之內,就舉起雙手向日軍投降。大

英帝國的權威與聲望,頓受重大的創傷。第三,相對之下,擊敗香港

英國皇軍之後,在港人心目中,日本的威望高漲。鄰近的廣州,早在

1938年10月就已接受日本的統治。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侵佔,日

日擴張,大有繼續進展之勢,因此日本對東亞的軍事、政治控制,似

乎無可阻擋。第四,多年來汪精衛黨派的《南華日報》在香港發行,

堅稱日本勢力無法阻擋,國人毋做無謂犧牲,務須與日言和,以便

「和平建國」。香港快速淪陷,似乎「證實」汪精衛的主張之可信;

更何況新來的統治者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甜蜜諾言。第五,日本

的政治宣傳,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民族歧視與殖民統治,指責

40 陳謙,(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

> 144頁。

41 參看 CO129.595.1, Anti-British Feelings in China, by John V. Braga, 1946.

24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45

重慶蔣介石政權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日人高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 洲」,高舉東亞的「王道精神」,宣揚中日合作,共同建立「東亞新

秩序」 。 42

第六,香港淪陷之初,社會極端混亂,人心渴望恢復社會治安; 因此任何政權只要能迅速恢復社會秩序與保障治安,就可能得到人民 某種程度的合作與支持。淪陷當初,日本軍部縱容打前鋒的士兵強姦 搶劫,導致社會混亂,然後開始收拾殘局,建立秩序維持治安,似乎 就有這種促使人民合作的政治用意。隨後在日本強勢的統治下,雖然 港人失去了政治自由,但是在某些方面如公共衛生(打預防針,蒼 蠅、蚊蟲、老鼠之撲滅工作)市區環境清潔(定期勒令市民清洗房屋), 情況比以前有所改善。3日人希望如此「治績」能獲取港人的合作。 第七,華人紳商與精英首先與日人合作,期望快速恢復地方治安與商 務營業。他們帶動了一般民眾接受日人統治;大家都冀望社會安定, 以利民生。第八,一百年來,香港原本就是一個殖民地,而且港人對 英國殖民統治者並不留念,因此換個殖民統治者,港人並不覺得太難 接受。第九,綜觀歷史,香港的政治命運,一向由外來強權所獨斷, 不容港人自由決定,人民毫無選擇餘地。以上九種原因,相互交集,

促使港人快速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

香港華人對戰火的親身經歷與感想,固然因人而異,但是他們也 有共同的經驗與感受。日軍飛機襲擊,港島英軍與九龍日軍隔海互相 炮轟,殃及池魚,華人無端受累;食物嚴重缺乏,物價高漲,加以社 會秩序蕩然,生命朝不保夕。一般華人普遍感到萬分恐懼、疑惑、 苦悶、悲痛,百感交集。因此,無論政治結局如何,他們渴望戰事結 束,早日回復太平。

有一位華商的日記,恰好反映當時一般華人渴望和平的心理。 1941年12月9日,他記載:日機散發傳單,叫華人不必害怕,解釋日

42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4日。

43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17日;《南華日報》,民32年3月1日;3月5日。

機轟炸的目標是英國的軍事設施、戰爭的目的在打擊白人在亞洲的勢 力、重建東亞新秩序。看到日機的傳單之後,他認為家人只要遠離軍 事設施,不必躲避。11日記載:英軍開始撤離九龍,日軍尚未到 達,九龍秩序蕩然,到處流氓橫行。13日記載:日軍已進駐九龍,

揭示安撫民眾,哨兵巡邏街道,因此流氓騷擾稍減。17日記載:港 島英軍以大砲轟炸九龍,有一街道走廊崩塌,華人十多人死傷。 23 日記載:英軍繼續炮轟九龍,有個炮彈落在他住家附近,十九人死

亡,十人受傷。

這位華商擁有一家工業染料工廠在港島中環。人在九龍,他最掛

慮的是他的工廠與員工之安全。他坐立不安,乃去算命占卜,夫人去

拜神求籤,皆預言吉祥,他半信半疑,仍然憂慮萬分。謠傳日軍已佔

領港島中環,數十萬人死傷,不知是否事實?遙望中環地區冒出白 煙,擔憂他的工廠員工生命危急,他又着急又哀傷,不禁悲泣。報載

日前日軍司令曾派員前往港島向英軍招降,英軍拒絕投降。英人頑固

不堪,港九唇齒相依,九龍既已失守,唇亡齒寒,港島豈能得保?26

日記載:他跑到街上買報紙,報載英人已向日軍投降,戰爭已經結

束,他即刻回家告訴家人這個「好消息」。29日記載:得知他的工

廠與員工均安全無恙,大喜。但倉庫裏的貨物全遭破壞,價值數千元

的物資付之一炬,心痛不已。他唯一的希望是日軍新政府迅速建立香

港新秩序,恢復繁榮。這是他的新希望。從頭到尾,他最掛慮的是他

的家人和工廠與員工之安全。1942年1月18日記載:港島街道的店

鋪裏,人們在打麻將,昔日的鬧市繁榮不再,但還聽到女人歡欣的歌

聲;歌女不知國家被擊敗的悲痛。總之,他迫切期望新香港在日人統

治下,早日回復太平繁榮。4

日本統治香港共三年又八個月,大概可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最

初兩個月(從1941年12月12日九龍淪陷、25日港島陷落,到1942年

44 Anon, "An account from memory of my escape from the fire of war," in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12-22.4.

24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宁 247

2月20日)是軍事統治時期,成立「軍政廳」,由司令官酒井隆指揮 軍事管制。第二,從1942年2月20日,磯谷廉介中將就任總督、成

立「總督部」以後的一年間,秩序逐漸恢復,一般社會情況並不是頂

壞,許多華人願意與日人合作,期望運早回復商業的繁榮與社會的安

定。可是,1943年2月以後,進入第三時期,情勢越來越壞;日軍戰

事失利,日人海運遭到阻擾與破壞,嚴重影響到香港的糧食與物資供

應。日人統治越趨殘暴。最後,1944年進入第四時期,香港經濟極端

困難,社會秩序越趨敗壞,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忍受暴政一直到1945

年8月16日,日軍投降為止。 45

對于日本的統治,一般港人的反應,隨着時局的演化而改變。日

軍佔領香港的第一時期,一般港人覺得恐懼、猶疑。第二時期,日人

政治宣傳,斥罵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殖民統治與民族歧視,宣揚「王

道政治」與「東亞共榮」,使許多港人有所期望,希望香港回復安定

繁榮。但是,第三、四時期,社會經濟情況惡化,日人愈趨殘暴,港

人的期望幻滅。這是一般華人對日本統治之反應的歷史輪廓。以下首

先討論,當初日人如何建立秩序,拉攏華人。

新秩序之建立:統治者拉攏華人商精英

日軍佔領香港之後,即刻試圖拉攏港紳,以便招撫華民。起初,

有許多港紳也急切地願意與日本合作,因為當時百業俱廢,他們渴望

恢復社會治安與商務營業。1942年1月8日,港報刊登消息:日軍司

令官酒井隆訂于十日中午在九龍半島酒店宴請紳商,包括華商總會人

物和舊英治時期的太平紳士等數十名,共商善後合作事宜。“到了10

日中午,港紳自動出席,多至一百三十三人。甚至有年已古稀的紳商

黄屏蓀,行走不便,仍然勉強赴宴。席間,日軍司令官大肆宣傳[中

日親善」,解釋英勇的日本皇軍進攻香港之目的,在解除英國及西方

45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I. C. Jarvie, ed., Ha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 96.

46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8-9日。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中、日同文同種,應提攜合作;”而目前急 務,仍是整頓貨幣、清理街市、恢復秩序與商務,期望港紳協力合

作。紳商申訴了許多實際困難,同時羅旭和與周壽臣發言,表示完全

贊同日軍司令官的談話,冀望中、日和平早日實現,並答應盡力合

作,恢復港九常態,謀求和平與繁榮。 48

還記得五個半月之前(1941年9月10日),在英國統治香港百年慶

祝大會上,羅旭和爵士與周壽臣爵士曾經代表香港華人,激昂地向英

人總督道賀致敬。而今,羅旭和又代表華人,激動地向日軍司令官保

證合作,並祝賀日皇萬壽無疆。周壽臣也表示,全心一意贊同羅氏的

保證與致賀。 49

於是,在日軍的授意之下成立「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又稱「香

港新生委員會」),主席羅旭和、副主席周壽臣,委員劉鐵誠、羅文

錦、譚雅士、李子方、李冠春、李忠甫、董仲偉、王德光、王通明。

善後會試圖解決一些當時華人社會民生的急切難題,如治安、交通、

衛生、清潔、糧食等等。這是一個臨時的組織,協助日人軍政廳處理

善後急務。

1942年2月20日,磯谷廉介中將就任日本駐港總督,成立「香港

佔領地總督部」,取代軍政廳。他發佈訓令,重申大東亞戰爭的目的

在消滅人類公敵英國的勢力,他期望港人合作守法,共同建立王政

治、確保東亞的和平與繁榮。50 2月25日,歡迎港督大會在娛樂戲院

舉行。參加大會者,有華僑各界代表,及日、泰、印、葡、菲、中等

國籍僑民代表,共一千二百餘人。羅旭和代表「香港全體華僑」致歡

迎詞:

47《華僑日報》,民31年1月11日。陳謙、〈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58頁。

48 The Hongkong News, 1942.1.12; 1942. 1. 8.

49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11,52.

2

145頁。

50 The Hongkong News, 1942.2.22.《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1日;民31年2月22日。

24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49

溯自大日本皇軍以神聖戰果,奠定全港,兵行所至,遐邇風從。在東亞民

族史中,佔最光榮之一頁。香港百五十萬中國人民,獲睹光明,於東亞新

秩序之下存榮與共,何樂如之。今日欣逢督憲履新,更見薄海歡,萬民

額手。欣幸愉快,奚可勝言。 ...今為親民父母之官,我全港僑民,實不

勝其擁戴之誠,景從之摯。本香港為東亞重鎮, ·雖歷兵戈,元氣斲

損,但賴皇軍當局之維護,已漸復進繁榮。仰見仁義之師,無美弗屆。我

僑民赤心所繫,至感鴻施。今督憲節旄遙臨,益見發政施仁,蒼生有

賴 ·而況督憲在華有日,久著德威,洞矚癥微,熟知民隱,......必能

福利群黎,修明庶政, ·建嶄新之香港。 ·我香港全民,......願以合

作之精神,勉作復興繁榮之努力。简肩艱鉅,共表忠誠。 ·將見八絃一

宇,紹聖業於元疆。 ·敬祝督憲政躬康泰,幸福無量。昭和十七年二月

吉日,香港全體華僑叩

51

在當時歷史環境之下,香港已經被日軍佔領,外來的強權既已樹立,

不可能抗拒;而且日軍司令與總督一再宣稱要施行「東洋道德」之

治;於是多位華人紳商乃表示赤誠擁護,訴諸支配者之人道與慈悲,

祈望跟日人合作能保護港人的權益、祈望能維護和平重建繁榮。

香港佔領地的立法,全由總督制定頒行。1942年3月28日,為

了便利其統治,並為了表示尊重當地華人的意見,在總督的監督下設

立「華民代表會」,作為總督頒行法令時的咨詢機構。任命委員四

名:主席羅旭和(舊英治時期行政局與立法局議員,旭和洋行東主,

華人置業公司董事)、劉鐵誠(交通銀行經理)、李子方(東亞銀行董事、

舊英治時期立法局議員)與陳廉伯(復興煉油公司總監督)。52

同時,另設「華民各界協議會」,任命二十二名委員,代表商

業、工業、運輸、金融、教育、慈善、技術、醫師、建築、勞動等各

界。協議會協助當局推行政務,每週開會二次,討論華人政務的各種

問題,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負有下情上達之任務。委員名單

51 《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6日。

52 齋藤幸治,《軍政下香港——新生 大東亞の中核》,香港東洋經濟社發行,昭

和19年,110-113 頁。

如下:主席周壽臣(東亞銀行董事長,中華百貨公司董事長,舊英治 時期立法局與行政局議員)、副主席李冠春(和發成公司東主,李子方

之胞弟)、董仲偉(華商總會主席,錢莊公會主席,道亨銀行東主)、葉 蘭泉(中華廠商聯合會主席,華人永遠墳場理事,孔聖堂司理)、伍華

(建築商會永遠顧問,畢打行主席,生泰建築公司總經理)、羅文錦(律

師,1935-41年舊立法局議員)、鄺啟東(南華日報社長,汪政權宣傳部

委員)、凌康發(港九總工會會長,茶居工業總會主席)、林建寅(港九勞

工總會會長)、李忠甫(東華三院1943年主席,亞洲行東主)、郭贊(華

商總會副會長,法國銀行華人經理)、陸靄雲(南華體育會會長,建東

公司東主)、周耀年(建築師)、郭泉(永安銀行司理,永安公司司理,普

益洋貨行商會主席)、王德光(華民代表會事務局主事)、譚雅士(醫生,

前東華醫院院長)、王通明(通明醫院院長)、鄧肇堅(鄧天福銀號經理,

中華巴士公司副主席)、顏成坤(中華巴士公司主席)、黃燕清(光華中學

校長,中小學校會主任秘書,保良局經理)、馮子英(東華三院1941-42

年主席)、章叔淳(上海商會會長)。53

當時香港名人精英,大多被拉攏,跟日本新政權合作。但有幾個

例外。香港的首富何東(英帝國爵士Sir Robert Ho Tung)在戰事發生前

幾天,暨夫人前往澳門拜訪澳督,正好避過戰禍,從此一直到大戰結

束,大都留居澳門,為了要避免居住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雖然他

曾經回過香港,這位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並沒遭到多大困擾。不過,他

的女婿羅文錦卻被迫與日人合作。55

另一位香港名人是曹善允律師(1929-37年舊立法局議員)。他的住

宅,在戰事一開始即被港英陸軍部徵用為陸軍醫療傷站,他與夫人

移居三子峻安的住處,不料日軍空襲炸毀居處,可是他一家人,吉人

53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 一新生 大大東亞の中核》,113-114頁。謝永光,《三

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6頁。

54 Irene Cheng, Clarn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 150頁;作者是何東的孫女。

55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Western Skies,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69, p. 133;作者也是何的孫女。

25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51

天相,幸免受傷。在這次戰亂當中,他簡直傾家蕩產。日軍佔領香港

之後,他兒子奔跑設法和幾位朋友的幫忙,再加上頂好的運氣,讓他

順利地脫離香港前往澳門。 56

又有一位香港名人李樹芬,拒絕與日人合作。他早年留學英國,

1911年獲愛丁堡皇家醫學院學位。回國參加同盟會革命,民國成立之

後曾當過衞生部長,和孫文的醫務顧問(1923-25年)。1926年以後,任

香港養和醫院董事長兼院長。港英政府委任他為立法局議員(1937-41

年)及其他政府要職。香港淪陷後歷經一年半的期間,他仍然主持養

和醫院。他是一位極度親英的香港名流、又與重慶政府的高級官員有

密切關係,因此日人對他既監視又拉攏。他認為英人統治下的香港是

「天堂」,日人統治是「地獄」。「天堂變成地獄」。他憎惡日人,

但表面上必需跟他們周旋敷衍,刻意表現自己是個失去政治性的、墮

落的醫生:他睹馬、跳舞、打麻將,似乎樂不思蜀;他在北角租了一

層屋,讓日人以為他金屋藏嬌。日人對他放鬆了戒心,任命他為日華

醫師公會會長;1943年8月1日,要宣誓就任那一天,他已暗中打扮

成一漁夫,冒險逃生,脫離香港,前往桂林與家人團聚,並恢復抗日

活動。57

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與真心誠意的協力者

香港華人紳商與精英,除了上述例外,一般都與日人合作,因為

他們要保護自己身家財產與事業,並希望能設法維護華人居民的權

益。然而,協力與擁護日人的程度,則因人而異,蓋每個人的政治社

會背景不同、思想與個性亦異。大概的說,有三種協力者:第一,大

多數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合作,他們消極被動。第二,有

些人是為了己身利益,積極主動協助人統治。第三,更有一些人是

56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香港:星島出版社,1986年,21-24頁;作者是曹善

允之子。

57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李樹芬醫學基金會出版,1965年,143-178頁。

真心誠意的擁護日本,熱情地支持日人的大東亞新秩序。讓我們觀察

幾個實例。

羅文錦律師(Man Kam Lo)是個歐亞混血人,早年留學英國。他是

何東的女婿,舊立法局議員(1935-41年),淪陷後不得不與人合作。

港英官員鼓勵他(和周壽臣、羅旭和等人)代表華人,與日人溝通、做

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期迅速恢復社會秩序、保護生命財產、望能幫助

華民和被囚禁的英人,解決一些實際的困難。根據他姨何文 (Jean Gittins)的回憶,日本統治期間,羅文錦極端苦悶,生活起居經

常被日探監視,他的三個女兒和幾個親戚,都在1942年以後逃離香

港,家人流離失所,使他憂心忡忡。59法籍人士 Count R. de Sercey

之觀察,亦謂羅文錦完全是被迫不得已,才與日人合作。60

比較之下,羅旭和則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早在淪陷前夕,他就跟日

人有所來往。他的為人,並不受人贊賞。以下是一段關於他的描述:

Q

羅......斡旋于官、商之間,起着溝通作用,從中撈得一點油水,以聊其

生。羅自其妻去世後,其女亦已畢業于大學,因不愜其父為人,離去,專

做家庭教師,維持獨身生活。羅亦不復聚· [他]的座上客,野草閑花

固多,雞鳴狗盜之輩亦屬不少。利之所在,無所不為。 ·[淪陷前夕]已

看到灣仔日本商號中(日本浪人)的購銷員,頻頻訪羅密談。

隨

後,......[他]的座上來客,已是一些日寇憲兵軍官。如此一來羅不僅經濟

上得到日敵支持,且有吉普車給他進出.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日

寇憲兵隊」等處,居然成為敵寇的「新貴」了。61

羅旭和被日人委任為「華民代表會」主席,他積極主動的協助日人統

治。每年在慶祝日軍佔領記念會上,他帶領羣眾高呼「萬歲」!1942

58 G.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1978, pp. 242-243.

59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 Western Skies, pp. 133-134.

60 CO129.591. 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Letter from

Bri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 in Chungking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Chungking, June 27, 1944.

61 存實,〈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

,

181-182買。

25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表揚,太陽旗倒了 253

年12月11日,為了慶祝大東亞戰爭一周年記念,華民代表會與協議 會聯合主辦兩萬人的民眾大會。羅旭和發表演說;李子方(「華民代 表])與李冠春(李子方之弟,協議會副主席)倡議,大會決議支持大東 亞戰爭。李子方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有力實業家,甚至在日軍佔領的 後期,戰時物資缺乏的時代,許多人挨餓的時候,他請客仍然在滿堂 高朋前,擺滿山珍海味。63

「華民代表」陳廉伯,更是聞名的親日派機會主義者。他是日本 總督磯谷廉介的舊識。過去,當磯谷在廣州沙面日本領事館任職武官 時,陳廉伯和汪精衛常到領事館和磯谷應酬。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康 伯成為汪政權在港的聯絡人。香港戰事期間,因煽動紳商向日軍議 和,被港英政府拘捕,關在赤柱監獄。與汪系《南華日報》的二十六 名工人,集體關在一間大房。獄吏對他特別歧視,每餐吃淨飯,沒有 筷子,用手抓來吃。日軍佔領香港後,陳廉伯獲釋。隨後,搖身一 變,成為磯谷總督的親信。陳氏疾視英人,誠心與日人合作。

鄺啟東是「華民各界協議會」委員,同時又是汪政權宣傳部委 員,和《南華日報》社長。碳谷總督說他只識得汪主席,因此一直對 他不關心;但比起其他被迫合作的紳商,他更積極主動協助人統治 香港。至于完全依靠日人起家的梅嶺(補任協議會委員),當然與日人 合作無間。在戰前梅嶺任職印刷所經紀,家住貧民區。日軍登陸之 日,家裏沒有一粒米;在街上他被日軍抓去搬死屍清理垃圾,由他當 領班。市面秩序恢復之後,日軍委派他當「戎克組合會長」(漁業公會 會長),組織漁民與日軍當局配合,出海捕魚,由「戎克組合」統購 統銷。梅嶺因此致富,亦成香港新貴,積極協助日軍統治。65

劉鐵誠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畢業,講一口流利的日

語,曾任南京政府鐵道部副部長。日軍佔領香港後,被委任為「華民

代表」,並任香港留日同學會會長,與銀行公會會長。他真心誠意

地擁護日本帝國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他對日本天皇忠心耿耿。

1942年4月29日「天長節」慶祝日皇誕辰,劉鐵誠一股熱誠發表聲

明,冀望「所有東亞人民皆成為皇的忠實臣民。」他呼籲中國四萬

萬人民,共同向日皇致敬,祝福日皇長治久安、萬壽無疆。”

周壽臣與日人協力合作就比較形式化。1942年2月25日,在歡

迎磯谷總督的大會上,他說:「督憲在華甚久, ·德望崇高,

對中國民情,尤為熟識,......必能福利僑民,奠安社會,以慰我僑民

喁喁之望。」這是形式化的歡迎詞,而且訴諸佔領者的人道主義,

強調「福利僑民、奠安社會」的祈望。這是被動的協力方式。

比較之下,劉鐵誠的歡迎詞就積極、熱誠多了。他以日語發言:

大日本皇軍忠勇的佔領,洗滌了香港百年來的污點,把百餘萬的僑民,由

殖民奴隸的生活,給解放了。而且,得到這一位愛護僑民、如保赤子、賢

明慈愛的磯谷閣下,做初代的總督,實在使我們不得不起一種如撥雲霧而

見青天的感想了 .......69

林建寅是台灣人,曾任福建鼓浪嶼巡捕頭。日軍佔領香港後,被委任

為「協議會」委員,與港九勞工總會會長。他是「真正效忠皇軍的死

硬份子。」70

早在1895年,台灣已經淪陷為日本殖民地,居民已成為日皇臣

民。戰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往往跟華人保持緊張的關係,因為他

62 The Hongkong News, 1942. 12. 12.

63 鮫島盛隆著,徐多鉤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

文藝出版社,1971年,43頁。

66 《華僑日報》,民34年4月11-12日,

67 The Hongkong News, 1942.4.29.

68 《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6日

64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

65頁。

6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7,75-76頁。

254 香港人之香港史

69 《南華日報》 民31年2月26日。

70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6-67頁。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裂,太陽旗倒了 255

們擁有日本籍身份與權利,有日本領事館的保護;台商往往成為排日 運動中的犧牲者。有許多台灣浪人,利用日本籍為「護身符」進行走 私、開設菸館、妓女戶,為非作歹,使台商和其他台灣人受累。”大

陸沿岸一般華人對台灣人的印象不佳,香港華人亦疾視台灣人。1938

年有一位日本旅客寫了一篇〈諜都香港之行〉,述說他的經驗:

有一天,我和青年T君到筲箕灣太古船塢遊玩,他在香港住了十多年,說

粵語極流麗,而且面貌上也酷似華人。 ·我們坐頭等電車去, ·突然 坐在T君背後一位似是知識份子的中國人......問[T君]:「先生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接着叫道「漢奸!漢奸!」其他的搭客也動起來。

我首先跳下車,T君跟着也跳下來

Q......72

。

1942年的九、十月間,香港嬰兒出生率,有不正常的增加 有許多是

敵人的孽種。 ·不少孕婦的丈夫,是日本人或者台灣人,他們強橫霸

道,根本不理會醫院的規則。 ·孕婦多數是先姦後婚的。 ·受敵人蹂

躪和不得已而成婚的,一般皆以嫁台灣人為賤。 ·因為......在日軍中,

台灣人多數充當最低級的職務。有一位產婦告訴我,她成為一台灣人妻子

之經過,先是,她在槍口下威脅被姦,其後,該台人時時增以糧食,終至

同居,有了孕。 ......73

倚仗人勢力的台灣人,也反映在香港鄉土文學。著名作家侶倫

(1911-88)的長篇小說《窮巷》(1948年)這麼說: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徵召許多台灣人加入隊伍。至少有兩千六

百多名台灣人(部隊、憲兵、憲查與公職人員)協助日本統治香港。一

般香港人對台灣人存有惡劣的印象,認定他們是助日為虐的「漢

奸」。日軍的前鋒部隊,多數是台灣人與朝鮮人,軍紀敗壞,強姦搶 劫,無所不為。在日軍部隊,他們通常做低賤的工作。根據李樹芬醫

師回憶:

日本佔領了香港的一年,阿貞已經十八歲, 憑了漂亮的面貌,在「報

導部」考取了一份電話接線生的工作;不但賺到軍票,更賺到

米。 ·完全是由于「報導部」裏一個地位不高卻頗有權力的台灣人的另

眼相看。 .到了日寇宣告投降,那個台灣人佔不住腳,要到廣州去躲一

個時期。他要求阿貞,等待他度過這關頭之後跟他一齊跑回台灣去,...

她〔母親】不能讓那台灣人把阿貞帶走。 阿貞和台灣人有過關係的污

跡... ·街坊許多人都知道了

。

74

有一天,我在灣仔的中華旅館門前,發現我們失去的救傷車。我查問,得

知此車已為旅館所有。 ·旅館......走廊上有許多年輕的妓女。我為之愕

然,同時也立刻意識到這是妓女的大本營了。 ·由醫務部派來此慰安所

當通譯的· 林正富,[是]台灣人。 我......問他,旅館要此何用?

他說是旅館載妓女到香港大學檢查的。 ·濃裝抹的妓女,約有二百餘

人。這一家,當是普通的供日本士兵洩慾的妓館。據說,為日本高級軍官

而設的妓館......是在半山區的「千歲館」

並非每個台灣人都仗勢欺人,有許多善良的台灣人被日軍徵召,

送到海外戰場。比如說,陳志豐、許伊度、吳建豐三位台灣原住民, 被編入軍隊送到香港;當時受到日人牧師的感召,三位都皈依基督 教;戰後,回台灣神學院進修,後來當了牧師。但也有一些台灣人 在香港積極跟日軍協力。比如:廖永清是港島東區憲兵隊長清水手下 的憲查隊長。據香港作家謝永光說,「不知多少無辜平民,被誣指為 抗日份子而死在他的手上。」 難怪一般香港華人對台灣人的印象極

71 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社,1994年,119-120頁。《大眾日報》,民27年6月16日;民28年3月18日。 72 殷楊編,《嚴重的香港》,民國27年,11頁。

73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 ,128-131頁。

و

74侶倫,《窮巷》(1952年初版) 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39-41頁。 75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51-52,178-187頁。

76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46頁。

256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57

壞,認定他們是日為虐的協力者。事實上,仗勢欺人的台灣人,比

日本人更糟糕。7

福建人華僑胡文虎在新加坡、緬甸、香港與上海等地擁有甚多財 產。日軍佔領香港時,他住在香港。日人把他跟顏惠慶(曾任國務院 總理)、陳友仁(曾任外交部長)等人一起軟禁在半島酒店,威脅利誘, 要他們支持日本,出任偽職。但顏、陳兩人堅決表示既已年老退休、

無意再入仕途;而胡文虎則謂一向做生意,不懂政治,加以婉拒。

不過,胡文虎卻替日人採購米糧,提供日軍佔領下的香港與大陸的物

資需求。1943年7月17日,日本內閣總理東條英機在東京召見胡文

虎,兩人精彩的對話持續一個半小時,反映他與日人協力合作的動機 與性質,值得詳細敘述。

首先必需注意的是:日人一向堅稱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為 了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拯救解放東亞人民,實行王道政治。這些政治宣

傳口號,正好提供華人一個批評時政的空間,以謀求改善自己的處境。

東條:「日中之間戰爭的本質是兄弟之間的矛盾吵架, ·如果重慶政府

承認由于當了英美的傀儡而造成中國人民塗炭的苦難,並對此錯誤

悔改的話,我將......宣布日中戰爭明天就可以結束......。」

胡:「......汪精衛政權是依靠日本的力量支撐的, 上海的商人,南京

的政客,只知道撈錢。廣東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用人不當,任人唯

親......,那麼人民悲慘苦難生活,又如何能夠得到拯救呢?. J

東條:「南京政府成立的時間很短,好比三歲的小孩,不能像要求大人一

樣來要求它 ·只能盡力扶植培育它茁壯成長。 ·普救民生的

有關問題,是我今天想和您談的主要內容。中國人民如今生活十分

艱難、困苦,我聽說常有人餓死,然而卻有富餘的大米。

。

我希望你能認識到自己的使命,為協助帝國工作而努力。

這些物資,日本將無償的把緬甸的大米給您交換作為代價,就是物

物交換。這樣中國的百姓就會得救了。 .帝國的政策是保護南洋

華僑,並努力使其生存、發展。......」

胡:「華僑們具有強烈的愛國心, ·當初中國在英美的壓迫下,華僑最

大的願望就是早日擺脫英美的壓迫。 ·現在日本應考慮釋放華僑

中的優秀代表人物。 ·如果貴國加強進攻中國,那麼即使運來緬

甸大米,我看對解決民生問題仍無濟于事。如果貴國能緩和戰爭,

那麼,我將盡力做好戰爭物資與緬甸大米的交換工作。」

東條:「... ·關於日中之間關係的分歧,我們暫時擱置不談,盡量談談我

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吧,您考慮如何運出緬甸大米以救濟百姓呢?」

胡:「盡管閣下想把重慶的戰爭與中國人民的民生問題分開來談,然而在

目前形勢下,這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我是個華僑,我實在不忍看着

人民在苦難中掙扎。」

東條:「......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解決缅甸大米的運出問題,望您妥善解

決。」

胡:「我目前尚被軟禁,如何方便去米呢?」

東條:「......為了這次的順利進行,我會盡量向有關方面交代提供方

便的。」 79

胡文虎投資五十萬元,並集合其他商人,合資組織「香港民食協助

會」,由他當會長,另外二十三名職員,分別負責設法對外採購各種食

物;同時又設立「中僑公司」,派員到泰國、越南購買白米,以機動帆

船運回香港,一半交付日軍當局配給居民,一半分給會員合作社。60

上述東條內閣總理與胡文虎的一段有趣的對話,反映兩個事實:

第一,日本宣稱要「拯救亞洲、實行王道政治」的神話,正好提供華

人一個批評時政的空間、謀求緩和日人的控制,改善自己的處境。不

本......急需鎢、棉花、桐油等戰爭物資,您如果能盡力從內地運出

77 CO129.591.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78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pp.48-49.

2.58 香港入之香港史

79孔永松、紅卜仁,〈論胡文虎在香港淪日期間的大節〉,載《廈門大學學報》(哲社

版),1993年第二期,38-43頁。

80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109,謂 Tojo Company, Ltd. 是華、日合資之公司,專由南 洋運進口。另外,参照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118頁;與關雄,《日 佔時期的香港》,101-102頁,謂「東榮公司」也進行運入口。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到了 259

僅一次,胡文虎毫不猶豫地當面告訴日本統治者說:假如他們繼續目 前的統治方式,他們將不會贏得華人的認同合作。在當時的環境 下,講這種話是相當有勇氣的。第二,胡文虎運和其他物資到日軍 佔領地的香港,固然是與人協力合作,同時也協助香港的華人同 胞。另外,在日軍授意下設立的「東亞建設基金」與「華民慈善總會」 籌款獻金運動中,胡文虎屢屢慷慨捐款。處處表示跟敵人合作並不

--一定就是不「愛國」,視歷史情況而定。假如用「愛國」觀念與詞彙,

可以說胡文虎是一個「跟敵人協力的愛國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

patriot)。

他持續與人合作,1944年7月在日本軍政府監督下,於廣州創

辦日報,並開設銀行與商務公司。英國官員認為胡文虎是「一個典型

的華僑殷商,認真發展企業,但政治方面是個機會主義者;蓋他曾

經是重慶國民參政會員,而香港淪陷後則與日人協力合作。2胡文虎

是「機會主義者」,也是「與敵人合作的愛國主義者」

歷史一再顯示「愛國主義」是非常複雜、含糊、曖昧的現象;

「愛國」的方式因人而異,而且隨着歷史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有多

種的「愛國主義」。它不為政府官員所專有,也不為任何人所壟斷。

綜觀上述,淪陷期間的香港有多種跟日本合作的協力者:大多數

華人紳商(如羅文錦、周壽臣)是消極被動的協力者。有一些是積極主

動的協力者,如羅旭和、陳廉伯、鄺啟東與梅嶺等人,而且他們之間

又有程度的分別,視各人情況而定。也有一些是真心誠意擁護日本主

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協力者,如劉鐵誠與凌驥。也有像胡文虎那

樣「機會、愛國主義的協力者」。

與過去英國一樣,日本在香港也施行殖民統治,可是它有一個重

要特徵:日人任命眾多華人參與地方行政管理。這一局勢導致兩種後

81 CO129. 591. 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82 CO129. 591. 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Secret: Extract

From Fortnightly Intelligence Report," July1-15, 1944.

果:一方面,參與行政管理可讓華人在政治上有所期望,但另一方面 卻加強日人對華民的侵擾與控制。這是矛盾的情況,難怪華人對「東

亞新秩序」之期望,迅速幻滅。

華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期望與慶祝盛會

日人除了委任華人精英組成「華民代表會」與「華民各界協議會」 之外,還任命眾多華人參與地方行政。1942年4月至7月之間,日軍 當局開始設置地方行政單位,將「香港佔領地」分成港島、九龍與新 界三個「地區」,各設一個「地區事務所」,由日本官員出任所長, 遵照總督部之命令與指示,管理各地區內之產業、經濟、學事、宗 教、衛生等一般行政事務。「地區」之下,再設「區」,號稱是華人 「住民之自治行政機關」。港島分為十二區,九龍分為九區,新界劃 為七區,共二十八區。各區設正副區長各一人,由總督任命當地華人 出任,管理必需物資之配給、戶籍調查與衛生事務等。 83

各「區役所」內之吏員由區長任免。為廣徵民意,各區設「區 會」,為區長之咨詢機構,區會議員之數額五至十名,由區長任命, 區長同時為區會議長。全港區會議員總共百餘人。「區」之下,設 置「鄰保」,鄰保班長由區內居民推舉,其任務有三:第一,下情上 達;第二,傳達當局意旨;第三,協助推動區政。51942年9月,香 港地區任命七百七十七個華人市民協助管理他們居住的街市。從此,

多數的華人持續加入地方行政工作。

o 86

全港行政系統,上自「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下 至「地區事務所」、「區役所」、「區會」與「鄰保」,所用的華 人公職人員,總共不止四千人。”此外,日人雇用許多華人在各種政

83 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 ,112-113頁。《華僑日報》,民31年1月24日。

84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104-105買。

8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81頁。

86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 114.

87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69.

26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1

府機關工作。跟英治時期相比較,日治時期的香港有更多的華人吏員 參加政府與地方行政管理工作。他們來自香港社會的各階層,各行 業,各地區,各街市。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如此眾多的華人參與政 府工作與行政管理。雖然他們缺乏政治權力,雖然他們經常受日人的 指使,但是他們至少有機會利用他們的職位盡力保護自己,盡可能爭 取己利、維護港人權益。日人集權的統治也是有限制的,受客觀條件 的限制,因為到底日人的指令,也必需仰賴這些眾多的華人公職人員 的合作,才能付之施行。

比過去英治時期更有機會參與政府行政管理,使部份華人在政治 上感到某種程度的滿意。這只是跟過去相比之下,相對稍許的如 意。許多華人並且期待香港將早日恢復安定繁榮。不過,這種相對的 如意與期待,只限于日軍佔領香港的第二時期(大約自1942年4月, 日人開始任命華人充當地方公職以後,到1943年年初為止)。在這個 期間,日人政治宣傳,斥罵英帝國主義在亞洲殖民統治與民族歧 視,宣揚「王道政治」與「東亞共榮」,同時開始委任眾多的華人充 當地方行政管理之公職。

由于華人公職人員的合作,1942年間,有多次公共節日都能動 員組織萬人以上的羣眾大會。1942年2月18日,為了慶祝日軍佔領 新加坡,三萬華人加入在港島舉行的遊行活動,另外有兩萬華人參加 九龍的慶祝遊行。在人頭湧湧的港島慶祝會上,「香港善後處理委員 會」主席羅旭和站在講台上,興奮地跳躍一次、二次、又一次,高喊 「萬歲!」一次、二次、再一次。兩英里長的遊行隊伍,主要由華 人、日人所組成,包括舞獅、舞龍、歌舞和各項華人日人提供的項 目,以及少數印度人、菲律賓人、泰國人與葡萄牙人的社團。日機盤 旋上空,散發二十八萬張慶祝傳單。港九各地到處張貼海報,宣揚 「東亞共榮」,斥罵英美帝國主義。六萬枝日本國旗分發給港九市

88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115.

民,太陽旗到處飛揚。1942年3月17日,又有同樣的萬人聚會遊行,

慶祝仰光與荷屬印尼的陷落。有一百四十個社團參加遊行與歌舞等各 種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皇軍的輝煌勝利,一時之間,令許多

港人感到印象深刻,使人目眩。9

1942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五週年記念演講大會,於當天下午六

時至十時許,在娛樂戲院舉行,由「華民代表會主席羅旭和主持。

會場懸掛中日兩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上方寫上「和平、

反共、建國」字樣,是南京汪政權的國旗)。上台演講的還有葉蘭

泉、鄺啟東、劉鐵誠、李子方、周壽臣、凌驥(留日同學會理事)等

人。他們一致認為中日因「誤會」而引起戰爭;兩國同文同種,必需

互助合作,共同努力建設新東亞。凌驥特別指出:蘆溝橋事變的爆

發,是因為日本要把中國從英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下拯救出來。大會通

過李子方的提議(陳廉伯附議),通電重慶:

蔣介石先生暨各院部長各將士偉鑑:諸公抗戰既已五年。抗戰結果,外則

徒供英美利用,內則徒使人民塗炭 ·我旅港華僑同胞,在賢明總督治

下,與友邦協力向大東亞共榮圈確立之大理想邁進。 ·敬希諸公能正視

現實,翻然覺悟,對無益之抗戰,立即停止,實現全面和平,以救國救

民。 ·羅旭和[以下二十六人]暨全港華僑同叩。50

1942年10月10日慶祝雙十節,全港各公私營機構及政府機關全

部休息,懸掛日本太陽旗與中華民國(南京)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

特別允許市民燃放鞭炮;表示中日合作,以對抗英美帝國主義。兩華

會宣言中日必需合作,共同建設大東亞。1

1942年12月11日,「華民代表會」與「協議會」,聯合主辦慶

89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p. 182-184 · 《南華日報》 ,民31年2月17;民31年2月

18日;民31年3月16日;民31年3月18日。

90 The Hongkong News, 1942.7.8.《南華日報》,民31年7月8日。

91 《南華日報》,民31年10月12日。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75-76頁。

26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3

祝「大東亞戰爭一週年記念、華民民眾大會」。日本總督磯谷廉介率 領各部部長,出席盛會。兩華會全體代表、港九各區區長、區議員、 區役所人員、各社團及其他自行參加的人,「凡數萬眾,其熱烈情 形,為香港百年來所未睹」。民眾向總督熱烈喝彩,聲震山岳。大會 通過李子方提議(李冠春附議),宣布全力支持大東亞戰爭。議決致電 東京東條英機首相及陸相、海相,感謝皇軍保護香港民眾,誓將盡力 支持聖戰,並祝賀勝利。市民治部長、西川報導部長及華人代表, 相繼演說。最後,羅旭和領導民眾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劉鐵 誠領導民眾高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萬歲!」;市來民治部長領導民 眾三度歡呼「中華民國萬歲!]92

如上所述,在日軍佔領香港的第一年當中,至少有三次盛大慶祝 大會,動員兩萬名以上的羣眾參加。如何能動員得起來?光是靠日軍 憲兵隊強迫民眾參加慶祝會嗎?顯然不是。1942年香港一般社會經濟 情況,尚未陷入太大困境。在日人統治下,許多華人對香港的將來還 存着希望,還期望早日回復安定與繁榮。跟過去英人統治時期相比 較,日人統治下有更多華人參與政府與地方行政工作。這一方面,許 多華人感到相對稍許的滿意。假如沒有眾多華人公職人員的合作,兩 萬人以上的盛大聚會無法動員起來。

在眾大會的講台上發表演說的華人代表,也不是完全被迫合 作。本章的上一節已經詳細討論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和 真心誠意的協力者。有些人是被迫表態,有些是出于自願。有些人與 奮地高呼萬歲,有些只是低聲敷衍兩句。在1942年的幾次羣眾大會 裏,有些華人代表慷慨激昂地演說,或許多少反映當時許多民眾的心 境。假如當時大多數羣眾確實痛恨日人的話,羅旭和大概不至于在每 次聚會都興奮地跳躍一次又一次,歡呼「萬歲」一次再一次;李子方 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的提議支持大東亞戰爭。因為他們這樣做將招致 羣眾的憤怒、輕視和恥笑。

92. The Hongkong News, 1942.12.12.《南華日報》,民31年12月12日。

總之,1942年的幾次慶祝大會,都能動員兩萬人以上的羣眾與

會。或許這正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經濟還沒有陷入太艱難的困境;或許

多數華人對日軍佔據下的香港還存着一點期望;冀望早日回復和平與

繁榮。

但是,這種期望的心境短暫易逝。經過一年的日人統治之後,

1943年以後,華民已經看到實際上人究竟比英人更傲慢蠻橫、更具

種族偏見、更腐敗、更殘暴。加以華人生活越窮困,於是對日人深惡

痛絕。那時候,萬人以上的聚會也動員不起來了,羅旭和也逐漸放低

姿勢。1944年以後,華民代表也紛紛裝病,假如出席會議,也保持消

極沉默。

日據後期:港人期望幻滅

日人在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本來就是要加強日人統治香港的工

具。日人自己承認,鄰保制度乃是提供「軍政細部滲透之用。」3 日

軍憲兵與憲查(警察),監督「區役所」與「鄰保」制度,滲透每個街

市,控制基層民眾。同時,日人還進行組織各種會社,如日華醫師公

會、銀行家公會、律師公會、中醫學會、藥劑師公會、柴業公會、中

藥組合、疋頭行組合、寫真商(照相業)組合、人力車商組合等等,表

面上是行政指導,實際上是鉗制與勒索。日本集權統治,侵擾各行

業各階層的香港民眾。

1943年2月以後,香港情勢漸趨惡化,日軍戰事失利,海運遭到

阻擾與破壞,影響香港的糧食與物資供應。人採取遣散人口政策,

以減輕糧食負擔。憲兵與憲查將乞丐、無業游民、流浪者拘禁,集中

於北角難民營,為期約一萬人,然後將他們押解出境,途中多人餓死

或病死。1943年3月,因糧食問題日漸嚴重,日軍在街上大肆捕捉市

民,平均每日有一千多人被強行用船送到廣東沿岸,丟下不顧。日人

93 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113頁。

94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74頁。

26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5

96

警察局副局長說這些市民是不必要的「無用的人」。因為生活困 苦,華人自動離港歸鄉的人增多,到1943年底,香港人口不足八十 萬。部份公職人員也離港歸鄉。「若干區制下的工作人員亦隨之他 徙,或縱使留在香港亦無心戀棧。......區長及其屬員,走上一個無 薪可支的窮途。......連半餐溫飽都談不上,惟有退出或放棄。」

日人鮫島盛隆的《香港回想記》,含有日據後期社會情況的描 述。他原來是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宗教部主任與教授,1943年9月底被 日本政府派去擔任香港基督教總會顧問。他的任務是指導協助香港基 督教會,謀取官民的溝通融和,以安定民心。這位曾經在美國接受高 等教育的學者牧師,對華人頗表同情,時常深入信徒群中為之排解困 難。他對日據後期香港的描述,平實可信:

十字架也慘遭毀壞。最使我們痛心憂戚的是建築堂皇的九龍城浸信會,險

被改作軍隊的慰安所(譯註:軍中妓院)......

每當我要去見憲兵時,必先禱告。... ·我才有膽量為那些可憐的被壓迫

者,走入那戒備森嚴,令人心悸的憲兵隊之門。有時候被憲兵叱責:「為

什麼要這樣親切對待中國人。」

渡邊氏是信義會的牧師, .被陸軍「動員令」所徵召, ·遣派到香

港。 受任命為通譯官,在九龍的俘虏營服務。......[他]深知俘虜們的

苦楚,尤其同情染患瘧疾苦熬着的患者,暗解私囊買得藥品,背着長官分

送病人。不料有一天這事終于暴露,被嚴厲叱責了一頓,甚至說:「像你

這樣的賣國奴,不能留在此地,更沒有飛機船隻送你這種人回去,跳海游

泳回去吧!」我還記得渡邊氏曾到平岡的事務所來,憂心如焚,談說此事

的那哭喪可憐的樣子。 98

。

天下再沒有比那些受軍隊淫威所欺凌的民眾更可憐的了 ·我赴任時 [1943年9月底]的香港已經度過了交戰時期,正行着佔領軍政,這類[欺凌 殘殺]事件倒還不多,當時已是有紀律的法治社會; 然而......戰爭的 恐怖、不安與暴虐仍然到處彌漫。 ·香港......日漸面臨糧食、飲水、燃 料、電力等生活必需物資的缺乏,因而民面有饑色,野有餓莩,街巷且常 見有無人照顧的遺屍。 ·兼以美軍飛機開始了頻繁的轟炸,每次來襲, 總是死傷慘烈。

0 .....97

隨着情況的惡化,蠻橫的憲兵隊也加劇對華人的控制與侵擾,連 教會牧師與信徒都不放過。鮫島牧師回憶:

有的華人教會禮拜堂的座椅,講壇,都被拆搬一空,改成軍隊的馬廄。我 與平岡先生訪問那教會,心想「如此殘酷不講理」二人相視長歎。我們互 言「這般暴亂,豈能奢求民心歸日本。」又有的教會頂塔的教會象徵-

95 The Hongkong News, 1945.7.21.

96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107,125-126頁。葉德偉,〈日治時期的香港〉,載

葉德偉編,《香港淪陷史》 ,119頁。

97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 98-99頁。

1944年,盟軍在太平洋戰場步步進逼,日軍節節敗退。從2月到

6月,盟軍相繼攻佔馬紹爾羣島(the Marshall Islands)、新幾內亞(New

Guinea)與瑪里亞納羣島(the Marianas Islands)等地。8月11日,美軍攻

佔關島(Guam)。 10月19日,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率

領盟軍登陸菲律賓,進行殲滅之戰,日軍潰敗。11月26日,美軍B-

29轟炸機以塞般島(Saipan)為基地,開始進行轟炸日本各城市,太平

洋戰爭進入新階段。

日軍佔領地的香港,孤立無援,海陸交通無法航行。人民生活困

窮,日益嚴重。1944年11月,「大眾的糧食已到了米珠薪桂的地步,

隨着,物價也扶搖上升,無業遊民充塞街巷。面臨絕糧餓的不安日

子已逐漸沉重。」1945年1月,因戰事緊張,日本軍部將磯谷介廉調

往台灣,改派南支那日軍司令田中久一出任香港第二任總督,但田

中仍然坐鎮廣州。「1945年,香港似被黑雲籠罩一般,頓呈黯

淡。......美軍機羣的轟炸突趨熾烈。......日本軍用機已經完全無力招

98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 96 › 132-133 · 173-174頁 99 The Hongkong News, 1945.1.14.

26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7

架。......民眾的不安逐漸加深,對日本佔領軍的統治也失其信賴,不 滿之聲載道。

j 100

太陽旗倒了:「日軍佔領地」終了

1945年1月21日,盟軍再度空襲香港,這是最厲害的一次。三 百架飛機做地毯式轟炸,炸彈落在灣仔中心區,十幾條街被炸成瓦礫 一片,毀屋五百餘間,居民死傷無數,血肉橫飛。101 1月28日又有一 次激烈的空襲,飛機投下燃燒彈,九龍地區的災情更形慘重。6月12 日,又有美機五十九架來襲,投擲燃燒彈,中環區房屋多棟被燒毀,

美機B24型三架被地上炮火擊墜。102

在歐洲戰場方面,德國已于1945年5月7日正式向盟軍投降。此 後日本單獨作戰。英美盟軍全力轉向太平洋戰場,對付日軍。4月1 日到6月21日,沖繩島之役,日軍慘敗。8月6與9日,美機在廣島 與長崎投下原子彈。

日本敗北之傳說已風聞於香港民間。8月14日,全港市民傳遍 了明日將有重大消息的廣播。15日中午,日本天皇在東京空中廣 播,向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103 下午,香港JPHA廣播電台,先後 用日語和粵語宣讀日皇投降詔書。於是,「全市再起了迫不及待的狂 歡之聲,『和平!』『和平!』叫賣號外之聲穿街過巷,與之配合的 『和平,感謝!』的歡騰之聲,到處流動。」市面價狂跌;「華人 住宅紛紛懸出中國旗,市面一片旗海,市民燃放爆竹以示慶祝。」105

鮫島牧師回憶:

以八月十五日的戰敗之日為界,香港情勢已經完全改變。迄今一直是支配

者,佔領者的日本人,都成了被支配者,成了沒有自由的階下囚。到昨日

仍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軍人,從將官到兵卒,都被剝下肩章,徽號,佩

劍,武器也悉遭繳械,化為一介匹夫......。人間世事浮沉更替,令人難

測 ·正如同被剝掉肩徽的將軍,我狼狽地自「最高顧問」的座位滾落

下來

。

106

港九許多地方,都發生市民毆打日人事件。「一個日本兵在中環

馬路上走過,不知是誰喝了一聲「打!」......,許多市民都一湧而 上,連一個六、七歲的男孩也鑽入人羣中去了。.........最後,連推帶踢 乾脆將這不知是死是活的兵踢入海中。」在日軍投降後,英軍未 返港的一段時間,社會紛亂不堪。日人隨街被追逐毆打,日人住宅與

商店財物,幾乎被搶劫一空。 107

英人香港輔政司遜(F. C. Gimson)從集中營出來,召集舊部組成 臨時政府。發布指令,除軍人以外所有三千五百名日僑都集中在九龍 的威菲路(Whitefield Barrack)兵營。後來將他們解移到赤柱戰俘集中 營,以備遣送返國。「長列卡車滿載了......戰敗民族;中國民眾沿路 圍觀,詬謾罵,嘲笑怒吼,極羞辱之能事;有不少人甚且投以石

子。」108

8月26日,「白銀丸」郵輪謠傳「載着八噸黃金,準備席捲回國。 船上同時載着六百名日本高級官佐及漢奸份子撤離,豈料未出港海即 在外伶仃銅鼓灣觸雷沉沒,六百人葬身海底。」據說他們包括台灣人 「憲查隊長」廖永清與「華民代表」陳廉伯。109 民間謠傳當時船未即 沉,廉伯緊抱着船的桅桿,但見其愛妾已被波去,「忽沉浮,

100 鲛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119,123頁。

101 《華僑日報》 民34年1月22-23日。

102 《華僑日報》

3

344頁。

民34年6月23日。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40,343,

103 《華僑日報》 ,民34年8月16手。

104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38頁。

10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97頁。

268 香港人之香港史

106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38-139頁。

107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398,410頁。

108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44頁。CO129.591.18, enclosure: Harcourt's War Diary,

P.29.

109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 76, 345-346 ·

: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9

舉手求救。 ·大量黃金纏在她的腰間,不救不行, ·不料其妾死 力抱住廉伯,即雙雙下沉。]11o 陳廉伯是當時傳奇人物,因此傳說紛 紛,不可輕信。其實,1944年12月24日,美機襲擊日本航線,陳廉 伯死於赴日途中。另一位「華民代表」劉鐵誠患心臟麻痺症,在 美機空襲中受傷,於1945年4月9日病逝,享年五十七。2

原子彈迫使日本匆匆投降。於是,中英兩國政府競爭,要搶先接 受駐港二萬多名日軍的投降。香港是華南戰區,蔣介石是中國戰區最 高統帥,理應由他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但英國政府求助於美國,向 蔣介石施壓力。原來在戰爭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主張戰後香港應 歸還中國。但戰後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香港......劃在中國戰區之 外」,支持英國在香港受降。蓋戰後美國與蘇聯之關係已開始呈現緊 張,美國需要英國的支持以對抗蘇聯,因此支持英國在香港的地位。 在美國壓力下,蔣介石勉強同意,英國夏慤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H. J. Harcourt)代表英政府、兼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雙重身份,接受 香港日軍投降。113

歷史顯示,強權往往可以隨意更改國際公法,然後將它「合理 化」與「合法化」,把非法變成「合法」、不合理變成「合理」。國 際與國內,強權往往製造「真理」。香港的政治命運,一向由外來的 強權所獨斷,不曾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外來強權從來不考慮民意測 驗,更沒有公民投票。然而,港人的政治意願,有何傾向?吾人只能 根據史料來推測。

有位馬姓華人逃出香港後,於1942年9月28日,寫信給英國首

110 存實,〈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 :181頁。

111 《華僑日報》

,

民33年12月26日;民34年1月11-12日。

。

112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10頁;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131頁。

113 余繩武,劉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220-223頁。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47-51。高岱,<戰後香港歸屬之爭 論述〉

「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1997年12月。CO129.591.

>

18, pp. 8, 87.

相邱吉爾,謂:比較之下,日本暴政令全港華人感到過去英人統治之

可貴,因此他們渴望香港回歸英國統治。114 另外,一位法籍人士

Count R. de Sercey於1944年4月25日離港抵達桂林。根據他的觀察:

目下香港華人頗為反日;他們贊同中國,但更加贊同英國。有些港人

說,戰後假如香港回歸中國,他們將移民新加坡。多數港人深信盟國

即將戰勝,因此私下儲藏港幣。115 日據政府於1943年6月禁止使用

港幣之後,黑市流行港幣與黃金。1944年春,多數港人深信香港即將

回歸英國統治。116

從香港脫逃的名人李樹芬醫師,於1944年2月拜訪倫敦英國殖民

部,做下列評論與估計:在強烈的民族主義籠罩下,中國大陸的華人

期望戰後英國同意香港回歸中國。至于香港華人當中,流動的人口同

意大陸人民的想法;但是在香港生長、置產的港人,則大部份傾向英

國統治,因為他們憂慮他們的財產在中國政府統治下較無保障。事實

上,他們懷疑戰後的中國是否能保持法律和秩序。117總之,李樹芬認

為,大部份港人傾向香港回歸英國統治。

果然,1945年8月30日,夏慤率領英國艦隊駛至香港維多利亞

港。當時「每一艄帆船和幾乎每一間房子,都飄揚着中國國旗。」118

港英政府民政長官 D.M. MacDougall於9月7日抵港,據他描述:英

國艦隊入港時,幾萬名華人聚集在岸上迎接等待;有人告訴他說,華

人並不介意入港的艦隊是屬于英國、美國、俄國或中國;香港華人只

114 見CO129. 590.25, enclosure: H.L. Mars' confidential letter to Winston Churchill, Sept. 28,

1942, pp. 17-18.

115 CO129. 591. 4, enclosure: Letter of Bri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 in Chungking to British

Ambassador, Chungking, June 27, 1944.

116 見CO129.591.4, enclosure: "Copy of Minute-Enclosure to Desp. No. 55 to F.O." pp.34-

35.

117 CO129.591.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p.10.

118 F.S.V. Donnison,C.B.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1943-46,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56, p.202.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115.

27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71

知道此後不再挨餓。迎接的羣眾當中,幾千人搖著中國國旗,只 看到零散的英國國旗。120港人認同中國,同時也認同英國統治。

9月16日,英國夏慤少將在香港總督府內,接受駐港日本陸軍 司令(岡田梅吉少將)與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正式投 降。121 當晚英國船隊放射探照燈和煙火誌慶,令港人頗為喜悅。122 英國在香港回復殖民統治。

抗日戰爭以來,香港人口巨幅變動,來往於香港與大陸之間,反 映香港華人的政治取向。人口統計,一目了然: 12

態度呈現矛盾:香港一片旗海,「每一艄帆船和幾乎每一間房子,都 飄揚着中國國旗。」港人認同中國為祖國。另一方面,英國艦隊回來

接收香港時,也受到港人的迎接期待。

不僅如此,戰爭期間離去的港人,也紛紛從大陸返回香港。甚

至,有更多的華人湧入香港,蓋戰後中國大陸即將成為國、共鬥爭的 沙場。兩害相權取其輕,華人寧願移民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試圖與中 國大陸保持安全距離,然後盡情地愛國。許多港人踴躍獻金,貢獻祖 國重建工作,盼望將來有一天祖國變得更好,冀望中國有一天成為一

個自由、民主、公平、繁榮與尊重人權的國家。

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使我們認識接近事實的歷史。

1931年(英治時期,滿州事件之前)

864,117

1936年(英治時期,蘆溝橋事件之前)

989,000

1941年(英治時期,日本佔據之前)

1,600,000

1943年1月(日本佔據時期)

982,000

1945年8月(日本佔據末日)

750,000

1945年底(回復英治初年)

1,600,000

1947年(英治時期,國、共內戰期間)

1,800,000

港人的政治取向可見一斑。

香港華人歷盡滄桑。日本太陽旗突然倒下去的時刻,港人的政治

119 CO129.591.20, Occupation Reports, Oct. 18-Nov.7,1945, enclosure: D.M. MacDougall's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 to G.E.J. Gent, Colonial Office, London, Nov. 7, 1945, p. 321. G.B. Endacott, with Alan Birch, Hong Kong Eclipse, p. 338.

120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Y., Tokyo and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3, p. 432.

121 《華僑日報》,民34年9月17日

о

122 CO129.591.18, Liberation of Hong Kong: Arrangement for a Japanese Surrender, 1945:

enclosure: "Secret: War Diary, 29th August to 16th September, 1945," p.33.

123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6, Hong Kong, p. 9;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7, Hong Kong, p. 9. CO129.591.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Far Eastern Weekly Intelligence Summary, Secret," p.39. CO129. 592. 24, Immigration Control Policy, 1945: enclosure: "Extract from 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 Nov. 2, 1945," p. 23.

27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73

ww

7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

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是中國人所組織,是中國人之 資本,為中國人謀幸福。男女同胞向永安投保壽險,不 特保障穩固,辦理通融直接,且挽回外溢利權。 港永安人壽保險公司商業廣告,1925年6月5日。

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嬰兒麻疹病。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民主聯盟主席翁山蘇姬]是白種人的配偶、外國人 的助手。 -緬甸軍事獨裁政府之政治宣傳, Far

Eastern Econonic Review, October1996.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 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 歸。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情況差距 甚遠。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許家屯

香港回憶錄》,1983-1990年。

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才有可能 正確地......解決問題, 《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性地影響它的歷史演變。它跟中

國大陸緊密相連,因此它的社會、經濟、文化與

人口結構,都跟大陸(特別是廣東)互相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 英國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港人經常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 之衝擊與壓力。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無論 是正面或負面的感受,中國大陸的影像在港人的意識中,始終揮之不

去,制約港人的身份認同。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瞹眛複雜性和危險性 275

然而,另一方面,大英帝國在香港建立殖民統治,斷然維護它的 主權,要求港人臣服歸順。夾在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香港華人,如何自 我認識與定位?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如何?港人對中國以及對中國政權採取什麼態度?

「愛國史學」迷思

近代中國的「愛國史學」,肇始於鴉片戰爭時期,部份史學家從 脫離現實的「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研究國家社會之迫切實際問 題。龔自珍寫《尊史》與《古史鉤沉淪》,魏源著《聖武記》與《海 國圖誌》,倡導除弊興利、開創匡時救國的史學研究新風氣。他們的 影響重大深遠。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學家,多受其衝擊。從此以 後,「愛國主義的史學」蔚然成風,愛國史家「重視民族團結,祖國 統一的歷史,贊頌我國各民族人民決不屈服于外力威脅的光榮傳 統」;「歌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愛國將士保衛祖國視死如歸 的民族氣節。j1

1980年代以後,為了爭取香港回歸祖國,中國歷史學家開始關注 香港問題,從事香港歷史研究,試圖為香港回歸尋找歷史依據與辯 護。有一位愛國史學家這麼說:

香港的中國人與中國內地廣大人民,從英國佔領香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 為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侵略,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使香港歸還中國,而進 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香港工人階級是香港人民鬥爭的核心力量。2

另外幾位中國史學家強調:

英國強佔香港的歷史,也就是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為反抗強佔

香港而進行長期不懈鬥爭的歷史。 3

總之,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廣大人民的意志是一體的;他們自始 至終,堅決反對英國強佔香港;他們為了使香港回歸中國而進行長期

不懈的鬥爭。這是典型「愛國史學」的說法。

這種說法多半是中國史學家的愛國願望與想像,不是歷史事實。 這即是 Eric Hobsbawm 和 Terence Ranger 所謂「捏造傳統」("the inven- tion of tradition"),目的是要「喚起更多讀者對香港的關注以及對祖 國的熱愛,」要「激發愛國主義精神。」「愛國史學」蒙蔽了「地方」 人民各自設法爭取權益的歷史事實,嚴重地扭曲史實,掩蓋真相。

歷史上,港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的鬥爭」是非常罕見的。 甚至於 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罷工罷課的愛國工人與學生, 也沒有要求「香港歸還中國」;他們只要求改善英國殖民統治,廢除 民族歧視,讓人民有言論集會自由與選舉權利。事實上,在漫長的 英國殖民時期,絕大多數的港人寧願住在殖民地的香港謀生立業。那 麼,這就表示他們不「愛國」嗎?並不一定。多數的愛國港人,寧願

住在殖民地的香港,來高喊愛國。

至于港人進行「反抗〔英國〕強佔香港」的鬥爭,歷史上,也不 常見。1899年,新界鄉民在鄉紳領導下,確實有武裝抗英行動。鄉紳 張貼揭帖,企圖召集「愛國志士......襄助政府」「抗拒英夷」。”鄉民 起義,主要是因為排外主義的憂慮,懼怕外人佔據,會干擾地方生 計、冒犯地方風水與風俗習慣。但是,殖民政府鎮壓抗拒,向鄉民保

;

1 周朝民,〈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史學>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993年第二期59-64頁。另外,王濤,<對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新討論〉, 《人文雜誌》(西安),1999年第一期,118頁,說:「到了近代,傳統愛國主義·· 進入到一個新的高度,即整個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禦外國侵略者,而國內各民族、各 政權的矛盾紛爭在反帝救亡面前則顯得毫無意義。 ·〔這是真正意義的中國的愛 國主義。」

2 元邦建,《香港工人運動歷史的幾個特點〉,《近代史研究》,1989,1號,176頁。

3 林慶元、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783頁。 4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頁。 5 林慶元、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 6《工人之路》,民14年7月3日。《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导

7 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7年,199頁。

27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中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暧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77

證,將尊重地方習俗、保障人民權益。鄉民乃表示歸順臣服。然而, 香港歷史上,這種反抗英國強佔香港的鬥爭是罕見的。研究歷史,必

需「實事求是」。

身份與國家認同之五點基本觀念

有關身份認同,吾人必需考慮五點基本觀念,才能把歷史事實解 釋得清楚:第一,身份認同有許多層次:包括家族、鄉土、地方、方 言族羣、區域、民族、國家、社會階級與國際組織等等。第二,一個 人可以同時有多層次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他

的一生當中,往往並不是最重要的。第三,歷史上,個人先有家族與 鄉土地方之認同;然後,隨着歷史環境的演變,才逐漸形成民族、國 家、社會階級與國際組織等等的認同意識。第四,一個人的政治思想 與國家認同,並不是像一塊鐵板一樣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政治社會 環境之變遷,而改變自我認識與定位。許多人變更國籍,認同新國

家。第五,政治上認同一個國家,並不等于認同它的政府。(譬如

說,一個愛好自由民主的公民,熱愛他的國家,卻痛恨它腐敗獨裁的

政府。)考慮這五點基本觀念,有助于吾人瞭解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之

歷史演變。

回顧港人多層次身份認同之歷史演變

1840-1850年代,華南廣東一帶社會動亂不安,加上水、旱成 災,人民生活窮困。當時英國佔據與開墾香港為國際自由港,需要人

力與物資,於是吸引許多廣東人來香港謀生。他們樂意為洋人效勞,

以換取物資報酬。在漫長的英國殖民統治期間,統治族與被統治的

華人之間,有和諧合作,也有衝突敵對。是什麼樣的敵對?

從1844年到1899年,香港工人大小罷工事件一共發生十次以

上。多數是因為政府對小艇、轎子、人力車與苦力館徵收牌照稅,對 苦力館執行嚴格的衛生規令,而引起罷工。當殖民政府企圖以法令管

制華人、而侵擾到他們的習俗與利益,就引起華人的反抗。他們並不

是「反抗英國強佔香港」,也不是「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他們只不

過是反抗某些個別的政府規令(如人頭稅、衛生規令、牌照稅與夜燈

通行證規令)而已。

十九世紀的香港,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依靠勞力謀生、生

活艱苦的勞動工人。他們每日為生活而掙扎。他們最關心的,是直接

影響到他們生計與習俗的地方事務。而「愛國主義」、「國家意識」、

「民族大義」與「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等觀念,對于當時勞動民眾,

是既抽象又遙遠。有關國家、民族與國際問題,假如跟他們實際的生

活沒有直接關連、沒有即刻之衝擊的話,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北京

發生什麼政治變動,對香港碼頭小販沒有直接的關係,就不會引起他

的關心注意。英國於1860年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並於1861年

1月10日,強佔九龍;這並沒有喚起港人「愛國主義」的抗拒。

一直到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反英抗法的罷工與暴動當

中,有些民眾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己身利益與中國抗拒法國侵略,有

連帶關係,因此隱約地表現模糊的愛國意識。但它只是曇花一現,隨

着戰爭結束而消失。一般民眾最關心的,是他們個人每日的生計。

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的社會意識,大致偏重家族、同鄉方言族羣、

同行職業、香港華人社會與種族等等各層次之認同。這表現在各層次

的社會組織:苦力館(譬如東莞、四邑勞工,有各別的苦力館),同鄉

會館,行頭行會,同業行會(勞資雙方組成),文武廟(1847年興建),廣

福義祠(1851年),街坊,團防局(1866年),南北行公所(1868年),東華

醫院(1872年),保良局(1878年),中華會館(1896年)等等。其中,超鄉

籍、多方言的組織,在香港華人紳商的領導下,助長一般港人對

「香港華人社會」之認同意識。

來自潮州、香山、東莞與四邑的華商,協力創建東華醫院和保良

局等慈善機構。他們熱心香港社會公益,捐錢出力來造福香港華人社

會,顯然他們認同香港。同時,在廣東、山西、河南等地,發生天

災,他們也捐錢賑濟。他們也認同中國。。

27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79

更進一步,港人從事轉口貿易,而建立國際商業網絡;跟東南 亞、美洲、澳洲、日本與其他世界各地之華僑社團,保持密切關係。 港人認為自己是華僑網絡之重要成員,這是國際層次的認同。

在十九世紀香港的華人社會,紳商運用傳統儒家教義,來行使對 下層民眾的「文化霸權」。這個社會體制,實行精英家長式的社會控 制,強調社會和諧,上下和睦,以及上下階層之間相互的權利與義 務;故社會階級意識與關係模糊。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尤其是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由于人口逐年增加,社會漸趨多元複雜;經濟快 速發展,有些華資企業規模開始增大;階級意識也逐漸形成,勞資對 立開始出現,導致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以及 1925-26 省港大罷工。這是港人「階級認同」層次之演變。

至于對「種族」與「國家」之認同,也有不同階段的歷史演變。 在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裏,洋人統治者的種族歧視政策,釀造香港華 人排斥洋人的「種族意識」,並由此逐漸形成「國家意識」。

「種族意識」比較容易形成,因為人種的膚色與外表非常具體, 容易分辨。「國家意識」的形成比較緩慢,因為它是抽象的觀念。因 此,一般地說,知識份子與見識較廣的商人,首先有國家觀念,然後 慢慢的影響下層民眾。

自從1870年代,認同中國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已表現在少數 香港華人知識份子與紳商階層之言行。1872年陳言(陳藹亭)經營辦理 《華字日報》,已表現認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王韜則於1873年出 版專著《普法戰紀》,更於1874年得到黃勝與伍廷芳之贊助,創辦 《循環日報》。此後他時常發表文章,提倡維新改革,以建設富強的 中國。1887年以後,何啟與胡禮開始發表一系列論文,敦促中國維 新改革。謝纘泰、楊衢雲等人則組織輔仁文社(1892年),並參加孫文 發起的興中會(1895年),從事革命運動。1899年 Charles Beresford爵

8 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 ,104-108頁,列舉幾個例子,說明香港殷商名流,在

清末民初捐款回鄉之愛國行為。

28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相訪港,華商公會舉辦千餘人的大眾集會歡迎爵相,多位華人紳商發

表演說,提出改革中國之意見。

隨着歷史環境的演變,香港基層民眾,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後,也

開始逐漸地、更進一步地政治化。許多因素,促成他們認同中國民族 主義:鴉片戰爭之後,接着是中法戰爭(1884-85)與中、日戰爭(1894- 95)之影響;英國殖民統治者種族歧視政策,激起他們的反感;興中會 與同盟會革命志士,對勞工(機工與海員等)組織之滲透;以及華商與 知識份子之誘導與影響。因此,1900年代以後,國家意識已經明顯地

影響到一般香港民眾。

各階層華人,都先後學到了民族主義之用處,利用它來推進自己

的權益。1905-6年抵制美貨運動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時期,「民族

企業家」利用民族主義來爭取己利,許多商業廣告利用愛國主義的美 名,來向大眾推銷商品。1911年共和革命,大力推動一般民眾的政治 化。此後,1920年代勞工運動當中,工人訴諸愛國主義來維護工人權 益。1930年代抗日救國運動,顯示港人認同中國的高度政治意識。 1941-45年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侵佔香港,對每一個港人的日常生活造 成空前巨大的衝擊,喚起他們對中國與國際政治的關注。

總之,港人有許多層次的身份認同:家族、同鄉方言族、行 業、香港華人社會、種族、國家、社會階級、國際華僑網絡等等。它

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演變形成。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層次的身份認

同,因此在歷史上扮演着多種角色。

那麼,身居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華人,如何利用「華人」、「中國人」

與「香港人」的身份,來推進他們的主張,與維護他們的權益?

港人運用各種身份,推進主張、維護權益

大多數港人來自廣東,跟中國大陸的家鄉保持密切關係,因此開

心注意大陸的事。他們以「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從事各種政 治社會活動,以增進家鄉與祖國的福利:諸如捐獻救災、參加維新與

革命建國運動、以及各種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自從1884年中、法戰爭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1

以後,每當中國與外國發生政治或經濟衝突,就有許多港人挺身支持 祖國。同時,他們也利用「愛國主義」來維護、促進本身的利益。

例如:民族主義與經濟利益的動機互相結合,促使港人參與 1905-1906 年抵制美貨運動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許多香港華資企 業,利用抵制美貨與杯葛日貨運動,從事工商業生產,推銷國貨,跟 外國做工商業的競爭,以「商戰」來「挽回國家利權」。香港華商以 「華人」身份,訴諸華人的愛國主義,提倡「中國人用中國貨」之運 動,以謀求己身商業利益。他們深信增進華商的利益,就是增進中國 的利益。

到了1920 年代,香港勞工階級,也利用愛國主義與華人、中國 人的身份和意識,來維護他們的權益。1920年香港機工,和1922年 香港海員,都為了爭取經濟利益與改善工作條件,而集體罷工。他們 以華人身份,爭取廣東華人勞工的支持,利用反帝愛國主義,來爭取 己利。他們集體返回廣州,得到廣州華人勞工與政府的支持。1925- 1926年香港工人大罷工,更是一個訴諸愛國主義的歷史事件。

同時,香港華商也利用民族主義來促進己利。推行國貨運動一直 是香港華商的一個營利策略。譬如,1925年6月,香港永安人壽保險 公司商業廣告: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是中國人所組織,是中國人之資本,為中國人謀 幸福。男女同胞向永安投保壽險,不特保障穩固,辦理通融直接,且挽回 外溢利權。。

訴諸華人愛國主義的商業廣告,在香港中文報紙上,時常出現。 特別是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港商杯葛日貨的愛國廣告,成 為對日「商戰」的重要策略;而香港各階層華人,則踴躍投入「救鄉 救國」運動,共同促進抗日救國的最終目的。

香港華人同時認同中國與香港,而香港是隸屬英國的殖民地,

「香港人」的意識與「中國人」的意識同時並存。這個有趣的現象帶

來多種問題與涵義。第一,兩種認同意識並存,即表示港人有獨特

性,有「香港人」自己的認同、主張與權益,不同於大陸的中國人。

第二,港人如何以「香港人」的身份,推進他們的主張、維護他們的

權益?第三,兩個身份認同對于港人來說,那一個比較重要?換句話

說,假如兩個認同發生衝突時,港人會做什麼選擇?吾人可從歷史尋

求部份的解答。

香港開埠初期,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因為兩次鴉片戰爭的

結果,中英兩國之間關係緊張。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華人與洋人

「番鬼」之間時常有種族衝突。來自三角洲的香港華人自然也難免有

排外種族意識(雖然尚未形成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但是,另一方

面,眾多華人自願來香港謀生,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質報酬。甚至在

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許多住港華人積極與外

國帝國主義者協力合作。英、法軍隊雇用幾千名客家人,搬運糧食與

軍火。其他華人則幫助英、法軍隊購置糧食與需用物資。盧亞貴、郭

亞祥、張亞霖、李陞、李良等人,都因此致富,而成為香港初期華人

社會之精英。他們支持英國殖民政府,與港府合作維持香港華人社會

之秩序。這就成為此後香港社會關係的一個特徵。

香港既然是英國殖民地,港人在對外關係有困難的時候,自然依

賴英國保護。面臨中國政府的壓力,他們也以「香港人」的身份,要

求港英政府庇護。這有時候引起中、英兩國的對抗。1856年港人蘇亞

成的帆船「亞羅號」曾在港府註冊登記,懸掛英國國旗,被中國水師

取締走私的事件,是一個實例。另外,又如1886年,東華醫院主席關

愷川,因為暫時保存賑濟廣東水災的餘款,而備受廣州官員的恫嚇索

求;關氏乃請求港英政府介入保護。10

9《華僑日報》,民14年6月5日。

282 香港人之香港史

10 CO129. 225. 7651, Marsh to Granville, March 24, 1886, pp.328-331.詳見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82-84.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3

歸化英籍的香港華人,則要求他們到中國大陸各地旅遊或居住 時、應享有各地英國領事對他們人身與權益之保護。不只英籍華人, 一般香港華人,大多認為他們既然是香港居民,因此身份特殊,應享 有港英政府之保護。譬如,清朝政府曾屢次提議在香港設立中國領 事,但是一般香港華商,均表示強烈反對,惟恐中國領事將侵擾他們 的自由與權益。

11

歷史顯示,港人認同香港,支持或默認英國的殖民統治,利用其 統治對外爭取權益,依賴其保護。但是,另一方面,港英政府的民族 歧視殖民政策,也引起港人的不滿,促成港人產生認同中國的民族主 義國家意識。然而,香港意識往往制約(conditions)港人的中國民族 主義意識。港人既然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同中國;兩 個認同混合,而形成「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矛

盾的現象。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從1887年到1901年之間,何啟與胡禮垣發表多篇論文,投入中

國的維新運動,提倡政治經濟改革。他們強調發展工商業是國家富強 之本,商人事業家是一國之中堅,資本主義是中國致富之道。他們替 華僑商人要求參政權,充分反映「香港人」商業階層之觀點。這是他 們維新論的特色。而另一特色是依賴英國協助中國改革圖強。

1899年,英國白雷斯福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訪港,華商公 會舉辦千餘人的大眾集會以表歡迎。會上八位紳商與精英(何啟、何 東、何亞美、梁星垣、劉渭川、劉又道、盧芝田、廖紫珊)演講,懇 求英國協助整頓中國陸海軍隊,保護華商,發展中國商業,以對抗法 國、俄國及其他強權。爵相回英國之後,收到港紳何啟與韋玉的一封 長信,請求英國對中國滿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維新改革,讓中國重 獲新生(regeneration)。

認同中國熱愛祖國的港商,擔憂祖國將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他 們請求英國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改革,使中國重獲新生。港人意識

與華人意識的混合,產生這種矛盾的愛國主義方式。

又如,1912年民國初創,百業待舉,廣東省財政與社會凌亂不

堪,影響香港華人與華商利益。於是,何啟與韋玉向香港總督進言,

望英國資助廣東政府,並督導其行政。又,1914年劉鑄伯與其他華 商,屢次向港督表示,若給予財政貸款,廣東政府將願意接受英國人 的監督。1916年,劉鑄伯又多次向港督報告,說廣東商人請求英國干

預廣東政局,以保護粵民生命財產,恢復商業,也將裨益香港。

1925-26年省港大罷工,將港人分裂為兩個政治陣營:一是擁護 左翼廣東革命政府的罷工工人與學生;另一是支持港英政府的華商、 居民與右派勞工。雙方互相攻訐,自稱認同中國熱愛祖國,指責對方 叛國。左派港人堅稱罷工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買辦港商

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右派港人則指責廣東左翼政府勾結俄共, 引狼入室,「喪權辱國」。大多數港人與港英政府協力合作,試圖維

持秩序,恢復香港的繁榮。

本書第四章已經詳細討論省港大罷工的社會政治環境。華人罷工 離港的動機與情況非常複雜,不是單純的愛國主義可以解釋詳盡。沒 有人預料罷工與杯葛會持續一年又四個月之久。許多工人急着要返港

復工,卻被阻止而回不了香港。大多數港人渴望恢復社會安寧,在港 英政府的保護之下,謀生立業,蓋軍閥割據的中國大陸紛亂不堪。香 港華商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反對罷工,反對廣州赤化政府,感謝港英

政府保護香港治安。12

左翼廣東政府人員主導省港大罷工的結果,強化了港人認同香港 的意識: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回復香港的繁榮是大多數港人的主要 考慮;而中國的「北伐」與「國民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只是他們的

11 CO129. 249. 3906, Gov. G.W. Des Voeux to Lord Knutsford, January 22, 1891.pp. 87-90.

284 香港人之香港史

12 《華僑日報》,民14年8月5日。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複雜性和危險性:285

次要考慮。居危思安,在政治社會危機的時刻,大多數港人很明確地 選擇,以香港為主體,以香港為本位,他們寧可住在英國殖民地的香 港;同時他們也組織「懇親團」到廣州連絡感情,表面上肯定工人的 愛國運動,但旨在設法結束罷工,恢復省港貿易。

「結合外國強權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於1930-1940年代抗日戰爭時 期表現。結合日本的汪精衛派系,在香港創辦《南華日報》,與結合 俄國的共產黨《華商報》,互相攻擊。共產黨說汪派是日本的傀儡, 必需粉碎汪派所唱的「亡國的和平」。”而汪派則說共產黨是蘇俄的 傀儡,「妓婦講貞節,欲蓋彌彰!」TM

1941-45年日本佔據香港,華人紳商精英與日人合作,以保護身 家財產,並設法維護華人居民的利益。有三種協力者:大多數(如周 壽臣、羅文錦)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合作;他們消極被 動。有些人(如羅旭和、陳廉伯、梅嶺)是為了己身利益,積極主動協 助日人統治。更有一些人(如劉鐵誠)是真心誠意支持日本所提倡「亞 洲人的亞洲」之理念,反對英、美在亞洲的霸權。

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畢業的劉鐵誠,真誠擁護日本帝國主導 的「大東亞共榮圈」,對日皇忠心耿耿。早年留學英國,愛丁堡皇家 醫學院畢業的李樹芬,則認為大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是「天 堂」,日本統治下的香港是「地獄」,「天堂變成地獄。」15劉鐵誠、 李樹芬兩人所嚮往的帝國不同,但同樣是依賴外國強權,與之協力合 作。這樣的「愛國」方式,往往受到他人的質疑。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非常含糊、曖昧、複雜的現象, 因為它牽涉到個人的主觀意識與想像。民族國家是人們心目中「想像

的政治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不同處境和不同理

念的人,對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解釋各有不同,效忠國家的

方式也互相歧異。因此,有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自由

的、保守的、極權的、精英的、大眾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守法

的、犯法的、聰明的、愚蠢的......不勝枚舉。也有自相矛盾的「結合

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愛國」方式因人而異。它不為政府官員所

專有,也不為任何人所壟斷。

自由的、和平的、文明理性的「民族主義」與沒有爭議性的「愛

國主義」,為人人所喜愛,但是並不常見,因為人類社會與今日世界

非常複雜。不同政治、社會與經濟處境的人,各有自己的立場與利益

的考量,對「國家利益」的解釋各有不同、16對國際局勢之估計亦

異;所以,不同方式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反映國家內部人民之間的緊

張與衝突。而內部沒有緊張衝突的國度,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這就

是,沒有爭議性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人類社會並不常

見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因為這樣,在今日世界,過份強調「民族主義」與「愛國

主義」是非常危險的:它對外時常導致國際戰爭,破壞人類文明。而

對國內則往往導致內戰、混亂與「國權」壓「人權」的極權政治;亦

即是政府壟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解釋權力,用它來「教

育」人民,用它來壓制異議思想、迫害異議人士。專制政府往往用

「不愛國」這種含糊的觀念,來指控政敵,打壓異己。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倡導「科學」與「民主」,以達到

「救國」的目的。用「科學」來探求真理與知識,用「民主」來追求

幸福與公道,有「啟蒙」(enlightenment)的涵義;因為科學與民主本質

上反對權威、旨在鏟除無知與打倒舊禮教。然而,「救國」與「啟蒙」

13 《華商報》

,

民30年6月17日。

14《南華日報》,民28年3月5日。

15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1965年,89頁。

286 香港人之香港史

16 有關個人私利與愛國主義之關係,參考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 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她發現:「幾乎所有的部份利益團體 (sectional interest groups),都訴諸民族主義的詞藻和行動,來增進他們本身的社會 地位與聲望」;「愛國的舉動是增進利益團體的私利之理想途徑。」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暧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7

之間,產生緊張與矛盾的時候,要如何選擇?既然「救國」是目的, 而「啟蒙」只是一個手段,那麼「救國」享有優先(priority)的考慮。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軍閥割據或國共內 戰的環境下,許多知識份子認為「救國」才是迫切急務,不惜犧牲 「啟蒙」,贊成採取違反「民主」「科學」的手段,達成「救國」的 目的。”自從五四運動到今日,「救國」擊敗「啟蒙」,「愛國」戰 勝「科學」與「民主」,造成「國權」壓「人權」的局面。大中國的 「中原心態」,試圖壓制各「地方」人民權益。

在近代、現代與當代中國,基本人權歷盡摧殘。長期以來,中國 遭遇內憂外患,政治動蕩不定,專制腐敗政權相續執政,社會混亂不 堪,經濟生活艱苦,因此百、千萬中國人,先後移民到香港和海外 各地。特別是1945年以後,許多人千方百計企圖要跟中國保持一段距 離,跑得愈遠,愈覺安全。很多人爭先恐後跑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兩害相權取其輕。認同中國熱愛祖國的港人,寧願住在外國殖民地的 香港,來高喊愛國。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

1840年代以後的一百六十年來,相繼的中國政權,往往對不願受 控制的海內外華人,用粗暴的語言與行動加以威脅恐嚇,要強迫他們 就範,「國權」壓人權,因此更不能令人心服認同,更令人設法與中 國保持安全的距離。這是真實的話。事實上,惟有自由民主,才能

17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xiii, 1- 4,285-288.另外,北京大學教授張世英,<繼承愛國主義傳統、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一 一八十滄桑話五四(筆談);民主與科學與西方的人文主義〉,《北京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三期,5-6頁,則說:「五四以來,中國人民為民主與科 學而奮鬥的道路走得太曲折、太緩慢、太沉重了,故雖老調重彈亦不失為一種促 進。......」該篇文章點到為止,沒有說出「愛國主義」凌駕與阻擾民主之發展。 18 譬如,1857年與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官吏威脅恫嚇港人放棄生計, 離港返鄉,「違者 ·罪及本家親屬。」又如: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廣東國民政 府,以軍警暴力強制阻止工人返港復職。又如,1996年與2000年,台灣選舉總統期 間,中國政府威脅台灣選民,勿投票給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候選人。見《世界日 報》 ,2000年2月22日,3月16日;《人民日報》 ,2000年2月22日 3月16日。

}

New York Times, 2000.3.16,A8: "China Fires Off Warning To Taiwan Voters: Beijing Says Saturday's Election Results Could Hold Seeds of War."

使國家社會真正的安定與繁榮。惟有尊重民意的政權,才能獲得人民

的認同與肯定。這個政治常識,一般受過中學教育的華人皆甚熟悉,

因為從古代的孟子,到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到近代的嚴復、梁啟超與

魯迅,都一再地忠告執政者反求諸己、自我檢討、克制收斂。

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夕,中共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根據

許家屯(中共前香港新華社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

(1983-1990年)的回憶: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

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歸。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

情況差距甚遠。我估計實際狀況是,相當多人不願香港回歸,但不便公開反

對;只有極少數公開表態 ·對於「愛國」,港人也有新的定義

「我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Q

19 。

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出生成長的學者周蕾,對外來與非外來的殖

民主義,有尖銳的評語:

「殖民性」的觀念(以及與「殖民性」有關的文化批評),往往因為只按照

種族、領土和語言的外來性(foreignness,異質性)來解釋政治壓迫,因而

對許多非外來的「殖民性」強烈政治壓迫視若無睹。 ·中國人民歷來最

主要的殖民者是他們自己的政府。20

19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台北:聯經,民國82年,上冊,89-90頁。根據香港浸

禮大學在1997年6月初所做民意調查,只有42%的受訪民眾認為香港應當回歸中國, 25% 選擇獨立,19%要英國繼續統治,8%希望香港成為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之一成員,其餘的6%不能確定。見Lau Chi Kuen, 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15-16, 22.

20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12頁。周蕾(Rey Chow) 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教授,文化學(cultural studies)專家。著有 Writing Din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li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和 Ethics After Ide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她對香港社會、文化的論述,發人深省。

2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味複雜性和危險性 289

這就是歷史上、華人時常寧願與外來的異族支配者合作,的一個 重要原因。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佔據廣州(1858年1月到 1861年10月):許多廣東華人居民、商人與農民,都誠心依靠外族統 治者的保護,以對抗腐敗的廣州華人官吏。而英國佔據香港的一百五 十六年間,許多華人爭先恐後移居香港,一大部份也是這個原因。一 百六十年來,相繼的中國政府往往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來掩飾其失政與苛政。

歷史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對許多人非常有用。商人 訴諸愛國主義以推銷商品,謀求私利。勞工訴諸愛國主義,以爭取自 己的經濟權益。政客訴諸民族主義以贏得眾的支持,進而謀求政治 勢力與權力。許多近代國家,利用愛國主義來鞏固其政權。

例如,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政府,刻意捏造天皇至尊的歷史傳 統,許多學者同政府共謀,對人民灌輸愛國主義的迷思與信仰。日本 學者將英語 nationalism一詞翻譯為「民族主義」,特別強調種族(race) 為構成國家(nation-state)的至要因素,造成一種狹義的「種族民族主 義」(racial nationalism),為舉國上下所迷信與尊從,為軍國主義與帝 國主義鋪設道路。21 明治時期聞名的自由主義啟蒙大師福澤諭吉 (1834-1901),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他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壓倒 他的自由意識,國權壓人權。其他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日本學者,大 多也是種族民族主義者。甚至著名的基督教「無教會主義」倡導者內 村鑑三(1861-1930)也曾經一度支持日本發動的日清戰爭(1894-1895),贊 譽它為「文明之義戰」;但後來他悔悟自新,成為人道主義的反戰論 者與和平主義者。22

21 參閱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2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增訂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 205-206,266,276頁。福澤諭吉曾訪香港,「慨然羨慕英國人的高壓專制」;嘆曰: 「我等〔日本人〕的志願,是要對這種壓制施以壓制,最後獨自壓制世界。」見陳湛 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128-129頁。

290 香港人之香港史

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到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以前,有少數

日本學者(泉哲、野口援太郎、下中彌三郎、澤柳政太郎等),從事於

「國際教育運動」,號稱是為了自由、人道與國際主義之教育而奮

鬥。但是,他們的自由主義頗為膚淺,而且矛盾重重,往往默許支持

日本對外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帝國大學經濟

學教授矢內原忠雄,他堅定地主張自由和平、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

義。1937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被迫辭去帝國大學的教職。像他這

樣思想自由開放、又有道德勇氣的學者,在戰前的日本是很稀罕的。少

數日本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遭迫害。

種族文化民族主義(ethnic cultural nationalism),再加上其他政治

與經濟因素,極易導致民族歧視、暴力與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

人在亞洲各地做了太多違反人道的戰爭犯罪(war crimes)。戰後,有些

開明果敢的日本學者,秉持人道與正義,企圖揭發日軍之犯罪行動。

比如,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指控日本政府在戰後的幾十年來仍然佈道

極右民族主義之史觀;從1965年到1997年的三十二年間,他三度控

告文部省檢定歷史教科書、非法掩飾日軍在戰時對亞洲之種種殘暴犯

罪與侵略行為。25

戰後的日本,當然在多方面有巨大的變化。但是種族民族主義目

前還是相當普遍。許多日本人歧視Ainu(昔稱「夷」)、「部落民」(昔稱

「穢多]]與琉球人。由于種族主義(racism)的作祟,很多日本人輕視韓

國人、華人、其他亞洲人、以及非洲與美洲的黑色人種。26 當一個人

23見Mark E. Lincicome,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May 1999, pp.

338-360.

24 有關矢內原,見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民國79年,187頁。 25見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30, no.2 (April-June, 1998)登載之數篇論文:

Nozaki Yoshiko and Inokuchi Hiromitsu,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l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 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Learning Citizenship from the Past: Textbook Nationalism, Global Context, and Social Change,"; Gavan McCormack, "The

Japanese Movement to 'Correct History',"; Nakamura Masanori,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Nationalism," Aaron Gerow, "Consuming Asia, Consuming Japan: The New Neonatioanlist Revisionism in Japan."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91

的思想始終被種族、國家、民族觀念所纏繞(obsessed),他的頭腦就

下甚少空間作理性開通的思考,無視命運共同的「地球村」迫切需要 人類互助合作之訴求。

這一方面,不僅是平民無知,許多日本知識份子,堅信日本人是 世界上一個非常獨特的種族,擁有極為獨特優越的文化。他們的著 作,試圖證明日本人的種族與文化跟其他人類(Homo sapiens)完全不 同。也有卡通漫畫描述日本人的胃腸與頭腦等生理結構、跟其他人種 頗有差異;日本的風雪與土壤,跟世界上任何地方完全兩樣。很多人 認真地這麼想!多年來,這種獨特的「日本人論」(Nihonjinron)之著 作,充斥書店與市場,為一般日本讀者之最愛。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 美籍教授這麼說:我們自然不希望看到日本人被嘲笑,可是日本人卻 不肯適可而止,一直堅稱他們的種族文化如何獨特優越,他們就是喋 喋不休,反覆地說,說個不停!”正如日裔學者入江彰教授所說,這 是日本人的「蔽塞心態」("insular mentality")。2

28

26 有關許多日本人歧視少數民族,欺辱弱勢貧窮居民,可參考 Mikiso Hane,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es: 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以及 Norma Field,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N.Y: Vintage Books, 1993. 另外:日本前首相 中曾根康弘公開稱呼美國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PuertoRicans)是低智能。世界輿論嘩 然!而最近,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演講表示:一旦東京地區發生大地震,區內韓國 人和華人可能暴動,日本自衛隊必需準備鎮壓!根據社會學家之分析,此種言論反映 日本社會種族主義與排擠外籍移民之心態。見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00, A6. 27 Roy Andrew Miller, "The Nihonjinron, or,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japanese?" Asian and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vol. 21, no. 2, Autumn 1989, pp.18,31,33. 有關 「日本人論」可參考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London: Croom Helm, 1986;與Harumi Befu, "Nationalism and Nihonjinron," in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107-135.

28 入江彰還用這些詞來形容日本人的心態:"cultural nationalism","cultural insularity", "Japan's ikkoku bunka shugi (一國文化主義) idea of cultural uniqueness", 見Peter Frost, "EAA Interview with Akira Iriye: Japan Through History, " Education About Asin, vol. 3, no. 2, Fall1 998, pp.19-21. 入江教授推崇「文化國際主義」,見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他鄭重的 指出:"This is no time to indulge in self-congratulatory parochialisms, holding up the virtues of a nat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over others. Japan has been particularly guilty of this." ♬ Akira Iriye, Japan and tie Wider World: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Y.: Longman, 1997, p. 189.

褊狹蔽塞的心態,並不是日本人所專有,只是程度的問題。過分

講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人,都容易患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說:「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嬰兒麻疹病。」(an infan-

tile disease--"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這應當是一種修辭的

說法:社會性的「幼稚病」,而非生理上的疾病。

一般美國人也患這種很難醫治的病。譬如,列根總統於1986年4

月14-15日派空軍轟炸利比亞(Libya),so企圖刺殺該國領袖 Gaddafi, 眾

多「愛國的」美國人熱烈支持。又,布殊總統於1991年派大軍轟炸伊

拉克(Iraq),「愛國的」美國民眾熱烈擁護,知識份子也拍掌稱快;不

知四十二天日夜轟炸的結果,十萬名伊拉克人(許多是無辜的男女老

幼)先後喪失生命。美國政治領袖輕易對外國施加軍事暴力,草菅人

命,來營取國內「愛國」民眾的選票,這就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與嘩

眾取寵的煽動政治主義(demagogism)。

「民族主義」也是今日緬甸軍事獨裁政府手中的武器。政府操縱

的媒體,向人民灌輸思想,把緬甸的問題都歸咎於歐美帝國主義的遺

毒;誣賴異議人士勾結帝國主義;污辱民主派領袖翁山蘇姬(獲諾貝

爾和平獎)是「白種人的配偶、外國人的助手」。32

「愛國主義」也是蔣介石、蔣經國控制臺灣時期的教育文化政

策。蔣氏父子統治臺灣長達四十三年之久。為了配合其極權統治,國

民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對臺灣人民灌輸認同中國

的思想,製造反共愛國的迷思,利用許多御用學者來唱和,以打壓臺

灣本土文化,貶視臺灣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支流。獨裁統治(1947年

29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5.

30 Time, April 28, 1986,v.127, p.33; July 14, 1986, v. 128, p. 51.

31 見美國前司法部長的著作,Ramsey Clark, The Fire This Time: U.S. War Crimes in the Gulf,

New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2.

32 Gordon Fairclough, "Deceit of Colonialism: Burmese Days by George Orwe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1996, pp.229-230.

2.9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93

「二二八事件」以後之白色恐怖)與高壓文化政策,造成多數台灣人的 反彈,助長臺灣民族主義與臺灣獨立運動。33

香港沒有政治獨立運動,為什麼跟臺灣不同?

香港的地理位置連接中國大陸,因此它的社會、經濟、文化與人 口結構,都跟大陸互相密切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被英國統治 一個半世紀,也經常感受到大陸政治勢力之衝擊。如上所述,港人認 同中國熱愛祖國,但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

而相隔一百英里海峽對岸的臺灣,則自從1895年以後,經過五 十年日本嚴厲的殖民統治(比英國緊嚴得多),有效地將台灣與中國隔 離了半個世紀(1895-1945年)。之後,接着是五十五年的國民黨統治 (1945-2000年),又將兩地再分隔半個世紀。再接着是民進黨領袖陳水 扁總統執政。臺灣的歷史發展,已經跟中國大陸脫離了一百多年。絕 大多數的台灣人沒有經歷過軍閥政治、混亂的內戰、共產革命、大躍 進、文化革命或天安門事件。事實上,自從1970年代以後的三十年 來,台灣穩健地發展國民經濟、並克服多重的困難,厲行政治改革。 1971年國民黨政府被排出聯合國之後的國際局勢,以及台灣「黨外」 反對運動與民眾的抗爭,逼迫國民黨政府進行「本土化」與「台灣化」 的政治改革,使台灣逐漸邁進自由民主之道路。台灣人珍惜他們得 之不易的政治、經濟成果。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講宣

示,要領導全民,進一步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公平、和平的台灣, 並與中國保持互助互惠、平等友好關係;他呼籲兩岸的政府與人 民,「多多交流,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

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 35

民族國家意識由歷史演變而成;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

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政權所能強加在人民的身上。這是政治

常識,也是客觀的現實。鄧小平說:「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

的態度......才有可能正確地......解決問題。」36

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有待大家冷靜客觀的討論與分析。台灣與

中國之間的關係,是否能以和平、理性、善意、對等的方式進行對

話,以促進雙方互助互惠之友好關係,這正是大家關心的焦點。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香港大學演講時(1933年)說:「世

界文化,一半為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為飽受教育者摧殘。」「民

族主義」可與各種理念與政策(自由或保守、民主或極權、和平或暴力

等等)相結合。「愛國主義」假如能與和平、理性、民主、人權之理念與

政策相結合,將有助於避免暴力與戰爭,避免摧殘世界文化。

實事求是的歷史知識,可望促進政治智慧。

33 可參看 Allen Chun, "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z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 Taiwa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E. Sharp, 1996, pp.126-147.這是一篇謹嚴的學術論文,有精巧的分析。然而,目前 臺灣內部尚有省籍問題的糾葛與「統獨之爭」。少數的臺灣居民(即1945-49年由大陸 來台的「外省人」與他們的後代,大約12%的人口)是「後來的台灣人」。他們既認 同中國,也認同臺灣,所以他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大體的說,這些「後來的台 灣人」比較傾向主張遲早跟中國統一,他們仍然保持大中國的「中原心態」。(見盧 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新黨」反映 他們的政治主張。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多數的台灣人也必須尊重少數人的政治意願。 台灣民族主義者憎惡中國民族主義者之沙文主義(chauvinism),而台灣民族主義者本身 是否能避免沙文主義,是值得大家觀察注意的。要如何以理性、民主的方式,共同協 商台灣的前途,以消除省籍之糾葛,建設族群融和的新社會,目前正考驗著台灣政府 與人民的智慧。

34一直到1980年代,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國民黨官員,還堅稱:民主改革的「社會成本太 高,不可行」,不可有反對黨,不能解除戒嚴,不可修改憲法,台灣國會全面改選 「不可行」,總統直接民選「不可行」。然而,民眾堅持街頭抗爭,迫使國民黨內部 分化,造成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對立。總之,國際情勢,與黨外運動和民眾之抗爭,逼 迫國民黨的政權進行「本土化」與「台灣化」的政治改革,使台灣開始踏進自由民主 之大道。前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總統對台灣之初步自由民主化,做了很重要的貢獻,台 灣才有今日的政黨輪替執政、及和平的政權轉移。但是,要達到徹底的民主化,還有 很長的路需要走。徹底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必將走向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與 確保台灣自主的路線。可參考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 會轉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993年。這是一本用功謹嚴的學術著作。 35 《世界日報》 ,2000年5月20日。

36 《鄧小平文選

37 《華僑日報》

1

: (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09頁。

294 香港人之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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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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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劃

一次世界大戰,100-102,107,123

2劃

索引

AD(), 3, 19, 20, 21, 27, 38, 56, 66,

94, 101, 107, 207, 213, 266, 272

(Gov. Henry Blake), 69

3劃

三元里,17-18 三合會,70,84, 220

大新百貨公司, 103, 185, 238

大東亞共榮圈,230,245,248,249, 255,

262, 263, 286

, 88, 140, 181, 199, 200, 208-209, 210,

212, 242, 279

4 in

太平天國,27

, 102-107, 123, 164, 166, 287-288

E, 122-125, 129-130, 133, 143, 149,

151, 171

王作堯,244

王韜,40,62,280

X, 26, 30, 39, 58, 169, 279

文強,223-225

Xt(cultural hegemony), 39-44, 55,

59-60, 73, 118, 280

內田良平,79 尹文楷,145

孔教會,88,106, 145

(Harry Parkes), 32, 33

(1884-85 ), 49, 52-54, 60, 61,

90,226, 279, 281

(1894-954) 60, 61, 77; (1931

年 九一八滿洲事件):174-182,188; (1932 年一二八上海事件):182-183;

(1937-45): 164, 184, 189-190, 197-198,

212, 213, 229-273, 281

: 117-119, 122-167, 173-174,

181,193-194,197, 213-219, 225, 226, 244,

286

DR, 97-100, 102, 115-116, 119,

122-167, 175, 181, 193, 194, 196, 198,

213-226

5劃

四邑(開平、恩平、新會、新寧或台

₪1), 22, 23, 26, 29, 83-99, 201, 279

平可(岑卓),187, 188

(Lord Charles Beresford), 63,

65, 280-281, 284

北京條約(1860年), 36, 52, 279

Gov. Reginald Stubbs),

132, 137, 138, 152

永安公司,57,103, 185, 238

,5, 38, 190, 233, 238, 245, 255-258,

267, 269, 226, 238, 288, 293-295

田中久一, 267

戊戌政變,60

(Marc Bloch), 1, 2

6劃

江孔殷, 79, 97, 166

同德工會(碼頭搬運工人),112-113, 136,

154, 176, 200

, 71, 79, 81, 83-89, 94

,56, 93-97, 175, 197-198, 199, 201-

203, 215

伍廷芳, 40, 50, 280

伍惠仔,79

31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索引 313

朱伯元,84-85 朱執信,156,167

沙田惨案,116, 117, 133

先施公司, 57, 78, 103, 185, 238

E, 130, 134-135, 143, 149, 156 吳東啟, 75, 87

, 193, 194, 196, 243 連貫,193

陳子褒(榮袞),166

吳楚帆,194

胡禮垣,61-63,280, 284 胡連元,50

7劃

吳翼雲(振揚), 28, 40

(Benedetto Croce), 8

保良局, 3, 40, 59, 87, 279 保皇會,72,79, 86

,249, 250, 251, 254, 263

(), 187, 192, 229, 2

257

, 28, 36, 40, 283

李德昌, 49, 51, 53

8劃

李鴻章,69

招雨田, 40

李煜堂, 75, 87, 94

李右泉,141,157

周蕾,289

周恩來,158,193,242

LT, 38, 40, 78, 80, 92, 112, 279

南京條約(1842), 16, 20

陳炳生,111

范長江,194,236, 243 真光百貨公司,103

陳獨秀,135, 158

,69,72, 75, 86, 94

陳友仁, 258

陳公博,158,223

陳達明(皇仁學院教習),105

陳達明(港九大隊政治委員),244

9,97-99, 115, 139, 148, 150

陳濟棠,163

李紀堂, 86-87, 94 李自重, 86

周少岐,115

周耀年,251

李濟深,160,162

李育中,189,192

李忠甫,251,249

李星衢,202

,251, 249, 254, 264

10 劃

E,117, 132, 141, 147, 165, 180, 183,

, 193, 194, 196, 243

202-203, 231, 249, 251, 255, 260, 263,

286

郭亞祥,26,29, 283 郭樂,57

, 3, 40, 42-43, 45, 48-49, 59, 73,

113, 145, 153, 155, 182-183, 235, 279

, 94, 252, 256-257, 271, 286

東江抗日游擊隊,242-244

東條英機, 258-260, 264

李筱峰,243-244

余藝, 105, 166

余育之, 86

(Gov. William Peel), 163

林則徐,19

林君蔚,125

林昌熾 126

林建寅,251,255

#E, 86, 119, 123-125, 127

郭泉,57,251

X, 3, 58, 69-71, 75, 79, 84-85, 87, 98,

102, 108, 110, 111, 114, 115, 122, 151,

156, 217-219, 225, 280

唐海,229,231-233

,83, 104, 109-119, 121, 124, 127, 133–

陳延年,135

陳藝生,97

陳景華,94,97

陳賡虞,92

1,235, 250, 254, 263, 270, 286

陳靄亭,40,280

陳儀侃, 79

陳碧泉,141

陳春泉,40

11劃

(ER), 18, 20, 21, 25, 26, 29, 30

134, 136, 148, 154, 160, 183, 215, 222,

280,282

37,40

徐亞保,24

徐勤,72,79

(Gov. Richard G. MacDonnell),

(Gov. Arthur E. Kennedy), 37

(Gov. Francis Henry May), 67-68,

FX, 154-155, 158, 192, 202, 224

宋教仁, 98

, 158, 192, 193, 196, 215

利舞台,211

辛亥革命,87-89, 281

亞羅號事件, 32, 283

X, 151, 152, 155-156, 158, 173-174,

213-215, 218-222, 225-226, 235, 242, 245, 254, 258, 286

, 50, 58, 61-63, 64-65, 66-67, 69, 75,

88, 91, 94, 100, 280, 284, 285

1, 49, 51, 53, 55, 65, 100, 284

284

63-64, 66, 100, 117-118, 147, 251,

何阿錫, 30, 40

何世光,141,145

林柏生,214, 220-221

金山莊,38,40,78, 80, 92

(Gov. Cecil Clementi), 154, 157,

158, 162, 163, 164-165

, 194, 196, 214, 217

杯葛美貨運動(1905-06年),55,71-76, 79,

80, 90, 281, 282

,55, 76-81, 91, 102-107, 175-183,

190, 281, 282

杯葛電車(1912-13年), 91-93

9劃

「香港本位之史學 ], 7-8, 9,12 -

, 16, 20, 23, 29, 36, 201

馬應彪:57,78

馬超俊,84

馬國亮,195

87, 89-92, 95, 102

梅嶺, 251,254

馬敍朝,145,157

袁世凱,66,97-110, 225

梁安,40

E, 50, 65, 66-67, 88, 91-92, 94, 100, 284,

梁上苑,163, 193

285

梁永燊,139,144

, 3, 15, 28, 40, 44-48, 58

梁啟超,61,79

高舜琴,44,46-47, 58

, 194, 214, 217, 233, 236-237

高繩之,47,58

張之洞, 15, 49, 54, 66

張友漁,194,243

高陞戲院,142,181

#E(Gov. John Pope Hennessy), 37,

199, 277, 280, 282, 285, 288

E, 88, 94-95, 97-98, 151-152, 158

39,40,50

酒井隆,237,248

陶百川, 214

,215,222, 229, 241-242

, 222, 235, 237, 243

, 83, 106, 166, 229, 237-238

張阿霖,34,283

康有為,61,66

, 153, 155, 197-198, 201-203

12劃

(E. P. Thompson), 41-42

華商公局,63,73, 96

, 151-152, 158, 193, 215, 243

省港大罷工(1925-26年),121-171, 190,

杜埃 193

杜四端, 141

, 186, 202, 222, 223

胡文虎,214,216, 258-260

314 香港人之香港史

www

索引 315

96, 112, 144-146, 153, 155, 157,

游秩卿,116

175, 201-202, 203, 215, 222, 248, 281

新界割讓,66-69,277-278

285

曾生,215

[£), 7, 17, 100, 122, 276-278

, 83, 104, 110, 117-118, 121

鄒魯,151

鄒韜奮,194-195, 197,243

14劃

16 劃

196, 251-252

許雪秋,97

黃勝,40,50,280

黄屏蓀,145,248

黃詠商,58,69 黃谷柳,187 黃燕清,251 黃世仲,97

190, 192, 199, 213, 218, 219, 225-226,

256

137, 149, 151-152, 156

廖承志,192,193, 242

趙洪,80

賴濟熙,165,166

馮平山,40 馮華川,73 馮明珊, 40 馮子英,251

鄭貫公,72,75, 76

鄭鐵如, 202

馮其焯,106

「殖民史學」5-6,7

, 75, 138, 139, 145, 169, 180, 195,

, 123-125, 127, 134, 137, 157, 162

鄧小平,3,275, 295

曹克安, 195,196

鄧仲澤,87,147

許家屯,275,289

鄧本段,148,150

許地山, 191-192, 193

鄧肇堅,251

, 10, 16-19, 20, 25, 53-54, 174, 189,

(Eric J. Hobsbawm), 28, 277

E(ER), 25, 26, 28, 30, 283

盧芝田, 63,65, 284

盧煥初,141

(Gov. Frederick Lugard), 88

盧湘父,105

IA, 83-86, 93, 107-109, 116, 121,

124, 129, 136, 143, 147, 154, 176, 190,

200, 280, 282

(Gov. Henry Pottinger), 20

(George Bernard Shaw), 1, 167,

169-171, 295

,58, 69-71, 87, 225, 280

241

19劃

X, 141, 157, 169, 249, 251, 253, 260,

286

羅仁伯,166

(B), 132, 141, 147, 180, 183, 229,

231, 237, 249, 250, 253-254, 260, 262,

263, 264, 286

嚴復, 61, 66

嚴尚民,197

, 83, 92, 96, 100, 102, 106, 117-118,

,248, 249, 254, 255,264, 267

, 251, 254, 260, 263

鄺湛銘,190-191

18劃

X, 121, 129, 143-145, 147

T, 194, 217, 229, 233-234, 236, 240-

,86, 124, 127

楊西巖, 87, 88

13劃

15劃

「與強權協力之民族主義」,55,63-66,70,

蔡昌,57,156

蔡盈,85

蔡和森,164

100, 145, 152, 225, 227, 260, 284-286,

287

[RJ, 10, 16-19

(Charles Elliot), 20

義和團,61-62,69, 145

葉明琛,32

葉鋒,197-198

董仲偉,249,251

葉予,192,195, 243

葉蘭泉,216,251, 263

葉靈鳳,193

(Antonio Gramsci), 41

蔡國梁,244

#, 155, 158-162, 191, 202, 216, 222,

223, 235, 237, 242, 245, 246, 263, 270,

293

蔣經國,242,293

, 121, 167-171, 187, 191-192

樓適夷,205

鴉片戰爭:一次(1839-42年) 16-19, 26,

53, 283; (1856-60) 31-36, 38,

53, 281, 283, 288, 290

劉宣, 197, 198

, 22, 37, 51, 60-61, 101, 280,

281, 283, 290-292

,211-212, 244, 254

17劃

4,103-107, 121-122, 124-127, 129-130,

134-135, 145, 152, 153-154, 161, 175,

181-182, 190, 197-199

, 230, 266-267, 268-269

謝纖泰,58,69, 70, 280 謝樹棠,153,156, 157 戴笠,223-224

譚亞才,26,30

譚平山,158

譚延闓,98,158

HW, 48-49, 283

20劃

(Gov. John Bowring), 34, 35, 36

, 85, 113, 118, 123-125, 127, 137,

156, 157

戴望舒, 193, 216

(Gov. John Davis), 22

劉美美,231

楊匏安,124,127

楊衢雲,58,69,280

(Gov. Mark Young), 231, 235, 237

316 香港人之香港史

, 50, 59, 64, 284

, 249, 250, 254-255, 260, 263, 264,

270,286

劉火子,192

索引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