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史文本 - HK In Texts: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區｜高馬可譯本

著「高馬可(John M. Carroll) 譯「林立偉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區

A Concise Histo

Hong Kong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著「高馬可(John M. Carroll)

譯「林立偉

中華書局

口責任編輯:黎耀強

□ 裝幀設計:夏

凡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著者

高馬可(John M. Carroll)

譯者

林立偉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199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H

電話:(852) 21372338 1: (852) 2713 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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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1.業大廈6樓G, 日刚

口

版次

2013年7月初版

2013年9月再版

2013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大16開(230mm×170)

ISBN:978-988-8263-20-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y Enterprises, LLC.

中文版序

拙著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中文版問世的時間,恰恰

是香港歷史上一個有趣而有時候荒誕的時期。這個在1997年7月1日

與中國正式重新統一的前英國殖民地,面對着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政

治形勢,而去年(2012年)發生了幾宗事件,就凸顯了這些情況。在

2012 年1 月,超過一千名怒氣沖沖的香港人到意大利時裝店 Dolce &

Gabbana 位於尖沙嘴的旗艦店抗議,因為該店保安員之前阻止本地人在

店外拍照,但卻容許內地遊客這樣做。同月,一向口沒遮攔的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評論香港地鐵內港人和内地乘客爭吵的事件時,

批評香港人歧視內地人,又不自認是中國人。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王八

蛋」和「英國殖民者的走狗」,憤怒的香港人的回應是發動「反蝗蟲」運

動,把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和新移民比喻為大舉入侵掠奪的蝗蟲。

在 2012 年 2 月,競逐香港第三任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唐英年位於九

龍塘的大宅,被報章揭發有二千四百平方英尺的僭建地庫後,大批新聞

記者和攝影記者蜂擁而至。曾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獲得香港商界和地

產鉅子力挺,也得到北京政府大力支持,在競選初期一直被看好。唐英

年的主要對手梁振英位於山頂的大宅,後來也被揭發有僭建地庫。梁振

英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擊敗了唐英年和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何俊仁其後

以梁振英不誠實、競選期間隱瞞家中有僭建物為由,試圖推翻梁振英當

選的結果。2012年7月1日梁振英正式就職,正值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周

年,他那時已因多種事件而飽受抨擊,包括在僭建事件上撒謊,唯北京

ii 香港簡史

馬首是瞻,以及支持制定類似 2003 年沙士疫症後被擱置的國家安全法。

那天舉行的每年一度七一遊行,是自 2003 年最大規模的,有數以萬計爭

取民主的示威者參加,要求梁振英下台。

。

在後殖民時代的香港,這類示威已屬司空見慣。但當天的七一遊行

有不尋常之處,除了梁振英才剛剛上任外,還因為有示威者高舉殖民地

時代的香港旗!這些人只屬很少數,但惹人注目。由於這些示威者不少

是沒有英國殖民統治記憶的年輕人,這種舉動與其說代表他們真的渴望

回到殖民統治,不如解釋為表達對現政權的不滿更為貼切。然而,他們

的行為惹起爭議,尤其是互聯網上開始出現鼓吹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

的運動。在 10月,示威者到中聯辦前揮舞殖民地旗幟,高喊「我們是香

港人,不是中國人」之類的口號。同月,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

主任魯平批評揮舞殖民時代香港旗的示威者,叫他們不愛中國就離開,

還說鼓吹香港獨立的人是「傻瓜」。

在 2012 年夏天,學生、家長和教師組織大規模運動,反對政府計劃

推行國民教育課程。在8月舉行的大規模示威中,許多穿著校服的學生

蒙着眼睛,象徵他們不願被「蒙蔽」和「洗腦」。到了9月,約十萬人

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超過一星期,抗議當局提出的課程。政府最終將

之擱置,至少暫時如此。被稱為「水貨客」的內地商人在香港購買貨物,

再運回大陸以高價售出,這種水貨活動引發激烈爭議,到了9月,上水

港鐵站(列車到達邊境的羅湖站前最後一站)舉行了抗議水貨活動集會,

其間爆發衝突。「光復上水」運動的組織者認為,水貨客破壞了這個小鎮

正常平靜的生活。

到了 2013 年,這些緊張情況似乎仍沒有緩和跡象。在新一年開始的

1月1日

就有人舉行大規模反政府集會。這次反政府集會的聲勢,比

起兩天前即 12月30日由親政府和親北京團體組織、支持特首梁振英的

中文版序 iii

遊行浩大得多。雖然梁振英信誓旦旦說會確保北京履行承諾,容許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但指摘他的人仍抱懷疑,而梁振英的民望仍然很低。內地孕婦為了令子女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大批跑到香港產子,使本地醫院窮於應付,在公眾不斷批評後,港府決定禁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於中國大陸社會對有毒食品甚感憂慮,有內地人趁機在香港大量購入奶粉,港府關注這種情況,在今年(2013 年)初限制每人可帶出境的奶

粉數量。最近還有超過二萬人聯署向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 陳情,要求他協助遏止猖獗的水貨活動!有些立法會議員甚至要求政府限制來港內地遊客數目,認為他們佔用了本地設施和資源。

香港曾被形容為「荒島」,雖然這個說法並不正確,但是這本簡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討這個所謂的「荒島」,究竟怎樣一路發展為今天迷人又複雜的城市,既富於中國色彩,但又與中國其他地方迥然相異。

中文版序

緒論:歷史上的香港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西方重返中國

「洋煙土」:鴉片與戰爭

與敵合作

困擾香港的問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

太平天國起義與中國人移民出洋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經濟:鴉片和移民

社會

政府、法律和司法

馭民之術?

香港簡史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894年鼠疫大流行

1894年的改革運動

取得新界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的崛起

80 382

香港和中國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1912 年至 1913年拒搭電車運動

102

香港大學

103

香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05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華資工業與銀行

120

政制發展

122

罷工與抵制

124

各自的世界,各自的生活

135

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

137

娼妓與妹仔

140

撙節用度

144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知其不可守而守之

149

目錄 vii

香港淪陷

日佔時期

151

153

戰時規劃和搶佔香港

159

重建香港

162

戰後變化和楊慕琦計劃

165

香港與1949年中國革命

170

第六章新香港

韓戰與冷戰

176

戰後經濟繁榮

179

應對世界新秩序

181

1960年代

185

建立福利社會

197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214

以提升公信力建立身份認同:肅貪倡廉

219

香港前途談判

224

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228

恐慌之城

233

《基本法》

235

九龍城寨的終結

238

viii

香港簡史

第八章九七倒數

天安門廣場:反應與影響

242

新機場爭議

245

應付九七

247

最後的帝國主義者:彭定康的改革

250

特區行政長官角逐戰

256

倒數結束

258

世界歷史中的1997

269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與失望

275

一國兩制概念與香港自治

279

沙士: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

285

殖民統治及其遺留的影響

288

領導能力問題

293

香港與中國大陸

香港歷史

295

298

大事記

參考書目

301

313

緒論:歷史上的香港

1841年1月25日,一隊英國海軍官兵在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個小

島的北岸登陸,並升起英國國旗,這個小島就是香港島。第二天,英國

遠征軍司令代表英國政府正式佔領香港。從此以後,除了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有三年零八個月被納入存在時間不長的日本帝國外,香港一直受

英國管治,直至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時為止,香港由那時起成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全中國的報紙都語帶自豪地宣佈:香港「終

於回歸祖國了」。

嚴格來說,「香港」一詞是指香港島,它根據1842年的《南京條

約》被清政府「永久」割讓給英國。這個蕞爾小島位於廣州東南八十英

里處,東西僅十一英里,南北長二至五英里。但一般人提到「香港」這

個名稱時,往往是指包括三個主要部分的大區域:香港島;1860年根據

《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面積有八平方英里;還有在1898年租借

給英國九十九年的新界,這個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英里的區域,包括約

二百三十個離島。雖然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但它的海港水深港闊,四周

又有高聳的花崗岩山丘作屏障,是世界良港之一。香港現有約七百萬人

口,適合建屋的土地十分稀缺,因而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此

地全年大多數時間都潮濕燠熱,無怪乎有些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對於他

們的政府當初竟會看上這個小島,也感到大惑不解。

時光荏苒,香港發展為蓬勃的港口和繁榮的大都會,但這個地方一

直沒有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直至近年情況才有所改觀。英國殖民史

香港簡史

學者過去都把關注重點放在非洲和印度,而本地的英籍歷史學家則多集

中研究香港的殖民地行政機關,尤其是各香港總督和公務員所發揮的作

用,對佔此地人口約百分之九十八的華人,幾乎視若無睹。中國大陸的

歷史學家則完全忽略香港,直至在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幾年才

有改變。全中國只有一所大學設有專門研究香港的研究機構。專研香港

的大陸學者寥寥可數,而即使在他們眼中,香港的重要性僅在於它是英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並且是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華基

地,除此以外,這個殖民地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

在過去二十年,學者(大多以香港為基地)重新建構出複雜和細緻

得多的香港史,既考慮了香港的殖民地特色,又注意到本地華人對香

港歷史發展的貢獻。香港以外的史家為何須過這麼長時間才正視香港?

答案與其說在於香港,不如說在於歷史學家的研究取向。在美國,由於

提倡中國中心觀的中國歷史,令中國歷史的國際層面被淡化。在中國,

香港遭忽視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人歷來有一種偏執,就是不願承認外國

的影響——除了外國對他們所做的壞事外。另一原因是殖民統治和香港

的商業成就令他們感到恥辱,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和台灣一樣,直至最

近一直是共產中國的對照物,這種比較很令人難堪。還有一個原因是中

國人素來瞧不起移民,不是視他們為罪犯,就是拋家棄國的不孝不義之

徒。最後,華北傳統上是政治權力的中心,因此北方人常常輕視華南和

南方人。

與中國首都北京等城市相比,政治上香港似乎處於邊緣;與曾有

東方巴黎」美譽的繁華大都會上海等城市相比,商業上香港似乎也處

於邊緣。然而,正因為香港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才會在過去

一百五十年成為堪稱對中國最重要的地方。領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

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孫中山,是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接受教育。香港人多稱

緒論: 歷史上的香港 3

他伍叙的伍廷芳,是在香港成長和受教育。香港自殖民時代早期起,都

是內地逃難百姓的庇護所,如太平天國時期(1851年至1864年)、1911

年辛亥革命後和整個動盪的1920年代、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以

及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

香港是自絲路和蒙古人之後,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最重要紐帶。直至

最近幾十年為止,約百分之九十從中國移民海外的人都取道香港。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香港出口的貨物遍及世界各地。近年來則以煥發創意

的電影享譽國際。對於中國大陸的人來說,則從香港進口的事物更加重

要。從北美或東南亞回到中國的華人,幾乎全取道香港,海外華僑也經

香港匯款回國。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執政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為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扮演了既重要又諷刺的角色:是中國通向

外部世界的窗口,提供寶貴外匯的僑匯中心,並且是輸入中國無法生產

的貨品的基地。韓戰期間,香港對於中國的用處尤大,因為在美國和聯

合國實行禁運之下,天然氣、煤油和盤尼西林等稀缺物品,就從香港偷

運到中國。香港投資者對於中國的急速經濟轉型也貢獻良多,從1970 年

代末開始直至今天仍在發揮作用。

今天的學者往往強調香港的中國性質(Chineseness ),這尤其因為香

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肯定的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它的歷史主要

受發生在中國(特別是與之一衣帶水之隔的廣東省)的事件影響。香港

人口一直以華人為主,而因其鄰近中國,對大多數居民來說,中國事務

比英國事務更為重要。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錯綜複雜。如一句中文

俗語所說:「香港有難去中國,中國有難回香港。」但是,在香港殖民時

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說,香港往往接收大批

從內地湧入的移民。儘管香港依賴這些移民所提供的勞動力和資金,但

這個殖民地也為中國的國家建設貢獻很大,因此許多觀察家在1990年代

香港简史

初預言,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會繼續改變中國,而不是被中國改變。

香港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國殖民史的一部分。中

國對香港固然有重要影響,但我們也不應低估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

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塑造了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

並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簡言之,香港若非成為英國殖民地超過

一百五十年,就不會有那樣的歷史面貌。此地的華人罪犯通常轉移到其

他英國殖民地,如馬來亞的海峽殖民地和婆羅洲外海的納閩島。英國殖

民者往往密切留意其他殖民地的事務,特別是印度,許多人與印度有家

族聯繫和商業關係。尤其是十九世紀中期,香港與印度通過貿易( 以棉

花和鴉片為最大宗)和定期往來兩地的客輪服務,形成密切關係。早期

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在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

的貨幣。在 1864年滙豐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

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在二十世紀之前,香港鄉郊的房屋是以中國本土

建築形式為主,而構成早期城市風貌的那種隨處可見的「中國式」建築

-上居下舖並建有騎樓的商店,其實是師法另一個英國殖民地——新

加坡,而新加坡又仿效自更古老的印度殖民地城市,如孟買、加爾各答

和馬德拉斯。

香港歷史深受其殖民統治者的影響。在1970年代初以前,香港總督

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他們來香港履新前,都曾在其他殖民地

歷練。在 1947年至1957年出任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

曾在 1920 至1930年代加入香港政府,而重返香港擔任港督前,曾於百慕

達、牙買加、尼日利亞、斐濟和南太平洋任職。這些港督在其他殖民地

的經驗,往往影響他們對於香港的態度。在1950和1960年代,香港獲得

一批「退役復出」的殖民地官員,他們是由非洲、南亞和中東新近獨立

的英國殖民地和屬地調來的第二代殖民地公務員。香港政府從上至下都

緒論

歷史上的香港 5

是徹頭徹尾的殖民地政府結構。例如,到了 1960 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

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馬來亞和巴

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香港也是有助我們了解比較殖民史的重要案例。許多學者認為,世

界許多地方仍然是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因為歐美國家的財富和勢力,過

去一直是榨取自命途多舛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十九世紀後期

被歐洲列強瓜分的非洲,至今大部分地方仍陷於羅掘俱窮的境地,並為

種族暴力所撕裂。曾有英國「王冠上的寶石」美譽的印度,現在人口僅

次於中國,也被貧窮所苦,並受宗教和種族暴力困擾。不過,任何想從

殖民主義中歸納出普遍規律的嘗試,都不能不考慮澳洲、加拿大、新西

蘭和美國——從前全都是英國的拓荒殖民地,這些國家現在的生活水準

比英國還要高(雖然,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水準仍然很低)。同樣曾是英國

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生活水準也普遍高於英國,而曾是日本殖民地

的台灣和南韓,生活條件也很高。英國人將板球傳到印度、巴基斯坦和

西印度,現在卻常常不敵這些地方的板球隊;澳洲、新西蘭和南非的橄

欖球隊也屢次擊敗英國隊,而這項運動又是另一英國人留在當地的傳統。

過去的歷史學家若非集中論述殖民主義建設性的一面,就是專注探

討其破壞性的一面,今天他們提供更為細緻多層次的觀點。比如,我們

知道殖民時代之前的社會,不一定像反殖的民族主義者所描繪的那麼和

平和諧;我們也了解到,殖民統治要靠本地人合作才能成事,這種情況

在整段香港殖民地歷史俯拾皆是。我們過去認為,殖民統治對本土人來

說是創痛的經驗,現在更多被理解為民族間的一場邂逅相遇,這些相遇

的主調是困惑,另一些則以相互了解為基礎。香港的殖民統治無疑是高

壓專制,也帶有種族歧視性質,但卻不一定會擾亂和破壞本地華人的生

活。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吞噬中國的混亂局勢,英國殖

香港簡史

民統治者和其華人子民皆感到恐懼,他們也共同致力維持經濟自由和政

治穩定,這常為雙方提供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因此,香港的殖民統治

既建立在相似與類同之上,也建立在不同與差異之上。

美國自十九世紀初起,就對香港有特別興趣,但歷史學家鮮有注意

在香港歷史或美國歷史中的這一層面。在香港殖民時代初期,美國鴉片

貿易商舉足輕重。香港更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美國跨太平洋貿易的終站,

香港從美國進口人參、麵粉、木材和煤油等貨品,向其出口絲、茶、藤

器和勞工。雖然很多美國人對帝國的概念心生厭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但到了冷戰時代,他們對帝國的批評卻減少了,因

為比起當時共產主義的散播,殖民主義似乎還可取一些。香港因而成為

對美國很有用處的地方,這裏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監聽站,又是反共宣傳

基地,在韓戰和越戰期間,更是美軍官兵休假的熱門地點。韓戰後香港

向美國消費市場供應衣服、塑膠花、假髮等工業產品,許多是在美國資

金投資的工廠製造。1969年美國商會成立,顯示美國參與香港經濟的程

度愈來愈深,到了1970年代末,在港美國人數目開始超越英國人。即

使中國大陸推行經濟改革後,美國公司可以在內地擴大業務,但許多公

司仍在香港保持大量業務,而美國政府決心敦促中國政府信守承諾,在

1997 年香港交還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模式。香港是低稅制的自由港,而

且政府對經濟干預極小,深受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保守主義者推許。

處於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歷史交會要衝的香港,也有自己的歷史和

身份認同,充滿矛盾、問題和特色,塑造了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有些

矛盾和問題是遍見於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比如,香港不乏超級富豪,

但只佔人口的極少數。另一些矛盾是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比如,香港

人享有高度個人自由,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之前,香港未有實

緒論:歷史上的香港 7

行代議政制,也沒有政黨。香港的一些特色源於它是中國與英國相遇之

地,造就了一個堪稱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有些人會說這個稱譽應歸上

海,就如它在1920和1930年代那樣)。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

英國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

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

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

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說。在一個開闊空地如此稀少的地區,

有一項英國人留下的事物尤其矚目——在香港島快活谷和新界沙田舉行

的賽馬,這是廣受香港人歡迎的消閒活動,不但本地人熱愛,還受一國

兩制的保障。

香港與英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也對人留下影響。由這種關係所造

就的居港華人群體,常常自視為一群獨特的華人,有別於中國大陸上的

中國人。許多學者認為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是很晚近的現象,但其實早在

十九世紀末,香港華人把此地的秩序與繁榮,對比於中國的政局混亂和

經濟落後,這種香港身份認同就已紮根。香港華人與外籍人大都仍然過

着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和過去一百五十多年沒有兩樣,大多數外籍人

不屑去學中文。外籍人全都會在工作上與華人有頻繁接觸,而華人從不

認識任何西方人的,卻並不罕見,他們稱這些西方人為「洋鬼子」。

香港處於中英兩國之間的這段歷史有自己的獨有特色,而它在 1997

年的去殖民化過程也與眾不同。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

較於大多數獨立國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英國殖民

統治結束時,香港除了成為重要金融中心外,還擁有世界第七大外匯儲

備,更是世界第三大成衣出口地,以一個面積這麼小的地方來說,成就

不可謂不驕人。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亞洲第二高(僅次於日本),超

過澳洲、英國和加拿大。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一個遠比統治此

香港簡史

地多年的殖民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 1989 年北京天安

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儘管中國共產黨政府致力在全球結束帝國主

義,但它從沒試圖解放香港。香港殖民統治終結的主要原因,也迥異於

大多數其他殖民地,其推動力既非來自內部要求(剛好相反,大多數香

港居民寧願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而不想被中國統治),也不是來自國際壓

力。結束香港殖民統治的決定是來自中國政府,它在1972年宣佈,香港

的未來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中國政府認為條件成熟時,會以

適當方式解決。到了1984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

署之時,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已是帝國斜陽,而中國卻是正在崛起的

世界強國。

描繪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歐洲版畫。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描繪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歐洲版畫。

(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1860 年代的香港街景。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第一位英國皇室人員愛丁堡公爵於1869年訪港。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由山頂抬着歐籍居民下山的轎夫,1902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帕西人墓園。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小學生,約 1900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有僕人伴隨的上層社會年輕婦女,約1900年。

(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巡查疫區的防疫人員,1894年。

(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農曆新年期間的皇后大道,1902 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第一章

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

中國後管治此城的小憲法,中國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官方態度,在這部

小憲法中可見一斑,它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鴉片

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雖然中國歷史學者經常強調,自有史可考的時

代以來,香港就在中國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英國方面的資料,直至

最近仍普遍否認香港在英國人踏足之前有真正的歷史。1893年曾有居港

英國人寫了一本旅遊指南,裏面說,在1841年之前,香港「只不過是一

座到處荒煙蔓草,令人望而卻步的火成岩島嶼,顯然只能支持最低等的

生物在這裏生存」。多年以後,曾以「借來的地方,靠借來的時間而活」

這句廣為流傳的說話形容香港的記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 )寫

道:「香港原本並不存在,必須憑空將它創造出來。」

受殖民統治前的香港,並非英國史家、殖民地官員和記者常常掛在

嘴邊的「荒島」或「不毛之地」。香港地區的考古發現可上溯至六千年前

的新石器時代。據中國史籍記載,華南是百越族居住之地。百越人與馬來

A Hand-Book to Hong Kong: Being A Popular Guide to the Vari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the Colony, for the Use of Tourists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893), reprinted as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J. Lethbrid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i.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6), 97.

香港簡史

人、越南人、波里尼西亞人的淵源之深,更甚於中國的主要民族漢族,香

港有幾處地點仍然保存的石刻,估計就是百越人所留下。香港曾受南越王

國統治,直至公元前111年南越王國為漢武帝大軍所滅。1955年九龍李鄭

屋掘出古墓,相信就是一座漢墓。在往後的一千年,一方面由於該時期中

國戰亂頻仍和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是華南有更好的謀生機會,愈來愈多中

國人由北往南遷,包括來到與香港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中國史籍屢屢提

及九龍,指它是蒙古人佔領中國後,南宋皇帝逃難之處。

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1276-1368),香港居民以農民、漁民和海盜

為主,他們有些是效忠宋朝的遺民。到了元末,定居香港的主要有七大

氏族,香港大部分土地都由他們擁有。在整個明朝(1368-1644),來自

廣東和福建這兩個中國東南沿海大省的拓墾者遷移到九龍,部分人更渡

海到了香港島,但島上人煙依然稀少,僅沿着島的南岸有零星村落。到

了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清朝( 1644-1911),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聯繫更加

密切。來自華南其他地方的漁船使用此地海港。香港島成為新安縣一部

分,九龍巡檢司偶爾會上島徵收田賦,並為漁船登記,治理地方之責則

交給當地村長或耆老。在十九世紀初期,惡名昭彰的海盜張保仔以香港

島為據點,利用島上最高的山峰瞭望偵察,劫船掠貨。

1830年代末英國人踏足香港時,香港非但不是「荒島」,島上居民

也遠不只是人們常說的「少數漁民和海盜」。如歷史學家兼前殖民地官員

許舒(James Hayes )指出,此地居民的「主要職業」是務農。香港島有

「幾條面積頗大的鄉村,另外還有小村落,並有少數較大的沿海村莊,這

些沿海村莊既是上述鄉村的墟市,也是恆居此地的蜑民和外來船舶的母

港」。許舒總結說、「早在1841年以前」,居住在香港島上的人已「習慣

譯註:宋帝昺。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21

了一種定居生活的慣常規律。他們羈繫於自己的田地和房屋,以及生意

和日常職業,建立了中國社會常見的公共機構,包括祠堂和廟宇,那是

全年定期和特殊祭祀儀式的場所」。許舒認為,香港的廟宇證明「此島肯

定早在 1841 年前已有建立很久的定居社群」

。

西方重返中國

香港成為殖民地是由於英國在中國勢力上升,而英國在華勢力崛

起,則是歐洲擴張這個長期過程的一部分,歐洲擴張自十五世紀末開

始,持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唐朝(618-907)和元朝的時候,商

人取道絲路——連接中東和中國西北邊疆的陸上貿易路線——從歐洲來到

中國。在蒙古治世,中國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由蒙古人統治,許多歐洲人

來華通商,有些人甚至效力元朝政府。但元朝在十四世紀中期土崩瓦解

後,中國就很少和歐洲接觸。

西方商人在十六世紀初重返中國,那時候葡萄牙人開始在華南沿海

通商,華南沿海是商業區域,有着長期與海外和中國國內通商的傳統。

1557 年明廷准許葡萄牙人在澳門這個香港西南方的細小半島建立永久殖

民地,這樣做一方面是回報他們協助清剿海盜,另一方面是為將他們限

制在特定區域。雖然明廷禁止海外貿易,澳門不久卻成為「北半球的商

品交易中心」。‘葡萄牙帆船從澳門把絲、茶和瓷器等中國貨物運往歐洲,

換取日本和美洲銀礦所產的銀。由於利瑪竇等歐洲傳教士的努力,澳門

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1984): 106, 114, 128. 此文也收錄於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7。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Boulder: Westview, 1996), 3.

香港簡史

也成為基督教和西學引進中國的基地。

到了 1600 年代,英國挑戰葡萄牙和荷蘭,力求成為在亞洲的歐洲貿

易強國。英國商船最終進入中國水域後,葡萄牙人在1654年容許英國東

印度公司登陸澳門。1684年清廷解除海禁,英國商人利用澳門為總部在

黃埔港通商,黃埔是離廣州十多英里處、位於珠江江心的小島,是華南

最重要的港口。177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准在廣州開業,1759年清政府

宣佈廣州是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

廣州貿易制度又稱公行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中國的對外貿易須通

過一批中國行商進行,這些行商獲清政府特許和發出執照。西方商人每

年 10 月至明年3月在廣州從事買賣,並只限居住在向中國行商租用的

商館(夷館)。這些位於珠江畔的商館兼作倉庫和住房,以東印度公司

代理商和業務代理人在英屬印度經營的同類中心命名。在非規定的交易

季節,即每年4月至9月,商人須返回澳門貿易。雖然外國人常抱怨廣

州的規定和條件,但相比起絲、瓷器、茶葉和後來的鴉片所帶來的豐厚

利潤,這些不便實微不足道。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幾個派往清

廷爭取更多貿易讓步和外交權益的英國外交使團均無功而還,但即使如

此,到了 1840年代初,有近一百家外國貿易商在華南沿岸做買賣。

英國史家一直以來常常強調,大英帝國獲取香港跟它在其他地方的

擴張相似,幾乎全屬無心插柳之舉。根據標準說法,英國拿下香港並非

為獲得更多領土,而是要擴大和保護它在華的商業利益。殖民地大臣斯

坦利勳爵( Lord Stanley)在1843年說,佔領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

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1970年代前最著名的香港史專家安德

•

6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CO129),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O 129/1843/8, June 3, 1843, reprinted in Steven

Tsang,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第

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23

葛( G. B. Endacott)寫道:「健康的貿易需要安定的環境、肅清盜匪、保

證契約得到遵從,並確保司法不偏不倚。中國人被認為無法提供這些條

件,所以須由英國人來提供。這是理解香港歷史所不可不知的。」

英國建設香港,確實主要是以它為帝國的前哨站,而非為教化當地

華人或向其傳播基督教。英國首次佔領香港是在1839年,那是第一次鴉

片戰爭英國與中國交戰期間,那時候沒有幾個英國官員認真想將香港變

成永久殖民地(香港直至1843年6月26日才正式成為殖民地)。即使

英國人根據只維持很短時間的《穿鼻草約》(締約雙方都不滿意,有些

學者懷疑這草約根本沒有簽署),在1841年正式控制香港後,英國官員

對於香港的發展潛力意見紛紜,並且往往互相衝突。外交大臣巴麥尊勳

爵( Lord Palmerston )認為這個小島沒有什麼價值,他的繼任者阿伯丁

勳爵(Lord Aberdeen)則覺得保住香港太花錢,並會影響英國與中國和

其他歐洲國家的關係。但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兼殖民地香港首任行政官義

律( Charles Elliot )相信,香港是英國在華商業、軍事和政治運作的完美

基地。接替義律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又譯璞鼎查)成為香港首任

總督,他也認為英國需要在中國沿海建立根據地。最初將信將疑的砵甸

乍最終同意義律的說法,認為香港具有商業和軍事價值。總的來說,倫

敦官員對香港價值的看法,不如駐香港和華南的官員那麼積極熱切。

不過,英國攫取香港絕非無心抽柳,而是「英國自由貿易商為擴大對

華貿易長期爭取的結果」。幾乎在英國勢力甫出現在亞洲起,英國人就有

意在中國沿海建立可靠的貿易基地。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歐洲海洋

帝國,分別在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澳門和馬尼拉設有據點,相較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vii-viii.

Chan 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UK: Clarendon, 1991), 9.

香港簡史

之下,英國除印度外在亞洲沒有重要的領土。在1815年,英國東印度公

司一名駐廣州職員呼籲,在盡量靠近首都北京的地方建立據點。1821 年

後,廣州當局把非法的鴉片貿易趕出黃埔,英國商人遂轉到幾個沿海島

嶼經營,包括香港。1834 年8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勳爵( Lord

Napier)建議派小隊英軍佔領香港島,以保障歐洲人在中國的通商權益。

區內最大的英資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and Matheson)老闆孖地信(James

Matheson)促請英國政府建立基地,保障英國在南中國的通商利益。

雖然另外幾個島嶼,包括台灣(外國人多稱它福爾摩沙),普遍被認

為是更為吸引的選擇,但廣州英國商人寧取香港,因為他們看中這裏有

天然屏障的深水港,不懼颱風,而且往來中國或外海都十分便利。英國

植物學家兼冒險家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在1843年和1845年

到過香港,在他眼中,香港的海港有如下優點:「香港的海港是我見過最

優良者之一,此港長八至十英里,闊度則不一,有的地方僅兩英里寬,

另一些地方則寬達六英里。整個海港各處皆可下錨停泊,全無隱藏危

險。其南方有香港島之高山以為屏障,對岸則有中國大陸的山脈遮蔽,

事實上各方向皆有陸地環護,故船舶即使遇到大風,亦可安全無虞。

「洋煙土」:鴉片與戰爭

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期間取得香港。這場戰爭表面

上是為鴉片這種違禁品的貿易而打,但除此以外,也關乎通商權利和外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 Murray, 1847), 13.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25

交代表權。到了十八世紀末,中英之間的貿易量是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

傾斜,英國除了白銀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來換中國的茶和絲。英國

人的對策是把在英屬印度種植和製煉的鴉片進口中國。鴉片早在一千年

前已由阿拉伯商人帶到中國,中國南方也有種植,但一直以來主要是用

於醫療。到了十八世紀,它卻主要被用作毒品吸食。清廷在1796年再次

明令禁止輸入鴉片,東印度公司的對策是把它的鴉片賣給港腳商人—

英國人、印度人、帕西人和阿美尼亞商人,他們再以私人擁有的小型港

腳商船把毒品運到中國。雖然清廷在1800 年再次下令禁止進口鴉片,但

這種毒品的買賣仍然十分猖獗。鴉片由外國人稱為接貨船,中國人稱為

扒龍或快蟹的高速走私小船運載,很快運到中國沿岸。美國商人威廉·

亨特(William Hunter )憶述這種生意說:「這種買賣確是在廣州的外國

人最易做,也最愜意做的。他賣出是愉快的,收款是平和的。這項交易

似乎也具有了這種麻醉品的特性,一切都是愉快舒適的;賣出的手續費

是3%,盈利的手續費是1%,沒有壞賬!」

隨着鴉片需求日增,英國商人愈來愈不滿廣州貿易制度的種種規限和

清廷的鴉片禁令。1834年東印度公司壟斷英國在華貿易的權利遭撤銷,

英國政府派律勞卑監督英國對華貿易。勞律卑跟東印度公司的商人不同,

他不願意與粵海關監督打交道,而堅決以其外交身份,平起平坐跟清廷官

吏直接交往。結果他被圍困在廣州商館內,直至他同意離開中國為止。要

不是他不久就患上瘧疾病死,這事件很可能引發中英兩國戰爭。

從英國的觀點看,問題既牽涉商貿,也關乎政治,即既要擴大對華

貿易,同時保持某種外交平等的表象,並維持英國的威信。從中國的角

度看,問題更加迫切和複雜,由於當時清朝賦稅是以白銀繳付,購買鴉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2), 72-73.

香港簡史

片令白銀外流,可能會導致民生艱困、國家收入減少和民變發生的惡性

循環;如果清廷在外交上承認英國是與其平起平坐的國家,則大清皇帝

的威信在中國乃至全亞洲都將掃地。隨着中國吸鴉片者日眾,已經稀有

的土地被浪費於種植鴉片。清帝為保大位,並負起身為「百姓父母」的

道德責任,怎能容許這種貿易繼續下去?有些清廷官員主張鴉片弛禁以

杜絕流弊(包括鴉片因是違禁品而能賣得高價所帶來的貪污),但道光帝

在 1838 年發出諭旨,這種「洋煙土」貿易必須終結。

許多英國官員同意清廷禁鴉片是理直氣壯的。但有些歐洲人卻認

為,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是咎由自取。後來一位早期研究香港史的歐籍

史家說,「對鴉片的愛好」是「中華民族的先天痼疾」。“在華洋人沒幾個

把皇帝上諭當是一回事。鴉片貿易盛行已久,清政府又積弱,根本無力

戢止。美國商人威廉·亨特記述:「這麼久以來所享有的豁免權,加上中

國政府本身的弱點,致使外國人相信,其不會實行任何嚴厲的措施來禁

止這項貿易,而歷次上諭不過被看作是徒然浪費紙張而已。鴉片運入售

出『白銀外流』照常進行。」然而,在1839年3月,剛獲皇帝授命禁煙

的林則徐,在廣東省雷厲風行禁鴉片。林則徐之後圍困約三百五十名在

廣州的外國人,包括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又充公他們的鴉片存貨。

1839 年秋天,英中兩國爆發戰爭,英國皇家海軍迅速封鎖廣州。

外交大臣巴麥尊宣佈有意佔領香港(儘管他後來形容香港為「連屋子

都沒有一間的荒島」)。1841年1月25日,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r)上校率領一小隊官兵登陸香港島北岸,並升起英國旗,這處地

方後來稱為「佔領角」)。翌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Gordon Bremer)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75.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106.

譯註:Possession Point,即現今上環水坑口。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27

正式佔領香港,納為英女皇陛下領土。在1841年2月,義律宣佈保證自

由貿易,英國為洋人和華人提供保護,並且可以奉行中國習俗和宗教,

藉此吸引中外商人到香港。一年後,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從澳門遷到香

港,促使英國公司跟隨。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結束。該

條約除了要求中國償付巨額賠款、結束公行壟斷制度、雙方協定關稅、

開放五口岸予外國人通商居住外,還訂明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

給予英國「治外法權」(即在華英人由英國法官審理),並載有「最惠

國」條款,保證日後中國賦予其他國家的優惠,英國可一體均霑。十九

世紀西方列強在軍事上打敗積弱已久的中國,強迫中國簽下多條不平等

條約,《南京條約》就是中國人眼中最早的一條。雖然戰爭結束後所簽的

條約總是不平等的,但這些條約在中國歷史裏尤其惡名昭著,是百年屈

辱的印記,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百年屈辱才告一段落。

與敵合作

英國人打贏了戰爭,故能在《南京條約》予取予求,英國能戰勝不

是單靠優勢武力,還由於得到中國合作者相助。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

和期間,以及建設他們的新殖民地之時,都獲得中國人協助。即使廣州

當局命令香港華人抵抗「外夷」,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

有位英國軍醫寫道,香港居民「似乎勤奮而溫順......從各方面看,他們

似乎總體上性格很平和;對於改受英國統治,看不出他們有明顯的讚同

香港簡史

或厭惡」殷商周壽臣是殖民地議政局*首名華人議員,其祖先在英國

人到來前已世居香港,周壽臣在1900年代初自誇,他的祖先曾協助英國

人張貼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的告示。

沒有單一原因足以解釋何以有些中國人那麼熱心幫助英國人,而英

國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也不是到處均能找到肯與他們合作的中

國人。例如在戰爭初期,英國人取得補給方面遇到很大困難,尤其是佔

領舟山期間,舟山是上海附近的中國沿海島嶼,由於該地中國人不肯合

作,英國人佔領的時間很短,並不成功。有些合作者因為痛恨滿人,所

以理直氣壯與外國人合作;另一些則來自長期在華南沿海與洋人合作的

次族群。但是,這些人與英國人合作大多主要是為了金錢和權力。

有位合作者的故事很引人入勝,那是靠海盜勾當和為外國船舶供應

給養發跡的盧亞貴。盧亞貴是蜑家人,蜑家人是華南沿海的少數民族,

以舟楫為家,飽受其他中國人蔑視排斥,他們以捕魚、船運和供應補給

為生。和許多其他漁民一樣,蜑民常常淪為海盜,尤其在生計艱難的日

子。由外國人踏足廣州之初起,蜑民已和外國商人做買賣,並充當中間

人,即使清政府以處死來恫嚇也禁之不絕。戰爭期間,有些蜑民向英國

海軍和商船提供補給。盧亞貴因為為英軍提供糧食補給,後來獲回報一

幅位於下市場“的土地,這幅土地很有價值,後來成為許多香港華人聚

居的地方。盧亞貴不久就成為這個殖民地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華人之一

郭甘章是另一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向英軍供應給養的蜑家人。

英國人接管香港後,他遷到這殖民地定居,1845年加入鐵行輪船公

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即大英火輪船

K. S. M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London: R. Bentley, 1842),160, quoted in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115.

15 譯註:即後來的行政局。

譯註:Lower Bazaar,即今上環蘇杭街、文咸街一帶。

第一

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29

公司),不久當上買辦(買辦的英文 comprador 來自葡萄牙文,意思是

買手。買辦制度源於明末,但到1842年廣州貿易制度取消後才盛行起

來,買辦取代行商,成為中西方商人之間的主要中介)。1860年代郭甘

章成立船隊,與歐資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競爭。在1876年,他是香港第三大繳稅大戶。到

了 1877年,他旗下已有十三艘汽船,令他不只是本地成功華商,更是區

內的船王。雖然郭甘章只會說洋涇浜英文,但他與外國人相處得很好,

常常擔當殖民地政府的顧問。

香港的城市發展也是靠華裔建築工、承包商、商人和勞工建設起

來。歐洲殖民主義不只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遇,也是實體事物的建設過

程,由政府大樓、民宅、商廈,乃至於整個城鎮。如同在亞洲許多其他

殖民地,香港的這種建設是由華裔工人和承包商完成。他們不少人曾有

為洋人工作的經驗。這些承包商中最成功的是譚亞財,他是殖民時代初

期香港華人社會中最顯赫的人物之一。譚亞財祖籍廣東開平,當地是著

名僑鄉,許多人移民到東南亞,後來更遠走至舊金山。譚亞財先是在新

加坡的殖民地政府船塢當工頭,1841年從新加坡來到香港。香港一些最

重要的建築物是由他興建,包括鐵行大廈,以及一座後來由政府購入供

殖民地首個最高法院之用的大樓。譚亞財因在香港和新加坡為英國人服

務有功,獲賞一幅位於下市場的土地。

英國人還為與他們合作者提供另一個非常吸引的報答——高利潤的專

賣權。歷史學家常常強調自由貿易在香港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但

在開埠初年,香港經濟既不亮眼,也不自由。政府以精心設計的專賣制

度(通常是以公開拍賣方式出售)來管制鴉片、鹽、酒和香煙等商品。

諷刺的是,根據英國的說法,第一次鴉片戰爭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

就是要把中國從這種管制和專賣中解放出來。這些專賣權幾乎全握在本

香港簡史

地華裔商人或承包商手中,佔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五。

在各類這些專賣中,以鴉片專賣為最大宗,歷時也最久,它在十九世紀

時期維持佔政府歲入近四分之一。

雖然這不能解釋為什麼這些中國人會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幫助英國

人,但是,殖民地香港也令像盧亞貴、郭甘章和譚亞財等人,獲得他們在

中國不可能達到的顯貴社會地位。盧亞貴和郭甘章是蜑家人,在中國是無

法晉身士紳階層。譚亞財到新加坡為英國人做事,違反了清廷禁止移民出

洋的命令,但清廷禁令在英屬香港沒有效力。譚亞財成為三間中國廟宇的

值理,並且是大慈善家。1847年一份本地英文報紙這樣形容他:「與這個

殖民地裏他所屬階層的任何人相比,論聲望論才智,他一點不遜色。在

他協助下,1856年香港成立第一支華人消防隊,裝備美國製消防車。在

這個新的殖民地環境中,出身背景不光采的盧亞貴也成為華人社會的顯赫

成員。很多人認為他勾結三合會和海盜,又助長警察貪污。但他在城中也

贏得「凡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裏苦惱的」都會幫助的美名。”

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因被英國佔領而繁盛起來。1840年代初的香港,頗像美國西部

或澳洲和新西蘭的淘金小鎮,邊境小鎮的一切粗獷刺激統統都有。英國

人在1841年1月佔領香港時,港島北岸大部分地方都未被佔領,島上其

餘地方主要是小農村和漁村。港島總人口約在五千至七千之間。但香港

不久就吸引了廣東各階層的華人前來,澳門的歐籍商人和傳教士亦慕名

17 China Review 1 (1872): 333, quoted in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3.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1

而至。及至 1842年初,香港已發展成人口一萬五千至二萬的熱鬧小鎮,

並建有各種政府建築物,如裁判司署、郵政局、土地登記所和監獄,又

修建了少數崎嶇道路,連繫這些建築物和商業設施,如碼頭、倉庫、商

店、妓院、賭場、裁縫店和菜市場。到了1845年,訪港的歐洲人常述及

香港宏偉的政府建築物和華麗的商人宅第。

那些盛讚香港政治穩定和經濟成功,是資本主義天堂的學者,常常

忘記這個殖民地的早期歷史其實十分坎坷。殖民統治創造大量致富機

會,但也滋長了罪案和緊張混亂的狀況。香港的新財富(尤其是相對於

周邊中國大陸各地的貧窮),往來中國的便利,以及大量來自歐洲的冒

險家,全是導致陸上犯罪活動和周邊水域海盜行為的因素。來自中國和

歐洲的新移民突然大量湧入,令土地不足,也意味着傳統土地權利的終

止。有些鄉民發覺自己現在不但須向殖民地政府繳稅,還要向擁有香港

大部分土地的鄧氏或者廣東的中國當局付稅。有關香港華人居民的司法

管轄權問題懸而未決,廣東官員因此常常不承認英國在香港擁有司法管

轄權,引致英中雙方不斷角力,從而影響香港華洋居民之間的關係。

儘管香港很有潛力,但卻沒有如殖民地建立者所想那樣,馬上成為

「偉大的東方商業重鎮」。轉口貿易發展緩慢,香港因此仍然不過是一個

殖民地前哨和鴉片中心。1842年7月的《廣州週報》(Canton Press)慨

嘆,早前的土地售賣和貿易環境欠佳,令中國買家「窮得像老鼠一樣,

他們所有的錢都拿去建房子,而這裏的少數歐籍居民也一樣窮,他們全

是賣家,沒有一個買家」*。另外疾病也在蔓延。1843年5月,英軍駐港

衛戍部隊中有近百分二十五的人死於瘧疾。在海上海盜橫行,在陸上犯

罪活動(尤其是偷竊和破門盜竊)同樣猖獗。1843年4月26日,連港督

Quoted in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香港簡史

辦公和居住的督憲府也遭宵小潛入光顧;兩晚後,兩家大型英資公司也

遭人破門盜竊。

在1844年7月, 殖民地庫政司羅拔·蒙哥馬利·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報告說,香港的氣候、地勢和貿易條件都太差,英

國政府應放棄這個島。島上商業前景極為黯淡,「在任何情況下,香港日

後能成為貿易中心的希望極為渺茫。」即使這個殖民地有著名深水港,

也不值得為它花費金錢和心力。「我看不出英國政府有何理由要為香港花

一先令。」19歷史會證明馬丁看錯了,但許多與他同時代的觀察者卻和他

所見略同。植物學家福鈞預言:「從作為貿易城市的角度看,我擔心香港

會失敗。」怡和洋行老闆央孖地臣(Alexander Matheson)在1847年5

月告訴英國下議會,若不是他們已投資了大量金錢於土地和建築物,大

部分英國公司早就撤出香港。1850年秋天的大瘟疫令本已惡劣的衛生環

境更形惡化,當時倫敦音樂劇院有首流行歌唱道:「要去香港的話,千萬

別找我。」

英國官員原本希望這個殖民地能吸引廣州和澳門的中國商人前來,

使它變成華南的貿易中心,但事與願違。部分原因在於《南京條約》,該

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之餘,同時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因而令香港的貿

易流向其他地方。因為在條約口岸通商更便宜,英國商人寧願直接從中

國採購貨物,中國商人則寧願使用英國船從東南亞進口和出口貨物,因

為英國船比他們的帆船更快更安全更便宜。雖然英國的船運公司因此受

惠,但他們的船繞過香港不入。馬丁慨嘆:「經過三年半不斷開拓,島上

連一個有體面的華人居民都找不到。」有一位從事鴉片貿易的富商在香

“Report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reprinted in 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99.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 28.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3

港建了一座房子,還擁有一艘出租貨船,但他不久回到廣州,而他回去

前在香港染上感冒發燒,結果病逝廣州。

香港無法吸引大量中國商人的一個原因是,廣州中國當局以各種各

樣的限制阻撓中國富商到香港去。有些殖民地官員相信廣州中國當局故

意把流浪者、無業遊民和小偷遣送到香港,一方面能清除罪犯,另一方

面是要破壞香港的穩定。但歐籍人中惡劣之徒也大有人在。香港是歐洲

罪犯、逃兵、鹵莽冒險家和投機者的庇護所,這點在英國是人盡皆知。

《經濟學人》( Economist)在1846年8月說:「香港現在什麼都不是,只

是一些鴉片私梟、士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美國訪客奧斯瓦

爾德·蒂法尼(Oswald Tiffany)憶述:「那些來自倫敦邊緣地區,全靠運

氣好才沒有被流放到博塔尼灣的替罪羊和流氓地痞,在維多利亞城可找

到他們的蹤影,這些傢伙在那裏作威作福,對本地人頤指氣使,而不少

本地人十分正派和可敬,是這些傢伙無論從前或日後都比不上的。 J

中國商人不願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政府無法提供安全的營

商環境。在1844年6月,一百五十名海盜劫掠海邊貨倉。港督戴維斯

(John Davis,又譯德庇時)在1845年報告,海盜船隊封鎖了香港海港

東西兩邊的水道,「頗嚴重地癱瘓」了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在1854

年夏天,海盜大舉進襲的威脅令全島進入緊急戒備狀態。同年10月,

一群在香港從事貿易生意的華人船主向殖民地政府請願,指海盜重創他

們的生意,要求政府派輪船制止海盜。同月,有位中國富商用船把家人

和貴重物品遷到香港,還僱了武裝船護航。他的船在這趟航程大都安然

“Report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99.

22 Oswal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onroe and Company, 1849), reprinted in Barbara-Sue White, ed., Hong

Kong: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39.

香港簡史

無恙,卻在進入香港水域後受海盜襲擊。1855年9月,港督寶靈( John

Bowring,又譯包令)認為,海盜為患對香港的「安逸與繁榮造成毀滅性

的干擾」。

殖民地政府如沒有中國政府幫助便無法肅清海盜。但殖民地政府對

於遏止香港之內的罪案所能做的不多。福鈞說「城內盜賊如毛」 .23 R

殖民

地政府也無法令華商信服它全心全意想保住這個島。許多華人和一些在

港歐籍人同樣擔心這個殖民地會被交回給中國。這些擔憂在1843年欽差

大臣耆英發出告示,赦免為英軍效力的中國人後仍揮之不去,這是有理

由的。1844年7月,一名在舟山為英國軍需部工作的中國商人被當地政

府抓走斬首。在11 月,有反英揭帖號召華人離開殖民地,又呼籲中國驅

逐英夷。雖然耆英在1845年4月禁止在廣州和香港的華人騷擾洋人,但

反英揭帖仍然繼續出現。

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一片風雨飄搖和怔悚不安中,香港陷入英中兩國的另一場戰爭。

大多數歷史學家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要不是主要視之為另一場中英

衝突,就是集中探討這場戰爭對香港的影響。然而,形塑這場戰爭以及

它對香港所產生的後果的,不只是香港和中國的發展,還有影響大英帝

國的全球事件。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南京條約》沒有給予英國人他

們想要的全部東西,而從清政府的角度看,則是該條約讓步太多。英國

希望繼《南京條約》後能簽訂更多條約,最終開放全中國讓外國通商,

23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 27.

第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5

這主要為了英國的利益,但同時也能令中國和世界受惠。對清廷而言,

該條約只是羈縻外國人的手段。《南京條約》沒有像英國人所期望那樣,

令貿易蓬勃發展,反而造成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整個1850 年代,中

英關係被廣州問題所困擾:根據《南京條約》英文本,英國人可進入廣

州城,但中文本卻限制他們只能住在港口。該條約不但沒有賦予英國外

交人員駐節首都北京的權利,英國官員也無法直接與廣州的中國官員會

。

常有人說《南京條約》沒有提及鴉片,這並不真確,《條約》第四款

說:「因大清欽差大憲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

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銀

元償補原價。」但《條約》沒有說到鴉片貿易,也沒有論及其合法與否。

此外,《條約》沒有訂明日後可以修約。由於美國和中國在1844年簽訂

的《望廈條約》內有十二年後可以修約的條款,英國人希望援引《南京

條約》的最惠國條款要求修約。更重要的是,英國依賴鴉片來維持其全

球地位:英國以來自鴉片貿易的收入購買中國的茶、絲,並資助佔領印

度所需經費;中國商人用售賣茶和絲所得利潤,向英國商人購買鴉片;

印度製造商則以向中國銷售鴉片所得收入,向美國購買棉花。歷史學家

黃宇和寫道,向中國銷售印度鴉片「是英國遍及全球的商貿鏈的重要一

環」。

因此,英國人在1854年要求更多權益,包括鴉片弛禁、在長江自

由航行和從事貿易,以及外交官員駐節北京。

香港與這場中英之間的第二次戰爭的關係錯綜複雜。港督寶靈身兼

英國全權公使及駐華商務總監,他要求在廣州與兩廣總督葉名琛會面,

但兩人對於在什麼地點會面才合適意見分歧。寶靈在1854年來到香港,

J. 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09.

香港簡史

確信與中國的另一場戰爭迫在眉睫。由於他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寶靈決

意修補中英關係,即使他的前任都無功而還。可是,寶靈在廣州擔任英

國領事四年間,令他相信英國需要更強硬的對華政策,並且只有通過武

力才能使中國講道理。寶靈是信奉一神論的基督徒,也是自由主義哲學

家邊沁(Jeremy Bentham)和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朋友和崇

拜者,他堅決信奉自由貿易,認為這是最終會改變世界的「大勢所趨」,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抵抗,他曾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就是

耶穌基督。」寶靈曾任和平協會( Peace Society )會長,這個協會主張

摒棄戰爭,以和解方式來解決國際糾紛(他在1855年成為首個與暹羅締

約的西方人),他還希望以更人道的政策對待香港華人(他在1846年擔

任英國國會議員時,譴責香港動輒對犯輕罪的人施以笞刑)。然而,對於

中英之間爆發另一場戰爭,他卻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

寶靈為培養香港居民對這個殖民地的歸屬感,在1855年容許在香港

租地的華人把他們的船舶登記為英籍,許多人這樣做,以保護自己免受

周邊水域的海盜和中國港口的貪官威脅。在1856年10月8日,廣州中國

水師登上由中國人擁有卻在香港登記的「亞羅號」,以涉嫌參與海盜活動

和走私為由,拘捕十二名華籍船員。雖然事件細節不清不楚,但該船的

登記已經過期,它的英籍船長聲稱爭執期間,英國國旗被扯下(廣州當

局和船員後來都指中國水師登船時,英國國旗沒有懸掛)。英國駐廣州領

事巴夏禮(Harry Parkes)要求中國當局釋放船員,並為侮辱英國國旗道

歉。中國方面釋放了船員,但不肯道歉,巴夏禮要求皇家海軍砲轟廣州

葉名琛督署,清政府則火燒廣州的歐洲商館以為回應。

儘管許多英國官員不想為這麼小的事再打一場仗,但事件卻演變成

25 Quoted in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3.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7

攸關國家榮辱之爭。中國人不肯向巴夏禮道歉,寶靈就集結兵力攻擊廣

州。對寶靈來說,亞羅號事件是不可多得的藉口,可以解決第一次鴉片

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並能修訂《南京條約》,令英國獲得更多權益。英

國派出遠征軍懲華,法國也以懲罰中國人在廣西殺害一名天主教傳教士

為由,派遣法國遠征軍。英法聯軍得到美國海軍助陣,最終在1857年12

月攻陷廣州,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他被流放到加爾各答),並成立以巴

夏禮為首的臨時政府。

中國與英國、法國、俄羅斯和美國在1858年6月簽訂《天津條約》,

中國須賠償更多賠款,容許外交人員駐節北京,再開放十個通商口岸,

並讓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進入中國內陸腹地。其後在10月又簽訂《通商章

程善後條約》,規定對進口鴉片徵稅,實際上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戰爭

仍未結束,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火燒圓明園,逼使咸豐皇帝離京避難。

1860 年由咸豐帝之弟恭親王奕訢代表清廷所簽的《北京條約》,提高了

賠款金額,重申英國有權在北京派駐外交使節,並把九龍半島和位於香

港島以西的小島昂船洲割讓給英國。

寶靈因挑起了另一場對華戰爭而在英國備受批評,但時任首相的巴

麥尊勳爵全力支持他,香港歐籍人也對他鼓勵有加。1854年他到達香港

時,歐籍人社群處在惶恐焦慮之中,並對香港演變成現在的情況,普遍

瀰漫失望之情。在1840年代末,華人和歐籍人之間的關係空前緊張,尤

其是有外國人在廣州遇襲後,港督戴維斯在1847年派出遠征軍砲轟廣州

以示懲戒,華洋關係更加繃緊。在1848年7月,有本地華人試圖向皇家

砲兵團士兵下毒。在12月,有縱火者試圖燒毀中環街市。1849年2月,

兩名英軍軍官因為調戲村婦被海盜2*所殺。1849年8月澳門的葡籍總督

譯註:即徐亞保。

香港簡史

遇刺身亡後,香港有謠言指廣州當局懸賞取港督文咸(George Bonham

又譯文翰 )首級。雖然太平天國起事最終有助於改變香港,但太平軍常

常有蔓延到香港的趨勢。在1854年秋天,太平軍就在與香港島只有一

海之隔的地方,與清軍爭奪九龍城寨的控制權。太平軍部隊不時在香港

的街道行軍,有些太平軍領袖還與理雅各(James Legge)等倫敦傳道會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傳教士有聯繫。

1850 年代中至 1860 年代中,對大英帝國來說是危機四伏和惶恐不

安的時期,香港歐籍人的擔憂和恐懼正是其反映。從1853 年末至 1856

年初,英國、法國和奧斯曼土耳其人在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與俄國人兵

戎相見。雖然英國及其盟友最終獲勝,但這場戰爭的交戰雙方打得異常

慘烈,總共付出約五十萬條性命的代價。對英國人來說,1854年10月

的巴拉克拉瓦戰役打得尤其悲壯。在這場戰役中,幾乎半數輕騎兵被殲

滅,英國詩人丁尼生勳爵( Alfred Tennyson)把該戰役寫成《輕騎兵進

擊》(“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詩,使之千古傳誦。克里米亞

戰爭令英國人再次關注英屬印度的防務,這場戰爭結束後,1856至1857

年波斯又有戰事發生。在東南亞,1854年新加坡有華人騷亂,其後檳城

在1857至1867年每年都爆發華人騷亂。砂撈越在1857年也發生類似的

華人騷亂,1859至1860年則爆發依班族(Iban)土著起義事件。在1857

年,南非科薩人(Xhosa)為把白人逐出該區,爆發大規模的千年抗議。

許多英國政客和軍官擔心美國勢力崛起(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香港政

府庫政司擔憂〔雖然是杞人憂天〕美國戰艦會威脅這個殖民地,曾要求

增強衛戍兵力保護)。一位歷史學家認為,英國沒能打開中國和拉丁美洲

市場,甚至加劇了1865年對牙買加莫蘭特灣起義的殘酷鎮壓,這事件印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9

證了英國種植園主多年來對於黑人起義的擔憂。

這十年間令大英帝國最震動的事件莫如印度民族起義(即英國人所

說的印兵譁變)。雖然英國人在效忠於他們的印度兵協助下,最終將之

平,但這場起義撼動了英帝國主義的根基。整個英帝國的報章都大篇幅

報道1857年7月起義軍在坎普爾的大屠殺,渲染白人婦女被姦淫,起義

軍把英國嬰兒拋到空中再用刺刀去接。英國為懲罰叛亂者,在吊死他們

之前,逼他們清洗受害歐籍人留下的血跡(如果他們不從,就強迫他們

用舌頭把血舔乾淨)。英國人還承襲之前統治印度的莫臥兒帝國統治者的

做法,把起義軍領袖綁在大砲砲口轟成碎片。

英國人對克里米亞戰爭滿懷熱情,對印度起義的反應則是震駭。有

些英國人斥責處死叛軍的方式野蠻,但這次起義似乎推翻了英國人普遍

相信的一個天真想法,就是英國統治會令大英帝國的子民滿意和順服。

史家羅納德·海厄姆( Ronald Hyam )寫道:「在英國人眼中,似乎撒旦

造反了,而黑色皮膚就是該隱的記號......以往一直有種普遍的看法,認

為沒有危險可以接近印度的英國人,而上帝站在大英帝國這邊,人人都

愛英國人。 28 印度平民的參與令事情變得更不可收拾。一場士兵譁變擴

大為全民大起義,令很多英國人認為印度人不再是溫順無害的異教徒,

而是陰險奸詐的野蠻人。從前忠心的印度朋友和僕人,似乎莫名其妙地

全部突然變成奸細和殺人犯。

了解到這些在世界和大英帝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有助明白何以

在整個 1850 和1860年代,香港會那麼風雨飄搖、人心惶惶,這種不安情

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尤其嚴重,特別是1857年末和1858年初。兩廣

27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87.

Hyam, Britain 's Imperial Century, 137-38.

香港簡史

總督葉名琛下令在香港和廣州的華人不要幫助英國人,並向獻上英國人

首級者賞以銀兩。香港和廣州街頭巷尾的揭帖,呼籲忠心華人挺身抵抗

英夷,毒殺或刀戮英國人,或燒毀他們的房屋。廣州十三行商館被火燒

毀,好幾艘外國輪船在中國水域被俘虜,乘客遇害;在香港,幾家歐資

公司的樓宇受襲,一名政府官員被僕人勒死。

在如此風聲鶴唳的氣氛下,1857年1月15日發生毒麵包案,許多香

港洋人視之為響應葉名琛呼籲香港華人攻擊英國殖民者的舉動。那天早

上,包括港督之妻寶靈夫人在內的幾百名歐籍人,吃了裕盛辦館製造的

麵包後嘔吐大作。由於麵包的砒霜含量很大,大多人吃後不久即吐出,

中毒不深。該辦館是香港唯一供應西式麵包的店舖,因此歐籍人視這起

事件為想將他們一舉殺盡的陰謀。辦館東主是名叫張亞霖的買辦,在那

天早上歐籍人吃早餐前,他與家人離港去了澳門,更加證實歐籍人的恐

懼。張亞霖在澳門被捕並押回香港受審,他說他和家人也吃過那些麵

包,而且也中了毒。

雖然毒麵包案常被標榜為證明英國司法大公無私的顯著例子,但這

事件不僅是對英國司法的考驗。有些歐籍人認為缺乏足夠證據把張亞霖

定罪,另一些人則想動用私刑處死他和他的夥計。也中了毒的首席按察

司約翰·休姆(John Walter Hulme)警告:「枉殺無辜無助於伸張正義」

但連律政司亦堅持「寧枉殺無辜,也勝於承認英國人的智慧和行動無法

找出真兇」。由英國律師代表辯護的張亞霖,最終因證據不足獲判無罪,

但他的五十二名僱員被囚禁在一間人稱「香港黑洞」(跟隨「加爾各答黑

洞」命名,那是據稱在1756 年有一百二十三名歐洲犯人死於其中的牢房)

的小囚室中四天。這些僱員中有十人受審訊,其餘四十二人卻被囚禁在

那小牢房超過二十天,要在歐籍人和華人社群抗議後才獲釋,而獲釋條

件是他們須離開香港。其後再有幾百名華人被捕和遞解出境。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41

香港華人如何看待這宗事件,現在缺乏足夠證據說明;但歐籍人之

間則流傳著各種互相矛盾的理論和疑問。一份本地英文報章後來推測,

製造麵包的麵粉可能在輪船運送時,被同船運送的砒石污染;但是,人

們很有理由相信下毒是蓄意的,因為有些華裔僕人早已警告他們的歐籍

僱主有這樣的計劃。無論如何,這案件不但顯示了香港華人和歐籍人之

間的緊張與猜疑,還暴露了歐籍人社群之間的相爭與猜忌。前殖民地官

員德倫(William Tarrant )是一家報社的總編輯,他因為屢次攻擊殖民

地政府而被控誹謗,遭到罰款甚至監禁,他控告張亞霖要求賠償。雖然

德倫控告勝訴,但張亞霖沒有付賠償就再度離港。德倫其後指摘殖民地

的署理輔政司縱容張亞霖潛逃,署理輔政司反控德倫誹謗。德倫敗訴,

但他的同情者為他籌款付賠償金。無怪乎英國《泰晤士報》( Times)在

1859 年 3 月抱怨:「香港總是跟某些致命的瘟疫、曖昧的戰爭或丟人的內

鬥脫不了關係,乃至於說得通俗一點,若須向儒雅之士提到某個不宜入

耳的地方時,這個聒噪、煩囂、喧鬧、孤懸海外的小島的名字,或許不

失為適當的委婉替代詞。」

這一「曖昧的戰爭」達到英國人的目的:北京的外交承認、中國再

開放十個通商口岸,以及鴉片合法化。這場戰爭也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

響。殖民地政府頒佈多項緊急措施,包括宵禁、遞解出境和獎勵告密,

實際上對殖民地的華人實行軍管。香港政府還容許洋人採取自保措施,

如架設路障、晚上把華人僕人關起來,並容許守夜或巡邏人員槍擊形跡

可疑的華人。雖然這些措施後來大都撤銷,但有些在戰爭結束後仍然存

在很久。例如,限制華人夜行的宵禁令,要到1895年經一些華人和歐亞

混血裔領袖抗議後,才在1897 年慶祝維多利亞女皇登基鑽禧紀念時取

29 Quoted in Eitel, Europe in China, 325.

42 香港簡史

消,以向華人示好。但即使這樣,港督仍然握有再次實行宵禁的權力。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它在香港引起或加劇的緊張局勢,致使歐籍人把

香港華人一律視為潛在敵人,歐籍人社群從而團結起來。雖然香港歐

籍人相信,為數甚多的華人移居香港,證明此地的殖民統治不同於其他

殖民地,但他們和其他許多殖民地的統治者一樣,總是擔心會發生下毒

或起義等大規模叛變事件。中國學者兼報人王韜在太平天國時期來到香

港,發現此地的水塘有衛兵把守,以防有人投毒於水,為此感到十分驚

訝。

。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戰時實行的緊急措施,必然會令華人對殖民統治

更加深惡痛絕,但它們對於香港華人所造成的影響很難簡單概括。1857

年初有約五千名華人離開香港,部分原因是響應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華

人離開這個殖民地的命令。1857年12月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由1858

年1月至1861年10月間,許多華人從香港遷走。單是1858年7月,就

有兩萬多名工匠、建築工、勞工和裁縫離開。但是,如歷史學家蔡榮芳

所說,排外主義「不一定引發華人的民族意識」 30 如果以為這些華人大

舉離開,是出於愛國意識或因為他們效忠清廷的話,不能忽視一個令情

況變得複雜的事實,那就是華人離港並非全出於自願。例如,1858年7

月有大批華人離港,部分原因似乎是附近中國鄉村的縣官威脅他們,如

不離開香港,他們在中國的親人就會被當作漢奸治罪。葉名琛禁止向香

港輸出食物的命令即使在中國也鮮有人遵守,而英國人在1861年1月接

管九龍半島時也沒有遇到重大抵抗。

事實上,許多中國人在戰爭期間積極與英國人合作。例如,殷商李

陞和李良兄弟初到香港就向英、法兩國提供資金和募集壯丁,與英國人

30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5.

第一

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33333

和法國人連成一氣。由於他們的功勞,李家分得部分戰爭賠款,以及掠

自北京圓明園的珍寶。最後,對於挑起戰爭責無旁貸的寶靈,在一些華

人社群中民望極高。他在1859年5月離任時,歐籍人對他不理不睬,華

人卻派出兩個代表團送行,對他極盡讚譽,並送上厚禮。

太平天國起義與中國人移民出洋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許多香港華人沒聽從廣州政府的命令返回中

國,由此可見他們與香港的聯繫深厚,香港華人人口更在這個時期大

幅上升。此外,即使戰爭期間,華洋之間的種族對立惡化,彼此猜疑加

深,但華人社群的擴大最終令香港成為重要貿易中心。華人社群擴大的

原因,不是殖民地政府吸引富有華人來香港的措施奏效,而是因為內地

局勢動盪,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崛起,這兩種因素共

同促使中國人移民海外。

《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和其他條約口岸,破壞了本地經濟。現在如

英國棉製品等進口貨在廣州市場與中國貨競爭,中國帆船則輸給更大更

快的外國船舶。到了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初,廣州喪失茶葉和生絲

貿易方面的優勢,導致廣東省有大量失業人口。幾乎在同一時間,由於

英國、法國和美國部分地區廢除奴隸制,令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

蘭,以及西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對廉價苦工需求孔殷。美國加州發現黃金

後,1849年第一批華工乘船經香港前往美國。及至1850年12月,已有

二千名中國人離開中國遠赴加州。在1850年1月至6月間,約一萬噸貨

物在香港裝船或部分在香港裝船,運往美國西岸。出現這種海外貿易的

增長後,中國勞動力和人才生力軍也隨之來到香港。港督文咸在1850年

香港簡史

報告,華人人口有所增加,他們主要是從事加州貿易的廣東工匠。三年

後他注意到殖民地的「商業前景正在緩慢而確實地擴展,其性質也更為

持久」。

1850 年代初,許多中國商人為逃避太平軍來到香港,香港經濟開始

復甦。1837年,廣東人洪秀全科場失意,精神大受打擊。多年後,他第

四次科舉應試不第,讀到一本基督教傳教士寫的傳教小冊子,自認是耶

和華次子,耶穌基督之弟。天父命他到人間斬妖除魔,推翻滿清,建立

太平天國。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會信徒在廣西傳教,廣西是清廷鞭長莫

及的地區,省內遍佈效忠明朝的秘密結社,洪秀全等人的運動取得政治

優勢。洪秀全的反清大軍信奉以偽基督教教義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主張

取消私有財產,實行土地共有,嚴別男女,嚴令禁酒、香煙和鴉片。他

們從廣西穿過長江流域中游朝東北方向進軍,1853年攻陷南京,改名天

京,並定都於此逾十年。若不是中國將領率領的省軍在洋槍洋砲和西

洋僱傭兵協助下,最終敉平這場起義,清朝可能因它而覆亡。

太平天國起事與清廷的鎮壓行動至少令二千萬人死亡,部分中國農

村地區遭蹂躪,有些城市全毀於兵燹。為保身家性命,有能力者逃到條

約港,尤其是因有大片西方租界而受保護的上海。這場起事加劇了香港

的緊張狀態,但也幫助這個殖民地擺脫經濟蕭條的困境。在1853至1859

年,即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有大量人口離開香港,但此地華人人口

仍由近四萬人增至約八萬五千人。官員和訪客常評論,中國局勢動盪令

新的貿易商來到這殖民地,改善了此地的生活水平。報人王韜初到香港

時,「為經紀者多著短後衣,天寒外服亦僅大布,婦女不務妝飾」,後來

他察覺「港中近日風氣一變,亦尚奢華,......燈火連宵,笙歌徹夜,繁

譯註:即湘軍、淮軍。

第一章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45

華幾過於珠江,此亦時會使然」。

太平天國起事加上華人移民,以及海外華人社群的成長,加起來對

香港經濟有重要的影響。這把香港從邊遠的殖民前哨站變為海外華人

跨國貿易網絡的中心,這個貿易網絡由中國沿岸伸延到東南亞,再一路

遠至澳洲和美洲。太平天國起事和海外華人社群的壯大,也在香港創造

了新的富有華人階層,他們在此地扎根,而不只是過客。在這些新移民

中,不乏殷商富戶,帶同家人、資金、營商手腕和商業聯繫到來。例子

包括李陞、李良昆仲,他們在1850年代初由廣東來港。在1857 年,李氏

昆仲成為最大的華工代理人和華工船租船主。到1860年代中期,他們的

家族生意包括保險、房地產,還沾手鴉片專賣。身為這個成功家族的族

主,李陞躋身殖民地最顯赫的商人之一。有了這種人來到,新的華人商

界精英階層在1850年代末在香港出現。

最後,香港經濟成長也令本地歐籍商人受惠,並吸引了新的外國投

資。在 1850 年代末至 1860年代初,好幾家新的歐資銀行相繼開業。美

國和葡萄牙公司從廣州和澳門遷來。最初在香港當鐘錶匠學徒的蘇格蘭

人道格拉斯·林伯(Douglas Lapraik),1857年與人合作創辦香港第一

個乾式船塢。他在1869年去世時,旗下有一支由七艘汽船組成的船隊。

香港來往廣州、美國和澳洲之間的貨運也有所增加。1864年7月香港上

海滙豐銀行創辦,是外國投資者對這個殖民地的經濟滿懷信心的最清晰

指標。在那時之前,外國商人所需的本地銀行業服務,是由大型歐洲商

行提供。大部分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如金寶

銀行( Oriental Bank,亦稱東藩匯理銀行)和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亦稱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麥加利銀

Wang Tao, "My Sojourn in Hong Kong," translated by Yang Qinghua, in Rendition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ed in White, Hong Kong, 64.

香港簡史

行 ),都是印資或英資的匯兌銀行。滙豐這家新銀行的創辦,被視為香

港殖民地繁榮的標誌。華人資本從一開始就對這家銀行十分重要,而它

將成為中國沿海首屈一指的銀行。香港沒有正式的中央銀行,滙豐銀行

將擔當中央銀行的角色,直至殖民地時期的最後歲月。到了二十世紀末

葉,它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

第二章

早期殖民地社會

和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一樣,香港的殖民統治既高壓,但又提供了各

種機遇。在 1860年代英國在華勢力轉往上海之前,香港為英國發揮了

幾種經濟和外交功能。香港是英國從事對華貿易的大本營,英國全權公

使兼駐華商務總監坐鎮香港,管理全中國的英國子民(1859年寶靈退休

後,香港總督職務與英國全權公使和駐華商務總監分開)。這個殖民地是

海軍基地,也是歐洲旅客離開新加坡後首個停靠港口。此外,香港也提

供了條約口岸所不能提供的安全,以及行動和居住自由。香港由於具有

這些功能,因而為華人提供了各種機會,讓他們可以來此擔任承包商、

勞工、僕役、文員和通譯。

經濟:鴉片和移民

香港主要是為貿易而建立的城市,因而貿易對它的歷史發展有不可

磨滅的塑造作用。雖然殖民地政府最初難以吸引大量中國商人來港,但

它保證自由貿易,香港往來中國市場又便利,最終吸引到各色外國商人

到來,有些從事絲、茶和鴉片方面的對華貿易,有的從事國際貿易,另

一些則從事保險和航運業。與香港經濟史關係最密切的莫如怡和洋行,

但其他著名英資公司還有顛地洋行(Dent,又稱寶順洋行,是怡和的勁

香港簡史

敵 )和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太古要到1870年才到來,迅速

涉足貿易、航運和煉糖行業。美國貿易公司則包括來自波士頓的旗昌洋

行( Russell ),它的合伙人之一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是日後

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的外祖父。德國貿易商

要到 1850年代才踏足香港,但如禪臣洋行(Siemssen)等公司很快活躍

於中國貿易。葡萄牙公司方面,包括利美打士洋行(J. J. dos Remedios)

在內的幾家主要公司從澳門遷到香港。在 1840 年代中期,香港的外國企

業中有近四分之一為印度人所有,這些印度人不是帕西人就是回教徒。

帕西人是由波斯遷徙到孟買,無論在種族還是宗教上在印度都是少數民

族,他們在早期對華貿易,尤其是鴉片貿易中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大型

的帕西人公司包括律敦治洋行(D. Ruttonjee)。印度回教徒開的公司早

在十八世紀末已在廣州出現,香港割讓後也來此地開業,鴨都剌利洋行

(Abdoolally Ebrahim)是其中之一。塞法迪猶太人的公司如沙逊洋行(D.

Sassoon ),在 1840年代初已在廣州成立,在鴉片貿易方面位置舉足輕重。

雖然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放多個條約口岸通商,令英國公司可

從中受惠,但香港仍然是更為可靠的商業基地,因為英國在政治上能全

權控制這個殖民地。不久後,許多與倫敦有密切經濟和政治聯繫的英國

企業就以香港為亞洲總部。同樣地,本地華商與海外華人貿易的業務往

來,令香港成為與東南亞貿易的商業基地。香港的經濟發展還得益於穩

定而廉價的中國勞工供應,以及為支持殖民地的貿易而興起的多種服務

業,如銀行、保險、航運、造船和船舶維修。

不過,若論對香港經濟繁榮的貢獻,以上因素無一能與鴉片和華人

移民海外相比。除了兩家由貴格會教徒開辦的美國公司外,香港開埠初

期的主要外國企業全都沾手鴉片。在1845至1849年之間,印度運出的鴉

片有四分之三途經維多利亞港再轉運中國沿海各地,而平均有四萬箱鴉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49

片儲存在香港的貨倉。英國政府最初曾想過禁止鴉片船下碇停泊維多利

亞港,但殖民地官員力陳,這樣做只會把這生意趕到其他地方。鴉片貿

易不但利潤豐厚,殖民統治者還常指鴉片有令華人勞工平靜的作用,相

較之下,本地歐籍勞動階層卻因喝酒而引發暴力行為。此外,即使是後

來想遏止鴉片貿易的殖民地官員也很清楚,他們若試圖控制鴉片流入,

英屬印度政府一定會從中阻撓。

在 1845 至 1941年,鴉片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以至香港政府的財政

收入很大部分是來自鴉片貿易。事實上,歷史學家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寫道:「鴉片貿易和香港顯然密不可分,探討這個殖民地早期

的歷史,幾乎不能不提這種毒品:這個殖民之所以建立,就是因為鴉

片;它能撐過早期的艱難歲月,也全仗鴉片;此地的重要商人全靠鴉片

致富;政府也依賴高地租和其他由鴉片貿易造就的收入來維持運作。」

在十九世紀,這些財政收入大多來自向鴉片加工業和零售業徵收的税

項,這些行業是以拍賣方式批給出價最高者經營。1908年香港政府迫於

英國政府的命令,心不甘情不願地關閉鴉片煙館,英國政府還得補償殖

民地的損失。華人富商認為,禁煙雖然有益於華民,但卻有損政府稅餉

和商人收入。1913年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後,對香港境內吸食鴉片煙

實行專賣,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雖然國際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力促英國政府取締鴉片專賣制度,並把吸鴉片列為刑事罪行,但香

港政府依然從鴉片販賣獲取可觀收入。政府專賣制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才廢除,吸鴉片也是到那時候才被禁止。

除了鴉片外,另一個造就香港早期繁榮的主要因素是華工出洋。中

Christopher Munn,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55," in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07.

香港簡史

國史家常說,華工出洋貿易及華工所遭受的非人生活環境,是西方殖

民主義的產物,其主要得益者是殖民地政府和外國商人。但是,和鴉片

買賣一樣,事實上中外商人同樣受惠於這種貿易。雖然清朝法律明令禁

止移民出洋,但中國官府不曾也無力阻止,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邊界幾

乎是出入無阻。華工出洋除了促進貿易外,也有助緩解中國沿海地區的

人口壓力。大部分出洋華工沒有獲得他們夢寐以求的財富,但不少人經

香港匯款給中國的家人。華工出洋貿易所涉及的各個環節層層均有利可

圖,其背後有一個龐大的中國合作者網絡:中國大陸農村的招工館、香

港和其他口岸的契約商和其他中間人、華工船上的翻譯和照料者,以及

大型招工代理商、船主和香港的苦力掮客。香港經營向舊金山運送華工

業務的兩家最大的經紀行,都是由本地華商擁有。香港主要靠着鴉片和

華工出洋,成為五個互相交疊的貿易網絡的樞紐,這五個貿易網絡是中

國、東南亞、印度、英國(由此伸延至歐洲 )和南北美洲。

社會

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並且是以華人為主的城市,但它和遍佈中

國沿海和內河的條約口岸,以及英帝國版圖內的大部分城市一樣,從

一開始起就是多民族雜居。除了英國人和華人外,香港人口中還有歐亞

混血兒、印度人、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來自孟買的猶太人、其他歐洲

人、亞美尼亞人和美國人。一如大多數二元式的殖民城市,這些人群從

香港開埠之初起,就分別在兩個區域各自生活,涇渭分明。歐資公司和

歐籍人的民宅佔據較佳的土地,而華人則主要住在建於山邊海旁的狹小

木屋。港督寶靈在1858年慨嘆:「本土人和歐人幾乎完全隔絕,完全不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51

曾聽聞兩個種族之間有社交往來。」

這不等於華人和洋人完全老死不相往來。文基賢寫道,所有香港的

歐籍人都「和華人居民有各式各樣的日常接觸,這個殖民地內也有相當

多華人服侍歐籍人或滿足殖民者的需要」。由於英國人在政治上佔宰制地

位,而華人則在經濟上舉足輕重,因此香港從一開始就發展為混合型社

會。殖民統治令華人和歐籍人處於既彼此合作又互相衝突的局面。由於

香港島幅員狹小,可供興建房屋的土地有限,因此,在香港爭奪空間的

情況比其他殖民地更為嚴重。由於沒有充足資料,我們對當時華人對歐

洲人的看法如何所知不多,但我們知道,歐籍人常常抱怨華人社區發出

的氣味和聲音——露天街市和燒香,宗教儀式上的樂器演奏和放爆竹,

以及小販的吆喝叫賣。歐籍居民也常批評政府縱容華人在歐籍人社區之

內或附近經營「不清白女子的場所」,又在星期天上演傳統大戲,褻瀆

安息日的安寧。歐籍人和殖民地官員皆不滿中國人以薄木板所建的房屋

過於稠密,增加了火災和疾病傳播的風險。華人和英國人之間的這種接

觸,令雙方都產生種族主義,但它尤其使許多歐籍人認為自己屬於一個

特別的群體。

華人

由於我們對於勞動和中產階級華人的認識,大都來自殖民地檔案,

因此有關早期香港社會的研究,不管多麼周延細密,但對於如家庭生

活或物質文化等層面,資料所能透露的只不過是一鱗半爪。在香港開埠

Quoted in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2.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Surrey, UK: Curzon, 2001), 64.

香港簡史

初期,前來此地的華人大都來自低下階層,如勞工、工匠、受排擠的蛋

家人、娼妓、無業遊民和私梟。這些人甘於違反廣州當局嚴禁與外國人

合作的命令,顯示當時中國的惡劣境況,以及英國殖民統治所提供的機

會。太平天國時期,有大批富裕的華人家庭湧入,但即使如此,當時的

香港華人,主要仍然是把家眷留在內地家鄉的華裔男性。在1850年代中

期,女性只佔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明白到殖民地政府關注

的要務,是令華裔子民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我們就會更清楚了解早期

香港的華人社會是如何組織,而這些組織又有助我們知道當時華人所獲

得的機會和面對的問題。早期香港華人社會結構的重要特點是廟宇,如

主要供奉文昌帝及關武帝的文武廟,另一間早期廟宇廣福義祠,則是華

人供奉祖先的地方。

香港早期歷史有許多事例顯示勞動階級華人如何學習組織起來,保

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工匠和店主為抗議政府頒佈法例規管他們的行

業,或對他們實行發牌制度,經常罷工罷市。雖然這些罷工罷市很少達

到目標,但顯示華人愈來愈意識到集體行動的力量。例如,在1891年,

木匠罷工爭取加薪,藤椅工人則罷工要求縮短工時。在1894至1895年,

箍桶匠公會由於有成員被開除出會並被外來者取代,四次發起罷工。我

們難以斷定這些集體行動事例背後的動機,是由於痛恨英國人還是擔心

生計。有些史家試圖證明這些行動體現了剛萌發的中國愛國主義,另一

些人則想顯示它們只是經濟上的自利行為,但事實永遠不會那麼截然分

明。有些罷工有反英意味,另一些主要是為保生計,其他則是抵抗英國

人想要控制和規管華人的措施。

以1884年的反法罷工為例。在1850年代末至1860年代初,法國以

保護天主教傳教士和修道院為由出兵越南,1874年強迫越南簽署條約,

歷史上是中國藩屬的越南為抵抗法國入侵向中國求助。到1880年代初,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53

中法兩軍在中越邊境爆發零星戰鬥。1884年8月法軍攻打台灣和中國

沿海城市福州,華南地區的中國人攻擊歐洲人並燒毀他們的教堂。在香

港,華文報章報道中法衝突和法國進攻台灣及福州的消息,激起華人民

族意識。1884年9月中旬,殖民地政府不顧華商陳情,容許法國戰船停

泊香港補給和維修,令緊張情況火上加油。

罷工者避免肆意搶掠事件發生,全力對付外國人和想要協助法國人

的華人,但殖民地政府卻令局勢惡化,它向不肯為法國人工作的工人罰

款,又因為本地華文報章刊印中國政府的抗法諭示,而檢控這些報章的

編輯。判裁官向不肯為法國船裝卸貨物的華裔搬運工人罰款,從此罷工

矛頭針對的對象就擴大至殖民地政府。印籍警察向攻擊英國官員和其他

外國人的群眾開火後,引發連串示威和騷動,一直持續至10月。

雖然中國民族主義是引發反法罷工的原因之一,但實情其實更為複

雜。北京官員心急如焚,擔心局勢會一發不可收拾。因為他們打這場

仗的軍費,是來自香港銀行的貸款;所需的武器彈藥也是從這個殖民地

進口;他們也不想刺激英國人,以免英法兩國聯手。但廣州當局頒佈諭

示,嚴禁華人為法國人服務,又宣佈無論軍民,如能擒斬法國官兵、奪

繳法國軍械,或誅殺漢奸和懲罰其親屬,將論功賞賜銀兩官銜。這場罷

工顯示,雖然華人勞工常常是一盤散沙,但在受到外敵威脅時,是能夠

團結一致的。然而,罷工也暴露出工人的團結心與民族主義作用有限,

活動積極分子常常要以武力威迫不願罷工的工人就範。中國當局向三合

會和秘密會社提供金錢回報,藉以令它們參與事件,這些秘密結社帶頭

暴動,又恐嚇不參加罷工的工人。許多參與罷工的工人擔心在廣東的親

人受罪,又強迫其他人加入。

我們對香港華人精英的所知,遠較中產和勞工階層的華人為多,主

要由於政府記錄中有關他們的記載較多,也因為他們創立了各式各樣的

香港簡史

組織,而這些組織留有文字記錄。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機構把這些精英摒

諸門外,但他們運用多方面的資源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勢力。香港華商

以街坊公所為起點,不久就發展出龐大的民間組織網絡,令他們儼然成

為本地華人社會的領袖。

雖然類似的組織遍見於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但香港華人社團因香

港的地理和政治情況而有其特殊之處。香港政府決意以盡量省錢的方式

管理這個殖民地,對於華人子民也不聞不問,他們須自求多福,依靠自

己的個人網絡,並培育自己的領袖,以代表他們的利益和滿足他們的需

要。在中國,在社會力爭上游的途徑是科舉考試,香港卻沒有這樣的制

度,因此華商須另覓方法把他們的財富和聲望轉化為對於本地華人社會

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上,百姓如遇糾紛,多求助於村中耆老或地方頭

面人物,靠這些法律以外的權威來仲裁;而香港華商就靠擔當中國地方

士紳的傳統角色來發揮影響力。最後,香港與中國近在咫尺,意味着中

國的動盪局勢會有利於香港商人。

這些華人民間組織中,最早的是1847年由盧亞貴和譚亞財(我們在

第一章已談過他倆)創立的文武廟。這座供奉文昌帝君和關武帝君的廟

宇,表面上是舉行宗教祭祀的場所,但它還發揮其他重要功能。不久,

香港華人不分鄉籍和行業,都視文武廟為主要的公共事務中心。這座廟

也發展為華人社會的非正式自治政府,設有由商人推舉的值理會仲裁糾

紛。因此,靠着文武廟與小型的街坊會,華人不久就發展出管理自身事

務的機制。雖然歐籍人常以猜疑眼光來看文武廟,認為它秘密控制「土

著事務」,但殖民地政府則以樂觀其成的態度看待這種安排,因為它符合

政府不花錢治理華民的如意算盤。

1866年團防局成立,令華商領袖可以處理殖民地政府無力遏止罪案

的問題。殖民主義宣傳的重要主題之一,是殖民統治可以令治安得到保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55

障,但開埠初期的香港充斥罪案和海盜活動。當時的警隊主要是由印度

人和被解僱的歐籍水手組成,華洋商人都一再投訴警察無能和貪污。洋

商和華商都須依賴華人守衛、更練和街勇來維持治安。在1866年初,有

謠言指廣州的中國人計劃火燒和劫掠香港,幾個街坊公所領袖,包括譚

亞才和殷商地主何亞錫,要求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准許成

立一隊由守衛和更練組成的團體,以保護他們的財產。這團體完全由華

人出資成立,在政府眼中,團防局的成立顯示富有華人的公民責任日漸

高漲。

另一個重要的華人社團是1868年成立的南北行公所。它最初成立是

作為南北行(從事轉口貿易的華人商行)的互助協會,後來成為這個殖

民地最大的商業和行業社團。南北行公所除管理同業公會的活動,提供

銀行和保險服務外,還兼設維持社區治安的更練所和防火的水車館。如

同中國國內外的其他華人社會,這些工作既提供街坊鄰里服務,又保障

公司行號的財產。它們代表華人現在更廣泛地參與本地公共領域,顯示

出社群精神、都市意識,以及對於改善全體市民生活的承擔,這些都是

殖民地官員希望從華人臣民身上看到的特質。

在香港華人的諸多民間組織中,最重要的非1869年創立的東華醫

院莫屬。它的創立充分體現了華人精英的能力和資源,也反映了香港醫

療史,並顯示政府和歐籍人對本地華人的態度。開埠之初的香港一直疾

病肆虐,但殖民地政府主要關注香港歐籍人口,以及衛戍部隊中歐籍和

印籍士兵的健康;而華人也對西方醫藥抱有偏見,很少向寥寥可數的政

府醫院求醫。在1869年4月,有調查揭發在廣福義祠擺放祖先靈位的大

廳,病重垂危之人與屍體為鄰共處一室,殖民地政府和華人領袖蒙羞,

急欲亡羊補牢。一群華商遂倡議創辦華人醫院,不到兩個月後,一個由

約二十名華人頭面人物組成的醫院委員會成立,由何亞錫擔任主席,另

香港簡史

一買辦梁安也大力推動。

東華醫院在1872年正式開幕啟用,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以中醫中藥

為華人治病。但如歷史學家冼玉儀所寫:「它的工作深入社會多個層面,

它不可避免地捲入最世俗和最聳動的事件。」賑濟貧民,運送華人遺體

和骨殖回鄉安葬,拯救被拐騙的工人和婦女並資遣回籍,主持瘋人收容

所。* 除了醫療、公益和慈善服務外,東華醫院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功能,

是其在社群事務方面的工作。該醫院成為了華人社會的文化和公共事務

中心,是華人聚集起來舉行祭祀儀式的地方。許多華人對於陌生的英國

法律及其法院和貪污的書記員敬而遠之,遇有民事糾紛,寧願交由東華

的董事局仲裁。東華也管理華人人口,尤其是十九世紀中來自廣東的移

民大增的時期,對殖民地政府來說,這是十分寶貴的服務。

歐籍人

香港早期的歐籍人分為五類:殖民地官員、商人、專業人士、從事

管工或低級職位者,以及為倫敦傳道會等團體服務的傳教士。為香港上

海滙豐銀行這類公司工作,可以獲得優渥的生活,遠勝於在英國老家當

文員。許多來自澳門古老家族的葡萄牙人效力香港政府和英國公司,擔

當文員和翻譯,他們通常是在澳門和香港的天主教會受教育。勞工階層

的歐籍人主要包括警察、政府督察、監工和領班、士兵、海軍和商船水

手、機械技工、工匠和娼妓,他們來香港工作主要是因為這裏的工資比

英國高。繪畫中國外銷畫的畫家中最有名的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也在香港盤桓過一段日子,雖然他更喜歡葡萄牙治下的澳門的地中海風

4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情。早期歐籍人也包括一小撮無業貧民、流浪漢和被放逐之人——通常

是被解僱的水手、逃兵或罪犯。早期香港的歐籍人社群和華人一樣,大

多數是男性。有些歐籍女人以僕人或保姆為業,很少數則自己開店售賣

洋裝和女帽。

到香港訪遊的人常得到一個印象,就是香港的歐籍人趾高氣揚,對

中國文化不感興趣,又輕蔑和鄙視本地華人,還會用拐杖和雨傘打華裔

工人。1877年一名來訪的英國人抱怨英國軍官虐待華人,「彷彿他們是極

低等的動物」。「歐籍人對待華裔人力車夫的態度往往十分惡劣粗魯,不把

車資交到車夫手上,而是丟在地上,還常常對他們拳打腳踢。不過,這

裏的歐籍人不是只有一種,所以歐籍人或英國人對待香港華人的態度也

不只一種。富有的華人,尤其是懂說英語和熱心樂善者,較受香港歐籍

人歡迎和接納。正如史家安德葛所說,香港開埠初期的歐籍人當中既有

「貪婪自利的冒險家」,又有「情操高尚、致力促進公眾福祉的人」此

外,雖然歐洲女人的種族主義可以不亞於男人,但她們往往較關心華人

所面對的問題。

。

在香港開埠初期,歐籍人面對許多問題,我們如果視而不見,對他

們會很不公道,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他們的死亡率很高,主要是因瘧疾等

熱帶疾病引致。歐籍女性特別是女傳教士的死亡率尤其高。美國傳教士

叔何顯理( Henrietta Shuck)是最早來到香港的西方女性之一,她在1844

年 11 月因產後併發症去世。傳教士理雅各之妻瑪麗(Mary Legge)在

1852 年 10 月去世時年僅三十六歲。港督寶靈的女兒埃米莉(Emily)是

Quoted in James Pope-Hennessy, Half-Crown Colony: A Hong Kong Noteboo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53.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reprint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viii.

香港簡史

嘉諾撒仁愛會修女,出力創辦了幾所教會學校,她去世時也只有三十七

歲。

大多數在港歐籍人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所屬的社群很獨特,不同於

華人、印度人和歐亞混血兒,而到香港訪遊的歐洲人常發覺香港的歐籍

人社群內分際繁多。與英國人相比,葡萄牙人較多與華人通婚,還會說

粵語,他們的等級似乎介於其他歐籍人和歐亞混血兒之間。1860年九龍

割讓後,葡萄牙人就普遍住在九龍,這種居住地域上的分離,強化了他

們的身份認同。英國人比起其他社群更為執著於社會地位。太平山是香

港島的最高點,俯瞰山下的主要商業區,住在那裏代表登上社會地位的

巔峰。有位不具名的作者在本地英文報紙說,太平山「居高臨下睥睨一

切人一切事」。「太平山就像印度德里北部的山中小鎮西姆拉,高於這個殖

民地的其他地方。太平山在地理和社會生活上與其他地區隔絕,自給自

足,有着雅緻英國城鎮的所有特點——有英式住宅和別墅、俱樂部,還

有一家酒店、私家醫院、聖公會教堂,以及1888年通車的山頂纜車。除

了居住地點外,能夠加入如香港會、木球會、賽會馬、婦女遊樂會等精

英俱樂部,也是英國人社會地位的象徵。香港的主要歐洲人俱樂部,沒

有一間容許華人入會。創立於1846年的香港會,早期不接納「店主、華

人、印度人、女人和其他不受歡迎者」。

社會學家認為,香港的英國人之所以如此執迷於社會地位,主要因

為大多數香港英國人其實是來自英國中產階級,儘管他們不願承認,

並假裝並非如此。香港跟印度那些英國殖民地不同,此地沒有真正的貴

族,香港的英國官員和商人在社會地位上頗為平等。就算是勞動階層的

“Betty,” Intercepted Letters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905), reprinted in Barbara- Sue White, ed., Hong Kong: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7.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9

白人,一般都是擔任工頭或監工,所以通常有華人下屬。由於歐籍人對

於社會地位如此沉溺,社交俱樂部和利益團體就應運而生,它們提供了

一些受認可的行為模式,並規定領導的方式和準則,令歐籍人共同體更

形強化。歐籍人身處一種他們感到陌生和莫名其妙的文化之中,他們之

間的眾多社會分野,不但沒有削弱凝聚力,反而令這個社群得以維持團

結感。

歐亞混血兒

香港早期也有為數不少的歐亞混血兒,通常是歐籍男人和華裔女人

所生的後代。歐亞混血兒在香港社會中的位置複雜尷尬,難以嚴格分

類。作者潘鬘( May Holdsworth)形容歐亞混血兒「既非魚亦非禽」,「徘

徊於白種人和華人之間,對前者來說,他們代表與土著女人之間不光采

的轇轕;後者則非常注重血脈與宗族世系,對於不能把自己父親名字寫

在神主牌上的人十分鄙夷。

殖民統治主要是建立在種族和階級分隔的基礎之上,因此,歐亞

混血兒那種搖擺不定的種族和社會地位,對歐籍人造成威脅。李美琪

( Vicky Lee )說,歐亞混血兒「受到雙重猜疑,首先是因為他們擁有與眾

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身份,既非此亦非彼,

結果被視為不光明正大和投機取巧」。不同於澳門的葡萄牙人,香港的英

國人從不把種族通婚視為能促進和諧與穩定的良法。相反,在許多歐籍

人眼中,歐亞混血兒猶如「美國南部州份的白種貧民」,殖民地官員則常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with additional text by Caroline Courtaul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6.

Vicky Lee, Being Eurasian: Memories across Racial Divid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

香港簡史

擔心殖民統治下出現這種種族混雜,會產生新一類「搖擺階級」。寶靈曾

憂慮「土著母親與各階級外國人所生的孩子」,會「因為處於無人照顧的

可憐處境,開始長大成為危險份子」

。

如同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香港的歐亞混血兒人口膨脹,令本

地歐籍人社群萌生種種疑慮,由種族混雜、疾病,乃至血緣不純和道

德敗壞,不一而足。不過,不少歐亞混血兒在香港成就甚高。由於歐亞

混血兒在本地出生,通常中英文皆通,歐籍人往往認為他們比純種華人

更可信賴、忠心和可靠。跟在其他亞洲殖民地的情況一樣,香港的歐亞

混血兒常常充斥商界和政府的文書職位。有些歐亞混血兒,如何氏兄弟

何東、何甘棠和何福——成為富甲一方的殷商和華人商界領袖。但他

們在社會上仍常被歐籍人和華人排斥,因此多與其他歐亞混血兒通婚,

產生了獨特的歐亞混血族群,還爭取到自己的墳場,專門安葬歐亞混血

族群先人。

印度人

香港的非華裔人口也包括許多印度人,當中有帕西人貿易商,他們

有些人是殖民時代香港最早的地主。香港的帕西人和他們在孟買的同

胞一樣,以多財善賈、忠厚老實和樂善好施聞名。帕西人的社群很小,

但有些成員卻通過鴉片貿易而發跡致富。儘管帕西人富裕,忠於英國,

又慷慨捐輸,但卻被摒諸歐籍人社交圈子之外。他們大多數自成一群,

1854年更闢設專供帕西人下葬的墳場。在港印度人中以回教徒和錫克教

徒佔大多數,他們在香港從商、從軍和當警察。英國人常僱用印度人為

10 Quoted in Munn, Anglo-China, 323.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警察和獄卒,因為他們不大可能協助華人囚犯逃走。在港印度人從一開

始就以男性佔絕大多數。例如在1845年,362 名印度人(不包括衛戍部

隊中的印兵)中有346名是成年男性,其餘是婦孺。這些印度人受歐人

和華人排斥,因而自成一族群。

政府、法律和司法

香港早期的政府制度受眾多互相關連的因素塑造。在開埠初期,這

個殖民地的組織方式是與發展對華貿易密不可分,在1860年前,香港總

督身負三項獨特任務——與中國當局談判,保護英國在華貿易,以及管

理香港經濟。《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令英國人獲得外交權益

後,英國外交部接管對華事務,港督從此只專注處理香港事務。英國政

府的如意算盤,是以盡量省錢的方式經營這個殖民地,因此投放於社會

福利或教育的經費很少。此外,若說英國統治者對這個殖民地的華人居

民有任何關注,那只限關心如何管束他們,並防止他們損害本地歐籍人

的利益。

憲政架構

根據由1843年4月5日頒佈的《英王制誥》(Letters Patent )奠定的

香港憲制,香港由英國政府委派的總督管治,副總督、輔政司、行政局

(舊稱議政局)和立法局(舊稱定例局)則輔贊政務。行政、立法兩局由

港督委任的官守和非官守議員組成。行政局常被形容為港督的內閣,它

主要是諮詢機構,成員主要來自英資公司高層。但行政局議員有時候會

62 香港簡史

和港督意見分歧,並發揮制衡其權力的作用。在1880年代前,立法局議

員幾乎全無華人。儘管這個基本憲政架構多年下來有一些小修小改,但

在1980 年代之前,並沒有經歷重大改變。

政治代表權的問題很早就在香港歷史上出現。在1845年8月,英國

商人向港督戴維斯陳情,要求減稅和增加政治代表。但殖民地部( 舊稱

藩政院)同意戴維斯的看法,認為若答應英商的要求會令他們權力過大,

凌駕於佔人口大多數的華人。寶靈在1856年建議,向擁有土地並每年繳

納超過十英鎊地租的人(包括華人),賦予選舉一名立法局議員的權利。

殖民地部反對寶靈的主張,理由是代議政制會令華人利益團體獲得支配

地位,而且華人並未準備好實行代議政制。殖民地大臣拉布謝爾(Henry

Labouchere)說,「或許除了少數賢士外」,香港華人和「中華民族」大

部分人一樣,「極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要素」。

此後,要求推行代議政制的呼聲很少再聞。雖然本地歐籍商人要求

以某種形式參與市政管治,但他們堅決把華商排除在外。這些歐籍人擔

心,提出這種要求代議政制的建議,會令香港華人獲得過多權力,這不

但會損害英國利益,還可能幫助清廷控制香港。華人在這方面沒有提出

任何認真的要求,大多數要求憲制改革的聲音,反而是來自認為香港政

府須保護歐籍人利益的歐籍商人,他們還認為香港政府應向加拿大、澳

洲和新西蘭的殖民地政府看齊。

法律與司法

英國在法律上的第一項關注是:治理香港華人應用華律還是英律。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65.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33333

這個考量是根據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整個大英帝國的法律理論和實

踐,第二是香港本地的特定情況。英國把它所征服的人的法律傳統,有

所取捨地加以吸收,隨着愈來愈多領土納入版圖,大英帝國繼承了一張

法律制度的大網,這張網結合了英國普通法、英國成文法和地方的習慣

法。吸納地方法律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實際需要:英國人知道,在一些像

印度那樣幅員廣大和多元化的地方,他們不可能猝然厲行根本變革。但

另一個原因是英國人有一種看法,認為管治非英國人只能用他們的本土

制度。另外,清廷官員在談判《南京條約》期間,要求英國人以中國法

律管治香港華人。結果,中國法律和風俗只要不違反英國禁止奴隸的律

令,則仍容許其一仍舊貫。

直至近期之前,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種安排令香港華人放任自流,

隨意自由發展。英國人對於開埠初期香港所憧憬的,是將建設成人們

常稱的英治華夏(Anglo-China),以文基賢的話說:「是英式善治的典

範,歐洲文明活生生的展示,東方與西方的交會,兩種文化的風俗、制

度和科技,在此地以相得益彰的方式接觸交融。」因為殖民地政府未能

協助香港實現這樣的理想,也無法從本地華人領袖身上獲得可靠的幫

助,直至十九世紀末,政府和歐籍居民愈來愈認為香港華人大多數是罪

犯。香港警隊的編制是大英帝國最大之一,此地還駐有重兵,實行精心

設計的專賣和稅收制度,並以高壓的宵禁和登記制度控制佔人口大多數

的華人。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創造專門針對華人的新罪名和懲罰,香港

華人「生活在由擾民的管制法律和警務手段構成的制度之中,這套錯綜

複雜又變動不居的制度,不斷將眾多日常活動列為犯法行為,數以千計

的人因此得直接面對警察和出入法庭」。

12 Munn, Anglo-China, 2−4.

香港簡史

本來,香港早期的刑事審判制度應當是糅合中國和英國制度的精髓,

但實踐起來,如文基賢所說:「這個殖民地的華人得到兩個世界的糟粕。

警政手段嚴苛,還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法例交織而成的大網,專門設計來

規管一些在中國會以其他方式規管的行為,這令在港華人與官府接觸的

次數,比起他們在中國時要頻繁得多。」香港的司法工作也不是依照英

國的法律實踐。由於總巡理府(chief magistrate)屬於行政部門而非獨立

司法機構的一部分,他所關心的往往是打擊罪案,而非履行公義。早期

的裁判官資歷極不足,甚至無資歷可言。政府依賴如總巡理府威廉·堅

(William Caine)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威廉·堅常被指貪贓枉法,並以嚴

刑峻法聞名,連英國下議院都表示關注。香港最高法院沒有大陪審團,這

個制度決定法庭是否受理檢控官提出的起訴。在香港,律政司就是檢控

官,而這裏的陪審團很小,由六名男性組成,幾乎全是歐籍人。

在早期香港的司法,殖民地官員常聲稱法律公正無偏,但事實卻

是相反。法院往往先入為主,認定華人被告有罪,而法官如休姆(John

Walter Hulme)以重判非歐籍被告聞名。華人不熟悉英國法律,遇到不利

於他們的判決也很少能上訴。他們常因輕微罪行被檢控並定罪。許多歐

籍人認為「仁慈從寬」的英國法制無法阻嚇華人,所以華人所受的懲罰

通常比歐籍人重。殖民統治者相信,貧窮華人寧進監牢多於流落街頭,

所以經常對華人判以當眾鞭笞,而杖刑和戴枷這些刑罰只會施用於華人

身上。在1859年3月,兩名英國人因殺害一名華人僕役被處絞刑,後來

輔政司孖沙(William Mercer)指,處死兩人乃彰顯「在不列顛法律治理

之下,對於一切人等,不分國籍種族,不論當時環境如何,皆一律平等

公正辦理」。雖然這次問兩名英人,據說令駐紮九龍的中國官員認識到

Ibid., 159.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65

英國法庭的公正云云,但是,歐籍人犯下針對華人的罪行,他們所得的

判刑,通常比起華人對歐籍人犯下相同的罪行為輕。

殖民地立法機構還通過各種只針對華人的法例。在1842 年 10 月,

在發生了一連串團夥劫案後,威廉·堅頒佈禁令,除了更夫外,所有華

人在晚上11點後一概不准在街上行走。1845年後,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有權進入任何華人的住所,所有華人家庭都須向政府登記,為

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亦須登記。在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通過的

一條法例,要求華人晚上外出須持有由警察司簽發的夜行紙(夜間通行

證 ),還准許任何在站崗或巡邏的歐籍人,「在晚上8時至次日黎明前,

如遇見或發現任何華人逗留室外,並有理由懷疑其圖謀不軌,而該人對

盤查又不予理會或不肯回答,可開火將其擊斃。」H

雖然 1857年條例的歧視措施,大部分在 1858 年已撤銷,但其他條例

卻接踵而來。1866年頒佈的《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要求華人家

庭和為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登記。1870年頒佈的《十四號條例》,要

求所有維多利亞城華人在入夜後須提燈籠上街。1888年頒佈的《管理華

人條例》規定,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逢年過節外,華人未經總督批准,

不得舉行公眾集會。同年頒佈的《歐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城中若

干主要地段只可興建西式洋房。雖然港督軒尼詩(John Hennessy )曾指

這些條例是「令人髮指的階級法例」,但許多殖民地官員認為這些措施

合理,理由是大多數香港華人是自願來到此地,想走的話悉隨尊便。然

而,這種理由也是不正確的,因為殖民地政府沒有把英國佔領香港前就

居於此地的華人和後來遷入的移民加以區分,也沒有把意欲長居香港的

Quoted in Peter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rmonk, NY: Sharpe, 1994),

97; also quoted in Munn, Anglo-China, 285.

香港簡史

華人和把家眷留在中國的過客加以區分。

治理華人

雖然殖民地政府的法律機構,大都致力於控制華人,但政府很少花

工夫去了解它的華人子民、他們的社會或他們的風俗。相較之下,印度

的英國官員認為,要管治這個英國「王冠上的寶石」,必須學習當地語言

和文化,但大多數在中國和香港的英國官員卻不是這樣想。當然,例外

的情況總是有的。戴維斯來港出任總督前,是少數曾習中文的東印度公

司職員。語言學家和外交家威妥瑪(Thomas Wade)曾在香港擔任英國駐

華商務監督的漢文副使,後來成為劍橋大學中文教授。殖民地首名總登

記官費倫(Samuel Fearon)成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文教授。但在開埠

初期的香港,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在英國佔領香港二十多年後的1859

年,來港不久的總督羅便臣( Hercules Robinson)就抱怨,其新政府中的

高級官員,沒有一個能讀或能寫中文。

早期的香港政府也沒有採取認真的措施廣納華人意見。在1880年首

名華人獲委任進立法局前,唯一負責華人福利的人是總登記官,而總登

記官是會說中文的歐籍人,首名總登記官是1844年由港督戴維斯委任。

在 1880 年代之前,殖民地政府所依賴的是少數歐籍語言學家,而成效多

半欠佳。在這些所謂中國通中,有一些特別複雜和聲名狼藉的人,一個

是總登記官高和爾(Daniel Caldwell),他娶了華裔女人為妻;另一人是

信義會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他為鴉片商當通譯,以換取使用

他們的船散發傳教小冊子。但殖民地政府僅僅依賴這些中國通、通譯和

中間人,往往造成官民隔閡,時會引致嚴重問題。貪污受賄、涉嫌經營

妓寨和勾結海盜的高和爾,不懂許多香港華人說的客家話。郭士立的中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67

文造詣不佳,令他誤譯政府的告示,有時候引致殖民地政府與華人之間

出現暴力甚至致命的爭執。

雖然有些殖民地官員認為,華人最好是由他們自己的「自然領袖」

來管治,但殖民地政府須小心行事,以免給予華人領袖過多權力而招致

歐人怨憤。港督戴維斯在1844年制定法例,授權總督委任「本土華人

保安人員」( 即保甲長)。1853年港督文咸擴大這個制度,賦予地保調

解民事糾紛的權力,又規定地保薪俸由華人社會支付。一群英籍居民指

出,這種做法在印度行不通,在香港更不可能成功:「地球上沒有比中

國人更腐敗的民族,上至佔據大位的皇帝,下至淪落穢土的乞丐,無-

不謊話連篇,又以宣誓來支持謊言。」寶靈在1856年提出議案,容許華

人執行律師業務,一名立法局歐籍議員反對,指華人「是怪誕的民族,

並且......普遍十分奸詐、腐敗和虛偽,可靠法律顧問應有的那些品質,

他們全部付諸闕如」。不過,英國政府終在1857年允准華人取得律師資

格,而寶靈在1858年制定法例,令華人可擔任陪審員,並容許中式遺囑

在法庭上具有效力。保甲制則終在1861年取消,一方面是因為歐籍人士

反對,另一方面是由於華人商賈階級冒起,政府想與其改善關係。

華人無法在自治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最大障礙是殖民地政府自相矛

盾的政策。繼寶靈後出任港督的羅便臣,為使本地華人了解政府政策,

下令出版中文版《香港憲報》(舊稱《香港轅門報》),但卻沒有推出實

質措施尋求華人精英的協助。雖然他口口聲聲說香港之所以能成為成功

港口,華人的貢獻十分重要,但他也相信大多數香港華人都是罪犯。他

針對可能與歐籍人及其財產接觸的華人,設計了各種登記制度。為保護

由華人貨船運載的歐籍人財產,他在1860年制定法例,要求船主和船員

15 Quoted in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91.

香港簡史

繳費領取牌照,並賦予警察廣大權力,可以無須搜查令搜查貨船。1863

年他推出管理轎子和轎夫的措施。羅便臣在1865年離任時沒有華人送

行,是首個受此冷待的港督。

箝制華人最厲害的港督,當數接替羅便臣的麥當奴。麥當奴來港

時,已在大英帝國有差不多二十年當殖民地總督的經驗。雖然他聲稱降

低了罪案率,並減少香港囚犯數目,但他能這樣做是靠擴大警權,加強

宵禁和大肆執行笞刑、絞刑和遞解出境——這些刑罰不但施用於被定罪

的犯人,還施用於乞丐、痲瘋病人,以及「危險」和「可疑」人物。為

舒緩香港監獄人滿之患,麥當奴在1866年推出解決方法——囚犯可以自

願被打烙印或刺字,然後遞解出境,條件是他們要是潛回香港,就會被

鞭笞並再次入牢服刑。

比起羅便臣,麥當奴更加相信在法律面前,歐籍人和華人不應平

等。麥當奴推行更加廣泛的登記制度來管理華人。在1866年,他試圖

管制所有進出維多利亞港的華人船舶。麥當奴最受爭議的改革,是他一

項曇花一現的計劃:為了整肅警察貪風,他准許領牌開賭,藉以管制賭

業。麥當奴的種種措施,幾乎全受香港華人社會反對,而反對的結果各

異。1866年的登記條例實施後,有些華人乾脆離開香港;另一些人就不

繳費領新牌照,以抗拒其他條例。但這種反對通常無法對政府的政策產

生什麼效果。不過,華人精英成功迫使麥當奴取消管制賭業的計劃。他

們在 1871 年陳情,指這種制度助長貪污、破產、搶劫、自殺和賣童為

奴。

接替麥當奴的軒尼詩,和之前歷任港督一樣,把犯罪行為定義得很

寬泛,令華人動輒得咎,又動不動就起訴,藉以控制華人。不過,軒

尼詩認為麥當奴的措施不人道,並有違英國法制,他致力廢除笞刑、打

烙印和刺字。他希望按照英國的標準將香港的刑罰制度現代化,因此實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行更長的監禁期,以此取代打烙印和遞解出境。對於軒尼詩的改革,儘

管有些華人精英反對,但整體華人社會大都十分支持。軒尼詩最終得償

所願,殖民地部在1880年廢除打烙印和鞭笞(雖然接替軒尼詩的寶雲

(George Bowen)贊成對囚犯施以笞刑,小至十二歲或只犯輕微罪行的人

照樣要受此皮肉之苦)。

軒尼詩在納閩(Labuan)擔任總督期間,對當地華人留下良好印象,

他也是首位港督認真採取措施以尋求香港華人協助,並聽取他們的意

見。1880年軒尼詩委任伍叙為首名立法局華人議員。雖然伍叙的任期只

是臨時,但這項任命反映了華商的影響力日益強大,他們在1879年要求

增加政治代表。伍叙生於新加坡(因此是英國子民),是香港唯一在英國

受教育的華人律師,1877年更成為首個取得英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他在

短暫的任期屆滿後回到中國(當地通常稱呼他為伍廷芳)擔任清政府法

律顧問,後來成為首名中國駐美公使。1883年港督寶雲說服殖民地部讓

他提名三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席,其中一席由華人充任,從此立法局才有

華人議員。寶雲提名的華人議員是黃勝。黃勝先後在馬禮遜學堂和美國

接受教育,是報人兼商人,後來在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公使館供職。寶雲

稱黃勝「完全能以英國人眼光觀察華人事務,亦能以華人眼光觀察英國

人事務」

軒尼詩也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他在 1877 年和1880年容許

華人在從前保留給歐籍人的地區購地,1880年又協助本地華人領袖取消

大會堂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歧視政策,令華人可在若干時段使用這兩項設

施。軒尼詩在巴巴多斯( Barbados )擔任總督時,由於他在種族平等方

面抱持自由主義思想,已令他與當地英國人不睦。在香港,歐籍人抨擊

Quoted in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3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101.

香港簡史

他「偏袒華人」的政策令罪案增加,還令華人紀律蕩然和不尊重歐籍人。

歐籍人對軒尼詩如此反感,乃至1882年他離開香港時,英商中沒有人到

碼頭出席傳統的送行儀式。但華人領袖到來送別這位港督,送上禮物和

繡匾。

馭民之術?

今天研究殖民地政府如何治理臣民的學者,一般集中於殖民統治的

文化層面多於政治或經濟層面。例如,他們常把殖民地教育視為強而有

力的工具,可以令學生在新的殖民地層級體系中成為有用之人,又能製

造順民,並可培養合適的殖民地精英,從而分隔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同

樣,強制執行西方的兩性關係思想,也有助歐籍殖民統治者控制子民。

例如,印度的英國人規定最低婚姻年齡,並違反印度習俗鼓勵寡婦再

嫁。印度還有殉夫習俗,寡婦在丈夫去世火葬時,可投入柴堆隨夫自

焚,以表貞節;英國人在1829年把殉夫列為非法。雖然許多印度人支持

廢除殉夫,但有些學者認為英國人取締這種習俗,是要彰顯自己的道德

優勢性,並令殖民統治顯得合理。在華歐籍女性致力廢除纏足習俗,也

有助合理化西方在中國的半殖民勢力。

殖民地教育

和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一樣,香港的這些文化計劃的目的或結果,從

來不是那麼截然分明。例如,雖然殖民地教育的設計旨在訓練順民,

以及協助促進中英兩國之間的商業和外交關係,但它是受幾個因素所影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71

響:中國和英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和教育發展,中英兩國之間不斷變化的

關係,以及香港本身的情況,包括「本地華人的社會組成和態度」

。

殖民時代香港最早的學校是私塾和教會開辦的學校,如1842年由澳

門遷到香港的馬禮遜學堂(以第一個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命名),還有由倫敦傳道會開辦、1843 年從馬六甲遷到香港的

英華書院。在1847年,英國政府根據英國本土的類似計劃,容許殖民地

政府向幾所華人私塾提供有限度的資助。資助香港的華民教育背離了英

國的殖民政策(在印度,東方語言學者相信,西方知識和價值觀可以藉

由印度的語言散播,但英國語言學者認為政府應只支持英文,結果後者

佔上風),香港學塾數目在1850至1859年有所增加,而傳教士開辦的英

文學校則減少。

雖然在香港教育體系中,教會仍然發揮重要作用,但政府聽從理雅

各的意見,開始更着力推動教育,並加強英文教育(理雅各雖是傳教士,

但反對教會控制教育和推行強迫的宗教教育。他也敬仰儒家思想,認為

無須以基督教取而代之)。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國內

對教育的態度有所改變,不再贊同由教會控制教育;另一方面是殖民地

部相信,教授英文有助改善中英關係。但這種變化也反映了正在崛起的

華人中產階級的態度和要求,他們要求英文教育的呼聲愈來愈高。1862

年創辦的官立男校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很快取代私塾,成為本

地華人中產階級趨之若鶩的學校(更富裕的華人通常把兒子送到中國,

或僱請私人老師;政府在1880 年代末創辦第一所官立女校)。許多華人

男孩認為入讀中央書院,是日後在歐資公司或中國海關覓得好工作的終

南捷徑。到了1870年代,許多中央書院畢業生在本地商行、中國條約口

Alice Lun Ngai Ha Ng,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viii.

香港簡史

岸、日本和美國謀職。

中央書院畢業生不久躋身這個殖民地最成功商人之列,許多人擔任

外資公司買辦或自己創業致富,當中最著名的要數歐亞混血族群的何氏

兄弟。聞名遐邇的大亨何東,1873年入讀中央書院,十七歲時加入廣東

海關,1880年辭職,轉到怡和洋行擔任買辦。他是眾所公認的香港首

富,與這個殖民地幾乎所有大企業都有來往。何東是香港和中國的著名

慈善家,其弟何甘棠是怡和洋行助理買辦,後來自立門戶也事業有成,

並擔任東華醫院總理。何甘棠在香港和中國大力參與公益服務,樂善不

倦,善名更勝其兄。何東另一弟弟何福,1881年於中央書院畢業,後來

繼何東之後成為怡和洋行買辦。

規管娼業和傳染病

香港以發牌制度規管娼業,常被人視為另一種形式的控制,因為它

是政府干預殖民地居民(尤其是華人婦女)生活的手段,這個事例還顯

示殖民政府可以隨意選擇哪些本地法律和風俗加以保留或取締。不過,

娼業和教育一樣,實際情況更為複雜得多。殖民政府並非總能為所欲

為,它須向殖民地部和英國國會負責,並經常須與大英帝國其他地方的

法例保持一致。它也不能觸怒華人社會。殖民地政府還常獲得華人領袖

的協助,例如那些為阻止妓院蔓延至城中高尚地區而支持發牌規管娼業

的人。

從香港開埠之初起,妓院和性病就成為這個殖民地歷史的一部分。因

為在英國佔領香港後前來的華人和歐籍人絕大部分是男性,香港男女比例

一直極度失衡,而大量駐軍令失衡情況更形嚴重。雖然太平天國期間大量

華人湧入,為香港帶來多一些女人,但1872年香港首個正式的人口普查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顯示,華人男女比例是七比一,歐籍人則是五比一。到了1850年代,香

港成為了著名的賣淫中心和性病溫床(尤其是梅毒)。1876年的人口普查

顯示,香港二萬五千名華人女性中,六分之五是娼妓。巡理府在1877年

估計,香港華人女性每六人只有一人已婚或為妾,其餘都是娼妓。

華人女性沒有嫁人或被納為妾,就被認定是妓女,與其說顯示娼妓的

實際數目,不如說反映歐籍人對於華人的態度。香港歐籍人常視華人女性

為性和道德的危險之源,因此香港政府在1857至1890年對娼業實行發牌

和規管,根據妓院接待的是歐籍人還是華人嫖客,嚴格限制只能設在特定

的隔離區域。香港在1857年通過《傳染病條例》,這條法例與馬耳他和愛

奧尼亞群島(兩者都是英國屬地)在同年制定的法例相似,規定妓院須向

總登記官登記,領取營業牌照,強制妓女每週接受體檢,處罰把性病傳染

給嫖客的妓女(和妓院主持人),並扣留染病妓女在性病醫院。英國國會

在 1866 年通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傳染病法》後,香港就在1867年制定

新的《傳染病條例》,取代1857年的法例。新法例規定,總登記官和警察

司可以無須搜查令進入被懷疑是妓院的場所,令殖民地政府有更大權力規

管娼業。史家菲利帕·萊文(Philippa Levine)指,這證明「殖民地居民

的生活,尤其是女性華人的生活,遭到更大的侵擾」

殖民地官員聲稱,這些法例有助拯救婦女,令她們不被妓院奴役,

不受老鴇剝削,以及防止娼業蔓延至城中良民所居地區。然而,制定這

些法例的主要目的,是為士兵、水手和警察供應健康的華人妓女,藉此

防止他們染上性病。因此,只有接待西方人的妓女才須受檢查,而實際

上只有接待歐籍警察和士兵的娼妓才受規管。在1880年,港督軒尼詩向

殖民地大臣說:「香港制定妓院法例的真正目的,非為保護娼妓,而是提

Philippa Levine, "Modernity, Medicine, and Colonialism: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s in Hong Kong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sitions 6(3)(Winter 1998): 685.

香港簡史

供潔淨的華人婦女,供殖民地上的英國士兵和皇家海軍水手取樂。」就

此目的而言,該法例的成效很顯著。但是,法例「不但沒有遏止這種齷

齪的奴役」,反而「無疑令它更猖獗」。”在1881年6月,軒尼詩說「此

地幾乎每家妓院都有婦女被買賣」雖然殖民地部不支持軒尼詩全面檢

討法例,但批准對它們作一些小修訂。

在1886年英國國會廢除《傳染病法》後,殖民地部下令各殖民地政

府廢止它們的傳染病法例。港督德輔(William Des Voeux) 竭力試圖維

持現況。德輔說,士兵和警察的健康攸關本殖民地的安全,而這制度是

保障女孩不被鬻為娼,遏止性病傳播,並防止妓院蔓延到城中正當社區

的唯一方法。最後在1889年,立法局通過《婦女及女童保護條例》,並

廢除 1867年制定的《傳染病條例》,但之後恢復幾乎所有的妓院發牌和

登記條例。雖然這條法例在1890年因為違反殖民地大臣的命令而被廢

止,但沒有帶來太大影響,因為那些或遵從或忽視早前法例的娼妓依然

故我,繼續操持舊業。

雖然登記和規管娼業對於防止妓院奴役或剝削娼妓沒有什麼成效,

但卻達到它的主要目的——防止士兵和水手染上性病,並防止妓院蔓延

至城中風俗良善的地區(這似乎是華人領袖主要關心之事)。到了1893

年,由於遭到英國國會猛烈抨擊和英國國內團體施壓,香港政府被迫停

止所有登記和檢查計劃。這次情況和1890年不同,變化非常巨大。妓女

Hennessy to Kimberly, November 13, 1880,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orking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s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81), 45-47, reprinted i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Correspondence, Annual Reports, Convention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82–99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624-25.

Hennessy to Kimberly, June 15, 1881,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orking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s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625.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不再接受體檢,新的妓院在之前不能進入的地區開業,而在1897年,香

港半數士兵因染上性病而要接受治療(十年前只有約百分之十五)

。

我們對於那些妓女知道些什麼?許多華人妓女是被誘拐販賣而淪落

風塵,另一些則是被貧窮的父母販賣為娼。當時的報告提到香港少女為

免被拐帶,在公眾地方化裝成男孩。其他女來自淫業早已發達的廣州

和澳門。至於歐籍妓女,大部分人在來港前已以賣淫為業,但有些人則

因時運不濟而淪落為娼。到了十九世紀末,歐籍妓女中出現大量為躲避

大屠殺而逃離俄國的猶太人。其他歐籍婦女對這些妓女避之唯恐不及,

她們主要住在城內歐籍人居住區域的邊緣,或者如灣仔這些以華人居民

為主的地區。但是,歐籍妓女的生活不一定卑微潦倒,有些在社會上攀

至高位,最後到歐洲或美國退休,生活優游。

有一組人是所謂的涉外婚婦——歐籍男人的華人妾侍,尤其是歐籍

女人在十九世紀末大量到來之前。許多這些女人是蜑家人,有些是她們

的歐籍主人從廣州和香港的妓院中買來的。華人稱她們為鹹水妹,這些

女人住在香港的歐人商業和住宅區之間的邊緣地帶,這地區是歐籍妓

女、印度商人和店主、葡萄牙人,以及接待歐籍和中高階層華人嫖客的

華人妓女的混合團體所居住。雖然這些受保護女人部分發展得很好,但

她們的地位非常脆弱。大多數歐籍男人最終回國,把華人妾侍留在香

港,她們在這裏被華人社會主流所鄙視。這些女人的子女形成歐亞混血

族群的最早期成員。

妹仔

香港有許多婦女和女童是本地稱為「妹仔」的婢女,她們是通過被

稱為「荷包老母」的中間人被賣到富人家庭。這種安排遍見於中國各地,

香港簡史

名目或許不同,幫助貧寒家庭的女兒找到更好的家庭,並協助富人料理

家務。香港在1844年通過的第一條法例明令禁止奴隸制,但殖民地政府

和大多數華人都不認為這包括妹仔。儘管對於蓄婢風俗偶有批評,主要

來自香港的傳教士和英國官員,但這種制度的法律地位在1870年代前都

不受質疑。

蓄婢問題突然廣受爭議是時勢使然,在1870年代末,為滿足香港

對於娼妓和僕役的需求,一個龐大的拐賣網絡發展出來,在中國農村拐

帶女孩,再賣到香港。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香港成為歐美遊客的

熱門旅遊地點,許多這些旅客發現這個英國殖民地竟然容忍這種做法而

大駭。維多利亞時代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形容婢制是

「中國風俗所認可的一種極為可厭的奴隸制形式,在維多利亞城已達到

觸目皆是的地步」。”這問題也引起英國改革派團體關注,例如反奴隸制

協會( Anti-Slavery Society)和保護土著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borigines )。在加州,美國政客引蓄婢為證據,支持限制華人移居

美國。另一方面,本地華人精英受益於婢制,此時他們勢力已經鞏固

壯大,足以捍衛這種行之已久的中國風俗。在1878年11月,四名商紳

聯名具稟港督軒尼詩,請准設立公局,以杜絕廣東省東莞縣拐賣兒童風

氣。此四人都是祖籍東莞,其中一人是南北行公所創辦人馮明珊。

1879年10月,正按察司司馬理(John Smale)指蓄婢風俗牴觸英國

和香港禁止奴隸制的法律。司馬理估計香港有一兩萬名女孩為奴婢。他

說:「我看穿我們文明光鮮亮麗的表面,看得愈深,愈相信此地生活的廣

闊底層暗流,彷彿像黑奴盛行時代美國的南方各州,多於近似英國的普

Isabella L. Bird, The Golden Cher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John Murray, 1883),

41.

第二章早期殖民地社會 77

世文明。」”司馬理的抨擊引起華人社會物議沸騰,不到兩週一批華商就

上書港督軒尼詩,請准成立保護被拐賣婦孺的機構。這些商紳提醒軒尼

詩,義律在 1841年2月發出的公告表明香港華民可奉行其傳統風俗,又

不厭其詳解釋誘拐販賣與蓄婢習俗之間的差別。他們還警告,禁止蓄婢

會迫使廣東貧苦之家實行另一個傳統風俗——溺殺不想要的女嬰。

司馬理譴責這種行之已久、廣為人接受的華人習俗,許多香港人覺

得是多此一舉。令事情更為複雜的是妹仔在領養家庭中的地位曖昧-

半是僕人半是家人,有些妹仔最後被納為妾,並繼承了丈夫的財產。英

國殖民地政府的最高行事方針之一是:過份干涉土著風俗可能帶來風

險。但批評者認為蓄婢是往往會助長性侵犯的奴隸制,而辯護者則稱婢

女所受的對待如同家人,並且全靠這種制度,這些女孩才免於淪為娼妓。

華人精英請准成立公局以遏拐風,希望藉此把拐帶和蓄婢制加以區

分,從而保留這個與他們切身利益有極大瓜葛的風俗。他們的陳情也是

一重宣示,顯示華人精英擁有處理這個情況的必要資源。經過一連串研

究探討婢制是否涉及奴役後,事件提交到英國上議院,上議院認為,對

於業已根深蒂固的華人風俗,殖民地政府不應干涉。1880年軒尼詩批准

華商的計劃,1882年保良局正式成立。殖民地部最終決定,唯一要做

的,就是確保婢女不會被賣為娼,為此在1887年通過一條法例。

相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反蓄婢運動,1870年代末至1880年初

的這場有關婢制的爭論為時不長,而且主要局限在香港之內。這場爭論

和其後成立的保良局,也沒有令蓄婢制度有任何實質改變。軒尼詩寄望

2222

Smale's declaration, October 6, 1879, enclosed in Hennessy to Hicks Beach, January 23, 1880, in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Alleged Existence of Chinese Slavery in Hong Kong,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March 1882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82), 13, reprinted in British Parliament Papers, China 26,

177.

香港簡史

保良局能廢除婢制,但批評者認為,成立保良局是巧妙的詭計,目的是

保證殷實之家不斷有穩定的年輕僕人供他們役使,富有華人男性又能有

一批女性供他們選納為妾。如冼玉儀所說,華商的「勝利造成長遠的後

果」。雖然保良局做了許多值得稱道的慈善公益工作,但是它「在這種中

國特有的父權宗法制度的表現形態,在香港處於其存亡絕續的關頭時,

起到支持維護的作用」。一旦有關婢制的爭議消退,「官方的惰性再次顯

露」,婢制直至1917年前仍「不受質疑」。2* 社會學家亨利·萊思布里奇

( Henry Lethbridge )斷言,保良局不但沒有革除婢制,反而「間接令大

量華人女孩繼續受到奴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24

Elizabeth Sinn, "Chinese Patriarch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in Maria Jaschok and Suzanne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3. Henry J. Lethbridg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The Po Leung Kuk," in his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2.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891 年是英國統治香港五十周年,為了紀念這次體面的英治金禧,

舉行了一場排場浩大的慶典:船舶張燈結綵,聖公會和天主教教堂舉行

禮拜,戰艦在維多利亞港發放禮炮,快活谷跑馬場舉行閱兵儀式,還有

運動比賽,大會堂更舉辦公眾舞會。雖然這場金禧慶典重複熟悉的、自

吹自擂的英國殖民主義主題,但它確實是一次通力合作的活動,因為本

地歐籍人、華人、歐亞混血兒族群和印籍領袖全都參與組織慶祝節目。

金禧慶典的官方宣傳反映了這一合作,它強調香港是東西方的交會點:

「是西方與東方進取精神相對特色的奇特寫照。

各種周年慶典和其他紀念活動都是把各社會和它們的歷史,以理想

化的面貌表現出來。不見於1891年香港英治金禧紀念官方宣傳的事實

是:各自生活、互不往來的華人和歐籍人常常彼此猜疑,這點在1894年

的鼠疫期間最為突出。許多不滿的歐籍人希望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權,並

在管理這個他們有份建設的殖民地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十九世紀

末,歐籍人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其他列強的潛在威脅感到警覺,日益

擔心這個殖民地的防務,但1898年英國取得新界,稍為緩解這種恐懼。

至於香港華人,儘管他們不少人愈來愈憂慮中國的命運,但這些人已開

始自視為特殊的華人社群,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尤其如此。

香港簡史

1894年鼠疫大流行

。

1894年5月,香港爆發鼠疫,源頭相信是來自廣東,當地已有十多

萬人病死。在往後的五個月,香港染病死亡人數超過二千五百人,主要

是低下階層華人。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在5月17日

的報告中說,疫症「完全局限在較貧窮的華人階層」殖民地政府的應

對措施,是挨家挨戶搜尋病人,然後送往由歐籍醫生監督的醫療船「海

之家號」( Hygeia)隔離。這些防疫措施遭到大多數華人抵抗,許多華人

不信任強調消毒和手術的西醫。有些居民對由男性檢查人員進行逐戶搜

查十分反感,認為侵犯婦女隱私,因而藏匿染病親人,不讓檢查人員發

現。疫症肆虐期間,約有八萬人離開香港。城中謠言四起,包括:醫生

剖開孕婦肚子,剜出嬰兒的眼睛製藥;政府計劃從本地學校挑選兒童,

施手術摘取他們的肝臟以獲得膽汁,因為膽汁是唯一能治疫症之物;還

有謠傳指,兒童只要臉上稍為長了一點青春痘或疥瘡,都會被送到「海

之家號」。廣州有揭帖指香港西醫將華人婦孺開膛破腹,警告百姓不要

到香港。殖民地政府發出告示,曉諭居民切勿聽信這種「荒誕無稽的謠

言」。東華醫院董事會意見分歧,有些總理抗拒政府的防疫措施,另一

些則公開支持政府,並指摘華人不合作。

華人對於政府防疫措施的抵抗,在歐籍人眼中是排外心態、迷信和

敵視西方醫學的表現,但實情沒那麼簡單。香港政府和大多數殖民地政

Robinson to Ripon, May 17, 1894,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Outbreak of Bubonic Plague at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4), 4, reprinted i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Correspondence,

Annual Reports, Convention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82- 99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390.

Enclosed in Robinson to Ripon, May 23, 1894,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Outbreak of Bubonic Plague, 4, reprinted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395.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1

府一樣,在殖民地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從來沒有採取如此積極干預的

角色。在十九世紀中期前,殖民地醫務工作的重點,是保護歐籍人不受

熱帶環境的危害。直至十九世紀末的細菌學革命後,人們才知道傳染病

是由帶菌者傳染,而非熱帶氣候影響體質所致。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受英國政府委派到香港調查健康和衛生情況,並在1882年發

表報告,這份報告促使香港政府在1883年成立潔淨局,該局有權進入民

宅檢查和消毒,並可強制傳染病人在醫院隔離。但這些措施潔淨局大都

無力執行,主要是由於受業主和商人反對,他們擔心減低擁擠環境和改

善衛生的措施太過昂貴,還援引殖民地政府容許華人保存原有風俗的歷

史承諾,為自己的做法撐腰。

此外,對於政府防疫措施的成效,華人沒有非信不可的理由。對歐

籍人來說,這場疫症似乎證明關於疾病爆發的最新理論,因為它似乎只

限發生在貧窮和擁擠的華人聚居區域。有些殖民地官員嘲笑華人相信疫

症是因天熱久旱,令土地蒸鬱瘴氣所致,但西方醫學當時也仍未發現疫

症是由老鼠傳播,大多數醫務官員認為疫症的主因是衛生惡劣和居住環

境擁擠。因此,政府的防疫政策集中於控制和隔離疾病的傳染源——華

人(染病歐人的死亡率遠低於華人)。潔淨局現在獲得更大權力,可以

下令軍隊進屋搜查,有權移走和火化屍體,並把染病者隔離在「海之家

號」。疫症重災區的許多房屋被燒掉,大量人流離失所。在華人眼中,政

府的政策極具侵擾性,他們對之的反抗既理性,又與其他殖民地和非殖

民社會的反應大同小異。

1894年的鼠疫對香港社會有幾個重要影響。雖然有些華人領袖協助

發放藥物,但大部分殖民地官員和歐籍居民都批評中醫藥和東華醫院。

在1896年,有醫務官員要求關閉東華,這促使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委

員會建議東華醫院由醫務部監管;該院提供西醫服務,病人可自願接受

香港簡史

西醫治療;並委任曾習西醫的華人醫生常駐該院。政府遂在1897年委任

一名華人為「掌院」,監督東華醫院的環境衛生。華人對政府防疫措施的

抗拒,似乎證明他們的西方健康衛生概念甚為貧乏,歐籍人和一些華人

精英因而要求更多學校教授英語。這次鼠疫大流行也再次印證了歐籍人

的成見——他們應盡量遠離華人,愈遠愈好。

不過,這場鼠疫最終撲滅,並非殖民地政府或西方醫學的勝利。雖

然殖民地的醫療官員對中醫大加撻伐,指它是經驗主義和江湖騙術,批

評東華繼續提供中醫治療,但殖民地部反對關閉東華醫院。而且即使到

了十九世紀末,有半數東華醫院病人選擇接受西醫治療,但最初這些病

人的死亡率比以中醫治療的病人還要高。印度在1896至1900年也爆發鼠

疫,很可能是由香港傳入。跟香港的情況一樣,部分曾受西方教育的印

度中產階級對強制入院和隔離措施感到不滿。謠詠紛傳的情況也和香港

並無二致,只不過在印度還流傳會發生大災難和英國統治崩潰的謠言。

其他謠言包括:接種疫苗會令人馬上死亡;醫院毒殺病人,剖開屍體抽

取他們的「摩米埃」(生命之油);連身體健康的人也被迫入院,而且沒

有人能活着出院。印度殖民政府在印度人大規模反抗後,才同意撤銷或

修改一些較為高壓的抗疫措施。

1894 年的改革運動

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各英國殖民地中,自治程度如此低的就只有香

港。儘管華人很少質疑這個制度,但許多歐籍人認為,自己有份建設這

個殖民地,理應在管治方面有更多參與。政制改革協會(Constitutional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3

Reform Association)在1894年陳情,爭取有權選舉英國國民為立法局

非官守議員,並要求對殖民地財政有更大的控制權。但英國政府不允要

求,認為這是毫不掩飾想為歐籍人攫取權力的舉動。曾任印度總督的殖

民地大臣里彭勳爵(Lord Ripon)認為,香港「已成為華人社會,而非英

國人社會」,而華人定居於此,是這個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因素」,因此

他不能批准任何排除華人的代議制度。’殖民地部也擔憂若順從歐籍人的

要求,會鼓勵華人爭取同樣權利。雖然里彭勳爵提及委任華人進行政局

的可能性,但他警告:如果賦予歐人代表權,則須相應給予華人更大的

代表權。

反諷的是,1894年這次爭取政制改革的要求,其結果是華人得益大

於歐籍人。立法局增加了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各一名,而該名新增的非官

守議員,是1896年獲委任的買辦兼企業家韋玉(又名韋寶珊)。1896年

5月,里彭勳爵的繼任者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准許行政局增設

兩個非官守議席。他們由「總督自行」從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中選任,並

應「以個人優點為斟酌因素」,而「無須考慮特定階級或種族」。雖然直

至 1926 年才有首名華人獲選入行政局,但考慮到1894年的政制改革運動

無意間令華人得益,歐籍人此後沒有認真重提政制改革,直至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

Quoted in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121.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CO129),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O 129/274/119, May 29, 1896, Chamberlain to Robinson,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0.

香港簡史

取得新界

1898年6月,英國以「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為由,

與中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深圳河以南至九龍之間一片主要

是鄉郊地帶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這片新租之地面積約三百六十五平

方英里,相當於香港島和九龍加起來十倍左右,當中包括二百三十個離

島,其中一個離島大嶼山,其面積比香港島還要大許多。整個地區有超

過八萬居民。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香港的殖民地官員和英國商人提出各種理據,

慫恿英國政府奪取新界——這地區可作為阻隔中國的緩衝地帶,又可提

供土地興建房屋和軍隊駐紮、訓練所需的設施。英國政府本來不接納這

些呼聲。建議擴張的人,心中仍然懷着把中國變成另一個印度的圖謀,

但英國政府在1860年代已決定不在中國擴張領土。大多數英國領袖都認

為「中國通」誇大了中國的經濟潛力(到了十九世紀末,在英國出口貨

品中,出口到中國的不到百分之二),或者覺得這種經濟潛力不足以成為

奪取領土的理由,因為如生絲和茶葉等貨品,無須奪取領土就可輕易獲

得(中國向外輸出的貨品,一半以上是出口到英國)。把中國變成另一個

印度會令大英帝國的力量擴張過度,此外,在中國進一步擴張領土,可

能會令中國像非洲那樣被瓜分,這只會損害自由貿易。在中國擴張領土

可能令其他歐洲列強群起仿效,甚至導致戰爭,並會招致正積極在中國

通商和傳教的美國所反對。

到了 1890 年代末,英國對新界的政策改變,反映英國人愈來愈憂慮

香港的防衛情況,而他們眼中對香港安全的威脅,並非來自中國,而是

來自其他正在挑戰英國在華霸權地位的列強。俄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迅

速向東擴張,並在中國東北獲得一幅沿海領土。德國雖然最初不大熱衷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成為帝國,但也終於發展為殖民大國,並垂涎中國沿海的港口。法國在

中法戰爭(1884-1885)獲勝後,在中國南方擁有很大勢力,1893年更

與俄國結成同盟。雖然英國與美國通常關係良好,但在美西戰爭期間,

美國海軍以離香港東北不到二十英里的大鵬灣為基地攻打菲律賓(大鵬

灣和香港東北的深圳灣同樣包括在租借新界的條約之中)。

。

令英國改變政策的更重要因素,是一個亞洲新興強國正在崛起,那

就是日本。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得勝。《馬關條約》

顯示日本如何仿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技倆。這條約除了規定中國向日

本賠款、開放四個中國港口,並賦予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和設立工廠的權

利外,還須向日本割讓中國東北的遼東半島(後來德、法和俄三國迫使

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而中國要向日本付補償金)、澎湖列島和台灣

島。

甲午戰爭除了顯示日本的新實力外,還觸發列強在1897年至1899

年爭相瓜分中國。雖然英國和美國敦促其他國家保持門戶開放,並且

不要再在中國奪取領土,但在1897年底,兩名德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山

東被殺,德國趁機佔領山東半島南部的膠州灣,翌年迫使清廷租借膠州

九十九年。1897 年 12 月,俄國佔領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下一年春

天,俄國強迫清廷租讓這兩個港口二十五年。英國急欲在這瓜分中國的

競賽中分一杯羹,要求清政府租借山東半島北部的威海衛。後來法國提

出租借廣州灣九十九年的要求,該地鄰近海南島,距離香港只有二百英

里,英國人聞訊後即向新界出手。

與早前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其他條約比較,《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

談判過程堪稱順利。雖然英國人希望中國永久割讓新界,但英國主要談

判代表兼駐北京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認為,租借九十九年

事實上與永久割讓無異。清政府原本不願租借該地區,但它跟英國政府

香港簡史

一樣,希望盡快割讓一塊較小的土地,以免夜長夢多,令其他國家以英

國獲取此地為藉口,要求更多割讓。由老練的改革派政治家李鴻章為首

的清廷談判代表,曾要求英國為租借新界繳付租金,但不久決定擱置不

提,因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愈來愈嚴厲指摘滿人和他們的漢人幫凶賣國

要求英國付租等於坐實這種指控。因此英國不花分文,又不影響它與中

國和其他列強的關係就得償所願。

與佔領香港島和九龍時的情況不同,英國人接管新界鄉郊時在各處

遭遇抵抗,而抵抗勢力來自新邊界內外兩方,這也許是由於受廣東當局

鼓動。新殖民政權架設的棚很快被鄉民焚毀。1898年10月,新界西北

錦田的鄉民發起募款,如果英國人試圖干涉他們在土地業權擁有的傳統

權益,就起而反抗。英軍砲轟這條圍村*的圍牆,村中耆老交出圍村的鐵

環門表示歸順(港督卜力〔Henry Blake〕把鐵環門迅速運回愛爾蘭的老

家,一直保存到1925年)。1899年春天,有人張貼揭帖號召鄉民抵抗侵

略者。遭遇如此頑強和有組織的抵抗出乎英國人意料之外,但他們還是

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潰幾千名反抗的新界鄉民。英軍逮捕反抗軍領袖,收

繳武器並破壞圍村鐵門。

在1899年4月14日延續至19日的「六日戰爭」,華人鄉民為抵抗

英國人而組成的鄉勇是烏合之眾,戰事最後以英軍無人陣亡,華人逾

五百人戰死結束。如歷史學者兼前公務員夏思義(Patrick Hase)最近

指出,這場屠殺是典型的掃蕩戰,被掩蓋了超過一世紀。官方報告低報

了傷亡人數。從一開始反對鎮壓的港督卜力試圖了結事件。他不准懲罰

反抗者,下令軍隊從該地區全數撤離,與鄉村耆老會面時對戰事三緘其

口。政府不想這場戰爭破壞新界和平安寧的印象,鄉民也很快明白到發

5 譯註:吉慶圍。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7

起反抗是不智之舉。因此,這事件從此在官方和民眾記憶中消失,湮沒

無聞。6

這些抵抗有的是由地方鄉紳組織,他們的氏族在這片土地世代聚族

而居,擔心英國政權會威脅他們享受了幾百年的權益。其他擔憂則類似

於那些在另一些地方激發反抗殖民擴張的原因。鄉民害怕英國侵略者會

強徵新稅,沒收土地,干涉傳統習俗,並破壞風水,更有謠言指女人會

被強姦。雖然《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訂明「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

令遷移」,若須收取土地供官工用途,則「應從公給價」,但鄉民不相信

這說法,而他們是有理由不信的。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與

其他華商一同散播謠言,說英國人將沒收所有土地,藉此勸說鄉民賤價

賣地。歐亞混血裔大亨何東則協助英國當局蒐集新界情報,以便接管。

一家本地投資公司派代表到新界收購地皮,囤積居奇,期望在英國統治

新界後土地漲價,從中漁利。

在英國人顯示他們根本無意干涉本地生活,以及英國人在1899年4

月 16 日正式開始佔領新界後,大部分抵抗都已消退。英國人管理新界的

方式類似於大英帝國其他地區(例如西非)採用的間接統治。1898年出

任港督的卜力,來港前歷任巴哈馬、紐芬蘭和牙買加總督,他認為新界

跟較為都市化的香港島和九龍不同,不應照搬同樣的管治方式。他打算

仿效中國官員統治這地區的手法:除徵稅外,盡量不加干涉,而主要依

靠鄉紳父老去管理。卜力把新界劃分為不同區域和分區,各設由鄉村耆

老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管理,維持治安。整個新界就由一名身兼警察司、

巡理府和行政首長職責的英國官員統管。1909年後,新界分為兩大區,

6 Patrick H.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譯註:南約和北約・

香港簡史

各設理民府。多年以後,理民府制度擴大,新界不同區域都各有理民官

負責管理。這制度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過,殖民地政府對於控制新界仍然保留相當大的權力。例如,

1899 年的《傳召華人條例》(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 )授權總

登記官「調查和報告任何與新界有關的事情· 前提是此事所牽涉及的

只有華人」。總登記官也可傳召任何華人接受盤問。儘管上述兩名立法局

華人議員對這條法例曾有疑慮,但他們沒有反對。何啟說他「樂意犧牲

我們的一些自由,以協助政府執行有益於新界華民的政策」。*立法局一

名歐籍議員力指為該條例賦予總登記官過大權力,但何啟只要求該條例

須巧用和慎用,並且只作權宜之計。

在理論和實際上,新界大部分地區的管理方式,是不同於香港其餘

地方——這並非由於殖民地政府仁慈,而主要是因為多年以來,新界已

和廣東省其他地區密切地結合。新界為殖民地政府帶來許多行政管理上

的問題,政府被該地混亂繁複的土地業權搞糊塗,開始着手勘測丈量土

地。新界大部分土地都不大肥沃(現在仍一樣,香港大部分食物須從中

國大陸進口)。在第一年左右,政府用於治理新界所花的費用,相當於從

這裏獲得的收入的三十倍以上。打從英國佔領一開始,新界就獲豁免許

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包括一些關於屠房和街市、公共衛生、鴉片、牌

照及登記的法例。隨着時日推移,新界在香港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愈來愈

重要。然而,許多在香港城市和中國大陸(尤其是在1949年共產革命後)

逐漸湮沒的傳統中國習俗,仍在新界保留下來,直至1970年代。例如,

禁止婦女承繼土地的做法,在1990年代前仍屬合法,這在中國大陸和台

Quoted in Peter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rmonk, NY: Sharpe, 1994),

97.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9

灣早成歷史陳跡。在1947至1957年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形容新界「的中

國色彩,幾乎比中國本身更加濃厚」

凸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容許中國保留九龍城的

管轄權,清廷在英國佔領香港和吞併九龍後,把九龍城擴建了不小。根

據條例,九龍城仍由中國政府管轄,「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

礙」。但是,1899年英國接管新界時,清軍兵協助鄉民抵抗,英國人

就片面宣佈九龍城不再歸中國管轄。九龍城後來成為英中兩國政府爭執

的源頭。英國人在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60年代,數度以整治衛生

為由,試圖拆除九龍城遷走居民,本地居民分別向當時的中國政府求

助,歷屆中國政府都提醒英國人,九龍城在法理上仍歸中國管轄。九龍

城確實成為英治香港內中國主權的有力象徵,1948年殖民地政府試圖清

拆城寨並在原址建公園時,抗議此舉的中國愛國者就火燒英國駐廣州領

事館。因此,作家莫理斯(Jan Morris)說,這個古老要塞最終變成「三

不管地帶,一般人稱它為城寨。每當英國人提出要拆除這個地方,中國

人就反對;英國人常用的市政規例,從來無法在這裏執行;到了1970年

代,據說真正管理城寨的是三合會」

。

長遠而言,英國人憑着《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得新界,但借用歷

史學家曾生的話,這條約是「英國外交的一大失誤」,"因為它留下

懸而未決的問題,最後令它原意想要保衛的殖民地受到傷害。雖然英國

人按此條約租得新界,但他們據之以擴大管轄權的文件,是1898年10

月20日的樞密院令,新界根據這道樞密院令正式成為香港殖民地的一

部分。這道樞密院令訂明英國的管轄權行使至租期屆滿為止,共九十九

9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1997), 264.

1 I

Steve Tsang,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Tauris, 1997), 12.

香港簡史

年,所以英國管治權將在1997年6月30日終止。新界與香港其他地區的

結合變得愈來愈密切,尤其是1949年共產革命之後,而到了那時候,英

國已經無力要求修訂條約了。英國人簽署了這條約,不但沒有保證香港

有穩定的未來,反而「與中國訂立了一個約定」。八十年後,他們就須赴

約,與強大得多的新中國政府談判。這次他們不再能予取予求了。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的崛起

在十九世紀末至1900年代初,香港已成為由中國至東南亞的華人

資本主義擴張的樞紐,新的華人商人和專業人士階級開始在此地出現。

華人除了控制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外,還開始主宰香港經濟中的工業環

節。在1880 年代末至1890年代,一批新的移民遷到這個殖民地,他們是

來自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華僑,移居香港是因為英國自治領實施限制

性的移民法,以及美國在 1882年制定排華法案。中國政局動盪,令富有

華人移民不斷湧入,還帶同新的資金、營商手腕和可貴的商業聯繫來到

香港。到了190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產大部分由華人擁有。1910年九廣

鐵路竣工,把香港與中國和國際市場連繫起來,有助本地工業家進口原

材料和出口製造品。

華人資產階級經濟地位的上升,也清晰可見於消費文化和炫富消費

的增加。在澳洲發跡的華人馬應彪於1900年創辦先施公司,而同樣在澳

洲起家的郭樂、郭泉兄弟則在1907年成立永安公司,這些百貨公司的出

現,標誌着華人資產階級商業文化的成長。華人顧客在這些公司可以買

到幾乎任何想要的貨品——古巴雪茄、意大利氈帽、美國刮鬍刀、法國

香檳、瑞士巧克力、美國留聲機、以中國絲製的日本和服,以及英國西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1

裝、皮鞋和香煙。經濟地位改善後,隨之而來的是凝聚力和組織力的增

強、一批新的零售商、銀行家和工業家在二十世紀初葉出現,更令這點

得到強化。代表華商利益的新組織於焉出現,如華人殷商和買辦在1896

年創立的中華會館。

華人資產階級雖然財雄勢大,但他們和所有香港華人一樣,仍然在

各方面受到種族歧視。種族隔離通過法律規定和各種非正式規範在香港

實行。在 1901年,一批歐籍人向殖民地政府陳情,認為華洋學生同校,

會損害歐籍兒童的道德和品格形成,要求開辦專供歐籍兒童入讀的學

校。有華人居民在本地報章投訴:「把華人排除於某些學校之外,是違反

自然規律,也加劇華洋之間的仇恨。」雖然殖民地大臣張伯倫也譴責這

個建議,但它得到歐籍父母和殖民地政府大力支持。諷刺的是,為此而

開辦的新校——九龍英童學校,是由歐亞混血兒何東向政府捐建,他的

原意是開辦一所招收不同族裔兒童的學校,但政府把它變成只收歐籍學

童。何東雖不甘願也只好同意,無奈地說:這一決定「與我為這個殖民

香港會和香港賽馬會不准華人加入,某

地捐獻此校的初衷背道而馳」

。

些酒店只准華人入住指定房間,或者不能留宿。

政府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最明顯例子是太平山。香港島上的這個山

區,除了為歐籍人當傭人、廚子、家僕和司機的華人外,其他華人一律

不准居住。1902年殖民地部准許山頂只供獲港督首肯的人居住,這種居

住區域的隔離正式成為法律。1904年和 1918 年再相繼立法,明令禁止

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居住太平山·香港歐籍人的心態和在印度及其他英國

Letter to the editor, Hong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7, 1901, reprinted in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273-74.

Quoted in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81.

香港簡史

殖民地的歐籍人一樣,擔心與華人接觸太密切,會在生理和道德上帶來

嚴重風險。大多數香港歐籍人相信,這個殖民地的命運至繫於歐籍人的

健康。與華人的接觸愈來愈多,又面對華人資產階級愈來愈強的經濟競

爭,都令歐籍人惴惴不安,這些限制性的行動旨在維持在港歐籍人上流

階級的地位和社會結構。

對於香港如此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有何感

受?何東女兒鄭何艾齡說,對於 1918 年制定、禁止非歐籍人居住太平山

的《山頂區條例》,「香港華人和其他亞裔居民深惡痛絕」。“但是,立法

局華人議員沒有反對該條例,直至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才

有聲音要求准許華人住在太平山,而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卻是大罷工的組

織者,就算開放太平山讓華人居住,他們也不會住得起。到了 1919年,

政府又制定另一條類似法例,保留長洲部分地區供英美傳教士渡假之

用,這次遭到立法局華人議員反對,劉鑄伯對於竟然連傳教士都有這種

行徑感到震驚和失望;何東之弟何福指摘這是「種族歧視法例」而加以

撻伐。在 1930年代,少數華人獲行政局准許在長洲該區域居住。但這些

有關山頂和長洲的法例,直至1946年才撤銷

。

富裕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對種族歧視的通常反應,是創造專屬於他們

的社交世界。這些領袖常自視為一個特殊階級的一員,有別於其他本地

華人,也不同於中國大陸同等階級的人物。例如,一批華人精英在 1901

年3月聯名具稟港督卜力,請准成立一所專為他們的子女而設的學校。

聯署者都是香港最顯赫的華人名流:何啟是大律師、醫生、財務家兼立

法局非官守議員;何啟的好友韋玉是最早到英國求學的華人之一,也是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有利銀行買辦和東華醫院前主席;曹善允則

Irene Chen,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xiv.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3

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著名律師。這些聯名上稟的人認為,現時在官立學

校對於「社會和道德背景迥異家庭的兒童不加區別,而使他們密切雜處

在一起」,使得「有名望的華人家庭子女不以為然,認為不適合他們入

讀」。雖然華人社會有人反對,但他們倡辦的這所新學校終於在接下來一

年興建。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也成立幾個專屬會所和協會,以鞏固和保持

他們的精英地位。幾名被禁加入香港會的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翹楚,在

1899 年成立自己的會所——華商會所。創辦人包括歐亞混血兒何東、何

甘棠兄弟,另一創辦人關景良則是最早在香港行醫的華人西醫之一。華

商會所會員和主席都是商人和專業人士,全是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社

群的頭面人物。另一個上流階級會所是1912年由何啟、韋玉和另外幾位

華人名流創立的中華遊樂會。它的會員除了可以參與木球、網球和桌球

這些英式運動和玩意外,還可以練習國術或打麻將。比運動更重要的是

這些機構和環繞它們的功能。跟英國人的會所一樣,中華遊樂會篩選會

員的過程很嚴格,會籍費用也很高昂。該會的規則十分嚴格,打木球和

網球需要穿正式得體的白色球服。該會主席和會員都是這個殖民地內最

有名望的華裔和歐亞混血裔男性。

香港和中國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常常強調,香港對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至1900年代初的

國族建設有很大貢獻。如中央書院這些本地學校的學生,不少人畢業後

投身中國公務機構和中國海關,為國效力。另一些曾在香港受教育的華

人,最後在中國擔任教師、醫生、科學家和工程師。香港企業家大量投

香港簡史

資於華南的商業和工業活動,並捐貲造福桑梓,興辦慈善、教育事業,

建設公共設施及資助醫療項目。香港也是華南的匯款中心,超過百分之

五十的僑匯是經香港匯回中國。

許多香港華人也參與民族主義抵制運動,如 1905年至1906年的反

美抵制運動。在整個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美國政府頒佈一系列排

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而其他在美華人也遭到歧視和暴力對待。1905年

7月,波士頓移民官員沒有逮捕令就拘捕一名華人,此人在美國駐上海

領事館前自殺,引發中國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香港許多華商領袖反對

抵制,擔心會損害香港經濟,但老師、學生、記者和商人進行到底。有

些商店拒賣美貨;華人報章大幅報道抵制運動的過程,又拒登美國貨廣

告;轎夫和人力車夫不肯接載來港訪問的美國戰爭部長塔夫脫(William

Taft )( 他重達三百磅,確實是不小的負擔)及其隨員;一批華人富商,

包括在加州發家致富的李煜堂,成立了拒約會(抵制苛約不用美貨公所)。

另一場同樣顯示中國民族主義的事件,是由1908年3月持續至 12 月

的反日抵制運動。事件起因是日本貨輪「二辰丸」走私軍火到廣東,遭

中國政府扣押,日本政府卻強迫中國謝罪道歉,廣州華人視之為國恥,

憤而發動抵制日貨抗議。香港的抵制日貨運動主要由本地商人組織,聲

勢比廣州更加浩大。違反抵制令的商人會被罰款,敢死會則揚言,會把

破壞抵制活動的商人殺死和割掉耳朵。在 11 月初,有暴徒襲擊出售日

貨的商店。雖然參與抵制行動的人沒有攻擊日本公司,但殖民地政府須

為它們提供保護。為抗議警察射殺兩名參與騷動的華人和拘捕至少一百

人,並且不經審判就把抵制運動領袖驅逐出境,華人商店罷市兩週:有

人從滙豐銀行提走巨款。歐籍商人擔心大力彈壓會令華人恐慌,損害貿

易,因而勸說政府不要太強硬拘人。當日本出口到香港的貨品減少逾三

分之一之際,日本副領事試圖與華人商界領袖重修舊好。抵制行動在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5

1909年1月結束,但該年後期為抗議日本對中國東北擴大勢力範圍,抵

制行動死灰復燃。

香港的殖民地環境,也令它能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場革

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獲華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曾

在香港受教育,他最初入讀中央書院,後來考進香港西醫書院。雖然港

府致力不讓香港成為巔覆基地,但這個殖民地還是成為中國革命黨人招

兵買馬和受訓的根據地。孫中山在檀香山唸書時在當地創辦興中會,後

來在香港建立興中會香港分會。他在1905年又於東京創立同盟會,這

個革命團體在香港也很活躍。香港是自由港,可以輕易取得來自日本和

西方的軍火,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因而能在此地籌劃一連串秘密活動。

1895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是在香港策劃的;1900年在距離新界只有十英

里的惠州發動的第二次起事,也是在香港謀劃。原定1903年1月起事卻

未舉而敗的廣州起義”,也曾在香港策劃。這個殖民地還有大量支持革命

黨人的本地組織,而本地華商也出資支持革命。

由於香港有較大的新聞自由,如《中國日報》等革命報章都在香港

出版並發行到海外華人社會,它們不單在此地與保守派報章論戰,反駁

它們提出在中國實行漸進改革的主張,還可以公開鼓吹革命。香港也充

當了華人改革家和革命黨人的庇護所。孫中山在1895年起義失敗後就避

禍於此。1898年夏天推行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英國

政府協助下流亡香港,他剛到達時,殖民地政府還派員保護。興中會領

袖楊衢雲在 1900年起義後寄跡香港。1901年楊衢雲被清廷刺客刺殺,香

港政府甚為尷尬和憤怒,遂派警察保護另一革命黨人陳少白,並發給他

15 譯註:乙未廣州之役。

16 譯註:庚子惠州之役。

17 譯註:洪全福廣州之役 *

香港簡史

可攜槍自衛的許可證。

和其他殖民地的政府一樣,香港政府無心插柳助長了華人民族主義

的成長。為免鼓勵排滿或革命情緒,港府不在本地學校教授中國近代

史。但是,殖民地教育的課程內容包括議會政體等課題,因而鼓勵學生

思考政治,塑造了他們的政治意識。此外,在中央書院這類學校中,學

生接觸到不同國籍和背景的師生,學校圖書館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書

刊。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

港」。他說,香港的秩序整齊而安穩,與中國的混亂腐敗成強烈對比,激

發他發動革命。「我恆默念............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於七八十年間在一

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 但有一點孫沒有提到:他在觀察到1884年的反法示威後,知道香港可

以為他的革命活動提供有利的環境。)

雖然港府對於中國革命黨人的官方政策是保持中立,但香港政府要

小心走一條很窄的鋼索。它和大多數香港華人一樣,支持中國的政治變

革。英國政府命令殖民地政府不要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但港府不能鎮

壓革命活動,以免華人子民離心(但1907年為防止香港成為反清排滿情

緒的重鎮,港府頒佈《中文出版物條例》)。因此,在1896年3月,港

督羅便臣拒絕廣州當局要求,不把一名孫中山追隨者引渡到中國。政府

也沒有試圖取締興中會這些革命組織。但在1896年3月,羅便臣向孫中

山發出驅逐令,限制他五年內不得進入香港,那時孫中山去了夏威夷籌

款,正在返港中。羅便臣堅稱,香港政府不容許這個殖民地「被人用作

庇護所,在此策劃叛亂或陰謀,危害友好鄰國」。19

18 譯註:又譯《禁止報紙登載煽惑友邦作亂之文字專律》·

19 CO 129/283, October 4, 1897, Lockhart to Sun, reprinted in Tsa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78; also quoted in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7

孫中山被港府驅逐之事,在1897年為香港和英國政府帶來尷尬,孫

中山在那年於倫敦被清廷密探綁架,扣留在倫敦的中國公使館。直至孫

中山之友、曾是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的康德黎( James Cantile)聯同外交

部介入營救後,孫才得以脫身。一名英國士兵把驅逐事件向本地報章透

露後,報界和英國政治家詰問:為何孫中山在英國是政治難民,在一個

英國殖民地卻沒有相同權利。最後,張伯倫裁定,因為孫中山在驅逐令

發出前業已離境,該令仍有效。1899年 10 月維新派康有為回到香港,清

政府以他陰謀顛覆清廷為由,要求將他驅逐。港督卜力指康有為並沒有

製造麻煩,英國外交部拒絕清政府的要求。但到了同年12月,外交部認

為,容許康有為留在香港,可能會授人以柄,其他國家會以此指摘英國

助長中國的叛亂。最後外交部以新加坡較安全為由,婉轉地建議康有為

前往新加坡。

不過,我們不能過於高估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壯大所發揮的作用,

這是有理由的。如歷史學家陳劉潔貞所說,香港人對於中國所發生事件

的關注,充其量只是「半溫不熱」 2 革命刊物存在的時間全都不長,雖

然革命記載把香港描繪為革命的孕育地,但事實上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活

動,並非如這些記述所說的那樣廣泛和有效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香

港也沒有參與策動。《中國日報》那些報章的影響力很小。興中會在1895

年和1900年起義失敗後就銳氣頓失。香港所孕育的,似乎反而是一種保

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受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所塑造。

試想想何啟的經歷,他屬於在香港和條約港冒起的一小撮改革者,

人們認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受這批人影響。像何啟這類在香港出生

和受教育的人,一方面自視為一個得天獨厚團體的一員,不獨在香港如

20 Chan Lau,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4.

香港簡史

此,在大中華世界和大英帝國也是如此。但他們和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許

多華人一樣,愈來愈關注祖國的命運。何啟是新教牧師之子,以炒地皮

和經商為業,何啟身上所體現的民族主義,是與他所生活的殖民地環境

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他所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先後在香港和英國的

學校就讀,早年在中央書院求學,其後負笈英國,修讀醫科和法律。

何啟在1882 年回到香港,掛牌行醫一段短時間後,轉而發展大律師事

業,又像其父一樣投資房地產和本地生意,在公職方面也事業顯赫。他在

1890 年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雅麗氏利濟醫院(以其亡妻雅

麗氏〔Alice Walkden〕命名,他倆是在英國結婚)和香港西醫書院主要創

辦人,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生理學和法醫學,又兼任保良局和東華醫院

顧問,此顧問職務是由政府委任而非由華人推選。何啟因服務殖民地和英

國政府的功績卓著,在1892年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1912年更獲冊封爵士。

何啟深受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邊沁和穆

勒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啟發,認為英國統治有解放之功,而非專事壓迫。

他相信,香港可以在商業和政治上垂範中國,而中國應借鑒英國,實行

人民主權的君主立憲制。他為香港感到自豪,認為香港的繁榮和政治穩

定,是任何中國城市均難望其項背,而且香港政府沒有那麼腐敗和高

壓,香港的教育和公務員制度是中國所望塵莫及。香港代表兩個世界的

精髓---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原則和自由開明管治所支持和保護的中國工

商企業精神。香港得益於商業發展,變得比中國更繁榮和穩定,因此,

治療中國的良方,同樣是以英式自由主義和議會政治為支柱的商業發

展。何啟與其友胡禮垣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表達這種思想,並在1900

年結集為六卷本的《新政真詮》出版。

何啟在世紀之交也參與革命活動,並在興中會歷史中扮演重要角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色。他與其他幾名本地華商資助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並協助策動

1895 年的廣州流產起義。在謀劃1900年的惠州起義期間,何啟嘗試利用

自己與香港英文報界的聯繫,代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爭取英國人協助,

或至少確保香港政府會善待革命黨人(在外交部的壓力下,殖民地政府

准許清兵取道香港去鎮壓起義)。在1900 年的惠州起義後,何啟在革命

活動方面的參與已大不如前,也很少擔當中國革命黨與香港政府之間的

中間人,但他對中國事務的關注並沒減少。反之,何啟認為中國不應實

行共和政體,而應像英國那樣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所以他開始覺得孫中

山及其革命黨人的共和理念過於激進。但何啟終其餘生仍致力於促進中

國的福祉。在今人眼中,何啟是影響深遠的改良派。一位歷史學家稱他

的著作是中國改良運動中「具象徵意義的轉捩點」。21

辛亥革命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在 1911 年 10 月10日,駐紮武昌的一支清廷新軍部隊起義,奪取了

城內一個軍械庫。其後,兩個鄰近城市”軍中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相

繼發難,武昌宣佈獨立。這觸發各地紛紛響應,兩星期內有十省宣佈獨

立,及後其他各省也陸續脫離清政府。1912年1月1日,起義軍成立中

華民國,定都南京,並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爆發,令香港各界華人為之振奮歡騰。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 )寫道,革命的消息傳來,「頓時全城沸騰,這種不可思議的景

21 Lloyd E. Eastman, "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4) (August 1968): 698, 709.

譯註:漢陽和漢口・

100

香港簡史

象,是此殖民地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 全體華民此刻似都欣喜

若狂」

。

1911 年 10 月 18 日,四百名群眾遊行到中國銀行“和一家保皇

派報章 * 的香港辦事處,強迫他們取下滿清黃龍旗。馬應彪和李煜堂等

商人成立粵東紅十字會,提供藥物和醫護人員治療參與革命的傷員。東

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燹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

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

國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革命後,香港也成為前清遺

老避難之地。這些官員和家眷在這裏興建中式別墅,以聽音樂、作詩和

打麻將度日,儼如流亡貴族。

革命黨人為了令外國列強保持中立,不鼓勵排外情緒,但許多在港

華人認為,既然已驅除滿人,接下來應該輪到英國人。殖民地政府查獲

製炸彈工場,香港各處爆發暴亂。群眾搶掠商店,向警察擲石,港督現

身公眾場合也遭扔石,還有人試圖劫獄營救囚犯。在有歐籍人在街上遇

襲後,他們爭相購買槍械。被警察拘捕的人太多,以致監獄當局在一些

囚犯刑滿前就釋放他們。1912年7月,一名年輕華人刺殺新任港督梅含

理( Francis May,又譯梅軒利)不遂。雖然這宗刺殺事件似乎沒有政治

動機,但從中可見辛亥革命在香港引發的緊張局勢。

這場民眾動亂為時很短暫,一方面由於它主要局限在香港低下階

層,另一方面也因為新成立的廣州政府表明不予支持。香港華人精英

雖然支持革命,但不想它損害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穩定。革命後不久,

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投票支持修訂《維持治安條例》(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批准對因煽動暴亂被囚在獄的人施以笞刑

。

23 Quoted in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1993), 353.

譯註:大清銀行。

譯註:保皇會機關報《商報》: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1

1912 年總登記官在報告中說,中國「革命所孕育的激昂情緒」加上「愚

昧無知的政治熱情」,帶來了「凶險情勢」和「肆意妄為之徒可乘之機」,

不過,全賴團防局「眾士紳不辭勞苦」,「殖民地上各人恪守法紀,治安

平靖,他們功不可沒

J 不過,辛亥革命後,香港政府對中國和香港的

革命活動感到憂慮。在1913年,港督梅含理制定《教育條例》(Education

Bill),要求所有私立學校向政府登記。梅含理聲稱目的是為提高這些

學校的教育水準,但他與殖民地部之間的通信顯示,他其實是要防止這

些學校變成反英宣傳基地。1914年頒佈的《煽亂刊物條例》(Seditious

Publications Ordinance),則是針對任何可能破壞香港或中國穩定的刊物。

現今華人世界全都推許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但

是,跟大多數革命一樣,它所引起的問題並不少於它所解決的問題。

1912 年 3 月取代孫中山成為總統的北洋軍領袖袁世凱,無法凝聚團結新

生的民國。雖然袁世凱致力維持秩序和統一,並推動中國現代化,但他

對於保住自己的權力同樣不遺餘力。1913年他刺殺國民黨領袖鎮壓

孫中山領導五省反袁的二次革命。翌年袁世凱解散各省議會。他聽信美

國政治學家之言,認為中國還沒有條件實行民主後,在1915年復辟稱

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袁世凱於1916年去世,但在他死前,中國的權

力已開始流到軍閥和軍事領袖之手,這些人崛起成為新的掌權者。中國

遂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直至 1920 年代末。

辛亥革命無法令中國成為穩定的共和國,對香港有兩個重要影響。

到了 1913 年,許多香港華人對於孫中山已熱情不再,當年6月孫中山訪

港,大部分時間受到冷待。香港政府和本地華人精英確實都支持袁世凱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for the Year 1912,"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1912, reprinted

in Tsang,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209-10.

譯註: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

譯註:古德諾 (Frank J. Goodnow)。

102

香港簡史

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為香港帶來太多煩擾:每天都有大量

難民從中國湧入,到了1914年,香港人口達到五十萬。這場革命也根本

改變了香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因為北京政府只是名義上統治中國,香

港政府須與廣州此起彼落的歷屆政府直接打交道,其中幾個廣州政府還

試圖破壞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穩定。因為英國外交部繼續承認在北京掌權

者為中國合法政府,這常引致外交部和香港政府之間的摩擦。

1912 年至 1913 年拒搭電車運動

1912 年至 1913年的拒搭電車運動顯示,香港如何受革命時代中國國

內政治變化劇烈的影響。在1912年4月,香港政府禁止中國錢幣流通

自香港開埠之初起,廣州與香港兩地的經濟已是息息相關,而中國錢幣

從一開始就在香港流通。但辛亥革命後,廣東局勢惡化,廣東的中國錢

幣貶值,港府愈來愈擔心這些貶了值的錢幣流入的影響。許多香港華人

把禁令視為對新生的中華民國的侮辱。在同年11月,港督梅含理勸說天

星小輪、電車公司和山頂纜車停收中國錢幣。這引發華人更大的憤怒,

因為香港錢幣比中國錢幣少,香港錢幣供應不足令本地居民缺少付電車

車資的錢。全港爆發拒搭行動,它的組織者以各種方法威嚇那些違反拒

搭命令的人。

1912 年12 月,梅含理促請華人社會的頭面人物協助結束拒搭行動。

他指電車公司不收中國貨幣純粹是經濟決定,並無侮辱中國之意,而拒

搭電車只會損害香港和中國,因為有不少華人資金投資在電車和纜車公

司。在12月20日,何啟和韋玉這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一次華商

公局會議上為電車和纜車公司辯護,並譴責拒搭行動損害香港和廣東的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3

經濟。他們說,香港經濟不振,那麼香港居民能用於接濟廣東親戚的錢

就更少了。在本地華商幫助下,拒搭行動在1913年2月初結束。雖然

幾名與政府合作結束拒搭的華人接到恐嚇信,但梅含理仍對華人名流感

到失望,因為現在這些人在華人社會之中,似乎已不再有一呼百應的能

力。他對於何啟和韋玉那麼遲才出手了結拒搭事件尤其不悅。事實上,

何啟沒有及早協助政府,是他無法五度連任立法局議員的原因之一。拒

搭電車行動失敗收場,令政府的威信上升。

香港大學

香港第一所大學在辛亥革命後不久成立。推動成立這所大學的是

1907至1912年出任港督的盧吉。盧吉在大英帝國歷史上最有名之舉,是

在非洲實行間接統治制度,這套制度允許土著統治者在英國居民監督下

保持權力。盧吉在到港五個月就醞釀成立大學的構想。當時香港唯一的

高等學府是 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

要為成立新大學籌措經費絕非易事,過程中也顯露出無論香港

或英國都有人對香港激進主義和高等教育感到憂慮。帕西商人麼地

( Hormusjee Mody)提供近一萬八千英鎊興建大學校舍,另加一筆慷慨捐

款,他後來因熱心捐輸和對英國政府貢獻卓越而獲封爵士。但許多華人

精英不願解囊相助,因為他們不想捐款給一所自己沒有監督權的學府,

此外,從國外大學學成回港的學生沾染了激進思想,也令他們憂心忡

忡。在港英商群體更加猶疑,認為盧吉成立「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大

計,不過是當時英國及其殖民地「大學熱」的另一例子。如盧吉寫給妻

子(著名記者弗洛拉·蕭〔Flora Shaw〕)的信中說:「那些唯利是圖的貿

104

香港簡史

易商擔心,如果中國人接受了我們的教育,就會成為他們的勁敵。」”殖

民地部把建大學的構思稱為「盧吉爵士的寵物羊」,倫敦有些官員憂慮提

供純粹的世俗教育,會助長排外主義和激進思想。

終於,必要的資金都募齊了。本地華商吳理卿捐款興建解剖學館。

一位來自海峽殖民地的華商捐資成立文學院。其後,歐亞混血兒何東捐

款成立外科醫學講座教授席。至於本地英商,要待到盧吉夫人向他們的

倫敦總部游說後才肯捐款。太古洋行捐出四萬英鎊,這主要是因為該公

司一名收票員被指踢死一名年老華人,太古希望藉大手筆捐款化解該公

司可能遭到的抵制。北京和廣州政府也各捐二萬五千英鎊,英國政府最

吝嗇,僅捐出區區三百英鎊,成立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

香港大學在191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有大約七十名學生,分別來

自香港、廣州和其他條約港,以及遠至海峽殖民地(經過一番爭取後,

港大到 1921 年才兼收女生)。1917年一份本地英文報章的編輯寫道:「在

地圖上,香港這個殖民地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點,但在商業、工業和教

育各方面,它於遙遠的東亞點燃着英國傳統和高水準的明燈,並將薪火

傳遞。」可是,盧吉希望港大成為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夢想從未真正實

現。開辦這所大學原是想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但中國學生更為嚮

往的,仍是日本大學及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辦的大學。港大要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才真正發揮潛力。

29 Quoted in James Pope-Hennessy, Half-Crown Colony: A Hong Kong Noteboo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129.

譯註:事件發生在1908年該公司經營往來香港至廣州航線的「佛山」輪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5

香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六至十萬名華人居民擔心香港會受襲,暫

時搬回廣東避禍,但戰事沒有直接波及香港,而且從沒面對真正的軍事

威脅。除了通貨膨漲和某些貨品受到管制外,戰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嚴

重的經濟威脅。歐洲貿易撤出亞洲,本地華資公司因而得益。由於殖民

地內約四分之一的歐籍男人奔赴戰場前線,華商得以大舉進入銀行和航

運等從前由歐籍人把持的商業領域。至於樟木、糖薑、藤器、肥皂、豉

油、煙草和朱砂等規模較小的華人傳統工業,仍然繼續發展,但已不再

是華人工業家的焦點。一戰期間香港發生了一些嚴重事故,卻與戰事無

關:1918年2月跑馬地馬場大火,導致六百人死亡,四百人受傷;同

年年底,擁擠的華人房屋爆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超過一千人死亡。不

過,戰爭確實深刻影響了歐籍人社群,因為德籍婦孺全被遣返,男人則

被拘留直至戰事結束。

香港和大英帝國其他地方一樣,也出一分力支援英國參戰。幾近百

分之二十五的英籍男性自願參軍,並有大量華工在法國的華工軍團中

服役。華人和歐籍人都向戰爭慈善事業捐款,籌募戰爭開支。華人業主

同意開徵百分之七的特別戰務差餉,在戰爭最後兩年籌得超過二百萬港

元。歐亞混血裔大亨何東捐款購買兩架飛機和幾輛救護車送給英國政

府。華人保險業及航運業鉅子兼地產商周少歧出任戰爭慈善事業委員會

委員。

1919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全港各界同慶和平,大放

煙火,又舉行花車巡遊和閱兵,街道遍掛燈籠和盟軍旗幟。華商組織了

一英里長的巡行隊伍,由跑馬地走到中環,帶着各種動物形狀花燈,隨

106

香港簡史

後最矚目的是一條巨龍。許多人從廣東省來港觀看慶典,觀者如堵,以

致電車停駛。但是,和平慶典過後一週,香港就爆發開埠以來首見的搶

米風潮。雖然這場風潮很快平息,但卻預示着1920年代將會影響香港的

一些重大事件。

快活谷賽馬,1902 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The

RIVIERA of the ORIENT

旅遊海報,1930 年代。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中區,1930 年代。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日軍勝利入城式,1941年12月28日。

(圖片提供:高添強 )

Suter

CARE

STAN

**INCA

2.3

YOUGET

UVO

YO KIZ LA 19

蹲在美國援外匯款合作組織盒子旁的年幼難民,1958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準備在邊境裝設鐵絲網,以阻止大陸難民湧入的婦女,1962年。

(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力比浇水

約1960年於小商店旁收聽收音機的居民,這是當時草根階層的主要娛樂之一。 (圖片提供:高添強)

1960 年代初的天台小學上課情況。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TIR Canon

雷達表

Canonet

GORK TOAINE

LAPEYAR

1966年4月5日晚,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示威者在天星碼頭席地而坐與警方僵持。

( 圖片來源:文匯報 )

1967 年夏,港督府外的示威者。 ( 圖片提供:高添強 )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香港,有時候被人形容為沉沉入睡的僻遠殖民

地,尤其是相對於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這樣的描繪忽略了一個

事實,就是香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比以往更緊密地進入中國、大

英帝國和世界歷史的軌跡。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帶來了一個罷工和抵制

運動盛行的年代,不管在中國還是香港都是如此。中國國內竭力爭取政

治統一,隨之而來的是,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和外國租界的

呼聲也愈來愈高。這種激盪的民情沒有在香港引起任何重大的反殖民運

動,但卻令 1920年代成為香港歷史上政治最動盪的歲月。隨着社會主義

抬頭與工黨崛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英國受到的抨擊日益猛烈。雖

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把前奧斯曼帝國和德國的一些殖民地

和自治領劃入版圖,令其領土擴張達到最高峰,但 1922 年簽訂的《華盛

頓公約》限制了英國能用於保護其在亞洲商業利益的軍力,英國的工業

生產值和世界貿易份額都下降。

因為中國國內不同政黨勾心鬥角,各省又互相對抗競爭,香港此時

比以往更受到大陸的事件(尤其是鄰近廣東省的動盪局勢)影響。廣州

不但政權更迭頻繁,它更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中心。廣東省的鬥爭令香

港人口大增:1921年香港人口約為六十萬,到1931年升至接近八十五

萬。此外,廣東政局混亂導致當地罪案頻生,還常常蔓延至香港。例

如,在1920年代,香港水域每週都有海盜劫掠事件發生。1924年發生了

118

香港簡史

一宗尤其駭人聽聞的事件,海盜騎劫了一艘由長洲開往香港島的小輪,

把乘客帶到在中國大陸的巢穴,割下三名受害者的耳朵,寄給他們的親

人勒索贖款。

由於中國缺乏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些香港商人為保護在大陸的

生意,就試圖影響中國政情。如歷史學者鍾寶賢所說,這些人因而「培

養出針對這個殖民地以外的政治的民族定位」。'另一方面,許多本地華人

( 尤其是富有居民)是依賴於香港的殖民地環境賺取財富,香港的穩定與

中國的動盪成強烈對比,令他們對香港產生愈來愈強的認同感——1920

年代他們與殖民地政府合作結束罷工就是明證。一位在二次大戰前夕訪

港的西方政治學者觀察到:「中國多年以來一直動盪不安,是造就一種視

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的因素之一。」’隨着殖民地政府更願意聽取華人意

見,尤其是 1925 年至 1926 年省港大罷工發生後,這種歸屬感變得更加強

烈。

通訊和交通工具的進步,使香港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更加便捷,

並令這個殖民地成為熱門旅遊地點。1920年出版的一本英國人旅遊手冊

形容香港為「遠東最有趣的旅客停靠港,它也是這個地區最重要的商業

和航運樞紐」。*著名華人學者和改革家胡適憶述1920年代末訪港之旅

時,盛讚這個城市的夜景是世界最美之一。1928年九龍啟德機場啟用,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8), 19.

Lennox A. 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tish Malaya and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390.

R. C. Hurley, Handbook to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Dependencies (1920), reprinted in John and Kirsten Miller, eds., Chronicles Abroad: Hong K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4), 171.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19

到了 1936 年帝國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開辦香港至馬來亞檳城的

航線,旅客可取道檳城飛往英國。泛美航空則經營往來馬尼拉的航班,

從而將香港與三藩市連繫起來,而乘搭中國航空公司開辦的航線,則可

由這個殖民地往來中國大陸。

香港對英國作家也有很大吸引力,令他們着迷不已,因為在他們眼

中,這個殖民地「是帝國的前哨,是被廣袤的中國包圍的細小飛地,是

生機勃勃、充滿新鮮經歷的異國轉口港;而矛盾的是,它是處於一個險

惡大陸邊陲的正常的彈丸之地」。“著名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 )

在《彩色的面紗》(The Painted Veil, 1924)這本小說裏,把香港的歐籍人

社會寫成是情慾和醜聞的淵藪。他下筆辛辣,以致殖民地官員抗議,書

中角色所影射的人物更控告毛姆誹謗並贏得官司,後來荷里活把這本小

說搬上大銀幕,由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主演。名氣沒有毛姆大,

但寫過不少有關中國和亞洲著述的作家普特南·威爾(Putnam Weale ),

在1930年出版一本虛構作品《馨香之港》(The Port of Fragrance ) 花

了不少筆墨描寫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但也處理了香港歐籍

婦女苦悶和不愉快的生活。嫁給一名英國軍官的斯特娜·本森(Stella

Benson)根據自己在香港的經歷寫了幾本書:《可憐人》(The Poor Man,

1923 )

暫

《小小世界》(The Little World, 1925)和《眾世界》(Mundos,

1935)。本森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向國際聯盟撰寫報告,打擊香港的雛妓問

題。

C. Mary Turnbull, “Hong Kong: Fragrant Harbour, City of Sin and Death," in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eds.,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117-18.

120

香港簡史

華資工業與銀行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陸的發展,華商在這時期的香港現代

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這場戰爭令歐洲商貿撤離亞洲,較小的

華資公司因而能乘虛而入;而辛亥革命後中國局勢混亂,尤其是在 1920

年代初,孫中山所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接受蘇聯顧問幫助,全國處於多

事之秋,令富有華人企業家大量湧入香港。來自廣東的華人每年蜂擁而

至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大量華人遷入從前以歐籍

人為主的住宅區,華資百貨公司、餐廳和茶樓數目增加,都反映了香港

華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升。

大多數學者認為,要到194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企業家為逃避內戰

和共產黨統治來到香港,那時香港的工業化才起飛。但在1970年代末,

學者弗蘭克·利明(Frank Leeming )指出,香港工業的「轉型並非發

生在四十年代末一兩年間,而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為轉型準備就

緒,而其基礎是此前一百年來在勞工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工業傳承」。'到

了 1940 年代,殖民地政府的報告仍一如以往低估香港華資工廠的數目,

但華商組織的報告顯示,香港華資工業的規模遠較政府報告所說的為大

和現代化。到了1960年代,香港已以工業聞名於世,但在1960年代之

前,殖民地政府的刊物仍一直稱香港的工業規模很小。

支持利明的說法的證據所在多有。1881年,港督軒尼詩在報告中指

出,本地華人經營的工業林林總總,包括造船、製玻璃和製繩。在1900

年代初,華人企業家力圖與外資工業競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香港設

廠製造香煙,與英美煙草公司分庭抗禮。一批華商在 1912 年創辦廣生

Frank Leeming,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9(3) (1975): 342.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1

堂,生產化妝品、香水和肥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人資本家開始把

九龍的某些區域變成工廠區,生產手電筒、電池和內衣。香港工業到了

1930 年代已發展得很成熟,本地出口貨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由汽

車零件至食鹽、大麻布、粗麻布等五花八門的貨品,行銷到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成立於1910年代末至 1920 年代初的製藥廠,向中國和世界出口

產品。其他重要工業還有漂染、針織和煙火。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

畢特( H. R. Butters )發覺,雖然如船塢和水泥等重工業大都是由歐籍人

擁有和經營,但大部分新近成立的公司和工廠「全屬華資」。6

殖民地政府一直貶低香港工業的原因,清楚反映出香港在歷史上對

於大英帝國的用途。如政治學家吳德榮所說,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記述指

香港工業在1949年後才發軔,是無視任何「非由統治當局批准的活動」,

例如華人企業家的工業發展,而只着眼於英國商人進行的對華貿易。’英

國政府擔心從殖民地進口的貨品會與英國本土貨競爭,在1930年代前

仍阻撓殖民地的政府發展工業。在香港行政、立法兩局及英國國會擁有

極大影響力的的大型英資公司,對於工業沒有太大興趣。因此,即使在

1949 年前香港各種工業非常發達,華資工業更是這個殖民地最大的僱

主,但殖民地政府還是不斷說香港的經濟成就是來自對華貿易。1934年

港督貝璐(William Peel)成立經濟委員會(當中包括主要英資公司的代

表 ),探討經濟大蕭條對香港的影響,結論是香港的經濟命脈仍然是對

華貿易,而非工業生產。但是此時香港製造的貨品,如化妝品和皮革製

品,已取代進口貨,而本地生產的手電筒也攻佔從前由英資、日資公司

6 Report by the Labour Officer Mr. H. R. Butters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1939), 109.

Tak-Wing Ngo, “Industrial History and the Artifice of Laissez-faire Colonialism,"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9.

122

香港簡史

把持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官員更抱怨從香港進口的貨品太便宜,促使英

國和加拿大政府對之開徵進口關稅。

。

華資工業的穩定成長,既幫助也得益於香港華資銀行的發展。在

1919年前,香港的銀行分兩大類:大型的西式銀行和較小型的華人經營

的銀號。冼玉儀寫道:「大部分華人在業務上都不大與外國銀行打交道

華人經營的業務,其信貸的主要來源是西環的銀號,因為它們更清楚本

地華商的業務需要,但銀號是風險事業,業務主要靠東主或少數股東的

聲譽。這些銀號利息高,借貸期短,又無法滿足現代商業的多種需求,

例如支票戶口、押匯和信用證。到了二十世紀初,「現代化的外資銀行與

舊式銀號之間的巨大差距」,令精明的華人企業家意識到「時機已經成

熟,可以創辦既有現代化設施又能適合華人生意作風的銀行」

1919年

創辦的東亞銀行,是首家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的華資銀行,銀行的董事

都是香港影響力極大的華人,在中國、日本、印尼、印度支那和東亞各

地都有龐大商業利益。

。

政制發展

華人商業勢力和影響力上升,有助說明兩次大戰之間歲月的一些政

制發展。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社會上有人要求建立政治代表制和

對殖民地財政有更大的控制權。這些主要由歐籍人組織的運動全都不成

功

。

1916 年要求推行政制改革的陳情遭殖民地部拒絕,而1917年5月成

立的政制改革協會(Constitu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存在時間不長,

Elizabeth Sinn, Growing with Hong Kong: The Bank of East Asia, 1919-1994 (Hong Kong: Bank of East Asia, 1994), 4-5.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3

成果也不彰,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在 1920 年更斥之為「荒唐

的組織」。在1919年,一群居民(主要是英國人,當中包括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要求更多代表權。對於他們的要求,無論港督梅含理還是英國

政府都不予批准。九龍居民協會( 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是另

一政治組織,由一群歐籍人在1921年成立,該會要求在九龍修築更多道

路和公共設施,又要求設立類似太平山的歐籍人保留區。在 1922 年,港

督司徒拔否決另一爭取代表權的陳情,理由是那是來自「寥寥可數的歐

籍過客」。

和從前一樣,殖民地部拒絕要求政制改革的聲音,是因為它不信任

本地歐籍商人。殖民地部也擔心若答應這種要求,就會激發富有華人提

出相同要求。司徒拔在1923年說,給予歐籍人或歐亞混血兒投票權,

促使香港華人提出同樣要求。英國政府反對香港推行政制改革,則是出

於另一個原因。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說,這個殖民地

「只是英中關係這個大棋盤上的一個小格子」。在1920年代,英國政府

更加堅定執行這個政策。例如,1922年外交部批評司徒拔試圖與廣州的

左翼政府建立更密切關係,指他違反英國支持中國統一的官方政策。同

樣,在 1920 年代後期,外交部反對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提出把

新界由租借變為永久佔據的建議,指它牴觸英國與中國民族主義和解的

政策。

不過,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香港確實曾推行了幾項重要的政制

Stubbs to Milner, July 20, 1920, quoted in John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zation,"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London: Macmillan, 1997), 19.

Stubbs to Duke of Devonshire, March 14, 1923, quoted in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zation,” 19.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zation,” 20.

124

香港簡史

改革。在 1926年5月,金文泰提議委任華人周壽臣為行政局議員,令殖

民地部震愕不已。周壽臣是顯赫華商和華人領袖,1870年代就讀哥倫比

亞大學,是最早留學西方的華人之一,其後效力清廷嶄露頭角,他擔任

行政局議員至1936年,卸任後其議席由歐亞混血裔商人羅旭龢(Robert

Kotewall )接替。到1928年,殖民地部接納金文泰的建議,於立法局增

設官守和非官守議席各兩名。但英國商人想要增加自己的代表的願望被

粉碎,因為金文泰所選的是華人律師曹善允和葡萄牙商人布力架(Jose

Pedro Braga ),後者是首名擔任立法局議員的葡籍人。

罷工與抵制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香港社會的特點是罷工與抵制活動頻發。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香港無甚影響,但戰爭的後果卻有很大衝擊。

在戰爭期間派出逾二十萬華工到歐洲的中國,希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

權益。但事與願違,戰勝的協約國在戰爭期間與日本有秘密協議,把

德國權益轉交日本。《凡爾賽條約》是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倡的公開外交和民族自決原則制定,但德國在華權益卻被私

相授受,令許多中國人認為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只是騙人把戲。德國在山

東權益轉交日本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大學生於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

廣場舉行民眾示威。北京爆發的多場示威(其中一部分今天稱為五四運

動)如野火般蔓延至其他城市,並引發大規模抵制日貨運動。在香港,

學生和記者發動反日示威,商人則領導抵制日貨運動,呼籲本地華人用

國貨。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示出西方的野蠻,並促使全世界受殖民統治的

人質疑殖民主義的合法性,而戰後簽訂並引發五四運動的《凡爾賽條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5

約》,更刺激革命民族主義的發展。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以及中國和

世界各地勞工運動影響,香港的勞工意識日益高漲。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1920 年春天的機器工人罷工,是香港首次由工會——香港華人機器

會——組織的罷工。該會要求加薪百分之四十。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以來,港幣已貶值百分之五十,物價又騰貴,但華人勞工的待遇卻沒高

於戰前(薪水本已比華人高的歐籍工人,則獲加薪百分之十五)。大米

在 1919 年送到歐洲以緩解當地糧食短缺,引致香港大米嚴重不足和價格

上升,以致政府須實行價格管制。香港華人機器會延請了著名歐亞混血

裔律師羅文錦協助他們提出要求。在資方(主要是船塢、電力公司和政

府本身)四度拒絕勞方的加薪要求後,工人在3月31日發動罷工,一週

內有近一萬名工人參與,令香港經濟活動陷於停滯。許多罷工者離港返

穗,獲得孫中山政府和當地工會支援。雖然大多數香港人,包括許多歐

籍人,都覺得工人的要求合理,但資方寸步不讓。罷工持續超過三個星

期,最後在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 R. Hallifax)施壓後,資方才同意向工

人加薪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1920 年的這場罷工主要是經濟運動,但它在經濟領域以外也產生了

重要影響。罷工是有組織的勞工力量的勝利,顯示工人明白團結的重要

(單在1920年就有超過一百個工會成立),並且懂得以罷工為集體討價還

價的手段,爭取集體權益。罷工也顯示東華醫院這類團體已無力充當華

人勞工階級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中介。在那時候,有組織的工人已有力

量直接與僱主周旋。一個工會竟有如此能耐,令政府完全手足無措,其

後它在處理華人行會、工會和其他組織時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1920

126

香港簡史

年制定的《社團條例》( Societies Ordinance)禁止任何懷有「不法目的

或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社團成立。雖然這條例可以取締三合會

組織,但也用於查禁十幾個沒有大爭議的團體,包括酒店門僮與廚師行

會、針織工人工會、基督教青年團體和理髮師工會。最後,這場罷工鼓

舞了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工人,他們隨即發動自己的罷工,爭取得更佳待

遇。單在 1921年,廣州工人就在各個重要工業領域組織了成功的罷工。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922 年 1 月至3月的海員大罷工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

員工會)組織,剛開始時有約一千五百人參與。在蘇兆徵、林偉民、陳

炳生三名海員領導下,罷工海員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以追上飛

漲的生活費,還提出聘用海員須由工會介紹,而非通過包工頭。到了1

月底,已有超過一萬名海員離開香港,回到生活費較低的廣州,時任廣

州市長的孫中山之子孫科歡迎他們到來。華商要求東華醫院和華商總會

介入調停,但談判不久就破裂。

海員大罷工持續超過五十天,是「華人勞工力量第一次真正在香港

展現」。當僕役、文員、侍應和電車司機全都陸續離職,高高在上的歐

籍人和華人發覺自己十分狼狽無助。歐籍人起初對罷工者的同情最終消

失,但這場罷工對他們來說有如暮鼓晨鐘。一份英文報章說:「如果它令

我們明白到,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已和戰前的那個世界完全不同,

12 譯註:其前身是1896年成立的中華會館,1900年擴大為華商公局,1913年再改名華商總

會。

Paul Gillingham, At the Peak: Hong Kong between the Wars (Hong Kong: Macmillan, 1983),

32.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7

那它總算是有些正面作用。」“香港政府求助於周壽臣、劉鑄伯、何東和

羅旭龢這些華人和歐亞混血裔領袖,但這些精英最關心的似乎並非調停

斡旋,而是防止工會取代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領導者。劉鑄伯和周壽臣

這兩名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堅稱,罷工是有政治圖謀而非經濟運動,

並且是受「布爾什維克主義」鼓動。他們譴責罷工者自私愚昧,力促

民地政府取締所有勞工工會,「寸土不讓」,

。

殖民地政府、華人精英和歐籍人都把罷工歸咎於中國的左翼煽動

者,他們過去也一直為掀起這工人鬥爭的「第一波怒潮」而居功。但是,

海員始終堅稱罷工純粹出於經濟原因,沒有政治意圖(無論香港還是其

他地方,罷工通常都是以經濟為理由,但蘇兆徵和林偉民後來都加入了

中國共產黨)。港督司徒拔處理罷工時反應過度強硬,舉措失當,還一口

咬定罷工是由廣州煽動者領導的政治運動。當海員工會在沿岸派駐武裝

糾察,並截留九廣鐵路列車運載的食物後,司徒拔於2月1日將海員工

會列為「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非法組織」加以取締。警察拘

捕工會領袖,查封工會總部,又卸下由孫中山題寫的招牌,工會隨即號

召所有香港工人罷工返穗。再有逾十萬名工人響應,包括港督府全體員

工。立法局為了報復通過《緊急狀態條例》,禁止張貼海報和舉行公眾集

會,並授予警察更大權力,可以檢查郵件和隨意搜身。司徒拔下令往來

廣州的火車停駛,在3月4日,罷工工人徒步返粵,途經新界沙田時遭

警察開火射擊,釀成五死八傷。

歷史學家陳明說,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措施,這次罷工「從一場經

濟罷工演變成英國殖民勢力與中國愛國尊嚴和民族利益之間的全面政治

Quoted in Gillingham, At the Peak, 32.

15 Quoted in Chan 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UK: Clarendon, 1991), 190.

128

香港簡史

對抗」在海員、船公司、廣州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間廣泛談判後,工人

的要求幾乎全都得到滿足。香港政府同意撤銷取締海員工會的禁令,釋

放被捕領袖,並賠償沙田慘案的死傷者。罷工在3月7日結束,「中國海

員大獲全勝,英國當局則全面屈服,威信與名譽掃地。 J 7根據結束罷工

的協議,司徒拔要撤銷查禁海員工會的命令,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

警察須把它掛回原處。這場罷工也顯示華人勞工已自成一階級,不再仰

賴華商精英的幫助。1922年還發生了多場罷工,但很少有如海員大罷工

那樣成功。

1925 年至 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

發生在兩次大戰之間歲月的最重大事件,是1925年至1926年的省

港大罷工,這場罷工顯示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如何影響香港。1925

年5月30日,英國人指揮的印度錫克人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向一群中國

示威群眾開火,至少九名示威者被殺,多人受傷。這宗史稱「五卅慘案」

的事件的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勢傳遍中國,在各地引發抗議,尤其在英

國利益最集中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廣州。在6月23日,廣州沙面英

法兩國租界附近發生一場異常激烈的示威,外國人指揮的軍隊射殺超過

五名中國示威者,另有約一百二十人受傷。大屠殺的消息傳出,廣州工

人和工會領袖號召在華南,尤其是香港這個最明顯代表英帝國主義的地

16 Ming K. Chan, “Labour vs. Crown: Aspects of Society-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Hong Kong Labour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139.本文也收錄於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75-95。 Chan, “Labour vs. Crown," 139.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9

方,舉行大罷工。國民黨領袖和他們的蘇聯顧問甚至考慮攻打沙面英法

租界。香港出現反英傳單和揭帖,呼籲華人挺身而出趕走英國殖民者和

他們的華人「走狗」。廣州罷工領袖呼籲全體華人離開香港,散播謠言指

香港政府計劃在此地水源下毒,他們還免費提供火車或輪船接載工人回

廣州。

沙基慘案發生後最初兩個星期,超過五萬華人離港以示抗議。香港

食物價格飛漲,導致銀行擠提,經濟瀕臨癱瘓。到了7月初,這個殖民

地猶如「死城」。*廣州的糾察隊阻止罷工工人回港。司徒拔在7月10日

寫道:「所有正常貿易都陷於停頓。」香港警察把無業游民和其他「不

受歡迎人士」遞解出境。"到了7月底,約二十五萬華人離港返粵。9月

18 日,司徒拔形容香港財政狀況「極為嚴竣」 0 一家著名華資銀行已遭

清盤,其他公司也在破產邊緣,司徒拔擔心這種情況還會接踵出現。華

商總會要求英國政府提供貿易貸款。雖然最惡劣的情況在 1926年初已經

過去,但大罷工持續時間超過一年,英國政府須提供三百萬英鎊商業貸

款,以防止香港經濟崩潰。此外,令這場大罷工破壞力如此大的因素之

是隨罷工發起的抵制英貨運動,而這抵制英貨在大罷工結束後還再

持續幾個月。

港督司徒拔與其繼任者金文泰都堅稱,大罷工是由廣州的布爾什維

克煽動者和他們的蘇聯顧問幕後主使,與香港的經濟或政治狀況無關。

司徒拔尤其常被人批評不了解中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關於廣州對

Gillingham, At the Peak, 37.

CO 129/488, July 10, 1925, Stubbs to Amery, 580-81, quoted in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3-34.

CO 129/489, September 18, 1925, Stubbs to Amery, 212, quoted in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134.

130

香港簡史

香港罷工的影響,他未必是誇大其辭。早在罷工發生前,左派知識份子

和工會組織者已散播傳單,號召工人罷工,藉以煽動香港人支持民族主

義的情緒。司徒拔和金文泰也沒有誇大來自境外的資金援助的重要作

用。廣州的國民黨革命政府"提供大筆財政資助,另外海外華僑、俄國

工人和一個匿名的英國工會亦有提供資金。香港政府竭力要令英國當局

相信罷工與此殖民地的情況或華人商界無關,還因為一個原因:英國國

內有許多人對在港的歐籍僑民不表同情,他們相信這次罷工是一場正義

的工人運動,目的是反抗在英國本土早已明令禁止的惡劣工作條件。

為什麼這場罷工聲勢如此浩蕩?雖然觸發罷工的導火線是在中國發

生的事件,但現實的經濟憂慮,以及對於外國人特權地位的普遍反感,

是推動罷工的本地力量。這從罷工委員會提出的要求中明顯可見,除了

每天工作八小時、廢除包工制和童工、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減

低房租這些通常的要求外,還有一些要求是強烈針對本地情況的,如各

工會有權投票選舉華人立法局議員、華人所受的對待與歐籍人平等、准

許華人居住太平山。第二,雖然許多華人離港返穗是出於愛國熱情和為

伸張民族大義,但有些人離開卻是為勢所逼,想回香港的人也遭到阻

止。1926年2月初,金文泰報告說,罷工糾察隊對香港的敵意升級。他

們向邊界香港方面的印籍守軍開火,又射擊香港與中國之間深圳河上的

警艇,攔阻往來中國的火車,並阻止鄉民越界回港。在廣東省,參與大

罷工的只限於廣州市及其周邊地區。儘管沿着廣東省與香港之間邊界的

許多農村縣市支持罷工,但是,抵制活動和不准向香港出售農作物和漁

穫的禁令,卻往往遭到農民抗拒。

在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後,殖民地政府已預計會再遇到這樣的罷

譯註:指廣州國民政府。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1

工,故早就增加駐軍,改善情報蒐集,又興建儲煤的供應倉庫,以防患

未然。雖然司徒拔沒有深究引發罷工的原因,反而反應過度,令本地的

情況火上加油,但他通過的緊急措施對於阻止罷工擴大可能是奏了效。

根據1922年海員罷工期間制定的《維持治安條例》和《緊急狀態條例》,

司徒拔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動員義勇軍和禁止糧食和資金流出。對

於華人銀行家提出有關華資銀行延期償付的要求,司徒拔也予以允准。

他限制可帶出香港的貨幣數目,派警察守衛水塘,派軍隊接管天星小輪

和巡邏街道,提早放暑假關閉學校,並頒佈宵禁令。他也下令主要華資

和歐資百貨公司每天須至少開門營業四小時。在7月,他授權審查所有

華人信件和電報,又下令華民政務司審查中文報章。三名人員從早到晚

分班工作,刪除任何叛亂或支持罷工的內容,與罷工有關的團體不得在

報紙登廣告。司徒拔也嘗試利用政府和私人資金援助廣州反對革命政府

的勢力,又建議英國外交部收買北京政府去消滅廣州的革命政府。

罷工期間,香港的華洋社群都出力協助政府。志願人員到醫院工作

和駕駛電車。東華醫院總理開設食物攤檔,以低價出售食物,另外有

不少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加入義勇軍、後備警察和聖約翰救傷隊。曹善允

協助招工局,招募義工填補罷工者的崗位空缺。罷工爆發後僅三天,曹

善允就召集了超過五百名華人義工;三週後更招得三千人,大出洋人意

料之外。另一些效忠政府的華人就協助當局審查電報、郵件和報章。許

多華人加入義務消防隊,並成立街坊委員會和巡街更練,巡邏自己的社

區・團防局協助維持秩序、調停糾紛和防止有人恐嚇威脅。一批華商領

袖創辦商業維持局,利用他們的人脈從澳門、上海、西貢、新加坡和檳

城進口糧食。政府僱員大多沒有響應罷工的呼籲。到了1925年9月,為

殖民地政府工作的105名華人文員、電話接線生和通譯中,只有一人離

開崗位,而335名警察中只有7人棄職。水警和駐守新界邊境的華人警

132

香港簡史

探的情況據說也大致相仿。

殖民地政府尤其得力於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協助,這兩人是周

壽臣和羅旭龢。羅旭龢雖是歐亞混血兒,但卻佔據立法局內專為華人而

設的兩個議席之一,並普遍被視為華人代表。周壽臣和羅旭龢都收到威

脅對他們施以暴力甚至殺害的匿名信,廣州也有人懸賞要他們的人頭,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策劃了細緻的宣傳攻勢打擊罷工。他們成立反宣傳

局,張貼海報和發傳單鼓勵民眾反抗罷工者。兩人又創辦《工商日報》,

這份從事反罷工宣傳的報紙,除了在香港發行外,在一直支持罷工者的

美國和澳洲海外華人間也行銷甚廣。周壽臣和羅旭龢也建議港督下令軍

隊定期行軍巡遊和操演,以炫耀武力。他們勸說政府成立一個保護工人

不受威迫恐嚇,並對恐嚇者實施反擊的秘密部門————工業維持會。領導

工業維持會的人曾當海盜和將軍”,該會僱用流氓和前海盜保護留守崗位

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又恐嚇教唆罷工的人。倫敦官員對工業維持會的成

員和他們的背景經歷甚為關注,但周壽臣和羅旭龢卻毫不在乎。

周壽臣和羅旭龢因在大罷工期間支持政府,在廣州被斥以英帝國主

義者「走狗」的惡名。如同其他在港華裔和歐亞混血裔商人,兩人協助

港府結束罷工的原因之一,當然是為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這不只是

保護階級利益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這場罷工是廣州為對付香港而

發動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戰爭。打擊這場罷工,是為保護這個曾是傳說中

的荒島,經他們共同開拓而成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

方式。這些人並不覺得與英國人合作是出賣中國。因為他們視廣州政府

為激進左派份子,他們認為與殖民地政府合作結束罷工,既是對香港盡

忠,也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

222

譯註:陳炯明舊部梁永燊。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3

港督金文泰多次嘗試談判(並威脅動武),經過一連串磋商,加上

廣州的政治形勢轉向後,廣州政府最終在1926 年 10 月結束罷工。雖然

香港經濟最終恢復元氣,但與廣州的關係仍然緊張。在蔣介石於1926年

至1927年發動北伐試圖統一中國前的一段混亂日子裏,香港再次成為

反英攻擊的對象。金文泰在1927年3月報告有人從廣州派出槍手想要暗

殺他、夏理德、周壽臣、羅旭龢和其他效忠港府的華人。但是,港府最

終與廣州發展出更良好的關係,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在1927年鐵腕清

黨、整肅共產主義份子後。金文泰和其後的港督從這場罷工中看到中國

民族主義的力量,也明白香港和廣州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無法割裂,

遂決心與廣州政府維持友好。

省港大罷工沒有對香港的政治或經濟穩定產生長期影響,但它對香

港以及英國在中國的位置帶來幾個重要後果。殖民地政府要求報章繳付

保安費,從而使報章更難發表反政府的言論。政府在1927年修訂《承印

人與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防止對殖民地

政府的攻擊。1927 年制定的《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規定,如果罷工是要脅迫政府,或它除了想解決行

業內紛爭外,還懷有其他目的,則屬於非法。此外,港府把曾參與省港

大罷工的工會全部取締,又壓制一切有政治動機的罷工,禁止工會把資

金用於香港以外的政治目的,並且不准中國國內工會在香港設分會。

大罷工結束後一段長時間,曾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團體都被禁止

在本地報章登廣告,來自境外有關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

聞報道都須刪改。政府又對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百般騷擾刁難,令本

地人打消加入共產黨的念頭(不過香港卻是胡志明在1930年成立越南共

產黨的地方)。雖然香港在1920年代是廣東共產主義活動的重要基地,

但 1927 年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後,港府大力鎮壓此殖民地的共產主義活

134

香港简史

動,往往在接到廣東當局通風報信後,就拘捕共黨份子並引渡回廣東處

決。蔣介石鎮壓共產黨,加上香港政府「決心粉碎這種活動」,因而壓制

了香港勞工工會運動發展達二十年。

殖民地政府也試圖利用教育遏抑激進民族主義在香港發展。省港大

罷工期間,羅旭龢建議在學校加強教育儒家思想,藉以化解席捲全中國

的革命民族主義的影響。在1927年,金文泰鼓勵一些在港最有名望的士

大夫(這些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後和五四運動期間離開中國的前清遺老)

在港發揚中華文化和提倡傳統禮教,承諾政府會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中文

系,以培養本地學校教師。金文泰藉着贊助支持這些士大夫,試圖樹立

另一套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以抗衡激發省港大罷工的革命民族主義。

大罷工沒有改變香港華人的政治地位,但它令政府警覺到不能輕忽

對待華人子民。政府了解到不再能漠視工人,並須與華人領袖更密切地

合作。因此,金文泰在1926年5月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

這項任命是重大的舉動,旨在向香港和廣州罷工者顯示港府願意妥協,

另外也是香港殖民政策不變的象徵。廣州為回「家」的罷工者發揮庇護

所的重要作用,向殖民地政府顯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不能掉以輕心。

金文泰在1927年訪問廣州,「象徵中國與這個英國殖民地開始進入恢復

和睦關係的時代」。

最後,這場大罷工顯示,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所引發的巨大危機,

足以左右英國的對華政策。這場罷工對香港經濟損害之大,令英國外交

部認為須向中國讓步,而它在1927年至1928年就把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歸

還中國,1930年又歸還威海衛。外交部相信與國民黨合作是保護英國在

華利益的最好方法。但這令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和

Chan,“Labour vs. Crown,” 137.

Ibid., 141.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5

香港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港府擔心其他人會為改善英國在華的政治和

商業地位而犧牲香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日益

高漲,英國官員曾經幾次建議交還香港,以表示英國的善意,他們認為

英國已不再需要一個殖民地來保持在華的商業利益。令上述矛盾更形激

烈的是,香港政府按情按理須直接與廣州政府來往,但英國外交使團卻

在北京,並堅持與中國打交道時,北京方面是唯一外交渠道。外交部經

常批評香港總督試圖干涉廣東政局,批評他們不了解英國想在中國達成

的大目標,又不諳中國政情。

各自的世界,各自的生活

1925 年至 1926年的罷工與抵制顯示,外部影響無法完全把香港的

中國民族主義轉化為反殖民主義。許多華人仍然忠於殖民地政府,廣

州政治也過於四分五裂和變化無常,難以孕育和維持有力的反殖民統治

思潮。相反,這場罷工令許多香港人更加珍惜這個殖民地穩定的政治和

經濟環境,尤其是毗鄰的廣東省政局動盪不安,形成強烈對照;罷工也

再次加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奉獻精神。正如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所

說:「香港在1925年已經很成熟發展:不再是由一群貪婪、漂泊、暫時

寄跡的烏合之眾組成的大雜燴,而是開始凝聚成共同體,如果把所有種

族都包括在內,它更發展成了多元社會;可以說,它的成員在一種契約

安排的網絡中團結在一起,某種身份認同於焉形成。

即使華人和英國人能夠並肩對抗罷工,但他們仍然過着互不來往的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136

香港簡史

生活。英國人往往把華洋隔閡歸咎於華人不願與外國人交往,英國人

創造了自己的廣闊社交世界,其內容包括俱樂部、音樂、派對、正式晚

宴,還有每年一度的聖喬治舞會和聖安德魯斯舞會。任職於滙豐銀行這

類公司的英國男性,須參與木球這類由銀行贊助並被視為有益身心的運

動,並藉此認識其他公司的歐籍同僚。這些活動通常不讓華人參與,大

部分歐亞混血兒同樣被摒諸門外(例如,到了1940年代,華人和歐亞混

血兒仍不能加入香港木球會)。在殖民地政府和歐資公司任職的華人,到

達某一職級就無法再晉升。雖然歐資公司聘用華人僱員,但幾乎全非高

層職位。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會讓華人進入董事會。曾在英式學校和大

受教育的華人往往對此痛恨不已。

外資公司對於僱員與華裔女性的關係一般都有嚴格(儘管往往不是

明文的)規定。滙豐銀行不贊成其歐籍主管人員娶非英籍女性為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沒有一名銀行主管與華人結婚。在公家機構方

面,雖然沒有法律明文禁止歐籍公務員和非歐籍女人結婚,但華洋通婚

不獲鼓勵。有些工務司署職員需簽署協議,如娶華人為妻或納華人為

妾,就會被解僱;而與華人或歐亞混血兒結婚的人,不准住在政府宿

舍。的確有少數高層官員娶了華人女人,但他們會被人鄙夷,並會因

此喪失到另一個殖民地升遷的機會。娶華人或歐亞混血兒為妻的歐籍警

察,在合約到期後不會再獲聘任。

歐籍人普遍覺得香港並非健康之地,不適合歐籍兒童在此成長。這

些小孩會被送到英國或中國的學校,中國的天氣較舒適,假期時回港度

假也較方便;而留在香港的歐籍兒童通常會入讀專為歐籍學生而設的學

校。歐亞混血兒一般入讀拔萃男書院或拔萃女書院,而華人則入讀皇仁

書院或英皇書院這類官立學校。許多外籍人總是恐懼華人會起而造反。

據說在1934年6月,五名歐籍幼童被一名華人擲下山溝,一人死亡,屍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7

體後來在海裏尋獲。

對於香港社會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有些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領袖曾

試圖抑止。在1921年,包括後來獲委任為首名葡裔立法局議員的布力

架,以及著名歐亞混血裔律師羅文錦在內的不同社群的領袖,成立聯誼會

( League of Fellowship ),目標是消除「種族歧視」,並且「不分種族、階

級和信仰,促進此殖民地內的和睦友好」。但是,不同族群之間大都繼續

不相往來,而且幾乎是樂於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到訪香港的

政治學家說:「雖然英國人和華人有各自的俱樂部,並且整體上種族之間

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卻不見於香港。許

多個人之間的關係反而很友好,並且也許有人會大膽猜測,華人十分滿足

於自己種族所組成的社會,對於自己被排除了歐籍人圈子之外不以為忤。

他們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這些感

覺令印度人對於被排除於西方人社會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香港對公共建設工程、社會立法和社會福

利的興趣趨於濃厚,這一方面是因為英國出現類似的發展——在英國,自

由放任經濟已不再受歡迎,取而代之的是福利社會理想;另一方面因為

殖民地政府決心遏止中國民族主義和勞工意識的成長。在1937年,位於

新界的銀禧水塘”落成,香港擁有當時大英帝國最高的水壩,命名銀禧

水塘是為紀念英王喬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另外還修建了新的道路,

26 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410.

譯註:即城門水塘。

138

香港簡史

維多利亞港兩岸更展開填海工程。醫療和衛生服務也有所擴大。瘧疾局

在1930年成立,而市政局在1936年取代潔淨局。政府興建的九龍醫院在

1926年落成,而在1920年代末動工、位於港島薄扶林的瑪麗醫院,則在

1937年啟用。1935年頒佈的《建築物條例》為照明和通風定下標準,只

是由於來自中國的難民大量湧入,居住環境擁擠的情況仍然持續。再有

一些為華人和歐籍人而設的學校建成,另外還開辦了幾所師範學院。

如同在英國本土和大英帝國其他疆土,此地開始關注社會福利。英

國人到來之前,香港的社會保障向來是靠家庭、氏族和宗親會提供。雖

然有歐籍傳教士開辦孤兒院和其他慈善機構,但在1920年代之前,社會

福利大都是由東華醫院、保良局等華人團體承擔,另外也靠本地富有居

民提供,例如篤信佛教的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原名張靜蓉),她在香港

和澳門開設佛教道場和專收貧寒兒童的義學。不過,到了1920年代,政

府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開始趨於積極,這是一個受到英國、中國和香港

的發展影響的漸進過程。現在託管統治的概念已取代殖民主義成為治理

的準則,而在英國,主要由於工黨得勢、工會盛行和社會主義者崛起,

英國出現新的社會立法,令建設福利國家成為廣得人心的概念,取代

十九世紀的自由放任個人主義。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很快就令志願

組織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不勝負荷。香港工人的政治意識較廣東工人薄

弱,原因之一是他們(尤其是為歐籍僱主工作的人,歐籍僱主通常比華

人僱主付出更高工資)的薪水一般高於廣州工人,雖然如此,政府仍然

希望能通過稍為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壓抑勞工意識的成長。

香港的社會福利和立法相對地進步,至少在理論上及相較於新加坡

等其他殖民地或上海等中國城市算是進步。1922年的《兒童工業僱傭條

例》( 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是東亞首條同類

法例,禁止工廠僱用十歲以下兒童,搬運煤炭、建築材料或瓦礫等「危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9

險行業」,則不得僱用十二歲以下兒童;到了1930年代,童工已在大多

數工廠絕跡。1927年的《工廠條例》(The Factory Ordinance)任派工廠

督察。同年,華民政務司署之下設立勞工部。1929年的《婦女、青年及

兒童工業僱傭修訂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mendment Ordinance)對女性受僱於某些行業的情

況加以規管。1932年的《工廠及工場條例》(The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和婦女從事煙火、製玻璃、鉛加工和朱

砂製造等危險行業。在1938 年,政府委派一名勞工事務主任專責處理工

會、勞工情況和行業糾紛。

儘管如此,殖民地政府仍然盡量不花太多錢在社會福利之上,擔

心如果香港的情況太好,會吸引更多中國移民湧入。歷史學家科大衛

(David Faure)寫道:「英國就算在國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沒有對香港制

定什麼社會政策。」 28 在 1935 年,政府承認香港的「生存競爭」是「非

常嚴酷」,並說它不久會提供某種資助房屋。”由於有些家庭過於貧窮,

無法妥善安葬先人,屍體被遺棄街頭的情況很常見;根據政府的報告,

單在 1937 年發現超過一千三百具街頭棄屍。雖然英國方面鼓勵殖民地總

督互相借鑑,效法其他殖民地採用的新制度,但殖民地部很少施壓要求

他們在各自的殖民地進行大改革。例如,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即使

香港政府接到為強制工人賠償立法的要求,它仍兩次拒絕制定這樣的法

例。雖然在 1938年港督羅富國(Geoffrey Northcote)指出,政府必須

增加稅收以免社會服務被削減,但無論政府還是管理層都不關注工人福

利。少數公司(通常是歐資公司)為員工提供像樣的房屋和工作環境,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

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 1935, reprinted in Faur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205.

140

香港簡史

但大多數工作場所是既危險又擁擠。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畢特報

告,有一家裁縫店的工作環境「擁擠不堪,一名男性熨衣工竟然是從屋

頂的橫樑吊在半空,熨衣板則是吊掛在他面前」

。

娼妓與妹仔

社會福利愈來愈受重視,加上英國改革者對香港的關注增加,令有

關娼妓和妹仔的爭論在1920至1930年代再度熾熱起來。雖然在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殖民地部訓令香港政府廢除娼妓登記發牌制

度,但到了 1920年代,香港政府想出了一種採用法律以外手段來規管娼

業的複雜制度,利用總督的各種酌情權去關閉不符合規定的妓院。華民

政務司根據接待的嫖客是歐籍人、印度人還是華人將妓院分類。和十九

世紀的情況一樣,接待歐籍人的妓女所受的規管最嚴。結果,歐籍人之

間的性病傳播受到控制,華人則性病蔓延。在1920年代初,估計有百分

三十至四十的華人男性患上性病。

要求廢除娼業登記制度的壓力主要來自三方面:英國的改革者、國

際聯盟和本地歐籍婦女團體,後者成員包括港督金文泰之夫人( Penelope

Clementi )、警察總督察之妻吳爾芙夫人(Mrs. Wolfe)、華民政務司之

妻特位特曼夫人(Mrs. Tratman)和輔政司修頓(Wilfred Southorn )之

妻修頓夫人(Bella Woolf Southorn)。領牌妓院在1931至1935年間陸續

停業,而結果可想而知:街頭流鶯驟增,歐籍士兵和水手感染性病的數

字上升,另外,以按摩院、桑拿浴室和澡堂名義開設的地下妓院大量出

Report by Labour Officer Mr. H. R. Butters, 135.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1

現。日本在1941年佔領香港後實行規管和巡查妓院的制度,但1945年英

國人重回香港後又將之廢止。

在 1917 年,一宗關於兩名妹仔涉嫌被綁架的案件開審,令婢制問題

在本地備受矚目。一名英國國會議員剛好途經香港得悉此事,遂質詢殖

民地部,為何大英帝國境內不但容忍此種奴隸制度存在,而且竟還受法

律保障。殖民地部尷尬不已,而且似乎懵然不知早在1880 年代已發生過

有關婢制的討論。港督梅含理在1918年8月解釋,雖然蓄奴在香港於法

不容,但婢制並非奴隸制,而且非常普遍,幾乎每個有能力的家庭都會

蓄婢。由於殖民地部認同不宜過份干涉本地風俗,它建議擱置有關此事

的爭議。1921年華民政務司在報告中說,香港華人家庭有一半養婢。

反蓄婢運動是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中,有關英國殖民地政策最激烈

和最曠日持久的爭議之一,這次的反蓄婢運動與1880年代那一場有三大

分別。首先,它集中於蓄婢制本身,而沒有旁及娼妓問題。第二,這次

的反蓄婢運動從各地獲得奧援:香港的英籍女性、一個由本地華人組成

的小團體,英國國會議員、宗教領袖(包括約克大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

教),以及國際婦女團體。第三,辛亥革命後中國明令禁止蓄婢(儘管禁

令只是一紙空文),所以香港華人再難以蓄婢是中國風俗為由,主張曲予

寬容。

推動反蓄婢運動的健將是駐港皇家海軍一名少校之妻希士路活夫人

( Clara Haslewood)。她接連投書報章批評婢制,觸怒華人領袖,港督

司徒拔要求海軍部調走希士路活。但希士路活夫婦退休回到英國後,繼

續致函報章和國會議員,號召反對蓄婢。不久,殖民地部不斷接到反奴

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

費邊社( Fabian Society)、國際婦女選舉權同盟(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國際聯盟協會(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團體投

142

香港簡史

訴。隨着反蓄婢運動在英國聲勢日漸壯大、香港的反對婢會也在1921

年成立,該會值理幾乎全是華人。有見及此,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也成

立防範虐婢會加以抗衡,此會旨在管制而非廢除婢制。反對蓄婢會獲得

本地團體支持,如1920年成立的基督教女青年會,許多勞工工會也贊成

禁婢,另外,外國人也支持反蓄婢運動,尤其在反對蓄婢會西文司理安

德臣( C. G. Anderson )定期向香港和英國的報章投書後,更加贏得外國

人聲援。但是,防範虐婢會有東華醫院董事會、團防局和保良局為之

腰。

1922年2月,從前曾為婢制辯護的殖民地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向英國下議院說:蓄婢制應當廢除。雖然港督司徒拔認為時

機不恰當(這個剛經歷海員大罷工的殖民地,元氣仍未恢復),而且華人

中產階級反對禁婢,但邱吉爾向下議院承諾在一年內禁婢。華人領袖堅

稱婢制能造福那些女孩和她們的父母,並可防止殺嬰,司徒拔向殖民地

部提出警告,過於干涉本地風俗可能令華人對英國統治者產生異心。不

過,《家庭女役條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Ordinance)仍在1923 年

通過,司徒拔盡量避免自己與這條法例扯上關係,他說英國的改革者立

意雖善,但卻根本不了解婢制或華人風俗(和十九世紀末的情況一樣,

華人對這習俗的看法完全付之闕如,但英國政府認為殖民地政府沒有反

映那些反婢制華人的意見),而且這條法例除了禁止新的婢女轉讓,以

及規定十歲以下女孩不能當家傭外,成效不彰。但是,司徒拔於 1924 年

說,再沒有新增的婢女,婢女數目亦已大幅下跌後,殖民地部就不再對

此事窮追猛打。雖然1930年代中期的報告顯示,婢女數目在1923年後可

能有所增加,但這條例暫時平息了英國的紛擾。

但是,廣東政府在1927年3月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奴隸制,並收繳

買賣婢女契約註銷後,香港婢女問題因而再度浮現。1928年10月,再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3

次活躍起來的反對蓄婢會宣稱,自1923年以來情況變得更糟,並向英

國的團體提供詳細資料。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的秘書得悉後,致函

自由派報章《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這封投書不久收

錄在一本小冊子中廣泛流傳。殖民地部被千夫所指:它沒有履行邱吉爾

向國會許下的承諾,新上任的港督金文泰現在還為婢制百般迴護。金文

泰指,沒有證據顯示婢女數目上升,而且廢婢之事不能操之過急,以免

令華人離心,尤其是婢制在中國仍然存在,因為當地的廢婢法律沒有貫

徹執行。金文泰確信革除婢制弊大於利或許不無道理。在1929年,被棄

屍街上的死嬰死童有1,851人,比1928年多出約300人,比1927年多約

700人。

許多曾在1920年代參與反蓄婢運動的英國人再度出山,散佈題目聳

人聽聞的文章如〈英國旗下的黃種童奴>(“Little Yellows Slaves under the

Union Jack")。歷史學家蘇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認為,這個問

題「不只是關於如何定義「奴隸」,還關乎英國統治的廣大聲譽和責任」。

反蓄婢運動是英國國內和整個大英帝國境內母性主義(maternalism )思

潮的一環,顯示英國婦女開始成為社會運動家,推動在她們的帝國之內

擴大社會服務。然而,這當中也牽涉相當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因為許

多英國改革者相信,只有英國婦女能夠照顧那些被解放的奴婢,華人團

體全都無能為力。

面對如此大的壓力,立法局在1929年通過《家庭女役條例》修正

案作為回應,規定須為婢女註冊,並付薪金。雖然註冊數字終於增加,

殖民地部大致滿意,但並非人人都樂見1929年這個修正案。立法局議

員曹善允認為,婢女完全不是奴隸,她們所受的對待猶如養女,因此會

Susan Pedersen, "The Maternalist Moment i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1917-1941," Past and Present 171 (2001): 164.

144

香港简史

被要求「做一些親生女兒隨時須做的家務」。”許多華人覺得修正案把蓄

婢醜化抹黑,為此忿忿不平。反對蓄婢會指出,已登記的婢女不足實際

數目之一半。在英國的團體加強施壓後,香港政府在1931年7月增派-

名警察幫辦和兩名華人女性稽查辦理婢女登記。英國方面的壓力愈來愈

大,國際聯盟的奴隸制常設專家諮詢委員會又派出調查團到殖民地視察

( Woods Commission),為回應這些壓力,立法局最後在1938年4月立

法,強制所有養女都須向華民政務司登記。不過,這只影響那些真正登

記了的女童(約只有一千多人),對於大量最後被賣為娼的女孩沒有太大

幫助。蓄婢風俗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甚至到了1970年代還時有

所聞。

撙節用度

香港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沒有受到太大損害,部分原因是香港受惠於

1932 年渥太華帝國經濟會議後實行的帝國特惠制。儘管如此,英國和

香港官員仍然日益擔憂這個殖民地的開支情況,並開始聘任更多非歐籍

人,以求在聘用公務員方面撙節用度。雖然歷任港督都常指出,相較於

其他英國殖民地,香港公務員體系中的歐籍人員數目十分龐大,但直至

1930 年前,都不聞有本地聲音要求以本地華人取代歐籍公務員。相反,

在1914年立法局歐籍非官守議員要求政府在官營的國家醫院聘任更多歐

籍護士,即使該院的歐籍員工數目,已比大英帝國其他同類醫院為多。

在1921年,警隊有超過180 名歐籍人員,相較之下,新加坡和錫蘭(該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930, 255-60, reprinted in Faur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175.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5

地人口是香港六倍有餘)分別只有40人和 23人。這樣不僅造成種族歧

視問題,而且十分花錢。在1914年,歐籍警員的薪金比本地華籍或印籍

警員高出逾七倍,而到了1939年,低階歐籍警員的待遇幾乎是同級華人

警察的八倍。

殖民地官員和歐籍居民常說,相較於華人,歐籍的政府員工較少貪

污、更可信賴、效率更高,對英國也更忠心,以此證明大量聘用歐籍人

合理。政府擔心粵籍警察無力和不願意管束他們的廣東同胞,因此從英

國、印度或威海衛招聘警察。華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才獲准

擔任警察副幫辦,但即使如此,他們還得聽命於職位比他們低的英籍警

察。許多由歐籍人充任的文書職位,其後由他們的兒子繼承(這些歐籍

人有部分確實比華裔居民與香港淵源更深。193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

港歐籍人在遷徙流動方面稍為少於市區的華人,他們有百分之八點五長

居香港超過三十年,相較之下,市區華人只有百分之六點四)。立法局的

非官守議員,無論華洋,都敦促政府聘用更多本地居民。雖然殖民地部

也希望聘用更多本地人,以降低公務員薪金支出,但它甚少施壓逼令港

府這樣做。

1930 年後,一份有關政府工資的報告引起公眾譁然,總督與立法局

的華裔、歐亞裔和葡裔議員愈來愈強烈要求聘用更多本地人。歐亞裔律

師兼立法局「華裔」非官守議員之一的羅文錦大力支持這項政策,並在

1935 年得到港督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接納。1936年政府原則上

同意,遇有公務員職位出缺時,會優先考慮本地人,如無合資格本地申

請者,才在英國刊登廣告招聘。不過,增聘華人公務員的進度很緩慢,

不但由於歐籍人根深柢固的既有利益,也因為華人員工的薪水比歐籍人

低,令合資格的華人卻步。在1930年代由於港元貶值,薪金差距更有

所擴大,但立法局的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非官守議員從沒提出華洋公務員

146

香港簡史

同工同酬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華人沒有大量加入香港政

府,即使英國工黨政府在1946年下令,大英帝國的公務員職位開放招募

本地人,但直至1966年,能擔任政府高層職位的華人仍是寥寥無幾。科

大衛說:「在 1980年代本地化成為大勢所趨之前,香港華人無論教育程

度多高,在專業領域多有成就,想在公務員體系中有所發展仍是窒礙難

行。」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50.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日本在1937年7月全面侵華。儘管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奮力

抵抗,但大多數中國主要城市很快就落入日軍手裏。在1938年10月

蔣介石撤退至四川省的重慶,這座城市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同月,大

約三萬名日軍登陸距離香港東北只有三十英里的大亞灣,兩週內攻陷廣

州。幾乎在一夜之間,香港對於中國有了新的重要意義。這個殖民地成

為逃避日本侵略的難民的庇護所(單單在1938年就有約五十萬人),也

是輸入中國抗戰所需軍火的主要來源。在1938年日本佔領廣州前,每

月有超過五十噸從海外購買的彈藥和補給經九廣鐵路輸入中國。即使在

廣州淪陷後,軍需物資仍經陸路和水路源源不絕偷運到中國。許多中國

報社遷到香港,而本地組織如香港華商總會籌賑會、中國婦女兵災籌賑

會、香港中國婦女會都協助籌款支持抗戰。

抗日戰爭對香港經濟影響極大。在日本人封鎖上海和其他中國港口

後,到了1938年初,中國的對外貿易有一半改經香港進行。中國銀行和

交通銀行等銀行把總部遷到香港,把此地變成全中國的匯兌銀行中心。

來自中國的難民大批湧入,令這個殖民地本已擁擠的居住環境更形惡

化,也為它的資源帶來沉重負擔,但也造就土地買賣興旺,使政府收入

大增。華人企業家不但帶來資金,還把整座工廠遷來,有些工廠是生產

軍用裝備供中國抗戰所需。這幫助香港建設工業基礎,有利於戰後香港

經濟的復甦。

148

香港簡史

香港政府對於中國戰事的政策,是受英國國防政策所關注的重點所

影響和囿限。雖然英國軍方高層早料到會發生另一場世界大戰,並會和

日本衝突,但它竭力阻止任何與日本為敵的行動,以免迫使德國和意大

利在歐洲發動戰爭。殖民地政府不能挑釁日本政府,尤其是香港在1938

年9月宣佈保持中立(在1931年日本侵略東三省後,引起連串騷動,憤

怒的民眾搶掠日人商店,襲擊日本僑民,並殺害人家庭,令殖民地政

府十分尷尬。敵意行動持續五天,政府召來軍隊協助警察維持秩序).

因此,中國政府要求港府向香港華人提供武器,以協助中國大陸上的抗

戰,香港政府即予以拒絕。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提出向中國送贈賑濟

金,同樣遭殖民地政府拒絕。香港紅十字會也被禁止派員到交戰區。

。

不過,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國,也不願彈壓支持中國抗戰的活動,以

免開罪華人子民。所以,對於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從香港向大陸輸送物

資,並在此地爭取國際支持,港府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中共來說,

香港是與外界聯繫的窗口。1938年1月,港府容許中共在香港成立八路

軍辦事處(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飾,以免牴觸英國保持中立的法律 ),

向海外華人募集醫藥物品和款項。中共也設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新華

社,以培養記者和協助中國抗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

孫中山遺孀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則致力爭取港人支持中國抗日。

蔣介石的國民黨在香港也很活躍,在此地出版報紙和繼續宣傳戰。日後

將在南京與日本人合作的汪精衛及其派系,則通過《南華日報》宣傳自

己的政治主張。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49

知其不可守而守之

儘管有些英國軍官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挑戰強大的大英帝國,但

1940年對德國的戰事全面爆發後,更多高瞻遠矚的領袖立刻知道香港守

不住。但他們也強調必須力保這個殖民地,以保存顏面和防止這裏的海

港落入敵手。首相邱吉爾決定不減少香港駐軍數目,以免損害大英帝國

威信和打擊中國士氣。不過,香港政府在防備入侵方面境況堪虞。來自

中國的大量難民耗掉本港資源(在1941年初,這個殖民地的人口已超過

一百五十萬),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加上開放無阻的中港邊界,令它無法

遏阻移民湧入,遑論制止日本間諜和親日份子的活動。

即使香港保持中立,但殖民地政府為準備保衛這個無法防守的殖民

地,處境甚為艱難。在1938年9月,政府再次頒佈1922年制定的《緊急

狀態權力條例》,授權警察可將任何無業人士遞解出境,禁止公眾集會和

結社,審查中文報章、小冊子和揭帖,並徵召特別警察後備隊。政府也

有權管制食品價格,拘留在港避難的中國和日本士兵,並禁止維修和補

給參戰的日本或中國船舶。

雖然政府宣佈香港保持中立,但它也一直為防範日本入侵而積極備

戰。在1939年7月,所有十八至五十五歲歐裔英籍男子都須強制加入防

衛後備軍( Defence Reserve)。港府在受到本地報章和立法局華人非官守

議員批評後,始於1940年夏天築建防空洞。在1940年,政府把大批英國

婦孺撤往澳洲,當中包括持英國護照的歐亞混血兒,但因為澳洲政府實

行白澳政策,這些歐亞混血兒被棄留在馬尼拉,引起香港歐亞混血兒和

華人領袖大加撻伐。在1941年7月,在港日人資產被凍結(英國和美國

的日人資產情況也是一樣),然而他們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易貨貿易。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宣戰,香港和所有英國殖民

150

香港簡史

地一樣,都須參與英國的戰事。儘管香港之前在名義上宣佈中立,但這

個殖民地早已在支援中國抗日作戰,而現在中國和英國都捲入戰事,令

華人和英人敵愾同仇。在1940年4月,香港通過徵收新稅項和捐款支

援英國作戰。《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發起轟炸機基

金( Bomber Fund),而華人和外僑都捐助各種運動,如英國戰俘基金

會(British Prisoners of War Fund)、英國戰爭組織基金會(British War

Organization Fund)、籌賑中國協會(Chinese Relief Association),以

及英國籌賑中國難民會香港與華南分會(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Branch of the British Fund for the Relief of Distress in China)。保衛中國同

盟發起「一碗飯運動」,捐款人花吃一個大餐的錢,到參與運動的酒樓餐

室只吃一碗飯,就可以把所剩餘款捐給中國抗日救國運動。歐亞混血大

亨何東則向香港志願海軍捐贈一艘船。

儘管華人慷慨捐款支持中英兩國作戰,但香港政府不覺得能依賴華

人防衛這個殖民地。官方看法是:大多數華人只當香港是暫居之地,

不會為它犧牲。然而,過去一百年,政府沒有做什麼去培養現在它想

從華人子民身上得到的忠誠。政府也一直不信任華人,從來沒想過要

徵召他們保衛香港。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1855年就成立的義勇軍

( Volunteer Defence Corps),直至1938年5月才增設一個華人連隊。此

外,待到立法局華人議員信誓旦旦向港督保證華人會支持政府後,英籍

華裔子民才獲准登記加入防衛後備軍。英國戰爭部最終在1941年10月

同意接受華人步兵入伍,但有關身高和體重的最低規定,令許多華人被

拒諸門外:六百名申請人中,只有三十五人獲接納。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1

香港淪陷

在香港時間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轟炸機空襲香港、馬來亞、珍珠

港和菲律賓,五架停在九龍啟德機場的皇家空軍戰機頃刻間被摧毀。

軍迅速越過新界,開進九龍,日本人散發傳單宣傳「亞洲人的亞洲」,號

召這個殖民地的華人和印度人起來驅逐英國剝削者。日軍在十七天內奪

取香港島,整個殖民地都被日本佔領,直至1945年8月30日。1941年9

月才從坦噶尼喀來到香港履新的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 ),在日軍向港

島發動三路進攻後一週,於聖誕日向日軍中將酒井隆無條件投降。到了

1942年2月,馬來亞和新加坡相繼陷落後,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版圖已經

日薄西山。

英軍的抵抗為何一擊即潰?或許更正確的問法應是:日軍如泰山壓

卵之勢的強大兵力,香港為何沒有更早就陷落?雖然後世的批評者為英

軍沒有給予日軍更頑強的抵抗而扼腕,但當時不論正規軍還是義勇軍,

都如邱吉爾所命戰鬥到底。港督楊慕琦在最終投降前,曾三度回絕日軍

招降;而他投降的原因之一,是要避免日本侵略軍在香港重演1938年

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在日軍入侵前夕,英軍少將莫德庇( Christopher

Maltby)麾下的香港守軍約有一萬兵力,包括英兵兩營、香港義勇軍、

印度步兵兩營和加拿大政府派出的步兵兩營,另有少量軍機和戰艦,海

軍增援不用指望。12 月20 日英軍誤傳約六萬中國兵正兼程趕來增援,這

或許振奮了官兵士氣,但不能改變日軍擁有明顯海陸空優勢的事實

本有超過二萬二千兵力,戰機和軍艦數目更多且更先進,並能源源不絕

從中國派出增援。待到蔣介石的三個師抵達廣州攻擊當地日軍時,香港

早已淪陷。如同托尼·班納姆( Tony Banham )最近有關這場攻防戰的研

152

香港史

究所說,香港「毫無勝算」。

英軍指揮官幾乎全是初到香港(莫德庇8月才到達),兩營增援的加

拿大步兵是尚在受訓的新兵;而日軍在中國已有幾年實戰經驗,多支部

隊還為攻打香港一直進行聯合訓練。英國的防衛方案在1941年最後階段

作了變更,由本來只防守香港島改為先在醉酒灣防線阻擊日軍(此防線

是由一連串機槍堡組成,全長十一英里,從香港西面的醉酒灣延伸至東

部牛尾海),最然撤退至香港島堅守。但方案制定得過於倉卒,不夠時間

作有效的部署和訓練。英國人也沒有充份運用本地華人,約450名志願

軍大都派往後勤崗位。英軍主要靠道路調動,在軍用運輸系統崩潰後即

舉步維艱,而身強體健、組織完善和裝備精良的日軍,通常在夜間徒步

急行軍,沿途又得到間諜協助。

英軍的大炮和彈藥火力既弱又老舊,數量也不足。他們的情報一直

不準,低估了日軍的數目和戰鬥力。日本人幾年來在全港各地不同民間

單位潛伏了間諜,因而擁有更精確的情報(英軍投降後不久,幾名日本

居民突然身穿日本軍服出現)。香港自1930年代以來已有大量日商,而

到了 1941 年末幾乎還有一百名日本人留在此地。從哈佛大學地圖館藏中

的一份日本軍用地圖可見,日本人對於他們的目標瞭如指掌。這份以英

國人所製地圖為藍本的地圖,其上的標示鉅細無遺,包括行政區界線、

鐵道、公路和小徑、電話線和電報線、無線發報器和海底電纜、警察局

和郵局、電話電報局、學校、醫院、教堂、寺廟、佛塔、墳場、水井、

果園、沼澤和濕地、未開發地和荒地,以及落葉林和針葉林。

這場攻防戰的人命傷亡數字並不十分清楚。英方資料估計有2,311 名

士兵陣亡或失蹤,受傷人數相若,但近期研究認為,確切數字應是接近

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3

1,560人陣亡或失蹤。日方數字較不可靠,最初期稱只有675人陣亡或失

蹤,2,079 人受傷;後來東京同樣可疑的報告指有7,000人陣亡,20,000

人受傷;更為符合事實的推算應是約2,000人陣亡,5,000至6,000 人受

傷。和大部分戰爭一樣,在這場攻防戰中有多少平民傷亡難以估計。有

人推算 4,000人死亡,3,000人受傷,但真實數字可能要高得多。

日佔時期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佔領地」歲月於焉展開,雖然日本人宣稱香

港從此加入了「大東亞共榮圈」,但其實不過是被日本殖民統治。口口

聲聲解放亞洲反殖民的日本人,很快便把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為日本殖

民地。此地的英國皇室人員雕像被拆除,街名和地名改用日本名稱(例

如,皇后大道改名明治通)。連在快活谷比賽的馬都取了日本名。新統治

者還豎立各種紀念物,令市容更具日本色彩,如銅鑼灣就設有軍馬塚,

紀念進攻香港時死亡的日本軍馬,路過華人都要向它鞠躬行禮。日本人

又廢除公曆改用當時日本天皇的年號,並引入日本節日,如天皇壽辰,

紀念日本戰爭陣亡者的靖國祭,以及紀念日本建國的紀元節。在1943 年

5月,新政府成立東亞學院培養未來的公務員、教師和商人認識日本道德

和習俗。據日本官方刊物所說,現在香港已是「東亞人的香港」,「英國

Ibid., 317-19.

譯註:即昭和。

154

香港簡史

殘餘的文化遺毒」,是時候「徹底的加以掃除」。

雖然日本人宣稱自己的侵略是要把亞洲人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

但和這個新帝國的其他領土一樣,香港的日本人很快顯示他們比歷來統

治此地的英國人都殘暴得多。1942 年1 月4日,所有在港的英國、美國

和荷蘭居民都被拘捕。日本人命令戰俘遊街示眾,又強迫盟軍俘虜向華

人鞠躬、拉人力車和清潔街道,藉此向在港非歐籍人顯示自己戰勝了英

國人。英籍平民大都囚禁於港島南面的赤柱,軍人俘虜則囚禁在九龍深

水埗的前英軍兵營。大部分美國僑民被遣送回國,但赤柱拘留營被拘留

人士的代表詹遜(Frank Gimson),卻堅持所有英國僑民留在香港,以顯

示力量,詹遜是在日本入侵前一天才來港上任的輔政司。許多平民和軍

人俘虜遭到處決,另一些則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雖然日本首相東條英

機下令,對歐裔囚犯只配給最低量的糧食,但是,比起他們囚禁在東南

亞某些日本集中營的同胞,在港英人所受的對待還不算太糟。歷史學家

菲利普·斯諾(Philip Snow)寫道,在香港,「他們所受的虐待主要是羞

辱,而非肆意的殘酷暴行。」不過,由於「戰敗和被囚的雙重打擊」,「戰

前英國人在香港那種優越地位的整個體系,其根基已受破壞。」

在日軍攻打香港和日佔時期苦難最深重的人,就是日本人一再宣稱

並非敵人的那些人——華人。日本當局為了減少香港人口,下令日本入

侵前幾年由中國來此地的難民歸鄉。他們在1942年1月初宣佈,在香港

沒有居住地址或職業的人都要離開。雖然日本人在執行這政策時不完全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Hong Kong: A Special Article from the Hong Kong Broadcasting Office,” New East Asia, September 1942, 107-8, reprinted in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5.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3−34.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5

順利,但在一年內香港人口從超過一百五十萬減至一百萬。到了1945年

8月日佔時期結束時,香港人口降至不足六十萬。在三年半內,至少一萬

名香港平民被殺,另有許多人遭折磨、強姦或身體傷殘。日本軍官比起

士兵更暴戾,而最有系統犯下暴行的是憲兵隊,他們在九龍皇囿。定期斬

頭殺人,又拿華人當作練習射擊或拼刺刀的活靶。社工李蕙妍回憶那時

人人都生活在「『夜半敲門』的恐懼之中。日本人會隨時走進你的家門,

徵用你的房子。在淪陷初期,還會上門姦污婦女」。李蕙妍親眼目睹一名

人稱「殺人王」的日本下士,幾分鐘內砍下十二名平民的人頭。?

日本人在日本帝國內的暴行擢髮難數,但香港的獨特情況或許令日

本人在此地的殘暴行為更多和更惡劣。如同在馬來亞、印度支那和印尼

的情況一樣,許多日本行政官員和士兵鄙恨香港華人甘之如飴地服侍歐

籍主子。然而,與東南亞的殖民地不同的是,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令佔

領此地顯得無價值。雖然新政權展開重開工廠的計劃,利用來自印度

支那和馬來亞的橡膠製造鞋子等貨品,但日本經濟成績相當不濟。東京

下令將有價值的物品全部搜刮充公,送到日本,令本地物資短缺和物價

飛漲情況更加惡化。到了1942 年末,日本戰局失利,總督更加着力把香

港的稀缺資源限制只供日軍使用。在1943年1月,憲兵隊放出兩頭德國

狼犬追咬一群正在撿拾柴草作燃料的華人婦女,她們被狗咬得血肉模糊

後才獲釋放。到了1943年中期,由於這個殖民地的海外貿易受挫,食物

短缺到達苦不堪言的地步。每天都有幾百具屍體被棄街頭——有些大腿

和臀部被人割去當食物,而許多居民只能靠吃老鼠充飢。隨着日本在戰

爭中敗象已呈,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減弱,加上貪污橫行,令情況更加惡

6 譯註:King's Park,即今所稱的京士柏 •

Dorothy Lee, "Release and Rehabilitation,”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156

香港簡史

劣,並「為無節制的私人貪慾敞開了道路」。已不受控制的香港憲兵隊恣

意妄為,創造了一個「任何其他佔地區憲兵隊都瞠乎其後的帝國」,並

且「令販毒活動猖獗起來」

雖然日本人為香港貧民提供一些教育資源,但當時的教育體制基本

上陷於崩潰。戰前登記在學的兒童有逾十萬人,到了戰爭結束之時,這

個數字暴跌至只有約三千人。但是,談論日佔時期時,若不提一些較正

面的變化也有欠公允。斯諾認為,日本人讓更多華人參與這個殖民地的

「中央行政機關,這是歷來任何英治時期都難以企及的」。”日本把工作下

放的做法,令華人擔當了在英國人統治下從沒有過的重要角色,而日本

人所建設的區役所網絡,也是英治時期前所未有之舉。日本人不同於英

國人,他們會做很多工夫向華人宣傳和解釋政策。日本人在公共衛生和

農業方面也有一些建樹。他們對於保持公共衛生有着「幾乎狂熱的執著」

(主要是為保障日本士兵的健康),使得天花和霍亂的發病率大大低於戰

前

在日佔時期,香港華人與日本人合作的方式形形色色,參與程度也

不一。12月27日,日本國旗在中區升起後,全港各地都掛出日本旗,香

港的新統治者在招攬人手加入他們的政府方面也毫無困難。有些華人可

能相信日本所說「亞洲人的亞洲」的宣傳,但為戰事結束回復太平而鬆

一口氣的香港人,與敵合作大都是委曲求全。歐亞混血兒響應新政府的

招募,重操舊業,回到他們在英治時期所工作的同一文書和秘書崗位,

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與敵合作是順理成章的選擇。香港佔領地政府

將日商在戰前創辦的《香港日報》復刊,該報作者主要是歐亞混血兒和

8 Snow, Fall of Hong Kong, 161-62.

Tbid., 130.

Ibid., 164-65.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7

印度人。許多歐亞混血兒和葡萄牙人允當日本人政府和華人之間的中間

人,他們經營各種黑色或灰色市場。日本人也極力攏絡印度人,答應協

助他們把英國人趕出印度。有些英國人也與日本人聯手,例如高級銀行

家為保持金融穩定而協助日本人。前醫務總監司徒永覺( P. S. Selwyn-

Clarke)也跟日本人合作,以保護華人、被囚歐籍人和戰俘。

日本人為鞏固統治,試圖拉攏那些曾與英國人合作的社會領袖。

1942年1月10日,即英國人投降後兩週,酒井隆中將在九龍半島酒店設

正式午宴,邀請約130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頭面人物赴會。酒井隆對他

們說,攻打香港是為對付英國而非中國,華人應和日本人通力合作,

同促進大東亞共榮圈內各民族的繁榮。同一月稍後將就任總督的磯谷廉

介中將,成立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兩華會」)兩個代表

機構,成員俱為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領袖,負責管治華人。華民代表會主

席為羅旭龢,成員有交通銀行經理兼華商銀行公會主席劉鐵誠,東亞銀

行(該銀行在戰前已與許多日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經理兼前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李子方,以及曾任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的陳廉伯。華民各界協

議會則有二十二名委員,由華民代表會從各專業精英中選出,該會主席

是周壽臣。

有些華人領袖是真心誠意與日本人合作,劉鐵誠就是一例,他是香

港留日同學會會長,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指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時被徹

底洗腦」,所以「非常親日」。1945年4月劉鐵誠去世,總督也出席喪

禮致哀。日本進攻香港期間,陳廉伯曾因發表「失敗主義言論」和通敵

罪名被英國人逮捕。1944年他坐船前往日本途中被美國轟炸機炸死。但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I. C. Jarvie and Joseph Agassi, eds., Hong Kong: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110–11.

158

香港簡史

大部分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領袖之所以與日本人合作,心情大概與大多數

香港市民一樣,「既不甘願又惶恐不安,但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為之」。恐

懼與實事求是無疑是與敵合作的有力理由,另一個理由就是保住自己的

階級利益。許多人與日本人合作是為幫助本地社群。三個殖民地官員在

戰後就作證說,香港快將淪陷之前,他們曾與周壽臣和羅旭龢密會,要

求他們與日本人合作,以保護華人利益。日佔時期華人對兩華會沒有太

大恨意,顯示華人大都明白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領袖與敵合作是迫不得已。

如同在日佔時期與敵合作有不同形式,反抗方式也是不一而足。與

英治時代的情況一樣,許多華人乾脆不管日本政權頒佈的規定和公告。

總督府的華人員工常常不去上強制日文課;華資百貨公司的店員以缺貨

為藉口,不肯賣貨物給日本人;學校不願採用新課程,全遷到大陸尚未

淪陷的地區。1943年夏天,香港人知道日本人敗局已定,到了 1944 年,

華人和歐亞混血裔領袖開始不履行兩華會的職責。

由於香港的都市環境,大部分有組織的抵抗活動是發生在新界鄉

郊,尤其中港邊界沿線。從深水埗戰俘營逃出的香港大學教授兼義

勇軍成員賴廉士(Lindsay Ride)領導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Group) 並得到剛從港大畢業的徐家祥等本地華人幫助。英軍服務團

協助歐籍和華裔居民逃離香港、蒐集情報和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盟軍飛行

員。英軍服務團以廣西省的桂林為基地,按編制是受駐印度英軍節制的

非戰鬥單位。到了1942年末,國民黨恢復地下活動,而名為東江縱隊的

共產黨游擊隊則活躍於新界和香港市區。儘管英國人、國民黨和共產黨

之間互相猜疑又各懷異心,但彼此聯手抵抗日軍,消解了英國人和中國

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ite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8.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9

人之間的種族隔膜,並創造「戰前難以想像的同志情誼」。

戰時規劃和搶佔香港

香港陷落加上新加坡和馬來亞先後失守,沉重打擊了英國士氣,而

幾乎在香港落入日本手中後的一刻,英國就馬上着手規劃戰後恢復統

治香港的計劃。殖民地部開始檢討香港失守的原因,其中一個結論是英

國人當初應更倚重本地華人,並應接受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協助。有些

戰時規劃者認為,日本侵略或許為英國帶來契機,令戰後英國可以在香

港重新起步,而英國應致力在英國人和華人之間培養更緊密的共同體意

識,手段之一是開放政府高層職位讓華人擔任。他們尤其急欲遏止那種

在印度突然高漲、最終導致1947年印度獨立的反殖民族主義。

但是,英國收復香港的計劃受到中美兩國反對。蔣介石在美國總統

羅斯福(他的祖父是美資公司旗昌洋行合伙人,母親曾在香港居住 )協

助下,在1942年1月成為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希望利用這

場戰爭收回香港,廢除不光采的不平等條約。在美國支持下,蔣介石的

國民黨人在1942年中與英國磋商,要求英國人放棄香港或至少交還新

界。在 1942 年末,中英開始談判在戰後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重新

界的地位。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答應蔣介石,如果他

應允幫助中國共產黨對付日本人,就協助他收回香港。

英國的戰時規劃者雖然決心在戰後收回香港,但他們也明白到,對

於國民黨的要求不能掉以輕心,而且戰後香港的情況和戰前將不可同日

Snow, Fall of Hong Kong, 184.

160

香港簡史

而語。雖然國民黨突然放棄收回新界的運動——暫時滿足於中國日後有

權再提出此問題的協議,但有些英國官員認為可能還是應交還香港,以

便英國集中精力處理其他領地,尤其是印度和埃及。有些英國官員知道

不少美國官員支持中國,因此有人甚至建議,應在美國施加壓力迫使英

國交還香港前主動放棄。在1942年中,殖民地部承認戰後可能須把香

港歸還中國。甚至在1945年末,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司長凱特森(George

Kitson)也建議英國交還香港,以達到象徵和實質的目的:對中國協助打

敗日本表達感激;顯示英國在戰後新世界的友好姿態;證明英國殖民主

義進入了新階段;並且藉此先發制人,以免須為這個地區與中國爆發衝

突。

但是,隨着日本戰況失利,到了1943年初,殖民地部決定在戰後保

住香港。1944年2月,著名華人外科醫生李樹芬前往倫敦,向殖民地部

和外交部保證,上層華人大多寧願香港在戰後繼續由英國人統治,而不

想由中國接管,這尤其令殖民地部感到樂觀。那年夏天,香港計劃小組

成立,由前輔政司史美(Norman Lockhart Smith)擔任組長。1944年後,

這小組改由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 )領導。麥道高是香港官學生,日

佔時期逃離香港。到1945年中,邱吉爾很清楚蔣介石如沒有美國支持是

無法收回香港,而美國現時的想法是,大英帝國繼續存在,對美國在戰

後世界的利益十分關鍵。在1945年夏天盟軍勝利在望之際,香港計劃小

組和中國協會這個代表英國在華商業利益的強大遊說團體,開始審視不

同的政制改革方案,包括更加重用本地華人。邱吉爾現在宣佈,想把香

港從大英帝國手上拿走,「我誓死不從」。

既然英國計劃要拿回香港,那些舊的商界和專業上層人物應如何處

置,就是須要處理的問題。英國人需要本地人支持的基礎,雖然有些

戰時被拘禁的歐籍人抨擊羅旭龢和周壽臣等領袖人物對日本人一味承顏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61

順旨,但重返香港的殖民地政府難以找到取代舊領袖的人選。此外,英

國還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要令本地華人相信,戰後的香港理應由英國

管治,而非國民黨執政的中國。這解釋了為何英國人決定保留舊領袖,

他們不能沒有從前一直倚仗的那些人,也說明了為什麼這些領袖那麼賣

力協助英國恢復統治。殖民地部最終裁定,周壽臣和羅旭龢一直所做的

事,都是為了這殖民地的最佳利益。

隨着對日戰爭勝利在望,一個更為迫切棘手問題出現了。日本在8

月 14 日投降,比大多數英國軍方策劃者所預計的為早。美軍和中國國民

黨部隊在中國節節推進,日漸逼近廣州。英國人知道羅斯福希望蔣介石

以最高統帥的身份,接受在中國戰區內幾乎所有地方的日軍投降,擔心

蔣介石的部隊會到香港受降。雖然蔣介石向英國人保證他受降後不會收

回香港,但英國還是派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 )率領艦隊,從悉

尼兼程搶先進駐香港。蔣介石建議授權英國官員在香港受降,條件是英

國須待蔣介石正式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人投降後,英國才能接受香港日

軍投降。英國人同意,夏慤在9月16日代表英國和中國,在中美兩國官

員出席的儀式中接受日軍投降。

雖然這種安排在一段短時間內造成中英之間心生嫌隙,但它既務實

也具有象徵意義,也有助解釋為什麼香港在戰後仍然是英國殖民地。

雖然中國國內有很強烈的聲音要求收回香港,並且雖然在日本投降時,

國民政府在距離香港三百英里的範圍內有近六萬大軍,但蔣介石知道英

國不會輕易放棄香港,而如果強行索還香港不遂,會損害他在中國的威

望。此外,他需要美國和英國的支持,使他能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主要

角色。蔣介石的關注重點是收復華北和阻止共軍重新奪取日本人控制的

領土,他不想刺激中共加入爭奪香港的競賽,尤其是中共指揮的東江

縱隊比他麾下的國軍離香港更近。美國則對戰後的世界秩序感到憂慮,

162

香港簡史

現在對殖民主義的立場有所軟化。羅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繼任總

統的杜魯門( Harry Truman)不像他的前任那麼執著於協助中國恢復對

香港的主權,而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大力支持大英帝國在東亞繼續存在。英國人知道,蔣介石的

部隊如要奪取香港,他們無力阻止,而無論美國現在對殖民主義持什麼

新態度,都不會協助英國抵抗中國以武力奪回香港的行動。他們也了解

到這樣的安排可以博取香港華人的好感,有些華人對中國的新地位感到

很自豪,認為現在是趕走英國人的良機。

重建香港

如同所有經戰火蹂躪的社會,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問題叢生:通

貨膨脹、失業、搶掠、健康衛生情況惡劣,還有貨幣短缺、房屋不足、

人手匱乏和糧食短缺(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營養不良)。除了要解決這

些問題外,還須拘禁和遣返數以千計日本軍民。推動戰後復甦殊非易

事,但麥道高領導的臨時軍政府管治這個殖民地八個月,為恢復秩序做

了卓越的工作,它進行物價管制,提供應急糧食,並振興漁業。本來隸

屬於駐中國的英國特別行動處單位的安妮·蘇弼,由中國大陸來香港為

臨時軍政府工作,她憶述:「陸軍、海軍和民政三方建立了真正的團隊

精神......一切都令人非常鼓舞。我們決心要令它成功,結果真的做到

了

❤

」

譯註:Anne Sorby,她原名 Anne Burrows、嫁給後來擔任工商署署長的蘇弼(Terence Dare Sorby)改冠夫姓。

Quoted in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with additional text by Caroline Courtaul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4-45.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3

但是,若非有一群拼搏和機靈的市民,香港復甦是不可能實現,這

群人撐過逾三年的日佔時期,已急不及待要參與香港的重建。到了 1945

年11月,經濟業已復甦得相當理想,政府管制取消,自由市場恢復。

到了 1946 年初,人口已回升至約一百萬,雖然這是與中國局勢混亂,令

移民穩定湧入有關,但臨時政府的努力同樣功不可沒。貿易已將近回復

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香港在同年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國泰航

空,它是一家以英資為主的公司。由於經濟恢復迅速,政府在 1947 年至

1948年的財政年度錄得盈餘。香港經濟也大大得益於中國的國共內戰。

雖然香港工業在戰前已經相當發達,但南來避禍的中國工業家為香港工

業帶來新活力。殖民地政府後來估計,得到來自上海的資金和營商經驗

注入,令這個殖民地享有領先東亞其他地方十至十五年的優勢。

有觀察家注意到,夏慤少將在 8 月 30 日登陸香港時,歡迎他的旗海

中每出現一面英國國旗,就會有約四面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不過,即使親中情緒如此強烈,反英情緒也不明顯,更遑論戰後在其他

歐洲國家殖民地逐漸高漲的那種反殖民族主義。香港在戰後迅速復甦,

有助恢復港人對英國統治的信心,尤其是相較於日本佔領時期的苦難,

以及戰後中國的政治動盪和經濟凋敝。不過,許多華人乃至一些歐籍人

都同意,一些舊有的種族隔閡應該消除。本地報章上開始大量出現對戰

前英國統治諸多流弊的批評,另外還湧現新而強烈的聲音要求取消歐籍

人特權:結束工作場所的歧視,開放更多政府職位讓非歐籍人擔任,容

許更多華人代表參政,以及取消不准華人居住山頂和參加香港會的禁令。

很自然地,香港人要求懲處日本加害者和協助他們的華人及歐亞混

血兒,但由於香港的戰時經歷,在中國和歐洲發生的那種對通敵者的

痛斥聲討,從沒在此地出現。有些印度警察和獄卒因為協助日本人而被

送返印度,警隊也不再招募錫克教徒加入。但英國人再次發現他們所能

164

香港簡史

倚賴的人,多半是他們在戰前借重的同一批人。在1945年10月,羅旭

龢被要求暫停擔任公職,直至他的戰時記錄完全得到釐清。到了翌年5

月,這個殖民地的文人政府恢復運作,羅旭龢被迫辭去行政局議員職

務,此後不再獲委以公職。周壽臣沒有再完全受重用,李子方不再獲委

任為立法局議員。然而,歐亞混血兒羅文錦得以回到公職生涯,因為英

國人相信他是迫不得已才與日本人合作(羅文錦在戰時的兩華會往往默

不作聲,這種態度大異於他在戰前擔任立法局議員時期的作風。他僅曾

在少數幾個場合上發言,其中一次是日本當局問他,如何才能改善華人

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他答道:或許首先可以做的,是日軍不要當眾解

手)。羅文錦在194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在局內扮演重要角色,其

後在 1948 年因協助重建香港有功獲封爵士。著名律師兼成功商人周埈年

不想與敵合作,逃往中立的澳門,他也獲委任為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

並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

在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戰爭罪行審判帶來的轟動場面和創痛,也

不見於香港。一百二十九名被控以戰爭罪行並在香港受審的日本人,只

有二十一人被處決。在1941年指揮攻打香港的酒井隆中將,在中國大陸

被俘並在南京處決。1945年擔任香港總督的田中一中將,也在中國大

陸被俘,之後在廣州受審和處決。磯谷廉介總督也是在南京受審,被判

無期徒刑,但只坐了五年牢就獲釋。香港被日本佔領,也沒有產生至今

仍見於中國大陸的那種情緒。事實上,雖然日本商人受到美國佔領

軍的控制,但他們很快就在1940年代末回到香港。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5

戰後變化和楊慕琦計劃

1946年5月1日,港督楊慕琦重臨這個他在1941年12月交給日本

人的殖民地,他的回歸是有象徵意味之舉,用意是強調日佔時代只是短

暫的中斷。但楊慕琦很快顯示他無意開歷史倒車,反之,他提出了香港

歷史上最激進的政制改革。楊慕琦認為必須給予香港華人更多政治代表

權,以加強他們希望繼續受英國統治的意願。楊慕琦相信香港最終能成

為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城邦國家(city-state),要求行政立法兩局增加

華人議員的數目,又建議成立市議會,當中三分之二的議員由華人選民

投票選出,而殖民地政府則保留對財政和防務的控制權。楊慕琦也提出

加強政府本地化,以華人取代歐籍官員。儘管楊慕琦提出的計劃,是以

最近在大英帝國其他地方推行的政制改革為基礎,但他也吸取了英國人

從美國革命中學得,並應用在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非白人子民的

古老教訓——在管治方面給予殖民地子民更多發言權,從而培養對帝國

的認同感。

雖然英國政府在1947年7月原則上批准楊慕琦計劃,但這些改革從

一開始就注定失敗。過了不久,英國政府派葛量洪接替楊慕琦,因為英

國政府擔心楊慕琦與對日投降的聯繫太密切。葛量洪在1925年至 1926

年省港大罷工時期於香港當官學生,他跟楊慕琦不同,他認為,由於這

個殖民地與中國近在咫尺,因此永遠不可能把本地華人塑造成效忠英國

的子民。葛量洪同意可以稍為增加立法局的代表性,但認為香港不能實

行他在牙買加、尼日利亞和斐濟擔任總督時發展的那種制度。他後來寫

道:「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它要麼繼續是

166

香港簡史

英國的殖民地,要麼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分。」葛量洪也認

為楊慕琦的改革並不必要。他和香港的英商、華商關係良好,與中國的

政軍要員也交情甚深。葛量洪認為香港華人大都寧願英國統治香港,也

相信英國能夠阻止國民黨收回香港,但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英國能

否阻止共產黨人收回香港,他就不那麼樂觀了,但他肯定,只要共產黨

覺得這個殖民地對他們有利用價值,就不會找香港麻煩。

但是,楊慕琦計劃無疾而終不能只怪在葛量洪頭上。雖然這位新總

督須為扼殺這些改革負上很大責任,但英國政府和香港華洋商人都不予

支持,以及中國政局波譎雲詭,都是令改革受挫的因素。雖然殖民地部

大致上支持楊慕琦的方案,但外交部擔心推行民主,以及任何要把香港

保留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計劃,會挑釁中國政府(不論是國民黨還

是共產黨 )。有些香港官員把這些改革視為對他們行政權力的威脅。英籍

和華裔公務員和商界領袖都擔心推行這些改革,會令蔣介石的國民黨得

以影響本城的政治。國共內戰期間難民湧入也打擊了政改計劃,因為這

些難民關心眼前的生計多於政制改革。1949 年共產黨革命後湧入的中國

難民潮,這些人為不想受共產黨統治而南來避秦,對於殖民地政府更加

沒有什麼不滿。

英國政府早前很關注要求在香港推行改革的聲音,覺得須加以安

撫,但這種關注不久就煙消雲散。前一陣子矢言會致力在大英帝國推行

反殖化的工黨政府,在1948年12月和1949年8月明確表示它要保住香

港。在1949年6月,主要由外僑組成的香港革新會和九龍總商會向葛量

洪陳情,要求立法局直接選舉,而在7月,近一百五十個華人團體,包

括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九龍總商會,也向葛量洪

16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7

請願,要求推行中央和市政層面的政制改革。但是,共產黨在1949年奪

得中國政權後,馬上就在1950年參與韓戰,英國外交部擔心政治改革會

激怒中國(一如要求在直布羅陀推行改革的類似建議激怒了西班牙)。

外交部在 1952 年 5 月批准葛量洪較為溫和的改革方案,但行政立法

兩局的非官守議員突然反對任何改革。四個月後,英國國會同意全盤撤

銷香港的政制改革方案。殖民地大臣利特爾頓(Oliver Lyttelton)在10

月告訴下議院,政制改革只限在市政局推行,並說任何重大改革都「不

恰當」。1958年接替葛量洪出任港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也認為,

推動任何政治改革都會挑釁中國。雖然歷史學家曾生發現,已解密的

1950 和 1960 年代英國檔案,沒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曾警告港府

不要進行政治改革,但英國官員在為香港不推行民主找理由時,經常就

以中國不會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為託詞。”顧汝德(Leo Goodstadt )曾在香

港工作了幾十年,撰有多本關於香港的著作,他因此說:「由外籍人組成

的殖民地政府,與以華人為主的商界精英串通一氣,致力保存遺留自上

世紀的殖民地政治體制,連最溫和的改革都要扼殺。」

不過,戰後初期確實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諷刺的是,推動這些變

化的原動力有部分是來自日本人,他們在戰時宣傳中把香港的問題徹底

暴露於人前,最顯著的就是種族歧視和合法吸鴉片煙。斯諾寫道:「1941

年12月被日本征服,強迫舊殖民統治者暫時離職休假,讓他們退下來檢

討自己在戰前的缺失。雖然有些老殖民者不一定同意這個後人所稱的

「1946年大遠景」(1946 Outlook),但英國政府官員和本地殖民管治者都

明白到,至少須在香港推行一些輕度的政制改革,而且這個殖民地已不

17 Steve Tsang,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Tauris, 1997), 117.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57.

Snow, Fall of Hong Kong, 303.

168

香港簡史

能回到戰前的種族歧視時代。這種看法有些由如麥道高和楊慕琦等殖民

管治者本人提出,在他們眼中,英國殖民統治是邁向自治的重要步驟。

另外,求變的原動力也有出於務實考慮的重要根據:英國人知道他們須

攏絡本地華人,以令他們在香港的持續管治得以維持和具有合法性。

楊慕琦重回香港後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在1946年7月底廢除 1904年

和 1918 年的山頂條例,以及保留長洲部分地區供歐籍人使用的法例。不

久,富有華人陸續移居太平山。種族歧視突然被視為不合時宜。葛量洪

觀察到,比起 1920 和 1930 年代他在香港的時候,現在「社交場合的勢利

顯著減少」,而且「不同種族間的交往有所增加」。20戰前香港種族隔離之

普遍廣泛,常被來自其他殖民地的訪客詬病,但戰後來訪香港的人,見

到華人和外籍人共用巴士和電車,往往令他們感到詫異。在10月,戰時

曾參加英軍服務團的港大畢業生徐家祥,成為首名華人官學生。政府也

禁吸鴉片煙,又把每天最低工資增至原來的三倍。行政局的規模有所擴

大,以納入同等數目的華人和歐籍非官守議員。

但是,我們也不應誇大這些改變的重要性。許多高級俱樂部在1950

年代末前仍不接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入會。最重要的政府和商界職位仍

然由歐籍人把持,而且由外國人主宰的香港總商會一直沒有華人主席,

直至 1980 年代情況才有所改觀。本地化計劃無甚進展。反之,政府職

位由所謂的「退役復出人員」充任,他們是由其他英國殖民地請來的外

籍殖民官員。雖然這些新官員大多比以往的殖民統治者開明,但戰爭時

期所凝聚的短暫華洋團結消失殆盡。外籍官員享有高薪和更好的聘用待

遇,更佳的晉升機會,以及優渥的房屋和醫療福利。許多殖民地官員一

直懷疑香港華人的忠誠,而這些疑慮在1949年中國革命後更有所加深,

20 Grantham, Via Ports, 104.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9

顧汝德寫道:「政府認為,華人比起英國人更易出現意識形態變化(儘管

英國外交部也有蘇聯間諜醜聞 )。」 21 隨著中國難民在國共內戰愈演愈烈

而大量湧入,本地要求改革的聲音漸漸消失。因此,英國人可以更加確

信無需推行重大變革也能保住香港。

到最後,二次大戰對香港最大的影響,可能並非在社會或政治層

面,而是在經濟層面。一方面,英國人在戰前在香港經濟所享有的支配

地位,從此一去不復返。例如,華人名副其實是這個殖民地的重建者

在1946年,工務局為香港重建工程聘用的承辦商全是華資。華人工

業家也重建他們在戰前為香港奠下的輕工業基礎。從1947年至1949年,

上海主要企業幾乎全把業務遷移到香港,令此地擁有了更大和更先進的

工廠。社會學家黃紹倫稱這些來自上海的企業家為「移民企業家」。香港

的工業基礎是在1900年代初建立,1930年代末日本侵華時期,南來的中

國工業家再把這個工業基礎擴大,移民企業家就與本地工業家合力,利

用香港這個原已建立的工業基礎加以發展。

另一方面,有些英國領袖從前曾懷疑香港的經濟價值,但經過這場

戰爭後,對版圖日益縮小的大英帝國來說,香港就顯得更加重要。由於

戰後外國在華的租界取消了,令外國人多年來所享有的經濟安全受到威

脅,許多外資公司不久就把總部由中國遷到香港。香港因此成為英國在

華商業樞紐,戰略價值比以前更大。由於馬來亞爆發由華裔共產黨員領

導的叛亂,加上共產黨在中國奪得政權已是指日可待,保住香港因此在

心理上也十分重要。喪失這個殖民地會傷害英國威信,並且不利於在泰

國、緬甸和馬來亞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香港有如此重要的戰略價值,

2222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41.

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0

香港簡史

但保住這個殖民地的成本卻極低。1948年後,雖然大部分香港衛戍部隊

的軍費仍由英國負擔,但除此以外,香港不需英國資助一分一文。

香港與1949年中國革命

對於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和香港的反應是既憂

心忡忡,又如釋重負。大部分香港華人為內戰結束而高興。遷到台灣重

新建立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民心盡失(雖然香港的親蔣報紙現在

要求把這個殖民地歸還中華民國)。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似乎不直接

威脅英國在華商業利益,中國共產黨也不在意要收回香港。曾把香港稱

為「一座荒島」的毛澤東主席,據說在1946年曾向英國記者說,他本人

和中國共產黨都對香港不感興趣,只要英國人不苛待香港華人,他不會

讓香港的地位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在1948 年11 月,中共的新華社香港

分社社長喬冠華向香港政府保證,新的共產黨政府不會找香港麻煩,它

甚至容許殖民地政府為國民黨領袖提供庇護。

不過,在共產黨贏得勝利前幾個月,中英關係十分緊張,香港政府

和市民也人心惶惶。在1949年4月,共軍炮兵在長江下游炮擊英軍戰艦

「紫石英號」(Amethyst),艦長陣亡。「紫石英號」最後逃到香港,在港

英國人視船員為英雄,盛大歡迎,英文報章則把逃脫行動描繪為英勇壯

舉,但這事件令皇家海軍和英國蒙羞。雖然英國政府認為共產黨不會攻

打香港,但仍開始向香港增派駐軍,而香港政府則拘捕左派記者和取締

共黨組織,鎮壓本地的共黨活動。在1949年8月,立法局通過特別公共

安全立法,賦予港督更大的審查權力,並實行一些包括令人想起第二次

鴉片戰爭期間頒佈的措施:要求所有十二歲以上居民領取身份證,賦予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71

警察更大權力搜查民居,以及把「不受歡迎人士」拘捕和遞解出境。雖

然共軍在1949年10月17日(他們在兩天前抵達廣州)推進至中港邊境

就停止了,但對於許多香港人看來,那已是非常千鈞一髮的情況。

中共政府既決意在全世界消除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為何容忍英國

在自己的後院實行殖民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初幾十年,常見

翻天覆地並往往帶來災難的大變動,相較之下,新政府對於香港的政策

一直保持沉着老練。在整個國共內戰期間,香港事實上是共產黨活動的

重要基地。中國共產黨在 1947年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初更名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中共通過新華社在香港境內、中國大陸和海外華僑

間散播宣傳,利用這個殖民地的安全環境培訓幹部,並「有組織和持續

地」從本地學校和工廠招募黨員。”當共產黨在1949年勝利在望之際,他

們更為關注於控制華北。共產黨人再向英國人保證,他們執政後不會收

回香港,而且下令軍隊迫近香港邊境時,不要引起無謂糾紛。

共產黨打贏內戰後對於香港的政策也同樣務實。如曾說生所說,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說,香港問題是「介乎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

的事」。由於英國人是靠中國所簽的不平等條約中最早的一條取得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迅速說它不予承認),因此香港問題是最終須循外

交途徑和平解決的中國內政。在一個充滿反共移民的殖民地內煽動民族

主義,做得再好也是徒勞無功,做得不好更是魯莽愚蠢,甚至可能迫使

本地華人支持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港督葛量洪憶述,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在鼓動香港華人難民方面並不順利,「因為這些難民是為逃避共產

23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ew York and Hong Kong: St. Martin'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Tsang, Hong Kong, 69.

172

香港簡史

主義天堂而來的,而且對中國政府都沒有好感。 25 更危險的是,如果

共產黨人試圖在香港挑動任何反殖民鬥爭,其他強國——以及美國

可能插手干預。跟過去一百多年一樣,這個殖民地可以擔當中國通向外

部世界的窗口,對中國大有用處。來自海外華人的僑匯能提供寶貴的外

匯,有助重建中國飽受戰爭蹂躪的經濟,而中國無法生產的貨物,也可

以從這個殖民地輸入。

中國政府也了解到,可以利用香港在東亞政策方面離間英美兩國。

韓戰爆發後不久,中國總理周恩來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遵從

中共命令,不要干擾香港,又提醒他,香港對於打破美國和聯合國禁運

很有用,還可以令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產生分歧。在1951年,政治

局成員彭真指出,現在收回香港有困難,也會在國際關係方面為中國帶

來問題。彭真說,最好還是維持香港現狀,利用這個殖民地為中國的經

濟建設服務。「在沒有充分準備前去處理香港問題是不明智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香港與新中國之間的關係總是一帆風順。中港

邊境封鎖後不久,廣東當局在羅湖和文錦渡(兩個主要過境地點)架設

高音喇叭,謾罵英國和香港政府。中方邊防守衛辱罵港方守衛,揚言一

旦中國解放香港,就會傷害他們的家人。殖民地政府擔心親北京的學校

會訓練學生從事顛覆活動,於1950年代在香港警隊編制內成立政治部,

嚴密監控香港的顛覆份子。1949年12月廣州當局挑動了一場電車罷工,

雖然罷工未遂,但卻顯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力量不可小覷。1951年

11 月一場大火令萬多人痛失家園”,在1952年3月,來自廣州的慰問團在

邊界被阻入境,引發殖民地警察與示威群眾之間爆發暴力衝突,導致一

Grantham, Via Ports, 158.

26 Quoted in James Tuck-Hong Ta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92), 186.

224

譯註:九龍城東頭村大火。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73

名示威者被射殺,超過一百人被捕,十二人被遞解出境。本地左派報章

嘗試煽動反英情緒,激起約一萬名同情者示威,抗議射殺事件,而親北

京的《大公報》又轉載《人民日報》(中共的主要國營報章)的一篇文章

批評港府,港府關閉該報六個月。在1953年9月,中國岸炮部隊向在公

海執行反走私巡邏任務的皇家海軍巡邏艇開火,造成七名軍人陣亡、五

人受傷。

但是,這類激烈事件不常發生。因為香港的生存依賴中國的善意,

更不用說食物和食水都來自中國(廣東政府最初建議向香港免費供水,

但殖民地政府擔心這會被用作宣傳,拒絕這建議),殖民地政府學習與邊

界彼方的新政府建立合作關係。英國外交部在1948年12月提出警告:

如果共產黨贏得內戰,香港會像「活在火山邊緣」。“在葛量洪的記憶中,

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緣的香港,處境並沒有那麼駭人聽聞。「中國當

局對香港的態度是消極敵視,再加上不時爆發的積極不友善活動;情況

好比廚房爐灶上的鍋,香港就是這隻鍋。平時這隻鍋放在後方文火的爐

子上慢慢地煮,令裏面的東西熱而不沸;不過,那位廚師——中國政府

-不時會把這隻鍋端到前方火力強的爐子上,讓裏面的東西一下子猛

烈沸騰起來,過一會兒又放回後方的爐子。至於這隻鍋什麼時候會拿到

前面的爐子,煮沸裏面的東西,我們一向無從得知。」

28 Quoted in James T. H. Tang,“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 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Armonk, NY: Sharpe, 1994), 114.

Grantham, Via Ports, 179-80.

第六章

新香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令香港無論對於大英帝國還是全世界

都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儘管共產黨人強調無意收回香港,但許多英國官

員認定香港終須交還中國。事實卻是共產革命為香港帶來新的勞動力、

資金和活力。如同大英帝國史權威路易斯(Wm. Roger Louis)所寫道,

共產黨在 1949年底佔領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英國人馬上知道「他

們將會在香港目睹一場人口和經濟的大變動,而這場變動對於此殖民地

的居民乃至整個大英帝國都有深遠影響」。'由 1946年到1950 年代中期,

約有一百萬人從中國來到香港——平均每天近三百人。雖然殖民地政府

在1950年5月限制來自中國的移民數目,但到了該年年底,湧入的移

民把香港人口推高至將近二百萬。1951年2月中國政府開始限制人民移

往廣東,這有助減低南遷香港的人數,但到了1955年香港人口已約有

二百五十萬。

1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4) (October 1997): 1056.

176

香港簡史

韓戰與冷戰

1950年韓戰爆發,香港成為「身不由己的冷戰戰士」

英國需要美

國協助它維持世界強國的地位,希望向美國輸誠,顯示自己是忠心可靠

的盟友,但又要低調行事,以免挑釁中國。同時,英國須保護其在華利

益,並維持對香港的控制。英國不大擔心中國會直接攻擊香港,反而憂

慮如果中美兩國在印支半島、韓國或台灣的敵對行動愈演愈烈,會損害

香港的前景。英國很清楚如果中國入侵香港(無論這多麼杞人憂天),香

港絕對守不住,但英國人也擔心他們所稱的「美國威脅」。美國需要盟友

圍堵中國,而香港是蒐集情報、發動宣傳戰和策劃對華秘密行動的理想

地點。不過,英國人擔心與美國合作太密切,並且過於縱容它在香港為

所欲為,會觸怒中國,令它在香港挑起事端,如果中國與美國開戰,甚

至可能攻擊這個殖民地。

儘管美國過去對香港曾很感興趣,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

已不再重視香港。美國出口到香港的貨品微不足道,這個地區似乎也沒

有什麼軍事價值。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韓戰爆發,迫使美國重

新估量香港的戰略價值。此外,由於冷戰升級,美國覺得可以利用現有

和從前的殖民地來協助圍堵共產主義。香港與中國近在咫尺,英國在這

裏有精良設施(包括信號情報蒐集站),本地華人人才又不虞匱乏,令香

港成為蒐集中國情報和監視中國的完美基地。在1949年底,中央情報局

在美國駐港領事館建立監聽站。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冬天至1950年陸續

關閉美國在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後,領事和匯報工作就遷到香港因此,

及至1950年代,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編制,是全世界美國領事館中最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Oxford, UK: Clarendon, 2004), 6.

第六章新香港 177

龐大的。在美國對抗中國的心理戰中,香港也發揮重要作用。在香港的

美國新聞處出版反共宣傳雜誌,例如《今日美國》和《四海》,還有各類

小冊子和傳單。香港是美國海軍的熱門渡假休整地點,其後在越戰期間

也是。港督葛量洪回憶說,中國政府「一直以此為宣傳口實,聲稱這證

明香港是美帝國主義的基地,而英國則是美國的走狗」

。

碍

反諷的是,在1949 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後的歲月,對香港經濟最大

的威脅並非來自中國共產黨,而是來自最堅決要遏止共產主義散播的國

家——美國。雖然香港因支援英國出兵韓國獲得一些經濟利益,但香港

經濟因為兩個禁運而受害:聯合國以中國介入韓戰為由對中國實施的戰

略物資禁運,以及美國對中國實施的全面貿易禁運。英國政府也限制出

口到中國和香港的貨物,但負責執行美國禁運令的檢察員,為確保中國

貨不會通過香港運往美國,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葛量洪說:「最經

典的例子是臘鴨。臘鴨是在香港製造,然後出口到美國。製造臘鴨的鴨

子是在香港孵化,但鴨蛋卻是從中國運來。那麼,這些鴨算是共產主義

鴨,還是道地英國鴨呢?雙方為蹉商這個問題的往來通信,堪稱卷帙浩

繁,最後終於找到解決方法。就是孵蛋時要有檢查人員在場,為剛孵出

的小鴨在腳上蓋印,鴨子長大後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鴨子宰殺、

曬乾,再運到美國。」'作家韋爾什(Frank Welsh )發現蝦也面對相似的

窘況。牠們「或許是在可輸往美國的香港水域捕獲,但是,這些甲殼類

動物究竟是在這裏出生成長的,還是滲透進來的共黨份子?由於找不到

3 譯註:後改名《今日世界》。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9.

Ibid., 166.

178

香港簡史

確切證據說清楚蝦的來源,香港的蝦一律禁止出口到美國」

隨着冷戰緊張情勢日趨熾烈,香港開始有「東方柏林」之稱。之所

以有這樣的稱呼,部分是由英國決策者創造,以吸引國際支持,但這個

比喻模糊了一個事實,就是香港的生存有賴於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尤

其是廣東省政府),而非與之疏離。在韓戰和整個冷戰期間,香港政府

都採取非常務實的對華政策。它同中國一樣,不去管香港政治地位的問

題。韓戰時期,香港對中國用處極大,在中國受到禁運期間,天然氣、

煤油和盤尼西林等稀缺貨品從香港走私進中國,僑匯也經香港匯回中

國。許多新界居民走私貨物到中國,從禁運中獲利。本地名流張人龍回

憶:「所有能在中國賣得出去的東西,都用貨車或船走私進去。在月黑

風高的晚上,吉澳的海灘上滿佈小艇,還有提着燈籠的男人和一堆堆貨

物,一派我想像中十八世紀英國走私海灣的景象。」

東方柏林這個比喻,並不表示英美兩國對中國和香港必定持相同立

場。英國在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則

繼續承認台灣的蔣介石政府。1949年底發生了一宗事件,顯示香港政府

須如何平衡與英國、中國和美國政府的關係。當年12月,英國和中國就

中國國有資產及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爆發爭執,這兩家航

空公司在國共內戰期間為了安全理由把基地遷到香港。國民政府要求香

港政府扣押這兩家公司的飛機,以免它們落入中共手裏會被用來攻打台

灣,但在英國政府回應前,有七架飛機就被在港的國民黨特務炸毀。此

外,美國政府詢問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港府能否不要把剩下的飛機交

給中共,美國插手令事件更為複雜。

6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1993),

450-51.

Cheung Yan Lung, “Rural Politics,"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

第六章新香港

179

1950年4月,香港首席按察司把這些飛機判歸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所有,美國國務院立即施加壓力,要求英國政府介入。英國很

清楚這事件對中英關係會有重大影響,擔心若不把飛機交給中共,可能

導致中共在香港策動罷工、暴動和破壞活動,或甚至對香港實施經濟禁

運;但若將飛機交給中共,則會傷害與美國的關係。美國參議院和眾議

院議員大聲疾呼,警告這些飛機不但會用於攻擊台灣,還可用來攻擊日

本和東南亞,指摘英國助長共產主義散播,威脅不再支持向英國提供經

濟協助的計劃。英國政府竭力表現出並非向美國壓力屈服的姿態,樞密

院司法委員會在1952年6月裁定,這些飛機歸美國王牌飛行員兼二次大

戰時期飛虎隊的創辦人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擁有的航空公司「民

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但不應被轉移到台灣。飛機最後被

它們的合法擁有人當成廢鐵和零件賣掉。

戰後經濟繁榮

在香港官員眼中,美國和聯合國的禁運似乎常常是以傷害香港經濟

為目標,但它們卻是「似禍實福」。*禁運迫使香港步上從轉口貿易改為製

造業的轉型,如果沒有禁運,香港在戰後可能不會達到如此高度的經濟

繁榮。這種以輕工業為重點的新發展,並非由於殖民地政府採取什麼措

施所促成,事實上政府仍然以狐疑的態度看待工業,反而繼續強調香港

的貿易港地位。率先引領香港轉型的是本地華人企業家(雖然在禁運時

期,走私貨物進中國利潤很高,但他們知道這種勾當風險很高,也非長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23.

180

香港簡史

久之計 )和由中國大陸湧入的企業家。

香港華人(不管是久居此地的人還是新來乍到的移民)是1949年後

工業繁榮的最大功臣,他們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而香港的殖民地地

位,也是這種驕人的經濟轉型得以發生的關鍵。此外,一些自從香港成

為英國殖民地以來就塑造着香港經濟發展的因素,同樣功不可沒,這些

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穩定,擁有深水良港,以及來自中國穩定而廉價的

勞動力供應。在1953年,香港出口貨物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本地製造;

到了1959年,這個比例升至百分之七十。這個殖民地製造和輸出的製造

品種類繁多,包括服裝及紡織品、塑膠玩具和塑膠花、手電筒和電池,

還有鋁製品、搪瓷製品和藤器。如果沒有過去一世紀建立的貿易和銀行

網絡,這種急速工業化是不可能發生。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偏袒英資銀

行,而華人工業家則亟需這些銀行提供的貸款。雖然史學家一般認為,

香港是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初始崛起成為區內的金融中心,但經濟史

家凱薩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指出,其實早在1950年代,香港受

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佔的位置及其殖民地狀態「深刻影響」,這種崛起

在那時業已發軔。根據申克所說,在戰後發展的、規管趨於嚴格的國際

體系中,殖民地貨幣體系令貨幣保持穩定。”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又是亞

洲轉口中心的地位,因而奠下了它崛起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而東亞

其他地方政治動盪,更加強了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9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London: Routledge, 2001), 8.

第六章新香港

181

應對世界新秩序

到了 1950 年代末,香港再度成為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經濟也更

加工業化。但是,在印度、緬甸、馬來亞和區內大部分其他前英國殖民

地相繼獨立後,英國在亞洲的領土利益消失,香港因而對英國已無重

大的戰略價值。香港駐軍人數減至最低,海軍船塢也關閉。在1957年

10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Dwight Eisenhower)達成秘密協議,如果中國攻打香港,美國將會協

防,條件是英國答應不支持(至少暫時)中國加入聯合國。

1950 年代是香港的關鍵年代。許多來自中國的難民居住在山邊木屋

區,缺水缺電,還隨時會發生火災和山泥傾瀉。英籍教育家、社會運動

家兼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原名葉錫恩〔Elsie Elliot〕)在1951年來港,

當時是傳教士的她與木屋區居民住在一起,她難忘這些難民家庭為了生

計胼手胝足的苦況,許多這些家庭中的婦女是繡花工,杜葉錫恩憶述:

即使她們「從早到晚」工作,「掙的錢也不夠養活一個人。男人還得到別

處找活幹。要想全家有口飯吃,孩子也得去掙錢。他們的小屋裏只能點

盞小油燈,天黑以後根本幹不了活。所以他們只好坐在門口,眼睛湊近

細細的絲線,竭力捕捉最後的亮光。」有些女人「四十歲就幾近失明」。

即使年幼兒童「也得久久地坐在那裏,努力掙口飯吃。由於營養不

良加之居住環境濕熱難耐,大多數孩子,包括最小的娃娃在內,都患有

大塊的疥瘡和皮膚感染」

。

人們過去大都認為,殖民地政府對於木屋區問題無動於衷,直至

1953 年 12 月 24 日九龍石硤尾發生大火,令超過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

10 Elsie Tu,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184

香港簡史

•

會令中共以為英國人有份參與這種活動,因而刺激中共攻擊香港。

在 1954 年,中共戰機擊落國泰航空客機,造成八人死亡。在 1955年 4

月,接載中國官員和外國記者的印度航空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

德機場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中國政府認為是台灣特工所為,要求香港

政府拘捕策劃事件的特工。在1956和58年,均發生台灣戰機在與中國

戰機空戰後降落香港的事件,引起牽涉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和香港的

外交糾紛。雖然這些事件都沒有造成長遠影響,但顯示香港的新地緣政

治地位的凶險性質。

在文化方面,中港邊境封閉令許多香港華人萌生一種隔離感,殖民

地政府馬上通過教育政策加以利用。在1952年,香港教育署任命一個委

員會檢討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問題。1953年11月

該委員會建議着重中國文化,以抵消內地和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

主義。這並非想要復歸某種文化傳統主義,反之,歷史學家陸鴻基說,

它是「在共產主義威脅下,中國文化和英國殖民管治共存之道」。因此,

1949 年後的「香港一代一代的華人學子成長起來,通過中國文化科目認

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或香港本土無關。那

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人身份,屬於移居海外華人的一種愛國情操。另外,

由於這種情操與中國這個有形實體的善惡美醜毫無關係,他們因而可能

更無所保留地堅持」 *雖然這種課程一方面有助培養學生對於中華文化

的傳承感和認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認為自己處於中國

和西方邊陲的感覺。

16 Bernard Hung-kay Luk,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November 1991): 667–68.

第六章新香港 183

由於『瞥伯』無處不在,她們通常得找人陪伴才行。所謂廁所,只有一

條貫穿整排蹲坑的窄窄的溝渠,每隔一段時間會放水沖廁。」

。

政府也繼續極為依賴宗教和慈善團體提供社會福利,例如,歷史學

家朱益宜說,天主教瑪利諾女修會「帶頭為難民社群服務」,在徙置區開

辦學校、診所和青年中心,並「走到山坡木屋區,照顧有需要的人」

香港政府沒有更盡力照顧大陸來港難民的原因之一,是它認為一旦中國

局勢穩定,這些人就會返回中國。但如安德葛所說:「沒有宣之於口的想

法是:沒有人逼亞裔人(尤其是中國人)來香港,他們要來與人無尤,

來了以後無論境況如何都得接受。」「許多殖民地官員擔心提供太多社

會福利,會吸引更多大陸難民來港。這看似是歪理,卻反映了殖民地官

員、華人精英,甚至許多普通華人共有的恆久擔憂,他們往往拿香港的

情況與中國大陸作對比,從而把香港一些很不堪的問題合理化。

在政治方面,香港政府須學習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中華

民國共存。例如,在1956年10月,一座徙置區大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被移走,觸發親中和親台民眾衝突,親國民黨人士搶掠共產黨支持者

開設的商店。在有親共人士遭親國民黨群眾襲擊和殺害後,香港警察就

向親國民黨暴徒開火。事件發生兩週,共有59人死亡,443 人入院。

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敵對行動經常危害到香港的穩定。三地政府

常常為漁權和領海問題發生齟齬。在整個1950年代初,國民黨時常對共

產黨控制的沿海島嶼進行游擊擾襲,並截查和騷擾包括英國貨輪在內的

外國船舶。香港和英國政府擔心國民黨在香港附近進行封鎖、佈雷和襲

Tu, Colonial Hong Kong, 45.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6.

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20.

184

香港簡史

擊,會令中共以為英國人有份參與這種活動,因而刺激中共攻擊香港。

在 1954年,中共戰機擊落國泰航空客機,造成八人死亡。在1955年4

月,接載中國官員和外國記者的印度航空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

德機場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中國政府認為是台灣特工所為,要求香港

政府拘捕策劃事件的特工。在1956和58年,均發生台灣戰機在與中國

戰機空戰後降落香港的事件,引起牽涉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和香港的

外交糾紛。雖然這些事件都沒有造成長遠影響,但顯示香港的新地緣政

治地位的凶險性質。

在文化方面,中港邊境封閉令許多香港華人萌生一種隔離感,殖民

地政府馬上通過教育政策加以利用。在 1952年,香港教育署任命一個委

員會檢討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問題。1953 年 11 月

該委員會建議着重中國文化,以抵消內地和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

主義。這並非想要復歸某種文化傳統主義,反之,歷史學家陸鴻基說,

它是「在共產主義威脅下,中國文化和英國殖民管治共存之道」。因此,

1949年後的「香港一代一代的華人學子成長起來,通過中國文化科目認

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或香港本土無關。那

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人身份,屬於移居海外華人的一種愛國情操。另外,

由於這種情操與中國這個有形實體的善惡美醜毫無關係,他們因而可能

更無所保留地堅持」。雖然這種課程一方面有助培養學生對於中華文化

的傳承感和認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認為自己處於中國

和西方邊陲的感覺。

10 Bernard Hung-kay Luk,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November 1991): 667–68.

第六章新香港 185

1960年代

香港的邊陲氣質令英國作家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為之着迷,

他形容這個殖民地「是我見過最生氣勃勃和令人振奮的城市」;「在猶如

戲劇般的東方場景中,卻有現代的舒適享受」,香港是個「愉快和璀璨的

殖民地,煥發着生命力,昂首前行」;知道「在距邊界僅幾英里之遙,就

有六億五千萬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國人,似乎更為這個殖民地各方面的刺

激生活平添興味;而且自港督以降的眾人,即使潛藏着緊張感,但肯定

沒有絲毫驚惶。中國只須彈一下巨指,奪下香港顯然是不費吹灰之力之

事,但中國並無顯出有此意圖」。弗萊明最後說:「不論未來發展如何,

此刻沒有跡象顯示那不祥的大限倒數已經開始。」

弗萊明對香港樂觀是有道理的。這個殖民地到了1960年代初已以輕

工業產品(尤其是電晶體收音機等電子產品)聞名於世。在1961年,

理查德·梅森( Richard Mason )的小說《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改編成電影,由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和香港演員關

南施(Nancy Kwan)主演,香港成為全球無人不知的東西方交會點。三

年後,披頭四(The Beatles)樂隊來港,在樂宮戲院舉行兩場演唱會。

1963 年,當時香港最大的水塘——位於大嶼山的石壁水塘——建成,似

乎再證明英國決心保住這個它在亞洲最後的殖民地。雖然同年《人民日

報》不祥地宣佈,香港問題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

決」,但三年後中國外交部長宣稱會優先解決台灣問題,再處理香港和澳

門。

lan Fleming, Thrilling Cities (London: Glidrose, 1963), reprinted in John Miller and Kirsten Miller, Hong Kong: Chronicles Abroa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4), 101−3.

186

香港簡史

1966年天星小輪騷動

在這麼光鮮亮麗的表層底下暗潮洶湧,社會緊張已經到了非常嚴重

的地步。香港人口自1960年以來,由約四百萬躍升至近五百萬。這些新

增人口大部分是在釀成巨災的中國大躍進(1958年至1961年)和其後

的三年饑荒時期來港,據估計單單在1962年就有約十五萬名難民湧入。

1962年5月,約六萬至十萬內地人在中國邊防守軍協助下,非法越過邊

界( 雖然一個月內約六萬人被捕和遣返)。香港警察和英軍其後在英方界

線後築建鐵絲網圍欄。到了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

天台小屋。在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度懸殊、工作環境惡劣、缺乏政治

代表的情況下,加上政府貪污猖獗,1966年春天會爆發暴動,毫不叫人

意外。

當年4月4日,名叫蘇守忠的年輕華人為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宣佈絕

食,他原本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後來改到位於重要遊客區的尖沙嘴

碼頭。第二天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他,引起其他青年發起騷動,並向警

察擲石。一名參與騷動的人被殺,到了4月8日,超過一千四百名青年

被捕。騷動似乎不是由經濟因素引發,而儘管全球反運動日益熾熱,

這場騷動也不是特別反英。參與騷動的人反而是在宣泄對社會現狀的不

滿,情況和英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騷亂者並無二致。

以為貧民爭取權益和揭露警察貪污著稱的葉錫恩,收集市民簽名反

對小輪加價,蘇守忠在抗議時也提到葉錫恩的名字,調查這場騷動的委

員會在報告中譴責葉錫恩教唆暴徒,並對警察進行「沒有事實根據」的

指控。調查委員會指騷動並非由經濟、政治或社會現況引發,但卻提不

出其他解釋。有些年輕人稱參與暴亂主要是為抗議加價,另一些人則說

是出於一時興起,鬧着玩,或者只為發泄。一名暴動領袖後來自殺,另

第六章新香港 187

一人則進了精神病院。不過,調查委員會承認,人口擠迫所產生的壓

力,加上謀生困難,「以及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使本港生活有潛在的不

安定——這一切所造成的種種緊張情勢,如果在別的地方,已足以時常

造成騷動。」

1967 年暴動

1966 年的騷動歷時不足一星期,而 1967年5月因工資和工時糾紛觸

發的暴動卻迅速升級,成為由中共香港支部——港澳工作委員會——幕

後主使的暴力事件,持續超過六個月之久。當時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

被稱為紅衛兵的年輕人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繼續革命鬥爭,香港左

派份子受文革激發,也展開對殖民地警察的鬥爭。1966年澳門也發生類

似情況,當地葡軍向參與騷亂的親北京群眾開火,但香港的情況更加嚴

重。暴徒縱火燒車和襲擊警察,本地左派學校則鼓動學生參加暴動,在

校內實驗室製造炸彈,再到全港各地放置。歷時六個月的事件結束後,

官方公佈死亡人數五十一人,其中十人是警察;至少八百人在騷亂中受

傷,另有超過三百人被炸彈所傷。超過五千人被捕入獄,往往還未經審

訊,另外有許多人被秘密遞解出境。中英關係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以來的歷史低谷。

香港之前未曾經歷過像「六七暴動」(殖民地官員的稱呼)這樣的事

件,但如同前一年的天星小輪騷亂,這次動亂暴露出香港有許多問題,

提供了易於醞釀社會騷動的環境。台灣和南韓工人的低廉工資,令香港

Quoted in John D. Young, “The Building Years: Maintaining a China-Hong Kong-Britain

Equilibrium,1950-71,"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Armonk, NY: Sharpe, 1994), 138.

188

香港簡史

工人憂慮會遭解僱和失業,香港半數人口是二十一歲以下,十五至十九

歲的年輕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三在學校唸書,而當中約百分之十二的學

生入讀親北京的學校,他們在學校受到文革和全球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激

發。

5月1日勞動節傳統上是工人慶祝和遊行的日子,1967年的這一

天,有三場罷工開始,而糾紛過了一星期仍沒解決,到了5月6日,在

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和警察相繼到達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後,罷工

就演變成暴力衝突。當時在香港居住的英國人約翰·庫珀(John Cooper )

寫了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詳盡記錄,如他所說,新蒲崗擁有孕育民眾騷

亂的「一切天然有利條件」,「一街接一街又高又殘舊的房屋,互相擠挨

着爭奪有限的空間;數百又數百充滿敵意的市民,在擠得像養兔場般的

屋子裏過活;多如牛毛的工人足以開展一場暴亂,不知凡幾的工人組織

又能支持暴動,更有不可勝數的學生能加入給予政治聲援。」

就在這種有利於騷動發生的環境中,在5月11日早上,新蒲崗的

罷工演變為政治運動,有人貼出譴責「港英當局」的大字報,揮舞着毛

澤東「紅寶書」的工人呼喊革命口號,又高唱革命歌曲。到了下午,示

威者衝撞工廠閘門,警察奉命到場。當天黃昏,有年輕人加入聲援示威

者,開始向警察投擲石頭和玻璃瓶,警察則以警棍和催淚彈還擊。警察

自1956年反共暴動後,就接受過應付騷亂的訓練,而在1966年的天星小

輪騷動和澳門衝突後,他們鎮暴技巧更加熟練。騷動蔓延至附近的東頭

邨徙置區,整個地區實施宵禁。第二天早上,九龍巴士公司司機和售票

員在尖沙嘴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朗讀毛語錄,並在巴士貼上反帝國主義標

語。兩名自稱來自廣州的青年身穿紅衛兵制服,在旺角一所學校外高呼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1970), 10.

第六章新香港 189

共產主義口號。第二天,有人貼出寫着「打倒戴麟趾」的大字報,有群

眾架設路障和街壘,又放火燒汽車和巴士。

到了5月中旬,暴動蔓延整個九龍和香港島。憤怒的示威者在港督

府外牆貼滿大字報,要求見港督,並要求釋放他們的被捕同志。這些示

威者遊行至中環,沿途塗污建築物,襲擊英國廣播公司電視攝製隊,又

要求希爾頓酒店除下英國和美國國旗。此時各種謠詠四起,如即將停水

停電、將爆發大罷工等,市面物價也飛漲。政府為鼓舞士氣發出公告,

並在電台廣播闢謠。不過,從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

零售行業,以及紡織廠和一些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

雖然在許多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中,都指事件幾乎全是由本地共產

黨人和來自廣東的紅衛兵所煽動,不過,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鬥委會)是得到中國中央政府和一般民眾的大力支持(至少

在早期階段是如此 )。中國政府和香港左派激進份子一樣,認為香港的鬥

爭是全球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在5月中旬,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北京代辦霍普森(Donald Hopson)遞交正式

抗議,並提出一系列要求:接納工人的全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停止

一切「法西斯措施」,向受害者道歉及賠償,並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羅貴波譴責英國「暴行」和「血腥鎮壓」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

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並指摘英國人縱容美國利用香港作為「侵略

越南的基地」。群眾遊行到霍普森的代辦處,高呼口號、揮舞旗幟、貼大

字報和大字標語,並焚燒英國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的芻像。

在5月17日,一百萬名示威者手持大字報遊行到英國駐北京代辦

處,要求英國撤出香港,並揚言要「吊死威爾遜」。中國官方電台宣稱,

英國在香港的暴行經過精心策劃,是英國勾結美國反華陰謀的一部分 ( 美

國認為這是中英之間的糾紛而只作壁上觀,尤其是沒有美國公民捲入事

190

香港簡史

件)。5月18日北京體育場舉行了一場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集會,出席

的顯要人物包括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陳毅和公安部長謝富治,謝富治

指摘香港政府與蔣介石勾結破壞中國穩定。在上海,示威者闖進英國外

交官侯衛德(Peter Hewitt)的寓所大肆破壞,塗污英女皇伊利沙伯的畫

像,強迫侯衛德向毛澤東畫像叩頭。侯衛德不肯就範,示威者就逼他繞

着自己的家走,又騷擾他的妻子和子女。

英國政府最初不願評論北京提出的要求,但它在5月 18 日發表聲

明,支持香港政府履行「其無可旁貸的責任,盡量不偏不倚和公正地維

護法律和秩序,以保障全體香港人的利益」,並說勞資雙方應有能力「以

理性和善意」解決這場騷動的起因— 「比較輕微的勞資衝突」。英國也

從聯邦事務部和外交部派出三名官員到香港逗留一週調查事件。在6月2

日英聯邦事務次官哈特夫人(Judith Hart)在下議院為香港政府辯護,但

她承諾會檢討香港的勞工法例和處理勞資糾紛的機制。即使《人民日報》

在6月3日發表社論,號召香港華人「勇猛地向着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

開鬥爭」,但英國政府仍保證會協助中國爭取聯合國席位。上議院在6月

22日辯論香港形勢,要求英國維持香港安全,但同時須改善勞工情況。

左派在香港也有多種宣傳工具,包括近十份左派報章;指揮宣傳運

動的新華社,該社還向中國內地報紙發放誇大暴動在香港得到的支持的

報道;中國銀行等建築物外架設的高音喇叭;揚言要「血債血償」、「紅

燒白皮豬」、「生炒黃皮狗」、「打倒英帝國主義」和「吊死戴麟趾」的大

字報;還有港督及其他本地英籍和華人領袖的芻像,這些芻像裝有或真

或假的炸彈,令警察不敢隨便移走。左派報紙認為香港警察偏袒資方,

令資方可以無視工人的合理要求和苦況。新華社譴責港督戴麟趾不與請

願者見面,並說他把港督府變成「批判英國紙老虎的場所,以及活學活

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大教室」。在5月29日,新華社指摘英國人

第六章新香港 191

利用航空母艦「堡壘號」(Bulwark )恫嚇香港華人,該艦名義上為進行

早已安排的演習而開到香港(事實上是戴麟趾要求英國海軍部派此艦來

炫耀武力)。

殖民地政府對於左派宣傳的回應,是進行廣泛的反宣傳工作,負責

統籌反宣傳的麥理覺(Jimmy McGregor)經常收到死亡恐嚇,並被左派

人士指斥為「流氓罪犯」、「港督的豺狼」和「在黑夜裏嘷叫的狼」。根

據《緊急狀態條例》,警察有權不經審訊就拘留涉嫌滋事人士。在5月中

旬,港府禁止使用那種設在中國銀行的高音喇叭廣播。港督戴麟趾發表

電視講話,鼓勵公眾在騷動中要堅忍沉著。到了6月1日,政府禁止煽

動性的大字報,並針對印製、派發和展示這種大字報的人制定刑罰。中

國政府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譴責禁令是「政治挑釁」和「法西斯命令」。

有些英籍警官曾在其他殖民地工作,深知以武力對付這些運動十分

危險,尤其是中國就在咫尺之遙。由於中港之間的邊界很容易滲透,新

界的情況尤其棘手。在7月8日早上,來自沙頭角華界(這條位於邊境

的村落分華界和英界兩部分)的村民,用石頭、玻璃瓶、炸彈襲擊警崗,

之後甚至動用自動武器。早在6月24日,同一條村已發生過暴力衝突,

而在第二次襲擊中有五名警察殉職。當時警崗內有超過八十名警察,但

港府不欲挑釁中國,須待倫敦批准才派軍隊解救。發生這次沙頭角衝

突,加上有報告指,在中港兩地主要過境通道之一的文錦渡橋,有幾千

名穿制服的人逼近,令香港風聲鶴唳。由7月9日至11日,香港島各地

都發生暴徒與警察暴力衝突,一名警察殉職。在7月12日,政府在香港

和九龍實施宵禁。

一個週末內有六名警察殉職不但令全港震驚,也促使警察在對付左

派人士時採取更積極、更激烈的手段,掃蕩懷疑是共產黨活動的中心 ( 經

常是與駐港英軍聯合行動),收繳武器、炸彈和共產主義宣傳品。警察在

192

香港簡史

7月中旬改變戰術,左派人士亦然,他們開始用炸彈襲擊警署和其他政府

建築物。到了7月底,炸彈攻擊的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和其他

公眾地方。巴士和的士被縱火,真假炸彈幾乎無處不在。在7月20日,

政府實施九條在1949年制定的緊急法令,大部分是賦予警察更大的搜查

權和拘捕權。三家左派報紙的編輯、督印人和承印商被控刊登虛假消息

並被定罪。

到了8月份,左派份子由策動暴動改為襲擊反對他們的人和放置炸

彈,警察遂加強鎮壓。最轟動的一次掃蕩發生在8月4日,超過一千名

警察和軍人,在英軍航空母艦「赫耳墨斯號」(Hermes)的三架直升機

支援下,從陸空兩路向三個左派據點發動攻堅,其中一處設置了詭雷

並有製造炸彈的設備。左派之後改為把炸彈放到兒童容易找到的地方。

在一次事件中,一名炸彈客帶着自己的孩子去放炸彈,結果炸彈提前爆

炸,把他的孩子炸死。在8月20日,香港島北角的兩名兒童被放置在一

個球內的炸彈炸死。在8月24日,左派份子伏擊林彬的車子,林彬是很

受歡迎的播音員,曾經批評左派的行動。他們放火燒林彬的車子,又在

林彬和他的堂弟20身上淋汽油,把他們活活燒死。左派早已向華人商界和

社會領袖發出恐嚇信,現在他們又發出所謂要處死的叛徒名單。

中國政府對於警察以高壓手段對付暴徒十分關注,並對香港的軍事

活動跡象,如英國戰艦泊港,尤其感到不安。但是,最令他感到困擾的

是港府「橫蠻無理地」以「法西斯」手段拘捕和監禁左派記者。新華社

記者薛平遭香港警察拘捕後,中國政府在7月21日把駐北京的路透社

記者安東尼·格雷(Anthony Grey)軟禁(直至暴動結束很久後的1969

年 10 月,他才重獲自由)。香港警察大舉搜查親中商店,查封報館和拘

20譯註:林光海•

第六章新香港

193

捕支持者後,紅衛兵在8月22日火燒北京英國代辦處,又毆打霍普森和

代辦處內的兩名女人,直至中國士兵干預和護送這些外交人員到安全地

方。中國政府阻止英國外交和商務人員離開中國後,英中兩國政府互相

取消對方的某些外交權利。在8月29日,駐倫敦的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

民眾互毆,需警察介入處理。這引起中國更多憤怒的回應。中國政府指

英國指示警察毆打中國外交人員,取消在華英國人的出境許可,以示抗

議。紅衛兵再到駐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

到了9月,本地左派開始失去北京的支持,似乎大勢已去。警察查

封許多左派大本營,殖民地政府又答應,只要罷工者承諾不再罷工,就

會寬大處理。左派陣營出現分裂,一方想捨棄暴力路線,另一方則想繼

續襲擊。中英之間的關係已有改善。到了9月底,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報

告,儘管中國近期有這樣的行為,但英國仍然相信應該讓中國加入聯合

國。在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中方遵循每年傳統,依照協議

每天二十四小時向香港供水(暴動期間供水量有所減少)。

在紅衛兵擾亂中國輸港貨物供應後,中國領導人變更輸送路線,並

頂住了紅衛兵提出推翻香港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制度的要求,最終阻止運

動的事態鬧大。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密切注視事件,對左派的策略愈來

愈不以為然,也不滿某些著名的香港左派人士生活奢華(一名共產黨領

袖乘坐由司機開的平治汽車到港督府參加抗議)。中國政府得知香港左派

所報告的關於警察暴行的故事,是誇大失實甚至子虛烏有,又誇大港人

對左派的支持,對此大為不悅。一名鬥委會領袖出走台灣,令左派人士

和中國十分難堪。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抱怨,給予鬥委會的資金應當用於

在香港學校推動紅衛兵活動。鬥委會為慶祝十一國慶舉行了一場奢華晚

宴,也飽受中國政府和大陸報界批評。

但是,在香港和九龍市區以及中港邊界,衝突仍有發生。在9月

194

香港簡史

底,兩名香港華人警察被擄走,到了11月才獲釋,以交換五名被港警拘

捕的大陸人。在 10 月中旬,一名英籍警官被擄走,他在一個月後自行逃

脫回港(一些觀察家猜測,他其實是交換囚犯後獲釋的)。英聯邦事務部

次官石寶德勳爵(Lord Shepherd)在10月13日到港訪問,激發了新一

波暴力事件。不過,發現炸彈的報告在12月有所減少,而到了1968年1

月,騷動已大致平息。

左派在本地一直無法廣得人心,原因顯而易見,尤其是在此地人口

中,有那麼多是為逃避中共政權而來,他們對文革感到害怕和嫌惡。雖

然有些年輕人因為在1966年騷動中受到警察粗暴對待而參加六七暴動,

但左派無法獲得廣大學生的支持。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呼籲停止暴力,香

港大學學生會也表態支持政府,許多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和學校也相繼

表示支持,而幾十名本地人參加了香港輔助警察。左派中文報章支持動

亂,視之為受壓迫民族理所當然、英勇和愛國的反應,但其他中文報章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暴動。寄到中英文報章的讀者來信常要求政府採取更

強硬措施,但也要求結束騷動,並提出調解之道。這場亂局令許多人站

到殖民地政府一邊,而左派採取暴力手段的戰術,令警察成為英雄-

儘管警察以催淚彈和警棍襲擊鬧事者,並監禁年輕人(有美國電視台拍

攝到一群年輕示威者,在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逼近他們前,用紅藥水把

自己弄得「血流披面」,這片段令民眾對左派很反感)。1969年英女皇伊

利沙伯為表揚香港警隊盡忠職守,向其賜予皇家頭銜,改名皇家香港警

察隊。

六七暴動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雖然本地的共產主義運動,直至

1980 年代前一直一蹶不振,但政府對待參與騷動的人的手法,加強了如

曾鈺成等人的親中信念,當時曾鈺成的少年弟妹都被捕入獄,弟弟由於

印製和派發反政府傳單被捕,妹妹則只是因在校內行為不檢。曾鈺成回

第六章新香港 195

憶說,許多暴動者「只是一生受壓迫的單純工人」,而政府卻以「非常高

壓和殖民地式的手段」處理騷亂。在暴動後,曾鈺成在大學內成為人們

避之惟恐不及的人物,但「在左派圈子卻感受到很多朋友之情、同志之

誼和同情理解」其後他當上一所香港左派中文學校的校長,並在1992

年創立親北京的民主建港聯盟;其弟曾德成則在香港一家親中報章任職

但是,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這場動亂賦予了港府新的聲望和合法

性。六七暴動似乎證明了香港的生活比大陸好,也顯示任何形式的反英

運動對香港人都沒有好處。當時是香港大學學生的科大衛寫道:「六七暴

動是首次公開反抗現政府的行動,但對許多人來說,示威、炸彈和不時

發生的暴動,證明報上所載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是事實。

22 被迫在中

國和香港之間做選擇的香港人,大多認同殖民地政權是他們的政府。同

時,他們愈來愈視自己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既區別於殖民地政府,

又不同於在中國大陸的同胞。

受到這場動亂的激發,無論英國和香港都有人要求殖民地政府改善

勞資關係、培養歸屬感、改善官民溝通,並擴大教育——部分原因是令

年輕人不會那麼容易接受政治思想灌輸。本地報章擔心緊急法令會繼續

實行,並批評勞工處無力處理勞資糾紛。對於被捕左派人士該如何處置

也成了問題:許多居民希望對參與放炸彈的人判以極刑,但另一些人認

為,許多參加暴動的人是年少無知,並受鬥委會領袖誤導,而這些領袖

卻毫髮無損全身而退。有些被告被定罪後判刑很重。例如,一名十四歲

的男孩因攜帶炸彈被判四年,而一名五十四歲男人因參與沙頭角暴動而

被判刑五年。

21 Tsang Yok Sing. “Coming of Age in '67," in Blyth and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98.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75-76

196

香港簡史

戴麟趾政府雖然顯示它不會容忍這種動亂,但也明白到官民之間的

鴻溝非縮小不可。結果,它實行了幾項行政變革,以減少香港人的政治

疏離,並防止未來再發生動亂。港府又仿效自1900年代初就在新界實行

的理民府制度,在市區設立民政處制度,委派民政主任擔當政府與市民

之間的橋樑。這些民政主任的責任是「協助那些心中有委屈的人,清晰

地申訴不滿,並在有需要的時候維護他們的權益」。”政府部門內的公關

工作得到改善,各種諮詢委員會也有所擴大,而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

議員獲賦予更大的角色。1969年華民政務司改稱民政司,此舉顯示政府

承認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不能被當作獨立的群體來區別對待。

政府還計劃推行免費義務教育,並準備制定更多社會福利和勞工法例(例

如最終在 1970年實施的每週一天強制休息日)。儘管許多這些改革要待

到 1970 年代初,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 )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後才

實行,但是,「1967年是關鍵的轉捩點,令殖民地政權從此醒覺到須要更

關心和照顧社會低下階層,並改弦更張,銳意承擔更合乎良知和回應大

眾需要的社會政策」。此後香港一直太平無事,沒有發生嚴重騷動,直

至1984年1月初,九龍旺角爆發短暫的的士司機暴動。

不過,戴麟趾的政制改革計劃卻因六七暴動而被束之高閣。在1964

年戴麟趾來港履新那年,他有意進行政治改革。他在英國談到要擴大香

“The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 A Report to the Governor, 24 January 1969,"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 Report by the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8.

Ming K. Chan, “Labour vs. Crown: Aspects of Society-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Hong Kong Labour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142. The article is also reprinted in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75-

95.

第六章新香港

197

港的代議政制,其後又成立委員會研究是否可能以選舉方式產生立法

局。但英國政府在1967年宣佈,由於香港的地理和政治情況特殊,尤其

是考慮到中國局勢動盪,以及文革時期中英關係緊張,不宜成立民選議

會。現在的流行用語是「諮詢」,港府靠各類諮詢委員會而非投票來達成

一致意見。戴麟趾在1969年為香港沒有民主辯解,他說:「沒有一種民

主制度或者政策方針,是放諸任何地方在任何發展階段皆適用。」

對於政府為縮小官民隔閡所作的努力,我們也不宜過於高估。雖然

有人建議設立申訴專員,調查有關政府部門行政失當的投訴,但這個專

責處理行政投訴的職位,要待到1989年才設立。政府在1974年頒佈《法

定語文條例》,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此舉只是為敷衍應付本地社運人

士的要求。政府政策文件和內部文件仍然全用英文,這種情況再維持了

二十年,直至 1989 年才用中文頒佈法律,而到了1995年,在較高等的法

院,英文仍然是唯一使用的語言,華人被告收到的傳票也仍然以英文書

寫。

建立福利社會

在1970年代初之前,香港政府盡量不在社會服務上花費太多。如同

1965年一份政府白皮書所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

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不過,香

港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天堂,相反,在1960和1970

年代的香港經濟中,政府扮演愈來愈關鍵的角色。六七暴動令英國和香

25 Quoted in John Rear,“One Brand of Politics," in Keith Hopkins, ed.,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5.

198

香港簡史

港的高級官員醒覺到,如果想維持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尤其是面對文

革期間來自中國、來自其他英國殖民地,甚至來自英國國內的反殖民宣

傳,就非改善社會狀況不可。天星小輪暴動事件暴露出由社會和經濟狀

況引起的不滿,六七暴動則顯示這種不滿如何激發政治緊張。

香港政府奉行新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其主要擘畫者是 1961 年至

1971 年擔任財政司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郭伯偉的想法與同

時代的英國人不同,他相信發展經濟最好放任自流,讓商人處理,政府

盡量不要介入。不過,他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公共建設,並為真正有需

要的人提供公共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在他任內,實質工資上升了百

分之五十,貧窮家庭的百分比則由約百分之五十下降至約百分之十五。

但是,免費義務小學教育被推遲,擴大福利改革(包括工人退休和保險 )

的計劃觸礁,對於這些郭伯偉都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新的徙置區居住

環境惡劣不堪(約五十名居民共用一個公共浴室)。雖然1963年落成的

瑪麗醫院是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但各診所和醫院仍有人滿之患,病

人有時候須共用病床。許多兒童得不到正規教育,小學免費義務教育直

至 1971 年才推行,中學則要到1978年才實施。

鑒於香港在 1960 年代面對的問題和情況,許多香港人覺得麥理浩

政府「幾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20 麥理浩是首位並非出身殖民地的港

督,而是從外交部的職業外交官中選派。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任英國駐

漢口領事,之後擔任過駐西貢和哥本哈根大使,1960年代初也曾任港督

柏立基的政治顧問。麥理浩竭力擺脫殖民統治者的形象——他從港督府

走路前往立法局議事廳,不坐港督坐駕;他巡視本地社區時穿短袖開領

襯衫,與一般人見面攀談。杜葉錫恩回憶,麥理浩是「一位不同的港督,

26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1.

第六章新香港 199

他是外交官出身,而不是根本不關心其統治下的殖民地的當地居民權利

的老派殖民者」。

麥理浩的觀念迥異於以前的港督,他覺得福利概念很可取,只要它

們經濟上可行,並且不會被濫用。在他執政期間,公共房屋、免費義務

教育、公共援助、交通、勞工法規和社會福利都長足發展。麥理浩擅長

以豪言壯語大膽許諾來宣傳他的計劃。例如他宣稱他的十年建屋計劃會

令木屋區成為歷史陳跡,並消除居住環境擁擠的情況。他的其他改革,

尤其是教育和醫療改革,和建屋計劃一樣雄心勃勃,令市民對他的政府

印象極佳。到了1983年,超過百分之四十的香港人住在政府房屋,主要

是由高層大廈組成的大型屋邨。麥理浩政府也在新界開展新市鎮(即衛

星城市)計劃。新市鎮計劃並非只興建住宅單位,而是要建設自給自足

的社區,每一個市鎮都有學校、商店、餐廳和休閒區域,還有工業區。

在麥理浩任內,公務員編制擴大超過百分之七十,由1973年的近102,000

人,增至 1983年的174,000人。面對自然環境廣泛惡化,麥理浩政府在

1976 年規劃出郊野公園網絡(香港最長的遠足徑,就是以這位總督命名

的麥理浩徑)。

。

麥理浩的作風明顯迥異於老派的殖民地總督。但他的許多改革,是

早在戴麟趾時代已經構思,當中有部分是對 1966 和1967年騷動的回應

香港正在變化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也大大有利於麥理浩的改革。他

在1971年11月到任時,香港已經從六七暴動中恢復過來。現時執政的

威爾遜首相工黨政府,比起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統治英國的保守

黨政府,更為關心社會問題和工人權益。在麥理浩時代替郭伯偉的夏

鼎基(Philip Haddon-Cave),在不知不覺間已偏離於其前任的經濟政策。

Tu, Colonial Hong Kong, 120.

200

香港簡史

由 1970 年至 1972 年,政府開支增加超過百分之五十,從此穩定上升。在

1970 年至 1971年,社會福利開支是四千萬港元,1986年至1987年的超

過二十五億港元,在1996年至1997年則逾一百五十億港元。

麥理浩擔任港督期間,剛好是香港經濟蓬勃成長的時期。香港到了

1960 年代末,已經集齊了所有成功經濟體系應有的要素:廣大的貿易網

絡和穩固的工業基礎,現代的國際銀行業務體系,完善的公共服務,以

及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勞動力。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令香港擁有龐

大人口,也就是說有更多生產者和消費者。由 1960 年代進入1970年代,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而由1970年代初

到 1980 年代初,則共增加了四倍。房地產業的發展也大大推動了香港的

經濟成長,這行業主要由華人企業家領導,如以經營塑膠廠和投資房地

產起家的廣東移民李嘉誠;另外,香港經濟也得益於大量湧入的外國投

資,尤其是由日本和美國。到了1970年代末,華資公司實力已開始壓過

老牌英資洋行,華人企業家更建立了三個股票交易所,與在1880年代創

立、由歐籍人主宰的香港證券交易所分庭抗禮(四家交易所在1986年合

併)。航運業鉅子包玉剛在1950年代開展業務時,旗下只有一艘小船,

到了 1979年,他收購怡和洋行於1889年創立的子公司香港九龍碼頭及貨

倉有限公司。李嘉誠則收購和記黃埔,它是1870年代創辦、專營碼頭和

航運業務的本地英資大企業。

此外,麥理浩是戰後第一個不用擔心與中國關係緊張的港督。在首

相希思(Edward Heath)主政期間,英中兩國開始談判恢復正常關係。

中國在 1970 年代末開始開放政策後,中英關係有所改善,中國也開始在

香港經濟中扮演更大角色。1972年美國與英國分別是香港第一和第二大

28 譯註: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和九龍證券交易所。

第六章新香港 201

市場,到了 1986 年,中國已成為它的第二大市場(美國仍居首位,而英

國則跌至第四位)。在1972年,日本和中國是香港最大的進口來源地,

英國排第四。到了1981年,英國跌至香港第七大進口地。總體而言,到

了 1986年香港與中國的生意來往多於任何其他國家。

麥理浩在任內及後來都常遭人批評不推行政治改革。香港的政治結

構確實沒有什麼轉變。在1981 年前,市政局是唯一有民選議員的議會。

有高級官員建議改組行政局,遭到麥理浩否決。立法局議員中近半數是

政府官員,而非官守議員也只能代表整體人口中的極少數人。行政局成

員主要是高級官員和代表商界利益(尤其那些老牌英資公司)的委任議

員。如同記者休斯戲謔地形容:「香港的民主很乾脆俐落。行政和立法都

是以殖民統治方式進行而不以為恥。」不過,在麥理浩主政的時代,有

些立法局議員是由低下階層出身的人中選任,而在1976年,麥理浩沒有

用盡他有權委任的官守議員名額,從而使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中成為大

多數。1981年實施的地方行政計劃,旨在提供有效的溝通渠道,以就有

關地區層面的施政諮詢公眾,並推動公眾參與地區事務。雖然在麥理浩

任內實行的區議會,只有部分議席是由民選產生,也無權通過法例或制

定政策,但他們還是扮演了諮詢的角色。

然而,麥理浩任內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不應因他改革有功而

隱諱。雖然他致力改善官民關係,但殖民地政府仍然經常監視提倡改

革的人和壓力團體,如香港觀察社、教育行動組、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

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此外,政府還竊聽參與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

人的電話,常常試圖抹黑他們為左派激進份子來加以威脅。直至 1980 年

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政府常指本地華人不具

29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6), 35.

202

香港簡史

備合適的品格、資質、眼界,或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以此為它不願意

聘任本地人的藉口。如同顧汝德所寫:「在英治時代最後十年之前,本地

華人在政府中所能擔當的職務一直受到限制,最高級和涉及敏感事務的

職位都由外籍人壟斷,這令官民之間的隔閡愈來愈深。」

儘管 1970 和 1980年代的生活水準有顯著改善,但社會上還是發生

了一些悲劇和令人黯然神傷的事件,不應視而不見。例如,在1972年6

月,在連續四天下了約四十英寸雨量的大雨後,導致山泥傾瀉,令超過

250人死亡。1975年越南共產黨得勝統一全國後,約七萬名越南船民為

避難逃到香港。1982年香港導演許鞍華的電影《投奔怒海》,把越南船

民的悲慘遭遇刻劃得淋漓盡致,引起香港人的一些同情,但他們的出現

也挑起恨意和敵意,特別是本地的社會服務和房屋設施原已不足,現在

因這些難民來到而更捉襟見肘。港府為遏止更多難民來港,在1982年7

月實施禁閉營政策,把大量越南難民關閉在由懲教署管理的禁閉營內。

儘管政府竭力安排其他收容國收留這些難民,又勸他們自願返回越南,

但禁閉營一直存在至1992年。在1980年代末·香港仍有許多人露宿街

頭,更不要說有約四十萬住在山邊木屋區的人。在1986年冬天的農曆新

年,九龍朱牯仔村大火,令二千人無家可歸。

30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

譯註:指發生在秀茂坪的「六一八雨災」・

捉葛柏盆

1973年9月,大專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示威遊行,促請政府逮捕涉嫌貪污並棄

保潛逃的前總警司葛柏。

(圖片提供:高添強 )

船艙內的越南難民,1979年。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港督麥理浩。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直通旅客列车通车典

THRE

1979年4月,中斷三十年的港穗直通火車再度通車。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今日我成刀上肉 “他朝各業也相同

TAXI

1984年1月,的士司機不滿政府加稅罷駛,引發騷動。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

(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1984年筲箕灣成安村一帶的寮屋。

(圖片提供:高添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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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邨的廉租屋單位,約1985年。 (Courtesy of Alamy Stock Photography)

1997年6月30日,港督彭定康接過英國國旗和香港殖民地旗幟。

(圖片提供:高添強 )

1997年6月30日晚在會展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 · 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第七章

成為香港人

1950、1960和1970年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對於獨特的香港

人身份認同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許多學者認為,這種身份認同直至 1949

年共產主義革命後才出現。根據這種說法,在1949年前,大多數香港

華人都是寄居的過客,他們主要認同的對象是中國。但是,大部分 1950

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人,對中國沒有什麼經驗,父母又是避禍南來的,所

以他們不大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其共產黨政府。港督葛量洪在

1962 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

統治中國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

的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穩定和

經濟自由,對照於內地的壓迫和混亂,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

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華人開始視香港為家。

本地身份認同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已經出現,那時候許多在港的富

有華人開始視自己為此地的永久居民,並且是一群特殊的華人,不同於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胞。經過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革命民族主義後,

尤其是在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們的這種歸屬感更形強

烈。不過,人口中其他階層的人,則要待到1960和1970年代,才開始對

香港產生更加強烈的認同感。這種對於香港的身份認同,不是由上層滲

1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2.

214

香港簡史

透而下形成的。反之,這種歸屬感是由幾種因素塑造,包括香港經濟愈

來愈繁榮,與中國關係愈來愈緊密,以及殖民地政府為培養這種本地身

份認同所作的努力。但是,塑造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最重要的因素,也許

是人們在1980年代初清楚知道香港主權將在1997年移交中國。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香港身份認同感是有其深厚的經濟根源。在1973年,香港的本地生

產總值與 1968 年相比,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到了1970年代,更多

人有能力購買住宅,並且投資於香港經濟。港人擁有更多可用於休閒的

金錢和時間,意味着他們有了到外地旅行的新機會,從而可以把香港與

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較。隨着經濟日益繁榮,香港人對文化的興趣也愈來

愈濃厚,由粵劇到每年舉行的香港藝術節,後者的節目包括歐洲的交響

樂團,以及來自全球各地的表演藝術。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政

府投放於推廣藝術的開支更多了,這可見於1979年香港藝術中心設立,

1984年香港演藝學院成立,以及1985年香港藝術館落成。

1970 年代初至1980年代香港經濟急速發展,也促使了表現在電影、

音樂和電視節目的本地流行文化興起。1974年是粵語流行曲誕生元年,

這種款款情歌的曲調是西式流行音樂,卻譜上粵語歌詞。1960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是本地電影業的大爆發時代,領導這場爆發的是邵氏兄弟公

司(由在新加坡涉足電影業發跡的邵逸夫於1961年創立)和嘉禾電影公

司( 創辦人之一是前邵氏要員鄒文懷 ),而最能代表這場大爆發的是李

小龍短暫而輝煌的演藝事業,李小龍 1972年的電影《龍爭虎鬥》既令世

人認識中國功夫,也奠定香港在世界電影版圖上的地位(李小龍在 1973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5

。

年因腦出血逝世)。成龍的首部電影《蛇形刁手》(1978)極為賣座,

1983年徐克的《新蜀山劍俠》樹立了香港特技電影的里程碑。在1980年

代末,首次執導就拍出《阿飛正傳》(1988)的王家衛,開創新類型的表

現主義劇情片,而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則領導了一種新的警匪

電影潮流,後來更影響了荷里活電影。香港明顯在文化、社會和經濟上

對中國有所影響。例如,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流行曲和電台電視節

目在廣東省大受歡迎,常常令擔心這種所謂精神污染的當地政府坐立不

安。港式粵語長久以來都是獨樹一幟,但到了1970和1980年代,「的士」

和「士多」等港式粵語用詞開始滲透進廣東省粵語詞彙,這些差異更加

顯著。

許多本地人開始為香港的混種地位感到自豪:它融會中西文化,既

重視傳統中國價值(如家庭和教育),又強調現代西方價值(如經濟自由

和法治)。香港理工學院和位於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學(由新亞書院、崇基

學院和聯合書院三所原本各自獨立的學院合併而成)成立後,香港人的

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到了1970年代,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在本地就業,而

非到海外謀職。香港也愈來愈國際化,而不只是一個中國或英國城市。

在 1950 年代引進本地的美國流行文化,到了1960和1970 年代影響力更

大,大量美軍官兵在越戰期間來港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原因是傳播媒

介的力量。荷里活電影在香港一直有廣泛影響力,但在1960和1970年

代成長的那一代香港人,陪伴他們成長的是配上粵語對白的美國電視節

目。1975年第一家麥當勞在港島銅鑼灣開業;到了1990年代末,全港約

有一百家麥當勞餐廳,當中四家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麥當勞分店。釣魚台

列嶼(日本人稱為尖閣諸島)是由八個位於東海的無人島組成,中國和

日本都宣稱擁有主權,有些本地社運人士發起保釣運動,抗議日本聲稱

釣魚台屬於該國,但自1970 年代起,日本事物在香港愈來愈受歡迎,沒

216

香港簡史

有經歷過二次大戰的年輕一代尤其趨之若鶩。日本百貨公司是熱門的購

物地點,小孩子則愛看配上粵語的日本卡通和電視科幻劇集。

由 1970 年代開始,香港愈來愈密切地與廣東省重新結合,廣東的廉

價勞動力和香港的資金及廣泛國際聯繫,構成雙方的共生關係。香港憑

藉其商務知識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繫,通過投資、融資和貿易協助中

國經濟改革。香港投資者大量投入資金到廣東省,並在該省設立工廠,

尤其是在1982年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及至1980年代末,超過三百萬大

陸人為廣東的港資公司打工。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助香港轉型,從

原來生產電子產品等輕工業製品的製造業基地,搖身一變成為領先的金

融和服務業中心。在1970年代末,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不足百分

之六十五,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佔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五。及至1990年

代中期,約九成的香港工廠已遷往中國,製造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不

足百分之十(這種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的趨勢,對香港產生重要的社會

經濟影響。有些技能變得再無用武之地,而受衝擊最大的是藍領女工,

因為男人較容易在大陸找到管工職位。另外,由於要在服務業覓得較佳

工作,須有較高學歷,這令香港的收入差距加劇)。

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國更加向外部世界開放,香港人到

訪中國大陸,令他們看到香港和大陸差距有多大。在1978年至1987年

間,到訪廣東省的香港居民超過三千萬人次。過去前往中國旅行得乘長

途火車,但到了1980年代,香港人可以坐水翼船、直通巴士和飛機到廣

東。及至 1987年,逾十七萬名中國居民到訪過香港,主要是為探親。香

港人重新接觸中國,令一些人感到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令許多

人覺得自己是一群特殊甚至與眾不同的華人。港人開始明白到,他們可

以自認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卻不用去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1985年

的一項調查顯示: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7

本地學者在1980年代開始撰寫著作,述說香港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貢獻。

此外,本地社會運動的論述和行動重點,從中國民族主義變為本地

社會事務,也反映了這種對香港的身份認同。在1970年代初,社會運動

往往是以中國事務為焦點。例如,被美國阻撓了幾十年後,中國終於進

入聯合國,香港的大學生因而對中國政治愈來愈感興趣,並為中國感到

自豪。在 1971 年,學生未經當局批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示威,抗議日

本不肯放棄釣魚台列嶼主權。在1971年和1972 年,大學學生會組織前往

中國的回國旅行團,又在 1973年舉行連串「中國週」展覽,這些學生組

織在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隨着香港經

濟改善,港人教育程度提高,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香港社會

工作者總工會等眾多社會運動團體相繼出現,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它

們在 1976 年發動反對公屋加租的示威,1977年要求在制定公屋政策方面

有更大的參與,1980年又組織反對巴士加價示威。這些社運團體的組織

者不少是前學運份子,曾經十分關注中國事務。

由於通訊進步和交通運輸發達,這裏的人已不再覺得自己來自香港

島、九龍或新界,而是都同屬一個地方——香港。1972年第一條過海隧

道啟用後,香港島和九龍聯繫更緊密,1975 年動工興建並在 1980 年代

末竣工的地下鐵路,也發揮同樣作用。主要在地底行駛的地鐵快捷、乾

淨、高效率、又與九廣鐵路連接,把港島、九龍和新界聯繫在一起。在

1950 年代前,新界在香港內頗似自成一國。當地社會以務農和趕墟為生

活重點,墟市既是商業場所,也是社交聚會的場合。新界的學校或醫療

設施很少。但到了1960年代末,這裏的生活步伐已在急速變化。新界

在 1950 年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是與英國戰後經濟復興同時發

生。由於在 1962 年以前,任何生於英聯邦的人都可以到英國定居,因此

218

香港簡史

新界居民開始向英國連鎖式移民,令當地中國餐館數目驟增,並形成香

港華人社區,而這些移民匯回家鄉的僑匯,又刺激了新界的經濟發展。

政府在1972年決定發展新界,以舒緩港島和九龍人口擁迫的情況,「新

市鎮」計劃把原來居於這個殖民地其他地方的人從帶入新界,令鄉村與

市區的界線變得模糊,從而改變了新界的性格。

從殖民統治的角度看,香港也成為一個別樹一幟的地方,有自己的

行政身份,享有頗大的政治和經濟自主。香港在1947年至1948年財政年

度錄得預算盈餘後,英國不再對香港實行嚴格預算監督。到了1950 年代

初,英國政府給予香港相當程度的行政和財政自主。英國政府在1950年

代末柏立基擔任港督任內,不再審核香港的年度預算,這個殖民地得以

自由訂定稅務政策,構思自己的房屋和社會福利計劃。在1960 和1970 年

代,殖民地政府獲得自行制定商業政策和匯率,以及處理外匯儲備的權

利。由於殖民地政府擁有這種自主權,對於英國政府發出關於去殖民化

和政治改革的命令和指引,就經常能虛與委蛇,但也因為這種自主權,

香港才得以成為一個行政和經濟實體。這個殖民地以獨立的身份參與各

類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設有貿易發展辦事處(不過,英國政

府在某些事項上,例如執行死刑,仍保留推翻殖民地政府決定的權利。

1973 年英國政府就推翻麥理浩不肯赦免一名死囚的決定。雖然法律條文

一直保留死刑,直至1991年才廢除,但香港自1966年後就沒再執行死

刑)。英國政府歷來都對香港無甚興趣,而英國優先關注的重點,已是與

中國的外交和經貿關係,而非香港,殖民官員和英國商人發覺自己愈來

愈與英國政府格格不入,並須努力維護香港的地位。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9

以提升公信力建立身份認同:肅貪倡廉

殖民地政府在塑造香港的身份認同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情況就如

之前幾十年一樣。比如,政府發覺市民對中國事務愈來愈感興趣,就在

1970 年代藉着舉行香港節、清潔香港運動等活動來培養香港身份認同

並鼓勵消費主義以抗衡中國的社會主義。對於通常由稱為蛇頭的船家偷

渡到香港的非法入境者,政府也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此舉有助加強本土

身份認同感。港督麥理浩在1980年10月宣佈,政府將取消「抵壘」政

策。港府自1950年以來,一直容許那些已經與家人團聚或覓得有酬工作

的非法入境者留在香港,現在被捕獲的非法入境者則會被遣返。麥理浩

說,舊的政策已成為「悲劇般的遊戲」,對非法入境者來說是「百利而無

一害,所以甘冒被中國和香港部隊追捕」。麥理浩指,這些非法入境者

令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資源捉襟見肘,而且這些人犯罪數目之

多,「與他們的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他的說法反映了香港公眾的情緒。

打擊非法入境者的措施涇渭分明地把香港華人區別於大陸中國人,提醒

他們,香港華人擁有大陸中國人所無的特權和優惠。

如果不是靠着處理香港最嚴重的問題——貪污,來達到非凡的政治

公信力,殖民地政府創造本地身份認同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比起他任

何其他改革,港督麥理浩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打擊政府貪污。杜葉錫恩

花了幾十年揭露政府貪污和其他瀆職舞弊情況,據她說,麥理浩「不像

他的那些前任那樣對貪污現象視而不見」。杜葉錫恩長期竭力指出「貪污

受賄現象是對法治的嘲弄,但到頭來只是給自己惹來麻煩」,她的看法

2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October 23, 1980, 103–5,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7-88.

220

香港簡史

是:「如果沒有麥理浩港督,貪污現象一定還會繼續,因為作為執法機構

的警察本身就是腐敗的,這就不可能對那些破壞社區的嚴重罪行採取法

律行動。」在香港工作多年並撰有多部關於這個地方著作的顧汝德,對

於麥理浩肅貪倡廉工作的評價就沒有那麼高。據他說,這位港督拒絕聽

取想要投訴警隊貪污的高級警官的報告,因為他「不想廉潔問題成為公

眾討論的焦點,擔心他辛苦地為殖民地政府建立的良好新形象,會因此

而破壞」。

儘管這兩位香港政壇老將對麥理浩的看法不一,但他們幫助我們了

解到為什麼貪污在香港成為如此嚴重的問題,以及為何肅貪倡廉最終成

為對政府公信力的考驗。殖民地官員經常把貪污橫行歸咎於華人,堅稱

貪污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陋習,永不可能遏止,更遑論根除,「而英國

人則大都潔身自愛,白璧無瑕」。”但是,政府最終決心處理問題後,因貪

污被定罪的外籍人數目之多,證明貪污腐敗並非華人專利。對杜葉錫恩

來說,罪惡的根源在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從而在公務員隊伍中產生

了許多貪污受賄和營私舞弊的機會」。"顧汝德同樣把問題歸咎於殖民地政

府和本地英資和華資商界精英之間的「官商同謀」,指它「形成了一種令

營私舞弊和貪贓枉法的行為,能在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滋生的環境」。

香港貪污橫行很難完全歸咎於殖民統治和缺乏代議政制,因為民主

政府也可以很腐敗。無論如何,自香港開埠以來,貪污就是這個殖民地

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二次大戰之後,貪污情況變得尤其氾濫和非常制度

Elsie Tu,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15, 63.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5.

Tbid., 13.

Tu, Colonial Hong Kong, 134.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139.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221

化。不過,大部分殖民地機構認為,貪污受賄的主要是低級華人公務員

和警察。在1950年代中期,貪污猖獗已經昭然若揭,致令政府在1958年

成立反貪污諮詢委員會,顧汝德認為港督葛量洪處理貪污問題的措施「軟

弱無力」,而「只是虛應故事的表面工夫」。1966年天星暴動後,貪污

成為嚴重政治問題。儘管殖民地政府出版的官方報告對貪污情況輕描淡

寫,但高級官員私底下卻甚為憂慮,並派考察團到新加坡,向這個前英

國殖民地借鑑打擊貪污之道。1966年的騷動令人更加關注警務處和其他

政府部門的貪污情況,不過,警隊在六七暴動中的表現卻「戲劇性地」

提高了它的聲譽,並令香港公眾「對一些在太平日子不能接受的行為睜

一眼閉一眼」。

们

到了 1970 年代初,貪污受賄滲透在港府每一個部分,從高級官員到

深深捲入集團式貪污的警察,以及拿不到「開喉費」就不開水龍救火的

消防員。顧汝德寫道,即使「市民大眾在與政府各部門的日常接觸中,

受到無盡無休的敲詐勒索,已經怒火中燒」,殖民地官員卻指「這些投訴

居心不良或誇大其辭」但是,葛柏案的發生令政府非常尷尬,令麥理

浩不能再對問題坐視不管。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因在六七暴動中

表現英勇獲頒獎章嘉許,並在 1971 年獲擢升為九龍警區副指揮官,1973

年4月警務處長得悉葛柏把大筆金錢轉移出香港。警方刑事偵緝處反貪

污科調查發現,葛柏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他過去二十年薪金的六倍。但葛

柏使用他在政府的人脈網絡避過機場保安檢查潛逃出境,先落腳新加

坡,再轉到英國,他知道自己到了英國就不會被引渡回港。本地和英國

媒體大幅報道這宗醜聞。香港社動人士馬上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

Ibid., 143.

Ibid., 147.

Ibid., 31.

222

香港簡史

動,激發大規模反貪污示威,進一步令香港政府蒙羞。

} }

葛柏潛逃被大肆報道後,麥理浩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

( Alistair Blair-Kerr)調查事件。百里渠的報告「揭露警隊腐敗已經深入

骨髓,政府部門幾乎無一不貪污」 1974年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由姬

達(Jack Cater)和彭定國(John Prendergast)領導。姬達在二次大戰後

首次來到香港,服務於當時的臨時軍政府,之後在1967年重回香港擔任

防衛司;彭定國是曾在巴勒斯坦、黃金海岸、埃及、肯尼亞、塞浦路斯

和阿丁服役的情報官。姬達「以近乎福音傳道的熱情推行反貪污運動」

雖然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人們對之嗤之以鼻,但它在1975年成功將葛

柏引渡回港,顯示它是認真做實事的。杜葉錫恩說葛柏「使事情敗露了,

自己服了刑,而且在無意之中推動了懲辦貪污受賄行為的車輪 J

。

廉政公署現在面對另一個問題。由於很多警察被捕,警隊士氣大

跌,而且低級警員抱怨廉政公署利用被定罪的警察和其他罪犯取得證

據。在1977年10月,幾千名警察遊行至警務處長辦公室抗議,之後有

些警察再遊行到廉署總部,闖入大廈並打傷幾名廉署人員。麥理浩擔心

警察會罷工,令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在11月5日頒佈局部特赦令,除

了情節特別嚴重的案件外,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貪污罪,一律不予

追究。總督竟然向警察退讓,令許多人感到震驚和氣餒,但是,除非要

求軍方介入支援,否則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另覓人把香港的龐大警隊取

而代之。正如麥理浩後來憶述:「起訴那些在很久以前犯罪的人,並非不

可行,但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會令從前貪污和現在貪污的兩批人聯

合起來,而後一批人是當時幾乎發生的警察叛變的核心。特赦分裂了這

Ibid., 141.

Ibid., 146.

Tu, Colonial Hong Kong, 117.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3

兩批頗不相同的人,也簡化了廉署的工作,使它可以集中力量打擊當前

的貪污罪行。」

1977 年的這場危機,在警廉之間劃下一道深刻裂痕,直至 1980 年代

中期才能彌合。雖然廉政公署最終能再次贏得市民信心,但當時也相當

丟臉。另外還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例如,廉署對於英籍公務員似乎往

往會網開一面;至於經常為貪污公務員(尤其是警察)擔當中間人的黑

幫,廉署也無力約束。如顧汝德所說:「針對警察的刑事訴訟,以及警界

貪污明目張膽的性質,分散了市民的注意力,令大家沒察覺商界一些更

賺錢、組織更嚴密的同謀行為。」貪污風氣在房地產和建築業尤其熾烈。

由於要規避消防和安全規定,「地產和建築界的醜聞不斷,在餘下的英治

時期仍然揮之不去,並禍延至後殖民地時期的政府」。而且雖然廉政公署

揭發了「少數高官及一些次要的商界和專業人士」,但一些政府官員「無

懼廉政公署的公開批評,仍然與他們在職責上本應監管的商人和專業人

士過從甚密」。IS

不過,鑒於貪污情況在香港是那麼根深蒂固和無孔不入,廉政公署

的成立和 19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顧汝德寫道:「幾

乎在一夕之間,廉政原則成為公務員文化的一部分。現在社會仰賴一個

專業機構......監察殖民地政府和杜絕貪風。」成立廉政公署還有協助政

府對付貪污問題以外的功能。如顧汝德所言,它「為英國統治賺取了寶

貴的政治籌碼」,香港市民「幾乎馬上相信英國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機構,

讓他們可以免於恐懼和有效地投訴官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和非法敲

詐。廉政公署一舉扭轉市民對殖民地政府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也加強

14 Lord MacLehos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5.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140, 148, 151.

224

香港簡史

政府服務廣大市民的責任感。在殖民統治和不民主的政治環境下,此舉

令政府氣象一新,是政府公信力的可貴來源」。16

香港前途談判

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問題,為1970年代的變遷和發展投下揮之不去

的陰影。自從1949年建政後,中共政府通常不大管香港問題,也鮮少談

論它的政治地位。香港在1960和1970年代為中國經濟發揮重要作用。在

釀成巨災的大躍進發生後直至文化大革命,透過香港取得外匯是中國用

以購買進口貨的資金來源。在1960年代,中國近一半的硬貨幣是靠向香

港出售糧食和飲用水賺取。記者休斯形容香港是「中國唯一的橋頭堡,

令它可以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獲得好處;也是中國最方便的跳板,讓它可

以向東南亞實行出口傾銷」。中國透過香港向市場大量賣出自行車、罐

頭食物、衣服、收音機,以及價錢只有日本同類產品一半的縫紉機。中

國政府在香港經營超過五十家百貨公司、中國銀行和八家規模較小的銀

行、兩家保險公司、三個金融集團,以及「形形色色毛時代的鞋店、出

版社和餐館」。英國和美國在香港設立針對中國的監聽站,是眾所周知

的事,但是,利用香港與外部世界保持接觸的中共幹部和活動家,反過

來也在這個殖民地做同樣的事情。中國領導人深知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價

值,竭力與殖民地政府維持在1950年代建立的務實關係,就是自然不過

之事。

Ibid., 146, 156.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6), 41-42.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5

但是,中國在1971 年 11 月最終獲批准進入聯合國後,中國駐聯合

國代表黃華在1972年3月明確宣佈,香港的政治地位是「英國當局佔領

的中國領土」,並要求把香港與澳門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除去。黃華

說,香港問題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中國政府會「在條件成熟時,

用適當的方式」解決。在1972 年11 月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香港

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去,沒有反對黃華聲明的英國,從此不用每年

向聯合國秘書長呈交有關香港的報告。為反映這種變化並合乎英中兩國

政府的要求,就出現了一些名稱上的改變,香港由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變成屬地(Dependent Territory,但「殖民地」一詞仍印在少

票上,直至1985年),而英文原稱 colonial secretary 的輔政司也改名為

chief secretary(布政司)。英國政府為向中國政府示好,在1973 年敦促

港府釋放最後一批因六七暴動被監禁的囚犯。

黃華不但說香港的未來政治地位是由中國而非英國決定,他還暗示

此過程不會有香港人參與。但許多香港人只把黃華的聲明當成官方辭

令,以為中國會一如既往不管香港。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令一些香

港人希望中國會讓香港維持現狀,尤其是這個殖民地的經濟如能繼續繁

榮,中國就能從中得益甚多。此外,葡萄牙在1974年建議歸還澳門,被

中國政府拒絕,許多香港人視之為吉兆,顯示中國可能也不願意收回香

港。1975 年英女皇伊利沙伯訪問香港,是首位到訪這個殖民地的在位英

國君主,她受到數以千計支持者歡迎。在1978年9月,新華社香港分社

一名高級職員承認六七暴動是錯誤,中國應向香港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學

習。

但是,由於港府不能批出超越1997年的地契,有些香港投資者對

於獲取新土地租約問題愈來愈感到憂慮。1976年香港總商會總裁理覺

警告,中國須要作出保證,才能令投資者安心在香港長期投資。1979年

226

香港簡史

3月,中國政府邀請麥理浩官式訪問北京,是首次有在任港督官式訪問

中國,麥理浩視之為討論新界租約屆滿問題的機會。他與中國新領導人

鄧小平見面時,麥理浩提議,立法局在不提出擁有這塊土地主權的情況

下,可以單方面不理1997年的期限。儘管他們的建議被鄧小平拒絕,但

麥理浩回到香港感到如釋重負和樂觀。他字斟句酌地向香港公眾解釋,

雖然鄧小平主張中國最終會解決香港問題,但他也告訴這位港督可以

叫香港投資者「放心」。麥理浩沒有向香港市民透露鄧小平拒絕他擱置

1997 年限期的建議。

沒有人知道中國政府究竟是什麼時候決定要收回香港。記者凱文·

拉弗蒂(Kevin Rafferty)相信鄧小平在麥理浩訪京時,向他說中國會在

1997 年收回香港。拉弗蒂注意到1981年通過的《英國國籍法》,把逾

二百五十萬名原本有資格領取英國護照的香港華人的身份降為「英國屬

土公民」,並剝奪他們的英國居留權,這顯示英國政府已了解到香港的英

治歲月將在 1997年終結。雖然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想派代表團到

倫敦,遊說英國國會不要通過這法案,但麥理浩叫他們取消行程(這些

非官守議員原本有可能成功,因為這法案只以三票之差通過)。

。

無論如何,麥理浩的北京之行令香港人暫時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上升,儘管香港的地價是全球最貴,但外資銀行和

企業還是大舉進軍香港。香港人十分欣賞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和鄧小平

的開放政策。這種樂觀情緒到1982年開始消退。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計劃在11 月訪問亞洲,中國也在行程之內,她到

了中國肯定會提及香港問題。當時還出現其他警兆。中國的最高立法機

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在前一年草擬了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

18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London: Viking, 1989),

389.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7

的法律條文。1982年1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告訴英國掌璽大臣艾健時

( Humphrey Atkins ),中國已為1997年後香港的情况制定了相關法律規

定。當年7月,中國高層領導人彭真在談話中提到,會以設立特別行政

區的方式處理香港、澳門和台灣回歸中國問題。雖然有些學者相信,戴

卓爾夫人從沒認為可以達成令英國保留香港的協議,但這位英國首相在

9月22日抵達北京時,英國剛在福克蘭群島戰勝阿根廷,她挾着新勝餘

威,至少裝出樣子,令人覺得她認為有機會保留香港,因為香港和九龍

是根據條約割讓的。戴卓爾夫人堅持中英所簽署的條約不能更改,不能

廢除,並且英國對於香港市民負有道義責任,但中國官員宣稱那些條約

是不平等條約,而簽署它們的清政府早已不存在。

到了戴卓爾夫人離開北京時,人們已很清楚中國有意在1997年收回

香港。但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保證,中國恢復對香港的控制後,香港會

由香港人管治。過了不久,一些香港頭面人物獲邀訪問北京,受到中國

領導人歡迎。不過,香港市民對於九七後前景的信心不斷下跌,引發香

港金融市場恐慌和房地產市場崩潰。由於投資者信心低迷,香港的本地

生產總值出現自1975年以來最緩慢的增長。在1983年9月,跌勢不止的

港元與美元掛鈎,此舉挽回香港人的一些信心。但這種信心沒有維持很

久,到了 1984年3月就再遭打擊而消失殆盡,當時香港歷史最悠久和最

龐大的英資公司怡和集團,宣佈將註冊地點由香港遷往百慕達,以求在

1997 年後其業務運作可受英國法律保障,而中國政府在一年前才讚揚怡

和協助中國發展國際貿易。

對中國來說,收回香港除了能廢除不平等條約外,還可贏取面子和

聲望。鄧小平視香港為中國統一台灣和澳門大業的一部分,在他看來,

收回香港可向台灣證明一國兩制是成功的模式,事實上一國兩制原本是

為統一台灣(而非香港)構思的。隨着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末更加開

228

香港簡史

放,更有理由把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精神污染的源頭。以往的

中國領導人對於能從英國治下的香港獲得好處,已感到心滿意足,但

是,鄧小平本人對於收回香港甚感興趣,而且相關決定都是由他作主,

鄧小平現在相信中國可以既收回香港主權,又可同時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因此他要求大陸企業到香港投資)。中國之前長期按捺不發,容忍香港

的殖民地狀態,也令它到了1997年可以繼承的戰利品更為豐厚。

英國人手上的牌是否能有不同的打法?英國有些人建議只歸還新

界,保留香港島和九龍,這主意是行不通的,中國政府也不會接受。英

國可以說,按照國際法,1842年和1860年所簽的條約仍然有效。但在今

時今日,如果中國打算強行收回香港,早已不是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無

意也無力阻止,而且它現在所着眼的,是在中國身上獲得更大的外交和

商業利益。到了1960年代初,英國在香港的投資已跌至不足1930年代的

一半。英國財政部在1967年指,對英國來說,香港已不再是經濟資產。

在軍事上,英國也無力抵抗中國。英國的規劃者早在1950年代末已知

道,如果中國發動進攻,英國是守不住香港的。1958年海軍船塢關閉,

過了不久,駐港英軍裁減至僅足以承擔內部保安任務的規模。英國政府

在 1968 年宣佈,會在1971年底前撤走蘇伊士運河以東的所有英軍。1966

年,殖民地部併入聯邦事務部,再在1968年與外交部合併為外交及聯邦

事務部。從此以後,英國的策略僅僅是盡量不要讓中國太早收回香港。

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接替麥理浩出任港督的尤德(Edward Youde)在1982年5月來港履

新,當時正值人心惶惶、風雨飄搖的時期。據當年5月和6月進行的一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9

項民意調查顯示,即使 1981 年《英國國籍法》令香港人感到被英國出

賣,大部分香港人仍然寧願繼續受英國統治。英國政府認為尤德有能力

與中國制定出妥當的協議。尤德是職業外交官,曾任英國駐北京大使,

能說流利中文,1949年曾與中國共產黨人談判釋放英國戰艦「紫水晶

號

。

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歷時兩年。首輪談判在1982年10月

至1983年6月進行,主要是由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 Richard Evans )和

中國外交部進行。此時雙方齟齬的重點是,中國要求英國承認中方擁有

香港主權,遭英方拒絕。待到戴卓爾夫人讓步,說如果香港人願意接受

回歸,就會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這樣談判才進入第二階段。另一個問

題是,雙方對於談判最終要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有很不同的看法。前港

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 1o憶述:「我們希

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

份兩三頁 A4 紙大小的文件。

第二階段的談判在1983年7月展開。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為副外長

姚廣,其後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接替;英方代表團團長是前駐華大使

柯利達(Percy Cradcock),在1983年末伊文思接替柯利達出任英方團

長。港督尤德也參加談判,但中方堅持他只能以英方代表團成員身份出

席,中國官方立場是:談判完全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香港人的聲音則

由中國代表。雖然香港民意是一面倒反對回歸中國統治(新華社香港分

社社長許家屯的實際身份是中國駐香港代表,他對這點十分了解),但鄧

小平卻認為香港人渴望回歸中國。他在1983年底警告,如果1984年10

19 譯註:他當時使用的漢名是魏德巍~

Lord Wilson, "Learning to Live with China," in Blyth and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179.

230

香港簡史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談判仍未有結果,中方將單方面宣佈

收回香港的方案。

第二輪談判的主要障礙是英國希望治權和主權分開,1997年香港

主權歸還中國,但繼續由英國管治。柯利達後來說鄧小平決心完全收回

香港,「即使這意味着收回一座荒島」也在所不惜。”中國清楚顯示它

收回香港心意十分堅決,英方到了1983年底不得不改弦易轍,把談判

重點轉為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後如何保持穩定。1984年4月外交大臣賀

維(Geoffrey Howe )遺憾地告訴立法局,希望1997年後香港繼續由英國

管治,是不切實際的設想。中方建議委任一個聯合委員會來管理過渡安

排,這又製造了另一個障礙。港督尤德認為這種做法不可取,建議成立

只擔當諮詢角色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聯合聯絡小組在談判結束後不久

於香港成立,衛奕信擔任英方首席代表,他在1987年回港出任總督)。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在1984年12月19日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兩國在1985年5月28日互換批准書,這份聲明臚列

了雙方關於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協議的要點。整個香港地區將在1997年

7月1日歸還中國統治。英國在該日之前會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並維

持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中國則對此給予合作。香港會成為享有高

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惟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社

會、經濟制度不變,現行法律也基本不變。香港政府保持對其貿易政策

和貿易協定的控制。香港保持自由港地位,並且無須向中國政府繳稅。

言論、出版、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自由均繼續保持。駐紮香港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不會干預特區事務。戴卓爾夫人形容這種一國兩制為

「天才的構想」,鄧小平則說「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

Quoted in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21.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1

歷史唯物主義」,這種安排在1997年後將維持五十年不變。

香港人對於《聯合聲明》反應不一。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希望

香港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但大多數人已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雖然

有些人對未來要在中國統治下生活感到擔憂,但對於終於能達成協議,

他們還是感到欣慰。大部分香港華人領袖曾力促英國盡力保留香港,但

協議達成後,他們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有些人加入中國國籍,並

放棄英國授予的勳章和頭銜,但在北京眼中,這不一定足夠。1984年6

月,行政局資深成員利國偉、鄧蓮如和鍾士元獲邀訪問北京。團長是兩

次獲英國封爵並在早期力促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鍾士元,他因為質疑中

國能否兌現一國兩制承諾而被鄧小平訓斥。

在中國政府眼中,《聯合聲明》的作用是為香港順利回歸做準備,並

令香港人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而感到放心。不過,許多香港人

十分沮喪,並對自己被排除在談判過程之外感到憤怒。政治漫畫家尊子

淋漓盡致地捕捉這些感受,尊子為一份本地重要報章工作,他在一幅漫

畫中把戴卓爾夫人和鄧小平畫成父母,香港則是將嫁給一卷紙的少女,

那卷紙由一個無名無頭的人拿着。那卷紙代表《聯合聲明》,這幅漫畫表

達的是,香港回歸中國猶如中國舊時的盲婚啞嫁,新娘完全不能作主。

這種挫敗感和憤怒可以解釋為何在1980 年代初,大量新政治團體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它們包括:香港前景研究社、新香港學社、匯點、香港論

壇、太平山學會、港人協會、民主公義協會,以及香港政策透視。雖然

這些團體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場,但卻有一些共同特質,它們的組織者通

常是前學運份子,現在則是從事社會服務的專業人士,工作上與社會低

下階層有密切聯繫。這些團體致力於推動民族主義、民主和福利資本主

義,利用舉行公開研討會、新聞發佈會和發表意見書等合法渠道來宣揚

他們的目標。

232

香港簡史

對於英國人來說,《聯合聲明》的功能是為九七後的香港提供保障,

並使英國人能體面地撤退,不致令人覺得他們是被迫交還香港並出賣了

香港人(柯利達稱這份聲明包含了「一切所能想到和雙方能同意的全面

保障」)。2 這也說明了英國人為何在中英談判期間,在香港小幅度地推

行姍姍來遲的民主,這樣做不但為保護在中國統治下的香港,也為令把

香港交還中國統治更容易為英國國會接受。在 1984 年7月,香港政府發

表諮詢文件《代議政制綠皮書》,解釋它的意圖是逐步建立一個「其權力

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港

人負責」的政制。改革方案包括部分立法局議員由間接選舉選出。雖然

政府沒有承諾實行直接選舉,但它在1984年11月發表《代議政制白皮

書》,指「各界人士都認為應該慎重其事,在1988年逐步開始,先直接

選出很小部分的議員,然後按次遞增,至1997年便應有相當多的議員通

過直接選舉選出」

。

中國履行《聯合聲明》而沒有抱怨。但在1985年,中國駐港代表許

家屯指摘英國人違反《聯合聲明》,並意圖在九七後繼續統治香港。為

了息事寧人,英國人同意在1990年《基本法》公佈前不會作重大改革。

雖然 1985年立法局加入二十四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1988年增至二十六

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仍然只佔全體議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全

部不是直選產生,當中半數是由功能組別選出,另一半則由較低級別的

議會,成員組成的選舉團中選出。在1985 年 9 月 26 日舉行立法局十二

個功能組別議席和十二個地區議席的首次間接選舉(該屆立法局共有

五十七個席位)。在此之前,上一次重大政制發展已是1896年的事,該

年行政局加入兩名非官守議員。雖然立法局和行政局都擴大,並且兩局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209.

譯註: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3

都加入了華人議員,但政府的整體架構不曾更動,港督與兩局和公務員

隊伍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沒改變。

恐慌之城

滙豐銀行長久以來是香港殖民地狀態的象徵,1985年滙豐新總行落

成,這座由著名英國建築師霍朗明(Norman Foster)設計的總行,是當

時全世界最昂貴的建築物。銀行高層和政府官員希望這座新建築物會傳

達對於香港前景的信心。此外,雖然許多外資公司面對九七過渡選擇撤

出香港,但更多公司來到這裏,希望利用香港與中國重新結合所提供的

經濟機遇。香港政府似乎在中英談判中很成功地撐過來了。在1985年所

做的調查中,少於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訪者說他們信任中國政府,但說相

信香港政府的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三。

在 1986年5月,總部設在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形容香港是「恐慌之城」(jittery city )。當年4月蘇聯

在切爾諾貝爾的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中國要在距離香港東北約三十英

里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計劃,開始令香港人擔心。核電廠選址是1982

年選定的,該廠將由法國公司興建,當時英國、中國和香港政府全都支

持建廠計劃,但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和地球之友等壓力團體,大力展開

反對興建核電廠的遊說活動。調查顯示,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災難後,

百分之七十七的香港人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計劃;超過一百萬香港人簽署

反對意見書(雖然中國政府決定按計劃建廠後,大多數人就意興闌珊)。

1986 年 12 月 5日,港督尤德在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睡覺時心臟病發辭

世,是第一個死於任內的香港總督,尤德猝逝令香港人的恐懼和不安更

234

香港簡史

形加劇。雖然在中英談判期間,這位港督不獲准正式代表香港,但他仍

在談判中為港人爭取權益,所以他的遺體運回香港舉行喪禮和火化時,

大批民眾前來向這位港督致哀。布政司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由

1986 年 12 月至1987年4月擔任署理港督,直至前港府政治顧問兼漢學

家衛奕信來港接任總督。

面對這種不明朗的情況,有些香港人的反應是更熱中於本地政治,

但其他人則用腳投票。在中英談判之前和期間,不斷有香港人移民海外

(主要目的地是澳洲、英國、加拿大和美國),但《聯合聲明》簽署後,

移民無論數目和意慾都大為增加,香港出現「日益洶湧的移民潮」

。

從

1980至1986年,每年約有二萬名港人移居海外,但根據政府數字,在

1987 和 1989年,移居海外的港人分別升至近三萬人和四萬。這些數字不

容小覷,因為它們只代表那些找到收容國接納他們的人,而沒有反映那

些渴望和曾嘗試移民的人的數目。儘管港督衛奕信否認香港出現人才外

流,但這些移民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能操雙語,並擁有英國護照的中

產專業人士,1981年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了他們的英國居留權,所以

在 1997 年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之前,他們就轉而尋找其他庇護所。

為了維持市民信心,香港政府在1987年5月發表《綠皮書:

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並成立民意匯集處蒐集民意。該綠皮

書列出包括立法局直選在內的四個選項,邀請香港公眾選擇。但是,這

些提出的選項模糊了直選問題(綠皮書沒有直接問回應者是否贊成直接

選舉 )。當年10月民意匯集處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不贊成直

選,但獨立調查顯示絕大部分香港人支持 1988 年實行直選,港人對政

Wong Siu-lun, "Deciding to Stay, Deciding to Move, Deciding Not to Decide,”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36.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5

府的做法反應「非常激烈」

。

批評者指摘政府操弄民意調查以拖延民主

改革。大律師兼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在1988年1月率領民主代表團前往倫

敦,遊說英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支持直選,但失敗而回。在1988年2

月,香港政府發表《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解釋由於缺乏「明

顯的一致意見」,直接選舉會延至1991年才實行。因此,在1988年9月

的立法局選舉中,五十七名議員中有二十六人以間接選舉選出。港府和

英國政府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不推行民主改革,反說香港人不想實

行民主,香港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對三個政府都十分反感。

《基本法》

中方幾乎在履行《聯合聲明》的批准手續後,就馬上着手起草《基

本法》。《基本法》是要將中國在《聯合聲明》許下的保證,明文寫成法

律條文,但中方也可利用此機會,確保1997年前香港的任何政治變化,

都合乎中方心中希望九七後香港的情況。但草擬《基本法》也暴露出《聯

合聲明》的先天弱點——許多這些弱點是一些故意寫得籠統含糊的地方,

因為當初中英雙方談判者無法就這些問題達成協議。由於有這些籠統含

糊之處,英中兩國常常對《聯合聲明》的條文有各自解釋。如政治學者

鄧特抗所說,《聯合聲明》沒有消除中英之間的分歧,反而成為「這些分

歧的源頭」。

雙方爭執的重點是1997年前香港制度變化的步伐和範圍。《聯合聲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84.

James T. H. Tang, “Hong Kong'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The Fate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London: Macmillan, 1997), 150.

236

香港簡史

明》規定香港「現行」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但卻沒有說明「現行」的

定義。中國政府認為,香港應該照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時的模樣交

還中國,但英國政府和港府則說,香港不可能凍結十三年時間而毫無變

化。在中國政府眼中,任何引入政治、制度或立法改變,目的都是為保

持英國在1997年後的存在。英國和中國同意1997年立法局會「由選舉產

生」,但英國和中國對此的解釋非常不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關於全

民普選的建議,尤其是英國人統治香港這麼久,之前卻從不推行普選。

在 1985 年,許家屯宣稱「諮詢」等同於選舉。雖然英國人堅持《聯合聲

明》規定香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中國後來稱他們不清楚英國人對

「選舉」這個詞的定義的後果。但是,早在中英談判結束之前,英國人已

於1984 年建議推行極溫和的改革,包括1985年立法局的間接選舉。

制定《基本法》歷時將近五年。在1985年7月1日,全國人大成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共有五十九名委派成

員(三十六人來自大陸,二十三人來自香港),並在該週在北京舉行首

次全體會議。9月18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在香港成立,有

一百八十名委任成員,全是香港居民。在1986年初,英國外交部主管

香港事務的次官李連登(Timothy Renton)宣佈英國政府的銜接政策,

意思是對於一切涉及九七過渡的事項,英國都會諮詢中國,並且在 1990

年《基本法》公佈前不會推行政治改革。事實上,英國和中國在 1985 年

底達成秘密協議,推遲任何政制改革直至1991年。雖然英國其後說,這

項安排迫使中國政府同意在1991年實行廣泛的政治改革,那是中國原本

不可能容許的,但在許多香港人眼中,銜接政策是向中國政府投降的協

定,並且嚴重損害香港政府的形像。1986年10月英女皇伊利沙伯先後訪

問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是銜接政策獲得批准的象徵。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1988年4月底公佈,進行五個月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7

公眾諮詢,在香港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諮詢期間收到近七萬五千份意

見。經修訂的《基本法(草案)》在1989年2月公佈,在為期八個月的

諮詢期內也接到大量批評,指它沒有擴大代議政制,這些批評主要來自

自由派團體,但也有中間派和保守團體。1989年6月,北京學運最終演

變成「天安門事件」,也擾亂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在中國政府於5

月20日頒佈戒嚴令後,報人查良鏞和聖公會大主教鄺廣傑退出草委會。

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兩名大力鼓吹民主化的起草委員,並兼香港市民支援

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創辦人,則被中國政府撤除草委職務。

英國政府試圖說服中國修訂某些條文,包括容許中國在香港駐軍和

宣佈緊急狀態的條文,但中國反而加上新的條文——第二十三條,這條

文容許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禁止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行為。草

委會在 1990 年1月開會修訂法律後,於該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九次也

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採納最終文本。根據英中兩國官員在1月

至2月間在北京達成的秘密協定,定案須包括一項修訂:1991年立法局

須有十八席直選議席,1995年則增至二十席。英國政府後來為秘密協定

辯護,指全因這一妥協,中方才容許新的政制安排過渡至1997年以後。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基本法》,之後由中國政府頒佈。

大部分香港人都明白到,中國政府試圖藉《基本法》向香港人顯示,

它是真心誠意想要實行一國兩制,但中國政府也以此顯示,九七後香港

的前途是由它主宰。《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它訂明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香港的外交和防務由北京負責,但它可獨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和

奧林匹克委員會等國際組織。雖然《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證香港

法律和司法制度不變,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和修改權,並有權廢除任何它認為牴觸《基本法》的香港法律。

238

香港簡史

九龍城寨的終結

正當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開始倒數,引起舉世矚目之際,瀰漫於中英

談判和《基本法》起草過程的緊張,在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後更形加

劇。不過,相較於歐洲人撤出其他殖民地時,往往免不了暴力和戰亂,

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統治平靜而有序,是相當值得稱道的過程。有一件事

件完全體現出英國在香港統治的終結,而鮮少為香港以外的人所注意。

1987年1月,在中國政府首肯下,香港政府宣佈將在1997年前拆卸九龍

城寨,在原址興建公園。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城寨留給中

國管理,後來因為清兵協助鄉民抵抗英國接管新界,英國人佔領城寨,

這個小地方就成為獨立於香港的飛地,英國通常對它不聞不問,放任自

流。城寨在二次大戰前夕幾乎消失,但在戰後和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

又復甦起來。如同莫理斯所形容,這個地區「給人的感覺是香港裏的飛

地,不屬於這個城市領域的事物,甚至有點虛幻的感覺」。27

到了 1960 年代,城寨已演變成一堆由陳舊破敗建築物混雜而成的

龐然巨物,那些建築物互相緊緊地挨着靠着,幾乎連日光都無法穿透。

城寨裏沒有正式的排污系統,電力是靠一堆密密麻麻的電線非法偷接而

來,而那些電線常引起火災。莫理斯寫道,這個區域是「令人望而生畏

的貧民窟。沒有任何四輪車輛可以開進去,因為裏面的街道不夠寬;城

寨的建築物有些高達十至十二層,犬牙交錯地交織在一起,凝聚成像彷

彿是以磚石構築的龐然巨物,由縱橫交疊的構件、樓梯、通道、水管和

電線密合在一起,通風就只有靠臭氣熏天的通風井 ·迷宮般的黑暗

巷道從這龐然巨物的一頭穿入,再從另一頭穿出,日光根本照不進來,

。

27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1997), 264.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9

成圈狀的電線懸垂吊掛在低矮天花板上,因潮濕而滴着水,景象十分駭人」。28

和香港一樣,城寨成為一個充滿矛盾和細微差別的城市。它既是臭

名遠播國際的黃賭毒中心,也是超過三萬名居民的緊密社群,這些人有

強烈的集體認同感,他們的家就混雜在商店、小型工廠和工場、妓寨、

按摩店、賭場,以及無牌醫生和牙醫診所之間。雖然城寨常由有勢力

的黑社會管理和維持秩序,因此被人批評龍蛇混雜、藏污納垢,不像香

港其他地方那樣法律森嚴、秩序井然,但到了1980年代初,城寨的罪

案率似乎不比周邊地區高。中國政府一直對城寨有種矛盾的感覺,一方

面不放棄它擁有此地區司法管轄權的主張,另一方面又不願為此大做文

章,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英國擁有香港其他地區的司法管轄權。因此,

莫理斯的結論是,城寨「繼續詭異地提醒人們,這裏是中國在香港的舞

台,以及中國人以含蓄、忍耐和欲擒故縱的方式,旁觀這個殖民地的進

展」。

根據 1987 年的協議,城寨在1994年被拆卸夷平,原址改建為中國古

典園林風格的公園,在1995年由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主持開幕。如同《聯合聲明》終結了香港不確定的政治地位,夷

平城寨則象徵中國將在1997年後完全取回這個地區的主權。歷史學家夏

德士( Seth Harter)所說,在城寨原址重建中國古典園林,是蓄意要強調

香港原來的中國特質,而非英國人來到以後,香港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所

具有的中西混合特性。這座園林公園是按清朝初年的風格建造,那是鴉

片戰爭前中國的「盛世」,文化、經濟發展和版圖擴展都達到顛峰,此時

的中國「幾乎不受歐洲殖民主義騷擾」,清帝國對廣州和香港地區的控制

Ibid.

Ibid., 265.

240

香港簡史

能力也達到最頂點。《聯合聲明》令失落已久的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重新

統一,這種「純中國式」園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把香港殖民時代前的

過去跟它殖民時代後的現代與未來統一起來。30

Seth Harter, “Hong Kong's Dirty Little Secret: Clearing the Walled City of Kowloo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1) (November 2000): 104-5.

第八章

九七倒數

及至 1980 年代末,大部分香港人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都接受香港

主權到了 1997年回歸中國已是無可改變之事。1988年一項民意調查顯

示,逾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恢復統治香港會損害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

接近一半人說他們信任香港政府,約百分之三十的人說信任英國政府,

但只有約百分之二十的人說信任中國政府。超過百分七十的人希望香港

可以實行民主(雖然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支持創立政黨)。但是,1989

年春天北京發生的事件,令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蕩然無存,並

且「有意識地......重新思索自己的身份認同,以及對於未來的選擇」。

1989年4月15日,因阻止1986年學生示威不力而遭撤職的前中共

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組織了一連串爭取民主的示威。到了5

月4日「四五運動」七十周年的日子,示威引起全世界關注。學生在5

月13日佔據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抗議政府貪腐,並要求民主改革。在

香港,北京的示威是給人希望的徵兆,預示中國即將邁入民主。但是,

總理李鵬在5月20日頒佈戒嚴令,超過五十萬香港人冒着颱風上街遊

行,表達支持北京示威者。

有些人參加遊行是出於愛國,另一些則因在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Lynn White and Li Cheng,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0.

242

香港簡史

的制定過程中,對香港人被拒諸門外而感到不滿。本地民主運動領袖組

織支聯會,這個組織馬上發動籌款(主要靠舉辦大型流行音樂會),以

購買毛毯、睡袋和帳篷派發給北京學生。北京的示威也令許多人相信,

香港須要加快步伐推進自己的民主化。在 5月 24 日,行政立法兩局官守

議員一致同意,香港立法機關百分之五十的成員在1995年由直接選舉產

生,到 2003 年則全部由直選產生。即使正常情況下會反對香港推行民主

的保守商人,也開始表示支持學生,並希望中國的政治改革能加速香港

民主化。

天安門廣場:反應與影響

2 和全

在6月4日,天安門事件發生,「令整個殖民地為之哀慟」

球數以百萬計在電視上目睹鎮壓景像的人一樣,香港人感到震駭、厭惡

和驚恐。他們也擔心類似情況1997年後會在香港發生。香港發生此地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示威,近一百萬人上街示威,許多人身穿中國傳

統喪俗的黑色和白色衣服,或者戴上黑色臂章,他們遊行支持倒下的示

威者,又譴責中國領導人。參與這場抗議示威的有香港各色人等,包括

原本不願沾惹政治的商人、親北京的工會人士,以及中國銀行和親北京

報章的僱員。豎立在中環紀念陣亡將士的和平紀念碑滿佈鮮花和黑色旗

幟。許多人跑去捐血。有些人則從本地的中資銀行提走存款,試圖藉此

令這些銀行發生擠提。支聯會收到超過三千萬元港幣支持中國民主運動

的捐款。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London: Viking,1989),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3

天安門廣場改變了香港人對九七回歸和中國政府的看法。雖然在

1949 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前後離開大陸的老一輩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一貫無甚好感,但許多年輕人相信中國政府已經改弦易轍,尤其是在

1970 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但是,天安門事件令許多香港人

對中國政府信心蕩然,也對香港前途完全盡失信心。這反映於股票市場

下挫百分之二十五,房地產價值下跌,申請移民人數大增,而在該年稍

後進行的調查顯示,人們對於中國在1997年後不會改變香港大失信心。

港同盟主席李柱銘比喻把香港人交給中國,等於把猶太人交給希特勒的

納粹德國。著名女商人兼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問英國人怎麼能心安理得「把

英國子民交給一個毫不猶疑地用坦克和軍隊對付本國人民的政權」。

英國對於天安門事件最初的反應是震驚。首相戴卓爾夫人表示,對

於殺戮感到「極度反感和憤怒」,承諾會放寬英國移民法律,以協助減輕

香港人的憂慮。1989 年7月,英國政府片面中止原定該年夏天舉行的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但是,英國說1984年的《聯合聲明》仍然有效,

北京承諾保持香港自治五十年。英國政府能做的不多。該年夏天,戴卓

爾夫人在幾個國際論壇上提到香港的情況,《人民日報》指摘英國人意圖

利用國際支持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但是,英國人確實採取了幾項措施去

安撫國際社會和恢復香港信心:鼓勵香港市民留港的國籍計劃,加快推

行代議政制,以及《人權法案》在1997年後維持有效。

如果香港人突然大舉出走,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對於這點英國官

員、港府官員和本地商界領袖全都了然於胸。行政立法兩局因此推出「香

港是我家」運動,要求英國政府給予三百二十五萬香港英籍居民可到英

國定居的英國本土公民身份,並協助其餘港人在別的地方尋找家園,這

個主意的目的是替香港人留個退路,如果九七後情況變壞可以選擇離

開,從而令他們安心留港。戴卓爾政府斷然拒絕,考慮到當時英國失業

244

香港簡史

率節節上升,這種反應毫不奇怪;而中國政府也會認為這種要求是侮辱

它在《聯合聲明》所作的保證。在1989年7月,外交大臣賀維訪港,他

在香港淡化給予港人英國本土公民權的可能性。反之,英國政府勉為其

難地答應港督衛奕信提出的要求,向五萬五千名擔任要職的合資格港人

及其直系親屬發出居英權,總共涉及二十二萬五千名香港居民。

1989 年 12 月頒佈的《英國國籍(香港)法案》,向五萬五千名這類

人士及其家屬提供英國本土國籍( 當中三分之二來自私人企業,三分之

一來自政府部門,這個向港人發出英國公民權的名額,是外交部與內政

部妥協折衷的結果,前者希望人數盡量多,後者則希望盡量少)。中國政

府指摘英國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堅稱它在1997年後不會承

認這些人是英國子民。結果,申請這個居英權方案的人數,比英國政府

和港府所預期的少,主要是因為大部分人知道,推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

要令他們放心留在香港,另外也因為中國說,持有這種新護照的人在中

國境內不會享有領事保護。

1991年6月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是英國政府

試圖恢復港人信心的另一舉措。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反對這法案,指它

牴觸法律和《聯合聲明》的精神,並說《基本法》已提供足夠保障。但

本地法律學者有不同意見,而且 1989年10月港督衛奕信宣佈政府會制

定新的人權法案,以體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的條文。中國自然把這條

法案視為侮辱,不但因為它質疑中國是否有誠意遵諾,保持香港現有經

濟和政治制度,還因為英國遲遲沒有制定這樣的法案,直至他們管治香

港的最後十年才忽然制定。中方官員此時宣稱,中方有權檢討和廢止任

何牴觸《基本法》的香港法律(包括《人權法》)。

雖然中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後努力挽回港人信心,並重申對於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5

九七後香港維持不變的承諾,但它譴責香港人捐款給示威學生,指摘他

們想協助學生推翻中國政府。有些中國官員甚至把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稱

為美國與香港聯手的陰謀。幾個曾支持示威者並參與香港示威的本地共

產黨組織,也遭到中國政府清洗。在1989年7月11日,新任中共總書記

江澤民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告戒,暗示九七後中國不會在香港實行

社會主義,香港也不應強行要中國實行民主和資本主義。在7 月 21 日,

《人民日報》譴責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兩名支聯會創辦人進行「種種顛覆中

央人民政府的活動」。中國政府撤除李柱銘和司徒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的職務(這令兩人在香港獲得更大支持),並要求香港政府取締支聯

會。儘管港府指這種組織在香港完全合法,但在10月23日,港府政治

顧問歐威廉(William Ehrman)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部長紀紹祥保

證,港政「無意讓香港被人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

新機場爭議

天安門事件破壞了英中兩國政府之間本已脆弱的互信,也損害兩國

往後幾年的關係,還令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互不信任和猜疑。例如在

1989 年秋天,中國游泳運動員楊洋自稱是中國民運組織成員,在香港尋

求政治庇護,引發一場紛爭。中國要求把楊洋遣返大陸,遭港府拒絕,

中國政府則不肯接收在香港被捕的大陸非法入境者。此舉引起香港和廣

東省大為焦慮,香港許多人擔心這消息會引發非法入境者大量湧入,廣

東官員則憂慮中國各地的無業遊民為了偷渡到香港,會從四面八方跑到

廣東,令這個省不勝負荷。

楊洋事件的重要性到了10月底已減退,但港督衛奕信在該月宣佈

246

香港簡史

在大嶼山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和貨櫃碼頭的計劃後,港府和中國政府的關

係又再度緊張。位於九龍的現有啟德機場已無法再擴建,而且香港最近

超越鹿特丹成為世界最繁忙的貨櫃港。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將耗資

一千三百億港元,雖然第一階段(機場)到1997年就能竣工,但整個計

劃要到2006年才完成。許多觀察家認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恢復香港人

對前途的信心,尤其是衛奕信是在開展草擬《人權法》過程的同月宣佈

此計劃,但衛奕信後來否認這個說法。

在天安門事件後,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幾乎馬上成為英中兩國

衝突的源頭。中國政府說,任何影響到九七後香港的政策都要諮詢它,

認為此計劃是詭計,目的是令它為1997年前未能完工的建設付賬,就

如江澤民所形容:「你請客,我付鈔。」在1990年4月27日,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堅稱,所有重大決策都應諮詢中國。到了

8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要求英國派代表團到北京商討

新機場計劃・英國政府認為,興建新機場是香港內部經濟事務,無須徵

得英國或中國政府同意,抨擊中國阻撓計劃是想逼英國遏制香港的民主

化。不過,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祈福禮勳爵(Lord

Caithness )在1990年9月突然訪港,並宣佈會就新機場計劃諮詢北京,

責成港府向中國官員提供有關計劃的資料。

但是,在中國的機場代表團到達前,香港政府就在10月宣佈會動用

公帑按原定計劃開展新機場計劃的第一期工程——興建青馬大橋。在中

國政府拒絕認可該計劃後,港督衛奕信在1991年1月訪問北京,與中方

討論新機場計劃。衛奕信現在強調港府準備更加靈活變通,並同意任何

這類跨越1997年7月的計劃,都會先諮詢中國。到了4月,英國外交大

臣韓達德(Douglas Hurd )前往北京商討新機場計劃,他是天安門事件後

訪華的最高級英國官員。最後,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的外交政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7

策顧問柯利達,在6月率領秘密代表團到北京商討機場問題。在同一時

間,港督衛奕信前往倫敦,與馬卓安和其他高級英國官員會面。

經過超過一年半時間苦心經營之後,終於達成一個折衷方案。1991

年6月30日,柯利達與中方草簽諒解備忘錄,而7月4日衛奕信公佈

中英就興建新機場計劃的協議:香港負責承擔計劃第一期的費用,一名

中國官員會參與規劃和建築,英國外交大臣和中國外交部長每年會晤兩

次,而英國首相馬卓安會訪問中國以示尊重(他成為天安門事件後首位

訪問中國的主要西方領袖)。1991年9月3日,馬卓安抵達北京,與中

國總理李鵬簽署諒解備忘錄。儘管這份備忘錄舒緩了中英兩國的緊張關

係,但許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讓步令中國過多地左右九七前香港的財務管

理,屬不必要之舉。

應付九七

天安門事件後中英雙方之間達成的種種妥協,香港人無權置喙。有人

建議促請中國把香港租借給聯合國一百年,這個建議中國政府絕不可能接

受,但它揭示出香港人的挫敗感和無奈感。有些觀察家甚至斷言,香港節

節上升的離婚率(香港離婚率由1983年至1992年上升了一倍)與這種悒

鬱有關。即使香港人不大憂慮天安門廣場那樣的殘酷鎮壓會在香港發生,

但許多人擔心中國官員對香港了解不足,而這並非杞人憂天。1988年新

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承認,若非曾在香港居住和工作了四年,他可能

就會像在大陸的同志一樣,對於資本主義有着無知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瑞環在1995年3月承認,中國領導人不了解香港賴以成功的因

素。李瑞環用一個故事比喻中國收回香港,他說:有位婦人有一把百年紫

248

香港簡史

砂茶壺,用來沏茶茶香氤氲。婦人把茶壺拿去賣,她不知道積澱在壺內的

茶垢是茶香的來源,將之全部刷洗掉,結果原來想買壺的客人一看,就說

這隻茶壺一文不值了。如李瑞環所說:「許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

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來,也很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

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和九七帶來的不明朗因素,令香港人惶恐不安,

以下兩種主要策略是許多人的反應:用腳投票和用選票投票。香港人移

民海外屬於一種長期趨勢,而非純粹因天安門事件引發的反應,不過,

移民數目由 1989年四萬人激增至 1990 年的六萬五千人,1992年更攀升

至六萬六千人的巔峰。從1984年到主權移交前夕,香港總人口中約有一

成人離開,他們主要移民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國,也有前往英國、新西

蘭和新加坡等地(新加坡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後宣佈,在往後五至八年,

它容許二萬五千個香港家庭移居該國,第二天就有超過一萬人湧到新加

坡領事館 )。到了1990年代初,有近五萬八千名香港出生的人居住在澳

洲,五萬人在加拿大,十四萬七千人在美國,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如

悉尼、舊金山、洛杉磯、紐約、溫哥華和多倫多。另外,從1960 年代

到 1980 年代英國頒佈各種移民法,減慢了移民遷入英國的速度,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華人還是佔英國第三大族裔。

儘管不少移居海外的人在取得外國國籍後就回流,但這些數目龐大

的移民,擴大了海外的香港人社群,並創造了兩種新形的家庭結構

太空人家庭和降落傘兒童。「太空人」是粵語相關語,指太太不在身邊的

男人,這些人移民後把妻兒留在海外,自己則穿梭香港和移居地工作或

做生意;降落傘兒童是父母回流香港,自己卻被父母為安全計留在海外

的兒童。學者認為兩種做法都令家在何處的概念變得複雜,並且顯示這

Quoted in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56.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9

些人不願意完全斷絕與香港的聯繫。也許更加重要的是經濟因素:這些

家庭很快發現,他們在新定居地的收入,比不上他們在香港所賺的多。

天安門事件令許多人離開香港,但也促使許多人投身本地政治,從

而帶來一種政治覺醒。這種對於政治的新興趣,雖然是源於對於北京

鎮壓的關注,但也反映出對於九七後中國當局會在香港做出什麼事的恐

懼。1994年2月的一項民意調查,受訪者中滿意香港政府的表現有百分

之五十八,但滿意中國政府表現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如同社會學家蘇

耀昌解釋,天安門事件「引起香港公民社會的大規模發展」。各種新的

公民組織紛紛成立,學生運動也復興。天安門事件後,「民主和民主派成

為主宰香港政治話語的用詞」,即使是保守商人和親中左派都改變對於

民主化的思維。天安門事件也強化了現有的香港身份認同感。它提醒許

多人,雖然種族上他們屬於華人,但他們不認同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

府。政治學者林恩·懷特(Lynn White)和李成說:「儘管他們對中國政

府愈來愈不滿,並向國際尋找日後可能需要的託庇之所,但在那一年,

香港人變得更加中國化。

天安門事件後,英國無論在香港和國際都受到很大壓力,要求它加

快香港的民主化。不過,由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提出,香港立法機關

在 1995 年半數議席直選,2003年全部直選的建議,遭到中國反對。到

1990年1月,港督衛奕信說服中國總理李鵬和其他北京的中國官員,如

不在 1991 年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員數目,會損害市民對港府和北京為九七

後制定的政治方案的信心。妥協之下,英國人同意1991年立法局可以有

十八個直選議席,而中國則容許1997年的香港特區立法會有二十個議席

4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9, 176.

White and Li, “China Coast Identities," 190.

250

香港簡史

直選,1999年增至二十四個,2003年再增至三十個。在1991年3月,

超過424,000人(佔選民人數的32.5%)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在5月,

超過393,000人(選民人數的23%)在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選舉中投票

1991年9月舉行首屆立法局直接選舉,儘管前往投票的人不到登記選民

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約750,000人),但這次選舉還是能反映許多香港

人對中國政府的感覺。這次選舉中最重要的議題是候選人對天安門事件

的反應。結果民主派候選人大獲全勝,親北京候選人則悉數落選。1990

年創立、由李柱銘、司徒華、楊森(社會工作學教授)、吳崇文(醫生)、

李永達(教師)、蕭賢英(工會領袖)和吳明欽(教師)率領的香港民主

同盟(港同盟),在十八個議席中贏得十二個。

對中國來說,1991年9月的這場選舉是極大恥辱,以致中國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要警告港督衛奕信不要委任李柱銘和司徒華為行政

局議員。雪上加霜的是,到了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大部分

直選產生的立法局議員抗議中國對待政治犯的手法。雖然魯平在1992 年

3月鼓勵香港人參與本地政黨政治,但在6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

席代郭豐民反對委任李柱銘進入行政局。衛奕信說,委任行政局議員是

港督專有的特權,不過,最後如中方所願,沒有一名港同盟領袖獲委任

進入行政局。

最後的帝國主義者:彭定康的改革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這片充滿政治爭議和情緒高漲的

氣氛中上場。彭定康被派來安排英國撤出這個它最後的主要殖民地,因

此他被稱為「最後的帝國主義者」。彭定康在1992年抵港時,由一開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1

始就清楚顯示他是與眾不同的港督。不但由於他不穿傳統總督官服和裝

束,還在於他是首名政治任命的香港總督,他因為以保守黨主席身份協

助該黨贏得1992年的大選(卻丟掉自己的下議院議席),而獲他的朋友

馬卓安給予港督職位。

身為政治任命的官員,彭定康擁有比以往港督更大的政治實力。他

在1992年10月初宣佈建議,在1994年至1995年推行一系列擴大功能組

別選民基礎,並加強立法局代表性的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包括:立法局

直選議席數目由十八個增至二十個(符合《基本法》規定);取消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二十一個功能組別的團體投票由個人

投票取代,從而擴大選民基礎,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地區直選的多議

席選區制改為單議席選區制;以及投票年齡由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和

英國和中國一樣 )。

由於英國人對於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長久以來總是諸多推搪,因

此許多批評者(不只是中國政府官員)認為,彭定康是受英國政府之命

來香港擘劃英國的光榮撤退,遏止因天安門事件後的疑慮產生的反英情

緒,並協助英國在九七後保持影響力。但是,彭定康提出的改革也體現

了許多香港政壇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港同盟主席李柱銘和副主席司徒華

在1992年5月前往英國,面見馬卓安和候任港督彭定康,討論在1995年

選舉中增加直選議席。如同彭定康所說,他嘗試利用《基本法》的「灰

色地帶」,給予香港人盡量多的控制權為自己的事務作主,同時安定民

心,令他們相信香港在九七後會有確定前景。顧汝德認為:「事實上,到

了1990 年代末,如果再不擴大公眾在管治過程的參與,香港政治制度的

公信力顯然已難以為繼,還可能造成政府的統治危機。」。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0.

252

香港簡史

彭定康的改革其實並非如他描述的那麼激進,立法局的直選議席連

三分之一都不到。不過,改革超出中國的容忍限度,並且沒有遵從任何

影響香港九七後情況的政治安排,均須諮詢中國的做法(儘管這種做法

是新定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不信任彭定康,指他的政改方案違反

《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兩國外長在1990年達成的諒解。彭定康

因提出此改革方案而在香港民望極高,一般民眾對他尤其擁戴。北京要

求英國撤換彭定康,但英國人深知這樣做不但會令它在香港威信掃地,

還會損害它在國際社會的聲望。在1993年3月,中國同意與英國磋商

1994年和1995年選舉安排事宜。中方願意降低投票年齡,但不願取消市

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指此事應由九七後的香港政府

決定。中方也希望保留團體投票,因為他們想立法局內有代表商界和金

融界利益的人。中方接受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選舉採用單議席

單票制,但希望立法局暫時不要採用這種投票制度。

雙方經過十七輪談判仍沒能達成協議。英國人在一份國會白皮書公

佈談判過程,並堅說他們的建議是香港人所希望得到的,在1993年11

月通過經過修訂的彭定康政改方案,並且只在幾天前通知中國,同時希

望繼續談判。中國中止談判並宣佈將「另起爐灶」,堅稱彭定康進行的改

革在九七後會被新的制度統統取代。中國也先發制人成立預備工作委員

會(預委會),負責委任成員組織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

處理 1997 年7月1日後香港各項事宜的安排。預委會主任委員一職由中

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擔任,五十七名委員全是來自中國政治機器

或以反對彭定康方案著稱的香港人。中方指摘英方缺乏誠意,並違反中

英兩國的協議和諒解,把談判破裂歸咎英方。立法局在1994年6月底投

票,以三十四票對二十四票通過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獲得立法局支

持的彭定康,決定片面地把他建議的1994年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選舉,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3

以及 1995 年立法局選舉的方案付諸實踐。北京的反應是宣佈由彭定康

的政改制度所選出的最後一屆立法局,會在九七後解散,由四百人組成

的推選委員會委任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取代。這令立法局議員過渡

九七、擔任議員至1999年中的直通車安排成為泡影。

許多批評者責怪彭定康令十年來中英之間的諒解盡付東流,這些人

忽略了兩國早前已因天安門事件和新機場計劃而關係緊張。支持彭定康

的人則指北京只是利用他的改革方案,令自己在主權移交前能加強對香

港的控制。雙方都低估了彭定康複雜的兩難處境:他希望藉着推行民主

和比衛奕信更出色的表現(香港和英國有許多人覺得衛奕信太容易向中

國屈服),能令英國人留下美好形象,並獲得香港人支持,另一方面又

與中國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中國政府不相信彭定康開展政治改革是出

於真心誠意。令彭定康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倫敦為了修補與北京的關

係,在1995年突然撤回對其改革方案的支持。

無論如何,彭定康提出的改革方案引起北京與倫敦之間多年的摩擦

和猜疑,雙方都自稱恪守《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北京憂慮香港民主

運動會激發大陸民運復熾,因此中方對於香港民主改革的立場,比起天

安門示威之前更強硬。在一些中國官員眼中,彭定康建議的政改方案不

但牴觸《聯合聲明》,而且是想靠推行民主來延續英國的影響力,甚至藉

此搞亂中國。中國還指摘英國違反英方否認曾經達成的一些秘密協議。

北京為聲討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年後才忽然實行民主,並違

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使用了一些自文革以後已不曾見過的反

帝國主義語言,包括針對彭定康提出各種各樣露骨粗俗的謾罵,如「騙

子」、「毒蛇」、「娼妓」、「兩頭蛇」、「千古罪人」,以及為民主派跳「最

後探戈」。中方也支持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這個本地基層政治團體

是在彭定康 1992年來港後不久成立的。

254

香港簡史

雖然在 1995 年後,中英兩國就終審法院和新機場計劃的問題達成協

議,雙方關係有所改善,但仍遠稱不上一帆風順。錢其琛在1995 年 10

月訪問英國,中英兩國外長同意在有關香港的事宜上合作。彭定康承諾

協助預委會和日後獲選為香港行政長官的人。港澳辦主任魯平在1996年

3月訪港,香港布政司陳方安生則在翌月前往北京。但雙方無法就 1997

年7月的交接典禮安排達成協議。香港政府不願意將某些關於政府部門

的資料交給中國,並大力反對成立臨時立法會,堅稱香港不能同時有兩

個立法機構。

北京和倫敦開始直接合作規劃 1997年的主權移交之時,彭定康就逐

漸被邊緣化 ( 柯利達把此情況稱為「這位總督難以置信地萎縮的奇景」)。

無論如何,彭定康的改革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它們有利於民主派陣

營,因為民主黨在1995年後掌握了近半數立法局議席。彭定康的政改

方案引起中英衝突,但這方案也代表許多香港人的願望,這可清楚見於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結果。該年9月,香港登記選民中有百分之三十六

的人投了票,許多人捨棄被視為親中的候選人,如民建聯成員。親中候

選人在六十席中只奪得十六席。以李柱銘為首的民主黨在選舉中得勝,

雖然他們不會因此獲得執政權,但李柱銘、司徒華、劉千石和劉慧卿等

民主派人士,成為立法局民望最高的議員。

彭定康的改革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透過正規渠道的政治參與,令「投

票成為社會認可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導致了一種「爭逐式民主」,因

為被彭定康違反《聯合聲明》激怒的北京,憤而委任商人到預委會擔當

本地顧問。在1996年1月底,北京根據《基本法》規定成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共有一百五十名委員(五十六人來自大陸,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215.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5

九十四人來自香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擔任主任委員。許多香港

籌委是眾所周知的親中商人;二十八人來自政黨或政治團體,如新香港

同盟、香港協進聯盟、民建聯、香港自由民主聯會,以及香港民主民生

協進會(民協)。大部分香港人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中國的

主要政治諮詢機構)和全國人大委員。有一批人卻不見於其中,十分惹

人矚目:儘管民主黨是立法局內最大政黨,但該黨沒有一人獲委任為籌

委。李柱銘批評北京和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北京把他的黨摒諸籌

委會門外。

在1996年11月,籌委會成立四百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

推選委員會( 推委會 ),負責選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和組織臨時立法

會。推委會成員同樣絕大多數是富商巨賈(包括李嘉誠、郭炳湘、胡應

湘、何鴻燊和李兆基這些重量級富豪)。到了12月,推委會成立了不經

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準備在1997年6月30日後運作,引起港府和英國

政府抗議。籌委會試圖令這個臨時機構類似於香港立法局:六十名成員

中超過一半是現任立法局議員(包括四名民協成員,但李柱銘的民主黨

無人入選)。另外,十名在 1995年選舉中落敗的親中候選人獲委任進臨

立會,而百分之八十五的臨立會議員本身是推委會成員。籌委會內一名

港人成員投票反對成立臨時立法機關,中國官員宣佈將開除他出籌委會

及推選九七後香港行政長官的委員會。

彭定康的改革可能也令北京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並表現出不

會容忍批評和異見姿態。在1994年8月,中國政府關閉香港傳奇企業家

黎智英擁有的服裝連鎖店佐丹奴在北京的分店。黎智英是香港銷量最高

的週刊《壹週刊》創辦人,經常批評中國領導人,甚至稱總理李鵬是「IQ

零蛋的王八蛋」和「國恥」。彭定康的改革也加劇了1990年代瀰漫香港

的不明朗情緒。人們十分關注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支持彭定康改革

256

香港簡史

的人)在九七後能否保留現職。此外,這些政治改革不但沒有令英國從

香港撤退顯得光榮,反而令人注意它的歷史缺失。例如,眾所周知立場

反中的立法局議員李卓人,在1996年10月就批評英國人這麼遲才實行

民主。

特區行政長官角逐戰

臨立會選出後,中國總理李鵬在1996年12 月任命前航運大亨董建

華為香港行政長官,管治主權移交後的香港。雖然行政長官的推選過程

並不民主,但其設計是讓全體香港社會得以參與,候選人在推選過程中

會與所有主要政黨和利益團體會面。許多人在電視上觀看推選委員會聽

取候選人報告施政主張的直播。在競選中也看到,一些曾經敦促英國保

留香港的上層精英,在 1984年《聯合聲明》後就改變效忠對象。開始使

用中文名字的羅德丞(歐亞混血裔律師羅文錦之子)在1990年代初取得

中國護照,放棄英國國籍和大英帝國司令勳銜(CBE)。但羅德丞的支

持率只有約百分之一,遂知難而退。羅德丞退出競選後,前按察司兼東

亞銀行董事李福善(他是本書第五章提過的李子方的姪兒)參與角逐。

李福善贊成成立臨時立法會,又支持收緊治安管理,以維持香港穩定繁

榮。放棄英國爵位參選的首席按察司楊鐵樑,則警告不要挑戰中國權

威。已故船王包玉剛女婿吳光正也參選角逐,他在宣佈參選前曾向北京

方面探聽口風。

董建華贏得百分之八十的選票,他受到青睞毫不令人驚訝。中國國

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前在北京的一次會面中,特意走向身處

眾人之中的董建華,與他親切握手,許多學者就認為董建華當選已成定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7

局。許多批評者(尤其是西方媒體)嘲笑他缺乏政治經驗,視他為北京

的傀儡,但有些中國領導人和香港親中陣營反而擔心他在政治上是否可

靠(他的家族與台灣有長久的聯繫)。美國報界尤其視他為北京的馬前

卒,不過,如香港記者秦家在主權移交前夕指出,在殖民地時代,所

有港督都是由倫敦委派,從沒有徵詢香港人意見,而董建華獲委任前,

至少還是稍為徵詢過香港人的意見。

董建華生於上海,分別在上海、香港和英國受教育,1960 年代曾在

美國工作。雖然他的父親,在1949年共產革命後被迫離開中國來到香

港,但仍把兒子送到香港的親中學校唸書,他在香港建立航運王國,日

後由兒子繼承。董建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其來有自,1980年

代他的公司東方海外瀕臨破產,全靠得到中國銀行幫助才渡過難關。董

建華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又獲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名為

政協委員,在香港也有頗豐富的營商和從政經驗。雖然在1996年末參選

行政長官之前,董建華的名字不大為人熟悉,但他是1992年首批獲北京

委任的港事顧問之一,同年得到中國政府間接推薦後,他獲彭定康委任

為行政局議員(後來為避免與籌委職務有利益衝突,他辭去行政局議席)。

董建華當選特首後不久,就委任他的行政會議成員,當時彭定康仍

是港督,董建華的行政會議的安排,是想同時令香港人和中方利益集團

滿意,方法之一是保留兩名彭定康的行政局議員。董建華因為沒有委任

任何民主黨成員加入行政會議而受抨擊,新的行政會議被指跟殖民地時

代的行政局沒有分別。另外,他也因為支持中國提出限制香港政治表達

的建議而惹來批評。董建華在談論公民自由時,常常強調社會秩序,不

滿香港的公眾示威和抗議,並且屢屢提起他記憶中美國的抗議示威事件

Frank Ching, “Misreading Hong Kong," Foreign Affairs 73(3) (1997): 54.

譯註:董浩雲·

258

香港簡史

來為自己的態度辯護,董建華說他在美國的時候,「目睹權威漸漸受到侵

蝕」,因而「社會變得沒有人們所希望的那麼有秩序」。董建華在競選

行政長官的過程中,始終認為香港人關心房屋和教育問題多於政治和抗

議。他警告,為防止外國勢力干擾香港主權移交,或須犧牲表達自由。

董建華另一為人詬病之處,是他反對本地政黨接受外國捐款,但自己卻

在1992年英國大選中向保守黨捐贈巨款。

倒數結束

1997年6月30日晚上8時,香港維多利亞港舉行了有史以來最昂

貴的煙火表演。之後不久,在位於灣仔海濱新建成的會議展覽中心新翼

內,四千名嘉賓就坐享用精緻晚宴,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正越過邊

界,準備進駐香港接管防務。英國王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率領英國代表

團參加政權交接儀式,團員包括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外相郭偉邦

( Robin Cook)、港督彭定康和英軍總參謀長格思理(Charles Guthrie)將

軍。中方代表則有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兼

外交部長錢其琛、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張萬年和董建華。嘉賓中有來

自全球各地的代表。在這場廣州報章所稱的「中外傳媒世紀之戰」中,

數以千計記者前來報道這個歷史時刻和慶祝活動。法國出生的著名美籍

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和一個香港的兒童合唱團合作演出,香港管弦樂團

演奏大陸作曲家譚盾特別為香港回歸創作的《交響曲1997》。

晚上 11 時 30 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旗徐徐降下,查理斯王子開始

演說,內容主要是保證英國會履行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王子說,

香港憑着「拼勁與穩定」,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經濟成就,還顯示「東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9

方與西方可以共存共榮」。查理斯王子宣佈:「1984年的《聯合聲明》向

世人許下莊嚴承諾」,將「保證香港的生活方式不變」。他承諾英國會「毫

不動搖地支持《聯合聲明》」。隨着午夜臨近,英國統治進入尾聲,王子

向香港人承諾,「我們不會忘記大家,我們還會以最關切的眼光,注視你

們走入不凡的歷史新紀元。」

在7月1日凌晨零時,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冉冉上升,伴隨中

國國旗升起的,還有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旗飾有香港特區的官

方標誌——洋紫荊。在約半英里以外的駐港英軍總部",軍營指揮官把這

座建築物移交解放軍。首位訪問香港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國家主席江

澤民宣佈,1997年7月1日這一天,「將作為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載

入史冊」。江澤民說:「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香港同

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嶄新

的時代。」他承諾,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方針。2

董建華是香港開埠一百五十多年來首名管治此地的華人,他在就職

演說中宣佈:「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

又強調香港「終於重新跨進祖國溫暖的家門」。董建華向他的新選民和

世界保證:「我們非常珍惜這權力,我們會負責任地運用這權力。」"主

權交接儀式舉行過後不久,英國代表團乘坐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

( Britannia )和英國軍艦「漆咸號」(Chatam )離開這個前殖民地。彭定

康和家人在碼頭向群眾揮手道別之際,皇家海軍陸戰隊軍樂隊演奏《不

列顛尼亞主宰天下》( Rule Britannia)和《希望與榮耀之地》(Land of

Reprinted in Alan Knight and Yoshiko Nakano, eds., Reporting Hong Kong: Foreign Media

and the Handov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95-97.

譯註:添馬艦基地,

Ibid., 197-99.

Ibid., 199-200.

260

香港簡史

Hope and Glory)。在7月1日清晨,解放軍四千名部隊和二十輪裝甲運

兵車越過邊界,這是自從1953年慶祝英女皇伊利沙伯登基以來,香港從

未看過的軍力展示。另外還有解放軍部隊坐直升機和海軍艦艇到來。

這次政權移交和其他歷史事件一樣,對於參與其中的各方,意義各

有不同。對英國來說,這標誌著這個曾是世界最大帝國的終結,現在大

英帝國主要只有直布羅陀和十來個散佈在世界各大洋上的小島。英國廣

播公司(BBC)電視新聞在6月30日報道:「在季風時節黑雲壓頂的天

空下,香港甦醒過來,迎接英國統治的最後一天,也迎接注定到來的不

確定命運。」“ 在6月30日,大雨滂沱之下,前英國海軍基地“舉行了

一場令人感慨萬千的典禮,彭定康在典禮上宣佈,這一天是「應當慶賀

而非感傷的日子」。他強調對於香港的「承諾」,以及它「不會改變的命

運」,他說:「這座偉大城市的故事,早在今晚之前的歲月已經開始,而

今晚之後的成功歲月,也肯定會把這個故事延續下去。」身穿白色熱帶

制服的皇家海軍陸戰隊軍樂隊成員,還有穿蘇格蘭裙的黑衛士兵團和蘇

格蘭師團風笛手,加上啹喀兵團和蘇格蘭近衛團的樂手一同列隊,吹奏

最後的歸營號。英國陸軍、皇家空軍和海軍官兵,在查理斯王子、彭定

康和其他英國代表面前步操,有數千名觀眾在場觀看。英國國旗在大雨

紛飛之中徐徐降下。這個儀式中有一個人的缺席十分顯眼,那就是董建

華,他當時去了迎接國家主席江澤民。董建華在儀式舉行前說,他不出

席並非輕蔑英國人,無論如何,這象徵了香港新的政治地位。按照古老

傳統,離任港督的坐駕會沿港督府車道繞行三周,寓意會重回這個殖民

地,但這次彭定康的坐駕只繞行兩周。

Quoted in Allan Knight, “Will the Chinese Be Kinder about British Rule? The BBC,"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120.

譯註:添馬艦基地·

Reprinted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194-95.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1

然而,英國也因為這次主權移交而贏得新的威望和尊重。在對香港

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

搖身一變,忽然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西方媒體尤其以這種形象

來呈現英國人),而對比起中國政權,這個形象更是鮮明。有關殖民地政

府種族歧視和缺乏政治代表性的種種歷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種

自鳴得意的信念,認為香港若非在英國統治下變得如此繁榮,中國大概

不會想拿回這個城市。英國廣播公司在報道中讚揚香港是「英國的遺產、

自由市場的低税天堂、華人幹勁與英國仁治的完美結合」。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香港分站站長齊麥可(Mike Chinoy)發覺,美國新聞有

關解放軍部隊開進香港的報道,「給人儼如北京屠夫壓境的感覺」,而對

「數以千計興高采烈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新界居民視若無睹」

收回香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是巨大的外交、民族和精神勝

利,擺脫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中期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各

地報紙和海報慶祝結束「百年恥辱」。在國際發行的中國官方英文報《中

國日報》,7月1日的頭版大字標題是:「終於回家了」,配圖是一幅主權

移交典禮的照片,這幅照片經過裁剪,彭定康被裁掉,中國代表團則放

在中央焦點。《廣州日報》推出厚達九十七版的香港回歸紀念特刊,號稱

是值得珍藏的新聞珍品,該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宣佈主權移

交是「洗雪百年恥辱、揚眉吐氣的時刻」,又預言7月1日「這一天,舉

世矚目,永載史冊」

。

在 1994 年,中國在位於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入口,安

裝了一個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牌,逐日逐時逐分逐秒地倒數香港回歸的時

間,這個倒數計時牌彰顯了主權移交的歷史性質和政治迫切性。中國研

17 Quoted in Knight, “Will the Chinese Be Kinder about British Rule?" 122. 18 “Insiders' Insights,"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60.

262

香港簡史

究學者葉胡達(Michael Yahuda)在1996年說,設立倒數計時牌「是為

公開提醒香港人,他們注定不久後就要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祖國懷

抱」,但是它也是在滴滴答答為北京倒數,因為中國政府在「象徵意義如

此強的地方」豎立這個倒數計時牌,等於「把香港主權移交提升為關乎

民族尊嚴和意義的事情」。倒數計時牌不但警告香港人,他們在殖民統治

下生活的時光已所餘無幾,它也成為「形像化的提示,提醒新領導人:

收回主權及採取這個新步驟來邁向民族統一,是攸關最高威信的事情,

須要好好處理和及早處理」。1、如藝術史家巫鴻在1997年春天寫道,這個

倒數計時牌既是「政治宣示,也是北京向香港擺出的威嚇姿態」。該時牌

是「政治計時器」,警告香港人不要試圖以民主為藉口顛覆中國的共產主

義,並「截然劃分出」香港「兩個非此即彼的身份」,即「外國殖民地」

或者「社會主義祖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排除第三種選擇——屬於香

港自己的另一種身份。20

雖然大部分中國百姓從前一直不大注意香港,但到了九七臨近的最

後階段,人們卻極熱心關注此事,包括有關香港的多集電視記錄片。在

距離香港一千二百英里之遙的北京,約十萬名經細心挑選的嘉賓聚集天

安門廣場,透過架設在廣場上的巨型電視屏幕,觀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交接儀式上的演說。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牌上的數字跳至零的一刻,群眾

歡呼喝采,廣場到處發放煙火,還有愛國歌曲和傳統舞獅助慶。為香港

回歸而印製的一款海報,印有鄧小平這位一國兩制總設計師的半身像,

兩側是長城和天安門廣場,他臉上掛着讚許的神情,凌空懸浮在香港壯

麗的海港和都市輪廓線之上。另一款海報則印有一名抱着小兒子的中國

Yahuda, Hong Kong, 17, 94-95.

Wu Hung, “The Hong Kong Clock: Public Time-Telling and Political Time/Space,” Public Culture 9(3) (Spring 1997): 352, 354.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3

母親,這名小兒子高舉新的香港特區區旗,海報背景則是中國各少數民

族的代表,聚首一堂歡慶香港回歸和獲得新的政治地位。

對香港人來說,主權移交是自豪、憂慮和懷舊幾種情緒的交織。隨

着回歸中國的日子臨近,許多本地藝術家日益致力於表達他們的本地身

份認同,以及對香港未來不明確的憂慮。藝術家何兆基製作了一個錄像

表演,在錄像裏,一個人嘗試站在兩個球上步行,寓意在一國兩制下保

持平衡的困難。另一位藝術家文晶瑩則創作了一個具諷刺意味的多媒介

作品,以斗大的漢字重複「九七回歸我很高興」這句話。主權移交令許

多其他藝術家萌生對舊時光的緬懷眷戀和回顧,這體現於他們描繪某些

古蹟或歷史時刻的作品之中。這種懷舊情緒更擴展至藝術圈以外,在主

權移交前幾個月尤其如此。1997年3月,香港政府發行最後一套印有伊

利沙伯女皇頭像的郵票,超過一萬一千名集郵人士湧到郵政總局購買,

許多人通宵等候,一名年長集郵人士在激動中不支倒地死亡。3月8日至

9日是總督官邸——港督府最後一個週末開放庭園讓市民入內,約十萬人

趁此歷史場合前去參觀。

香港人對主權移交的不同態度,也體現在他們對移民海外的看法之

中,而這又取決於他們的文化和階級。主權移交後兩年,社會學家黃紹

倫整理出四種關於香港回歸中國的主要態度。「忠誠派」生於中國,在

人生後期才來到香港,通常出身低下階層,他們認為回歸對香港和中國

經濟都有好處,並有助於令自1949年共產革命後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

「本地人」屬於較年輕一輩,與中國大陸的家族聯繫不多。他們在政治上

持中立態度,但習慣於香港擁有個人自由和自我表達權利的生活方式,

「與香港感情深厚」,準備「默默接受主權易手」。「猶豫觀望派」大多

屬工人階級,寧願受英國統治而不想被中國控制,他們想移民但找不到

國家收留,無奈只能靜觀其變。「四海為家者」通常出生於南來中上層家

264 香港簡史

庭,這些家庭在1949年後因政治問題逃離中國南來香港。這些人希望接

受英國統治,反對香港交還中國。他們為了九七籌謀多年,已在西方建

立家族聯繫。21

1996年3月,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外大排長龍,因為許多人抓緊這

最後機會為自己在九七後的前途打算,申請歸化為英國屬土公民。雖然

英國屬土公民國籍到1997年6月30日後就失效,但歸化後就有資格領取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這種護照的持有人沒有英國居留權,但可以免

簽證到多個國家旅行。在1990年,超過三百萬香港人持有這種護照。香

港政府在 1993年宣佈,1996年3月31日後不再接受歸化申請。最初向

政府申請的人並不多,但到了3月底,在入境處外排隊申請的人甚眾,

以致入境處要二十四小時開放疏導人潮。入境處在3月31日午夜前一分

鐘關門,總共有超過五萬四千人申請歸化。最後一天成為公眾奇觀,尤

其是有一群無禮的年輕人插隊,不巧被他們插隊的老人是武術高手,這

群年輕人因而大遭其殃。

但是,到了1997年初,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幅上升。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2月份做的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受

訪者對於香港前途感到「樂觀」或「十分樂觀」,相較之下,表示「悲

觀」的人只有百分之六。此外,超過百分之六十(1993年2月的數字是

約百分之四十 )寧願回歸中國,而不想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或獨立。對

中國政府的滿意程度升至歷來最高(百分之三十八),儘管這只及香港

政府支持率(百分之七十三)的一半多一點。本地重要中文報章《明報》

在1997年2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公眾信心指數和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一樣

Wong Siu-lun, “Deciding to Stay, Deciding to Move, Deciding Not to Decide,"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139-42.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5

高。政府在1994年11月所做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

對九七後的香港前途有信心;而1997年4月的同類調查則顯示,差不多

百分七十五的受訪者相信香港在回歸後會保持穩定繁榮。

這種信心(雖然是審慎的)和樂觀情緒大多源於兩個因素:一是香

港和中國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愈來愈深,另外是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

香港在 1980 年代末因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已躋身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之後)。根據政府報告,在1996年每天有超過二萬

六千輛汽車、二十班火車、七十二班飛機和八百艘船往來中港兩地。在

1979 年,只有362艘中國遠洋輪船抵達香港;到了1997年前半年,這種

來港的船舶接近二萬艘。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1990年代初,香港製造

商在中國政府鼓勵下,將更多生產線遷往廣東省(在1979年,香港有近

九十萬人從事製造業;到1997年這個數字降至三十八萬)。大型港資企

業前往中國投資房地產和基礎建設,開始時是僅限於珠江三角洲,但很

快就擴展至全中國。在九七前夕,超過九萬七千名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

工作。

香港此時成為中國的最大投資者,處理一半的中國出口貨物和接近

百分之六十的外國總投資,而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分之一來自香港。

在 1986 年,中國是香港第三大投資者(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後);到了

1994 年,它在香港的投資相當於美國和日本加起來的兩倍以上。超過

一千七百家中資公司在香港註冊,在香港受僱於中資企業的員工超過五

萬人。香港城市景觀的變化,也反映出中國日益重要的商業地位。在

1990年3月,中國銀行遷到新總部,這幢坐落中環的中銀大廈,由著名

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樓高七十層,以鋁和玻璃建成。中銀大廈

是當時世界第五高建築物,不但高於香港主要的殖民地銀行——滙豐銀

行大廈,而且造價僅需滙豐銀行大廈的一半。

266

香港簡史

雖然香港人對中國及其政治停滯不前仍然甚不以為然,但是,最能

激起中國人的民族感和愛國心的,莫如日本民族主義的威脅,這在中

國近代史上屢見不鮮。在1996年夏天,日本右翼團體在中日有主權爭

議的釣魚台列島(日方稱為尖閣諸島)中的兩個島上設立燈塔和日本國

旗。本地中文報章說釣魚台已經淪陷,香港人發起遊行示威,並到日

本領事館抗議。由香港人和台灣人組成的保釣團體組織了兩次登島保釣

行動。第一次在9月26日悲劇收場,領導這次行動的香港保釣人士陳

毓祥,在試圖泅游登島時溺斃,第二次登島行動則成功避過日本艦艇攔

截,在島上插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雖然有些

觀察家認為這次保釣行動只是為煽起反日情緒,但另一些人則視之為香

港人表現他們的中國性的方式。

大部分香港人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憂慮,那就是中國政府在九七後會

試圖干預香港事務。在1997年1月,籌委會選出新的立法機構,把約一

半席位分派給現任立法局議員,餘下一半則給予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

落敗的親中候選人。同月,籌委會法律小組建議,香港現有二百四十條

現行法例中,有超過百分之十應該廢除或修訂。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

1997 年 2 月做的調查發現,許多人仍然擔心九七後會喪失個人自由。在

1997年4月,籌委會法律小組公佈兩條在主權移交後適用於香港特區的

新法例,一條要求舉行示威須事先獲警方許可,另一條要求本地社團與

外國組織建立聯繫須得批准。在許多人眼中,這些都是北京試圖限制香

港自由的措施。民主黨成員知道半夜過後,他們就進不了立法局大樓,

在主權移交後半小時於大樓舉行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登上了國際媒體版

面。民主黨主席李柱銘發表自己的主權移交演說,要求落實「《聯合聲

明》賦予我們的自由」,並警告「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沒有自由,人

權就得不到尊重」。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7

香港主權移交產生了超越此地的國際影響。雖然世界各地有許多華

人熱烈慶賀,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香港移民眾多的城市的華人,目睹

英國國旗降下五內如焚。對台灣人來說,視乎他們對於與大陸統一持何

種看法,香港回歸或是靈感的來源,或是令人寒心的警號,預示着即將

降臨他們身上的命運。在東亞和東南亞,主權移交代表殖民主義終結。

即使他們自己的國家與中國改善了關係,但許多這些地區內的人把香港

交還中國視為中國擴張勢力的警兆,並且是對他們的安全的潛在威脅。

另一些人則擔心香港受中國統治,會導致貪污增加和政治自由減少,令

在香港做生意變得困難。香港是日本人的熱門旅遊地點,許多日本人密

切關注香港主權移交,對於香港將落入一個極權國家手上感到不安,並

且憂慮中國在亞洲愈來愈財雄勢大。這解釋了為何在移交前夕,到香港

採訪的日本記者數目是中國大陸或英國記者的兩倍之多,唯一採訪陣容

比日本記者團大的,只有香港本地媒體。

香港主權移交對中美關係也有重要影響。美國國會在1992年制定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訂明,只要美國總統認為香港有「足夠的自治」

美國在九七後就繼續把香港當作與中國分開的領土看待。此法案是由肯

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提出,因此也稱《麥

康奈爾法案》( McConnell Act),此法案要求美國與香港建立雙邊關係,

並要求美國國務卿定期提交有關香港的報告,在1990年代初發表的這

些報告,表示了對香港民主改革和表達自由的支持。華盛頓屢屢提醒北

京,它承諾過九七後恪守一國兩制;北京反過來也頻頻提醒華盛頓,香

港地位是中國內政。

既然有這麼多疑慮和不信任,為什麼主權移交卻那麼順利?根本原

因是英國是跛腳鴨,完全沒有辦法保住香港,中國政府很清楚香港需要

維持繁榮,也明白主權移交是全球矚目的大事,而香港人對於改變這歷

268

香港簡史

史進程無能為力。1997年既代表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到的中國「百年恥辱」

的終結,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開始,代表這個國家進入經濟急速發

展、社會控制放寬、與世界其他地方關係改善的時代。香港主權移交也

是中國向世界(尤其是台灣)證明它真誠履行一國兩制的機會。但實際

情況卻更為複雜,並且牽涉中國和香港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態度。

隨着主權移交的日子臨近,北京採取一種新的懷柔政策。在 1995

年,香港人對中國甚無信心,以致中國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子榮智健警

告,大陸官員若在九七後試圖干涉香港事務,就會「殺死香港」。其後中

國政府開始更著重於穩定人心。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把香港經濟比喻

為大蛋糕,說在港中資企業「不是來分蛋糕」,而是要把它「做大做香」。

港澳辦主任魯平,以及因為其在鎮壓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而被許多香港

人痛恨的總理李鵬,都宣佈中國共產黨不會派黨委書記監督香港行政長

官。1993 年 11月成為香港首名華裔兼女性布政司的陳方安生,在1996

年4月獲中國政府邀請訪問北京,副總理錢其琛接見她時讚揚香港公務

員,並促請他們在九七後留港服務。那些申請英國屬土公民國籍的眾多

港人,其歸化申請如獲接納,須宣誓效忠伊利沙伯女皇,中國官員對他

們也沒有多加批評。中方強調香港首任行政長官選舉將是公開公平,候

選人也必須是能為香港市民接受之人。

北京政府、香港特區新政府和民主黨之間的關係,是蘇耀昌所稱的

「對抗性同盟」,儘管彼此在意識形態和政策問題上仍然意見分歧,但在

7月1日前達成「民主妥協」。”這種諒解的基礎是各方達成協議,九七後

的選舉會涵蓋所有主要政黨,此外大家也有一個共識——香港須繼續保持

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在九七過渡前夕,香港三大政黨是民主黨、民建聯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252.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9

和自由黨。由李柱銘任黨魁的民主黨致力爭取民主和反共,但不反對香港

回歸中國(它早期的口號是「民主回歸」)。民主黨領袖大多是不滿天安

門鎮壓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它的福利政策主張,也令它得到低下階層

大力支持。由曾鈺成這名親中愛國學校校長領導的民建聯,是親北京的政

黨,與工人階級有深厚聯繫。儘管民主黨和民建聯對中國持不同的政治態

度,但在教育、房屋、醫療、勞工和福利政策上,彼此大都意見一致。

自由黨成員以商人和專業人士為主,它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同時與彭定康

關係良好,但在九七臨近時,它效忠的對象轉向了北京。

世界歷史中的1997

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有幾個特點,是世界史上很獨特的。它不但

是英國最後一個非殖化的重要殖民地,也是英國眾多殖民地中經濟發展

最成功的。如顧汝德所說,香港「持續而又自發的增長,似乎為殖民主

義和資本主義挽回了聲譽。這個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最後據點,儘管在政

治和經濟上面對相當不利的情況,但仍躋身第一世界城市之列」

主權

移交是預早安排的,不同於1947年印度獨立,或者1989年柏林圍牆倒

下那種猝然發生的情況。香港主權易手,也沒有令它像二次大戰後幾十

年間大多數歐洲殖民地那樣獨立。事實上,某些觀察家認為香港沒有非

殖化,而是被再殖民,只是宗主國由倫敦轉為北京。然而,對大部分香

港人來說,最迫切的問題不是這次主權移交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而是

1997 年後,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在一國兩制模式下是否仍能保持不變。

23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4.

第九章

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後,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

如何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生存。在1997年7月1日,《紐約時報》頭版

問道:「不確定的年代開始:北京會否踐諾?」兩年後,政治學家熊玠注

意到,對於香港回歸後前途的預言大多是「沮喪和徹底悲觀。最惡劣的

情況是北京插手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並且踐踏此地的自由,包括新

聞自由、司法自由、學術自由和自由選舉。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還會帶來

貪污腐敗、裙帶關係、任人唯親和其他相關惡習」

但根據記者秦家驄所說,這些悲觀黯淡的預言忽略了一點,就是中

國的對港政策一直是以「自身利益為依歸」。如果中國願意的話,其實

可以更早收回香港——在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推進至中港邊界就不

越雷池一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政府也阻止紅衛兵越境進入香港

但中國政府不去找香港麻煩是有其理由的。這個殖民地擔當了中國

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更是中國與非共產主義國家通商的基地;1950年

代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期間,香港向中國供應走私貨物,1970

年代又協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過,秦家驄承認,他擔心中國政府會為

了確保自己能壟斷權力而干預香港:「中國答應不會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有點像左撇子答應只用右手。他許下這種承諾時或許是真心誠意的,

James C. Hsiung, “The Paradox Syndrome and Update," in James C. Hsiung, ed., 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 Life after Return to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1.

272

香港簡史

但若是沒有約束,左撇子遲早會忘記承諾,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用起左手

來。」2

無論中國還是香港領導人都很清楚,香港重新與大陸統一如處理不

當,會在本地和國際帶來災難後果。這可能會觸發香港人大舉移民離

開,因而損害國際投資。香港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十分重要。

北京把收回香港提升為攸關民族榮辱的事件,不能就此毀了它。香港失

敗不但會貽笑國際,甚至還會損害中國共產黨本身(雖然有些學者認為,

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束可能威脅中共的合法性,因為中共現在不再是反殖

民主義和反壓迫鬥爭的先鋒)。如果香港回歸搞砸了,也會損害中國與英

國、美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此外,一國兩制模式最初是針

對台灣設計的,因此確保回歸順利也對統一台灣十分重要:回歸失敗會

損害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並會激發更多台灣人要求獨立。

香港主權交回中國,雖然令人注意到香港的不明朗前景,但也把此

地變成國際矚目的聚焦點,使這個蓬勃和世界性的社會在全球聲譽更

隆。在 2004年7月,訪港旅客達到破記錄的近二百萬人,當中逾半數

來自中國大陸。西方遊客也大量來到香港,但他們造訪的目的不同以往

了。過去歐美旅客到香港旅行是為一睹邊界彼方的共產中國,還有保存

在新界的傳統中國社會,它似乎不因邊界彼方的共產革命而有所改變。

國際報章和雜誌現在鋪天蓋地報道香港的情況、它推廣本地傳統文化的

工作,以及體現於其電影、美食和建築的活力和中西融合特點。一般人

(主要是本地外籍人)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這種看法不合乎事實。來

自世界各地的管弦樂團均前來香港演出(尤其是每年香港藝術節期間)

香港也有自己的管弦樂團、愛樂團和舞蹈團,還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

Frank Ching, “The Hong Kong Press: A Post-1997 Assessment," in Hsiung, 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163-66.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3

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成立之初起就有點風雨飄搖,但它最早面對和最

迫切的困難與回歸中國無關。比如,從1997年初至1998年初,六人感

染「禽流感」(H5N1禽鳥類流行性感冒)死亡,特區政府下令撲殺近

一百五十萬隻雞。香港的英治時期結束後一天,因泰國貨幣貶值導致的

亞洲金融危機就爆發,令香港股市暴跌、房地產價值下挫、失業率上升

和經濟衰退,香港直至 2000年後期才能完全恢復。1998年,即主權移交

後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出現經濟衰退,但市民對香港特區的政治

前景仍然愈來愈有信心,原因是北京沒有干預特區事務,令他們甚感滿

意。即使最看淡香港前途的美國和台灣觀察家,也承認北京沒有插手香

港事務。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不但分毫無損,這個城市在九七後變化竟然那

麼少,有時候連觀察家也說感到驚訝。當然,旗幟和其他官方標誌不同

於往日了。英國國旗和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旗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

香港特區區旗。除了如香港皇家遊艇會之類外,幾乎所有原本有「皇家」

一詞的機構都摘掉這個頭銜。或許是最惹人矚目的政治變化之一,是

1967年因在校內散發所謂「煽動傳單」而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入獄的左派

記者曾德成,在2007年獲委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訪港遊客絕大多數不

再是西方人,而是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往往發覺來港旅遊是慘痛經驗,

因為香港同胞很熱中於向他們售賣假名牌手錶和次貨(生產地當然是中

國大陸)。

不過,同樣惹人注意的是連貫性。香港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保有自己

的代表席位,並保留遷入移民審批和程序方面的控制權(至少理論上

如此 )。許多政府高官留任原職。雖然英國人在香港的數目大幅減少,

而國語(或普通話)的使用比從前更普遍,有些教育工作者和僱主更發

覺九七後社會的英文質素有所下降,但是,想在商界和政府有成功的發

•

274

香港簡史

展,良好的英語能力仍然十分重要。帶有英國殖民地色彩的地名依然不

變。香港外籍人仍佔全港人口百分之二至三。大多數西方人從沒學過中

文,但與本地人相比,他們仍然住在更好的房屋,享有更高薪金,而且

不打算長居此地。英國人(當中有些人與香港的家族淵源可追溯至十九

世紀末)繼續在此地賺取他們在英國無法獲得的高薪。英國政府在1996

年給予七千名在港南亞裔人(大部分是印度人)移居英國的權利,儘管

如此,本地印度人數目仍然相當可觀。曾為英軍作戰有光榮歷史的尼泊

爾戰士啹喀兵,不再為殖民地主子服務,改為在住宅、辦公大樓和購物

商場擔任保安員,身影仍遍見於香港各地(不過,在香港外僑中佔最大

多數的族群,卻與英國殖民統治並無歷史淵源——她們是為中上層華人

和外僑家庭當家庭傭工的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女性)。賽馬仍然是極受本

地人歡迎的活動,外來訪客往往對此大惑不解;賽馬風氣熾熱,令人不

禁想起九七後「馬照跑」這個鄧小平的著名保證。香港最主要的休閒活

動仍然是吃喝購物,於是餐廳和購買商場大量湧現。

1997年英治時代結束,並沒令香港在政治上有嶄新的開始。相反,

北京仍然致力保留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最後歲月形成的政治結構,尤其是

新的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因為來自這些組別的議員,一直投票反對促進

民主改革、公民自由或政治問責制的措施。儘管接替董建華的曾蔭權標

榜自己出身低下階層,但其內閣成員都是年紀不小和較保守的人,與殖

民地政府和董建華政府沒有太大差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此地奉行

的自由放任制度不但沒被威脅,反而受《基本法》保障,並得到中國政

府支持。有些批評者認為,《基本法》除了令香港特區無法因應時代變化

的需要,修改或擴大其福利和經濟政策外,還擴大了商界精英(尤其是

地產商)在香港權力架構中的角色。據顧汝德說,《基本法》使得特區政

府難以打破自由放任信條的障礙,確保香港經濟「以最保守穩健的方法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5

管理」。’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政府一樣,試圖以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令市

民不去注意香港的政治停滯,不過它現在還有另一項新工作要做——「集

體回憶」。「集體回憶」在2006年12月歷史悠久的中環天星小輪碼頭被

拆卸後,幾乎在一夜之間進入香港的政治語話。

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與失望

相較於許多其他前殖民地,香港在後殖民時代的經驗可說極為成

功。但是,這個城市在九七後經歷的那段短暫歷史,令許多香港人感到

失望。民主社運份子和立法會議員經常批評北京拖慢香港的民主化進

程。有些學者責怪港督彭定康趕在英治時代最後一刻進行的改革,指

無論這些改革出發點多麼良善,因改革受到重用的那些官僚精英,卻只

汲汲於實現民主,而沒有能力處理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的過渡。

另一些人則認為香港現在的問題是由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所有前殖民

地在適應調整方面都會遇到問題,香港的狀況卻很特殊,雖然進行非殖

化,但沒有獨立,這使得這個地方特別難以管理。在殖民地時代的香

港,殖民統治者到了1960年代開始享有頗大自主權,不受英國政府干

涉,並且在1960年代前大都視民意如無物;可是,香港特區的新統治者

面對左右為難的處境,既要使北京中央政府放心,又要令香港財雄勢大

的商界利益集團和市民大眾滿意,而市民由於九七前一段歲月的變革,

現在對政府有了很大期望和更多要求。

香港在1990年代末起採取的方向,令一些殖民地時代的外籍官員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4.

276

香港簡史

感到沮喪。1972年開始在香港工作的夏思義,1996年退休時擔任社會福

利署助理署長,他在 2001 年寫道,公務員士氣「非常低落」,官民合作

的理想「正逐漸消失或已蕩然無存。夏思義將這個時期與1970年代和

1980 年代初作比較,他認為那時候是「香港歷史上管治得最好的時期,

當時政府的行動最接近於市民的真正期望,是之前或之後任何日子都難

以企及」。政府「那時候比起以往或後來更能體恤民情」。士氣很高昂,

官民關係「極融洽」,而政府內部「矢志提供高效、可靠、明智和賣力

的服務,一心為香港市民謀福祉,這些理想十分真切,使人感之甚深」。「

1987年從新界政務署長退休的許舒慨嘆,隨着政府管治的覆蓋範圍擴大

和趨於專門化,1970年代開始「告別純真」。在九七後,新界傳統家庭

和氏族利益受到愈來愈大的攻擊,許舒對此尤其不滿。英國人的政策是

以少數官員來統治新界,這意味着許多風俗習慣得到承認和保護,而《中

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威脅原居民的習慣法和權利與優惠。

前殖民統治官員批評後殖民時代的新政權是很常見之事(許多前殖民

統治者仍然認為,印度在英國統治下生活更美好),不過,有些在英治時

代發起爭取民主運動的民運領袖,也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表現不如殖民地

政府。在1999年7月1日,即移交兩周年之際,李柱銘接受訪問時說:

「英國人在這裏的時候,這是法治社會,現在則是人治。」「前線」的劉

慧卿發覺,許多香港人覺得港督彭定康比董建華能幹。各界市民即使不拿

新政府與殖民政府作比較,也不斷表示對港府的不滿。在香港特區成立頭

幾年所做的調查顯示,許多人認為董建華更為注重於扶植和奉承大財團,

而不是實踐自己的諾言,滿足長者對於醫療、照料和房屋的需求,以及為

Patrick Hase, "The District Office,” in Elizabeth Sinn, ed., Hong Kong, British Crown Colony,

Revisite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34,144-

45.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7

市民大眾提供更好的房屋。在1999年7月1日,一群長者組成代表團向

董建華請願,要求他兌現在1996年競選時所許的承諾,改善長者服務。

一項在回歸周年紀念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市民對於中國政府的觀感有改

善,不過三分之一受訪者對於董建華政府給予「負面」或「非常負面」的

評價,給予「相當正面」或「非常正面」評價的人不足百分之二十,而對

回歸周年紀念給予「正面」評價的人,則少於百分之八。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回歸中國周年紀念不是慶祝的日子,而是每年

一度向特區政府表達不滿的場合。在1999年6月30日,即回歸兩周年的

前夕,約二百人舉行燭光晚會,紀念在特區統治下的所謂黑暗歲月。立

法會議員兼工運領袖李卓人認為,香港需要新的特首。民主派政黨「前

線」成員批評新政府「霸道」。到了7月1日,政治團體和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發起遊行前往中環政府總部。示威者戴上黑色臂章,象徵香港「法

治已死」,又高舉特首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的照片,指摘政府「出賣港人」和「斷送法治」。屬於另一民主黨派「民

主2000」的劉家儀則指一國兩制是「謊言」。示威者在宣讀政府的「罪

行」後結束遊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在記者會說:「蜜月期已經完結,「兩

制』的界線正在模糊」,並抨擊梁愛詩「把大陸法的河水引入普通法的井

水中」,「破壞普通法法制和摧毀法治」。

在2001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四周年的日子,數以千計爭取民主

的社運份子為抗議九七年後民主遭到侵蝕,分別舉行幾個不同的遊行。

一群示威者帶着象徵香港「民主、人權和法治已死」的假墓碑遊行;另

一群人則高喊「一人一票」,要求普選特首。2004年7月1日,數十萬人

上街,抗議中國政府否決普選5。在2006年7月1日,由維多利亞公園出

譯註:這裏是指07、08雙普選,即200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全數

議席由普選產生•

278

香港簡史

發前往政府總部的遊行充斥着各種訴求,包括設立最低工資、解決污染

問題、資助幼兒教育和最重要的全民普選。遊行組織者聲稱有五十八萬

人參與,包括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這個數字是2005年的三倍。李卓

人在2006年說:「七一遊行已成為傳統,市民每年都會遊行,直至我們

爭取到普選權。」

這些遊行當然不是香港人慶祝回歸的唯一方式。例如,在 2002 年

香港特區成立五周年的日子,慶祝活動包括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

回歸盃足球賽,邀得香港、蘇格蘭、南非和土耳其的足球隊進行連串賽

事。而在維多利亞港的煙花匯演,據說比起1997年那場史上最昂貴的煙

花更花錢。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龍聲飛揚」音樂會上,超過一萬名

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和澳門的年輕人演奏敲擊樂,創造健力士世

界記錄。伊利沙伯體育館則舉行搖滾音樂會,有來自香港、中國大陸、

台灣、日本和澳洲的樂隊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表演舞蹈、演唱

和步操。此外,政府支持者和親北京人士也組織活動慶祝香港回歸。例

如,在2006年,這些活動包括有五萬人參與的慶祝回歸大巡遊,親北京

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則舉行綜藝表演,演出節目包括傳統舞獅

和解放軍拳術表演,還有幾名特區政府高官出席。

然而,如果以為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的人全是民主派精英(北京政府

經常持這種想法),那就大錯就錯。來自各種階層的人都不斷表達對特區

政府的不滿。比如,2007年7月1日舉行、每一年度由維多利亞公園前

往中環政府總部的遊行,參加者包括陳方安生、陳日君樞機(天主教香

港教區主教 )、李柱銘、黎智英(壹傳媒集團主席兼《蘋果日報》創辦

人)。當天遊行參加者還有一名拄着拐杖的六十四歲老婦,她自2003 年

起每年都參加這場爭取民主的遊行。主辦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估計有六

萬八千人參與,人數是過去三年來最高。遊行人士高舉旗幟和橫額,寫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9

着各種口號,如「一人一票」、「香港前途在我手」、「爭取民主」、「相信

港人」、「還政於民」,他們要求包括實行普選、制定最低工資、保障學

術自由,以及釋放被指是台灣間諜被大陸監禁的新聞記者程翔。剛宣誓

就職開展其第二任任期的曾蔭權答應會擴大民主,但許多參加者誓言每

年都會遊行,直至民主降臨香港。北京駐港最高官員中央駐香港特區聯

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說,遊行恰恰證明了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均沒有改變。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抗議活動的熾熱情緒會在短期內消退。

2012年7月1日正值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周年,梁振英正式就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之前的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

滿意度跌至歷來最低點,當天的遊行抗議是自2003年以來最大規模,數

十萬爭取民主的示威者要求梁振英下台。

一國兩制概念與香港自治

根據「一國兩制」安排,中國政府答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是,

許多香港人認為中國政府經常干預特區政治事務。一個主要憂慮是香港的

法律和政治自主權,而在 2002 年劃上句號的居港權爭議,就凸顯了這方

面的擔憂。《基本法》訂明,香港中國居民的子女,只要出生時父或母是

香港永久居民,他們就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但新的立法會在1997年通

過條例,對證明居港權的程序加以限制,這觸發了法律訴訟。1999 年終

審法院裁定挑戰政府一方得直,特區政府就警告,法庭裁決會使一百六十

萬可能來港的大陸移民獲得居港權,香港資源將難以承受(政府聲稱,為

這些新移民提供房屋和教育的開支將高達七千一百億港元)。特區政府把

案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引發香港法律界嘩然。終審法院全體五名常任

280

香港簡史

法官考慮辭職。李柱銘指摘政府「斷送」香港高度自治。在6月30 日特

區成立三周年前夕,六百名律師身穿黑衣沉默遊行反對釋法。

擁有《基本法》解釋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與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超過五百名居港權申請人認為,全國人大的解釋剝奪了終審法院裁決賦

予他們的權益,因而引發代表這逾五百人提出的大規模法律挑戰,批評

者指摘特區政府玩弄數字,誇大對於房屋、就業和公共衛生的壓力,製

造恐慌並挑撥公眾反對移民的情緒。但親北京報章指終審法院犯錯,支

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自2008年起擔任立法會主席)

認為特區政府應尋找「更好的方法」,以阻止一百六十萬可能來港的移

民湧入。此外,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雖然顯示市民對政

府信心下跌,但同時顯示逾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令他們更為擔心的,

是愈來愈多大陸移民來到香港)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百分之六十五的

人支持政府限制移民湧入的做法。在絕大多數人眼中,顧全整體社會的

福祉似乎比維護法律更重要。終審法院在2002年1月接納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推翻之前的決定,裁定為爭取居港權興訟的人

敗訴。

另外一宗案件似乎也是對香港法律自主的考驗。在2001年7月,特

區政府容許被中國拘留五個月的香港城市大學美籍華裔教授李少民回香

港。李少民被中國起訴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為台灣做間諜,雖然他堅稱

自己只是從事研究,但經秘密審訊後他被定罪,其後被中國驅逐出境。

許多觀察家認為李少民案的發生,是中國出於政治原因打壓與美國有聯

繫的學者,尤其是因為美國一名華裔學者在類似情況下被拘留。李少民

之父是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的智囊,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因同情學生

6 譯註:李文和。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81

被監禁。雖然香港入境處處長否認准許李少民入境前曾徵詢北京意見,

但特區政府容許李少民回港顯然是得到北京首肯。美國總統喬治布殊

( George W. Bush)和美國國會領袖都敦促中國政府釋放李少民,而國務

卿鮑威爾(Colin Powell )才剛訪問北京。正如李柱銘說:「無論是誰作出

決定,此人知道此事對香港十分重要,全世界都在關注。」雖然此事件

看似是香港特區享有司法自主的證明,但有些批評者認為它是北京(乃

至香港)肆無忌憚把法律判決用作政治籌碼的另一事例。

在批評者眼中,2002年的居港權判決清楚證明了香港根據「一國兩

制」所得到的自治權是何等脆弱。這種恐懼在2003年底似乎得到證實,

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告誡董建華,如不事先諮詢北京,不能推行選舉改

革。儘管北京政府曾承諾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這時已經採取措施

限制香港的民主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6日決定,香港若

要修改選舉法例,須先得到北京同意,香港行政長官不能未得人大常委

會批准就推行任何修改現行選舉安排的法案,立法會也不能立法改革選

舉。香港反對黨派指摘這決定違反「一國兩制」,4月26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宣佈,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直選違反《基本法》,這等於否決 2007 年

全民直選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可能性。2004

年春天進行的調查顯示,市民對於港府處理與北京中央政府關係的手法

十分不滿,怨氣達到 1997 年回歸以來的最高點。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前景。迄今為止,香港繼續享

有相當廣泛的言論自由。在1999年3月,上訴法庭推翻早前兩名人士因

侮辱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被判有罪的裁決。法院指出,兩人被判罪

牴觸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言論自由,而根據《基

本法》香港繼續享有此公約保障的自由。雖然終審法院在1999年12月又

推翻上訴法庭的決定,維持兩人有罪的判決,但香港人批評中國政府仍

282

香港簡史

相當自由。在1998年7月1日,示威者抗議國家主席江澤民來港訪問,

特區警察的應對方法只是播放古典音樂蓋過示威者的聲音。1999年7月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主持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揭幕儀式,致辭時遭

六十多名民主派人士高喊「李鵬下台」和「民主中國」口號打斷。每年

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過萬名市民包括許多內地人,都會舉行和平示威

和燭光晚會。

雖然《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但在香港回歸前的一段時期,中國

政府就已顯示它對何謂新聞自由有自己一套看法。在1996年5月,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絕不」

容許鼓吹「兩個中國」或香港、台灣獨立的新聞報道。同年 10 月,副總

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承諾,香港傳媒會享有完全自由,也可以提出「批

評」,但告誡傳媒不能散播「謠言或謊言」,也不應對中國領導人作人

身攻擊。這些和更早之前提出的警告,似乎營造一種自我審查的氣氛。

在1994年1月,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一部關於毛澤東的記錄片被中國政

府指斥為偏頗,本地電視台無線電視遂決定不予播放。1996年香港中文

大學新聞和傳播學系一項調查顯示,許多新聞工作者不願意批評中國政

府。香港記者協會在1997年預計,對香港言論自由斲喪最大的,可能是

新聞界自我審查,而非直接政府干預。

不過,香港享有的新聞自由,仍然比大多數亞洲國家為大,若與中

國大陸相比肯定更是大得多。在1998年春天於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分組會

議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港區委員徐四民批評公營的香港電台,指

它播放批評中國和香港政府的節目。不過,江澤民曾告誡香港的全國人

大代表不要干涉港府事務。此外,董建華說新聞自由很重要,卻認為對

於特區政府應該作正面報道,但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堅說香港電台

應享有編輯自主,而且這屬於本地事務。秦家在1999年說:「在九七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83

前,大部分西方和本地傳媒仍然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眼光去看

中國,所以均提出悲觀黯淡的預言,但這些預言並沒成真,香港新聞自

由繼續發達。」

問題是沒有人能肯定這種新聞自由能維持多久,或者範圍能有多

大。在1999年8月,徐四民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王如登抨擊香港電

台,指它容許台灣駐港代表在電台發表鼓吹中國和台灣是兩個國家的言

論。*親中政黨民建聯的兩名領袖批評香港電台違反《基本法》明定的一

個中國政策。其後副總理錢其琛說,鼓吹台灣和中國是國與國關係牴觸

一個中國原則。在2000年10月,香港記者向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問是否

支持董建華在2002年連任的問題,遭到江澤民斥責。主張台灣獨立的民

主進步黨提名的陳水扁在2000年春天當選台灣總統後,中聯辦副主任王

鳳超警告香港傳媒不要報道台獨活動。雖然中國當局沒有明言新聞機構

若違反禁令將如何處置,但香港傳媒明顯出現自我審查的趨勢(並非所

有傳媒專業人員都那麼關心新聞自由的。1996年左派報章記者就成立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抗衡帶頭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記者協會)。

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很關注香港內部的煽動叛亂和顛覆活動,這是

特別敏感的問題。北京一直強調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在2001

年初,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宣佈政府會「密切注視」法輪功。法輪功是

結合佛教靜坐與中國傳統氣功的半宗教組織,自1999年起被中國大陸列

為「邪教」取締。但在香港,法輪功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合法組織,

成員經常舉行和平示威,抗議中國大陸打壓。在2001年期間,董建華對

於法輪功的稱呼從「或多或少」是「邪教」,改為「毫無疑問」是「邪

教」。行政會議成員方黃吉雯促請政府通過禁止煽動叛亂法,以監察法輪

Ching, "Hong Kong Press," p. 154.

譯註:香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在「香港家書」節目談論「兩國論」

284

香港簡史

功。2001年5月,特區政府正式宣佈有意制定反邪教法,針對目標是法

輪功。這項宣佈在本地傳媒引起爭議。在6月底,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他

剛接替陳方安生)突然撤回反邪教法建議,說特區政府會以「香港的方

式」來處理這問題。

到了 2002 年 9月,在北京全力支持下,董建華在其第二任特首任期

內,嘗試就煽動叛亂和顛覆國家罪行立法,此舉是為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規定,該條文授權特區政府「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並禁止香港政治組

織與外國政治組織建立聯繫。香港特區政府和1980年代末殖民地政府的

做法一樣,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列出所建議的法例的主要條文,其中一

條授權政府可取締任何在中國大陸被禁制的組織(如法輪功)。立法的消

息引發大型公眾示威,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後來特區政府在2003

年初宣佈,立法會將在7月表決議案。

同時,在2003年3月,香港受到簡稱沙士(SARS)的嚴重急性呼吸

道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侵襲。港府飽受批評,被

指沒有及時承認爆發疫症,又淡化有關感染源頭是中國大陸的報告,但

即使面對這樣的指摘,港府還是決定繼續推動備受爭議的國家安全條例

立法程序。在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的情況下,此時推動立法時機不可謂

不差。在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六周年的日子,發生了這個年輕特區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遊行,有超過五十萬人參與。更令政府難堪的是,

新任總理溫家寶當時身在香港參加回歸慶典,並見證中國和香港之間簽

署新的自由貿易協議。

董建華同意刪除容許特區政府取締內地非法組織的條文,但堅持國

譯註: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85

家安全條例其他內容維持不變。反對條例的人要求他下台,董建華同

意延後表決。他前往北京與溫家寶、新任國家主席兼中共黨總書記胡錦

濤、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會面後,在8月宣佈政府會就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事宜再次諮詢公眾。不過,在受到反對立法的人甚至他自己的支持者施

加龐大壓力後,董建華最終在9月初撤回條例草案。國家安全條例爭議

餘波蕩漾,影響到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雖然中國大陸和本地親

中媒體指摘民主派不愛國,但許多民主派候選人贏得議席,而與國安條

例有關的候選人都鎩羽而歸。

沙士: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

2003 年沙士爆發,是迫使董建華撤回國安條例草案的因素之一,這

場疫症是香港後殖民時代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沙士是一種傳染性極高

和會致命的肺炎,從3月19日港府姍姍來遲地公佈五宗死於此病的個

案起,到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將香港從沙士疫區名單中剔除止,有

約一千八百人被診斷感染沙士,當中近三百人死亡。位於九龍的私人屋

苑淘大花園是重災區之一,該屋苑到了3月底有超過一百名住客感染沙

士。在4月1日愚人節,恐慌達到最高峰,當天一名少年假冒甚有公信

力的《明報》網頁發放假消息,指香港快將被宣佈為「疫埠」,並且與外

部世界隔離。數以千計市民聞訊蜂擁到超級市場搶購食物和必需品。同

一天還發生一宗事件,雖然顯然與沙士危機無關,那就是電影明星兼流

行曲偶像歌手張國榮,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四樓跳樓自殺。他的離

世令全港陷入愁雲慘霧。

沙士爆發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最直接衝擊香港的危機,暴露出香港

286

香港簡史

與中國重新整合在政治、社會和醫療方面帶來的影響。沙士爆發時,

正值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已跌至谷底,這場疫症令香港人產生了一種

脆弱感。心理學家李烱前和殷國榮說:「在淘大花園爆發前,大部分市

民都覺得只要待在家裏就可以避過沙士。但現在連自己的家也變成危險

地帶。大部分家庭的應對方法,是開始每日用稀釋漂白水清洗家具和地

板的習慣。含氯漂白水的刺鼻氣味,提醒人們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危

險。」

此外,沙士危機帶出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大量的捐款和支援

就是明證,並創造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和公民自豪感,但它也帶出最醜惡

的一面。本地報章報道充斥着無數與沙士有關的醜聞,包括醫護人員不

肯照顧沙士病人,殯儀館不肯處理沙士死者遺體,病人和他們的家人被

迫離職,以及醫護人員被同僚避開。醫院管理局不准沙士患者的家人探

病,令情況雪上加霜。雖然長遠來說香港經濟沒有出現嚴重收縮,但房

地產價值急跌,旅遊業陷入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潮,酒店入住率暴

跌,機場客運量降至每天約二萬人次,相當於正常情況的五分之一。香

港經濟困難令政府宣佈動用118億元推出紓困方案,包括稅項和公共服

務收費的寬免。在5月1日,新成立的香港旅遊業聯盟推出「我們愛香

港」運動,目標是刺激消費和重建人們對於香港特區的信心,以重振香

港經濟。

沙士危機也嚴重削弱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信心。正如政

壇人士陸恭蕙注意到,由於大陸當局拒絕承認沙士的影響範圍和嚴重程

10 Dominic T. S. Lee and Yun Kwok W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SARS in Hong Kong- Report from the Front Line," in Arthur Kleinman and James L. Watson, eds., SARS in China: Prelude to Pandem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7.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87

度,「香港實際上成為了這場疫症爆發的中心。」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在

4月8日向外國傳媒披露,北京軍方醫院的病例比中國政府所承認的多,

引發國際社會向中國施加龐大壓力,這才逼使中國政府發放準確的沙士

病例數字。中國衛生部在4月20日公佈,單在北京就有339 宗沙士確診

和 402 宗懷疑病例,相當於它早前所說數字的九倍。早在中國政府隱瞞

沙士患者真正數字的問題暴露出來之前,香港政府已飽受抨擊,被指沒

有及時承認爆發疫症,並且淡化有關感染源頭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報告。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3月17日指摘世界衛生組織散播恐慌,

還否認沙士傳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隨即反駁楊永強

的說法,指沙士蔓延已經不受控。鍾尚志向傳媒披露醫院以外的社區已

出現沙士疫情,這時政府才宣佈首五宗感染沙士死亡的個案。鍾尚志、

最早確定沙士元兇是冠狀病毒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家袁國勇,以及威爾

斯親王醫院負責照顧沙士病人小組的主管沈祖堯,成為了市民心中的英

雄。屯門醫院胸肺科醫生謝婉雯,自動請纓到該院深切治療部照料沙士

病人,不幸受到感染在5月 13 日去世,成為首名死於沙士的公立醫院醫

生,市民為之悼念,並對政府處理危機進退失據感到憤怒。

沙士危機對香港的公民文化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政治學者

兼民意調查專家戴高禮( Michael DeGolyer)說,這場疫症爆發「造成

的醫療緊急狀態和公共衛生災難,完全瀰漫於香港各收入和教育程度人

群的社會意識中。它在大陸和香港都扮演了關鍵角色,令人明白到新聞

自由、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管治問責制之間的聯繫。以往只有少數人

Christine Loh, “Lessons Learned," in Christine Loh and Civic Exchange, eds., At the Epicentre: Hong Kong and the SARS Outbrea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6.

288 香港簡史

。

感興趣的抽象和頗為遙遠的問題,突然成為攸關每個人生死的大事」

2003年7月1日的大遊行有五十多萬人參與,是自1989年6月天安門事

件以來規模最大的同類活動,既是沙士爆發的後果,也是這場危機如何

影響香港政治文化的明證。它是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型的反政府示威。

但不同於 1989年6月的情況,這場示威主要是由香港內部事件引發。

示威不但導致財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辭職,還令為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而制定、備受爭議的國安條例立法被推遲。

殖民統治及其遺留的影響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逾一百五十年,對這個地方的歷史有何影響?

殖民統治有哪些遺產?儘管香港開埠之初經歷動盪不安,但憑着英國殖

民地和自由港的地位,它發展成繁榮的商業樞紐。法治和政治穩定促使

華人和外國人前來投資,而香港得到其殖民地地位保護,免受許多十九

和二十世紀困擾中國的麻煩。雖然殖民地政府一直貪污嚴重,但它通常

是有效率的,而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經常受大陸不同政權讚賞。英國統治

下的香港,許多居民擁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到了1990年代初,香港人均

收入更超越英國。此地的嬰兒夭折率全球最低,預期壽命也十分高。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

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但

是,若要評價英國殖民統治遺留的影響,必須考慮整個殖民地時期,

而不能僅僅着眼於英國到了最後關頭才推行政治改革的英治時代最後十

Michael E. DeGolyer, "How the Stunning Outbreak of Disease Led to a Stunning Outbreak of Dissent," in Loh and Civic Exchange, At the Epicentre,136.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89

年。港府在開埠之初制定一系列針對華人的法例,又頒佈各種緊急狀態

和歧視性的條例,並常常審查華文報章。例如,1951年頒佈的《出版物

管制綜合條例》(Control of Publications Ordinance)規定,出版任何煽惑

人煽動叛亂的物品都是罪行,這條例直至1987年才廢除。如記者劉志權

指出,香港「據說享有的高度新聞自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新聞

界在評論中國政治方面獲得很大自由,但若想評論英國統治的合法性則

不然」。

殖民時代香港公務員一般都很有效率,並保持政治中立,但是,直

至英治時代的最後歲月,政府高級職位一直是歐籍人的禁臠,理由是華

人不具資格或不可信。如顧汝德所言,政治權力「過去一直牢牢掌握在

殖民地官員手中。這些官員在這裏語言不通、文化不同,他們和其他歐

籍人是此地的少數民族,但卻純粹因為他們的種族而享有優越的地位和

影響力」。由於他們與華人社會甚為隔絕,因此「外籍人對於民眾的不

滿和期盼,以及他們的恐懼與願望,一概一無所知」。例如,因為這些外

籍人對公共屋邨的生活所知甚少,香港房屋和社會服務的水準「落後於

社會的負擔能力,因為香港出口興旺確保了它的繁榮,可以負擔更高水

平的服務」 ** 同樣地,熊玠指出,對於一些外籍人無須面對的問題,殖

民地政府一直毫不關心,這些問題包括:香港的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堪

稱是「富饒中的赤貧」;清貧長者生活在「可恥」的境地;還有因為政府

認為提供失業救濟只會助長懶惰,所以在1965年前失業救濟一直付諸闕

如。熊玠慨嘆:「令人痛心的是,殖民政治長期形成的那種缺乏體恤憐憫

之心,連接受英國人教育的本地精英也習染到,甚至一直貽害至後殖民

C. K. Lau, 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A Hong Kong Chinese's View of the British Heritag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8-59.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8, 27, 29.

290

香港簡史

地時代。」

香港常被人形容為資本家的天堂,也被稱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競

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但是,這種經濟在歷史上是依賴於偏袒英資大企業

的政治庇蔭和歧視式壟斷。如怡和洋行、滙豐銀行、太古集團等大型英

資企業的董事,全都固定在行政立法兩局擁有席位。電話業務直至近期

一直由大東電報局這家英資企業壟斷。二次大戰過後,殖民地政府長期

不願鼓勵工業化,因為這牴觸官方着重貿易和商業的殖民地政策。在殖

民地權力架構中,來自商界和專業界別的代表過多,也妨礙房地產市場

的競爭。如歷史學家陳明所說,自由貿易和自由經營「並不一定代表

公平貿易和機會平等」

香港的自由放任制度常受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讚揚,不過,殖民地政

府堅持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它得以推卸逃避許多應負的責任。小學免

費義務教育直至1971年才推行,三年中學免費義務教育更要待到 1978

年才實施。在高等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的成績也乏善足陳。在1980年

代中期——即英治時代的最後十年——之前,能入讀可頒授學位院校的

高中畢業生,不足全體人數的百分之五( 這數字到1997年上升至百分

之十八,那時候可頒授學位院校的數目增加了三倍)。此外,即使到了

1990年代超過百分之四十的香港人擁有自己的住宅,但至少還有三十萬

人住在木屋區。殖民地政府常常以預算理由來為它的低社會福利開支辯

解,但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歲月裏,政府面對預算赤字的次數其實

寥寥可數。顧汝德寫道,到了英國管治結束之時,「大部分成年人成長、

受教育或長期工作於其中的環境,都是支援不足、資源匱乏,而造成這

15 Hsiung, “Hong Kong SAR," 316.

Ming K. Chan,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View from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151 (September 1997): 576.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291

種苦況的原因,是政府沒有隨着經濟成長提升社會基礎設施。」顧汝德

說:「殖民地政府將自由放任政策,以及最低程度的經濟和社會干預,成

功變成香港人觀念的一部分。以致在1997年前,香港沒有一個政黨質疑

這套不合時宜的思想是否合理,或者在經濟管理上為何不可動搖。」

英國人對香港有許多貢獻,永遠會被人銘記,但同樣永留人們心中

的,還有他們造成的許多惡果。1975年成立的香港觀察社,是致力討論

時政的壓力團體,而律師胡紅玉是創社成員之一,她在1992年獲彭定

康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她說麥理浩在任內不肯開放立法局選舉,為香港

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種改革本來可以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

以外提供另一種選擇,即「一個較穩定和較成熟的政府」,並令香港可

以有更好的準備迎接九七後的特區政府。胡紅玉說,政治本來會「成為

我們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種新觀念」。由於殖民地政府遲

至 1990 年代才推行民主,就給予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抗拒政治改革的口

實。* 因此,香港特區的問題不能只歸咎於北京。陳明說:「同樣應受責

備的,還有基礎不足、不健康的政治文化、不完善的法律一政治架構,

以及不良的官僚作風,而這些都是沿襲自英國人的問題;此外,香港人

由於在殖民地時代所受的剝奪,導致現在沒有能力堅定地捍衛他們珍視

的自由、民主和高度自治。 J

殖民地官員常把香港政治文化發展遲緩歸咎於華人、他們的傳統文

化及難民心態。歷史學家科大衛甚不以為然:「香港和東亞其他地方的

政治或經濟發展,並非由儒家思想主宰,正如歐美政治經濟發展背後的

推動力並不是基督教思想。」科大衛認為:「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7,122.

Anna Wu,“Government by Whom?" in Sally Blyth and l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5.

Chan,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582.

292

香港簡史

沒有擴大選舉權,剝奪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有效途徑。」香港人了解到

他們在香港行政架構中沒有施展空間,改為在少數他們有用武之地的舞

台發揮實力,例如商業和專業領域,因而給人「香港人不關心政治的印

象」

有一種說法把華人政治冷感作為理直氣壯地不推行政治改革的原

因,顧汝德指斥這種標準託辭是「怪罪受害者」:「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

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

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顧汝德認為,英國人「對於讓公眾直接參與

政治缺乏信心」,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落後於時代。在殖民統治

的最後十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安排跟十九世紀時基本上無分別」

。

不過,如果像有些觀察家那樣,認為香港人在1980和1990 年代對

於政治的興趣,完全推翻一般人通常認為香港人歷史上對政治冷漠的形

象,那就犯了時代倒錯的毛病。香港人在1980和1990年代提出政制改

革要求,其促成因素是香港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尤其是

本地身份認同的上升、《中英聯合聲明》,以及本地人對天安門事件的反

應。此外,如果說對於香港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香港人應記一功,

那麼,造成香港房屋環境和社會服務差劣、教育制度高壓,以及政治文

化薄弱,香港人也難辭其咎。如果香港大眾確實如一些批評者有時候

所宣稱那樣,對殖民地政府在社會服務和政治改革方面成績拙劣深惡痛

絕,那他們就應當挺身向政府爭取。1970年代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份子經

常受到華人社會各階級的人仇視和阻撓,這些人認為香港的情況已比中

國好很多,告誡其他人不要參與政治和為政府添麻煩。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2, 37.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11, 32.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93

領導能力問題

。

在後九七的歲月,香港政治制度的最大弱點也是殖民地時期貽害所

致。用劉志權的話來說,這個弱點是香港特區「培養不出政治領袖」

在 2001年1月,民望極高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突然宣佈將在5月辭

職,即比她任期屆滿提早一年離任。陳方安生在民主改革步伐和捍衛香

港新聞自由的問題上與董建華意見不一,已是眾所周知,她早已明言,

如果政府施政有違她的原則就會請辭。到了2003年7月,董建華內閣兩

名最不得民心的成員辭職。2003年7月1日爆發大遊行抗議由保安局局

長葉劉淑儀主力推動的國家安全條例後,她在7月16日請辭。一直因為

無法降低香港的高失業率和恢復消費者對經濟的信心而受到批評的財政

司司長梁錦松,在葉劉淑儀請辭後幾個小時也接着下台。梁錦松在2003

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其中一項措施是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但他在發

表財政預算案前買了一部凌志豪華房車,因此飽受抨擊。雖然梁錦松堅

稱自己是買了車後才決定增加該稅(他本來須因此而繳五萬港元),但此

事令特區政府很尷尬並損害其公信力,尤其是政府似乎不願意調查這宗

被稱為「凌志門」的事件。在2004年7月,立法會發表調查2003 年沙士

事件的報告書,指政府沒有及時遏止沙士散播,兩名高級衛生官員及隨

即請辭。

後殖民時代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早下台,是這種領導能力問

題最突出的例子。董建華在2005年3月辭職,雖然他聲稱是因健康理由

請辭,但他在第二任五年任期的下半離去,被廣泛視為他無法取信於中

國政府的證明。董建華失去在北京的主要靠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22 Lau, 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54.

譯註: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鴻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

294

香港簡史

而香港商界鉅子在新任主席胡錦濤面前投訴董建華的表現,胡錦濤覺得

自己沒有義務要保留他。在2004年12月,香港政府面對法律訴訟,令

它無法出售政府擁有的土地”,此事發生後胡錦濤公開批評董建華。如同

居住在香港的編輯芮育光(Hugo Restall)所說,董建華「對其內閣曾經

有過的一丁點宰制能力」,到此時也已喪失殆盡。董建華在此時請辭,令

任期到 2005年7月中旬就屆滿的選舉委員會僅僅夠時間另覓繼任人。芮

育光說,如果他再遲一點才辭職,北京就須成立新的選舉委員會,這就

會令人注意到選舉過程的不民主性質,非北京所樂見。25

如果說董建華擔任香港特首處境艱難,那麼接替他的前政務司司長

曾蔭權的情況,恐怕也不在他之下。1995年曾出任首名華人財政司的曾

蔭權,是董建華內閣中民望最高的官員,促請北京革退董建華的商界巨

頭也支持他。這些富商巨賈和中國領導人一樣,反對擴大香港的民主改

革。中國領導人擔心香港實行民主,會刺激大陸百姓提出同樣要求,而

中國領導人和香港商界大亨都擔心民主化會導致加稅和要求政府增加支

出。曾蔭權必須小心翼翼平衡各方:既不令商界支持者背棄他,在經過

這麼多年盡心為英國人服務(他為此在1997年獲冊封爵士)後又要向中

國輸誠,還要令一般平民滿意。芮育光說,平民百姓「對於政府和商界

精英合謀決定香港的未來,完全無視民眾意見,已經忍無可忍」

。

和董建華政府主政時候一樣,在維持這種微妙的平衡時,被犧牲的

是香港人。曾蔭權在2005年11月宣佈委任 153名公眾人士,包括民主

黨主席李永達在內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加入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

會),策發會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諮詢組織,其工作包括負責研究如何擴

譯註:指領匯事件。

Hugo Restall, “Beijing Takes Control of Hong Kong,"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168.3 (March

2005): 40.

243

Restall, “Beijing Takes Control,”42.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95

大香港的民主改革。曾蔭權在三星期前才被民主派議員批評和揶揄,因

為他把香港遲遲不推行普選與美國相提並論,指美國女性在美國獨立後

超過一百年才獲得選舉權。大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等批評者自然追

問,曾蔭權是否暗示香港要再過一百年才有普選。對於有人指香港還沒

準備好實行民主的說法,民主派批評者也加以反駁,指出其他前殖民地

和共產主義國家已經實行民主多年,但曾蔭權堅稱香港民主化必須循序

漸進,若得不到北京當局批准不可能推行。2011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

十四周年兼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的日子,在當日舉行的年度七一大

遊行之中,遊行組織者要求曾蔭權下台。示威舉行前的民意調查顯示,

市民對曾蔭權政府的滿意度創新低。曾蔭權任內支持率數度下跌到

2012年6月任期結束時,他更因為涉嫌在私人旅行中收受富商利益,面

臨被立法會調查的局面。

香港與中國大陸

人們對於香港在後殖民時代地位的關注與臆測,掩蓋了一個較少人

提及的問題,那就是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對中國國內的人來說有何意

義。在九七回歸前夕,許多觀察家預言,因為中國不得不容許香港擁有

某些自治權,這會導致中國其他地方模仿香港賴以成功的元素。但是,

由於中國本身變化極快,令香港回歸不大可能對大陸產生很大影響。雖

然大陸官方媒體播放特備電視節目和關於香港的記錄片,藉以報道由回

歸倒數到主權移交的過程,但它現在連香港回歸周年紀念也甚少評論,

事實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可能令香港喪失一些令它與眾不同的性

質,隨着大陸的城市發展日益蓬勃,香港的獨特性一年比一年顯得黯淡

296

香港簡史

無光。在 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

之前,內地人想獲得前往香港的簽證,比起申請許多其他國家的簽證更

加困難。從大陸機場乘搭前往香港的班機,通常安排在國際航線區域開

出,香港公司仍然享有稅務寬免和其他專為外國投資者而設的優惠。許

多其他國家的旅客可以免簽證前往香港,但內地人到香港卻仍然需要先

得批准。

香港華人在回答自己的身份認同時,選擇「香港人」、「中國人」或

「中國的香港人」哪一者為多,不同調查往往得出不一致的結果,但本地

人對於內地人的態度,似乎跟1990年代初沒有太大轉變,而1990年代

初的調查發現,許多香港人認為內地人貧窮、懶惰、不友善、迷信、粗

魯、沒文化和沒智慧。這些調查也發現,上述負面印象隨着中港兩地人

接觸日益頻繁而增加。這種情緒在香港年輕人之中似乎特別強烈。1996

年1月和5月所做的調查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年輕人認為內地人

可以信賴,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然

而,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加上大力推行愛國教育和宣傳,

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緒在香港變得日益強烈。在2007年主權移交十周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上升,但許多香港年輕

人承認自己不願意和內地人建立友好關係,又認為香港人比內地人優越。

香港回歸中國,無疑深遠地影響了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的非正式關

係。一方面,自從1990年代中期起,香港與廣東省關係愈來愈密切,其

緊密程度高於 1949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後的任何時期,人類學家顧定國

( Gregory Guldin)因而預言,包括廣州、澳門、香港和其他較細小的大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97

。

陸城市,會形成一個巨型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帶」穿梭於香港和廣

東省(尤其是深圳)兩地的人比以往更多,而中港婚姻(主要是香港男

人和內地女人的結合)改變了香港社會的結構。雖然在港內地人有時候

仍被視為等巴士和買快餐時愛插隊的土包子,並往往成為香港罪案率上

升被怪罪的對象,但內地人也成為訪港旅客的最大客源,並且是此城百

貨公司花錢最豪爽的新顧客。

即使愈來愈多香港市民認為自己的身份主要是中國人,而非香港華

人或香港人,但他們常常覺得自己和香港在文化和政治上是與眾不同。

香港人迥異於在中國大陸或美國生活的人,直至最近期之前,大多數香

港人從小到大都無需接受各種政治灌輸,如唱國歌或向國旗宣誓效忠。

因此,他們常常難以在政治上認同中國,尤其是執政的共產黨政府。居

港權爭議表面上是關乎香港司法制度在新政府下的自主權問題,但此事

也關乎誰有資格成為香港華人的問題:許多本地居民認為內地人無權定

居香港。在2005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有意提高公立醫院收費,

以遏止內地女人為了令自己的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而來香港產子。政府

說,在公立醫院分娩的嬰兒,百分之三十是由內地孕婦所生,政府堅決

不以醫療資源津貼非本地人,以免犧牲本地居民利益。

北京政府認為香港人有時候沒有掌握「一國兩制」構思中「一國」

的意義和重要性,為此感到困惑和失望,因而對香港人仍然懷有猜疑。

2007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稱,香

港不享有任何「剩餘權力」,其「高度自治權」是由中央政府授予,而非

香港的新憲法地位所固有的。許多人把吳邦國的言論視為對香港民主化

Gregory Eliyu Guldin, “Toward a Greater Guangdong: Hong Kong's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yond," in Reginald Yin-Wang Kwok and Alvin Y. So, eds., The Hong Kong-Guangdong Link: Partnership in Flux (Armonk, NY: Sharpe, 1995), 113−14.

298

香港簡史

步伐的警告,並且是要提醒香港人,北京擁有決定香港何時適合實行普

選的「絕對權力」,不容港人干涉;香港也不應嘗試模仿西方權力分立

的模式。過了不久,著名內地法律學者兼基本法起草委員廉希聖提出告

誡,指香港人還沒準備好實行普選,他發覺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不足,參

與選舉的程度低,意味着不能指望由香港人選出合適的領袖。

疑慮和不明確因素肯定揮之不去,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也有不少

隱憂,包括:香港面對中國大陸似乎沛然莫之能禦的經濟發展顯得很脆

弱;香港的政治和法律自主受到威脅;公民權利可能遭受侵蝕;還有由

於北京和民主派陣營之間關係不穩定,親北京政黨和民主派政黨又互相

猜疑,削弱了香港的政治體制,有些觀察家不失寬容地形容這是「機能

失調」的政治體制。另一方面,香港仍然是繁榮而穩定的國際都會;儘

管 2008 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但本地經濟仍然強健,對中國大陸經濟的

信心也依舊高昂。雖然污染、環境擁擠和收入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但

香港人可以購買的貨品、可享受的服務和可參與的文化活動愈來愈多。

香港歷史

當然,香港的歷史並不因為殖民時代落幕而終結,正如它並非因殖

民時代開始才發軔一樣。特區政府嘗試為香港重新與中國統一鋪平道

路,而在此過程中,歷史事實上是一個不斷在發展的關鍵主題。但這帶

出了一大堆複雜問題。例如,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來,香港在政治上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卻須與中國大陸統一,這兩者該如何才能並不

悖?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些混亂動盪的事件,不但令許多香

港人極為厭惡,更逼使許多中國人南來避秦,這些事件該如何處理?答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99

案是用一種奇怪的混合手法:一方面改寫、粉飾或淡化有關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眾多歷史事實,藉此推廣中國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強調香港的

歷史獨特性。

1997年9月開學的時候,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明顯比以前變薄

了。北京在 1995年末要求全面修改香港的教科書,但在1997年初,副總

理兼外長錢其琛聲言歷史教科書應該重寫,「以與『九七』之後的變化相

適應」。本地出版商響應北京的呼籲,刪除或降低可能引起當局不快或有

爭議的議題:如台灣和西藏歷史、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以及 1970 年代

未和 1989 年的民主運動。在九七前的教科書裏通常只被描述為貿易衝突

的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影響到好幾名中國領導人的文化大革命,在新教

科書中所佔篇幅大為增加。

香港歷史上的一些動盪歲月,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新的香

港特區政府也嘗試洗刷這些歷史。回歸後不久,董建華邀請幾名捲入

六七暴動的年老左派人士到港督府茶敍,讚揚他們「對香港社會有卓越

貢獻」。這些人中有的任職於香港親中報章,另一些則是二次大戰期間

著名的東江縱隊成員。在1999年7月,特區政府向在1967年擔任親北京

的工聯會會長兼鬥委會成員李澤添頒授大紫荊勳章。李澤添的同志黃建

立則獲頒金紫荊星章。在2000年7月,鬥委會成員廖一原獲頒銀紫荊星

章。2001年7月,香港保安局撤銷1950和1960年代向幾名激進左派份

子發出的遞解令。親北京的愛國中學校長盧動,在1950年就因在校內

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唱中國國歌被遞解出境。當年香港最高階的華

人警官曾昭科,在1961年也因涉嫌為中共當間諜而遭遞解出境。曾帶領

群眾到港督府外高喊反英口號的親中工聯會理事長兼鬥委會主任委員楊

28 譯註:香島中學。

300 香港簡史

光,也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公眾和新聞界普遍批評這些嘉獎,

指它們是要將暴動平反為正當合理的反英運動,並且是為取悅香港的親

北京勢力;但親中報章和立法會議員則為之辯護,認為不應因為激進左

派在 1967 年動亂中的角色,就抹煞他們後來為香港所作的貢獻。

對歷史學家來說,在香港重新與中國統一的持續過程中,歷史最有

趣的角色,也許是政府利用歷史和文物保育,在廣大的中國民族主義之

內推廣一種香港本土精神和歸屬感。自從1997年以來,已有幾個專門

展出香港史的新博物館出現,全由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這些新

博物館中的重點展覽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它以立體情景

模型、重現的街道景象、影片和互動展品,介紹香港自史前時代以來的

自然和文化遺產。參觀者可以透過不同展品了解香港豐富的歷史:登上

纜繩吱嘎作響的漁船,漫步傳統廣東農村,或親睹日佔時代的恐怖和苦

難。參觀者還可以觀賞一個專門紀念香港回歸的展覽,內容包括江澤民

的回歸演說,結束部分則是在香港舉世知名的夜景前舉行的回歸煙火表

演。如同「香港故事」最後的圖片說明所言,儘管這個展覽以 1997 年香

港回歸作結,但「這個由香港人書寫的故事仍將會日復日、年復年的永

遠延續下去」。

大事記

公元前111年

1200 年代至 1300 年代

1600年代至十九世紀初

十九世紀初

1834年

南越王國被漢武帝所滅。漢人陸續遷移至香港地區。

元朝時遷居香港的人愈來愈多。

香港與中國其他方聯繫更加緊密。

海盜張保仔利用香港島為根據地。

律勞卑勳爵力促英國佔領香港島。東印度公司壟斷英

國對華貿易的權利終止。

林則徐大力禁鴉片。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1839年3月

1839 年 11 月

1841年1月26日

1841年2月2日

義律宣佈香港成為自由港,並允許居民保留一切宗教

和習俗。

英國根據《穿鼻草約》聲稱擁有香港島主權。

1842年2月

1842年8月29日

1843年6月

英國商務總監署由澳門遷到香港。

《南京條約》簽訂,把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

中英兩國就《南京條約》換約;香港宣佈成為英國殖

民地。

1844年7月

殖民地庫政司羅拔·蒙哥馬利·馬丁促請英國政府放

1847年

1849年

1850 年代

棄香港。

文武廟落成。

美國加州發現金礦;首批華工從香港乘船前往當地。

中英關係受英國人進入廣州城問題困擾。英國人希望

獲得更多在華的通商和外交權益。

1851 年至 1864年

太平天國起事,中國人移民海外人數上升。

302

香港簡史

1856年10月

1857年初

1857年1月15日

1857年12月

「亞羅號」事件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五千華人聽從兩廣總督葉名琛之命離開香港。

裕盛辦館毒麵包案發生。

英法聯軍佔領廣州,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

1858年1月至

大量華人離開香港,抗議英法聯軍佔領廣州。

1861年10月

1858年6月

1858年7月

1860年10月18日

《天津條約》簽訂,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仍未結束。

二萬名華人離開香港。

《北京條約》簽訂,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賦予英國

在中國更多通商和外交權利。

英國根據《北京條約》佔領九龍。

中央書院創辦。

1861年1月

1862年

1864年

滙豐銀行成立。

1866年

團防局成立。

1867年

1869 年

《傳染病條例》通過。

東華醫院籌建委員會成立。

1870 年代末至

蓄婢風俗引發爭議。

1880年代初

1882年8月

保良局正式成立。

1884年9月

船塢工人抗議法國侵略中國。

1880年

伍才成為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

1887年

招收華人的香港西醫書院創立。

1888年

1889年

1894年

1896年

1898年6月

1898年夏

山頂纜車通車。

《婦女及女童保護條例》取代《傳染病條例》。

香港爆發鼠疫。

中華會館成立。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中國改革者康有為在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香港。

1898年10月

1899年4月16日

英國正式佔領新界。

1901年

1904年

錦田居民抵抗英國人佔領新界。

革命黨人楊衢雲在香港遭清廷殺手暗殺。

山頂保留給歐籍人居住。

1905至1906年

抵制美貨運動。

1908年

1910年

1911年 10月

抵制日貨運動。

英國政府下令取締香港鴉片煙館。

九廣鐵路建成。

中國爆發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

中華民國成立。

1912年3月11日

香港大學正式成立。

1912年7月

大事記 303

1912 年底至 1913 年初

1913 年

港督梅含理遇刺。

殖民地政府禁止使用中國貨幣,觸發罷搭電車事件。

港督梅含理通過教育法,要求所有私立學校向政府註

冊。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派出華工到西線戰場。

1914年至1918年

1917年至1920年代末

反蓄婢運動。

1918 年

1918年2月

1918年

1919年

1919年5月

1920年春

山頂地區法禁止非歐籍人居住太平山。

跑馬地馬場發生大火,六百人死亡,四百人受傷。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爆發,超過一千人死亡。

長洲部分地區保留供英美傳教士度假之用。

搶米風潮爆發。

中國五四運動導致香港發生抵制運動。

機器工人罷工。

1922年1月至3月

海員大罷工。

1925年6月至

省港大罷工。

1926年 10月

1926年5月

周壽臣獲委任為議政局(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

304

香港簡史

1931 年

日本侵略東三省,引發香港反日示威和衝突。

1936年

市政局成立。

1937年7月

日本全面侵華。香港成為逃避戰禍的避難所,並且是

中國輸入武器和救援物資的重要來源。

香港宣佈保持中立。再次頒佈《緊急狀態權力條例》。

日本在港資產被凍結。

1938年9月

1941年7月

1941年12月8日

日軍侵略香港。

1941年12月25日

1942年1月

港督楊慕琦向酒井隆中將投降。

英國、美國和荷蘭居民被捕。

日本當局宣佈沒有居所和職業的人均須離開香港。

1942年1月

日本當局試圖藉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拉攏本

地社會領袖。

1942 年中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接觸英國,要求英國在戰後交

還香港。

1944 年夏

1945年春

香港計劃小組在英國成立,協調戰後恢復事宜。

殖民地部、香港計劃小組和中國協會考慮在香港實行

政制改革的方案。

1945年8月16日

海軍少將夏慤代表英國和中國接受日本投降。

1945年11月

1946年7月

1946年8月

1947年7月

政府撤銷經濟管制。

有關長洲和山頂的居住條例廢除。

楊慕琦宣佈香港政制改革計劃。

英國政府「原則上」批准楊慕琦計劃。

1947 年至 1949年

中國內戰期間,不少上海公司把業務遷到香港。

1948年12月

1949年4月

1949年6月至7月

1949年8月

英國政府宣佈有意保留香港。

「紫石英號」事件。

本地組織向港督葛量洪陳情,要求政制改革。

共產黨在大陸勝利在即,香港政府頒佈緊急公共安全

法。英國政府再次表明決心保住香港。

大事記 305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2月

電車罷工。

1949年底至1952年6月

中國、台灣、香港、英國和美國捲入中國航空公司和

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糾紛。

1950至1953年

美國和聯合國在韓戰期間對中國實施禁運,威脅香港

經濟,促使香港邁向工業化。

1950年5月

香港政府限制大陸居民移入。

1952年3月

來自廣州的慰問團被禁入境後,九龍發生暴動。

1952年9月

英國內閣計劃在香港推行政制改革。

1952年10月,

利特爾頓勳爵告訴下議院,任何重大改革都不適宜。

1953年12月24日

1955年4月

石峽尾木屋區大火,逾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

接載中國官員和外國記者的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

從啟德機場起飛後爆炸。

1956年10月9日

親中和親台人士爆發暴力衝突,引發九龍區發生暴

動

。

1957年10月

美國與英國達成秘密協定:如果香港受到中國攻擊,

美國將會協防。

1963 年

1966年4月

《人民日報》聲稱中國會在條件「成熟」時解決香港

問題。

天星小輪加價引發騷動。

1967 年 5 月至1968年1月本地左派發起暴動,引致左派人士與殖民地警察暴力

衝突。

1972年3月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說,中國政府會在「條件成熟」

時解決香港政治地位。

1972年6月

1972 年 11 月

1974年

山泥傾瀉導致二百五十人死亡。

聯合國大會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剔除。其後

英國政府把香港地位從直轄殖民地改為屬地。

廉政公署成立。

306

香港簡史

1975年

1975年5月

大量越南難民抵港。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訪港。

幾千名警察遊行到警務署和廉政公署總部。

1977年10月

1979年3月

1980年10月

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討論1997年新界租約期滿事

宜,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保證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

麥理浩宣佈取消抵壘政策,大陸非法入境會即捕即

解

1981年3月

英國國會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剝奪

二百五十萬香港人英國居留權。

1982年4月

鄧小平告訴英國前首相希思,1997年後香港會成為特

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管治。

1982年9月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抵達北京,與鄧小平商討九七後

香港前途。

1983 年6月

1983年9月

1983年10月

鄧小平宣佈中國將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中英談判觸礁,令港元價值大跌,其後與美元掛鈎。

中國宣稱,如果1984年9月前仍未就香港主權交還中

國達成協議,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方案。

1984年1月

旺角發生的士司機暴動。

1984年6月

中國政府邀請行政局資深成員訪問北京。

1984年7月

1984 年 11 月

為1985年立法局實行間接選舉制定法律。香港政府發

表諮詢性質的《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

進一步發展》。

香港政府發表政策文件《代議政制白皮書:代議政制

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宣佈立法局由1988 年開始循

序漸進改革。

1984年12月19日

戴卓爾夫人與趙紫陽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5年5月27日

1985年7月

《聯合聲明》互換批准書。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

大事記 307

1985年9月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

1985年9月26日

立法局舉行首次間接選舉・

1986年4月

1986年10月

香港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到訪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

1986年12月5日

港督尤德在北京逝世。

1987年1月

香港政府宣佈1997年前拆卸九龍城寨。

1987年4月

衛奕信抵港履任港督。

1988年2月

香港政府發表政策文件《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

展》,宣佈立法局直選推遲至1991年。

1988年4月

1988年7月

1988年9月22日

1988年11月

1989年2月22日

1989年4月15日

1989年5月20日

《基本法》首份草案公佈,進行公眾諮詢。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永久辦事處在香港開幕。

立法局內五十七個議席中的二十六席以間接選舉選

出。

港督衛奕信訪問北京,與李鵬及其他高級官員會面。

《基本法》第二份草案公佈,進行公眾諮詢。

胡耀邦逝世,觸發北京爭取民主示威。

中國政府宣佈北京戒嚴後,香港舉行大規模示威。爭

取民主社運人士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

會,

1989年5月24日

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要求1997年前立法機構一半議

席以直選選出。

1989年6月4日至5日

超過一百萬香港人抗議天安門事件。兩名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成員辭職抗議。

1989年7月11日

中共新任總書記江澤民警告香港人不要干涉大陸政

治。

1989年7月

1989 年秋

英國政府否決行政立法兩局提出,給予三百二十五萬

持英籍護照港人居英權的要求。

香港政府拒絕把在香港要求政治庇護的中國泳手楊洋

308

香港簡史

1989年10月

1989年10月31日

1989年12月

遣返的要求。

港督衛奕信宣佈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

《基本法》第二份草案公眾諮詢結束。

英國政府宣佈向五萬個家庭發出享有居英權的英國國

民護照。中國政府說不會承認這些護照。

1990年1月

港督衛奕信到訪北京,說服李鵬有需要在 1991 年增加

1990年2月

1990年3月

立法局直選議員數目。

英中兩國官員達成有關立法局架構的秘密協議。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初稿公佈。

1990年3月21日

香港政府宣佈1991年立法局直選。

1990年4月

1990年4月4日

1990年8月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定稿公佈。

中國政府正式批准《基本法》。

香港政府堅持新機場計劃無須獲得英國或中國政府批

准。

1990年9月

負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國務大臣凱瑟內斯勳爵訪港,宣

佈香港政府須就新機場計劃諮詢中國政府。

1990年10月

1990年12月

1991年1月

香港政府宣佈會以公帑興建新機場計劃第一期工程。

根據《英國國籍(香港)法案》申請英國國籍開始。

港督衛奕信到北京與中國官員討論新機場計劃。

1991年4月

1991年6月8日

1991年6月

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到北京與中國官員討論新機場計

劃。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頒佈。中國政府保留廢除任何

牴觸《基本法》的法例的權利。

港督衛奕信到倫敦與首相馬卓安及其他高級官員討論

新機場問題。

1991年6月30日

馬卓安的外交政策顧問柯利達在北京與中國官員就新

機場計劃公佈諒解備忘錄。

1991年7月4日

港督衛奕信宣佈中英就新機場計劃達成的協議。

大事記 309

1991年9月3日

1991年9月

1992年1月

1992年5月

1992年6月

1992年7月9日

1992年7月10日

1992年10月7日

1994年6月

馬卓安與李鵬簽署諒解備忘錄。

立法局首次直選。

美國國會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案》,訂明美國在

1997年後將繼續把香港當作與中國分開的領土看待。

港同盟的李柱銘和楊森到倫敦面見馬卓安與候任港督

彭定康,討論政治改革事宜。

港督衛奕信在北京與李鵬會面。

港督彭定康抵達香港。

親中團體成立民主建港聯盟。

港督彭定康宣佈政制改革方案。

港督彭定康獲立法局支持,決定繼續推行政制改革。

1994年8月

中國政府關閉香港企業家兼批評家黎智英擁有的時裝

公司佐丹奴北京分店。

1995年12月

於1994年拆卸的九龍城寨原址興建的中式園林公園正

式開幕。

1996年1月

中國政府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1996年9月

為抗議日本聲稱擁有釣魚台列島的登島保釣行動悲劇

收場,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遇溺身亡。

1996年12月

董建華獲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香港特區

籌委會選出臨時立法會。

1997年7月1日午夜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1997年7月2日

1998年7月

1999 年 3 月

1999年5月

泰國貨幣貶值,引發亞洲金融危機。

位於赤鱲角的新機場開幕,因嚴重電腦故障引起混

亂。

上訴法庭推翻兩名被裁定塗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

香港特區區旗的人的控罪。

公務員遊行抗議特區政府計劃將一些政府部門私營

化。

310

香港簡史

1999年6月

中國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推翻早前終審法院有

關居港權的裁決。

2001年1月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宣佈因「個人理由」辭職。

2001年7月

香港特區政府容許美籍華裔教授李少民回港。

2002 年 1月

終審法院推翻之前有關居港權的裁決。

2002年2月

董建華在沒有對手的選舉中,在八百名選舉委員中獲

2002年7月

2002 年9月

2003年3月16日

2003年6月

2003年7月1日

2003年7月16日

2003年9月

得七百人提名。

五萬名公務員遊行抗議減薪。

香港特區政府頒佈諮詢文件,就實施有關顛覆叛國的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公眾。

世界衛生組織宣佈香港爆發沙士疫症;在往後三個

月,接近三百人染上沙士死亡。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簽署。

約五十萬人遊行抗議政府建議就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辭職。

香港政府在遭到極大反對後,撤回備受爭議的國家安

全條例草案,中止立法程序。

2004年4月6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香港若試圖修改本地選舉法

律,均須得中央政府批准。

2004年4月26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和2008年

立法會選舉實行普選。

2004年7月

在有關沙士疫症的調查報告公佈,批評政府的處理手

後,兩名衛生官員辭職。

2005年3月10日

董建華辭任香港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擔任署

理行政長官。

2005年5月

2005年6月15日

終審法院推翻對於八名法輪功信徒的控罪 •

曾蔭權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贏得選舉,完成董建華擔

任第二任行政長官的餘下任期。

2005年9月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

大事記 311

2005年12月4日

2005年12月18日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參加大規模爭取民主遊行。

反世界貿易組織騷亂爆發,警察與南韓農民領導的示

威者衝突。

2006年11月

前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

事。

2006年12月

示威者試圖阻止拆卸中環天星碼頭鐘樓不果。

2007年7月1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的日子,既有慶祝典禮也

有抗議示威。

2007年8月

儘管保育人士連月抗議,有些人更實行絕食,但清拆

皇后碼頭工程還是在此時展開。

2008年2月

演員兼歌手陳冠希與幾名女性名人所拍的淫照在互聯

網上非法散播,這樁淫照醜聞引起國際媒體注意。

2008 年夏

2008年北京奧運會馬術比賽項目在香港舉行。

2008年9月

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後,買了該銀行迷你債券

2009年6月

2009年12月

2010年1月

2010年5月16日

的香港零售客戶投資者提出投訴和舉行示威。

豬流感爆發,學校停課。

東亞運動會首次在香港舉行。

立法會通發撥款 670億港元興建高鐵後,數千名示威

者到立法會外集會抗議。

「五區公投」:五名早前辭職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

補選中再次贏得議席。他們此舉是為爭取市民支持實

現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

2010年8月23日

馬尼拉發生旅遊巴士槍擊事件,七名香港遊客及一名

領隊被殺,此事件令香港與馬尼拉關係受損。

2011年1月2日

長期爭取民主的社運家兼政治家司徒華逝世。

2011年5月

時薪二十八元的法定最低工資開始實行。

2011 年 8 月

學生、教師和市民大眾抗議在8月18日中國副總理李

312

香港簡史

2012年1月

克強到訪香港大學期間,警方涉嫌侵犯公民權利。

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把香港人形容為「英國人的走

狗」,他這番言論引發港人刊登把內地遊客指為「蝗

蟲」的廣告。

2012年2月

屋宇署指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熱門人選唐英年家中有

2012年春

建地庫。

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舉行,取代舊有的香港中學會

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2012年3月25日

梁振英經過激烈競戰後,擊敗原來被看好的唐英年和

民主黨人何俊仁,當選香港第三位行政長官。

2012年3月29日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和郭炳江、郭炳聯兩名香港富商

因涉嫌貪污被廉政公署拘捕。

2012年6月

2012年7月1日

2012年7月12日

2012 年夏

2012年10月1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家中被揭發有包括地庫在內的僭建

物。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的日子,爆發自2003

年以來最大規模遊行,示威者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辭

職。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涉嫌在1985至1990年間不誠實申

請領取房屋津貼,遭廉政公署拘捕,因此辭職。

政府計劃推行新的國民教育科課程,遭學生、家長和

老師抗議,最終迫使政府擱置課程。

香港發生四十年來最嚴重海難,一艘載着乘客去維多

尼亞港觀看國慶煙火的船,在南丫島附近與一艘渡輪

相撞,造成三十九名乘客罹難。

2013 春

限制攜帶奶粉出境的海關規例實施,以遏止奶粉水貨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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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是根據英語世界中暢銷的香港歷史讀本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翻譯出版,英文版自出版以來,深獲各界好評。

在本書中,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把香港的不凡歷史娓娓道來,上起1800年代初,下迄香港回歸,追尋這個前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發展軌跡,敘述深入淺出,引人入勝。

此書的探索重點是香港這個地方的獨特身份,以及它作為中國歷史、英國

殖民史和世界歷史交會的十字路口的地位。相比起同類香港史著作,本書立論更為客觀,分析上更具國際視野。

除原書翻譯外,作者特別為中文版將原書的「後記」擴充為第9章, 補充介紹香港由1997年至回歸十五周年的歷史發展

。

此書對於任教香港史的老師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淺明易懂、趣味盎然,很適合他們的學生閱讀;對於那些想更深入了解這個獨特地方發展的人來說, 此書也是精采的入門讀物。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有關香港史的著述日益豐富,John Carroll 的新作是可喜的新成果,他的筆法平實,不用任何艱澀術語,精心擇取香港從十九世紀初至今的重要事件,一一記述。......此書不但有益於一般讀者,對於研究這領域的學者來說,也是有用的參考著作。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作者)

ISBN 978-988-8263-20-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CHUNG HWA BOOK CO.,(H.KJŁ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9789888 263202

建議上架分類:香港專題/歷史 HK$128.00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區 ｜高馬可譯本 | 2013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區｜高馬可譯本 |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