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 | Frank Welsh 譯本 | 2015

序

我第一次对香港产生兴趣是在1970年。当时，我担任董事的一家伦敦银行收购了道亨银行，道亨银行是香港一家规模不小的华资银行，之后我到这个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1972年买下了弗拉斯宅邸，这是从前广州和香港商人颠地兄弟（兰斯洛特·颠地和威尔金森·颠地）在威斯特摩兰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年，中国当局威胁要拘捕兰斯洛特·颠地，引发了最终导致第一次英中战争(1)的事件。这场战争通常以“鸦片战争”而闻名，结果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贸易大多转移到香港，颠地洋行成为这个新殖民地最有实力的商号之一。弗拉斯宅邸，连同内部保留下来的家具（德拉姆市古尔本吉安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式大床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贾”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这些细节表明了颠地洋行有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怡和洋行的特征。与马地臣和三孖地臣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显得朴实无华，体现了兰斯洛特·颠地更为严谨、较少浮夸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细部颇有特色，如手绘墙纸、乳白色的室内家具以及精致的意大利样式金属制品。宅邸向公众开放后，我们在肯德尔市阿伯特霍尔博物馆协助下，安排了关于对华贸易沿革的小型展览。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一份简明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本书最早的雏形。

 

我想在此先做几点说明。不幸的是，任何关于英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位准备研究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和中文官方档案的学者，多半不会注意到19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而且学术界人士在研究这个殖民地历史中突出的商业问题时，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翻译和节选出来的材料，本书作者就是如此。这样一来，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处，本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涵盖如此宏大的主题，描述一个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势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问题的事件。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遗憾地不得不省略许多相关材料，但我相信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至少能够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香港的时局变化很快，由于写作与出版之间难免有时间间隔，我无法在本书中对这一间隔时期的时局变迁做出公正的评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两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不光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其他许多指标上，这个殖民地最终、或许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国”。

政治的发展也很迅速，而且更为令人吃惊。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决定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的话——运用王室特权。总督凭借一纸政令，改变了立法局的组织结构，以及立法局与行政局的平衡。这种情形如同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力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虽然彭定康的动议强调了王室权力的权威性，但这项动议改变了香港宪政的发展方向。本来，宪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动议还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结语中修订我对彭定康到来之前香港宪政体系的描述，以反映这些新变化。

我意识到本书的不足之处，愈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慷慨帮助的人士。英中友协的劳拉·里夫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尼·法林顿、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副主任沈丽华的帮助。他们慷慨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鉴别一些重要史料，从而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中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艾尔默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他准确地把手写体的中文史料翻译成英文。在香港，冼玉仪博士和陈刘洁贞博士在好几个问题上耐心指导我，张荣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罗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给予我殷情款待，并在从广州贸易到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给予我指点。我感谢上述人士，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其他教员，尤其是Adam Liu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副校监阿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爵士、迈乐文博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全体职员。在香港，我还要感谢卫奕信勋爵伉俪、翟克诚爵士、姬达爵士、马世民、吴应湘，尤其要感谢克莱尔·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赛宾。奈杰尔·卡梅隆、苏珊娜·霍伊、阿兰·伯奇等历史学家极为友善，他们关于香港的知识远比我丰富。香港政府新闻处的马克·平克斯通和Shirley Wong，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处的Thomas Lau博士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感谢马克·亨内克－梅杰、莱斯利·亨内克－梅杰以及菲利浦·沃克尔、玛丽·沃克尔，他们为我引见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刘健仪议员、安格斯·福赛思、毕比·福赛思、彼得·卡尔顿、特丽西亚·卡尔顿。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与戈尔－布思勋爵、科林·克罗爵士、约翰·柯尔维尔爵士等睿智而渊博之人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关于外交事务和威斯敏斯特的经验罕有其匹。我还要感谢约翰·佩奇、埃利奥特·肯达尔牧师、约翰·M.斯各特、D.B.埃利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M.J.F.洛根夫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厄姆、Yen Chung、詹姆斯·卡斯尔斯教授，罗利画廊的乔纳森·萨维尔、雪莉·哈泽德（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夫人）、乔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玛丽·特恩布尔、伦纳德·雷纳。

英国、香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又几乎不懂电脑的研究者。我特别感激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香港驻伦敦高级代表约翰·亚克斯利，代表处图书馆、厄休拉·普莱斯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图书馆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我还特别感谢怡和洋行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档案资料。

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复制一些说明性资料：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G.H.克里准将、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托管人、香港政府新闻处、大英博物馆托管人、伦敦威尔康姆学院图书馆、香港皇家警察队以及《南华早报》。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惠允我使用本书封面所使用的油画。

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个难题，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译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还是汉语拼音，198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汉语拼音则是现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读者接触到的英文历史著作，包括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大多都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或是其变种，因此本书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所有参考资料采取这种拼音系统。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Mao Tse‐tung（毛泽东），属于西方新闻界的习惯用法。这样一种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种“愚蠢的连贯性”，又可以方便编制和查找索引。为保险起见，重要历史人物用两种拼音拼写。

香港的粤语姓名拼写尤为困难。在其出色的《香港社会的形成》一书的附录三，陈伟群博士列出了至少54种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写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显然很难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个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是香港的货币单位。银元是广州贸易使用的货币，香港用来作为通货，虽然交易记录的货币单位通常是中国的银两。殖民地早期账目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从1862年开始，港币成为通行的官方货币单位，其价值随白银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1981年，港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换7.80港元。除非特别指明是美元，否则本书中的“元”均是指港币。如果需要与英国的情况做比较，有时会把货币单位折算成英镑。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说明：

1两等于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亩约为三分之一英亩。

还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和白厅的殖民地国务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译者按，中文版分别译为“辅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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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译注

目录

序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第一章　两个帝国

末代王朝

学者与士绅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　鸦片生意

使人快乐的植物

多变混乱的程序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一群花花公子

收入不错的行当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鸦片与威士忌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

保护神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南京条约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璞鼎查时代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

刑罚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

庸医包令

“亚罗”号事件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

九龙半岛

殖民地部

汇丰银行

非法游戏

亲王来访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污水与肉刑问题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

总税务司赫德

来访者的评述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

法国的野心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

瘟疫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合适的动手机会

无视法律的恶例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

弥敦爵士的铁路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

爱国的通奸行为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

妹仔

蹒跚走进20世纪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可耻的默许

大难降临

我们现在自由了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

金钱至上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

麦理浩走马上任

司空见惯的腐败

华人社会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

直接选举问题

破旧的帝国背包

殖民主义的终结

尾声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张照片摄于1844年，是现存最早的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

香港，这个维多利亚朝英国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自1842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以来，就一直令其创始人烦恼和为难。起初，双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婴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至于中国道光皇帝，在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瞄准南京城墙的大炮的威慑下，他被迫承认治下的领土丧失了这个弹丸之地，迄今为止他对这个岛屿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整个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来，这些夷人惟利是图，获取土地也非出自长远之见，“该夷性等羊犬，不值与之计较”。(1)

香港从其开埠之日起就与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因而声名狼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香港不时给英国带来麻烦，涉及鸦片、卖淫、赌博、鞭刑、贪污等一系列丑闻，总督、官员、政府部门与侨民不时爆发争执，时至今日，白厅仍不得不面对这些丑闻和争执。

对于中国而言，失去这个岛屿自非所愿。虽然香港只是这个庞大帝国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但对于中华帝国的人民和统治者而言，它始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外国人占据的另一个更无足轻重的地方——葡萄牙人的澳门居留地，有400多年未受触动，但问题是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方式令人恼怒不已。香港的割让直接起因于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决定性地、迅速地败下阵来。香港割让之后，外国政府开始日益贪婪地攫取领土和贸易特权，到19世纪末，给中国带来了一连串战败、外债和屈辱。围绕这第一次外来入侵，已经产生了许多神话，香港居民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负担。人们认为，既然香港的割让导致了外国劫掠，那么1997年的回归则标志着屈辱的终结。因此，这个殖民地的历史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对华态度的演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视为不可救药的邪恶，民主被当成包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时代，香港的状况却有悖常理。这个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民主机制的殖民地日益繁荣，成为一个生活宜人的乐园。有人预料，这个弹丸之地将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内地）——人口的迅猛增长和不时出现的不当政府阻碍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即使是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小龙”相比，香港也毫不逊色。香港在贸易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同样成功，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则做得更好。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香港相当好地控制了腐败，在这个不民主的直辖殖民地，没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种种琐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长发、嚼口香糖）。

不仅如此，香港比英国更成功。在过去10年里，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香港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10%上升到1990年的超过85%。实际上，早在1981年，香港就在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上超过了英国（男子平均寿命是72.4岁对71.1岁，女子是78.1岁对77.1岁）。

将英国管治的香港与美国管理的领地波多黎各作个对比，就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波多黎各有400万人口，与香港的600万人接近；自1898年以来，波多黎各一直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这与英国控制香港绝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差不多。波多黎各确实有更为民主的制度，那里的总督和政府均由民选产生，美国仅掌握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控制权，但在绝大多数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婴儿死亡率在波多黎各为16‰，香港仅有不到7‰（香港的这个指标甚至低于美国的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寿命为78.3岁，高于波多黎各的73岁（也高于美国的74岁）。其他生活水准指数，犯罪率、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新闻报刊数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质量、免费医疗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项目上更是大大领先，同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例如，香港谋杀案发案率为每10万人1.64次，美国高达7.91次。(2)

这座建筑是昔日香港总督的办公室和官邸，始建于1851年，历时4年竣工。建筑物曾经历多次大规模修缮，最后一次是1942年日占时期。

建于1846年的三军司令官邸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建筑。图为1930年的驻港英军总部大楼。

今日的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迹，而殖民地过去的标记几乎早已荡然无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耸的摩天大楼遮住了过去殖民地的中心：总督府，类似于一座日式火车站；圣约翰座堂，一座平淡无奇的哥特式殖民地建筑；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旗杆屋，以前是驻军总司令讲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闪耀着灰色光泽的中国舰队巡洋舰。如今，从希尔顿饭店的房间和中银大厦的办公室，仍可以看到这些帝国时代的遗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占领时期，总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与四周建筑不协调的神道教样式的塔，之后便再也没有翻修过。圣约翰座堂在同一时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如今是收藏和展览茶具的文物馆。皇后像广场已经找不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那里仅存的雕像是一位银行经理的雕像，这与这个商业之都的氛围完全吻合。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这个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水坑口街，但早已无迹可寻。庆祝英占香港150周年的动议，因公务员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作罢。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察——几乎全都是华人——之外，看不到任何身着英式制服的人。惟一能够见到的英国士兵是添马舰海军基地入口处的水兵，平时守卫的舰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逻艇，除非有其他军舰来访。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经济帝国主义的痕迹。人们有理由期望政府办公楼的停车场至少会有一些本地生产的汽车，但那里只有丰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车；高级公务员可以配备奔驰车，只有总督本人才有一辆劳斯莱斯汽车。

图为原最高法院大楼，1912年1月15日由时任总督的卢押宣告正式启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醒目的帝国象征日渐消失。1950年，英国政府派出相当于两个满员师的军队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总督府门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示威者，担任警卫的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国士兵。当时，香港依然能够看出过去一个世纪的模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板球场占据着市中心，阿斯顿·韦伯爵士设计的最高法院大楼守望着市中心，背景则是汇丰银行的艺术装饰。在码头区，新建的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周围建筑物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在湾仔，警署直接守卫着港口。

1970年，从太平山眺望港湾，希尔顿酒店的高度还超过汇丰银行大厦。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图片的中左侧。

仅仅20年之后，从同样的角度望去，香港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图中深色的高大建筑是中国银行大厦，总督府已完全被林立的高楼遮住。

时至今日，法院大楼保留下来，现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办公楼，板球场已经不见了，汇丰银行里外一新、富丽堂皇的新总部大楼蜷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标志性象征中银大厦旁边。在周边高耸林立的办公大楼映衬下，面目全非的文华大酒店和老态毕露的香港大会堂显得十分矮小。围海造地使湾仔的陆地向前伸展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一座亚洲最高建筑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龙眺望，过去维多利亚城的地平线每周都在发生变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壮丽的景象，从港口直到太平山雾气蒙蒙的山坡，到处耸立着密密麻麻的宏伟建筑。

从九龙眺望内陆，可以看见新界那些在17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新城镇，荃湾和屯门的居民区居住着大约30万人。今天，有200多万人生活在各个新城镇，明亮清洁、便捷高效的地铁和现代化铁路把这些新城镇连接起来。老社区依然保留了高层住宅群，沙田已经成为最大的居民区，拥有两所大学、一座新建的跑马场、一家音乐厅以及一个50万人口城镇所能拥有的各种便利设施。

图右侧的汇丰银行大楼成为最高法院（图中央濒水的圆顶建筑）以及其左侧的香港俱乐部和板球场的背景。

40年之后，同样的地点，上一张照片中只有一幢建筑还依稀可辨。高耸的中国银行大厦位于图片的中央，其高度远远超过了右侧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站在地平线上远眺，香港就像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顿，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显然是一座中国城市。即使是西方游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环以及新兴城镇——那里很少有大幅的涂鸦，像广州或上海一样来往的人群中仍多为中国人。然而，香港的人口来自天南海北。除大众已经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区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广东人，还有50万人从中国内地来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寻求安全与财富（中国大陆地区对香港的状况颇为自豪）。中国内地山东或四川的农民游览北京后，会带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异风光和北京天坛的明信片。不过，他们只能凭想像去领略各种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产生的时尚、活力与热情。只有亲身体验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贯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个企业的办公室——正是这些企业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才能真正感受这种时尚、活力与热情。

要想说明香港的发展，必须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和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决定性地影响着香港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学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的这一段敏感历史时期时面临很多困难。共产党中国在过去15年来取得的成就(3)，尤其是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相比，已经激发起一种一直潜伏着的沙文主义。质疑政权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命运，阻碍了人们流露出批评的倾向。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表达一些立场不那么鲜明的观点，而其他严肃历史学家依然把严格遵循事实指责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实用主义”。(4)国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从帝国主义剥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时期。

中国的确遭受了最无情的剥削，但那是在19世纪晚期，而且最穷凶极恶的剥削者不是欧洲列强，而是中国过去的藩国日本。英国攫取香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法国或德国式的扩张主义强国。在这个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国的舆论和政策正处于发展阶段，威斯敏斯特的政府更迭频繁，还时常伴随着党派重组，托利党发展成保守党，辉格党发展成自由党。(5)英国历届政府总是与大多数阶层的公共舆论唱反调，经常不赞成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并且无一例外地更关注决定大选成败的国内事务而不是殖民地问题。直到19世纪末，英国公众舆论才变得比较好战，对殖民战争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即使是这种支持殖民战争的倾向，也因帝国军队在布尔战争中的恶劣表现和自由党重新执政之后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部许多高层人士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障碍，极力要求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这样一种观点从来就没有彻底销声匿迹。

共产党卫道士的分析总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事实本身。例如，苏联科学院院士S.L.齐赫文斯基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史》（1972年）一书中提出：“184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开幕的施政纲领演说中宣布，英国政府赞同查理·义律上校及在华英国商人的行动。在得到女王的认可后，巴麦尊勋爵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华战争。”事实上，当时每一个人都对英国在华代表义律不满，尤其是那些认为义律屈服于中国人威胁的商人们。那种认为巴麦尊在年仅21岁的女王——当时她仍怯生生地紧紧抓住首相梅尔本勋爵燕尾服的下摆——同意之前一直犹豫不决的观点，更是荒谬的。

只有抛弃这一类错误看法，描述英国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才能清楚说明香港的发展。以1834年的律劳卑使团为例，这个使团未能在英中两国之间达成合理的贸易协定。这个不幸的事件首先要归咎于律劳卑勋爵本人莫名其妙的傲慢自大，本来绝不应该挑选他这样一个人来担负如此敏感的使命。香港或中国的历史学家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英国政府为什么会挑选一个如此不适合的人选来执行这项任务？答案其实很简单，议会艰难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过程中，律劳卑帮了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把这个差使送给了律劳卑，而律劳卑恰恰自认有资格获得这样一个职位。

约翰·包令

再比如约翰·包令爵士，他肯定算得上是这个殖民地历任总督中最卓越的一位。“庸医包令”——这是巴麦尊对他的称呼——是一位激进的下院议员、杰里米·边沁最亲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编辑、间谍（法国人这么认为）、钢铁制造商、金融专家、圣歌作者，还是俄语、匈牙利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家。1854年，包令出任香港总督和派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英国代表，正是这位前和平协会的主席突然引发了第二次英中战争(6)。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整个亚洲的未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人试图解释，这位没有半点东方乃至殖民地经验的地道欧洲人是如何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主要发动者的。包令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爵士强行开启战端的阴谋，其细节也尚待进一步揭示。

同样，英国政府在1898年为什么仅仅要求新界99年的租借期，而不是完全所有权？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关系。图为随团画家绘制的使团乘坐的“狮子”号。

本书第三、第七和第十一章将详细解释个中缘由。简单的回答就是：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英国内阁大臣的个性、长期形成的报答政党忠实支持者的需要，以及国际竞争对手所施加的压力。要理解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惟有把它们放入英国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必须留意，因为香港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甚至不大愿意称它为殖民地，官方声明在提及香港时都称之为“属地”，但这更多地是为了推卸责任，而不是出于用词准确）。严格地说，殖民地是移民在境外土地上建立的居留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殖民地。香港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甚至在它正式建立之前，严厉而勤勉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维吉尼亚·伍尔夫的祖父——就注意到，“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规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超出其制订者预料的迫切需要”。(7)其他英国殖民地，为数众多的小殖民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只有香港依然是一个直辖殖民地，即由宗主国政府负责管治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居民所享有的代表权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香港是一个碰巧由英国管治的中国人的殖民地。

这种反常现象使得这个殖民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家国巨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9、20世纪之交，义和团骚动在北方引发了对欧洲人的屠杀，导致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但是，这两次社会巨变没有在香港激起多大的波澜，香港在成为殖民地后的头80年里享受了独一无二的宁静。由于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始终不容质疑，而且试图与中国当局保持友好关系，帝国的这个驯服的偏远地区始终未受打扰。直到1898年，英国为回应其他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压力，要求租借新界之后，香港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内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是当时的博览会场所。

乾隆抚琴图。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皇帝的权力已臻至高之境，形象也完全神话。图中意境散淡闲适，乾隆仙风道骨，一派祥和景象。

对于中国方面也需要做出一些澄清。从广州和澳门前往香港的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侨民，他们紧随皇家海军首批登陆部队来到这个“贫瘠之岛”，使香港迅速起步。这个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就是广州贸易历史的延续。因此，有必要解释这种重要的国际贸易的运作情况。同时，对一些神话加以考察也是有益的。“鸦片战争”真是为了鸦片而战？三元里乡村勇敢的农民在1841年击败了英国军队？1842—1843年的条约安排性质如何？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性的）所激起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交往。虽然20世纪历经巨变，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民族意识中异常活跃的因素，而历史的连续性丝毫没有中断。《观察家报》的梅兆赞注意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依然以能够写出优雅的书法和诗词而自豪。曾担任法国政府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有很好的机会研究现代中国，他评论说：“当时（1971年）毛主义的国家与马戛尔尼（1793年的英国公使）面对的国家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中国人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坚持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以及诸如此类的十三项相似之处。(8)邓嗣禹与费正清也做出了相同的评价：“尽管经历了最近数十年来的狂热变革，过去的影响对于今日中国依然不同寻常地强烈。在表层下蕴藏着中国的古老文明，这一底蕴决定和影响了新的发展。”(9)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英国的制度显然始终未受触动。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去世时，已是共产党国家首都北京的一名园丁(10)，而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最后一位印度皇帝的继承人(11)仍然端坐在伦敦的御座之上，上院和下院也依然是英国国会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一种延续具有欺骗性。自从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代表东印度公司首次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彻底改观。1793年时，英国是个小小的农业国，不久之前刚刚丧失了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北美殖民地，但国内工业正在发展，英国在印度的地位虽不明确，也正在迅速巩固。不过区区数年之内，这个国家一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印度统治权的继承者，拥有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手中抢来的众多殖民地。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更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享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实力之后，英国开始了缓慢的衰落过程，从一个统治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不那么繁荣的西欧国家。19世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使英国面貌为之一新，英国因而能够扮演强权帝国的角色。事实表明，较之随后对于衰落的适应，英国更为成功地推行了崛起所必需的变革，而香港的历史反映了这种令人不快的转变。

英帝国的崛起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1793年，中国漫长的边境线是稳固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身为具有宇宙意义的人物，真龙天子可以与日月星辰相媲美，乃是智慧与正义的化身。他是最强大的君主、最贤明的统治者、天命的阐释者。皇帝受命于天，被视为人间神祇，他在宗教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拜占庭式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并被尊奉为神的奥古斯都。皇帝既是独裁者，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受上苍的委托统治中国、为民造福。作为汉人神祇的化身，皇帝亲自到天坛献上大量祭品，祈求得到神的祝福，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从理论上说，中国皇帝的超人属性意味着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英明而仁慈的。局势一旦恶化，往往被看成是皇帝违背天意所致，因此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较之当代的领袖人物，中国皇帝对皇帝的神性职责更为认真对待。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在自缢前向祖先和臣民谢罪：“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2)

将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社会划分为儒家学说所规定的各色等级。在这个等级体制中，农民处在第二位，仅次于统治者（“士”），高于工匠（“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最无足轻重、对社会贡献最少的商人。最终，当西方的商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位卑微（按照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马地臣的话说：“商人乃世间的巨擘。”(13)）——遭遇中国的官僚，一场冲突，至少是文化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由于双方都极度自信，因而几乎同样可以肯定，这场冲突将发展成武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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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麦尊致义律函，1841年4月21日（Palmerston，privateletter to Charles Elliot21 April1841）。维多利亚女王1841年4月13日函，载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 of13April1841，Queen Victoria，Letters，vol.I）第261页以下。道光皇帝语，请见佩里瑟尔：《觉醒的中国：1793—1949》（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90页。

(2)《联合国人口统计分析》、《美国政府报告》、香港政府新闻处（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Analyses；USGovernmentreports；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3)本书写于1993年，此处的时间指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来的15年。——译注

(4)贾庆国的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学者在决定“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位学者”问题上的困境。贾庆国：《理智与情感之间》，载罗伯茨：《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Jia Qing‐kuo，‘Between Sentimentand Reason’，in Roberts，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5)见附录一，1830至1993年的英国历届政府。

(6)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译注

(7)殖民地部文件（Colonial Office（CO）129/3，3June1843），1843年6月3日。

(8)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英国对中国的远征，1792—1794》（Peyrefitte，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to China，1792—4），美国版书名为《停滞的帝国：东西方的首次大冲突》（The Immobile Empire：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Eastand West），第xx—xxi页。

(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Teng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to the West），第2页。

(10)即末代皇帝溥仪。——译注

(11)即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译注

(12)魏斐德：《中华帝国的没落》（Wakeman，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第67页。

(13)马地臣：《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前景》（Ma 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with China），第3页。

第一章　两个帝国(1)

末代王朝

这幅铜版画反映了早期黄埔港的风貌

19世纪初以来，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双方的冲突最终爆发，而且以英国割占中国领土告终。然而，香港这个明显毫无吸引力的岛屿为什么偏偏被英国首先选中，个中缘由有待解释。

香港是散布在珠江入海口的数百个岛屿之一。在这些岛屿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岛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1842年英国割占的时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芜的一个岛。早在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但在闭关自守的中国，香港是个不受重视的附属地，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南中国海的气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4月到10月，西南风如期而至，西来船只易于进入珠江；而11月到来年4月，东北风则使这些船只的回程顺水顺风。对于那些经历过惊涛骇浪的西来船只而言，珠江是他们在中华帝国遇到的第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澳门一度是外国人对华通商的惟一口岸。图为1693年的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由高墙圈起。

冯·里希曼男爵绘制的珠江河口图

约翰尼·布劳绘制的广东地图，约1655年。

16世纪，第一批来自葡萄牙的欧洲人造访了这个地区，他们在澳门半岛避风处找到一处天然锚地，并获准定居下来。在澳门，没有任何表明中国领土永久割让的迹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墙之内活动，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从澳门上溯70英里，就到了当时巨大的商业城市广州。广州是中国通往海洋的门户，也是横亘中国南部达800英里的广东、广西两省（两广）的首府。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往往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复杂影响。伦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桥点、泰晤士河河口的顶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尔伯里变得狭窄，使伦敦易守难攻。广州的地理位置与伦敦相仿，同样位于容易进入的河口。1864年首次出版的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这条航道“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安全”。在大屿山、南丫岛以及北面的伶仃岛附近，散布着众多避风港湾。不过，除了航行本身有风险之外，这里还有其他的危险：珠江入海口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百英里，为那些靠捕鱼、海盗和走私为生者提供了庇护所。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目前已很罕见，渔业和走私活动则仍旧颇为兴盛。

从理论上说，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样易守难攻。珠江航道在澳门上游大约30英里处收窄，宽度只有数百码，进入名为狮子洋的海峡。此处被形象地比喻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门。穿鼻和大角两个炮台俯视着这一段航道，穿鼻距离第二道沙洲不足20英里，穿越海峡的船只始终在两岸的视线之内。由于沙洲的阻碍，海船必须等到涨潮时分才能渡过浅滩，第一道沙洲在黄埔的南面，那里的水更浅，对船只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广州南面约7英里处的黄埔成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有大海船进入。1829年，理查德·阿尔塞吉船长(2)报告说，600吨的船只能够轻易通过黄埔，若是一艘1200吨的船也想通过黄埔，那就不够谨慎了，因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时候也不超过25英尺，只有吃水浅的船舶才能抵达广州城。敌方军舰即使敢冒两岸炮台夹击的风险，也多半会陷在黄埔动弹不得，舰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广州，只有舰船上的小艇才能穿过黄埔到达广州。

18世纪初的水墨广州形胜图，原件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德罗特宁哥姆城堡。

爱德华·凯夫与G.柴尔德绘制的广东、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图，1738年。

乾隆统治期间，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努尔哈赤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广东是个奇特的地区，历来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猜疑和蔑视。公元960到1279年统治中国的宋朝诸皇帝，对广州城有大量巫师和魔法师的报告深感忧虑，于是专门发布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这种不信任感部分起因于广东地处偏远，它离北京有2000多公里。连绵起伏的山脉使之与中国其他古老都市隔绝开来，很少的几处险要关隘是穿越这些山脉的必经之路。北方人根本听不懂广东当地居民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令人侧目。广东人似乎什么东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国烹饪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如蝙蝠、乌龟、生猴脑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在导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连串事件中，广东的这种奇特性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省份只会给北京政府带来麻烦，说到底是相距太过遥远。8世纪时，广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对此处之泰然。尽管北京不大会因为遥远而靠不住的南方发生的事情而烦恼，但如果夷人把战船开到靠近京城的渤海湾——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皇帝的宫廷就会收到警报。

广州虽然不乏奇异之处，仍被人们视为一个大城市，作为“省城”而在中华帝国境内广为人知。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最终在广州开展贸易之际，一位造访广州的法国旅行者写道：“这个城市比巴黎还大，而且肯定更繁华。街道狭窄，铺着……非常坚硬的大而平的石头，最好的街区很像巴黎圣日耳曼集市的街道……有许多漂亮的广场和宏伟的凯旋门。”(3)与巨大的中心城市广州相比，尽管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在贸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

在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地图上，香港要么被略去，要么就无法辨认。1760年出版的一张海图首次标出了香港，但仅仅绘出该岛的西部海岸。之后不久，东印度公司所属“约克”号的乔治·海特船长也绘制了一张海图。这张海图颇多误差，虽然标出了现今维多利亚港的水深，却将锚地错误地标在索罟群岛南端一个毫无遮蔽的地点。这张海图显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长至少记录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称。他把他假想的两个岛屿中较大的那一个称作“昂船洲”，又叫“香港”。(4)

如同英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地一样，香港几乎是偶然地获得的。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这是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的第9个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是伟大的乾隆皇帝(5)（1736—1795年在位，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展到有史以来的最大限度）钟爱的孙子，继承了从喀拉昆仑山到大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印度支那边境的600万平方英里广袤领土的最高统治权。

皇帝本人不是汉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称满人或鞑靼人。这个民族来自朝鲜与俄国之间的地区，有着与汉族不同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皇帝的许多汉族臣民都非常敌视满族统治，恢复汉人王朝的运动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满洲，即关外与朝鲜北部的一片地区，紧靠阿穆尔河以及现今的俄罗斯边界。满族人以狩猎和打渔为生，使用驯鹿和独木舟，在适合的季节也栽培农作物，但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娴熟的弓马本领。1607年，通古斯贵族努尔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统一满洲，自称大汗。(6)努尔哈赤大肆犒赏投降的杰出汉人、蒙古人和高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胜利，从而在满洲按照汉人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国家，尽管它仍然保留了满族人的特征。皇帝指挥按照八旗方式组建起来的野战部队，每旗有8000人。首批满族人的本名，如多尔衮、济尔哈朗、莽古尔泰，表明了他们尚未汉化的特征。

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统一的满族国家攻打明朝，1644年攻陷北京。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由满洲的“汉”变为中国皇帝，定年号为“太宗”，把他的王朝定名为“清”。(7)太宗在诏书中异常清楚地确定了满族人的目标：“内修政事，外勤讨伐。”(8)军事始终是清朝的王朝传统，贝勒（清皇室贵族子弟）不但要学习质朴的古典经籍，还要掌握战斗技能，如射箭和骑术。八旗兵是满族的常备军，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在整个18世纪都证明自己既能长时间艰苦作战，也能保卫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因此，到下一个世纪，当满族军队在数量上远处劣势的西方军队面前一败涂地时，这个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极其巨大、事实上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的汉人发现他们的新主人很粗鲁，这种粗鲁也让荷兰商人大吃一惊。他们在北京会晤一位高层满族官员礼部尚书——最神圣传统的捍卫者，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块半生的猪肉，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兰人还发现满族贵妇同样缺乏汉人的礼节，一位“高贵的鞑靼夫人……非常快活、随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把他紧身上衣的扣子几乎一直解到腰间”。(9)满族人及时吸收了更多的汉人习俗，但他们确信能够用法律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个性。

与汉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满洲心脏地带严禁汉人涉足，用柳木栅栏划出了界限，禁止汉人移民进入。皇室宗族法庭（译者按，即宗人府）密切监督宗室全体成员的活动，主要是使宗室子弟远离任何实际权力，保证他们获得教育，享有安乐的生活并养成普遍良好的习性。

武举考试。满族人有尚武精神，满族人参加文举考试，都必须先考骑射，合格后才能考文举。乾隆以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名存实亡。

1793年出使中国期间，敏锐的马戛尔尼勋爵有机会就近观察汉人和满族人，他写道：“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8到10位君主的更替并没有把莫卧儿人变成印度人。同样，150年时间也不足以让乾隆变成汉人。此时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鞑靼人。”(10)清王朝始终牢牢控制着军队，所有军事文书乃至战地命令都是用满文书写，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汉人也看不懂。八旗军这一常备军虽然是由满族人与汉人、蒙古人混编而成，但军中的满族人军饷却要高得多（一名满族骑兵每月饷银7盎司，汉人骑兵为3.3盎司；一名满族人拥有55亩土地，蒙古人有35亩，汉人仅有25亩）。

学者与士绅

新科状元曹鸿勋殿试策。曹鸿勋是光绪二年（1876年）状元。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各地的贡院外都有一堵放榜墙，会试的结果就张贴在放榜墙上。这幅明代绘画描绘了举子正在等待放榜的情景。

清朝在维护宫廷和军队满族特性的同时，明智地利用了当时汉人的管理机制。这种文官管理机制早在7—10世纪统治中国的唐朝就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历经王朝更迭而沿袭下来。中国文官体制不同于那些统治者通常来自僧侣、军队或宫廷宠臣的大帝国，在中国体制下，新人的选拔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在评估某人的长处时，优雅的道德风范是最重要的，知识倒在其次，而创造性自然受到压制。“八股文”是主要的考试手段，其篇幅大约在360—720个汉字之间，采用散文或韵文，必须有优美的修辞和漂亮的书法。考试文章的主题一成不变，都是取自儒家典籍，要求考生发挥纯粹的儒家正统观念。一名成功候选人要经过三道初步考试，才得以跻身“士绅”的最低层——“生员”，这时他们的平均年龄24岁。由生员达到最高的“进士”则需要再经过10年的寒窗苦读。进士考试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只有少数最优秀的学者才有资格参加。

“进士”的年龄通常在35岁左右，他们考取进士之前，多半已花了不下20年时间在同一个知识领域反反复复地耕耘，因此，成功的候选人往往“变得谦卑柔顺，成为小心翼翼而驯服的朝廷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那些在不间断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过关斩将的人，必定具有达观和坚强的性格，但是，对创造性思维的压制使他们非常缺乏适应新环境所需的应变能力，这一点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19世纪，夷人要求进入天朝帝国，这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问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极富才干之人，也只是重复以前形成的反应方式，只能求助于一些陈词滥调。满族官员往往没有汉族学者型督抚那么僵化，更乐于适应环境的变化。

万树园赐宴图。1753年，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部长策凌台吉、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率部众3000余户归服清王朝。宫廷画家王致诚所绘制的这幅画，反映了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三策凌的壮观场面。

一旦获得进士头衔，高级职位也就唾手可得了。在考试中失利的其他人就要看运气如何了，但可以争取机会。例如，花钱买官完全合法，不过仅限于比较低级的职位。那些通过中级考试或有财力买一个进阶的人，得以跻身“士绅”或“文人”之列。士绅拥有一些特权，包括有权穿着特殊服饰，蠲免许多法律义务、税收和劳役等。中国的科举考试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至少是所有男性），因此，哪怕是出身最卑微的年轻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才学和虔诚，从理论上说都可以通过考试升到文官体制的最高层。在实际情况中，机会偏向那些其家庭能够负担漫长学习期的人，而那些已有一官半职者则可以使家庭的产业更巩固、更持久。这种士绅与官员的紧密联系，确保了人数非常有限的官僚阶级始终能够得到庞大的非官方势力的支持。中国的士绅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英国各郡的治安法官完全相同，后者协助郡长组织民团，平息地方纠纷，促进公认的道德规范。满族人——他们人数很少，当时仅有200万人——参与这些工作，但更多的是为军队或朝廷效力。他们的民族传统是战斗勇敢，而非文字或行政管理技能，而且他们的处事态度比受过古典教育的汉人更随和、更开放。

和是清代乾隆时的权臣。他广收贿赂，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其秉政揽权，历来被认为是清代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一看现在的中国版图，就可以发现满族人最持久的一个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与大清帝国确立的疆界基本吻合，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现已独立的蒙古。乾隆皇帝极大地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他在西部边境凭借一系列强有力的征讨，把中国突厥斯坦——今天的新疆自治区——纳入到帝国版图，成功的战争还迫使尼泊尔廓尔喀人、缅甸人以及绝大多数印度支那人奉中国皇帝为君主。事实表明，对新疆征服的开支极其浩繁，维持这一广袤领土也不断消耗着帝国的财政。在其漫长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乾隆可以依靠祖先聚集起来的财富，中国依然享有安定和繁荣。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到18世纪末约有3亿人，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产量以相同速度增长。

然而，到乾隆的后人登上王位时，由于老皇帝的宠臣和珅的劫掠，国库已十分空虚，新皇帝嘉庆不得不尽可能地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嘉庆是个审慎的人，甚至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还致力于改革和减少开支。尽管如此，他在位期间（1796—1820年）一直麻烦不断：黄河7次决堤，造成饿殍遍野；大规模起义此起彼伏，沿海地区受到海盗洗劫；而西方的夷人——他们已经令人不安地迂回接近了中华帝国边界——正在开始制造新的麻烦。

嘉庆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在欧洲历史上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进行处心积虑的谋夺而臭名昭著。

谁拥有世界，或者至少拥有尚未引起罗马教皇关注的那部分世界，这个问题本该在1493年5月4—5日就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然拥有神圣的权力来处置只有异教徒居住的土地。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裁决，把所有已发现的土地均等地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距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西面100里格(11)处贯穿南北极划一条线，线以西的所有土地归西班牙，其余部分归属葡萄牙。这位教皇希望借此约束西班牙，究其原因，他在接连把女儿鲁克丽琪亚许配给两位西班牙人之后，最终把她嫁给了意大利人乔万尼·索尔查。不过，就算曾经有过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得土地谁多谁少的问题，到1580年也该解决了。就在这一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王室合二为一。

欧洲其他国家并不欢迎教皇的这项安排，尤其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国家，但他们在16世纪时无暇旁骛。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尝试失败后，满足于劫掠西班牙人的领地，捕获西班牙船只；法国则深深陷入国内宗教战争的泥淖；荷兰刚刚挣脱西班牙统治而成长为一个民族国家。到1600年，局势有了变化，至少在英格兰和荷兰是如此，而法国在数年前就开始要求新的领地和对外贸易。欧洲的领土扩张仅限于新世界，英国人集中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荷兰人则建立起巴西帝国。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业已征服的地区外，美洲的土著居民被殖民者驱逐、融合，乃至彻底消灭。在东方，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帝国各据一方，众多周边国家对日后的殖民者构成了一道强大的屏障。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关注的是扩展贸易而非征服。起初，荷兰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超过50万英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早两年成立的皇家东印度公司仅有3万英镑资本。17世纪头10年中，荷兰向东方派出了60艘船，而英国仅为17艘。

英国东印度公司徽记。徽记的图案是伯纳德·高林在1698年10月7日设计的，后由英国联合东印度公司采纳。图案下方的拉丁铭文Auspico Regiset Senatus Angliae，意思是“蒙英格兰国王和贵族护佑”。

荷兰东印度公司海上贸易网。荷兰在17世纪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商业帝国，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这个绰号形象地说明了17世纪的荷兰在商业、海洋和殖民掠夺等方面所拥有的霸权。

1765年，东印度公司与莫卧儿帝国签订条约，一跃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伦敦利登霍尔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1828年）

之后，英国航运业日益兴旺，东印度公司虽然差一点被查理一世的政策毁灭，但经过克伦威尔时代的重组后，已能够在经济上自立。随后，葡萄牙将孟买作为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结婚礼物，赠予英国王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地位由此得到巩固。这位国王将孟买授予东印度公司，英国首次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合法而可靠的基地，与葡萄牙和荷兰的据点对峙，并最终再次有可能开展对华贸易。1711年，清朝皇帝牢牢控制了对外贸易并有意放松限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商馆。

此时，印度次大陆尚未成为欧洲人关注的中心，英、法、葡和丹麦等国商人必须仰仗当地土著王公的友善。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印度的3个中心地区，一个是英国领地孟买，另外两个是向印度王公租借的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以及至少在名义上臣服于他的土邦王公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特许权，情况看来十分令人满意。但是，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因素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莫卧儿帝国在波斯人、阿富汗人和马哈拉塔印度教徒的进攻下，令人吃惊地迅速崩溃了，印度北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另一个因素是英法两国在1740—1758年间卷入了第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争。

结果，凭借一些惊人的冒险，皇家东印度公司不仅彻底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份孟加拉，还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贸易强权。由于控制了“迪万”（收税官），东印度公司有权征收孟加拉以前上缴莫卧儿皇帝的全部税收。有人评论说，东印度公司“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帝国”。东印度公司摇身一变，在孟加拉有效行使以前由印度君主拥有的一切权力。一个区区的贸易公司竟然能够对超过1000万臣民行使统治权，并且掌握了颇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公司董事们为了自身利益，竭尽所能地反对一些印度王公瓜分业已分崩离析的莫卧儿帝国。事实表明，这是一项花费浩大的事业，东印度公司股息受到影响，几乎面临破产，英国政府不得不介入给予扶持。

这幅当时的漫画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大象代表东印度公司，大象身上是印度的各个富庶地区，捆住大象的前后两根桩子分别是公司监督委员会和英国下院。

18世纪中叶，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全民性的嗜好，这幅当时的绘画反映了一个大家庭一起品茶的情景。

直到1832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出产茶叶，茶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图为18世纪中国茶叶作坊。

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扶持东印度公司，乃是出于急迫的经济考虑。印度商人和持股人不仅是政党赞助资金的丰富源泉——这是18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的——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不仅为公司提供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使英国人养成了喝茶的嗜好。彼得·蒙地可能是第一位喝过这种饮料的英国人，他对这种饮料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这种叫做‘茶’的饮料……只是把水与一种香草一道煮开，而且必须趁热喝，据说有益健康”。(12)不过，蒙地的后人很快养成了喝茶的习惯。1664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有20磅零20盎司，1783年时，已经上升到2600多吨。这仅是合法运抵英国的茶叶，为逃避对茶叶征收的高额关税，还有大量走私茶叶（据说茶叶走私量是合法进口量的3倍）。即便如此，即使在茶叶税率大幅下调以后，来自茶叶的收入仍然占到当时英国政府总收入的10%左右。当时，不论合法进口还是走私贩运，茶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州，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开始种植这种“不可或缺的茶”。直到1832年，阿萨姆才开始种植茶叶。因此这种对英国如此重要的贸易必须得到保护，东印度公司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

描绘广州农民加工和交易茶叶的铜版画

1772年，东印度公司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由于公司的交易量大大超出正常额度，甚至超过了银行业务的极限，无法偿还到期的英格兰银行和关税及国内货物税税务局的债务。之后发生的事情在商业史上可谓破天荒的头一遭：如果你负债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别人将被迫帮你摆脱困境。诺思勋爵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为公司提供140万英镑政府贷款。作为这笔现款的回报，政府坚持通过了《调控法案》（1773年），加强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对此，英国国会反应强烈，连续两届政府都因印度改革问题垮台。直到小威廉·皮特为捍卫其政策赢得一次大选，并最终通过《印度法案》（1784年），才确立了未来的印度管理模式。按照这一法律，皇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由持股者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仍掌握贸易管辖权和所有政治、军事职位的任免权（英国政府有否决权），政府则掌握“指令公司职员应谋求的政治目标，以及将不服从指令者撤职的权力”，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负责制定公司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日后成为内阁成员。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必须定期续订，下一次审查预定时间为1793年。正是1833年第三次审查期间发生的事件，导致了第一次对华战争和香港的割让。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统治的地域和人口大大超过英国政府本身。

乔治·康沃利斯是首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投降。

印度总督韦尔斯利

1760年的广州商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广州设有商馆。

19世纪中叶，丹麦帆船在广州。

巴麦尊是19世纪英国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对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治和对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即使说得婉转些，一家商业合股公司被授予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仍算得上是一桩怪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奉行实用主义——即对既成事实的默认，要做的只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对所提供资金的担忧。印度统治者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肥缺，不论是否乐于用这些职位酬答自己的忠实支持者，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愿意轻易错过这些职位，让反对党在卷土重来时占便宜。监督委员会首任主席亨利·邓达斯承认：“凡是对这个国家的利益及其宪政自由寄予厚望的人，都会清醒地不希望看到委任权集中到某一届政府的手中。”(13)

根据1784年的《印度法案》，印度的权力集中在英国政府派驻的印度总督手中，印度总督由王室任命，驻扎在加尔各答，另有两名总督负责管理马德拉斯和孟买辖区。乔治·康沃利斯勋爵（1786—1794年）是新法案通过后任命的第一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他在任期间，孟加拉建立了文官制度、法律和司法体系，并对商人与行政官员做了明确区分，行政官员支取薪水但禁止从事贸易——这是他们前辈的生财之道，他们“懈怠的习惯”也得到了纠正。孟加拉成为印度最现代、最强大的一个邦，而其他数十个土邦依然为争夺领地和霸权纷争不已。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未受触动，与从前王公统治时期没有什么两样。在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看来，说伊斯兰—波斯语的莫卧儿人比英国人更像外国人，办事效率更低。

康沃利斯——1781年时在约克镇率英国军队向美国人投降——富有教养、讨人喜欢。他身为骁勇善战的将军，却立誓不发动侵略。1797年威灵顿公爵的兄长韦尔斯利勋爵上任后，推行截然相反的政策。结果，在此后20年里，仍是一个贸易公司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入自己的统治版图，尽管公司本身服从英国政府的管辖。

1793年，英国下院的注意力集中于刚刚爆发的对法战争，没有多大波折便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东印度公司依旧掌握贸易垄断权，在其他方面则受到很大冲击。任何一个英国臣民，当然也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可以从印度与英国本土之外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港脚贸易”，贸易往来的船只大半是在东方制造，称作“港脚船”。港脚商人需持有东印度公司颁发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并无限制，大量发放。境外违禁贸易日益兴盛，其他国家的国民也参与了这种贸易，这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严重关注。据估计，这种贸易每年运送商品约为1万吨左右，在贸易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印度的开支日益增加，韦尔斯利勋爵推行的扩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连串战争，带来了惊人的开支，公司的政治预算（这项预算涉及行政事务，商业事务是单独计算的）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英国为反对拿破仑的艰苦斗争提供财政援助，已经掏空了财政部，英国本土市场对来自印度的产品需求暴跌。

1799年，英国本土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利润持续下降，1809年出现赤字，及至1824年，生丝进口完全中断。惟有对华贸易仍然保持赢利，这多亏英国人对茶叶永不满足的渴求。东印度公司掌握的对华贸易垄断经营权，不但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中国人坚持所有贸易必须在严格监督下限于广州一地进行，也维护了公司的垄断地位。

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政府并未关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之类的事情。英国不仅已经走出了丧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乱，还攫取了不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前法国和荷兰领地。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快在国内恢复原有秩序，对任何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疑虑重重。托利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党内年轻人得势之后，整个党的立场逐渐趋向开明。罗伯特·皮尔、乔治·坎宁、威廉·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与在野的辉格党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认为这些观点本应由欧洲大陆国家政府提出来。就个人而言，辉格党领袖的贵族气比托利党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方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分歧异常尖锐，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是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论从地位上还是天性上来说，都是一名贵族”。他的内阁只有4名成员没有同他一道进入上院（贵族院），所有阁员都是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贵族头衔，惟一的例外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他当时是庶民身份（就连他也很快当上了贵族，成为格伦额尔勋爵）。

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面对的压力不同。辉格党人更愿意倾听爱尔兰人的不满，也总是得到大多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托利党人历来关注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奉为国教的圣公会，坚定地维护他们认为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辉格党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的影响，虽然党的首脑人物与托利党人关注相同的事物。辉格党通过的《改革法案》与其说扩大了选举权，不如说是将权力从乡村转移到新兴工业市镇。辉格党大臣也许不会宴请兰开夏的工厂主，但他们明白这些工厂主的经济实力及其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托利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辉格党人愿意倾听工厂主、贸易商和商人的呼声，这一事实将对中国的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倾听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C.H.菲利浦斯在关于东印度公司历史的著作中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在赞扬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的同时，往往指责公司董事会，这大概是因为后者与商业和从印度回来的暴发户关系密切之故。”那些贵族政客，不论他们身为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心胸狭窄之人”、“可鄙的应声虫”。(14)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也都不鼓励殖民扩张。实际上，辉格党政府要员完全准备摆脱那些看起来已成为累赘的殖民领地，其中，加拿大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殖民地居民也总是惹麻烦，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对解放奴隶、捍卫旧制度的战斗，他们成功地争取到200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几乎相当于英国政府一年的开支。澳大利亚日益流露出对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强烈不满，那里的自由定居者不断要求获得超出他们在宗主国时所能期待的政治权利。南非的布尔人历来桀骜不驯，时常造反。

印度是个特例，是英国人自豪与忧虑相交织的源泉。但是，不论印度还是殖民地事务，都只有特定人群才会关注。议会举行有关辩论，参加者寥寥无几。倘若发生激烈战事，尚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否则公众舆论不愿谈论令人厌恶的殖民地（例如，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几乎只字未提殖民地事务）。

英国对华态度除受到各种不同观点的影响外，有一个人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施加了最重大的影响。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固执己见、敢于冒险、极为保守的自由党人巴麦尊勋爵亨利·坦普尔，一直支配着英国外交政策。巴麦尊1807年以托利党人身份直接从剑桥当上了海军大臣，首次掌握实权是1830年出任格雷勋爵辉格党政府外交大臣。即便巴麦尊不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他任职时间之长，也足以使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830到1865年正是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巅峰时期，在这段时期，除了极少数年份外，巴麦尊始终在外交大臣、内政大臣、首相等英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幸的航程

17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朝末年，英中两个帝国就有了第一次接触。当时，富有的伦敦商人威廉·科提恩爵士事实上占据了巴巴多斯，他劝说国王查理一世批准一项对华贸易计划，如有可能，再开辟通往“美洲腹地加利福尼亚”的东北航线。科提恩原本希望这项计划能得到葡萄牙人的赞助，后者是英国古老的同盟者，也是欧洲惟一与中国保持有限贸易往来的国家。在干劲十足的约克郡人约翰·威忒上校的率领下，科提恩远征队于1637年6月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居留地澳门。

英国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

威忒船队在澳门受到葡萄牙人彬彬有礼的接待，却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事实上，葡萄牙人并不想让英国人插手对华贸易，他们确信中国广州当局一定会让英国人吃闭门羹。威忒威吓当地人，还试图以武力威胁，从而导致事态恶化。6名英国商人被中国人羁押在广州，他们受到公道的良好待遇，但直到威忒正式同意离去之后才被释放。友好的中国海军将领宋平（音译）向一位不速之客纳撒尼尔·芒特尼表示：“他很遗憾无法提供帮助，事情很简单，葡萄牙人把他们全都收买了。”(15)

最后，威忒这次“不幸而奢华的航程”返航时，装载了600吨他所期望的各种货物，主要是糖（“非常上乘，闻起来味道像玫瑰”），还有一些丁香、生姜、黄金和瓷器。若要确保贸易往来继续下去，必须有长期的不懈谈判和细心、准确、充足的贿赂，倘若欺骗手腕太差劲，就应该有小题大做的本事，而且最终应该与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达成妥协。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中国有半个地球之遥的英国鞭长莫及，英国人必须拥有靠近中国的稳固而便利的基地，这种长期努力方能奏效。东印度公司即使有意与竞争对手合作，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直到1640年，他们才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圣乔治堡（马德拉斯），而且这个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始终未能稳定下来。

当时，中国人也未能从长远着想。与境外夷人的贸易政策已不可能改变，剧烈的王朝更迭以及种种先兆预示的社会动乱近在眼前，反叛席卷各个省份，四川和中华帝国古老的心脏地带河南、陕西接连落入满族人之手。威忒离开4年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缢。清朝为确立对全国的统治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满族人的征服在许多年内使贸易发展前景化为泡影。苏拉特的东印度公司代理商报告说：“鞑靼人侵占和蹂躏了所有内陆省份，他们没有在征服地区建立政权……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贸易已经绝迹。他们是贸易之敌，导致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人口减少，海上8里格范围内没有任何贸易的迹象。”(16)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商馆

1711年，东印度公司获准在广州建立商馆，从此无需再看葡萄牙人的脸色行事。

澳门在17世纪曾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因为1639年以后日本闭关锁国，澳门对日贸易一落千丈。1759年，有人认为“大多数为混血儿”的澳门居民，“被中国人像奴隶一样看管”。(17)18世纪末，马戛尔尼勋爵对他们的评价也没有多少恭维的意思：“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葡萄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久已意志消沉、了无生气。”(18)靠近广州的地理位置是澳门惟一的优势，满族皇帝把对外贸易重新组织起来，广州很快就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惟一渠道。1685到1752年间，皇帝发布了一系列上谕，明确划定了对外贸易的范围，商人只能前往广州（在早先年代里，一些商人还获准前往宁波或其他一两个港口，不过广州始终是最重要的口岸，之后又成为惟一的中心），进贡的外国使团必须到北京觐见，否则任何外国人不得进入首都（俄国人除外，他们来自陆路，但同样遭到怀疑的审视）。

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给“歌德堡”号的船牌

据估计，1834年，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不仅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也是当时世界罕有的巨富。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广州不但是现代贸易市集的中心，也是中国商品的出口通道。洋人对糖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因为已有了较近的替代产地，英国最重要的糖产地竟然是威廉·科提恩的巴巴多斯岛。但是，丝绸、紫花布、陶瓷、纸张以及大黄（主治便秘）等药材和香料仍然主要靠中国供应。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发展缓慢，支付手段依然像威忒时代一样完全使用现金。买卖交易受到严格控制，私人商行被禁止，交易货物种类十分有限，交易要由授权的人员在指定季节进行，同时必须遵守各种五花八门的规矩。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由设立于11世纪的“粤海关监督”负责。广东人称“粤海关府”为“户部”，户部属中级官僚，其职权范围日后有所改变和扩大。这一职位历来由满族人把持，任期3年。户部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中华帝国最高官僚之一的两广总督，甚至位列广州知府之后。但是，总督与知府等杰出的绅士通常是传统的汉人学者型官僚，他们薪俸有限（按照现代计算方法，知府的正式俸禄与他们获得的——客气地说是不合法的——其他收入的比例为7%对93%）。因此，他们的安逸生活有赖于户部的搜刮。要获得这一职务，需花费大量金钱，因此，户部热衷于大肆搜刮。任职头一年必须捞回购买官职的花销，第二年则是为满足上司索取的“规礼”而搜刮，只有第三年的收入才可以装入自己腰包。(19)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海关税是逐一登记的，但现实中总是收得越多越好，上缴北京越少越好。

户部的保护伞之下，是商人行会组织“公行”。公行的组织越来越严密，成为“他（户部）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其严密程度……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无出其右者”。(20)洋人贸易必须通过公行商人，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必须通过行商进行贸易，只有行商才能为入港船只和水手提供担保，并负责满足船长和船东的各项要求，保证水手举止适宜。这些公行商人的基本地位取决于他们在中国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每一个“行”或商号的首领都被授予最低的九品官阶，还有权在姓氏之后加上表示尊敬的字眼“××官”，实际上这种头衔有时候是高价买来的。为了巨额贸易和垄断地位，公行商号要承担很大责任。最终，公行商人“不仅决定价格，出售货物，保证纳税，约束外国人，与外国人谈判，控制走私，出租房屋，还不得不管理银号业务，充当翻译，赞助民团和教育机构，给大大小小的官员呈上五花八门的礼物和捐赠”。(21)

19世纪，一些行商确实非常富有。浩官(22)是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估计其净资产达2600万元之巨，这笔财富足以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过，正如老话所说，机会越多，风险也越大，其他行商不论在买卖上还是官方影响上大多境遇不佳。行商一旦经营失败，往往会破产，经常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他们很可能被流放到遥远而艰苦的地方，有的人宁死也不愿面对这种结局。

洋商同样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监督下组成了相当严密的商人团体，他们对此大概并没有什么不情愿。“港脚商人”可以在印度与其他东方口岸之间贸易往来，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贸易专营权，禁止所有其他英国船只驶往东方。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在崛起，确保了荷兰、西班牙、瑞典以及日后的美国承认东印度公司的霸权。法国极力想从东方贸易中分一杯羹，但法国印度公司（它在布列塔尼海岸拥有一个新城市洛里昂作为基地）在中国从未有过上佳表现。在广州贸易体制中，洋人在外交代表方面没有遇到多大问题，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了领事角色，代表外国侨民与中国人交涉。一位船长与行商交易时，公司代表就承担起较为重要的职责。公司代表也逐渐正式组成“管货人特派委员会”，通称“特派委员会”，由一名主席总负其责。(23)“大班”脱胎于“管货人”——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大班始终是管货人——他们代表货主出售货物赚取利润，购买所能找到的回程货物。早先，大班只是受托完成一个航次的贸易，就像船上的船员那样。但随着贸易日渐定期，大班也越来越多地常驻澳门和广州。

1830年前后的茂官

特派委员会信函

1794年广州贸易商业函件

19世纪广州商馆

外国侨民与清朝官员交往时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彼此抱有不同的正义观，而且两种正义观水火不容。1784年著名的“休斯女士”号案件，清楚表明了这两种正义观的冲突。当时，一位倒霉的炮手在鸣放礼炮时意外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中国人坚持要这名水手偿命。为了强调他们的要求，中国人还绑架了一名船员。特派委员会认为这名炮手会受到公正审理和宽大处理，指示船长交出被指控者。船长照办了，还给特派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感人的信：“恳请尊敬的史密斯照看这位老人，您最好为这位老人的案子与浩官联络一下，我希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可怜的老人，因为那件事完全是一桩不幸的意外。”(24)这个期望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法律规定，造成意外死亡的当事人可以减刑。1722年发生的一桩意外事故就是以交付2000两白银平息的。但是，这一次船长的希望落空了，不幸的炮手被秘密处死，大班则收到中国总督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指责他们没有在案发当时就交出人犯。“治外法权”，即外国人由他们自己而非当地法律进行审讯的权力，成为日后不断引发冲突的核心问题，包括1840—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

类似的严重事件并不多见，双方的共同点和克制避免了很多纠纷，因为双方避免冲突以及合作的态度源自一个相同的压力：冲突可能导致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贸易终止，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危急局面。1727年，大班威胁要放弃广州，把他们的生意沿海岸转移到厦门港，清朝官员立即同意了争论中的问题。其他的束缚尽管令人不快，仍在英国人的容忍限度之内。按照朝廷的规定，广州贸易只准在夏季进行，季末之前必须结束一切交易，清算全部债务，洋人一律离开广州，要么回国，要么与葡萄牙人一道在澳门过冬。洋人的活动范围仅限广州城外不大的一块濒水区域，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国“商馆”（“factory”这个词源自葡萄牙语的feitoria，意思是代理商或经纪人的场馆），每一个国家的商人均拥有各自的商馆。英国商馆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商馆不仅有货栈——货物到岸和出售前的存放处——和账房，也有牛津剑桥两校的社团，为数不多的英国人生活其间，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仆役。中国当局希望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严格限制外国人前往商馆区之外的地方；广州老百姓素来以敌视和怀疑外国人而闻名。出于同样的原因，朝廷严令禁止外国人做出一些招摇的行为，如乘坐轿子（这是中国高官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商馆区。

像世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广州，私底下的默契缓和了公开的管制。只要特派委员会不挑起无谓的争端，中国人愿意对细微的冒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回国之前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赚钱，因此愿意接受各种管制。他们每年只在广州待几个月时间，澳门可以在贸易间歇期提供住家的舒适条件，尽管在18世纪上半叶，由于交通不便，妻子和家庭没有冒险航行来到东方。倘若鸿运临头，来到广东的外国商人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聚集起可观的财富，足以保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而这种机遇在18世纪的印度早已荡然无存。同时，广东洋行的薪水很丰厚，而且只要东印度公司仍掌握对华贸易专营权，公司商船提供的免费货运舱位就始终是一项宝贵的特权。

在整个18世纪和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不时发生一些不幸事件，广州贸易体制运转良好，研究英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学家米切尔·格林堡写道：“行商的诚实和商业上的诚笃，已经成为相距遥远的伦敦城街巷和孟买商业区的话柄。”(25)一位美国商人称赞说：“与被指派同我们进行贸易的中国人交易十分便利，他们的诚实众所周知，加上在此地商业交往中人身和财产绝对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当局能够更为警醒地照管好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习俗和成见与外国人截然不同的人群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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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坊间很难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中国简史。北京出版的史著（如白寿彝和翦伯赞的著作）当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微不足道。罗津斯基（Rodzinski）的两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史同样有点偏重于前殖民地时期的中国历史，从实用角度来看，它们比中国出版的历史著述要好得多。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和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Jonathan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都很出色，魏斐德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F.Wakeman：Fall of Imperial China）篇幅较短，亦属上佳之作。宏观论述清帝国的最佳著作是魏斐德的《洪业》（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 China）的第一卷有一份出色的提纲，这部巨著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宏观把握令人难以企及。篇幅同样浩大的还有《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关各卷的主编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关于广州贸易的文献很丰富，格林伯格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简明而权威地论述了1842年前的广州贸易，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John King 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考察了直到1852年的广州贸易。所有史学家都依赖的两位重要人物是费正清和马士（Morse），前者是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科利斯的《外交泥淖》（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彼得·费伊的《鸦片战争》（Peter Fay：Opium War），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巨龙苏醒》（Christopher Hibbert：The Dragon Wakes），也都是涉及广州贸易的优秀著作。菲利浦斯（C.H.Philips）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著作已是经典，约翰·凯伊的《东印度公司》（John Keay：The Honourable Company）则是有益的补充，但未涉及广州贸易。杰克·格雷的《反叛与革命》（Jack Gray：Rebellionsand Revolution）颇有见地地分析了英国的对华态度。

(2)见《蓝皮书》1840年第8卷，《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29年11月21日（See Blue Book，1840，vol.vi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inutes，21November1829）。

(3)Receuildes Lettres Edifantesdes Missionaires Jesuites，1702.早期的欧洲游客误把省份的名称Canton当成了城市名，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晚近，广州才有了合适的音译名称——Guangzhou。

(4)塔尔博，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H.D.Talbot，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HKBRAS）），1970年第10卷，“Hong Kong正式的名称是Xianggang，这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与粤语的发音大不相同。”

(5)虽然乾隆于1796年退位，但实际上他在1799年去世前一直把持着朝政。

(6)原文如此。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译注

(7)原文如此。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译注

(8)引自迈克尔：《满族统治的起源》（Michael，Origins of Manchu Rule），第106页。中国皇帝登基后，即放弃他们本人的姓氏，采用他们的王朝的名称；因此，皇太极就称作太宗或太宗皇帝，纪年则从他即位的那一年开始算起（译者按：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

(9)约翰·涅夫霍夫（John Nievh off），引自科利斯：《大内》（Collis，The Great Within），第110、119页。

(10)克兰默－宾：《出使中国》（Cranmer‐Byng，Embassyto China），第237页。

(11)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译注

(12)《彼得·蒙地日记》，1637年7月10日（Journalentry，10July1637，Peter Mundy’s Journal，editedby R.C.Temple（Hakluyt Society）。这是一部有趣的17世纪旅行记录。关于茶叶贸易的有趣记录，请见霍布泰斯：《变革的种子》（Hobhouse，Seeds of Change）。

(13)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73页。

(14)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308页。

(15)彼得·蒙地生动地记述了这次远征，他抱怨说：“对于我们的计划、生活、航行和货物来说，这六个月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不幸，面临种种困扰、危险和可诅咒之事，我们的委托人和大量金钱都困在广州。”（第300页）。

(1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to China（Chronicles））第一卷，第32页。

(17)《布鲁斯地形词典》“澳门”条（Brice’s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Macao’）。

(18)克兰默－宾，前引书，第211页。

(1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Int.Rel.））第一卷第34页。英国人把中华帝国各省份的最高长官称作“Governor”；有一些“姊妹”省份，如广东/广西（两广），由更高级的官员掌管，通常称作“Governor‐General”或“Viceroy”。

(20)马士：《中国的行会》（Morse，Guilds of China），第17页。

(21)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第51页。

(22)行商除了本名与行名外，还有一个对外通商的商名，商名一般通称某官，一则系一种尊称，且一般行商大多捐有官职。自道光十三年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他的商名即为伍浩官，在外国文献中，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即“浩官”。——译注

(23)“管货人委员会”当时在广州被称为“公班衙”。“大班”（supercargo）一词来自“管货人”（Supra Cargo）。“管货人委员会”也译作“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译注

(24)马士：《编年史》（Morse，Chronicles）第二卷，第104页。

(2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61—62页。

(26)亨特：《广州番鬼录》（Hunter，The Fan‐kwaein Canton），第26、40页。

第二章　鸦片生意(1)

使人快乐的植物

马戛尔尼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特使

小斯当东觐见乾隆

乔治三世为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乔治三世致乾隆的书函，称：“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我们之间永远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我们会极为愉快。”

英属印度政府开支节节上升，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东印度公司急于开拓英国出口商品市场，不满中国官吏的敲诈勒索。凡此种种因素，使得东印度公司希望摆脱广州贸易的诸般限制。为此必须进行外交接触，这种接触当然是沿用从前与俄国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谈判时屡试不爽的方法。

1793年，第一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使团首领是前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马戛尔尼使团计划周密、幕僚众多，乘坐的又是一艘配备64门大炮的军舰——所有这些都旨在明确展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最后却落得空手而归，其失败完全是由于双方之间的误解造成的。

老皇帝乾隆准备摆出友善的姿态来接待蛮夷的这次觐见。考虑到夷人奇特的成见，他还破例做了一些通融。不过，乾隆压根没打算变更看起来运转十分正常的制度。马戛尔尼善于交际、多才多艺、令人愉快，是大使的理想人选。早先他曾率领一个外交使团成功地访问过俄国，与那位难对付的叶卡捷琳娜相处融洽。但他无法打动乾隆的心。(2)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谈到高兴之处，乾隆解下腰间佩戴的荷包和翡翠，赐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人要求放松贸易管制，这一点甚至未被考虑，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一个蛮夷国度的小君所提的这些请求是严肃的。在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乾隆指责马戛尔尼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夷人的诸多无礼要求中，最令人反感的要算英国人打算获得一小块中国的地产。马戛尔尼受命要求获得“舟山附近一座不设防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供应船只”。尽管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

马戛尔尼使团的实际成果在于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丰富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两名使团成员，日后以海军大臣扬名的约翰·巴罗以及乔治·斯当东爵士，公开发表了详尽的报告，“中华帝国的壮丽和辽阔”深深打动了英国人（乔治爵士10岁的儿子托马斯随父来到中国，现存北京历史档案馆的案卷上留下了他吃力地写下的汉字）。(3)中华帝国决意继续完全无视其疆域之外的世界，乾隆皇帝在由马戛尔尼转交乔治三世的彬彬有礼的回绝信函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乾隆称道乔治三世的“恭顺之诚”，但其所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4)马戛尔尼勋爵在日记中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准确的贬抑性评价：

中华帝国如同一艘年代久远、摇晃不定的一流军舰，侥幸出现的一批干练而警觉的官员，已经设法使之漂浮了150余年，并以其庞大的躯体和外观慑服了四邻。然而，一旦某个无能之辈碰巧控制了甲板，这艘战舰的纪律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她或许不会立即沉没，其残骸也许会随波逐流，结果被撞成碎片冲到岸上，但她再也无法回复旧观了。

正当马戛尔尼逗留北京之际，局势有了新发展。英国在孟加拉的新政府正孜孜以求地扩大东印度公司不断增加的收入，意识到当地农夫种植的一种有用药材——罂粟，才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孟加拉政府高效地组织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上等优质鸦片陆续运抵加尔各答拍卖场，英国人终于有了一种可以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货物。

乔治·斯当东爵士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担任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

鸦片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其花色艳丽，有红、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初夏罂粟花落，约半个月后果实接近完全成熟之时，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的乳白色汁液经自然风干凝聚成黏稠的膏状物，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深棕色，这些膏状物用烟刀刮下来就是生鸦片。

鸦片是一种有史可稽的最古老、记载最完备的麻醉剂。(5)4000年前的苏美尔人把罂粟称作“使人快乐的植物”；公元前1600年，埃及人就描述过鸦片，米诺斯人信奉一位罂粟女神，荷马也知道这种忘忧药。罗马人在给药物分类时，把鸦片列为主要的催眠剂。尼禄手下的军队外科医生狄奥斯科里德斯在《药物学》一书中提到过鸦片；伽林——他一手确立的西方药物学及心理学模式一直沿用到17世纪——也借重鸦片的药用功能；哈马丹的阿维森纳，在药物学知识方面比欧洲的医生和哲学家领先数个世纪，被认为是因服用鸦片过量死于1039年。14世纪英国医生约翰·阿登留下了所开处方的详细记录，这些处方表明，他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鸦片，他用某种鸦片合剂让病人“入睡而无任何疼痛感”。鸦片主要用作催眠剂，通过睡眠来促进身体自然康复。

版画《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

在18世纪，英国人对鸦片并无非难之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酒精始终是大众心目中的恶魔。当时，英国社会正处于贺加斯所描绘的“杜松子酒巷”(6)——“一个便士喝醉，两个便士烂醉”——的时代。另一方面，就连皇家技术学会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也在扶持鸦片培植，协会奖励在英国成功培植这种药材的人50几尼(7)或一枚金质奖牌。很自然，获奖者大多为医生。伯明翰的克罗利医生在11英亩土地上收获的鸦片超过10英石(8)。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豪森医生和外科医生杨格先生因在苏格兰成功生产出鸦片而获得金质奖章。杨格先生获得了每英亩117英镑6先令的可观利润，如此丰厚的利润是栽培任何其他作物难以企及的。(9)鸦片不但可以从罂粟中提取，也可从普通白色植物和花园里的红色植物提取，杨格先生甚至从莴苣中提炼出大量鸦片。既然在荒凉的英国北部都能取得如此成效，在土地肥沃的孟加拉，鸦片生产的繁盛状况可想而知。日后的事实表明，借助孟加拉邦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出远远超过现有市场销量的高纯度鸦片。

英国散文大家德·昆西

嘉庆皇帝发给两广总督的禁烟谕旨

可以肯定，鸦片有稳定的药用需求，因为溶解在酒精中的鸦片——鸦片酊是一种适用多种症状的首选药，不但被用作催眠剂，还可以用作退烧药。鸦片还被人们——最著名的是德·昆西和柯勒律治——当如今所称的游戏性毒品，穷人则普遍把它用作镇静剂，或是用来替代酒精。直到20世纪，鸦片在英国始终是合法的，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惟一管制最松的药物。因此，毫不奇怪，英印当局认为生产和贩卖鸦片并非不可饶恕的道德邪恶，决意扩大鸦片生产，并把鸦片作为公司的专卖品。

中国是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因为吸食鸦片，有时是与烟草混合着吸，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17世纪初，中国就颁布过针对鸦片和烟草的法律，但烟草受到的谴责更为严厉。在整个18世纪，药用鸦片在中国始终是合法的，鸦片也定期进口并缴纳关税，而在17世纪30年代，对出售烟草者的惩罚是斩首。这些禁令始终难以贯彻执行，直到1729年，皇帝颁布诏书，痛斥年轻人沉溺于鸦片的恶习。至少东印度公司是严肃对待这道诏书的，由于夹带鸦片的船只将遭到没收船只和货物的处罚，东印度公司向属下船长发出指示：“不论发生何种情形，你们既不能支持、也不应允许在开往中国的船上搭载此类货物，当你们遇险时不得报出本公司的名号。”(10)在其他地区，这道诏书多半被忽视了，鸦片消费量仍然相当大。18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游客注意到，中国人突然染上了“对这种麻醉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嗜好”。(11)

东印度公司在1781年组织鸦片生产后，仍避免直接将鸦片船运到中国。公司在加尔各答市场把鸦片出售给投机商，投机商再船运到广州，通过私人“港脚”商人销售。东印度公司凭借这种方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否认与运抵中国的鸦片有任何关系。1781年之前，港脚船每年从印度运入1000箱鸦片（每箱约重135—160磅），1781—1790年的9年间，年进口量超过4000箱。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足以引起警惕。朝廷随后颁布了一道法令，彻底禁止鸦片进口。此后，鸦片贸易转入地下，成为非法的走私贸易。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在内心里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禁烟法令）付诸实施，它们的诸般限制所起的惟一作用，是为这种贸易披上了一层合宜的外衣……对合法贸易征收的违规税费本来就十分苛重，若是除了讨好（官员）之外，还必须为获得默许而出钱的话，税费就显得愈发重了，税款由官吏、户部、总督、巡抚、布政使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大批人瓜分”。(12)

禁烟令颁布前后惟一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鸦片不能公开在广州销售，而是转到停泊在黄埔的船上交易。广州特派委员会继续掩耳盗铃：“据信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英国私商）公开联系，而只是通知这些商人……我们不认为他们将这种‘货物’带入市场有什么不妥。”（鸦片委员会，1804年）之后的30年之内，鸦片销售量一直保持平稳，人们也没有认为鸦片收入对英属印度具有什么重大意义。英国政府发给马戛尔尼勋爵的指示中有一项承诺，如果中国人坚持，英国可以放弃鸦片贸易，“鸦片收入对印度有益，但与之相比，（英国）更希望获得对华贸易的独占地位”。(13)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1：分拣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2：搅拌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3：赋形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4：干燥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5：仓储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6：运输

马戛尔尼造访北京时并未提及这项承诺，因为中国当局将他拒之门外。假如中国人愿意同马戛尔尼这位境外强国的可靠代表展开详尽讨论，或许就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避免战争。终止鸦片贸易不会过度损害印度政府，加尔各答鸦片拍卖的财政收入很受欢迎，但并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够获得鸦片拍卖收入当然令人鼓舞，“您将非常高兴地看到”，印度总督莫林顿勋爵1799年3月21日致函监督委员会的亨利·邓达斯指出，“鸦片拍卖收入已完全恢复正常……公众非常感激医学委员会的二把手弗莱明先生，因为他对鸦片做了仔细的检验”。(14)10年后，杰出的弗莱明先生的工作收到了成效，鸦片收入仍然仅占孟加拉总收入的6%，在依重要性排列的收入项目中列第6位。(15)

孟加拉的总收入为98，383，516通用卢比，除去鸦片生产成本967，278卢比，鸦片净收入为498，908英镑。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但很难说构成了“开战理由”，尤其是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收入纳入印度财政总收入之后。圣乔治堡的收入几乎达到孟加拉收入的一半，而且与鸦片无关，孟买的收入相对较低，也与鸦片毫无瓜葛。印度各邦收入合并计算，除去生产成本，鸦片收入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4%。上述数据还都只是印度内部的收入，未将公司的贸易收入计算在内，后者有股息，在当时平均每年为875，000英镑。1817—1818年间，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当年以英镑计算的印度总收入为18，322，547英镑，鸦片收入为873，599英镑，鸦片收入仍然不到总收入的5%（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年度账目）。

19世纪头20年中，东印度公司鸦片生产没有大的增长，这一时期每5年的平均产量为：

东印度公司官员担心，他们未能提供更多的鸦片，也许让中国的吸食者失望，因为“突然失去这种麻醉剂，几乎肯定会给瘾君子带来很大痛苦，但政府没有道德义务提高产量”。

因此，在19世纪头20年，很难说鸦片利润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关注的焦点。鸦片利润日后虽然有所增长，也从未在印度财政收入中占到举足轻重的比例。但是，每一个人都期盼广州贸易不断发展。广州的富庶，北京的安逸，成千上万官僚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茶税，全都有赖于广州贸易。

多变混乱的程序

广州的税收对中国的财政大有助益，而且少数商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不会激怒老百姓。不难理解，这种体制“十分适合制度化的剥削”，不法官吏把提高广州商人的“规费”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1807年，倒霉的公行商人不得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127，500两白银是为肃平海盗和河工，为了“自鸣钟”（进口的表、钟及机械玩具）又交了20万两白银。行商若是濒临破产，可以在“公所基金”的帮助下恢复元气。这项基金由行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组成，从理论上说，基金是用来偿还破产债务的，但官员已经开始贪婪地把手伸向基金的财产。(16)

一旦广州的洋人提出抗议，这种体制就扭曲了。尤其英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而不是一家商业公司，因而不愿再承受多如牛毛的种种有伤体面的管制。仅仅3年前，拿破仑还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法国统治着从华沙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如今，他在滑铁卢被打败，流放到一个偏远的大西洋岛屿，沦为一名囚徒，而且是东印度公司的囚徒，因为圣赫勒拿岛正是东印度公司众多补给站中的一个。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英属圣赫勒拿岛。绘画反映的是拿破仑在岛上口述文件。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中国的地位迥然不同，两地的反差越来越明显。欧洲人抵达印度后，很快就能获得一官半职，他的举止做派与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旅行时带一名仪表堂堂的侍从，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各色人等的印度仆役和助手，背后的靠山是训练有素的印度士兵，事实已反复证明这些士兵是这个次大陆最好的军队。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是无可争议的大人物，哪怕这地盘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土邦。他必须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到东印度公司的海勒伯里学院学会这种语言。不可否认，他不得私自从事贸易，公司职员再不可能指望像以往的纳波布(17)那样大发横财，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描绘的乔斯·赛特笠就是纳波布的生动写照。然而，他实际上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总是身处英国文明的核心，拥有诸如钢琴、淑女、台球房和流通图书馆等宜人的条件和设施。他最起码的一项享乐，是常年可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块冰镇巴斯啤酒和苏打水。

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任“书记”的年轻人，日子就远没有那么舒适了。与在印度的同胞相反，他的身份并非帝国的管理者而是商人，而商人是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有大半年时间生活在气候湿热的广州，活动范围不过是狭小的商馆，住的只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单间。除非特殊情况，他甚至不能到小小的欧洲人居留区外散步。当地老百姓对他抱有明显的敌意，虽然他与行商保持了彬彬有礼，有时甚至算得上友好的关系。澳门的假期要舒适一些，但那里几乎是混血儿的天下，英国妇女非常少见，无法像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或孟买那样找到伴侣。聪明而勤奋的书记员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掌握足够的汉语，进而对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产生兴趣，但很少有人愿意付诸行动。惟一的补偿是经商挣钱。这一条路在广州仍旧是可行的，但随着1813年公司贸易专营权撤销，公司职员的发财梦越来越渺茫。公司董事会曾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公司非常不得人心。一位观察家写道：“倘若有人提议削减一个或若干董事会成员名额的增订条款，肯定会在下院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18)不仅如此，广州的私商显然正在大发横财，在品行端正的公司职员看来，这些人全都是半海盗式的无名小卒和鸦片走私贩子，他们的举止根本谈不上“得体”。

1793年，公司特许状进行了续订，准许外来者合法地经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港脚贸易（此前他们已经非

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印度的奢华生活

1830年前后广州的一位商船船长。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来到广州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发财。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乾隆的铜镀金冠架水法跑鸭钟

法地干了一段时间）。英国商人在印度进出口贸易中站稳了脚跟，他们的立足点通常是在加尔各答。这并非易事，因为新来者必须在现行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皮棉是印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也是吸引中国买主的货物之一，但棉花贸易仍掌握在公司手中。在广州，公司特派委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限制闯入者染指原料市场，中国人的做法也强化了公司的权力，中国人只与公司和行商进行较为重要的出口贸易。

装有发条装置的产品是输入中国市场的有潜力的进口货物，也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领先中国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中国人热切渴望得到各种钟表、时钟、机械发声小鸟、人工瀑布、跳舞的小人、音乐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对这类玩具的渴望，按照特派委员会主席在1811年时的话说，“现在已是这名官员（户部）贿赂京城上司的现成工具”，(19)也引发了不少争吵。为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公司限制进口这些恼人的货物，这就给切普塞德的詹姆斯·考克斯这样有魄力的外来者打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几经周折之后，考克斯创立的商行最终成为最大的一家在华外国商行——怡和洋行。考克斯还试探了其他进口商品的市场前景，其中来自美洲“腹地”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最为成功，这宗利润丰厚的业务日后被约翰·雅各布·亚士脱接管。其他商人也各显其能，寻找能引起中国人兴趣和充当现金代用品的进口货物：金属、染料、人参、檀香、象牙、珊瑚和琥珀，以及鱼翅、燕窝等珍馐美味。中国产品的境外市场也有人作了类似的调查，伦敦组建了一家“药材行”，进口中国的大黄、肉桂和樟脑。

东印度公司董事对这些竞争者并不友善，竭尽全力打击那些与公司抢生意的无证商人。不久，外来者偶然找到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外国列强的名誉领事，因而从法律上成为外国臣民。特派委员会对此十分懊恼，却依然认为“任何恶意干涉……都不妥当”。伦敦佬和苏格兰人蹩脚地装扮成忠心不贰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波兰人、汉诺威人、那不勒斯人和热那亚人，从而得以在特派委员会不以为然的注视下合法地在广州做生意。中国官员也没有异议，他们很难认得出红头发的野蛮人所属的民族，只要夷人举止得体，继续贡献惯常的“规费”，中国人乐得甩手不管。

私商们越来越清楚，鸦片乃是广州赢利最容易、利润最丰厚的商品。东印度公司排斥鸦片贸易，但渴望卖掉为加尔各答市场生产的优质鸦片。中国当然是最大的买主，而公司在加尔各答鸦片销售不得不倚重私商，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约束力。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搭档，行商面临来自北京的代理人愈发贪婪的索取，影响力江河日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威信。

阿美士德勋爵

1816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因而被降旨：“该贡使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

东印度公司企图挽回局势。1816年，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劝说皇帝放松限制，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公司在华管理机构、董事会以及摄政王政府认为，从这个国家派遣一个使团的合宜理由，乃在于侮慢、多变和混乱的程序……他们（广州地方当局）阻碍了贸易。”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甚至比1793年的马戛尔尼更惨，但英国政府此时更关注国内及欧洲事务，无暇为东印度公司撑腰。(20)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奴隶制是当时惟一能使英国政治气候升温的殖民地问题。历届英国政府忙于废除奴隶制，安排解放奴隶的前途，补偿奴隶主，查禁奴隶贸易。除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之外，没有人关注中国事务。广州贸易的发展状况仍然令人满意，杰出而清廉的阮元出任两广总督。1820年，一位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皇帝即位。(21)

道光皇帝是年38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了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惟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看重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道光仿效他父亲嘉庆的节俭，穿打补丁的旧朝服，饮食也很简单。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示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

道光皇帝即位后虽力图振衰起弊，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但在鸦片战争中举棋不定，时战时和，最后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位皇帝在官吏的奏折上所作的批注，表现出面对艰难使命时的得体和奉献精神，令看过的人不由为之动容。前朝许多腐败的官员要么死了，要么隐退了。一些品格高尚、精明干练的官员忠心耿耿地辅佐道光，其中既有满人也有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皇帝的近亲，党羽遍布整个国家。穆彰阿较少有传统汉人裹足不前的成见，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的支持者主张采取妥协政策，这种政策遭到力主抗拒外国势力的强硬派的严厉抨击。然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甚至皇帝本人，都十分危险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快蟹”船形如蟹，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

图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水师追击鸦片船

阮元注意到鸦片贸易后，立即禁止从黄埔和澳门输入这种毒品，公布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在广州逮捕了一批鸦片贩子和吸食者。鸦片商人并没有放弃、哪怕是限制这种贸易——这是不可想像的——而是力图为这种贸易披上一层稍微正当的外衣。鸦片自印度运来后，不再直接送到黄埔，而是运至珠江入海口一个便利的碇泊地伶仃岛，然后卸到固定停泊在那里的趸船上。这些趸船为私商所有，由私商配备船上人员。接下来，私商在趸船上与广州的中国买主谈好价格，达成交易后把货从趸船卸到一种快速小平底船。这种船为中国人所有和操作，被形象地称作“快蟹”或“爬龙”。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近海防御部队算不上是一支海军，他们满足于偶尔驱逐一下这些大帆船，在每年交易季节结束时追击掉队的鸦片船。他们在追逐的时候慢慢腾腾，礼貌地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整个舰队全力开火。北京很快就会收到报告，“这场闹剧上演数天之后，一道文告昭示全国：天子的舰队经过一场恶战，把番鬼打得抱头鼠窜”。(22)不过，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事故：19世纪2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里价值不菲的存货，一位美国海员被移交给中国当局绞死（特拉诺案(23)），一些英国海员被控在伶仃岛斗殴，但未判绞刑（托佩兹案）。不过这些不幸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各方都清楚意识到，维持现行体制的稳定即意味着丰厚的利润。

抵达或运出伶仃岛的所有货物都是免税的，就连完全合法的货物也很快从黄埔转到河口进行交易，节省的税金可以绰绰有余地弥补额外的运费开支。

鸦片贸易不断发展，虽然售价未涨，进口数量却稳步增长。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8，400，800元；1826年，9621箱鸦片只售得7，608，205元。拓展市场的举措非常奏效，1830年，鸦片进口量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18，760箱，这与1820年之前30年间的平均4000箱左右的进口量不啻有天壤之别。广州的英国职员把合法贸易与走私贸易脱钩，便可以推脱一切责任，甚至根本不承认有鸦片走私一事。特派委员会前主席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曾在广州住过17年，在回答1829年下院特别委员会询问，被问及鸦片是否贴上了公司标签时，德庇时断言：“我此生从未见过一箱鸦片，因此我无法谈论此事。”德庇时为人诚实，应当严肃对待他所作的这个声明。倘若换一个环境，即使考虑到他必然很清楚哪些地方不应该去看，这个声明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在广州的欧洲人（东印度公司职员除外），都在忙于把尽可能多的鸦片卖给中国人。然而，广州颠地洋行簿记员亨利先生在同一个委员会上的证词佐证了德庇时的声明，亨利先生也声称：“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箱鸦片。”(24)

由于道光封禁澳门、黄埔，鸦片贩子就转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上，在那里设置趸船。

鸦片拍卖收入虽然对印度政府颇有助益，对经营其他货物的英国出口商却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中国出售商品的机会大受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鸦片贸易的巨大诱惑，也因为东印度公司仍旧把持着对华贸易专营权。1820年7月10日，那些获准直接经营英国出口商品的商人首次公开施压，向下院提交了一份陈情书：“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邻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要求与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新加坡的主权得到维护，如果上述要求与我国的良好声望和荣誉并无抵触的话。”此时，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政府正为卡罗琳王后与乔治四世的离婚案，以及稍后的彼得卢大屠杀——抗议农民生活艰难的示威者遭到警察开枪射击——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曼彻斯特人的陈情书，陈情书“被下院搁置起来”。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不过这项决定是印度总督做出的，他认识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商站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认可了斯坦福德·莱佛士5年前从柔佛苏丹手中买下这个岛屿的行动。

随着蒸汽机的普及，动力织布机迅速取代了手工织机，纺织业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的支柱产业。

1820年陈情书乃是一种错觉的最早版本，在19世纪其余80年里，英国人始终没有摆脱这种错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英国工业化的步伐加速，蒸汽动力得到广泛运用，工厂生产组织开始形成，从而日益迫切地呼唤开拓新市场。工业革命的先驱、兰开夏的棉纺业走在了这一进程的最前列。1820年，这个工业部门仍是手工工人的天下，但是动力织机正在迅速排挤个体手工工人。1813年，英国仅有2400台动力织布机，到19世纪20年代末，动力织机已达55，000台，1850年达到25万台，产量占英国棉布出口总量的一半。工厂化生产方式传播到其他行业，很快加剧了对新市场的贪婪需求。欧洲和美国开始追赶英国，并在日后赶超英国，英国出口商们为此更加焦急不安。中国幅员广大，是最大的一个尚未开放的潜在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令英国商人激动不已，他们急不可耐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一是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二是希望中国开放其他通商口岸，英国把一座港口据为己有，鸦片合法化，批准各条河流自由航行，降低关税。只要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中国百姓就能高兴地买到斯塔福德郡的金属杯、伯明翰的茶盘和兰开夏的上衣，英国人修建的铁路将使中国人廉价地获得所有这些货物。英国官员鄙夷地不相信任何与贸易沾边的事情，不肯答应这些要求（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市场从未成熟到预期的程度，工厂主失望之余，越发迫切地要求获取更多的特许权）。这些看法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型，日后不断引发往往得到香港当局支持的商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执。

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的外国侨民开始融合，已经略具日后早期香港社会的雏形。东印度公司的人蜕变为殖民地管理者，私商继续充当推动殖民地自立的动力，传教士则协助与中国人保持接触。早在1830年，未来的殖民地总督约翰·德庇时就已经开始了大班的生涯；马礼逊父子也树立起译员的声望，他们将在英国与中国谈判者之间建立某种交流；两家将执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国商号也在广州脱颖而出，它们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称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无情的竞争对手托马斯·颠地公司。(25)这两家公司雇佣了52个英国侨民团体的18个，东印度公司雇佣了另外20个，这无疑表明了两家商号的相对重要性。

郭士立

西方侨民当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肥胖的郭士立牧师。郭士立的身份介于传教士和商人之间，他曾在普鲁士的普里茨给一个紧身胸衣制造商当学徒。郭士立能流利地说数种语言，虽然不够标准，因而鸦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译，“我将为郭士立的3天时间付出1000元”，独自经营的商人詹姆斯·英尼斯写道。郭士立结过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力的居民之一。他死于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还有大约20名左右美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人，其中包括两名传教士裨治文牧师和詹姆斯·布雷福德博士，以及一个名叫威廉·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写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生动描述了澳门和广州商馆的日常生活。人数不多的侨民维持着两份刊物，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和主要由东印度公司职员编辑的《广州杂志》。此外还有两家报纸，《广东记录报》的业主是马地臣，《广州周报》则流露出明显的亲颠地倾向。(26)

裨治文

除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学生之外，所有的欧洲人，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因为当时还没有哪位中国人会说英语——只能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这种混合语言使用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的词汇和印度英语的单词，句法则是广东话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账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这些都是16世纪的印度英语；joss（神像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混合语言易学，而且足以满足商业交易之需，但只能进行最基本的交流，从而在讲汉语者和讲英语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用洋泾浜语言来翻译一篇名作会闹出笑话：

One young man walkee；no can stop.

Maskee de snow；maskee de ice！

He Carry with chop so nice－

Topside galow！(27)

不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中国人，总是倾向于把外国人看成是难以相处的小孩，这种幼稚的语言成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坚定了他们的成见。裨治文牧师指出了这种危险：“几乎没有哪个外国人肯花一小时时间学习中国人的语言，双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会导致双方在仁慈、同情、尊重和友谊等方面完全隔绝。”(28)

一群花花公子

东印度公司与私商、英国人与美国人共同参与的贸易极为重要，这种贸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长途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将近5000万元。中国的大宗进口货物有皮棉、毛织品，当然还有鸦片，出口的则是茶和丝。鸦片和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宗进出口贸易商品：

茶叶行

1833年前后的广州商馆。当时，清朝政府严禁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

威廉·本廷克在1828—1835年间任印度总督

到1831年，英、美两国私商已经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私商贸易的年进口额为2000万元，主要是鸦片，出口额也达1400万元。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70万元和900万元，其中出口几乎全部是茶叶，因为公司仍控制了茶叶专营权。与此同时，鸦片贸易逐步排挤了其他印度进口贸易，特派委员会的极度自信正在一点一滴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过敏的盛气凌人。行商在合法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朝不保夕，合法贸易乃是行商的收入来源，现在遭到走私贸易的排挤，东印度公司越发惴惴不安。特派委员会向伦敦利登霍尔街的公司总部报道说，仅有3家实力雄厚的行商挺住打击存活下来。“中国政府的勒索和苛捐杂税，使得几乎所有外国商人都从事非法贸易。如此一来，公共税收减少，只剩下诚实的公司近乎孤立无援地支撑着该港口的大量需求。”(29)

1829年，大班威廉·盼师为首的更为激进的集团掌握了特派委员会的权力，他开始尝试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没做成的事情，企图强行从中国人那里索取新特权。保守的特派委员会主席部楼东一贯反对盼师，却始终未能成功。部楼东沉湎于公司的传统，如今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激进分子向总督提交了一份清单，开列了许多专横要求，为了施加压力，还命令英国船只驶离广州，这样可以不再缴纳港口费用和关税。他们选择能够继续进行贸易的停泊点，中意的地点是“香港岛西北岬内侧、朝东对着鲤鱼门水道的锚地”。这个地点正在如今横渡九龙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位置，特派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消息以及部楼东未被采纳的规劝传到利登霍尔街，公司董事会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的盼师及其同伙被直截了当地召回，可以预料，公司将任命一个更加保守的委员会。但是，就在这些决定传达到广州之前，盼师做出了另一桩轻率的举动：他带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广州。

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不允许欧洲妇女前往广州，这项禁令在一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中始终得到遵奉。盼师不但使广州贸易停顿了6个月，还把盼师夫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带到广州，还有其他妇女的陪伴。威廉·亨特记下了盼师夫人造成的情绪冲动：“她是晚会上的美人儿……穿着精美的伦敦式样的衣裙……令我们大为倾倒。”洋人中也有对此事不以为然的：“前往拜访女士们。大衣、手套和领饰——同样的领饰！我听见某人在回来后说：‘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说完取了一件夹克和黑色领带。他又点燃了一支雪茄，看上去就像卸掉一大负担似的。”中国官员对盼师夫人的首次造访提出异议之后，她“在一排小艇的护卫下离开，每个水手都像打仗似的全副武装。印度佬在商馆屋顶上架起了一门大炮”。这些妇女还公然无视中国人的习俗，厚颜无耻地公然乘坐轿子。(30)

两广总督严厉谴责这一行径：“英吉利国大班盼师擅违旧制，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该国夷人，固皆顽蠢……每有违拗之处……惟有随时稽查，严切晓谕，一体恪尊天朝禁令。”总督除了痛斥英国人之外，不会做失策之事，但盼师夫人所乘船只的保证人、倒霉的兴泰行老板被投入监狱，还被处以很重的罚款。(31)

盼师的上司行事没有那么戏剧化，但十分果断地做了决定，公司董事会从香港召回盼师，调令中写道：“大不列颠与中国的贸易如此重要，若非发生最急迫和最紧急的情况，断不容有任何损害，而且根本不考虑个人问题。”贵族与生俱来地不信任这些社交上一塌糊涂的商人，这种本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1830年3月22日，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致函印度事务部埃伦巴勒勋爵：“我们认为那个特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最冒险、最不明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埃伦巴勒勋爵在1830年9月23日复函称：“广州事务处理得十分拙劣（一群花花公子）……不再是贸易的保护者，而是危及了贸易。”(32)

收入不错的行当

这些“花花公子”虽然受到伦敦和加尔各答当局的指责，却得到了许多广州私商的积极拥护。一方面，私商们深陷违禁贸易不能自拔，同时又希望法律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修订，他们非常热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1830年圣诞节前夕，他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清楚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1831年7月28日，这份请愿书送达议会。请愿书很可能是出自马地臣的手笔，因为他的文体风格独具特色。请愿书抱怨说：“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地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惟一的目的”，可实际上他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马地臣抱怨说：“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在这篇冗长文件的结尾，马地臣提出一个补救办法：

如果上述建议难以实现，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国在世界这个遥远一隅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

威廉·查顿是当时广州最大的鸦片私商，人称“铁头老鼠”。

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想到香港，这个荒凉岛屿将成为马地臣所说的“岛屿属地”。

英国议会非但没有依从请愿书签名者的请求，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或攫取一两个岛屿，甚至对请愿书反应冷淡。托利党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待遇问题发生分裂，被格雷勋爵的辉格党取代。埃伦巴勒勋爵随之下野，他再次抨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是“那些使我们的利益危在旦夕的人”，“应当命令英国商人服从所在国的法律”，中国人设置的种种限制“也许非常荒谬，却是该国法律所规定的”。英国的支持者对这些商人们情绪化的言辞困惑不已，他们不明白后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抱怨。《中国丛报》试图做出解释：“我们获悉一些非常睿智的来访者询问，我们不绝于耳的委屈和苦恼究竟何在，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愤愤不平，乃是因为我们比古时的先辈更知晓人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感到自身的处境犹如囚徒，盼望获得自由。”(33)广州的外国人当中，最桀骜不驯的人物当属詹姆斯·英尼斯，他处处与中国法律和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对着干，而且往往能够得逞。一次，他朝一位冒犯了他的清朝官员的宅邸扔石头，并接受了对方的道歉。英尼斯后来报告说，“总督和户部给我写了非常得体的答复”。

威廉·查顿博士是最有名的私商，被人称作“铁头老鼠”，(34)他与马地臣共同创立了最大的欧洲商号“怡和洋行”。查顿1802年第一次踏上东方的土地时，只是东印度公司一般商船的助理外科医生。他在“特许”贸易中赚足了钱，便先后在伦敦和孟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公司。1822年，他在广州组建了一家代理商行。这种代理行无需多少资金，是广州私商贸易的基本形式。香港成为新殖民地后的最初数年里，代理行依然很兴盛。广州代理商仅限于为委托者——通常是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站稳脚跟的私商——代理买卖事宜，代为处理在华事务。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充当执行人，管理资产，收回贷款和债务，以及运输和租赁等等，最重要的是货物交易。代理商的报酬按固定比例计算，除鸦片和宝石外，所有货物均提取5%的佣金，鸦片和宝石更易脱手，所以只有3%的佣金。这个行当十分稳当，也不乏诱人的机会。早先，广州代理商曾开发银行业和保险业务，代理商涉足保险业最早、最大胆的尝试是1805年组建的谏当水险公司。与所有股东都负有无限责任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不同，谏当水险公司由两家英国大商行轮流管理，即大卫逊洋行以及莫克尼亚克洋行，前者日后发展为颠地洋行，后者则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国商行开始被称作“行”，商行合伙人称“大班”，查顿的商行叫“怡和”，颠地洋行叫“宝顺”。

怡和洋行由查顿和马地臣创办，是当时最大的欧洲商号，主要贩卖鸦片，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

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马地臣，原在印度经商，1818年到广州，与查顿共同组建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1840年回国，1851年被册封为爵士。

颠地家族是英格兰人，所以他们的公司旗是英格兰的旗帜，白底红十字的圣乔治十字旗。

圣安德鲁十字为苏格兰旗帜，蓝底白色斜十字。

各商行在银行业务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伦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广州、印度和伦敦之间转运货物和汇款所需时间太长，三地一个轮次的航程需耗时一年有余，汇款尤其成问题。广州商人缺乏可让渡票据，从东印度公司购买的汇票只能维持进货之需。私商贸易日渐发展，公司所占份额下降，汇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为权宜之计，私商不得不求助于追索权，其中包括美国人开具的汇票，但最终往往只有将银锭运出中国，商人彼此之间才能完成汇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将成为引发禁烟运动的一个因素。

公行商人很难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公所基金”的宗旨是偿还行商债务，但不断遭到侵吞。1815年，东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25万两白银，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帝国的税收（如同英国人不能拖欠国内税务局的税，朝廷捐税不得拖欠，必须首先缴纳）。与此同时，公行商人所欠外国私商的债务由3位外国商人管理。这样，在各方一致认同的情况下，欧洲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官商的管理权。行商即使有能力偿债，也总是愿意支付高额利息——在当时的广州，普遍认为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欧洲，这个数字的一半就被认为太高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钱交给广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国内。

谨小慎微的人大概会满足于当个代理商，从这个“收入尚可的行当”（这是马地臣对这一职业的称呼）安安稳稳地赚取高额佣金，但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多种投资，以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在一个缺乏通行法规的小团体中，这样做需要具备很高的商业行为准则：不能饥不择食，自相残杀。结果，虽然竞争异常激烈，广州商人重信守诺，代理行也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辜负委托人的信任。愤世嫉俗的冒险家查顿像以往一样我行我素，但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诚实。C.T.唐宁博士在《中国番鬼录》中写道：“查顿先生用睿智和判断力来指导庞大的商业买卖，他是个个性很强、极为慷慨的绅士。”(35)查顿的书信表明其为人相当粗鲁，他在办公室里只放一把椅子，为的就是不让来客多停留，这对于一位代理商来说真是个奇特的举止。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从未读过拜伦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确拼写出他拥有的纵帆船“希腊”号的名称，(36)而且字体拙劣。他生性节俭，给伦敦的“裁缝斯卡奇特先生”的定单是“一件蓝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开司米毛衣”。(37)怡和洋行年轻的合伙人马地臣则要时髦和风雅得多，按照唐宁的话说，马地臣是一位举止温和有礼，常施善行的绅士。实际上，马地臣经历坎坷。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高地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不过，据一些史料记载，他的父亲并不是从男爵。(38)年轻时，马地臣曾在爱丁堡大学短暂居留，之后跑到伦敦当学徒，1819年前往印度。与查顿相比，马地臣更愿意与人交往，与人相处得更融洽，他进入叔父在加尔各答开办的马金淘西公司，在会计室找到一份差使。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后就破产了，负债高达25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很快就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广州，与罗伯特·泰勒一道贩卖走私鸦片。1820年泰勒去世，鸦片买卖无以为继，26岁的马地臣便留在广州找事干。马金淘西公司给了马地臣一个机会，这家公司在亚洲南部许多客户中有一家西班牙商行，这家商行最初设在马尼拉，在加尔各答设有代理行，该代理行的合伙人艾塞维尔·伊利萨里决定迁往广州，并邀请马地臣加入新的伊利萨里公司。马地臣大喜过望，吹捧伊利萨里将把生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能使我们成为大大超出我最乐观想像的商业机构”。在5年时间里，伊利萨里胆大妄为地从事鸦片投机走私买卖，史无前例地沿中国海岸贩卖鸦片，还企图独占市场。之后，伊利萨里死了，又一次留下马地臣一人收拾残局。

马地臣很快便再度卷土重来，组建的合股商号至少有25万元资金，据称其中属于伊利萨里的股份仅有17，000元。研究这家公司的张荣洋博士认为，这笔数额“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马地臣致函这位前合伙人在西班牙的财产执行人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刺耳，让人难以接受”，“除了原有财产所占股份之外，伊利萨里没有向他和我名下的商号投入一分钱资金，我惟一能向他姐姐报告的好消息是，这些财产要少于在我们合作的5年左右时间里过一种富足生活的费用”。马地臣先是装模作样地与竞争对手颠地洋行周旋——他大概从未严肃对待此事，更多是为了安抚他叔父的公司，他叔父通过伦敦的银行，与颠地洋行关系密切——之后便带着与伊利萨里合伙所赚的钱投奔查顿，他与查顿早已是朋友。(39)

颠地家族是来自威斯特摩兰的英格兰边地居民，这个事实加深了查顿与颠地之间的敌意，因为边地居民历来对苏格兰人没有好感。两家商号的公司旗帜反映出这种对立，查顿的公司旗图案是圣安德鲁十字，颠地洋行是圣乔治十字。张博士认为，最初导致两家商行彼此敌对的起因是颠地洋行运用在伦敦的影响力，使查顿开出的汇票遭到拒付。之后，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尼斯比特未能蒙住颠地洋行，却成功地从马地臣那里骗到钱，双方的怨憎从此成为死结。(40)

兰斯洛特与威尔金森兄弟是与马地臣同辈的颠地家族成员，他们没有那位苏格兰人的自信，但人们认为他们更可敬，也更富有。兰斯洛特为人端方、处事严谨，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一次破产拍卖时，他在信中一丝不苟地详细说明是否购买拍卖品，实际上他放弃了大多数拍卖物品，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不要以为我在这件事上有疏忽或委托他人的恶习，除非给我一些钱，总在两三块到10块之间……如果这样，必须事先声明，并在我吃饭之前付清。再说一遍，我放弃比尔起居室的那盏小灯，我买一个购自阿基诺先生处的抽水马桶，记在我账上。”(41)广州特派委员会热衷于攻击怡和洋行（在谈及怡和洋行的一封函件时，委员会认为“它的语气令人不快，内容也不真实”，“怡和洋行以及指挥鸦片船的格兰特船长处心积虑地想树立起他们独立于特派委员会的权威”(42)），千方百计地证明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颠地洋行及其属下的船只；东印度公司商馆办事员英记利士更是脱离公司投奔颠地洋行。特派委员会主席、首席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约翰·德庇时爵士看不起绝大多数私商，却认为颠地兄弟是“非常体面的”英国侨民，德庇时的这番话是在比较过颠地兄弟与查顿一伙之后说的。另外，颠地洋行雇员较少惹出侵犯中国人的麻烦。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前大卫逊—颠地公司年长的合伙人大卫逊曾在1829年下院委员会预言，收回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将导致“一场战争，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毁灭”，(43)这个看法与查顿支持者的好战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颠地

怡和洋行在中国沿海贩卖鸦片的船只“赫尔克里士”号

不管怎么说，颠地洋行并不受欢迎，马地臣却受到人们的喜爱。究其原因，马地臣慷慨大方的禀性肯定是一个因素，他写给约翰·怀特的一封信就很能说明问题。怀特已故的兄弟一度是马地臣的客户，死后在澳门留下一位无人供养的“靠抚恤金生活的妇人”。马地臣认为怀特应当“继续向她提供津贴，匮乏会使她生活悲惨，这将令亡者的朋友感到极大的痛苦，她是一名上流社会的妇女，受过教育，并在澳门成为基督徒，当然，她被自己的同胞抛弃”。(44)马地臣非常忙碌，他接手解决一位华人妇女的烦恼，显示出他不同寻常地关切他人。

1832年，广州鸦片市场接近饱和，查顿和马地臣在拓展新业务上争得先机。就在这一年，他们派出两支远征队沿海岸北上，最远到达天津。对于以往的市场范围而言，这当然是个空前的扩展，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效。自那以后，整个海岸线的便利地点都有定期的鸦片交易，而且很少受到中国官方的阻挠。

怡和洋行沿海岸线贩卖鸦片的诸位船长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巴厘船长和格兰特船长。巴厘是“赫尔克里士”号的船长，就连宽厚的马地臣有时也觉得巴厘难以容忍。马地臣向在英国的查顿报告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巴厘在女王诞辰那天大摆筵席，晚餐后他穷极无聊”，便点燃了船上的一门大炮，想试试大炮的射程，结果击中了一艘中国官员的大帆船，引起“巨大的骚动”。查理·格兰特早先也曾指挥过“赫尔克里士”号，根据官方的说法，“由于侵犯和冒渎中国人，他已经和‘赫尔克里士’号一样臭名远扬……格兰特船长从头到尾干的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海盗行径，他完全不应再指挥任何一艘英国船只”。(45)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1833年英国下院。乔治·海德绘制的这幅油画中，囊括了当时和日后英国政坛众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阿伯丁、格拉斯敦、德比伯爵和格雷伯爵。

约翰·马尔科姆1769—1833年间任印度孟加拉总督。

格兰特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了格莱纳瑟勋爵。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年幼时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觐见乾隆皇帝。

倘若在几年前，特派委员会肯定会对查顿和马地臣采取严厉措施，因为他们的举动完全打破了早先形成的惯例。但是，特派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更何况委员会本身也不安分。1829年，查理·马奇班克斯接替失宠的盼师成为特派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也同样自作主张，命令一支非法远征队沿海岸北上开拓潜在的市场。恪尽职守的“阿美士德夫人”号船长拒不从命，因为马奇班克斯的命令“违背了我收到的指令和海军条例，从法律角度来说也是非法的”。(46)在更换了更顺从的船长后，远征队还是出发了。公司董事会指责这次行动，并于次年召回了马奇班克斯，私商们对“这种严酷而不可思议的措施”深感遗憾，觉得马奇班克斯之举“颇具眼光”。(47)马奇班克斯不会因为遭到贬黜而发愁，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职员都很清楚，他们作为经商者的时代日益临近尾声。如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状是1833年颁发的，而一届无情的政府将做出左右他们前途的决定。

在英国，诺丁汉郡、德比郡和布里斯托尔多次发生罢工和农民暴动，9人被绞死，250人遭流放。在伦敦，市长官邸遭抢劫，骑兵队开进伦敦，霍乱流行，政府面临财政危机，一场宪政危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上院勉强通过了伟大的《议会改革法案》，1832年12月，持反对意见的威廉四世批准了法案。议会改革之后，新组成的辉格党格雷勋爵政府不得不面对工厂立法和《新济贫法》引起的骚动，以及解放奴隶和挥之不去的爱尔兰问题。倘若能够推迟解决东印度公司特许状问题，处境艰难的政府肯定求之不得。可实际情况总是难遂人愿。上一次续订特许状是在1813年，迄今已有20年时间，重新立法已势在必行。

相关立法的原则很清楚，东印度公司必须实实在在地不再成其为一个商业机构，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成一个当之无愧的泱泱大国，统治着比宗主国多得多的人口，公司还拥有常备陆军和海军，从而能与很多大国平起平坐。总之，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与一家贸易公司的身份完全不符，它所行使两项职能只能保留一项。本来，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由英国政府承担直接统治印度的职责。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乐于这么做，但是辉格党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甚至不把印度视为永久的属地。麦考莱曾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国将继续统治印度（他死于1853年）。1830年时，贵族学者和改革家拉姆·莫恩·罗伊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延续“至少40到50年”。(48)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通情达理地看护着印度，就连政客们也意识到腐败和捞取官职的诱惑，倘若英国是“一个绝对专制国家，英国议会”将获得印度的财富。（这倒不是说执政党——不论执政的是哪个党——会赞同这么做，谁能完全明了对手的意图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广州贸易的前途；二是如何补偿持股人放弃商业活动的损失。不论公司董事会如何恳求，东印度公司再也不可能保留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专营权。若干年以来，垄断经营早已过时了。早在1820年，下院委员会就曾报告说：“垄断经营能成功地维持，或得到耐心容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13年之后，就连亲托利党的《每季评论》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自由贸易’的狂热如今蔚然成风，这一情况将使对华贸易专营权遭到致命打击。”(49)

自由贸易者确实让人见识到自己的力量，请愿书铺天盖地地扑向前首相威灵顿公爵。这些请愿书来自普茨茅斯、桑德兰、利兹、基德明斯特、科克茅斯、兰开斯特、利默里克、刀剪匠协会和莱斯贸易商协会。在反对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的宣传声浪中，喊得最响的是英国在广州的商人，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望借此一举摆脱特派委员会施加的种种限制，从而可以自由地盘剥中国人。1830年，广州私商计划周密、资金充足的宣传运动在议会的代言人J.克劳福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克劳福德开篇即引用爱德华·吉本的名言：“垄断者的本质是狭隘、怠惰和暴虐”，接着大肆攻击东印度公司专营贸易的主张“充斥着谬误、愚蠢和站不住脚的理由”。(50)

许多东印度公司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并不在意所遭到的攻击。他们要求，倘若无法保住贸易专营权，至少应允许东印度公司继续参与对华贸易，保留特派委员会的监督权。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力证据：在中国朝廷官员的眼中，自由贸易是个不可思议的概念；私商是一群厚颜无耻、虚伪透顶的家伙；贸易一旦停顿，英国财政每年仅在茶叶一项商品上就将损失300万英镑税收。查理·福士爵士为上述观点进行了英勇的辩护。福士是孟买最大的私商组织前主席、马姆斯伯里选区的议员，他属于托利党强硬派，污蔑《改革法案》是“罪恶的《改革法案》，是议会中出现的最令人惊骇的可怕怪物”。(51)一些不那么顽固的托利党人提出了站得住脚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在特派委员会的庇护下，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目前该港口（广州）的贸易便利而安定，十分顺利。”私商们不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希望摆脱东印度公司以及那些动不动就摆绅士派头的大班，代之以乐于推行强硬路线的人。

如果说私商的观点反映了新兴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呼声，那么，也有人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前孟买总督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公司股东会上指出，无论中国人多么傲慢，“英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多地僭取了凌驾于其他国家法律和习俗之上的权利”（听啊，好哇！笑声）。当然，马尔科姆是苏格兰人。(52)马尔科姆还质问，如何才能劝说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处事方式？作为边沁的忠实信徒的辉格党政府或许会争辩说，只要允许自由经营，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利的最佳结果，但马尔科姆仍持怀疑态度，“政治经济学家像对待算术问题那样看待人类的习惯，他们的普遍原则的应用前景……并不比聪敏的巴比奇(53)先生的奇妙机器的应用前景更看好”。中国人很可能难以说服，倘若他们依然冥顽不化，另一个选择就是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利益而战。但是，谁想为了推动贸易的缘故打一场对华战争”？(54)

马尔科姆直言不讳地反对强权政治，认为那只是老百姓荒诞不经的幻想：“谈论英国受损害的荣誉并不是件坏事，但如果这个国家在每一次小争端中都支持对华贸易的商人……将导致最为恶劣的后果。”就连查理·福士爵士也认为：“征服中国的念头太过狂妄，（公司）董事会和英国领土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有这种念头，虽然在广州的某些明智人士似乎抱有这种看法。”但是，查理爵士在讲话中指出了“急躁的迹象”，新来者正在失去对前辈们过时的行为准则的耐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辩论纯粹是务虚。时任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查理·格兰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必须重申，不论针对公司做出何种决定，政府不打算向议会建议恢复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独占地位。”他清楚地表明，倘若公司不同意政府的决定，政府将会采取没收公司全部财产和起诉公司的措施。“或许有人要问，如何处置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用什么基金来支付股息？”(55)格兰特本人渴望在印度谋得一个职位，与公司董事会公开争吵对他不利，所以经疏通最终达成了协定。东印度公司必须“以最适当的速度”停止在印度和中国的一切贸易活动，出售公司“在国内外的全部货物、库存和财产”。作为回报，股东将得到利息5%的63万英镑可兑现年金。

1833年7月26日的下院辩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两名议员分别指出了同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坚定的老派托利党人英记利士爵士担心，“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对中国的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英记利士在下院的对手、南汉普郡议员乔治·斯当东爵士支持他的观点，这位幼年时曾与父亲一道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并用汉语同乾隆皇帝闲聊的乔治·托马斯警告说，中国当局与外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他的看法十分正确，但他的警告如泥牛入海。只有少数议员听他演说，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他被迫提前结束了演说。

查理·格兰特不耐烦地表示同意：“我无需指明……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所有英国臣民的充分权力的官员。”这项提案在昏昏欲睡的下院及时获得通过。麦考莱评论说：“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在马地臣热情洋溢的文章的影响下，就连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也赞同派遣一名英国代表，但这名代表不是为了监督英国商人的行为，而是为了强迫中国人放弃限制措施，转而采取现代的做法。查顿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与这些天朝的野蛮人达成一项贸易章程……我们有权要求公正的贸易协定”。(56)这个要求在白厅是无法解决的，查顿听说一名海军军官被中国人逮捕并铐上手铐后，恼火地表示：“希望国王陛下最忠实的大臣也尝一尝铁镣的滋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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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马士的必备之作，人们并未充分探究那些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商业活动停止的争执，而公司商业活动的终止为香港的真正创立者私商铺平了道路。本章主要依靠原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洋行档案，以及英国议会出版的议会文件《蓝皮书》。这些文件通常在最初出版数年后进行整理，因此，1829年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直到1840年才问世。邓嗣禹和费正清翻译和编辑了中国文献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S.Y.Tengand J.K.Fairbank：China Responseto the West），可供不懂中文者使用。

(2)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请见克兰默－宾前引书，阿兰·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美国版《停滞的帝国》）。关于中国与西方最初的接触，下面两部著作也堪称佳作：科利斯：《大内》（Collis，The Great Within）和奈杰尔·卡梅隆：《蛮夷与清朝官员》（Nigel Cameron，Barbariansand Mandarins）。史景迁的《中国的助手》（美国版《改变中国》）（Jonathan Spence，The China Helpers，UStitle To Change China）探讨了20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接触。

(3)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吴先生调阅所有相关档案，找到了乔治·斯当东留下的一张便条。斯当东日后成为乔治爵士、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始人。

(4)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5)关于鸦片，请见拉蒂默与戈德堡：《罪恶之花》（D.Latimerand J.Goldberg，Flowers in the Blood）。

(6)贺加斯（1697—1764），英国雕刻家、画家，创作了讽刺英国社会众生相的系列版画，其中包括《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译注

(7)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注

(8)英国重量单位，等于14磅（1英石约为6﹒4公斤）。——译注

(9)《喀利多尼亚学会会刊》，1820年（Caledonian Society Journal，1820）。

(10)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16页。

(11)史景迁，载魏菲德等：《冲突与控制》（Spence，in Wakemanetal.，Conflictand Con‐trol），第149页。

(12)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25页。

(13)马戛尔尼收到的指令引自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239页：“如果（鸦片的进口）成为一项绝对的要求，或是拟议中的通商条约的条款……你必须予以应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就很有可能要靠运气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或是东方国家沿海分散而迂回的贸易中销售。”

(14)英格拉姆：《关于英属印度的两种观点》（Ingram，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第237页。

(15)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的总收益。东印度公司岁入和年度账目与下院的会议记录一并发表。

(16)格林堡（前引书，第67—69页）指出，勒索实际上使得合法贸易越来越无利可图，行商在进口时若是用实物而不是用现金支付，几乎总是会招致亏损。

(17)在印度发财后回国的欧洲人。——译注

(18)斯威尼·图恩上校，引自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90页。

(19)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158页。

(20)阿美士德以语无伦次而闻名，按照日后坎宁的说法，阿美士德“根本就不是恰当的人选”。（菲利浦斯，前引书，第239页）

(21)中国人的传记，请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A.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ing Period），关于阮元，请见Weh Peh‐t’i，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1981年第21卷（JHKBRAS，vol.21，1981）。

(22)唐宁：《中国番鬼录》（C.T.Downing，The Fan‐Quiin China），第54—55页。

(23)1821年，“埃米利”号船上的水手特拉诺扔了一只陶壶，正好砸到下方小船一名卖水果的中国妇人头上，结果这名妇人落水而亡。中国当局要求交出特拉诺，美国人最初坚持必须在船上审判，最后特拉诺被交付中国审判，他被判有罪，次日即遭处决。此判决之重，处决之速，都违反了清律意外杀人的量刑与处决程序。——译注

(24)请见1840年《蓝皮书》，第7卷，《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442号（Blue Book1840，vol.v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442）。

(25)1807年，大卫逊接管了乔治·巴林的鸦片贸易，1824年卖给了托马斯·颠地。他被视为与“更为咄咄逼人的下一代”形成对比的早先一代“英国私商”的代言人（格林堡，前引书，第71页）。颠地家族最初是威斯特摩兰的普通“自耕农”，即“约曼”。兰斯洛特（生于1799年）和威尔金森（生于1801年）是特雷恩兰德（克罗斯比－雷文斯沃思）的威廉·颠地之子，托马斯·颠地的兄弟。颠地兄弟的侄子约翰继承了他们在香港的商号，约翰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与兰斯洛特更为精细的做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尔金森的名气不如他的兄长。颠地兄弟下属的一位船长写道：“WD（威尔金森·颠地）力图取得兰斯洛特·颠地的权力，但纯属徒劳。乌鸦即使披上孔雀的羽毛，也不见容于鸟群。”（T.C.Leslie，引自琼斯：《在华高级军官，1840—1853年》（Jones，Chief Officerin China，1840—1853），第88页）

(26)关于广州和香港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H.King，ed.，Re‐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中国丛报》的印数反映了广州外国人的广泛兴趣，在当地的销量有1200份，美国有154份，印度和英国的销量大体相等。

(27)当然，这是选自朗费罗的诗篇《奋勇向前》：Ayouthwhoborethroughsnowandice/ Abannerwithastrangedevice：‘Excelsior’.一个年轻人穿行于冰雪之中/成为一面奇特的旗帜：“奋勇向前”。

(28)《中国丛报》第4卷（Chinese Repository，vol.iv），第429页。

(29)马士：《编年史》第4卷，1829年11月23日（Morse，Chronicles，vol.iv，23Novem‐ber1829）。

(30)盼师事件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亨特，前引书，第120—121页；唐宁，前引书，第135页。

(31)请见《星期六杂志》，1838年6月号（Saturday Magazine，June1838）。对兴泰行的罚款导致了该行于1837年破产，这是导致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不和的另一个事件。见第146页。

(32)本廷克勋爵：《书信集》（Lord W.C.Bentinck，Correspondence），第513—514页。

(33)《中国丛报》第1卷（Chinese Repository，vol.I），第142—143页。

(34)中国人给出名的欧洲人起了绰号：查顿得名“铁头老鼠”，是因为他在打斗中头部被击后，仍能保持冷静；郭士立则以“郭实腊”闻名。

(35)唐宁，前引书，第135页。

(36)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之一是《哀希腊》，故作者有此讥讽之语。——译注

(37)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William Jardine，Private Letter Book（WJPLB）），怡和洋行档案，剑桥（Jardine Ma theson Archives，Cambridge）。查顿的大胆与其合伙人的老练形成了鲜明对比。

(38)例如，科利斯：《外交泥淖》（Collis，Foreign Mud），第79页。

(39)马地臣早年经历的叙述，我是根据张荣洋《清朝官员与商人》的第2章（J.W.E. Cheong，Mandarinsand Merchants，Chapter II）。这是惟一根据怡和洋行档案，详尽考察怡和洋行早期历史的著作。

(4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8月25日（James Ma theson，Private Letter Book（JMPLB），25August1831）。

(41)现藏于罗兹图书馆，未编目。

(42)马士：《编年史》第4卷（Morese，Chronicles，vol.iv），第356页。

(43)请见张荣洋前引书，第81—84页。另见《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87号（Select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no.87）。

(44)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3月11日。

(45)关于巴厘的胡作非为，请见前引，1839年5月30日。对格兰特的指责，请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1840，vol.xxx，‘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China’（CRC））。

(46)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333页。

(47)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1月31日。另见1833年《蓝皮书》《关于“阿美士德夫人”号的文件》（Blue Book1833，vol.xxv，‘Papersrelatingto theship Amherst’）。

(48)《亚洲学刊》第12卷（Asiatic Journal，vol.xii），第212页。

(49)《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vol.l），第431页。

(50)克劳福德：《反思对华贸易垄断》（J.Crawford，China Monopoly Examined）。

(51)英国议会关于东印度公司问题的争论，一种有启发性的当代观点，请见《亚洲学刊》，第11卷附录（Asiatic Journal，vol.xi，Annex）。

(52)马尔科姆在讲话中用来表示“英国人”的是English，而不是British，前者有时特指英格兰人。——译注

(53)查理·巴比奇（1792—1871年），英国数学家和分析仪发明者，现代自动计算机的创始人。——译注

(54)斯莱特：《英国对广州港的贸易》（J.Slater，Noticeson the British Tradeto the Port of Canton），第8页。

(55)1833年《蓝皮书》（Blue Book1833，vol.xxv，12February1832）。

(56)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2月29日。

(57)同上，1832年3月16日。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巴麦尊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以勇敢著称，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海军英雄之一。

德庇时

伦敦寻求谈判之际，广州局势再起风云。商船水手与当地居民在伶仃岛发生争斗，两广总督把这场争斗归咎于“死不悔改的恶魔莫克尼亚克（马地臣）”。马地臣却在1833年6月16日写道：“我们在此一无所获，事态平稳，总督看来已拿定主意，只要条件许可就以通达的心态来管理外国人。”(1)广州当局意识到外国商人中发生了变故。很显然，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以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导致了商人群体的人事变动。在清朝官员看来，洋人不论由谁来做代表都一样，只是洋人必须明白一点，无论什么人与朝廷谈判，都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既定的基础。

此时，负责指导对华新使团的外交大臣是那位热情洋溢、往往是咄咄逼人的巴麦尊勋爵。即便是巴麦尊，也不可能满足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请求去胁迫中国。1833年12月，政府任命了一个使团前去接替特派委员会，他们受命以最温和的言辞行事，使团的成员——日后以“驻华商务监督”而闻名——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不必要的恐吓性语言……以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研究如何维持善意和友好的谅解，确保所有英国臣民认识到服从中华帝国法律和习俗的义务”。(2)使团应当“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国人民或政府嫉妒和怀疑，违背其信念和成见的行为、言辞和态度”，他们将前往广州，遵守现行的、习惯的联络方式。批评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人士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开端的。

不过，众所周知，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糟糕的结局。驻华商务监督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督在华英国商人，为此他们被授权在广州或任何一艘英国船舶上组建拥有刑事和海事审判权的法庭。这样的措施是基于两个不大可能实现的假定，即中国人会容忍他人在自己的国家僭越行使司法权，固执的英国臣民会接受该法庭的裁决。威灵顿公爵就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以为有权任命行政长官，那将是个错误。”查理·福士爵士尖锐地指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皇帝陛下会甘愿忍受‘夷人’的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那是大错特错了。”他还嘲讽驻华商务监督“被授予了前所未闻的权力……惩处一切违法行为（当然，走私不在其列）”。(3)巴麦尊力图兼顾各方意见，他一方面颁布枢密院令授权首席商务监督（公开地）组建法庭，私下里却指示首席商务监督不必遵从枢密院令，“除非已思之再三”。(4)

辉格党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坛纷争不已。辉格党人在议会上下两院欠下了支持者的人情，尤其是喧嚣的托利党人占绝对多数的上院。《改革法案》通过后，有功之臣纷纷登场，其中一位就是早先以《关于通常适用于伊特里克森林多山地区和苏格兰畜牧区的切实可行的农业贮藏方法》的论文而出名的律劳卑勋爵八世威廉·约翰·律劳卑。

《改革法案》艰难通过的过程中，律劳卑勋爵在上院贡献良多，却未能凭借世袭权获得永久的上院席位。律劳卑不是英国贵族，只是一名苏格兰贵族，因此他若想进入上院，必须由其他苏格兰贵族以选举方式推举他为代表。苏格兰和爱尔兰贵族只有权分别推选16名代表进入议会，未当选的贵族可以竞选下院议席。(5)巴麦尊勋爵就是以爱尔兰贵族的身份跻身下院达16年之久。自1824年以来，律劳卑一直是苏格兰贵族推选的议员，作为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为辉格党提供了可靠的一票。1832年，托利党人占多数的苏格兰贵族不再推选律劳卑进入下一届议会。按照以往的规矩，律劳卑拥戴的政党要为之提供足以报答他的职位。

在不抱成见的旁观者看来，律劳卑早先的经历并未清楚表明他适合担任外交使命。在潜心畜禽饲养之前，律劳卑一直是海军军官，曾以海军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过特拉法加尔战役。律劳卑效力于爱冒险的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科克兰远征使之成为霍恩布劳尔、杰克·奥布雷等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原型——并在科克兰手下升任海军上尉。日后，律劳卑与科克兰家族联姻。对于律劳卑的外交生涯来说，始终笼罩在科克兰的权势之下，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科克兰虽然是个好战的优秀海员，却极难相处、缺乏风度、固执己见。律劳卑勋爵行事唐突，是个出了名的虔诚的长老会派，同时也不具备同入世而老练的中国人打交道所应有的素质。他在贸易、外交和亚洲事务上肯定毫无经验可言，却又深信遭人非难恰恰是承担谈判使命的最佳理由。最后，律劳卑勋爵一头红发，而按照随使团前往广州的唐宁博士的说法，中国人对红头发抱有“一种特殊而刻毒的憎恶”。(6)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丝毫不怀疑律劳卑勋爵具备担任国王陛下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年薪6000英镑）所需的各项品质。此人正是这位绅士本人。1832年5月23日，他在上院就《海军法案》所作的演说就很能说明问题。律劳卑声称，现役军官不管多么缺乏经验，都非常适合担任公职，“那种身份的人在处理事务时比其他人更干练、更有效，他们在10分钟内做的事，要比那些公职部门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位尊贵的贵族在许多个小时里所能做的还要多……这种个人品质足以确保他们能够恰当地履行任何一个岗位的职责”。(7)律劳卑的看法并没有赢得大家的赞同，托利党的《晨邮报》尤为刻薄地嘲讽律劳卑勋爵“对广州港和将在那里执行的异常棘手的使命的了解，同一头猩猩一样多”，律劳卑的任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品行端方的绅士来说，无疑是个侮辱和明显的不公，这位花花公子般的贵族极为可耻地骑到了他们头上”。

为了掌管使团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琐事，律劳卑配备了两名同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和乔治·贝斯特·罗宾臣爵士，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为即将卸任的大班特派委员会主席，已经在广州就任新职。日后，德庇时曾任首席商务监督和香港新殖民地的总督，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德庇时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这要得益于其家族与东印度公司以及巴麦尊勋爵的关系，他的家族“与公司董事会关系密切”，而巴麦尊更是看着德庇时长大的。(8)德庇时曾随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北京，1827年进入大班特派委员会，1832年出任委员会主席。德庇时精通多国语言，少有地具备关于中华帝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手知识，又有长达20多年的商业经验。1829年，他曾给英国下院对华贸易特别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大班在维持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须组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具备类似他本人所拥有的素质，其中包括他尤为强调的精通汉语。中国人——认为“所有戴帽子、穿大衣的民族都属于普通民族，而英国人肯定被他们视为这些民族的首脑”——期待英国政府派出一个使团，使团首脑应当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权威人士，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争论，并能用满清官员的语言进行交涉。(9)

德庇时翻译的字典。德庇时颇有语言天赋，早年在广州和澳门时曾收集5000个汉字，翻译成英文和拉丁文。

德庇时被任命为第二商务监督（年薪3000英镑，他嫌太少），想必他觉得自己才是使团的真正首脑，因为第三商务监督委实无足轻重。乔治·罗宾臣爵士被公认是个大班，但他级别较低，当上大班的日子也不长，除了给上司添麻烦之外，他在广州没干多少事情。然而，尽管罗宾臣胆小怯懦而又夜郎自大，他却是位从男爵，而且是一位伯爵的孙子（虽然是个私生子）。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这两重身份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可小觑的资本。此外，罗宾臣的父亲曾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这个家族与东方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加尔各答建立之初。

商务监督配备了一个颇为庞大的随员班子，包括一名秘书、一名中文秘书（译者按，我国史书称“汉文正使”）、一名随营牧师以及数名医生。随员人选大多是出于相互关照。秘书J.H.阿斯迭当时年仅27岁，其父威廉·阿斯迭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时间长达创记录的47年。老阿斯迭起初反对政府的特许状续订方案，但最终改变了主意，因而顺理成章地得到某种回报。亚历山大·参逊是首席商务监督的侄儿，便当上了叔父的私人秘书。参逊才具一般，其父亚历山大·参逊爵士却是有权有势的著名人物，经常为儿子四处活动。亚历山大爵士

查理·义律

义律家族是英国政坛极有势力的一个家族，图为查理·义律的伯父、第一代明托勋爵。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担任印度总督的是义律的堂兄弟奥克兰勋爵。

历来是辉格党的坚定支持者，1832年被辉格党人推上掌玺大臣的高位。亚历山大爵士总是用小参逊有资格穿礼服之类的事情吵得巴麦尊不得安宁，他还向威灵顿公爵提出过一些“指导驻华商务监督的指令要点”。

使团随员中任人唯亲的特征表现得最突出的要算皇家海军上校查理·义律的任职，他被任命为负责管理船只的船务总管。这是个比较低的职位，薪金与助理医官相等，只是高于“高级职员”。义律夫妇此时手头拮据，只是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到手的职位，义律才勉强接受这项任命，“倘若我决意不肯以船务总管这一公认不适当的品级前往中国，我能想见他们（海军部）的不满”。(10)义律本来指望谋一份美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先前的履历颇为漂亮，同时也由于他出身于一个权势薰天的家族，该家族在英国上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比律劳卑家族还要高。在准备出航中国时，陪伴丈夫同行的克拉拉·义律一想到要屈尊于律劳卑勋爵夫人的“广州礼节”就大为窝火。1834年3月25日，克拉拉在给她姐姐希思洛普夫人的信中颇为节制地诉苦说：“我不应当抱怨，你会问我为何如此气愤，那还不是因为某个庶民。”义律夫妇贵族气势十足，不愿表现得粗俗，但他们还以善待自己而闻名。义律的堂兄明托勋爵是个忠心耿耿的辉格党贵族，他在海军大臣任上之所以出名，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在海军捞得一官半职的义律家族成员所激起的强烈抗议之声”。(11)日后，政府派出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广州，舰队司令是义律的另一位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爵士。查理的父亲休·埃利奥特是第一代明托勋爵的兄弟，曾在法国接受理性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教导，还与革命家米拉波成为朋友。休·埃利奥特在外交界的起步相当不错，但由于在那不勒斯大使任上不检点，不得不另觅有利可图的职位。他先是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背风群岛的总督，后来当上了马德拉斯总督。(12)义律夫妇是奥克兰勋爵的亲戚这一点在日后变得颇为重要，因为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时，奥克兰勋爵正在印度总督的任上。

在家族势力的庇护下，年轻的查理获得了西印度群岛分舰队的职位，他在那里指挥纵帆船和海岸炮艇从事反奴隶制的使命，这可是每一个年轻海军军官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义律年仅27岁时就升任上校，接着又被授予“英属几内亚奴隶的保护者”的称号。在几内亚的所见所闻，使义律难以对英国海外商人产生钦佩之心，但他在伦敦赢得了广泛赞誉。1833年3月2日，霍威克勋爵（即后来的格雷伯爵，此时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写道：“国王陛下政府感谢他（义律）所做的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不仅仅因为他热忱而高效地恪尽职守，还由于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13)霍威克勋爵试图劝说财政部发给义律一笔报酬，但义律的功劳和家族势力都未能使之兑现。义律夫妇出于无奈，不得不接受任何能够到手的职务。不过，德庇时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对义律的评价预示义律会有更好的前程，“这位绅士的才具、知识和气质，极为适于担任派驻这个国家的首要职位”。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律劳卑使团收到的指令固然值得赞赏，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原因在于使团首脑毫无责任感可言，而且给他的指示只有三言两语。巴麦尊的指令在其他方面都颇为得体，也确实表现出修好的意向，但正是指令中的一句话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阁下抵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就是这寥寥数语导致了两场战争并带来巨大的痛苦。

按照当时双方交往的惯例，律劳卑使团应该在澳门等待进入广州的许可。图为19世纪30年代的澳门。

马礼逊是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也是英国汉学研究的先驱，翻译了第一部中文《圣经》。

东印度公司舰队巡洋舰“伊莫禁”号

香港历史博物馆所藏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纪念碑

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启动濒于停顿的广州贸易，不能冒任何被拒之门外的风险，否则就会重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覆辙。国王陛下的出访官员、一位贵族向中国皇帝的地方代表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起码的礼节？但是，中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的外交礼节只有两种选择：律劳卑要么作为进贡的使者，这样的话他必须到北京觐见，行相应的大礼；要么他以大班的身份来华，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到许可方能进入广州，必须以通行的方式与行商和户部讨论有关事宜，只能用“禀帖”（恳求书）来与中国官员联络。然而，没有哪个商人，不论他自称有多么高贵和显赫，胆敢接近身为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戴双眼花翎的两广总督，而这正是律劳卑被指令要去做的事情。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使团乘巡洋舰“安德洛马”号抵达澳门，中国人注意到该船更适合运送使节而不是一位大班。不过，“安德洛马”号因吃水太深，在驶往广州的途中搁浅，无法继续营造令人难忘的效果。使团不得不乘坐数艘小艇溯江而上，慢腾腾走完剩下的旅程。前往广州之前，使团在澳门处理了一些事务，在广州担任大班特派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的德庇时赶来澳门加入使团。德庇时在广州的继任者只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公司在广州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协助清理贸易账目），年薪却有5000英镑。因此，德庇时提出自己应获得某种补偿，薪水应当从“安德洛马”号离开英国之时算起，如同他当时已在船上就任新职。公司家具作价出售，皇家买下了公司的单桅帆船“路易莎”号，这艘单桅帆船日后在珠江两岸变得广为人知。

律劳卑迅速安排妥当这些事务，未在澳门久留，便不顾中国人的抗议，起程前往广州，把他的“看护人”德庇时和罗宾臣丢在澳门。律劳卑这个举动非常轻率。按照当时清朝政府的规定，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在澳门通知行商，告之新领导人已经抵达。随后，行商以得体的谦卑措辞向两广总督请求允许夷人入城，在许可令发出之前使团必须待在澳门。1834年7月25日，即抵达澳门后的第10天，律劳卑进入广州城，住在威廉·查顿提供的房子里。为难的户部向总督报告说：“午夜时分，一艘军舰上的小艇载着4名英夷进入广州，他们在英国商馆住了下来……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前来，无异于秘密潜入广州。”(14)翌日，两位苏格兰人（译者按，律劳卑和查顿）一道进餐时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点。查顿得知3名商务监督中有两人来自东印度公司，便愤愤不平地向马地臣抱怨说：“你若是知道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都是商馆指派的人，一定会吃惊的。我敢肯定广州侨民将一致谴责把国王与公司混为一谈……我不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可我不会说什么。”(15)不过，他希望至少首席商务监督能倚仗皇家海军的威望和力量，威吓中国人改变贸易条件。

这正是律劳卑乐于扮演的角色，尽管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16)在抵达广州后两天之内，并且未与两名同事德庇时和罗宾臣商量——他把两人留在澳门干等，律劳卑“在6个方面违反了中国人的规定：没有通行证就进入广州；未经允许便留了下来；企图以书信代替禀帖与总督联络；在信函中用了中文而不是英语；递呈信件者人数超过两人；企图直接与满清官员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居间转达”。(17)

两广总督卢坤是个坚强的老军人，19世纪20年代曾带兵征战新疆，以战功威镇于世。律劳卑的违规举动与其说让他感到愤怒，不如说是困惑不解，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写道：“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虽然卢坤认为律劳卑“有心抗衡，不遵法度”，这位总督依然准备修好，“继思化外愚蠢初入中华，未谙例禁，自宜先行开导，俾得知所遵循”。(18)

律劳卑勋爵辜负了卢坤的善意。他先是恣意违犯中国的法令，又错上加错地表现出侮慢的态度。在两广总督派代表参加的会晤中，律劳卑“严厉斥责”对方未在约定时间到达，并把他们的延误说成是“对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侮慢”，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担任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年薪1300英镑的传教士马礼逊是惟一能够挽回局势的人。马礼逊为人相当克制，这个新职位却让他兴奋不已，“我将要穿上纽扣上带有国王印记的副领事制服……副领事制服替换了道袍”！(19)他没有活多长时间来享受那件制服，与律劳卑一道工作两天后，他就一病不起，一周之内就死了。如此一来，惟一一位具备足够的知识、影响力和声望，有可能改变律劳卑刚愎自用习性的人不复存在。

按照最初的安排，律劳卑并没有任何军队来支持预定的和平使命。但是，很偶然的，除了仍停泊在澳门的“安德洛马”号之外，律劳卑手头又多了一艘巡洋舰“伊莫禁”号，这艘船属于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常规巡航舰只。首席商务监督多次设法打动中国人，一方面向伦敦发出怒气冲冲的公函，要求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力劝高级海军军官布莱克伍德上校把军舰驶往上游的黄埔，“若到达那里后缺乏足够的防护，就停泊在城墙下的河道里”。事实上，他们无法抵达黄埔。本来，两艘海船不可能逆流而上强行通过两岸有上百门海岸炮的狭窄航道，但这两艘巡洋舰没费多少力气就做到了，尽管有一些伤亡。这次行动被英国报刊称作“虎门之战”，它是来自律劳卑使团惟一听起来可信的消息，英国各报刊无不大肆渲染。

对于英方这种愚蠢的冒险行径，两广总督的对策是封舱停止通商，与忤逆的夷人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这项措施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士卒前去把守要道，不让仆役接近英国商馆，中国人禁止向英国人出售食品，违者处死。律劳卑勋爵本是以极大花费前来保障对华贸易的，现在却成功地使之中断。其他外国商人本来就对查顿—律劳卑联盟疑虑重重，如今纷纷拒绝服从律劳卑，禀请户部准许恢复贸易。

律劳卑发现局势完全失去控制。他甚至无法再次不顾英国政府的指令凭借武力穿越中国人的封锁线返回澳门，因为两艘巡洋舰早已返回澳门，而中国人已经彻底封锁黄埔至广州江面，就连小船也无法通过。3周之后，律劳卑及其属下不得不乞求广州当局准许离开广州，在两岸中国人的嘲笑和谴责声中回到澳门。5周之后的10月11日，律劳卑死于热病。既然这个钉子已经拔除，广州的贸易和平地恢复了。

律劳卑虽然有辱使命，却应该算是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至少按照一个临时的标准来看是如此（虽然有人，可能是查顿，告诉过律劳卑有关香港的情况，因为这位商务监督无缘亲自造访这个港口）。在8月14日的一份函件中，律劳卑建议占领“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该岛完全适于所有的目的”。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律劳卑使团令人遗憾地铩羽而归，“律劳卑的惨败”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消息传回英国，人们没有表现出得知外交使团丢脸地被拒之门外后所应有的义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宪政事件导致巴麦尊勋爵暂时离职，否则他一定会对这次可笑的失败狂怒不已。

日记作者查理·格雷维尔报告说，1834年11月16日这天，“本城因梅尔本政府下台的消息震惊不已，人们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大灾难毫无思想准备”。(20)威廉四世历来憎恶辉格党人，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接受了梅尔本的辞呈。他没有依照宪政惯例任命另一位来自同一政党的人，而是召集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组阁。因此，收到律劳卑使团在华失败消息的外交大臣是威灵顿公爵而非巴麦尊。威灵顿公爵对此事的反应是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他对律劳卑之死不置一词，却乘机大肆谴责辉格党人：“很显然，强迫中国广州当局的尝试，一种奇怪的联络方式……彻底失败了……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尝试必遭失败，再度令国家蒙受耻辱。”他简要分析了巴麦尊发给商务监督的指令错在何处，并提出了修正意见：

他们（译者按：商务监督）受命前往并留驻广州港。据称广州港位于虎门之内，国王陛下的船只被告知不要驶入该地点。因此，商务监督被命令前往并留驻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前往，也不允许他们留驻的地方。关于此事及其他事项，必须改弦更张。

皮尔两度出任首相，是现代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

威灵顿公爵有“铁公爵”之称，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拿破仑。在政治上，威灵顿极为保守。

清军平定西部边疆叛乱

查顿

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

这位公爵用极为务实的一句话概括了未来的政策：“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人们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只有威廉国王始终“对律劳卑勋爵在广州的遭遇愤愤不平，想与中国开战。他以这种笔调致函公爵，公爵不得已回复了一封长长的答复，非常恭敬地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一个老傻瓜”。(21)

中国政府有理由对结局感到满意，也希望事态就此打住。“伊莫禁”号和“安德洛马”号强行闯入虎门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两广总督卢坤因此被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革职留任。傲慢的夷人首领被屈辱地驱逐出境后，卢坤又官复原职了。北京的议事议程上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离广州有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但仍影响到广州的事态。如同印度西北边境一样，中国西部边陲麻烦不断，造成动荡的原因也与印度如出一辙。那个地区不安分的穆斯林土著与汉人统治者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格格不入，就像帕坦人、回教徒与英国统治者的关系。道光的祖父为了确保新疆南部的和平、保护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要塞，这条商路一直通向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并穿过帕米尔高原，直达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和浩罕。19世纪4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之后，英国大肆收买阿富汗土著居民，中国人出于维持边境安宁的目的，同样为浩罕可汗提供经济援助，从而稳定了边境。然而，得寸进尺的可汗先是在中国喀什噶尔煽动叛乱，之后入侵了这个地区。清朝花了5年时间才平息叛乱，1835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可汗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理人，在其他5个城市设立商业代表，可汗的官员在司法及治安上享有对外国居民的治外法权，可汗还享有一项有利的税制。(22)这些条款类似于7年后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

律劳卑使团的结局可以说是英国的国家耻辱（在查顿小集团看来尤其如此），但很难想像还有比托利党政府的反应更少挑衅、更为温和的政策了。1835年4月，巴麦尊勋爵重新执掌外交部，这种政策随即成为辉格党人的政策。

约翰·德庇时——他的意见曾被律劳卑弃之不顾——情愿让广州事态如他担任特派委员会主席时那样保持平稳。德庇时致函外交部，报告律劳卑的死讯，他在函件中建议：“对我们来说，最可取的就是保持绝对的缄默与平静。”不过，这位新任首席商务监督确实做出了一项对未来影响重大的决定。律劳卑死后，要求获得商务监督秘书职务的参逊失去了保护伞。德庇时对参逊的能力有所了解，不愿提拔参逊，他调阅了参逊的个人档案，发现后者自称的履历与记录不完全吻合。结果，直到德庇时辞职后参逊才得到升迁。查理·义律升任秘书，开始接近商务监督的位子。至于其他方面，德庇时重新执行巴麦尊最初的指令，敦促英国商人“不给中国人以抱怨的正当理由”。

这只是德庇时一厢情愿的乐观想法。在华英国商人是个野心勃勃的群体，从来不接受什么“绝对的缄默和平静”。他们把德庇时视为东印度公司的残渣余孽（《广东记事报》抨击说：“晚近‘垄断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永远不会成为自由商人的合适代表和管理者。”），对德庇时成为主管愤愤不平。查顿亲自跑回英国，一是护送守寡的律劳卑夫人，二是为了在国内挑起事端。广州商会也向国王递呈了措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另外派一名代表在军队的护送下前来，务必使这名特使无权“偏离一项直截了当的方针：沉着、冷静、坚定地维护陛下之帝国的真正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位新使节不能与可疑的东印度公司有任何瓜葛，更不能与东印度公司狼狈为奸。

德庇时获悉有关情况之后非常难堪，他向伦敦报告说，这份请愿书“十分拙劣，难以卒读”，只代表“广州的部分英国商人（因为一些最体面的商号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他指的是颠地洋行，“据说请愿书是由一位来自印度的不速之客起草的，此人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23)实际上，律劳卑使团的失败已经动摇了德庇时的根基，他表现出名副其实的“约翰公司”(24)式的傲慢，对绝大多数广州商人嗤之以鼻，无法再与广州商人友好相处。他辞去商务监督之职，于1835年1月返回英国，大概再也不想见到珠江了。9年后，他重返中国，他的身份不单是商务监督，还是香港总督、驻华公使和从男爵。

前第三商务监督乔治·罗宾臣爵士接任德庇时之职。德庇时辞职后，秘书阿斯迭也随即辞职，义律和参逊分别担任第二与第三商务监督。罗宾臣热切地采纳了以往的消极立场，惟恐激起任何细小变故。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把自己的总部搬到停泊在伶仃洋的小艇“路易莎”号上，安全地远离了所有人。安全倒是有了保障，可生活极不舒适，他的下属全都挤在这艘80吨的船上，它充其量只是一艘武装小艇。为了平息下属的不满，罗宾臣允许他们上岸居住，自己在船上又住了两年，期间始终保持低姿态，同时不断地向巴麦尊发出一连串自贬身份的函件：“我希望我无须再多说什么，我保证将以最大的尊重和敬意，绝对服从和执行我有幸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收到的指令。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服从我收到的命令和指示……乃是我一切决定的基础。”

义律自始至终就不信任罗宾臣。义律十分高兴能得到升迁，1835年1月19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只要在这个位子上干满半年，就能偿清所欠债务。然而，“总的来说，我宁愿他（德庇时）依然留任，因为他让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来接替他”。(25)罗宾臣任职期间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加深了义律的疑虑，他无法忍受罗宾臣的软弱态度，在他看来，私商干的那些事情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行径。义律尤其看不起那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詹姆斯·英尼斯（经常接触英尼斯的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说过，英尼斯是个疯子，应该被抓起来绞死）。英尼斯宣布他打算个人对中国宣战，除非海关官员发还没收的一些货物。罗宾臣畏缩不前，束手无策，既没有对英尼斯，也没有对中国人采取任何有力行动。这在义律上校看来太过软弱了。身为第二商务监督，他有权越过罗宾臣直接向白厅汇报。义律设法说服参逊，两人联名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抗议信，指责“G.B.罗宾臣爵士的处事方式，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英尼斯先生放弃他那充满敌意的计划”。巴麦尊也认为此事太过出格，回函说英尼斯的举动与海盗无异，如果他一意孤行，皇家海军会对付他，如果英尼斯的要求是合理的，商务监督应当把他与中国当局的官司继续打下去。罗宾臣的仕途就此终结，他被匆匆解职，义律取而代之。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主要奠基人，新加坡的创建者。

马地臣

香港没有自己的斯坦福德·莱佛士，没有以地名、纪念碑甚至旅馆名来纪念的毫无争议的创建人。查理·义律本应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却被人们遗忘了。在以船务总管之职来到广州两年后的1836年12月，义律开始负责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外交事务（薪俸比前任低得多），协助他的只有年轻的亚历山大·参逊。这并非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因为不论是监督英国商人，还是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义律的职权范围都很不明确，巴麦尊也未能给予明确的指令。这位外交大臣确实猛烈斥责英尼斯的“海盗”行径，同时也警告义律不要擅权行动。巴麦尊在1836年11月8日的信函(26)中写道：“商务监督不具有开除或处罚任何人的实际权力”——尽管正是为此才颁布枢密院令设立一所法庭。商务监督必须“在实际享有的职权范围之内，十分谨慎地对在华英国商人行使权力”（1836年7月22日函(27)），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消除冒犯中国当局的因素”。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英国商人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冒犯的主要原因”。义律试图说明当时的情况，广州“到处是……当地人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一群人”，他接着指出：“有迹象表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同胞。年轻人尤其以最无理的侮慢和无礼对待中国人，这已成为一种风气。”

1836年，马地臣跟随查顿回到英国，他此行不单是为了委托制作律劳卑勋爵的墓碑，还想促成英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为此，他出版了一本书《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及前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人的谩骂，就连上帝也未能逃脱马地臣的责难：“上帝乐于指派中国人，一个以不可思议的愚蠢、贪婪、自负和顽固为特征的民族，拥有辽阔的富庶土地和将近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人使无辜外国人遭受的“伤害和侮辱，不但可用备受折磨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恐怖”。“自然法则受到践踏”（因为盼师夫人未获准前往广州），在华英国商人的境遇“甚至比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悲惨”。东印度公司可耻地懦弱不振，奉行的政策是“中国人是个伟大、强大、独特的民族，奉行完全随意地延续或断绝与我们的交往，因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任何条约的约束。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所谓要求强加给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这项声明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威灵顿公爵、巴麦尊勋爵以及几乎每一位政客和行政官员的看法，但这无关紧要，“那些‘世间的巨擘’——商人”将扭转整个局面，“克服这种冷漠而矛盾的情绪。他们具备高尚、坚韧的进取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危险，藐视各种困难”。

马地臣用平铺直叙的沉闷文字道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务必决意维护我们受到侮慢的民族荣誉，保护我们受到伤害的商业利益……谦逊的我们……丢脸地匍匐于地球上最忘恩负义、最懦弱的民族脚下。”倘若中国人没有马上应允英国的要求，可取的补救办法是获取他们的一块领土。这个地方不是澳门，尽管夺取澳门很容易，但澳门的港口条件很差，地理位置也不理想。“如果要占领一座岛屿的话，它应当位于中国中部，例如舟山。”香港仍然没有进入英国人的视野。颠地洋行为首的其他一些人没有那么好战。义律写道：“此地有‘两家商行’，他们彼此势同水火，两家的宿怨影响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看法……我惟愿能有更有势力的温和派……但这种热心绅士的人数为零。”(28)

尽管马地臣牢骚满腹，广州的自由贸易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东印度公司撤出之后，皮棉进口翻了一番，丝绸出口也增加了一倍。如东印度公司预言的那样，茶叶出口有所增加，质量却下降了。市场已经饱和，难以驾驭，英国产品很难找到销路。那些乐观的新来者纷纷涌入广州，希望在对人人都开放的贸易扩张中分一杯羹。只有鸦片这种大宗商品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势头，这种毒品的进口量从19世纪初年有限的年均4000—5000箱增长到最近20年的12，000箱左右，1834年又猛增到20，000箱。此后，鸦片进口与日俱增，1835年超过30，000箱，1838年达到40，000箱。

伶仃岛附近的走私贸易

鸦片进口的大幅增长引起了恐慌，因为所有鸦片都属非法进口，不缴纳任何赋税，经纪人和满清官员乘机勒索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中饱私囊。鸦片走私极其兴盛，商人们认为即使是进口合法货物，也没有必要经过广州海关，他们不妨也在珠江河口卸货，这样就可以省下海关税金。由于合法进口货物必须以白银支付，这样一来就对中国的白银储备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走私”这一术语（取其偷偷摸摸的涵义）很难准确反映这种如此大规模、如此明目张胆的投机买卖。义律因为无权约束同胞感到苦恼，迫切要求“女王陛下政府积极干预”，如果这种干预“姗姗来迟，将导致重大危险”。(29)巴麦尊执意要义律直接与两广总督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这一既定的中转渠道，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义律的困难。外交大臣尤其反对与中国人联络时使用“禀帖”，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善意的联络方式不可或缺（巴麦尊不认为自己在严厉申斥义律的函件落款写上“您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有什么不妥，却对别国的外交礼仪缺乏耐心）。首席商务监督竭尽全力执行巴麦尊的指示——他称之为“走钢丝的指令”，也确实与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英国缺乏前后一致、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动权自然落到中国人手中。鉴于鸦片贸易日甚一日，就有两条可能的途径摆在中国人面前：要么鸦片贸易合法化，要么彻底查禁。1836年初，北京就鸦片问题正式展开辩论。赞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自有一番大道理：虽然鸦片贸易合法化断绝了非法收入的来源，满清官员及其僚属仍能从行商那里榨取到数额更大的合法利润，绝不会一无所获。国家税收也能大大增加，鸦片零售价格将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从而起到劝阻吸食的作用。广东省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将这种贸易合法化。曾在广东任高级法官的许乃济（译者按，许曾任广东按察使）就力主推行驰禁方针，他的支持者，上至两广总督邓廷桢，下至行商，都认为鸦片进口必须严格限制在广州，严厉禁止这种可耻的贸易沿海岸北上。德高望重的学者阮元支持这种政策，据说皇后也持赞同态度。许乃济的奏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1836年7月12日的《广东记事报》，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认为朝廷很快就会批准鸦片合法化。7月27日，义律报告说：“（鸦片合法化）最后的正式命令很可能在一个月或6周之内传到此地。”8月6日，他将预期的这个举措说成是“无疑是这个王朝登基以来在对外贸易方面……最不同寻常的措施”。马地臣没有飘飘然，他在7月12日写道：“就我们的利益而言，我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尽管它使得（鸦片）价格上涨。”(30)6个月后的1837年2月，事态没有任何进展，查顿仍然写道：“这种货物迟早会得到许可，一旦获得许可，消费量就将增加。”(31)是年10月，查顿的合伙人已经持相反的看法了：“这种贸易的合法化已不在考虑之列，政府显然正努力彻底禁绝它。当然，他们根本办不到。”(32)

事实证明马地臣是正确的。早在1837年8月，广州当局就采取了一项制裁措施。怡和洋行店员在8月13日的流水簿中写道：“走私船再次禁止出航，经纪人跑了。不会再有针对这种药材的调查。”(33)广州的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当局根本不打算将这种毒品合法化，而是决心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禁绝鸦片。皇帝决心不让这种毒品继续泛滥，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禁绝鸦片贸易。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格拉斯敦是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

法国人绘制的这幅漫画，指责英国凭借武力向中国强行输出鸦片。

林则徐，清末爱国政治家，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禁止吸食鸦片，卓有成效，旋即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英中战争（1840—1842年）——它导致了香港殖民地的建立——是寡廉鲜耻的英国人向中国大量输入违禁鸦片引起的。在当时，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报》首先将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当时是在野的托利党议员的格拉斯顿深信战争就是因鸦片而起，他极为罕见地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我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还有哪场战争就其起因来说更不正义，就其进程而言更蓄意地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陆军大臣马考莱的观点截然相反：“英国人的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胁……至于对华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想表达一个热忱的愿望，希望这场非常正当的争端能够迅速得到圆满地解决。”(34)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纽约前驱论坛报》表明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立场：“谁是正义的一方？你们将惊异于我的回答——英国！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起因是磕头！是中国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命不凡。”(35)中国人在广州没收鸦片的行动“只是这场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36)法国人像以往一样，深信应受指责的是奸诈的阿尔比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十分明确，“为了维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英国在1840年以前就蓄谋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尽管广大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由于腐败的清廷采取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使战争以失败结束”；(37)“海盗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鸦片贸易为基础，开始侵入中国”。(38)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历史学家反复消除这样一种错觉，即这场战争是为了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而起的，但它以一种非凡的耐性不断出现于反鸦片小册子和大学教科书中……巴麦尊……非常清晰地表明，对于政府而言，鸦片问题并非主要问题”；(39)“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作鸦片战争，是因为鸦片乃是导致战争的一种贸易物。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它是为贸易而战，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的、进步的国家迫切希望强行与一个儒教的、农业的、停滞的国家开展贸易”。(40)费正清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老前辈，他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尖刻的评价：“大家都认为，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个人……或马克思主义的爱国者（他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中国境内鸦片的分销者，不久之后又变成鸦片的主要生产者）的事后解释。”(41)在西方的华裔学者往往同意，“回顾历史，鸦片显然是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42)“从广泛的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英国的贸易扩张是导致这场文化冲突的决定力量……鸦片贸易是促进这种扩张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二者密不可分。假如有一种货物能够完全替代鸦片，比如说糖浆或大米，这场冲突也许会被称作‘糖浆战争’或‘大米战争’。惟一的区别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43)鉴于各种观点分歧巨大，而且人们仍然从道义角度质疑英国占领香港的合法性，我想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澄清关于鸦片战争的争论。

道光皇帝决定禁绝鸦片贸易之后，便陆续收到各种禁烟建议。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44)琦善和穆彰阿这两位通情达理的满族人倾向于通过在广州“封舱”来切断鸦片供应，他们明智地指出，除非能够得到普遍遵行，否则严刑峻法于事无补。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朝廷大臣的支持，但在争论中大获全胜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禁烟方案，一方面勒令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同时逐步加大对鸦片供应者的惩罚力度，最终彻底禁绝这种毒品。道光皇帝完全赞同林则徐的意见，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朱批加上许多褒奖之词。

塞缪尔·佩皮斯，英国文学家、政治家、海军行政长官，以所写日记闻名于世。他任职期间使英国海军的实力大为增强，他还与牛顿等著名科学家、学者过从甚密。

西方人眼中的林则徐“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

依照通行的官僚传统，最佳方案的提出者负责将方案付诸实施，林则徐似乎比绝大多数文职官僚更胜任这一使命。林则徐是年53岁，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一个从事沿海贸易的大家族。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毫无瑕疵，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林则徐为人端方、有条不紊、才智超群，“亲力亲为”地解决各种问题，即使在危急关头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他仍被中国人民视为英勇抵御外国侵略的英雄，一位最杰出的儒家传统的学者型政治家。

林则徐与17世纪的英国人塞缪尔·佩皮斯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都留下了日记，也都善于分析耳闻目睹的一切事物；两人都爱好艺术，身边的密友也都囊括了各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像林则徐一样，佩皮斯也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而且按照17世纪的标准，佩皮斯也算得上是正直的。就连英国人对林则徐的描述，听起来也像是在描述佩皮斯：“林（则徐）个子不高，体格强健……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他衣着朴素（这大概不是佩皮斯的特点），举止彬彬有礼，随和而不生硬”；林则徐“仪态高贵……和蔼而活泼，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当强壮，有一张圆圆的面孔……和敏锐的黑眼睛”。(45)

佩皮斯与林则徐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相径庭。佩皮斯曾到过欧洲和北非，并且每天都与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海员保持联系，孟买的事务与普茨茅斯的事务都属于他的日常公务范围。林则徐则对于夷人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之外的生活基本上一无所知。他认为英国人如果没有定期供应的大黄和茶叶就活不下去，“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46)依他看来，冲突不会真的发生——夷人怎敢与泱泱天朝抗衡？蛮夷士兵无法在海岸作战，因为他们的腿绑得太紧，不能拳击和格斗。他们的船只很庞大，但在浅水里一无是处。尤为重要的是，林则徐坚信英国人与其他夷人毫无二致，是以恳求者的身份前来中国的。他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檄谕稿中写道：“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接下来以一种高等文明的通情达理的口吻规劝英国人。

如果说林则徐很难正确估价夷人的实力，他的对手义律要想充分了解林则徐的策略也非易事。义律拥有在华5年的有利条件，但没有学过汉语，与当地平民也只有最肤浅的接触，与大权在握的学者型官员没有任何往来。虽然障碍重重，林则徐与义律——两人都十分反感鸦片走私——这两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本来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妥当的。归根到底，林则徐是为了有效地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义律不论从职责还是主观意愿上说都愿意拥护这些法律。局势发展到战争，英国政府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授予义律相应的权力，恪尽职守的林则徐也因为不了解西方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之前，广州当局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国鸦片贩子的整治力度。1838年12月3日，怡和洋行的职员写道：“四处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谣传，诸如总督决定在外国商馆前绞死一名犯人，以儆效尤，将抓捕……所有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中国买办、仆役和苦力，我们不信这类传闻。”(47)

这些传闻是真的。广州当局确实想在商馆前处决一名中国鸦片贩子，这个举动大大触怒了西方人，以至引发了骚乱。这次绞刑虽然没有实施，其他打击却接踵而至。查顿写道：“总督一直毫不手软地抓捕、审讯和绞死可怜的罪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如此广泛的惩处。”(48)商务监督义律更为严厉地警告桀骜不驯的英国人，“从事上述违禁鸦片贸易的船舶的所有者……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必须捕获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加以干涉”，如果走私者在走私活动中导致中国人死亡，必将受到严惩。义律的积极步骤收到了实效，贸易重新开始，他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满意。

为了强化上述严厉警告，义律寻求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义律后来告诉妻子克拉拉，他甚至愿意让属于王室的船只“路易莎”号协助抓捕罪犯，“我已经让‘路易莎’号按照皇帝的意志行动，我准备下令我们的军官随同他们的官员登上任何一艘他们认为合适的船只”。对于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来说，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姿态。美国商人觉察到不祥之兆，最大的美国商号旗昌洋行决定“终止与在华鸦片贸易的一切联系”，这种贸易很快变得“声名狼藉，十分危险”。鸦片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更为得失攸关，他们怀着惟一的指望——一旦事态恶化到极点，他们可以依靠皇家海军来摆脱困境——颇为不安地等待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来。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程南下广东禁烟。

1839年1月8日，廉正不阿的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程南下。愤世嫉俗的查顿对林则徐衔命南下的消息无动于衷。1月29日，他在自澳门返回英国的途中写道：“一位特使已经上任，人们情愿他推行查禁法令，他拥有完全独立于两广总督的权力，后者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惊慌，竟然昏厥了一个小时……为了组织一场热烈的检阅，总督和巡抚刚刚发布了一道长篇通告。”(49)查顿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把鸦片和部分货物的运输改道香港，再沿海岸北上。这表明香港岛海域已有一些贸易往来。几个月后，查顿的合伙人马地臣表示考虑遣散鸦片船，只是由于“颠地先生一贯的拖沓”，这个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50)

林则徐直到1839年3月10日才到达广州，义律此时在澳门，广州事务由参逊负责。林则徐事先指示广州当局逮捕了近60名查实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在之后的数月中他们受到审讯，其中至少有4人被判死刑。钦差大臣收集有关资料，鉴别主要外国鸦片走私商的身份。由于查顿不在，兰斯洛特·颠地被准确地列为头号鸦片商。林则徐清楚表明，惩治的目标是中国人，洋人只要遵纪守法，不再走私鸦片，就不会受到伤害，仍会受到同过去一样的仁慈对待；合法贸易至关重要，必须加以保护。3月18日，钦差大臣开出了条件，洋人必须上缴全部库存鸦片，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这种毒品。一旦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行商将被处以监禁、流放和斩首。洋人也不能逃避惩处，倘若他们拒绝做出承诺或背弃誓言，“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51)林则徐勒令洋人在3天之内答复，在此期间不得离开商馆。

林则徐照会英国国王公文

外国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安，在以往的周期性整肃中，他们早已对这类事情见惯不怪了。3月21日的会议上，商会只是无动于衷地表示强烈谴责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姿态，他们同意缴出少量鸦片，数量只有1000箱多一点。这可是大大地错看了林则徐。林则徐认为这个举动无异是明目张胆的拖延，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兰斯洛特·颠地。为加强这道命令的分量，3月23日，林则徐派两名年长的行商浩官和茂官前往十三行街，给外国人带去一份警告：若颠地不自首，他们二人将在当晚被斩首。颠地自信与中国人关系友好，愿意前去自首，其他商人也同意他去自首。此时，马地臣出面干预，他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个圈套”。“眼看着浩官和较年轻的茂官扛着枷锁，想装出事态很严重的样子，这真是一件乐事。不过，枷锁并不妨碍他们时不时与碰巧遇到的朋友谈论业务和新闻。”马地臣时常挖苦颠地兄弟，按照他的说法，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颠地听从自己的意见。(52)

颠地当时是否真有危险，这一点业已成为争论的焦点。林则徐在1839年5月2日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提出：“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合无仰求皇上复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英国人内部围绕如何看待林则徐的严正态度发生了分歧。颠地的合伙人英记利士认为，颠地并非真的身处险境。一年后，英记利士向下院特别委员会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当中，颠地先生大概是最有人缘的。他之所以被盯上，并非出于对他的仇视，恰恰相反……是希望获知他的意见。”兰斯洛特的兄弟威尔金森没有这么笃定，而且“情绪非常激动……如果他（兰斯洛特）进了城，肯定会被处死”。查顿对整个事件嗤之以鼻：“假如当初反抗得再坚决一点，就不会有如今这样的严厉举措了。”(53)问题是此刻查顿并不在广州。

不过，救援即将到来，而且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美国人吉迪恩·奈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和解而又无畏的义律完全驱散了‘加尔各答黑牢’(54)的阴影，他手持长剑，从澳门乘小艇前来，历经艰险抵达了英国商馆。”(55)义律的妻子克拉拉描述了颠地遇险的消息传到澳门后的情景：“查理十分勇敢地匆匆赶往广州，我非常担心。他不得不乘一条小船（他的四桨小艇），从上百艘作战帆船的围堵中冲出一条路。幸亏他穿着制服大衣，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在同胞们的一片混乱中，他安全登岸。”就连愤世嫉俗的马地臣也被当时的场面所打动，他写道：“场景十分引人注目，（3月24日）下午6点钟左右，我们在屋顶平台上望见一只外国小船，上面坐着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船越来越近，一大群中国船只在后面追赶。经证实是查理·义律在设法登岸，众多船只组成的屏障正在合围，想在中途把他拦截下来。小船上立即升起旗帜。”(56)这面旗帜只是这艘小艇的旗，正式的英国国旗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但是，旗帜飘扬在商务监督的驻在之所，表明外国侨民此刻已经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这场争端就此转变为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冲突。

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道义上的保护，义律惟一可用的兵力是小艇上的4名水手。林则徐的处境十分有利，他把相当大一部分在华外国人拘禁在广州商馆周围方圆数英里范围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所引起的轰动。林则徐坚持三项条件：第一、港口和珠江上的船只必须缴出全部鸦片；第二、所有商人必须具结保证将来不再贩卖鸦片；第三、必须交出兰斯洛特·颠地。除非洋人兑现第一项条件，否则将一直封锁商馆，停止一切贸易，所有中国人一律离开商馆。只要交出鸦片，其他条件即可放宽，逮捕颠地一事亦可暂缓。

收缴鸦片的地点穿鼻洋龙穴岛。1839年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到5月18日，共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237公斤。

在外国人看来，答应不再进口鸦片问题不大，到时可以争辩说身陷囹圄时做的承诺没有约束力。马地臣就明确表示愿意签字，“至于怡和洋行，我们毅然决定服从，缴出鸦片”。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客户，让他们把鸦片送往澳门的央孖地臣那里，后者会乐于继续卖掉这些鸦片(57)，钦差大臣不大可能注意到一家商号与以个人身份行事的职员之间的区别。还有一种可能，商人们顺从地交出全部鸦片——因为林则徐掌握了准确的鸦片数量，然后寄希望于事后通过哄骗或威逼手段，使中国人补偿商人的烟款。但是，义律的举动使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吩咐并下令”缴出鸦片。这道明确的命令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英国政府已经承担了赔偿这些滞销鸦片的义务，商人们为此无不兴高采烈。就连马地臣也承认：“虽然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怀疑义律上校的所作所为是否明智，现在我可以静观其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措施宽宏大量，颇具政治家风度，尤其是中国人已落入了陷阱，将与英国王室直接对峙……义律上校期望他们尽可能全部打收条……惟一潜在的变数是赔偿比例问题。”(58)

中国人开出的收条如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完整，因为商人们交出了能够找到的每一盎司鸦片，就连中国沿海以及正在印度来华途中的船只也收到了收据，不管他们将供应何种货物。上缴的鸦片数量达到令人震惊的2，613，879磅——超过1000吨，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林则徐亲自监督，在珠江岸边一个专门建造的场所销毁了这批鸦片。

西人绘制的硝烟场面

林则徐监督销毁鸦片图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年仅18岁

假如林则徐就此止步，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围绕谁来支付超过200万英镑的鸦片烟款，肯定会发生争端。义律势必会与财政部发生纠纷，中英双方肯定会有历时数年的艰苦谈判，但一场开支浩繁的战争得以避免。中国政府看起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筹措这样一笔款项。3年后，中国最终同意立即交付一笔金额大得多的赔偿——数额是原先的3倍。此外，正如英国愤世嫉俗者指出的，由于世上仍然只有中国独家出产茶叶，中国人能够在任何愿意的时候对出口茶叶征收适当的税金，就足以弥补这笔开支，最终还是英国消费者承担了全部费用。

当时英国国内的状况使得上述推测显得更有道理。英国政府并不顺心。3月21日，正当广州总商会为林则徐的最后通牒忧心忡忡之际，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在议会遭到挫败——如同那个时代常常发生的那样，起因又是爱尔兰问题，这次表决失利只是在上院，还没有直接威胁到政府。两个月之后，正当广州全面收缴和销毁鸦片时，政府在下院提出的一项动议以5票之差遭否决，政府被迫辞职。对于两年前继承叔父威廉四世的王位、年仅19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梅尔本勋爵下台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维多利亚从梅尔本勋爵身上感受到最亲切的慈爱，一想到要失去他的指点就心烦意乱。她在写给梅尔本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痛苦：“女王认为梅尔本勋爵也许想了解她今晨的情况……昨晚9时之前，她始终未能摆脱沮丧，她试图使自己集中精力，尽力不那么悲观地看待这个可怕的变故……昨晚她食不甘味，今早仍是如此。”(59)反对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组阁，年轻的女王渴望一场战斗。皮尔的地位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在第一次议会表决时就被击败。一次宪政危机接踵而至，最终以梅尔本和辉格党重新上台而告终。巴麦尊继续担任外交大臣，只是地位仍不稳固。

直到8月份，伦敦才收到广州争端的报告。尽管交通不断改善，广州与伦敦的联络仍然不畅通，这次公函往来花了4个月时间。对于疲惫不堪的政府而言，义律传来的消息无异又增添了一重重负。在国内，宪章主义者的骚动方兴未艾，要求扩大选举权，实行选举改革。在国外，法国人在中东陷入僵局，他们的被保护人穆罕默德·阿里正热衷于分裂土耳其帝国。在中国，明托的侄儿义律要求进行一次耗资巨大的远征——“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而他本人已经欠下英国商人200万英镑之巨的债务。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外交手段。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争似乎更是个属于会计部门的问题。政府反复讨论了义律的建议，认为不可能用公款来补偿遵照义律的命令交出鸦片的商人。政府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因为本已不平衡的预算中，此时又增加了“便士邮政”的开支。增税也不可行，因为这几乎肯定会导致托利党重新上台。从理论上说，政府本可以丢车保帅，抛弃义律，拒偿债务。只是这种做法对于辉格党政府而言同样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因为作为狂热的辉格党人，义律家族名声在外，义律上校的两位堂兄弟明托和奥克兰都是内阁成员，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还爱上了明托的女儿范妮。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让商人们自作自受，等政府的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再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补偿金额大大低于原先数额的协议（后来的事实表明，数年之内，贸易利润就完全弥补了损失）。

问题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看起来行不通，因为有报告说，广州的贸易已完全中断，而巴麦尊身边一些有权势者极力支持商人的要求。若要理解英国的目标，必须提及外交大臣收到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被要求就广州事态提供对策，1839年11月2日，协会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长篇建议函。在这份建议中，协会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代表应获准以平等方式直接与中国当局交涉，必须开放除广州以外的指定口岸通商贸易。如果这一点未能获准，英国“应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一座岛屿的割让”。(60)协会同意英国臣民服从中国法律，原则是“个人自负其责，不得良莠不分，伤及无辜”，协会的这个建议等于是放任冒险分子从事鸦片贸易。协会在备忘录附录中详尽开列了把中华帝国带到谈判桌前所需的兵力：两艘战列舰、两艘大型巡洋舰、两艘小巡洋舰，包括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2540名水手和水兵。

鸦片问题是协会备忘录中最重要的部分。备忘录完全同意，一旦中国政府真诚希望禁绝鸦片贸易，就必须遵从中国的决定：“我们不希望被视为是在建议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式反对，继续该项贸易。我们完全准备承认，倘若中国执意禁止鸦片输入，英国商人在今后从事对华贸易时便应当遵循那个国家针对这项货物的法律，不得请求大不列颠王国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帮助违反这些法律的英国臣民。”巴麦尊全盘采纳了协会的上述建议，这清楚地表明继续鸦片贸易并非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为了给这份备忘录造势，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进行游说。代表团以银行家、辉格党议员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为首，他代表怡和洋行。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正是“铁头老鼠”威廉·查顿本人，查顿不久后便当选为阿什伯顿的辉格党议员。与查顿同行的有马地臣和胡夏米，后者曾是“阿美士德夫人”号的大班。三人从中国出发，前往伦敦声援他们的事业。在政府赔偿鸦片烟款问题上，代表团未能劝说巴麦尊勋爵让步，但他们成功地让巴麦尊相信，不费多少力气便可以强迫中国人做出赔偿。他们还提出了迫使中国人赔偿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查顿详尽报告了目前广州局势的背景，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建议，外交大臣对这些建议极为关注。在3年后和平达成之际，巴麦尊致函约翰·阿贝尔·史密斯，表示从史密斯和查顿那里受益匪浅：“我们之所以能够就我国对华军事和外交事务发出详尽训令，并达致圆满结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并提供情报……毫无疑问，这个事件开辟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新纪元，必将为英国商业利益带来极为重大的益处（1842年11月28日）。”(61)

巴麦尊在议会发表演说

巴麦尊轻而易举地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有必要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远征军将由印度政府和海军部负责组建。内阁慢慢吞吞地接受了巴麦尊的建议——毕竟当时是夏季，任何事情都不能火急火燎。在这次关键会议上，内政大臣罗素昏昏欲睡，而梅尔本备极疲倦，把大小事情都推给巴麦尊和新任陆军大臣麦考莱。负责印度事务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姆·霍布豪斯评论说：“那种说我们怠惰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他（麦考莱）参加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就决定对法国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开战，还决定对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开战。”(62)

霍布豪斯的话听起来像是嘲讽的笑话，因为拟议中的对穆罕默德·阿里和中国的战争根本算不上是战争。英国根本不具备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的资源。作为制胜关键，要到另一个半球实施海岸封锁的皇家海军已经削弱到不足3万名官兵。25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的人数是现在的4倍。最初认为，3000名左右士兵就足以降服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这支部队由印度政府提供，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度土兵，再加上从3个英国营中抽调的一些部队。这支部队远离印度基地3000英里，只能起到武装示威的作用，为英国对华谈判增添筹码而已。远征军乘坐怡和洋行的一艘快速帆船，而不是皇家海军的军舰前往中国。直到1840年2月，义律才得知远征军集结的消息，此时离广州冲突已有将近一年时间——事态发展到临界点，一场全面战争迫在眉睫。

林则徐取得了对蛮夷的重大胜利，备感骄傲，继续推行禁令。他原先答应，洋人若满足第一项要求，签署承诺不再用船装运鸦片的甘结，就可以解除监禁，并获准继续贸易。义律不允许英国船主这么做，这倒不是出于支持鸦片贸易，而是因为林则徐的甘结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林则徐手下略通外语的人尽其所能地用幼稚的英文草拟了这份甘结：

ATruly and Willing Bond

…I，with my officer，and the whole crew are all dreadfully obey the new laws of the Chinese Majesty，that they dare not bring any opium；if one little bit of opium was found out in any part of my ship by examination，I am will‐ingly deliver up the transgressor，and he shall be punish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ness law of the Government of Heavenly Dynasty…

甘结

远商同船上之夥长水手，俱禀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63)

这份文件可能导致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义律不容许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曾经发生过的认错身份（中国人扣错了船只，这成为英国人要求赔偿的另一个把柄）；官吏会先在船上放一些鸦片，再硬说发现了鸦片。义律若是不做任何妥协，英国臣民会被送交靠不住的中国司法当局，而保护他们正是义律的职责所在。林则徐坚持让外国商人出具甘结，他向皇帝解释说：“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出结之事，绝无仅有。”3月份时，外国人已经做出了大致的保证，但那还不够，如果能强迫外国人签署一份正式的具结，则可以“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64)

珠江口外的东角湾为画上标有黑圆圈处，被义律拦阻的英国商船均泊于此处。

怡和洋行鸦片船“鹰”号

义律采取了他认为惟一可行的措施，下令禁止任何英国船只与中国贸易，并把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留下美国人照看商馆。一到澳门，鸦片商人便认为不必履行停止鸦片贸易的承诺，因为那是在林则徐的执意要求下做出的。他们立即重操旧业，拿出比过去更大的劲头继续走私贩卖鸦片，同时采取了一定的伪装手法。他们使用隐语暗号，用棉布等级来称呼鸦片等级，船只名称也更换了。鸦片不再运到珠江河口，而是先运到马尼拉，再用通常的方式转运到中国东海岸。马地臣在6月10日写给一位孟买顾客的信中表示，“我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恢复了‘海斯’号原先的用途”。他在同一天致函查顿说：“沿海贸易可望畅通。里斯和他的手下像以前一样在做事。”当月27日，马地臣告诉合伙人：“在我的整个经商经历中，从未像我们到澳门的这个月这样精疲力竭……您的朋友里斯、琼塞、贝利斯、斯特雷奇和霍尔（等诸位船长）现在又在干他们的老本行……”颠地洋行也再度活跃地参与竞争，马地臣听说，兰斯洛特获释后在马尼拉买了一座房子，打算把马尼拉港作为另一个鸦片转运中心。马地臣提醒查顿，“我们要注意别在这个方面落于人后”。(65)

马地臣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24日，写信的地点不是澳门舒适的怡和洋行办公室，而是停泊在澳门的快速帆船“玛丽亚”号上。林则徐向葡萄牙总督施压，如同在广州时一样，成功地把英国人逐出了澳门。然而，他之所以决意让英国人屈服，动因已不再是禁烟运动，而是为了那个老大难的治外法权问题，即由谁来行使对外国人所犯罪行的司法审判权，这个问题将成为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诱因。7月7日，一群醉醺醺的水手——当然是英国人，大概还有几个美国人——在如今已是九龙商业中心的尖沙嘴海滩斗殴，中国人林维喜因伤而死。义律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新挑衅，他大发雷霆，立即着手追查，提供悬赏，并向林维喜的家属提供赔偿。林家如英国人期望的那样承认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在收到一笔钱后不再追究。(66)义律调查的结果，无法确定是谁打了致命一击。当时一片混乱，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形。义律组织了一个法庭，传讯了5名涉嫌水手，这个法庭是首次依照1833年法案组建和开庭的。义律这么做确实已属越权，但他似乎别无选择。这位商务监督不同意林则徐提出的把人犯引渡到中国法庭受审的要求，他保证主持公道：“我不能把任何人送到他们手中，虽然他们要求我这么做。我邀请他们的官员出席指控英国臣民犯有严重罪行（依我们自己的法律进行）的公平的审判，就好像那些罪行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在我们自己的海滩上犯下的一样。”

陪审团以无法查明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打出了致命的一击，推翻了谋杀指控，很难想像陪审员除此而外还能做出其他什么判决。但是，被告被控有罪，“粗暴地、非法地、危害性地闯入民宅……粗暴地袭击住户，包括男人和妇女，刺伤、殴打并用其他危险方式虐待他们”。这些水手被处以罚款和短期监禁，随后判为缓刑。

这种结果根本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林则徐依照中国惯例，要求交出一名罪犯，具体是哪一个人倒无关紧要，但一定要有一个人顶罪。义律不可能这么做，林则徐把英国人赶出在澳门的庇护所，以逼迫义律就范。在发回国内的一封信函中，克拉拉·义律无意中透露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外国侨民是如何紧紧抱成一团的：“由于查理无法找出真凶，又不能抛弃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8月15日我们被赶出了我们的房子。”英国侨民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转移到停泊在香港港口的船上，尽力安顿下来。林则徐上奏皇帝说，虽然这些英国难民肯定有些干粮，他们“所嗜之肥脓（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67)因此，林则徐使出最后一招，断绝新鲜食物和淡水，告示发往九龙附近各个村庄，通知村民知晓。凡事亲历亲为的义律上岸劝说九龙官员发发慈悲，他的努力收到一些成效：一些小船装载食品向英国人驶来，但遭到中国平底战船的拦截。义律下令“路易莎”号的轻型大炮向帆船开火，一艘武装纵帆船和一条小艇也开了火。

这样，1839年9月4日，打响了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第一枪。但是，当时完全还有可能避免战事进一步升级。义律相当冒险地仅把数艘小艇投入针对中国帆船的行动。自争端开始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投入更强大的火力，因为一艘配备26门大炮的英国战列舰“窝拉疑”号在几天前抵达，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窝拉疑”号舰长士密迫不及待地想教训中国人，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击沉中国人的平底战船，摧毁海滩上的炮台。义律颇费了一番唇舌，劝阻了士密。义律次日发出的一封函件表明了他一贯的克制政策，这种政策的执行总是令其部下大为恼火：

我与士密舰长商议，他同意我的建议，不于次日早晨前去摧毁那三艘帆船，尤为重要的是不派士兵登陆进攻那座炮台，因为这一措施很可能导致对附近村庄的破坏，并大大伤害和激怒居民……我觉得，建议使用女王陛下的军舰去毁坏那三艘帆船是不明智的，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已被我本人的小艇在另一艘稍大船只的帮助下最有效地击败了。

这位商务监督决不放弃与林则徐谈判解决争端的希望。中国人对九龙事件——林则徐把它当做中国方面的胜利自豪地上报皇帝——未加追究，还恢复了给养的供应。义律同意让那些被中国人指定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离开，其中包括三孖地臣，但仍然拒绝引渡林维喜事件的一名人犯。义律一度有一个送上门的机会，既可以妥协，也能够保全双方的脸面。当时，海边恰巧发现了一具溺毙的尸首，如果告诉林则徐这是真正的凶手，因一阵悔恨而投海自尽，钦差大臣将会愉快地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义律不合时宜地坚持按自己的理解维护法律，不肯利用这个诱人的机会，结果时机稍纵即逝。即使如此，到10月20日，似乎和平仍然有望。林则徐彬彬有礼地致函义律：“义律上校表示必须等候君主的命令。函件系何时发出，答复又可望何时收到？倘若义律上校行事谦恭，可以考虑对有关安排做出调整。”义律上校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他同意全面禁止香港的船队装载鸦片，允许中国人检查任何一艘涉嫌船舶，所有英国商行承诺不再贩卖这种毒品，他甚至愿意与中国人一道再次对林维喜之死展开调查。但是，义律从未打算引渡一个可能是无辜的人，也不允许英国臣民签署一份使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服从中国司法权的甘结。

义律声称掌握了一份“盖有钦差大臣和总督关防的协议”，这一点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但钦差大臣林则徐似乎至少是默许了这些条件。10月20日，义律觉得可以发布一份公告，宣布恢复对华贸易，此时距离林维喜之死已有3个多月。贸易的地点不在广州，而是穿鼻，贸易的条件和限制与先前在黄埔时没有什么两样，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英国人开始返回澳门的居所，在澳门避难的行商也回到广州。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克拉拉·义律叙述说：

10月19日，我心情很好，因为查理刚刚成功地获得钦差大臣的许可，在国内指令未到之前重开贸易，而且贸易将在虎门的“外侧”进行，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虎门的“内侧”。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因为在“外侧”不会有任何被封锁的危险，就像不久前发生的那样……获得这一允诺后……查理建议英国侨民返回澳门的家中……你简直难以相信，我告诉你，钦差大臣又一次背弃了诺言——一艘最近才从英国来的可恶的商船“担麻士葛”号无视查理的禁令，驶入虎门……钦差大臣声称，如果一艘船能进入，那么所有的船只必会仿效。他的允诺化为乌有。查理与“窝拉疑”号（有26门炮）的士密舰长和“海阿新”号（有18门炮）的华伦舰长没两天便去了虎门，并送去一封函件，请求我们仍能不受骚扰地留在澳门并得到给养等等。这封函件没有答复便被退回，一支有29艘帆船的舰队前来驱赶他们，或是要消灭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被迫（为了自卫）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不到两个钟头，29艘帆船就失去了战斗力。“窝拉疑”号尽可能快地驶到此地通知英国人再次上船。

克拉拉是个准确的叙述者，“担麻士葛”号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进入虎门，因为该船船长认为义律无权禁止英国船只接受林则徐提出的甘结，并在签署甘结后获得中国人的许可进入广州。“担麻士葛”号抵达广州后，林则徐恢复了以前的强硬态度，威胁要采取措施立即摧毁所有不肯离去或不签署甘结的船只。10月26日，义律接到林则徐的最后通牒，不得不警告所有英国船只离开香港：“钦差大臣和总督已于今天撕毁了盖有他们关防的协定，使广州港外的贸易面临……毁灭的威胁。”

1839年穿鼻洋之战

如克拉拉所提到的，由于“海阿新”号的到来，义律的舰队实力有所增强。战斗爆发的标志可能是“海阿新”号向“罗压尔色逊”号船首的那次警告性炮击，后者当时正效法“担麻士葛”号准备进入广州，当时中国人的舰只试图保护该船。中国帆船继续开进，“窝拉疑”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4艘中国作战帆船被击毁，英国方面仅有一名水手负伤。经过数月眼看就要成功的谈判之后，战争于1839年11月3日爆发了。

之后的战争进程没有任何戏剧性，英国政府甚至尚未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林则徐接连发出悬赏，要求捕获英国船只和士兵，士兵不论死活，最好是抓活的；但没有人因此致富。更具潜在威胁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永远”禁止英国人进入广州。结果，美国人留守商馆，轻而易举地接管了英国兄弟的生意。至关重要的茶叶出口照常进行，合法的英国进口贸易也一如往常。就连鸦片也依旧在沿海港口出售，怡和洋行很快就开始弥补因这种毒品被没收而造成的损失。巴麦尊勋爵致函义律，通知后者，一支海军，也许还有一支陆军小分遣队，将于次年3月底达到中国，并占领某个合适的岛屿，这个岛屿可能是扬子江河口外的舟山，“作为远征队的集结地和军事基地，之后便充当我们的商业机构的稳固基地”。这支部队由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海军少将率领，懿律将以舰队总司令的身份与那位上校——懿律的职位比义律高——共同担任驻华全权大臣。

鸦片与威士忌

随后发生的事件算得上一场“鸦片战争”吗？直接导致“窝拉疑”号舷炮齐射的事件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战斗的直接起因是义律企图阻止“罗压尔色逊”号，以此强制执行其对英国船只的正当要求。在此之前，义律拒绝交出一位英国臣民接受中国法律程序的审判，尤其是不可能辨明谁是有罪者。英国侨民不得不在甲板上生活，而中国人威胁要摧毁这些船只，这位英国指挥官认为这种威胁迫在眉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方面坚持要求签署英国当局无法接受的极其严厉的甘结。

不论林则徐还是义律，都竭力推行各自政府的意志，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行事，虽然两人的处事原则截然不同。义律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伦敦的上司办事拖拉，他们更愿意忘掉有关中国的一切。继短命的1834—1835年皮尔政府之后，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律劳卑铩羽而归，肯定让巴麦尊大为尴尬，议会对他在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几乎导致他的政府垮台。涉及中国的英国官方文件并不是特别多，所有文件均表明了一个相同的强烈愿望：别惹麻烦。英国在欧洲和近东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英国政府当时对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龚自珍手札。龚自珍是晚清思想家和诗人，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危机，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危局。

中国不可避免地坠入实力的低谷。19世纪30年代，较之两代之前的乾隆朝，中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当时人们已开始觉察到衰落的迹象，汉人学者龚自珍悲叹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蔽泽无才盗。”(68)尽管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如既往，实际上早已今非昔比。阿美士德勋爵被侮慢地打发走了，误入歧途的律劳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义律建立良好关系的更为耐心的努力，同样遭到冷漠的回绝。

鸦片真是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吗？林则徐的政策是基于对蛮夷实力的判断，如果没有鸦片的非法输入，他不会被委以重任，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但是，鸦片贸易几乎不受任何干扰地持续了30年，贪婪的商人和渎职的官吏难辞其咎。前者肆无忌惮地完全无视他们选择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后者则为这种走私贸易提供了“保护”，好从中捞取大量金钱。英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坚持鸦片贸易，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在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的函件中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中国政府对它改变意图（推行禁烟的法律，而不是任其成为“一纸空文”）一事提出适当通知之后，着手执行中国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运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它本国官员在它本国领土上这么做。但是，由于某种只有中国政府才知道的原因，该政府认为不适合这样做。可是，它不拿获违禁的鸦片，而决定逮捕爱好和平的英国商民……

政治家的公开言论或许不能确凿证明其真实意图，但是，在同日发给义律的秘密指令中，巴麦尊清楚表示不反对中国方面推行他们的法律，义律将要谈判的条约应当规定：“如果任何英国臣民把中国法律禁止进口的商品输入中国，中国政府官员可以查获没收这些商品。”但是，巴麦尊指令义律必须坚持要求，“决不能因为违法进出口商品所带来的问题而妨害英国臣民的人身”，“任何一个英国臣民被指控在中国领土上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中国方面必须将之交由英国商务监督的法庭审判。自从1784年的“休斯女士”号案件以来，这一点始终是造成双方冲突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年后，巴麦尊改变了立场。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在致义律的信函中要求义律向中国人提出，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你应当说明，允许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的商品输入中国，不是你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要求……但是，你务须指出，如果允许鸦片贸易维持目前的状况，两国政府间很难维持长久的有益谅解”。(69)

除上述信函和文件外，1840年4月到7月间英国议会围绕这场战争的辩论，也充分说明鸦片贸易并非英国的首要考虑。托利党人嗅到了血腥味，他们知道辉格党政府难以在下院掌控多数，大臣们已经失去控制，梅尔本勋爵一门心思想退休。有望“挫败辉格党人”的“大声疾呼”将受到欢迎，而政府在对华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打败辉格党人。威灵顿公爵在3月18日托利党领袖会议上喊道：“老天保佑！一旦举行投票，他们就要下台！”(70)在托利党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搞垮辉格党。一年前，托利党人抓住暂缓实施牙买加宪法一事大做文章，在危机中差一点成功地推翻辉格党政府。皮尔在清点选票时评论说：“牙买加是借题发挥的绝妙题材。”这一次，托利党人又以同样的玩世不恭心态抓住送上门来的机会。像牙买加问题一样，大多数托利党人并不关心中国的权利，就像他们并不关心牙买加的权利一样。假如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反感鸦片，托利党人照样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只是这种情形并未出现，于是，托利党人凭借敏锐的政治本能，转而攻击巴麦尊在对华事务上处置失当，尤其是他未能恰当地指导处境困难的在华代表。托利党人差一点就在这次不信任投票中取胜，辉格党人以区区9票的微弱优势否决了托利党的动议。议会表决时，曾有人提及18世纪的“詹金斯割耳之战”(71)。英中之间这场以试图逮捕一名英国商人为开端的战争或许可以称之为“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不论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何在，英国执意将自己关于国家应当如何处理自身事务的观点强加于中国，无疑提出了英国的行径是否符合道义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1840年11月6日《泰晤士报》的文章使这一问题昭然若揭：“事实上，这些盛气凌人的要求——借此可以为我们的干涉辩护——的真实涵义是……文明民族在本质上远远优于无知的同类，所以有权使后者完全沦为生产茶叶和瓷器的工具，并在他们开始懈怠时炮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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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3年6月16日。关于争斗与恶魔，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268页。

(2)本章所引英国官方文件均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1840，vol.xxxvi，CRC）。

(3)《亚洲学刊》，1833年附录（Asiatic Journal，1833Annex）；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33年3月26日；上院，1833年10月5日（Hansard，Commons，26March1833，Lords，5October1833）。

(4)《关于中国的通讯》，1834年1月25日。枢密院令公布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拉文肖（J.G.Ravenshaw）致函本廷克，预言枢密院令将造成“很大的混乱”（本廷克，前引书，第1155—1156页）。

(5)请见贝尔：《苏格兰法律辞典及摘录》（Bell，Dictionaryand Digest of the Law of Scotland）。

(6)唐宁，前引书，第3卷，第92页。

(7)这并不是律劳卑第一次毛遂自荐。此前，他在上院很少发表演讲，但曾两次提出他本人应被任命为监督废除奴隶制的委员会成员（1830年11月30日和12月10日），这个建议并不受欢迎。

(8)《哈丁书信集》（Hardinge，Letters），第171页，《巴麦尊－苏利文书信集》（Palmer‐ston‐Sulivan Letters），第141页。

(9)1840年《蓝皮书》，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385—420号（Blue Book1840，Minuetes of Select Committee.Nos.385—420）。

(10)虽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在《自传》中为香港的奠基人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辩护，但惟一的查理·义律传记是克拉吉特·布莱克所著《查理·义律》（Clagette Blake：Charles Elliot）。义律的通信以及他的妻子克拉拉与她的姐姐希斯洛普夫人的通信，现藏于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明托档案集，编号Assc.5534，7287；苏姗·霍伊在《老香港的私人生活》（Susan 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一书中出色地利用了这些文献，其他历史学家忽略了它们。虽然义律使英国获得了香港，他却不是新加坡的莱佛士一类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他是一个尽责的海军军官，只是偶然地被置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境遇之中，他发挥了很大的主动性。

(11)《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DNB））。

(12)休·埃利奥特21岁时就获得了第一个外交职务。在之后20年里，他曾设法羞辱过腓特烈大帝，还与一位德国贵族决斗，阻止了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一场战争，并前往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从事秘密使命。

(13)义律函件（Elliot Correspondence）。

(14)《亚洲学刊》，1837年，第4页。

(15)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4年6月10日。

(16)巴麦尊给律劳卑的指示有以下5个要点：1）一到广州，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两广总督；2）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3）设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4）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指令；5）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译注

(17)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and the Opium War），第53页。此书是关于这场冲突的最佳著作，但没有利用义律文献。

(18)关于中国方面的反应，请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123—136页。英国方面的评论见《关于中国的通讯》相应日期下的内容。

(19)马礼逊：《回忆录》（Robert Morrison，Memoirs，vol.ii）第二卷，第524页。

(20)格雷维尔：《回忆录》（C.C.F.Greville，Memoirs）。

(21)格雷维尔：《回忆录》（C.C.F.Greville，Memoirs），1835年2月8日。

(22)请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162—163页。史景迁教授还提出，像卢坤这样在新疆成名的官员和将军被派驻东南沿海，目的是为了在沿海地区推行同样的政策。

(23)请见张馨保前引书，第81—84页，“极端”派有怡和洋行、英尼斯，“温和派”有颠地、怀特曼和布莱特曼。

(24)约翰公司是东印度公司的俗称。——译注

(25)义律函件。

(26)《关于中国的通讯》。

(27)《关于中国的通讯》。

(28)见95页注释①。

(29)《关于中国的通讯》，1837年2月21日。

(3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马地臣致里斯船长。

(31)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

(32)马地臣：《私人信函集》。

(33)《怡和洋行日志》，1837年8月12日（Jardine Ma theson Day Book，Canton，12Au‐gust1837）。

(34)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40年6月7日。

(35)引自《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年4月29日。1842年3月17日，《中国之友》出版了创刊号，这份时常引起争议，但总是充满生机的出版物一直延续到1859年。

(36)《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2年，第275—289页。

(37)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Bai Shouyi，Outline History of China），第131页。

(3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Jian Bozanetal，AConcise History of China），第86页。

(39)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67、178页。

(40)希伯特：《巨龙苏醒》（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110页。希伯特赞同张馨保的观点。

(41)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第92页以下。

(42)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246页。

(43)张馨保，前引书，第15页。

(44)张馨保，前引书，第92页。第四部分是对中国方面关于鸦片贸易的争论的最佳概述。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Kuo：A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献六全文收录了林则徐的建议。

(45)宾厄姆：《记事》（Bingham，Narrative），第439页以下。《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9年7月20日。按照马地臣的说法（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1日），林则徐掌握了一些外语词汇，在谈话时随意说出英语或葡萄牙语词句，令对方大为吃惊。另见陈其田：《林则徐》（G.Chen，Lin Tse‐hsü）。

(46)邓嗣禹和费正清，前引书，第25页。

(47)《怡和洋行日志》，广州。

(48)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8年12月16日。

(49)同上。

(5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颠地不愿意安排必要的保险。

(5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216页。

(52)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

(53)《关于中国的通讯》，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40年5月7日。

(54)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座监狱，据说1756年曾有156名欧洲人被禁闭于此，次晨仅存23人。——译注

(55)奈伊：《中国问题的根源》（Nye，The Rationale of the Chinese Questions），第37页。

(56)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

(57)同上，1839年3月25日。

(58)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

(59)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s，vol.I），第一卷，第156页。

(60)载《关于中国的通讯》。

(61)伊斯顿：《一个银行家族的历史》（H.T.Easton，History ofa Banking House），第29页。

(62)克兰布鲁克：《日记》（Cranbrook，Diary），第588页。

(63)《中国丛报》第8卷，第854、327页。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1页。

(64)林则徐致英国国王，1839年10月6日，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5页。

(65)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8月21日。

(66)水手属于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商船。义律本人支付了赔偿金，怡和洋行爽快地偿还了这笔钱，但颠地洋行没有偿还，他们的“芒格洛尔”号船长艾雷拒绝支付这笔钱。马地臣于1839年8月2日愤怒地写道：“亲爱的义律上校，人人都会因为得您私人掏腰包支付吹笛人而感到羞愧。”当然，颠地洋行的那些应受谴责的人除外。

(67)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A.Waley，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第64页。这份取自中国资料来源的记述纠正了英国方面的观点。

(68)韦特贝克：《历史观》（J.A.Whitbeck，Historical Vision），第129页。

(69)类似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法律禁止进口和出售威士忌，而英国则可以自由出售。一些英国人认为酒精饮料是可憎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主流的观点。更多的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是野蛮的。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当局无疑采取了有力行动，但英国政府无法阻止胆大妄为的商人在沙特阿拉伯管辖之外的地方设立威士忌仓库，并且劝说尽可能多的居民购买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威士忌。甚至有可能，许多人希望商人获得成功，但英国外交部是否希望劝阻这类行动，取决于他们遵守沙特阿拉伯政府法律的意愿。19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鸦片可以自由进入英国，也可自由出售，一些人反对鸦片，但这种反对意见绝非主流；而中国司法被英国人视为野蛮。中国当局只是断断续续、软弱无力地查禁这种贸易。人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中国放弃毫无理由的禁令，允许鸦片进口和出售。

(70)引自莫利：《格拉斯敦传》（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2卷，第225页。反对鸦片贸易当然有其道义的考虑，在野的托利党虽然乐于利用这种主张（他们并不赞同这种主张，但格拉斯敦家族中有人是瘾君子），但自始至终想把辉格党人整垮。

(71)1731年，英海军上校詹金斯乘船从西印度群岛回国，途中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拦截，他们强行登船搜劫货物，并割掉了詹金斯的一只耳朵。“独耳詹金斯”回伦敦后向国王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出示了装着耳朵的皮箱，但国王当时未采取报复行动。7年后，英国为夺取西印度群岛，便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将装在箱内的耳朵辗转传看，激起公愤，舆论哗然，英国遂以詹金斯割耳受辱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译注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1)

保护神

乔治·懿律

这场冲突最终以英国夺取香港告终。在冲突的最初阶段，英国政府赋予全权的代表查理·义律成为主事者。正式任命的全权大臣还有查理的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查理在与妻子克拉拉谈及懿律时说，懿律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害怕承担责任”。懿律海军少将深信，必须以尽可能小的武力尽快实现和平，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当保持对华友好关系。懿律总是缠绵病榻，大小事务都落到年轻的查理身上。义律已经向商人们承诺，补偿上缴鸦片的价款，所以必须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笔至少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赔偿，但他不愿拿生命来换取金钱。他充分意识到，只要重开贸易，很快就可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因此，开舱贸易成为首要的目标。

巴麦尊勋爵在1840年2月20日发给义律的训令中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展示海军力量，这种展示并非直接开战而是要足以打动中国人。实际上，之前派出的3000人多一点的小部队除了炫耀武力外，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支小部队是由司令官戈登·伯麦爵士指挥的，他手下有3艘配备74门大炮的三等战列舰——这些军舰在对岸炮轰时很有用，在狭窄水域则显得笨重（其中的两艘因在舟山触礁很快退出了战斗）——两艘大型巡洋舰以及包括东印度公司部分武装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喀麦隆步兵团的奥格兰德上校是远征军中官阶最高的陆军军官，他死于途中，接替者是无能的布耳利。布耳利隶属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怡和洋行译员罗伯聃把布耳利称作“饶舌的蠢材”。

巴麦尊指示远征军首先封锁珠江，接着“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那些岛屿对面的河口、扬子江口以及黄河河口”，这等于是要封锁中国所有的主要河流。最后，远征军应北上到达白河，在那里等待北京对巴麦尊所提要求的答复。义律认为这个方案能够避免过多流血——义律知道，大量流血伤亡将损害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6月，远征队起程开往舟山，留下一艘巡洋舰和数艘单桅帆船监视广州的局势。经过9分钟的初步炮击，俯瞰主要城镇定海的炮台投降。次日，在双方都无伤亡的情况下，定海被攻占。

1839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

琦善到白河口英舰上谈判

郭富

占领舟山之后，远征队把当地的司法机关委托给靠不住的郭士立——“不折不扣的一出闹剧”——之后继续北上，开到白河河口，确切地说，是尽可能接近了白河河口，实际离河口有数英里之遥。巴麦尊不知道渤海湾是个混浊的浅水海湾，根本不适合展示海军实力。深水区离河口有6英里，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舰上的人几乎看不到低平的陆地。白河河口有一道沙洲，只有吃水浅的船只方能驶入。义律乘坐战舰上的小艇亲自侦察了河口，发现只有吃水12英尺的东印度公司汽船“马达加斯加”号能够过得了沙洲，其他稍大些的船只均无法通过。英国海军舰队本来想营造十分壮观的场面，陆地上的人却什么都看不见，舰上大炮也无目标可射。北京远在100英里之外，这段距离近得足以激怒北京，却远远难以使朝廷感到畏惧。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示威行动并非一无所获。只要将英国人的行动时间与皇帝的御批对照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8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饬令，下令采取有力行动抵御英国人；8月9日，英国舰队出现在渤海湾，声调就变了。皇帝任命一位国戚、世袭侯、直隶总督琦善前去安抚夷人。15日，巴麦尊的照会送达琦善手中，皇帝指示琦善接受，不管照会可能会有什么失礼。21日，皇帝收到一份至少是处理过的照会文本，向广州的林则徐发出一道严厉申饬的上谕，叱责林则徐“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2)此前，皇帝一直相信林则徐关于一连串胜仗的报告，支持林则徐咄咄逼人的计划。现在看来，似乎是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激怒了这些令人不安地近在眼前的夷人。琦善受命前去劝说义律离开敏感的北方，回广州进行下一步的谈判。琦善将取代林则徐接管广东，以达成一项协定。义律认为继续留在直隶已没有多大意义，同意掉头南下。除开留守舟山的部队——那里染病人员之多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义律可以在广州集中兵力，以获取最大的好处。

远征军逗留在直隶的4个月时间里，广州舞台上的角色已经换了人。林则徐虽然被解职，仍受命留在广州协助琦善。懿律海军少将的身体完全垮了，因而不得不辞职，留下堂弟查理一人指挥远征军，并作为惟一的全权大臣负责英国对华事务。伯麦临时去了加尔各答，远征军由海军上校辛好士爵士代行指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称职的将官郭富爵士，但他要到次年2月方能抵达广州。琦善到达广州，表面上看是来完成始于直隶的谈判，但显然奉命拖延时间，仅被授予了微不足道的谈判权限。义律的权限也很有限，不过他并不打算阻碍达成和平协定。在写给另一位堂兄弟、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义律承认曾建议在“政府的要求远未实现”之际停止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么做不至使贸易中断，也可以避免“延长敌对行动，以及战争必然带来的强烈仇恨”。

到11月，远征军在珠江重新集结，兵员减少了数百人，他们在舟山死于疟疾。不过，马德拉斯第37土著步兵团的600名印度土兵和“复仇神”号汽船前来增援，加强了远征军的力量。“复仇神”号是一艘出色的舰船，成为日后炮舰的先驱。该船设计吃水仅有6英尺，能够穿越以往无法通行的浅水航道，武器配

备也较强，有两门32磅大炮和一架火箭发射筒以及其他一些轻型武器。“复仇神”号火力虽然不及最小的战舰火力的零头，却能够驶往帆船所能行驶的任何水域，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持。有必要记住这样一点：至今还没有哪位中国高官亲眼目睹过皇家海军的威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则徐把去年双方在穿鼻的交战误报为一场胜仗；舟山的小规模炮轰也只是局部的事件；而中国人在白河最多只能看见舰队战舰的中桅。就连义律也认为，要说服琦善达成协定，必须明白无误地表明英国的实力。于是，他提出强行进入铁链封锁的虎门，摧毁拱卫虎门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打虎门炮台。

1841年1月7日，战斗打了一整天，英国人无一伤亡。英国人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战果，是因为对炮台实施了快速的侧翼进攻，把3门野战炮拖曳到战场，战舰则从珠江上炮击，“复仇神”号在炮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水手们很高兴轻易攻克了本以为是坚固的阵地，急切希望继续攻打上游的炮台。因此，义律“满心懊悔、或许并非不近人情地”(3)宣布事情到此为止，水手们颇为不满。琦善似乎愿意妥协，义律也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一边倒的战斗。1841年1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觉得可以宣布一些初步安排的条款，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义律十分清楚，这些条款与国内政府的指示相去甚远。草约第一条是：“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但规定香港岛继续向中国当局缴纳捐税。以下几项条款都是安排支付一笔600万元的赔偿，分6年逐年偿还，以及“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和开放广州海口贸易”。草约没有提及开放其他港口的贸易和英军撤出舟山，这一点日后成为对义律的一项严重指控。

拜尔秋

清代新安县地图，图片下部两个较大的岛屿，中间为香港岛，左侧为大屿山。

海军大臣巴罗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

1841年1月26日上午8时15分，皇家海军“硫磺”号舰长拜尔秋在香港岛升起英国国旗，并为女王的健康三次欢呼。义律在皇家海军“威里士厘”号甲板上宣布，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领地，他本人暂行管制该岛。

义律清楚意识到巴麦尊会反对《穿鼻草约》，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仍在各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中指定香港？英国人曾考虑获取某个“海岛基地”，这样的基地应当是个岛屿，不会带来边界压力和不可避免的纠纷，可以凭借海军来加以保护。大家都认同马戛尔尼勋爵的判断：“想在中国大陆获取领地的期望……太过狂妄，不可能是严肃的。”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一个印度帝国就够操心的了。

争论的焦点转到究竟选择哪一个岛屿为好。福摩萨（台湾）成为最受青睐的候选对象，不光英国商人，就连美国人日后也贪婪地觊觎这个岛屿。义律上校一度对大约1000英里之外的小笠原群岛颇感兴趣，这个群岛位于日本列岛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早在1827年就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地。巴麦尊中意的是舟山或宁波，两地都是人所共知的重要港口，而香港此时仅有的村落是个小渔村。威廉·查顿向外交大臣建议，应当占领“三到四个岛屿，即福摩萨、金门和厦门……还有重要的舟山岛”，迫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查顿认为，务必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将打开广州之外的其他通商口岸。查顿提出的口岸有：“宁波、上海，如果我们能办得到，还有胶州”；获取岛屿只是服务于谈判这一目的。(4)查顿的建议既未提及香港，也没有表示要永久保留所占领土。查顿及其同伙是生意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

只有在珠江发生战事的情况下，香港才有重大意义，“倘若我们确实有必要在广州附近拥有一个岛屿或港口，那就应该夺取香港岛”，查顿的建议实际上更倾向于福摩萨。即便在此时，香港也只是查顿提及的诸多选择之一，理想的选择当然是更靠近广州的地点：穿鼻或伶仃岛。其他商界人士不同意查顿的看法，他们反对、而且往往是激烈地反对领土扩张。“从政治和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丛报》以教训的口吻指出，“想通过攫取一个小岛来左右一个大帝国，这样的念头实属幼稚无知……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个念头长成了沉重的翅膀，很难在皮奥夏晦暗的空气里飞起来”。(5)

义律身为职业海军军官，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商人不同。香港是个良港——他正在此地躲避中国人——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当年随马戛尔尼航行、如今已是海军大臣的约翰·巴罗爵士也持这种看法。巴罗为义律提供的一份最新勘测图中载明：“鲤鱼门（准确地说它仅是香港港区的东入口，当时被用来指称整个海港）……是一个良港，可以停泊任何型号的船舶，一旦发生战事，它可以抵御强大敌军。”(6)1839年11月，巴罗解释了选择香港作为海军补给中心的原因：“首先，审慎的做法是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广州，占领虎门之外的香港岛，众多船只就有了适宜的近岸锚地以及大量新鲜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备少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战舰，就可以为商业航运提供保护。”巴罗极为不悦地指出，外交部并未注意到“福摩萨比爱尔兰还要大得多”，如果占领并控制它，势必带来无尽的烦恼。(7)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一份训令，其中包含一份条约草案。巴麦尊表示并非一定要割占一个岛屿，如果中国人愿意保证“女王陛下在华臣民的安全和贸易自由”，指定英国臣民可以不受骚扰地生活和贸易的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将“放弃对任何岛屿的永久占领”。开放的口岸大致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府、上海县和宁波”。英国的全部要求就是与中国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以解决这些引发不满的问题，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对于英国人而言，获取殖民属地无异于自寻烦恼，很可能会不断引发与嫉妒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纠纷，况且保护这样一个属地需要花费大量财力。

一年之后，巴麦尊开始意识到巴罗建议的长处，因为他派出的公使在占领舟山、炮轰厦门、入侵白河河口之后，已被中国人劝说返回广州。1841年2月3日，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函件中首次提及一个建议：“位于广州河河口的一个岛屿，能够为进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仓库和基地……应宣布永久并入英国版图，置于英国王室的保护之下。”

舟山是中国富庶的华东地区的门户

但是，巴麦尊完全是因为不同意这个建议才提及它。如果必须拥有一个“海岛基地”，“对于女王陛下政府来说，东海岸某处的一个岛屿，要么位于舟山群岛，要么离该群岛不远，更为适合贸易目的，它能够为英国商人打开富庶而繁华的中国东海岸中部城市，还将为英国商品提供进入中华帝国内陆的便利渠道”。因此，“虽然在广州河河口保有某个安全的基地也是合宜的，但首选之地是东海岸的某个地点”。全权大臣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个中意的岛屿，不要被中国人答应给予的条件所蒙蔽。

义律上校无视政府一再要求获得舟山或某个东海岸岛屿，最终选择了香港，巴麦尊对此勃然大怒，政府也乱作一团。在野的埃伦巴勒勋爵乘机在议会发难。政府确实打算批准《穿鼻草约》吗？梅尔本勋爵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香港不是“已经通过该协定占领了吗”？梅尔本勋爵认为的确如此。那么，远征军是否已经撤出了舟山？梅尔本勋爵回答说不知道。(8)外交大臣对义律大加指责。在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报告中，巴麦尊怒气冲冲地数落全权大臣的恶劣行径：“巴麦尊子爵对中国远征军的结局深感羞辱和失望……义律上校似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给他的指令，就在舰队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之际，他仅凭一己之愿，认可了非常不恰当的条款。”

维多利亚女王以喜欢加着重号的习惯方式，向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转述了巴麦尊的意见：“中国事件让我们大伤脑筋，巴麦尊为此深感羞辱。如果不是因为查理·义律（不是那位因健康欠佳被迫离职的海军少将懿律）莫名其妙的奇怪举动，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试图接受所能获得的最低条件。”当然，也有好消息：“海军异常英勇地……对穿鼻炮台实施了袭击和猛攻，中国人损失巨大……阿尔伯特非常高兴我获得了香港岛，我们考虑维多利亚(9)应该在大公主的称号之外，再加上香港公主的头衔。”(10)

义律必须走人了。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发出了将义律免职的函件。他在函件中对义律冷嘲热讽，对香港则不屑一顾：“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11)

伦敦的巴麦尊和身在珠江的义律各有各的理由。英国政府处境微妙，既要有看得见的成功，又必须弥补远征军的开支。凭借长期从事谈判的经验，外交大臣深知控制了像舟山这样有战略意义的大岛，就等于掌握了一张王牌，借此可以迫使中国人妥协。义律丢掉了这张王牌，就不可能获得赔偿和让步，他能得到的只有香港。两年后，巴麦尊勋爵恢复了平静，向义律说明了上述考虑。义律在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一份文件中叙述了这次会面。按照义律的说法，巴麦尊语气极为客气，“他立刻使我相信，他十分懊悔将我召回……他告诉我，他肯定不应那么做，即使我不同意把舟山岛归还给中国人。照他的判断，本打算把舟山岛作为一个保障……我说，如果不是已经牢牢地占领了香港岛，彻底征服了广州城，从而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必要保障，我是不会放弃舟山的……”(12)

在这次会见中，义律解释了作为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而非政客，不愿意占领舟山的原因，“凭借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1842年1月25日，义律在送交巴麦尊的继任者阿伯丁勋爵的长篇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长处，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13)

英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吉特1838年绘制的香港岛及海湾

倘若义律抓紧在香港建立居民区，打消那些倾向于获取扬子江基地的陆海军将领对于该岛是否适合作基地的疑虑，最重要的是说服商人前来此地投资，那么，事实将证明义律的选择不失为明智之举。问题是时间非常紧迫。伦敦对义律与琦善在穿鼻的协定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这段时间就是这位全权大臣可以用来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期间他还必须继续在华军事行动。义律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争取自己的亲戚、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1841年6月21日，他从澳门致函奥克兰勋爵，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

我冒昧地提出我的看法，一项规定英国商人和船只可以前往厦门、宁波港和上海县的条约，绝不是把弥足珍贵的人质交到一个被激怒的政府手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商人的急躁，中国人的背信弃义，将很快引发新的麻烦……我非常清楚……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保有香港岛……以及立即在坚实和广泛的基础上组建该殖民地，并非只是个提议，而是绝对必要的……

图为英国画家科林斯绘于1841年的九龙尖沙嘴炮台

珠江口海战

在伦敦的答复到来之前，还有不少仗要打。如果说《穿鼻草约》很可能让英国政府气愤，中国人则肯定会拒绝接受。义律日后解释说：“我清楚意识到，（中国）朝廷有可能——虽然还谈不上肯定会——推翻琦善的承诺，因此我十分谨慎地把广州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人准备尽快重新开战，充实要塞兵力，修建新炮台，横跨江面的障碍物也准备就绪。2月底，义律获悉琦善无法提交中方的那一部分穿鼻协定，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推动。英国军队已经如约撤出舟山（中国人对这个行动困惑不解，他们因此认为英国人是被迫撤退），即使算上患病者和卫戍部队，这支军队仍只有2000人多一点，他们可以在两艘战舰的支援下猛烈攻打任何眼前的敌人，却无法进入广州。只有勇敢的“复仇神”号这样的小型船只才能进入广州。战事的初期阶段毫无悬念可言，虎门再度被攻占。尽管中国人修筑了各种防御工事，英国的小型战船仍在36小时之内到达黄埔。这对林则徐必定是个打击，他仍留在广州，刚刚得意地在日记中写下英国人已被击退的消息。

远征军耽搁数天之后——毫无结果地等待谈判者前来，因为不出义律所料，琦善已被匆匆押解回京——凭借小型船只向广州推进。广州商馆再度升起英国国旗，贸易也重新开放。在当地官员的合作下，贸易兴盛了3个月，义律非常满意。大量茶叶装运上船，每天超过50万磅。不久，茶叶税就为英国财政带来可观收入，这是义律始终关心的问题。与中国人的进一步谈判没有多大进展，琦善的接替者杨芳“不过是把北京让广州解决的问题又踢回北京”。

随着合法贸易重开，鸦片贸易也再度死灰复燃。义律徒劳地试图阻止这种毒品的涌入，要求高级海军军官从旁协助。辛好士爵士愤怒地拒绝了。辛好士向此时不在广州的同事伯麦抱怨说，义律要求他“以中国水上缉私警首脑的身份行事”。巴麦尊的一道训令成为辛好士的挡箭牌：海军无权干涉完全合法——按英国法律的规定完全合法——的贸易。如果中国人希望禁止鸦片输入，那是他们的事情，英国军队不会保护走私者，也不会去干涉走私活动。

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强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图为三元里农民的指挥旗三星旗

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中国人的后援即将到来，他们受命进攻目前聚集在虎门内的外国人，“断其退路，四面合围，收复香港”，皇帝还翘首等待打胜仗的消息。5月21日，进攻开始，中国人用火船袭击英国战舰，伪装好的炮台也开了火。中国人与胜利失之交臂，这次依然是“复仇神”号凭借出色的火力和机动性力挽狂澜。英国人伤亡不大，伤亡人员中包括纽约港务局长的儿子，他在广州商馆附近被俘，被中国人处死。于是，英军下达了迅速向广州城挺进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司令官郭富少将——他曾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服役期长达46年，所以肯定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自信能够凭借这支由印度土兵、英国士兵、水兵和水手组成的2395人的军队，征服一座人口在百万左右，至少由2万名士兵和1万人的民团把守的城市。英军突袭广州外围的炮台，仅用数分钟就攻克了炮台，代价是一名英国人死亡，而中国人仓皇逃跑，更是无一伤亡。义律下令停止战斗时，郭富已经抵达广州城下，停战命令让这位英国指挥官愤怒不已。“黎明时分，不祥的白旗再次出现，数小时之内不停传来‘义律，义律’的叫喊声，就好像他是他们的保护神一样。”(14)义律上校再次达成，或者说被认为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一次义律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不过仍然大大低于他受命提出的条件：立即支付600万元，外加进一步的损失赔偿金。在这个危急时刻，义律的想法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避免流血，这与他常常表现出来的仁慈相吻合。义律向那位恼怒而又不理解的指挥官下达的指令很能说明问题：“保护广州的人民，鼓励他们对我们友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义律还担心，凭借占领一座桀骜不驯的城市，难以对抗狂暴的乡民和正在赶来的皇帝军队，郭富对此肯定毫不在意。中国学者特别强调村民仅有的一次拿起武器攻击英国军队的事例，所有的中国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关于三元里战斗的描述。事实是，1841年5月29日，3名英国军官和大约60名印度土兵在广州城外陷入包围。他们击退了数百名袭击者，一人被杀，数人受伤，后被两个连的皇家海军部队救出。郭富将军嘉奖了这些印度土兵，依然认为中国人不会带来多大麻烦，不论是正规部队还是非正规的民团。(15)

三元里临时指挥所三元古庙

珠江的水深很可能是制约义律选择的关键因素。到第二年，战舰上对准南京的大炮就足以构成强大的威胁，促成一项条约。而在广州，一线作战军舰根本无法靠近城墙。1841年时，只有小型舰船能够提供支援，占领军在广州处于缺乏保护的危险境地。直到1857年，情况才彻底改观，新型炮舰能够驶入广州以及西江的所有河道。

军事史家严厉批评义律上校终止进攻行动的命令，不论他在1841年春夏的政策有何功过，召回他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了。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注意到，堂兄弟查理“想向世上每一个人证明自己。我预计会有一部长篇传记小册子问世，您不这样认为吗”？(16)义律上校并不是热衷写小册子的人。8月10日，他乘“克莱德”号离开香港，马地臣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公开表示广州英商总会的感激之情：“我们很高兴在您离开的时候能有机会吐露感情……我仍打算（在澳门）为您饯行。”(17)在孟买，义律收到另一封来自噫之皮的感谢信，这封信表明义律克制而审慎的品性受到一些人的称道：“您始终仁慈为怀，宁可寻求引导和劝说中国人民，而不是凭借英国军队的武力去征服和控制他们，这极大地增加了您的荣耀。”(18)

义律上校回到伦敦后，马上着手让新政府认可自己的立场；皮尔领导的托利党已经取代了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义律问心无愧，公众舆论也大多站在他的一边，因此他心情似乎十分轻松。格雷维尔对他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急于辩白的人，义律“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快活、灵敏、热切、兴致勃勃而令人愉快”。这位日记作者还写道，义律“觉得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报道很有趣……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够为最近在广州的英勇行为辩白……他与陆海军将领互相指责……他极为蔑视……他们和他们的看法。他也不赞成我们正在进行的斡旋，认为我们考虑用舰艇对华开战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

人们预计，托利党人会支持义律。毕竟，托利党曾经指责巴麦尊抛弃了在现场的人，义律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定。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正式宣布，他对义律的“正直和可靠给予最大限度的信任”。就连被挫败的辉格党人也表示了谅解。乔治·维利尔斯（后来成为克拉兰敦勋爵）写道：“梅尔本用十分得体的方式称赞了义律。”经约翰·巴罗爵士批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了义律的一个儿子作为奖励。义律一度曾考虑争取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里彭勋爵的支持，“他却像海豹一样咧嘴一笑，不停地来回晃腿，不肯谈论整个事情”。义律几乎无需这种支持，因为维利尔斯记下了义律上校得到的最高荣誉：“威灵顿公爵提高了义律的声誉和品行，他用议会内外迄今从未有过的动人和巧妙的口吻，历数义律曾经面对的困境。在这种事情上，公爵自然是本国的权威，义律从此可以对诋毁者报以嘲笑。”(20)

义律必须留在伦敦，与财政部解决鸦片烟款问题。这个部门素来以行动拖沓而著称，直到1846年才最终认可了义律整整齐齐、乃至是令人钦佩地准备好的账目。虽然舆论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尚有分歧，义律在下一个职位、驻得克萨斯共和国临时代办的经历表明，他兼具个人魅力和勇气。他很快就赢得了共和国先后两任总统塞缪尔·休斯敦和安森·琼斯的尊敬。(21)出使得克萨斯之后，义律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接连获得了一连串不那么重要的殖民地职位，先后担任过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勒拿岛的总督，最后带着不多的荣誉以海军少将和爵士头衔退休。最后要提一提义律的老对手琦善。琦善也在其主子的盛怒之下得以幸免，而且也被打发到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法国旅行家古伯察神父偶然在西藏拉萨遇到了琦善，两人谈论起那场战争，琦善认定英国人砍了义律的头：“对于可怜的义律来说，这是个可怕的命运。他是个好人。”(22)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璞鼎查到中国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华战争。

梅尔本

1841年9月，英舰侵袭舟山群岛，定海再度失守。

巴麦尊对义律的狂怒平息之后，着手寻找一个替任者。这个人要不那么容易因脆弱的良心而苦恼，不那么过分关心中国人的情感，还要值得信赖、能够精神抖擞地履行职责。巴麦尊认为，此时正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驻信德的政治代表亨利·璞鼎查爵士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璞鼎查来自乌尔斯特，精力充沛，英俊潇洒，为人多情，说话带有很浓的爱尔兰土腔，处事特立独行，不能容忍异己之见。他能够片刻之间就与人交上朋友，也会很快翻脸成仇。璞鼎查对满族谈判者耆英颇有好感，厌恶英国商业侨民，而这些好恶全都挂在脸上。在华英军指挥官经历过义律出于人道主义的迟疑不决，欣赏璞鼎查的好斗性格，但时常抱怨璞鼎查特别热衷于“权力和礼仪”。郭富和在辛好士死后负责指挥海军的海军少将巴加都认为璞鼎查不难共事。不过，虽然他们措辞圆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埋怨之意。巴加写道：“亨利·璞鼎查爵士是个干练的外交家，富于决断，性格坚毅，很适合承担他在这里的使命，大概是长时间在印度工作的缘故，他养成了我们在欧洲时看不惯的那种颐指气使的作派。”(23)自1804年起，璞鼎查就在东印度公司军队里服役。1825年，他弃武从政，先后在信德出任总督代表和代理人。信德是下印度河谷的一个地区，当时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版图。作为英国政府的政治代表，璞鼎查有力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曾经很成功地威逼当地统治者允许英国军队假道入侵阿富汗。1840年，璞鼎查从印度退休，凭借这些功绩得到了爵士头衔的奖赏。

1841年5月3日，梅尔本勋爵将召回义律、任命璞鼎查之事告诉了女王。梅尔本表示，璞鼎查“最近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战功卓著”。(24)璞鼎查爵士从未踏入阿富汗半步，倒是他的侄子埃尔弗雷德·波廷杰最近在那里出了名。尽管如此，出任总督的肯定是亨利而非埃尔弗雷德，因为在奥克兰勋爵建议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巴麦尊而非那位首相，大概只有梅尔本把两个人搞混了。就迅速结束战争这个目的而言，巴麦尊算是选对了人。早在1834年，璞鼎查从信德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函件曾让威廉·本廷克勋爵目瞪口呆。当时，璞鼎查胁迫信德王公归顺，力劝印度政府“将火与剑带到整个阿富汗”，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本廷克觉得必须敲打敲打璞鼎查，便警告璞鼎查：“强大而开明的强国，倘若不得不与弱小而愚昧的国家打交道，正确的做法历来是容忍（对方的）过失，但作为最后的手段，你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你的实力。”(25)

璞鼎查在中国问题上并不打算接受上述建议。他很可能认为凭借一支远征军，即使目前人数已增至8000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一个大约有3亿人口的国家。然而，巴麦尊希望看到的正是从一开始就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英国的实力。在这一点上，璞鼎查没有让他失望。

这一次再没有犹豫不决，也不再有善意的减少伤亡。艾米莉·艾登评论说：“查理（义律）和戈登（伯麦）爵士离去后，H.璞鼎查爵士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从他们的文告来看，中国人似乎完全给吓住了。将军和全体海军官兵狂喜不已，因为再没有人会阻止他们投入战斗。如果H.璞鼎查爵士以常见方式直接开战，从而在6个月之内彻底结束战争，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26)战争持续了10个月而不是半年，不过，艾登小姐的其他预言都应验了。就在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首次造访香港——他前去中国北方处理相关事宜，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数个小时——之前，伦敦又产生了新一届政府。在6月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人赢得压倒性胜利，终结了辉格党人长达12年的长期执政。在这12年当中，托利党人的执政记录仅有1835年的威灵顿—皮尔政府。

1842年7月，英军攻打镇江城。

梅尔本内阁早已显露出彻底衰败的征兆，按照格雷维尔的话说，这届内阁“如此意志消沉、迟疑不决、软弱无能和胆怯懦弱”。英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41—1842年度，政府预算比上年增加了150万英镑。政府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几度受挫，最终在一次信任表决中败北，被迫辞职。对于梅尔本勋爵来说，最后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解脱，他对领导自己的政党几乎已不抱任何指望。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接管政府，这次与女王打交道不会再有什么困难，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为女王的新主心骨。

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算不上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之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他在10年后出任首相期间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格拉斯敦紧紧追随阿伯丁，其他人对阿伯丁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据说，阿伯丁在议会辩论时有“一副嘲讽的腔调”，巴麦尊把这种腔调归之为“他的过时而弱智的原则”。从来不厚道的狄斯雷利评论说：“他的性格固然是孤僻的，如今转变成放纵的乖戾……带有语无伦次的女巫所特有的那种执拗的怨毒。”(27)如果说狄斯雷利的描述不无准确，那么1841年时阿伯丁还不是这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阿伯丁缺乏前任巴麦尊所具备的许多素质。阿伯丁几乎就是巴麦尊的对立面，巴麦尊沉默寡言，计划周密，愿意在最后关头做出妥协；阿伯丁则忙于处理频繁发生的英法纠纷，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明智的无为政策，把问题交由印度当局处置。新任陆军和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具备阿伯丁所缺乏的从容自如，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爱尔兰，很少关注对华事务。

1842年5月，英军进攻浙江乍浦，遭到清军的坚决抵抗。

巴加

“皋华丽”号战列舰

璞鼎查要到数月之后才能得知国内政府更迭的消息，他继续积极推进，毫不含糊地执行巴麦尊勋爵的指令。1842年4月，璞鼎查在南京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曾数次致函外交部，这些报告表明这位新任驻华全权大臣毫无保留地遵守了巴麦尊勋爵的指令。璞鼎查用一种成熟的帝国口吻写道：“我忽然感到，中国人必定要么屈服、要么被挫败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在后一种情况下，事情取决于英国女王要把哪些中国港口，或中国海岸的哪些部分纳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之中。”(28)

从军事角度来看，1841—1842年的远征行动无可挑剔，堪称教科书式的范例：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在海上力量的支援下征服了一个帝国。这一次，远征军即将取得决定性战果时，再没有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全权大臣下令停止行动了。事实上，在宁波城遭遇顽强抵抗时，军方不得不阻止暴躁的璞鼎查爵士下令洗劫该城。“你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睿智的郭富建议说，“莫过于用我们的克制和公正向那里的人民证明，我们的天性被糟糕地误解了”。巴加支持璞鼎查，1842年2月5日，他以个人身份致函阿伯丁勋爵：“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提及我的同事们之间的意见分歧……H.G.（郭富）反对H.P.（璞鼎查）和我的意见，我们主张把查封的私货作为赎金和关税……我猜想，那位将军不愿强行从个人那里获取收益。”(29)

这场战争的细节对于香港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但结束战争的条约极为重要。较之义律主事的时期，战斗普遍要惨烈得多。清军各自为政，指挥失当，始终未能投入优势兵力。中国方面大约有两万正规军和人数更多的民团，投入一次战斗的兵力却只有数千人。他们在所难免地遭受重大伤亡，而战场上的失利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信心。“皋华丽”号的赶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英国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曳到扬子江。1842年8月4日，“皋华丽”号停泊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实际上，“皋华丽”号只是一艘三等战列舰，而且是一艘过时的军舰。但是，按照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支地面部队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火力十分强大。这艘军舰牢牢封锁了扬子江以及通往北京的大运河，从而一举切断了这个帝国最重要的联络渠道。

不论当时还是之后的岁月里，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这场武装冲突的教训。为了找出英国战胜的原因，中国的间谍从某些靠不住的渠道收集情报。琦善的一位幕僚提供了最早的一份报告，他听一个英国妇女说，英国舰船是用橡木或柚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建造，舰上的大炮则是铜铸，重达8000磅，能够发射32磅的炮弹。他接着报告说，英国人的统帅显然是一位妇女，有20个家庭与之有血缘关系，女人们全都自己找丈夫，这些夷人根本不讲礼仪和纪律。道光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赞许地批注说：“备极明晰详尽。”(30)中国人从此几乎一直认定西方人的胜利完全是倚仗坚船利炮，一旦中国掌握了这些专门技术，就能克服暂时的失利。这种看法只是部分正确，而对事实的曲解导致清朝政府日后不断陷入徒劳和相互指责。

英国的海上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必须指出，自1637年查理一世建造“海上君主”号以来，英国的战舰和舰炮技术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增添了一些主要用作拖轮、运输船和陆军支援船只的小型蒸汽船。但是，英国形成了独特的大西洋造船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海面上形成的造船惯例截然不同。中国造船技术的演进受制于诸多地区性因素，最大的限制是缺乏制作龙骨的木材。因此，中国建造的是平底大帆船，虽然有复杂和非常完善的设计思路，却缺乏支撑重型大炮（此

清军使用过的大炮

广东沿海的中国老式平底战船

时，这些大炮还不是铜制，而是铸铁的）的坚固制材。但是，中国的海岸炮台足以对没有装甲的木船实施毁灭性打击，在日后的一次战斗中，这些炮台就取得了不错的战果（1859年，大沽炮台彻底击溃了一支蒸汽炮船组成的英国舰队）。中国有很完善的铸炮工厂，能够铸造大口径的精良武器，如1845年运回英国伍尔维奇的重达9吨、口径27英寸的铜制臼炮。中国的要塞炮属于无膛线的前膛炮，操作规程与西方的大炮没什么两样。

英国在陆地上的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1842年时，敌对双方的骑兵和步兵使用的武器相仿，并且都将在数年之后过时淘汰。绝大多数英国步兵的武器，与他们在1704年布伦海姆战役(31)中使用的差不多，都是0.753口径的毛瑟枪。这种枪有燧发枪机，前膛装弹，枪管没有膛线。英国海军和少数陆军士兵配备了带击发装置的枪支，这种枪虽然没有提高射击速率和射程（最大射程200码），但适合在潮湿天气使用。中国的步兵使用火绳枪，与克伦威尔的军队曾使用过的武器完全相同。中国军队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机动的大炮，他们的野战炮远不如英国能够发射6磅炮弹的大炮。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战斗中，双方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武器：刺刀、剑、长矛。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竹制火铳

双方军队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训练、纪律和通信联络。可以肯定，英国军队最有价值的武器不是兵器，而是诸如信号旗、怀表和水平仪之类的装备。英军的军事行动有相当详尽的计划，而且是精确地同步实施，而中国军队的时间观念很淡薄，只有最高指挥官才有一块表。英国军舰或工兵军官每到一地，都会绘制精确的海图或地图，中国指挥官却不得不依靠当地人的印象。虽然中国人传闻说夷人毫无训练，纪律松懈，但正是英军的纪律和训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英国高级军官和海军指挥官知道应当开往何处，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逆境可能会出现，但绝不会发展成灾难。

奥奇特洛尼上尉描述了1842年3月9日宁波发生的一场战斗，他的记述充分说明了训练有素所收到的效果。英国人在这次战斗中将一门大炮投入战斗，击退了中国人的进攻：

仅仅三次炮击之后……步兵队恢复了排枪火力，前面一排在开枪射击后分别向左右两侧后退，装填子弹，并在后面形成新的一排，他们的位置由第二排补上，依次类推；用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当不再有活动的目标时，士兵受命前进，他们踏过整个15码之内密密麻麻的尸体和垂死者。(32)

即便双方在武器上没有差距（中国人人数上的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武器上的差距），战争依然很有可能以相同的结局告终。奥立佛·克伦威尔或古斯塔夫－阿道夫(33)的军队也只装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武器，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在同等情况下照样能够赢得胜利。

中国人的另一个错误是认为征募来的农民要胜过正规军，三元里的传说强化了这种信念。日后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军最初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而且战胜了较为职业化的国民党军队，这种传奇已经成为公认的正统学说。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上图）同伊里布赶赴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皇家海军“皋华丽”号未放一枪一炮。考虑到南京必然会遭到的破坏，中国人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殊为可恶！”1842年7月9日皇帝获悉璞鼎查正式要求与一位全权特使谈判时喊道。皇帝经过考虑，同意派两名满族高官前往南京，全权负责就赔偿、平等外交和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事宜进行谈判。在两名官员中，伊里布资格更老，由于身体和精神太差，不得不把大多数事务交给他的同事耆英处理。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道光皇帝的近亲和密友，他是一位世袭的侯爵，也是1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数代中国学者一直斥责耆英，认为他为了王朝利益把国家出卖给了英国人。实际上，这位满族人讲求实际，风度翩翩，巧妙地达成了一项协定，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协定。耆英一露面就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止优雅、高贵……步履沉稳，面相敦厚，看起来就像一位刚勇、矍铄、富于幽默感的老绅士。”(34)

英国军队已显示威力，占领了仅次于北京的两座最大的中国城市，因此，除了应允璞鼎查的要求之外，南京的谈判者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耆英向皇帝解释了当时的情势：“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望之是非……第念寇事方张，据我要害。”(35)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就是巴麦尊最初的那些要求：割让香港（这一条是璞鼎查爵士自己的主张，与阿伯丁勋爵最新的指令背道而驰），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广州等5个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负责监督贸易和英国臣民，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今后两国将以对等的大国进行交往，此外还有2100万元的赔款，这笔数额远远超过了义律要求的600万元，也大大超出远征军的军费、行商债务和收缴鸦片烟款的总和。白厅决定把义律已经收到的600万元作为广州城的赎金，算是英国财政的一笔意外收入。

《南京条约》签字页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南京城的琉璃塔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在“皋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很难说能否如此明确地从会计角度来衡量最终的得失利弊。义律获得了600万元赔款和香港的割让，代价是十多名英国人——那些死于霍乱和疟疾者不在其列——以及大约2000名中国人的生命。璞鼎查遵从巴麦尊的指令，结果以上百名英国人和数千中国人的死亡为代价，换得了额外的1500万元，还引发了迄今仍未彻底消除的激愤之情。条约只字未提棘手的鸦片问题，《中国之友》尖刻地评论道：“这样一个忽略，会使人联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比喻，就好像演出《哈姆雷特》却遗漏了王子这个角色。”

若把《南京条约》与璞鼎查同耆英次年签署的补充协定联系起来看，似乎并未证明这些条款特别地不平等或过分。英军指挥官注意不表现出侵略军的姿态。在向南京行进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老百姓的阻碍，还很容易得到帮助。士兵为了收集纪念品，从南京著名的琉璃塔上撬瓷片，“这种暴行必定会造成恶劣的公众效应”，结果受到“严厉申斥，更不必说每一个内省的人士都会对这种恣意破坏一座如此闻名的建筑痛惜不已”。(36)一支武装卫队受命前去保护琉璃塔，并赔偿了4000元。(37)（15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这座塔被中国人“不负责任地毁坏”。）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谈判。(38)萨勒顿勋爵手下的副旅长霍普·克灵顿注意到，“神气活现的中国大臣似乎很喜欢黑樱桃酒、草莓白兰地和果仁酒，他们喝得太多了，以至其中一位一把抓住我们的翻译、方脸膛的高个子波兰人郭士立先生，带着醉意亲热地吻他”。(39)一位海军目击者写道：“老K（耆英）肯定喝了不下50杯酒”，还唱了一首歌，“你能想象皇帝的叔父唱歌的样子吗？”但是，璞鼎查表示希望访问南京，“中国人予以拒绝，亨利·璞鼎查爵士自然也就让步了”。

1842年8月9日，双方在“皋华丽”号的巨大船舱里举行了最后的签字仪式，年轻的巴夏礼——14年后，他与约翰·包令爵士发动了另一场更具破坏性的战争——认为气氛算得上友好。巴夏礼当时只有14岁，负责照看郭富爵士“硕大的三角帽和羽毛饰”。按照巴夏礼的描述说，年老多病的中国谈判者伊里布“在船舷受到璞鼎查爵士、海军少将以及将军的迎接，他们半搀半扶地把他引到后舱，安置在一张沙发上”。条约签署完毕后，“他们坐下来共进午餐……双方看起来感到满意和愉快”。(40)外科医生爱德华·克里喜欢那些鞑靼卫兵，他们“衣着华丽，皮肤黢黑，饱经风霜，他们的帽子上缀有狐狸或松鼠的尾巴，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手持旗帜的军官”。(41)

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并未激起多大的热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来自阿富汗的报告于同一天（11月22日）抵达伦敦。在阿富汗，开伯尔山口被突破，喀布尔被占，城内的大市场也遭焚毁。与喀布尔的惨烈状况相比，南京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了。斯坦利勋爵曾经挖苦过发动这场战争的辉格党人，在向女王递呈相关公文时也不得不表现出假慈悲：“在中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最终结束了流血伤亡……这在几乎难以估量的程度上为英国企业打开了对华贸易之门。陛下将欣慰地获悉，商务监督已经在那个城市审查了直接与宁波开展贸易的船只。”(42)《笨拙》杂志辛辣而富有预见性地指出：

这场罂粟战争结束了……“辉格党人遗赠给”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这场战争回报给这位首相……用枪弹和火药从这场针对蒙昧的中国人的重大道德惩戒中获得的可观利润……不过，钱还只是次要的好处。约翰牛先生已在中国人那里消耗了如此多的火药和枪弹，动用了如此多的生铁，将来会受到绅士般的对待。他用两三千个两足动物的血，淘汰了“野蛮人”……除了那些钱和礼仪，我们还会有五个对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港口。政客和推销员们无不欣喜若狂，他们带着对利润的期盼，想象着中国皇帝身穿曼彻斯特衬衫，后妃们身着曼彻斯特棉布衣裙，大小朝臣手持谢菲尔德刀叉的情景。(43)

在战争结束之前，皮尔的新政府始终不愿对有关香港的政策明确表态。代表蒙茅斯的辉格党议员R.J.布莱维特在下院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皮尔暴躁地回答说：“说真的，对华战争尚未结束之际，我只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1842年3月15日）阿伯丁勋爵对该岛的前途忽冷忽热。1841年11月4日，这位外交大臣致函璞鼎查，表示英国政府只是把香港以及舟山视为临时性的基地，也许可以通过交还两地来换取中国人做出让步：

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的征服。他们宁可希望，女王陛下的臣民同中华帝国的通商应通过允许对中国东部沿海四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贸易的一项条约予以保证……

除香港岛之外，女王陛下的军队很可能将再度占领舟山……但是，将这些领地永久地保持在女王陛下的版图之内势必花费巨大……它还将使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的接触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多，也许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我们卷入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争执和变化。

阿伯丁日后成为英国首相，在克里木战争中举措失当。

西人绘制的这幅画作于1814年前后，外国船只来到香港岛上的瀑布取淡水。

接下来，阿伯丁勋爵明确了此后历届政府都遵循的一项原则：“我们只想获得安全的、管理完善的贸易。你应当时刻记住，我们不谋求任何独占的利益，不要求我们不愿看到任何其他国家臣民所享有的任何利益。”推而广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英国期望平等地分享其他国家获得的任何利益——“最惠国”条款成为所有此类条约的一个特征。(44)

这项原则既非纯粹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经济帝国主义，而是表明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不管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近乎宗教狂热般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他们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带来普遍的繁荣和更好的相互理解，还能消弭争端和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是最大的贸易国，英国只要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直到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依照同样的规则竞争，英国工业被其他国家赶超，贸易保护的好处更为显著时，英国政府才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上述原则。

1842年1月，阿伯丁进一步阐明了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国属地，而仅仅被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军事占领的地点，女王陛下政府实现对华目标时有可能归还给中国政府”。该岛“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军事地点，并且……应立即停止修建违背上述原则的建筑物和设施”。阿伯丁担心中国人将来会把香港的殖民地当作发动军事袭击的理由，因为“不光是商业机构，就连必备的长期驻军，都将构成持续的挑衅和诱惑”。最好是既避免维持一个殖民地的开支和麻烦，又能保障至关重要的贸易。

在这个阶段，香港极有可能获准归还给中国。但是，璞鼎查完全赞同义律的观点，“保留香港是我惟一有意识地违背我所收到的新指令（1841年11月4日训令）的地方，在这个壮丽的国家度过的每时每刻都使我确信，我们占有这样一个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和可取的”。(45)不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璞鼎查的这种态度。前特派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依然力主占领舟山，抱怨香港“已经被称赞和吹捧到了极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贸易角度看，在目前的状况和条件下，这个岛屿不但对我们毫无用处，也很难设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变成一个商业中心”。(46)中国当时处于被动境地，若是英国提出割占一个更为可取的地方，中国实际上也无力反对。当英国人提出割占香港岛的要求时，中国谈判代表并无讽刺之意地问道：“就这些？”

英国政府直到1843年1月4日才决定保有香港。当日，阿伯丁致函璞鼎查，告之政府已认可《南京条约》。阿伯丁勉强承认：“批准书互换后，香港岛即成为英国王室的领地，你要尽可能迅速地组建那里的政府……你将管理该岛的政府，做好一切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批准书直到6月份才送达香港，同月26日，双方举行了正式换文程序。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南京条约》文本

璞鼎查爵士完成外交使命之前，还必须理清《南京条约》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南京的和平协定至少有4份补充文件：对第二款进行增补的关于过境关税的声明；增补第十款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声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以及《虎门条约》。谈判和签署这些协议耗费了数月时间，谈判从1843年元旦开始，直到10月8日《虎门条约》签署方告结束。中国舆论极其仇视外国人所强加的屈辱，把《南京条约》与其他条约一道视为“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既不公正，也未得到人民的认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种观点从国际法上说站不住脚，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持这一立场，实际上却忠实履行了条约义务。外国政府作为这些条约的受益者，逐步重议了条约的条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中国大陆上的九龙新界租约外，所有外国租约和特权都已废除。

然而，北京和台湾都坚持认为，香港地区的3个部分均为中国领土合法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是偶然地由英国人管治，但绝非英国的殖民地。

1843年时，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达成稳妥、持久的和解。在野的布鲁厄姆勋爵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与那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恢复真诚和友善的谅解，而非表面的和平”，海军大臣哈丁顿勋爵保证政府将做到这一点。(47)经过长时间的认真磋商，双方以冷静、合理的态度在虎门达成了协定，进一步完善了《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愤怒抨击这些条款，这充分说明它们并非单方面的。只要对条约的要点稍加审视便不难发现，双方的讨论始终是有条不紊的，这使得双方能够达成真正的谅解。璞鼎查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42年12月10日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从这两个帝国的仲裁者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贸易协定只要能够达成，就应当是互利的。”

璞鼎查爵士在南京一味坚决执行上司的指令（香港问题除外），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虽然为了顾全中国人的面子，他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所退让。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璞鼎查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未能确保向北京派驻代表，这个问题以及中国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将成为1856年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导火索。璞鼎查爵士在虎门的任务要复杂得多，而且面对的是以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耆英为首的代表团。耆英的助手是具有出色金融专业知识的汉人布政使黄恩彤以及广东巡抚祁贡、户部文芳。就与如此干练而出色的对手谈判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贸易协定而言，璞鼎查并非合适人选。1841年12月，璞鼎查致信马儒翰，自承不懂贸易事务：“我首先必须承认，虽然我身为首席商务监督，对贸易以及适宜的关税可说是一无所知。”(48)璞鼎查首先寻求建立一种长期而有序的体制，这正是一个行伍出身、讲求实际的人所能做出的贡献。

璞鼎查坚持认为，应当以公平的税率固定征收海关税，确保有合理比例的关税返还中国政府。英国派驻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将监督“关税及其他收费的定期缴纳，对各种弊端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并且彻底禁绝走私”。(49)英国商人本来期望监管会更宽松，当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一条款的后果乃是中国海关缉私艇以及日后难以贿赂的官员，他们视之为对自身利益的背叛。在此后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商人一直鼓噪要修改这项条款。

任何谈判者在开始谈判时都会确定一系列基本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谈判者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能否成功地争取对方。倘若双方谈判者向上司汇报时虚夸所取得的成果，情况就变得较为复杂。如果双方又遇到翻译造成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谈判注定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情形就出现在南京和虎门的谈判中，而且是在最为重要的香港地位问题上。《南京条约》中关于香港问题的条款如下：

耆英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这项条款只字未提海军基地或贸易问题，贸易完全局限于5个通商口岸，虽然璞鼎查明确表示有意使香港岛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在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条约的措辞顾全了皇帝的脸面。1843年6月，耆英为批准《南京条约》访问香港，此时香港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他向皇帝报告说：

该夷于近年以来，在土名裙带路一带，凿山开道，建盖洋楼一百余所，渐次竣工。并有粤东无业贫民蛋户（船民），在该处搭建棚寮，贩卖食物，约计夷商不满数百，而内民之贸易及佣力者已不止数千人……查澳门地方，自前明迄今三百余年，各该夷先后居住，安分贸易，从未为患，内地亦鲜偷漏税饷情事。今香港情形几与相似，若不明定章程，妥为办理，则走私漏税，百弊丛生，转恐与正税有碍。(50)

税收乃是朝廷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虎门协定的详细文本送达北京后，军机处进行了讨论。关键问题不在于香港已经给了英国（香港“本属荒岛，重峦复岭，孤峙海中，距新安县城一百余里。从前本系洋盗出没之所，绝少居民，只有贫穷渔户数十家，在土名赤柱湾等处畸零散处”(51)）。朝廷真正关切的是未来的收入，并因此指示耆英：

惟香港通市一节最关紧要，该处为售货置货之总汇，课税赢绌，全系乎此。而出口进口之牌照，若仅责成九龙巡检会同英官随时稽查，恐办理稍疏，既不免有偷越之弊。其应如何设法严查之处，着耆英等再行悉心妥议具奏。其时各处出海船只，仍著严饬各海口文武官弁，实力稽查，至五口通商口岸，并著一体知照各该省加意防范，勿任商船任意出入，以防偷漏而裕课税。(52)

这份上谕直到1843年12月初才送到耆英手中，他因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无法变更业已达成的协定。他向皇帝所作的解释既冗长又夹缠不清，还提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关于英国人要求割让香港的原因：

若夷商远涉重洋，运货来粤，不知内地货值之滞旺高下，不能如华商之坐庄买卖，其返棹之期又有一定。谚云：货到地头死，不得不听命于洋商，货到即卖，卸货即买，复多例外掊剋。是以求给香港一岛，藉以托足，其意不过探听广州货值之滞旺高下，随时搬运，效华商坐庄买卖之计也。

英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吉特绘于1838年的香港岛上的村落

耆英巧妙地回避了香港成为自由港的事实：

是香港似可不致遂为售货置货之总汇，利柄亦不致遽行外移。其九龙地方，径对夷人聚居之地，船只之往来香港者必泊于此，稽查甚为近便。若商船贩卖出口前赴香港，应先在出口处所完纳税银，再行给发牌照，沿途及香港即以牌照为凭，分别验收。其在香港贩货进口之船，应在售口处完纳税银，本系仿照定例办理，全在行之以实，不在验照官之大小。(53)

虽然这种体制适于出口贸易，英国人却不可能允许九龙海关查验英国商人的货物或征收关税。但是，这种牌照体制将确保中国船只缴付税金，因为可以把牌照副本送到广州的户部那里。皇帝对耆英的解释表示满意，用朱批下令通商口岸的官员做出必要安排。

《南京条约》第十三款隐含更大的麻烦。这部分要归咎于不合格的翻译。不可或缺的马儒翰已于8月29日去世，留下罗伯聃一人负责校勘英、中两种文字的条约文本。罗伯聃充其量算个不错的商业译员，显然不能胜任此项工作。就中国方面而言，条约中文文本使他们有权终止香港与任何一个中国港口的贸易往来（条约英文文本的准确性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使得香港需首先获得中国方面的许可，方能与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条约的漏洞之一是香港中国居民的管辖权问题。当时无法接受、日后成为既定事实的是，香港的居民应该算是英国公民（除非是在对英国不利的情况下，例如1981年《国籍法》的情形）。起初，璞鼎查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英国人负责维持香港的秩序，华人犯罪者移交中国法庭，依照中国法律审判。白厅指出这一点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璞鼎查爵士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已经与耆英这样商定了。殖民地部常务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干巴巴地评论道：“在这场争论中，占上风的似乎是那位中国钦差大臣。”此事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其他条款无法生效，这个问题便获准搁置起来。

治外法权日后将成为西方国家在华的最大特权，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最强烈的愤怒。但是，最初它被视为一种折衷办法。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治外法权，林则徐先是要逮捕颠地，继而要求引渡应对林维喜一案负责的某一个人。《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规定，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端，“均不可庇护隐匿，有乖和好”。“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倘有不法华民……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上述条款起初是对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以迫使那些放浪形骸的英国水手接受非常必要的纪律约束，他们以前曾在广州闯下大乱子。在1844年7月的条约（译者按，《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人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要点：“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1844年10月的《黄埔条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法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服从法国的法律：“凡有佛兰西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系佛兰西人……照佛兰西例治罪……因所定之例，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佛兰西例办理。”

双方的讨论严肃而深入，“反复争论和考虑……一次又一次地斟酌，做了该做的一切”，双方送呈各自首脑的关于谈判的详细报告以及所达成的诸多妥协，无不表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是一份合法的国际文件，它当然有模棱两可和疏漏之处，却肯定不是一个战胜的强国勒令哀求者接受的条款。耆英极富个人魅力，把璞鼎查爵士哄得飘飘然，赢得了英国对手的极大尊重。璞鼎查大概并未如耆英所请，正式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54)但是，他的确把这个孩子及其母亲的肖像画送给了这位钦差大臣，并以“一种略带敬畏的态度”向阿伯丁勋爵报告说，他的这位“因－特－米－特”（亲密的）朋友令人“对中国官员的品格和习惯刮目相看”。

同样可以肯定，《南京条约》许多条款的先例可以追溯到上一个10年英国（译者按：应为中国）与浩罕可汗签署的协定，那些协定同样是外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同样规定了固定税率以及享有司法权的派驻领事，却从来未被视为不公正、不平等或单方面的条约。此后，双方尽力充分履行条约义务，对悬而未决的事项做出安排，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上述观点。费正清教授的看法是，这些协定“体现了英国势力强加于中国的新秩序”，总的说来，它们也是“妥协的结果。英国人的要求不得不做出限制。亨利·璞鼎查爵士最终勉强同意接受切实可行的方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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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廉·巴加将军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立海洋博物馆，其中大多从未利用过。这些档案表明了与璞鼎查共事的种种困难。巴加是纳尔逊手下的一位巡洋舰舰长，他厉行纪律，非常注重细节：“巴加时代，没有哪个海军军官对海军的影响比他更大，他不是凭借过人的才干，而是因为他对目标异常执著。”（《名人传记辞典》）可以想见，他会觉得璞鼎查专横而极端的做法令人不快，但即使是郭富这位最具侵略性——从军事意义上说——的指挥官（他也像璞鼎查一样“脾气火爆”），也认为那位全权公使做得太过火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香港的相关档案，因为一些档案已经在1949年时运往台湾了。但清宫把所有奏折以及皇帝在奏折上所加批语都抄录有副本，所以仍保留下大量有益的资料，这些文献目前都用现代技术加以保存。本章所引耆英与皇帝的文牍往来是由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查尔斯·艾尔默翻译的，这些文献表明道光关注的是维持岁入，而允许英国人得到香港则相对较为次要（译者按：中文版均按《筹办夷务始末》回译为原文）。

(2)张馨保，前引书，第212页。

(3)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41年1月13日。马地臣对义律的看法很复杂，他理解这位商务监督对于不必要的屠杀的反感，赞扬义律的诚实，但常常被义律的优柔寡断所激怒。

(4)《关于中国的通讯》，查顿致巴麦尊，1839年12月14日。

(5)《中国丛报》第二卷，第8期，第369页。

(6)外交部档案，1833年12月27日（Foreign Office（FO）17/4，27December1833）；另见马克斯韦尔船长的航海日志，引自塞耶：《香港的诞生、少年和成年》（Sayer，Hong Kong：Birth，Adolescenceand Coming of Age），第28页。这里所说的是东博寮海峡；阿美士德使团并未到达维多利亚港。

(7)外交部档案，1939年11月17日（FO17/36，17November1839）。

(8)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1年5月7日。

(9)此处的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译注

(10)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s），第一卷，1841年4月1日。大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日后成为德国皇后，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

(11)此函件收录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附录G。

(12)义律信函。

(13)同上。

(14)关于这场战斗，最好的叙述是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Fay：The Opium War 1840—1842）。郭富是个一意孤行的人。第一次锡克战争期间，他与亨利·哈丁也有过类似的冲突，这场战争大概是19世纪最艰苦的战役。

(15)即使是魏斐德教授也受到中国人观点的影响，他在《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书的第137页写道：“英国”军队受到攻击。正因为他们是印度士兵，因而受到威灵顿的特别称赞（上院，1843年2月14日）。

(16)艾米莉·艾登：《书信集》（Emily Eden，Letters），1841年8月1日。艾米莉是她的堂兄弟查理最苛刻的批评者之一。

(17)义律信函，1841年8月24日。

(18)同上，1841年10月20日。

(19)格雷维尔，前引书，1841年11月19日。

(20)均引自义律信函。

(21)休斯敦1843年5月7日和6月15日两信，藏于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文献（Houston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

(22)古伯察：《鞑靼、西藏、中国游记》（AbbéHuc，AJourney Through Tartaryand Thi‐bet），第二卷，第285页。

(23)巴加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Parker Papers，National Maritime Mu‐seum，Greenwich）。

(24)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265页。

(25)本廷克，前引书，第1209—1210页。

(26)艾米莉·艾登，前引书，致白金汉夫人，1841年10月8日。

(27)莫尼彭尼、巴克尔：《狄斯雷利传》（Moneypennyand Buckle，The Life of Disraeli）。

(28)外交部档案（FO17/56），1842年4月13日。

(29)巴加档案。

(3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31)布伦海姆战役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1704年8月13日，以英军将领马尔巴勒为首的联军打败了法军。——译注

(32)奥赫特洛尼：《对华战争》（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第232页。

(33)奥立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内战中国会军名将，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被称为欧洲现代军事之父。——译注

(34)费正清：《贸易与外交》（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第92页。

(35)郭斌佳，前引书，第163页。

(36)诺里斯：《霍普·克灵顿将军传》（H.Knollys，The 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第一卷，第36页。克灵顿为人和善，作战勇敢，因为娴熟的大提琴技艺被任命为参谋，因为指挥官萨勒顿勋爵正在组建一个合唱团。

(37)《广东记事报》，1842年9月1日。

(38)张喜的日记（邓嗣禹英译）提供了中国方面对于谈判的看法，张喜在日记中以第三人称自称：“夷酋……倾洋酒满卮进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无疑怖。该夷已服其诚，而尤敬其雅量。”（译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张喜《抚夷日记》后附的《无品冠服张公小沧小传》。）

(39)诺里斯，前引书，第34页。“海军目击者”的印象引自《航海杂志》（Nautical Maga‐zine），第七卷，第748页，1843年。

(40)莱恩－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S.Lane‐Poole，Sir Harry Parkesin China），第28，33页。

(41)克里：《日记》（E.H.Cree，Journals），第113页。克里的日记由迈克尔·莱维恩编辑，配有克里本人绘制的素描，出色地描绘了早期的香港。

(42)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441页，1842年11月23日。

(43)《笨拙》（Punch），第三卷，第238页。

(44)“最惠国”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的阴谋。它被当作确保“自由贸易”的手段，成为列强攫取对华特权的借口。如今，这个概念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她依然是一个“最惠国”。

(45)《关于中国的通讯》，璞鼎查致阿伯丁，1842年8月29日。

(46)厄姆森：《舟山与香港》（J.B.Urmston，‘Chusanand Hong Kong’）。

(47)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3年2月13日。

(48)外交部档案（FO705/53），1841年12月11日。

(49)关于通商口岸体制的论述，请见费正清：《贸易与外交》。

(5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英译者查尔斯·艾尔默。

(51)同上。

(52)同上，皇帝致耆英，见于耆英1843年12月14日奏折。

(53)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英译者查尔斯·艾尔默，耆英奏折，1843年12月31日。

(54)小弗雷德里克·耆英后来成为弗雷德里克·波廷杰爵士、新南威尔士警署督察，成为该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并被罗尔夫·博尔德武德写进了小说《劫掠》。

(55)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14页。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1841年1月26日义律宣布香港为女王陛下的领地，1842年2月1日亨利·璞鼎查爵士自北方战场返回，以决定如何处置香港岛，香港最初阶段的历史是短暂而模糊的。璞鼎查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841年8月，当时，他匆匆忙忙赶到香港，在海滩上一顶帐篷里与义律从前的副手亚历山大·参逊进行磋商。7年前，参逊还只是律劳卑勋爵的随从，如今意外地不得不挑起管治香港的重担，而那位全权公使正在强迫中国人同意在扬子江提供一块居留地。

威廉·坚是香港殖民地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义律和璞鼎查两人都曾授予参逊相机行事的权力，参逊本可以坐守不前，除了与军队指挥官合作之外，不越雷池半步。然而，他却干劲十足地加紧在岛上修建基础设施，从而在上司考虑如何处置香港之前就造成了一些既成事实。实际上，参逊非常热衷于行使管理香港的职权，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乃至日后曾自称是“前香港代理总督”(1)。

1841年6月初之前，义律一直忙于处理广州的事务，花在香港的时间很少。事实上，他没有多少机会视察他为女王夺取的这个“海岛基地”。他曾经乘“复仇神”号环岛一周，还在4月和6月数次短暂登岛，此外一直与随从待在澳门。除了参逊之外，岛上惟一的常驻军官是前喀麦隆第26步兵团的威廉·坚上尉。4月30日，威廉·坚被任命为香港总巡理府；义律在被撤职前不久，任命“复仇神”号的海军上尉威廉·毕打为船政厅。威廉·坚是个1804年就入伍服役的老派军人，认为要加强纪律就必须经常实施鞭笞。在未来的18年里，威廉·坚先后担任总巡理府和副总督，一直是这个殖民地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地舆论闭口不谈香港的前途问题。查顿回到英国后，极力主张恢复广州贸易。他十分熟悉广州，他的公司也在广州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本人并未经历外国侨民在过去两年里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英国人被驱逐期间，美国人仍留在广州，同样不愿意在事态明朗之前就放弃广州的舒适住所。倘若香港成为英国王室的永久领地，外国商人希望在投资之前了解有关法规、土地租期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19世纪40年代初的香港岛与维多利亚港，远处的建筑即为怡和洋行。

英国人，尤其是那些鸦片商人，认为至少要搭建一些临时仓库以堆放货物，这些货物已经在船上放了两年。若建造了仓库，节省下来的可观的保险金和船只滞期费很快就能弥补购置地产的花费。鸦片库存又开始逐步增加，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产量恢复到以往的水平。义律在写给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巨额财富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手中，这恰恰成为我们在华行动所面临的一个奇特而巨大的困难……就在草拟这份公文的同时，又有大量船舶积压。香港正在着手兴建货栈，我相信凭借这种活力，我们能够办好这些船只的出港手续。”(2)

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都有数百万元的鸦片和其他货物积压在船上，急于起货上岸并看护起来。广州的基地已经丧失，在澳门也受到诸多限制，所以还迫切需要办公用房和家庭住所。他们以一贯的活力迅速行动起来。

早在1841年2月，英国人就直接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一些地皮，修建临时的货栈和工棚。据说林赛洋行最早在当地建造房屋，不久怡和洋行也开始大兴土木。数周之内，香港就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建筑，颇有一种淘金热城镇的氛围。英国人往往凭借最含糊其词的合法地契从中国人手中买下土地，目的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取利润。

地皮的好坏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附近海滨的水深。人们发现香港岛港口的深水泊位正对着九龙，除北部海岸之外，该岛只有如今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西面才有深水泊位。40英尺的水深线距离海岸差不多有1英里远，海船无法在近海停靠。不过，这有利于日后的围海造地工程。香港的陆地等高线分布类似于岛屿的水深线轮廓，地表坡度平缓上升，尤其是跑马地方向的地区。占领角——1841年1月26日，拜尔秋舰长就是在此地升起国旗——沿岸近海是深水区，但最初的居留地建在更东边的地方，以便利用那里较为平坦的土地。

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大笪地（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登陆，强占香港。

坚尼地城近海的硫磺海峡入口处有一道沙洲，吃水深度限制了西来的船只。吃水深的船只通常从东部穿过鲤鱼门水道。鲤鱼门水道是个狭窄的入口，周围是陡直的山丘，能非常有效地保护港湾中的船只免遭强劲东风的破坏。鲤鱼门北面海底坡度很陡，如今这个地区大部分已经成为机场跑道。因此，如今香港的深水泊位都位于九龙半岛的背风处。货栈选址要便利深水航运，为了经济上划算，还要远离地皮较贵的中心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怡和洋行非常满意东角的地皮。居留地最初的范围大致在东角与西角之间，东西两地相距4英里，因而当务之急是修筑一条连接两地的道路。这条路就是“皇后大道”，它距最高水位线约有100英尺，留下一段适合的地段修建临水又当街的建筑。

当时有人主张——参逊在日后坚持认为——即使占领完全是暂时的，香港也不能毫无发展。即使香港像北方的远征军也不能没有后方军营、医院和设施仓库，这些设施需要有炮台来加以保护，此外还应修建一些道路、码头区和防波堤。义律争取获得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在函件中再次表示：

阁下，如果说维护香港对于我们自身的贸易和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也完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和保护，我们一直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和供应。我们了解到关于这里的居民与政府对抗的一些难以言述的可怕事例，抛弃他们会产生最致命的后果。

义律上校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必须让自己选中的这个岛屿成为一个新的广州。因此，他加紧开拓，把尽可能多的可用土地拿出来拍卖。一块将近有两英里长的狭长地带——大致位于如今的中央市场与律敦治疗养院之间——被划成许多滨海的地块，每一块地皮都有100英尺的马路和港口地皮，地皮的纵深取决于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原计划提供100块滨海地皮。再加上同样数量不临海的“郊区”地皮。义律急于加快进度，因此1841年6月14日的拍卖只划出了50块地皮。这位商务监督匆忙之中所导致的含混不清将在日后引起很多麻烦。

义律发布公告，宣布将以“免役税”的方式出售地皮。7月17日，义律向两位老相识、英国侨民的代表马地臣和颠地解释了拍卖的条件：

我在直接公开地宣布我的计划时会考虑商业机构的利益，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按照当前一两年租金的价格把土地转为不限定继承的产业，或在将来征收象征性的免役税。亲爱的先生们，请散发此函。

换句话说，土地将以至多两年的租金转为不动产所有权（不限继承），或是以象征性的租金长期出租。(3)

土地拍卖的价格令人满意，平均而言，毗邻港口地区每英尺约10先令，城镇地区每英亩20英镑，“郊区”地皮每英亩2英镑。中心市场对面集市区的地皮专门留给华人，一块长40英尺、宽20英尺的地皮，租金高达1英镑。这些地皮首先分配给“那些冲破重重阻碍在香港定居，以及那些在远征舰队无从获得给养的各个时期为舰队提供给养的人”——华人小商贩，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这个殖民地难以维系。颠地洋行夺得了临水又当街的最佳地皮，怡和洋行本打算买一块更大的地皮，可这块地皮被政府部门强行获得。作为补偿，怡和洋行在东角附近获得一块土地，这块地皮日后反倒成了一桩好买卖。政府和军事机关自然有权优先选择地点。海军占据了夏悫道外的一块地方，此地至今仍是皇家海军码头。陆军偏爱远离海边、地势较高的地点，以便修建炮台和医院。位于下亚厘毕道的政府办公楼和圣约翰座堂的原址是美利炮台和兵营，对面的旗杆屋最初被萨勒敦勋爵选作修建驻港英军司令部的地点。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官员能够从高处俯瞰商业阶层的活动，这种状况如今已经改观：从各家宾馆大楼和办公楼的数千扇窗户，可以看到总督的客人在总督府的草坪上消遣。

香港割占初期，广州仍是贸易的中心。

政府机关首先选择地皮造成了一个后果，当政府部门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这座新城镇一分为二，这种状况在当时很快就成为限制规划设计的因素，时至今日几乎依然如此。一段时间之内，香港的建筑物还只是一些草棚和木屋，顶多有石头的地基。林则徐没收鸦片和行商债务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实在太大，商人们根本不愿意在固定资产上投入大量资金。1841年8月，璞鼎查短暂来访时被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居所的匮乏。参逊收到许多此类申诉，他向英国政府发去一封信函，请求政府对他的服务给予更多肯定，他在信函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我抵达（香港）并切实承担起职责时，没有（从义律那里）收到任何应当如何行事的指令……香港与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毫无二致……仅有的居民都有迁徙的习性，主要以渔业为生……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吸引到首批100名劳工从澳门和广州前来此地。”那些“体面的中国人”对新政权抱有疑虑，“他们用类似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眼光看待我”。尽管如此，参逊仍然可以宣称，在九龙建造了6座炮台，每座炮台都配有一名军官和40名士兵的住所，在鸭利洲上安放了大炮，修建了两座兵营、一座仓库、三处炮兵阵地以及相关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奖励或加薪水的情况下完成的”。(4)

璞鼎查时期的香港海湾

戈登·伯麦

人口普查是参逊任职期间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1841年5月15日的普查结果显示，该岛有居民4350人，此外还有2000渔民住在船上，800名主要是移民的商人住在市场，还有来自九龙的300名劳工。义律曾经向奥克兰勋爵指出，占领该岛时之所以没有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反抗，原因就在于岛上稀少的人口及其分布状况。如果香港像舟山那样人口众多、繁华富庶、广为人知，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英国人的角色就会是侵占者而非事实上的奠基人。赤柱是香港最大的居民点，“这个首府是个大城镇”，按照人口普查，这里有2000居民。数月之后，《广州周报》曾经提及赤柱，当时它应该还没有多少变化，它是“捕鱼船队常去的地方，一个相当大的城镇……有个非常好的市场，很大的制绳所和一些货物齐全的商店，这些商店供应以航海为业的中国人”。

北部海岸的深水港几乎就是香港岛惟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此，没有多少华人因为岛上的开发而受到打扰，也就不足为奇了。1841年5月15日的《广州周报》挖苦地评论道：“主要城镇的选址是出于英国在华当局特有的判断力。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及所有街道根本吹不到南风，在即将到来的炎热季节，这些街道会异常舒服。那里有充足的花岗岩和冷水供应。”到来年3月，《中国之友》已经对香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居留地（澳门）的邻居们继续在建筑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殖民地历史上，香港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成为一个自由而价廉的庇护地，为个人和财产提供了充分保障。”

1841年1月26日的最初声明和一周后的补充公告，都是义律在未经细致考虑的情况下主动发布的，反映出他本人所关注的问题。香港将有两套法律文本，英文和中文各一，香港将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只是废除“各种刑讯”。人人都受到保护，“免遭任何敌意行动的伤害，还保证享有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庆典和社会习俗的权利，保障其合法财产和利益”。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除未能保留两套法典之外，日后继任者完全实现了义律的各种良好意愿。

1841年8月义律上校离开中国时，没有人相信海岸边零星散布着几幢棚屋的香港岛日后会发展成“巨大的商业中心”。随即爆发的一场热病使形势更加恶化，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热病成为一年一度的灾难；一场台风接踵而至，更是差一点要了义律和伯麦爵士的命，当时义律与从印度归来的伯麦正乘“路易莎”号前往澳门。疫病和暴风雨过后，8月12日又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火灾，烧毁了绝大多数临时搭建的建筑物。面临种种不利条件，倘若香港已经是英国的永久属地，很有可能始终只是个海军基地和设防的兵营，贸易重新回到广州，社交生活则在澳门。中国人彻底消除了这种可能性，1841年12月，他们洗劫并摧毁了广州的商馆，如果必须进行重建，那么完全有理由把资金投到相对安全的香港而非广州。香港岛有可能归还给中国的危险令美国人裹足不前，英国商人并不担忧，他们不相信“狮子会放过它的利爪已经攫住的猎物”。(5)

与参逊短暂会商之后，璞鼎查曾下令停止一切土地拍卖和民房建造。1842年2月，璞鼎查自北方的战场返回香港，发现参逊并未执行自己的指令，而维多利亚城（1843年6月起，它正式成为地名）过去的草棚和帐篷已经变成一个15，000人的居民区，其中华人居民超过12，000人。皇家工兵沿海岸修建了一条4英里长的宽阔碎石路，公共建筑地皮上也修建了一批永久性建筑：住宅、仓库、土地局、警署和邮政局，还有一座宽敞的监狱，更不用说海军和陆军营地了。一些房屋是石制建筑，其中一幢属于参逊本人。很多住宅正在兴建，这些住宅的主人目前正在草棚或小竹屋里将就着过日子。1842年1月14日的《广东记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与香港人》的文章，给这位“出众而著名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一些不那么漂亮的建筑物。从这篇文章中看，似乎当时香港就已经具备了如今所拥有的许多设施：

宽阔大路两旁的店铺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这里有新建的“维多利亚”旅馆……著名的华人医师……饭店……还有那些堕落女性的居所，她们漂亮但充满邪恶……总而言之，（香港）令人感到兴奋、新奇、有趣……富丽堂皇的赌馆把我们引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它是按照公认的香港式建筑模式建造的，潮湿的外部结构采用威尼斯式，内部明显是阿提卡式。每一边各有10到12张光线充足的赌桌……最南端有一个宴会厅……北面则是赌馆老板的居室。

1842年8月，璞鼎查离开香港，北上前往中国战场。

此外，在香港还可以欣赏到戏剧。一个澳大利亚巡回演出团在当年访问了香港，之后又有一个意大利歌舞团登台献艺。有传闻说加斯东·达特龙奎依先生将引入一些“有超凡美貌和才华，美德无瑕”的女演员。不久之后，维多利亚剧院提供了较为体面的娱乐（当时，剧院不过是湾仔的一座两层仓库的二楼），戏院每天上演一出名为《洋洋大观》的戏：“从中午12点到1点，一头名叫‘哥特鲁’的大猩猩端坐在桌旁椅子上吃晚餐，它会用汤匙和刀叉，用毛巾揩嘴，还会打开一瓶葡萄酒为观众的健康举杯，然后点燃一支雪茄。”(6)

香港很早就拥有自己的报纸。1842年3月24日，《中国之友》创刊，标志着生机勃勃的香港新闻界开始起步。这份报纸的主编是美国浸信会教士叔未士和詹姆斯·怀特（后者曾担任伦敦城高级市政官，到东方来重新积累财富，他显然在东方发了财），他们反对鸦片贸易（“这种令人销魂的堕落”）。第二年，《广东记事报》进入香港，1839年动乱时该报一度迁往澳门。《记事报》由马地臣家族出资，因而在鸦片问题上与《中国之友》唱反调。该报在宗教问题上并非始终站在教会一边，常常发表反华言论，批评教会的传教活动。由于颠地洋行支持《德臣西报》（1845年创刊），这个殖民地300名讲英语的人就有机会挑选感兴趣的读物。(7)《中国之友》热衷于谈论这个新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在1842年5月26日的一期，叔未士武断地表示：“我们相信，无法掌握的力量左右着香港的命运，它将成为海军和陆军的行动基地，这些行动迟早会彻底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满足于一项政策，即拿破仑称我们为小店主的民族时必定注意到的政策。”150年后，对于香港可能会“根本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的担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参逊认可这些新的进展，从而违背了璞鼎查关于在收到明确指示前维持原状的指令。和义律一样，璞鼎查已经擅自决定允许这个居留地生存下去。因此，璞鼎查认可了参逊的举措，1842年3月22日，璞鼎查授权组织土地登记，“在女王威严而仁慈的命令到来之前，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并且只属于英国王室”。当地人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指令等于是表明香港永久归属英国已成定局。

璞鼎查做出这些大胆举动之际，英国下院正围绕香港的前途展开议而不决的辩论。日后，璞鼎查爵士曾致函接替奥克兰出任印度总督的埃伦巴勒勋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千方百计地在不损害这个殖民地的前提下，延缓其发展速度。但是，在我们的保护下开拓殖民地的倾向极其强烈。我吃惊地发现，我采取的拖延措施未能阻止一个富裕的大城镇勃然兴起，我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为那些蜂拥而至的体面而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场地。”(8)遗憾的是，最后一句话显然有些言过其实。许多年之内，体面而富有的华人在香港如凤毛麟角，这个问题始终令香港当局头疼不已。

两周后，璞鼎查准备从香港前往扬子江上的新战场之际，收到阿伯丁发来的一份函件，阿伯丁在函件中敦促“立即停止”修建所有“带有永久性质”的工事。璞鼎查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5月20日，璞鼎查向伦敦发出长篇申辩函，这封函件在行文上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在引述了义律、参逊和驻军司令萨勒敦勋爵的意见之后，璞鼎查爵士热切地表示：

如我所坚信的那样，该殖民地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著进步……这得益于参逊先生所采取的下述举措……

我抵达中国时的第一印象使我相信，不应把义律上校在香港问题上的所有举措都搁置一旁……那位司令官已经指明并且建议采取了该岛所出现的广泛的、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座炮台、固定工事以及在大陆对岸的兵营……

我仅补充我本人慎重而公允的意见……该殖民地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不应将其归还给中华帝国，这符合女王陛下及其臣民的荣耀和利益。

璞鼎查爵士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让香港公众明白，倘若事情出了差错，责任应当由参逊承担。璞鼎查在发出上述热情洋溢的函件的同时，还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自从义律上校安排在该岛建立文职政府以来，一年时间过去了……参逊先生在我不在此地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该岛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璞鼎查不愿批准这些措施，尤其是义律关于拍卖土地保有年限的那些十分明确的指令。英国侨民曾经表示希望修建一座教堂，璞鼎查答复说，虽然他乐于批准教堂的选址，并从公共资金中拿出与私人为修教堂而筹集的捐款等额的资金，但是，“明智的做法是推迟着手建造这个工程或为之筹措资金”。

璞鼎查向白厅隐瞒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英国政府注意到璞鼎查爵士函件中流露出来的热情，态度还算不错地认可了香港的割让。璞鼎查被大度地批准放手去做绝大部分事情：建造营房、出售土地以及鼓励开发。可怜的参逊为了替自己辩白，向璞鼎查爵士递交了一份正式备忘录，他抱怨说：

（我）被留下来负责该岛的政府，却没有任何指导我行事的指示……我认为，我所做的不过是继续推行前任全权大臣业已付诸实行的措施。按照我的理解，您8月12日的通知并未表明您希望介入，除非已获知女王陛下乐于如此。我还认为我在此地的职责是承担巨大的责任，促进我所管辖的这个社会的利益和繁荣……着手修建整齐有序的建筑物，铺设名副其实的街道。(9)

不论当时还是以后，参逊都没有得到多少回报。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主动，香港才得以进一步发展。

璞鼎查时代

璞鼎查爵士直到最终完成《虎门条约》，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作为全权公使，他负责英国对华外交关系，为此应向外交大臣汇报情况。作为商务监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组建领事机构，行使领事法庭的职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陆军大臣的监督，贸易部希望他报告有关情况，王室检察官也有权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获得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于印度总督，战场指挥官一方面服从这位全权公使的指令，同时也向海军部或皇家骑兵卫队报告。只有香港总督之职的隶属关系相对较为直接，属于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

璞鼎查

马地臣用贩卖鸦片的利润购买和开发了刘易斯岛，图为岛上马地臣所建城堡。

图为央孖地臣回到英国后所建豪宅

萨勒敦勋爵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安排荒诞不经，各项职责如此随意地划分，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务往往要求任职者具备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质。一位殖民地总督必须耐心、机智、富有魅力；管辖领事法庭，避免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则要求主事者具备当机立断的素质以及对当地习俗、语言和贸易管理的丰富知识；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戏的本事，能够觉察到最细小的潜在妥协机会，还要具备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上述诸种品质。在现场的人也无法依靠伦敦娴熟的指导来弥补缺陷，通信联络的不便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印度总督或当地的陆海军指挥官来解决。只有伦敦的政府内阁才可以向这位集全权公使、总督和商务监督于一身的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些命令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送达（所需时间逐渐缩短，到19世纪50年代，从发出到收到指令所需的时间缩短到6个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终是微不足道的。1841—1846年皮尔政府执政期间，托利党的在华利益微乎其微，这种状况没有引起多大麻烦，等到巴麦尊重新掌权，就肯定会激起诸多矛盾。

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中国之友》以欢呼之辞来迎接这位总督，“面对宏大、兴旺的事业，我们几乎有不知所措之感”。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两周后，远征军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700人左右的卫戍部队。远征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爱好交际，他们的到来令香港社交界热闹非凡，他们离去之后，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当时香港社交界仅有数十名商人和极少数政府官员，因为军士、列兵、店主和那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踏入这个圈子。华人不论是否体面，被认为最好是放任自流。

香港社会是个奇特的混合体，而且是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以往的广州大班大多已经离去：詹姆斯·英尼斯死了，威廉·查顿当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可敬的议员（他当议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死于1843年）。(10)兰斯洛特·颠地和马地臣很快也离开了，马地臣的那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侄子，“一个孤僻、脾气暴躁……乖戾的家伙”，(11)接替了马地臣。1843年，马礼逊的儿子、能干而勤奋的马儒翰死于热病。到1844年年底，早先时代的遗老都不在了，要么死了，要么去英国当上了绅士。兰斯洛特和威尔金森兄弟备受称赞，他们“盛情好客……坚毅正直，宽容慷慨，一贯仁慈”。他们按照雄伟的托斯卡纳风格重建了位于威斯特摩兰的祖居，还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和不下两间浴室，还为教区教堂修建了一座礼拜堂。马地臣干得更出色，他买下了刘易斯岛，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下述事实足以说明鸦片贸易的利润有多丰厚：马地臣能花50多万英镑购买和开发刘易斯岛，央孖地臣退休后用773，020英镑在英弗尼斯郡买下了很大一块地皮，还在罗斯郡购买了价值30万英镑的土地。

与英国维多利亚早期的人士一样，广州大班的继承人念念不忘社会等级观念。当时英国社会正在开始热衷于社会分层。摄政时期(12)社交界较为宽松的气氛——广州和澳门的英国人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已经让位于对绅士派头的自觉追求。英国政治家的个性有了变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辉格党人放荡不羁的贵族做派（梅尔本总是习惯使用那些让所有听众都反感的语言）。到过英国的游客时常惊异地发现，英国的“等级体制如同东方的种姓制度一样绝对……令人难堪、闭塞和不健康”。(13)萨克雷、狄更斯、特洛罗普和瑟斯蒂等人敏锐地记录下19世纪40年代的这种成见，“绅士派头意味着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幸福的毁灭和终结”。(14)香港社会也是如此，而且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社会人数不多，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国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大农庄的人口，其社会差异却相当于英国一个郡。

起初，高高在上地居于香港社会顶层的人物并非总督，而是驻港英军总司令、十六世男爵、近卫步兵第一团的陆军少将萨勒敦勋爵。萨勒敦魅力出众，颇具教养，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和出色的战士，威灵顿曾称赞萨勒敦“不论作为男子汉还是战士，都堪称陆军的楷模”。滑铁卢战役中，萨勒敦率领近卫第一团分遣队坚守在胡格诺花园，打退法国人的数次进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仑的卫队，亲手接过了康布隆的佩剑。这位将军常驻香港，总督却不得不为外交事务东奔西走。不但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权公使是上司，但不论从等级、资历还是个人能力上说，璞鼎查难望萨勒敦之项背。

总督和总司令之下，有43位居民自命为绅士。人数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璞鼎查认为必须任命的地方法官的人数，这些人有权审讯“频繁前往中国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国臣民”。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都是对他们极大的冒犯。在英国，充当“太平绅士”，坐镇地方法庭，乃是乡绅阶层的特权和职责，地方法官有权被尊称为“大人”，从而与身为庶民的商人区分开来。在香港，如果一个人不是太平绅士，那就只是“老百姓”。一位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大人’也卖东西，我也卖东西，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人们用颇为挖苦的方式表达了愤慨，尤其是那些没有当上太平绅士的人。1843年7月17日的《中国之友》刊登了一封来信（不用说，新闻记者没有被视为绅士）：“我们的总督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任命一群太平绅士（附带说一下，他们……在香港一无是处），他们的人数超过整个保安部队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国，会有人相信这一点吗？”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职。

璞鼎查难以容忍上流社会的地位之争。他一直生活在东方，与印度人、士兵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打交道，缺乏对付商业绅士的经验。像义律一样，璞鼎查发现很多商人脾气很坏、令人生厌，与义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卷入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的冲突。当时，马地臣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停在他上任5年前发生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起因于兴泰行的债务问题，这家广州商行组建于19世纪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数家行商之一。怡和洋行冒失地用巨款扶持这家行商，金额高达300万英镑。1835年，兴泰行倒闭，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商委员会“审查兴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赔”。不知是太缺乏圆通，还是刻意的预谋，兰斯洛特·颠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按照颠地本人的说法，他“被随意地选中，以提供外语和账目方面的必备知识”。颠地委员会认为本金应归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3年的利息，这笔利息的金额高达432，543英镑。马地臣异常愤怒，写信指责颠地“多管闲事，插手这笔利息或借贷双方的账目，这个决定荒唐而又不公正”。事实上，颠地的做法合情合理，并未超出授权范围，问题是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此事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南京条约》规定偿还拖欠的行商债务，怡和洋行便旧事重提，请求璞鼎查出面干预，敦促行商偿还这笔利息。璞鼎查没有从颠地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帮助，颠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释了设立委员会的前因后果，郑重其事地拒绝重翻5年前的老账。(15)

依璞鼎查看来，整个事情的经过不可思议。1842年3月8日，他把相关文件全部发往伦敦。德庇时和义律均认为颠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伦敦时就与怡和洋行往来密切，并且决定一到香港就拜会央孖地臣。事实上，这两家商行都曾冒犯过璞鼎查。颠地洋行在承兑一张政府汇票时大加刁难，总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我很遗憾，在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涉及到某些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我一直希望、并有义务支持的商人”(16)）。怡和洋行则曾经阻挠璞鼎查收取邮件，璞鼎查抱怨说：“摩尔号已在3天前抵达香港，我还未拿到我们的函件。它停泊在离陆地有一段距离的海面，先将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们在20号早上就收到了！真是声名狼藉的可耻做法。”如今，璞鼎查已经就赔偿问题与中国人达成协议，每一个商人都想从政府那里尽可能多地捞一笔，璞鼎查写道：“就我所知，一些诚实的英国商人一想到能获得超出他们预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有300万元可分，便捏造事实，要求赔偿。”(17)

璞鼎查不想让这些商人干扰井然有序的政府。1843年6月26日，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香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份文件内容贫乏，伦敦方面制订时颇为匆忙，没有与新总督进行任何磋商。按照宪章的规定，总督拥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将组建一个立法局，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实权，总督甚至可以随时解除立法局成员的职务。行政局掌握实权，实际上它也仅有很少的几项权力，其成员均为英国王室官员。只有当总督提出要求时，行政局才开会讨论由总督提交的事项。如果行政局成员认为总督举止失当，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是他们有权直接与国务大臣联系，在缺乏有效通讯手段的时代，这项权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开埠伊始，香港就注定是个例外，殖民地部的詹姆斯·斯蒂芬不无遗憾地承认：“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出乎其制订者意料的迫切需要。”

璞鼎查想方设法推脱总督的分内工作。他着手与中华帝国结算赔偿，但不是以香港殖民地总督的身份行事，他认为这个殖民地仅有几百名欧洲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他都看不上眼。他尽可能不去香港，在1843年年底以前一直待在澳门的商务监督署。璞鼎查最终在香港安置下来，宣布将在约定的时间会晤求见的绅士，这个努力似乎并未带来多大的益处，直到继任者约翰·德庇时爵士上任后才着手将宪章付诸实施。璞鼎查把政府简化，只任命同样的3个人——这是最低法定人数——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这3个人当然都属于有薪的官员，他们是参逊、威廉·坚和马儒翰。

1843年8月，马儒翰去世，他的死给璞鼎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马儒翰处事不惊，是香港行政部门惟一能讲汉语的高级官员。璞鼎查素来极为倚重马儒翰，他不在香港时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儒翰，他认为马儒翰之死“不亚于是国家的悲剧”。马儒翰去世，参逊又因病休假，璞鼎查得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常常未经事先讨论便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璞鼎查的许多举措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业侨民认定璞鼎查是有意作对，却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璞鼎查对他们态度专横，这进一步加深了商人们的这种印象。璞鼎查在信函中流露出来的语气，或许会被乡村杂货商所接受，在地位很高的商人看来却无异于难以容忍的侮辱。这些人认为财富足以使自己受到尊重，即使是全权公使也不例外。1842年12月璞鼎查写给广州英国商人的信函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英国商人请求在广州保留部分军队，最好还有“伯劳西伯”号蒸汽船，这位总督诘问他们：

此函的收件人，你们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可曾在任何场合、任何方面尽力协助执行我的安排，这些安排本是政府恭顺而真诚的举措，而政府已经为你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保护。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也正是你们一直乐于要求和期待的……我甚至可以质问，如果没有明确的危险，你们是否就不会恣意阻挠和非难你们如此热切地盼望加以完善的安排和措施？(18)

复杂的土地转让问题乃是导致双方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英国政府并没有认可义律最初采取的土地处置办法。阿伯丁勋爵自始至终排斥香港，即使批准《南京条约》后，他仍然在土地拍卖和使用期限问题上犹豫不决。1843年1月4日，阿伯丁向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份指令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充斥着吞吞吐吐的暗示：

土地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外国人和英国臣民被该岛实施的公平的贸易规定所吸引，前来该岛定居，并使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那么，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完全有理由确保王室获得预期得自土地增值的全部利益。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式提醒你，不得将任何土地作永久的让渡，最好是由当事人以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租约的期限可以足够长，以使土地持有者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建造房屋。

在指令的末尾，阿伯丁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璞鼎查：

以拍卖的方式把土地分块出租可能也是有利的。这种方法的得失利弊，你当然能够在现场做出最明智的判断。

从义律拍卖土地，到收到阿伯丁勋爵的谨慎提醒的两年时间里，香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棕棚草屋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致的石制建筑和运自新加坡的预制安装的木屋。从湾仔到市场的整个滨海地区，随处可见海军和陆军营房以及坚实的二层或三层石砌货栈。货栈的楼上是办公和生活区，这种格局大概是模仿广州商馆。在东角，怡和洋行开发自己的独立王国。官方在山顶的缓坡上修建建筑，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官方建筑是一座宽敞的监狱，用来关押威廉·坚的犯人，如今他已提升为少校。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建筑，如剧院、教堂和清真寺，仍是临时性建筑。中央市场对面的集市十分兴旺，越来越成为城镇向西发展的障碍，突显出早期规划的缺陷。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在更西面的太平山华人区为土地租赁人提供新房屋，这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1846年香港英国高官的住宅

理雅各是早期的汉学家之一，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图为戴假辫子的理雅各。

香港贸易的发展动力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义律最初拍卖的土地将转为终身持有的不动产。璞鼎查遵照阿伯丁勋爵犹豫不决的指令，把土地租期定为75年，从而引起了土地承租者的极大愤怒。大概要等上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政府当局是否批准续约，由此而来的混乱和不确定足以让任何人打消投资新项目的念头。鸦片商人虽然财源滚滚，依然因为有权获得的赔偿迟迟不到位而愤愤不平。在前广州特派委员会成员胡夏米的促成下，1842年3月17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威廉·查顿在辩论期间少有地做了一次演讲，要求迅速支付赔偿：“再清楚不过的是，在考虑此次远征的花费之前，应当首先赔偿商人的损失。”

璞鼎查认为香港令人生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小别墅，虽然它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总督府，与他回到印度后所能享有的宫殿相比，简陋得可笑。他完成了与中国人达成和解的使命，又不乐意承担千头万绪的组织工作，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勤勉的参逊和厉行纪律的威廉·坚身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瘫痪大大有利于参逊和威廉·坚，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经任何讨论，直接以一般的公告形式发布政府条例。这些条例的起草没有任何专业人员的参与和协助，颇多疏漏，不断招致殖民地部的非议。这些条例程序太过专断，同样不受香港社会的欢迎。英国商人要求积极参与该岛的政治活动，在此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参政议政。当然，他们并不打算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有任何发言权。

谈妥《虎门条约》的条款后，璞鼎查爵士立即向阿伯丁勋爵递交了辞呈。继任者要在将近一年之后方能抵达香港。在这段时间里，璞鼎查似乎从“金发、丰满、漂亮、年届40的摩根太太”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19)1845年6月，璞鼎查离开香港，之后在好望角任职。他名声不佳，“非但沉溺于杯中物，而且情人不断。嘴里总叼着雪茄，对大事小情全都处之泰然”。(20)一位不那么宽厚的作者写道：“没有哪位（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像他这样如此公开地过着淫荡的生活。若是换作一个年轻男人，偷情还情有可原，他都将近60岁了，这些私通行径是可耻的。”(21)

我们无法确知，璞鼎查离开之际，香港的英国人厌恶璞鼎查爵士的程度是否更甚于璞鼎查对他们的反感，不过双方肯定相互憎恶。1844年3月4日《中国之友》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璞鼎查爵士的告别演说：

有许多事例表明，商界同人一直受到干扰和压制，我们无须特别提及他们对政府表现出来的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的风范……一位军人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十项特别条例……这些公文中令人反感、非法和违宪的内容，超过了我们数量众多的殖民地在20年里发布的所有此类条例……倘若上了年纪的绅士要骑儿童木马，我们并不反对，只要他们安安静静地骑就是了，反正这种动物并不凶猛。

传教士兼学者的理雅各为我们描述了璞鼎查时代的香港。他列举了少数几家欧洲商号的建筑：埃杰尔公司、吉布公司、利文斯顿公司、约翰斯顿公司、“亨利·璞鼎查爵士和之后的约翰·德庇时爵士临朝听政的小别墅”、格默尔公司、弗莱彻公司、林赛公司，当然还有颠地洋行“宏伟的平顶建筑”以及查顿在东角的商号。理雅各“着迷于这个地区多样的景致，赞叹在处置土地和加紧建造上表现出来的活力”，他发现“很多居民因为此地的卫生状况而愁眉不展。1843年无疑是个疾病多发的年份……当时，所有阴沟全都散发出……致病气体，只有体魄最强健和生活规律的人才能抵御疾病”。(22)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19世纪40年代的文武庙

一旦打消了参逊所说的抵触情绪，那些有胆识的中国人很快就前来香港并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夷人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殖民地，英国人鼓励当地华人学习外国语言，适应外国人的习俗；一个多世纪以来，珠江的贸易往来也培养出一批适应对外贸易需要的商人。这些商人当中最著名的是卢亚贵（又叫卢亚景），他历尽艰辛当上了海盗头目，靠为鸦片商人提供给养发财致富。他把钱投资香港地产，包括数家妓院和鸦片烟馆、一座赌场和亚贵戏院。1845年12月，这座戏院上演了香港首部业余剧作。另一位大商人是谭亚财，他曾在新加坡造船所当工头，在香港发迹后成为承建商和地产投机商。1847年，卢亚贵和谭亚财共同出资修建了一座文武庙，寺庙位于荷里活道，庙内供奉文武诸神，很快就成为中国移民公认的社会中心。这座寺庙成为仲裁和商议社区事务的场所，替代了家乡村落里的宗族和士绅组织。卢亚贵和谭亚财等首领人物被华人社会认可，形成了一种替代的渠道，因为华人难以理解英国人的管治方式。(23)

与这些外来者相比，原住民的地位相当不利。外来者在人数上很快就超过了原住民，这些外来者把几代人迎合夷人的经验带到这个殖民地，迅速在华人社会脱颖而出。他们充当承建商、商贩、家仆，也干一些基本的体力活。一些当代香港人的祖籍可以一直追溯到1842年之前，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定居在此的那些人融入到这些外来者当中，而且可能仍旧从事渔夫和花匠的老行当。

耶鲁时期的容闳

日后容闳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伍廷芳

外来者大多是包工头招募来的单身男子，他们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包工头拥有大量资产，能够从事“各种工作……他们在英国也一样能干好”。(24)他们手下的劳工大多性情温顺，一心想避免接触外国人。另外一些人，如三合会的发起人和伺机而动的海盗，也蜂拥进入香港岛，这些人很快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密切关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香港正在形成一个说英语的华人阶层，这些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有传统，接受西方价值观。

容闳是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位。1842到1847年，他在香港度过了数年时间。容闳毕业于马礼逊教育会英华学校，该校于1842年从澳门迁到香港。这所学校由当地商人出资兴办，兰斯洛特·颠地给予了资助。1847年，该校校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牧师离开之后，学校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就垮了。布朗把容闳带到美国，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国后，容闳被曾国藩招致麾下，发展清政府的兵器工业。曾国藩与容闳的不同经历标志着中国的学者型乡绅到现代官僚、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变。曾国藩是备受敬重的儒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他用极为传统的方式挑选和组织手下人，日后招募、训练和装备军队镇压了19世纪50年代蹂躏中国南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容闳娶了一位美国妇女，把孩子送到耶鲁大深造，精通英语的程度不亚于汉语。他以平等的方式同外国企业谈判，购买武器，用最新式的欧美机床装备新的兵工厂。(25)

其他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仍留在这个殖民地，并与殖民地当局通力合作。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到一代人之后，香港华人才有资格参与复杂的殖民地政治。这类家族中最著名的要算何福堂牧师家族。何福堂的父亲是个工人，为新加坡政府工作。何福堂的儿子日后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启爵士，(26)何福堂的女婿伍廷芳是第一位获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何启和伍廷芳两人都在19世纪80年代当上了立法局议员。直到40多年后，香港政府中才有华人舆论的代表，即便在当时，华裔名流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往往附和欧洲裔商人的意见。

在殖民地的初期阶段，买办势力也有所发展。买办是欧洲人商行中的华人，他们不仅充当委托人与中国商界之间的中介，还是打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向导。买办把欧洲人的贸易惯例和操作技巧引入中国，与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同胞一样，买办的势力要在一代人之后才趋于成熟。一段时间之内，香港没有任何传播传统华人观念的机构。寺庙和同业公会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自发形成之前，香港最早的这些“体面的”华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殖民地体制，努力增加自身的财富，审慎地与殖民当局和社会下等阶层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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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逊手稿，现藏香港档案馆。

(2)请见《关于中国的通讯》。作为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直接负责英国对华远征军，他和义律对彼此的亲戚关系心照不宣。

(3)《中国之友》（Hong Kong Gazzette Friend of China），1841年6月7日；欧德理：《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itel，Europein China），第172页以下。

(4)参逊手稿。

(5)《广东记事报》（Canton Register），1836年4月25日。

(6)《中国之友》，1844年5月4日。

(7)关于中国沿海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H.F.King（ed.），A Re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1822—1911）。

(8)外交部档案（FO17/56），1842年5月3日。

(9)外交部档案（FO705/49），1841年11月。

(10)阿什伯顿是个支持对华贸易的口袋选区。即使在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该选区仍仅有262名选民（1846年），无须多少花费便可以把他们全都收买。查顿之后，马地臣又当选为该选区议员，马地臣之后是央孖地臣。

(11)雷德，载M.克锡主编：《蓟与玉：怡和洋行150年》（M.Keswick（ed.），The Thistle and the Jade：150Years of Jardine Ma theson）。

(12)英国史上的摄政时期是1811到1820年的时期。——译注

(13)西季威克：《海外书简》（C.Sedgewick，Lettersfrom Abroad）。

(14)萨克雷：《布朗先生的书信》（Thackeray，Mr Brown’s Letters）。

(15)外交部档案（FO705/42and/49）；另见张荣洋前引书。

(16)外交部档案（FO705/54），引文引自璞鼎查马儒翰的私人信函，1842年3月3日。

(17)同上，1843年2月22日。

(18)《广东记事报》，1842年12月18日。

(19)霍伊：《老香港的私人生活》（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第58—59页。

(20)波廷杰：《斧头之战》（G.Pottinger，The War of the Axe），第273页。

(21)西尔：《南非史》（G.M.Theal，History of South Africa），第51页。

(22)载《中国评论》（Chinese Review），第一卷，第163—176页。

(23)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W.K.Chan，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第75页以下，这部著作引证了怡和洋行和东华医院的资料以及官方文献，对于理解香港华人领袖的演变颇有助益。

(24)德庇时，载外交部档案（CO129/23），引自陈伟群前引书，第72页。

(25)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197—198页。

(26)像许多香港的著名华人一样，何启的名字可以有多种拼法。除了Ho‐Ch’i之外，另一个最常用的拼法是Ho Kai。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

1843年2月17日，查理·纳皮尔指挥英军，在海德拉巴附近战胜信德人。1843年8月，英国将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

璞鼎查并没有因为在华的所作所为得到提升。1856年，璞鼎查客死马耳他。

中国远征军的安全有了保障，加之已签署了令人满意的条约，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不再为香港担忧，政府要处理一些更重要的事务。信德战役之后，查理·纳皮尔爵士占领了印度的另一大片地区；在塔希提，法国摆出好斗的姿态；所得税引发了新麻烦；废除《谷物法》之争如火如荼；爱尔兰人在热烈谈论恢复自己的议会。璞鼎查爵士提出离职申请后，白厅迟迟没有着手寻找替代人选。白厅自然倾向于找一个性格温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这个人必须对贸易有所了解，而不是光有坚强和好斗的个性。罗伯特·皮尔爵士是托利党人，根本不考虑那些显然站在辉格党一边的私商。

约翰·德庇时是阿美士德使团的老手、前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他曾接替律劳卑勋爵担任过不长时间的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的入选不仅属于政党的政治性任命，也是托利党政府对私商的一个公开的直接侮辱。私商们预料德庇时到任后将造成最糟糕的后果，这个人“十分同情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所体现出来的混合着衰朽、专制和垄断的观念”。《中国之友》载文表示：“我们必须表明任命德庇时为总督乃是一个错误。他谈不上庄重，也没有气质……摆脱不了那种老派约翰公司的见解……越早将他召回就越有利于我们在华的前途。”(1)央孖地臣就差公开咒骂了，德庇时“非常坦诚，和蔼可亲，但心胸极其狭隘”。尽管如此，央孖地臣认为商人们“能够逼迫他（德庇时）接受自己的观点”。(2)

璞鼎查不愿把一年的大好时光用来无谓地干等接任者。央孖地臣写道：“亨利·璞鼎查爵士对于被迫在此地耽搁十分恼火，他对香港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3)1845年5月，璞鼎查终于获得解脱，此时离他提出辞呈已有10个月时间。巴麦尊的许诺没有兑现，璞鼎查爵士并未被提升为马德拉斯总督，而是被排挤到南非，出任开普殖民地总督，等待辉格党重新执政后再给予他奖赏。更让他愤愤不平的是贵族头衔的奖赏也落了空，他甚至没有被册封为爱尔兰贵族。璞鼎查完成《南京条约》谈判之后，人们觉得贵族头衔是他的应得之份，就连皮尔也认为应该为条约的签订燃放“烟花和节日之火”。1843年，有人提出为了感谢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服务，应当给他安排一个下院席位。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皮尔冷冰冰地否决了这个提议，1845年4月7日的《伦敦插图新闻》把皮尔的这次否决称作“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否决之一”。1856年，璞鼎查客死马耳他，此前上院领袖格兰维尔勋爵曾去看望他。格兰维尔写道：“刚刚见到H.璞鼎查爵士，他过着隐居生活，除了身体虚弱带来的负担之外，还承受着因他的服务受到忽视所造成的最痛苦的悲伤和羞辱。”(4)

1844年5月，约翰·德庇时爵士抵达香港。按照阿伯丁勋爵的说法，德庇时拥有“比通常赋予国王御下任何一位官员更广泛、更难得的职权”。(5)他不但要管理一个新殖民地，还是商务监督和驻华公使。作为商务监督，他每年必须访问各个新通商口岸；作为驻华公使，他代表英国与其他列强进行谈判。当时，人们公认英国对华交涉的地点不是北京，而是广州。在广州，璞鼎查的老朋友耆英出任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实际上，在之后的12年里，耆英及其继任者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谈判中充当了外交大臣的角色，直接向皇帝报告有关情况。广州入城问题仍然是英国与中国交涉的主要问题。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进入广州，中国人不同意，双方将围绕这个问题反复发生争执。

卜鲁斯日后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照片为晚年的卜鲁斯。

新总督配备了一套殖民地官员班子，这不单是为了在这个殖民地建立合适的政府，也是为了管辖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支队伍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弗雷德里克·卜鲁斯出任这个殖民地的二把手辅政司，他是额尔金勋爵的幼弟，后者在13年后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很快就调升离职，继任的威廉·孖沙在这个职位上干了23年，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主要支柱。孖沙是德庇时的侄子，就任辅政司时年仅22岁。他与德庇时长得非常像，是个“有绅士风度、学者气质的人”。在前后两任总督的间隔期，孖沙在整整3年时间里掌管这个殖民地，而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事，也不过是写了几首歪诗，比如这首吟咏一个华人颅骨的诗：

噢，周氏，或王氏，或人们称呼你的任何一个姓氏，上帝此刻召唤你……

急庇利是另一位在香港待了20多年的外来者，他担任总测量官并设计了总督府。其他新来者的素质就有些差强人意了。考数司A.E.些利在投机生意中不走运，还被指控诈骗。约翰·沃尔特·休姆出任按察司，在他之前已有5名律师拒绝接受这一职位。休姆以丰富的法律知识闻名，但没有任何实际的司法经验。显然，休姆从一开始就很难与总督德庇时融洽相处，他们在来香港的船上就争吵不休，但直到3年之后两人才彻底决裂。

库务司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的反应更快。到达香港数周后，马丁就断定此地绝非久留之地，决意弃之而去。就担任殖民地职务而言，马丁并不具备相应的资历或行政管理经验（他曾花过一两年时间学医）。他撰写了许多极其冗长的著作，第一部是1840年出版的五卷本《英国殖民地史》。1840年时，他就声称已经“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刊行和出版了5万册书籍”，这些书籍涉及不同的主题，诸如“《圣经》解析”、“东印度古迹史”、“爱尔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等。不难想见，蒙哥马利·马丁到香港之后，就荒废自己的本职工作，一门心思用冗长激昂的文字，对这个殖民地大加挞伐：

……维多利亚城令人窒息，它沿海岸线绵延将近4英里，却只有大约60幢欧洲人的宅邸和一些华人的茅舍和市集……多石、崎岖、陡峭的悬崖以及布满岩石的深谷使得维多利亚城完全不可能形成共同保护、清洁舒适的拥挤城镇。

香港岛的风光同样一无是处：

……小山丘带有某种浅绿色，像发霉的斯蒂尔顿奶酪的颜色……（大陆上的山丘）看上去就像一个黑人脸上因麻风病留下的斑痕……风化的花岗岩像死掉的动植物一样正在瓦解……

阳光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在西边仅40英里处的澳门……欧洲人可以在7月里整日地散步，而在香港，这么做几乎肯定会死人。

香港也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香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贸易……主要的商号是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号……他们坦白承认那是香港惟一的贸易……岛上几乎没有一家商号……能够收回他们在这个殖民地所花金钱的一半，并且撤出这个地方……香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城镇……没有什么比愚蠢地坚持错误地开始的事业更糟糕的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最终势必以失望及国家的损失和衰退而告终。

英占初期的香港岛景致

马丁把抨击的矛头对准璞鼎查，因为璞鼎查鼓励“荒谬和招致毁灭的计划”，这些计划只有“最疯狂的理论家才会筹划或接受”。(6)

德庇时大概并未因为这些对其前任的尖刻抨击而过分苦恼，倘若香港的局势恶化，这些抨击就会成为有用的盾牌。1844年8月20日，德庇时把马丁的报告送往殖民地部，只是附上了一份口气非常缓和的否认声明：“公平地说，马丁先生的评论只是他（在香港）仅仅待了数周之后写下的……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有关事实和结论的错误（我确信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它的基本观点。”

马丁的报告在白厅引发了轩然大波。阿伯丁素来不喜欢这个殖民地，当时伦敦又银根吃紧，因此阿伯丁非常乐意考虑抑制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托利党人马上想到可以乘机指责辉格党人把香港强加给英帝国，主张通过谈判取得适当补偿之后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样做在政治上也大有好处，托利党政府承诺降低税收，又实现了巨额预算盈余，因而厌恶任何白白耗费钱财的计划。因此，政府要求德庇时做出说明，香港若要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好是证明自身的价值。1844年12月17日，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日后以德比伯爵的身份出任首相）致函德庇时：“很显然，除非那位先生（马丁）的看法完全错了，否则女王陛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慎重考虑是否批准拟议中的数额巨大的民用和军事开支。这些开支本是为了使香港成为英国的永久殖民地，成为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在内的众多居民的胜地，以及广泛的和有价值的贸易的中心和主要集散地。”

斯坦利勋爵即日后的德比伯爵，曾两度出任首相，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重要的政治家。

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再次岌岌可危。斯坦利的函件送达香港后，德庇时发出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函，用乐观的语调彻底推翻了马丁的报告：“鉴于马丁先生异乎寻常地敏感，而且他休假的时间比政府部门的任何人都要长，他在那份报告中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根源在于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香港的死亡率虽然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但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在此前的6个月里，有超过350名政府雇员和囚犯染病，仅有9人死亡，其中一人还是死于暴力。建造兵营的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事实证明有益于士兵的健康。虽然对于这个殖民地的卫生事业来说，患病者中超过15%的死亡率并不是多好的宣传，德庇时却坚定地为香港辩护。香港的气候“与澳门的气候毫无二致……多年来，我和其他一些人就像在英国时一样身体健康”。至于舟山——马丁言辞恳切地游说把它作为替代香港的殖民地——“如果中国人履行他们的诺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获取舟山）”。最后，香港的局势还没有糟糕到干练而富有经验的管理者，比如德庇时本人，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个殖民地的发展，消除阻碍早先进步的一些弊端，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而已”。

这位总督的观点并没有彻底说服阿伯丁，尤其是当时谣传法国人打算夺取舟山。很多人都认同马丁对舟山岛得天独厚条件的看法，这就使得上述谣传“尤为令人恼火，政府充分意识到，如果获得的是舟山而非香港的话，事情要好办得

19世纪法国人绘制的舟山地图

多”。1845年10月21日，阿伯丁抱怨说，倘若法国人成功夺取了舟山，无异于“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极度嘲讽”。(7)因此，伦敦有保留地接受了德庇时的保证，马丁仍接二连三地抨击香港，终于引起伦敦足够的重视，政府觉得有必要举行一次下院听证会。

不论德庇时的一些助手多么乏善可陈，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把组建殖民地政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无法再延续璞鼎查的那种过于简单化的直接统治（事实上，德庇时抵达香港之前，由于不足法定人数，立法局和行政局从未开过会）。殖民地部想在香港推行锡兰等殖民地实行的直辖殖民地政体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总督之下设立一个行政局，行政局充当枢密院或内阁的角色，成员由总督手下各部门负责人组成。行政局从属于总督，只有咨议权，行政局拥有的惟一权力是将所提要求记录在案，在总督与行政局多数成员的建议背道而驰时责成总督向伦敦做出解释。

立法局是政府的另一个分支，它最初负责制定法规，这些法规不仅针对本殖民地，还针对“中国皇帝领土上的所有英国臣民……以及中国海岸100英里范围之内的所有舰只或船舶”。直到1853年之后，立法局的职权范围才局限于香港。英国侨民希望依照移民殖民地的惯例，在立法局中发挥积极作用，要么像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邦等白人居民很快占人口多数的殖民地的做法，要么像南非的情况一样，完全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在香港，欧洲人——迫于压力，香港的英国人打算把代表权扩展到印度人和其他欧洲人——永远只会是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没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愿意相信这个侨民团体会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做到公正无私。允许华人参政的可能性甚至未被列入考虑之列。统治权掌握在白厅，只是授权总督及其同事作为代表。1850年之前，立法局没有一位非官守议员，从那以后，非官守议员也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甄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前。香港将继续有一个专制的政府，但最高权威是法律而不是心血来潮的个人。

刑罚

图为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鸦片从码头直接运上船。

马丁无疑夸大了这个殖民地生活的艰辛，但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商人的种种希望大多破灭了。起初，新通商口岸的贸易前景十分诱人，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显，上海最有可能成为各种贸易的口岸。（征收固定关税是《南京条约》带来的益处之一，关税记录可以作为确定贸易量的手段。1844—1845年间，上海已成为最大的新通商口岸，所征关税却仅为广州收入的5%；6年之内，上海关税收入与广州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0%。）不论是丝还是茶叶，上海的销售状况都要好于香港。上海进口贸易发展迅速，1844年只有44艘外国船只抵港，10年后，到港境外船只超过400艘。茶叶历来是广州出口贸易的主要支柱，茶叶贸易的中心未能转移到香港，要么仍在广州，要么迁往更靠近贸易增长地区的北部港口。在香港，严厉的《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严重打击了帆船贸易，进口贸易始终没有多大起色：1844年到港吨位为189，275吨，3年后仅小幅上升为229，465吨。(8)

有人用最悲观的语调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这个偏僻的、完全微不足道的殖民地……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充作外交和军事基地……商行现在已经减少到10到12家……房子里空无一人……广州和上海是中国主要的（几乎是仅有的）从欧洲和印度进口、从中国出口的商业中心……亨利·璞鼎查爵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选择一个像香港这样荒无人烟的岛屿作为英国的殖民地。(9)

传教士理雅各1843年来到香港，是早期香港的见证人。

穿水手装的郭士立

1842年审判罪犯图景

郭士立受命调查贸易增长缓慢的原因，他认定海盗是最重要的因素。海盗确实人数众多，胆大妄为。1844年，一支武装护卫队在赤柱遭到伏击，在这起抢劫薪水案件中数名英国陆军护送士兵被杀。海盗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猎物的情报，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既是渔民也是商贩，能够用不多的钱从港口的政府雇员那里收集到消息。当时，皇家海军不愿搜捕海盗（后来这项政策有所松动，至少部分是冲着高额奖金去的），他们找了许多借口，如缺乏合适的舰只，很难区分开潜伏的海盗与基本守法的商贩，可能与中国官员的船只发生冲突等等。德庇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指挥一艘武装船只打击海盗活动，当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海盗一旦被抓获，无不受到严酷的对待。1843年来到这个殖民地的理雅各认为，他一生当中“最悲惨的经历”，就是去“探望那些被判死刑的海盗和其他杀人犯”。(10)

维多利亚城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理雅各发现，该城“几乎没有任何警察的保护”。商人的宅邸都配备了武装保镖，欧洲人晚间外出时带着手枪。日后，央孖地臣在向下院特别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描绘了当时的状况：“我见过30、40、甚至50个人全副武装聚在一起。我还亲眼看见两个人朝我们的房子开枪。一天夜里，我们开枪打死了两个人。”(11)一个名叫玛丽·安妮·勒福伊的妇女在家里几乎是死里逃生，她发现“卧室里跑进来50个中国佬。她从床上跳起来，没穿外衣就冲出去……叫警卫。抢劫者在她回来之前就逃跑了……可怜的玛丽·安妮丢失了正准备穿上的衣服，他们也被吓了一大跳。这种事情在香港屡见不鲜，这里的华人是最老练、最大胆的强盗”。(12)

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并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不过，较为公允的材料证实了马丁对华人社区的描述：“千真万确，我在这个殖民地生活了3年，没有看到一位体面的华人居民……实际上，那些人像贝督因人一样不断迁移，他们性喜游荡、劫掠、赌博、放荡，完全不适合从事固定的行当。在组建新殖民地的努力中，他们非但没有任何帮助，还是非常有害的臣民。除了他们之外这里没有其他居民了。”郭士立接着写道：“人数最多的阶层来自黄埔，许多人品性极为恶劣，随时可能犯下暴行……很自然，堕落、懒散和邪恶之徒……如过江之鲫来到这个能挣钱的殖民地……居民的道德水准……等而下之。”(13)乔治·司蔑会督被问及“香港居民的品行是否比美国太平洋沿岸居民更为低下”，他回答说：“是的。他们是人渣。”(14)可信而又见识过人的塞缪尔·费伦(15)解释说：“我们的舰队所提供的庇护和防卫，很快就使我们的海滨成为罪犯、鸦片走私者，实际上是所有触犯了中国法律的人的胜地。”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德庇时想吸引一些“体面的中国人”前来香港，把东角的部分地皮划给来自福建的“财主”。这些绅士反复估量了香港的前途，拒绝了这个提议。费伦把犯罪归咎于来自北方的移民“客家人”（这个称呼与德语中的Fremde同义，意思是外来人），他们到处游荡，“不讲体面，惟利是图。这个殖民地的不安定状况，以及初期阶段的大量犯罪活动，充分证明了他们带来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费伦补充说：“三合会组织已经渗透进香港，三合会成员……犯下了滔天罪行。”(16)

成长阶段的香港弥漫着美国西部开拓时期的独特氛围。一名华人在天黑后被人开枪打死，可能他正在为非作歹，案卷上却只是简单地标明“枪击而亡”，案子就此了结。1845年人口普查表明，妓院有26家之多，家庭却仅有25户。威廉·坚少校如今已升任中校，1846年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离开香港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督。威廉·坚从前商船上的伙伴禧利接任总巡理府，威廉·坚对待禧利“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与威廉·坚一样，禧利也是个“出了名的喜好鞭笞者”。英国当局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对付华人犯罪。德庇时招募了伦敦警察帮办查尔斯·梅理来组建香港警察，香港警察队经费短缺，力量不足，素质也很低。警察大多是欧洲人或印度人，1847年才开始招募华人警察，而且华警人数很少。由于存在语言障碍，香港要想有效维持治安可谓难上加难。少数几位译员散布在各个通商口岸，例如，罗伯聃就在厦门。费伦担任华民政务司仅仅数月，便被任命为伦敦大学英王学院中文教授，当时他非常年轻，只有26岁。郭士立是香港惟一有经验的汉语翻译，自1844年起，副警司高和尔也能担任一些翻译工作。郭士立并不是真正靠得住的人，当他最终离开中国时，法国驻澳门领事陆英致函法国外交部，提醒说郭士立正在前往巴黎途中。陆英希望外交部不要重视郭士立，郭士立“历数他在中国的福音传道工作，要求获得金钱上的帮助……他是个相当有创造性的人，总是挖空心思想发财……我得遗憾地说，这位汉学家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17)

查理·义律在最初的告示中宣布将按照中国法律和习俗来管治香港华人。璞鼎查在南京时也原则上同意这一点，他还同意把香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划归九龙地方法院。伦敦没有批准，认为既然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就不能由中国来管辖香港居民。不过，他们承认不应直接对华人居民实施英国的法律和惯例。英国人在印度曾经遇到类似的困难，就连废止寡妇殉夫之类的陋习也耗费了数十年时间。在较次要的问题上，伦敦至少是默许华人自行解决问题，只是试图加以规范。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基本上把立法权授予了在现场的人，尤其是总督。

早期香港警察惩罚犯人

香港当局面临一个特殊难题，即采取何种适当的刑罚。在英国人看来，监禁非但没有拷打，还提供定时膳食，无助于惩戒华人犯罪者。于是，1844年第十号条例规定，法院“将遵照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通常对在本殖民地犯罪的土生土长的华人所实施的习惯法，判处任何一个华裔相应的刑罚”。传统的惩戒手段通常是罚款15元，或是用藤杖鞭打20下。1847年1月25日，霍斯先生在下院代表外交部为该条例进行辩护，他承认香港推行的惩处方式还包括“割掉他们的辫子”——这被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但是，香港不得实施中国法律特有的“有史以来最灵巧的野蛮行径”。若是其他殖民地，殖民地部不会批准这种与英国法律相抵触并且是公开执行的刑罚，殖民地部勉强承认香港是个例外，“香港的地位模棱两可，造成的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就是“未能明智地找到一条途径消除那些看似可信和理由充分的异议”。(18)

外国侨民并没有为华人居民带个好头。1845年，“一位居民”对香港夜晚的平静发表意见：“从本质上说，追捕的实质是鼓励隐居。我们军队中的绅士在世界各地都毫无二致。”司蔑会督更直率地表示：“欧洲人在大街和房子里频频做出反宗教的行径，有损于传教士的同胞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司蔑认为警察对待华人的方式于事无补。华人“被看成一个低等的民族……若没有他们的欧洲裔雇主的灯笼和通行证，他们不得在晚上某个钟点之后上街”。香港自始至终普遍存在对华人的漠视，这种漠视有时甚至达到蛮横的程度。不过，对于亚洲其他地方来说，香港的法治程度之高也是闻所未闻的。判处死刑的案例中，法律和刑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若是犯了与华人一样的罪行，欧洲人将以同样的方式公开审判、鞭笞乃至被绞死。1845年7月3日，人们目睹了“一名英国人在香港被绞死的可怕情景”。第一个被处决的欧洲人是英国人查理·英格伍德，他是皇家海军“德赖为”号上的水手，因谋杀一个名叫威尔金森的面包师被判死刑。更糟糕的是，英格伍德蒙受了“更大的屈辱，他与一个中国佬陈阿福一道被绞死”。不过，人们似乎并未过分地为英格伍德鸣不平。这个殖民地在死刑案中一视同仁的判决，给美国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与美国、尤其是南方各州的惯例形成鲜明对比。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道：“只有在香港和澳门殖民地，欧洲人才会因为谋杀了华人而被处死。”(19)

西方的鸦片走私船

恰恰是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例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根据以往在广州特派委员会的经历，德庇时很清楚自己难以约束广州的欧洲私商。如今，商人们散布在各个通商口岸，情况势必会变得更加复杂。按照香港殖民地宪章的规定，欧洲商人不但要服从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还必须遵守香港总督以商务监督身份发布的各项命令。然而，通商口岸没有警察来实施这些法规。鸦片走私船上的水手自然是最难驾驭的惹是生非者。驻厦门领事坦普尔·莱顿认为，这些走私船是“窃贼、强盗、皮条客和妓女的老巢，几乎每一艘船都是如此……最邪恶的华人居民与我们的鸦片船密切勾结”。(20)

行为不轨的英国臣民带来的危险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璞鼎查——他并非神经过敏的人——在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派驻了一艘军舰。这个举措不是为了保护英国利益，而是为了“有效地阻止有犯罪倾向的女王陛下臣民扰乱和妨碍治安”。(21)这个办法在制止犯罪上并不总是有效，但是战舰的出现确实为那些与中国地方当局争吵不休的英国领事提供了道义之外的力量。领事馆官员借助稍加武装的炮艇威胁满清官员，在镇压骚乱时提供重要的支援。这些相对来说和平达成的地方性和解往往成功地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却被过分地贬斥为“炮舰外交”的源头。正如金顿案件(22)所表明的，炮舰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正规的维持治安。阿伯丁勋爵曾经虔诚地相信，普通英国人对法律的敬畏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但是，“为这种新方法辩护的理由，只是一意使我们在中国的同胞逃避有效的地方管制”。(23)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

阿伯丁的同僚更担心这个新殖民地可能带来的花费。马丁先生估计香港一年的开支超过50万英镑，事实证明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却仍然令人不安。况且马丁是这个殖民地的库务司，不论他多么不加克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仍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个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仓库和中枢，英国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但绝大部分开支必须依靠当地的税收，而这样做肯定会遇到激烈的抵制。德庇时在1845年4月的一份函件中承认征税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海盗劫掠和《虎门条约》第十三款（“只有签署新协定方能挽回这一条款造成的损害”）。德庇时仅以马丁关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拍卖收入的估计，就推翻了马丁“在库务司的专门领域”所作的预言。马丁估计土地拍卖有5000英镑收入，实际获得了13，000英镑。不过，增加的数额实际上并未推翻马丁的整个预计。德庇时爵士认为这个殖民地前景一片光明（“去年冬天的进展相当令人振奋……本地的潜力以及面临的自然困难都将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计”），但随着失望情绪四处蔓延，土地收入逐渐减少。

商人们没有总督那么乐观，他们人人牢骚满腹。赚钱是他们到香港来的惟一目的，此刻却没有多少钱进账。1845年8月29日，一个代表团向殖民地大臣报告说：“香港根本就没有贸易，只是当地政府及其官员、一些英国商人和少数穷人的栖身之所。”1846年8月8日的《经济学家》赞同这种看法，“香港只是少数鸦片走私者、士兵、军官和战舰水手的补给站”。海盗和犯罪会导致赢利下降，贸易不振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商人的期望值过高。

《南京条约》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甬海关的所在地。

1845年前后怡和洋行在东角的建筑

格拉斯敦

《南京条约》最终打开了对华贸易的大门，满腔热情的商人，主要是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着手把各种货物大量输入中国市场。问题是并非每一种货物都能找到现成的买主。爱丁堡霍利鲁德玻璃厂的约翰·福特先生发来一大批玻璃器皿，这批货积压在怡和洋行的货栈里多年无人问津。央孖地臣向福特保证货物肯定能卖出去，但是，“社区规模不大，再加上自给自足的习俗，造成总体上需求不足”，使得销售成为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新西兰威灵顿的出口商伯尔科茨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很遗憾，石板瓦和肥皂仍然积压在手里，前者完全不适合频繁遭受飓风袭击的东方式房屋，后者在此地的库存量大大超过了数年之内的消耗量！”非常奇怪的是，虽然酗酒不再定罪，葡萄酒和烈酒的需求依然很有限。雪利酒有一定的销路，马沙拉葡萄酒却是滞销货，甚至连军队也不要这种酒。芬切奇大街的詹姆森·亨特先生被告知：“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来销售它（葡萄酒），甚至把它提供给军需官，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过去数年中我们一直规劝我们的朋友不要再把大量葡萄酒和类似货物输送到这样一个国家，除了寥寥数百名外国侨民，这里没人需要这些东西……希望这些话能使您接受我们措辞最为强烈的劝告，不要再把白兰地、小葡萄干、通心粉、硫磺、树脂、啤酒或黑啤酒之类的货物往这里送。”(24)

马地臣一类的商人认定土地可以长期租用或转成不动产，因而在第一次土地拍卖时就购置了土地，还在建筑上投入了大笔金钱。当租期确定为75年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投资代价高昂，他们本以为已经支付了土地的全部价款。一家商号在1847年下院特别委员会作证说，他们曾派合伙人从澳门赶到香港，参加义律上校宣传的第一次拍卖，“我们认为为一块滨海地皮花50到60元租金就差不多了，当价格涨到后来的水平时，我们彻底打消了在那里购置土地的念头”（第1352号证词）。央孖地臣表示，除非保证999年的租期，他们才会对目前的租金满意，“如果土地租期只有75年，没有哪个英国商人会花1万英镑去盖房子”（第2175号证词）。实际上，私人确实付出了大笔资金。1845年1月，萨珀的伯纳德·柯林森上尉——就在这一年，他绘制出第一张十分精确的香港地图，旗杆屋的主体建筑大概也是由他设计的——写信给远在英国的父母：“如果离开香港一个月，等你回来时，原先还只是一块岩石的地方会冒出一间豪华装饰的印度式客厅；原来水深20英尺的地方会有一条马路。”(25)阿瑟·科宁厄姆上校在同一个时期写道：“城镇本身又大乱……每天都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扩展，很难说清楚它的界限。我初来时这里还不过是一片竹棚小屋，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大城镇……这些建筑会吸引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更为富丽堂皇的建筑……是两位远东商业巨子马地臣先生和查顿先生的货栈。紧挨着货栈的两幢漂亮的别墅，或者说避暑公馆，同样属于这两位业主。”(26)

皇家工兵绘制地图，修建道路、排水沟、港口设施和公共建筑。并不是人人都感到满意：“改革者……铺设排水沟，设计街道，用伦敦［？］的地名来给各地命名，管理点灯人和街灯，根本不考虑那些老兵，宣称在‘女王陛下的臣民’——他们这样称呼这些老兵——到来之前，一切都很完美。”(27)不过，与广州和澳门相比，香港的设施仍然少得可怜。科宁厄姆并不特别喜欢这个殖民地，“说到香港的气候，一年当中倒有9个月是又热又闷的……没有大型建筑物、图书馆、台球室或其他消遣场所，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说，住在这里极其乏味单调”。

除非平息人们对租约期限的不满——此事最终于1848年得到解决——否则不大可能从土地出租和拍卖中获得不断增加的收入。香港的日常生活开销居高不下，进一步加深了不满情绪。《广东记事报》（现已更名为《香港记事报》）报道说，维多利亚城仅有一家英国旅馆，“经营规模小，质量上乘……价格自然昂贵，单人食宿费每天两元，还不包括葡萄酒和啤酒”。科宁厄姆抱怨说：“那里（维多利亚城）一座4个房间的住宅，每月租金始终维持在60到70元左右……奢侈品的价格同样居高不下。”他举一则广告为例：“香港的绅士……向一家名为‘不列颠的骄傲’的公司预定，可以获得上等英国羊肉（每磅1.5元）。”

约翰·德庇时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会去安抚失望的殖民地侨民。德庇时为人冷漠，难以接近，个子矮小，碌碌无为，完全没有璞鼎查那种自信而威严的气派。他爱好中国文学，用拉丁文写诗的水平马马乎乎，这些爱好并不足以使他得到极不开化的侨民的喜爱，他们“认为卢比和金钱重要得多”。央孖地臣对任人唯亲的德庇时十分不满，“刚才，我从急庇利那里得知，德庇时用他自己朋友的名字命名维多利亚城的各条街道，我对此极其反感……甚至没有一条小巷是用商人的姓氏命名……极为可笑的‘些利街’是以一个骗子的名字命名的。本来，若是把街道命名为查顿街、颠地街、吉布街等等，听起来多么自然。一条也没有！除非投资确实有利可图，否则我不会在香港投入哪怕一分钱”。(28)

德庇时爵士的总督任期开局不利，他“与每一个人争吵，并不是很得人心”。(29)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殖民地，德庇时运用手中的广泛权力颁布了一项条例（1844年10月）。这项条例规定全体居民，包括英国人在内，必须进行登记。这个条例从公布到生效仅有两周时间，出台后立即遭到猛烈抨击，“人头税不单向华人流浪汉征收，还涉及所有居民……英国商人与华人苦力惟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一年要交5元，后者交1元”。40年之后，欧德理仍然认为这项措施令人反感，而欧洲人当时的反应简直可以说是歇斯底里，“他们愤怒至极，认为他们的自尊、民族尊严和公民自由遭到践踏，抱成团奋起反抗”。(30)

总督不断收到抗议，条例被说成是“现代英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举措，势必将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旦强行付诸实施，显然会把香港岛降格到流放殖民地的地位”。(31)德庇时予以回击，谴责商人们“凭借卑劣手法唆使华人居民消极抵制，损害了无知而不幸的华人”。事实确实如此，欧洲商行的买办张贴告示，敦促华人抵制这项措施。实际上，华人无需劝说。在第一次抵制行动中，华人举行静坐和罢工，大约有3000人干脆离开了这个殖民地。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抵制方式十分有效。

香港社会对这项条例的反应表明，虽然总督在理论上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欧洲人和华人能够阻止总督推行任何他们坚决反对的措施。这项条例随即修订，免除了所有可能提出抗议者进行登记的义务（“全体文职和陆海军雇员，所有从事学术性职业者，商人、店主、房主、王室土地的租赁者，以及年收入500元以上者”。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无需登记），华人的人头税也废除了。《中国之友》主编仍不满意，在骚动的最高潮过去之后，他于1845年1月25日写道：“不论阁下此刻作何评价，我们担心该条例会受到殖民地部的谴责，若阁下尚有自尊，就该立即提出辞职。”

土地收益令人失望，德庇时为弥补缺口，不得不尽力搜刮所有能够想到的税种，最终征收的税种有拍卖税、婚姻税、丧葬税、车马税、台球税、酒税、烟草税和棉布税。这些税收，尤其是最后一项税，使殖民地居民忍无可忍。他们向殖民地大臣威廉·格拉斯敦递呈一份函件，控告德庇时在没有代表权的情况下“强行”征收“恼人的捐税”——这可是一句历史悠久的政治口号。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市政委员会，格拉斯敦拒绝了，理由是这样会赋予“难以托付的少数英国人”凌驾于华人之上的权力。香港的英国人辩称，英国已将该地作为一个战略基地，政府应当支付香港的开支。格拉斯敦仍一口回绝，强调英国获得香港“完全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32)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人口登记和税收问题并未很快平息，日后成为商人与宗主国政府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商人们成功地抵制了德庇时对进口葡萄酒和烈性酒征税的企图，立法局全体官守议员始终不同意对酒类征税，坚持把反对意见上报殖民地大臣，格拉斯敦站在反对者一边，总督不得不撤回动议。

德庇时决定把香港的鸦片经营权分包出去，从而再度引发了争执。蒙哥马利·马丁强烈反对这种“鸦片承包”的做法，甚至递交了辞呈。德庇时为了获取收入，克制了10年前在特别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毒品的厌恶。他先是出售了在这个殖民地供销鸦片的专营权，接着又推行向建筑物和零售商发放许可证的体制。白厅这一次支持他的做法，只是这个尝试成效有限，还激起了鸦片进口商的极大愤怒。然而，中国其他地方的鸦片销售量迅速增长。

巡视戒烟的清朝官员

德庇时到香港后不久，就由璞鼎查引见了耆英。德庇时在会晤耆英时提出了“鸦片合法化这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反复强调这样的举措既明智又巧妙，将消除目前的不愉快争论……为（中华）帝国提供可观的收入，还可以遏制这种眼下根本不上税的商品的消费”。德庇时还用心理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人们天性喜欢那些很难得到的东西……在中国，由于鸦片被禁，人们贪婪地想得到它……在英国，鸦片历来是合法的，人们却普遍厌恶它。”德庇时的争辩没有任何结果。耆英赞同寻求一条解决途径，他早先曾提议用缴纳一笔款项来代替对鸦片课税，璞鼎查认为这个方法不切实际。如今，耆英“不敢擅起衅端”，不得不拒绝德庇时的提议。1844年6月13日，德庇时向阿伯丁汇报了此事，表示仍然有望争取鸦片合法化，“如果将来某个时候，我能够荣幸地向勋爵阁下宣布该项贸易已经合法化，我将把它视为我眼下在这个国家驻扎的丰厚回报”。(33)虽然德庇时提出的鸦片合法化的建议遭到拒绝，双方仍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是非正式的，但依然得到双方的充分谅解。

鸦片烟馆

中国的禁烟运动一直时紧时松，人们平常对鸦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激烈抨击鸦片。人们早已对鸦片熟视无睹，针对吸食鸦片者的起诉不过是一种“障眼法”。(34)1843年，全中国只有24名毒品罪犯受到审判，其中绝大多数是吸食者。1845年，60人被判有罪，但判决延期执行；1846年审理了9宗案件；1848年为8宗，其中7宗是在北京。收缴的鸦片微乎其微，数量以盎司计。然而，根据W.H.米契尔1850年12月提交的鸦片贸易报告，中国在这一时期仅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就超过每年4万箱，大约有3000到4000吨。此外，还必须加上数量无法确知的土耳其鸦片和中国本土鸦片。

毋庸赘言，中国当局并未竭尽全力限制鸦片进口。1842年，耆英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各国商船不论是否夹带鸦片，中国不必加以盘查，或是针对鸦片采取任何行动”(35)，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接近鸦片合法化的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吸食鸦片乃是对社会的谴责，并为此深感悲哀(36)：

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宇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37)

璞鼎查同意，除《南京条约》规定的开放口岸外，英国船只禁止进入其他中国港口，英国船只不得越过北纬32度线（在上海的北面一点）。为了加强璞鼎查公告的分量，英国外交部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璞鼎查认为这道命令不亚于“本应由中国政府强制执行的禁令”，愤世嫉俗的马地臣指责禁令只是想讨好英国国内那些“圣徒”，没有人打算认真对待这条禁令，而是把它看成“大笑话”。

颠地洋行的飞剪船“依蒙特”号，除装有两门回旋炮外，船侧各有四门能发射18磅炮弹的大炮。

图为鸦片商人鲁斯特罗捷1847年8月20日的信函，信中说：“相信你可以尽快设法将我公司的鸦片售出，并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

皇家海军从来不认为“英国大臣会发布根本无意付诸实施的公告”。1843年4月，查理·霍普上校在舟山指挥缉捕了怡和洋行的“维克森”号。鸦片商人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璞鼎查提出强烈抗议，他们通情达理地承认“他们总是乐于服从，前提是他们对委托人的义务和他们本人认可政府颁布的合法的规章制度”。(38)如果说璞鼎查爵士曾经对傲慢的商人们嗤之以鼻，那么这一次应该也是如此。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璞鼎查十分了解鸦片收入对于印度的重要性以及与耆英所订协议的意义。倒霉的霍普上校遭到抛弃，被遣送回国。军方提出抗议，但即使是威灵顿出面也未能扭转结局。鸦片实在太过重要，英国和中国政府都不会反对。璞鼎查认为应当向霍普做出解释，便给巴加将军写了一封透露内情的信函，还抄了一份副本给霍普。这位全权公使解释说，自己一直“不间断地”向福建总督提及鸦片问题，总督“承认我的看法十分正确，但表示禁止这种贸易可以取悦皇帝”，因此他所能做的只是承诺“中国当局不会自寻烦恼地去查究哪些船只夹带了鸦片，哪些船只没有夹带，他们的分内之事就是不让士卒和老百姓购买这种毒品”。(39)

这桩突发事件结束后，事态平息下来。不论英国还是中国官员，都不再干预鸦片商人的活动；走私者也无法从官方的保护中获益。他们的船只不得进入英国领事管辖的港口，因而更易遭受海盗的袭击。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鸦片商人才对这道禁令感到有些不便。不管怎么说，他们惯常的停泊地获得官方准许，载入航海指南，他们甚至偶尔还根据当地清朝官员的建议更改停泊地。合法商人与走私者之间有严格区分；合法货物与违禁货物必须用不同船只分别装运，船只即使只带了少量鸦片，也不会获准驶入通商口岸。

这种做法造成了强者愈强的后果，富有的商人实力大增。1844年时，这类商号实际上只有两家：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香港对于这两家商号来说不啻为一块宝地。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鸦片可以在香港进口和存放，再由鸦片飞剪船运往中国沿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若是企图挤进来分一杯羹，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双头垄断只需联手降低价格就足以打败竞争对手。怡和与颠地把过去的敌意抛到脑后，两家商行的鸦片船成双成对地出没于不为官方承认的各个重要卸货地。这种状况对于香港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控制了鸦片，并且只是沿中国海岸线销售，不可能吸引其他人前来香港。1850年的米契尔报告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香港怎么还会有贸易。我们在此地有两家实力雄厚的商行，每隔一个月都要花费大把的金钱把企图强行进入这个殖民地的任何贸易赶回中国沿海，从而完全把糖和药材——比如樟脑、明矾和类似原料——的贸易拒之门外。不然的话，本地的沿海船只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货物。这种状况极其严重，足以令任何一个年轻的殖民地难以抵御。除此之外，我们与中国的那项条约又把这个港口的所有帆船贸易限定为在五个通商口岸办清了手续的船只，甚至还对这些帆船施加了种种最刁难的限制。我实在惊讶这个殖民地居然还有贸易。(40)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瀛寰志略》插图。《瀛寰志略》在传播近代地理知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890年梁启超曾说：“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图为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做礼拜的情形。太平天国开创者皆入拜上帝教，奉洪秀全为教主。

天王玉玺

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进入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痛感《南京条约》的屈辱，所以不打算遵守条约规定，想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进行报复。事实远非如此。中国政府，不论是帝制、共和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的记录要远远好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北京历史档案馆的史料表明，道光皇帝以最大的诚意批准了这项条约，还亲自做出安排，让臣属遵守条约规定。1844年4月，耆英向皇帝报告说，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船只正驶往广州，官府已警告广州的老百姓要守规矩。皇帝认可了这种做法。4个月之后，皇帝朱批指示：“凡涉夷人事宜，务须小心从事，以免有失国体，妄生事端。”(41)

中国出现了一批努力适应英国人，同时维护帝国利益的官员。这些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徐继畲，他先后出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后进入1861年成立的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1850年，徐继畲出版了《瀛寰志略》，这部著作“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42)徐氏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徐继畲的孙子徐向前是中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徐向前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和红四方面军总司令，后来支持周恩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徐继畲的上司刘韵珂写道：“我们需要更多像徐这样的人……灵活、通晓事务、能够权衡利弊，而且熟知夷人风俗。”皇帝再次表示赞同：“所议甚是。”(43)

这位皇帝也曾在璞鼎查的函件上批注“所议甚是”，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欣赏璞鼎查的恫吓方式。耆英向皇帝报告虎门谈判经过时抱怨说，璞鼎查“无礼、苛求、总皱着眉——我不得不跟他争得口干舌燥。他提出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不外是低赋税、轻刑罚、允许登记交易、自由管理香港、修建住宅、教堂、墓地，传教士自由传教”。(44)相比之下，德庇时则显得态度和蔼，令人愉快，从一开始就改变了其粗鲁前任的一些做法。中国人听到礼炮声感到不安，德庇时便在巡视各通商口岸时废止了鸣炮致敬的惯例。徐继畲高兴地发现这位夷人的新首领“异常谦恭，总是脱帽致意，彬彬有礼”。(45)德庇时乐于运用中国语言和习俗的丰富知识来缓和关系。

尽管有皇帝的支持、德庇时的经验和耆英始终如一的良好意愿，广州入城问题仍将给英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或许是因为广州居民比其他港口的居民更敌视外国人，在其他通商口岸，双方关系的发展令人满意。另一个原因是即将引发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动荡日趋激烈。

太平天国运动错综复杂，引人入胜，它几乎与美国的摩门教运动同时，两者的进程也颇多相似之处。洪秀全是个受过初等教育的年轻人，他极富想像力，阐述了一种特殊的基督教学说，致力于建立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太平天国。洪秀全出生于客家血统的农民家庭（客家是17世纪前后从遥远北方迁来的移民，其方言和习俗都有别于广东人）。1843年，洪秀全开始传教，6年之内吸引了大约1万名徒众。1852年，他领导了一场反儒教、反士绅、反满清的圣战。到次年3月，太平军征战1300英里，占领了南京，在之后11年里把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广州依然掌握在满族人手里，他们镇压了起义者，很多广东人反感客家人的事业，更何况这项事业还带有令人不快的西方影响。

司蔑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广泛游历，他注意到“北方城市的居民友善温和，广东民众则具有傲慢骚动的典型特征，南北之间有着广泛而显著的差异”。在广东，鼓动公然反抗的招贴“取代了印刷品，它们都是匿名的，文字肆无忌惮，大多具有煽动性，往往大肆辱骂”。这些招贴专门煽动老百姓对外国人的不满：“夷人必须诛灭”，必须下决心“先杀尽这个可恶的民族，再焚烧和摧毁他们的老巢”。(46)

身为皇帝的钦差大臣，耆英力图与英国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但未能与德庇时建立起他曾非常成功地与璞鼎查结成的亲密友谊。耆英正式访问过一次香港，按照柯林森（1845年11月23日）的记述，为期3天的“检阅、舞会和正式会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朋友耆英表示敬意，他是两广总督、钦差大臣、皇室宗亲。他在星期四乘‘维克森’号前来，不管他负有什么特殊使命，他都无暇去做，因为自从上岸以来，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吃喝……无论如何，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中国佬，但胖得像猪一样”。

1845年11月，耆英访问香港。图中央站立者是郭士立，耆英右边坐着德忌笠，左边是德庇时，德庇时左边站立者是卜鲁斯。

耆英严厉阻止并适当惩处了袭击外国人的行径，但是，一些英国人的侮慢激化了事态。自特派委员会时期以来，英国官员不断谴责其同胞的生活方式，情况却始终没有明显改善。一名非常招人厌恶的英国私商引发了最严重的骚乱，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后果。1846年4月4日，英国商人金顿——他在广州做生意，据说属于“作威作福的一类人，以不断对中国人拳脚相向而出名”——被一名中国水果贩子惹恼，他嫌水果贩子的叫卖声太吵闹，于是掀翻了水果摊。3天后，金顿又一次袭击了那个小贩，把他拖到外国人居住区打了一顿。这个事件立即引发了骚乱。广州出现了要求杀掉英国人的招贴：“这些狼子野心、肆无忌惮的英国人……可恶之极。”英国商人请求派一艘战舰来保护他们，英国领事马额峨竭力平息事态，将此案提交领事法庭。

作为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渴望与耆英保持友好关系，把金顿视为另一个作恶多端的英尼斯，判定金顿有罪，罚款200元。金顿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正按察司休姆认为“整个诉讼程序极不正规，之前的所有判决完全无效”。休姆还在判决书中严厉谴责总督的做法，指责这些做法“不公正、越权和不合法……完全无视各种法律步骤和法律本身”。德庇时把这项裁决视为直接的侮辱和对自身权威的挑战，于是向伦敦上诉。(47)

约翰·罗素是19世纪英国重要的政治家，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祖父。

1850年的广州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马德拉斯印度土兵

在科克伦海军少将舞会上的休姆，E.H.克里绘。

白厅已经又换了一届政府，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有所改变。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托利党政府着手处理棘手的废除《谷物法》问题，从而大大疏远了党内右翼。托利党再次在爱尔兰问题上受挫后，约翰·罗素勋爵于1846年7月组成辉格党政府，巴麦尊重新执掌外交部，格雷勋爵出任殖民地大臣，后者的父亲就是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格雷并不赞成巴麦尊的为人，经过劝说才与巴麦尊同在内阁共事。所以，德庇时不得不向彼此难以共处的两位上司汇报情况。巴麦尊全权负责对华事务，积极着手安排有关事宜。1847年3月11日，外交部向金顿发出一封公函，很遗憾地表示：“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正规，你逃脱了你本应承受的惩罚。”公函还附有巴麦尊同一天写下的亲笔信，巴麦尊在信中警告金顿，如果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导致人员死亡，将按照英国法律以谋杀罪起诉他，“女王陛下政府决定……确认女王陛下对在华英国臣民的独有司法权不应损害中国的和平和良好秩序”。

金顿事件之后，广州又发生了一桩案件，这个新案件中的挑衅者似乎是中国人。在广州的一次骚动中，两名英国水手受重伤，德庇时对允许水手进城的船长课以罚款。巴麦尊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1847年1月12日，他致函指责德庇时：举止合宜的义务是相互的，英国臣民必须得到“免受骚扰的自由”，“我不得不命令你，要求惩治这场暴乱中有罪的当事人……如果中国当局未行使权威惩处和阻止此类暴行，英国政府将被迫采取行动”。外交大臣相当彬彬有礼地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基本事实，接着补充说：“如果我们低调处理……就将丧失我们本已掌握的全部优势……当然，我们——我的意思是指所有在华的英国人——不要给中国人任何抱怨的理由，更应该避免任何类似的挑衅和冒犯。但是……我们必须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条约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中国人必须记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臣民和商馆，将遭到射杀。”

巴麦尊措辞严厉的函件可能刺激了德庇时采取鲁莽的行动，他的官方往来信函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歇斯底里迹象。1847年3月12日，一些英国游客在广州附近的佛山被当地人扔石头，这件小事竟使德庇时向耆英接连发出措辞强硬的信函：“我有责任通知你，你将把灾难带给中国人民……事情已无可挽回，我要带领一支军队前往广州，就地要求赔偿。”当时，德庇时手下可供调遣的部队的指挥官是德忌笠少将。德忌笠起初是个步枪兵，1799年成为第86团（皇家爱尔兰步枪团）的军官，他随该团驻扎印度时曾多次参加战斗。1810年起，他一直是个出色的参谋，主要在副官部门任职，还曾受命见过著名的亚尼纳的阿里帕夏。德忌笠富有教养，为人仁慈，只是脾气暴躁。他对香港军队疾病流行的状况大为震惊：“马德拉斯第4印度团给毁了，已派不上任何用场……（士兵）大多骨瘦如柴。”出于责任感，他争取主动把该团全部送回印度，成功遏制了疾病的蔓延。他积极修建更为卫生的营房，满意地看到部队的健康状况迅速改善。

1847年4月1日，怒火中烧的德庇时向德忌笠提出对广州进行讨伐，德忌笠此时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不足1000人，他却热烈赞同这一计划。以前，璞鼎查和德庇时都曾不得不压制这位将军对于军事行动的强烈渴望。德忌笠在1845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没有任何外交和政治权力，他们势必以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接着预言：“如果他们日后不求我帮忙，那才怪呢。”(48)现在，“他们”确实来求他了。第二天，这位总督和将军就带着部队出发了，这支部队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一些士兵和第42马德拉斯团的印度土兵。英军分乘4艘汽船，这次冒险靠的正是这些小船，它们吃水浅，能够沿江上溯到广州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不知以什么方式直接通过了虎门防御线。德忌笠报告说，“在一次意外的散步中”，“进攻并夺取了虎门各主要炮台，进入珠江，炸毁了军火库，塞住了827门大炮的火栓”。(49)由于没有遭受任何值得一提的伤亡，这支小部队充满自信地准备扫荡这座城市。对于双方来说幸运的是，耆英平息了事态。他承诺肯定会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只是时间应在两年之后，到那时老百姓的骚乱已经平息（那时他和德庇时都不再担任现在的职位了）。德庇时突然采取战争行动，让外国侨民大吃一惊，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并没有对德庇时心悦诚服。老广州吉迪恩·奈写道：“阁下1847年的行动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兵力不足，二是最主要的商人彼此意见不合。”他还正确地评论说，这次行动毫无成效，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即进入广州城的切实权利，并未得到承认，“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类似于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手法，等于是放过了广州，没有使其因一犯再犯的过失而受到惩罚”。(50)

然而，巴麦尊勋爵很欣赏这次不流血的武力恫吓——通常以“海盗式远征”而闻名——并向所有有关人员表示祝贺。中国民众本已对外国人不满，他们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数月之后，6名年轻英国人在广州城外的一个村庄被杀，酿成了最严重的事件。(51)

德庇时别无良策，只能警告耆英：“你要么是无能，要么是不愿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英国政府此次不仅要求对过去有个满意的交代，还要求确保未来的安全。”德庇时表示，倘若无法找出并处决罪犯，就应惩治整个村庄。1847年11月7日，他收到一份不失尊严的抗议函：“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目前该村涉嫌者甚众，若不辨良莠……上苍何忍如此过分地牵连无辜百姓？世间断无此理，阁下的国家亦必无此等惩罚。”耆英确实审判了那些主要的涉嫌谋杀者，在外国人进城问题上却没有做任何让步。

此时，德庇时去意已决，他完全厌倦了这个殖民地。1846年，义律上校征用鸦片的款项最终偿付，偏激的商人们并未就此满足，坚持要求征服所有中国省份，以便“理智而充满活力的撒克逊种族移民取代退化的当地人”。桀骜不逊的商人们情绪激动，德忌笠将军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是个喜怒无常的绅士，曾经冒犯过平民。这位将军不但反对商人们“策马疾驰”，还曾派一名下士去打断韦尔奇在家中举行的欢宴，“在他高贵的耳朵听来，庶民粗鲁的欢笑声显得尤为可憎”。韦尔奇表示，倘若德忌笠亲自前来的话，他会把这位将军扔出去。当地报纸试图弄清楚这位将军“古怪行径”的原因，“他大概一直与古代斯巴达的希洛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对英国侨民高尚的独立性所知甚少”。(52)

德庇时爵士卷入到一场后果更严重的是非之中，这一次不是全权公使的职责出了问题，而是香港总督之职遇到了麻烦。正按察司休姆在金顿案件中尖锐抨击德庇时，两人关系恶化，德庇时极力想摆脱休姆。德庇时爵士致函格雷勋爵，要求召回休姆，理由是休姆经常当众喝得烂醉。休姆确实是个和蔼快活、喜好交际的人，E.H.克里医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休姆在科克伦海军少将举办的舞会上的举止：“董（‘一个快活的家伙……是一位皇族公主的丈夫’）和这位正按察司跳起角舞，结果破坏了一场四对舞，两个人都太随便了。他们的表演令人捧腹，董很胖……像只大象似的蹦蹦跳跳，那位法官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庄重，他穿着马裤和黑色丝袜，到处乱甩他那两条长长的瘦腿。他的脸很长，鼻子突起，脑袋乱蓬蓬的，不时咧嘴大笑，没有半点法官的样子。”(53)不过，一位总督致函殖民地大臣控告属下官员习惯性醉酒，这无论如何都是十分严重的事，而且要比德庇时想的严重得多。指控信是德庇时在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休姆的盛怒之下匆忙发出的。立法局不顾德忌笠将军的反对，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德忌笠清楚意识到这个事件可能导致的后果。有证据表明，虽然正按察司确实比一般人更爱喝酒，却并非不称职的酒鬼，即使在司法界高层，嗜好杯中之物乃是普遍的现象。德庇时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调查结果公布后，他仍将休姆停职并遣送回国。香港社会一致支持休姆，强烈反对总督，伦敦最终裁定整个事件颠倒了黑白，正按察司官复原职，香港人感到莫大的满足。白厅也意识到香港正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争执，于是组织了一个下院特别委员会对这个殖民地的事务展开调查并就其前途提出建议。

对于德庇时来说，一切都太迟了。他递交了辞呈，1848年3月，他离开这个殖民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赋闲生活。由于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人们对他离开中国海岸毫无惋惜之情。欧德理写道：“侨民们带着不动声色的冷漠远远观看施放礼炮，少数知心朋友没精打采地欢呼……没有公开演说，没有宴会，没有民众欢送会。这个殖民地主要报纸表达了公众的情绪，宣称德庇时爵士的‘个人举止和性格不适于执掌一个殖民地政府’。”(54)比较宽厚的理雅各写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的各位总督当中，他是在民众最强烈的不满中离职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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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之友》，1846年8月5日。

(2)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Alexander Ma theson，Hong Kong Private Letter Book（AMPLB）），1844年6月14日。

(3)同上，1844年3月27日。

(4)菲茨莫里斯勋爵：《格兰维尔伯爵二世传》（Lord Fitzmaurice，Life of the Second Earl Granville），第一卷，第148页。

(5)外交部档案（FO17/85），1844年4月28日。

(6)马丁的指控最终汇编成多卷本的《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Colony of Hong Kong（PRCHK）），此处是引自第1卷，1844年8月20日。本章关于马丁事件的其余各处引文均来自相同的资料来源。

(7)张伯伦：《阿伯丁勋爵》（Chamberlain，Lord Aberdeen），第367页。

(8)统计数据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第一卷。

(9)针对弗朗西斯·斯各特议员所作的关于香港的声明与建议（Statements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Hong Kong Addressedto the Hon.Francis Scott M.P.）。

(10)理雅各：《香港殖民地》，载《中国评论》（Legge，‘The Colony of Hong Kong’，in Chi‐nese Review）1872年，第一卷。

(11)1847年《蓝皮书》，第五卷，《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2175节。

(12)霍伊，前引书，第52页。

(13)《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第一卷。

(14)1847年《蓝皮书》，第五卷，《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2882节。

(15)塞缪尔·费伦22岁时就是公证人、验尸官、法院职员和译员，24年后成为华民政务司，他是查尔斯·费伦和伊莱扎·费伦的儿子，自19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澳门。

(16)外交部档案（CO129/12），1845年6月20日。

(17)法国外交部，领事档案（Affaires Diverses Consulaires，Quaid’Orsay）。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香港的资料不多，主要是因为一段时间之内法国在这个殖民地没有设置领事馆，但现有资料颇为有益和有趣。

(18)外交部档案（CO129/11），1845年3月8日。

(19)《中国之友》，1845年7月5日。关于香港法庭的活动，请见诺顿－凯泽：《香港法律与法院史》（J.W.Norton‐Kyshe，History of the Lawsand Courts of Hong Kong）。

(20)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45页。

(21)外交部档案（CO129/377），1843年8月24日。

(22)即靖远街事件。——译注

(23)同①。

(24)这一段引文引自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1844年3月27日，1844年5月6日，1845年4月28日。

(25)柯林森上尉（柯林森手稿）的这些未发表的信函收藏于香港历史档案馆。这些信件是关于早期香港情况的最佳资料之一。

(26)科宁厄姆：《鸦片战争》（Conynghame，The Opium War），第230页以下。

(27)柯林森手稿。

(28)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引自雷德与克锡前引书。湾仔现在还有渣甸街和渣甸坊，但没有任何以他们的竞争对手颠地洋行命名的街道。

(29)柯林森手稿，1845年1月26日。

(30)欧德理，前引书，第222页。

(31)莱斯利（W.Leslie）等人，1844年12月6日。欧德理，前引书，第226页。

(32)安德葛：《香港的政府与人民》（G.B.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1962），第75—76页。

(33)外交部档案（FO288/34）。

(34)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42页。

(35)同上，第135页。中文文献尚未公开发表，我在北京的档案馆也没有找到副本，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耆英不想公开这个让步。璞鼎查在1842年11月3日的函件中附上一份译文，英国人肯定认为（他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让步令人鼓舞，请见上书，第36页以下。

(36)下引文见龚自珍：《与人笺八》。——译注

(37)韦特贝克：《龚自珍的历史观》（Whitbeck，‘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n’），第205—206页。

(38)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38—143页。

(39)巴加档案，费正清似乎没有利用这些文献。

(40)米契尔报告，1850年12月28日，《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

(41)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42)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81页。

(43)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1844年11月。

(44)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1844年7月。

(45)同上，徐继畲的奏折记录了德庇时访问南通的经过。

(46)司蔑：《中国口岸城市巡游记》（G.Smith，Narrative ofand Exploratory Visit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第495页，另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71页。

(47)科斯廷：《大不列颠与中国》（W.C.Costin，Great Britainand China），第120—134页。

(48)《岩石上的字迹》（‘Pencillingson the Rock’），德忌笠手稿，藏于皇家英联邦协会。

(49)同上。德忌笠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麻烦，他于1847年3月写道：“越来越糟糕的是，一个英国人若是想证明自己，就会损害甚至危及他的生活。”

(50)奈，前引书。欧德理，前引书，第216—217页。

(51)1847年12月5日，6名英国人到广州近郊黄竹歧村骚扰，打死村民1人，重伤1人，村民在激愤之下将6名英国人全部殴毙。案发后，德庇时带兵船从香港赶到广州，要求将参与此事的村民全部斩首，否则将黄竹歧村及毗邻的两个村庄洗平。耆英先后抽捕了17名村民，在英人压力下，将4名村民判为斩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各1名，充军流放3名，杖一百徒三年6名。——译注

(52)诺顿－凯泽，前引书，第96页。

(53)克里，前引书，第175页。

(54)欧德理，前引书，第249页。

(55)理雅各，前引书，第163页。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

蒙哥马利·马丁的抨击、休姆与德庇时的争吵以及当地居民的抱怨，促使英国政府对香港事务和对华贸易进行调查。1847年3月，下院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是前辉格党政府财政大臣弗朗西斯·巴林。一些老中国通为委员会提供贸易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接替查顿成为阿什伯顿的议员的马地臣、银行家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以及乔治·斯当东爵士。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爱德华·卡德威尔、威廉·尤尔特、本杰明·哈维斯，这些人都是明智的改革家。委员会的最后一位成员是阅历丰富的激进改革家约翰·包令博士，包令虽然学识渊博，却异常不老练，因此常常被视为一个滑稽的人。

19世纪英国下院

特别委员会为那些喧闹不已的香港商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场所。央孖地臣的证词最为有力，他认为香港的条件得天独厚：

香港拥有中国最好的港口之一……第一批欧洲人在香港定居后，中国人非常乐于经常光顾此地，它很有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没有任何限制，人们来去自由……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毫无束缚的贸易自由，香港肯定会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它最终将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但是，自从德庇时到任后，香港开始走下坡路。央孖地臣谨慎小心地避免把矛头对准总督本人。

然而，1843年正式宣告了和平，香港正式割让给我们。组建起一个正规的政府，政府花费巨大，最大限度增加财政收入几乎成为政府惟一热衷的事情，目的是应付当地的开支……从此，香港陷入了困境。

按照《南京条约》补充条款的规定，帆船贸易被“根除”了。警察（“由最寡廉鲜耻的华人组成”）和鸦片承包人“彻底毁灭了香港的贸易”，贸易转到淇澳岛，那里——

自1844年起兴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土著城镇，大约有3000到4000人，全部都是弃香港而去的小商人和船工。他们修建了房舍，几乎完全不用付地租。海滨有一座欧式旅店和台球厅（里面用的是从前东印度公司的台球桌）……在中国人的统治下，这个地方迅速发展，而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贸易销声匿迹了，每天都有一些人弃之而去。

央孖地臣最愤慨的是政府在土地拍卖和租金上过于苛刻。他强调必须放弃短租期和高地租，代之以适中的价格和永久租期。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再加上：

废除所有现行的包税区，废止现行的各种恶劣的税收，诸如对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等征收的税金。还要停止对华人进行登记，因为这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相信，香港在数年之内就会有新的转机，成为我们最繁荣、最有价值的领地之一。(1)

一位独立的证人、璞鼎查的副官麻恭上校支持央孖地臣的观点。约翰·包令博士率先询问麻恭上校，其间涉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包令：委员会认为，你的看法是，土地拍卖收入以及一项旨在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治安税乃是该殖民地惟一合理而正当的收入来源？

麻恭：我想是的。我认为应该从土地租金中获得更多收入，因此，若要在该岛彻底废除所有小税种，就应该拿出更多土地拍卖，如果取消所有那些税收，这个殖民地将更加繁荣。

包令：消除微不足道的不快，能够极大地鼓励人们在该岛定居？

麻恭：是的。中国人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不喜欢被人打扰。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无法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当他们被告知要先做某事再做另一件事，他们就会感到害怕，也就不会接近我们了。

委员会最后提交了简短而审慎的报告，报告只对香港问题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这份报告有10页篇幅，7页是讨论降低茶叶税的理由。报告引证英国咖啡消费的迅速增加（1821年消费量达700多万磅，1846年时已超过3，600万磅，每磅税率4便士），说明降低茶叶税不一定导致政府总收入下降。这表明白厅同以往一样，关注的是来自茶叶而不是鸦片的财政收入，后者被不以为然地不予考虑。报告紧接着表示：“鸦片贸易在福州府很兴盛，带来了常见的败坏居民道德的作用，对该地金融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后者可以通过将这项贸易合法化来消除，前者恐怕不容置疑地与这种贸易密切相关。”

香港问题是委员会报告所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所占篇幅只有一页多一点。报告称委员会考虑了“居住在香港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们的抱怨……在告知买主用有限的75年租期来代替他们希望拥有的更为长期的权益时，没有体现出诚意”。

委员会同意：“我们认为下述做法是正确的，即维持一个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毋宁说是施加普遍影响和保护中国海一般性贸易的军事基地，其义务大部分应由商人或居住此地的其他人承担。”

报告声称，“整个体制”需要加以修正，“殖民地当局……的组建花费了不必要的开支”。报告还指出了总督的为难之处：“作为殖民地总督，他向殖民地部负责；作为王室派驻外国宫廷的代表和商务监督，他对外交部负责。最好是将这种关系加以简化。”此外，还应当努力与华人加强交流，“香港应该为掌握汉语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开办面向华人的学校，鼓励领事馆官员学习汉语”。

委员会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只要有良好的意愿，双方关系将得到和平的发展：

除了在广州之外，中国当局已经忠实地履行了亨利·璞鼎查爵士所达成的条约的各项规定。即使在广州，面临的困难似乎更多地是来自老百姓的骚动天性和敌视态度……而不是来自统治集团的恶意或缺乏诚意。任何臆测都不符合其他通商口岸执行的修好政策，尤其是不符合那位杰出的政治家耆英的性格，他执掌广东的政府，在各种场合表明他不仅支持和平交往，还开明地拥护他的国家的利益。

殖民地大臣格雷

这份报告在香港很受欢迎，商人们申诉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在第二年得到解决，999年的租期取代了以往的75年租期。不久，土地拍卖就将为香港政府带来了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尚待时日，英国政府却坚持认为必须停止为香港提供补贴。此时正值英国财政紧张时期，爱尔兰饥荒和铁路投机破产造成了额外开支，损害了商业信誉，破产成倍增加。作为一项应急措施，政府被迫暂停实施《银行法》。随着英国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升级，国防开支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尽管极不情愿，仍在征收皮尔政府规定的临时性所得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很难指望宗主国政府同意增加开支，即使有可能增加，香港也不会在入选之列。在致首相约翰·罗素勋爵的信函中，新任殖民地大臣、严厉的格雷勋爵阐明了这一点：“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香港带来的非常庞大的补贴费用。”整个香港的冒险事业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个错误，“如果能够预见到这非常庞大的开支，以及事实表明的这个殖民地对我们的商业作用有限，那么人们是否还认为应当占领该地，就颇值得怀疑了”。

但是，一切责任应由前任托利党政府承担，“在您的政府组成之前很久，此事就木已成舟了。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努力削减该地行政部门的开支”。(2)因此，德庇时之后的香港总督将推行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政策。这种政策必将导致一个结果，即务必在中国避免卷入可能导致额外开支的纠纷。这个目标不难实现，因为此时的中国，清王朝正开始走向彻底的分崩离析。

咸丰皇帝

咸丰的宠妃懿贵妃，日后的慈禧太后。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

道光皇帝死于1850年，中国这艘“横冲直撞的一流军舰”（马戛尔尼语）已没有“够格”的人掌舵。正像马戛尔尼预言的，中国的局势迅速恶化。新皇帝咸丰只有20岁，为人轻浮，刚愎自用，又深受宠妃慈禧(3)的影响。慈禧即日后著名的慈禧太后，她在1856到1900年间始终把持着中国朝政。(4)咸丰继位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已是江河日下，濒于分裂的边缘，饥荒、洪水、战争不断，即使是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面对如此局面也会束手无策。1845年，黄河改道，淹没了北方的山东半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大面积饥馑。3年后，明朝修建的宏伟工程、连接扬子江和华北的大运河断航。咸丰即位后数月之内，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了其毁灭性的进程，据称在未来14年里，这场反叛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守的估计有2000万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认为，西方列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者则是“光辉的”革命者，“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历史功勋，永远值得纪念”。(5)真实情况是，中国人民在传统儒家乡绅的领导下，自愿组成了新式军队。西方列强断定，支持清朝中央政府是确保稳定的最好方式。中国最终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形势：其一，由于建立了职业化海关体制，帝国的财政资源有了更合理的安排；其二，一个乐于采纳西方方式的保守派改革者核心获得了支持。在弊端方面，低级乡绅的扩张及其接管地方行政，加之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北京的地方军队，最终导致暴虐的地主阶级和不负责任的军阀葬送了中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景。

与中国相比，英国的政局和社会要平稳得多，虽然1846年皮尔政府垮台后的年代里，英国政局始终错综复杂。皮尔之后，历届政府在议会的多数地位总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有时甚至还不占多数。政党忠诚受到个人好恶的左右，在最终演化为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前，各党派成员在辉格党、保守—自由派、自由—保守派、保守—进步派以及皮尔派之间摇摆不定。除了这些派别之外，始终有一群不断寻找适宜机会申明自身主张的爱尔兰议员，他们通常与辉格党结盟，因为辉格党至少不会对爱尔兰人的要求置之不理。约翰·罗素勋爵的政府就是一个议会少数派政府，这届政府挺过了1847年大选和1851年的一次议会失败，一直维持到1852年2月，其实原因很简单：议会里没有足以取而代之的反对派。

文翰

像璞鼎查和德庇时一样，1848年3月就任香港总督的乔治·文翰爵士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但他具有相当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文翰34岁时就被任命为威尔士王子岛（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即日后著名的海峡殖民地）的总督。海峡殖民地比香港大得多（人口为14万，香港仅有3万），但香港总督的地位更高。文翰在海峡殖民地时向印度三个管理分支之一的孟加拉总督负责，因此与伦敦隔了两个等级。在香港，他直接就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向内阁负责；在担任总督的同时，他还是驻华全权公使和商务监督。文翰爵士并不是担任驻华全权公使和商务监督之职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对中国人极端不信任。他在领事馆甚至不肯提升会说汉语的人，照他的逻辑，这些人会说汉语，显然是太同情中国人了。不过，文翰爵士是担任总督的上佳人选。巴麦尊评论说，之所以任命文翰，主要是考虑到他具备丰富的实际经验。在文翰担任总督的6年时间里，香港前所未有地平静下来。文翰爵士的看法与英国商人的观点十分接近，与前任不同的是，他与这些商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文翰爵士带着善于交际的妻子前来香港，这个事实有助于他与商人们融洽相处，也标志着香港进入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代。为了安抚商人，他以香港总督的身份废除了德庇时征收的绝大部分令人厌恶的小额税种，还保证就殖民地内政事务与商人广泛协商。1850年6月，这种协商开始制度化，立法局有了两名平民议员。按照格雷的政策，应确保殖民地的每一项立法“更多地受到理智和有教养的居民的舆论影响”，行政局和立法局应该更多地参与殖民地的财政事务。首批成为“非官守”议员的平民是大卫·查顿和约翰·埃杰尔。从此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始终认为立法局应有怡和洋行的一名代表。

香港为改善贸易状况所做的努力不够。理雅各认为香港的贸易“在整个（文翰）时期一直不景气”。在1852年提交给文翰的报告中，W.H.米契尔遗憾地指出：“与这个大国开展贸易10年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局……中国所消费的我们的产品还不及荷兰的一半。”

乔治·维利尔斯

香港的商业侨民认为，振兴贸易的惟一途径是使中国内陆向外国商人开放，只有这样才能绕过中国当局在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有意设置的重重障碍。“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协会名称中“东印度”字样很快就去掉了，新的“英商中华社会”成为代表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强大的议会游说集团）发现巴麦尊勋爵乐于倾听他们的呼声。1850年，巴麦尊已经着手考虑寻求某种借口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拉兰敦勋爵维利尔斯都对英国对华政策发挥了影响。

文翰上任之初，并没有预料到会与中国人发生严重的冲突。理雅各曾经问过这位新总督，是否坚持必须按照1849年4月1日协定的规定开放广州城。“我能做什么，”文翰回答说，“给我的指示是维持和平，万万不可引发另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然而，英国国内舆论正在转向。1848年欧洲革命的骚乱只在英国激起了小小的涟漪，最典型的是宪章运动者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签名者众多”的请愿书。但是，当巴麦尊被迫于1851年12月离开政府（他幼稚地热衷于祝贺路易·波拿巴在当月发动的政变，罗素无法再容忍与这位外交大臣的“小吵小闹”），政府的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巴麦尊在野仅仅3个月时间，就把从前的同事拉下马来，他得意洋洋地称之为“对约翰·罗素的以牙还牙”。之后的德比勋爵政府只维持了9个月，就被皮尔派保守党人和辉格—自由党人的联合政府取代，阿伯丁勋爵出任首相，罗素为外交大臣。人们仍不放心巴麦尊执掌外交部，他出任的是内政大臣之职。1853年，罗素辞职，已被封为克拉兰敦勋爵的乔治·维利尔斯接任外交大臣。维利尔斯上台后，巴麦尊的观点在外交部大行其道。联合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结果在议会被反对派击败。1855年2月，巴麦尊在漫长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有机会组阁，克拉兰敦勋爵继续担任外交大臣。殖民地大臣从来不是最受欢迎的职位，一年之内创记录地先后有5人担任这一职务：乔治·格雷勋爵、西德尼·赫伯特、约翰·罗素勋爵、威廉·莫利斯沃斯、亨利·拉布谢尔。

庸医包令

像大多数继任者一样，德庇时和文翰的性格没有对香港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总督们爱憎不一，处世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处在白厅和殖民地居民两重重压之下，仅有有限的行动自由，加之任期较短，限制了他们发挥个人影响。此外，还必须承认，香港总督中才干超群者寥寥无几。只有弥敦爵士（1904—1907年任总督）和卢押爵士（1907—1910年任总督）对日后的英国政治生活做出了贡献（弥敦还不是自始至终都有成就）。一些才干突出之人，如金文泰爵士（1925—1930年任总督），在这个殖民地的表现令人颇为失望。想在中国出人头地的少数人当中，领事馆、外交部门以及海关税务司署吸引了较有才华的人。但是，1849年约翰·包令爵士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时就已经具有了欧洲声望（虽然这种声誉并不完全值得钦佩），他对香港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

包令

包令编制的字母表

辉格党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坛占了上风，自然有机会酬答党的支持者，包令就是一位受益者。1847年，包令曾在下院特别委员会质询证人，而在那之前20年，他就已经是个名声在外的人物。包令天赋过人、精力旺盛，是个观点多变的激进知识分子，功利主义改革家杰米里·边沁的著作执行人和亲密朋友，边沁就是在包令的怀抱里去世的。19世纪20年代，包令担任伦敦希腊委员会的干事，组织援助希腊独立战争，也曾卷入颇为可疑的希腊公债交易，还事出偶然地负责运送拜伦勋爵的遗骸回英国，是用一只装朗姆酒的大桶。(6)自1826年的坎宁开始，许多大臣都认为值得把这样的一个人才招致麾下。包令几乎具备所有的天赋，惟独缺乏常识，他熟悉几乎每一种欧洲语言，在西班牙、土耳其、埃及，尤其是法国，有广泛的联系。1827年，法国人把他当作间谍给抓了起来，但他幸运地逃脱了。5年之后，他又与法国人谈判一项贸易协定。包令不但是激进的下院议员（代表博尔顿和基尔马诺克），还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编，进而得以跻身伦敦文学界。他还写诗，所写的赞美诗至少有一首至今仍在传唱：“在基督的十字架下，我感受到欢乐/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他还翻译过匈牙利语诗集。

一些英国高层政要对包令评价不高。梅尔本十分反感包令：“包令是个该死的家伙，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抓住一位首相的领子！”（包令确实曾抓住法国总理梯也尔的领子，那至少部分是出于开玩笑。）巴麦尊乐于用其所长，同时又嘲笑这位“庸医包令”（包令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不过，包令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暹罗、奥地利、瑞典、俄国和荷兰等国王室获得了各种荣誉，在英国国内也不乏有势力的靠山。这些支持者当中最有势力的是克拉兰敦勋爵乔治·维利尔斯，他是辉格党—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大臣和外交大臣，多年来始终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包令曾经与维利尔斯共同草拟了第一份关于法国与英国贸易关系的报告，并在1834年提交议会。这是包令最有分量的一次商业调查，维利尔斯从此对这位多才多艺的激进分子始终怀有一份诚挚的仰慕之情。

在写给克拉兰敦勋爵的一封信中，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包令的形象：

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初次接触包令的第一印象，lepremier abord（译者按，法语第一印象之意），让人很难忘怀。他先是猛地全身在沙发上摊开，然后说：“好吧！说说你是怎么按照大致的方法行事的？”实际上我被他的鲁莽给吓住了，我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一本。“嗳！很好，非常好。你看，这就是旅行的成果。我喜欢有‘成果’。我凡事都要见成果！”……我在包令面前表现得最糟糕的地方，莫过于反驳了他的每一个看法，而且都是在我一无所知的问题上。我居然在西班牙谚语、荷兰渔业和比利时关税问题上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其实我对那种语言、鱼类或贸易一无所知。我想大概因为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长，所以他没发觉我的无知，因为他一直在跟我争论，好像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谢天谢地，在两天的争论中我一直没有认输。在安特卫普，他非常客气地送我们上汽船，就在他要离开甲板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反驳他所说的一个地理学观点。你知道我的地理学再糟糕不过了，他必定是对的，这就使我觉得更有必要和他唱反调。不过，我不得不承认，除了他的态度令人反感之外……他是十分讨喜欢的一个人。他聪明而敏锐；其次，他是个如此自负之人，必定会在一天之内遭受十次羞辱，但他从来没让羞辱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总是富于幽默，热心助人。(7)

包令担任下院议员时就已经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846年，他提醒下院注意“因轻微过失而频繁实施的鞭笞……4月25日星期六那天，至少有54人受此刑罚，只是因为没有带路牌”。关于鞭笞的争论持续了许多年，香港中产阶级与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前者赞同鞭笞，后者则谨慎地表示反对，而绝大多数总督，除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1877—1882年任总督）之外，全都支持鞭笞。

像经济专家通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包令的个人事务处理得很糟糕。希腊事件刚刚平息，他在铁制品上的投资又出了岔子，因此不得不在1847年寻求一份带薪的工作。此时，他的朋友在台上执政，为他在驻广州领事馆安排了一个职位。驻华领事并不是什么美差。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一书中，这个职位是为巴纳克家族安排的最无利可图的职位，而且通常是为次要人物的次子或堂兄弟安排的职位。(8)包令虽然手头拮据，若不是想谋求更好的前途，本来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位。赴任之前，这位新领事与外交大臣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可是个罕见的特权——得到了一些温和的鼓励。

巴麦尊显然希望包令能够在新的领域做出一番成就，他在1850年9月29日写道：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这些半开化的政府，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需要每隔八到十年就训斥一顿，让他们服服帖帖。他们心智低下，难以接受长于这段时间的概念，而警告又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很少注意言辞，他们不但要看见棍棒，还要实际感觉到棍棒打在他们的肩上，才会服从使之服膺的惟一理由：“诉诸武力”。(9)

包令这位前和平协会主席似乎并不是挥舞棍棒的理想人选，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上任伊始便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包令式举动：擅自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出一封言辞傲慢的亲笔信。包令本以通晓多种外语著称，奇怪的是这封信写得并不完美：

亲爱的总统：

我曾指望在动身去中国之前能够荣幸地与您见上一面，但这次行程非常仓促，政府要求我依照1847年的协定赶到广州城。中国人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开战理由……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摆在您及所有人面前的只有一种前景……无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能接受屈辱的立场，否则我们就要听任他人摆布了。拉萼泥先生得到的那份条约（《法中黄埔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10)

19世纪洋人笔下的广州

这封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信函不仅反映了包令一意孤行的品性，还表明包令刚到中国不久就认为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除了包令自吹自擂的本事外，我们对其他事情并非全都一清二楚。很有可能，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他一直伺机寻找莫须有的理由来发动一场决定性的第二次对华战争。

广州是引发这样一场战争的潜在热点。1849年4月，包令抵达广州，此时正值耆英与德庇时商定的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居住的日期。但是，温和的文翰取代了德庇时，可靠的满族老人耆英在广东的职位也由汉人徐广缙接替，徐广缙自1848年2月起出任通商事务钦差。当约定日期来临，英国人开始力陈他们的理由，徐广缙轻而易举地挫败了文翰爵士。英国国内给文翰的指令是避免引发冲突，因而文翰无法采取行动。徐广缙像前任那样采取拖延战术，声称老百姓的敌意对于离开住所的外国人来说仍然太过危险。数月之后，他成功地使文翰放弃了入城要求，徐广缙声称文翰永远地放弃了这项要求，依据是由郭士立译成中文的文翰关于这次失败会谈的说明。(11)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句话：“所议各款，如前未定，必须存候也。”(12)巴麦尊在看到文翰急件的这一段文字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1850年10月8日，巴麦尊写道：“由于译成一种外国语言，它很容易包含中国人所赋予的涵义，也就是说，女王陛下政府彻底放弃了围绕进入广州城之权利的所有磋商。”此时，历来不那么靠得住的郭士立正在法国游历，为自己筹措资金，文翰不得不依靠其他译员来替自己辩白。他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明显效果，这一句话在英语中不是很精确，其中一位译员甚至未能根据中文正确地将英文原文回译过来。“abeyance”一词的含义是暂停，而中国人认为“存候”的意思就是不再惹麻烦。一位见识广博的历史学家黄宇和也批评郭士立的译文，黄宇和认为郭士立译文表示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无须再讨论”，徐广缙完全正确地认为英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13)

钱纳利绘制的香港维多利亚城西部，图右侧旗帜处是大英火轮公司的仓库。

双方的讨论最终毫无结果，受挫的文翰再次越过广东官员，直接诉诸北京。此时，文翰渐渐相信有必要进行一次武力展示，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借口，巴麦尊十分乐于批准这个行动。这位外交大臣收到建议，进入广州的权利是惟一的借口，就在事态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之际，巴麦尊已被迫下野。在这些激动人心的外交斡旋中，包令始终被晾在一旁，不得不从事琐碎的领事工作。他在广州找不到多少事情来运用其旺盛的脑力，便潜心学习汉语，而此前他已经掌握了20种左右的语言。

与此同时，文翰爵士在香港继续削减开支，格雷勋爵对此十分满意。文翰报告说，香港的开支已从1846年的49，000英镑降至1847年的36，900英镑，到1851年时更削减到15，500英镑；同期军事开支的削减幅度也超过50%，从1847年的115，100英镑降至51，900英镑。(14)1850年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可能促使文翰爵士推行节约政策，这份小册子认为，“目前的香港政府”远远超出了“由一个非常低级的官员，总巡理府职位的官员管理的市政当局”所应有的运行规模和开支。(15)

1851年3月8日的《经济学家》借机报道说：“我们庞大的殖民帝国最近增加的地区之一——如果说不是惟一最新增加的地区……是香港这个多山多石的岛屿及其优良的港口。”香港的景色是这个殖民地惟一赢得绝对赞许的地方，“景致非常优美，难怪亨利·璞鼎查爵士曾说香港是个新迦太基……10年过去了……四五年来一直抱有希望……人们逐渐明白并且公开承认，这些美好前景不过是脑海中的幻觉……在那里定居的商人寥寥无几”。香港的成功商号只有两家，就是从事惯常的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经济学家》完全支持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贸易而言……该岛是个保税货栈……主要有两家商行从事这种贸易……对这两家商行而言，香港无疑是个加利福尼亚金矿”。正因如此，形势才有可能出现转机，“香港颇有希望成为有用的殖民地。无论如何，它是我们对华贸易的庇护所”。

1852年1月，文翰离开香港休假一年，包令受命以原职兼理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这预示着香港将有更鼓舞人心的发展。这项任命来得颇不情愿。格拉斯敦后来表示，之所以选择包令，是希望担任领事的经验能使他胜任新职位。格兰维尔勋爵于上个月接替巴麦尊出任外交大臣，他向包令发出严厉的警告，凡是了解包令的人都会认为这样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女王陛下政府殷切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论……你不得就那些多多少少束缚你的政府行动自由的未决问题挑起争端；未事先与国内商议之前不得诉诸武力手段。”包令的任命恰逢其时，之后不久，巴麦尊就“以牙还牙”地导致了辉格党政府的垮台。1852年2月，德比勋爵的保守党政府取代了辉格党政府。为了回复政府的任命函，包令向伦敦发去一份长篇函件，向政府提出了作为代理全权公使的有益建议。他提出必须“严厉敦促”中国当局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应当着手谈判在北京设立公使馆，还宣布打算访问各个通商口岸。德比勋爵政府新任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敷衍了事地回复了一封只有短短3行的回函：“……女王陛下政府惟一希望的是你严格遵循格兰维尔勋爵给你的指示……你绝对不应提出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权利的问题……给你的指令是……着手处理你在香港的事务……因此，不会授权你访问各个中国口岸，如果你暗示你有意如此，请你放弃这种打算。”

马姆斯伯里

由于邮递的延误，包令在收到马姆斯伯里这封措辞严厉的函件之前就已经发出了装有他与徐广缙往来函件的第二封信。结果，1852年7月21日，他收到了另一封冷冰冰的函件：“……考虑到你的任职完全是暂时的，将在本年年末乔治·文翰爵士返回中国时结束……我不得不对你重申命令……不要在再三敦促之下才接受……我进一步指令你不得就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一事引起任何争端……你的任何不适当的干预都有可能引发极大的麻烦。”包令收到这封函件后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不能对托利党政府抱有任何指望。9月8日，他回复了一封恭顺的函件：“我冒昧地向阁下保证，有关指令将得到毫无保留的绝对遵从。”

不过，包令鸿运当头。保守党政府仅仅维持了几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2月被阿伯丁勋爵联合政府取而代之。包令的老朋友和靠山克拉兰敦勋爵很快出任外交大臣（1853年2月）。文翰回到香港后，走运的包令到伦敦休假，第一次确证自己将接替将于6年任期届满后退休的文翰，在返回中国前与外交部多次进行讨论。1854年4月13日，已受封为爵士的包令从一个蒙受严厉批评的通商口岸领事正式成为驻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包令以特有的风格评论说，他“不单是奉派出使北京，还派驻日本、暹罗、中国和朝鲜，我相信我得到的信任比以往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实际上不少于全人类的三分之一）”。

包令的前任离开香港时虽然只有51岁，却没有再寻求新的职位。文翰幸运地始终得到异常明确的指示，这多亏了坚定的格雷勋爵以及下院特别委员会报告划定的授权范围。文翰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与德庇时和包令不同，文翰成功地避免了与中国当局和香港商人发生纷争。

“亚罗”号事件

1841年，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服役的詹姆斯·布鲁克获得了沙捞越的统治权，成为第一任“白人王”。

不管包令性格上有什么缺陷，都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干练的外交家。19世纪30年代，他与乔治·维利尔斯同法国人谈判贸易协定的经过就证明了这一点。担任新职位后，他又一次大显身手。1855年，包令作为第一位西方国家的代表与暹罗王室达成了一项协定。陪同包令前往暹罗的是年轻的秘书巴夏礼。《南京条约》签字时，巴夏礼就在现场。巴夏礼出使暹罗时只有27岁，但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国通。1841年，他作为郭士立的被保护人被派往中国，后跟随马儒翰学汉语。两年之内，他的汉语水平就足以担任驻厦门领事阿礼国的首席译员，“阿礼国先生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走过来。全套的制服……至少有6枚西班牙骑士和骑兵勋章”。巴夏礼在广州时曾在包令手下当翻译，1856年6月至1858年9月间任代理领事。

包令在曼谷打交道的宫廷甚至比北京的朝廷还要专制，对现代世界也更隔膜，“国王乐于看到全体廷臣在他威严地出现时匍匐在地，廷臣大多穿着橘黄色衣服。这位博士费尽口舌解释，英国大臣和海军军官的佩剑和大多数礼服，与暹罗贵族涂在他们皮肤上的颜料一样，都是姜黄色的”。(16)不管美国还是印度总督的密使都未能获准进入暹罗宫廷，就连沙捞越的“白人王”詹姆斯·布鲁克爵士也不得不在满怀敌意的目光下离开这个国家。包令的成功当属他个人的胜利，不论当时他看上去多么滑稽可笑（为了显得更加威严，他披上了格罗宁根大学的学院长袍）。

前往暹罗之前，包令着手处理对华事务，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终于获准沿海岸访问其他通商口岸，在访问过程中协助引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有意义的新生事物：海关税务司署。英国驻上海领事就是巴夏礼所说的那位衣着“非常华丽”的阿礼国，他是个见解独到的有趣人物，日后当上了英国驻北京公使。1852—1853年间，太平军发动了席卷北方的强大攻势，占领了南京，屠杀了城中4万多名满族居民，建立了太平天国首都，此后又坚持了11年。上海的时局较少暴力色彩，1853年9月7日，一次组织严密的起义夺取了这座汉人城市，以广州为基地的三合会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太平军并未触动上海的外国租界，帝国官员却早已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阿礼国留下来处理必须解决的关税征收问题。

阿礼国日后成为英国驻华公使

上海海关

长期把持中国海关控制权的罗伯特·赫德

外国商人对此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上海已经被中国政府抛弃，理应宣布为自由港，不再征收任何关税。阿礼国不这么看，他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中国政府无力管治——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就剥夺其获得《南京条约》规定的合法税收。上海的起义之后不久，阿礼国立即向外国商人发出通知，“一个庞大帝国沿海的一个孤立海港被占领，决不意味着废止英、中国两国君主达成的神圣条约。条约义务对双方仍有约束力”。阿礼国打算在帝国官员逃离的情况下履行他认为属于自己分内的职责：代表帝国政府征收关税。美国全权代表马沙利有点不情愿地接受了阿礼国的这个想法。按照文翰的说法，马沙利是个“高大、粗鲁、顽固的人，在来此地之前从未离开过肯塔基”。马沙利同样希望公平对待中国人，只是对英国人的动机颇有疑虑。

外国商人对上海未能成为自由港牢骚满腹，抱怨这个国家的动乱给贸易造成了重重阻碍。不过，大多数商人还是顺从地签出期票缴纳关税。半年时间里，阿礼国成功征收到100多万元的期票，这笔金额大大高于帝国海关官员自己所能征收的税金（实际支付的没有这么多。事到临头只有一些美国人兑现了期票，英国商人无一兑现）。

乔治·文翰爵士作为商务监督，颇受香港当地舆论的影响，倾向于支持上海商人，包令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包令担任广州领事和代理香港总督期间，始终未获准插手外交事务，急不可耐地想在外交上一试身手，因此把上海的局势看成是在外交上大显身手的机会。阿礼国制订了一项正式计划，在上海设立“外籍税务司”。税务司由三个条约列强（英、法、美）与上海道台（高级地方官）共同任命，这种体制“足以成为最有效的手段，抑制海关官署的受贿和懒散”。(17)包令热切地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得到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指挥东印度与中国舰队的海军司令赐德龄爵士的支持。麦莲设法会晤了两江总督怡良，获得怡良的首肯后又与上海道台吴健彰会谈。吴健彰很快同意了阿礼国的方案，新机构于1854年7月21日成立，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领导下发展成海关总税务司署。费正清认为，海关总税务司署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支柱”，税务司成为“中国官场中可信赖的成员……他们起初行使了外交部门的某些职能……最重要的是总税务司署确立了清廉的公共部门以及忠于中央政府的标准，这一标准对于20世纪的中国政府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18)不仅如此，海关总税务司署还成为英国贸易团体和香港政府的眼中钉。

广州入城问题仍然是不断引发愤怒的一个刺激因素。包令代理总督期间，因为马姆斯伯里严厉的备忘录而变得异常谨慎，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1854年4月25日，包令在致克拉兰敦勋爵的函件中解释了他希望采取的政策：

无可否认，我们有权要求补偿我们所遭受的因违背和漠视条约义务所造成的委屈……其中最突出的是：

未获准进入广州城；

很难直接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

包令提出，为了获得补偿，应派人前往北京朝廷，如果有必要就拉上美国人和法国人一同前往，抗议广东的钦差大臣把谈判的大门完全关闭。但是，“依据中国的办事规矩，我不打算提出任何我不准备坚持到底的事项”。克拉兰敦在1854年7月5日回函中批准了包令的建议，同时警告说：“你事先必须多加小心，反复探询，确保不至遭受任何需要进行报复的侮辱，特别是当中国海的英国海军还无法提供帮助的时候。”克拉兰敦的潜台词当然是，英国必将对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

1860年11月英国《笨拙》杂志所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漫画

英国很快就有了向中国施压的借口，因为1854年是《南京条约》的修约年（这个借口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其根据是依照最惠国条款要求享有美国与中国所订条约的待遇，美中条约规定在12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克拉兰敦态度谨慎，巴麦尊不反对采取行动，尤其是1855年后巴麦尊已经摆脱了联合政府的束缚。实际上，此时根本不是开展外交的有利时机。巴麦尊先前想通过文翰与北京重开谈判，正好碰上咸丰皇帝登基，而英国人大大地冒犯了这位皇帝。道光皇帝有理由对德庇时突袭广州和巴麦尊的恫吓感到愤怒，在统治末年对外国人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年轻的咸丰皇帝很快就撤换了那些对于夷人的手段了然于胸、经验丰富的满族谈判者，起用那些态度强硬的汉人。几乎相当于道光皇帝的宰相的穆彰阿被开革，耆英遭流放，激进的新人被选派到广东对抗外国人，先是徐广缙，后是叶名琛。包令对叶名琛尤为反感。费正清教授认为叶名琛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强硬派仇外者”，(19)但降服夷人绝非叶名琛最重要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在广东和广西兴起，叶名琛大肆进行镇压，其中一次行动就处决了上万名起义者和嫌疑犯。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起义吓破了胆，全力支持叶名琛采取残酷镇压手段。叶名琛在镇压起义的间歇不大愿意激怒英国人，北京朝廷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叶名琛的绝对信任。

叶名琛

广州附近各乡的“社学”

双方的交涉一开始称得上彬彬有礼。包令给叶名琛的第一封信如泥牛入海，他仍在之后的信函中保持了外交口吻，只是提出了含蓄的警告：“对我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怒气冲天和不友好的争论，这样将造成可悲的结果。最令人欣慰的则是友好地解决争端，维持长久的和睦。”叶名琛1854年4月25日的回函很简短，同样是有礼貌的：“与阁下会晤我颇感欣慰，我们可借此公开表明彼此友好的情感……”他接着表示自己忙于军务，无暇分身。言下之意，叶名琛会晤包令不过是出于周到的礼节，完全可以延期举行。局势恶化以后，叶名琛提议举行一次会晤，用带有侮慢意味的口吻把会晤地点定在“珠江河畔的金星货栈”。包令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坚持要求在两广总督官邸举行正式欢迎仪式。5月22日，叶名琛回函指出，会谈无需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文翰已经同意放弃进入广州的权利，文翰曾经致函徐广缙表示“更不得辩论此事”。包令此时急于起程访问各个通商口岸，希望能够与更接近北京的官员解决问题，便暂时放弃了要求。

包令与福建和南京官员的会谈同样不成功，他们非常有礼貌地要包令回去找叶名琛。叶名琛的态度有所改变，是年12月，叶名琛请求包令协助“消灭和追捕”已经十分“猖獗和难对付的水盗”。叶名琛的函件必定是出于真切的忧虑，这封信给包令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乘机乘汽船溯江而上前往广州，在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部队的陪伴下展示动力舰船的威力。危机过去后，叶名琛又恢复了以往的强硬立场，包令别无选择，只能离去。12月27日，包令“再度正式知会阁下，我们之间的往来状况很不令人满意和难以容忍。许多深切的不满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将向英吉利女王陛下政府……进一步提出建议……俾使与一个大国的尊严相称的措施得以实行”。

“亚罗”号事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亚罗”号就是这样一种三桅帆船。

在这个阶段，双方的得分似乎是中国人2分，包令1分。这位全权公使所得的1分，是在上海解决了关税问题。包令爵士根本没有达成最初设定的两项目标，即获得进入广州的权利以及与中国官员建立个人联系。因此，1856年10月，中国官员捕获了一艘小型沿海帆船，包令随即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艘船就是快速帆船“亚罗”号，船主是中国人，但悬挂英国国旗。这个借口其实站不住脚，数天后“亚罗”号和船上的水手毫发无损地获释了，况且当时该船实际上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但是，巴夏礼和包令两人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两人之间情绪激动的往来通信记录下事态一天天乃至是一小时一小时的升级。包令从香港致函巴夏礼，祝贺他执意要求叶名琛赔礼道歉：“我非常满意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决意获得补偿……我们难道不能借此机会解决入城问题？如果有必要，我将召集整个舰队。”这个理由是否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或者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有说服力？那么，“‘亚罗’号被扣导致的耽搁和烦恼，使我更清楚地注意到他（叶名琛）未能遵守条款”（10月17日函）。军队是否支持这两个好战分子？“我刚刚见过海军司令。若我们无法获得海军军官异常明确的支持，那就务需谨慎从事。我认为海军司令不会开战”（10月20日函）。“你深信我们正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怀疑我们能攻下炮台，如果固执的叶名琛迫使我们采取这种举措的话……因为我们如此强大和正义”（10月21日函）。倘若海军方面或伦敦仍然抱怨“战争理由”的分量太轻，就必须阐明“就当前事态而言，‘亚罗’号事件只是个次要因素”（11月1日的三份备忘录之一）。(20)

1856年进攻虎门的英国皇家海军“南京”号，有50门火炮。

反映广东人民在佛山湾打击侵略者的民间版画《大败鬼子真图》。图中附诗：“逆夷真可恶，扰乱民房土。天降红雨到，乡人皆大怒。鼓勇杀无数，幸得诛灭早。太平今后起，荣生自有路。”

科布顿与布莱特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和改革家

1801年，额尔金七世托马斯·额尔金将希腊巴特农神庙的艺术珍品洗劫一空，带走了所有能搬动的宝藏。

1860年，额尔金八世詹姆斯·布鲁斯为了报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

清代绘制的圆明园六景

显然，伦敦收到的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是经过修饰的，不论英国政府怎样看待这些报告——英国政府对这些报告有许多保留意见——克拉兰敦都没有理由抱怨，因为包令始终小心翼翼地让这位外交大臣同意向叶名琛接连发出不断升级的严厉警告。这场起因于三桅快速帆船“亚罗”号事件的战争与香港关系不大，坊间已有论著具体论及，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就饶有趣味地探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56年10月27日英军炮轰广州——皇家海军的新型浅水炮艇可以上溯到广州城外——到1858年已经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随着双方的战争状态一步步升级，香港的形势很快变得紧张，叶名琛严厉谴责英国人，悬赏斩获夷人首级。

“亚罗”号事件和炮轰广州的消息传到伦敦，议会内外一片哗然。巴麦尊的手下在中国又一次为托利党人制造了倒阁的机会。托利党召开决策委员会会议，格拉斯敦当时仍是托利党人，热情激昂地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德比勋爵坚持认为他的同事全都没有跟上党的路线。惟有狄斯雷利迟迟不愿表态，“对中国问题泼冷水”，(21)他认为虽然有可能在议会击败政府，选民会有不同的看法。狄斯雷利所不知道的是，他的观点得到女王的赞同，辩论结果公之于众后，女王写信给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反对党极其愚蠢地输了一着。结果，老派托利党人全都宣布肯定不会给予支持，他们完全正确地判定，德比勋爵的党，就是那些想不惜一切代价上台执政的人，妄图靠口是心非来当选”（1857年3月24日）。(22)

然而，这次击败辉格党人的机会实在千载难逢，绝不能轻易放过。辉格党人已经连续执政11年，期间托利党人执政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月。一批人结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这些人当中既有理查德·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领导的激进反战者，也有皮尔派和传统的托利党人，就连约翰·罗素勋爵也想乘机报一箭之仇。这些人在议会辩论时一致猛烈抨击政府，下院的辩论持续了4天时间，上院也辩论了两天。可怜的包令蒙受了一些极不公正的人身攻击，时常被讥讽地称为“包令博士”，格拉斯敦则称他是“变态领事”，包令从前的上司马姆斯伯里勋爵也谈及他的“同事和对手巴夏礼的愚蠢”。包令所属的阵营也没有给予多少有力的支持。格雷勋爵当时正迅速地转向右翼，谴责这场“非正义战争……在中国的这场战争……给那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上院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勋爵发表讲话支持包令，在3月10日写给朋友和政治盟友、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的私人信件中，格兰维尔写道：“你大概会觉得在野党对那位博士在广州的举动的判断是正确的，你还会觉得他们非常愚蠢，等于设法帮巴麦尊渡过了一届极为艰难的议会会期。”5月4日，当时英国最杰出的外交家坎宁回函说：“我认为你的演讲确实非常出色。若换作是我，肯定不愿意被迫作这种演讲。这个问题本来不该如此‘动人’。我想我们（英国人）在那艘快速帆船的问题上是错的，要求进入广州则是正当的。包令擅自行动、小题大做，表现出不可饶恕的自以为是。我真的认为我们别无他途，只能支持他，确切地说是支持这场战争，这样一来问题会变得更加棘手。”(23)在殖民地部的幕后，常务次官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忧心忡忡：“我认为这场对华战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邪恶之一……我近乎惊慌失措……惟恐被认为要我对这场战争负责，因为我批准通过了那项（关于船舶注册的）殖民地条例，约翰·包令爵士用这个条例做了大蠢事。”(24)

托利党人渴望上台执政，曼彻斯特改革家反对对外侵略，双方的联盟确实成功地在下院击败了政府。像狄斯雷利一样，巴麦尊敏锐地把握了同胞的情感，便请求解散议会，在1857年3月举行大选。他颇为准确地指出，在野党把中国问题当作“增强政党实力的手段”，而不是原则立场问题。巴麦尊有力地诉诸民族主义情感，他告诉自己所在选区蒂佛顿的选民，叶名琛是“一个傲慢的野蛮人，集固执、背信弃义和残忍于一身”，而且亵渎了英国国旗。托利党人又一次判断失误，巴麦尊一举赢得大选胜利。在英国选民的眼中，叶名琛如同一个恶棍，托利党根本无法为之辩白。辉格党人卷土重来，在下院议席的多数地位更为巩固，这场胜利是巴麦尊个人的空前胜利（阿尔伯特亲王把这次事件称作“我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25)）。格拉斯敦深感羞辱，“充分意识到他的公众地位面临新的困境”。(26)科布顿、布莱特和大多数改革家甚至失去了下院议席。

不过，包令已经声名扫地，不可能继续担任驻华全权公使。1857年7月，包令被贬黜，仅担任相对次要的香港总督之职，额尔金勋爵八世詹姆斯·布鲁斯受命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令人遗憾的是，前后两位额尔金伯爵之所以被人们记住，乃是因为他们都干下了通常被视为故意破坏文物的可耻行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额尔金伯爵七世将家族资产大半用来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巴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他的举动在当时就广受抨击，此后一直为人诟病。1860年，他的儿子为了报复中国人，焚毁了北京圆明园，这一行径就不是那么容易洗脱罪名了。无论下令破坏文物的行径有多严重（若放在英国，焚毁圆明园等于是摧毁了格林威治和布伦海姆宫），额尔金本人的品行无可挑剔，他比同时代人更敏感地意识到自身行为造成的苦难。或许，在中国的3年经历确实使他变得冷酷无情。

额尔金七世伯爵把家族财富挥霍大半，他的儿子要想飞黄腾达就只能靠自己了。额尔金八世干得十分出色，年仅21岁就当上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1841年当选为南安普敦的托利党议员，1847年被皮尔任命为加拿大王室总督，在加拿大的艰苦环境里表现十分突出。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大肆抢劫并纵火焚烧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额尔金的任务是收拾包令留下的烂摊子，与中国达成一项满意的协定。额尔金并不特别喜欢这个任务，它与10年前亨利·璞鼎查爵士的使命大同小异。与璞鼎查不同的是，额尔金不管香港事务，他也不愿与这个殖民地有任何牵连。他不信任包令，谴责权势薰天的商人（“香港总商会几乎成了怡和洋行的一个部门”），他还诅咒那些移居国外的英国人，“我不知道，我们那些看上去假惺惺的同胞……究竟属于哪一种野兽——虚伪、残暴、欺诈、恃强凌弱”。（额尔金迟早会对几乎每一个人都心生憎恶，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则是“鬼鬼祟祟的无赖”。(27)）他尽可能少去香港，即使不得不前往香港，也宁愿待在停泊在港口的旗舰上。

1858年英军进攻广州

广州被确定为英军首先进攻的目标，这部分是由于英军兵力不足，直到1857年12月，英军才开始攻击行动。此时，法国决定加入英国的行动，法国人参战的理由是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甫在广西被用可怕的方式处死。初步炮轰之后，英法军队攻破广州城墙，大约有600中国人伤亡，联军死亡10人。广东当局对此毫不在意，叶名琛继续将起义者砍头——一个早上有700名起义者被杀——直到一周后联军失去耐心，进入了这座敌方的城市。巴夏礼得到报仇的机会，率领100名英国水兵进入广州。事实上，这支部队能够毫发无损地闯入广州市中心并抓获叶名琛。颇有意思的是，广州居民历来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巴夏礼的小分队却很少遭遇民众的抵抗，广州经历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平静的时期。巴夏礼爵士的传记作者S.莱恩－普尔写道：

这样一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联军与广州居民之间的感情：在持续3年零10个月的占领期间，中国人试图杀死我们的人的事件仅仅发生过两例……上面提到的那两桩事件中的罪犯是占领期间被我们判处死刑的仅有的两名中国人……占领至少表明，我们在占领该城之前所遭遇的民众的公然敌对是官方煽动的。(28)

只有区区300名联军士兵负责维持这座百万人口城市的治安，包括额尔金勋爵在内的外国人可以不受骚扰地在广州散步。

英法联军在广州

对于香港的历史而言，这场战争的经过无足轻重，但和平的结局意义重大，直接导致这个岛屿殖民地第一次扩展到中国大陆。1858年2月，巴麦尊政府让位于德比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毫无二致，由此可见，他们此前在对华事务上大做文章，实质上是政党的政治策略。英法军队开往北方，占领了拱卫天津城和通往北京的门户的大沽炮台。1858年6月，清朝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英法军队之所以进展如此顺利，是因为投入了克里木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炮艇。“小丑”炮艇是一种配备两门重炮的小艇，吃水仅有4英尺，能够沿河上溯到白河，非常适合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驻天津城防。

额尔金勋爵认为，随着这些条约的签署，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便于8月离开了中国。在回国途中，他访问了日本以签署一项协定。中国事务转由额尔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负责。卜鲁斯曾在德庇时手下担任香港辅政司，日后成为首位进驻北京的英国公使。1858年3月，额尔金从上海启程前去签署《天津条约》之际，怡和洋行、颠地洋行以及上海其他英国商人送交了一份请愿书，商人们表示“高等文明的感化作用……将充分影响中国人民”。额尔金勋爵少有地克制住对这类狭隘之见的蔑视，答复说：“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野蛮愚昧，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有许多方面是衰败和有缺陷的，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29)

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英国根据《天津条约》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额尔金很快重返中国。弗雷德里克·卜鲁斯与海军司令何伯在《天津条约》换文程序上处置不当，英国军队在大沽口被击溃。当时，额尔金勋爵已是1859年6月重新上台的巴麦尊内阁的阁员，不得不勉强再次起程前往中国。到1860年底，和平最终得以达成，《北京条约》确认了《天津条约》的条款，外国人终于获准在帝国的京城设立公使馆。咸丰皇帝的一位能干的兄弟恭亲王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守旧的朝廷大臣勉强给予支持。新机构总理衙门相当于英国的外交部，外交政策的方向仍受慈禧的左右。她在1861年丈夫死后成为太后，在当年11月发动政变，镇压了摄政大臣，成为中国的最高权威。

北京建立起与外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之后，香港不再是英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外交部警告那些试图直接与中国人接触的香港总督，与中国交涉属于外交部的职权范围，由领事馆官员负责，香港总督只需管好这个小小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新的外交关系发展缓慢，由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总理衙门的使命变得更为复杂棘手：盲目排外的中国人把与外国的所有联系都视为不可饶恕的罪孽，处理对外事务者被污蔑为“汉奸”。由于武装抵抗的道路行不通，人们抱有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态度于事无补。《北京条约》与以往南京和虎门达成的条约完全不同。1843年时，外国人退回到各通商口岸的居留地和香港岛；1860年，他们获准到中国各地旅行，宣讲基督教教义，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沿扬子江而上，到汉口进行贸易：汉口与其他九个城市被确定为新的通商口岸。现在，夷人随处可见，不光圆明园被毁，皇帝也被迫屈辱地向外国人道歉。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步步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丧失了另一小块中国领土——香港岛北面的一块数百英亩的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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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英国对华贸易现状的调查报告》（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to Enquire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between Great Britainand China），1847年3月，第1940节以下。

(2)格雷勋爵：《约翰·罗素勋爵政府的殖民地政策》（Lord Grey，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s Administration），第263—265页。

(3)原文如此。慈禧原为咸丰帝宫人，后封淑妃。1856年生同治帝载淳，封懿贵妃。载淳即位后，她被尊为慈禧太后。——译注

(4)魏斐德对这一时期做了精彩的概述，请见《中华帝国的衰落》。

(5)白寿彝，前引书，第43页。

(6)关于包令在希腊委员会的可疑交易，请见克莱尔：《希腊自由力量》（W.St.Clair，That Greece Might Stillbe Free），第22章。关于包令的经历，请见他的《自传》（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7)克拉兰敦伯爵乔治·维利尔斯：《生平与书信》（George Villiers，Earl of Clarendon，Lifeand Letters），第80页。

(8)关于早期选拔政策及其他问题的生动描述，请见柯提斯：《驻华领事》（P.C.Coates，China Consuls）。

(9)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380页。

(10)法国外交部领事档案。

(11)此处所引相关档案引自《关于广州入城事件函件的下院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 as 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Entranceinto Canton（CREC））。

(12)文翰致徐广缙书中，这一句的原文为：“…… thequestionatissuerestswhereitwas，andmustremaininabeyance”。若是直译，此句应译为“所争论的问题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程度，只得暂时搁置”。文翰的意思是说，这次关于入城问题的争论跟过去一样没有结果，在目前情况下，英方将暂时不提此事。这里并没有放弃以后继续要求入城的权利。郭士立中译文的含义远比英文含混。徐广缙据此理解成文翰永远放弃了入城要求。徐广缙向皇帝报捷的奏折更进一步解释说：“现经议定之后，再不辩论进城之事。”——译注

(13)关于此事的充分讨论，请见黄宇和：《中英关系，1839—1860年》（J.Y.Wong，Anglo‐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

(14)格雷，前引书，第265页。

(15)针对弗朗西斯·斯各特议员所作的关于香港的声明与建议。

(16)引自莱恩－普尔，前引书，第一卷，第194页。

(17)阿礼国向包令提交的报告，1854年6月15日，载外交部档案（FO97/100），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五部分，第456页，注释K。

(18)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462页。

(19)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77页。

(20)此处所引巴夏礼与包令的通信不是引自CREC——这一点不难理解，它们清楚揭示了两人的共谋——而是引自巴夏礼档案，剑桥大学图书馆（Parkes Paper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21)马姆斯伯里：《回忆录》（Malmesbury，Memoirs），第三卷，1857年2月6日。

(22)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三卷，第231页。

(23)菲茨莫利斯，前引书，第二卷，第245页。

(24)布拉赫福德勋爵：《书信集》（Lord Blachford，Letters），第162页。

(25)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三卷，第300页，1858年9月4日。

(26)莫利：《格拉斯敦传》（J.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一卷，第565页。

(27)希伯特：《巨龙苏醒》（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14章以下。

(28)莱恩－普尔，前引书，第284页。

(29)外交部档案（FO17/287），1858年3月31日。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

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战争结束表示欢迎。这场战争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战争结束又使得所得税得以下调了1便士。在香港，约翰·包令爵士失去了驻华公使和商务监督的响亮头衔，安下心来行使殖民地总督相对有限的职权。包令并非承担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上流社会的上司等着拿他的狂妄自大做消遣，也欣赏他的聪明才智。香港侨民守旧、传统、狭隘，香港的官员和商人莫不如此，在他们的眼中这位总督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伦敦在最初任命包令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是阿伯丁勋爵领导的联合政府，殖民地部由纽卡斯尔公爵掌管。纽卡斯尔并非包令的崇拜者，因而想方设法限制包令的权力。副总督、上了年纪的威廉·坚上校担任殖民地最高行政长官，包令接到指令，不得插手具体的殖民地事务，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进行干预。让包令成为“赋闲总督”的想法很快就落空了，1855年2月，辉格党人重新上台，巴麦尊第一次当上首相。包令轻而易举地说服巴麦尊和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使他们相信职权分离是“行政上的一大失误”，结果他立即恢复了全部权力。

包令爵士命运多蹇。1854年，可怕的托马斯·奇泽姆·安士迪出任香港律政司。安士迪被公认是英国最著名的令人生厌者，他进入下院仅仅5年时间（1847—1852年）就站稳了脚跟，成为接连两届政府的心头之患。他能够就人人都不感兴趣的话题，在下院滔滔不绝地讲上6个钟头。《笨拙》杂志1848年的字母表是这样开头的：“A是安士迪，他一开口讲话，下院就失去了知觉。”这份杂志还模仿《古舟子吟》，嘲笑安士迪：

郁闷不乐地演说，长凳上空无一人，

没有犹豫，没有停顿

他唾沫横飞，人人都在祈祷

他快点言归正传。(1)

安士迪是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皈依者，他猛烈抨击巴麦尊、种植菊苣者、海关官员以及看不顺眼的任何人与事。安士迪之所以被派到香港任职，完全是因为人们巴不得他离伦敦越远越好。

这幅漫画反映了安士迪在议会提交了大量议案

罗便臣

域多利监狱始建于1841年，是香港开埠初期最先以耐久物料建造的建筑物。

提灯、宵禁

图中右为拉布谢尔

这个举措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安士迪在香港只待了3年时间就返回英国。为了诉说自己的苦衷，他给《泰晤士报》寄出一封肯定是有史以来投给该报的篇幅最长的读者来信。日后，这封信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泰晤士报》当然拒绝发排），页码有116页之多，书名是《对现任香港政府令英国在华声望蒙受耻辱展开调查之理由》。(2)安士迪失去菊苣和巴麦尊这两个攻击目标后，热切地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情绪对几乎每一个香港官员大加训斥。官复原职的按察司休姆、总巡府禧利乃至总督本人，没有人能够幸免于安士迪的攻击。安士迪的主要攻击对象是负责华人事务的华民政务司高和尔。高和尔娶了一位华裔基督徒为妻（这件事令不少人感到惊奇，华裔情妇是可以接受的，无可挑剔的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就长期与一个中国女子保持体面的暧昧关系。但是，娶一个中国妻子会引发几乎是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还会说数国语言。高和尔很快就被安士迪指控犯有多项罪名，其中包括自营娼业、私通海盗和收受贿赂。

这些指控中至少有部分完全属实。高和尔此人颇有争议，这些争议的问题始终困扰着香港的法律与秩序。高和尔担任助理警察司期间，确实在捉拿窃贼、缉捕海盗方面十分得力，经常得到与之共事的皇家海军舰长的交口称赞。1849年11月3日，文翰向格雷勋爵报告说，高级海军军官海伊中校“用最为赞赏的言辞极力称赞高和尔先生……说若是没有他的效力，自己不可能取得成功”。文翰请求褒奖高和尔，“高和尔先生职责十分重要、责任重大，而且与他的正式职业毫无关系”。高和尔很容易招致批评，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一手组建的密探网络，因而不能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只能直接与香港黑社会打交道，更何况他总是经手大量现款，这些钱的来路很难说是清白的。

安士迪对高和尔特别反感，内中原由倒是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安士迪其人：“高和尔先生出生在圣赫勒拿岛，显然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当地民团的普通士兵，把他带到槟榔屿，他就是在那里和新加坡度过青年时代，从事岸边和海上的各种下等行当。”安士迪身为律政司，自然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把高和尔送交一个委员会接受质询。该委员会发现，针对高和尔的19项指控中能够证实的只有4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4项指控。事实表明，其他人更应受到惩罚，其中就有署理辅政司布烈治博士。几乎可以肯定，布烈治烧毁了一些可能牵扯到高和尔的文件，安士迪认为这是“一个卑鄙、可憎的阴谋”。

安士迪异常狂热地抨击一切人和事，按照殖民地部的说法，乃是“不顾一切的对抗……十足的无礼”。因此，他的意见不管多么切中要害，都不可能受到认真对待。1861年，包令的继任者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主持调查，证实安士迪的指控确有其事。纽卡斯尔公爵也向安士迪承认，“针对高和尔先生的指控，你是这些指控的主要发起人……实质上已经成立了”。(3)但是，息事宁人的华人居民支持高和尔，不管其行为多么可疑，他确实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罗便臣的调查结果公布后，高和尔最终于1862年被解职，但仍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当局倚重的人”。1868年，他再度复出，为理查德·麦当奴爵士筹划发放赌博业许可证，组建华人侦探队，年薪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0元。

香港需要具备高和尔式特殊才干的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难民不断涌入香港，文翰任期内有所缓和的犯罪问题又日益突出。皇家近卫龙骑兵团的C.A.纽曼中尉把维多利亚城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说这里是个贼窝。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在胸前佩带勋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来时勋章肯定已被抢走……我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也永远不想去另一个类似的地方”。(4)叶名琛号召消灭夷人，进一步激化了华人的情绪。当地报纸登载了“华人暴行录”，内容包括：两周之内，“4人被投掷燃烧弹；因为喝过有毒的汤，3名欧洲人短暂昏迷；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皇后大道中席棚起火”。(5)

最严重的事件是1857年1月15日发生的所谓集体投毒案。当时人们认为一名面包师在面包中加入大量砒霜，“骚动自然十分强烈。这个殖民地的医生也因中毒而痛苦异常，仍奔走于各家住宅之间，不时听到狂乱的呼救……急需催吐剂”。(6)中毒症状不算太严重，只是呕吐不止。据说，之后很长时间里还有人因这次中毒而死亡，包令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公众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当地报纸敦促总督“把裕升面包店所有下毒的伙计统统绞死在店铺门前”。法治再次发挥作用，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1839年的林维喜一案中，正是这种要求确凿证据的奇特英国体制让钦差大臣林则徐非常恼火。美国商人小奥古斯特·侯德沮丧地表示，这或许正是人们期望英国司法的地方，“张亚霖（面包店店主）在英国人的法庭受审，沾了英国人注重技术细节的光。我们的担心变成为现实，无法证明是他把砒霜掺入面粉，他被宣判无罪”。(7)

事情其实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值得称道。一个小插曲表明了香港与生俱来的矛盾，面包店伙计实际上全都被关进监狱，其中42人被囚禁在一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这种做法平息了愤怒，却很快激起抗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抗议正是来自那些治疗中毒者的医生。1845年接管香港警察队的伦敦警官查尔斯·梅理宣称，牢房的“房门开在皇后大道，我被告知、同时我深信不疑的是，这扇门经常打开”。此外还有惯常的借口：“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又面临其他各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依照通常的正规做法做好各种安排……不值得大惊小怪”。(8)

包令否决了英国侨民要求迫害全体华人的更为荒谬的建议，但还是采取了紧急措施，“任何华人在其居所之外的地方闲逛……不带通行证……将被太平绅士当场施以罚款、监禁、当众鞭笞或在码头上公开示众”。条例鼓励居民维持治安，“值勤哨兵或巡逻兵……若有理由怀疑（华人）图谋不轨……有权将其击毙”，“对于执行本条例的任何行为或企图，法庭不予追究”。(9)由于延误了向华人发放必备的通行证，晨报无法在早餐时间投递，这个小小的不便很快引起当地侨民的不满。《中国之友》提到“‘安全’的空谈”，还嘲笑包令，“埃塞克特大厅（和平协会以及所有诸如此类正义事业的总部）里的虎斑猫”会发现他们昔日的英雄堕入了野蛮的司法，“任何法庭都不会依照这个法令进行审理，不论是由于何种加利福尼亚式的死亡原因”。

不过，外来评论家注意到包令时期香港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亨利·埃利斯上尉曾在1855年描述过“凄凉的生活和囚犯般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维多利亚城难以再向两侧扩展一到两英里，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修建畅通的道路，部分是由于华人肆无忌惮的奸诈”。至于英国侨民，“人人都或多或少地抱定一个同样的目标：有机会就死命捞钱……愚蠢地谄上欺下”，“心胸狭窄、不近人情到十分可笑的地步”。3年后，埃利斯修正了自己的叙述：“记得这是1855年时的情况，自那以后……各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10)

包令实际上不愿采取专断措施，他始终是个坚定的民主派和改革者，愿意借机通过多方努力，使香港成为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包令最激进的举措是试图引入涵盖华人居民的名副其实的代议制。像包令爵士的许多尝试一样，这次努力最终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他不知变通，未能赢得自己的副手、辅政司孖沙的合作，后者提出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辉格党政府此时已不再支持选举改革。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带给英国人的选举权十分有限，每5名成年男子中有投票权的还不到一人。巴麦尊勋爵无意继续改革，他本人所在的蒂佛顿选区有人口11，143人，选民仅有少得可怜的508人。阿什伯顿选区几乎成为在华利益代表者的一统天下，这个选区3，432名居民中，只有193人有投票权。约翰·罗素勋爵是辉格党上层中惟一热衷于改革的，但他已辞去殖民地大臣之职。因此，包令的建议，最初是以1855年8月2日第110号公文送呈罗素，被白厅搁置起来。

包令建议立法局增加3名非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没有种族限制，只要拥有每年收益10英镑的土地，或担任公职3年以上即可参选。新任殖民地大臣亨利·拉布谢尔不同意这种做法。拉布谢尔（即后来的陶顿勋爵）是个睿智的政治家、人道的自由主义者，不要把他与他的那位更为有趣和神气活现的同名外甥搞混了。后者是个政客和记者，在马戏团里工作，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在编号为1856年7月29日第29号的公函中，拉布谢尔阐明了限制香港代议制的理由，这份文件是理解日后历届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的关键。这位殖民地大臣写道：

我确信，眼前提交的在亚裔居民中引入那些机制的初步建议只涉及极小一部分英国人乃至欧洲裔居民。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仔细权衡正反两方面的理由。

他认定不能在香港举行选举，因为香港居民不守规矩、不稳定，多为过境人口，这种状况短时期内很难改观：

那些非常了解华人的人士所作的证言表明，华人有很高的聪明才智，但十分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许极少数体面的人士除外，道德素质非常低下。

但是，若把权力赋予人数很少的英国侨民，同样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大抵不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香港的英国侨民很少打算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永久在那里居住，他们仅仅是出于商业或职业上的目的在那里逗留不长的一段时间，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即离开这个殖民地。

不论在何种程度上部分引入代议制政体，把当地事务的控制权移交给这个阶层，结果必然会把权力越过永久的居民，交给与他们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不同，并且不会被他们的舆论所左右的临时居民。无论这些居民的品格如何值得敬重，我不认为这样一种安排能够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

这位殖民地大臣寄希望于将来，“如果日后你能够从华人居民中挑选出值得信赖的人士，你认为他们适合担任这种或那种行政职务，我将乐于批准这种任命”。这类职位没有必要举行选举，“倘若纯粹是出于选拔才干出众者的目的……我认为，要甄选管理这个政府的官员，考试……与公开选举一样有效”。(11)

19世纪60年代的行政局成员

殖民者把大量中国契约劳工输往海外

至此，包令的首次民主化尝试失败了。直到下一个世纪头25年，香港立法部门才第一次引入民主机制。即便在那时，民主机制也多为表面文章，虽然在确保华人发言权和职责方面取得了一些缓慢迟疑的进展。无论如何，包令设法为华人居民提供更多的机会，拉布谢尔曾经表示可以挑选华人担任法官，因此第一个步骤就是准许华人进入法律部门，包令很快做到了这一点。由于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充任领事和其他一些职务，早先的任命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恩惠，而文翰不信任会说汉语的官员，自然无助于选拔人才。有鉴于此，包令爵士着手推行招募和培养殖民地官员的计划。该计划倚重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新设立的中文系，同时从爱尔兰各所大学征求应试者。起初，计划收效不大——包令认为英王学院中文系主任苏谋斯（前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既无知又无能——日后却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包令全力解决最恶劣的华人苦力贸易问题。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很快就需要大量干粗活的劳工。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苦力为了较高的工资也愿意踏上漫长的航程。这种贸易由包工头组织，包工头雇佣苦力，把他们送到港口的临时禁闭营等待上船。不幸的移民在禁闭营的状况十分悲惨，每人仅有8平方英尺的空间。这种“猪仔贸易”运输船的条件极为恶劣，甚至比贩奴船还要糟糕：一艘船装载了332名移民，竟然有128人自杀，尽管船上的水手可以凭借每一个活着上岸的苦力得到400美元的奖金。包令实施了一些最低标准，其中包括船上必须配备医疗设施和一名医生。一名香港法官的判决帮了倒忙，这位法官判决一名英国人和5名华人犯有囚禁移民的罪行，判处5名华人入狱，对那个英国人却只罚款5元。白厅批评这项判决没有“提高英国当局的声望，增进对英国司法的尊重”。然而，更为严格地执行1855年3月的《华人乘客条例》，不过是促使猪仔贸易从香港转到那些管制更宽松的港口。(12)

包令任职期间，香港逐渐摆脱了早先那种一团糟的形象，香港社会日益开化。总督携妻子一同赴任，住进总督府。1850年第一位主教来到香港，这些因素推动了进步。1850年之前，英国国教会在香港的惟一代表是随营牧师维克多·史丹顿。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会掌握了在香港传教的主动权，这两个教会分别以新加坡和澳门作为东方的基地。早在1842年，美国浸信教会就紧随天主教会之后在维多利亚城和赤柱设立了教堂。1844年，有着多重身份的郭士立以传教士身份协助修建了一座巴色会教堂。香港的英国清教徒令人不安地分裂成两大派别，一是国教派圣公会，二是包括不从国教者和苏格兰国教会在内的集团。圣公会作为英国国教，自然在香港殖民地地位确立伊始就成为官方教会，直到此时，圣公会的发展仍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清教传教士之间仍有明显分野，虽然他们常常共事，甚至颇为宽容罗马天主教徒，按照香港首位圣公会主教的话说，这些罗马天主教徒“信奉一种腐败的基督教”。曾经有人建议他们共用一座临时礼拜堂，白厅严令禁止这种促进基督教会团结的举措。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与伦敦传道会之间的竞争也反映出类似的对立，前者属于圣公会的传道组织，后者为不从国教者控制。所幸的是，早期传教士大多干练过人，为人宽厚，他们与妻子一道为香港社会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文明气息。

圣约翰教堂始建于1847年，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教会建筑。

亨利·科普尔

圣保禄学校创建于1854年，是香港享有盛誉的女校。

锡克警察

史丹顿夫妇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史丹顿早些时候曾有过遭华人绑架的不愉快经历，他对于组建圣保罗书院和第一所英国儿童学校贡献良多。1849年，圣保罗书院开始培训华人教师和神职人员。约翰·德庇时爵士高度评价这所学校“胸襟开阔，毫无门户之见”，为其他学校树立了理想的榜样。圣保罗书院首任院长苏谋斯频频表现出狭隘和偏颇，1849年，苏谋斯访问澳门，被要求在万圣节游行队伍经过时脱帽致意。为了表示对这种天主教奢侈仪式的抗议，他拒绝脱帽，结果当场被抓了起来。高级海军军官亨利·科普尔上校当时恰好在场，不容分说要求释放苏谋斯，结果未能如愿。于是，科普尔派一支突击队扫荡了监狱，杀死一名看守，救出苏谋斯。这个事件导致了一场全面国际争端，巴麦尊勋爵不得不正式道歉，并申斥了科普尔。这件事似乎丝毫没有伤及那位不思悔改的上校，他于94岁高龄去世时已是海军元帅。苏谋斯则去了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教授中国文学。(13)

1850年，乔治·司蔑被任命为首任维多利亚会督（主教），这标志着正式确立为国教的宗教开始传入香港。此时，英国国教会因书册派运动发生分裂，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之间矛盾重重。司蔑出任会督之前，已为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在华传教3年，他虽然是个狂热的低教会派，但首先是个传教士。1847年，他回到英国，“蒙主荣耀，这个国家被选作把基督新教的纯粹之光传播到全世界的工具”。这种得意洋洋的自负正是这位新会督的特征，也反映出这个殖民地越来越受到重视。1851年，郭士立去世，声名狼藉的老修道会失去了一位特立独行的支持者。即便在此时仍然闹出一桩丑闻，司蔑手下的一名牧师爱上了郭士立的遗孀，结果因为行为不检点被遣送回国。

香港的一些传教活动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拔萃女书院被强行关闭，它有点过于成功了。欧德理可算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娶了该校的一名教师为妻。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所有幸运的华裔女子都接受西式教育，能说英语，之后又成为当地外国居民的主妇，生活优渥。(14)这种状况或许增进了香港生活的适意，却与学校创立者的初衷相去甚远。司蔑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资助一所培训“本地译员”的书院，这些译员将凭借“欧式教育养成的效率和基督教教化过程所灌输的道德完善原则”，“以下级职员的责任感来表达感恩之情”，从而有助于“用基督徒的忠贞影响当地社会大众”。(15)当然，不言自明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应由英国国教会在该殖民地的教会代表负责管理”。当时，英国各教派激烈对立，没有哪届政府甘冒招致非难的风险把公共资金投入这样一项计划。作为一个悲观的功利主义者，包令认为圣保罗书院的男毕业生没有多少用处，他们当中还没有人能够在政府部门派上用场，他倾向于集中力量发展公立学校。1848年，包令开始实施计划，一个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华人学校得到政府提供的有限津贴（每月10元，约合2英镑）。这位改革派总督认为，在教育老百姓上只花120英镑，在管制老百姓上却花费8620英镑，“非常荒谬”。香港大约有9000名学龄儿童，其中仅有150人就读于公立学校（此外还有一些疏于管理的华人私立学校）。包令设法使入学人数增加到873名男童和64名女童，确保每年有1200英镑的教育预算，还任命了一名视学官。直到1864年司蔑离开之后，香港才得以建立起组织严密的公立教育体制。(16)不过，包令在斋戒日问题上挫败了司蔑，这位会督要求当局明文规定斋戒日，总督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拒绝了这项请求。

像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包令温文尔雅、富于教养、脾气温和，但无法融入所处时代的舆论主流，也未能与各种势力的代表和谐相处。他曾骑过马地臣的一匹赛马，还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大概使他更喜欢其他的体育项目。他想要的是平和的心境，因为除了家庭变故（包令夫人中毒后，他们的女儿又决定出家当修女）和让人难以忍受的安士迪之外，这位总督还受到詹姆斯·吉南的伤害。吉南是个肯塔基上校，曾在墨西哥战争中服役，此时当上了美国驻香港领事。这个奖赏有点成问题，因为吉南素以争吵为乐，不论是清醒的时候，还是在经常性的喝醉之后。吉南与美国高级海军军官卡德瓦拉德·林戈尔德舰长有过书信往来，林戈尔德发现有必要提醒这位领事注意“海盗”与“领水员”之间的区别，还建议吉南读一点有益的书籍。香港在处理英国逃兵问题上遇到很大困难，这个港口的美国捕鲸人怂恿他们逃亡。辅政司孖沙向吉南提出抗议，1856年头3个月，第59步兵团（东兰开夏团）开小差的“大约有50人”，要求吉南在处理逃兵问题上合作。这件事肯定不会有着落，因为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吉南历来迁怒于英国人让锡克人当警察，他在往来信函中提到锡克人时始终称之为“黑鬼”或“黑人”。1855年发生了一起事件，起因是锡克人登上“河鸟”号汽船检查，《纽约时报》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配上了一条通栏标题：“暴行！黑人登上一艘美国船只。美国领事被拖到大街上。”吉南被香港当局指控妨碍司法程序，他给美国国务卿威廉·默西发去一封充满怨毒的信函，控告英国人的执法，要求政府进行报复：

我最热切地请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不仅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还要达到将所有涉及这一暴行的官员全部免职的目的。立即召回这个殖民地的总督约翰·包令爵士，并把查理.B.禧利、W.J.米彻尔（助理巡理府）和查尔斯·梅理（巡捕厅）撤职。

如果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惩罚这些亵渎国际法的无耻狂妄之徒……美国的声望……将成为笑柄，蒙受耻辱。

吉南领事接着以更歇斯底里的语调写道：“一群自称是来自巡理府法院和警察队的暴民的非法行径……中国佬和前来助阵的穆斯林黑鬼……英国官员日甚一日的敌意……英国坏疽……必须迅速加以诊治。”

老年的包令

包令爵士凭借“有节制的感化力”来安抚吉南。吉南随同美国海军进入广州，为自己过剩的精力找到了宣泄渠道。吉南自作主张地在广州城墙上升起美国国旗，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美国并没有参与进攻广州的行动。尽管吉南矢口否认，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博士还是将他免职，这引发了另一场激烈争吵，最终还是美国总统布坎南本人亲自把这位不思悔改的领事免职，事态才算平息下来。(17)

包令也不得不离开了。在他的同胞看来，包令太过激进。1859年5月，在大多数欧洲侨民憎恶目光的注视下，包令起程回国，此后他仍不断收到恶意的书信和无中生有的指控。另一方面，华人“由衷地敬重”这位卸任总督，把包令视为第一位把华人利益放在心上的总督。妻子去世，回国途中船只失事，包令爵士与其他乘客在珊瑚礁上搁浅，回国后包令又生了一场大病，所有这些变故丝毫没有改变他那乐于给人忠告的嗜好。巴麦尊完全原谅了包令，派他前往意大利为维克多·伊曼努尔国王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1872年，在他以80高龄去世前不久，人们还看到包令爵士在埃塞克特郡的家乡小镇对着300名听众发表演说。

九龙半岛

对于香港而言，“亚罗”号战争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好处：九龙半岛。九龙半岛位于维多利亚城北面的中国大陆，面积约为3平方英里。早在1844年7月27日，英国人就开始关注九龙半岛北部海岸。当时，《香港公报》刊载一份政府公告，宣称那里出现了“永久性房屋和建筑”，“倘若中国政府着手拆除这类建筑，英国政府不会进行干涉”。德庇时曾经向耆英表示，这些侵略行为——美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干了这种事——事先并未征得他的批准。入侵者随即被驱逐，“数年之内，九龙半岛上仅有五六个石匠和烧石灰工人租住的毫无价值的小村庄”。威廉·孖沙描述了1859年6月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历历在目。大约是1853年夏天，尖沙嘴开始形成现在的村庄，自那以后，它因为接收偷盗来的赃物而远近闻名。它在最近两年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无疑也有所改变。

航运一直在向这个港口的另一端迁移，在台风季节，这个有伤风化的聚居地往往发展得更快。

1859年九龙半岛

保存至今的阿姆斯特朗大炮

为了进一步证实当地居民声名狼藉的习性和外表，孖沙曾在警察的护卫下到那里巡察了一番。他决定采取一个善意的、同时也是重大的行动：接管这个问题重重的地区。他列举了这么做的理由，“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防止九龙被另一个外国列强或是目无纲纪、不服管制、藐视中国管辖权的非法定居者占领，后一种情形尤其令人担忧”。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几乎就是如此，“一群客家匪帮”使得原有的官府形同虚设。如果占领这个地区，香港港口地区的界限将得到明确，“这个过度拥挤、生活费高居不下的城市”的居民可以“不时换换空气和景色，不必总是面对丘陵地区那种千篇一律的阴郁景致”。(18)

接管九龙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英国海军和陆军从一开始就因为大陆与香港如此接近而忧心忡忡，九龙半岛的任何一座要塞都可以凭借轻型大炮控制香港岛。在2000码的距离上，24磅炮的射击精度相当高，只要在尖沙嘴架起大炮，就能够控制这个新殖民地的大部分海岸线。义律很快觉察到这种危险，提出应当拆除现有的中国炮台，即使这些炮台被一位军事观察员说成是“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铁家伙”，“如果想用这些大炮开火，炮手很可能会被炸死”。(19)士兵在战时放纵不羁，1842年时英军曾暂时占领过九龙地区，1857年战争爆发后，九龙再度被占，这次占领是以相当友善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遭到当地官吏和老百姓的反抗。约翰·包令爵士对军官们在九龙的行动感到不安，便假装自己遭到绑架，以撇清与此事的干系。他回到香港岛的总督府后，及时斥责了这一行动，把这个地区归还给中国。

自那以后，军事技术迅速发展，英国的态度有了变化。随着滑膛炮的发明，火炮的有效射程和威力大大提高。法国人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役中使用了滑膛炮，纽卡斯尔的律师威廉·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新型野战滑膛炮，从此轻型的火炮可以装填更多火药，射程也更远。阿姆斯特朗大炮是后膛装弹，发射速率很高（1860年下水的“勇士”号装备了这种大炮，至今仍能在普茨茅斯看到这些大炮）。其他列强开始觊觎中国，九龙若掌握在相对友好和无能的中国人手中，局势还没有那么糟糕。一旦法国人或俄国人插手，在九龙修筑配备新式大炮的炮台，就足以威慑港口和维多利亚城。英国与俄国刚刚结束耗资巨大的克里木战争，与法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尽管此时英法两国还是盟友。指挥香港驻军的冯·斯托宾齐少将和后来成为“复仇神”号舰长，此时指挥“加尔各答”号的霍尔上校向包令指出了这种危险，劝说包令敦促英国政府至少要获取九龙半岛和距离海岸一英里左右的昂船洲。九龙半岛对于骑兵作战至关重要，斯托宾齐少将担心受到敌方炮兵的威胁，因而特别希望占领昂船洲。远征军到达香港后，再次来华的霍普·克灵顿爵士认为九龙“对于香港港区和维多利亚城的防卫来说不可或缺”，属于“我很想直接占领的地点”。克灵顿勉强承认，“强行夺取这个岬角不完全合法”。(20)

驻华公使额尔金及其兄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赞同军方的看法，两人也都深感忧虑，一方面从内心反对以武力攫取更多的中国领土，又担心这样做会为其他欧洲列强树立恶劣的先例，况且已经达成1858年《天津条约》，眼下正在等待北京批准。卜鲁斯建议在广州单独就九龙问题进行谈判，同时部分或全部免除早先商定的广州赔偿金。约翰·罗素勋爵尤其担心，倘若英法采取联合行动，最终结局却是英国获得领土，法国会因此不满，进而要求获得补偿。

事态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激化，因为巴夏礼找到了解决办法。1859年3月19日，巴夏礼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解决了所有问题，两人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这份建议草案打消了霍普·克灵顿将军的顾虑。巴夏礼叙述了这次会谈的经过：

中午1点钟，我带着上述草案登上高地会晤了克灵顿将军，他完全同意这份文件。我还与他谈及警察等问题，立即使他授权我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队，即使不能给我100人，也要从现在的30人增加到80人。我与两位将军、他们可敬的夫人和全体参谋共进午餐，然后回到办公室。下午去见劳（崇光），口袋里装着我的函件。他同意了整个计划，我甚为快慰，只是身体有些不适。

曾参加两次侵华战争的霍普·克灵顿

第二天，巴夏礼“起草一份租借契约和关于九龙的公告，总而言之是把昨日的安排付诸实施，我很满意，我们渴望得到的租借契约在晚上签署、封缄和交换，我的一份给劳（崇光），劳的一份给我，它解决了九龙问题，直到该半岛彻底割让给我们，我坚信这将是下一步的行动”。(21)

一位清朝高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九龙割让给一位英国领事，代价是500两白银，而此时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卜鲁斯批准了这项协定，虽然并不是十分热切，“这个协议还不完善，但我认为推迟获得一个地区的极其重要的所有权是不明智的”。一位年轻的领事馆官员——巴夏礼时年31岁——以个人名义把一块中国领土据为己有，殖民地大臣纽卡斯尔公爵显然对此甚为不安，“明智的做法是向达成这次租借的巴夏礼先生暗示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于是，罗素勋爵通知巴夏礼，女王陛下“将高兴地获得九龙半岛所有权”，大概在巴夏礼先生认为方便放弃他的所有权的时候。

这个地区的永久割让还需得到中国皇帝的正式批准，卜鲁斯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企图把责任推给其他人。1860年2月19日，在致冯·斯托宾齐的函件中，卜鲁斯模棱两可地写道：

女王陛下的政府已经表明希望割让这一部分九龙半岛，它对于这个港口的安全和在居民中维持秩序来说必不可少……我无法就中国人把它让与我们的可能性提出看法，实施占领将是有益的举措……阁下必将认为这种措施是明智的，您将看到，我认为这个举措不会遇到政治上的反对。

僧格林沁是蒙古人，袭封科尔沁郡王。

3月6日，卜鲁斯致函包令的继任者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我想向您，与此事关系最密切的人，申明我从外交角度对该问题的看法，其余的由您来决定……我无须表明，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就有重大的政治理由反对讨论领土获得问题。”

巴夏礼再次让问题迎刃而解，不过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而且是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巴夏礼会讲汉语，又有18年与中国人办交涉的经验，因此成为1860年8月陪伴额尔金勋爵第二次北上的当然人选。在谈判过程中，满族将军僧格林沁抓获了巴夏礼和额尔金的部分随行人员，其中包括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和《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罗亨利和巴夏礼受了几天虐待后获释，僧格林沁刚刚放了他们，就收到了皇帝发来的下令将他们立即处死的命令。其他随行人员，包括包尔比和人数不多的护卫队，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22)这个事件立即导致谈判中断。中国人要么接受英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不然就有可能遭受必将导致王朝崩溃的毁灭性打击。囚禁俘虏的圆明园遭到洗劫和毁灭，额尔金经过反复考虑，认定它是适合的报复对象。在额尔金看来，火烧圆明园不像洗劫北京那样严厉，却足以构成严重的警告。彻底割让九龙成为英法联军所提各项要求中微不足道的一项，立即获得了中国朝廷的认可。

英国吞并九龙半岛的条款

英军进驻九龙半岛

英国新近获得的这个地区前途未卜，不论是民用还是用于军事目的。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他曾协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展提高军队护理水平的运动——提醒克灵顿将军“密切留意九龙。香港民众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获得该地区的所有好处全都应该留给他们。我已经向殖民地部强调，前往香港或其他地方的英国商人，必须为他们的货物承担风险。已派出士兵前去保护商人……政府的职责在于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卫生和舒适条件”。(23)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代表殖民地居民宣称占据九龙半岛是他们提出来的，而《北京条约》明确宣布“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双方争论的结果是将军赢了总督，欧德理博士对此愤愤不平，殖民地居民“不容置疑的理由……仅仅因为帝国政府的一道命令就被弃之不顾。为了帝国的军事利益，无情地牺牲了这个殖民地的需求、繁荣和发展”。(24)一段时间里，九龙只是维多利亚城一个有用的附属地，只有一些码头、仓库和用作军事设施的避暑别墅。

《天津条约》签署后，香港进入了地位不明朗的时期。除原有5个通商口岸外又增加了新口岸，中国沿海对国际贸易开放的城市北达满洲里，扬子江也已开放，虽然要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才开始修建各种设施。广州入城问题再次得到解决，不过开始时双方争论得更加激烈。沙面岛建立起新的国际居留地，它比过去的居留地大得多，靠近以往的商馆区。英国驻华公使进驻北京，香港不再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惟一中心，香港总督也变成一位殖民地官员，归白厅的一个部门殖民地部直接管辖。即使在殖民地部，新兴力量也正在崛起。

殖民地部

自17世纪初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以来，英国相继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最初的北美殖民地，英国王室获得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量领地。1843年，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同时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还有新加坡、马六甲、威尔士王子岛、纳闽岛、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锡兰、开普殖民地、赞比亚、塞拉里昂、圣赫勒拿岛、福克兰群岛、亚丁、众多加勒比海属地、直布罗陀和黑尔戈兰群岛。在澳洲，早先的流放居留地逐渐演化为适度授权的殖民地新西兰以及稍后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印度从未被看成是殖民属地，印度事务分别由监督委员会和印度事务部负责处理）。

当时，通信联络取决于最快的帆船（在这个时期，帆船大多比蒸汽船速度快）传递函件，根本不可能对广泛而分散的众多属地实行集中管理。唐宁街13、14号（殖民地部不舒适的办公楼）明智地没有推行集中管理，有关决策大多出自殖民地总督。殖民地部始终习惯由在现场的人解决问题。电报、电话、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得这种做法不再那么绝对必要，殖民地部仍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这种惯例。

殖民地部常任官员的政治主人既没有提供多少帮助，也很少插手干涉。殖民地大臣（1854年前还兼任陆军大臣，虽然这两个部门的性质南辕北辙）从来不是什么美差。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辉格党人一度想撤销殖民地部，把殖民地部与内政部合并。一些能干的年轻人往往把殖民地部当作谋取前程的跳板，这个部门的首脑多是一些二流角色，很少有人在这个部门长期任职（1855年，殖民地大臣一职四度易人）。“亚罗”号事件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除军事改革家爱德华·卡德威尔（1864—1866年任职）之外，占据这个职位的人虽然都是体面的绅士，却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纽卡斯尔公爵、卡纳丰伯爵（绰号“叽叽喳喳者”）、格兰维尔勋爵和金伯利勋爵等人先后出任殖民地大臣，这些人当中只有金伯利勋爵认真对待殖民地事务。除非情非得已，这些人全都对香港毫无兴趣。下院则把殖民地事务视为彻头彻尾的琐事，只是偶尔举行相关辩论，还经常凑不足法定人数。

詹姆斯·斯蒂芬

亨利·泰勒

与殖民地大臣的情况相反，不论当时还是之后30年里，殖民地部的高级文官全都是十分优秀的人才，他们长时间从事本职工作，足以保证殖民地政策的形成和延续。这种传统的开创者是詹姆斯·斯蒂芬。1836到1847年，斯蒂芬爵士一直担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他是个学识渊博（日后成为牛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座教授）、尽职尽责的福音派新教徒。凭借个人素质和出众的工作能力，斯蒂芬组建起联络渠道畅通的体制，明确了殖民地部各个岗位的职权范围。斯蒂芬在巨大精神压力下退休之后，殖民地部不得不设立3个职位来应付本来由他独立完成的工作：赫尔曼·梅里韦尔担任常任次官，无所不在的义律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弗雷德里克·埃利奥特出任助理次官，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爵士（日后的布拉赫福德勋爵）担任法律顾问。这三人个个才干超群。梅里韦尔是当时惟一能够在知识的广博程度上与麦考莱相媲美的人，23岁就成为牛津大学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后来又当上了政治经济学教授。1860年接替梅里韦尔的罗杰斯一直是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殖民地大臣如走马灯一般频繁易人，掌握实权的始终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尖酸地评论道：“在过去整整15年里，各个殖民地实际上是由一个名叫罗杰斯的人统治的。”(25)

1872年，罗杰斯退休，常任次官的职位轮到1836年以来的三巨头中硕果仅存的那个人。殖民地部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世家风范”，这种独特风格或许可以定义为自由主义的倾向，即强烈主张维持法治，对所管辖的臣属民族尽心尽责，不愿再增加新的臣属民族。殖民地部的低级职员往往同样出色，事实上资深职员是地位很高的文官，如今一般称为“副次官”。亨利·泰勒爵士是文学大家，詹姆斯·斯佩丁也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们两人都是丁尼生的朋友。实际上，斯蒂芬退休后，斯佩丁曾被提名接任常任次官，他拒绝了，宁愿去编辑弗兰西斯·培根纪念全集。殖民地部官员的选拔是由著名人士推荐，几乎全都来自中上阶层，一般是乡绅而非贵族，更喜欢外交部里不那么严肃的氛围。

麦考莱

赫科莱斯·罗便臣

罗便臣离开锡兰

麦考莱勋爵首倡的体制变革已蔚然成风。1854年，他提议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东印度公司职员。麦考莱体制与中国官僚体制的选拔标准没有什么不同，“运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诗作赋的技巧，确实与培养法官、金融家或外交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倘若一个年轻人能够把身边那些最具才干、最有雄心的青年想尽力做好的事情做得十全十美，一般来说就足以证明其才华出众”。(26)（麦考莱承认，就“运用古代语言赋诗的艺术”而言，苏格兰人的“教养异常贫乏”，因此必须在普通科目上胜人一筹。）1853年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把麦考莱的想法加以具体化，该报告建议设立文官委员会，监督官员选拔工作。1855年，这项建议付诸实施，1873年推广到外交部。实际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扩大应聘者的选拔面，一个世纪之后，应聘者仍是来自非常相似的背景，虽然政府千方百计拓宽选拔对象的来源渠道。不过，这种制度确实从总体上消除了官僚机构的无能状况，也进一步加深了成功者所特有的自鸣得意的优越感。

1859年9月，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接替包令出任香港总督。罗便臣的一大成就在于，依照包令早先提出的思路，建立了招募和培训未来香港管理者的制度。罗便臣只是为了应急才实施这一计划，因为罗便臣到达香港时，政府中只有4个人懂广东话，4人中只有一人，一位法院译员，稍微懂一点中文。1862年，香港首次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学生”，这些人很快就脱颖而出。两年之内，塞西尔·克莱蒙蒂·史密斯就当上了华民政务司，负责华人事务。从那时起，香港政府无需再依靠由当地人和那些招募来香港的英国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开始配备职业化的官员。这些官员创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虽然他们与白厅高官之间依然有巨大的鸿沟。官学生大多来自正派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就读于“二流公立学校，或不出名的私立学校”，他们当中将近一半人毕业于地方大学，而此时进入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多是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27)

不过，殖民地部有时仍不得不沿袭过去的选拔方法，而香港政府官员的素质虽有所提升，却依然鱼龙混杂。罗便臣本人无须参加任何竞争性考试。罗便臣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盎格鲁－爱尔兰家族：西密特郡罗斯米德的罗便臣家族。这位新总督的父亲、海军上将赫科莱斯曾与柯林武德共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为了讨好这位依然健在的特拉法加尔战役的胜利者，他常常爱抚柯林武德的那条名叫“庞斯”的狗。老罗便臣的兄弟布莱恩在纽芬兰当过50年法官。海军上将的几个儿子中有两位当上了殖民地总督：威廉是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总督，他还是个著名作家；小赫科莱斯是新南威尔士、锡兰、南非总督和香港总督。小赫科莱斯·罗便臣先是在军队服役（1843年，罗便臣19岁时进入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服役，3年后退伍），后进入爱尔兰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济贫法》的实施和赈灾事务。之后，他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蒙特塞拉特和圣基茨岛总督。罗便臣出任香港总督时年仅35岁，但已具备长期的殖民地工作经历。他退休之后，又于1895年复出，担任从前在开普敦担任过的职务，因为那里的局势陷入了僵局。罗便臣是个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妻子年轻漂亮，二人“展现出健康的社交形象”。晚年在新南威尔士时，罗便臣自命为“德比和圣里格殖民地的获得者”。这种快活的言行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罗便臣“冷酷、精于算计，不讲亲情，不分好恶，最大的兴趣就是明哲保身”。约瑟夫·张伯伦对罗便臣在南非的表现颇有微词：“我希望他偶尔也能露一露峥嵘。”

经历过包令任职期间的动荡之后，香港需要有个性格温和的人掌管。在任职的最初数年中，罗便臣花了很大力气来消除以往刺激性事件的影响。罗便臣到香港将近两年之后，于1861年12月16日向殖民地大臣纽卡斯尔公爵提交了“文职部门滥用职权调查备忘录”，希望以此了结高和尔一案，稳定香港的政治生活。罗便臣的调查判定高和尔涉嫌“与海盗王麻子长期密切往来”，建议解除高和尔公职。1862年4月10日，纽卡斯尔公爵批准了这个提议，之后纽卡斯尔公爵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安士迪保持沉默，“这次迟来的……偏颇的、不完整的、片面的调查”（1862年6月4日安士迪在一封信中以他特有的措辞写道）至少证实了安士迪提出的一项指控。

像高和尔一样，与动荡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也逐渐退出舞台。1852年，律劳卑使团的幸存者亚历山大·参逊离开香港；1859年，威廉·坚和约翰·休姆退休；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官员中，只有愤愤不平的孖沙依然在任。新任命的都是较为稳妥之人，正直而胜任。其中的朱利安·庞斯富特在此后10年中一直担任律政司，更算得上是个著名人物。官员的薪水标准确定下来，从总督的5000英镑到按察司的2500英镑不等，各部门负责人为1000英镑左右。部门负责人中还包括邮政司，因为香港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邮政系统。香港逐步脱离伦敦控制的另一个标志是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与其他新兴殖民地一样，香港的货币单位没有采纳英镑体系，而是中国传统的“元”。1862年，殖民地的账目以元计算。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创建于罗便臣任内，虽然这家银行与罗便臣本人没有多大关系。汇丰银行之于香港，相当于英格兰银行之于伦敦。在香港，汇丰银行始终被当作“银行”的代名词。汇丰银行在很短时间里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并且始终是一家重要的国际银行，对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8)创建汇丰银行的荣誉应归于大英火轮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苏石兰。苏石兰干练过人，白手起家，年仅28岁就被任命为大英火轮公司驻中国和日本代理行的负责人，还当上了香港立法局议员。1862年，在印度的F.W.肯德尔——日后在苏石兰任大英火轮

苏石兰

公司董事长时担任公司总经理——写道：“苏石兰终于熬过来了。我想，他回国时相当失意，如今威风八面地卷土重来，将成为香港的大班。苏石兰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聪明、更开通、更敏锐。他完全融入了上流社会……是个彻头彻尾的生意人，没有过多的苏格兰人习气。”(29)

1864年7月，苏石兰打听到孟买银行家正筹划开办一家“中国银行”，打算把这家银行办成一家主要的印资银行，赚取对华贸易的利润。苏石兰获知筹划者正在寻找在中国海岸开展业务的合法公司，便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组建了一家合适的商号。5天之内，他就准备好招股说明书，还争取到颠地洋行的支持，由颠地洋行发布招股说明书。鉴于颠地与怡和两大洋行的关系，他这样做显然是把怡和洋行排除在外。由于马地臣爵士6年来一直担任大英火轮公司董事会主席，这种做法势必在日后带来无穷的烦恼。颠地洋行的弗朗西斯·崇利牵头的临时委员会分派了股权：香港和上海商人认购8000股，2000股归印度商人，另外2000股给了日本、马尼拉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委员会不允许任何持股人拥有超过总股本2﹒5%的股份，确保了公司股票持有的广泛性。最终，苏石兰筹集了250万元股本，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金额。

几乎与“香港与上海银行”(30)同时，加尔各答筹资开办了印度国民银行，两家银行有着颇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印度国民银行有着与汇丰银行相同的目的，即让本地投资者能够从自己经营的银行业获利，也同样成功地募集了一笔巨额资本：500万卢比，约合50万英镑。印度国民银行很快就把伦敦作为基地，而汇丰银行始终是一家香港的注册银行，虽然该殖民地以外的人士拥有这家银行的大量股份。另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印度国民银行自成立之日起就拥有印度裔董事，此后一直延续了这个惯例，直到1984年这家银行被澳新银行兼并；汇丰银行选举首位华人进入董事局则花了一百年时间。(31)

苏石兰利用了商人们的积极性，正如招股说明书——事实上它不过是对预期利润的一个初步说明——的开场白所表明的：“在本殖民地创办一家本地银行，并在中国最重要的地点设立分行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招股说明书以乐观的口吻抨击竞争，规定了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会让今日的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部门震惊不已，在当时却完全兑现了：

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仅仅是总部设在英国或印度的公司的分支机构……难以令人满意地为本地贸易提供比以往年代更广泛和多样的服务。“香港与上海银行”将弥补这个缺陷……预计该公司有充分的理由取得成功……银行将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开展业务。

怡和洋行当然不会支持有颠地洋行参与的项目，他们竭力在立法局施加影响，试图挫败竞争对手。但是，苏石兰和崇利都是立法局议员，开设银行所需的条例仍在立法局得以通过。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开张营业。

早期汇丰银行大楼

事后看来，汇丰银行似乎生不逢时。不到一年时间，伦敦一家期票贴现银行“奥佛兰与古内银行”倒闭，把整个英国金融界搅得天翻地覆。这家银行的破产引发了挤兑狂潮，多家公司连锁倒闭。在中国，怡和洋行靠拍卖大量资产再反租回来的办法勉强渡过难关，颠地洋行却不得不关门大吉，两家大行商并存的局面就此告终。(32)颠地洋行在香港的位置以及约定俗成地分配给他们的立法局席位转给了另一家最早的广州行商“仁记洋行”。但是，英国商号对于华人社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颠地洋行倒闭后的15年之内，只有怡和洋行始终位列香港18家最大纳税户之列，其余17家均为华人商号。

怡和洋行凭借所属轮船的速度优势，至少设法从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撤回了存款，其中一艘船甚至比从加尔各答带回消息的蒸汽邮船速度还快，“我们船上明轮翼的轰鸣声和蒸汽管道的嘶嘶声……让我觉得所有的轴承都要融化了”。怡和洋行赢得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设法提空了账户，兑现了全部未付期票，抢在其他香港人得知消息之前挽回了“整整一船的硬币，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金币”。(33)老对手颠地洋行退出舞台之后，怡和洋行顶替了他们在汇丰银行里的位置，从此在银行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在这段危机频仍的时期，香港的银行数量从10家减少到4家。汇丰银行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恰恰是因为它正处于草创时期。历史悠久的银行建立起资产负债表和贷款账目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带来良好的收益，当时由政府债券无条件担保的贷款，利息可高达14%。但是，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损耗了应付挤兑必备的即兑资产。新银行的业务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流动资产。不但汇丰银行得以幸免，印度国民银行也幸存下来，而印度的老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这个颇富戏剧性的事例表明了新来者的优势。

危机过后，汇丰银行面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银行董事会迅速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10年之内，除了中国的分行之外，汇丰银行还在日本、印度、西贡、马尼拉、旧金山开设了分行或代办处。对手的竞争始终没有给汇丰银行造成多大威胁。1884年，东方最大的英资银行丽如银行倒闭。1869到1880年间，印度国民银行试图打入香港，也以亏损和互相埋怨而告终。1872年，汇丰银行成为香港政府的指定银行。总督理查德·麦当奴爵士致函白金汉公爵：“我很快就与汇丰银行达成了协议……行政局坚持认为应当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与汇丰银行达成更有利的条件，该银行实力雄厚，在商界信誉卓著，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34)两年后，北京公使馆的业务也委托给汇丰银行。从此，汇丰银行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第一大银行，同时也是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的一大财富。

非法游戏

轮盘赌

滚木球

香港的番摊赌馆

香港不再是英中关系的中心，殖民地当局转而忙于处理内部事务。白厅文官与香港政府在香港内政问题上常常发生意见分歧，前者总是认为他们的政治主人随时会引爆某些被忽视的殖民地问题。殖民地问题很少在英国引发争端，更不会引起辩论。但是，香港有一些特别令人尴尬的问题，卖淫、贩卖奴隶、鞭刑，尤其是引人侧目的赌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闻界也总是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在上述问题中，赌博首先惹了麻烦。英国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限制赌博。(35)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双陆棋、弹子戏、台球、赛艇、滚木球、摔跤、惠斯特等消遣才是许可的。其他一些游戏，如骰子戏、法罗牌、轮盘赌，完全是非法的。拳击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有钱人在怀特俱乐部或塔特萨尔俱乐部等私人俱乐部里下注，想下多大赌注就下多大。穷人却不得不经常光顾非法赌场，或是同样非法地在街头巷尾下赌注。实际上，穷人被禁止参与赌博。起初，这些法规是为了阻止“狡诈之徒”诱惑诚实的人“接触桌球、网球、骰子、纸牌、滚木球、撞球、掷木游戏”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法游戏，“因为射箭术大大衰微了……失去工作的潜水夫、制弓匠、制箭匠前往苏格兰定居”。这些法规宣称，要想使“技师、手艺人、农夫、海员、渔夫、舟子或其他佣人远离”赌博，“除非是在他们主人的房子里过圣诞节”。(36)到维多利亚时代中叶，虽然射箭术的衰微早已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基于等级划分的立法却依然适用于这一时期急欲抵御下层社会诱惑的英国人。问题是，这项立法在香港根本行不通。

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华人热衷赌博却是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与儒家世界观密切相关，儒家强调赢得神明宠幸的重要性，这个民族的生活从不同层面体现出对幸运的渴求，从皇帝亲自到天坛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到苦力赌番摊（数一堆胡椒的粒数）。不论是赛马还是藏豆子游戏，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下注的对象，虽然中华帝国正式宣布赌博为非法，赌博却始终十分盛行。务实的包令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贯彻不下去的法律难以见效，建议仿效葡萄牙殖民当局不久前在澳门成功推行的办法，把赌博合法化，同时实行严密监督。包令的建议如石沉大海，老派的辉格党人依旧沉溺于玩法十分复杂的福克赛特牌，在牌桌上发大财或者输个精光。但是，辉格党正在演变成由极其可敬的格拉斯敦领导的不从国教派的自由党，不可能赞同赌博合法化，哪怕是在香港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

直到1867年，理查德·麦当奴爵士主动采取行动，局势才有所改观。麦当奴爵士没有什么顾忌，行事很少畏首畏尾。与各位前任不同，麦当奴出任香港总督时，已临近其漫长的殖民地生涯的尾声，香港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任职地。此前，他曾担任赞比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南澳大利亚的总督，还获得了骑士封号，所以没有理由害怕与白厅发生争执。麦当奴天性专断，喜爱冒险——他曾在澳大利亚从事开拓探险——不能容忍懒散和欺骗。他对殖民地部大人物说话的习惯口吻在殖民地总督中是不多见的，这一点尤其令文雅而贵族化的格兰维尔伯爵恼怒不已。麦当奴还直接插手外交和领事部门，阿礼国愤愤不平地数落麦当奴“粗野傲慢、行事草率、不知礼仪”。麦当奴身为资深律师，曾任殖民地按察司，深谙法律。他在西非的经历，包括数次参加战斗，则表明他性喜冒险。他的公文生动、锐利，时常向殖民地部提出有争议的问题。

麦当奴

像所有类似性格的人一样，麦当奴事必躬亲、乃至独断专行地管理香港，既不倚重自己的属下，也不把公众舆论当回事。不论他的做法正确与否，麦当奴用前任总督不曾有过的方式把这个殖民地的华人与欧洲人重新团结成一个整体。为期4个月的调查结束后，他采取一系列有力行动，范围涉及税收、行业登记、敉平海盗以及刑事审判制度。在推行这些举措的过程中，麦当奴时常遭到强烈反对。麦当奴的革新举措中，争议最大的是发放赌场许可证。在香港，赌博习惯难以抑制，禁令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造成贪污蔓延。警察薪水低廉、缺乏训练，向非法赌场的老板索取巨额金钱。即便采取极端措施，用不那么容易受贿的苏格兰巡警来代替英国人，仍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麦当奴爵士游说不情愿的殖民地部采取发放许可证这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麦当奴很幸运，当时的殖民地大臣卡纳丰勋爵年轻而开明（他甚至支持妇女选举权），还拥有上院议席，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卡纳丰乐于做出有可能不得人心的决定，而那些囿于前例的继任者往往不愿轻易改变传统的政策。

1867年9月，香港11家公开赌场开业，激起传教士的强烈反对。之后，倾向改革的伦敦“社会科学协会”也予以抨击，他们极力讽刺香港“地方当局自作主张地通过一项条例”，这项条例“使英国国内外的声望蒙受……巨大耻辱”。麦当奴反驳了协会的抨击，想必他内心格外苦涩，因为他本人就是该协会的成员。麦当奴表示，不知该协会从何处得知中国业已“彻底禁绝”赌博这一非常奇特的消息，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要想在短时间内禁绝赌博，只有采用中国曾经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赌场夷为平地，拷打赌场老板，实际上本政府从未诉诸这些手段”。(37)

香港曾经尝试运用法律手段来禁赌，对参与赌博者施以英国司法所许可的态度暧昧的处罚，结果只是导致贪污和犯罪增加。麦当奴爵士不愿像委员会无意中建议的那样一如既往地利用这种借口，他还语带夸张地询问委员会成员，是否宁愿要那种“哗众取宠的立法，这种立法就像乏味的演说者为了赢得掌声而文过饰非，却不可能赢得真诚人士的认可，这些人士完全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他们的职责充满责任感”。

可以说，麦当奴爵士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占得上风，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因素，即从前的害群之马：高和尔。

麦当奴发放赌场许可证的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乃至那些正在大发其财的赌场老板纷纷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总督不是希望禁止外国人进入赌场吗？好办，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赌场，尽管这样将损失一些利润。总督不是想把那些可疑分子和出名的恶棍抓起来吗？好，这些家伙很快被抓起来，数量还相当可观。治安好转靠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成问题但又十分得力的高和尔。高和尔如今受雇于那些有执照的赌场老板，协助赌场老板避免触犯法律，薪水每年2万英镑，几乎与总督本人的年薪一样高。高和尔颇为得力，一个月之内（1869年1月15日到2月14日），经过鉴别需要抓捕的24名“非法赌徒和危险分子”中，有21人被“高和尔先生的侦探”抓进了监狱。麦当奴意识到高和尔的价值，他致函格兰维尔勋爵（他继卡纳丰勋爵和白金汉公爵之后出任殖民地大臣，麦当奴任职期间先后与4位殖民地大臣打交道）：

高和尔先生在华人社会的口碑很好，对他们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力，我认为他完全配得上这种影响力。此外，从立法局热切表达的赞许可以大致看出他目前在外国人社会中的地位。1866年8月15日，（立法局）公开赞扬他，完全认可他以前和近年来的所作所为。

朱利安·庞斯富特

但是，麦当奴爵士没有意识到，维多利亚时代强大的道德浪潮足以席卷一切。英国国内政客难以启齿的是，赌场经营者上缴香港财政的牌照费之多，已经达到令人尴尬的程度。白厅担心被人指控利用“邪恶的利润”来弥补殖民地的财政缺口，因此不肯批准公开使用这笔收入，只用它来支付一两项特定的治安开支。白厅官员的这种态度得到斯马莱爵士的支持。斯马莱是这个殖民地的正按察司，正在发动一场要求废除赌场许可证制度的狂热运动。1870年，麦当奴离开香港度假，斯马莱着手联络香港辅政司和署理总督威菲路将军，他宣称：“在这个殖民地赌博的不良影响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迄今为止从未充分认识到……赌博的可怕后果……警察的可信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对于麦当奴来说幸运的是，当时香港的律政司是那位非凡的朱利安·庞斯富特，他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首任驻美大使，还协助创立了海牙国际法庭。庞斯富特用最直言不讳的语言猛烈抨击斯马莱：

我无法认可他（斯马莱）所举事实的准确性，他竭力把这些事实作为反对这种体制的基础……相反，我坚持认为，由于实行了赌场许可证制度，犯罪大幅度减少……总之，我冒昧地表达一个愿望，正按察司不要再从法官的角度攻击政府的这项政策，无疑，他（这么做）等于是鼓励……每一种与发放赌场许可证制度有关的谎言，这些谎言将给这个殖民地带来耻辱。(38)

就连如此直率的反驳也不足以在殖民地部扭转局面。香港商人——他们可以悠闲自在地在俱乐部赌博——站在斯马莱一边，许可证制度最终取缔。欧德理当时在香港，他在事件尘埃落定后的1895年写道：“取缔赌场没有收到任何积极成效。自那以后，赌博和警界腐败依然肆无忌惮。这个问题完全被政府忽视，依然有待一位行家里手来解决。”(39)

香港警察标志上保留下来的香港徽章

围绕香港徽章的争论，集中反映出麦当奴爵士对待白厅上司的轻慢态度。香港徽章奇特的图案是在1842年时匆匆拼凑而成，图案描绘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海滩上交易，边上有一堆茶叶箱，背景有一个海岛，若不去深究，这个岛大概就是香港岛。1869年，这一图案成为这个殖民地新旗帜上的徽记。麦当奴很不喜欢这种图案，7月3日，他愤愤不平地致函格兰维尔勋爵：“（徽章）图案像是瓦平的一个油画颜料商为了区区3英镑拼凑出来的。”麦当奴提出“应该代之以一位身着晚礼服的绅士在九龙海滨——对于这种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所——购买茶叶的图案……著名的大不列颠和英国雄师的图像”。

殖民地总督不是非得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吻对列位伯爵和内阁大臣说话的，恰巧徽章真的是瓦平一家体面的油漆供应商汤姆森公司设计的，这样一来，麦当奴的信函越发令人不快。结果不难想见，徽章图案依然如故。许多年之后，博学的总督金文泰再次试图更改徽章图案。他在1926年建议徽章应该加上一些头戴王冠的华人形象。这个建议遭到立法局否决，立法局议员、怡和洋行的C.H.罗斯评论说：“这个殖民地能够告诉你（徽章上）那些人物是谁的欧洲人”不会超过10个。金文泰非常愤怒，尖刻地挖苦说：“这个社会终于凭借自学达到了瓦平的美术水准。”虽然人们很不满意，徽章图案始终如一，直到1958年，总督柏立基爵士要求设计一款新图案，徽章才有一些细小改动。香港警察依然坚持保留老图案，这种徽章至今仍喷涂在香港警察“陆虎”巡逻车的两侧。(40)

麦当奴极为内行地从事缉捕海盗的斗争，外交部和海军部并不支持他，这两个部门都不愿意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这个殖民地海域之外采取行动。总督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武装了两艘帆船（他把其中一艘命名为“荒谬”号），让九龙巡理府上船，从而使这种做法带有某种合法性。虽然没有得到白厅的支持，麦当奴如法炮制之后，海盗从此不再猖獗。

亲王来访

香港的戏剧演出

对华战争提升了香港社会的地位，刺激了贸易发展，讨人喜欢的军官们暂时加入到这个社会之中，为远征军服务的后勤部门也建立起来。包令、罗便臣和他们的妻子热情好客、款待殷勤，英国国内也开始出现适度夸奖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报道。一位伦敦剧团经理阿尔伯特·史密斯——19世纪50年代，他在伦敦皮卡迪里路埃及大厅的表演非常成功——决定创作中国题材的节目，为此在1857年开始了一趟收集素材的旅行。史密斯属于人们通常称作“怪人”的那类人，他是医生、最典型的波希米亚人、加里克俱乐部的显赫人物。狄更斯和萨克雷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史密斯与前者是密友，与后者闹翻了。据说，正是他鼓励狄更斯着手创作了那些大受欢迎的公众读物。不过，史密斯本人的职业就不那么严肃了，他与一些华人女子表演的二重唱大获成功，他在表演中“化妆成老年妇女，像我在巴登博览会的舞台上常常表演的那样”。香港社交生活单调乏味，人们把史密斯的到访视为受欢迎的变化。炮兵上尉特威斯负责照顾史密斯，他带史密斯去了“一家美国酒吧，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些上好的草莓饼”。约翰·颠地邀请史密斯赴宴，这顿饭是“我曾经吃过的最好的晚餐之一，不论是与伦敦还是巴黎的餐馆相比”，晚餐是由颠地的法国厨师烹制。席间的话题总不外是赛马、赌博和赛艇。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是，“许多人乘马车进进出出，一些美国佬坐四轮轻便马车；黑人马夫牵着查顿先生的一群赛马出来遛马”。

斯托宾齐

温文尔雅的约翰·包令爵士博学地谈论他建立的植物园里的树木和植物。史密斯在总督府与包令爵士、冯·斯托宾齐将军和查尔斯·查顿友好地共进晚餐，“我们拿包令爵士的一些日本葡萄酒大开玩笑，这种酒实在难以下咽”。这位皮卡迪里的表演者收到了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叶名琛的裘皮大衣和他凌迟处死囚犯时用的十字架，以及颠地洋行的钱纳利绘制的素描）。尽管受到真诚款待，史密斯仍然觉得香港平淡乏味。犯罪依旧司空见惯，只是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戏剧性。史密斯钱包失窃，他发现一位朋友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木棍，还养了条“凶猛的狗”。这里的英国人对华人所知甚少，而且似乎不愿意接近华人，英国人“很少提及当地多数居民的习俗，即公众必定会关注的那些细小的显著特征”。英国人彼此之间倒是了如指掌，“香港社交界有一个独特特点，人人都猛烈攻击其他人，都在我面前把其他人说得一无是处”。在经历过皮卡迪里刺激生活的史密斯看来，殖民地生活令人生厌：

大宅邸里年轻人时间观念很差。品茶被视为消遣，它算不上智者的有益活动。我从未见过哪个年轻职员手里拿着书，他们在阳台上虚掷光阴，要么就躺在长竹榻上打发时间；抽烟很凶；在俱乐部玩台球，俱乐部里台球的声音从一大早开始就无休无止；他们得空也浏览一下本地报纸。这些报刊通常充斥着最乏味、最无足轻重的本地小争论，安士迪先生、布烈治先生、约翰·包令爵士以及高和尔先生不时受到这些报纸的攻击，这让来访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很想知道这些小风波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41)

1856至1859年间，阿尔弗雷德·韦瑟黑德曾在香港担任政府职员，他的看法与史密斯的观点大同小异，虽然他略微为殖民地社会辩护的立场会影响其看法的准确性：

香港没有多少社交性娱乐。这里没有文学、科学研究机构和互济会等组织。这里有皇家亚洲协会的分会，更让人痛苦的是它只面向严格限制的少数人。这里倒是有一座图书馆和阅览室，靠每月两元的高额会费维持，会员可以在那里下棋、演奏乐曲、举办演讲会和晚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上课。但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最重要的场所，这类活动使不同圈子的人彼此相识，指责是很不妥当、令人不快的……在俱乐部这个特选者的乐园和殖民地绅士的会所，他们非常喜欢打台球。(42)

1868年香港跑马场

香港下层社会的生活要有趣得多。1850年，第59（东兰开夏）步兵团的詹姆斯·波德尔中士到香港服役。最初，他发现这里的情况令人吃惊：士兵们每天身穿全套制服和皮制硬颈带操练数个小时；患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上校逃回英国，由于找不到接替的人选，最后把H.H.格雷厄姆少校提拔为团长。到此时，情况已经好转，板球、足球、拳击和九柱戏取代了过量操练，怡和洋行为士兵提供了一些制作精良的摇桨小艇。波德尔担任卫戍部队戏剧表演的舞台监督，还受到其他参与表演者的款待，“在炎热天气里……他们把麦芽酒、杜松子酒放在篮子里，吊入井中冰镇。这些饮料变得非常柔和，口感很好”。另一位有益的朋友是颠地的马夫，他是和两匹赛马一道从英国来的，他带领波德尔参观了赛马场，“你在赛马场一天见到的华裔贵妇，比在香港维多利亚城5年之内见到的还要多”，虽然那里“华裔妇女的名声不好的宅邸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多”。

1868年的怡和洋行

阿尔弗雷德亲王

缉捕海盗也是件趣事。皇家海军“雷纳尔”号抓获的海盗尤其多，因为它可以调低桅杆和烟囱，船上的排气后燃器可以减少烟雾，从而能够悄悄地沿江而上，不被海盗发现。波德尔“看到海盗被抓起来，彼此用辫子系在一起，后来被处决，排成3行，每行3人”。一位年轻女士的魅力诱使波德尔脱离了军旅生涯，他对这位女士“用情书大献殷勤”，1854年10月，他与萨拉·麦金莱结婚，团部乐队参加了婚礼，大家全都很开心。(43)

1869年10月31日，香港迎来了首位王室客人，阿尔弗雷德亲王、爱丁堡公爵指挥皇家海军蒸汽动力快速战舰“迦勒底”号抵达香港。“艾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备受众人的喜爱。他有“非常坦诚友善的气质”，与其兄长的任性脾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幸运地获准加入皇家海军，而威尔士亲王无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职业。1869年，年仅25岁的艾菲已经遭到过一名爱尔兰恐怖分子的枪击（他幸免于难），并在公民投票中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希腊国王（他拒绝了）。公爵一到香港就表现出取悦于人的才华，他发现自己从前的指挥官亨利·科普尔——就是苏谋斯事件中的那位上校，如今已是海军少将——恰好将在他正式抵达前离开这个殖民地。艾菲马上安排手下的军官代替海军少将座艇上的水手，把科普尔从码头送上军舰，公爵亲自为科普尔系缆绳。

为公爵安排的娱乐表明香港在成为一个体面的殖民地方面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常见的舞会、焰火和宴会外，艾菲观看了业余剧团演出（约克先生还送给他一部莎士比亚选集）和德国唱诗班的演唱，两次活动都安排在新落成的香港大会堂（用煤气灯照明）。艾菲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音乐会（他是个不错的小提琴手），观看了一出华人戏剧，打了板球（板球俱乐部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和滚木球（在东方滚木球场），还为一座天主教堂奠基。公爵把剩下的时间用来平息3年前的一场争执，当时沃奇尔先生与托姆塞特上校为座次安排闹翻了。谁有资格坐教堂6号小包间的问题最后不得不提交白厅裁决，“虽然这个所谓的6号小包间离布道坛的距离比原先的6号包间近2英尺6英寸”。白厅决定支持上校，因为“教区居民有权要求按照职位和地位高低排定座次”。1860年，香港俱乐部的新会所投入使用，“会所的内部布置十分雅致，为建筑师（S.斯特罗恩先生）带来了很高荣誉”。俱乐部章程规定海军军官不得入内，如今这项规定对“迦勒底”号军官大概不再有效。共济会香港分会肯定不会遇到类似的窘境，因为总督本人就是分会成员。(44)

公爵的访问日程中，至少有一天时间专门由华人负责接待，这表明香港的华人居民事实上已经开始得到承认，虽然这种承认与华人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麦当奴收到的指示是出自权威的自由党改革家爱德华·卡德威尔，指令要求未经白厅批准，香港不得通过任何立法，因为“那里的非洲裔或亚裔会面临……欧洲人或其后裔所没有的不利条件”。麦当奴没有因为这道指令而停止采取那些让许多华人愤怒不已的行动，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为解决问题不惜开罪所有人，而不是出自对华人社会的偏见。事实上，华人社会很快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和融合。(45)

1870年香港的华人商号

伍廷芳

1880年的文武庙

太平天国起义给香港带来了一个好处，即相当数量“体面的”中国人首次涌入香港，他们为逃避大陆上持续不断的动乱，被迫抛弃安定和富裕的生活前来香港。与早期成群结队来香港的苦力不同，这些人是带着家眷一起来的。理雅各认为这是“香港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当广州面临危险时，富有的家庭匆匆弃之而去，其中很多来到这个殖民地”。1844年，香港人口的男女比例为5比1，到1869年，男女比例已稳定在2.7比1，在19世纪其余时间里始终维持在这个比例上下。1845年，香港仅有78幢家庭住宅，1867年时已增加到1775幢。许多移民实际上都是有财产、有胆识的人。到1859年，65家华人商号已经积累起相当雄厚的资本，其规模大得足以作为“行商”登记。一些华裔商人的实力堪与英国大商人相匹敌。大英火轮公司买办郭甘章买下了该公司工程部的全部产权，建立了自己的汽船航线，到1876年，他已是这个殖民地的第三大纳税人。

1869年，教会培养出第二代香港华人，他们掌握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人的经商手段和政治策略。他们不仅受教于苏谋斯这样固执己见的人，也受教于裨治文和理雅各这样的人，后者不仅秉持自由主义观点，还了解中国，同情中国人的渴望。自商务监督署成立伊始到1857年，罗寿嵩一直为商务监督效力，他的侄子罗善万后来成为立法局议员，他的孙子罗少铠当上了圣保禄教堂的院长。1871年，何福堂牧师去世，留下15万元遗产，这笔钱来自成功的地产投机。两年后，他的儿子何启前往英国学习法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也到英国学习法律。1880年，伍廷芳成为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他在立法局的继任者是黄胜，后者曾随容闳前往美国。1896年，伍廷芳的女婿韦玉也当上了立法局议员。

第二代华裔殖民地居民开始进入殖民地政府，与此同时，人们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建华人社会的传统。殖民当局态度谨慎，三合会一类的华人会所受到猜疑，而且是出于正当的理由。其他一些会社，包括商业行会在内，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不过，一些华人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扶持。华人更练最早获得官方承认。为了弥补正规警力的不足，麦当奴顶着很大压力，将华人更练作为辅助性警察部署在华人区。华人更练董事会逐渐成为是进入政界的阶梯，由此可以进入立法局，获得大英帝国的荣衔。传统的华人会所集中在庙宇附近，尤其是荷里活道的新文武庙，它已经发展成一个法庭，华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用汉语诉说冤屈，解决争端。这里的诉讼程序完全不像新设立的英国法庭那样令人惊恐，哪怕英国法庭真诚地努力适应华人习俗，英国法官没有清朝法官那么专横凶恶。人们总是认为由自己人来平息事端更可取，这座庙宇建成后的8年时间里，英国法庭没有受理过一宗纯粹的华人案件。

庙宇委员会类似于英国的教区委员会，其成员是通过邻里组织推选产生。委员会成员很快就掌握了比教区委员会大得多的职权，他们“秘密地管理本地人事务，充当商业仲裁人，为途经香港的清朝官员安排合适的款待，就官职买卖进行磋商，成为香港华人居民与广州当局之间非正式的联系人”。街坊会最初并不专门针对香港政府代表华人社会的利益，他们的现实存在却使得政府官员在用得着它们的时候与这些新兴组织进行磋商。

殖民地政府以颇为赞许的态度看待华人会社，尤其是那些涉及贸易和治安的会社，这两个领域是双方都关注的。但是，英国官员很难理解华人的卫生和医疗观念。在数个世纪时间里，中国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始终停留在罗马帝国的水平，后者直到文艺复兴之前几乎毫无变化。时至今日，中医的基础仍是与伽林学说大同小异的“体液”和机体平衡理论。中医几乎完全不具备解剖学知识，外科技术停留在帕黑之前欧洲医学的水平。不过，中医有一部收罗完备的药典，这部药典甚至比中世纪伊斯兰药典还好。在某些生理学领域，中医至今仍被欧洲医生接受（最受认可的是针灸、心智训练和吐纳术）。

1869年香港的公墓

显然，19世纪欧洲医学迅速涌现出来的最新发现没有传到中国。麻醉术和无菌法使外科手术彻底变革，公共医疗管理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维多利亚时代中叶，英国人凭借巨大的活力清洁了城市，仅仅一代人之前这些城市还同狄更斯笔下的城市一样令人作呕。英国人把这种新兴的热诚信念应用于解决香港的问题。中国文化对医疗领域受到侵入感到震惊和厌恶，所有外科手术都引起恐惧和反感，西式医院那种陌生的秩序常常被打扰。强制性的卫生措施尤其使家庭隐私完全暴露，还侵犯了华人传统中许多最受重视的东西，包括死亡、土葬以及对死者遗体的尊重。

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本地人，而且有大批移民过境，很快就需要有一所死者在被送回原籍村庄安葬之前暂时停灵的“义祠”，以及一座保存祖先牌位的公共祠堂。临终过程总是要举行各种花钱而烦琐的仪式，死过人的房屋被视为不洁，人们惟恐避之不及，因此香港义祠逐渐成为停放垂死者的场所。不难想见，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按其卫生和道德标准而大感震惊的了。1869年，首批官学生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李斯特描述了义祠的情况：

一间屋子里有一块木板，上面躺着两个半死的可怜人，还有一具尸体，泥地上到处是一洼洼的尿液。另一间屋子里是那些陪同者认为还活着的人……其他各间屋子到处是痛苦而羸弱的人，他们要么已不能言语，要么无法行动，他们身上褴褛的衣服显然自来到这里以后就一直没有换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匮乏到难以言述、令人难过的程度。

1872年，东华医院总理合影

郑观应

麦当奴对于领地内的这种可悲状况感到尴尬，便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关闭义祠，制订改善计划。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华人首先提议，华人社会应该开办和自行管理一家医院，这所医院将提供传统的中医治疗，收治晚期病人，同时接受官方的监督。香港社会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伦敦也很快批准了，殖民地部此时正为动荡不已的新西兰和加拿大忙得不可开交。华人领袖迅速组成董事会，筹集了大笔资金，麦当奴获准从政治上令人尴尬的赌场许可证收费中拨出一笔津贴。东华医院应运而生，这所医院新奇和富有想像力地融合了西方与中国的观念。从华人角度看，意义最大的一点在于，他们的意见即使只是“偏见和迷信”也应当得到体谅，传统中医得到正式承认。

新医院的管理机构由香港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华人组成，从而把帝国的学者型官僚和家族士绅排除在外。董事会与街坊会和商人行会联系密切，几乎立即成为这个殖民地的华人权力中心。仁记洋行的买办梁安担任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一些头面人物，如大英火轮公司、汇丰银行、琼记洋行和有利银行的买办，也都是委员会成员。这些人以得到官方认可的“东华医院董事会”名义行事，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立即就彬彬有礼地这么做了。

东华医院董事会是个守旧的小集团，非常热衷于名分地位，很多成员花钱买了当时是自由买卖的清朝官职和荣誉。不过，他们当中也有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如伍廷芳与何福堂牧师，虽然医院董事会只能由商人和行业公会代表组成。董事会中最有势力的是买办。华人买办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与广州的公行商人大同小异，他们是外国商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人的语言和习俗，华人社会特有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与义务体系，使得外国人无法在没有中介者的情况下从事贸易。买办由最初卑微的家仆或商行管事人之类的人物演化成职员，他们为外国商人效力，也充当外国商人的合伙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外国商人争相获得他们的帮助。

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常常公开表示对买办的憎恶，这个阶层被看成是叛徒和外国人的走狗。显然，买办必须掌握不错的英语，日渐精通西方人的生意之道。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的买办融合了华人的世故和进取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对19世纪中国的经济进步贡献良多。(46)买办对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这种贡献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一位年轻的买办郑观应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郑观应曾受雇于颠地洋行，期间出版了一部著作。这本书在30多年时间里以各种名目和版本印行不衰，青年毛泽东显然曾热切地阅读过这本书(47)。郑观应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在于军事技术，而在于商业、工业以及社会组织：“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英国士兵之所以能够摧毁宁波，不是凭借他们的毛瑟枪，而是射击纪律。

郑观应与何启等人的思想冲破了他们所属的传统，东华医院董事会逐渐发展成新兴的华人行政机关，尽管其权力有限。而殖民地当局首次有了了解华人舆论的可靠途径。

附：

中国企业的资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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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笨拙》，第15卷，1848年，第125页。

(2)安士迪的传奇事迹的详尽细节见于已经出版的《关于香港殖民地弊端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Abuses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Blue Book）），本章的相关引文均出自于此。

(3)香港律政司、日后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朱利安·庞斯富特对高和尔抱有一种更为务实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受到刻薄对待，但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人，其他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但只要他跑过来表示‘我能抓住凶手’，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们很高兴你能抓凶手。’”莫瓦特：《庞斯富特勋爵传》（Mowat，The Life of Lord Pauncefote），第17页。

(4)希伯特，前引书，第13章，注释1。

(5)欧德理，前引书，第310页以下。

(6)同上，第311页。

(7)引自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200页。

(8)《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zette），第35期，第14页。

(9)同上，第95期，1857年6月25日。

(10)埃利斯：《从香港到马尼拉》（Ellis，Hong Kongto Manila），第5—7页。

(11)《关于组建香港立法会的通讯》（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Blue Book）），1855年，1856年。

(12)关于这种贸易的状况，请见陈伟群前引书，第5章。

(13)关于科普尔自己关于这次事件的毫无悔意的叙述，请见他的自传。关于袭击行动，请见司蔑：《中国口岸城市巡游记》；史密斯：《中国的基督徒》（C.T.Smith，Chinese Chris‐tians）；安德葛：《维多利亚教区》（Endacottand She，Diocese of Victoria）。

(14)霍伊，前引书，第121页。

(15)外交部档案（CO129/22），1847年1月16日，引自斯威廷：《香港的教育》（Sweeting，Educationin Hong Kong），第177页。这部有用的研究著述广泛使用了原始资料。

(16)主教除非在香港闹出丑闻，否则不会撤换。接替司蔑的柯尔福主教是作为一项政治“职业”被任命的。

(17)关于吉南事件，请见美国国务院档案，香港领事文件（USState Departments Ar‐chives，Hong Kong Consular Papers）。

(18)《关于九龙半岛的备忘录》（‘AMemorandumon the Kowloon Peninsula’），1859年6月6日。

(19)波德尔：《一个士兵眼中的帝国》（J.Bodell，ASoldier’s View of Empire），第64页。

(20)诺里斯，前引书，第二卷，第49页。

(21)请见巴夏礼文件，剑桥大学图书馆，莱恩－普尔，前引书。

(22)魏斐德教授（《中华帝国的衰落》第157—158页）缩小了这项罪行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些谈判者只是“遭囚禁”。拷打和杀害《泰晤士报》记者，更不必说还有其他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骇人听闻的。若是放在当今，只怕会更加无情地进行报复。

(23)诺里斯，前引书，第二卷，第164页以下。

(24)欧德理，前引书，第362页。

(25)致乔治·阿瑟爵士，1844年4月6日，引自塞尔：《19世纪中叶的英国殖民地管理》（J.W.Cell，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第15页。

(26)请见特里维廉：《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G.O.Trevelyan，Macaulay’s Lifeand Let‐ters），第17章。

(27)关于官学生，请见莱斯布里奇：《香港：稳定与变迁》（H.J.Lethbridge，Hong Kong：Stabilityand Change），第17章。

(28)弗兰克·金教授的巨著《汇丰银行史》（History of the Hongkong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帮助研究者解决了众多困惑，我在此处大量引证其研究成果。

(29)肯德尔信函，现藏于国立海洋博物馆。

(30)汇丰银行最初的英文名称为Hongkongand Shanghae Bank，其中，Hongkong是一个词，Shanghae后拼作Shanghai，直译应为“香港与上海银行”。——译注

(31)关于印度国民银行，请见泰森：《亚洲、非洲银行业百年》（G.Tyson，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in Asiaand Africa）。

(32)颠地洋行倒闭的部分原因是约翰·颠地的挥霍无度，他在香港赛马上仅买赛马就花了1万英镑。年轻的阿尔弗雷德·颠地当时是上海办事处的职员，他决意复兴家族的商行，他创办了一家公司，以后成为英国国民波尼奥公司。

(33)卢博克：《鸦片飞剪船》（B.Lubbock，The Opium Clippers），第371—373页。

(34)金，前引书，第一卷，第160页。

(35)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第四卷第13章中对下文提及的游戏和赌博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他把这些游戏和赌博定为“Public Wrong”（公众过失）。——译注

(36)亨利八世（33HenryⅧc.9）。

(37)此处及下引文引自《关于香港赌场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Gambling Housesin Hong Kong，1868（Blue Book））。

(38)同276页注，《律政司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Attorney General），1870年11月27日。

(39)欧德理，前引书，第440页以下。

(40)请见《印章与旗帜》（‘Sealsand Flags’），现藏于香港大学香港历史文献馆。

(41)史密斯：《中国纪行》（A.Smith，To Chinaand Back），第23—35页。

(42)韦瑟黑德手稿（A.Wea therheadmss.），现藏于香港大学香港历史文献馆。

(43)波德尔，前引书，第61—71页。波德尔比第98团中尉奥兰多·布里奇曼过得更自在，他写道：“我今天下午去观看部分粗心的驻军士兵打板球。我之所以称他们是粗心的，是因为我认为那简直是疯狂的举动……他们就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打板球……我可不想在这种可怕的地方赤身露体。”Robin Maclachlanin JHKBRAS，vol.14，1974。

(44)关于共济会的活动，请见哈夫纳：《东方的行会》（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

(45)许多关于香港的历史著作都忽视或曲解了这个殖民地内部华人组织的兴起。1989年，冼玉仪博士发表关于东华医院的论文《权力与慈善》（1991年），陈伟群博士出版了《香港社会的形成》，人们对这种超政府组织的发展必须给予全新的认识，它们很有可能对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46)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Y.P.Hao，The Comprador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201—206页。关于买办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财政上的重要性，请见郝延平编制的表（附本章后）。

(47)这本书是《盛事危言》。下文所引出自《盛世危言》自序。——译注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在晚清中国的政治人物中，李鸿章可谓是“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污水与肉刑问题

坚尼地

1869年“艾菲”的到访，标志着香港进入了一个备受重视的时期。和蔼的罗便臣和活泼的麦当奴这两位继任者更为关注内部事务，已经消除了包令——他自以为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那些怪异行径的影响，接替麦当奴的亚瑟·坚尼地爵士也没有卷入任何国际纠纷。清政府极端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恢复了对中国的统治。朝廷军队在占得上风之后，常常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杀起义者。朝廷同样用屠杀手段镇压19世纪60年代的骚乱，如新疆、四川的穆斯林暴动以及持续时间很长的山东捻军起义。经过10年征战，中国形成了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的核心军队，涌现出一位杰出的领袖李鸿章。在之后的40年时间里，李鸿章成为“自强”政策的领军人物，是中国与世界打交道所不可或缺的代表。此时，在愿意接受西方援助的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领导下，统一的中国似乎能够避免进一步动荡，在世界强国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麦当奴属于香港人欣赏的那类总督，坚忍不拔、坦白直率。麦当奴担任总督7年之后，于1872年4月11日离开香港，欧洲人和华人都感到依依不舍。麦当奴有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认识到香港“极为特殊”的处境，殖民地的老规矩在香港根本行不通。殖民地部官员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牛津的兴趣远比对远东的兴趣大（当时没有哪位英国殖民地部的高级官员到过地中海以东的地方）。

麦当奴离开一周之后，亚瑟·坚尼地爵士抵达香港，当时他63岁，行将结束自己的殖民地生涯，渴望过一种安宁的生活。他听从劝告，支持商人侨民提出的抱怨，批准了一些离经叛道的做法，比如在某些特殊场合邀请华人进入总督府，增加华人警察人数，使用曾令吉南领事大为恼怒的锡克人充当监狱看守，因而颇得人心。

香港的人口稳定在12万人多一点：

1895年后，外国人的总数维持在两万人以内，而华人人口不断增加。

种族分布如此不成比例，势必带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文化和习俗根深蒂固，影响极为显著，华人难以适应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习俗。溺婴和海盗行径激起一致反对，也确实日渐减少，但缠足、赌博、抽鸦片、童婚和纳妾等陋习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卖淫虽然很普遍（仅伦敦一地就有大约25万名妇女靠卖淫为生），官方肯定不会承认。就连华人显然能够接受的刑罚，也受到越来越敏感的英国选民的反对。黥刑（按照通常的说法，这种刑罚是用墨汁在耳朵上纹上一个粗箭头，据说毫无痛楚）肯定不是英国式的刑罚。鞭笞是比较常见的刑罚（英国军队直到1880年才废除鞭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监狱仍在实行鞭笞），但必须控制在适当限度之内。

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殖民地部官员的严重关注，他们总是惴惴不安，选民的道德义愤让他们大为头痛。但是，香港当局另有看法。同以往一样，殖民地部与香港政府都意识到几乎不可能改变华人的习惯，也都认为华人不愿做出改变，五花八门的拖延手段层出不穷，使得一些陋俗，例如逐渐变为童养媳和姬妾的“妹仔”，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令英国舆论大为震惊。

华人住宅

中医得到容忍，进而在东华医院指导下得以制度化。西方人无不指责华人缺乏卫生观念，华人对个人整洁一丝不苟，但毫无公共卫生观念。他们可以在最不卫生的环境中挤作一团，自然也会在床底下养猪（当局曾在一套公共租屋中找到过172头猪）。他们把污物倒在提桶里，不肯让那些专门收垃圾的人运到广州做肥料。不能卖钱的东西被扔进雨水沟，排水沟因此成了公用下水道。在家里养牛没有养猪那么普遍，1875年的一次调查发现，由于养牛的房子太小，牛犊一长大就被当场宰杀。究其原因，不幸的华人居民并非性喜如此，而是受到房东、通常是华人房东的剥削。这些房东把成百户家庭硬塞进狭小的聚居屋，收取高额房租。倘若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仅限于华人区，外国人也就准备容忍了，尤其是外国人自身也是房东，正急于通过修建高密度的住房来牟利。一旦这些问题开始波及外国侨民的住宅区，他们的耐心便烟消云散了。欧式住宅与华人住宅之间泾渭分明，由于香港空间狭小，两类住宅靠得很近。1874年，精力充沛的新任总医官菲尼亚斯·艾尔斯博士视察了华人区，发现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我常常忍不住从房子里跑到街上呕吐”，“倘若情况得不到改善，将发生可怕的流行病”。(1)

当年晚些时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毁灭性台风袭击了香港，进一步恶化了本已恶劣不堪的环境。当时在香港的欧德理描述说：“该城看起来像是遭到一场可怕的炮轰。成排成排的房屋被掀掉屋顶，上百幢欧洲人和华人的房屋毁坏，大树被连根拔起……随处可见死尸漂浮在水上、散落在废墟中……35艘外国船只沉没或严重受损。”(2)

1874年，法国炮艇在海湾被台风吹翻。

轩尼诗

香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经济上的原因。当局认为糊墙纸比混凝土便宜，而且一样能充当建筑材料。当局颁布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卫生条例，却很少切实改善排污系统。艾尔斯博士与同时被任命为总测量官的J.M.普赖斯结成默契的搭档，共同致力于修建有效的污水排放系统。殖民地部拖延不决，他们的努力一一落空，不要说开工新工程项目，就连一些基本的修缮工作也完全停顿下来。医院在暴风雨中损坏严重，花了3年时间才修好。伦敦方面不断抨击艾尔斯和普赖斯关于兴建完善排水系统的建议，拖延方案的实施，不断削减其规模。这种拖延战术一直有效地维持到1877年，这一年香港迎来了一位坚决反对抽水马桶之类现代时尚的新总督，很难指望这样一位总督能够在环境卫生方面取得进展。

约翰·波普·轩尼诗大概是天底下最不适合担任殖民地总督的人。轩尼诗极富个人魅力，是个矮小、傲慢的爱尔兰人，对他眼中的弱者抱有天生的同情心，但他几乎毫无常识，缺乏条理，既不可靠也不老练，没有驭下手腕。他的总督任命完全是出于政治恩宠，是托利党政府安慰落选的托利党议员的酬答。轩尼诗不仅是托利党议员，而且是最少见的那类人：托利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3)人们必须为轩尼诗做点什么，因为他第二次参加大选就遭败绩，失去了议会席位，同时又债台高筑，一对私生子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866年托利党的大选胜利挽救了他，狄斯雷利钦佩轩尼诗气宇轩昂的派头，答应为他找一个“待遇好又安闲的总督职位”。(4)

纳闽岛被选中作为安顿轩尼诗的合适地点。纳闽岛是婆罗洲海岸的一个小岛，岛上白人人数尚不足100，可以说是最小、最没人愿意去的英国殖民地。轩尼诗不停地抱怨这个任命是对自己的侮辱，仍于1867年被打发到那个小岛。他先后出任纳闽岛总督、黄金海岸总督和向风群岛总督，在各个殖民地站稳了脚跟，把闷闷不乐的白厅官员和心怀不满的殖民地居民踩在脚下。他时常使白厅常任官员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这一点可以从白厅官员在备忘录中对他的评价看出来：“诽谤”，“刻薄、心胸狭窄、充满恶意”，“轩尼诗先生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轩尼诗先生显然没有管好任何一个托付给他的政府”。(5)

金伯利

1883年香港的卫生检查人员

即使有如此明确的反对意见，殖民地部仍然在1877年把波普·轩尼诗提升到香港总督这个重要职位，说来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其实，轩尼诗的任命依然是出于政党的政治姿态。另外，他之所以能获得提升，是因为狄斯雷利在1874年再度执政，托利党又掌握了一些肥差可供追随者瓜分。殖民地部常任官员表现出可以理解的紧张，“我希望这个不安分的人安静下来”，一位官员写道。殖民地大臣金伯利勋爵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幸把亚瑟·坚尼地爵士调到香港……任命波普·轩尼诗更是让我遗憾不已……他消息灵通、颇具才干，但自视过高、没有操守、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常识，还经常与下属争吵”。(6)另一方面，出色的仲裁者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轩尼诗“基本上还算正直，是个亲华派和亲海关派”，在罗伯特爵士眼里，亲华和亲海关都是长处。

轩尼诗爵士肯定不缺想像力、才干和真正的仁慈，但自始至终未能通情达理地与同事相处，这几乎完全抵消了这些天赋。轩尼诗与同事的关系非常糟糕，乃至正常的通信联系都几乎难以为继。轩尼诗的政策总是顾及华人利益，如那些心怀不满的官员所说，轩尼诗总是赞同华人的嗜好，这当然无助于改善轩尼诗与白厅和香港官员的关系。轩尼诗声称：“我时常与我的华人朋友协商本殖民地应当采取的最佳方针。”这种做法当然值得称道，却不为外国侨民所喜。这位新总督还有一个怪癖，那就是倾向于使用土茅坑，或者干脆用马桶，始终如一地反对他所谓的“在房间里冲洗秽物的恶行”。轩尼诗曾向殖民地大臣递交一份怒气冲冲的备忘录（想必这位大臣会对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目瞪口呆），指责下属普赖斯“着手……让政府批准在新医院中安装抽水马桶”，“香港已经不合时宜地修建了182座抽水马桶”，他要求伦敦准许用茅坑来取代这些有害的设施。普赖斯和艾尔斯都提出申诉，但总测量官和总医官的反对意见有如石沉大海。按照欧德理的话说，艾尔斯“每年一次的猛烈抨击”非但无人理睬，还被总督压了下来。实际上，这位总督做得更绝，他不仅废除了一些卫生条例，还指示身为视学官的欧德理开列一份需要废除的条例的清单，后者明智地没有答应。1881年8月15日，普赖斯不得不致函殖民地部，抨击“官方认可的……热病蔓延的兽穴……令人发指的人类养兔场”，“官方支持使用肮脏的下水道”，迫使他“绝望地放弃了进一步努力”。(7)

援助很快就来了。1881年初，副总医官麦金农博士担心日趋恶化的卫生环境会影响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向陆军部提出申诉，还派了一位检疫官前去伦敦报告有关情况。金伯利勋爵向总督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函件，指出“反对那些该殖民地卫生官员认为实属必要，你的前任也批准了的措施，你要承担重大责任”，还宣布任命“一位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官员对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调查和报告”。(8)任命的这位官员是瞿域，瞿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德温·柴德维克爵士。老柴德维克是边沁和包令的同事和合作者，自19世纪3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历届辉格党政府推行市政改革计划的幕后推动者。

瞿域的报告颇具权威性，或许这只是因为这份报告直到轩尼诗离开香港之后才发表。报告承认，在安装适当的冲水排污设施之前，“倒便盆”的方法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完全不赞同使用干土去污的茅坑。报告还指出：“提倡使用的是‘冲水的’设施，我并不是提倡使用普通的（有褐色座位和铜把手）‘抽水马桶’。”他言辞激烈地谴责现有的排污方法：

华裔工人阶级的住处极为不便、肮脏、有害身心。他们的住处垃圾遍地……最重要的是供水状况十分糟糕。除非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清洁手段，否则把他们指责为不洁的民族是不公正的。我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并运用这些手段。(9)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内心深处，肉刑是与环境卫生同样重大的事情，而肉刑正是总督轩尼诗的另一个嗜好。在这个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令人生畏的威廉·坚上校对华人实行准军事化的管制。1844年正按察司休姆组建殖民地法庭之前，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威廉·坚掌握了很大权力，他可以决定为期3个月的监禁，处以最高达400元的罚款，或是最高为100下的鞭刑。华人很少有人能拿出这么多现金，加之监狱容量有限，滥施肉刑也就不足为奇了。1846年，包令博士插手干预，暂时停止了当众鞭笞。不久，当局又恢复了鞭笞，这多半是为了让欧洲侨民满意，他们相信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护自己免遭心怀叵测的华人侵害。当众鞭打英国人的场景自然更易引起争议，所以，1866年之后，对欧洲人的鞭刑就得体地改为秘密进行了。

九尾鞭

理查德·麦当奴爵士像殖民地居民一样嗜好实施肉刑，他认为以前用藤鞭来执行鞭刑太过宽厚，便用当时英国军队仍在使用的九尾鞭代替藤鞭。他还制定了一种灵活的体制，规定定罪的犯人在施以黥刑之后，可以选择驱逐出境的惩罚。他们若是接受判决，就可以得到赦免，倘若日后又回到香港，并因为脸上的烙印被认出来，就必须服原先所判之刑，还要额外加上一顿鞭打。这种诉讼程序完全不符合英国法律体制的规定，却受到香港欧洲侨民的赞同，而实施效果似乎又证明它是正确的，犯罪率和被判监禁的人数几乎下降了一半。殖民地部开始还对麦当奴的措施抱有疑虑，不久就允许其便宜行事。

只有一桩案子引起了麻烦。1866年，阿伯丁市自由党议员、年高德劭的老兵、下院里声名狼藉的令人生厌者威廉·亨利·赛克斯上校提出控告，一个名叫莫旺（音译）的人要求在这个殖民地政治避难，却被移交广州当局，遭到凌迟处死，而且行刑一结束他的心脏就被吃掉了。威廉·孖沙——他在罗便臣与麦当奴之间的空位期代理总督，可贵地保持了政策延续性——逐条反驳了赛克斯的报道，孖沙断言：“很少见过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如此错误百出的报告。”(10)

1877年，波普·轩尼诗抵达这个殖民地，立即着手解决肉刑问题，下令对鞭刑问题展开调查。鞭打不仅针对一些最轻微的行为失检，如“随地大小便……常见的游手好闲……单独监禁时唱歌……偷摘水果”，也针对一些严重的罪行，如“反常的犯罪”。一些受害者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一个名叫李阿义（音译）的人两次被判鞭打90鞭，入狱后又受到一次36鞭和两次12鞭的鞭打，4年之内一共被鞭打240鞭。当众鞭打尤其令波普·轩尼诗震惊：“半裸的囚犯招摇地通过拥挤的街道，一名英国狱卒狠狠地当众鞭打一个华人，华人身上血流不止。”在得知公开鞭打远比他所想像的要少之后，轩尼诗感到庆幸而不是失望，“我完全没有想到鞭刑中只有如此小的比例（1150次鞭刑中有55次）是公开执行的。我印象中当众鞭打似乎很频繁”，(11)他轻而易举地说服各级官员切实废除当众鞭打的做法。1880年，香港不再执行当众鞭打，即使对华人也是如此。

公开鞭打

香港的英国人历来是当众鞭笞和公开死刑的忠实观众，倒不是他们热衷于这两种刑罚，只是没有哪个人激进到建议彻底废除肉刑的地步。应当如何实施肉刑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新总督下令就执行鞭刑的最佳方法展开调查。调查由两名医生奥布莱恩和威尔斯主持。威尔斯担任皇家海军外科医生已有33年时间，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判断用九尾鞭抽打背部和臀部的效果”。两位医生认为，尽管“九尾鞭导致的重伤很可能造成多种恶性后果”，它还是比藤鞭更可取，藤鞭是“十分厉害的刑具，其鞭打创口很可能深入到细胞和肌肉组织，导致肌肉坏死，伤口长时间无法愈合”。（威尔斯在海军服役时，从来没有见过超过48鞭的鞭刑，由此可见李阿义受到多么残酷的对待。）两名医生建议，最好是采用已证明效果良好的九尾鞭，同时采取“戴上厚帆布假领的防护手段，使颈部不至受伤，腰部也用同样方法加以保护”。对年龄在13至18岁的犯罪者，“用六尾鞭抽打臀部”，“对更年少的犯罪者则使用‘桦条’”。(12)

轩尼诗真诚同情弱者，顾及华人利益，其政策与包令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的政策如出一辙。20年前，拉布谢尔在答复包令的建议时表示：“如果日后你能够从华人居民中挑选出值得信赖的人，你认为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巡理府）或任何其他行政职务，我将乐于批准这种任命。”拉布谢尔接着提到“应当十分谨慎地进行尝试”。(13)由于英语是辩论和立法的惟一语言，英国国籍是获得皇家职位的必备条件，当时不可能有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米切尔·希克斯·比奇

这种任命直到第二代香港华人才能实现，即便如此，其范围也十分有限。1880年，这个殖民地仅有一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华裔专业人士，这个人就是伍廷芳。伍廷芳生于新加坡，拥有英国国籍，3年前成为第一位被称作“大律师”的华人。轩尼诗任命伍廷芳为暂任支薪巡理府和同属暂任性质的立法局议员。白厅勉强批准了这项任命，虽然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是以心胸开阔著称的保守党人米切尔·希克斯·比奇爵士。伦敦对此事缺乏热情，主要是极端不信任轩尼诗，而不是不愿给华人机会。白厅认为，只要是轩尼诗要做的事情，多半就是错的。实际上，比奇的继任者、自由党人金伯利勋爵在拒绝任命伍廷芳为常任官员时写道：“告之轩尼诗的继任者有望使一名华人进入立法局。”只是这个人选大概不会是轩尼诗属意的人。最后，伍廷芳由于经济拮据，于1883年4月辞去了立法局职务，转而为清政府效力，一跃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后任首位中国驻美公使。(14)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

对于驻扎香港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来说，生活在炎热、乏味、湿热的香港，一个主要的补偿是廉价的烈酒和性。统计数字表明，英国士兵的性欲远比欧洲大陆的战友旺盛，在性事上也更轻率，不论什么时候，他们当中总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染上了“哈瓦那流感”。

每千人中因患性病缺勤的人数(15)

迄今为止，疾病始终是海外驻军的头号杀手，性传播疾病更是难以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在早期阶段，香港性病发病率与印度不相上下。1853年，皇家海军“温彻斯特”号上有三分之一的水手感染性病。1856年，香港总医官报告说：“警察，不论欧籍还是本地的，都因这种最可怕的疾病苦恼不已。”第二年他又写道：“从香港的警察和水手当中可以找到某些最严重的性病……我已经把那些染上我曾见过的症状最触目惊心的妓女（警察在街头抓到的，她们显然是因为患上性病而被妓院老鸨抛弃）看护起来。死亡将最终结束她们的痛苦。”就连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的威廉·坚上校也曾说性病“荼毒太甚，难以详叙”。(1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坚定的功利主义者包令采取了标准的边沁主义方法：妓院登记注册，定期体检和强制治疗。当局还采取了针对嫖客的强制措施，商船海员由船长下令接受检查和治疗。国内政府十分勉强地批准了包令的措施，拉布谢尔像所有善良的自由党人一样，对任何隐含奴役因素的事物十分敏感。他在发给香港政府的函件中指出：

我认为，殖民地政府未能充分重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大量妇女为了卖淫而处于事实上的奴役状态……被放任……悲惨地死于疾病……只是为了使欺压她们的那些人获取财富。整整一个阶层的人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受到这样的对待，迫切需要政府加以有力的保护。(17)

香港早期的妓院

《伦敦插图新闻报》上关于伦敦妇女游行反对《传染病防治法案》的图片

1867年，作为军队改革和公共卫生改革的组成部分，英国政府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案》，规定在驻军城镇和指定海港对妓女实行强制体检。香港略加变通地推行了这项法案，政府向所有获准开业的妓院发放许可证，强制体检只针对接待外国人的妓院，华人经常光顾的妓院妓女无需体检。华人妇女将被迫接受体检，有可能转到西方人开设的医院治疗，这种想法极大地伤害了华人的情感，强制体检难以实行。香港正式出现了接待外国人和华人的红灯区。警察受命搜寻没有注册的“地下”妓院，所以毫不奇怪，警察的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1869年，患病警察中有16.6%感染了梅毒，而军人患梅毒的人数比例略低于7%。

除了可以想见的一些差异之外，香港采取的控制措施取得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工作者希望看到的成效。性病感染率下降了50%，总医官报告说：“我有把握认为这将带给这个殖民地难以估量的好处……我希望这些规定不但涵盖所谓的纯华人住宅，也囊括船民这一依然较易滋生疾病的感染源。陆军和海军当局都赞同我高度评价这项条例给他们的士兵健康带来的好处。”(18)美国随船外科医生马库恩博士惊喜地发现，美国军舰“德拉维尔”号访问香港之后舰上人员无一感染，而军舰到访日本时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他祝贺香港总医官获得了“成功……出于人道目的付出的辛劳……取得了圆满成功”。

波普·轩尼诗对推行妓院注册制度的种种理由毫无兴趣，他的个人经历——他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度过童年，有个领养老金的情妇、两个私生子和一位年轻貌美的混血妻子——使他对于所有涉及到性的事情特别敏感（他曾把那不勒斯国立博物馆的目录斥之为“猥亵”）。他猛烈攻击妓院注册制度，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轩尼诗式泥潭。(19)他任命了一个仅有3名成员的调查委员会，事先告知委员们希望得出的结论。殖民地大臣卡纳丰勋爵对轩尼诗的做法大为不满，“我姑且认为你有充足的理由任命这个委员会，我毋需指明，组织非官方人士委员会调查一个重要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你预先确定该委员会的结论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20)

1877年11月，委员会着手开展调查，除政府官员之外，委员会未能得到任何一个欧洲人的证词，政府官员提供证词也多是出于自身的考虑。不仅如此，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怡和洋行的威廉·克锡，反对另外两位成员的大多数结论，轩尼诗试图掩盖委员会的内部分歧。不过，正是由于这次调查，负责巡视有照（性病）医院的海军巡视员W.H.斯罗吉特博士提交了一份详尽报告。斯罗吉特报告充分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英国本土官员也很难了解香港的特殊体制。斯罗吉特认为，颁发许可证无异于正式认可在英国被视为犯罪的卖淫，提议废除许可证制度，又希望对妓院进行登记和管理，不论是接待华人还是外国人的妓院。他不了解华人妓院不受管制的原因，“委员们对华裔鸨母和妓女的情感和成见极为敏感，因为华人妓女被认为是专门接待华人的”。他还奇怪地发现，当局对于那些“受保护的妓女”表现出“毫无必要的体谅和容忍”，她们把“自己的房子提供给未登记的妓女作为卖淫场所”。

斯罗吉特驳斥了委员会关于没有证据表明法规能有效防止性病传播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与“民间、海军和陆军医疗当局的意见截然相反”。他讥讽地评论说：“委员们似乎不了解梅毒的历史以及这样一个病理学上的事实，即它只能通过接触传播，患病妇女只要不与其他人接触，就不会传播这种疾病。”(21)这句话清楚表明了他对委员会的蔑视。

英国国内的态度正在转变，道义规范日渐取代严格的功利主义成为立法的准绳，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意味着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正如斯罗吉特指明的，公开认可“堕落”（它只有一种含义）是不道德的。反对派的首领是非凡的约瑟芬·巴特勒，他们尤其抨击《传染病防治法案》规定的地方法官和高级警官有权强行实施体检。双方的争论很快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尤其是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年妇女（事后被证明还是处女）因被怀疑是妓女而被迫接受强制体检。1883年，该项法案在英国暂停实施，3年后废除。

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不论他们认为自身所处环境与英国本土有多大差异。香港尽力拖延，向伦敦转达了妓院鸨母和妓女向总督提出的保留该项法律的请求。香港借助这种办法推迟了数年时间废除这项法案。立法局也有意见分歧，最终官守议员凭借多数票强行废除了这项法案。

废除《传染病防治法案》给海外军人带来了意料之中的后果。性病发病率直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下表所示，到1890年，英国驻印军队中有一半人染上了性病。

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

香港凭借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避免了最糟糕的后果，这个办法就是当局阳奉阴违，权当该法案依然有效，继续对妓院实行管理，妓院也依然分成接待欧洲人和接待华人的。接待欧洲人的妓女继续接受体检，接待华人的无须体检。即便如此，伦敦当局仍百般阻挠，1890年，立法局在提出强烈抗议后被迫取消了整个监管机制。这一次香港是在劫难逃了，立法局华人议员（当时有两名华人议员）抱怨“地下”妓院迅速增加。英商中华社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包令推行首批法令之后，情况“不断改善”，“法令废除后出现了剧变和恶化”。承认感染性病者的比例和患者人数都增加了一倍，这一数字足以让人印象深刻。1897年头4个月，香港驻军每千人中承认感染性病者达499.26人，其中213.29人患梅毒。3年之内，香港驻军有一半以上的人接受过性病治疗。

显然，当局必须有所行动，结果找到一种变通的解决办法。英国公众舆论不能容忍向妓院颁发许可证，并没有反对“地下”妓院。于是，殖民地部和香港政府同意授权巡理府查封警察指明的任何一家妓院，这个举措引来卫道士一片喝彩。实际上，警察不让巡理府注意到那些继续让妓女接受体检的妓院。如此一来，各方皆大欢喜，这种简单的办法此后一直沿用多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年轻的拉迪亚德·吉卜林引发了英国公众对香港妓女问题的关注。1889年，他报道了造访一家香港妓院的经过。吉卜林不是特别喜欢这家妓院，他受到科林西安·凯特的恐吓，还发现这些妓女“曾经到过丹佛市的利德维尔以及广袤西部的荒野，她们有一些未成年的同伴……她们普遍行为不端，各有令人心焦的烦恼”。(22)

总税务司赫德

19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办公地唐宁街

引人注目的排污、毒品、妓院和鞭刑问题，还不是导致香港欧洲裔居民与白厅政府部门争吵不已的惟一原因。香港显然已成为归殖民地部管辖的属地，其他不时与殖民地部发生利害冲突的政府部门逐渐开始敌视香港，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部。一直以来，外交部与殖民地部这两个政府部门明争暗斗乃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外交大臣属于最重要的三个职位之一，由资格最老的政客把持，殖民地大臣之职虽然官阶仅低于前者，却被视为鸡肋，适合有功劳的二流角色或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两个部的官员各具特色，体现出外交部与殖民地部的差异。外交部官员如同举止优雅的大使，被培养出来前往巴黎和维也纳的大臣官邸周旋，他们居高临下地看待殖民地部官员，认为后者无疑是可敬而干练地与双手起茧的殖民者打交道，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很简单。殖民地部官员对外交部官员的这种态度颇为反感，他们要么消极抵制，要么不予合作。

贸易部更乏善可陈，而且像其他部门一样，根本不信任任何实际从事贸易的人。所有的文官，不论属于哪一个部门，全都不信任中国沿海的英国商人。贸易部常任次官路易·马莱爵士在1863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与中国交涉时要避免的最大困难和危险，乃是英国商人与当地人之间毫无必要的接触。想挤进这个尚未开拓的新领域的不列颠人主要是那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他们只求凭借特殊的交易获取巨额利润，很少去关注长远的贸易利益，更不会顾及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这些人总是用爱国主义和文明来掩饰他们的不公正行径。(23)

很显然，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没有哪位香港商人会承认自己是马莱所说的那种人，但这个殖民地非常容易引发这种误解。殖民者、总督和殖民地部都关注这个殖民地的安宁，虽然对于如何维护安宁他们想法各异。外交部负责对华关系，其渠道是驻北京公使和向公使报告的领事。外交部通过白厅政府部门掌控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必然有许多事务涉及其他的政府部门，如贸易部和财政部。这带来了重重阻碍，即便是纯粹的殖民地事务，总督的行动自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通向印度和中国的航路大大缩短。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第二年，连接英国与香港的海底电缆投入使用。从理论上说，既然交通和通讯有了改善，伦敦可以密切控制殖民地事务。实际上，殖民地事务仍由在现场的总督负责，哪怕总督的所作所为像轩尼诗那样令人不安。不过，较之19世纪40、50年代的平静时期——当时香港总督还身兼外交使节、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可以得到商人的直接支持——新形势成为引发殖民者愤怒的根源。殖民者更为沮丧的是，外交部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远比香港的本地事务重要。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外交部顶住了对华贸易游说者在议会施加的压力（至今英国人不愿承认情况依然如故，不愿承认香港的安宁是历届英国政府重大的、然而是次要的目标，不愿承认英国选民对香港根本不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香港人的不满和挫折感的原因）。

香港总督常常与广州总领事发生激烈冲突。驻广州总领事布鲁克·罗伯逊抱怨历任总督总是被商人支得团团转，试图进行不妥当的干涉，他们“看不出控制与谈判的区别，他们墨守成规的做法不适合中国”。(24)香港总督与殖民地部也时有龃龉，麦当奴就曾因发放赌场许可证一事与白厅发生冲突。总督与殖民者也屡有摩擦，例如，持续不断的税收问题，以及波普·轩尼诗任期内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几乎所有问题。不过，在即将到来的“封锁香港”问题上——香港的殖民者关注这个问题长达20年之久——商人、总督和殖民地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交部及其官员。

赫德与税务司，中坐者为赫德。

这场争端始于包令时期设立、日后发展为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江海关税务监督。外国商人从一开始就反对税务监督，他们根本不愿看到清廉而高效的税收机关把收入原封不动地送交北京。1861年，怡和洋行评论说：“这个国家正陷入瘫痪状态……这个对外海关征收的关税被用于皇帝而不是各省的需求。”(25)尽管面临商人和守旧的朝廷官僚的重重阻力，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强有力的领导下，新海关在1861至1906年间（严格地说是从1863到1908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赫德上任伊始就在给海关官员的指令中明确表示，他们与他本人一样是中国政府行政部门的一员，“最重要的是应当时刻清楚牢记，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不论其他外国人举止有多么恶劣，也不论赫德在言语间流露出对许多同胞的蔑视，赫德明白无误地告诉手下人应当如何行事：

不论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外国人自认为有权做什么，不论他们这种想法是出于他们的地位，或是自认的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或是通过横行霸道的歧视来展现他们高人一等的教化……人们期望那些支取薪水的人，那些中国政府的雇员，至少既不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也不会引起嫉妒、怀疑和反感。在与当地官员交涉和与人民交往时，（应当记住）他们是同僚，而且由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人的同胞，从而就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明确的义务和责任。(26)

赫德意识到，一个具有如此动机的机构不可能指望获得外国商人的支持，“商人们大都对税务监督抱有根深蒂固的厌恶。他们中的许多人毫不费力地掩饰起这种嫌恶，一旦管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全都大声抱怨”。赫德在训令的末尾特别强调，自总税务司以下的所有海关职员都是由中国朝廷支薪的雇员，“总税务司对中国政府负责……他可能会被一纸通知而解职……倘若政府确实不满意的话”。

海关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的估计完全正确，外国商人确实百般阻挠，其中尤以香港的大班跳得最凶，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只按自己的规矩行事。怡和洋行向伦敦的朋友求援：“（中国的）整个海关体制业已成为阻碍贸易的重大障碍……外国人越早不支持它越好，亟盼国内有影响力的贸易人士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的报纸《上海载纪》呼吁取消所有关税和限制，但朝廷官员置之不理。他们还要求贸易由个人当场完成，并且像以前一样以私人武装船只作为后盾。起初，香港总商会带头反对实际上已经实施的土地法规。他们认为赫德手下的英国职员帮中国人说话，尤其可恶的是赫德的手下办事还很有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德的手下背叛了自己的同胞，这种强烈的、虽然并非经常公开表露的情绪令香港商人更加恼羞成怒。(27)

1898年长洲岛上的海关检查站

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时，不但要应付常常得到香港政府支持的桀骜不逊的外国人，还要对付长期以来腐败低能的朝廷政府部门。赫德的部门只负责国际贸易，沿海贸易仍掌握在传统的朝廷官员手中，他们一直靠武装帆船来管理，“让小艇、爬龙和快蟹得以逃脱”，帆船水手也肯定不会有蒸汽缉私艇水手的高标准，因此走私活动屡禁不止。鸦片现在已经合法化，但就连5%的关税也被认为值得走私，何况数十个鸦片球很容易藏匿夹带。食盐比鸦片更难藏匿，由于中国对这种国家专卖品征收更高的赋税，走私食盐始终有利可图。

与早先时期一样，广州依然是贸易的中心，不论是合法贸易还是走私贸易。贸易依旧归同样的官员“户部”管辖，户部照旧在管理贸易时追求自己和朋友的个人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户部把持了大把的海关职位，有权在直抵香港边界的中国水域巡逻。赫德充分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他乐于看到中国知府或他本人控制的部门来承担户部的职责，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明确”和“突出”的身份。(28)

当时，香港水域的范围只有环绕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3平方英里海域。日后成为“新界”的所有岛屿和海湾——它们为不法之徒提供了理想的藏匿地——在当时还属于中国领土，距香港只有半英里远。因此，缉私巡逻队往往十分惹人注目，缉私队汽船作为国际法许可的军舰，可以使用香港的港口设施。赫德向广州税务司包腊阐述了当时的形势：

1.关于向中国领水内的中国船只装运的货物征税，中国无须与任何人协商就有权立法并采取行动。

2.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只要中国不在香港采取行动，并确实尊重完全标注为属于英国的水域，殖民地当局不得干涉广州官员的行动。

3.不论是香港总督还是广州领事，他们采取的任何违背中国官员意愿的查禁鸦片仓库的行动都不会得到支持。

此前，赫德曾于1871年3月7日告诉包腊：“威妥玛先生（接替阿礼国出任驻北京公使）站在我们这一边，贸易部和外交部也支持我们，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香港当局）不会大力反对我们。”(29)

与赫德的估计相反，他们遇到了重重阻碍。中国人的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或大或小的违法乱纪现象，那些挖空心思钻空子的香港商人乘机大造舆论。他们认为香港属于外国港口，是一个自由港，贸易管制应当降低到最低限度。香港船政厅的统计资料反映出这种利己主义的态度。所有进入香港的船只，甚至包括来自数英里外的中国港口或澳门的船只，一律被视为“外国”船只，这样一来统计数字大为膨胀。1906年，香港自豪地宣布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2，453，007吨，超过了伦敦和纽约（两者的年吞吐量都在2000万吨上下）。但是，香港的进出港货物大部分属于沿海贸易，真正来自外国港口的货物仅为8，812，827吨，这个数字更准确地反映出香港的国际地位。

1898年维多利亚港全景

阿礼国

1867年，《天津条约》的十年修约期临近，香港商人认为机会来了。他们用一种令人联想起20年前曾大大激怒过璞鼎查的口吻，要求中国方面“从形式到实际一体遵守那些始终被回避，从未兑现过的条款规定”。他们还否认“中国海关有权裁决违反税则的案例”，这无异于否认中国政府在本国法律范围内的司法管辖权。不论是英国领事、北京的驻华公使还是外交部，都不打算支持商人们这种专横傲慢的要求，殖民地部则陷入了窘境。

这一回商人们占据了上风，他们在英国召集强大后援，说服格拉斯敦政府支持他们暧昧的要求。阿礼国爵士——巴夏礼从前的上司，1865年接替卜鲁斯出任英国驻北京公使——本已同总理衙门达成修订《天津条约》的条款，包括开放更多口岸和适当提高关税。商人集团强烈反对这些合情合理的条件，继续要求获得充分的贸易和居住自由。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在北京经过友好而艰难的谈判完成的这次修约，本应标志着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新阶段，但是，商业利益压倒了一切。商人们以香港为基地，成功说服英国政府否决了阿礼国的方案。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的贸易大臣正是那位正直得无以复加的激进派约翰·布莱特。贸易部不仅支持政府否决阿礼国方案，还提出了一项有失公正的建议：政府否决阿礼国的方案“不应公开地归之于商人的反对。这样一种做法难免会给中国政府造成一种印象，即时常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商人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对本政府施加影响，甚至在本政府的信念与商人的观点相抵触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实际上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19世纪英国政府曾经与英国商人联合起来强行伤害中国，这一次就是明证。阿礼国深感失望，强烈指责他的同胞对总理衙门采取的行动，总理衙门的文祥对他表示同情：“我也被指责为变节者，只不过穿着中国服装而已。”(30)

图为格拉斯敦政府成员，中间为格拉斯敦，还有格拉斯敦政府一些重要成员，如约瑟夫·张伯伦、伦道夫·丘吉尔。

外交部官员也颇为失望，他们本来是鼎力支持阿礼国的。英国政府以一种最为奇特的措辞宣布了自身的屈从：政府“极为遗憾地”“决定推迟批准那些非常急切地发出呼吁的商业团体的要求”，尽管他们断定批准这些要求将带来“巨大的直接利益、以及更为重大的长远利益”。对于格拉斯敦政府来说，这个决定异常软弱，因为政府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地位十分稳固。惟一可以替格拉斯敦内阁开脱的借口是，像以往频繁发生的那样，政府被重要得多的爱尔兰土地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1866—1867年的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复苏并未延续多久。1873年又发生了一次大衰退，这场衰退持续了数年时间。1882—1886年，又爆发了更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是一家法国大银行兴业银行的破产引发的。危机首先对香港带来了很大冲击，破产公司数量激增，其中包括历史悠久的广州行商奥古斯特·侯德。由于与多家破产公司有业务往来，汇丰银行损失巨大，被迫出让股份，就连怡和洋行也曾数次面临危机。英国对华出口下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低于1869—1872年的水平。像以往一样，香港商人为了寻找替罪羊，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当局。

香港商人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那些怨声载道的人。不出所料，他们发现“始终存在一种十分令人气愤的封锁体制……这些水域的范围内……各种型号的巡逻艇四处横行”。(31)商人们对布鲁克·罗伯逊爵士的评价非常低：“身为保护英国利益的英国官员，他的言谈实在奇怪。”英国政府应当采取外交行动，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倘若外交行动不奏效，就用炮舰来对付中国缉私艇，这些缉私艇“如今毫无阻碍地肆意损害这个殖民地的贸易”。为了声援这些主张，商人们向总督递交了一份据称是由数位华裔商人联名提交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用“几乎难以卒读的中文”写成，实际上是出自一些英国商人之手，目的是掩盖自己的利害关系。这个点子是卡德威尔与布里尔顿公司想出来的，其中的卡德威尔就是日后被逐出这个殖民地的高和尔的不争气的儿子。

1880年维多利亚港

起初，坚尼地对商人们的抱怨还有所保留。随着商人们的愤怒日渐升级，他不得不采取行动。1874年9月14日的公开会议上，商人们提到了“（中国人）明目张胆、史无前例地违背国际惯例……（香港的）贸易面临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1874年12月1日，布鲁克·罗伯逊发往外交部一份条分缕析的长篇函件，极力揭露香港总商会似是而非的主张。罗伯逊揭示了香港商人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走私才是造成困境的真正根源。麦当奴曾经用他一贯的挖苦口吻表示，中国海关的建立“致命地打击了这个殖民地的繁荣，毫无疑问，这种繁荣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走私的繁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有意干涉合法贸易，恰恰相反，当时帆船贸易稳步发展，甚至在贸易状况普遍恶化的头两年，沿海帆船贸易的货运吨位也仅有小幅下降，从1，817，810吨降至1，789，598吨。这么小的降幅恐怕很难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怡和洋行高级合伙人詹姆斯·域陶也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表示从未见过合法的中国商人发过什么牢骚。中国人只是征收他们有权征收的关税，对该港口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封锁，贸易衰退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罗伯逊毫不含糊地支持广州知府，同情后者的政府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不仅未从香港得到丝毫的帮助，就连他们用来防止走私的仅有的安排，也遭到指控……在香港，总商会以及所有商人——只有极少数例外——全都公开指责所谓的封锁体制，他们要求摧毁这个体制，却提不出任何替代这种体制的方案。正是这种不讲道理的态度加剧了目前的困境”。

卡纳丰

19世纪70年代广州

在伦敦，坚尼地的请求送到了卡纳丰勋爵和殖民地部官员的手中，罗伯逊有力的反驳则摆到外交部德比勋爵的桌上。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34年在华经验的巴夏礼爵士，他站在罗伯逊一边。伦敦收到坚尼地首封函件将近一年之后，事情才有眉目。1875年3月22日，卡纳丰勋爵向坚尼地发出回函，卡纳丰虽然态度上同情商人，却拒绝了商人们的要求：“中国政府在公海或其领海上搜查本国船只的权利不容置疑……所申诉的中国政府行使这一搜查权利……并未影响该港口的自由，不构成提出外交抗议的有效理由。”卡纳丰几乎是直截了当地申斥香港官员使“该殖民地蒙受保护和鼓励走私贸易的指责”。他警告说，英国只会支持“符合女王陛下政府历来维护的那些国际法原则”。

卡纳丰勋爵的答复在这个殖民地遭到冷遇。国际法在香港商人的眼里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一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承认，“从某种技术角度上说”，罗伯逊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1876年2月10日，香港总商会对英国政府决定遵守国际法感到遗憾：“十分不幸，政府决定与目前涉及的那些具有战舰性质的船只保持一致，这些船只无权做任何事，他们从事的惟一战争就是扼杀本殖民地的贸易。”

于是，各方开始了新一轮函件往来，总督坚尼地此时已经完全倒向殖民者一边，抨击罗伯逊领事。1876年7月13日，他写道：“我对广州当局毫无理由的要求和主张感到吃惊，女王陛下驻广州领事不但默许这些要求和主张，还积极给予支持。”香港总商会找到一个小题大做的新理由：广州的布朗先生（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托马斯·布朗）居然在收集本殖民地境内走私者的情报！“通常……密探报告某艘帆船……装运了鸦片，‘鹏程’号（海关炮艇）随即尾随其后将船只捕获。上船搜查……一旦发现任何走私货物，这艘帆船旋即被带往广州”（巡理府报告，1876年5月3日）。这些行动听起来像是一流的情报工作，香港司法当局却惊讶地称之为“代表中国海关在本殖民地进行有组织的间谍和秘密侦察活动”（署理律政司，1876年6月6日），“为中国政府效力的低级官员大搞恐怖手段，这些恐怖行动严重妨碍了本殖民地爱好和平的华人居民”（正按察司，1876年6月13日）。愤怒的罗伯逊写道：“我几乎从不在意香港总督及其属下的意见，我知道情况远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糟。”(32)

1876年9月的《烟台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局。除了其他较为重大的事项，这项条约组建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所谓的封锁问题，并警告香港商人，中国当局不会改变巡逻举措，“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33)委员会直到1886年才正式组成，英国政府再一次肆无忌惮地拖延，之后进行了相当艰苦的谈判，谈判主要是由赫德代表中国政府与香港当局进行。赫德一度被香港政府“畏惧鸦片走私势力”所激怒，威胁说要辞职。双方最终同意由经过认可的政府代理人单独从事鸦片贸易，所有帆船贸易，不论是否贩运鸦片，一律脱离户部的管辖，转而置于赫德的总税务司署的可靠控制之下。赫德爵士很高兴能够离开香港（“在上了年纪的老古板看来，此地极其乏味”(34)），对会谈结果感到满意。1887年8月10日，他致函美籍同事杜德维：“我们促成了户部制度的消亡……25年来我一直想得到这些帆船，现在可以说我们终于把它们弄到手了。那些想留住这些帆船的老绅士坐立不安的样子有趣又可气，我同情他们，但我们不能让弊端阻碍改革的道路。”(35)

来访者的评述

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

伊萨贝拉·柏德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海上旅行变得更安全、更稳妥。随着复合发动机、双推进器、水密仓的发明，船只尺寸的增大，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到东方的航行不再是一种冒险。不过，许多旅行者仍然渴望领略异国风光，他们在漫长的航程之后往往在这个殖民地短暂逗留，享受文明的舒适设施。未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特别喜欢新鲜奶油，他曾在1880年下榻总督府。波普·轩尼诗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位亲王打草地网球时“劲道十足，实际上他打球太用力了，虽然我们的球场非常大”。第二年，亨利亲王的两位堂兄弟来到香港，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与日后成为乔治五世的乔治亲王都是海军军官候补生，随皇家海军“伯坎蒂”号作为期3年的环绕帝国航行。总督想借他们的到来小题大做，声称拥有“女王陛下的特别指令”。两位亲王的指挥官阻止了总督，两位海军军官候补生也平静地接受了。两位亲王对一部表现首批葡萄牙人登陆的日本电影尤其着迷，记下了“船上的人都穿着肥大的灯笼裤”。这次访问期间，轩尼诗爵士仅花在照相上的费用就达800英镑，此事曝光后，殖民地部大发雷霆。(36)1879年，前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到访，他与过去的对手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互相打趣，莫斯比在内战中曾任南方联邦的骑兵指挥官，当时任美国驻香港领事。(37)

与官方人物相比，私人访问者的记述当然要有趣得多。其中一位来访者是不知疲倦的著名旅行家伊萨贝拉·柏德。柏德小姐是个十分虔诚的新教徒，对“罗马”教会疑虑重重，很适合担任会督之职。她喜欢并赞许维多利亚城，“通过电缆与英国连接，大企业和英国奢侈品随处可见”。但是，她对香港上流社会持保留态度，“它的派系、无尽的殷勤、生活的铺张、各种争执、庆典、野餐、舞会、赛船会、赛马、宴会、草地网球聚会、业余剧团、下午茶会，以及所有其他一大串被视为乐事的时尚”。私下里，她更强烈地表达了不满，“我相信那些人当中有一半人不和另一半人讲话，除两个人之外，所有传教士彼此互不理睬……总督（轩尼诗）……据说是葡萄牙籍会督高主教的喽啰（后者是香港罗马天主教会会督）”。她对轩尼诗也没有多少好感，轩尼诗“穿着太过考究……有一张永远在笑的嘴巴和从来不笑的阴险眼睛”，而且表现出“对罪犯的……显然是病态的同情”。(38)

戈登·卡明夫人与伊萨贝拉·柏德同时来到香港，时间是在1878年12月。她看到了香港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似乎也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卡明夫人先是与她的朋友、经纪人阿特韦尔·考克森之妻路易莎·考克森住在一起，她们一起观看赛马，考克森夫人颇为大胆地赶着一辆小马车，这是“那场盛会中惟一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卡明夫人的这位女主人即使不能说很放荡，至少颇为鲁莽，她在业余剧团的首次演出中扮演贵夫人，用艺名把这事掩饰过去，1879年演出的剧目恰好是《谎言学堂》。考克森夫人还是妇女游乐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会所专门接待贵妇人玩草地网球。其他接待卡明夫人的女主人——律政司的妻子斯诺登夫人和洛科克夫人，后者的丈夫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则显示出香港上流社会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39)

布拉西夫人无须与朋友同住，她是与丈夫托马斯爵士一道来香港的，住在自己的“日光”号游艇上。托马斯爵士应邀与“几位华人绅士”共进晚餐，发现他们“掌握的英语完全可以同受过最好教育的英国人媲美”，这正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托马斯爵士被款待享用各种美味佳肴，其中包括“鸭掌、鱼脑和燕窝羹”，这些菜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托马斯爵士是鸦片考察专员，前来香港执行调查鸦片贸易的正式使命。他造访了香港的工厂，发现“财富的积累与雇员的低工资”反差巨大，雇员工资从每天1便士到4便士不等。(40)

来访者很少称赞香港的欧洲人社会。在他们的记叙中，大洋行老板慷慨好施的款待不再像以往那样占据显著位置，反而有许多对殖民者狭隘、暴躁性情的批评。19世纪70年代中叶，杰出的摄影师詹姆斯·汤姆森对欧洲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为他的英国助手提供的住所以及“他们乐此不疲的豪华设施”感到震惊，“我认为他们过着大大超出他们应得的奢侈生活”。汤姆森得出结论，美国人和德国人生活更有节制，与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和德国人不辞劳苦地学习当地语言。(41)

汤姆森的最后一项指责时有耳闻，它表明英国人沾沾自喜、志得意满的心态日甚一日，乃至最终丧失了早先曾经拥有的工业和贸易领先地位。许多来访者对华人遭受的冷漠乃至无情的对待感到震惊。柏德小姐指责说：“在香港，你不时能看到欧洲人用手杖或伞柄殴打苦力。”罗纳德·高尔勋爵指责第74步兵营（高地轻步兵营）的陆军少尉对待华人的方式“如同对待低劣的动物。难怪我们英国人所到之处总是被人深深地厌恶”。(42)1854年，年轻的罗伯特·赫德刚刚从乌尔斯特来到香港，非常吃惊地“看到上司是如何对待华人的：他把华人的货物扔到水里，用手杖敲他们”。(43)最早的华人传教士之一的黄宽博士——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抱怨说他的工作困难重重，华人“对英国人成见很深，他们（华人）认为英国人事事专横”。

汤姆森是19世纪后期著名的英国旅行摄影家。图为1871年约翰·汤姆森在厦门与清兵合影。

詹姆斯·汤姆森对香港下层生活出言谨慎，他报告说有180家“演艺剧场”，还发现与警察打交道时“明智地使用该地区的货币，就可以获得安全以及体面的沉默”。拉吉亚德·吉卜林对社会底层的描述不那么谨小慎微，披露了该岛生活的诸多层面。他叙述了与“该岛最大、也是最正派的大班”的会晤经过，道出了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本质。吉卜林问道：“怎么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铜臭味？”他被告知：“这是因为这个岛正在蓬勃发展。凡事都要付钱。”他看到一份股票目录，所有股票都在溢价出售。“从牛奶场开始，样样都要付钱。”(44)（这家牛奶场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者孟生博士富于想像力的产物，他想为欧洲儿童提供新鲜牛奶，在香港，就连这项适度的投机也难免涉及金钱交易。）

吉卜林鞭辟入里地分析了香港的殖民地情结：“侨民们深信不疑的依赖心态中有一些十分可悲的东西，想必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性情乖僻、缺乏信心。”吉卜林是在1889年时说这番话的；香港将不再“依赖”，或许正在变得“乖僻”，却仍然没有清楚意识到“宗主国”对香港是多么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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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Restrictionsupon Chineseat Hong Kong（PRRC）），艾尔斯，1880年7月8日。

(2)欧德理，前引书，第514页。

(3)历史上，托利党是坚决反对爱尔兰独立的，也是反天主教的。——译注

(4)引自波普·轩尼诗的孙子詹姆斯·波普－轩尼诗为祖父所作传记《阳台》（Veran‐dah）。有人暗示轩尼诗是特罗洛普小说主人公菲尼亚斯·芬的原型。

(5)《波普·轩尼诗档案》，现藏于罗兹图书馆（Rhodes House：Pope Hennessy Collec‐tion），第8匣。在许多文件里，恼怒的文官对波普·轩尼诗评头品足。常任文官不但难以忍受这位总督为人尖刻，还对其未能区分资本收益与税收收入气恼不已。

(6)金伯利日记，约翰·伍德豪斯（Kimberley Journal：John Wodehouse），1880年自由党上台后，金伯利伯爵担任殖民地大臣。当时，轩尼诗已经无法再得到自己所属政党的支持。

(7)《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轩尼诗，1880年4月19日，1881年4月29日；普赖斯，1881年8月15日。

(8)《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1881年8月20日。

(9)《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柴德维克，第248节，1882年7月18日。

(10)1866年《蓝皮书》，第一卷，1865年7月25日。

(11)《关于香港鞭打囚犯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Flogging of Prisonersin Hong Kong）：轩尼诗致希克斯·比奇，1878年9月28日，1878—1879年《蓝皮书》，第51卷。

(12)同上，1879年5月13日。

(13)拉布谢尔致包令，1856年7月29日，另见第八章。

(14)请见安德葛：《香港政府与人民，1841—1962年》（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1962），第95页。在中文历史著作中，NGChoy拼作Wu Ting‐fang（伍廷芳）。

(15)资料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Source：Encyclopaedia Britanniaca），第9版。

(16)关于妓院的条例，请见《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Hong Kong（PRCDO）），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N. 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第10章。

(17)拉布谢尔致包令，1856年8月27日，载《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第270页。

(18)总医官1869年的报告，见英商中华社会递交殖民地部的报告，包括1897年6月30日罗便臣致张伯伦的函件，《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19)詹姆斯·波普－轩尼诗：《阳台》（J.Pope‐Hennessy，Verandah），关于轩尼诗的私生子，见第52页，轩尼诗在香港的任职，见第六部。

(20)卡纳丰致轩尼诗，1878年1月25日，《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21)1879年11月13日，《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22)吉卜林：《飘洋过海》（Kipling，From Seato Sea）。

(23)1863年2月10日备忘录，上海英国总商会1862年9月4日致约翰·罗素勋爵的备忘录。（BTGen Dept114/1863）。

(24)科提斯，前引书，第198页。

(25)《怡和洋行函件集》（JMLetter Book），1861年3月30日。

(26)1864年第八号指令，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附录D。

(27)关于英国商人与对华投资者——双方的代表分别是英商中华社会和英国当局——的关系鲜见真诚，双方始终无法彻底消除对对方的怀疑，马奈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请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N.Pelcovit，Old China Handsand the Foreign Of‐fice）。

(28)关于税收之争，请见坚尼地于1874年7月10日发出的冗长乏味的《关于香港商业侨民对中国税务缉私船及本殖民地邻居的申诉的通信》（‘Correspondencerelating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in Hong Kongagainst the Action of Chinese Revenue Cruizersand theneighbourhood of the Colony’），以及署理总督柯士甸（Gardiner Austin）于1875年6月9日的《其他通信》。

(2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2页。

(30)引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204页。直到1876年去世前，文祥一直是恭亲王在总理衙门的得力助手。英国政府的观点，请见1870年《蓝皮书》，中国问题，第11、7卷。

(31)《蓝皮书》，《关于税务缉私船的通信》和《其他通信》。

(32)科提斯，前引书，第198页。

(33)《烟台条约》中文文本相关条款如下：“香港洋面，粤海关向设巡船，稽查收税事宜，屡由香港官宪声称，此项巡船有扰累华民商船情事。现在议定，即由英国选派领事官一员，由中国选派平等官一员，由香港选派英官一员，会同查明核议、定章遵办。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译注

(34)赫德：《书信集》（Hart，Letters：The I.G.in Peking），第577封（1886年7月11日）和第595封（1887年8月8日）。

(3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9页。

(36)詹姆斯·波普－轩尼诗，前引书，第六部。

(37)莫斯比在《回忆录》（Mosby，Memoirs）中叙述了领事生涯，看上去他很喜欢这个工作。

(38)柏德：《黄金半岛》（I.Bird，The Golden Chersonese），第125页，在罗兹图书馆收藏的1879年1月8日信函中（Rhodes House CHBox8），柏德曾说“会督夫人有点像普罗迪夫人”。苏姗·霍伊的出色著作收录了伊莎贝拉·柏德的一些未刊书信，第125—126页。

(39)卡明夫人：《漫游》（Mrs G.Cumming，Wanderings）。另见史密斯：《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C.T.Smith，JHKBRAS），第22卷，1982年。

(40)布拉西夫人：《“日光”号的航程》（Lady Brassey，AVoyagein the‘Sunbeam’），第373页。

(41)汤姆森：《马六甲海峡》（J.Thomson，The Straits of Malacca），第203—208页。

(42)詹姆斯·波普－轩尼诗，前引书，第193页。

(43)赫德：《步入中国清廷仕途》（R.Hart，Journals：Entering China’s Service），第15页；陈伟群，前引书，第117页以下。

(44)吉卜林：《飘洋过海》。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

巴麦尊

罗素

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巴麦尊首次出任公职是在59年前，即耶拿战役打响的1806年。1868年，巴麦尊的同事和对手、1804年进入议会的约翰·罗素勋爵也终于退休了（他一直活到可以亲自教导年幼的孙子伯特兰·罗素，后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曾让艾登和麦克米伦两位首相的日子不好过）。巴麦尊和罗素步入政坛之际，世界正处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罗素与拿破仑有过一面之缘）；当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俾斯麦的身影笼罩整个世界。(1)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似乎是个地道的欧洲强国，“这两个老人”比同时代人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操纵欧洲事务的有限能力。1864年，奥地利、普鲁士入侵丹麦，英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丹麦，要求政府进行干涉，派遣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然而，巴麦尊从来就是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英国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在欧洲大陆有所作为。

英国的资源极度匮乏、太过分散，无力推行独立的欧洲政策。俾斯麦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这一要害，他曾经表示，如果英军在普鲁士登陆，他将派一名警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这句教训式的话传到英国6年后，1870年夏，普鲁士军队在一场动员了100万人的战争中，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就打垮了法国。此时英国即使想插手干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外交部德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莫里尔爵士宣称，倘若政府在24小时之内向英国公众表明自己的勇气，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皇家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剑桥公爵的评论引起了激烈争论：“没有军队，哪里谈得上勇气，我们根本无勇气可言！”(2)此时，英国的全部陆上武装力量，包括自愿者在内，尚不足10万人，仅此一点就难以组织起一支1万人的远征军。

1870年，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图为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

巴麦尊—罗素当政之后，托利党政府上台，1866—1868年的托利党政府先后由德比勋爵和狄斯雷利领导。在之后16年里，格拉斯敦和狄斯雷利两人交替执政，自由党两度执政5年时间，其余都是托利党当权。在这一时期，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已改变。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奥匈帝国复兴，俄国作为现代强国崭露头角，法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美国，都把发展工业放在首位，政府通过提供资助、修建铁路、码头、运河，实行保护性关税等方式给予本国工业广泛的支持。英国开始丧失早先不可动摇的世界工厂地位。1870年，英国生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强，钢产量也将近占到世界产量的半壁江山。20年之内，美国在这两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

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国，不过美国工业的发展对世界市场影响不大，因为美国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很快就消化了生产能力。19、20世纪之交，后起之秀德国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钢产量一举超过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钢铁很快就打入早先是英国产品一统天下的市场。有一些市场是德国产品难以渗透的，例如移民殖民地和印度，其他一些地区则向德国出口商敞开了大门，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洲和中国。

尽管其他现代工业国家日渐领先，英国仍保住了世界贸易的头把交椅。1870年，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6﹒75亿英镑对6﹒04亿英镑）。20年之后，这一格局仍未改变，为10﹒38亿英镑对9﹒97亿英镑。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英国特有的投资海外和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海外投资固然利润可观，却导致国内工业部门缺乏适应新竞争所需的资金。世界贸易模式有很大的差异，英国海外投资总额通常至少达到国内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更高。1881—1890年的10年间，英国海外投资上升到国内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对海外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投资达到国内投资额的75%。海外投资虽有一定风险，回报也比国内投资丰厚得多，更何况英国人凭借银行业的财富和伦敦金融界的交易经验，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

德国的克虏伯工厂

爱德华·卡德威尔

英国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民财富需要加以保护，而此时德意志帝国政府在制造商的影响下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取新市场。英国历届政府面临保护现有投资和市场的巨大压力，要实施这种保护，至关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海军，庞大的陆军则远非必要。

格拉斯敦政府的陆军大臣爱德华·卡德威尔不顾剑桥公爵的顽固阻挠，制订了1869—1874年大规模重整陆军计划。之后的历届政府，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十分广泛的必要措施，包括废除军职买卖，改进设施和装备（最终引进了后膛来福枪，将军们仍拒绝接受除前膛炮之外的任何大炮），改组团的编制，甚至还规定用卡其布而不是红色哔叽来制作埃及沙漠作战部队的军服——这个想法让剑桥公爵狂怒不已。经过改革，陆军兵员有所增加，陆军的目标是以快速的殖民地战争保护海外既得利益，而不是打一场欧洲规模的阵地战。即使是有限战争，人们也疑虑重重。殖民者受命避免冲突，如果需要防卫，也应自行解决。

卡德威尔为了实现扩充本土陆军的计划，从各个自治殖民地遣返了大约两万人的部队。殖民者要自行安排本殖民地的防务，而格拉斯敦素来怀疑任何可能导致额外开支的殖民地冲突。狄斯雷利像过去一样，四处寻觅机会“挫败辉格党人”，抓住自由党人渴望逃避承担帝国义务大做文章。狄斯雷利1872年6月24日发表的演说常常被看成是一个转折点，从此英国决定扮演世界性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狄斯雷利嘲笑功利的辉格党人丝毫没有帝国荣誉感，他们——

已经如数学验证般明白无误地表示，英国的王冠上从来没有过一颗宝石，拥有印度实际上代价高昂。屡屡有人提出我们应当立即从这个梦魇中摆脱出来！他们（辉格党—自由党人）把英国的殖民地，甚至把与印度的关系当做这个国家的负担，他们从财政角度看待一切，却完全忽略了使民族变得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忽略了人所特有的有别于动物的感化力。(4)

狄斯雷利是19世纪中叶十分有影响的政治家，英国第一位犹太血统的首相。

1874年，狄斯雷利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数月之前，格拉斯敦在下院遭到失败（这次仍是因为爱尔兰问题，两大政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爱尔兰问题上摔跟头），宣布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人赢得压倒性胜利。狄斯雷利曾在1868年担任过9个月首相，这次是他惟一完整的首相任期。他推行“使民族变得伟大”的政策，其标志是为维多利亚女王安排了一个“印度女皇”的新头衔，这个头衔不过是惠而不费的象征性举措（虽然女王感到莫大满足），购买苏伊士运河7/16的股份才是狄斯雷利政策的真正成就。英国通向印度之路从此有了保障，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英国此后不断与法国发生争端，还卷入开支浩大、错综复杂的埃及局势。直到1956年，英国与埃及的冲突还把一位英国首相拉下马来。(5)

保守党与自由党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分歧，更多地是表面的分歧。格拉斯敦政府不管多么希望避免卷入，还是被迫承担了帝国义务。1877年被狄斯雷利并入英帝国的特兰斯瓦的布尔人认为格拉斯敦会恢复他们的自由，他难道没有把这次兼并称作“近乎疯狂之举”，还表示拒绝承认用“令这个国家蒙受耻辱的手段”实现的兼并？然而，在事实面前，所有美好的愿望彻底破灭。1880年自由党政府上台后，决定推行压制布尔人的政策，布尔人直到打败英国军队才保住了格拉斯敦曾经应允恢复的独立。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1882年批准炮轰亚历山大城、镇压阿拉比起义的不是保守党政府，而是自由党政府。阿拉比起义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民族主义起义，起义者承诺建立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责任政府。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

真实情况是，不论政治上如何花言巧语，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总是被无法驾驭的因素拖入殖民地争端，要么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如特兰斯瓦和缅甸（1885年），要么必须回应其他欧洲列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政策。殖民地部常任官员仍然反对再增加任何负担，大臣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断削减殖民地开支，结果形成了两党合作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之际。两党合作并没有彻底贯彻到所有的政府部门，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在香港问题上依旧争吵不休。外交部始终坚持认为这个殖民地的利益必须服从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关系，殖民地部则传达殖民地居民的意见，尽管他们对殖民地居民的态度忽冷忽热。

海军部和陆军部与殖民地部也有分歧。一段时间以来，海军上将约翰·科洛姆爵士接连向海军部提交防御战略报告。1877、1879年，他相继出版《殖民地防务》和《大不列颠及其属地的防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6)科洛姆阐述了凭借强大海军防卫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方针，强调只有海军才能抵御潜在的入侵，这样一支海军必须配备一系列安全的燃料、食品补给站和维修点。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亚拉巴马”号劫掠舰的事例表明，蒸汽船对这类港口的依赖性很大，蒸汽舰只完全依靠这些港口补充给养，必须按照预定航线航行。科洛姆认为新加坡和斐济的重要性超过香港，海军部采纳了他的原则，只是认为斐济不如香港重要。从此，香港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只是重要性不及新加坡。香港将不仅是有益的贸易中心，还将成为帝国防务体系的重要一环。谁来为此付账，殖民地居民还是英国纳税人？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争论的焦点。

格拉斯敦及其继任者对内政的关注远胜于对欧洲及殖民地事务的关注，爱尔兰问题当属最要紧的国内事务，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自由党的毁灭。欧洲大陆似乎有望进入一个稳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狄斯雷利的最后一个大动作是签署《柏林条约》（1878年），该条约表面上是为了结束俄国与土耳其重新爆发的冲突，实际上树立了一种解决欧洲争端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已经没有争夺的空间，列强在不同因素的驱使下，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殖民扩张。

法国的野心

路易·菲利浦

1790到1852年间，法国经历了9次政体转变：三个王朝、两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一届执政府和一届督政府，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暴力。历届法国政府无不对公众舆论异常敏感，深切意识到他们的继续执政乃至个人生命都取决于不能过分激怒老百姓（直到1885年，法国对华政策还差一点导致一位总理被私刑处死）。英国佬接二连三的阴险行径总是令法国人愤慨不已，英国佬越是看起来不那么令人讨厌就越是可疑。1815年后，法国的国策就是坚定地与英国合作，毕竟除法国之外，英国是当时惟一非独裁的立宪制欧洲强国。但是，只有可靠而自信的法国统治者才敢冒犯势力很大、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恐英派游说者。1838到1840年，法国公众舆论激愤到顶点，奥尔良王朝借助人们对于拿破仑的热情，提高自身的世俗号召力。1840年，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巴黎举行了场面宏大感人的仪式。总理梯也尔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局势，巩固了法国在那里的统治。法国人热衷于重新武装，满心希望打一场对英战争，“举国上下沉浸在狂暴的激情之中……法兰西利剑在握”。(7)然而，务实的国王路易·菲利浦把与英国合作当做法国政策的基础，将梯也尔免职，接受了《伦敦条约》，这项条约解决了英法两国的争端，却让法国人民极度失望。

菲利浦国王急欲转移臣民的注意力，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当时，法国没有多少理由关注中国。法兰西民族嗜好咖啡和葡萄酒，法国财政收入也不像英国那样依赖来自茶叶的税收。法国人拥有严密保护的丝绸工业，由于丧失了绝大部分印度属地（被无耻的英国佬夺去），他们无须为棉花或鸦片寻找市场。即便如此，法国政府一直渴望及时获知中华帝国的一举一动。1839年，一位密使受命前往中国。

路易·菲利浦政府委以秘密使命的M.马奈·德·巴斯兰大概算不上有见识的间谍，英国商人显然乐于迷惑这个轻信的法国人。他们用酒宴款待他，使之相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仍有势力，“只是名称有所变动”，而且有接管整个中国的奸诈密谋，初步计划是推翻“鞑靼蒙古人的皇帝”，代之以一个汉人，也可能是个适合的英国人，此人非怡和洋行的年轻人罗伯聃莫属。(8)

不论法国人是否相信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幻想，他们在两年后派出了以真盛意为首的正式使团。真盛意成名于印度，渴望在中国取得同样的成功。法国人和中国人对真盛意使团的报道大相径庭。从公开角度说，他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私下里他为法国向中国要求一块居留地，就像英国人得到香港那样，他提出这块地方应是狮子洋入口处的虎门－穿鼻。耆英以彬彬有礼的嘲弄态度拒绝了这项要求，法国的对华贸易并未大到足以获得像英国一样的待遇，虎门具有战略意义，是中国极为重要的门户，其地位与香港不可同日而语，香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外围岛屿。

一个突发事件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法国快速战舰“爱里贡”号舰长则济勒自作主张，于1843年8月抵达上海，这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9)则济勒告诉中国人，法国与中国没有矛盾，法国的宿敌是英国人，所以会帮助中国人抵御英国人，中国借助法国的帮助，可以掌握建造战舰和大炮的技术以及海战战法。耆英依然不相信，当时他正与英国人谈判一项协议，了解并信赖英国人，况且英国的实力一目了然，法国的实力尚在未知（他肯定曾被告知特加法加尔战役）。(10)

法国人为中国设计的堡垒

法国的幕后活动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844年，法国派出一个正式使团，使团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拉萼尼率领。拉萼尼曾参加过维也纳会议，当时就坐在杰出外交家塔列朗的身边。拉萼尼使团抵达中国后，发现法国驻广州领事已经获得了《南京条约》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拉萼尼高超的外交手腕毫无用武之地。但是，拉萼尼的使命中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预测法国未来的亚洲战略。他受命寻找一个战略地点作为法国在东方的前哨，这回选中的是菲律宾群岛中棉兰老岛附近的巴锡兰岛。这座小岛已被西班牙人占领，很难由中国人说了算，除非法国是想找理由与西班牙开战。不用说，拉萼尼在这个问题上也毫无进展。

拉萼尼决定把宽容传教活动作为法国的要求，这大概是为了挽回颜面，不然的话，耗资巨大的法国使团除了本已到手的利益外一无所获。拉萼尼是受保守的基佐内阁派遣，基佐政府一直致力于赢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因为天主教会大多敌视奥尔良王朝。在这种情况下，拉萼尼的这个举措将被巴黎视为有益的政治让步。中国人应允了这个要求，为法国人日后在必要时炮制“开战理由”埋下了伏笔。

到下一个王朝，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法国人着手利用原先条约的规定，1858—1860年的英法远征进一步确认了这些条款，条约（译者按：《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第十三款）此时，马奈·德·巴斯兰又跳了出来。1857年2月至1859年12月间，他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系列正式报告，这些文件充斥着仇英情绪和可笑暗示，“他们（英国人）将尽一切努力反对（法兰西）帝国，惟有帝国能够阻止他们”。德·巴斯兰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埃及的骚乱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英国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占领它”。他还预言英国人肯定会干涉西藏（这两项预言日后都兑现了）。他还指出了中国南部河流的重要性，这些河流很快就成为法国在华扩张的跳板。(11)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向俾斯麦投降。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在华商业利益不大，所以能够与英国合作。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次年又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形势发生变化。法国在欧洲一蹶不振，无望收复战后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望凭借外交成功来挽回脸面。虽然德国企业家游说俾斯麦攫取法国领地作为战争赔偿，法国殖民地在战争结束后未受触动，这种情形完全是滑铁卢战役后欧洲局势的翻版，当然此时的形势要严重得多。滑铁卢战役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着手征服阿尔及尔；路易·菲利浦王朝巩固了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统治，之后，法国历届政府先后入侵墨西哥、塔西提和埃及。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公开把该岛作为反英战略的一步棋。激进派议员、海军部长德·拉纳桑在《法国的殖民扩张》一书中指出，法国舰队以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为基地，“切断英国与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的所有贸易往来，直至威胁印度”。(12)

中法战争中在谅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刘永福

不论是否自觉地采纳了巴斯兰的建议，路易·波拿巴政府转而把扩张矛头指向印度支那，企图以印度支那为基地，与英属印度相抗衡。1862年，法国在西贡建立据点，但英国兼并下缅甸，旋即抵消了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此后的5年间，法国占领了整个湄公河流域，湄公河三角洲成为法属交趾支那省，问题在于湄公河流域毫无商业价值可言。从海洋到河内和中国云南必经的出入口是地处现今越南北部的红河，红河归属东京省，后者是古代安南帝国的一部分，而安南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中国的领地。安南皇帝在种族上是汉人，帝国政府的部分官员是汉族学者型官僚。

中国人未必履行对藩属的义务。例如，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中国人出于谨慎，没有坚持传统的权利。但是，这一次中国答应支援安南。中国人很有可能认为安南本身不值得大动干戈，但东京省构成了中国与掠夺成性的法国之间的缓冲带。于是，朝廷决定派兵干预，抵御法国侵略。中国至少派出了一支精锐的非正规军：黑旗军。中国最杰出的革新派人物李鸿章十分清楚他的国家军事和海军力量有限，试图避免冲突，后党却热衷于对法开战。

孤拔

1885年2月，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图为镇南关清军布防图。

法国人决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幅员有限的帝国扩展成西方第二大殖民帝国，这个决定并非一蹴而就、毫无争议。法国军队的建制是针对大规模欧洲军事行动，不适应小规模殖民地战争，而且很多人反对任何干扰“复仇”——打赢下一次对德战争，收复法兰西的失地——准备的事情。法国左翼人士当中开始流传一种奇特的想法：即使是传播法兰西文化，也不证明对外冒险是正当的。法国政局不稳，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政策。在法国历史上，19世纪70、80年代是政府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的时期之一。1879年2月到1883年3月，法国至少先后有8届政府执政：瓦丁顿内阁、弗雷西内内阁、费里内阁、甘必大内阁、第二届弗雷西内内阁、杜克勒克内阁、法利埃内阁和第二届费里内阁。直到儒尔·费里凭借反教会教育和致力殖民扩张的纲领再度执政，法国政坛才稳定下来。

1884年8月，在双方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卷入了与法国的战争。海军司令孤拔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在福州摧毁了装备非常落后的中国舰队；双方的陆上军队互有胜负。前往福萨摩的法国远征军在基隆被包围。1885年2月，法国军队在靠近中国与东京省边界的谅山被打败。这场败仗导致费里内阁垮台，费里本人侥幸逃过一名狂怒的巴黎暴徒的毒手（中国军队促成了此事，他们归还法国阵亡者时，把头盔灵巧地缝在无头尸体上）。不过，法国虽然几乎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和平。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协助下，中法两国在巴黎达成协议，法国对安南帝国、东京省和交趾支那的主权得到承认，法国的直接统治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暹罗帝国，即现今的老挝和柬埔寨，被纳入法国势力范围。这样，法国控制了大小相当于其本土面积的地区，与中国南部接壤的边境线绵延1000英里。一些法国政客贪得无厌，想攫取更大地盘。颇有权势的出版商约瑟夫·夏莱－伯尔认为，法国的“文明使命”应当囊括暹罗、澳门和部分中国本土。(13)

图为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场景

马尾海战

法国的殖民野心日益膨胀，似乎要把殖民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帝国和中国南部边境，这引起白厅的严重关注。在这个地区，掠夺成性的法国取代了无足轻重、很大程度上只剩下空架子的中国，法国人计划把扩张矛头直指云南。英国政府考虑到在华利益，对此保持善意的中立。英国已经把中国纳入其“非正式帝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对华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另一方面，法国人的一举一动始终受到怀疑。

1884年8月，法军炮击福州，造成大约3000名平民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巴夏礼认为，法国此举“无异于背信弃义”。英国下院也提出质询。1884年10月28日，来自艾尔的托利党议员阿什米德·巴利特先生要求“英国海军将领阻止这些海盗行径”。法国宣布封锁中国海岸，还考虑把大米列为战时禁运品，英国愤怒地做出反应，暗示将调遣皇家海军进行对抗。一位观察家认为这个举动“震撼了文明世界”，上院则把法国人的行动斥之为“野蛮行径”。伯里勋爵发言说，本国随时可能卷入战争。因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而以“中国的”戈登而闻名的戈登上校写道：“根据以往的经历，倘若中国与法国开战，我们必定会采取相同的行动。”

戈登

法国的进攻立即点燃了中国人的愤怒，电报和蒸汽印刷机第一次使炮轰福州和中国舰队覆灭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中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两广总督发布公告，号召中国人凿沉法国船只，把下过毒的食物卖给法军。在香港，当局颇为惊恐地获知中法开战的消息，香港举行了反法游行，码头工人拒绝为法国船只服务，这是该殖民地普通民众第一次自发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完全不同于过去常见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外国人的仇外情绪。殖民地政府没有认清这一点，不合时宜地采取了独断强横的做法。罢工者被勒令复工，还被课以罚款。结果，当局不得不召集军队镇压随之而来的骚乱，立法局也匆匆通过授予政府广泛权力的紧急条例。这些举措遭到广泛的抨击，许多英国人表达了对华人抗议行动的同情。代表威格顿的议员、曾在中国服役的海军少将约翰·海伊爵士支持罢工者，要求香港当局“发出指令，禁止把任何契约强加于工人……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理当反对这种强制”。一家香港法院否决了政府对一位报纸主编的起诉，这家报纸刊登了两广总督的文告。(14)

这场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约对法国的让步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不大，因为清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享有对印度支那的权利。然而，这场冲突彻底打破了《北京条约》签署后25年间逐渐形成的稳定局面，其他欧洲列强怀着对法国在华野心的戒备，决意在随后的坐地分赃中不落人后。英国也意识到香港很容易遭到法国或其他列强的攻击。各国海军战略家目睹了中国的新舰队被轻而易举地击溃，日本海军军方对此最为关切，他们的现代化进程迅速而有力。中国本来指望得到西方的庇护，如今全部希望都化为泡影。英国和美国被中国视为盟友，却没有进行干预。但是，法国难以为所欲为，中国也开始形成一种好战的民族主义。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

任昆士兰总督时的宝云

任香港总督时的宝云

在国际局势紧张、危机重重的时代，香港不得不忍受一位软弱胆怯的总督。乔治·宝云爵士在殖民地仕途一帆风顺，却是个典型的华而不实之人。宝云在牛津大学表现十分出色，三一学院学生，古典学名列榜首，两任学生会主席，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1847年，年仅26岁的宝云被任命为科孚的爱奥尼亚大学校长（该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由英国人管治），还当上了爱奥尼亚群岛政府的政务秘书。1849年，他在匈牙利有过一次历险，协助解救了匈牙利革命英雄路易·科苏特。他还出版了包括《默里氏希腊指南》在内的若干著作，一直是公众瞩目的人物。《澳大利亚传记辞典》恰如其分地指出，宝云“刚愎自用、固执、讲话啰嗦”，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总是把名人的名字挂在嘴上，还热衷于大谈名人的趣闻逸事。不过，他之所以能够在1859年以38岁的年龄获得首任昆士兰总督之职，靠的是与格拉斯敦的交情。

宝云34岁时就已是二等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出任昆士兰总督之后，又获得了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15)他似乎有望爬得更高，因为在傲慢自大和趋炎附势的外表下，他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但是，对宝云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太大了，他把澳大利亚的养羊场说成“有如荷马笔下的竞技场”，放牧权之争是“古罗马贵族与平民公地之争的翻版”，让人联想起贺拉斯《拉里萨战场的战利品》里的达林丘陵草原。(16)宝云的殖民地生涯持续了20多年，其间也并非一事无成，在新西兰尤其有所建树。1867年，他接替好战的乔治·格雷爵士出任新西兰总督，说服那些不满于白厅所给待遇的殖民者不要转而要求并入美国。1872年，宝云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州总督，在那里他遇到了麻烦。1877年，该州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与终身任职的政务会围绕预算案发生激烈争执，“一场政治风暴……一些政务会成员扬言要雇佣和武装爱尔兰匪徒……与此同时，一些立法会议员呼吁采取暴力和革命手段”。宝云未能平息事态，此事“极大地损害了我的……声誉和前途，我再也无法挽回”。(17)这一点给他说中了。之后他在毛里求斯待了3年，1882年被派往香港担任他此生最后一个公职。殖民地部之所以任命他，是希望在桀骜不驯的轩尼诗之后，他能够起到安抚作用。宝云爵士乐于合作，只要这有助于他尽可能轻松地向上爬。

1883年，宝云抵达香港。此时，他已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令人生厌者，游手好闲，自视甚高，一味谄媚那些高高在上的相识。宝云的上司全都瞧不起他，格兰维尔勋爵说他是“自命不凡的猴子”，金伯利注意到他“荒唐可笑的自私自利”。殖民地部助理次官W.R.马尔科姆向里彭勋爵透露说：“宝云已经服务了很长时间，我们在公开场合说他很出色。实际上他满口空话，他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住职位，完全是由于宝云夫人的机智、声望以及与赫伯特（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罗伯特·赫伯特爵士，他在澳大利亚时曾在宝云手下工作）很深的个人交情，他极其过分地滥用了这种交情。”(18)宝云的继任者威廉·德辅叙述了卡纳丰勋爵一次晚宴的情景：当时宝云的前任轩尼诗也在场，宝云“像往常一样大声说话，大意是说他一天之内接连见到了罗马教皇、维克多·伊曼纽尔和加利波第，在这个话题变得相当乏味之后，他接着废话连篇地说道：‘非常奇妙的事情，实在奇妙。我在同一天应邀与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道进餐。’”话音未落，“矮小的波普·轩尼诗”马上尖刻地反驳了他。(19)

宝云本来完全有望在香港度过愉快闲散的任期，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看来，与我以前管理的任何一个直辖殖民地相比，香港政府的日常和紧迫工作从一开始就要轻松得多”。这多半要归功于政务官的贡献，这些官员都是通过20年前设立的官学生招募计划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包括骆克（1883年任助理辅政司）、阿尔弗雷德·李斯特（财政司）、沃尔特·迪恩（警察司）和詹姆斯·罗素爵士（巡理府），他们都通过严格的考试，具备关于华人及其语言的丰富知识。在宝云任职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辅政司威廉·马殊爵士管理着香港政府，事实证明马殊完全能够独力挑起总督的担子。宝云的不幸在于，他抵达香港之际，正值战事频繁、战争谣言四起的时期，香港的防务负责人又是一位十分活跃、性情暴躁的军人J.N.萨金特中将。

“霍奇”级铁甲舰

此时正值萨金特在远东的第三次海外服役期，他第一次海外任职是在1860年。自那时以来，铸炮技术又有了重大进展，巨型钢制大炮普遍投入使用，火药有所改进，大炮的射程和精确度都大大提高。即使是美国内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铸铁滑膛炮，其射程也大大超过3英里，新型大炮可以射得更远。法国“霍奇”级战列舰的主战武器是重达75吨的13﹒4英寸大炮，足以在现有岸防炮射程之外轻而易举地摧毁维多利亚城。香港的防御工事甚至无法抵御轻型火炮的打击，一些最重要的战略防御工事都是开放式的露天炮塔，只能防御正面火力，无法抵挡头顶上方落下的炮弹。萨金特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欠缺，确信陆军部清楚他的观点。英法合作已有70年历史，萨金特与白厅的皇家骑兵卫队依然忧心忡忡地把法国视为潜在的侵略者，法国在东方扩张造成的紧张局势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香港从穷乡僻壤的殖民地被推到国际冲突的最前沿。1881年，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日后当选为代表普茨茅斯的下院议员威廉·克罗斯曼爵士访问香港，为香港设计了合适的防御体系，但工程一直没有开工建造。军需司令安德鲁·克拉克爵士同意萨金特将军的看法，认为香港的“防御工事远远比不上许多中国港口，一旦爆发战争，法国人用6艘铁甲舰的优势兵力就足以摧毁香港的首府和航运业”。克拉克建议采取应急措施，大力加强卫戍部队，再增加3个以上的印度团，两艘最好的鱼雷艇，更多重型大炮和速射武器。德比勋爵十分关切，下令把准备配置在普利茅斯新要塞的大炮“十万火急”改道运往香港。

安德鲁·克拉克爵士还致函宝云：“目前，香港面对一艘铁甲舰等于是手无寸铁，一旦战事突然爆发，我想你会沦为阶下囚。”宝云也清楚意识到这种危险，1884年3月8日，他向殖民地部提出警告：“任何外国列强的4000到5000名士兵一旦在这个岛屿的背面登陆，肯定能够冲入城镇（离海岸只有4英里），我们弱小的卫戍部队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安德鲁爵士的信函让宝云大为惊慌。1884年9月13日，德比勋爵发来一封简短函电通知更让宝云无法释怀，德比勋爵表示希望该殖民地支付萨金特所需榴弹炮的费用：“军事基地的全部费用……同时垫付驻军总司令所要求的各项费用。”宝云哀怨地询问那位将军：“‘垫付’究竟是什么意思？”两天后，他以风湿病复发的可疑理由，只身一人前往日本避难去了。

萨金特暴跳如雷，写信给宝云说：“此刻正是置生死于度外，不可苟且偷生的时刻。”殖民地新闻界也是一片嘲讽之声，9月13日的《士蔑西报》写道：

在无疑是自上一次中国战争以来本殖民地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那位大人凭借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平静地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不论有多少靠不住的理由，身体欠佳之类软弱无力的辩解，对事实的歪曲和大量老掉牙的托词……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总督宝云……凭轻易弄到手的一纸医生证明作为站不住脚的理由……前往日本的浴室去过轻松惬意的假日……如果王国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有很多是乔治·宝云爵士这种素质的话，英国的霸权不可能长久。(20)

萨金特将军虽然得到了榴弹炮——卡纳丰勋爵在5年后抱怨说，这些大炮的口径仍嫌太小——却丢掉了职位。乔治·宝云爵士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足以敦促英国政府召回这位将军。萨金特写了一本书，字里行间不断指责宝云爵士和剑桥公爵极不公正的行为。(21)然而，仅靠这些迅速装配起来的新式大炮，仍不足以确保香港的安全。萨金特将军曾亲自侦察过一些敌军可能藏匿的海湾和港口北面能够威慑这个殖民地的制高点，他得出结论，除非占领这些要冲，否则，“中国人拥有的该港口的北岸将成为麻烦和不安全的根源……一旦这个地区落入英国之外的外国列强之手，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不能占领这些重要的战略地点，至少也要使之中立化。萨金特写道，这一点“对于我们及时阻止那两个欧洲强国（法国与俄国）中的任何一个攫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控制香港港口入口和港口本身的中国领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萨金特当时未必是想获得如今以“新界”闻名的整个地区，他仅仅是指“对于我们的防务来说绝不可少的……地区”。萨金特接连向陆军大臣哈丁顿勋爵发出措辞强硬的函件，宝云通过殖民地部进行了反驳。伦敦收到了萨金特发出的信息，但英国染指更多中国领土的时机尚未成熟。

这个殖民地的官员一直饱受宝云无能统治之苦，对萨金特的离去感到惋惜。骆克表达了深切的遗憾，这个殖民地需要“坚强有力、朝气蓬勃、无所畏惧的领导人”。塞西尔·克莱门蒂·史密斯写信给萨金特：“我非常遗憾您离开这支部队，我们再也不会有能够如此融洽相处的将军。”宝云自己也没能在香港久留，1885年12月，宝去离开香港，他担任香港总督32个月，在这个殖民地的时间仅有15个月。一位“商界领袖”写信给萨金特：“我想不会有任何人惋惜他的离去。他是个爱慕虚荣的、愚蠢的老人，有一种毫无顾忌乃至令人反感的自我膨胀情绪。没有安排任何告别仪式，他曾派人请赖里先生为他安排仪式，但那位绅士拒绝了。”(22)

瘟疫

不论荣誉应归于宝云还是那些优秀的下属，宝云任职期间香港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其中，意义最重大的要算立法局改组。继伍廷芳出任临时议员之后，首位华人议员正式进入立法局。宝云代表殖民者与殖民地部进行了讨论，最终的决定正如金伯利勋爵曾经建议的那样，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至少应有一名华人。立法局还引入代表制，授权全体太平绅士和香港总商会各推选一名议员，这种间接选举方式一直沿用至今。立法局将有5名“非官方”议员（非官守议员），从理论上说将比以往更好地履行代表社会舆论的职能。问题在于商人势力占了上风。

保罗·遮打

香港总商会的成员和太平绅士大多是英国人。总商会成员中有20名英国人、6名欧洲人、3位犹太人、两位华人、一位帕西人和一名美国人。79位太平绅士中，62人是英国人，7位华人、7位帕西人和美国人、3名犹太人。只有60位不支薪的“非官守”太平绅士才有投票权，他们必须拥有英国国籍，全体华裔太平绅士也是如此。（香港华人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并非必须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到这个殖民地旅行或居住。）

太平绅士推选出来的立法局议员是来自孟买犹太大家族的大卫·沙逊。这么做是为了有意识地增加立法局中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成员（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沙逊的继任者是亚美尼亚人保罗·遮打爵士）。香港总商会推选的是乃则臣，他是汇丰银行总经理，一位无可挑剔的大班。

立法局其他两个非官守议员名额中有一个必须留给怡和洋行，因此立法局的意见总是明确的、毫无悬念的。整整一个世纪之内，这种体制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直到1985年才引入选举机制，而且是非常间接的选举。

德辅

不过，香港并不缺乏无拘无束的批评，这个殖民地享有言论自由，有时候这种自由的言论近乎谩骂。宝云也没有想压制对他本人的抨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历早已使他习惯了这一切。他安排对外分发立法局会议记录和政府部门报告，设立了由非官方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体制。这些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财政委员会，它有权在预算案送交白厅之前发表意见，这种体制至少产生了有益的心理平衡作用。这些改革几乎没有遭到殖民者的反对，他们因为无须再对付约翰·波普·轩尼诗而松了口气。宝云离开这个殖民地时，立法局资深议员菲尼亚斯·赖里已经能够表示，尽管以前立法局曾有过“官守与非官守议员之间的摩擦与严酷的气氛”，“现在已烟消云散了”。

1887年10月，宝云的继任者威廉·德辅爵士上任，也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宝云离职后，前后两任总督之间有将近两年的空位时期，代理总督威廉·马殊爵士继续承担自1879年担任辅政司以来先后在难以共处的波普·轩尼诗和不称职的宝云手下一直从事的工作。德辅从切身经历中领会了塔列朗对年轻外交家的那句忠告：“尤为重要的是，不能有太多的热情。”德辅29岁时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学位，对于一位殖民地总督而言算是少有的经历。1863年，他受命前往查理·义律过去的领地英属圭亚那担任法官。像义律一样，德辅抗议种植园主对待劳工的方式。同义律时代一样，这些劳工并非黑奴，而是契约华人苦力，他们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没有多少明显的改善。德辅的抗议被《泰晤士报》说成是自75年前沃伦·哈斯丁斯在印度因莫须有罪名受审以来“公职官员所做的最为严厉的控告”，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德辅的一些抨击之辞被认定言过其实，日后他也因此仕途受挫。另外部分原因是他身体很差，需要经常休假。德辅爵士的私人秘书梅含理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总督本人也乐于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依然觉得有必要“每周一到两次”完成从山顶的夏季别墅到总督府的痛苦行程。宝云建立的立法局例会制度侵占了这位总督的闲暇时间，便被取消了。

德辅爵士把主要精力用于拜会名人。德·巴尔迪伯爵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这位伯爵很难说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人物，不过毕竟是波旁家族成员，又是尚波城堡的拥有者，德辅很高兴收到尚波城堡的回访邀请。1891年，俄国亚历山大大公爵和日后成为沙皇的尼古拉皇储也曾下榻总督府，他们还进行了所有访问香港者都乐此不疲的一项消遣：购物。这是一次微服出行，未来的沙皇头戴圆顶软毡帽，脚穿褐色皮鞋。相比之下，年轻的乔治·寇松虽然已在议会和社交界崭露头角，仍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日后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他曾对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发挥了重大影响。寇松热衷于靠得住的东西，对维多利亚城“乐土般的优雅”非常着迷。

1907年干诺公爵到访

德辅爵士十分遗憾的是，1889年他因长期休假，错过了艾菲的弟弟、维多利亚女王宠爱的儿子干诺公爵的来访。公爵访问期间，德辅道和干诺道正式开始动工兴建，从而启动了新的围海造地计划，滨水区将延伸到干诺道，在香港岛中心地带提供宝贵的土地。1862年之前，最初的海岸线就已经向外扩展，用海堤加以保护，还进行了围海造地，只是工程一直时断时续。这项新计划完成后（17年后才全部竣工），将修建一所新会馆、最高法院大楼、一座板球场以及电车道，所有这些都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新建筑。

不过，德辅爵士不得不关注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问题：公共卫生。瞿域1882年的报告已经移交给一个新的委员会“洁净局”，在洁净局实施瞿域的建议之前，瞿域与艾尔斯的一个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在轩尼诗阻碍进步的任职期内，当局忽视卫生状况，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1883年，这颗炸弹以霍乱大流行的方式爆炸了。新组建的洁净局不得不停下手来应付传染病的直接后果，等到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制订未来的规划，又遭到强烈的反对。在大潭兴建了瞿域提议的自来水厂，污水也做了处理，关于食品管理、市场监督和重建垃圾处理工程的建议也付诸实施。但是，居住密度过大问题没有解决，必然导致疾病蔓延。在香港，没有钱来改善住房条件始终是个充足的理由，更何况数千名欧洲人都有相当宽敞的住宅，即使他们的房子算不上豪华。19世纪90年代，在《香港指南》上刊登广告的旅馆，客房都有浴室。最严重的过度拥挤集中在华人区，很多证据表明，一英亩大小的地皮上要住1000多人，这意味着高房租和房东的高收益。惟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强制留出净空，这肯定会招惹麻烦。

瞿域希望人均有300立方英尺的居住空间，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拥有一间12平方英尺的房间。在香港的房东看来，即使是这样一个有限的标准也显得太大了。反对派的首领是何启（很奇怪，何启本人是个合格的医生），为了使事情能够顺利进展，他被邀请进入洁净局。何启是东华医院创始人之一何福堂牧师的儿子，作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何启身上体现出香港所有的长处和矛盾，在日后3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这个殖民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23)何启曾在英国待过10年，学习医学和法律，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协会和林肯律师协会的会员。在回到这个殖民地之前，他娶了一位英国妻子，还热衷于英国的宪政和社会思潮，同时致力于提出中国人的观点。早在何启25岁时，就有人提议推选他进入立法局，1890年他被任命为立法局议员时仅有31岁。洁净局草创之初，百事待举，成效甚微，即使洁净局拥有杰出的寄生虫病学家孟生博士这样的成员。孟生创立了伦敦热带病学院，他辨别出象皮病的病因，还是疟疾病因研究的先驱。华人似乎宁愿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中，也不愿支付高房租和接受体检。实际上，曾有47名华人上书反对任何卫生管制。

1879年，卡明夫人对这个殖民地简陋的卫生状况感到震惊，她写道：

（香港）没有任何可用的下水道或排水沟……不管什么样的污水都顺着（雨水管）直接沉淀在整个港口的海滨，污染了本应是宜人的环境……就“卫生设施”一词通常的含义来说……所有此类必备的设施都是最最原始的。各家每天一次（穷人是两周一次！）运出垃圾（然后作为一种农业贸易的货物运往大陆）的处理方法在女王陛下帝国的卫生统计上写下极不光彩的一笔。(24)

直到瞿域报告发表7年后的1889年，香港才在殖民地部的敦促下采取了改善卫生状况的初步举措。当年发布的《收回官地条例》授权进行强制性购买，“促成旨在永久改善本城卫生状况的预期实验。本城很大一部分居民居住在拥挤密集的住房，这些住房没有后院或后窗，其中六分之五的房间始终密不透风”。即使这项实验没有收到成效，德辅仍认为无须担心：

原本希望对翻修住房的需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提供“后院”所带来的改建费用和建筑面积上的损失。倘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项目不应再继续执行。但是，我认为值得付出一些代价来消除公众对公共卫生的极大反感和严重危害，惟有采取目前提出的不会导致华人居民普遍猜疑和不满的措施。

无论如何，欧洲人始终是安全的，因为上一年发布了《欧人区保留条例》。外国居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消除一个显著的不幸”，即“众多当地人竟然获准聚集在离欧洲裔居民如此近的地方”。(25)现在，保留条例弥补了这个“不幸”，规定保留城镇中地势较高的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并非完全由欧人占据，而是用于建造欧式房屋”。对于这种颇为丢脸的种族隔离做法，当局闪烁其词地做了许多解释：“华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大概是因为他们本身颇为倾向于与欧人隔开。”欧洲人在香港生活是为了华人的利益，“华人虽然具备很多宝贵品质，却缺乏真正进步所必需的某些素质，他们或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习惯“密密麻麻地挤在房子里……这是他们各个阶层的普遍状况”；他们“经过长时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之后，逐渐对与人口极度密集直接相关的健康状况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毕竟，倘若他们想在欧人区居住，“条例并没有禁止他们这么做”。(26)

华人住宅与英人住宅

1894年瘟疫流行，当局出动工人清洁。

但是，复仇之神即将到来。1894年，瘟疫袭击香港，这场瘟疫是横扫亚洲的大范围流行病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广州就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疫病，据报告有1000多人死亡。这场疫病爆发之际，香港社会已截然分为传统的华人社会和现代的英人社会，只有极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享受到科学的公共卫生医疗。当时对疫病的起因只有粗浅的认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香港发现的疫病杆菌是由两名日本医生青山和北里分离出来的。中国的科学仍然落后于时代500年之际，日本已经开始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

人们一度怀疑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是老鼠，但没有得到证实。可以肯定，过分拥挤、不卫生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疫病迅速蔓延，香港成为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如果说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疫病爆发，他们却依照地道的家长制统治传统，相当利落地应付了这场危机。士兵自愿小分队——他们当中有的将死于这场疫病——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搬走尸体，用石灰对感染的房屋消毒。当局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控制疫情，建立紧急隔离医院，还准备了一艘水上巡回医疗船。“然而，不幸的是，”总督报告说，“华人没有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27)但是，不论是德辅还是他手下的官员，谁也没有想过要站在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1891年5月，德辅离开香港，之后又度过了18年愉快的退休生活，这表明他时常发作的疾病并不那么严重。

威廉·罗便臣

继任者威廉·罗便臣爵士毫不掩饰地敌视华人的习俗和思想。香港总督是罗便臣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此前他经历过一番艰难的努力。他没有上过大学，最初是以小职员身份进入殖民地政府部门，他能爬到殖民地总督的高位实属难得。他的职业生涯是在伦敦和西印度群岛度过的，因此不具备任何关于中国的经验和知识。他在香港总督任上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冷漠，在公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欧洲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成为他任职期间的突出特征。按照罗便臣爵士的说法，华人之所以不愿对他的预防措施给予合作，是因为

他们养成了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他们非常乐意像羊一样地死去，只要他们不被打扰，疾病就在他们当中传播……无疑，这些看法是盲目的偏见和迷信的产物，驱使他们东躲西藏，最终必须组成搜索队，挨家挨户地寻访。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况：当一支搜索队进入一座有数名患者的房子时，（华人）仓促间想尽办法躲藏……华人的聪明才智从未经受过如此严重的考验，或者说从未应用于如此可悲的事情上。(28)

东华医院与保良局

华人也不相信政府医院的治疗方法，宁愿接受对疫病几乎束手无策的传统中医治疗。西医并未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82%的华人患者死亡，欧洲人的死亡率却只有18%。东华医院董事会能够干预两种文化的冲突所导致的危机，自1872年成立以来，东华医院董事会一直深得人心，在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的扶持下，医院董事会几乎承担了华民政务司（同时兼任抚华道）的职责。轩尼诗有充分理由认为，仅仅委任一名官员（在当时甚至不懂汉语）负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的福利，简直是荒谬绝伦，华人应当是政府最关切的对象。轩尼诗宣布东华医院董事会大厅将是“经常与我的华人朋友就本殖民地应采取的最佳方针进行磋商”的场所，这足以招致欧洲侨民做出不友善的反应。他们认为东华董事会不该插手政策问题，董事会“接管了本应由华民政务司履行的职责”，正在扮演政府“总顾问”的角色。轩尼诗赶走了与自己的关系剑拔弩张的威廉·马殊，之后恢复了华民政务司的职位，任命一位能讲流利广东话的官学生出任此职。

在轩尼诗的支持下，医院董事会组建了一个姊妹机构：保良局，这个机构旨在保护妇女儿童免遭拐卖，她们常常被卖入妓院。保良局很快就发展成类似替代性法律体制的机构，“保良局的总理们身着清朝官员的服饰，长袍马褂，顶戴花翎……总理们审理案件的方式与清朝官员如出一辙。审案多在晚间，每次至少有两位总理出席。听审开始之前，所有涉案者由局里的访事护送到局”。(29)只有当总理们写下裁决意见之后，一桩案子才送交华民政务司处裁决。这样的体制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远比英国法庭有效，英国侨民并不欢迎，他们根本不了解华人居民的失望情绪。

总督及其高级官员难免常常与少数最重要的欧洲公民打交道，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招待会、花园聚会、赛马、俱乐部、板球比赛、草地网球、音乐和戏剧演出，以及殖民地社交生活必不可少的各种茶会和晚宴。这个排外的上流社会中见不到一位华人（就这一点来说，也没有多少下层英国人），香港俱乐部、香港赛马会（成立于1884年）、维多利亚游乐会（成立于1872年）以及业余剧团（成立于1844年）的成员没有一个是华人。即使是宣称致力于促进人类同胞之情的共济会，最初也墨守成规地反对华人加入。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太可能无视欧洲侨民的意见。欧洲人与华人的接触受到重重阻碍，双方即使有接触，也几乎完全限于商业事务，大概各民族只有在商业领域才有一致的利益。立法局华人议员本来应该维护华人的观点，但是，像何启这样的人忙于生意，大多数时候与他们的欧籍同事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罗便臣勉强与东华医院董事会合作控制瘟疫。在东华董事会通情达理的赞同下，这位总督没有放弃实际上绝对必要的挨门挨户查访，他还设想了一个计划：

不论从医学角度看它有多么行不通，当前的紧迫局势和危急情况证明它绝对是正确的。我指的是建立一所临时性疫病医院，由东华医院的华裔医生主持……华裔患者现在可以选择欧洲或本国的治疗方法，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但绝大多数人宁愿由他们自己的同胞照料。

位于坚尼地城玻璃工厂内的临时医院

对于受到伤害的感情而言，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由于死者太多，“掩埋队不得不把棺材埋在壕沟里……对于一个主要宗教仪式就是葬礼，每年都要祭扫死者的民族来说，这无异于感情上的巨大打击”。罗便臣发现华人对此怀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惧。绝大多数华人出生在这个殖民地之外的地方，非常希望死后回到故乡与祖先葬在一起，这位总督认为这只会导致疫病进一步蔓延。自中世纪以来，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就是控制瘟疫的惟一途径。时至今日，那些可能发生瘟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依然强制执行严格的检疫所隔离制度。广州与香港一样疫情严重，这种限制本来没有必要，但罗便臣认为，华人要求允许疫病感染者离开这个殖民地的请求“极为荒谬，当这项要求是由一个华人绅士代表团提出来的时候就越发显得荒唐，这些人本应很清楚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驻广州总领事白利安爵士被罗便臣的态度“激怒”，徒劳地想支持华人的主张：“香港的立场似乎是，尊重华人的情感就是怀疑西方的医学……像以往一样，香港新闻界把对华人情感和宗教信仰的同情污蔑为在香港出卖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30)

形势日益严峻，罗便臣不得不采取行动。他记录下当时的情况：由于被禁止离境，“华人以大批离开本殖民地来报复，买办、承包商、收账人、商贩、家仆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人数多达10万之众”。难民逃往广州，那里的排外狂热如火如荼，医生被指控用新生婴儿的眼珠炮制治疗瘟疫的药，公开张贴的布告谴责“本政府的种种暴行，号召民众向外国人复仇”。香港政府不得不安排一次有组织的疏散，用专门的帆船把患者送往广州，虔诚地相信他们在广州会被隔离在医院里。

人员流动状况令人焦虑不安，东华医院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不但殖民地政府，就连受过科学教育的华人也指责医院董事会纵容“苦力阶层为主的愤怒、无知、暴乱的民众”，煽动“无知、狂热和荒唐的嫉妒”。另一方面，华人民众愿意相信一切与外国人有关的传闻（有一个传闻说，外国人运走疫病患者的尸体是为了给英国皇室作药），东华董事会主席承认必须采取医疗措施，结果差一点被华人百姓私刑处死。

1894年瘟疫过后，疫情最严重的太平山地区进行了重建。

孟生博士是香港西医教育的开创者，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业师。

随着秋季来临，气候变得凉爽，瘟疫消退了。在之后的年代里，瘟疫又不同程度地复发过。政府强行征购了疫情最严重的太平山地区，费用高达821，000元。洁净局试图进一步推行改革，又遇到麻烦。(31)4年前的1891年，当局曾颁布过地方法律，要求移民来港的苦力居住的公寓进行登记，以便实施相应的卫生管理。在华人看来，任何性质的登记都极其令人反感，他们把登记视为收税、勒索和其他骚扰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在何启的领导下，华人居民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最终使得该法律被悄无声息地束之高阁。这场瘟疫彻底改变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的政策，当局宣布将再次实施这项法令。

政府从这场瘟疫吸取了教训，花了3个月时间解释登记的目的，试图使疑虑重重的苦力相信并没有什么邪恶的阴谋。虽然当局做出了不少努力，登记仍无法进行，政府决定“不再会商，直接实施该项法令”，结果得到的回应是一次港口罢工。这场罢工迅速发展成全面停工，有大约两万名工人参加，货物搬运完全中断。与以往针对法国或为了提高薪酬的港口罢工不同，这次罢工是第一次明确地旨在迫使香港政府改变其决定的大规模行动。总督罗便臣虽然十分激动，却正确地认识到这次罢工的性质，“显而易见，这次罢工不是经济罢工，实际上是对抗该项法令和政府”。他提醒香港总商会：“华人确实像孩子。父母不与孩子讨论问题，他们只是说明要做的事情，坚持要把事情做完。”不过，总商会仍试图直接与罢工者谈判，信心十足的罗便臣不愿接受总商会打算提出的妥协条件，敦促他们争取彻底的胜利。于是，资方以略微提高的工资在大陆招募苦力——大陆的苦力资源总是非常丰富的——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罗便臣得意洋洋地报告说：“那些开始时认为他们掌握了政权的罢工者和苦力已经得到了一个反面教训，希望他们不要忘了这个教训。”

整个事件有两个引人深思的特点。首先，它揭示了英国人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其次，它标志着公众情感业已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要素。若是英国人推行十足的文化帝国主义，显然会无视华人对那些无疑属于改良举措的不合理的反对。很难设想法国、美国或德国政府会表现出同样的宽容，他们肯定会表现出不耐烦和高人一等的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吸取了印度的经验教训，侵犯其他民族的情感必定要付出代价。一名英国军官若被指控蔑视穆斯林仪式，就有可能被免职（确实曾有人因此被撤职）。像以往一样，广州的清朝官员想方设法避免骚乱，英国殖民地大臣和香港总督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确实不应该再让华人按照“盲目的偏见和迷信”去安排他们的生活，为此必须提高英语和西式教育的水准。

孟生博士在发展西式教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887年，他创办西医书院。就在这一年，何启的雅丽氏纪念医院正式启用，为西医书院的创办奠定了基础。这所医院为书院输送指导教师，并为临床研究提供设施。孟生对原始的中医不抱幻想，但他显然具备英国官员所缺乏的敏感，认识到嘲弄一切的优越感于事无补。他对中医的评价大概是实情：

（中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概念是荒谬的；没有名副其实的外科；他们有丰富的药物，但不具备关于药物功效以及疾病病理和诊断的知识……如今不应满足于新奇的观察和思考……而是应当不懈努力，使想像与事实相符合。

但是，西方人不能指望华裔听众专心聆听他们的指导，当他们如此频繁地——

把无知、没有教养的不明事理归结为愚蠢，把知识归结为智慧……我们在他们面前装模作样，用语言和行为告诉华人：你们是一群笨蛋。你们奉为神明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你们的祖先崇拜，你们的文化，你们关于孝道的空谈，你们的家长制政府……不过是愚昧、迷信和空洞的言辞。相反，看看我们吧，我们的蒸汽船、铁甲舰、铁路、电报、工业机器、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难道我们不是神灵，你们不是白痴？！(32)

西医书院教职工

孟生的西医书院取得了当之无愧的成就，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逸仙博士是该学院最早的毕业生之一。

第二年，香港继续朝着正确方向迈进，洁净局引入选举机制，何启与孟生都当选了。洁净局虽然仍像过去一样权力有限，效率低下，却是香港第一个拥有民主选举成员的官方机构。1888年6月的首批选民包括所有列入陪审员名单的纳税人，不限民族，“所有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语……善良而合格的人士”，这就在所难免地会把一些华人囊括进来。最初两次选举的投票率令人失望，名单上的669人只有187人参加投票，1891年第二次选举时，738名选民中有492人投票。看起来香港将拥有一个真正民主（这是按照英国对地方选举的定义，英国的地方选举仅限于纳税人参加）的市政当局。然而，不管如何限制选举资格，在不远的将来华人选民的人数仍会超过英国人。当时，英国殖民地没有从种族角度对选举权做出绝对限制，在牙买加、洪都拉斯和毛里求斯，黑人享有与白人相同的投票权。

然而，香港再一次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20世纪20年代的总督金文泰爵士认为：“这个殖民地如此小而紧凑，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市镇，所以，香港政府应当、而且必须始终关注市政事务。我认为我本人实际上是香港市长。”(33)像一个世纪之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乔治·宝云爵士把管治香港比作管理一个郡议会。不过，香港可是在一个暗藏敌意的庞大帝国边界保持平衡的“郡议会”，而且大多数选民对这个帝国负有某种效忠的义务。

香港社会的欧洲侨民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这个要求在伦敦得到“英商中华社会”的支持。该协会的前身为“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要由那些从香港和上海回国的人士组成，成为致力于劝说英国政府支持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最重要的院外游说集团。对于香港来说，这个组织有一点值得提及，它结束了一段由来已久的宿怨。阿尔弗雷德·颠地是老颠地洋行的低级职员，1866年颠地洋行破产后他不得不前往上海，如今他已经成功地爬到了社会顶层，成为阿尔弗雷德·颠地爵士、英国诺思·波尼奥公司总裁，在英商中华社会董事会与怡和洋行的大班们友好共事。一直以来，克锡家族始终控制着怡和洋行，克锡家族是怡和洋行创始人威廉·查顿博士的姐姐简·查顿的后裔。在半个世纪时间里，这个伦敦的对华事务游说组织以及香港和上海总商会的活动宗旨没有多少变化，尽管1875到1895年间，英国对华出口的状况令人失望：

1875年香港大会堂

这些数据令人惊奇地几乎一成不变，掩盖了以港币结算的出口贸易的增长，究其原因，当是与汇率的变动有关。不容辩驳的事实是，英国对华出口仍然不到英国对荷兰出口的三分之一。制造商和商人依然认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只要摆脱所有限制，贸易就会迅猛增长。他们并没有费力去解释同期日本是如何设法把对华出口从746，000英镑增加到2，794，000英镑的。

这些人不得不承认香港本身发展得并不慢，只是苦于受到不理解香港特殊情况的英国政府的控制（这种抱怨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据称，香港对于英国的对华贸易至关重要，应当被视为帝国的一份资产，由帝国政府支付开支。相反，本地人的钱财被用来做大方的善举，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当然也就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早在1863年，香港承担的殖民地防务费用确定为每年2万英镑。1884年，这一份额被英国政府单方面提高到56，000英镑。次年，萨金特的新防御工事又使得这笔款项提高到60，375英镑。为了支付这些开支，香港政府不得不募集贷款，被迫以英镑结算贷款，虽然其收益是以港币结算的。对于香港来说，这笔贷款很不是时候，随着银价下跌，港币对英镑汇率大大贬值。1889年，伦敦决定将香港每年上缴的费用翻一番。英国政府指出，这笔费用仅占已增长的殖民地财政收入的17%，不过是恢复到原先的比例，稳定在香港年收入的16%上下。渣打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托马斯·怀特黑德为首的殖民地居民反对这种说法，不过他们在确认了一些条件后接受了这个方案。这些条件包括用英国军队充实卫戍部队，为此印度土兵被遣送回国。德辅离职后担任看守总督的菲林明爵士也认为，白厅既不坦诚也不开明。人们极为愤慨，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一致反对提高岁贡，投票决定降低政府官员的薪水以示不满。

里彭勋爵

至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殖民地居民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怀特黑德、何启和遮打支持提交伦敦的一份请愿书，另外两名非官守议员，怡和洋行的詹姆斯·克锡和这个殖民地最大的鸦片商人庇理罗士，表示反对。这份请愿书提及“英国人的惯有权利”，声称有权管理地方事务，控制这个殖民地的开支，这个要求暴露出这些殖民者的主张前后矛盾。不幸的事实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香港人口有221，400人，其中华人211，000人，其余的居民中只有1450人是英国人。这些英国人当中，又只有800人符合成年男子选举权的条件，有资格参加投票。英国政府决不可能允许一个人数如此少的寡头集团决定将近25万人的命运。殖民地大臣里彭勋爵认为，香港成为“尽可能不分阶层和种族”的直辖殖民地，要远胜于“将导致大多数居民完全没有代表权的选举制度”。(34)

里彭小心翼翼地提及那份请愿书，他注意到，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下，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华人社会而非英国人社会，而且这种状况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显著。他认为行政局引入非官方代表是合情合理的，提醒那些请愿者不要指望这种代表必定落到欧洲人头上。事实上，这位殖民地大臣曾致函威廉·罗便臣，提出行政局应有两名非官守议员，其中一人应为华人。罗便臣闻讯大惊，回避了这个问题。罗便臣提出，华人不了解代议制政治，况且没有合适的候选人。伦敦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约瑟夫·张伯伦已取代了里彭。张伯伦决定立法局应再增加一名非官守议员，他清楚地暗示这名议员不应是华人。与此同时，行政局两名非官守议员将完全择优录用，不考虑阶级或种族。结果不出所料，两名议员分别是怡和洋行的伊荣先生以及保罗·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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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麦尊政治生涯之长在英国政坛几乎无出其右者。从美国政坛看，能与之相比的是林肯，他的政治生涯始于杰弗逊政府时期。

(2)奥宾：《高贵的乔治：剑桥公爵传》（G.St Aubyn，The Royal George：The Life of the Duke of Cambridge），第144页。

(3)资料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九版。

(4)莫利彭尼、巴克尔，前引书，第五卷，第194—196页。

(5)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迫使安东尼·艾登辞职。

(6)科洛姆的兄弟、海军上将菲利浦同样不屈不挠地鼓吹捍卫帝国。

(7)迪吕伊：《法国史》（V.Duruy，Histoiredu France），第五卷，第899页。

(8)马奈·德·巴斯兰案卷，法国外交部档案（Malletde Bassilan，Quaid’s Orsai）。

(9)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97—198页。

(1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耆英与则济勒的通信。在华传教士与教民

(11)马奈·德·巴斯兰案卷。

(12)引自迪尔克：《英国扩张的难题》（C.Dilke，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第二卷，第526—527页。

(13)关于“文明使命”和法国殖民地政策，请见珀塞尔：《法国殖民地游说者，1889—1938年》（S.M.Persell，The French Colonial Lobby1889—1938）。

(14)关于这此罢工，请见洗玉仪博士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的文章，第22卷，1982年。

(15)在19世纪，各种荣衔尚没有1916年设立英帝国勋章之后那么泛滥。圣迈克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设立于1818年，最初是为了奖励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居民，1868年扩大到殖民地和外国政府官员。英帝国勋章等级有：圣迈克尔及圣乔治爵士伙伴勋章（简称CMG，谑称：“叫我上帝”（Callme God））；二等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简称KCMG，谑称“温柔地叫我上帝”（Kindly Callme God））；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简称GCMG，谑称“上帝叫我上帝”（Godcallsme God））。

(16)欧文·卡莱尔，见《名人传记辞典》（Irving Carlyle，in DNB）。

(17)请见宝云的自传作品《殖民地政府三十年》（Bowen，Thirty Years of Colonial Gov‐ernment）。

(18)布雷克利：《殖民地部》（B.L.Blakely，The Colonial Office），第118页。

(19)德辅：《我的殖民地生涯》（W.Des Voeux，My Colonial Service）第一卷，第263页。

(20)《士蔑西报》有倾向性，其创办人和主编罗伯特·弗雷泽－史密斯坚决反对宝云，而且在报上发表不敬的言辞；他曾两次因诽谤罪入狱。

(21)萨金特的经历取自《一位士兵的通信》（ASoldier’s Correspondence）。

(22)宝云关于任职——玫瑰色的任期——的叙述，请见《殖民地政府三十年》，德辅（前引书，第二卷，第275—276页）表示自己“完全不赞同”前任的宪政改革。

(23)请见蔡永业：《何启爵士的生平与时代》（Choa，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像肯尼迪总统和戴高乐总统一样，何启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机场，香港的国际机场命名为启德机场。

(24)卡明夫人，前引书，第25页。

(25)陈伟群，前引书，第118页。

(26)《1889年香港年度报告》。

(27)《1889年香港年度报告》。

(28)引文引自《1884年香港年度报告》。更为公允的评价请见洗玉仪：《权力与慈善》（‘Powerand Charity’）。

(29)陈伟群，前引书，第88页。

(30)科提斯，前引书，第204页。

(31)见伊文斯（D.E.E.Evans）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的文章，1970年，第10卷。

(32)请见《孟生爵士传》（Life of Sir Patrick Manson），第七章。

(33)《香港立法局会议录》（Hong Kong Hansard），1930年1月23日。

(34)关于香港宪政问题的讨论，请见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年》（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合适的动手机会

中国无条件割让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至少在英国人看来，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英国王室的永久领地。这个殖民地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面积大得多的新界地区，在1898年时仅获得99年租期。这个事实使得之后的香港历史更趋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将一直延续下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恭亲王奕

历史学家一致谴责19世纪末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1)来自香港的看法却大相径庭。1894年之际，中国似乎将再次走上稳步发展之路，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在30年时间里基本维持了稳定。朝廷的改革者松散地围绕在李鸿章——按照追随者的话说，他是“中国的俾斯麦”——周围，引导中国朝现代经济迈进。铁路、棉纺厂、汽船航运开始出现，还建立起一支理论上能够抵御任何潜在侵略的舰队。在总理衙门，皇帝的兄弟恭亲王与外国政府建立起正常的外交联络渠道。罗伯特·赫德爵士使总税务司署成为清廉、可靠的政府收入来源。除了俄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攫取了边境省份伊犁——经过反复谈判，包括割让很大一片并非很有价值的领土和支付一笔赔偿，才把俄国人逐出这个地区——中国的边境线基本完整。1879年，日本兼并琉球群岛，中国宣称从未认可该群岛的归属。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得到正式承认，在350年既定事实之后，这已经算不上一个重大事件。法国征服印度支那和英国兼并上缅甸，与其说在实质上，不如说是理论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实际是中国未行使宗主国权力的属地转到了实际行使这一权力的法国和印度手中。英国在对华贸易稳执牛耳，把利益的砝码置于维护中国的稳定之上。因此，尽管英国并未帮助中国抵御法国的侵略，却站在清政府一边阻止外国劫掠。1886年卸任的驻英公使曾纪泽认为：“（与法国的）每一次冲突，尤其是最近一次冲突，中国不但看到自身的弱点，也觉察到自身的力量。”他预言中国很快就能够“正式废除”涉及“领土主权割让”的条约，主权的丧失包括“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和其他一些方面”。(2)

然而，这种信心所托非人。极端保守的慈禧太后始终把持大权，先后充当她的儿子同治和外甥光绪的摄政。大笔资金从国防工程中挪用，用于皇宫开销，包括在北京城外修建一座奢侈的夏宫（颐和园）。除赫德的领地外，贪污受贿十分猖獗，据说李鸿章本人就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非法财富。改革派本已不敌顽固派，他们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洋洋自得，一旦出了问题，就陷入歇斯底里之中难以自拔。

朝鲜海峡对面的那个国度实行了真正的变革。日本同样曾面临西方的强大压力，结果，日本与西方人达成了条约，但未获批准，外国人遭到刺杀，报复行径层出不穷，外国人索取赔偿，宫廷则开展了反抗西方入侵的艰巨行动。然而，德川幕府崩溃，年轻的明治天皇即位，在与美国人签署第一项条约之后，仅过了10年时间，日本就足以不再被迫签署任何条约。新的明治王朝推行“维新”，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而且是像所有欧洲列强一样的一意扩张的现代国家。

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北部海域相遇，遂爆发了中国近代海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

1874年的事件预示着未来的趋势。就在这一年，日本占领福摩萨（即台湾）。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提出抗议，之后日本人被赶出了那里。20年之后，中国与日本在独立的王国朝鲜发生一连串冲突，日本炮制了一个合适的借口，未经正式宣战就挑起战端，未经任何正式程序便击沉了一艘运载中国军队前往朝鲜的英国船只。虽然西方列强试图阻止，中日两国最终还是爆发了全面战争，其结果是明确和决定性的。数月之内，清朝海军和陆上部队被彻底击败，这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个人的腐败把防务经费消耗殆尽。赫德发现，有3600万两白银被挪作他用，导致海军的“克鲁伯大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大炮没有火药”。(3)

在这种腐败行径中大发其财的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1895年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4)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而藤伊的绅士气息太浓，不会去回忆往事：作为一名年轻的武士，他曾经屈尊降纡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李鸿章与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人会面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代表签定《马关条约》。

英国《笨拙》杂志漫画，船上方是德皇威廉二世，解雇了“领水员”俾斯麦。

威廉二世与帝国海军官兵合影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极其苛刻，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此前任何西方列强的要求。整个福摩萨、澎湖列岛和满洲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金为两亿三千万两，十倍于英国从《南京条约》获得的赔偿。这个条约在中国引发了极大愤怒，人们视之为巨大的耻辱。尤其是，辽东半岛地处满清皇室的心脏地带，隔着渤海湾与北京所在的直隶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丧失辽东半岛都意味着这个王朝的没落。不过，俄国的干涉扭转了局面，俄国人也一直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日本人被劝说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同时获得一笔额外赔偿。不过，这种有益的居间调停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国干涉还辽是德国首次有机会对远东施加有力影响。1890年之前，俾斯麦牢牢地掌握着德国的政策，他并不特别热衷殖民扩张。缺乏经验、趾高气扬、颇为疯狂的年轻皇帝威廉二世斥退了这位引航员，笨拙地亲自掌管德国大政。之后，殖民扩张就成为时代的命令，中国被看成是为德国新“世界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俄国是向清政府勒索租界的始作俑者。俄国迅速向东扩张，19世纪时抵达阿穆尔河，1850年在那里建立了尼古拉也夫斯克城(5)。8年后，根据在天津达成的条约，俄国获得了从阿穆尔河到新城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之间幅员达700英里的广大地区，俄国从此与朝鲜和日本接壤。作为帮助中国抗衡日本的代价，俄国还获得了一个最高奖赏：欧俄所没有的一座不冻港。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罗拔诺夫亲王和维特伯爵达成秘密协议，但协议内容当时就成为公开的秘密。协议规定，如果日本进攻俄国或中国（包括朝鲜），两国将采取一致行动，允许俄国舰只使用中国所有港口；俄国人还获准把铁路从莫斯科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俄国的成功刺激了德国人。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密切关注着中日战争的进程，确信必须在中国建立煤水补给站，合适的地点是胶州湾和大鹏湾。大鹏湾距离九龙东北仅15英里，因为离香港太近而作罢。德国选中胶州湾和青岛作为据点。1896年11月，驻北京德国公使收到指示，“要特别留意促成合适的动手机会”。(6)机会没多久就来了。次年11月，两名传教士被杀，德国有了派遣舰队的口实。1897年12月18日，德国舰队开往中国，带着威廉皇帝要求获得赔偿的指令，“如果必要，就采取最严酷无情的方式”。最后通牒的夸张词句暴露出德国的扩张野心，“德意志的大天使米迦勒已经把镌有德意志雄鹰的盾牌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海军上将亨利亲王（他在17年前特别欣赏约翰·波普·轩尼诗的奶油）响应了皇帝的上述宣言，“激励我前进的目标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宣告神圣陛下的福音，向将要听到的每一个人宣讲福音，还要向那些听不到的人宣讲”。(7)

这个事件成为其他列强动手的信号。俄国维特伯爵就把它看作是“我们攫取一个中国港口，特别是旅顺港的有利时机”。他还与法国人达成协议，表示俄国不反对法国对广州湾的要求。德国和俄国很快就分别获得了青岛和大连湾附近的旅顺商港。在随后的谈判中，以租借方式确认了这些地区的让渡，英国人把这些租借条件当成拓展香港的先例。整个胶州湾地区和毗邻岛屿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50平方公里地带的主权仍归中国，由德国军队驻扎，其管治需得到德国的认可。俄国人的租借地租期只有25年，但规定进入旅顺港的船只仅限俄国和中国船只，虽然大连湾向所有国家开放。俄国人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安全区，主权归中国，控制权由俄国人掌握。

上述两项协定都是在1898年3月达成的。同年4月，法国宣布租借广州湾作为海军基地，这次的租期又是99年，租借地范围从广州港向外扩展35海里。

所有这些事件令英国政府大为恼火，把这些武装干涉视为对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局也有了新变化。格拉斯敦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上院的坚决反对下未能通过。1894年，罗斯伯里勋爵接替了格拉斯敦的首相职位，继续与贵族反对派作斗争，最后因为很次要的火药供应问题在信任投票中被击败。1895年，保守党政府上台，索尔兹伯里勋爵和阿瑟·贝尔福在此后11年中先后执政。保守党执政的头9年时间里，约瑟夫·张伯伦一直担任殖民地大臣，事实表明他是曾任此职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历任殖民地大臣。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张伯伦推行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保守党政府有理由宣称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列强瓜分中国。漫画中人物从左自右分别代表英、德、俄、法、日。

寇松

英国政府看重的依然是对华贸易的前景。发展中的工业国家凭借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品，英国出口商品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1880到1900年的20年间，英国铁和钢的出口增幅不大（从3200万英镑上升到3800万英镑），仍然被视为最重要出口货物的纺织品出口实际上下降了（从10，400万英镑下降到9700万英镑），其他国家的产品逐渐赶上英国产品。中国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898年，中国海关关税的56﹒4%来自英国商品的税收，俄国与法国商品分别仅占1﹒63%和2﹒49%。中国外贸总额为3﹒78亿两白银，英国占了2﹒34亿两，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份额仅为3500万两。只有日本和美国正在把他们在华的市场份额增加到相当大的比重。

从英国的角度看，中国市场的经济重要性有待进一步拓展。1898年英国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5%，即使把中国从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英国属地的进口都计算进来（其中鸦片进口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中国在英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仍低于荷兰。在25年时间里，英国对华出口几乎没有多大增长，英商中华社会却始终认为对华贸易前景广阔。在这个时期，阿根廷已拥有6000多英里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有340英里。外国政府强行从中国攫取特权，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英商中华社会在伦敦和海外的成员，他们提出了一连串过分的建议，对本国政府纠缠不休。怡和洋行的克锡先生提出，应当把所有中国沿海省份都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我们有这个实力，所以有这种权利”。来自渣打银行的立法局议员托马斯·怀特黑德要求致电外交部，“中国日益动荡，民怨沸腾，不可能无限期地防止大爆发，形势十万火急，迫切要求派出一支英国机动部队前往威海卫或香港”。怀特黑德的真实意图是占领整个扬子江河口，进而与地方当局合作，把北京政府抛在一边。那些在英国下院拥有议席的英商中华社会成员则建议，“如果有必要，英国应当做好战争准备，维护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这种近似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背后，有着急迫的经济原因。棉花王国日渐衰落，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正在走向衰退，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逐年下降，从1880年的75，564，000英镑下降到1900年的69，751，000英镑。以往欧洲国家消耗的皮棉还不到英国进口皮棉的三分之二，如今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已是英国的两倍。只有印度和中国依然是英国主导的市场，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不祥的征兆是，1891年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棉纺厂。同年7月13日，英商中华社会向政府发出了一封忧心忡忡的正式函件。协会书记盖德润私下里劝说外交部的F.L.伯尔蒂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最好是找到一位明朝遗老，扶持他在南京与北京‘对峙’。”(8)

这些建议不可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认真对待。伯尔蒂——日后成为泰晤士的伯尔蒂勋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驻法大使——毫不含糊地驳斥了诸如此类不负责任的鲁莽想法，“政府永远不会同意这种行动”。这些建议也没有得到多少预期的支持。1898年1月，下院领袖阿瑟·贝尔福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在华利益并非领土方面，而是在贸易……领域。至于我们无需为潜在的军事行动提供基地，这不是一个有利因素，而是不利因素。”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紧随其后，在一周之内宣布了一份“对华门罗宣言”：“我们不把中国看成是任何欧洲列强的征服对象或猎物。我们把中国视为未来我国贸易和世界贸易自由开展的场所，大有希望之地。”是年3月，下院举行了一次辩论，主题是“应当维持对英国贸易和势力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土之独立”。外交部常任次官乔治·寇松代表政府作答：“本届政府倾向于接受该项动议……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应当成为我们政策的主要基石……我们反对牺牲中国领土，反对牺牲中国的独立。”(9)

很难说这些言论预示着英国对帝国主义扩张有多大热情，不过，即便是寇松也注意到其他列强正在加紧对中国下手。这位常任次官提醒下院，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英国就需要改弦更张，尽管“英国政策的主线并不是攫取中国领土、兼并中国领地或僭越中国主权”。形势很快就有变化，虽然寇松有言在先，英国人发现必须回应所谓的俄国威胁。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亲自主持有关谈判，可是他在谈判中屡屡出错。索尔兹伯里未能与其他列强达成任何协议，也无力劝说中国收回给予德国、法国和俄国的租界。因此，英国人最终寻求一些小而弥珍的东西，抗衡其他列强获得的权益。(10)中国人提出，英国人可以考虑离德国人胶州湾租界不远的威海卫，索尔兹伯里起初拒绝了，理由是兼并中国领土不符合英国政策。随着局势日益明朗，其他欧洲列强不会因为英国政策而有所收敛，英国冷淡地接受了中国的提议，租借期“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间相同”。与此同时，英国要求中国同意拓展香港边界。

无视法律的恶例

1884年，萨金特将军首先提出香港拓址，伦敦回绝了他的提议。当时认为，倘若真的遇到麻烦，只要进行一次远征，就足以轻松占领香港防务所需的任何地方，因为英国要么是与中国开战，要么是站在中国一边向其他国家开战，相比之下，后者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直到日本人证明能够多么迅速地打败中国军队，欧洲列强开始执行掠夺计划之后，英国人才有了紧迫感。1894年，香港驻军司令伯加将军向威廉·罗便臣爵士建议，出于防务的需要，香港边界应扩展到深水湾至大鹏湾一线，包括距香港3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岛屿（英国最终获得了这些岛屿，还增加了大屿山）。

1880年中国边境清军官兵

1896年6月9日，窦纳乐代表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保罗·遮打爵士支持这些意见，他是个出色的亚美尼亚金融家，1887至1926年间一直担任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议员。遮打曾倡议在维多利亚中区填海造地，他不仅关注其他许多事务，还注意到潜在的九龙拓址所带来的地产发展机会。他指出，中国虽然被日本打败，蒙受耻辱，“这个帝国固有的顽强，丰富的资源以及一如既往的忍耐和毅力，将使得她很快就能摆脱目前的状况”，英国应乘中国积弱不振之机采取行动。罗便臣对拓址十分热衷，甚至建议把惹麻烦的孙逸仙博士引渡给中国，以此作为拓址的交换条件——他因此受到申斥——伦敦却仍未答复。英国人认为，乘中国软弱之机拓展英国领土，不仅与英国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是不道德的，将为小国树立无视法律的恶例。直到那些国家开始仗势欺人，或如德国那样咄咄逼人，英国人终于认识到形势已不复从前，陆军部方才同意要求拓址。于是，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受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获得补偿性特权。

两年后，窦纳乐爵士在北京组织各国公使馆抵御义和团的进攻，旋即成为世界关注的人物。这样的大胆举动对于窦纳乐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至于他是否具备外交家的素质，却值得打一个问号。到北京之前，窦纳乐一直在陆军服役，服役24年之后才晋升到少校军衔，其间有9年时间担任驻西非总领事。他的全部外交经验仅止于此，他对中国的了解自然是少之又少。日后，外交部任命这位北京的英雄出任英国首任驻日大使，结果引起争议，外交部肯定对他不再信任。窦纳乐好战和尖刻的特点在拓址谈判中暴露无疑。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推行新政，变法图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1847年，清廷修建九龙寨城，驻兵数百，以加强海防。图为1891年时的九龙城。

索尔兹伯里

此时，窦纳乐的谈判对手总理衙门已是一蹶不振，更何况这个机构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实权。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受此惨败的刺激，朝廷里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加紧推行彼此截然不同的计划。1898年6月，改革派占了上风，在一个不长的时期里，光绪皇帝决心行使权力，开始了短命的宪政改革。这次流产的尝试本来至少可以减少义和团造成的流血伤亡，避免外国列强随后索取巨额赔偿。改革仅仅推行了3个月，就被兵部侍郎袁世凯出卖，最终被慈禧太后无情地扼杀。无论如何，英国人要达成九龙拓址的协议并非易事，在一系列会晤和谈判中，条款是由中国人提出，英国人接受的。在英国，下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放手让阿瑟·贝尔福处理相关事务。协议必须包括三个要点：领地的范围，获得的条件以及该地区的司法审判权。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九龙城问题将成为一个障碍。九龙城城墙外已经形成了被称作“九龙寨”的城郊，声名狼藉的赌场、妓院和店铺都聚集于此，而九龙城本身是中国在这个地区设防的管治中心。香港当局很想肃清九龙城郊的不法活动，中国人也赞成这一点，但九龙城——其城墙修建于1847年，目的是防御香港的英国人——是中国主权的象征，北京当然希望维持现状。

谈判刚刚开始，窦纳乐就于1898年4月26日表示，“如果我们保证中国在九龙城继续行使管辖权，将对谈判大有助益”。贝尔福坚持认为：“不论我们如何克制我们的要求，这个城镇必须归我们所有。”（4月28日函）(11)英国的要求没有先例可循，在其他西方列强的租借中，中国一直保有“缓冲带”的主权。即便是威海卫，也允许朝廷官员进驻。若要使贝尔福和中国人双方都满意，势必要回避某些问题。

总理衙门对英国人提出的领地面积大为吃惊，他们“考虑的只是有限拓址，能够使英国当局在香港港口两侧设防，防御俯瞰港口的山丘”。英国人曾经设想拓址的两条理由，实际上只提出了其中的一条。在1898年5月27日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225号函件中，窦纳乐爵士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觉得香港方面提出的狭隘理由实在可笑。署理香港总督在函件中列举了“五花八门的赞同扩大香港领土的理由，诸如要兴建一座打靶场，为部队提供操练场地，香港公墓面积不足等等。但是，据我估计，鉴于所要求土地的面积约为200平方英里，我认为不适合把这些意见提交……总理衙门，他们将在与我会晤时给予我们为上述目的所要求的全部领土。”

英国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造炮术上最新的技术进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研究炸药的成果发明后，英国大炮的炮弹使用了无烟火药——这件事间接导致了自由党政府的垮台——再加上大型钢铁锻件铸造技术的进步，英国能够制造出威力更大的大炮（1893年的9.4英寸口径伍利奇大炮的射程将近3万码，射击精度相当高），这种重型大炮可以由当时准备修建的广州至九龙铁路——不论铁路的终点设在英国的还是中国的领土上——轻易地运送到发射位置。因此，香港的防御线若要覆盖林村山丘的反坡、深水湾水域和吐露港，势必比中国人原先设想的位置突前许多。当时中国人并不完全清楚英国建议的内容，窦纳乐也没有一份经过双方协议认可的地图，划分海上疆界时也出现了混乱，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英国人想要的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料。英国人要求获得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半径20英里范围内的大陆和岛屿——其中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岛大得多——从而形成了一条与中华帝国接壤的大约10英里长的陆地边界。

总理衙门极不愿意割让如此大面积的领土，争辩说已经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以抵消其他列强获得的租界。窦纳乐爵士认为，威海卫“租让给我们，既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假如俄国人离开旅顺港，我们明天就放弃威海卫”。至于香港，“倘若我们不是担心为其他列强树立先例，很早以前就让中国把这个殖民地的安全所必需的地方转让给我们”。窦纳乐还指出，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为防御新获得的青岛领地，德国人已经获取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盘，法国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4月28日，窦纳乐通知英国政府，“必定是以租借方式安排所希望获得的地区”，他加上了一句听起来像是一项建议的话，即该协定日后可以转变为长期性的：“应当指出，英属九龙最初也是以租借方式获得的。”贝尔福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希望租借不要确定明确的时间，“其期限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像胶州湾一例”的99年租期也是可取的。当时外交界有一种极端的倾向，倘若原则上达成框架协议，细节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但是，问题就出在细节上。

英国最终做出让步，中国仍保留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九龙登陆点也仍由包括战舰在内的中国船只使用，中国战舰还获准使用深水湾和大鹏湾。这些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总理衙门的主要顾虑，在香港却引发了强烈批评。窦纳乐意识到这些让步不会在这个殖民地受到欢迎，因而坚持要求香港当局通力合作，要求“香港政府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官员平稳共事”。他还赞成罗伯特·赫德爵士劝说香港在控制走私方面提供更多帮助，提出殖民当局应保证“采取适当措施整顿大鹏湾的秩序，把另一个地区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且防止走私”。

香港舆论充分表达了愤怒之情。香港总商会认为，中国保留九龙城管辖权，“无异于一个外国政府在英国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绝无先例可言”。英国上院也表示反对。6月13日，坎帕登勋爵提出，政府已经签署一项条约，“大意是大大地拓展了香港殖民地的边界”，议会两院却未得到任何正式通知，议员们只是从《泰晤士报》的专栏文章才获悉这项条约的内容。索尔兹伯里勋爵态度极为傲慢地亲自作答：“我高贵的朋友的不满，要归咎于电报所造成的新情况”（当时，伦敦与香港的电报已经开通27年，上院却没有多少发展）。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示，政府收到条约文本后会立即提交议会，但他“认为此事的细节无关大局，虽然它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还接着谈到“香港殖民地的些微拓展”。这位首相对这个问题所知甚少，不得不啰哩啰嗦地回避实质性问题。他宣称目前所做的一切，“符合谨慎的一般性军事原则，即修正所有战略考虑，以便在发生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时，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危险或不利条件的影响”。中国政府“重视我们所表达的关切”，“在此事上异常坦率和慷慨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想再没有什么可以向这位可敬的贵族说明的了”。

1898年8月6日，两国政府批准了协定。英国人若要接管这个早已以“新界”闻名的地区，还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当时正值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正把大鹏湾作为基地，英国占领这个地区无疑会侵犯美国军舰停泊的权利。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此时英国正试图修补1895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宣布美国对美洲大陆享有“实质上的主权”——以来陷入僵局的英美关系。此外，这个地区的中国海关检查站的前途也需要做出安排。罗伯特·赫德爵士从窦纳乐那里只得到数句安慰之辞，说中国的财政收入不会蒙受不利影响。总理衙门受到赫德的鼓动，何况本来就对殖民地当局抱有怀疑，依然关注关税征收问题。11月10日，罗伯特爵士承认，“中国不反对为防御香港所做的任何尝试，但绝不会积极从旁协助”，他希望在租借地区保留收税站。香港总商会坚决反对，“如果说我们有望从领土获得中得到更大的好处，那就是有望摆脱这些收税站”。他们认为中国的要求“完全无法接受……应当明确加以反对，这不但是为了贸易，也是为了英国在香港和中国的地位和声望”。(12)

1899年英国与清朝官员在标定粤港边界

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双方首先明确划定边界，但这项工作并未启动，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测量图。实际上，多年来双方一直围绕一些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到1967年，两国官方出版物中仍有彼此矛盾的地方。两广总督勉强承认北京所作的割让，要求把他自己颁布的法规纳入租借地区的法令，这大概算是直截了当的不合作，表明他确实误解了租约的法律地位。索尔兹伯里勋爵正确评价了这位总督的要求，认为总督的要求是“试图把该租借地区视为一个通商口岸的租界”，并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不过，双方斡旋期间，香港辅政司骆克有机会详细考察了这个地区及其居民的状况。骆克的考察在日后带来了很多好处，为决定该地区前途的重大决策奠定了基础。

1898年中港边界的海关官员和武装护卫

由于双方存在诸多争议，耽搁了相关事宜，英国直到次年才占领新界。这引发了一些抱怨：“我们获知九龙内地现在已归我们所有，但是我们迄今仍未看到任何接管的迹象。”（《士蔑西报》，1899年1月19日）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一些新界居民由于其前途未被考虑，表示要抵制英国的占领。有人断定这种反抗要归咎于三合会的密探，要么是受到乡绅和家族首领的鼓动，这些人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很多村民是自发地严密组织起来抵制占领。清政府的态度很有可能已经转变，这项条约批准后的数周之内，1898年9月发生了一场政变，首都的排外情绪十分强烈。当时，朝廷地方官出于慎重，鼓励乃至组织抵制外国人占领中国领土。英国人最终做出决定，即使依然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仍将于1899年4月17日实施接管。14日，一个连的香港义勇军(13)（当地的民兵）和一些警察前去该地区为接管做准备。他们发现清军驻守在预定的阵地，还有大炮的支援。于是，香港方面增派了3个连，每个连配备一挺马克沁机关枪，“名誉”号炮艇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英国的国旗提前一天，于4月16日升起。一些中国人死亡和受伤，英国方面无人死亡。香港义勇军很高兴参加这次行动，他们的司令伯杰上校写道：“在看惯香港自私的物质生活之后，与一群毫不做作的人相处真是一件乐事……一个人不会因为忘了在大衣上别一朵花，或是让自己的胡子保持卷曲而受人冷落。”17日又发生了一场混战，英国人轻易击溃了大约3000名中国人的数次进攻。总而言之，虽然中国人伤亡数百，“一头暴怒而爱国的水牛也对英国部队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中国人的抵抗并不激烈，也没有持续多久，却足以表明60年前可能遇到的麻烦，假如当时把殖民地选在富庶的舟山而不是人烟稀少的香港岛。

保存至今的这块刻石刻于南宋咸淳甲戌年间，即公元1274年。

1841年，香港岛仅有少数渔民。新界人口众多，居民有固定的职业。同样，英国人到来之前，香港岛只有不多的文字记载，大陆上的新安县虽然幅员不大，却是广东行政体制中公认的组成部分。(14)新安最早的居民大概集中在食物丰富的沿海地带，石刻留下了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永久痕迹。新界海岸边发现了一些石刻，它们不同于英国北部发现的同一时代刻在杯形或轮状物上的雕刻。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这些石刻中的人物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人”特有的体貌，虽然这里的土著居民并不是汉族人。

目前尚不清楚沿岸地区何时并入中华帝国，保留下来的11世纪之前的文字材料不多。在这个时期之前很久，汉人就已经来到此地，即使尚未在此地定居。有关记载的时间能够上溯到宋代，其中，最著名的是刻在大庙湾一块石碑上的碑文。这块公元1274年的石碑记录下一位盐官严益彰的慷慨，他在东龙岛建造了一座塔，修整了位于如今天后宫附近的吉澳天后宫。严益彰到达此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原汉族定居者不断迁徙到这个地区，自称是“本地人”（土著，他们其实不是）。据说，受排斥的土著居民形成了如今的船上人家“蛋家”，他们是香港岛最初居民的主体。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是邓族、侯族、彭族、廖族和文族等5个中原定居者大家族修建的大屋，虽然目前保留下来的建筑可能并非全都建于17世纪末以前。

17世纪，新的清朝统治者残酷无情地征服了新安县的居民。1662年，新安县进行了彻底的强制性迁移，老百姓被迫迁离沿海地带，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的代理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用一根绳索笔直地划出一条界线……挖了一道深壕……越过此壕一步即处死……妻离子散，男童的卖价是两加仑大米，女童则是一百铜板……一些家庭全体服毒，另外一些则跳河自尽……当局对待这些人如同蝼蚁，不提供任何救济……据记载，有来自8个区的数万人死亡。

蛋家过去居住的船屋

这次迁移之前，当地曾发生过反清运动，结果，“这个县在3年之内有如一个战场……尸骨累累，昼则哀鸿遍野，夜则啜泣之声不绝于耳”。新安县人口锐减，这个地区的人口本已从16世纪的3万人下降到这次迁移前的17，871人，迁移后又锐减至2000人多一点。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从很大程度上说，人口增长是因为北方沿海省份的新来者大量涌入，“客家人”让当地农业再度恢复生机。“福佬”是来自福建沿海的渔业居民，他们从事与“蛋家”相同的行当。不同的民族难以共同生活。E.J.M.罗兹评论说：

这三个群体彼此关系的特征是争执不断，公开冲突时有发生。原因之一在于“本地人”看不起“福佬”和“客家人”，认为他们根本不是汉人，而是未开化的土人。另一个原因是客家人的攻击性，身处逆境的客家人赢得了刻苦、节俭和勤奋的名声。(15)

1899年4月，英国人将锦田吉庆围铁门运往爱尔兰，直到1925年才运回原位嵌装。

1573年之后的《新安县志》记载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宋学鹏（音译）的收藏则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传记资料。(16)两位令人印象最深的名士是两广总督周有德和广东巡抚王来任。1669年，他们上书康熙皇帝，请求撤消迁海令，锦田修建了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纪念祠堂。至今新界各地仍散布着各种宗祠、私塾、庙宇、炮台和围寨，这些古建筑往往深藏于新建筑群落之中，难觅踪迹。锦田还有吉庆围、永宁围、泰康围等邓族围寨，荃湾有三栋屋客家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建筑都保留了1898年以前新界生活的痕迹。(17)大屿山的东涌炮台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与其说是名副其实的防御工事，不如说是设防的军事大本营。九龙城寨属于一个更大的类似设施。

广州的不合作以及起义的失败，给英国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英国人借此可以用于己有利的方式解释九龙城问题。最直接、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是不再承认中国对该城的管辖权，于是，英国人指出九龙城危及这个殖民地的军事防御，1899年12月27日，英国单方面对九龙城实施管治。依英国人看来，自那时起九龙城就并入了这个殖民地。中国人持保留意见，经常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同意英国占领九龙城。香港的许多英国人强烈要求彻底割占这个地区，英国政府仍坚持不鼓励其他列强对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政策。英国政府的政策并未阻止历任香港总督鼓吹把握时机把租借转化为永久占有，梅含理于1905年，卢押于1909年，司徒拔于1921年，金文泰于1927年，都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

卜力

推迟占领新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等到新总督上任后再采取行动。1898年11月，亨利·卜力抵达这个殖民地。卜力是个友善的大块头爱尔兰人，不但具备前任约翰·波普·轩尼诗的仁慈品质，还拥有其他多方面的素质。1898年时，他已经有15年担任殖民地总督的经验，曾先后出任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总督。由于他在前一个职位工作了8年，探亲长假延误了他抵达香港的时间。卜力与下属和公众的关系不错，尽管他的妻子艾蒂斯首次邀请华裔女士到总督府曾招致了一些非议。艾蒂斯的姐姐是一位女公爵（圣阿尔班女公爵），这层关系使她的草率举动较易为英国妇女所接受。卜力是从爱尔兰警方进入殖民地部门的。他曾担任常任治安法官，这种经历对他掌握管理艺术大有帮助。他在紧急情况下施展出一名警察的技能，他曾亲自照料疫病病人，参加台风救援工作。卜力在日后的著作中记下了对华人处境的评价：

接触到外国列强的华人把外国人视为恶棍，凭借其破坏性的本领强迫中国接受他们。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出现明确的抱怨，但决不能认为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我们不知道，重新考虑对外关系的要求会多么迅速地变得日益紧迫。(18)

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从一开始就负责管理新界。新界的面积有365平方英里，而不是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200平方英里。(19)骆克与上司截然不同，他是个能干的苏格兰人，身材矮小，咄咄逼人，很少能够容忍笨人。他以官学生身份前来香港，已经在这个殖民地工作了18年。他学识颇为渊博，亲身了解华人的习俗，这个长处缓和了能干的殖民地官员时常表现出来的敏锐、有时甚至是冷漠的讲求效率的特性。对于那些“想到这个殖民地发财，以期尽快返回英国”的行商，骆克表现出职业性的厌恶。在香港这样的殖民地，居民是华人以及一心想尽快“发财”的英国人，骆克的这些情绪势必使他难以大展拳脚，惟一可以预料的是骆克在一系列问题上很难与卜力步调一致。英国与中国的条约签署时，骆克正在伦敦度假，他被迅速派回香港以做出初步的评估。日后，正是他商定了双方的边界，升起了国旗，与军队一道横扫新界。

骆克

卜力与骆克两人在处事方式上的差异很快就变得明显。就在英国人接管新界的当天晚上，3名中国村民被杀。骆克对这一罪行的处罚是烧掉嫌疑犯的房子，对村庄课以罚款。卜力抨击这种举动：“我们来此是为了引入英国法律体系，而不是采取中国人的做法。”骆克“颇为失望，至少可以说……英国法律体系在理论上是极好的，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是，卜力提供悬赏的政策很奏效，杀人者被抓获、审问和判刑，其中一人是死刑。罪犯中有两人是乡绅，如果按照中国法律，他们本来能够逃过严厉的刑罚。

骆克还恼火地发现，一些乡绅为了阻止英国占领，曾经上书新安县知县。骆克试图立即驱逐这些乡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卜力否决了这种做法，认为上书者完全有权这么做，要赢得华人居民的支持就应当通过鼓励和公正的举措，而不是恃强凌弱。在必须尽可能保留与英国观念相容的中国法律和习俗方面，卜力和骆克的意见较为一致。

英国人颇为老练地着手管治这块新近获得的中国领土。关于新界问题的枢密院令特别强调，这个地区是“女王陛下香港殖民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它实际上已成为该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样”（1898年1月20日）。卜力意识到新界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香港，在城市化、发达的香港，居民已经适应了英国人的方式。他希望与一位英国驻外公使共同管理相关事务，采取一种最初在非洲实行的间接统治体制，由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新九龙，此时九龙半岛的这一部分尚未割让，和大屿山则另行处理，这两个地方被认为有可能并入毗邻的香港地区。在少数官学生——其中包括日后成为总督的金文泰——的协助下，骆克受命在不过分打乱既有习惯的前提下，逐步把这个地区其余部分的8万名居民纳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保护之下。

1900年九龙一家农户

1898年新界拓址后的香港（英国人绘制的示意图）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权是个敏感问题。新界不同于作为英国王室财产的其他殖民地，后者可以授予长期土地租约，而新界的99年租期限制了土地的自由让渡。总督宣布“土地和商业利益将得到保护，土地的使用和良好的习俗不会受到任何干涉”，(20)这不过是承认了土地使用期限的限制。要明确区分各种土地利益并非易事，有的土地按照地价划分成不同等级，有的分成五花八门的特殊类型（个人地产、祖传地产、庙宇地产、在册的会所地产），面积度量单位也不统一。正式记录中以“亩”（每亩约合0.15英亩）为单位，租金却根据播种一块地所需的种子数量来计算。由于缺乏平面图，不可能精确标出土地之间的界线，土地所有者往往无法辨认出自己的地产。许多人不愿意这么做，“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个多疑的民族，他们一旦起了疑心，就很难消除……对他们政府统治方式的长期经验使得居民普遍对所有的官员都疑虑重重”。不过，许多曾经体验过英国行政管理可靠性的人，急于用低价格从忧心忡忡的人手里购买土地。窦纳乐对香港侨民的不信任不逊于任何人，他宣称在过去数年间，一些殖民地居民在以爱国为由煽动扩张的同时，始终在偷偷摸摸地廉价购买他们希望变成英国领地的土地，“他们将使之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

问题及时得到解决。1899到1903年间，印度测量人员首次绘制出这一地区的测量图。新界地区不仅修建了道路，铺设了电话线，还引入了有效的治安体制。以往，这个地区治安混乱，海盗和土匪频繁出没，大跃头的一个围寨曾被强盗围困长达3个月之久。随着治安走上正轨，犯罪迅速减少，虽然这个地区仍有许多歹徒逍遥法外。英国人并没有立即推行英国标准和习惯，许多法令在新界没有执行，新界的管理方式也不同于香港。每一座村庄，或者一百人的小组，都有权指派小区委员会的成员同政府磋商，虽然这种磋商是以一种谨慎的家长制方式进行的。这种间接统治体制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巴克尔博士评论说，“以前的非官方体制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官方体制的不作为和无能”。(21)由于英国地方法官清廉、可亲，对法院的信任度迅速提高，该委员会没有收到多少要求协助解决争端的请求。农民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乡绅对土地的控制，免除以往的各种宗族捐税和费用。至少有一个区，长洲，“主动提出支付增加的王室租金，我或许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增加的土地税”。

这些争取公正的努力代价不菲，新界花费巨大。在最初的8个月之内，新界的开支就达233，034元，其中仅有7273元是各种收入所得。新界90%的地区是灌木丛和岩石，远远算不上肥沃的良田：

香港10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大约有67平方公里属于可耕地，其中已耕种的土地约有6943公顷。其余大多是陡峭不毛的山地，土壤一般为酸性，养分不足……自租借新界之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农民小面积地种蔬菜，主要是为了自己食用。(22)

农作物的成色不好，需要进行科学改良。1900年2月19日，总督在措辞谨慎的第一份报告中似乎想退而求其次：

新界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尚有待观察。这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山坡上种植多汁植物或有商业价值的林木。如果前者可行，就有理由发展极有价值的养牛业。福特先生（政府林务主任）准备用樟脑树和葡萄藤做一些实验，这两种植物都能成为这个殖民地的宝贵资源。

虽然新界的获得终将改变这个殖民地的性质，效果的显现仍尚待时日。这个地区面积巨大，人口分散，人口仅占殖民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习惯以及与维多利亚城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大屿山的大澳等地至今仍是如此。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

19世纪90年代，香港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这主要是由于银价下跌造成的。汇丰银行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有谣言说汇丰银行将在1890年1月倒闭，罗伯特·赫德爵士闻讯后把存在该行的海关关余5万英镑转存到英格兰银行。两年之后，他依然感到担忧，1892年6月他写道：“我已经分批把存在汇丰的钱大多存到英格兰银行。情况依然叫人不放心。”赫德对汇丰银行的看法非常干脆：“谁让它总是举办板球赛……做事漫不经心……它（挪用利息）的新念头真是丢人。”(23)

前排左起依次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他们议论时政，抨击清政府，被时人称作“四大寇”。

在赫德爵士的中国雇主看来，更可恶的事情要数香港政府庇护那些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的中国人。相对中国的其他地方，香港为青年人提供了汲取西方宪政思想和学习英语的机会。19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人士就提出过一些早期的建议，这些建议很难说是革命性的。杨衢云和谢缵泰都曾在香港学习，他们在香港从小就讲英语（杨衢云甚至几乎不会讲汉语），从英国当局的统治手法中找到了他们认为足以取代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东西。他们凭借所受的教育认识到，他们在严格实行种族限制的英国政府部门机会十分有限。他们的社团“辅仁文社”(24)是个非常温和的组织，远远不如“四大寇”——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和孙逸仙——在“红楼”举行的秘密会议。红楼地处当时仍属广东省的屯门，在之后20年时间里，它始终是上百位革命者的庇护所、医院和炸弹工厂。

“四大寇”都是通过香港了解到西方的观念和习俗。未来的国民党缔造者和中华民国总统孙逸仙，1892年毕业于孟生博士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是书院培养出来的最杰出的学生。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孙逸仙始终受到英国的影响。除开在瓦胡学院和一所广州医院的短暂时期之外，他一直就读于夏威夷的一所英国国教会学校和香港的皇仁书院。

倘若没有一些富裕赞助人的支持，年轻的革命者就无法从纸上谈兵转为实际行动。赞助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反常的立法局议员何启爵士。他曾经强烈反对推行西式卫生和医疗措施，同时又斥资创办了西医书院和雅丽氏纪念医院。何启是孙逸仙在西医书院的导师之一，几乎可以把他与孙逸仙的关系看作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只不过他走得更远，不但为武装暴动提供资助，还亲自参与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蓝图。像香港其他华人领袖一样，何启的中文水平不高，便找了一位合作者协助发表政治观点。借助也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胡礼垣的协助，何启完成了自己的文集。1887年，文集以《新政真诠》为名出版。这些论文没有翻译成英文，陈刘洁贞博士概述了它们的主要内容：“何启主张，要摆脱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必须从实质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了解和采纳西方知识和制度。不过，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必须遵循明确的轻重缓急次序。社会改革应先于军事改革，攘外必先安内。”

何启是清末民初香港最重要的一位华人领袖

何启谈不上有多少关于中国的经验，他借鉴的对象是英国，尤其是香港。他切身了解英国，更在20年间积极参与香港政治。何启的方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从来没有任何正式民主机制的国家，尚值得怀疑，但他提出的许多优先考虑事项实际上已被20世纪中国政府所采纳。何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不幸的是，这一点至今仍需努力）“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政府”（这是中国的做法，但通常是采取极端手段），消除腐败，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只有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才能着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巩固国防，不能像当时那样采取三心二意、零敲碎打的做法，事实表明这种做法收不到任何成效。

这项计划将在外国投资的帮助下实施，中国应当摒弃不宽容的排外立场，不再坚持中国能够“独立自主”。海关税务司已经表明外国人能够给中国带来何等重要的帮助，何启提出应将外国人的权限扩大到国内财政税收领域。何启所说的外国人特指英国人，他是彻头彻尾的亲英派，“明显偏爱英国，英国是他最看重的西方强国。依他的看法，英国当属强中之强，应当效法英国的政治制度”。此外——

何启引以为自豪并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出生地英属香港。在他看来，它是英国实力和威望皇冠上的宝石，是他所仰慕和倡导的政体的缩影。香港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远比中国优越。在这个殖民地，商业繁荣兴旺，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总而言之，何启认为香港华人受到英国人的公平对待，获得了社会中向上爬的一切机会，只要他们具备这种能力。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图为会员秘密宣誓的李昌住宅。

香港兴中会总部乾亨行旧址

康德黎

1895年2月，革命者从理论走上实践的道路。此时，毕业后即离开香港的孙逸仙又回到香港，在当地组建他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的支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较少官方干预的自由，香港很快成为兴中会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兴中会香港分会的成员包括孙逸仙自红楼时期以来的老朋友，此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新成员、富商黄咏商。黄咏商是黄胜的儿子，如今接替了伍廷芳在立法局的位置。兴中会很快就筹划了一场由当地人提供资助的政变，目标是推翻广东政府。香港一家同情革命的英文报纸——何启查证过它的倾向——完全公开了政变计划：孙逸仙的组织被称作“改革党”，这个党的意图是保证实行“公正的改革，范围涉及现代教育、宗教宽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改革”。该党允诺开放更多的贸易中心和口岸，“废除一切妨碍贸易的法律”，所有这些无不令香港商界大为安慰和满意。

提前曝光起事计划并非上策，对密谋者毫无助益，他们的计划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895年10月，起义者在香港以每人10块钱的代价雇佣了400名苦力，用船把他们送到广州。他们一上岸立即被抓了起来，藏在水泥桶里的武器也遭起获。3名谋反者被处决，绝大多数人设法逃回香港，据说红楼一下子庇护了二三百名沮丧的革命者。

香港政府落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论私下里如何赞同革命者的目标，他们不希望被看成在鼓励推翻一个友好大国的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并不赞同革命，当时中英两国并没有出于政治原因向中国引渡人犯的安排。罗便臣愿意考虑改变这种状况，以换取眼前的利益——他指的是九龙拓址。索尔兹伯里勋爵更反感那些扰乱既定秩序的人，认为这是一笔“上好的交易”，英国能够从中获得回报，还可以除掉“一小撮藏匿在香港的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25)在殖民地部，约瑟夫·张伯伦一开始就阻止了这个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举措。张伯伦并不反对在适当时机推行“现实政治”，1895年他参与特兰斯瓦的詹姆森突袭，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他认为罗便臣的建议“荒诞不经”，断然拒绝予以考虑。

为解决孙逸仙这个难题，罗便臣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孙逸仙重返这个殖民地。虽然有人提出抗议，命令依然生效了。1896年，英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孙逸仙在伦敦遭绑架，被秘密带往中国公使馆的消息。只是凭借他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的大力营救，孙逸仙才从中国公使馆获释。前芬尼党革命者迈克尔·达维特——如今他更让人肃然起敬，他蹲过两次大牢，并且在4次当选后最终获得议会席位——在下院质问，为什么孙逸仙未能在香港获得他在英国得到的政治避难的权利。达维特为人正直、口才过人，他成功地让政府出丑，却未能使禁令撤消。此后，孙逸仙不再去香港，虽然那里仍是他的革命组织的重要大本营。

何启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把筹码下在了输家身上，便不再公开支持革命者，除非时机更加成熟，从此满足于为革命事业募集资金。中国的局势前途渺茫。1898年，光绪皇帝企图获得自由，推行改革，结果百日之后遭慈禧太后废黜和软禁。改革派遭处决，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康有为设法逃到香港。从那时起，不可能再指望朝廷会实行任何宪政改革，一场成功的革命也就指日可待了。

图为义和团审讯俘虏的场面

八国联军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

卜力与李鸿章

之后，朝廷支持荒唐可笑的义和团起义，强迫西方列强做出只能有一种结果的决定，所有希望全都化为泡影。极端排外的义和团围攻北京的西方国家公使馆，西方国家派出远征军，这场主要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起义被迅速镇压。中国对所造成的损失和大约200名西方人的死亡支付了巨额赔偿，金额将近1亿两白银，赔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39年之内偿清。外国军队占领北京，王朝脸面尽失，丧权辱国。在香港，人们对义和团十分反感，除一家报纸外，所有中文报纸都把造反者污蔑为“强盗”。慈禧太后再次转而推行改革措施，但为时已晚，只不过激发了革命的浪潮。

1898年11月，亨利·卜力爵士抵达香港。新总督、何启与被贬谪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不同寻常的三角关系，在香港避难的革命者处境有所改善。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李鸿章像许多十分明智的地方督抚一样，预见到其必然的结局，尽力置身事外。他竟然一度考虑宣布两广独立，还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孙逸仙到广州会晤。孙逸仙也认为义和团起义将遭到迅速镇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民众的愤怒浪潮，便同意与李鸿章会面。李鸿章发出邀请时，卜力不在香港。卜力返回这个殖民地的当天，何启便匆匆赶来争取他的支持。这位总督被告知，李、孙之间有可能达成协议，何启还出示了他自己起草、得到孙逸仙同意的一份声明，声明宣布成立一个“以李鸿章为首、有孙逸仙的合作和英国保护”的独立南方政府。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图为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卜力对此十分支持，同日致电殖民地部称，一些“中国绅士”通知他准备反抗朝廷，他们的计划没有任何排外的成分，事实上其首领还希望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持。10天后，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建议：“为维护英国的利益，应同意孙（逸仙）与李鸿章达成协议，根据卜力的消息来源，李鸿章甚至提出要武装‘改革者’。本总督认为，拟议中的协定完全能够防止（中国）南方出现可能发展成一场排外运动的大骚乱。”

相当让人惊奇的是，并不赞同革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愿意考虑支持孙逸仙，条件是相关计划必须得到李鸿章的首肯。问题是李鸿章已经改变主意。1900年7月17日，孙逸仙抵达香港，此时李鸿章已接到朝廷召他赴京的命令。李鸿章并不急于表态，没有马上接受英国人发出的会晤邀请。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惟一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在王朝行将崩溃之际出现在北京，可能会带来一项最高的奖赏，按照卜力的话说，李鸿章自己当“总统或国王”。李鸿章决定依靠列强的支持冒一冒风险，便在孙逸仙抵达香港的当天离开了广州。

李鸿章与索尔兹伯里和寇松

卜力事先获悉了李鸿章的打算，此时他念念不忘李孙联盟的念头，便要求英国驻广州领事劝阻李鸿章前往北京，还致电殖民地部请求允许把李鸿章拘禁在香港。张伯伦不容分说地否决了这个异乎寻常、根本不现实的建议，他在回电中答复说：“绝对禁止拘禁李（鸿章），或是以任何方式强行干预李的行动。”香港总督与两广总督确实在7月18日举行了会晤，孙逸仙没有到场，当时他在港口的一艘船上空等。李鸿章会晤卜力时只字未提以前的计划，还敦促卜力不要允许造反分子利用这个殖民地为基地。一旦有机会攫取权力，李鸿章就不想再与革命者打交道了。他甚至试图说服卜力相信这种权谋的智慧，极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力求作为‘中国最合适的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如果像到处传闻的那样，义和团确实已经杀掉了各国公使，列强就应当做出抉择”。

卜力没有放弃支持革命者的立场，何启也再度代表孙逸仙争取让英国支持另一次冒险行动，这一次是在九龙北面的惠州举行有计划的起义。英国人认为这太过分了。总督提出应当向列强递交一份请愿书，具体说明孙逸仙及其支持者想推行的改革，然后他再致电张伯伦，努力劝说这位殖民地大臣相信英国应当敦促把这些要求纳入和平协定。何启概述了改革者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从他本人论述改革的著作中抽出来的：一位政府首脑将对“人民的意志负责，服从宪法的制约”；同时，他应得到外国代表的大力支持，随后稳步发展民主、现代化和经济，取消对贸易和工业的所有限制。这个方案适于吸引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外国政府，张伯伦对这类思想毫无兴趣，明令卜力终止和镇压这个殖民地的一切革命活动。

卜力不愿协助清朝广东当局实施镇压——张伯伦再次命令他与清政府配合。革命者发动了所筹划的起义，起义再次被血腥地迅速扑灭。何启又一次退到幕后，没有参与革命者在香港策划的下一次行动，那次行动也失败了。

广东政府并不满足于平息暴动，还想惩罚那些发动起义者，即使他们已在香港获得庇护。1901年1月10日，孙逸仙在香港最早的合作者杨衢云正在夜校授课，4名男子突然闯入，其中一人“抽出一把左轮手枪，迅即连开4枪……枪枪命中，一枪击中头部，另外3枪打中左肩、胸部和腹部……双方都未发一声，整个过程仅持续了数秒钟”。当时怀疑这些刺客是广东政府雇佣的，后来证实确实如此。

全港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对广东当局采取有力行动，最终事态通过各种方式平息下来。广东方面先是奖赏了罪犯，之后首先处决了那个开枪的杀手，后来又处决了另一个杀手，第三个杀手在香港被捕和处决。唆使谋杀的两广总督也死了(26)，卜力仍施加压力，要求赔偿和进一步惩罚，外交部却决定见好就收。卜力还代表革命者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广东当局送来一份香港涉嫌参加革命活动的人士的名单——其中有何东，即后来的何东爵士——这位总督愤怒地提出抗议，表示名单上的人全都没有牵连。真正的首领李煜堂甚至得到警方的大力保护，以防止广东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弥敦爵士的铁路

香港著名的华人领袖何东

弥敦

广九铁路施工

1903年11月，卜力离开香港，前去接任锡兰总督。在次年7月新任总督抵达之前，辅政司梅含理②负责掌管这个殖民地。梅含理毕业于哈罗公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881年来到香港。他为人缄默，不露声色，讲求效率，喜欢发号施令。梅含理比卜力年轻20岁，缺乏顶头上司那种对中国激进变革的热情，十分憎恶革命者。他尤其怀疑革命者接近总督的动机，虽然他的这些疑虑往往是出于正当的理由。他本人日后也曾担任总督之职，成为第一位担任总督的官学生。在总督任职期间，他猛烈抨击何启，指斥何启是个“奸诈之徒”。

梅含理马上利用他的新职位来拆前任总督的台，通过了旨在禁止非欧洲裔居民在山顶地区居住的《山顶区保护条例》。出于对英国国内自由主义舆论压力的顾忌，这项条例尚未胆大到公然禁止非欧洲裔居民出入山顶区。条例中有一项抚慰性的条款：“总督有权豁免任何一位华人遵行本条例。”事实上，总督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下才适合这样做，那就是英籍华裔的何东爵士申请在山顶区居住（与何启不同，他总是身着中国服饰）。莱斯布里奇把山顶区描绘成“索比顿和温布尔登”，那里的环境就像烤牛肉和小松饼一样是地道英国式的。华人即使能够设法使总督相信他们适合在那里居住，也将被自动排除在山顶俱乐部之外，这个俱乐部是“晚餐前提供茶舞会和桥牌聚会的中心”。应该公道地补充一句，华人这个敏感的民族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想加入这种消遣的迹象。何启觉得这项条例带有“明显的阶级立法意味，便与华人团体进行磋商，发现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见或反对”，他们满足于“修订措辞，使华人遭到排斥一事看上去不那么显眼”。

梅含理的举措惹怒了卜力，他从锡兰致电殖民地部，控告这种种族歧视的做法。更让卜力气愤的是，梅含理驱逐了抨击清政府的华文报纸主编。严格说来，梅含理无权这么做，但驱逐令仍然付诸实施。殖民地部迟疑不决，卜力捍卫公民“自由思考和发表言论，只要遵守法律就可以依照自身意志行事”的权利，不过他的行动没有收到什么成效。1904年7月，新任总督马休·弥敦爵士抵达香港，更热切地支持梅含理的限制性法令。一位殖民地部官员评论说：“如果《笨拙》杂志是中国人办的，在香港肯定会受冷落。”(27)

不难想见，要服从对中国所知甚少，又比自己小两岁的弥敦，梅含理多半会觉得委屈，不过他完全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情绪。弥敦的偏见与梅含理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各有擅长的领域，令人欣慰地可以取长补短。弥敦有不少缺陷，他本人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是个年轻（当时42岁）的犹太人，家世背景一般，官阶不高（只是皇家工兵少校），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还是个单身汉，之后也终身未娶。这倒不失为一个有利条件，毕竟梅含理夫人已成为这个殖民地上流妇女的首领，在社交事务上一言九鼎。

虽然英国历来没有法国那样强烈的反闪族主义，像弥敦这样年轻的犹太人首次任职便担任殖民地总督——37岁时出任塞拉利昂总督——还是很难得的，更何况他是从军队中脱颖而出的。(28)只有才智出众，背靠得力的政治后台，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升迁。弥敦确实才华横溢，他曾在约瑟夫·张伯伦主持的殖民地防务委员会担任秘书，得到张伯伦的青睐。除此之外，弥敦雄心勃勃，能够割断可能会妨碍事业的感情纽带（他的继任者卢押的婚姻却与其事业息息相关）。弥敦没有亲密的同性朋友，与许多富有才华和情趣的女性友人（其中包括玛丽·金斯利）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弥敦爵士不爱出风头，虽然意识到必须维护自身职务的尊严，却很少流露出专横的态度。弥敦放手让有25年香港经验的梅含理去做他本人不愿亲自过问的所有事情。

殖民地部任命弥敦时，大概已经考虑到新界需要具备行政区长官经验的人选，这种管辖体制在非洲很普遍。弥敦确实对新界的发展抱有浓厚的兴趣，促成修建把九龙和新界连接起来的弥敦道，这项工程当时被称作“弥敦的荒唐事”。他最适合、对他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九龙至广州的广九铁路。与怡和洋行有业务往来的中英公司获得了特许权，在6年时间里该公司与广东政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弥敦指责双方办事拖沓，怀疑该公司董事对转让特许权比工程施工更感兴趣。1905年，广州至汉口铁路的修筑权将要出售，一旦这条铁路与广九铁路相通，香港就可以与中国心脏地带建立起直接联系。弥敦认为如果与中国合作买下修筑权，就不但可以防止这条铁路落入法国或俄国之手，还可以推动广九铁路的修建。弥敦在殖民地部颇有势力，劝说殖民地部通过王室代理人为广州提供了一笔优惠贷款，利息为票面价值的4﹒5%，这一条件比以往所有贷款要优惠得多，但这笔贷款未能吸引市场，利润大部分落入承销人的腰包。

1915年竣工不久的广九铁路尖沙嘴车站

弥敦爵士十分得意于他所谓的“财政上的妙着”，实际上整个事情一团糟。又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与两广总督达成关于铁路修建和运营费用的协定。这对弥敦的耐心是个严峻考验，他决定从九龙起始的铁路至少要延伸到中国边境。弥敦身为专业工程师，对铁路自然是行家里手。他急于参与具体施工，时常与承建商和殖民地部发生冲突。弥敦爵士的传记作者叙述了他“对铁路几乎是着魔般的兴趣，以及他暴躁而傲慢的举止”。结果，殖民地部对这位总督的热情开始消退。

这条铁路最终开通——1910年修到中港边界，两年后全线开通。此时弥敦已经离开香港很长时间了——九龙迅速发展起来。铁路开通前50年英国占领期间，九龙的建筑设施大多位于佐敦道以南。圣安德烈堂背面的金伯利道和加拿分道地区修建了一些舒适的民用住宅，但大部分土地仍由军队占据。如今九龙公园的所在地当时是威菲路军营，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较小的设施。为纪念那位总督而命名的弥敦道在他任职时还只是一条小路，在广九铁路的带动下，九龙开始发展成规模很大的社区。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引发的问题，使弥敦的才干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俄国舰队曾在北海把英国渔船误认作日本军舰，暴露出俄国舰队的无能。如今这支舰队侵入南中国海，英国海军部对此深感不安，惟恐俄国人进攻香港，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再次弄错都不能容忍。结果，这个殖民地的卫戍部队和皇家海军中国舰队进入长达6周的戒备。岛上挤满了俄国难民，他们旋即遭到拘禁。为杜绝向俄国输送武器的走私活动，香港实施警戒，香港华人开始表现出与祖国的团结。

弥敦在昆士兰

这种团结以抗议方式表现出来，华人的抗议不是针对俄国人，而是针对美国旨在——按照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话说——“驱逐异族，捍卫我们的文明”的法律。哈里森所说的异族是指华人，那位“智力迟钝”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尔声称华人“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疾患、贫穷和死亡的种子”。(29)美国在新征服的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粗暴实施这些法律，激起了极大义愤。一位学生在上海自杀以示抗议，这个事件在全中国激起广泛的抗议浪潮。苦力举行罢工，对美国货实行全面抵制，美国香烟被当众销毁。华人商会计划举行一次公众集会，弥敦迅速加以制止，称之为“侵犯一个友好国家的商业”，他还驱逐了一家刊登反美连环画的报纸的主编。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向弥敦表示感谢。此时殖民地部已由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执掌，殖民地部对此事不那么热情，认为这位总督采取的行动不合法。利特尔顿担忧这个问题的原因不难想见，正是他在1904年做出决定，允许华人契约劳工以英国公众认为几乎无异于奴隶制的条件前往南非，此事将导致他的政府垮台。

这个事件导致弥敦任职只有短短3年时间就被调离香港。弥敦提前离职并不意味着他已在白厅或香港失势，虽然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关照张伯伦的被保护人，尤其是弥敦反对自由党削减国防开支的政策，乃至曾在1905年以辞职相威胁。他的兄弟W.S.弥敦进入开平矿务局管理层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里的反闪族主义颇为兴盛。《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抨击弥敦的同时，把这位矿务局主席说成是“一个在打牌时会欺骗自己的瞎眼老祖母的犹太人”。(30)

弥敦提前调任的真正原因在于，那位令人敬畏的弗洛拉·肖如今已是卢押夫人，她想让自己的丈夫迁到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而卢押夫妇的势力是难以抗拒的。弗洛拉·肖极为优秀，不但是成功的职业女性、有影响的新闻记者，还是殖民地事务的行家。按照L.S.艾默里的话说，“一位才华出众、勇于进取的女性”。弗雷德里克·卢押结婚4年后就当上了驻北尼日利亚的高级殖民地专员。为了给卢押腾出香港的位置，殖民地部搞了一个抢座位游戏。当时65岁的卜力被勒令从锡兰退休，亨利·麦卡勒姆爵士自纳塔尔调到锡兰，弥敦则不情愿地被派往纳塔尔，薪水也减少了。梅含理再次被留在香港独自支撑局面，等待一位新总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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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景迁在其大作《追寻现代中国》中写道：“1898至1899年间，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狂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列强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迫害。德国人以他们的传教士受袭击为借口，占领了山东省的港口青岛……英国攫取了威海卫的港口……还强迫清朝承认香港北面九龙半岛上一大片富饶的农田的99年租期，英国人随即把这一地区称作‘新界’。”（第231页）。那里确实有富饶的农田，但大部分是崎岖而荒凉的乡村。

(2)这篇文章刊载于1887年2月9日的《德臣西报》（China Mail），并且立即引起何启博士的批评。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他可以说是李鸿章和容闳的导师。曾纪泽曾随1876年任命的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松焘出使英国。

(3)赫德信函，第947号、942号。

(4)引自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35页。

(5)1850年8月13日，沙皇军队占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用沙皇的名字改庙街为尼古拉也夫斯克。——译注

(6)克莱麦特，1896年11月28日，引自约瑟夫：《对华外交，1894—1900年》（P.Joseph，Foreign Diplomacyin China，1894—1900），第195页。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08页。

(8)佩尔科维茨，前引书，第250—206页。

(9)约瑟夫，前引书，第234—254页；另见利普逊：《守卫》（Lipson，Standing Guard），第43页；更为晚近的观点：“（英国对华）政策是严肃的，但它们做出了小心谨慎的限制。事实表明，在法国和德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这些政策难以维系……即便如此，人们普遍不愿抛弃早先的做法。”值得指出的是，希克斯·比奇的“门罗宣言”比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早将近两年时间。

(10)约瑟夫，前引书，第286、306页。

(11)往来函件请见1898年议会文件，全面研究请见韦斯利－史密斯：《不平等条约，1898—1997年》（Wesley‐Smith，Unequal Treaty，1898—1997），本节关于英国占领新界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这部著作。

(12)约瑟夫·沃顿议员，载《中国及目前的危机》（Chinaand the Present Crisis）。

(13)香港义勇军基本是志愿人士组成的部队。1920年改称“香港防卫队”，1949年改组为“香港军团”，1995年解散。——译注

(14)关于新界的历史与文化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年来，新界一直是中国少数传统社会形式得以延续的地区之一。最好的介绍性著作当属吴与贝克尔的《和平新市镇》（P.Y.L.Ngand H.D.R.Baker，New Peace County），海耶斯：《香港地方，1850—1911年》（J.Hayes，The Hong Kong Region，1850—1911），两本书都有很好的书目。

(15)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E.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第13页。

(16)请见《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第13、14卷。

(17)关于香港古文物的介绍，请见白德：《香港文物志》（S.Bard，In Search of the Past：AGuideto the Antiquities of Hong Kong），罗德威尔：《历史上的香港》（S.Rodwell，Historic Hong Kong）。

(18)卜力：《中国》（H.Blake，China（1909））。虽然本书基本上是画册，但卜力的说明文字饶有趣味，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

(19)关于骆克，请见艾尔利：《蓟与竹》（Airlie，The Thistleand the Bamboo），以及莱斯布里奇：《稳定与变革》（Lethbridge，Stablityand Change），第六章。

(20)此处及以下的引文，引自《关于香港新界的报告》（‘Reporton the New Territoryat Hong Kong’，cd.403），1900年11月。

(21)贝克尔：《一个华人同宗村庄》（H.D.R.Baker，AChinese Lineage Village），第12页以下。

(22)《香港地理》（Chiuand So，AGeography of Hong Kong），第161，164页。

(23)赫德书信，第736、843号（1896年6月19日）、1039号（1890年10月18日）。

(24)辅仁文社的宗旨是“开通民智”，这反映了这个运动的特征。关于香港的革命者，请见陈刘洁贞博士：《中国、英国与香港，1895—1945年》（Dr Kit‐ching Chan Lau，China，Brit‐ainand Hong Kong，1895—1945），下引文即引自该书。关于广东的事件，请见史景迁：《中国的助手》。

(25)陈刘洁贞，前引书，第36页。

(26)追捕革命者的两广总督是谭钟麟，他于1901年以病告归，卒于1905年。——译注②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关于梅含理的书目，也可以按照他的教名来查找。他在通信中署名“Frank”。

(27)关于弥敦，请见海登：《马休·弥敦爵士》（A.P.Haydon，Sir Mat thew Nathan）。弥敦是香港总督中少数有传记行世的总督之一，尽管任职香港在其公职生涯中所占的分量不重；另见海厄姆：《帝国与性别》（Hyam，Empireand Sexuality）。

(28)仅有的另一位犹太人殖民地总督是弗雷德里克·格吉斯伯格爵士（Sir Frederick Guggisberg），他也出身工兵部队，就任黄金海岸总督时已经50岁了。

(29)引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215页。关于布莱尔的性格，请见莫理森：《牛津美国史》（Morison，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三卷，第44页。

(30)莫理循：《书信集》（Morrison，Letters），1906年9月8日，致V.奇罗尔函。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

1905年12月，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的阿瑟·贝尔福内阁垮台，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领导的自由党取代了执政11年的保守党，随即凭借压倒性的大选胜利站稳了脚跟。新的自由党内阁在才具和品德方面堪与任何一届格拉斯敦内阁相媲美。那位“威严的老人”的孙子赫伯特·格拉斯敦担任内政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是格拉斯敦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爱德华·格雷爵士出任外交大臣，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出掌爱尔兰事务部。惟一名声不好的任命是劳合·乔治出人意料地出掌贸易部。在低级阁员中，殖民地部大臣是第九世额尔金伯爵、前驻华全权公使的儿子，自由党新成员、31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出任殖民地部次长。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

青年时代的丘吉尔

新政府在殖民地事务上猛烈抨击前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反映出新政府不从国教派支持者的道德关注。自由党在大选中提出所谓的“中国奴隶”问题，“中国奴隶”是对南非华人契约劳工的一个方便的称呼，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最恶劣地虐待早期中国移民的“猪仔贸易”已有所改观，但来自南非的报告打动了自由党人的良知。苦力签订为期3年的契约，到兰德的矿井做工。他们被关在围地里，条件简陋，管制很严，还常常遭受体罚，这样一种体制是自由党人早就承诺要废除的。公众舆论逐渐抛弃沙文主义的那一套，愿意弥补与自由党的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罪过。在这些罪过中，鸦片这个老问题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在南非矿井的中国契约劳工

1906年5月30日，兰开夏自由党人西奥多·泰勒在下院提出“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在道德上不可原谅”的动议，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迅速终止这种贸易”。印度事务大臣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他并不想为他在议会辩论中所称的“一种可怕的药物……瘟疫般的灾祸”辩护，然而正是这种“灾祸”平均每年带来225万英镑左右的收入，占印度政府年收入的7%。如果有人要求财政大臣用其他收入来取代鸦片收入，他肯定愿意进行讨论，但他“认为讨论不会持续多长时间”。不过，如果“中国严肃而真诚地希望限制这种药物在中国的消费，英国政府不会关上大门……尽管这或许要以我们做出牺牲为代价”。这项审慎的承诺并没有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行动，下院只是走走过场便一致通过了动议。

让很多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似乎急于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半个世纪后仍在掌舵的慈禧太后颁布一道饬令，关闭鸦片烟馆，限期10年销毁鸦片制品。作为回应，英国和印度政府同意在10年内同步削减对华鸦片出口。

消息传到香港，立即引起一片惊慌。鸦片专卖收益巨大，对香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印度的重要性。包令推行实用主义的立法，设立鸦片专卖制度，授权在这个殖民地配制一定数量的鸦片，不管这些鸦片是就地销售还是重新出口。专卖权由出价最高的竞投者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颇有价值的专卖权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上一年度，虽然鸦片专卖已经显露出衰退迹象，专卖收入仍然高达204万英镑，将近占到这个殖民地总收入的29%。弥敦被召回国内后，署理政府的梅含理曾给殖民地部发去一份措辞尖刻的备忘录，不过这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要留待即将上任的新总督来处理。

在非洲的卢押

1907年6月，卢押爵士抵达香港。他接受这项任命颇有些勉强，在写给其兄弟爱德华的信中，卢押表示自己从未承担过这样一项职位：“我感到自己才具不足，因此越发犹豫不决。”卢押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在阿富汗、苏丹和缅甸打过仗，参加过打大猎物的狩猎（他心爱的来复枪就是用打死一头食人虎的奖金买的）。他还曾在非洲探险，与奴隶贩子作战，效力于联合非洲公司的创始人、开发尼日利亚的乔治·戈尔迪爵士。(1)1900年后的6年时间里，为了平定和统一那个广袤的地区，卢押一直与北尼日利亚的酋长作战和谈判。在这6年中，他与伦敦社交界的一位女士有过一场并不幸福的恋爱，结果造成他情绪一直很紧张。

《泰晤士报》殖民地事务编辑弗洛拉·肖一直爱着乔治·戈尔迪。当戈尔迪赢得自由身，可以不受约束地与她结婚时，却抛弃了她，弗洛拉只好嫁给卢押。两人结婚时都已年届40，他们成为颇有势力的一对夫妇。卢押能够出任香港总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妻子（苏珊娜·霍伊引述罗兹图书馆佩勒姆档案的一份文件指出，卢押的传记作者认为：“一位尊贵的女士想去香港，看起来这不但是她的意向，也是他的。”(2)）。然而，卢押在香港留下了历任香港总督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录，他也成为那个时代英国殖民地部门最杰出的人物。卢押不但把大片非洲土地纳入英国统治，还差一点就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劝说殖民地部改变整个殖民地管理体制。他提出一项建议：殖民地总督每年只花半年时间处理辖区事务，另外半年回到白厅处理其他相关事务，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丘吉尔反对这种做法，以一种早期丘吉尔式的风格评论说：“我们不会为了殖民地总督休假，以一种把殖民地部变成万神殿的方式来简化工作。”(3)

1903年的总督府

卢押爵士精力异常旺盛，富于决断，不过并不独断专行。实际上，他为人相当腼腆——“实在太过腼腆了”，一位香港女士如此评价他。他喜欢在总督府花园里漫步，有一次还曾被一个渴望在总督府来宾签名簿上留名的年轻人误认作园丁。卢押夫妇不喜欢闲谈和轻佻的聚会，对外交礼仪和礼节秩序也不感兴趣。弗洛拉试图组织读书聚会，提升这个殖民地上流社会女士的知识水准，却并不受她们的赏识。从亿万富翁、前《泰晤士报》记者、立法局议员默里·史都华的言语，不难看出反对卢押夫妇的那些人的素质：“对于宝座的两位拥有者，我真的没有任何好话……我对他们不感兴趣，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史都华接着写道：“我们的一些‘红头阿三’臣民，巴格达人、帕西人、孟加拉巴布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因为与英国人的待遇不同，自然会觉得自己珍贵的情感受到伤害。难道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也是卡尔顿俱乐部的会员，其他人不也在夸耀与国王的友情吗？”(4)

来年5月，纽利敦的自由党后座议员威廉·约翰斯顿先生成功提出一项个人动议，要求重新就鸦片问题举行辩论。如此一来，任何周全地解决鸦片问题的机会都丧失了。约翰斯顿宣称，印度和中国政府已经有所行动，殖民地部却“几乎没有”动静，香港当局干脆根本没动。他提出的动议很明确：“采取措施迅速废除我们一些直辖殖民地目前通行的发放鸦片烟馆许可证制度，尤其是香港、海峡殖民地和锡兰。”西奥多·泰勒也重提两年前的旧话，尽管他在此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同样态度坚决，香港是“我们拥有的中国的一个偏远角落”，我们“从这种鸦片贸易中获取成百万的金钱”，香港“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答复动议这个不值得羡慕的任务交给了殖民地部新任常务次官杰克·西利上校。西利此人不是以谨慎，而是以勇气和干劲出名。答复动议的讲话是他新官上任后的首次演说。希莱尔·贝洛克评论说，这次演讲是“必要时刻的一次果敢行动，表明了谁是英雄，却没有任何成果”。在未与任何人协商的情况下，西利宣布已于前日致电卢押：“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决定，必须采取措施关闭香港的鸦片烟馆。”辩论过程中，有人提出警告，加速实施双方同意的取缔鸦片制品的计划可能会给印度带来影响，但没有人指出这将对香港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终动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香港，引发了愤怒和怀疑，人们获知下面这个消息后更是大为恼怒：1908年7月28日，西利因为自作主张而在下院受到批评，他答复说：“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了解人们的意愿，却根本不可能从香港居民那里获得任何通情达理的意见。”在香港居民听来，西利的话不仅是谎言，而且是一个侮辱性的谎言。立法局举行了公开谴责西利的表决，全体非官守议员表示支持，官守议员以多数票否决了动议。卢押不得不尽力为伦敦的上司辩白，不过他的辩护毫无热情可言。他着手进行调查，不相信鸦片有害处，他曾走访过众多“吸烟室”——他更喜欢这个词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烟馆”，发现它们“与我从西利上校那里得知的‘烟馆’概念截然不同……那里一切都富于生气、深思熟虑，没有半点糊涂或眩晕……最后给人的印象是，这种所谓的‘恶习’实际上是酒精等物的极其温和、符合要求的替代品……在英国的酒馆里看不到这样的情景”。(5)

清末的吸食鸦片者

这个插曲典型地反映出伦敦与香港之间的误解。伦敦政府的政策不论好坏，都服从于政治压力，香港却无力维护自身所认为的，不论正确与否的本地利益。英国的议员，尤其是后座议员，认为最重要的听众不在下院，而是所在选区的选民。来自伍兹托克的自由党议员贝内特先生认为，必须谴责爱德华·格雷爵士，抨击“‘在现场的人’这种帝国主义的偶像，他们的出众才智和经验在决定重大政策和道德问题时是最为重要的”（1908年5月6日）。贝内特猛烈抨击卢押的主张，斥责卢押是“阻挠本国政府政策的帝国官员……难以容忍，我认为应当非常严厉地申斥这类官员”（1908年7月27日）。

卢押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加以严厉申斥的人，最终殖民地部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香港弥补潜在的收入损失，事情才平息下来。事实表明，这不过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卢押离职后鸦片问题再度重提。1909年7月26日，卢押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谴责“赶时髦的人”，“这些恶毒的议员……因为他们是某个郊区住宅区的议员而得意忘形……造成了极大损害，使殖民地仇视宗主国。让华人获知对他们总督的这些指责，毫无益处可言”。(6)

爱国的通奸行为

这幢位于青山道的房子是当时孙中山等人在香港开展革命活动的地点之一

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卢押成为许多事件上首当其冲的理想人物。他倚重梅含理从旁协助，把这位副手说成是“知识的活字典”，他本人也像梅含理一样对革命者抱有谨慎的怀疑。鉴于官方高层的这种不支持态度，卢押任职期间革命运动在香港得以如此自由地开展，而且香港显然成为最巩固的革命基地，就显得很不寻常。

1905年8月，流亡的孙逸仙在东京创建同盟会，此时同盟会正逐步发展成国民党。同盟会很快在香港建立支部，在以后的6年里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7)革命者创办炸弹工厂，收集武器，招募成员，筹划一连串起义和刺杀行动。同盟会在广东和广西两省至少发动了6次起义，这些起义都是在香港谋划的，也全都失败了。何启与另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韦玉（珀斯郡克莱克曼南学院的毕业生，后封为爵士）虽然赞同暴动者的目标，却对这些不合格的造反者敬而远之。广东当局企图以莫须有的抢劫罪名引渡著名革命家尤少纨，何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任律师。尤少纨的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亨利·伯克利爵士使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实际上是以政治犯身份被要求引渡的，理应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不能被引渡回中国。

在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常常“孙黄”并称。孙是孙中山，黄就是黄兴。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

1911年4月，香港革命小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仍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起义在广州造成大规模流血牺牲，此后香港人对革命运动的热情几乎丧失殆尽。当年晚些时候最终成功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发生在湖北省的武昌城，与同盟会的努力没有多少关系。湖南、湖北两省的革命领袖黄兴偏离了孙逸仙的政策，推行自己的战略。这次起义不是平民的密谋，而是职业军队发动兵变点燃革命火种，随后其他省份纷纷举行起义，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北京的清政府把赌注全都押在圆滑的骑墙派袁世凯身上，一旦袁世凯决定支持革命，清王朝的下场也就注定了。1912年2月11日，5岁的宣统皇帝溥仪正式退位。从这时起，除一个省份之外，中国各省均为袁世凯或当地显要所控制。只有在广东，同盟会—国民党取得了成功。清朝在广东的最后一任总督是颇具才干的年轻人张鸣岐，他设法避免了广州城爆发军事革命，国民党得以在1911年11月和平接管城市，温和派的胡汉民成为政府首脑。

推翻满族统治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为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牺牲了上百万生灵，然而新政权并没有取得十分明显的进步。为了支持袁世凯，公认惟一可能担任政府首脑的孙逸仙推辞出任国家元首。1912年12月，举行了一次选举，虽然这次选举的选举权有诸多限制，仍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仅有的一次合法选举。国民党在选举后成为第一大党，袁世凯觉得这未免民主得过了头，于是宣布国民党为“煽动性组织”，查禁了国民党。此后，袁世凯加紧推行新帝制，这种做法太不得人心，许多省份正式宣布断绝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2月12日，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

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

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与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合影。

卢押写道，1911年11月广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过早地被视为帝国覆亡的标志，消息传到香港后，引发了“这个殖民地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最令人惊异的情感爆发……华人居民欣喜若狂，嘈杂的爆竹声……震耳欲聋，欢呼声不绝于耳，到处旗帜招展，对华人来说这是最不同寻常的狂热方式”。(8)这位总督还写信给他的兄弟：“就连妓女也在海报和报纸上宣布把收入的一半交给‘事业’，出于爱国的动机邀请额外的顾客光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种非常爱国的通奸行为！”(9)卢押明智地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干涉这些示威行动。11月13日，他征求何启与韦玉的意见。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华人再次举行示威，但示威不是认可一场仍处于初期阶段、远远谈不上成功的革命，而是“对广州没有发生流血表示欣喜”。何启和韦玉话里有话地向总督保证，示威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卢押明智地相信了。

数天后，11月19日，卢押召集华人领袖开会。他在会上解释说，华人有权对中国政局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同情他们合法的渴望”，但这个殖民地必须遵守某些行为规范。公众的热情已经过火，发生了不少排外行为、抢劫和妨害治安事件，其中大多是广东“船民”干的，坦率地说，这些人与歹徒没有什么两样。以前在尼日利亚时，卢押时常碰到这类问题，他也乐于应对这种局势。他派出武装巡逻队前往形势最紧急的地区，宣布实施紧急《治安维持条例》。这项条例授权法官当场执行鞭刑，“从而使大多数造反的地痞流氓当众出丑，宁愿老老实实待着”。到次年2月紧急条例取消时，共有大约50名“地痞流氓”遭到鞭打。香港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街头暴力和蓄意投毒的糟糕时期，人们大为惊慌，但与边界另一边所发生的一切相比，香港的事态不值一提。陈刘洁贞博士认为：“这位总督确保了革命期间香港在对外关系上举措得当。他采取无情的严厉政策对付所谓的不法之徒，成功地在这个殖民地恢复了法律与秩序。”(10)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称帝，图为袁世凯赴天坛祭天。

像之后数任总督一样，卢押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殖民地部设置的种种限制。中华帝国明显正在分崩离析，英国的政策却依然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个帝国。1915年，英国决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表明英国希望这个帝国能延续得更久。香港的外部利益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些利益与北京的当权者没有多大关系，倒是与广东的局势密切相关。在卢押看来，这种局面委实令人沮丧。作为最后的领土扩张主义者，卢押惯于借助惩罚性的远征来强化外交努力，与随后数位继任者相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处境微妙，因此努力与广东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成功，乃至引起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的不满，他们认为卢押僭越了本属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职责。

卢押为香港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香港大学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获得了两广总督的支持。(11)早在19世纪80年代西医书院创办之际，就已经有人提议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押提出新的综合性大学应由现有的西医书院与刚刚开办的工程学院联合而成，《德臣西报》主编W.H.唐纳德（“一个性格温和、笑口常开的人”）之前就热切地支持这种想法。

摩地

孟生博士的西医书院培养出为数不多的合格医生，始终依靠本地学生交纳的数额不等的学费勉强维持，政府资助每年仅有2500元。要创办一所新学校，筹措资金十分关键，这大概历来是艰巨的任务。一位卓有成就的帕西人H. N.摩地不仅极富同情心，还非常仰慕卢押夫人（卢押曾写信给弗洛拉说：“可爱的老摩地，他对你几乎是顶礼膜拜，这个可爱的老家伙。”(12)）。摩地捐赠了第一笔慷慨捐助。之后，筹建工作进展十分迅速，堪为任何想把工作做好的殖民地政府借鉴的榜样。摩地把初期筹备事宜托付给香港面粉厂的创办人A.H.赖内（“我看与卢押商量这件事没有用……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你……我的好友，我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对选址和其他方面的安排都满意，你就拥有了为兴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设的15万元。”(13)）。1908年2月17日，赖内面见卢押，提交了一页的可行性报告，报告设想新大学将开设医学、商科和工程等系科。卢押与保罗·遮打爵士进行磋商，决定立即着手筹建。3月13日，卢押又与赖内和梅含理（他对此事并不热心）开会。3天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3月18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向东京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征求意见，详细研究资金和收入项目的可行性（就在面粉厂倒闭，赖内自杀后不久）。各方在校址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争执，摩地认为预定的太平山校址是“一个疫病孳生的温床，连华人都避之不及”，西医书院校方则认为摩地选择的地点根本行不通。

到10月份，万事俱备，卢押发起了一场募捐运动，呼吁保守的华人为香港大学捐款。香港需要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在国外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要花10年时间，这段时间对于与父母离别的青年人来说太漫长了，“我还听说，华人父母凭经验得知，子女从国外学成归来时沾染了革命思想，成为国家的危害。香港大学将特别留意不鼓励或容忍任何此类有害的学说”。华人对卢押的呼吁反应谨慎：是否只有华人才为大学筹款？华人对大学的管理是否有发言权？学费是否比伦敦的学校低？最后，大学会不会比一所“红头阿三”的大学好不到哪里去？卢押保证，华人绝对能够进入大学管理部门，他们的贡献将“依照捐赠的数额而非捐赠者的社会地位”镌刻在合适的牌匾上。拟议中的名单送交华民政务司伊荣审查，他认为名单可行，“他们都是地道的平民，被推荐的惟一原因是他们都很有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广州的吴道台接到总督的指令，指证这些人中有两人“是著名的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革命党活跃分子”。1909年3月19日，警务专家梅含理在审查了名单后报告说：“陈（蔼廷）是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身着欧式服装……但不是革命党。倘若他真的像孙逸仙博士一样危险，那早就没命了。”

香港大学奠基

查理·埃利奥特

香港大学首次毕业典礼

起初，欧洲人甚至比华人更疑虑重重，当局迟迟没有募得大额捐赠。幸运的是，最大的行商之一太古洋行此时正与华人闹纠纷：他们的收票员踢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华人，华人实行报复性的联合抵制。太古洋行慷慨解囊，提供了4万英镑捐赠，足以使抵制结束，英商中华社会也提供了同等数目的捐款。

人们必须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经过劝说，立法局同意为香港大学斥资5万元，殖民地部介入进来否决了这笔赠款。从某种程度上说，殖民地部此举是受了另一所竞争学校的影响，这所学校的后台是日后的埃塞克特大主教威廉·塞西尔勋爵。塞西尔正在为创办一所专门的教会大学寻求支持，他用虔诚的语句表达了对卢押计划的厌恶，“我们基督徒把更高的道德素养摆在他们（年轻人）面前。纯粹功利主义的大学很容易使年轻人的热情无从释放，将成为滋生革命密谋的温床”。帝国政府最终给予新大学的只有区区每年300英镑，用来设立爱德华三世国王奖学金。北京政府做得更好，提供了25，000英镑，广东也提供了大致相等的赠款，之后当局又多方募集了150万元资金。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举行了奠基仪式。卢押在典礼上作了演讲，这次演讲以缺乏先见之明而著称：“让我们展开丰富的想像……我们正在铸造用友谊和善意把我们与这个伟大帝国——本殖民地就位于其边界——连结起来的链条。”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帝国就彻底崩溃了。

虽然威廉·塞西尔勋爵做了悲观的预言，香港大学却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当初设定的一个目标：防止学生热衷于革命学说。吸引大陆中国人前来就读的目标就不那么成功。在中国年轻人的心目中，日本是更令人向往的求学之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也不必忍受那种降尊纡贵的冷漠态度，英国人对待华人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至于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大学，充足的资金使其办学水准远远超出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的规模也不够大。1912年，大学如期建成、配备师资以及合并后开始招生，全校只有77名大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分别就读于医学院、工学院和文学院。远离尘世的威廉·塞西尔勋爵悻悻地写道：“非常不幸，英国人依照世俗制度开办香港大学……如果香港大学完全依照基督教原则来创办，并且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传授对儒家哲学的尊崇，广州就不会有任何麻烦。”(14)

香港大学首任校长的人选颇为出人意料。查理·埃利奥特爵士是本杰明·乔伊特在巴里奥尔学院的得意门生，“牛津的重要学术神童之一”。埃利奥特是个身材修长纤细的年轻人，眼睛明亮，嘴巴说个不停，他能够流利地说27种语言，但是“很难算出一堆英镑、先令和便士的数目”；他“厌恶工程师职业，认为这些人使城市浓烟密布，肮脏不堪，从而令老派的居民感到不满”。(15)上述这些品质大概无助于埃利奥特担任一所基本上属于工科性质的大学的首脑，何况这所大学最大的学院正是工学院。埃利奥特曾在外交和驻外部门工作，1901—1904年出任英属东非专员。在东非期间，他的白人至上主义立场和政策表露无遗。他曾发表自我辩白的《东非人的庇护者》，从这本书中摘录一些词句，可以让我们对这位香港大学首任校长的品质略见一斑：“美国黑人不适合有选举权”，“非洲人显然没有丝毫艺术感可言”，“欧洲人与黑人绝无融合之可能”，黑人“这个人类的劣等种族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到非正义的侵略，还应当确保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我认为应加上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承认欧洲人的利益至高无上”。(16)在英属东非被解职后，埃利奥特当上了谢菲尔德大学校长，1912年从那里前来香港。他在香港大学并未取得多大成就，1920年，为了挽救香港大学，香港政府不得不提供170万元的补助。这笔款项用来偿还50多万元的债务，以及设立一项捐赠基金。这笔意外之财来自这个殖民地历史久远的财政支柱——鸦片。中国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在雷厉风行地查禁这种毒品（通过枪毙吸食者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已经把累犯率几乎降低为零），结果使香港政府的鸦片专卖变得极为赚钱，香港大学也就成为由这种毒品贸易资助的少数对象之一。1918年，埃利奥特辞去香港大学校长之职，就任英国驻西伯利亚高级专员。围绕新校长人选发生了一场典型的香港式的争吵，立法局邀请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庄士敦出任校长，香港大学评议会拒绝批准这项任命，原因据说是庄士敦有“明显的反传教士偏见”。有传言说殖民地部的金文泰有意出任此职，后来证实纯属子虚乌有。(17)结果，庄士敦前往北京，当上了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小皇帝的老师，金文泰则在6年之后以总督身份来到香港。

香港大学为新中国培养领袖人物的努力没有成功。1937年的一篇评论虽然颇有讽刺意味，却正确评价了香港大学的目标：

1911年，中国开始苏醒。她的教育体制依然可悲地不完备。中国的铁路、公路、自来水厂、发电站和工厂，无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英国一直在工程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应当在英国在华前哨提供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培养这种觉醒所需要的工程师。对于英国来说，有什么比这种角色更为恰当的呢？这将会带来威望，善行，以及间接的益处，当中国开始购买工厂设备时，中国的开拓者将考虑英国标准和原料。

卢押

这种期望没有成为现实。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没有回到中国，“多数人的职位很难与其所受教育的花费相称”。医科毕业生获得了国际承认的学位，更不愿回到国内，而文学院“像不那么受欢迎的异父兄弟一样隶属于两个科学学院，至少在其创立者看来，正是后两所学院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诺”。(18)

1912年3月，卢押离开香港，重拾他在非洲的事业。梅含理终于获得总督职位，至少在他本人看来，他的资历完全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实际上，梅含理这位一流的助手是否具备担任总督所需的素质是值得怀疑的。1893到1902年间，梅含理升任警务处长，他在警界推行全面改革，严格遴选警察。在署理总督期间，他采取

的行动往往是轻率和欠考虑的。他从不参与公共场合，而这本来可以使他能够严词反驳各种批评意见。梅含理的妻子海伦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总督本人的缺陷。海伦娜的名字来自同名会所，(19)同她丈夫一样，海伦娜也是香港的元老，她是提议拓展九龙的伯加将军之女，为这个殖民地充满活力的慈善事业工作了25年。

在初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1年之后，梅含理担任了此生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总督职位。1910年，他曾出任斐济总督。1912年从斐济回到香港后，他发现中国不再是他在波普·轩尼诗手下时所了解的样子，中国局势甚至与两年前也大不一样了。在这短短两年时间里，满清帝国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任总统的脆弱的共和国。

梅含理

1904年香港开通电车

梅含理上任的第二天，新环境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当时，梅含理从码头前往香港大会堂参加就职典礼，人群中有人向他开枪。香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针对官员的暴力事件，这与广州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0年的数月之内，广州先后有两位提督遇刺。针对梅含理的袭击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一个误会。1912年8月11日，梅含理致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针对我的袭击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敢肯定那人是个疯子，虽然在我的提议下，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后认为他神智清醒。他反常地把斐济与南非（广东话叫‘非洲’）混为一谈，还以为我是特兰斯瓦的总督，把他的同胞赶出了那个国家。”(20)显然，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禁止在特兰斯瓦使用中国契约劳工的禁令不受它所保护的人的欢迎。然而，虽然香港很少发生直接针对英国官员的政治暴力，广东的骚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殖民地，尤其是新界，大量船民从新界涌入香港。1912年8月，海盗洗劫了大屿山附近的长洲岛，捣毁警局，杀死警员。

颇具香港特色的冲突发生在电车上。为了方便起见，香港历来广泛使用大小重量与港币相同的广东硬币。1912年秋，广东通货大幅度贬值，香港政府被迫着手实施币制改革，这势必要禁止广东硬币在香港流通。电车公司和天星小轮公司不得不坚持只收香港铸造的硬币，这个举措引发了普遍的愤怒。人们不但觉得不方便，还把这种做法视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侮辱，因此发起抵制行动，拒乘电车。性格专横的梅含理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强制措施，颁布了一项《预防抵制条例》。这项条例赋予总督广泛的权力，惩处煽动抵制者，对发生抵制的地区征收惩罚性税收。

白厅颇为怀疑这项“极其令人不快”的条例，也确实曾指示香港废除该条例，但梅含理置之不理。(21)这位总督还愤怒地斥责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尽力抗衡抵制的华人。实际上，当地报纸和几乎所有华裔名流都站在政府一边，但仍不足以使他们逃脱梅含理的愤怒指责。梅含理尤其死盯住老对头何启不放，指责何启“没有作过一次支持政府的演说”。梅含理无法接受华人应当进入政府机构的想法，对何启在当年被封为爵士耿耿于怀，他在给殖民地部的报告中写道：“我仍然很相信韦玉先生（另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经验表明这种信任放在其他任何一位华人身上也是稳妥的，我得遗憾地说，何启爵士是个例外。”(22)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爵士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自由党人，并不是梅含理的仰慕者，认为梅含理在电车公司一事上“处置失当”。哈考特尖刻地评论说：“这个人简直太能干了，我或许必须把他提拔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作为妥协，双方同意立法局议员不得连任两届，从而排除了1890年当选为议员的何启重新当选的可能性。一个月之后，梅含理就提名韦玉第三次出任议员，上述决定成为一纸空文。

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引起了广东和香港商人极大关注。1913年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袁世凯总统从北京提供一笔贷款，拯救了广东政府。这个举动受到香港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于孙逸仙博士及其追随者的热情已大不如前。1913年7月，孙逸仙途经香港时竟然受到冷落，甚至有谣传说，有人朝这位革命之父的照片扔石头。当袁世凯进攻国民党控制的省份时，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在香港受到普遍欢迎。尤其是殖民地当局，他们认为广东稳定的先决条件就是建立一个得到北京支持的地方政府。因此，殖民地当局准备容忍“公然的腐败、低效、暴行和野蛮”，(23)只要边界那边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图为1913年8月，他从上海经台湾赴日本途中。

1914年8月以后，欧洲不再关注中国的事件。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香港比过去更加无足轻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太多地扰乱香港的生活。汇丰银行董事局有若干德裔董事，汇丰银行与德国银行有业务往来，还受到一定的德国影响，因而成为神经过敏者的怀疑对象。德国人遭拘禁，对德业务也停止了，香港的英国人组织了人数众多的义勇队。香港在战争期间日趋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那种历史久远的支柱商品：鸦片。

虽然英国政府有所保留，中国人似乎比预想的要更认真地打算禁绝这种毒品。这种热情往往流于形式，陈刘洁贞博士指出：“该省（广东）以禁烟为幌子，在广州设立所谓的鸦片检查所，实际上是企图集中货源、集中出售，然后把利润输往北京。”(24)不过，其他省份采取了有力措施，尤其是1911年革命后，仅湖南一省就有包括5名妇女在内的47人因提炼或吸食鸦片被枪毙。这种嗜好如今变得如此危险，其吸引力很快便丧失殆尽，对进口鸦片的需求随之骤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状况，香港库存鸦片的价值达到1200万英镑，货款都是由远东的英国银行提供。中国禁绝鸦片消费的措施使得这些积压鸦片根本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卖出去，与此同时印度生产商仍按照十年协议的规定源源不断地大量生产鸦片。商人和银行家疯狂地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出面强迫中国当局遵守十年协定，允许鸦片再度进口。

当时的情形似乎就是1839—1840年事态的重演，下院同样举行了类似的辩论。1913年5月7日，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约西亚·陶恩·琼斯牧师在下院提出动议，要求废除中国允许鸦片进口的条约义务，那样的话，“她（中国）就有权禁止目前堆积在各通商口岸和香港的库存鸦片进口”。这项动议一旦获得通过，将导致巨大的、也许是灾难性的损失。琼斯请求人们原谅他首次演说的缺陷，因为英语对他而言是一门外语，但他讲得非常精彩：

在英国，我们把鸦片列为一种毒药……从其作用来说，不论肤色与种族，国家与地域，它四处传播疾病、堕落和死亡……英国政府正在违背中国人的意愿和良知，凭借极不正义的战争带来的不公正条约，强制推行这种不道德的贸易，这个事实无法估量地加深了我们的罪孽和耻辱。

怡和洋行的大班、从香港退休后当上代表伊普松的议员的亨利·克锡企图抗衡这股潮流，他在下院表示：“如果你们相信今晚在本院所说的一切，你们或许会以为吸食鸦片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恶。它的坏处并不比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更大。”泰勒质问克锡是否愿意自己的儿子吸食鸦片，克锡回答说不会，“我本人吸鸦片，这确实使我身体很差”。他接着提出英国人的体质适合喝葡萄酒和威士忌，中国人适于鸦片，至于他的三个儿子，他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自行决定”是否享用这种饮料。

1913年的自由党政府不可能采取巴麦尊的那种强硬路线，也不可能强迫银行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印度事务部常务次官爱德温·蒙塔古用恰如其分的华丽辞藻提出了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很高兴能够向本院报告……尽管我们与中国订有条约，尽管我们能够从这些鸦片中获得大约11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我们不打算在中国出售更多的鸦片，不光是今年，也不是这些库存鸦片都售完以后，而是永远。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

司徒拔

动议被撤回，双方相互祝贺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正确的事情，辩论就此结束。

各国在禁绝鸦片问题上有了长足进步。1912年，各国通过《海牙公约》，规定通过“渐进的有效措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由于《海牙公约》以及禁止印度对华出口鸦片的禁令，香港政府在与鸦片承包商重议合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贸易困境。为努力扭转这种状况，殖民地部主动提出废止这种体制，香港政府应当把鸦片专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弥补查禁鸦片烟馆造成的损失，同时对烟草、酒类征税，香港业已组建起打击走私的部队，所以政府掌握鸦片专卖权不会带来额外开支，海关人员能够同时控制各种成瘾的毒品。梅含理与立法局、行政局都同意这个方案，英国下院也对下面这样一种解释感到满意，即鸦片专卖权的变更是禁止鸦片贸易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确实拖得很长，因为直到32年之后香港才宣布鸦片为非法。1945年9月20日，战后香港军政府宣布禁止鸦片贸易，也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殖民地当局会像前任一样顽固地为这种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辩护。西奥多·泰勒活着庆祝了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一直活到1950年，享年102岁。）

鸦片专卖权的转手取得了直接的、甚至是令人尴尬的成功。在以往的体制下，经过废除鸦片贸易者的努力，1912年的鸦片收入已经下降到1，183，200元。政府专卖后的第一年，鸦片收入猛升到2，680，617元，1918年达到最高点的将近800万元，鸦片收入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46﹒5%。虽然收效异常令人满意，也必须保持得体的平静，以免热诚的改革家提出控告。当局为了掩盖真相，鸦片专卖收入的名目是“许可证、国内税收等专用账户”收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设立专卖制度时担任总督秘书的G.R.塞耶在其香港史著作中只字未提上述事实，把这个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说成是来自更为体面的收入，这种收入能够使香港提供500万元“供国王陛下政府使用”。(2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年间，香港的鸦片净收入超过2500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导致了作战人员的可怕伤亡，对英国的长远影响往往比人们想像的要小。在战后世界，爱德华时代的上流社会重新享受舒适的生活，大量的失业工人保证了军队依然有充足的兵源，虽然士兵们没有以前那么彬彬有礼。帝国的愿望得到莫大满足，聚集在帝国旗帜下的不但有白种人的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就连南非、爱尔兰和美国也派出成千上万的自愿者。印度军队忠心耿耿地为帝国效忠（一两次兵变除外），看起来帝国的各个地区能够恢复元气，重新聚合，逐步走上自治的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指望香港的统治者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与中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的事物。在中国，先是尝试建立一个有望成功的共和国，接着是北京的帝制政府，都随着1916年袁世凯之死而失败。中国陷入地方割据之中，手握兵权的地方领袖掌握了各地的控制权。孙逸仙再度试图以广州为基地建立政权，1917年在广州建立起短命的政府。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权力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1923年2月孙逸仙复出，担任军政府的首脑——“大元帅”。

香港民众对任何一位大陆领袖的支持依然是有限的、不甚热情的，香港政府却未能享有战后的平静时期。梅含理得过一次不太严重的中风，之后不情愿地于1918年9月离职。司徒拔爵士将于1919年9月接任总督。两任总督之间有长达一年的过渡期，辅政司施勋在此期间负责管治香港。施勋是“一个机智、幽默的老胖子”，“一个和善的人，只是有点狂妄自大”。有一次，他负责将一位新娘交给新郎，结果在教堂等候的时候居然睡着了。(26)施勋来自一个体面的殖民地家庭，喜欢板球，爱写一些轻松的诗，深爱新婚妻子南恩，他的新上司却是在严格得多的环境里长大的。

司徒拔爵士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牛津主教斯塔布斯。斯塔布斯个性极强，是当时一流的历史学家。司徒拔“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学术才华，在言谈直率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7)司徒拔凭借古典文学和经典作品两门功课的第一名轻松过关，进入殖民地部。在白厅工作13年之后，他决定转到殖民地工作。年轻时，司徒拔如同所有的白厅官员一样，对“在现场的人”极尽抨击挖苦之能事，尤其是针对香港官员，在香港，“甚至连官学生也想以上帝的身份行事”。(28)在殖民地仅仅工作6年——在秩序井然的锡兰担任辅政司，这么短的见习期前所未有——之后，43岁的司徒拔就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司徒拔先是在氛围高雅的牛津和白厅，战争年代又一直在相对较为平静的锡兰，因此很难跟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急速变革。此外，他脾气急躁，坚信只有自己的那些十分传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往往使他陷入窘境，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困境。

战后，香港政府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两难境地。香港当局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与广州的任何一个政府打交道，广州离香港只有3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英国政府派出的大使和其他外交使团都驻在北京，控制北京的却是常常与南方发生冲突的另外一批政客和将军。在中国首都的朱尔典爵士从未更多地考虑过香港，而战后的和解似乎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可以通过把新界归还中国来改善两国关系。朱尔典承认这将是“很大的牺牲……就获得或继承了1898年租借地区的所有列强而言，似乎不做出牺牲就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不理会这种“理想化又根本行不通”的看法，“我们不能把以往的割让、永久租借等等全都连根拔掉。我认为绝无可能归还九龙拓展地”。外交部负责中国的部门则始终持怀疑态度。

1919年，北京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发生的事件很少波及到香港。《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前任北京政府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把山东省的广泛权益转给日本。事情曝光后，全中国人都以愤怒和幻灭的心态反对这个协定。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引发的全国性骚动——只在香港激起些微涟漪。不论本身抱有何种政治态度，香港的华人居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支持任何一个能够在广东维护适度稳定的集团。1913到1916年，云南军阀龙济光将军残忍腐败的统治一直未受触动，还得到北京的支持。梅含理镇压了香港国民党支持者的活动。1916年5月4日，他致函殖民地部表示：“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致力于支持现政府，阻止香港华人用实际行动或革命宣传来支援反叛，该政府已经表明能够独力维持那个省的秩序。”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龙将军撤出广东，孙逸仙的老战友、以前香港同盟会的成员陈炯明上台，香港舆论开始出现分化。陈炯明致力于维护广东的安宁，出于实际考虑很少使用革命言辞，吸引了较为保守的人，孙逸仙则赢得更富热情的年轻人的支持。梅含理认为孙逸仙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毫不迟疑地支持陈炯明。司徒拔抵达香港之际，孙逸仙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正在降温。袁世凯背叛革命后，孙逸仙的党已静悄悄地取消了所采用的“中华革命党”的称号，恢复了“国民党”的称呼。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说后与师生合影。

孙逸仙大概始终倾向于赢得英国的支持，他非常了解这个国家，十分推崇英国的体制。他在广东掌握政权后，旋即于1923年2月正式访问香港，司徒拔在总督府热情迎接和款待了他。孙逸仙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把这个岛屿说成是他的“智识之诞生地”，他在香港形成了“革命与现代之理想”。在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称赞英国的议会制度，敦促听众把这种良好政府的范例推广到全中国。(29)这种观点大受欢迎，司徒拔急欲支持孙逸仙，为此还在英国国内遇到麻烦，差一点就丢了官。

对于司徒拔而言，在前一年必须与广东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无疑是很痛苦的。那里的地方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保留关税这一最可靠的收入来源。这笔收入直接上缴北京，倘若在扣除商定数额的外国债务之后，能够有一部分关余直接划归广东，地方政府就能够以之作担保，向香港借到急需的贷款。北京当局希望自己控制这笔钱，自然对此不予理会，理由是外交公使仍在北京。司徒拔收到广东的提议，请他代表广东开展有益的行动。司徒拔非常乐意这么做，他致函殖民地部，请求不要反对孙逸仙对海关税收的要求，“我最强烈地要求，国王陛下政府的干涉不应超过偿还外国贷款所必需的程度。采纳孙（逸仙）的最新建议，可以防止发生这种状况”。

寇松勋爵为首的外交部认为，一个小小的殖民地总督竟然插手国家对外政策，实在太出格了。寇松十分看重礼节和自身的地位，必须对司徒拔来个杀一儆百，要么把他解职，最低限度也要“严厉申斥”。结果，外交部斥责了司徒拔，司徒拔及时允诺改正，当危机再度出现时司徒拔已经能够采取正确的慎重姿态。(30)

1924年10月15日，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广州商团头领陈廉伯逃往香港。

为广州叛乱商团私运枪械的丹麦轮船“哈佛号”

关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次异乎寻常的冒险之后不久，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就死了。在这次冒险中，一家声誉卓著的银行涉嫌军火走私。汇丰银行的总经理A.G.史提芬是个有创意的银行家，乐于抓住传统的出借人往往犹豫不决的机会。广州商团是一支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常见的私人武装，它由商人提供的捐款组建，目的是维护广州商人的利益，对抗外来的革命者。广州商团的首领陈廉伯负责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联络，陈廉伯是汇丰银行在广州的买办，极为富有。史提芬热切支持陈廉伯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轻型武器，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和手枪以及数百万发子弹。这项计划不但与英国政策相抵触，也违背了现有的协定。阴谋被揭露，武器也遭没收，史提芬暗示司徒拔至少是默认此事的。司徒拔愤怒地否认了这个极具潜在破坏性的暗示，“史提芬先生绝对从未与我谈起过此事……我不知道史提芬函件中……关于‘香港政府将保持善意的沉默’的说法……我难以相信像史提芬先生这样熟悉我的人会有这样一种看法”。(31)

两个月之内，这支商人武装就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结果国民党迅速赢得绝对胜利。香港舆论刻薄地看待这个消息，“孙（逸仙）必须离开”成为《士蔑西报》的头条标题，华人报纸的态度也同样苛刻。事态到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由于已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孙逸仙决定依靠俄国人的支持。1923年10月，俄国“特别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试图使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起和睦关系。与此同时，一位退役的俄国内战时期骑兵指挥官加伦在黄埔新组建一所军事学校训练士官生。两人很快取得成功，到1925年3月59岁的孙逸仙去世之际，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联手控制了广州，全力以赴地把这个帝国主义前哨的动乱引向中国南方。

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同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柏龄（右）合影。

香港海员和市民欢庆罢工胜利

1925年5月30日，上海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前往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遭公共租界巡捕镇压。图为五卅惨案现场。

1925年6月23日，英法水兵向广东各界示威群众用机枪扫射，造成死52人、伤170余人的“沙基惨案”。

以往，香港华人曾经通过有组织的罢工和联合抵制抗议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而司徒拔面对的是已臻于完善的罢工与抵制。他抵达香港后不久，1920年4月，香港就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当时，香港华人机器会代表机工要求增加工资40%，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香港华人机器会成立于10年前，一战后，香港物价腾贵，尤其是大米价格上涨，机工几乎难以靠工资维持生计，他们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雇主拒绝了他们客气的请求，于是大约9000名机工干脆离开香港前往广州。此时，香港至少已部分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通讯、电车、电力、煤气行业构成了这个发展中工业社会的基础，各种熟练工程技术人员的骤然丧失，很快导致社会生活陷入停顿。两个星期之后，雇主才同意增加工资32﹒5%。与以往的罢工不同，东华医院董事会之类的传统机构在这次罢工中没有任何干预的机会。这次罢工组织严密，工人直接与雇主对峙。

第二年，中国海员工会提出类似的增加工资要求，劳资双方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32)海员是最缺乏组织性、最底层的工人，华人海员处境尤为悲惨。他们的工资仅及相同岗位的欧籍海员的零头，还不得不把微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为他们提供职位，在航行间歇期提供饭食和寄宿处的船东。对于华人海员来说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种把海员集中在污秽不堪的寄宿所的体制，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每一幢寄宿屋推选代表组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加薪委员会，还配备了英文和中文秘书，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雇主竟然愚蠢无礼地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1922年1月13日，海员们仿效机械师的榜样，举行罢工并前往广州。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罢工，其中包括仆役、机工和苦力，罢工工人多达12万人，占这个殖民地劳动力总数的半数以上。苦力的雇主明智地表示立即增加工资。苦力们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决心，坚持继续罢工，直到海员的要求得到满足。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抵抗，雇主、政府和传统的华人领袖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毫无成效的秘密会议。以往维护华人利益的东华医院董事会成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完全站在雇主和政府一边。他们污蔑罢工者是自私自利的蠢货，1926年当上行政局首位华人议员的周寿臣爵士要求政府决不能“后退半步”，希望公开镇压所有的工人联合会。在这种“明辨是非的华人舆论”的支持下，政府颁布一项赋予政府特殊权力的《紧急管制条例》，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组织，并袭击了工会总部。最丑恶的一幕终于上演：华人被禁止离开这个殖民地，印度士兵增援警察，向试图穿越边界的大批人群开火，当场打死5人。

这种镇压措施招致伦敦的指责。1922年3月6日，工党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上校在下院指责香港政府阻止劳工离去，实际上就是“用饥饿代替工作”，香港政府的镇压行动不但是可耻的，也根本于事无补。政府和雇主咬牙切齿地指责共产党支持罢工工人，不得不承认自己遭到屈辱的失败，海员赢得了这次著名的罢工胜利。司徒拔意志消沉，1922年9月16日，他向殖民地部预言：“我们至多再保有香港20年时间。”(33)这大概是一个少有的精确的估计，19年之后，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领了这个殖民地。司徒拔在同一份函件中做出了另一个同样准确的预言：“迟早将发生一次联合抵制。”3年之后，这个预言也完全应验了，这次联合抵制成为考验新的广东左翼政府和香港政府意志力的试金石。

这场联合抵制(34)的导火线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公共租界，11名示威者被英国人指挥的中国和印度警察杀害。这个事件在全中国激起极大愤慨，人们号召上海和香港举行总罢工。活跃在香港的广东共产党工人领袖本来还需要做大量宣传工作，以使人们广泛响应罢工号召。但是，3周之后，另一群示威者在广州遭到英国人为首的军队开枪射击，死亡52人。至此任何鼓动都是多余的了。香港政府拖拖拉拉的调查未能确定是哪一方挑起的冲突，但这与双方的伤亡（仅有一名外国人被杀）以及中国人对中国城市的心脏地带有武装的外国飞地的痛恨没有多少关系。广州的愤怒浪潮日益高涨，很多人呼吁对英开战。香港首次掀起了猛烈而明确的反英浪潮，罢工迅即发展成总罢工，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25万罢工工人和家属从香港前往广州，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罢工委员会在广州为他们提供膳食和住处。从某种程度上说，罢工委员会几乎相当于一个政府，罢工委员会设有中央委员会，下设干事局、骑船局、联络部、宣传部和财政委员会，一个罢工者法庭和一支2000人的身着制服的纠察队。一个中国城市的行政当局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有效、可靠的管理机构。

香港当局做出回应，政府提供贷款，阻止对华人银行的挤兑，医院和基础设施行业配备了自愿人员，组建临时机构负责监督食品供应、劳工和运输。东华医院董事会也首次积极参与政治。当局正式颁布了常见的紧急管制条例。针对罢工者的宣传，当局组织了反共产党宣传，在很多情况下对罢工者的胁迫进行反胁迫。到7月末，罢工热潮已经降温，工人陆续返回这个殖民地。广州罢工委员会运用一个更有力的手段，即全面抵制英国商品，禁止所有船只进入香港。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司徒拔离去之后，给香港造成极大损失。

1925年6月至次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图为罢工工人示威游行。

司徒拔曾经请求留任以结束这场危机，但日趋明朗的事态表明，与以往的罢工不同，联合抵制不是香港能够解决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行动显然违背了条约规定，北京政府却无能为力。英国惟一可行的方案是重新采取炮舰政策，凭借武力维护条约规定，驱逐广东的当权者。从司徒拔到殖民地部都极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职责所在的外交部认为这么做无法自圆其说。总督越来越激动，坚决主张推翻广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5年8月，似乎出现了一线机会，施勋在写给妻子南恩的信中说：“我们希望对广东和公然违背条约的行为采取行动。昨天，一名重要的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被刺杀，这或许会有一些效果。”(35)这名受害者是廖仲恺，他在革命前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国民党人，但除掉他根本无助于阻止轰轰烈烈的联合抵制。

司徒拔再次转而寻求资助一支“反共”力量的可能性，极力要求殖民地部批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提出征集100万元资金，这笔钱要么从公共基金划拨，要么向私人募集。外交部再次否决了这项提议。司徒拔在失望之余，不惜铤而走险，建议贿赂北京当局进行干涉，“迫使广州结束反英行动，为此目的，国王陛下政府应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1925年11月12日）。司徒拔提出给北京的适当报酬是300万元，这个计划同样遭到白厅否决。司徒拔迫于无奈，耍了一个可怜的小花招，让东华医院秘密（一个非常公开的秘密）提供5万元资金资助一次叛乱。这次行动一败涂地，东华医院除了财政赤字之外一无所获。最终，殖民地部不得不支付这笔开支，告诫司徒拔不得再次“可耻乃至是违法地盗用信托基金”。与此同时，左翼华人指责东华医院董事会是“英国人的走狗”，只顾保全自己的财产，无视“民族声望的沦丧”。

这个事件曝光的时候，司徒拔已经离开香港（1925年10月），而联合抵制正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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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乔里·佩勒姆夫人（Dame Marjorie Perham）权威的卢押传记至今依然是上乘之作，另见海厄姆：《帝国与性别》（Hyam，Empireand Sexuality）。陈刘洁贞博士深入研究了罗兹图书馆所藏卢押档案。

(2)霍伊，前引书，第209页。

(3)佩勒姆：《卢押》（Perham，Lugard）第二卷，第242页。

(4)致莫理循，1908年6月6日，莫理循书信。

(5)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29页。

(6)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35页。

(7)陈刘洁贞，前引书，第一、二章；A.Ng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上的文章，1981年第12卷。

(8)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03页。

(9)佩勒姆，前引书，第一卷，第361页。

(1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05页。

(11)梅乐彬：《香港大学》（B.Mellor，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未分类档案：《香港大学的设想和创建》（Misc.Documents，‘The Conceptionand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FUHK），现藏于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Hung On‐to Memorial Collec‐tion）。

(12)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51页。

(13)《香港大学的设想和创建》。

(14)梅乐彬，前引书，第73页。

(15)帕莱特，《回忆》，载埃利奥特：《日本佛教》（H.Parlett，Memoir，in Eliot，Japanese Buddhism）。

(16)埃利奥特：《东非的庇护者》（Eliot，The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1905年。

(17)关于这场典型的香港式争论的经过，请见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Severnmss.，Rhodes House Ind.Oc.S176）。

(18)香港大学评议会的报告，1937年。

(19)苏姗娜·霍伊认为，梅夫人妇女会是“一个成功的妇女俱乐部，地点在可爱的古代建筑。萨利·霍威尔认为它也以圣女静修而闻名”。

(20)莫理循，信函。

(21)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N.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第75页。

(22)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17页。

(23)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1页。

(24)同上，第134页。

(25)塞耶：《香港，1862—1919年》（G.R.Sayer，Hong Kong，1862—1919），第120—121页。

(26)斯特娜·本森，引自霍伊前引书，第184页。

(27)请见《名人传记辞典》的司徒拔条目，另见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28)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68页。

(29)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4页。

(3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8页。

(31)关于广州商团事件，请见金前引书，第三卷，第156—157页。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9—168页。

(32)关于罢工和联合抵制的最佳叙述，请见陈伟群前引书，第五章。史景迁：《中国的助手》。

(33)引自斯韦丁前引书，第393页。

(34)即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译注

(35)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

总督司徒拔情绪激动地要求用贿赂或武力来结束抵制，继任者金文泰爵士则采取了较为平和的政策。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门的一个怪人，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官考试的成绩异常出色，足以让他任意挑选工作部门。他本可以去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或财政部，结果却选择了被视为才智平庸之辈避难所的东方殖民地司。金文泰兴趣广泛，颇具个人魅力，还曾编辑出版4世纪拉丁情诗集《维纳斯的不眠之夜》，这本书是少数出自殖民地总督之手的学术著作。1900年，金文泰前往香港，在新界从事土地登记工作。金文泰的上司全都热情称道他的才干，卜力认为他是“东方司最具才干者之一，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

金文泰

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声援游行

将有所成就”。(1)卢押认为他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在出任香港总督之前，金文泰曾被郑重其事地提名为香港大学校长。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学会了多种语言。1907年，他开始进行从中亚到九龙长达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此后，由于殖民地部众所周知的原因，金文泰在英属圭亚那和锡兰工作了12年，关于中国的稔熟知识在那里毫无用武之地。

可怜的辅政司施勋竟然一度想当总督，1925年8月22日，他在给妻子南恩的信中写道：“金文泰被任命为总督让我非常吃惊，我想他会干得很出色，这个任命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是我也在香港，大家都认为我干得很不错，这个任命就很成问题了。”(2)金文泰很快理顺了司徒拔时期遗留下来的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不但与广东政府，还与英国外交部及其驻北京、广州的代表建立了联系。驻广州总领事詹姆斯·杰弥逊长出了一口气，他认为司徒拔和施勋根本不了解中国人，“香港的外国人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更把握不住变革的性质和范围”。杰弥逊正确地觉察到中国“非常敏感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香港当局却对此“无动于衷，十分愚蠢地一无所知”。(3)

这位新总督谒力争取舆论的支持，他得到日后成为行政局议员的罗旭龢和周寿臣的帮助。罗旭龢得到一笔政府津贴的扶持，出版了一份在这个殖民地和华人中有众多读者的反共报纸。金文泰力图巩固这一成果，抱怨伦敦禁止他展开“防御性的反宣传……我希望上次大罢工的教训在本地劳工界形成足够强的舆论，使人们相信，相对于肆虐的工会暴政，资本主义剥削的鞭子还算仁慈的”。(4)金文泰认为必须猛烈回击共产主义宣传，只有那些盲目轻信的人才会相信政府为了保障桥梁的安全而把幼儿埋在桥底下的传闻。但是，印度旁遮普发生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之后，下述传言就不是空穴来风了：“1919年，昂泽黎［？］部族1万多人在公园集会，结果遭到英国士兵用机关枪扫射，全部罹难。”殖民地部并未密切留意这个殖民地的民意，1927年2月21日，殖民地部助理次官沃尔特·埃利斯写道：“我认为不必理会那种认为香港华人‘秉性忠诚’的说法。中国佬一无所有，势必会感谢上苍让他们生活在英国正义护佑、而不是军阀和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香港。”(5)

广东政府全面支持罢工者，罢工者的行动很快就失去控制。他们要求资方彻底让步，恢复工作，发放金额超过2000万元的罢工津贴和赔偿。香港政府不愿输得如此灰头土脸，经过毫无成效的磋商，金文泰决定转而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决定遭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约翰·白利安爵士的强烈反对，却得到殖民地部的大力支持。自去年11月以来，利奥·艾默里执掌殖民地部，总是乐于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帝国主义姿态，艾默里在自传中写道：“中国咄咄逼人的反欧民族主义的发展……导致我们与外交部发生巨大分歧，外交部主张采取绥靖政策，我们更关心英国企业在香港这样一个繁荣的殖民地的既得利益……但是，”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面对华人的抵制，香港几乎束手无策。”(6)

抵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不能赊账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便。法国外交官保罗·莫兰幸灾乐祸地报告说：

香港正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革命的中国通过令其商业破产，竭力一点一点地使这座城市屈服……通常在这些地区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签单，就连鸡尾酒也可以赊账。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旅馆和商店贴出告示，提醒人们：“请付现金”。(7)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发表讲话。

不过，事态正朝着有利于这个殖民地的方向发展。孙逸仙去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领导权。蒋介石曾在日本军队受训，到莫斯科考察过红军的体制，他被任命为黄埔的军事学校校长。他以这所军校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日后凭借这支军队重建中央政权。蒋介石的第一个举措是发动向上海和南京的北伐，这就需要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者发动政变，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从而大大缓和了局势，白利安称之为“一次彻底的大转向”。6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八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结束抵制。至此，秋后算账是迟早的事了。英国皇家海军小规模地炫耀武力，驱赶码头上的示威者，香港政府也坚决拒绝给罢工者任何金钱补偿，进一步加速了抵制的结束。1926年10月，在没有获得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抵制静悄悄地结束了。陈刘洁贞博士言中肯綮地指出：“很显然，罢工和抵制的结束是广东政府使然……教训没齿难忘。金文泰在香港任职的其余时间里始终确信，为了这个殖民地的安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善和维护与广州的友好关系。”(8)

在罢工和抵制的连续打击下，香港蒙受了严重损失。陈刘洁贞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是每周损失500万英镑，财产损失高达5亿英镑。1927年4月6日《泰晤士报》的估计要低得多，为1亿英镑。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包含因财产价值缩水导致的无形损失，这些损失显然能够挽回，也确实挽回了，只有在危急情况下出售资产才会造成实际损失。流通损失应该从银行账户上反映出来，在危急的1926年，最大一家银行汇丰银行获得了创记录的港币收入，英镑收入也只是略有下降。即便如此，罢工和抵制对香港的贸易无疑造成了严重而持久的损害。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图为南京国民政府成员合影。

蒋介石的北伐最终取得了成功。到1928年，国民党以及配合北伐的地方统治者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满洲是个重要的例外，地方军阀张作霖在那里建立起半独立的政权。此外，毛泽东领导的一些忠诚的共产党人依然留在江西。中国的新首都建在南京，远离危险地毫无屏护的北京（当时更名为北平）。地区冲突仍时有发生，1929年，广西、广东两省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内战。内战结束后，两省又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与中央政府的冲突结束后，两广地区仍处于半自治状态，享有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其他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尽管农村地区依然落后。1928－1937年的南京政府似乎要成为国民党统治下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开端。这个政权得到列强的承认，各国使馆也从北京迁到南京。中国陆续收回因西方侵略丧失的权益，日本和英国把青岛和威海卫归还给中国。国际间以务实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同情，降低拖欠公债的账面价值，重新谈判相关条件，还安排了新贷款。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独立民族主义国家签署的这些协定，其条款几乎与半个世纪前签订的那些被视为帝国主义剥削的条约如出一辙。

1928年6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等合影。

1927年，英国第一舰队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

在罢工的高潮阶段，施勋于1925年8月21日写信给妻子：“我确信即将发生一场巨变，人民意识到被愚弄后，广州的俄国人将面临可怕的惩罚。”(9)惩罚临头的时间略有推迟，最终在1927年12月残酷地兑现了。斯大林指示广州的代理人组织一次起义，指示得到忠实执行。起义导致了常见的暴行、破坏和伤亡，随后建立的短命的公社未能获得多少支持，被国民党军队迅速扑灭。镇压造成了更大的杀戮，6名仍留在领事馆的俄国人中有5人遇害。此后，广东先后被多个国民党派系控制，在派系交替期间比较稳定，变得日益繁荣。(10)过去的严酷被遗忘，金文泰访问这座城市时感受到“一种热情洋溢的亲英情绪”。

与暴力事件不断的广东相比，香港无异于风平浪静的避风港，生活也恢复了常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香港并非一个有魅力的地方。1902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条例，延续了自设立山顶保留区以来的种族隔离。这项条例仅以卫生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华人灭蚊的能力受到怀疑），把九龙2万英亩土地划拨给欧洲人。自最初的时期以来，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已经改变，这与印度的情形颇为相似。最早的殖民者认为，他们遇到的中国人奇特、富于魅力，往往不好对付，不时有一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当时英国人至少是把中国人看成独特的同类。1842年，按察司与皇帝的叔父共舞；璞鼎查和耆英交情甚笃，璞鼎查手下的外科医生理查德·伍斯南还曾为“可怜的老伊里布”去世伤心落泪。但是，这些中国人都是大权在握的帝国高官，他们往往颇具魅力。殖民地建立之后，西方人接触的是地位卑微的华人，仆役、店主，充其量是买办或商人。这样一来，香港的种族歧视之外又加上了社会歧视。香港的西方人也并非来自社会顶层，除少数人外，文职人员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往那些指挥舰队、影响政府决策的显赫大班已经隐退，留下来的是经商的商业人士，这些人往往卓有成就，却不再有大班那样的威风。

在某些场合下，情况也会有些许变通。19世纪50年代，香港社交界就接纳了一位华人，即高和尔的妻子。她让自己的孩子在大教堂里受洗，还设宴款待过剧团经理阿尔伯特·史密斯，史密斯与她一家人度过了“此行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高和尔夫妇是大教堂的重要支持者，还为多达24人的家眷延聘了一位私人牧师。宗教界本应主张人人平等，却变得墨守成规，至少英国国教徒是这样，他们死抱住社会等级观念不放。不从国教者比较开明，1877年，伦敦传道会的罗尔小姐描述了一次有华人家庭参加的宗教仪式：

他们使仪式具备一种社会功能，婴儿被带来参加仪式，由母亲负责照料，男女小孩同婴儿一道玩耍……就连家犬也与小家伙们逗乐……像一次沉默的野餐……歌声听起来有点可怕……凡是识字的人都觉得有义务把歌词大声喊出来，就像祭祀巴尔神的司祭那样，他们以为上帝睡着了。(11)

高和尔不但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还是共济会成员。多年前，共济会香港分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吸收华人入会，最晚到1895年就有这样的记载：“总会强烈反对批准华人加入共济会。我们不幸已经让一两个这种民族的人加入了分会，他们的人数不会再增加了。”(12)

1869年艾菲的香港之行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此时香港的英人社会已略具雏形。总督与常任官学生位于社会的中心，与驻军总司令、会督（当然是英国国教的）和大班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端。这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加上他们的妻子共有30人。那些体面的人士，太平绅士、主要的陪审员、各个行当的业主，大概有300人。接下来是部属、职员和店主。少数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葡萄牙人和帕西人也得以跻身这个社会。他们清楚自身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在许可的范围内发财致富。在这个社会之外，有一定数量的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他们心安理得地担任基层文员和低级行政职务。从个人所属的俱乐部可以清楚地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精英分子是香港赛马会和香港俱乐部的成员，维多利亚俱乐部则允许其他人士入会，德国人有自己的俱乐部日尔曼尼亚俱乐部，葡萄牙人有卢西塔尼亚俱乐部。板球俱乐部和业余剧团广泛网罗人才，萨勒敦勋爵的牧歌俱乐部也是如此。

不久之后，有一两位华人进入英人社会，不过始终没有被完全接纳。何启爵士是第一位进入英人社会的华人，他兼具东西方背景，坚持认为华人是与众不同的。在他看来，一些欧洲人似乎“忘记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人与来自欧洲的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差异。他们容不下习性、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的差异”。(13)何启曾劝说卢押，随地吐痰当然令人不快，但不应该、实际上也无法禁止华人这么做。何启认为华人不反对种族隔离，但第二代华人爵士罗锦文在取消住宅隔离（直到1946年才实现）之际强调，“完全是由于种族歧视的缘故……华人居民十分坚定而强烈地反对这一举措”。(14)

格兰维尔·夏普出资创办以其妻子Matilda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明德医院是医院的中文名称。

明德医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办院方针。明德医院开办于1906年，这家按照商人格兰维尔·夏普的遗嘱，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医院，“主要是为了给予无助的病人帮助、照料和幸福……尤其是……穷人、无依无靠者、被抛弃者和孤独者”。惟一的条件是病人必须是白人（1940年，一位美国妇女被禁止与华人结婚，很显然，正式提出来的原因是民族而不是肤色。“华人不得入内”被普遍视为理所当然，无须令人尴尬地加以明文规定）。夏普是个颇受尊敬的商人，不加掩饰地流露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他在1896年时写道：“以前我们太仁慈了，我第一次来香港时，每个中国苦力都会脱帽致敬，站在一旁为你让道。如今你还能见到有苦力这么做吗？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确定无疑的优势，我们必须用权威来统治。”(15)

夏普抱怨欧洲人以往那种无动于衷的无情态度有所软化，这种态度已被令人气愤不已的自命不凡所取代，华人对此深恶痛绝。19世纪70年代，一位华人绅士抗议自己未得到他的同事都享有的“先生”的尊称。公共场所不允许有正式的种族隔离，这并不能杜绝为能否进入博物馆，或能否在公园里坐相同的椅子所发生的争执。1908年，甚至有人提议要专门为外国人保留一些停车场地和部分公交设施。“当然，”陈刘洁贞博士评论说，“如此露骨的歧视性立法没有成为现实”，(16)它所体现出来的心态却是毫不掩饰和十分普遍的。事实上，香港确实存在制度化的歧视。例如，华人不能获得东方殖民地政府部门的高级职务，直到1942年，殖民地部才取消高级官员必须是“纯欧洲血统”的要求。甚至到1992年，香港的最高职务仍全部由英国官员出任。(17)这种情况与印度事务部形成了鲜明对照。印度事务部是一个颇受重视的部门，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一直鼓励印度籍求职者担任最高职务。在锡兰，最高级职位有三分之一由锡兰人担任。在香港，即便是那些在帝国其他地方总是由当地人充任的低级职位，也只留给外来的白人。政府宣称，一旦面临危急时刻，无法依靠广东籍警察管制他们的同胞，他们无力或不愿对抗罢工者的威胁。政府招募欧洲人、印度人以及威海卫的中国人来代替广东籍警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华人才得以在警界担任副帮办之职，但仍需听命于职位比他们低的英国警察。到1946年，极端保守的警察司辛士诚仍旧维护这种不可原谅的政策，还希望禁止种族间通婚。在香港其他政府部门，完全是出于种族上的原因，欧洲人——他们多半不是侨民，而是就地招募的——从事与华人相同的工作，报酬却比华人高。从试用期文员到卫生官员，华人与欧洲人在所有级别都受到区别对待。

华人在警界只能担任低级职务，直到二战前夕，这种状况才略有改善。

斯特娜·本森

斯特娜·本森时期香港英国人的婚礼

这种做法并未招致人们想像的那种明显不满。1936年，罗景文爵士甚至表示华人并不期望获得与欧洲人相同的薪水。(18)同时，还应考虑到华人自身的种族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歧视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华人一般不会特别希望与欧洲人一道消磨时光，与印度人不同，华人从不打板球和马球，既不骑马狩猎，也不会热切地仿效英国中产阶级的风俗。汉族人认为自己几乎与人类其他种族完全不同，其他民族在注意到华人的进步的同时，必定时常怀疑华人的这种信念是否有问题。如果那些散发着刺鼻的汗味、吃奶酪的西方人想保持他们令人反感的习惯，华人是不会有怨言的。英国高级官员是可敬的，华人社会本来就有尊重权威的传统，这些大人物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不去贪污受贿，就更值得敬重了。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愤恨，即不论是哪个种族的低级官员都不会放过小捞一笔的机会。过去，人们一直默认官员的手下，即衙役，凭借他们的职位捞油水，所以现代的跟班、听差之流干同样的事情，未必会引起怨恨情绪。平民与警察或其他官吏发生小摩擦，总是适度地送点礼物息事宁人，乃是常见的惯例，不会引起多大的愤怒。

在香港，其他民族的居民很可能因为某些英国人的态度受到伤害。葡萄牙人历来受人轻视，只能担任低级职务。以前曾有人数次提议让葡萄牙人进入立法局，直到1927年，葡萄牙人布力架才被任命为立法局议员。较之葡萄牙人遭受的侮辱，下院议员亨利·诺曼爵士对犹太人的侮辱更加露骨。他把香港俱乐部门厅的犹太人称作“以黑人小队闻名的古怪小分队，从他们的巴勒斯坦人的面容和斯皮特菲尔德口音就可以认出他们”。(19)布力架本人在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921年，他劝说刚刚成立的联谊会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不分种族、阶级或宗教”。协会主席亨利·普乐想证明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在罗景文的支持下，布力架获得了胜利。此后，香港在这个方面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

愚蠢的势利和顽固地恪守礼仪，使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内部发生分化。小说家斯特娜·本森在日记里十分客观地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殖民地的状况。斯特娜是个成功的作家，她的丈夫是中国海关税务司詹姆斯·奥戈曼·安德森，因而在香港社交界拥有稳固的地位。斯特娜的看法直截了当、不落俗套，往往危及她的社会地位。她对香港并无偏爱——“这是个乏味的地方”——虽然她喜欢航行和游泳。她对香港社会的狭隘感到厌烦，“这里没人读书，没人对欧洲政治感兴趣……实际上，这里甚至没有人喜欢最起码的诚实……人们的面孔冷若冰霜，除非是谈论娱乐和天气”。(21)闲聊是主要的消遣，施勋如实地向妻子转述了一些最重要的话题：“至于布罗克斯厄姆上尉的婚事，情况是这样的：在春天，一个杂耍剧团两度来本地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6位年轻女士跳一种名叫‘利·怀特的美人’的舞蹈。您的朋友哈里曼钦慕其中一位女子，还买了一枚戒指，据说她在马尼拉把戒指当掉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布罗克斯厄姆上尉与另一位女子奥黛丽·琼斯订了婚。”(22)

当作家、索瑟恩女男爵贝拉·伍尔夫向她求助时，斯特娜·本森找到了有益的消遣。贝拉·伍尔夫是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姑子，她在自己的平庸之作中很少提及这层亲戚关系。作为辅政司的妻子，索瑟恩夫人（她当时还未被封为女男爵）负责接待二等英国居民，“她耍了一个聪明的计谋，设法把九龙家道衰微的贵妇人和太平山家道兴旺的贵妇人”一起拉到茶会上，她邀请后者“使这些下层社会的人变得优雅”。1931年8月18日的茶会上，斯特娜让气氛活跃起来，她“淘气地”教“索瑟恩夫人和两位很正派的华人，周和唐，玩扑克”。斯特娜并不喜欢索瑟恩夫妇，她在日记中写道：“索瑟恩先生为人还欠火候，他相当英俊，但不知何故显得软弱，不够厚颜……就像个小面团。索夫人十分精明、坦率，不知怎么的，她那十分讨人喜欢的做派使你觉得她的职责就是支持丈夫的事业，很奇怪她会是列奥纳德·伍尔夫的姐姐，她可一点也不聪明。”

当时香港华人和英国人中产阶级

1936年总督府

斯特娜敏锐地注意到香港社会的特点，“香港的女孩子似乎与伦敦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层后座上唧唧喳喳说着蠢话的女孩属于同一个类型”，热衷于“奴隶般地向男人自我奉献”。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瑞切尔·克劳迪夫人——她在战时负责护士自愿救护队，后担任国际联盟社会问题和鸦片贸易署署长——前来香港，她在去总督府之前先会见了斯特娜。直到面对总督“冷冰冰的面孔”，斯特娜才意识到：“我已铸成大错，在总督递给他的客人饼干之前就款待了她。我立刻感到非常忧虑，惟恐妨碍詹姆斯的前途。”总督的助手证实，瑞切尔夫人不恰当地前去会见斯特娜，总督为了等她，不得不将午餐推迟半个小时，为此总督确实相当不快，斯特娜应向总督深表歉意。斯特娜及时表达了歉意，也得到了原谅，但晚宴上詹姆斯被安排在末席，“非常奇怪，那些杀猪的、修电灯的、兜售保险的，席位都被排在中国政府的代表之上”。

斤斤计较于排名座次历来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特征。每逢正式场合，人们都遵守一份公认的标明社会地位的等级名单。这份名单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安排，例如，（五级）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的夫人排在最低级爵士之女的前面，后者的地位则高于贵族次子所生次子的夫人。这份名单或许对关注此事的贵夫人有用，她们对自己所属的具体等级一清二楚，在香港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名单罗列了178个等级，香港社会几乎完全是由第173等级组成，这个等级排在皇家陆军中尉之后，属于“专业人士，如律师、代理人、学监、工程师、建筑师、开业医生、艺术家、文人、商人、大工厂主、教师和其他人”。人们注意到，这个阶层完全是由不同职业者组成，他们被视为“拥有某种社会地位”，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前后次序。(23)

1922年，香港政府欢迎威尔士亲王来访。

“来宾签到”的例行仪式划分了不同的阶层。访问外国首都，尤其是殖民地，在大使馆、高级专员府或总督府的来宾签名簿上签名，在过去被视为雅事，直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依然如此。在香港，这属于基本的外交礼仪。1935—1937年任香港总督的郝德杰爵士讽刺地描述了一个虚构的殖民地是如何实行这种礼仪的：“部门负责人必须签名，他们的副手应该签名，其他有10年以上资历的官员可以签名……立法机关议员必须，市镇委员会成员应该，商行负责人和其他授权‘代理’签名的人可以签名……其他人等一律不得签名。”(24)这本签名簿可以作为一本指南，决定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从私人晚宴到女王诞辰日举行的人员芜杂的游园会。

葛量洪爵士（1947—1957年任总督）写道：“浮夸似乎是辅政司和公司老板一类重要人物固有的秉性。香港政府机构极其臃肿，对小事斤斤计较。”葛量洪“对总督、辅政司和其他高级官员花那么多时间处理本应由低级官员去办的小事感到震惊”。(25)由于把财富的多寡当作重要的衡量标准，人们的判断力十分低下。香港的穷人也和英国的穷人一样，在绅士派头中求得些许慰藉，这一时期《笨拙》杂志的笑话取材于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穿了什么不该穿的衣服。

照片中可见1935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大公司的惯例加剧了香港社会生活的狭隘和势利，开明人士对此难以忍受。汇丰银行的雇员必须答应在东方工作的最初10年里过一种体面的独身生活，只有得到总经理的许可才能结婚。20世纪30年代初，格兰朋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格兰朋精力旺盛，“粗鲁、傲慢、刚愎自用，缺乏圆通”。他谈论下属职员婚姻的信函，真实反映出他的粗鲁：“我不赞成与非英国籍妇女结婚”，“外国人、本地人、混血儿肯定在禁止之列”。(26)（如果这条歧视性禁令生效，那么波普·轩尼诗和宝云两人的婚姻都在被禁之列，因为轩尼诗夫人是混血儿，宝云夫人来自意大利科孚岛。）格兰朋还仅仅是这种粗鲁言行的一个例子。汇丰银行的政策是不让华人进入董事会，种族主义倾向远比其他地方的汇兑银行严重。其他香港公司乐于让职员与欧洲人通婚，事实上，不少香港银行职员与外国人结婚，但没有一例是华人。哈迪上校在二战前曾是驻中国基地的下级军官，他亲口告诉我，他因为过分热情地与一位年轻华裔女士跳舞而受到上校警告，这位女士还是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出身于大富之家。(27)

葛量洪爵士曾于1932—1935年间在香港任政务官，战争结束后，他返回香港出任总督，此时他发现情况有所好转：

我回来后首先注意到的现象之一，就是社会上的势利风气有了显著的改观。“大班”和政府高级官员不再被人们——包括他们自己——敬为天人……我还注意到各民族之间更为和睦……正是一些欧洲人对亚洲人心理上的傲慢态度引发了极大的愤恨，尽管建立殖民地和治外法权这类实质性的侵犯更令人愤恨。欧洲人的傲慢基于如下的假定：欧洲人生来就比亚洲人优秀，其表现形式是拒亚洲人于俱乐部之外，彻头彻尾地无礼或是摆出一副恩人的架势。(28)

任何这类假定都在1941到1945年间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922年9月16日，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督司徒拔沮丧地致函殖民地部：“这是毁灭的开始。我曾向你们表示，我认为我们会继续保有香港50年，现在我认为顶多不过20年。”(29)就在司徒拔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英国政府正不由自主地采取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使得英国在司徒拔爵士预言的时间之前就丧失了香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预定于1922年续订的《英日条约》就已经出了问题。这项条约是战前达成的，英国想借助日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对抗德国海军的威胁。日本的参战，尽管不是特别积极，确实起到有益的作用。日本的中立同样可以保障至关重要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到1922年，局势已经明朗，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大国，英国与这两个大国均保持了友好关系（英国人认为俄国陷入国内问题不能自拔，难以构成多大的威胁）。像以往一样，中国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与美国的友谊是最重要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英日同盟中获益最大，以现实的态度看待美国不愿维护从前盟友的利益——此时美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不光彩的孤立主义时期。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试图解决问题，这次会议旨在确定未来各国的远东和太平洋政策，并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协议。会议开得拖拖拉拉，令人费解，期间有三个会议同时举行，每个会议有不同的与会国参加。美国、英国与日本最终达成协议，三国海军舰只总吨位的比例确定为5∶5∶3，各国主力舰的最大排水量限制为35，000吨，10年内暂停建造主力舰，停止扩建香港的防御工事。英国没有续订英日同盟条约，这个举动将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科勒利·巴内特认为《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30)但这项条约本身是否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值得怀疑。既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只愿意维持最低限度的军备，那么即使没有条约限制，英国也未必会向皇家海军投入充足的资金，使其能够发挥超出炫耀武力之外的作用。

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未能续订《英日条约》深感忧虑，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远东是最危险的潜在动荡地区。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日作战！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我认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决无可能……试想我们因为中国的缘故与日本发生冲突并对日宣战，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最精锐的舰队开往新加坡。香港势必在最初阶段就被日本占领。”即使像丘吉尔这样热诚的海军支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称是“海军的人”——也很愿意削减海军军费，“他们（海军）应当以未来20年之内不发生针对一支一流海军的海战为基础，重新确定全盘计划、规模和标准”。不仅如此，削减海军军费还有选举上的考虑，“如果我们带着这些巨额花费的海军财务报表参加大选，又提不出其他东西……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会确定无疑地导致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丘吉尔认为，工党一旦上台更会大幅削减海军军费，那样的话，海军的下场更惨。(31)

英国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而非香港作为英国的远东基地，完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一支巡洋舰舰队从新加坡出发，能够在两天之内到达印度洋，或是抵达中国南部海岸。新加坡位于一个半岛的顶端，这个半岛也属于英国领地，四周有英国、荷兰和法国属地的可靠保护，只有独立的暹罗有可能成为日本侵略的跳板。另一方面，香港的位置虽然也非常适合在中国海展开行动，却令人不安地靠近日本，离日本占据的领地福摩萨更近。人们大多同意丘吉尔的看法，即香港实际上无力抵御来自大陆的进攻，至少就为此目的配备的任何部队而言是如此。《华盛顿条约》规定不得扩建香港的防御工事，塞缪尔·霍尔爵士甚至希望采取进一步行动，拆除现有的一些工事，而这些工事本身就不完备（该岛的全部重型装备只有两门9.2英寸的大炮和两门6英寸大炮）。外交大臣寇松勋爵表示反对，霍尔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32)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安全取决于中国依然由对英国还算友好的人控制，至少由那些没有太大能力造成损害的人掌握。人们始终认为香港的积极防御有赖于皇家海军的迅速驰援，然而，两个因素将改变这种状况，一是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二是空中力量的发展。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列强在华盛顿确立的政策似乎有望获得成功。日本没有滋事的迹象，它加入国际联盟，举止适宜，像一个模范会员国。由于未能续订《英日条约》，英国这个昔日的朋友和顾问——英国人使得东乡平八郎海军司令成为打败俄国海军的民族英雄，第一支打胜仗的日本舰队也是在英国造船厂建造的——背弃了日本，日本没有表现出丝毫怨恨。其他国家也推行了十足的种族主义政策。1924年，美国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法案明显旨在限制非北欧移民的人数，尤其对日本移民做出严格限制，废止了以前实行的“君子协定”，把日本移民配额确定为低得荒唐的每年200人，当时仅加利福尼亚就有10万日本人。(33)

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霞飞路

英国决定把远东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新加坡——虽然那里修建军事基地的进度大大落后于最初的预计——削弱了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上海的发展则使这个殖民地的贸易地位大受冲击，到1911年，上海的货物吞吐量为18，179，472吨，逼近香港的20，490，520吨。香港的货物吞吐量大部分属于运往其他港口的转口货物，所以上海的实际国际贸易额已经超过香港。1911－1915年间，中国28﹒3%的对外贸易是转口香港。大罢工和抵制之后的5年时间里，这个比例降至16﹒4%。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反英情绪高涨，英国对华贸易遭受打击，香港更是首当其冲。其他英帝国领地的对华贸易大多通过上海，其所占份额增加到几乎与香港持平，1930年上海为16﹒7%，香港为16﹒8%。英国对华贸易衰退，日本和美国从中获得实惠。到1918年，日本几乎占到对华贸易总额的40%，之后开始下降；美国对华贸易稳步增长，最终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到与其他主要竞争者相同的份额。

相对于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有趣得多，正如W.H.奥登所说：

在这里，疲倦或好色的商人能够找到满足欲望的所有东西……参加赛马会、棒球比赛或足球赛，看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要男孩或女孩，可以在公共浴室和妓院以不等的价格弄到手。如果鸦片瘾犯了，可以去最好的烟馆，鸦片就像下午茶一样放在托盘里。在这个地方很难弄到好酒，但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多得足以浮起一支舰队……最后，如果想忏悔，这里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和礼拜堂。(34)

贝璐

无论如何，香港也有这些赏心乐事，只是更多地受制于法律和社会禁忌的束缚。半个世纪之前，吉卜林就在《飘洋过海》一书中写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尝堕落的乐趣，就去香港好了。”50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

香港的状况与上海贸易的持续发展形成鲜明对照，香港越发显得像个停滞不前的殖民地，金文泰之后的总督人选反映出香港的这种地位。作为在现场的人，殖民地总督传统上具备宗主国政府赋予的很大的行动自由，倘若总督是公认的人才，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不受欢迎的独立性。金文泰不时让殖民地部感到担忧，“他觉得自己作为香港总督，有权掌管中国南部的全部海陆空部队，决定我们在那里的政策”。(35)

1930年，海峡殖民地发生危机，需要有一位资深官员出任总督，金文泰不得不前往海峡殖民地。金文泰对冷漠无情的殖民地部深感失望，与夫人佩尼洛普一道不情愿地离开香港，两人都很悲伤：“对于我们两人来说，离开我们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我宁愿快乐地留在这里，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36)

贝璐爵士被匆忙找来替代金文泰爵士，他从未想过竟然能获得如此重要的职位，不由得担心自己的前途。若论天资，贝璐远不及金文泰，但他为人端方，不大会让白厅神经紧张。“一个英俊而不动声色的老人”，这是斯特娜·本森对贝璐的第一印象。“与统治着帝国边陲殖民地的任何一个和蔼而正统的老人几乎毫无二致”，日后她觉得这位总督是“一位颇具魅力和聪明的老人”。这是贝璐爵士首次出任殖民地总督，此前他已在各个殖民地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2年。他的前一个职务是在马来联邦担任辅政司，所以对华人相当了解。在广为人知的“妹仔”(37)和卖淫问题上，他的这种知识很快就将面临考验。

关于如何控制香港的卖淫问题，殖民地部与香港政府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冲突，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见第九章）。改革家痛恨不已的《传染病防治法案》已经废除，香港政府仍然保留了查禁妓院的权力。既然得不到政府许可的妓院必须关闭，这就等于授权当局明确指定哪些妓院可以继续开业。实际上，对于香港政府而言，不论引入何种管理体制，都可以取得最佳效果。当局热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妓院分成接待欧洲人的妓院（这类妓院又可细分为拥有欧洲妓女、日本妓女和华人妓女的妓院）、接待印度人的妓院和接待华人的妓院（又分一、二、三等）。华民政务司署秘书科确定鸨母向手下的女孩收取食宿费的数额。凡有意操此行当者，必须携带三张本人照片到华民政务司署接受详尽的盘问，以证实她们是自愿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当局消除了疑虑，并且女孩的年龄超过19岁，就发给她一张贴有本人相片的卡片，上面有她的编号、姓名以及地址。另外一张相片由秘书科留底，第三张相片交给妓院老鸨，贴在妓院的花名册上。(38)

妹仔

这种制度化的卖淫体制完备有效，运行良好，当事各方都十分满意，还防止了性病的蔓延。国际道义力量要求废除这种体制。1921年，“防治性病全国委员会”的一个考察团访问香港，考察团由奥利佛·内维尔－罗尔夫夫人和哈勒姆博士组成。他们提出的措施日后最终付诸实施，结果导致性病发病率猛增3倍。总督司徒拔曾经在“妹仔”问题上遭到卫道士克拉拉·黑斯伍德夫人的严厉抨击，拒绝与考察团合作。

考察团不难找到抨击的靶子。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始终遵循既定的惯例，即华人事务由华人自行解决，政府只负责推行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结果，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不下，对华人妓院的管制也比欧洲人妓院松懈得多。合理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在华人和欧洲裔居民中推行相同的标准。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躲避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动乱涌入香港，那些主张采取不同标准的论调明显变得苍白无力，问题是这无异于鼓励堕落（在英国卫道士看来，“堕落”一词特指七宗罪中的卖淫）。无论如何，妓院必须关闭。

新加坡首先成为新兴的道义浪潮的牺牲品。1916年，新加坡查封了妓院。结果非常糟糕，乃至一个医疗委员会敦促全面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这当然与时代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白厅严令新加坡查禁妓院。数任香港总督巧妙地推行无为政策，司徒拔还有其他事情要应付，金文泰想方设法回避保守党政府并不热衷的这个问题。贝璐十分清楚新加坡的状况，在香港推行同样的方针，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竭力维护既定体制。他徒劳地主张维护华人的“忠诚”，提出“华人看待卖淫的态度与我们不同……妓女不是‘西方’国家中的社会弃儿。妓女往往成为十分体面的妾”。(39)这种论调自然难以说服阿斯特尔夫人这样的反对者，在这些社会改革家看来，妾与妓女没有什么两样，都十分令人反感。贝璐的说法没有说服任何人，只得采取行动。1932年，接待欧洲人的妓院关闭。3年后，接待华人的妓院也关闭了。

结局正如在这个问题上富有经验者所料，街头流莺随处可见，伪装成按摩厅或舞蹈学校的“地下”妓院大量涌现，士兵感染性病的比例由7%上升到24%。普通居民患性病的人数无法估计，肯定更多。1938年，当局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的结论是“查禁妓院导致性病患者增加，对这个殖民地卫戍部队造成了可怕的影响，街头令人不快的状况比以往的妓院更有失体面”。(40)随着中国大陆的形势恶化，新来者蜂拥越过边界，加入到这个最古老的行当之中。湾仔成为有组织卖淫的新中心。1941年日本人到来时，南平妓院和舜华妓院被选中作为香港银行家的临时住所。

斯特娜·本森对当局拖延关闭妓院感到震惊，她在1930年11月1日写道：“眼下十分清楚，政府（目前的成员有哈利法克斯先生［华民政务司］、伍德先生、金文泰爵士）非常狡猾和不真诚，故意把众人注意的中心转到‘妹仔’或奴婢问题上，并且废除了那种习俗，因为那是一种华人的习俗，不会影响到欧洲人。”

妹仔

1922年，德文公爵阐述了日后成为英国殖民地政策基础的“德文宣言”。

1898年，东华医院新楼落成。

妹仔卖身契

1850—1950年的100年间，印度的重要性使得英国的对外政策相形见绌，这个领地幅员广大、错综复杂，多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英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妥善解决印度带来的一系列广泛问题，出于维护印度的需要，英国政府经常不由自主地在缅甸、西藏、阿富汗、尼泊尔、埃及、苏丹和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有时是防御性的行动。除了为时短暂、争议颇多的南非事件之外，英国在其他的殖民领地从未形成成熟的帝国主义。在南非，英国试图把帝国统治强加给布尔人和黑人，最终以詹姆逊奇袭和布尔战争的惨败告终。到1906年，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南非政策的主要拥护者米尔纳勋爵被革职，受到下院的公开谴责；约瑟夫·张伯伦遭到失败，最终丧失了权力。殖民政策终于形成了20世纪的模式。1922年，殖民地大臣德文公爵把这种政策定义为“基于一项基本原则：当地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这项以“德文宣言”闻名的原则并未彻底贯彻，但常常得到严格执行，英国也洗刷了奴隶制的污点。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香港华人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疑虑并未消除，而“妹仔”问题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过继是指穷人为了获取一笔现金转让自己孩子的抚养权，过继的对象既有男童也有女童。这种风俗古已有之，儒家典籍《礼记》中就有明确说明。然而，让人十分不放心的是，被称作“妹仔”的女童往往被当作“婢女”，有的还被训练成妓女，“她们在很小的年纪就沦为牺牲品，浪荡子在‘地下’妓院夺去她们的贞操，付给‘鸨母’一大笔钱，她们从此开始皮肉生涯”。(41)与此同时，在收养贫苦儿童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安排，否则他们的境遇将更加悲惨。1878年，好斗的按察司斯马莱爵士首先提出“妹仔”问题，他断言这个殖民地有一到两万名奴婢。在富有的著名买办、东华医院董事冯明珊的领导下，一些体面的华人试图说明古老的习俗与其弊端之间的不同。冯明珊还采取了一个切实步骤，经当局批准组建了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机构“保良局”。保良局的目标是打击拐卖妇女，从而也维护了“妹仔”制度。日后，保良局与东华医院联系日益密切，被政府视为大多数华人意见的可靠代表。1880年6月21日，英国上院就“妹仔”问题举行辩论，责成殖民地部展开调查，结果是授权华民政务司与保良局密切合作，实施对“妹仔”的法律监护。

事情就此平息，直到1917年约翰·华尔上校途径香港，注意到“妹仔”问题。华尔是个有趣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12岁就当小工，创立壮工联合会，还当选为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自由党议员。战争期间，他曾在西线指挥米德尔塞斯团的一个营，战争结束后又在俄国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被任命为哥萨克头领。这些经历使他充其量只能使殖民地部和全国工会联合会注意到“妹仔”问题。1919年末，克拉拉·黑斯伍德与退役的海军军官丈夫介入此事，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

考虑到当时还存在其他许多更为丑恶的不公正，黑斯伍德反对“妹仔”制度的运动究竟有多少正当性，值得怀疑。但是，香港政府，尤其是司徒拔，凭借苏珊·霍伊所说的“谎言和歪曲”手段压制黑斯伍德，肯定让人反感。黑斯伍德被迫辞去海军部的职务，他原是香港海图局的督办。总督本人屈尊俯就地愤怒抨击黑斯伍德夫人。华尔回到英国后，于1920年4月26日在下院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采取行动“抹掉英国在远东名誉上的这个污点”。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是复职的米尔纳勋爵，不可能指望他会做出同情的回应。1921年2月，温斯顿·丘吉尔取代米尔纳出任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当时正把注意力放在中东问题上。过了一段时间，韦奇伍德上校和丘吉尔的秘书埃迪·马什等颇具影响的支持者才使他关注这个相对较为次要的问题。

丘吉尔一旦行动起来，就表现出一贯的雷厉风行作风。1922年2月22日，他致电司徒拔：“关于‘妹仔’问题，我非常不满。除非这种制度没有半点强迫的成分（这是奴隶制的本质所在），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妹仔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自由离开养父母或雇主，否则我不赞同一个英国殖民地继续存在这种制度。”(42)丘吉尔接着指示司徒拔，必须立即发布公告，阐明香港不承认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妹仔”的身份。司徒拔陷入了以往的香港总督曾经遭遇过的困境：一方面是英国人突如其来的道义浪潮，另一方面是华人顽强地决意维护自身古老的习俗。这个殖民地的英国侨民憎恶任何来自白厅的指令，进一步加剧了司徒拔的困境。司徒拔回复丘吉尔，香港政府和华人顾问认为，“发布公告是很危险的，尤其会暴露许多落入老鸨圈套的女孩的身份，她们反对这么做”。丘吉尔不接受这种解释，3月21日，他严令司徒拔“按照指令立即发布公告”。

香港政府的拖延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仓促行动之前，总是要拟订一份报告，报告无助于迅速采取行动，反而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耗资巨大的计划，要创办一所新的工业学校来拯救和培训“妹仔”。这项提议可能导致的花费引起了香港纳税人的愤怒，总督乘机建议做出妥协。7月24日，报告送达伦敦，正赶上议会的休会期，这可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有利时机。一个月之后，丘吉尔发出指示，总督的方案“应当立即着手实施”。香港的反应只是回了一封电报，电文不是已外出度假的司徒拔起草，而是出自辅政司施勋之手。电报解释说，鉴于华人居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是目前的这一行动也是不明智的。此时，丘吉尔已经离职，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的是正派而又困惑的德文公爵。香港当局再次采取拖延策略，同时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香港，1922年12月28日的立法局辩论异常激烈。周寿臣爵士担心，如果“妹仔”在18岁这个“非常需要管束的年纪”就从法律上获得解放，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滥用她们的自由。行政局和立法局双重议员P.H.霍利约克控告“英国报刊卑鄙的含沙射影、十足的误导和荒谬的夸大其词”。总督司徒拔不得不利用官守议员的多数来执行白厅的指令，与此同时，他向议员们保证他本人“与国内那些无知者对华人居民的恶毒攻击”毫无瓜葛。

华人事务从来不像丘吉尔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丘吉尔首次指令“立即”采取措施一年后，1923年3月，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条例，明确规定不得为了报酬转让“妹仔”的人身权利，对现有的“妹仔”进行登记，禁止订立新的过继契约。但是，登记条款只是授权总督要求“妹仔”进行登记，并没有特别指令总督这么做。立法局与华人一致反对登记，所以条例的相关条款暂缓执行，没有进行任何登记，尽可能保持事态平稳。

工党议员爱伦·威尔金森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28年，另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开始对香港发生兴趣。人称“赤色小爱伦”的米德尔斯堡工党议员爱伦·威尔金森提出了杨秉璜（音译）案件，后者是个仆童，因为拥有两本名为《赤旗》的出版物遭到毒打和囚禁。殖民地大臣利奥·艾默里是个不思悔改的帝国主义者，没有理会杨秉璜问题，但不得不重新审议“妹仔”问题，并要求接替司徒拔出任总督的金文泰爵士提出建议。新总督向白厅提出的意见与那些“体面的”华人的看法如出一辙。香港当局面临一个令人尴尬的新问题，两年前中国政府颁布了解放奴隶和“妹仔”的法律，这与香港当局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

在1929年5月16日的函电中，金文泰一开始便表示，“废除妹仔制度显然是本届政府既定的和公开的政策”。在接下来的10页篇幅和附录中，他力图证明中国政府在解放“妹仔”问题上并未收到成效，只不过是耍了一个狡猾的计策，把妹仔改称“养女”。金文泰反对“任何‘纯属欺骗’的立法计划”，断定“除非在这个问题上逐步教育华人，通过长期不间断地施加压力，运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加以劝阻，否则就不可能根除这种制度……香港要废除这种制度，如同想在珠江口找到一块没有泥泞的地方一样困难”。他指出，不论上一个世纪的情况如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在的“妹仔”是招来充当妓女的，“妹仔所受的教养并不适合充当妓女。女童被卖为妹仔，实际上使其不致走上卖淫的道路”。就连雏妓也比人们想像的要快乐，“被买来训练成妓女的儿童不会成为奴婢。她们通常学会了唱歌、打麻将，在餐馆里扮演演艺者的角色。在中国，这些以‘卖唱女’闻名的女童人数众多，在饭馆里经常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她们被叫去取悦就餐的顾客”。(43)

金文泰的这份冷漠寡情的报告想必会让艾默里满意，后者却没有机会收到这份函电了。1929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阁。新任殖民地大臣是费边社学者、帕斯菲尔德勋爵西德尼·韦伯，他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8月22日，韦伯致电金文泰，以最明确的措辞指示：

在充分考虑你在函电中详细陈述的废除这一制度的种种困难之后，我必须通知你，本国和下院的公众舆论不会平静地接受这种结果……因此我下令，必须立即实施《家庭仆佣条例》的第三部分……不得使其成为一纸空文……我充分意识到该法令产生收效尚待时日，但我不会默许该法令有名无实的执行。

当时的香港，很多妹仔被养母卖与他人为妾。

斯特娜·本森认为韦伯的指令本应使“妹仔”问题就此了结，这是低估了香港的反改革势力。

金文泰爵士勉强地着手实施登记，结果找到了超过4000名“妹仔”。在进一步的压力下，政府任命了巡视员来负责她们的福利。改革者不满足于仅取得这一点点进步。国际联盟反奴隶制常设专家咨询委员会、(44)废奴与保护土著协会、全国妇女大会、教友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等组织和个人希望取得更大的进展。随后进行了多次到东方的免费旅行。一个香港委员会审查了1934年国联专家报告，1935年，报告做了重大修改。之后，英国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前往香港和新加坡，1937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起初，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得到采纳，但随即被搁置起来，转而执行一份反映少数派意见的报告。

最终的结果是，1938年当局安排所有养女进行登记，人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找到那些失踪的妹仔，这次登记恰好找到一名冲破罗网的女孩。1938年5月的法案推行后，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被引诱卖淫的儿童。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登记和检查必然产生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华人没有表现出丝毫抵触情绪。同以往一样，登记制度毫无作用，有关虐待养女的报道接踵而至，诉讼也开始了。

蹒跚走进20世纪

胡志明

香港与伦敦在妓女和“妹仔”登记问题上的分歧，起因于一个相同的原因：香港是惟一一个自治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直辖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民主代表制的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按照方案，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应由选举而非任命产生。1916年1月，殖民地大臣收到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建立“能够更好地代表本殖民地商人意愿”的政府。请愿书建议，为实现上述目标，立法局应增加4名非官守议员，使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形成多数，行政局应增补两名非官守议员。(45)请愿书遭到毫不客气的回绝，但要求改革的压力一直延续到战后。人们提出的各种建议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实行十分有限的间接选举，从而把华人（当时约占香港总人口的96%）完全排除在外，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总督任命的两三名华人代表。

即使英国政府曾经考虑过改变香港的政制，在战后非殖民化和附属国人民要求权利的气氛中，这样的举措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想像的。1928年10月，金文泰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这样一种认识几乎压倒了欧洲人实行宪政改革的愿望，即任何变革都会朝着亲华的方向发展。”(46)（请注意“亲华”一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寓意，它不是源自对华人的热爱，而是对影响英国政府的政治现实的承认。）

实际上，英国政府不可能在香港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哪怕威斯敏斯特仍能控制局势，英国也难以稳妥地管治香港。愤愤不平的殖民地部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表明他们理论上拥有的绝对权力受到多么大的限制。在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支持下，难以驾驭的总督拖延执行殖民地部的指示，有时甚至能够拖延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不论权力多么有限，拥有英国政府几乎难以抗拒的巨大道义权威。不仅如此，民选的立法局和行政局不可避免地受到华人民族主义热情的左右，虽然人们应当注意到，即使是贝璐这样十分保守的总督，也曾经保护过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革命者。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该党最终发展成致力摆脱法国统治的越南独立同盟，后来以“越共”闻名。次年，胡志明被捕，法国当局要求引渡胡志明。英国律师弗兰克·洛斯比负责这个案子，把官司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胡志明获准前往他所选择的一个目的地，上诉费用由香港政府承担。香港政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常使用可耻的计谋和卑鄙的手段，但法治几乎始终占据上风。

周寿臣年幼时留学美国，日后在香港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留学美国的周寿臣。

殖民地部真正赞同的是1928年金文泰提出的扩大立法局的建议，官守和非官守议员各增加两名。新增议员的选拔由总督负责，金文泰挑选了一名华人和一名葡萄牙人，这表明增加“本殖民地商人”——英国人——代表权的想法彻底过时了。首位华人进入行政局成为一个模糊的征兆。周寿臣爵士生于香港，在回香港之前曾先后效力于清朝和中华民国政府。金文泰要求任命周寿臣的请求在白厅引起一阵骚动，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和殖民地大臣利奥·艾默里均非思想进步之人。白厅表示无法相信周寿臣不会泄露行政局的机密，金文泰答复说，欧洲裔议员同样可能泄密。他或许可以加上一句：行政局会议上讨论的重大事项少之又少，保密并不是那么重要。金文泰说服了对方，外交部却坚持今后行政局议员不得接触机密文件。华人能够进入这个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在警界却只能担任最低等级的职位，当局对于如此讽刺的状况听之任之。(47)

华人没有施加要求增加代表权的明显压力，所有的骚动都来自英国侨民，而且是一部分英国侨民。当局至少应该采取措施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人们对香港惟一带有民主色彩的公共机构洁净局的选举十分冷漠。选举总是毫无竞争可言，1932年进行了仅有的一次竞选活动。

1908年，洁净局进行改组，从此确定了6名非官守议员对4名官守议员的比例。6名非官守议员中，两名华人和两名其他民族的议员由总督任命，另外两个人选由一个包括许多华人在内的评选委员会选举或罢免。这种制度不仅使非官守议员在洁净局占据多数，还有可能使华人在非官守议员中占多数。

洁净局的职能并未扩大，因为香港政府牢牢把持着行政权。洁净局主席并不具备医学资格，而是一个政务官，其人选依然是出于传统的理由，即需要在汉语和华人习俗方面训练有素者维护安宁，而不是提高办事效率。华人非官守议员强烈支持这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变革，决意“在华人与职业卫生专家之间设置某种缓冲物，后者会打扰他们的家庭隐私和家庭生活，使他们无法自由地凭借过度拥挤的廉价公寓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侵犯他们在不卫生的环境中生活，并把疾病传染给邻居的自由”。(48)

1929年，首位医务及卫生局局长A.R.威灵顿博士走马上任。他花了7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制度。金文泰表示支持，贝璐却顽固阻挠任何变革。1935年，香港的污水处理仍旧沿用历史悠久的盆装桶盛，1878年时戈登·卡明夫人曾对这种方法惊讶不已。变革真的来临时，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的。除了名称之外，洁净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这让所有抵制改革的人大为满意。洁净局依然由一位政务官领导，也还是原班议员，由相同的选举人选举产生，拥有大体上相同的权力，只是名称变成“市政局”。如此一来，巧妙地消除了人们的异议，公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资格，市政局主席显然无须如此。直到1939年，新的医务署署长才被赋予实质性的管理权。

教育署同样遭到人们的非议。与洁净局一样，教育署的负责人也是没有受过任何相关训练的政务官，而不是合格的教师。1927年，当时在艾默里手下担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日后成为哈莱克勋爵的W.G.A.奥姆斯比－戈尔就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削弱了该部门的声望，由于断绝了部门内部人员晋升的前景，该部门很难招募到新人。他认为一旦这个职位空缺出来，就应当改革这种体制。但是，当时整个英国行政管理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通才能够承担任何一项工作，时至今日情况基本仍是如此。写拉丁诗的天赋不再是文职部门官员高升的必备条件，但有分析表明，最高层文官大多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科学位。30年代，香港的教育署署长是G.R.塞耶（牛津大学英王学院古典文学学位），他著有一部香港史著作，翻译过一些中文作品，编辑了一部贺拉斯选集。塞耶不仅从原则上说不符合条件，显然也不具备主管教育的能力。此前他负责一个政府部门的经历只是主管洁净局，在那里他同样不能胜任。

1934年，殖民地大臣菲利浦·坎利夫－李斯特爵士重提往事，在发给贝璐的函件中口气强硬地提出，香港的教育若想提升到与中国其他地方相当的水准，“必然意味着这个殖民地的教育署署长应当具备专业经验和技能，能够就最大限度地把学校体制、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持续改善应用于香港提出建议。不能指望政务官具备职业教育家才具备的这种最新的专业知识”。(49)

塞耶差得太远。1937年8月，殖民地教育咨询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这个殖民地教育状况的报告，注意到塞耶的无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伯尔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倘若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依然与塞耶先生的观点相同的话，这些建议就得不到实施”。(50)咨询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后不久，塞耶便于1937年8月提前退休了，香港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还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才具不足的通才主管卫生和教育，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财政却是敏感得多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香港虽然没有遭受欧洲和美国那么大的损失，却未能完全摆脱大萧条的影响。在美国大举购银的压力下，白银价格在30年代头几年持续上涨，中国被迫在1935年宣布放弃银本位，香港不得不紧随其后放弃银本位。香港政府第一次能够管理这个殖民地的通货，也收到一定成效，港币贬值到有竞争力的水平，有力刺激了这个殖民地的贸易。尽管存在种种不利因素，这种做法使得这个殖民地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从1935年的2840万元增长到1939年的4150万元。由于开支大多必须以贬值的英镑结算，政府削减了公务员的薪水。

为了更为专业地管理财政事务，1937年，所有英国殖民地的库务司升级为财政司，财政司成为殖民地行政序列中排第三位的高级官员。在香港，财政司往往是最具影响的官员。事实已经表明官学生无法令人满意地担任这个职务，1931年，最后一位官学生出身的库务司C.M.梅瑟被一名专业财政审计官取代，此人就是埃德温·泰勒。此前泰勒已在贸易部和英属非洲的财政管理部门工作了30年，他为香港第一位财政司西德尼·凯恩铺平了道路。年轻的凯恩（时年35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日后成为该学院的院长。他到香港任职后很快制定了一套现代化的财政计划体系，这个体系首次包含了全面的税收制度。鸦片专卖过去曾是财政收入的可靠来源，此时仅占总收入的1%。

郝德杰

罗富国

在贝璐爵士继任者的任期内，并非总是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立法局认可了上述改革。1935年，郝德杰爵士被任命为总督，任职不到18个月就被罗富国爵士所取代，后者任期只比郝德杰长一年。郝德杰风度翩翩、颇得人心，曾在马来亚工作30年。他很快就从香港被提升为锡兰总督，在锡兰为自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罗富国平易近人、尽职尽责，但身体一直很差。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他向殖民地部发出一封函电，发出后才发现忘记署名，却怎么也想不起函电提出的建议，只记得自己不赞同这些建议。

许多不太称职的政务官晋升到超出其能力的职位，他们一一被清退，但罗富国留下了最差劲的一个。R.A.D.福里斯特受命担任公认极其艰巨的一项任务：在数以千计的难民为躲避日军蜂拥越过边境的时刻负责入境事务处。20世纪20年代，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到60万人。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使得这个数字在1938年突破100万。在之后两年里，有超过50万中国人逃往香港，有时每天多达5000人，入境事务处要为所有这些人提供证件。腐败的机会比比皆是，而且看起来确实发生了。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发现福里斯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无能之辈，不适合主掌一个政府部门”，他成为香港政府部门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被勒令辞职的政务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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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G.E.莫理循，1903年5月8日（莫理循信函）。

(2)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3)科提斯，前引书，第456页。

(4)外交部档案（CO129/499），1927年2月4日。

(5)同上，1927年2月21日。“昂泽黎”的部族无从查找，大概是虚构的，而文件中限定性的“军阀”一词字迹模糊难辨。

(6)艾默里：《生平》（L.Amery，Life）第二卷，第305页。

(7)佩利瑟尔：《苏醒的中国，1793—1949年》（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282页。

(8)陈刘洁贞，前引书，218—219页。

(9)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10)不用说，共产党学者对事件的解释完全不同。翦伯赞等人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宣称，“错误的”政策取代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宝贵意见”。

(11)史密斯：《中国的基督徒》（C.T.Smith，Chinese Christians），第173页以下。

(12)哈夫纳：《东方的行会》（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第73页。

(13)递交卫生署的反对意见备忘录，1886年12月2日，引自蔡永业：《何启爵士的生平与时代》（Choa，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第105页，以及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15页。

(14)莱斯布利奇，载查维、阿加西：《香港：转型中的社会》（H.J.Lethbridge，in I.C.Jar‐vieand J.Agassi，Hong Kong：ASocietyin Transition），第95页；另见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Grantham，Via Ports），第110页。

(15)请见史密斯：《玛蒂尔达》（J.S.Smith，Matilda），第89页；陈伟群，前引书，第120页。

(16)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19页。

(17)在本书写作的1992年，立法局所有当然官守议员，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和驻港英军总司令，全都是英国人。

(18)迈乐文，前引书，第85页。罗景文指出，公务员的本地化本应进展得更快。

(19)诺曼：《远东的人民和政治》（H.Norman，The Peoples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第一章。

(2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5—136页。

(21)斯特娜·本森未发表的日记（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add.Mss.6762—6802），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苏姗·霍伊颇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料。

(22)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23)多德：《贵族、从男爵与骑士》（Dod：Peerage，Baronetcyand Knightage＆c.），另见费里斯（J.W.Ferris），罗兹图书馆，编号Brit.Emp.S.281：“政府每年出版一本‘蓝皮书’（通常称作‘血统簿’）……对于女主人来说，它是无价之宝，一位没有名列其上的官员当然不能进入上流圈子。”

(24)郝德杰：《郝德杰回忆录》（A.Caldecott，Fires Burn Blue），第181页。关于总督府的来宾登记簿，费里斯补充说：“如果你离婚了——或者说有人知道你离婚了，就不能在上面签名。”在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教名和姓氏的用法有严格的规定。

(25)葛量洪，前引书，第13页：在一次电台采访中（罗兹图书馆。手稿，Brit.Emp.S. 288），葛量洪描述了战前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独自在一架飞机上……我们几乎不得不倒行着走到他们跟前”。

(26)金，前引书，第三卷，第286页。

(27)私人通信。

(28)葛量洪，前引书，第104页。

(29)引自斯威廷前引书，第395页。

(30)巴内特：《英国霸权的崩溃》（C.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第272页。

(31)吉尔伯特：《丘吉尔》（M.Gilbert，Winston Churchill）第五卷，第75页以下。

(32)英国内阁档案（Cabinet Documents（CAB）2.5.），1925年1月5日。引自贝洛夫：《帝国斜阳》（M.Bel off，Imperial Sunset）第二卷。

(33)日本的自由派人士把美国和英国当做榜样；两国的背弃严重危害了这些人士的目标，实际上确保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最终夺权。

(34)奥登：《走向战争》（W.H.Auden，Journeytoa War），第237—238页。

(35)塞缪尔·约翰逊档案，1926年12月20日。迈乐文，前引书，第291页。

(36)致弥敦的函件，1929年12月13日，引自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53页。

(37)旧中国南方的小婢女。——译注

(38)迈乐文，前引书，第197页。关于妓院监管体制，请见迈乐文前引书，第十章；休斯在《香港：借来的地方？》（Dick Hughes，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s Time）第76页中指出，同样的“蓝卡”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颇为有效。奥卡拉汉在《黄奴贸易》（Sean O’Callaghan，Yellow Slave Trade）一书中指出，香港是“远东非法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中心”。

(39)迈乐文，前引书，第202页。

(40)同上，第204页。

(41)《1879年香港传染病防治委员会报告》（Hong Kong Contagious Disease Commission report，1879），《关于收养儿童的报告》（Reporton Child Adoption），1886年7月18日。

(42)《关于妹仔问题的文件》（Cmd5363）。

(43)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5—136页。

(44)麦克唐奈：《英国，他们的英国》（A.G.Macdonell，England，Their England）有趣地虚构了国际联盟在这类问题上的活动。

(45)关于1916年请愿书，请见安德葛：《香港的政府与人民》（Endacott，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Hong Kong），第七章。

(46)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41页。

(47)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39页。

(48)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49页。

(49)外交部档案（CO129），引自斯威廷前引书，第404页。

(50)同上。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1912年至1926年在位的日本大正天皇

可耻的默许

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下，1932年1月21日，负责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团成立。图为国联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始于1932年，最终在1937年全面爆发。究其缘由，这场战争不仅仅是日本未经挑衅就发动侵略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毫无疑问，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往往推行武力扩张政策，正是这种政策驱使日本在1895年发动对华战争，吞并台湾、澎湖列岛，1905年又与俄国开战，迫使俄国割让在满洲的权益，1910年又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成功地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一项协定（译者按：《二十一条》），加强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控制。1918年，日本与袁世凯的接班人段祺瑞签署协议，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华地位。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极其反感的是，这些条约大多在战后和平协定中得到确认。

1919年以后，日本的姿态明显变得缓和，民主制度似乎开始生根（1925年，日本确立了成年男子选举权，历届政府普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日本及其占领区井然有序，与军阀混战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令日本人不免有些自鸣得意。日本与国际联盟真诚合作，表明日本愿意翻开国际事务的新篇章。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国内分歧不断加剧，人口迅速增加，大衰退导致出口市场萧条，美国的歧视性立法和中国的抵制，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达到近乎爆发革命的边缘。30年代头两年，就有两位首相、一位财相被刺。失意的军队指挥官在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支持下试图另辟蹊径，民主政治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日军扶植清废帝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求中日双方停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正是当地日军的决定——这些决定得到严格执行，日本领事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导致日本1932年兼并满洲，建立起以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日本人找了一些借口，比如满洲在张作霖元帅父子的个人统治下几乎成为独立于中国的未知因素。日本是国际联盟的少数可靠支持者之一，日本吞并满洲的行动令国际联盟大为惊恐。倘若日军没有进攻上海——这次依然是当地军队指挥官的决定，事先没有征得东京的同意——事情也许就此掩盖过去。满洲地处偏远，西方人很少注意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上海却是个国际化都市，全世界都在关注，数百名平民死于非命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国际联盟随后的调查虽然十分巧妙，多少仍免不了要批评日本，结果日本在1933年愤然退出国际联盟。自那时起，日本大造舆论，开始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其实质就是日本统治俄国边境以南尽可能广大的地区。日本以满洲为基地，进犯邻近的热河和河北。到1933年5月，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日军还进驻北平。

国民党政府竭力抵御日本入侵，但收效甚微。南京政府腐败不堪，蒋介石效法意大利法西斯建立有效独裁统治的努力化为泡影。如果蒋介石不去仿效墨索里尼的经济改革，中国军队在未来三年里或许能够表现出意大利军队明显缺乏的勇气。

1937年7月，日军在北平城南卢沟桥不宣而战，战斗随即发展成一场持续8年之久的野蛮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国民党又与共产党打了4年内战。不过，卢沟桥事变并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又一次地方冲突的结果，当时两国决定以之作为开战理由。蒋介石在空中轰炸上海，开始了真正的战斗。这次空袭的目标是摧毁日本舰队，结果由于指挥失当，误伤大批市民。在上海市郊的激烈战斗中，中国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代价。日军随后进抵国民党首都南京，蒋介石政府撤退到重庆避难。以前中国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惨剧，事实上，不到100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南京就发生过屠杀。但是，报纸和新闻影片记录下“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令人震惊的残暴行径，全世界为之震撼。从此，日本被视为一个最下等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文明的气息。这种毫不妥协的立场势必使人们断然拒绝日本舆论中较为开明和爱好和平的呼声，从而导致了军国主义的胜利。

在这个时期之前，英国本来可以通过承认日本在华地位来恢复两国关系，这种举措不论多么令人反感，在战略上是十分合理的。作为一个日渐衰弱的帝国，英国正面临越来越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欧洲战争；在历届崇尚节俭的政府的鼓励下，英国忠实履行了各项限制军备条约。日本退出海军协定后，明确宣布加速实施大规模扩充海军计划，英国无力同时抵御日本在太平洋的进攻。科勒利·巴内特认为，英国之所以未能与日本达成谅解，原因在于选举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一个都市化、无所寄托、感情用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总是因道德义愤寝食难安”。(1)如果说1935年的英国确实如巴内特所说，那么对于日本两年后的行动，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可能再妥协了。

日本始终没有宣战。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切断大陆的物资供应，企图封锁整个中国海岸，只有那些外国港口除外，其中香港当然是最重要的港口。大批武器，估计每月6万吨，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赖琪爵士的有力支持下，日本一再要求禁止军需物资穿越中港边界。日本迅速加强了封锁，一方面轰炸广州和广九铁路中国段，另一方面加紧对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日本咄咄逼人的行动迫使英国公众舆论、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再次在抵御日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法国与葡萄牙却在日本对各自属地的威胁下屈从了。

然而，随着对德战争日益临近，英国抗击日本的决心开始动摇。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越来越有必要安抚日本。只有美国愿意提供援助，英国才能与日本抗衡，问题是当时不可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人们总是认为，至少英国人这么认为，英美两国将共同确保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按照1933年《伦敦协定》确认的华盛顿会议条款，英美两国在太平洋的舰队能够抗衡日本，甚至足以实施两洋战略（即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保持海军优势）。但是，日本在1934年正式废除了这项协定，制定了庞大的海军造舰计划，而美国始终不肯卷入外国事务，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从值得钦佩的创建到最终的失败，这个机构一直备受美国人的指责——也不抵制新兴的极权主义政权。烧焦的婴儿尸体的照片令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尽管从感情上同情中国，却依然胆怯地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抵抗侵略。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所说，美国“消极和可耻的默许负有责任”。香港显然很可能成为即将爆发的英日冲突的焦点，那些狂热地爱好和平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以不支持英国帝国主义为借口，拒绝向英国提供援助。

孤立无援的英国只得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不限制对华战争物资出口，同时设法安抚日本。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占领广州。英国驻重庆大使阿奇巴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把这一天说成是香港沦陷的开始，“因为毗邻香港，广州曾被认为是安全的，你会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广州沦陷和我们令人费解的默许，动摇了上百年来中国人对大不列颠威望的信念，现在这种信念转向日本了”。(2)

1940年6月22日，德法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签署了法国向德国投降书。

顷刻之间香港就处于战争的最前沿。之前从香港源源不断运入的武器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事业，现在的问题是香港是否会向日本开放，为日本人供应军需物资。英国政府出于荣誉的考虑，坚决反对为日本人提供方便（虽然他们不会不注意到，一旦向日本屈服，香港华人很有可能会举行罢工）。在仍然未得到美国援助的情况下，1939年1月，英国政府同意暂停武器装备穿越中港陆路边界。

1939年9月，酝酿已久的欧洲战争终于爆发。英国的远东战略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英国将得到美国的合作。同样，英国在欧洲依靠法国把敌军的进攻挡住足够长时间，以使英国能够召集、训练和装备军队。1940年6月，法国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只剩下英国独力抵御德国及其盟国。在这种情况下，对日作战已不在考虑之列，对日本做出进一步妥协也就在所难免。此时，取道香港的对华物资供应逐步转由新建的滇缅公路运输，日本人坚持要求关闭滇缅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力图争取美国的支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结果被告知美国“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向洛西恩勋爵建议：“最好是退让，同时不要做出无可挽回的让步。”至于如何协调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赫尔没有赐教。赫尔还无动于衷地表示，“英国政府或许渴望自主地寻求与日本和解的可能性”。虽然赫尔提出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建议，但是，1938年11月，英国政府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他却认为有理由批评英国政府的行动“毫无道理”。(3)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出云南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相接，全长963公里。公路始筑于1937年，征集民工20余万人，是中国抗战初期物质运输的生命线。

中国人对英国的软弱退让极其愤慨，他们更关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而不是英国在欧洲的战争。香港政府亦是如此。这个时候，广东人的进取精神再次得到验证，大规模的汽油和零部件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香港当局善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力的援助即将来临，罗富国敦促把这种贸易合法化，英国收回不取道香港运输军用物资的保证。日军不断制造针对香港的挑衅事件，这种行动很可能导致日本在太平洋总体战争之外单独对香港发动全面进攻。这是否会成为直接的战争理由，还有待考证。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赖琪爵士孤注一掷地试图避免“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由当地日军挑起的事端”，他说服英国政府最好是维持现状（克赖琪还企图拼凑一项对日协定，用恢复对日物资供应来换取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这种做法即使能够成功，也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局势）。1941年8月8日，富有先见之明的外交部常任次官戴维·司各特爵士指出：“我想我们最好是让时间来解决问题。问题大概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4)

大难降临

当年12月，日本最终发动进攻，证明戴维爵士的判断是正确的。日军的攻击速度和势头完全出乎受害者的预料，在登陆马来亚、空袭香港和菲律宾的次

1941年12月10日，英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主力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被击沉。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12月7日）。24小时后，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被击沉。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获悉这一消息后的震惊心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这篇记述的读者们当可了解到，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十足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坎……日本独霸了这一大片广漠的海洋，我们则到处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5)这种情形在香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更真切。

1941年1月7日，当时已任首相的丘吉尔致电英国远东总司令伊斯梅将军，丘吉尔就伊斯梅敦促的增援香港一事写道：

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当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那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消耗我们的实力……我宁愿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更少些，但是抽调任何一部分军队必然引人注目，招致危险。(6)

1941年9月，香港成为新任总督杨慕琦爵士的职权范围。罗富国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不得不在1940年5月离港接受治疗，他返回香港后显然已不适合再担任这一职务。除了在锡兰担任过政务官外，杨慕琦爵士没有任何在东方的经验。1928年起，他先后任职东非、西非、巴勒斯坦和巴巴多斯，却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训练来领导一个遭到进攻的华人社会。

杨慕琦

一旦与日本爆发战争，香港的地位就成为英国政府讨论的焦点问题。丧失香港无疑将极大地打击英国的威望，外交部对这一点尤其敏感，却又无力保卫这个殖民地。政府曾经讨论过三套防卫标准，香港的防务分为A、B、C三级，三套方案按照一个主要海军基地的防务标准逐级下降。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最低方案，即提供支援拖延行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这个殖民地惟一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使新加坡得到增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爆发后，海军司令汤姆·菲利普斯迫切要求把香港的防务等级提高到最高标准，以威慑日本，日本人“这个墨守成规的民族”将会因为“被英国舰队截断退路而惴惴不安”。这个时刻真的来临之际，菲利普斯和他的战列舰却沉入了海底，他们是被这个墨守成规的民族掌握的新式武器轰炸机击沉的。防务委员会不赞同菲利普斯的意见，仍然坚持从前的政策，“必须把香港看成是一个前哨阵地，支撑尽可能长的时间。我们将顶着势必是巨大的压力驰援香港，但肯定无法解救香港”。(7)

1941年香港英军的防御态势图

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法令，正式向日本宣战。

防务委员会虽然做出了准确判断，仍向香港派出增援部队。1941年11月中旬，两个加拿大步兵团抵达这个殖民地，不过没有携带任何重装备。12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请求加拿大政府补足一个步兵旅的其余兵力（大致是一个步兵营加上旅属炮兵和工程兵），不幸的是兵力补充未能及时完成。虽然最后的结局是灾难性的，这种战略部署并非毫无根据。经过丘吉尔的不懈努力，英美合作大大加强，两国联合对日本实施战略物资禁运，明确警告日本若是企图发动进一步侵略，两国就对日开战（日本可能愿意妥协以换取解除禁运，罗伯特·克赖琪爵士确信自己曾经掌握过这样一份协定）。然而，美国依然没有承诺对日本攻击英国领地做出反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做出这种承诺。英国决策者只能假定美国迟早会参战，英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千方百计拖延时间，等待美国参战。

1941年12月初，日军的攻势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英国的种种假设化为泡影。美国怀着复仇的心态参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像英国战舰一样沉入海底。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加坡，人们依然认为新加坡至少可以坚守6个月时间，对香港则不抱任何指望。丘吉尔承认，“从一开始这个要塞肩负的任务就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加拿大人在11月份到达后，香港共有来自英、加、印三支军队的6个步兵营，分别是皇家苏格兰营、米德尔塞斯营、旁遮普营、拉吉普特营、温尼伯近卫营和加拿大皇家步枪营。此外还有本地自愿人士组成的“香港防卫军”，他们即将证明自己与正规军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抵御从未发生的来自海上的攻击，香港建造了完全固定的海岸防御系统。结果，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大口径火炮，1893式9.2英寸大炮中的8门，较新式的6英寸大炮中的15门，瞄准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香港皇家炮兵团承担了近距离支援步兵的任务，这个团部分配备了被吉卜林称作“螺旋干油枪”的轻型组装大炮。由于没有任何空中观察，在遭到日军首轮打击后又丧失了所有的前沿观察哨，该团火力大多没有发挥出来。与此相反，日本人有精确的观测，加上进攻开始前渗入这个殖民地的第五纵队提供了地图资料，日军的压制火力出奇地准确。按照以往制订的计划，保卫这个殖民地历来属于皇家海军的任务。然而，日本入侵后，皇家海军只能集结起1艘驱逐舰、4艘小炮艇和一些摩托艇。战争打响不久，日本人就把少量过时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击毁在地面上，从而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

英军在香港的海岸炮台

莫德庇（左）与前来增援的加拿大部队军官

首相丘吉尔先前就表示，一旦爆发战争，香港不可能得到增援。尽管如此，12月20日，身处围困之中的杨慕琦爵士电告伦敦的殖民地大臣：“于（汉谋）将军的部队目前就在咫尺之遥。”(8)当时，的确有少量中国军队在日军后方不太远的地方，却只是表现出最爱好和平的姿态。蒋介石此前曾声称有两个师中国军队正急速赶来增援香港，并与日军展开激战，这纯属无稽之谈。在缺乏任何救援的情况下，英军不可能组织起成功的防御，惟一的问题就是何时投降。

英军投降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原因在于英国人运气不佳、计划欠周、战术错误以及日本人训练有素的作战。(9)英军指挥官C.M.莫德庇少将8月份才到任，没有多少时间训练部队，英军面临一连串不利情况，地面部队兵力不足，缺乏训练，装备很差。英军的迫击炮大多弹药不足，每门9.2英寸口径的岸防炮只有15枚炮弹。步兵必须防守横贯新界的醉酒湾防线，实际上任何一支守军都不可能守住这条建造得不合格的防线。英军原来指望靠3个营、大约3000枝步枪至少守住这条11英里长的防线一个星期。这是盲目乐观的估计，战斗仅仅持续了48小时，英军就决定撤离大陆，包括九龙城。

日军在新界登陆

莫德庇发给英国远东总司令的电报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局势。12月11日，他报告说已经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被“打退”。他接着用标准的轻描淡写的军人口吻表示：“不过，根据形势我们需要重新调整防线。”(10)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远东总司令因此信心大增。远东总司令发往陆军部的电文说明英国军事情报人员素质低下，他认为日军的行动“实际上是封锁”。(11)次日，莫德庇发出第二封电报，一切都真相大白，“目前形势已不宜进行长久抵抗，中午已经做出决定（放弃惟一的防线，撤出大陆地区）……由于意想不到地撤出九龙，平民百姓的士气大受打击。第五纵队活跃”。

香港岛成为猛烈炮火和空中轰炸的目标，固定大炮被毁，华人炮手弃炮而去，英军司令部要么是不知情，要么是出于习惯，仍在泰然自若地向远东总司令发出报告。12月16日的伤亡“很小”，9名军官和102名士兵阵亡和失踪。一名华裔商人周林柏（音译）“因为散布失败主义言论”被捕，平民的士气“依然高涨”。日本人提出的投降建议被拒绝，莫德庇将军认为“敌人处境不佳，虽然很难说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威胁到他们的通信联络，还是我们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损失”。12月18日，远东总司令告诉陆军部，日本人对“有力的防御态势”感到震惊，而3天前要求印度驻军总司令提供空中支援、缓解香港压力的请求却没有进一步落实。日本人非但没有惊慌，反而对如此轻易取胜又惊又喜，胜利来得“远比预期的要快得多”。(12)

日军炮兵轰击黄泥涌英军阵地

丘吉尔认定香港必败无疑，他依仗新加坡来把守远东前线，同时与美国人做出安排。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出4天之内，他就启程前往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途中向香港发去激励的电报：“我们每时每刻注视着你们对于香港港口和堡垒的防御。你们保卫着世界文明史上闻名遐迩的连结欧洲和远东的纽带。我们确信，香港抵御无端的野蛮袭击，将给英国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13)

就在远东总司令报告“有力的防御态势”的同一天，日本人在香港岛登陆。莫德庇发出信号，表示正在“全力以赴驱逐他们”。总督杨慕琦爵士致电皇家军队：“向敌人反攻的时刻已经来临。帝国在注视着你们。务必坚强、勇敢、恪尽职守。”这个时候还谈论进攻敌人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经过初期的顽强抵抗之后，通讯已经完全中断，总督和驻军总司令与前方战斗部队失去了联系。12月20日，杨慕琦爵士致电伦敦：“我们在黄泥涌峡邻近地区成功发起一次反攻。日本人被击退……敌人没有进一步的进攻行动……在浅水湾地区扫荡了数群敌军。”事实上，这次行动以英军损失惨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军完全被打散，不但无法靠拢中央指挥部，也无法到达补给地点。12月21日，驻港海军司令在发往海军部的电报中表示：“香港已经没有多少地方仍在我们控制之中，阵地被包围，无法抵达食品和弹药仓库。”

香港沦陷

同日，总督致电伦敦，请求授予自行决定是否投降的权力，得到的回答却是丘吉尔式的废话：“世界在注视着你们，我们希望你们抵抗至最后一刻，帝国的荣誉掌握在你们手中。”实际上，这封电报是伦敦在收到杨慕琦来电之前发出的，首相当时正在大西洋中部。不过，香港总督仍被特别告知：“国王陛下政府希望你如首相电文中所说的那样战斗到底。”12月21日，丘吉尔亲自发出的另一封电报证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报以批评的口吻指出：“闻悉日本人已在香港岛登陆，殊为关切。我们在此间无法断定使登陆成为可能，或阻碍对侵略军展开有效反攻的情况。但是，决不能有投降的想法。岛上每一个地段都要争夺，必须极其顽强地抵抗敌人。应当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装备。在内线防御中务须奋力作战，如有必要就逐屋作战。”最后，丘吉尔表示：“通过长时间的抵抗，你和你的士兵就能够获得我们确信将属于你们的不朽光荣。”(14)

丘吉尔下令抵抗的命令招致了众多批评，尤其是用后知之明的冷静眼光来看，这道花言巧语的命令既冗长又毫无意义。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首相此时正在前往参加一次关键性会晤的途中，要考虑很多比香港及其守卫者的未来更重要的事情。实际上，香港的前途马上就要见分晓，其结局是令人不快的，像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香港在英国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中排不上号。对于不得不进行的抵抗而言，惟一的问题是将在何时投降。在事情过去多年之后的今天，很清楚的一点是，既然没有守卫这个岛屿的明确计划，也不具备防御手段，又看不到任何得到救援的现实可能性，最明智的做法本应是接受日本人在12月13日第一次提出的投降建议。然而，总督和驻港英军总司令服从上司的指示，随即把命令传达给下属部队。莫德庇将军向部队发出一封电报：“让今天成为我们帝国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今天的命令是坚守。”直到圣诞日之前，他们确实与日军一决雌雄，守住了阵地，尽管他们遭到登陆的数支日本重型攻城炮部队和坦克的猛烈轰击，损失惨重。香港防卫军非常值得称道，他们的苏格兰人连、华人连和葡萄牙人连与正规军并肩作战。一个名为“玛土撒拉”(15)的连队全是由上了年纪的自愿者组成，他们遭遇日本人的猛烈进攻，坚守阵地一昼夜，多人阵亡。

日军炮击香港市区

那些被要求书写帝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地对他们的指挥官提出批评。自愿者波茨上尉失望地发现司令部“安全地躲在地下”，靠电话进行通信联络，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了解战况。另一位自愿者、二等兵雷米迪奥把丘吉尔的话牢记在心，“当时我非常轻信，以为香港会战斗到最后一人”。伯雷索上尉也是如此，“我一直相信并被要求告诉我的部队，我们将战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因此，得知要投降的消息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16)好斗的波茨上尉看到一个日本人走进视线就开了火，结果受到一名正规军军官的严厉申斥，因为他未得到命令就开枪。如此遵守礼节并未阻止明德医院被当作军火仓库，圣士提反医院被加拿大人当作火力点，两者都造成了悲剧性后果。

英国人关于香港沦陷的记述突显出日本人犯下的暴行。香港确实发生了强奸护士、屠杀医生和病人，以及武力侵占一座城市后必然出现的种种罪恶行径。慈幼会前沿急救站的奥斯勒·托马斯中尉提供的一份记录，可以代表所有关于日本人可耻兽行的记录：“伤员被杀害后，医生、医务兵和班菲尔（上尉指挥官）被挑出来，他们上身赤裸，沿暴雨水沟站成一排，在日军的一阵狂笑声中，他们被用刺刀捅死或乱刀砍死。”(17)不过，这种恐怖大多起因于英国人不习惯成为这类行为的受害者。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过被入侵者屠杀和劫掠的经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也都承受过英国军队带来的后果，虽然这些后果往往是相对无害的，至少在晚近时候是如此。英军松懈的指挥必须对一些最残暴的屠杀承担责任，英军指挥官竟然允许不恰当地利用医院建筑作战，如圣士提反医院的例子。有证据表明日军指挥官曾经试图约束部队，一位目击者叙述说，一些有关的人随后被枪毙。

香港沦陷后，华人承受了最惨重的痛苦。李树芬博士当时在九龙开办一家医院，他估计至少治疗了1万名强奸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其他人受到更令人咋舌的处置，有些人被用绳索穿过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里；躲在山顶电车站附近树上的约翰·斯特瑞克看见“三串像珠串一样的华人……其中一人精疲力竭地倒下，拉倒了另一个人，他们就这样相继死去”。(18)

我们现在自由了

日本入侵后，一小群不同年龄、来自许多国家——当然主要是英国——的平民被关进赤柱半岛的集中营。他们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遭到恶意的忽视，承受着饥饿、严厉的惩罚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拷打和死亡。在这期间，不时有一些仁慈和人道的行动。集中营的居住者自行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员的正式指导，此人就是前辅政司富兰克林·詹逊。日本人把杨慕琦爵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位总督后来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被监禁在半岛酒店，12月30日，他从酒店写信给詹逊，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要求送来一些暖和的衣服，还开了很长的一张清单，列出了一位被囚总督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吊裤带、数本简·奥斯汀的小说和《斯托基公司》(19)。(20)

1945年8月香港光复后，赤柱集中营的幸存者。

战前疏散

詹逊12月7日才到达香港，真是赶上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时刻。当时詹逊51岁，此前一直在锡兰政府部门工作，在锡兰愉快和享有特权的生活并非是住进日本集中营的理想准备。他是个忠心耿耿的殖民地行政官员，虽然没有多少幽默感，却能够在最混乱的情况下稳妥而干练地恢复秩序。直到1942年3月，詹逊才获准与其他囚徒关在一起，此时他们已自发组织了一个英国人社区委员会。这个机构由全体囚徒直接选举产生，意味深长的是，除了警务专员伊云士之外，所有前政府官员都落选了。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一名报纸主编和三名大班组成，防务司则是委员会的非正式成员。

对于这些痛苦不堪的囚徒来说，香港政府彻底威信扫地。日本入侵之前很久，不满情绪就已经在香港弥漫开来。1940年，强制疏散英籍妇女和儿童引起了很大争议。在两位英国女士的鉴别下，白种妇女和儿童被送往澳大利亚，棕色或黄色皮肤的混血儿被遗弃在马尼拉。立法局抨击这种“可耻的种族歧视”，宣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居民的尊敬和信任”。经过两年多筹备之后，香港的各项应急设施依然“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斥责防空设施建设和移民署的欺诈和低效，最终成立了一个大规模调查委员会，对公共机关的腐败展开调查。日本发动进攻导致调查被迫中断，退休总督罗富国依然非常关注此事，他向殖民地部报告说：“数位政府官员有收受贿赂的重大嫌疑……我担心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政府开支管理松懈……所有这些使我离职时怏怏不乐，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本人要对这些事情负责。”(21)

詹逊新来不久，当然没有任何嫌疑，他显然是正直和清廉的，但他脾气暴躁，近乎傲慢无礼，这些品质无助于平息人们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合法的香港政府依然存在，而他本人就是政府的化身。这个立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战争结束时香港仍在事实上属于英国，但詹逊很少利用集中营里的民主机制，竭力把它降格为纯粹的咨询机构。他尤其不信任、实际上是蔑视那些商人。他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写道：“商人们不可能讨论政治问题，在考虑有关香港前途的建议时，他们的想法必定有失偏颇，”那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是“一个革命性机构……颠覆性组织”。(22)

集中营医院

詹逊担任集中营委员会的司令官，委员会在日本人许可的范围内处理内部事务。前政府官员逐渐在委员会中占据了多数，正按察司阿索尔·麦克格雷格爵士主持的集中营法庭负责解决各种纠纷。约翰·斯特瑞克担任委员会秘书，他叙述了委员会的活动，“非常奇怪，这些英国人热衷于组织各种委员会，如果你成立了委员会，就必须认真行事。每件事都得按部就班，你只要正襟危坐做记录就行了”。詹逊以着眼于战后的远见，不断提议应在战后把英国和美国囚徒遣返回国，以维系帝国在香港的形象。日本人无意之中提供了帮助，他们在这个殖民地设立总督，把香港作为单独的日本领地，没有把香港与广东的占领区合并。

面对集中营生活的重压，人们暴露出一些令人反感的特征。何东爵士的女儿何锦姿也是被拘禁者的一员，她叙述说：

一些英国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集中营里有很多欧亚混血儿，他们就会有充足的食物。大难临头之际，种族歧视丝毫没有缓和。那些人的看法极为偏颇，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并不是充足地供应食品，而是按照人头定量供应。(23)

日本占领当局发行的军票

这些囚徒之所以落到差一点饿死的境地，并不是日本人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无能和资源匮乏。原则上说，集中营可以获得红十字会和外界的援助，囚徒们有时也确实得到了援助。格兰朋爵士为首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是集中营获得援助的一个重要渠道。日本人留下这批人清算汇丰银行的资产，发行当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使用的军票。他们寄宿在维多利亚城，因而得以组建起一个大大超出许可范围的活动网络，其中包括为在华开展行动的英军服务团提供广泛的情报。他们凭借这些渠道策划了多起逃亡，把大量金钱偷运进平民和军事集中营。他们的活动最终被一名印度裔告密者出卖，一名成员C.F.海德被处死，包括格兰朋在内的其他两人死于监狱医院，实际上是死于十足的疏忽。(24)

1942年，英军服务团成员合影。

另一个外援来自圣保禄医院，塞尔温－克拉克博士及其妻子希尔达获准留下来管理医院设施。塞尔温－克拉克负责把医疗用品偷运进集中营，运送药品倒不太困难，但是，“对于业余走私者来说，运送一把牙医椅子就完全是个挑战了”。经过仔细观察，克拉克夫妇测定了日本巡逻队的活动时间，计算出他们有30分钟时间潜入仓库、搬出椅子并重新关上大门。日本人对这类行为的处罚是处决，虽然这两位偷运者在那次行动中得手，克拉克最终还是遭到出卖，被日本宪兵逮捕。(25)

中坐者为赖濂仕

日占时期香港居民的身份证

沦陷期间，香港居民出入受到日军搜查

这些内部的抵抗者得到了英军服务团的支援。英军服务团在中国被占地区开展活动，成为英国人独特的个人抵抗运动之一。英军服务团最初是由一些来自香港的逃亡者发起，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防卫军上校、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赖濂仕。他召集起各行各业的人员，有数百名医生、护士和士兵，正式编入英印陆军。英军服务团的大本营在桂林，还设立了一些前方办事处，其中包括设在东江惠州的办事处。英军服务团在中国华南收集情报，与香港的平民和军事集中营里的被囚者保持经常的联系。(26)

日本统治香港的最大成就在于，华人居民通过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认识到英国的统治是既温和又称职的。事情本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因为日本人走错了几步关键的棋，在种族问题上尤其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先后导致数百万中国人死亡，中国人当然不会把日本看成未来的伙伴。但是，中国人历来强烈憎恨英国人往往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种族优越感，虽然这种愤恨之情始终受到压制。日本占领期间出版的《香港新闻》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把权力赋予“乳臭未干的英国青年”和“愚笨至极的英国佬”的政权已被取代，“多亏了日本，我们现在自由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此再没有肤色问题”。(27)在扩大华人参与决策方面，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得比英国人好。日本人建立了区役所、地区事务所、华人代表会和华民协议会，有更多华人在名义上参与了政治。

如果说日本人设立的这些机构多半只是表面文章，那么英国统治时期的市政局也不过如此，问题是其他一些因素把日本人在这个方面的善意一扫而光。英国统治时期，腐败始终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警察和其他官员的腐败比较少。日占时期，腐败成为恶性的和普遍的现象。日本占领当局颁布了大量琐细的法令，各个部门都有了勒索的机会。李树芬记述说：“各种繁文缛节数不胜数，难以忍受，令人厌恶，日本人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为了个人劫掠和谋取职位，日本官员之间发生了多次争吵和暗中破坏。”据估计，日本人处死了超过1万名香港平民，但按照李博士的看法，民愤最大的迫害方式是日本人动不动就打华人耳光。(28)

日本占领当局曾试图在学校里用日语取代英语，但与其他公共部门一样，香港的教育部门几乎完全瘫痪了。占领前香港有12万学童在校学习，日本占领期间就读儿童始终没有达到上述数字的十分之一，战争结束时在校人数仅有3000人。

很自然，除了个别的例外，没有人与侵略者竭诚合作，香港出现了大规模抵抗运动，尤其是在新界，中国游击队常常渗透到这个地区。许多著名华人没有采取如此坚定的行动，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所有非欧洲裔议员颇为令人失望地一致转而效忠日本人。罗旭龢爵士、周寿臣爵士和罗景文爵士等人全都加入了新生委员会，罗旭龢和周寿臣后来还当上了华人代表会和华民协议会议员。事实上，一个包括律政司和防务司在内的港英当局代表团曾专门请求罗旭龢爵士和周寿臣爵士“促进华人与日本人的友好关系，恢复公共秩序，保护生命和财产，维持内部稳定”，至少罗旭龢爵士曾经声明：“全体华人必须竭尽全力支持中国与日本早日赢得这场圣战的胜利，建立大东亚共荣圈。”(29)这项声明超出了有限合作的限度。香港光复后，英国文职政府接管权力，告知罗旭龢爵士必须接受审查，不得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后来又复职了。对于华人与英国人的友好关系来说幸运的是，两位最死心塌地的通敌者，过去广州商团叛乱的煽动者陈廉伯以及在日本受教育的商人劳廷琛，都在英国人回来之前就死了。一些人受到审判，但人们认识到，不能因为他们服从另外一个异族的统治就谴责为日本人效力的大多数华人。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

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兰诺，1862年摄于中国。

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

战争结束后香港能否恢复英国的统治，这个问题根本不会让赤柱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感到烦恼。詹逊是个例外，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履行过去殖民地的职责。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把中国参战看成是解决治外法权、外国特权和租界等老问题的手段。1942年10月，中国向英国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主要内容就是解决上述问题，其中还包括要求英国放弃新界租约的条款。英国政府本不打算对草案予以考虑，迫于压力勉强同意在战争结束后讨论相关问题。这个决定使得英国将来能够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各种在华特权，为集中力量解决香港前途问题铺平了道路。

1942年12月4日至14日，美国在魁北克附近的蒙特朗布朗主持召开了讨论战后远东政策的会议。中国在会议期间合理地依靠美国的支持，说服英国在主权问题上改变立场。因为珍珠港事件被迫参战后，美国人一直谨慎地克制的同情心迸发出来。蒋介石政府吸引了日本的一些注意力（到1941年元月，他转而与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作战），除此之外没有为盟国的事业做出什么积极努力。蒋介石政府占用了大批物资，这些物资本可以在欧洲得到更好的利用。如今，这个政府获得了巨额贷款，中国也被列为“强国”之一。罗斯福最初草拟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的地位排在苏联和英国之前，仅次于美国，这反映出总统内心的想法，该草案后来做了修正。(30)

罗斯福致力于支持中国的事业，很多客人被提醒注意他的外祖父沃伦·德兰诺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他的母亲曾在香港度过一段童年时光。这位总统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旗昌洋行从事鸦片贸易，而这个幸福的家庭是生活在一个英国殖民地。1945年1月，第17世德比勋爵之子、殖民地大臣奥立佛·斯坦利访问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坦利：“我不是想对英国人苛求或无礼……你们在1841年获得香港并不是以购买的方式。”斯坦利马上反唇相讥道：“让我想想，总统先生，那大概是在墨西哥战争(31)期间，不是吗？”(32)

这位总统对亚洲的殖民主义问题抱有非常古怪的想法，他尤其憎恶法国人。美国不止一次非常明确地承诺，战争结束后，“不论法国本土还是殖民地，法国国旗飘扬的所有领地”都应由法国重新行使主权，罗斯福却在私下里告诉身边与此事相关的每一个人，例如埃及驻华盛顿公使，“他认为对法兰西帝国的许诺并不重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试图为这种颇为傲慢的态度辩解，赫尔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总统认为“一百年来法国一直在压榨那里（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人民有权获得更好的待遇”。罗斯福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原因在于他对亚洲事务惊人地无知，他竟然曾经对蒋介石表示，后者应该在战后接管法属印度支那，这无异于丘吉尔指令戴高乐收复路易斯安娜，肯定会遭到越南人的强烈反对。(33)

赫尔试图安抚“美国国内叫得最凶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副总统华莱士，这些人希望所有殖民地立即获得独立，一个德克萨斯人尤其敦促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我答复说，香港属于英国的时间比德克萨斯并入美国的时间还要早，我想没有人乐于看到德克萨斯归还给墨西哥”。英国政府不安地注意到美国人的这种倾向。1942年7月11日，外交部远东司的阿什利·克拉克爵士在访问美国后报告说，美国把中国视为与英国同等重要的战时伙伴，美中两国的“基本关系更为热烈、更多信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承认：“英帝国已被美国舆论一笔勾销了。”

至少有一些英国人，例如几乎所有的外交部官员，甘愿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们总是把香港视为眼中钉，认为香港妨碍了更重要、更高贵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就想把香港归还中国，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爵士提出至少把新界归还中国，他承认这将是个损失，但不付出这种代价，“就无法解决问题”。寇松不赞同这种“理想化而又行不通”的观点，不肯“把以往的割让、租借等全都连根拔掉”。现在，一些外交部高官再次试图摆脱这个不受欢迎的殖民地，格拉德温·吉布极力支持放弃这个殖民地，北美司的内维尔·巴特勒认为香港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热情”，阿什利·克拉克和远东司的约翰·白利安爵士（前广州总领事，他始终鄙视香港政府“十足的无知”）赞同这种意见。惟有远东司司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认为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他坚定地表示：“鉴于我们被匆忙赶出香港的屈辱处境，我们应当重返那里，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无法重新赢得东方的尊重。”(34)

殖民地部采纳了一种更有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表示，“在这个殖民地维护英国主权并未超出此类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位顽固的老派右翼人士、当时在印度事务部任职的列奥·艾默里考虑到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他认为，香港居民是英国臣民，不应当抛弃他们(35)（这种观点肯定不会吸引未来保守党政府里的继任者）。

当时的一致意见认为，英国必须准备就放弃香港展开谈判，但这只能是作为东南亚全面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未知因素太多，例如国民党越来越显示出无力在战后控制中国的迹象，英国无法就未来局势做出明确和永久的决定。在1942年7月14日的备忘录中，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勋爵阐述了深思熟虑的官方观点，这种观点将成为英国政府香港政策的基础。英国对美国的怨恨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应该任由他人操纵，落入单独对东亚事务承担责任的境地。事实上我认为美国的责任要远大于我们，假如他们在中国事件的初期阶段愿意与国际联盟合作，之后发生的一切就可能、或许多半就能够避免。实际上，他们非但在局势无法挽回之际退缩不前，甚至在他们真的受到攻击时仍是如此。

阿瑟·克利奇·琼斯是英国工党政治家，战后曾任殖民地大臣。

1943年11月25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只有作为亚洲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英国才能同意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这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新加坡和香港“在防务和行政上均由国际机构管制”，中国和荷兰必须做出类似安排，美国也要同意把火奴鲁鲁和马尼拉纳入此方案一并考虑。倘若没有达成这种安排，香港依然属于英国。(36)

麦道轲是殖民地部参加蒙特朗布朗会议的代表。日本入侵前，麦道轲是香港政府新闻检查处处长，正是他的备忘录促成了克兰伯恩勋爵的声明出台。香港沦陷前夕，麦道轲参与了以中国将军陈泽（音译）为首的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险，逃离了这个殖民地。在蒙特朗布朗，麦道轲颇有反讽意味地致函外交部的诺埃尔·萨拜因：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幸灾乐祸……（美国人的）职业是反英”。麦道轲表示自己在会上有两个突出感受，一是“中国人是个有着高不可攀的圣人和英雄的民族”，二是“对英国的怀疑，尤其是针对它重新殖民地化的计划”。后来，阿瑟·克利奇·琼斯受命前去充实代表团力量，他认为麦道轲的这种批评口吻太过分了。琼斯是劳工与民族事务大臣以及欧内斯特·贝文的议会助手，在战后当上了殖民地大臣。琼斯“宁愿像劳工领袖那样激动得满脸通红，也不愿表现出半点‘老爷’的架势。他两手叉腰，对所有人一通乱骂……还极为豪爽地大声喊叫。更绝的是……他轻蔑地把那些还在为早已盖棺定论的观点争论不休的年轻人抛到一边”。(37)

在香港问题上，外交部代表蒲纳德爵士使克利奇·琼斯的猛烈攻击哑了火，蒲纳德非常主动地向与会代表保证：“一旦处理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中国方面将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就连外交部也对此感到不安，莫里斯·彼得森爵士在谈及蒲纳德时愤怒地写道：“我们最要紧的事就是把他召回国内拘押起来。”

蒙特朗布朗会议至少从当前的议事日程上划去了香港前途问题，中国对于美国将迫使英国放弃香港的承诺感到满意。1943年11月盟国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提议披露出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罗斯福提出，如果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日作战，他将支持蒋介石不让英国人继续留在香港。罗斯福是在私下会晤蒋介石元帅及其夫人时提出这个方案的，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种情形无助于打消英国人的疑虑。这次会议也是罗斯福首次会晤蒋介石，面对中国抵抗事业的这位不称职的代表，这位总统对中国抵抗事业的不切实际的情感大多破灭了。东南亚战区司令路易·蒙巴顿勋爵讨论缅甸战役计划，季风同过去一样是个制约因素，蒋夫人承认她丈夫的无知：“不管你信不信，他不知道季风是怎么一回事。”(38)

罗斯福认为难以说服英国盟友认可这种单方面的交易，因为丘吉尔的立场历来十分明确。美国国务院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如实报告了丘吉尔的观点：香港是“英国的领地，他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到他本人的公开讲话，大意是他当首相不是为了参与清算英帝国”。(39)

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国越发难以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施加影响。盟军先是在意大利登陆，1944年6月又在诺曼底登陆，决定性的地面战争从太平洋地区转移到英美军队在欧洲的战场。因此，最重要的是确保各国的协调行动不受干扰。另一个战场的形势日益表明，蒋介石无力控制整个中国，美国人也开始了解国民党政府令人不快的真相。

虽然美国毫不含糊地在口头上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沦为笑柄，“重庆的领导人并不想扩充军队打日本人。同往常一样，他们的计划是保存实力……在战争结束后专门用来对付北方的共产党人”。中国战场的价值在于拖住大批日军，实际上中国被占这个事实本身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即使那里没有任何战事（大多数时候没有频繁的战事）。1944年夏季，日本人发动一次攻势，轻而易举地把蒋介石那些垂头丧气的应征士兵打退数百英里。日军得到了中国农民的帮助，他们转而反对名义上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只有在缅甸，中国才投入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

1943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作战。

1945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

也有人强烈要求维护英国的利益。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复表示支持英帝国在远东的目标。1944年10月，他告诉拉姆斯顿将军，他本人完全理解英国军队重新占领香港的必要性”。印度政治家开始对中国在战后的复兴感到不安，老资格的香港通约翰·克锡担任蒙巴顿的顾问，成功地为这个殖民地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香港的前途问题本来有可能低调处理，罗斯福依然坚持他所认为的中国利益。中国的局势越来越明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比不可救药的腐朽了的国民党更有能力。1944年8月，罗斯福派遣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会晤蒋介石。赫尔利是“一个相当老派的美国人”，也有人说他“迟钝而狂暴，大言不惭，惯于说谎”。(40)他有爱尔兰血统，所以坚定不移地秉持反英立场。他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到当时为止，这种政策已经在20多年时间里致力于非殖民化——抱有极其夸张的看法：“英国帝国主义看上去似乎获得了新生。这只是虚幻的表面现象。那些看起来是英国帝国主义新生命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自由国度通过租借法案向其羸弱的躯体注入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新鲜血液……英国……必须接受自由与民主的原则，抛弃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原则。”(41)

赫尔利热情支持蒋介石，日后，他的爱尔兰裔美国同胞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1945年2月关键的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重庆政权显然已不可能对这场战争做出多少贡献，因此必须让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围绕如何在新成立的联合国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丘吉尔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罗斯福无法再加以反对，“如果国王陛下政府同意总统（关于未来联合国的基本框架）的建议，中国会要求国王陛下政府归还香港”，国王陛下政府有权阐述与中国方面截然相反的理由。中国也将获准公开“申诉自己的所有主张”，最后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国王陛下政府不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对所有问题做出裁决”。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任何一个大国在涉及本国的问题上不得行使否决权。当然，丘吉尔补充说：“安理会不能强迫他们把香港交还中国，除非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步骤。”(42)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美国对香港问题的热度进一步降温。新总统不像罗斯福那样满腔热情地支持中国，他接受了国务院的建议：“我们应当在适当时机欢迎并协助达成和平安排……包括把香港归还给中国。”(43)杜鲁门认为，哪个盟国把香港弄到手，“主要属于军事行动性质的军事问题”，(44)取决于谁的部队首先到达香港。新加坡很快回到帝国的怀抱，正式并入蒙巴顿所辖的东南亚战区。当时英国人驻扎在仰光，这个地区也没有中国军队，但香港处于中国战区，中国的非正规军就在附近地区活动。

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英国人被告知美、中两国军队将联合向广州和香港挺进，中国正规军收复香港的可能性更大了。当然，英国可以先发制人，派遣一支皇家海军舰队前去。但是，作为拟议中的对日最后一战的一部分，远东所有英军由美国人指挥，要采取上述行动就必须事先得到美国人的正式批准。此时，丘吉尔刚刚输掉大选，取而代之的是从前联合政府里的同事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欧内斯特·贝文，他对帝国的忠诚丝毫不比托利党人逊色。英国人强烈要求应由他们而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受降，为此双方情绪激动地交换了意见。杜鲁门认为中国提出的折衷建议是合理的，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对他考虑周到的姿态表示赞赏的私人信函”，贝文却毫不动摇。赫尔利叙述说，最高统帅认为“英国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的、专横跋扈的，与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不相称”。虽然美国新闻界一阵骚动，英国仍与美国达成协议，麦克阿瑟将军受命安排由英国指挥官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杜鲁门总统保证，对英国的这个让步并不代表美国未来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蒋介石才颇为勉强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日本的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最终在8月14日正式宣布——必须迅速结束棘手的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海军少将夏悫爵士受命以最快的速度从悉尼开往香港，来不及开封的军需物资直接堆在军舰甲板上。他们不得不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等待清理出进入香港港区的通道。直到8月30日，夏悫才抵达香港维多利亚城。迎接他的不是战败的日本人，而是可敬的詹逊。这位辅政司填补了权力真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极富戏剧性的时刻采取了一位优秀文官所应采取的果断行动，还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他写道：“有人怀疑……我宣誓就任掌管政府的官员是否明智，我当然有权这么做，任命我的决定耽搁了。”他并未就此止步，“俘虏与被俘虏关系的改变让我欢欣鼓舞，我感到这是个机会，借此可以通过宣布‘我将以香港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掌管政府’来维护我的权威”。日本人提出异议，指出香港有可能不再属于英国，詹逊根本不予理睬：“我答复说，这种观点只是他们的看法，我根本不予理会。我要做的是履行国王陛下政府赋予我的职责。”詹逊接触到英军服务团的一名中国队员，证实日本确实已经投降，便“立即召集赤柱的少数几位头面人物，还有这个殖民地的正按察司阿索尔·麦克格雷格爵士，我宣誓就职”。(45)

在之后的两周时间里，詹逊坐镇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凭借其令人难忘的个性控制住当时仍是这个殖民地惟一武装力量的日本人。日本人拒绝让一架英国飞机在启德机场着陆以安排受降，詹逊下了决心，“我觉得必须维护我的权威”，他指示伤心的日军联络官，“这次拒绝的详情必须列入你们的报告。倘若你们拒绝，以及你们对飞机在启德机场着陆一事的态度，将被视为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罪行”。尽心尽力的詹逊以管理这个殖民地的政府官员身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欢迎皇家海军。

8月30日，夏悫海军少将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

8月30日，詹逊得到夏悫海军少将的援助，结束了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统治阶段。原先预计日本人会组成自杀小队，但只遇到一艘小艇的反抗，它大概是一艘自杀艇，英国人误解了这艘小艇的意图。夏悫海军少将的旗舰“快速”号驶入海港时收到信号，说大鹏湾发现一艘“海盗”船，“快速”号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不屈”号航空母舰报告了这一情况，不久便收到简洁的答复：“帆船已击沉。”(46)他们上岸后遭遇零星枪击，一些身着便装的日本人向他们开火，这些人不管有没有罪都被当场处决。“华人乘机打死了几个日本人，把他们拖下电车，用锤子砸他们的脑袋。”登陆部队对码头的状况十分震惊，海军上尉约翰·吉卜森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描述说：“到处凌乱和肮脏。满地都是苹果酒瓶和啤酒瓶，有些喝剩下一半。油漆班驳……缆绳是五级的。”(47)

1945年9月16日，夏悫海军少将签署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书。

华人贫民在拉圾堆寻找食物

杨慕琦

接管詹逊的过渡政府是件微妙的事，那些获释的囚徒掌管了权力，绝大多数人身体十分虚弱，疲惫不堪，他们忠于职守，把新来者看成闯入者。他们还不得不适应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英军服务团的一份新闻稿描述了这种变化：英国现在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强国，而是个负债国，所得税达到每镑征税10先令。当然也有一些好消息：人民更加友好，更少矜持，啤酒的味道也越来越浓。9月8日，艾德礼先生亲自致电詹逊：“你经受了拘禁的严峻考验，独自迈出了在香港重建英国统治的第一步……这种勇气与智慧令我钦佩不已。”(48)

新政府由麦道轲负责，他一直在白厅领导一个小组为恢复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做准备。(49)新政府由殖民地文职人员组成，其正式性质是军政府，海军少将夏悫担任司令，文职官员也都授予军衔，麦道轲的军衔是准将。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日本占领当局崩溃后，这个殖民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事实上，华人怎么会希望恢复英国的统治？夏悫海军少将抵达时，成千上万面中国国旗淹没了寥寥无几的英国国旗。一个华人女孩被一个英国水手谋杀，一名印度警察意外导致一名小贩死亡，这些事件激起华人愤怒的骚乱。对于新政府而言，这种麻烦还可以搁置一旁，当务之急是解决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匮乏。

除了他们具备的能力和麦道轲出众的幽默感之外，政府人员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实施救济。麦道轲报告说：“凭借种种计谋和遁词，我们在9个星期时间里始终隐瞒我们异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食物贮藏室空空如也……解放者没有带来任何可以填饱肚子和装点房间的东西。”不过，他们仍想方设法完成了一些十分艰巨的任务，清理了日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墟。政府直接雇佣3到4万名苦力清除垃圾，9月4日又增加了3000名皇家空军技术人员。

夏悫海军少将日后曾经表示，英国政府难得地没有对他发号施令，赋予他“十足是独裁的权力”，一旦有必要他可以把这种权力授予麦道轲。当局开始时惟一能够投入使用的治安力量是“大约700名华人歹徒，日本人准许这些人经营赌场，以换取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日本人还利用他们充当警察，希望能使这些人不参与破坏活动，并管理其他的下层华人。他们不能享有赌场的丰厚收入，但另有薪水补偿，日本人还承诺一旦组织起正规警力，就允许他们退出”。(50)

1946年5月1日，杨慕琦爵士回到香港，恢复了文职政府。8个月的军政府时期是香港发展历程的转折点，詹逊与麦道轲两人的差异就体现出这一点。像莫德庇和杨慕琦一样，詹逊属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对帝国忠心耿耿的一类人，他的个人观点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受的教育（杨慕琦和莫德庇两人都参加过一战）。麦道轲生于1904年，属于战后的一代，这是殖民地管理者按照“德文宣言”行事的时代。麦道轲成人后即认为殖民统治不过是过渡性阶段，对美国人在蒙特朗布朗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颇为恼火。詹逊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令人钦佩地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麦道轲则具备相应的灵活性来管理一个危险地陷入混乱状态的社会，这个社会刚刚把以往的首领赶了出去。如今，英国的威望无可挽回地烟消云散了。在过去，这种威望能够在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把一个帝国团结在一起。从今以后，英国不得不靠成绩而非神话来博得一席之地。

麦道轲及其小组干出了一番成绩。在汇丰银行的密切配合下，殖民地恢复了货币流通。汇丰银行同意承兑他们的职员在日本占领期间发行的军用票，冻结一切战时债务，立即提供公用事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香港实行了物价管制和最低工资标准，迅速提供紧急食品供应，还提供免费食物。杰克·姬达协助杰弗里·赫克罗斯博士恢复渔业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日后姬达当上辅政司，成为香港的一位杰出人物，赫克罗斯是刚刚从赤柱集中营出来的一位生物学家。香港战后重建的速度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有魄力的建设性努力很快就收到成效。1945年11月，香港取消了政府管制，恢复了自由企业制度。对于英国统治的信心因1941年的经历而瓦解，此时也日渐恢复。当地华人“惊讶于经济恢复的速度，法律与秩序的建立以及有利于获取财富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占领结束后，香港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它相信商业至上”。战前时代的英国人几乎全都离去，这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后果：许多以往为英国侨民保留的职位只能由葡萄牙人和华人充任。这个变化几乎完全是有利的，不过其全部意义尚待时日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外交部反对杨慕琦爵士重返总督府，认为任命杨慕琦即意味着决意维持战前的状况，而香港实际上已不可能再恢复战前的状况。夏悫海军少将批准了要求给予香港华人更多公平待遇的《1946年度展望》。罗景文爵士在重建的立法局的首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促进“本殖民地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

杨慕琦对代议制政治的好处深信不疑，无须罗景文的提醒。他的第一项举措是建议修订《香港宪章》，以期使“本地区居民更充分、更负责地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

杨慕琦爵士把香港称作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殖民地，这是意味深长的，预示着英国工党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态度。第二年，英国承认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关于香港的建议没有这么引人注目，杨慕琦爵士详细阐述了一份计划，把“重要的政府职能”转交给“一个基于完备代议制的市议会”。这项建议以“杨慕琦计划”闻名，虽然杨慕琦实际上只是转述一个殖民地部战时委员会拟定的意见。在伦敦英商中华社会的那些香港大班的支持下，该委员会建议把市政局彻底改组为一个民主机构，同时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权。(51)

总督做出决定之前，要求全体居民充分讨论，以便能够在是年年底之前最终确定方案。政府收到不少反馈意见，8月26日，杨慕琦爵士公布了令人满意地达成一致的方案：立法局三分之二的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华人与非华裔人选各占一半，其余席位由代表团体任命。在立法局，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人数相等，从而使总督掌握了否决权。作为代议制机构，市议会的长处在于可以把选举权扩大到全体成年人，不论是否属于英国臣民，而立法局的投票权被认为必须限于只占总人口一小部分的英国臣民。

这些建议迅速发往伦敦，从此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拖延。下院倒没有多少分歧，1945年5月16日的议会辩论中，伯里的保守党议员沃尔特·弗莱彻要求政府“明确确定香港和租借地区公开地、不折不扣地维持现状，在未来长时期内不会有任何变动”。7月29日，下院又进行了一次相当混乱的辩论，戴维·里斯－威廉姆斯上校（后来成为奥格莫尔勋爵）认为“中国的民主力量（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并不希望看到香港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艾弗·布尔默－托马斯代表政府宣布：“香港引入稳定政体一事颇有进展……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机制，包括一个市政当局……草拟了10年经济增长计划，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来维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建立”一词用心良苦，给人的印象是宪政改革走在了实际情况的前面。沃尔特·弗莱彻代表在野党同意，“我们大家都坚决主张本地人的代表应占较大比例的原则”（不论在香港历史上“本地人”一词曾经意味着什么）。他又指出“目前要在香港做这样一件事，恰逢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还补充说已有超过100万难民涌入香港。

下院虽然给人一种香港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印象，详细的议案却花了3年时间才制订出来。1949年11月30日，工党议员伍德罗·怀亚特质问道：“为什么用了长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当时已是殖民地大臣的阿瑟·克利奇·琼斯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迅速的进展”。次日，他又受到另一位工党议员的质问：“他是否认为香港确实不必有某种民主立法机构，市议会的或其他形式的民主机构？”琼斯只得表示愿意看到香港建立民主机制，还补充说：“制定政体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葛量洪

造成拖延的一个因素在于新任总督葛量洪爵士，他于1947年7月接替杨慕琦爵士。杨慕琦爵士受到日本人的虐待，健康状况恶化，尽管他的个人品质丝毫未受影响。麦道轲认为，葛量洪是“一个十分胜任的文官”，不像杨慕琦那样倾向于“冒险和革新”，也缺乏前任的“想像力和个性”。葛量洪爵士抱负很高，是个“机敏的、看上去很时髦的人物”。他出身于桑德赫斯特陆军学院和剑桥大学，曾先后效力于轻骑兵部队、伦敦帝国防务学院和殖民地部。自制、或许还不无自得的葛量洪担任了10年总督，在困难时期管理着香港，期间没有受到白厅多少干预。他曾于战前在这个殖民地担任过13年政务官，对香港前途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杨慕琦计划，认为必须推行一种善意的独裁政治。他做到了这一点。(52)

最终提交立法局讨论的方案只涉及行政局，方案规定了一种十分复杂的选举体制，居民是否有选举权取决于国籍、居留时间和文化程度，结果大约有1万人获得投票权。立法局本身没有任何变化，那些认为理当首先解决立法局民主化的人士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于是，立法局制订了自身改革方案，1949年6月进行了讨论。这些方案出自罗景文爵士之手，他再度成为香港事务上的领袖人物。葛量洪爵士称赞罗景文具有“一流的头脑，巨大的道义勇气、见微知著的才能……在以传阅文件方式讨论复杂乏味的事项时，议员们会在文件上写下各自的意见，我希望看看‘景文’写了些什么，而且多半不必忍受阅读其他备忘录时的那种单调乏味。他总是能够切中要害”。(53)

在讨论过程中，“M.K.”（罗景文）梳理出香港宪政改革必然面临的首要难题：种族问题。英国臣民的人口资料是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所属的种族背景如下：

华裔　61，640人

欧裔　6636人

欧亚混血　717人

葡萄牙裔(54)　1089人

印度裔　3331人

其他民族　453人

总计　73，866人

英国臣民仅占香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完全不具备代表性。“M.K.”最后表示：“我非常不赞同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一小部分选民选举的议员能够代表、而且能够比委任议员更充分地代表本殖民地。”立法局同意优先考虑自身的重组，把另一套方案提交伦敦，以便进行拖沓和长时间的研究。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巨变，加剧了香港人口成分的失衡。对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马上着手进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消灭共产党人的未竞事业。美国深信有一个莫斯科领导的共产主义阴谋，继续向国民党政府输送大量援助，担忧香港可能引发潜在的进一步冲突。1947年3月，美国驻伦敦大使提出，这个殖民地应当在“一个确定的时间”“体面而大度地”归还中国。1948年，为报复平民在九龙遭枪杀，一群暴徒焚烧了广州的英国领事馆，美国方面没有对英国表示多少同情。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告诉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预计香港将成为英中关系挥之不去的肉中刺……我认为英国可能愿意考虑，英国的最大利益取决于是继续保留这个刺，还是在某个适当时刻拔掉它。”(55)克拉克表示施谛文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但认为英国不会认真考虑同丢脸的国民党谈判。国民党针对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将被无情地赶出所有的地盘。1949年1月，北平落入共产党之手。4月、5月和10月，南京、上海和广州相继被共产党占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蒋介石反对者纷纷到香港避难，香港再度成为中国惟一的个人自由有保障的地方，另一批难民开始涌入这个殖民地。1950年3月，香港人口增加到236万人左右。(56)这些难民既有广州的，也有来自更远的地方，上海难民尤其把宝贵的人才带入这个殖民地。转瞬之间，上海就不再是中国的商业中心，那些使之成为商业中心的人才纷纷离去，业务也停顿了，随即出现向香港的大逃亡。这个殖民地仍在艰难地重建日本占领期间遭到破坏的房屋，如此大量的人口涌入给政府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许多新来者找不到住处，只得住在走廊、阁楼和马路上，用任何能够弄到的材料搭起简陋的小棚。早先的难民倾向于反国民党，新来者即使不是亲国民党分子，也多半是坚定反共的，这种情形很快就引发了尖锐的对立。1949年11月，共产党关闭边境，想维持传统的自由出入政策的殖民地当局顿时长舒了一口气。

白厅官员没有因为共产党的胜利而过度惊惶，他们本来就对国民党毫无信心，普遍认为共产党要强大得多。不过，新政权确实对英国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紫石英”号轻型护卫舰受到攻击——1949年4月，它在扬子江落入人民解放军的圈套——以及随后戏剧性地逃脱，在英国引发了异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1949年5月5日，在野的保守党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下院发言，强调香港是“东方的直布罗陀”，必须加以捍卫。倘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恐怕说不出个所以然。直布罗陀是通往苏伊士运河航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即使印度独立后，苏伊士运河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水上通道。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咽喉要道，也没有控制什么关隘。工党国防大臣A.V.亚历山大答复说：“长期以来，香港就有中立和不干涉中国政治的传统……（政府）业已采取措施……应付可能发生的对下述状况的破坏，即中国国民，不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可以在此地居住。”自1941年以来，香港的警务力量翻了一番，英国还派出两个旅的兵力前往香港充实卫戍部队。后一项行动是向中国新政权做出的警告性姿态，表示英国认真对待香港前途问题。正如葛量洪日后解释的，英国的政策是部署充足的兵力，在足够长时间里抵御任何可能的进攻，等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1945年4月20日，英国轻型护卫舰“紫石英”号闯入南京江面，遭到解放军炮击后脱逃。

诺维奇的议员约翰·帕顿——他是个工人领袖，以往的独立工党成员——阐述了指导此后历届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帕顿表示：“尊敬的议员们难道从来没有想过，面对充满敌意的共产党中国，我们难以无限期地维持我们在香港的地位。一旦我们开始这么认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香港。”帕顿得到了伍德罗·怀亚特的支持（颇为讽刺的是，怀亚特勋爵后来转向右翼），怀亚特指出，毛泽东肯定会打赢内战，毛具有不同于俄国人的品质，不会是热衷于领土扩张的斯大林主义者。怀亚特提出了一些有创意的建议，诸如扩大租借地区，用香港来交换福摩萨等等。后一项建议是19世纪时的一种见解——渴望得到比这个“贫瘠之岛”更好的地方——的最新翻版。

艾德礼

第二年的大选中，工党在战后的压倒性优势差一点丧失殆尽，艾德礼政府在下院只掌握了6席多数。1951年10月，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取代工党，英国推行非殖民化的热情显著消退。不过，1952年5月16日，在葛量洪支持下，新任殖民地大臣奥立弗·利特尔顿仍然把经过修正的杨慕琦计划提交内阁，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香港的宪政改革在战后即已做出承诺，1946年以来一直在审议之中。我于12月份访问香港时，总督向我表示……改革没有任何进展的事实已经开始引发骚动，他认为越来越难以长久地控制局势。

他指责外交部应对延误负责：

早在1950年年底，这些建议就已获通过，但在外交部的要求下搁置起来，理由是由于没有规定广泛的华人选举权，或许会激起一场宣传运动。

但是，目前所有部门都已经同意：

外交部、英联邦事务部、国防部都已经解决了问题……各个部门一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57)

然而，就在新举措公布前夕，一个包括立法局、行政局最重要的议员在内的代表团造访了总督，请求总督“终止这个将毁灭香港的疯狂举动”，他们表示，“没有人真正要求”扩大选举权。仅仅数月之前，葛量洪才告诉殖民地大臣，要求改革的“骚动”极其强烈，乃至他认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此刻他却接受了代表团要求放弃该方案的建议。消息传到殖民地部，官员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只得缴械投降：‘葛量洪，内阁批准了你的方案。’”利特尔顿并不介意告诉内阁的同事说自己改变了主意，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打扰内阁……（在与那位总督讨论后）我提议不再推行这些改革，等到条件更成熟时再说。”

葛量洪爵士在自传中写道，殖民地大臣同意放弃宪政改革，原因在于“这个问题不会引起英国选民的兴趣”。1968年，他在一次未播出的电台采访中更直白地透露了许多内情：利特尔顿“非常想否决该方案，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惟一关心的就是重新执政，而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58)1951年时，情况确实是这样，以后也依然如此。

经常有人提出，杨慕琦方案悄无声息地夭折，意味着香港政府丧失了在不招致中国干预的情况下引入民主机制的最后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杨慕琦方案提出的有限选举权把如此众多的居民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也有可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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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英国战前心理的分析，请见巴内特：《对战争的评估》（Barnett，The Audit of War），第一章。

(2)克拉克·卡尔致哈历法克斯勋爵，1938年11月11日，英国外交文件（Documentson British Policy III），第三编，第七卷，第233页。

(3)卡多根：《日记》（A.Cadogan，Diaries），第310页。

(4)引自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89页。随着新材料解密，人们才逐步了解到克赖琪避免战争的努力。罗伯特爵士坚信，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及山本海军上将都反对对美国开战，而且会接受和解的安排。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克劳森：《珍珠港：最后的审判》（Henry Clausen，Pearl Haror：Final Judgement），以及拉斯布里杰：《珍珠港的背叛》（James Rus‐bridgeand Eric Nave，Betrayalat Pearl Harbor）。

(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551页。

(6)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157页。

(7)海军部档案，（Admiralty（ADM）116/427181），1940年。

(8)英国内阁档案（Cabinet（CAB）80/51）。

(9)关于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的历史，最佳著作是安德葛：《香港之蚀》（Endacottand Birch，Hong Kong Eclipse），见第327页注释16。关于印度军队的作用，请见巴加瓦与萨斯特里：《印度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Bhargavaand Sastri，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ed Forces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0)此处及下文关于战事的引文，引自内阁历史系列（Cabinet History Series，PRO）。

(11)远东总司令部致陆军部电，1941年12月11日。

(12)安德葛：《香港之蚀》，附录六所引战后美国的报告。

(13)丘吉尔，前引书，第三卷，第562页。

(14)丘吉尔，前引书，第三卷，第563页。

(15)玛土撒拉是《圣经》所述的一位寿高969岁的老人，人们以此比喻年高的人。——译注

(16)波茨：《战时日记》，手稿藏于香港大学香港文献（Potts，‘War Diary’inms.in Hong Kong Collection，HKU）。伯雷索：《香港防御部队》，手稿藏于罗兹图书馆（H.Boletho，‘Hong Kong Defence Force’ms.in Rhodes House Ind.Oc.C.108）。

(17)引自莱德：《英军服务团：香港的抵抗运动》（E.Ride，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Hong Kong Resistance），第3页。

(18)李树芬：《香港行医》（Li Shu－fan，Hong Kong Surgeon）；斯特里克，载伯奇、科尔：《日占时期》（J.Sterickerin Birchand Cole，Captive Years）。

(19)《斯托基公司》是吉卜林的一部小说。——译注

(20)詹逊，未分类档案，罗兹图书馆（Gimson，Unclass.Wm/194）。

(21)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Kong Kong），第47页。

(22)安德葛：《香港之蚀》，附录五所引詹逊日记，藏于罗兹图书馆（Ind.Oc.Mss.222）。对于詹逊来说，发现大班比政府官员更受信任，必定是十分恼火的一件事。

(23)请见吉汀斯：《融会东西》（J.Gittins，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陈伟群，前引书，第118页以下。

(24)金，前引书，第三卷，第12章。

(25)塞尔温－克拉克：《时光的足迹》（Selwyn‐Clarke，Footprintsin the Sands of Time）。

(26)关于英军服务团的非凡经历，请见莱德前引书。

(27)引自安德葛：《香港之蚀》，第98页以下。

(28)李树芬，前引书。

(29)1943年1月10日。莱斯布里奇，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112页。

(30)塔齐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年》（B.W.Tuchman，Stilwell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China，1911—1945），第300页。

(31)墨西哥战争是指1846－1847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墨西哥把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领土割让给美国，得款1.5亿美元。——译注

(32)索恩：《同盟者》（C.Thorne，Allies ofa Kind），第25页。

(33)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五卷，第533页；赫尔：《回忆录》（C.Hull，Memoirs）第二卷，第1596页；塔齐曼，前引书，1941年7月，法国维希政府把印度支那的战略控制权交给了日本。

(34)赫尔，前引书，第1599页；伍德沃德，前引书，第59、60章。

(35)艾默里，前引书，第二卷，第955页。

(36)外交部档案（CO825/35/55、104/1942）。

(37)罗兹图书馆（Ind.Oc.300），1942年12月22日。

(38)塔齐曼，前引书，第518页。

(39)伍德沃德，前引书，第519页。

(40)索恩，前引书，第640页。

(41)索恩，前引书，第573页；赫尔致罗斯福，1943年12月2日。

(42)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五卷，第1183页。

(43)杜鲁门：《回忆录》（H.S.Truman，Memoirs），第106页。

(44)同上，第380、383页。

(45)詹逊日记，安德葛，前引书。

(46)与哈迪少校的私人通信。

(47)吉布森：《淡水》，载《布莱克伍德杂志》（J.Gibson，‘Sweet Waters’，Blackwood’s Magazine），1946年1月。

(48)希尔：《香港的沦陷》，罗兹图书馆（Hill，‘The Fall of Hong Kong’，Rhodes House，Ind.Oc.S73）。

(49)麦道轲在香港的作用，请见多林森：《英国在远东的军事管制，1943—1946年》（F.S. V.Donnison，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in the Far East，1943—46），第203页以下；曾锐生：《被搁置的民主》（S.Tsang，Democracy Shelved）。

(50)莱斯布里奇，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127页。

(51)关于杨慕琦计划的详细讨论，请见曾锐生前引书，要理解战后英国试图设计某种代议制政府体制，曾锐生的著作是必读的；另见多林森前引书，第138页。

(52)对葛量洪的评价，请见曾锐生前引书第viii页、第186页以下；迪克·威尔逊：《香港！香港！》（D.Wilson，Hong Kong！Hong Kong！）。

(53)葛量洪，前引书，第110页。

(54)在香港，“葡萄牙人”一词也用来指有葡萄牙语姓名的华人。

(55)《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第七卷，1947年3月4日；1948年，第七卷，1948年1月20日。

(56)同上，1947年，第七卷：香港被描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最佳庇护所……华人资本的安全岛，中国南部惟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57)外交部档案（C52165）。

(58)葛量洪，前引书，第112页，葛量洪接受克罗泽电台访问记录，1968年8月2日，罗兹图书馆（BR.Emp.288）。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

战后历任香港总督及其同事发现，香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北京）和中华民国政府（台湾）都把香港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都暂时搁置主权要求，在这个殖民地展开针锋相对的活动和宣传。美国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力扶持台湾当局。为了进行反共产主义圣战，美国大肆利用香港的间谍设施，竭力阻碍香港经济的发展。作为香港名义上的主人，英国政府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上极为重要）与美国（经济上不可或缺）之间，只是听任事态的发展，避免开罪中美两国。在香港居民看来，这些强国往往无视他们的利益，真正为他们着想的是殖民地当局。

新中国开国大典

英美两国迟迟未能真正把握战后的亚洲局势。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直到20年之后，这一事件的战略意义才开始在英国政策中有所反映。时至今日，英国政府仍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仍然认为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在北平（随即改名为北京）宣告成立。不久，国民党在福摩萨——即现今的台湾——偏安一隅，建立起冷酷无情的独裁政权，美国花了20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个政权并非中国中央政府的事实。英美两国的这些错误观念延续了很长时间，其影响波及到香港。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人用感情用事的援助支撑着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的援助不减反增。美国舆论似乎无法相信，蒋介石——得到他的夫人及其掠夺成性的家族扶持——不过是一个小集团的腐败无能的领袖，这个小集团让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还窃取了美国提供的成亿美元资金。美国人炮制了一个神话，邪恶的共产主义控制了东方，台湾和金门、马祖列岛是陷入重重围困的民主世界的前哨。虽然有证据表明国民党内部贪污蔓延，杜鲁门政府依然不愿批评这个众所周知的腐败的独裁政权。不仅在台北，此前在重庆和上海时也是如此。更让人吃惊的是，虽然杜鲁门袒护蒋介石政权，蒋的代表却在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公开支持共和党。他们预计杜鲁门的对手托马斯·杜威将获胜，所以授予杜威“青天白日勋章”。

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即便是头脑清醒的人也很难质疑蒋介石的神话。美国国务院内外的“中国通”认为“蒋介石及其历史短暂、掠夺成性、消极厌战的军队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结果却“遭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国会山麦卡锡主义分子的严厉斥责”。巴巴拉·塔齐曼断定，“恣意的攻击和残暴的‘恐怖统治’席卷美国对华政策……妨碍外交部门做出独立判断”。(1)

工党外交大臣贝文

不可否认，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必须确立普遍承认的合法边界。人民共和国面临许多当务之急的问题：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英国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对台湾的领土完整事实上的承认，与印度在拉达科边境地区的混战，与苏联关系的确立，以及对西藏（客气地说）重新行使宗主权。到1962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尽管还有不少麻烦，但已经很难动摇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决策。除了台湾和香港这两个主要的例外，中国重新确立了历史边界，愿意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收复台湾和香港的谈判。

若干年之内，人民共和国始终有可能武力收回香港。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入广州，一路上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人们认为新政权得到了上天的眷顾。英国工党政府发出决意守卫香港的信号，大大加强香港防御力量，足以使武力接管变得困难重重。像工党右翼之外的少数人一样，粗犷朴实的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敌视共产主义，宣称要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英国派出3万人的部队，包括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舰编队，足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挺进。

英国执意在新兴的马来西亚联邦抵御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渗透，在保卫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坚定。内阁达成一致意见，“除非局势变化，我们打算一直留在香港”，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们应当准备与一个友好（草案中本来还有“民主的”一词，但明智地删除了）、稳定、统一的中国政府讨论香港之未来”。北京新政府没有任何入侵的打算，当时的强硬派人士彭真——日后他试图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径——写道：“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忙解决香港问题是不明智的。”(2)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仅有极少数的几次挑衅姿态，中港现有边界得到确认。

香港与北京的关系还算客气（香港与广东的关系要紧张一些），只是在1952年的一段短时期内，双方有过一场针锋相对的宣传战。当时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中国军队炮击一艘英国海军巡逻艇，还击落了一架民用飞机，两起事件都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这并未超出人们的预料，与一个刚刚建立强大革命政权的大国为邻，必然会遭受一些损失。双方达成妥协，因为香港对中国极具价值，中国将近一半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对华贸易更是至关重要。

向难民分发食物和衣物

寮屋区

在此之前，香港的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300万人（一般称这些人为“寮屋居民”，因为“难民”一词意味着这些人逃离恶劣的环境，还意味着主人有责任安置他们，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侮辱，也会让香港付出巨额花费）。新来者蜂拥而至，数年之内人数就达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他们占据了一切能够弄到手的设施，给潜心致力于战后重建、时时面临外部压力的殖民地政府带来巨大困难。可以想见，香港当局只是勉强接纳“寮屋居民”，除了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当局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黎敦义于1950年进入香港政府部门，是当时的一批新政务官之一，他在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必须设法甄别寮屋居民，重新安置每一个人，为他们提供用4根界桩标出范围的空地，供他们建造住所。政府逐步拨付少量资金，用于清理地基，修建储水管，铺设道路，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但是不提供住房。”(3)新来者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觉得能够活下来就已是万幸，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扰。若说他们对政治还有一点兴趣的话，那就是不同情他们企图逃避的共产党。左翼分子，即一般所称的共产党同情者，总是受到种种限制；极端的国民党支持者对这个殖民地的安宁威胁更大。

1945年香港光复，国民党势力进入香港。

麦克阿瑟

1945年香港光复后不久，国民党煽动者就陆续进入这个殖民地，他们的后台是国民党政府官员郭德华。郭德华的身份是“香港特派员”，这个头衔表明了国民党对香港的主权要求。香港的国民党报纸不断重申这一主权要求，呼吁台湾政府迅速收回这个殖民地。1948年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国地方官员宣布九龙城寨为中国领土，引发了抗议示威。警察前往该地区，并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一名男子，打伤居民若干。在一阵报复浪潮中，广州的英国领事馆遭焚毁。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胜利后，香港的蒋介石支持者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集中攻击北京政府。他们在这个殖民地开展恐怖活动，以此来胁迫英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更危险，英国侨民内部看法不一。温和的左翼高级教士何华民会督创办工人学校，不止一次因为这些学校与保守的葛量洪及其“喜歌剧政府”发生冲突。按照葛量洪的说法，这些学校“完全受共产党控制，是共产主义和反英思想的中心”。(4)美国人站在国民党一边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美国人种种最为拙劣的做法表明，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比何华民的工人学校更应引起政府的警惕。

香港政府不像美国人那样欣赏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也没有好感。大多数香港人起初并不反对北京的新政府，他们认为任何变化都要比国民党好。伦敦也有同感，英国政府略微迟疑之后，就遵循既定的实用主义原则，即承认实际控制其领土的政府，于1950年1月承认了北京的新政权，成为最早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之一。英国继续承认台湾的合法性——多年之后，英国才与北京互换大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香港必须打交道的是人民共和国。北京坚持认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暂时处于外国管治之下，因此北京与香港不可能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当时采取了一个办法摆脱窘境，由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国的利益。新华社香港分社设在中国银行大楼，表面上是一家新闻机构，实际上完全公开地代表人民共和国。

美国依然承诺支持国民党，猛烈抨击英国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美国公民被劝告离开这个殖民地，还关闭了一些美国公司。1950年6月，在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下，工党政府追随美国谴责北朝鲜入侵南方，英美这两个战时盟国才恢复了友好关系。在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中国站在北朝鲜一边参战，英美两国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麦克阿瑟将军和相当一部分美国舆论希望、甚至是极力主张进攻中国。1950年12月，艾德礼首相匆匆飞往华盛顿，劝说杜鲁门总统打消进攻中国的念头。美国政府曾多次讨论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许多美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种莫名其妙的看法：中国和俄国正在共同实施征服“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阴谋。不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历届英国政府都设法说服美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俄国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不要把中国推入俄国人的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国边境拥有一个乐于合作的监听站，好处自是不言而喻。美国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不难想见，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人员编制骤然膨胀，殖民地政府为此十分为难。1938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只有一名总领事、两名领事和两名副领事。1953年，美国领事馆达到116人，有4名领事和20名副领事，管理包括他们本人在内的1262名美国侨民。葛量洪爵士在自传中曾谈及此事，他在1968年接受电台采访时更直率地表示，“我对它（美国领事馆）——世界上最庞大的领事馆——看法很差”，领事馆职员“敌视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一度极其笨拙，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为强硬的路线，让他们不要再如此愚蠢”。(5)

托马斯·杜威曾访问香港，他很难理解一个英国殖民地政府何以如此开明地“恪守言论自由的原则”，“英国人严重妨碍了我们的情报工作……（他们）反对针对红色中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间谍活动”。杜威还吃惊地发现，美国的压力并未卡住路透社，路透社向外界发送了其美国同行美联社肯定会扣下的新闻，美联社“从来不会发表那种会在那些国家给我们造成损害的新闻”（例如种族骚动）。杜威想知道，英国人如此不明智地迷恋个人自由，“是在打板球还是玩俄罗斯轮盘赌”？不过，杜威欣慰地获悉，比英国更可靠的盟友法国正在从事反共产主义的斗争，法国将军德·拉特·德·塔西尼向他保证：“我们正在印度支那打败胡志明。”(6)

香港政府封存的两航飞机

两航事件是引发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7)内战时期，中国两家国有航空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其中包括83架客机。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政府的合法财产，问题是它们应该属于哪一个政府？英国在当时（1949年底）还没有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权，看趋势很有可能会予以承认。陈纳德和魏劳尔创办了一家美国公司“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这家公司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陈纳德等人认为，关键是不能让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中国之手，它们会被用来进攻福摩萨的国民党。他们接连组建了数家公司，先是在巴拿马办了一家公司，后在特拉华州建立“民用运输航空公司”（简称民航）。按照陈纳德的计划，民航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买下这批飞机，从而造成既成事实。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说服香港政府承认其合法性，才能禁止把这批飞机移交给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移交已经在进行，因为12架飞机和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已经飞往北京。1950年1月4日，两位强人拜会了葛量洪，他们是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野小子比尔”唐诺文和前战略情报局在华负责人理查德·黑普纳。唐诺文在会晤时出语恫吓，要求香港当局立即把飞机移交给他。唐诺文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参战，英国早就输掉了战争。他还威胁说，如果香港当局不肯合作，葛量洪爵士本人要承受严重后果。恫吓从来不是最明智的做法，总督当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不仅如此，葛量洪还禁止随同唐诺文前来的美国检查人员接近这批飞机。

二战时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

第二天上午，英国宣布承认共产党政府，事态急转直下。案件提交香港法院，法院裁定这批飞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财产。华盛顿威胁要对英国实施经济制裁，北京也拒绝与英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潜入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炸毁了7架飞机。美国的施压收到了效果，英国政府虽然拒绝推翻香港法院的裁决（实际上这么做也违法），但指示葛量洪扣留这批飞机，直到“所有的法律程序”经过详细的论证。总督感到沮丧万分，“我不过是个殖民属地的总督，能向谁诉苦，即使有地方诉苦，又有什么用”？不过，葛量洪采取了灵巧的骑墙手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说，总督保证“不管案子结果如何，不会允许这批飞机从香港前往大陆”。(8)

整个事件直到两年之后才有结果。1952年7月，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裁决这批飞机属于陈纳德的合法财产。这个裁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前总检察长哈特利·箫克罗斯爵士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问题在于，“政府的行动是侧重安抚美国政府还是人民中国的政府”。对于陈纳德而言，这是个皮洛士式的胜利。此时这批飞机已无法飞行，况且英国政府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把飞机移交给福摩萨。民航公司为了把昂贵的飞机运出香港，不得不求助美国海军，租用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运输飞机。第二年，葛量洪再次蒙受打击。伦敦命令他批准台湾政府征用一艘中国油轮，他多次提出抗议，最终仍无济于事。葛量洪表示，英国政府“害怕美国会对英国采取行动，却不管中国是不是会对香港下手”。(9)

这次事件还不是葛量洪最后一次为了飞机伤脑筋。1955年，一架国民党战斗机——这次事件的有关资料从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档案中清理得一干二净——神秘降落在香港。英国政府花了一年时间才做出决定。葛量洪为了过上安稳日子，听从了他的朋友、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的意见，把飞机和驾驶员交给台湾，同时对台湾“这种滥用香港设施的行径”提出恰如其分的抗议。1956年3月14日，首相安东尼·艾登质疑这个决定，“怀疑是否有必要用这种肯定会激怒共产党人的特殊步骤来归还这架飞机”。不过，伦诺克斯－博伊德设法使内阁相信，“总督本人一心只想彻底摆脱这种窘境”。(10)

英国首相艾登因为苏伊士运河事件下台

麦克米伦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57－1963年任首相。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

香港工业园

当时，英国与美国的关系确实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因素。1953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总统，美国国内反共产党中国的院外集团依然咄咄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把共产党中国视为眼中钉，愤怒地指责英国在东南亚毫无作为。他的继任者迪恩·腊斯克干脆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中国并非一个独立实体，他断言它只是‘一个苏维埃的满洲国’，不具备任何主权性质”。(11)很显然，这种观点必定在现实世界里碰得粉碎，实际上美国对外政策在许多年时间里始终没有走出虚幻的世界。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曾经认真考虑过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就使用原子武器，看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原子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区别。1951年重新当选首相的丘吉尔耐心劝说这位总统不要这么做，艾森豪威尔才收回宣布美国“不受约束地使用原子弹”的声明草案。(12)

然而，英国无力改变美国的政治态度。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基本沿袭前任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内的一致认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种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丘吉尔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与艾登发生“愤怒的争吵”（1954年7月4日）。(13)首相与外交大臣的争执最终平息，两人同意“必须寻求一条途径，让红色中国以美国能够容忍的方式进入联合国”。要做到这一点尚需时日，因为英国在中东急需美国的支持，尤其是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惨败，当时已辞去首相之职的丘吉尔把苏伊士运河事件称作“一个重大错误”，“所能想到的计划最不周密、实施最不顺利的”行动。(14)丘吉尔以民间身份鼎力协助政府与美国修好，复交的重任落在新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的身上。1957年10月，劳埃德会晤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会谈中提出美国部分承担保障香港安全的责任，英国相应地不再支持中国。英国政府立即同意了这个提议。1957年10月25日，劳埃德在函件中表示：“在未事先与美国政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本届联合王国政府不会谋求或支持改变中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其他将出现这个问题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

麦克米伦曾在回忆录的初稿中清楚说明了英美之间的这些“交换条件”，他写道：“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英国同意“不再迫切要求允许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则同意考虑把香港纳入共同防务体系”。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而放弃责任，政府明智地没有公之于众。内阁秘书读过麦克米伦回忆录初稿后，建议麦克米伦删除了相关内容，公众是借助美国《信息自由法》才得以获悉塞尔温·劳埃德信件的内容。(15)

香港的未来就这样让位于更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开始实施对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禁运，这个殖民地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1951年的香港政府年报把这一年说成是艰难和萧条的年份，种种因素“导致香港经济陷入难以承受的境地”。禁运有两种形式，一是联合国实行的战略物资禁运，二是美国实行的禁止一切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共产党人接管过去的通商口岸之后，把外国公司逐出这些口岸，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多转口香港。贸易禁运使这种转口贸易大幅减少，用葛量洪的话说，转口贸易萎缩到“涓涓细流”的地步。曾经参加过针对义和团的惩罚性远征的老兵埃利班克勋爵指出，贸易禁运就如同“你把刀子交给某个人，然后告诉这个人，为了他的利益应该割断自己的喉咙”。

为了实施贸易禁运，美国派出一批检查人员充实本来就已经大大膨胀的香港领事馆，确保不让任何中国产品直接乃至间接地进入美国的自由土地。为了让美国的禁运检查官满意，殖民地当局不得不证明出口货物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例如，虾或许是在香港周边水域捕获的，但这种甲壳类动物是在哪里生长的，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渗透者？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清楚虾的来源，香港的虾一律禁止向美国出口。鸭子出口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它们很可能是在这个殖民地孵化、饲养和宰杀的，但鸭蛋的来源就绝对没有问题吗？

麦克阿瑟将军也插手此事，他抱怨说，虽然实施了禁运，中国仍然能够设法获得重要的军事物资，香港的贸易利润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反驳麦克阿瑟的指责，总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指出，这类物资的数量几乎为零，惟一的违禁物品是一架单反照相机，很难说有什么战略意义。肖克罗斯进一步指出，虽然香港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对华贸易额却从1950年上半年的每月50万元，上升到四季度的每月300万元，而日本当时正处于麦克阿瑟将军的管制之下。朝鲜战争前的一段时期内，走私者完全克服了本已大大强化的诸般限制，在爱国主义与利润的双重刺激下，走私大行其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走私者不得不与税务局分享利润。葛量洪爵士解释说，走私者与税务官员常用的手法是，双方约定税务官员“在某一时刻……到甲处，这样走私者就可以在乙处附近蒙混过关”。(16)

贸易限制虽然给香港的战后恢复带来诸多困难，禁运也带来一个重大的有益后果：转口贸易萎缩，制造业发展起来。上海实业家成为这一潮流的弄潮儿，他们要么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感到失望，要么在共产党进攻上海之际逃离那座城市。这批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广东人更有才智，更有效率，也更为灵活和慷慨”，在他们眼里，广东人是“没有教养的外省人”。上海商业历来比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香港更受制于英国的控制。《远东经济评论》主编迪克·威尔逊认为，“上海企业家在经济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香港政府也承认这个殖民地之所以能够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早起步10到15年，原因就在于“注入了上海的经验和资本”。(17)

新来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电影制片业（邵逸夫爵士）、纺织业（唐氏、李氏和王氏家族）和航运业（包玉刚、董浩云和赵从衍）。上海人也开始在文职部门和政坛崭露头角。邓莲如夫人是资深的香港政治家，不仅担任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还是英国上院议员。这批人在被迫离开上海时大多财产受损，但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带着已经订购和付款但还未交货的机器前来香港的人，其中包括李承基和唐炳源，还是能够把他们的资源转移到这个殖民地。到1955年，政府已经表示“香港迅速崛起为一个工业基地”。起初，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部门。1962年，纺织业产值超过1亿英镑，占出口总额的52%。随后，其他工业部门开始多元化发展，包括人造花制品和初级电子产品。

禁运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损失，实际上大批货物根本卖不出去，不得不花很大代价处理掉。汇丰银行推行扶持政策，帮助商人们挺过这次打击。1972－1979年间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的G.M.塞耶描述了汇丰银行态度的变化：1950年以前，银行职员几乎全是欧洲人，他们很少直接与华人顾客联系，所有业务往来都由买办经手；只有在上海，“人们普遍比较世故，教育程度较高，也确实具备更丰富的商业知识”，汇丰银行与顾客交易无需买办这一中间环节。管理人员具备这种知识，再加上了解香港的条件，就能够扬长避短，开拓事业，新建楼宇，添置设备。尽管困难重重，这个殖民地的恢复速度仍然大大超过宗主国，香港商人做出了贡献。英国的信贷多年来一直受到官僚式的管制，香港还享有以美元结算的宝贵自由，而英国的通货限制自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延续了35年。(18)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几乎丧失殆尽。英国协助遏制了印度尼西亚在婆罗洲的渗透，同时远离亚洲的一个主要冲突中心印度支那。英国逐步撤退，首先把香港卫戍部队的规模缩减到仅能维持内部治安的程度，1958年又关闭海军船坞。从那时起，香港在英国人眼中就成为一个附属物，一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附属物，英国也越来越不指望从香港获得商业利益。英国议会很少关注香港问题，英国公众对香港不感兴趣，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费不菲的异国情调的观光地。

利特尔顿

1953年12月，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灾，7万人无家可归。

1951到1964年，英国一直由保守党执政，保守党政府遵循既定的香港政策，即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奥利佛·利特尔顿访问这个殖民地，成为第一位在任职期间访问香港的殖民地大臣。他知道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因此觉得香港的生活令人满意，葛量洪是“最富才干和最有成就的殖民地总督之一……葛量洪夫人是位迷人的美国人，把总督府装饰得富丽堂皇……华人仆役的红色制服、窗帘、地毯、家具、鲜花和食品，无一不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鉴赏力”。(19)殖民地当局妥善处理经济问题，使之不至于激化到需要外部援助的地步，这一点得到适度的赞许。相反，当局坚决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如海军船坞的4700个工作岗位。在野的工党也没有针对这个殖民地提出严厉的质询。选区内有许多纺织业的兰开夏议员抱怨说，英国纺织业日益遭受来自香港工业的竞争。保守党政府告诉他们：“相比之下，香港与西欧工资水平的接近程度高于西欧与美国工资的接近程度。”言下之意，是不无道理地要求英国制造商停止抱怨，逐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在香港民主化进程方面，只有格拉斯哥的工党议员约翰·兰金提出过质疑。杨慕琦计划无声无息地夭折后，这个殖民地在民主化方面再没有任何新进展。

只有涉及重大的对华关系问题，议员们才会直接关注香港。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东头寮屋区大火，这场火灾造成一万余人无家可归。香港政府所能采取的惟一补救措施是把这些人迁到另一个临时搭建的寮屋区。新的广东政府借机展开宣传攻势，提出派“慰问团”前来香港。葛量洪爵士认为，“这个举动的结果不难预料……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演讲，允诺‘祖国母亲’的援助……最终会发生骚乱”。(20)虽然慰问团未获准进入香港，1952年3月仍发生了骚乱，一人死于骚乱。香港当局向下院隐瞒了事实，下院议员被告知仅有一人用霰弹枪开过一枪，12人轻伤。

殖民地当局对待难民的态度类似于火车站职员对待旅客的态度，就像车站当局一样，香港政府的责任是照看自己人，而不是“对来去匆匆的过客广施恩惠”。“寮屋居民”可以进入香港，这些人进入香港后就得自己照顾自己。1953年圣诞节，石硖尾寮屋区发生了更严重的火灾，政府的这种态度才开始有所改变。这场大火导致5万多人失去了简易住房，香港政府被迫做出一项重大决定，黎敦义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直到1953年圣诞节次日6时的一次会议上，葛量洪爵士才决定由政府出面兴建住房……

50年代的徙置计划并不是为了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它是为发展扫清障碍的手段。光申请是不能得到一套徙置房的，只有所住的寮屋将要拆迁，才能获得徙置房。提供的徙置屋是座七层混凝土建筑，每户可得到其中一小套房子，人均面积不过24平方英尺，没有电梯，没有自来水，没有窗户，只有木制窗板，而且位置接近公用厨房和卫生间。虽然这些条件听起来十分可怕，人们还是拼命要挤进这种新街区，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合法居所，而且不会再遭祝融之灾。(21)

黄大仙徙置区

到1956年底，徙置计划占地630英亩，建造了23，300套分租房屋和13，800间平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竟然安置了2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及一张双人床大。以这项计划为标志，政府开始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计划是这个殖民地靠自身力量完成的，只有美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些帮助。香港从宗主国获得了“大量令人愉快的口头表态，英王陛下政府的称赞，但没有得到任何资金，分文皆无”。只是在美国提供了一笔赠款之后，殖民地部自感羞愧，才提供了同等数额的款项。此前葛量洪数次要求英国政府为徙置计划提供帮助，在白厅受到颇为无礼的冷遇，“我请求女王陛下政府给予财政援助。我不断恳求，反复力争，发函电，写信件，会见各级官员，向各位大臣说明情况。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22)像过去一样，只有当香港发生灾祸，或是涉及英国自身利益时，英国政府才认为值得关注香港。

令人惊奇的是，战后10多年时间里，除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一些零星恐怖事件之外，香港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动乱。中国大陆涌入这个殖民地的难民超过200万人，他们只得到最基本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有水喝，有些人还分到了临时住所，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自谋生路了。石硖尾大火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大多数难民对政治毫无兴趣，活跃的国民党支持者人数很少，积极的共产党分子也寥寥无几，政府尽力阻止势同水火的双方发生冲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49年圣诞节，电车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得到广东方面的支持，看起来1922年罢工的情形将会重现。罢工者前往广州，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不过事情仅止于此。广东方面并没有提供任何资金，罢工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法返回香港。葛量洪认为这次罢工“令那些潜在的捣乱分子惊奇万分，它表明政府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

英国下院提及香港的次数屈指可数。1955年3月24日，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演说中提及香港，这也是他在4月5日辞职前所做的最后数次下院演说之一。当时刚刚出版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会谈记录，其中涉及罗斯福总统希望尽快把香港归还中国。欧德汉姆——55年前，丘吉尔就是在这个选区第一次当选为下院议员——的保守党议员伊恩·霍罗宾爵士提出质询：“女王陛下政府是否决意坚持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丘吉尔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表示：“按照（雅尔塔会议）记录，罗斯福总统清楚知道我会强烈反对这一点。这种说法完全属实，甚而是一种保守的说法。”

1956年骚乱现场

葛量洪爵士镇定自若地处理香港事务，很少受到伦敦的干涉。1956年10月10日，葛量洪遇到了真正的麻烦。这一天是“双十节”，是推翻清王朝的1919年10月革命的纪念日。“双十节”是最重要的国民党节日，一个好管闲事的徙置区官员下令撤走国民党旗帜，从而引发了骚动。暴徒从徙置区冲到九龙，抢劫商店，劫掠属于共产党支持者的财产。当局以为骚乱会随着“双十节”的过去而平息，没有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第二天，骚乱发展成全面暴动，国民党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活动的地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距九龙中心区5英里远的一个卫星城，即集装箱码头另一侧的荃湾。一群暴徒洗劫了一家诊所和救济中心，打死4人，把房子里的东西抢劫一空。他们把抓来的人带到国民党香港总部大加虐待。共产党人所有的工厂遭到袭击，工人们被强迫磕头和呼喊国民党口号，一些人被残忍地杀害。暴徒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施暴，但仍有一些外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连累。最严重的案件发生在九龙，一辆小汽车被焚毁，瑞士领事的妻子被活活烧死。不过，大多数伤亡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子在荃湾的冲突造成的。(23)

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第7轻骑兵团的装甲车开来增援警方，他们接到命令，一旦遭遇情况，可以“立即”开火。共产党分子被送到警察营地保护起来。10月12日，骚乱平息。这场骚乱共导致59人死亡，其中44人在警察的行动中被击毙，15人被暴徒所杀。被击毙的暴徒中13人有前科。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在随后的审判中，有4人被判谋杀罪遭处决。

50年代香港中环的一条街道

1956年11月8日，约翰·兰金议员提请就这场骚乱举行短暂的休会期辩论。一个英国殖民地发生了如此严重和狂暴的事件，相关质询却仅仅持续了30分钟，辩论的过程准确反映出香港问题在英国议会议事日程上微不足道的地位。兰金相当准确地叙述了骚乱的前因后果，指出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工资是引发骚动的原因，三合会分子则想乘骚乱之机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这个殖民地惟一的选举机构市政局的选举始终是走过场。兰金还应补充一点，这一点在提交议会的资料中没有明确提及：虽然市郊的骚乱矛头明确指向共产党分子，九龙中心区的骚动却是起因于赤贫所导致的厌倦感和绝望情绪。兰金的质询由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翰·麦克莱（后来成为缪尔希尔子爵）答复，麦克莱刚刚从运输部调任殖民地部，短短3个月之后又提升到苏格兰事务部。他的频繁调动表明殖民地部依然被当作有才干的年轻大臣飞黄腾达的一个跳板。这次答复质询是麦克莱首次以殖民地大臣身份露面。兰金试图把市郊的骚动与九龙地区的骚乱区分开，市郊的骚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位大臣断然反驳那位工党议员，坚持认为荃湾就在九龙，这暴露出他对这个殖民地一无所知。

骚动过去后，英国人又像过去一样对香港了无兴趣。1958年，国务大臣的劳工顾问正式访问这个殖民地，推行了一些限制工作时间、调整雇佣条件的新条例。不知疲倦的兰金依然密切关注香港事务，不时敦促香港推行选举改革，批评“独裁政治，即使是仁慈的独裁政治”。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博依德用拖延战术对付兰金，伦诺克斯－博依德声称，政府“满意地注意到（香港）并没有在立法局引入选举机制的普遍要求，也没有这个必要”。1955年12月16日，贵族出身的奥立佛·利特尔顿否决了要求宪政改革的一份请愿书，因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大多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其他未必能够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工人”。兰金驳倒了利特尔顿，他反驳道：“这位尊贵的先生是不是说英联邦里就没有小商贩的位置？”

1958年5月23日，在几乎空空如也的议会大厅，英国下院短暂讨论了惟一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当时普遍认为，相对于欧洲的标准，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兰开夏法恩斯沃思的工党议员厄内斯特·桑顿(24)指出，即使以亚洲的标准来衡量，香港的工作环境也差得有失体面。桑顿自有理由关注此事，他所在选区的棉纺厂受到进口廉价纺织品的冲击，大批工人失业，而这些纺织品大多来自香港。他先后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韩国，发现只有香港的棉纺厂每周工作7天，惟有香港和韩国的女工每班工作12小时。香港的许多工厂每月仅放假两天，有的甚至只有一天半。即便如此，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如此少的休息日才有保障。没有人怀疑桑顿提供的这些事实的准确性，政府大臣普罗富莫先生宣布，香港政府正着手起草改善工作条件的《雇佣条例》。下院最后通过决议：“下院获悉（香港）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深感不安和忧虑，认为必须改善这种状况。”下院没有提及香港纺织品价格低廉的另一个因素，香港企业大量使用现代化机器设备，而此时许多英国制造商不愿在厂房和设备上投资，英国银行也不肯为厂房和设备更新提供贷款。香港的繁荣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靠剥削工人，但银行业的有力扶持意义重大，政府对商业的彻底放开、不加干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57年12月，辛勤工作10年之后，葛量洪爵士在一片赞誉声中退休。葛量洪的任职经历不同凡响，原因主要在于他巧妙摆脱了各种困境。他妥善处理与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香港尽管发生了种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事件，却始终没有出现公开的敌对。葛量洪以娴熟的手法恢复了英国的统治，在英帝国面临民族主义压力、日益分崩离析的时刻，香港维持了政局稳定，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包容性。

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葛量洪都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香港未来的方向。杨慕琦爵士的民主改革计划被客气地打入冷宫，香港商界、殖民地当局与英国政府全都抱有一种可以理解、甚至值得称道的忧虑：不能动摇香港本来就不平稳的局面，这也是葛量洪的继任者在此后20多年里一直奉行的政策。

新任总督柏立基爵士性情平和，与他任内的香港局势颇为吻合。

金钱至上

柏立基

郭伯伟

直到1963年4月11日，英国下院才得以全面回顾战后的香港问题，议会辩论总结了英国对于这个殖民地的看法。虽然英国恢复管治香港已将近20年，仍有人想继续回避讨论香港问题，下院辩论因此差一点搁浅。杰里米·布雷博士是黎敦义的弟弟，他生于香港，是位博学而严肃的工党议员。他在准备发表辩论演说前被召到工党领袖办公室，办公室里不仅有哈罗德·威尔逊，还有掌玺大臣、未来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们告诉布雷，外交部和香港总督对下院公开辩论香港前途问题深感不安，要求他停止辩论。布雷设法说服希思，公开讨论不会危及这个殖民地的未来。布雷在下院发言时只字未提被召见之事，巧妙地以事实揭示了殖民地当局种种近乎偏执狂的做法及其与保守党密切的政治关系。(25)

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代表政府作答的不是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兹，而是自认从未到过这个殖民地的殖民地部常务次官奈杰尔·费舍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职位是费舍尔这位不合时宜地具有独立思想的政客所获得的最高职位，有野心的人是不会被放到这个特殊位置上的。辩论为时短暂，只允许进行一个半小时，提出的也都是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问题，诸如痛惜美国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强烈批评美国支持国民党的颠覆活动（这种声音来自保守党后座议员）；再度惋惜香港在民众代议制方面进展缓慢，对香港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极为不满（尽管注意到情况正在缓慢地改善）。1958年，柏立基爵士接替葛量洪爵士，他的政府平静地处理各种事务，避免发生冲突，稳定了对华关系。英国下院朝野双方很少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分歧，双方一致认为香港局势令人满意。香港医院病床数增加到1万张，所有7到14岁的学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香港的工业和人口计划也备受称赞。香港并非人们一度满怀希望地加以描绘的“东方的民主橱窗”，英国仍对这个“成就卓著的殖民地”感到骄傲。费舍尔热情地称道香港，“它的经历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他接着透露了个中内情：“我发现我一提到香港，就连财政部官员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

这种理想状态所以能够延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61到1971年担任财政司的郭伯伟爵士。在任内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郭伯伟爵士几乎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这个殖民地的财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表示：“除了伯吉斯（1958到1963年任布政司的克劳德·伯吉斯）之外，没有人能与郭伯伟爵士相比肩，他才智过人，长于辩论，能够推行自己的政策，拍板每一个开支项目。”(26)这位财政司先后效力于柏立基爵士（1958—1964年）和戴麟趾爵士（1964—1971年）两任总督，他的政策不仅得到两位总督的赞同，也受到商业界的热烈拥护。研究香港经济的阿尔文·拉布什卡教授认为，郭伯伟“富有才华，有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不能容忍夸夸其谈，原则性很强。假如他在英国国内担任类似职位，就连5分钟也干不成，因为他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只有在香港的宪政体制下，他才能够享有如此大的权力”。(27)郭伯伟爵士属于格拉斯敦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许可以称之为香港学派经济学家、坚定的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者。他推行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认为政治家和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这在当时的英国乃是异端学说），政治家也不必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政治家应当集中精力处理自己分内的事务。市场机制会自行调节经济的运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

郭伯伟的政策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对利润最大化的限制降低到最低限度，税率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公共开支也得到严格控制。尽管中美两国的贸易禁运依然存在，香港仍得以成为“格拉斯敦式的乐园”，“观察市场竞争的活生生的试验场”。郭伯伟的10年任期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月收入低于400港币（这一标准被视为绝对贫困线）的家庭从50%多下降到16%。虽然在1965年的恐慌时期，许多小银行破产，随即导致经济停顿、失望情绪弥漫，人们仍然可以说，香港已经从一个疲于应付难民潮、穷困潦倒的殖民地，发展成“一个稳定、日益繁荣的社会，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堪与发达国家相媲美”。(28)

20世纪60年代，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物嗤之以鼻。香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拉布什卡教授热情称道“这种纯粹的‘经济人’，他命名为‘香港人’”，宣称：“香港乃是幸福之地，英国却是悲伤之国。”(29)郭伯伟本人倒没有这么傲慢。像格拉斯敦一样，郭伯伟认为政府对于最不幸的人负有责任，他表示自己身为一个传统的苏格兰人，除非看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否则不愿意往外掏钱。他反对政府举债，尽管这对于香港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他反对政府举债的理由甚至在亚当·斯密时代都会被认为过时了。与此同时，他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反对被英国政府视为神圣的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他认为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境况较好的人，“不论我们对中等收入阶层采取何种政策，都不能因为分散了资源和精力，损害到我们继续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较低阶层提供住房的努力”。(30)

不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香港实实在在的成就多么满意，郭伯伟的政策并非毫无瑕疵。可以肯定，公共开支的评估应当体现一种更为精密复杂的成本—收益观念。例如，教育投入能够长远、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繁荣，医疗卫生开支能够产生多种复杂的经济作用，虽然并非每一种作用都能带来有益的财政效应。如果政府扶持教育或医疗卫生等有益的事业，在60年代增加贷款，肯定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收到可观的成效，投入的资金也很容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

此外，大力压缩行政部门支出，奖励开支最少的管理人员，只是一种预算控制方法。在现实的财政管理体制中，以成本为核心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出自有条不紊的计划。一个部门提供特定服务，要提供这些服务必须准备适当的开支计划。如果最终预算执行出现偏差，就必须做出解释，如果未能用完所拨付的资金，也应像预算超支一样做出解释。

但是，在香港的体制下，各个部门总是有大量经费赢余，却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

如此多的部门出现资金赢余，本应做出解释。例如，大学的预算资金使用率很低，1967—1968年度的资金使用率将近50%，1969—1970年度也仅有70%（虽然有种种限制，香港几乎完全靠公共资金筹建和维持了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迅速发展成一所声誉卓著的大学）。更严重的是，虽然当时肺结核仍然是引起极大关注的一种疾病，每年本就很少的医疗卫生预算仍然有富余。郭伯伟任期的最后几年，每年8900万港币的医疗预算资金竟然有25%以上的赢余。香港人均医疗费用只有1英镑多一点。不过，香港仍取得了长足发展，到1963年，平均每天有500名难民迁入永久性住房，死亡率和发病率也稳步下降。

郭伯伟爵士任职期间，香港有能力在不受白厅干预和控制的情况下自行管理财政事务，这对郭伯伟奉行的独立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香港历来被要求尽可能通过皇家代理商在英国进行政府采购，日后皇家代理商被揭露有重大违法乱纪行为，他们作为商业伙伴的信誉大打折扣，代理商采购体制遭到沉重打击。随着早先的帝国关税壁垒和各种限制的取消，香港市场向外国竞争者开放，限制香港当局以最优惠价格在市场上进行采购的限制也不复存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香港经济一片萧条，同样遭受重创的英国政府给予香港大量财政援助，英国政府得以直接控制香港的财政。香港经济复兴的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到1947年，香港虽然仍要求殖民地部批准更多的额外援助，但已无需伦敦提供津贴。1958年，这种限制也不复存在，财政司掌握了广泛的权力，包括可以无需白厅批准即可借贷。郭伯伟爵士只需偶尔征询一下伦敦的意见，保持这个殖民地以英镑结算的信贷平衡。

1967年11月，英国工党政府——他们没有采纳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面临严重经济危机，被迫宣布英镑贬值。这一举动导致香港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储蓄损失了4.5亿港元左右。用医疗卫生开支做个比较，即可说明香港此次损失程度之大，当时这个殖民地每年花在医疗卫生上的开支为4600万港元，也就是说，香港因英镑贬值遭受的损失大约相当于10年的医疗卫生开支。英镑区的其他独立国家也蒙受重大损失，为了劝说这些国家不要把财政余额由英镑兑换成其他更为安全的硬通货，英国政府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谈判达成了《巴塞尔协定》，保证维持英镑与美元的汇率。事实上，英国可以要求作为直辖殖民地的香港把英镑作为外汇储备货币。香港的外汇储备占英国海外英镑余额的23%，但英国政府仍同样向香港承诺维持英镑与美元汇率。5年后，香港政府摆脱了所有限制，立即明智地把外汇储备由英镑转化为多种货币。从这时起，香港已完全像独立国家那样处理自身财政事务。在一届工党政府执政时期，香港决意行使自身的自由权利，推行与英国政府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

左为保守党领袖希思，右为威尔逊。

戴麟趾

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重新执政。可以想见，下野的保守党政府会遭到诸多批评，尤其是保守党政府未能推动香港民主机制的发展。人们期望工党政府能够改弦更张，事实让人们的期望落空了。1963年辩论中表现出来的两党合作一直延续到1965年，兰金先生再度质问政府在香港建立“民选代表机制”方面有何计划。一位低级大臣艾丽妮·怀特夫人负责回答这个问题（工党政府仿效保守党的做法，把香港问题列为次要问题。当时殖民地部负责香港问题的是两位有才华的妇女艾丽妮·怀特和朱迪丝·哈特，她们之所以被降到这个位置，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当时的工党难以突破性别障碍）。怀特夫人谨慎地答复说：“扩大选举权的建议目前尚在研究之中，”“市政局将再增加4名非官守议员，其中两人将由选举产生……目前尚没有任何实行内部自治的计划。”在香港的民主化方面，这一次仍是总督采取主动行动。1964年，接替柏立基爵士的戴麟趾爵士提出，香港应该在民主代议制问题上有所进展。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可行性，因为地方政府“不同于全体居民之要求”。尽管在经济事务上鼓励采取审慎的政策，戴麟趾爵士却是较具改良意识的总督之一。就像之前的杨慕琦爵士一样，戴麟趾发现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阻碍重重。

问题被搁置起来，留待下一次辩论来解决。1967年2月，英国下院再次就香港民主化问题举行辩论。这是一次休会期辩论，令人奇怪地只进行了区区半个小时。国务大臣朱迪丝·哈特（像英国政府中其他许多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一样，哈特夫人“从未访问过这个殖民地”）在辩论中非常清楚地重申了自1951年“杨慕琦计划”被打入冷宫后，历届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沿袭的政策。哈特夫人并没有用这个殖民地没有要求推行改革作为遁词，而是公开阐述了当时和日后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

香港的地位完全不同于我们其他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完全是出于国际上的原因，香港迈向自治的稳步发展将引发诸多问题。鉴于香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不可能考虑实行通常意义上的自治，所以也不会考虑组成一个民选的立法局。

然而，香港仍然有可能在一个领域内取得进步，戴麟趾爵士任命的“地方政府改革工作组”——怀特夫人两年前曾经提到过这个组织——刚刚公布了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广泛重组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由选举产生的多数代表组成，现有殖民地政府维持不变。香港改革的一个特点是不慌不忙，直到1973年发表了一份白皮书之后，市政局的体制才有所变化，直到1992年，市政局大部分成员仍然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大跃进时期的游行队伍

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和公共交通加价

俄国和中国这两大共产党国家保留了各自国家革命前的许多特征。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非常像两个世纪之前奉行改良的皇帝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宏大的变革计划，鼓舞中国人民忠实地加以执行。先是1956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之后是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又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些运动的进程中，毛泽东神一般绝无错误的传奇破灭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战略上，中国与苏维埃俄国日益疏远。中国对外政策已经从咄咄逼人的姿态——毛泽东曾经考虑用武力收回台湾，让他的苏维埃盟友大为惊恐——转向寻求与西方和解。这一转变花了10年时间，期间丧失了许多机会，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大跃进”是毛泽东推行的一项疯狂的计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一场“技术革命，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赶超英国”。中国兴建了许多巨大灌溉工程，把几乎全部农业人口合并为26，000个公社。浮夸的言辞代替了合理的管理，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有两千万人死于饥饿，到1963年，全部死亡人口的一半是10岁以下儿童。之后5年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时期，再加上中国人的灵巧和勤劳，中国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复过来。毛泽东随即又使中国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充斥着迫害、恐怖和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恣意破坏。1000万年轻狂热的“红卫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行，高呼赞颂毛泽东的口号，大破所谓的“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和旧习惯，正是这些过去的东西造就了中国的伟大文明。1971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破坏活动渐渐减少，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中国浪费了整整10年光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首先波及到澳门，无法无天的红卫兵遭到葡萄牙军队开枪射击。香港受到的冲击没有那么大，应对的方式也比较平和。1966年4月，一些人抗议天星小轮公司提高船票价格（这种抗议毫无道理，因为上涨的只是头等舱的价格），一位疯狂的年轻人绝食示威，由此引发了九龙的骚乱。开始时，只有一些年轻人自发举行示威，按照亨利·莱斯布里奇的描述，这些年轻人“使人联想起儿童的打仗游戏……队伍歪七扭八，像舞狮队……男孩们又是笑又是扮鬼脸，一个劲地炫耀”。之后，嬉戏变成颇具破坏性的抢劫和纵火。一个成年暴徒被警察开枪打死。(31)

骚乱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轮渡费上涨，骚乱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和普遍的厌倦感。香港社区设施严重不足，街头巷尾成为社会交往的中心。青年人住在过分拥挤的廉价公寓小房间里，很容易参与街头骚乱。有犯罪倾向者更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享有特权、生活舒适的殖民地权威人士缺乏想像力，未能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并非只有香港才如此失败，与同一时期的美国城市骚乱相比，天星小轮骚动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在于，考虑到香港的环境——传统上平稳安定，却始终深切意识到自身与可能发生革命的中国为邻——平民的不满将导致更大的麻烦。

1966年骚乱

立法局和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即现在的杜叶锡恩夫人），竭尽全力让人们注意到贫困的真正原因。30多年来，杜叶锡恩夫人一直是香港自由派舆论的杰出代表。她出身于英国泰恩塞德一个工人家庭，1949年来到中国，1951年作为不支薪的“信仰传教士”来到香港。在学校工作期间，她亲身体验到官员的腐败（“那时到处充斥着腐败”(32)）、玩忽职守和无情的冷漠。她曾写信给教育署助理署长申诉政府教育投资不足，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已经给社会下层建造了住房。难道你还期望我们为他们提供教育？”叶锡恩女士列举了许多腐败的现状，尤其是在警界，但她的努力付诸东流。布政司（当时是祈济时）“不愿倾听任何能使他了解真相的事情，他本人在香港的任期很短”。叶锡恩女士的申诉使她受到了何瑾爵士（香港正按察司）以及香港警署律师D.J.R.威尔科克斯（1965年任香港检察官）的攻击。这两位官员指责叶锡恩女士为示威者“煽风点火”，“毫无证据”地指控警方。奈杰尔·卡梅隆认为，调查结果无异于“非常糟糕的连篇废话”：

这次调查指责叶锡恩女士，何瑾爵士宣布（因为他无法以任何合法的手段来审讯）她将受到“公众舆论的审判，将受到所有正直人士的指责和批判，这些人士相信无辜者不会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的玷污，相信率直和公正地处理人际事务的原则”。(33)

第二年的暴乱组织更严密，持续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在北京，红卫兵烧毁了英国公使馆，在伦敦，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用斧头袭击警察。在香港，毛泽东的年轻信徒在胸前紧握毛的红宝书，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包围了只有少数英国士兵把守的总督府。共产党拥有的建筑外贴满反英标语，中国银行的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反英口号。戴维·博纳维亚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红卫兵在总督府墙上张贴大字报

在今日的香港，萨姆塞特·毛姆的世界与毛泽东的世界发生了直接碰撞，双方都没有占得上风。太阳还远未落山，叫喊声和喧嚣声就已经平息，总的来说双方打成平手，但局势对毛姆一方有利。总督府的大门半开着，有链条拴住。大门内有一张桌子，用来接收请愿书。附近停车场的计费器罩上了罩子，警方新设立的标志牌上写着“停车场专供请愿者使用”……示威者高唱雄壮的文化大革命歌曲，不断重复呼喊口号。有时，不同的派别唱起不同的歌曲，与绝大多数人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极不协调，显得十分刺耳……警方设置了警戒线，阻止其他人加入示威队伍。示威组织者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到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再也说不出话来。黑色轿车里闷热难当，反迫害委员会成员接连中暑……最终，警戒线撤除了，示威者把热得烫手的指挥车推到一边……中午时分，示威者匆匆离去，一个小时后他们又卷土重来，继续有节奏地高呼口号，直到下午五点才四散回家。惟一的受害者是总督的宠物卷毛狮子狗，它被激得狂吠不已，只好把它从现场拖走。大门上的标语都被撕下来扔掉。(34)

手持红宝书的人群在总督府前示威

更严重的是，在骚乱持续的整个夏天，有人在各处放置了上千枚炸弹，炸死15人，其中包括一些儿童，更多的人受伤。为应对这种局面，殖民地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们的反应慎重而坚定。示威人群被驱散，轻音乐盖住了中国银行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喧嚣声。在边界附近，一些警察被红卫兵打死，当局动用军队镇压骚乱，除此之外，军队没有进一步卷入。警方显示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虽然有10名警察丧生，更多警察受伤，警方仍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克制态度，“香港在大动荡中没有低头屈服，更没有崩溃。总督戴麟趾爵士在战争期间曾在敌后开展活动，因作战勇敢荣获十字勋章。现在他依旧泰然自若地在粉岭打高尔夫，板球运动员也继续照惯例在中环进行比赛”。(35)

戴麟趾爵士为人沉着镇定，这当然有助于稳定人心，他正是在危急时刻担当这个殖民地总督的最佳人选。戴麟趾是第一位没有在战前的英帝国有过任职经历的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1930年就进入殖民地工作，戴麟趾爵士1938年才从剑桥大学毕业，被派往远离帝国核心的所罗门群岛。在困难时期，总督需要的正是直爽乃至粗暴的作风以及相当出色的敏锐。倘若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愿意支持当局，那么不论香港政府采取多么妥善的应对措施也不会奏效。同样，如果中国决意给予示威者实质性支持，事情也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多数人因为平静生活被打断而苦恼，对事态进展不表态。在去年的骚乱中，街坊会领导人保持沉默，这一次却急忙表态支持总督，因此受到奖励，被邀请出席游园会。中国当局的支持主要是口头上的，只提供了少量资金援助。

排队等待取水的长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

红卫兵已在广东夺权，他们积极支持香港的闹事者，北京政府反应十分谨慎。中国当局并没有使出最厉害的手段，即直接切断香港的食品和淡水供应。单单是切断供水就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因为自1963年以后这个殖民地供水严重不足，香港自身的水源远远不能满足直线上升的需求。香港的住户每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街上的公用水龙头每天通水一到两小时，人们排长队才能得到很少的一点水。船湾正在兴建一座新的大型水库，若要满足这个殖民地的用水需求，显然必须从大陆引水。经过谈判，大陆向香港大量送水，数量达到每年10亿加仑，一旦送水量减少哪怕一会儿，香港必将陷入瘫痪。中国不愿意这样做，这表明香港和澳门的示威都是局部的和自发的，也表明示威并非北京执行的政策所致。可以肯定的是，当葡萄牙人提出从澳门全部撤出时，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说明北京打算让澳门和香港维持现状。

对于香港发生的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工党政府的反应与保守党人可能做出的反应毫无二致。在这个殖民地的中国官员确实卷入了这些事件，但英国不会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警方和总督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和工党议员罗伯特·马克斯韦尔都提出了香港的选举改革问题，也依旧像以往一样遭到否决。

对于香港来说，1971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被视为标志着香港开始了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现代史。麦理浩爵士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总督，夏鼎基取代郭伯伟爵士。美国终于放弃支持台湾，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中国停止了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地位。这一段极为有趣的历史时期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这个时期开始于尼克松的总统选举。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执行撤出越南的政策，一年后美国如期从越南撤军。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显露出谋求变化的迹象。哈罗德·威尔逊写道：“从外交函电中我们满怀兴趣地注意到英中两国关系正在改善。关系的改善还仅仅停留在姿态上，但北京做出这些姿态并非偶然。”(36)中国还做出其他一些“姿态”，如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捎口信，提出双方举行会谈无疑是有益的，接着又在1971年4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中国发出的暗示得到正确的解读，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正式会谈铺平了道路。同月，美国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2月访问中国。

长久以来，支持台湾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如今这种支持正日渐削弱。1971年10月，美国发起的保留台湾联合国席位的动议遭到否决，时隔2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准加入联合国，并获得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美国政府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尼克松成功访问中国，1972年2月28日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这次访问达到高潮。尼克松总统宣布：“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无疑改变了香港的形势，《上海公报》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既然美国都同意自己的保护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历来被视为“殖民地”、进而被视为一个不幸和时代错误的香港，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上海公报》发表仅仅5天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把香港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黄华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37)

英国本来希望由外交部出面反对中国的立场，进而提出英国一贯坚持的另一种观点，即香港是一个直辖殖民地，是英国通过130年前的条约获得的属地，新界也是英国通过日后的协定获得的，租约到期后需要举行进一步谈判。但是，首相爱德华·希思和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接受了中国的请求。英国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不言而喻。几天后，3月13日，英中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在伦敦和北京建立大使馆，双方一致同意奉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英中建交是双方20年谈判的顶峰，再加上英国默认把香港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中除去，无不表明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希思先生和亚历克爵士都曾是1957年保守党政府的成员，应该清楚当时劳埃德和麦克米伦与美国达成的秘密协定。很难相信，1972年春英美之间没有举行过类似会谈。1974年保守党大选失败后，希思未能连任首相，但仍然与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说话常常比英国政府大臣更管用。1974年，希思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确认香港肯定将在1997年归还中国。他的这一声明被视为权威性的表态，十分清楚地表明英中双方此前就已经达成某种谅解。(38)

希思

不管双方达成了何种解决方案，英国政府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多少牌可打。英国再也不可能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来保卫香港，实际上这样做毫无意义。1967年的骚乱表明，中国只要切断供应，就可以很容易地收回这个地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中国只需开放大陆与香港的边界就能够达到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职人员简洁地评论说：“他们只需送200万人过来……我们就得和这个地方吻别了。”(39)人们对英国政府有一种尖锐的批评意见，英国政府同意在未来某个时刻归还香港，很少关注香港居民的福利。英国的首要目标是对华贸易，政府积极拓展对华贸易。英国热切地向中国兜售军用和民用飞机、机械设备和计算机，英国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大型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展览会，双方贸易代表团频繁互访，对华出口限制也放宽了。当时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彼得·沃尔克写道：“显然，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成为我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贸易伙伴。”事实表明这个目标可望不可及。英国向中国出口了一些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出售的35架三叉戟飞机。像上一个世纪一样，中国仍然令英国出口商大失所望。经过5年努力，到1977年，中国进口英国产品的价值仍然低于韩国或巴基斯坦。若与过去的比较对象荷兰相比，英国对华出口额仅为对荷出口额的3%。

为了追求对华贸易这个难以把握的目标，香港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即使有人怀疑英国只愿对殖民地的未来承担十分有限的责任，1971年的《移民法》也将打消这种怀疑。这项法律把英国的居留权限定为下列人士：“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出生、收养、归化或者登记的公民，或是这些人的子女或孙子女……或是已在英国连续居住5年以上者……有权居留者即为‘英国属土公民’。”(40)按照这项法律，有超过300万香港华人属于英国公民（其余的人因为从未进行登记，被视为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公民，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所有香港华人均为中国公民），但只有极少数香港华人有资格成为英国属土公民，没有这种资格的那些人被告之不得寻求在英国避难。从那时起，香港不再被视为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领地，从而为英国最终不可避免的撤离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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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尔布雷斯：《我们时代的生活》（J.K.Galbraith，ALifein Our Times），第258页；塔齐曼，前引书，第67页以下。迈尔斯：《美国右翼的漫长旅程》（Miles，The Odyssey of the American Right）。美国国务院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一种良好的想像，他们认为这个党“稳步寻求发展民主，迈向英国那样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难以得到客观形势的证明。

(2)英国内阁档案（CAB128/16），1949年8月29日，引自曾锐生前引书，第105页。

(3)《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9页。

(4)葛量洪，前引书，第115页，帕顿：《香港何民华会督的生平与时代》（D.M.Paton，The Life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第188页。

(5)前引电台访谈记录，罗兹图书馆。葛量洪告诉美国听众，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职员人数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伦敦除外（H.F.Armstrong Papers，Princeton）。

(6)杜威：《远东太平洋之旅》（T.Dewey，Journeyto the Far Pacific），第147—159页。1931年，胡志明在香港获得避难权，并成功地摆脱法国的引渡要求，杜威更有理由对英国人关于法律管制下的自由的观点感到恼怒。另一位美国人吉恩·格利森对香港的法治有更深刻的印象：“15，000名英国人如何管治这个地方——站在大街上随意四顾，就能发现英国人确实在管治香港；（英国人）专横地、有效地、强有力地、往往是刻板地实施管治，从来无需披上大众统治的伪装，但始终有严格的司法。”不过，他悲伤地补充说：“如果他们能够再稍微可爱一点，那该有多好。”（Gleason，Hong Kong）

(7)葛量洪，前引书，第162—163页；另见利里：《飞机与反共分子》，载《中国季刊》（W. M.Leary，‘Aircraftand Anti‐Communists’，in China Quarterly），1972年12月，第52卷。

(8)《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年，第九卷，第70页注释2。

(9)前引电台访谈记录，罗兹图书馆。

(10)英国内阁档案，1956年3月（CAB13，March195622（ii）and Cm41（55），Item3）。

(11)加尔布雷斯：《我们时代的生活》，第419页。

(12)科尔维尔：《权力的边缘》（J.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第二卷，第350—351页。

(13)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七卷，第1015—1016页。

(14)同上，第1224页。

(15)这一资料取自马克·罗伯蒂（Mark Roberti）发表在1992年4月12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另见霍恩：《麦克米伦》（A.Horne，Macmil‐lan），第二卷，第56页。

(16)关于肖克罗斯的讲话，请见波特：《英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兴起》（B.Porter，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第120页以下；关于走私者，请见葛量洪前引书，罗兹图书馆藏电台访谈记录。

(17)迪克·威尔逊，前引书。

(18)引自金前引书，第四卷，第352页。

(19)钱多斯勋爵（奥利弗·利特尔顿）：《回忆录》（Lord Chandos（Oliver Lyttelton），Memoirs），第375页。

(20)葛量洪，前引书，第159。

(21)《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第9页。

(22)葛量洪，前引书，第158

(23)葛量洪：《关于九龙骚动的报告》（‘Reporton the Riotsin Kowloon’），1956年12月23日。

(24)桑顿是老派的工党议员，他13岁就开始工作，为改善工人的状况不懈努力，他于1992年去世。

(25)直到25年之后，布雷博士才在1988年1月24日的下院辩论中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26)请见拉布斯卡：《物有所值》（A.Rabushka，Valuefor Money），第55页。

(27)拉布斯卡：《香港：一项关于经济自由的研究》（A.Rabushka，Hong Kong：AStudy in Economic Freedom），第42页。

(28)《1971年香港年度报告》（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2页。

(29)拉布斯卡：《香港：一项关于经济自由的研究》，第83页。

(30)拉布斯卡：《物有所值》，第88—91页。

(31)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Hong Kong），第57页。

(32)埃利奥特：《正义的十字军》（E.Elliot，Crusadefor Justice），此处的叙述和引文均引自该书。

(33)卡梅隆：《插图香港史》（N.Cameron，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第310页。

(34)博纳维亚：《香港：最后的殖民地》（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35)博纳维亚：《香港：最后的殖民地》（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36)威尔逊：《1964—1970年工党政府》（H.Wilson，The Labour Government1964—1970），第989页。

(37)引自拉弗蒂：《岩石上的城市》（K.Rafferty，Cityon the Rocks），第382页。

(38)帕特里基夫：《霉变的珍珠》（F.Patrikeeff，Mouldering Pearl），第127页。

(39)卫奕信，前引书，第197页。

(40)皇家文书局，1976年，第11、12页。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1)

麦理浩走马上任

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称作郭伯伟时代，即经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的时代，那么70年代就是麦理浩时代，公共开支迅速增加，中央计划有所加强的时代。像大多数实用的概括一样，上述说法并不绝对。不可否认的是，1972年以后，一个新香港正在崛起，这个殖民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郭伯伟政策的指导下，香港社会日益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充分地扩展到整个社会。20世纪80年代，伦敦人早已见惯了年轻人在地铁站乞讨和睡在纸板箱里的场景已是司空见惯，但在70年代，人们从心理上抵触这种自由放任经济的产物。1971年的香港被描述成“一个冷酷的社会，穷人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政府深信整个殖民地的经济繁荣最终必将向下渗透，泽被最贫穷的人，因此有意识地推行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1)但是，泽被社会底层所花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在殖民统治接近预定尾声的时候。戴麟趾爵士属于十分传统的殖民地总督，其人瑕瑜互见。麦理浩爵士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肩负着大为不同的使命，即逐步摆脱殖民地传统，使香港朝着更为平等的社会迈进。他还必须牢记1997年的回归日益临近，以及由此而来的棘手敏感的谈判。英国将来必定不是以交还一个殖民地的方式归还香港，而是尽最大可能在适宜的范围内使之近乎一个独立国家，移交的条件要能为原先的主人增光。

外交部和殖民地官员往往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点与19世纪时没有什么两样。流行的观点认为，外交部官员多为年轻而优雅的伊顿公学毕业生，能为欧洲各地的沙龙增光添彩，殖民地官员类似于在远离尘世的丛林地区身着卡其布衣服、抽着烟斗的地方官。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张，却道出了一些实情。两个部门向各自属下灌输不同的观念，外交部负责在境外代表英国政府（正如一位17世纪的愤世嫉俗者所说，大使就是为了本国利益被派到国外撒谎的人），殖民地官员逐渐认为自己更多地是代表各自的领地，他们致力于维护领地的利益，有时是非常热切地反对（或者说尤其针对）帝国政府。1968年，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合并（当时更名为“联邦关系事务部”），现有官员的不同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历届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爵士、尤德爵士和卫奕信爵士这三位来自外交部门的人担任香港总督，表明总督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照看香港，而是与北京打交道。在英国政府看来，任何有可能“本地化”，对香港的利益表现出过分热情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麦理浩

1971年11月，麦理浩走马上任。殖民地总督在理论上拥有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所受的限制相当大。倘若总督为人干练，性格百折不挠，尤其是能够与大多数高级同僚志同道合，又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就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麦理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具备发挥重大影响所需的全部素质。他此前曾有过在华经历，战后曾担任驻汉口领事。1963年，他在香港担任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顾问，1967—1969年的危机时期，他是英国驻西贡大使。此外，他还在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担任过多种职务，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到1967年担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书，先后效力于迈克尔·斯图尔特和乔治·布朗两位外交大臣。布朗才华横溢，但为人难以捉摸、不够审慎，能够应付这样的人，对于日后麦理浩挑起西贡和香港的重担，无疑是个有益的准备。

尽管政策导向不断变化，香港接连数位干练的财政司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从20世纪30年代到1991年，香港先后仅有4位财政司，他们全都十分称职，而同期辅政司之职八度易人。郭伯伟与夏鼎基两任财政司之间的间隔时间长达20年，夏鼎基爵士就任布政司——这是辅政司一职的新名称，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时候，麦理浩已经获得了推行新政策所需的全部支持。麦理浩还得到白厅的支持，爱德华·希思、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等历届政府实行普遍开明的社会政策，助了麦理浩一臂之力。

新秩序与其说反映了政治变革，不如说反映出社会的变迁。英国政府依然不肯在香港实行广泛的代议制，香港也没有出现多少渴望这种变革的迹象。变化确实出现了——我将在下一章描述这种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政府在公共关系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以求彻底改变香港的公众形象。香港迅速从一个直辖殖民地转变为附属殖民地，即使这不一定符合香港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中英两国政府的愿望。中美两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变革的推进。香港摆脱了贸易禁运，有理由相信会有更繁荣的未来。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新总督打算实行变革：

麦理浩立即着手解除大量的闲职冗官。从总督府到立法局会议厅的这段不长的路程，他不坐总督的轿车，宁愿步行前去开会。这位新总督穿着短袖开领衬衫，定期步行穿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他平易近人的特性很快就家喻户晓了。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里终于迎来了一位属于人民的总督。这本身就是对殖民体制的巨大冲击。(3)

居民在拥挤狭小的徙置屋的走廊里做饭

麦理浩视察东区

右翼政治家对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情有独钟，坚持认为不能用“烧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烧钱”是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它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要解决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投入大量财力，而且要更为合理地加以运用。麦理浩爵士领导的香港政府正是这么做的。社会开支理所当然地增加了（到此时为止，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同时确实没有能力为不断涌入的难民——1971年前的10年间，香港人口从3，133，131人增加到4，064，400人——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前一个时期紧缩的预算保证政府有充足的资金来源。《1971年香港年报》是麦理浩上任后发布的第一份年度报告，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文件，几乎就是一篇变革的宣言书，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使70年代成为香港的“黄金时代”。这份报告在官方出版物惯常的温和与刻板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报告首先对前任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敬意，接着指明了有待发展的领域：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最重要的住房问题，“住房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服务领域，它是解决医疗卫生、行为准则、家庭和睦、社区精神、劳动力配置以及通讯需求等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4)

香港人的住房条件极其恶劣。许多寮屋居民得到重新安置，但居住条件仅仅达到最起码的标准。一套标准大单元房就像一只混凝土盒子，面积为120平方英尺，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原先设计供5名成年人居住，实际居住者常常超过此数。一层楼要住500多人，“只有一间卫生间，没有洗手池，只有水龙头和男女分开的公用厕所”。(5)报告认为寮屋区的生活环境更卫生，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至少还有50万人住在这种饼干筒一样铺着席子的简陋房屋。1971年报告没有多少根据地声称，这些徙置房屋“按照目前的标准完全能够为住户所接受”，同时也承认建造更多更好的住房已是势在必行。

报告的整个回顾部分表明政府打算推行激进改革。报告对于“迅速恶化的环境状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市政局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某些工业部门、农场经营者以及其他因为自私或固执而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的人，即污染就像某人的过失会影响到其他人一样，既有害健康又代价高昂，既可以避免，也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报告虽然有所保留，仍对何瑾爵士等文职官员提出的批评持欢迎态度，这更加突显出政府的新姿态：

有空闲时间帮助他人向当局申诉的年轻人……有时可能受到傲慢之心的驱使去支持极端的抗议行动，但他们通常是真诚的。如果人们的言语少一点恩赐的意味，就会满意地注意到，种种迹象表明，众多青年男女对社会有了更多的参与感，他们与少年罪犯截然不同。毫不奇怪，这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始终伴随着对政府体制的日益加强的兴趣和批评。年轻的一代人如同所有都市化社会的青年人一样，已经摆脱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生活以家庭、尤其是家族为中心，“政府”乃是一个遥不可及、非人格化的实体，其统治方式从本质上说是难以把握的。

这些鼓舞人心的言辞的的确确是出自香港政府的官方出版物。

新政策迅速贯彻实施。香港很快建立起更有效的预算体制，各部门负责人更加务实地评估本部门所需的资金，不再因为开支少而得到赞扬。1972－1973年度是麦理浩任职的第一年，教育和社会服务部门多年来首次成功用完了所有预算经费，而且还略有超支，这种状况显然更为合理。

1970到1972年，政府总开支增长了50%多，此后继续稳步增长。例如，1992年前的5年间，政府开支增长一倍多，实际年均增长率接近6%。1992年，除社会保险和经济开支外，所有政府公共开支项目，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住房、环境、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服务，达到人均1000英镑以上，这种状况与郭伯伟年代的节俭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样一种计划势必招致许多反对，一位愤愤不平的官员埋怨道：“菲利浦（夏鼎基）真是昏了头……土地拍卖的收入猛增，他就一个劲地花钱、花钱、花钱。没有任何权威人士出面阻止他。”(6)有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方面的例子有香港科技大学的超支、地铁投资巨大、新文化中心片面追求美观等等，但增加开支并不是惊慌失措地应对难以忍受的状况。计划的目标是取得巨大的、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实际完成的部分而言，包括重建道路交通体系，重新安置一半的人口，提供满意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在很短时间里完成。行政机构需要引入新的技能，现行办事程序也有明显改进。

新市镇

香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节奏推进重建，复杂的重建工作必须进行长期的规划研究。这项工作在麦理浩时期就已经开始着手，通常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见到成效。新市镇规划就是一个例子。1972年时，整个郊区人口大约有50万人，主要集中在较老的、迅速衰败的荃湾和葵涌地区，1957年的骚乱就是从这个地区兴起的。按照新发展规划，要沿海岸建立一系列卫星城，从东部的大埔和沙田一直到与中国边境毗邻的上水和粉岭。到1991年，已有200多万人住进了这些新居民区。与这项成就相比，人口10倍于香港的英国在战后实行清除贫民窟计划，花了同样多时间重新安置了300万人。一些香港新市镇规模巨大，远远超过英国新建市镇。例如，按照计划，沙田的人口将从1991年的57万增加到70万人。沙田离九龙商业区只有5英里，几乎不需要独立城市所必须具备的设施。与其说它是一个市郊住宅区，不如说是配备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一座跑马场、一家精致的博物馆和一座大音乐厅的社区。如今的荃湾规模更大，人口超过70万人。由于居民流向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地区，荃湾的人口正逐渐减少。

人员流动意味着香港居民需要多次搬迁。1973年，当局着手实施新市镇建设全面规划，这项规划切实可行地考虑了交通状况。香港地形陡峭，地域包括大陆地区和众多岛屿，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给人员流动带来特殊困难。香港的公路网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公共交通车辆平均每天运营700多万车次，更不必说还有20多万辆私家车。广九电气化铁路和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很多关于香港的统计资料收录了这方面的最高记录）把两个市中心与各个新兴市镇联系起来。1980年，连接中环与九龙的地铁开通，这条地铁是两个因素融合的产物：一方面是香港对私人企业的偏好，另一方面，倘若没有公共资金的注入，要建成这样一个地铁网络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实表明，对于公众的钱包来说，它并非一条廉价的地铁。在竣工前的最后3年中，政府投入的公共资金将近100亿港元。但是，在乘坐过纽约或伦敦地铁的人看来，香港地铁宛如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清洁、宁静、可靠。

香港在其他领域“烧钱”，也收到了令人瞩目的效果。相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而言，香港似乎已成为一个乌托邦，就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成百万美国人或许会希望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没有任何人会因为囊中羞涩而享受不到完备的医疗服务。香港医院收费历来低廉，这表明公共基金划拨出巨额补贴。公立医院的普通病房每天收费仅为4.37美元（这一收费金额是换算成美元的，而且必须考虑到香港的日平均工资为25美元左右）。这一收费包括从伙食、药品、检查到外科手术和其他各种必需的治疗费用，“对于经济困难的病人，收费标准还可以降低或免费……普通门诊诊所的门诊费为2.3美元，专科诊所为3.56美元……老年人或精神病日间护理中心以及上门巡诊的收费为3.43美元。如果证明有正当理由，这些费用也可以蠲免。普通门诊诊所的注射和敷料费是90美分，而家庭预约诊所和美沙酮医疗中心的上门巡诊费始终是13美分……妇幼保健院、结核病和胸科诊所、性病诊所、急诊部一直是免费的”。(7)

像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一样，香港的医疗卫生制度也未能免遭批评。《香港评论》很快就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提出了批评，这份刊物拥有一批与政府没有任何瓜葛的优秀撰稿人，从民间的视角审视香港，对官方的自鸣得意起到了可贵的矫正作用。伍永强博士在1989年的《香港评论》中指出：“由于强调公共医疗的范围……医疗和卫生服务实质上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时期的水平”，“僵化的政府及官僚体制已经逐渐适应”，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到第二年，他写道：“经过多年延宕和低效的官僚主义之后……这一体制……始终徘徊在危机的边缘。”(8)如果伍博士的不满确有其事，那么英国的医疗服务体制至少也应该受到批评。医疗卫生事业无法像市镇规划那样进行周密的设计，即使是态度认真也不可行。在香港，医疗卫生体制“初现端倪”，服务质量时好时坏。香港的高科技专业医疗不如美国和英国那样普及，但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统计数字反映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普遍满意程度。在这两项指标上，香港都要好于美英两国。实际上，任何一项统计数据都无法充分反映出免费、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安全感。

不论香港的医疗卫生体制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最令人称奇的进步是教育领域。直到1971年这个关键年份，政府才完全实现了普遍初等教育。20年之后，香港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超过130万人，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开支超过200亿港元，占年度经常性开支的84%。1981年，5%的适龄人群在大学或工业学校学习，1991年这一数字达到18%，计划在1994－1995年度达到25%。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很难实现，除非对相应标准做出调整，尤其是师资队伍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流失。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像英国最好的大学那样属于研究型大学，除一些特殊领域外，香港高等院校集中于本科教学。大学毕业生往往赴海外完成研究生学业。相形之下，单纯地扩大本科教学要比同时把研究设施提升到与本科教学相当的公认水平容易得多。

香港人对待考试热情十足，这种热情类似于中国人追求能够带来显赫地位的知识的传统。这种体制竞争激烈，要求严格，学生能够达到很高水平，却扼杀了更具创造性和思辩性的思维。香港学生多半毕恭毕敬，不像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批判性地探讨问题。一旦通过了考试体制，许多大学生都设法到国外进一步深造，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所受教育是用英语授课的（香港中文大学除外），毕业生比较容易在研究条件更好的英语国家大学里站稳脚跟。其实，不仅香港是这样，就连法国巴斯德学院也承认英语是目前科学研究的通用语言。1991年，有18，425名香港学生前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深造（进入美国大学的学生多是攻读本科课程，美国大学的入学标准往往低于英联邦国家）。说汉语的学生往往去台湾而不是大陆，前往台湾的学生人数相当多。1989年，大约有5000人进入台湾的大学，只有82人选择了大陆的大学。

香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轻松进入英语国家，他们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现实财富，从长远看潜力更大。人们开始关注学生学成后不愿返回香港的问题。行政部门规定必须掌握普通话才能获得提升，这会削弱香港的国际化特色。但是，香港年轻人当中，一些最活跃的人在世界各地摆脱了考试的压制，海外经历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肯定能够抵消上述缺憾。

香港政府取得的不容置疑的第三项成就是为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大量能够买得起的住房。起初，政府努力为蜂拥而至的战后难民提供起码的住处，之后逐渐形成了一项新计划，即建设和维护条件尚可的公屋。新政策在戴麟趾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1964和1965年的《香港白皮书》都阐述了新政策的要点。直到人们开始认识到，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966年骚乱中突然迸发出来的不满情绪，当局才加快兴建住房的步伐。第一步是淘汰1954年后修建的街区，这些街区已经完全不适合居住。由于香港独特的地势，合适的建筑用地奇缺，住房建设困难重重，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围海造地。最初的计划完成之后，1986年开始了另一项工程，计划提供115万套住宅，其中50万套已经竣工交付使用，其余住宅中有40万套将属于公共部门，可以安置将近300万人。新建住宅都有大量补贴，既可用于出售，也可以出租，目的是以占家庭平均收入7%的价格为人们提供住所。新公寓的租金为每月每平方英尺35美分，也可以以25，000美元以上的价格购买，这一点确实非常值得称道。不过，正如黎敦义所说，“我们常常凭借统计数据来显示我们有多么繁荣，往往忽略了大多数人住的仍是一居室”。(9)直到此时，香港仍有大约288，000人住在条件十分糟糕的临时住所里。

笼民

这些人当中处境最悲惨的，还不是睡在天星小轮公司终点站纸板箱里的那些人，而是旺角的“笼民”。他们没有家庭，惟一的生活来源是养老金，所谓的家仅有一张床大小，四周以铁丝网围起来，以保护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每20个人才有一个公用厕所和浴室。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说是建立起防止绝对贫困和饥饿的安全网，服务对象也十分有限。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能够获得2500美元左右的最低收入保障。如果老人有家庭，这笔收入足够了；部分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人口正在迅速地步入老龄化，老年人和鳏寡孤独者处境艰难。(10)倘若不是有各种渠道的非政府资金的帮助，他们的生存状况会更加糟糕。非政府资金有许多是香港公益金出面筹集的，每年为慈善事业募集的资金大约有1500万美元。长久以来，行善得报一直是华人的传统。行善者同样应该得到正式的承认，通过颁发奖状、奖章，开辟纪念室来表彰捐赠人，最大方的做法是修建一座纪念捐献者的建筑物。这与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的皮博迪大楼和卡内基图书馆（都是由美国人提供资金的）为地方政府寒碜的设施增色不少。

维多利亚港的填海造地，不同颜色标出了不同年代完成的填海造地工程。

名列慈善捐赠名单榜首的是“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赛马下注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赌博（虽然非法的麻将赌博非常公开地四处盛行），广东人极为狂热地企求好运，再加上英国人也并不厌恶赛马，因此，香港赛马场——吉卜林称之为“漂亮的7弗隆(11)小赛马场”——及其附属设施的赌博收入每年达数十亿元。这笔收入大部分流入政府的金库。1991年，香港赛马会上缴了大约5亿英镑（香港政府12亿英镑的“境内收入”大部分来自赌博，这笔收入约占整个政府财政收入的15%）。在纳税和留足准备金之后，马会的所有利润全都用于慈善事业。这笔款项数额巨大，1991年时总计约有8000万英镑，折合11.04亿港元。(12)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笔钱可以绰绰有余地支付上年公共社会保障体制的全部费用（9.84亿港元）。分配这些资金是马会董事局的一项正式职责，董事局并非选举产生的机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没有任何责任，只对马会会员负责。实际上，这些极有责任感、非常严肃的绅士与政府密切合作，使捐助得到恰当和卓有成效的使用。例如，皇家香港赛马会不但为香港科技大学提供资金，还管理其工程。不过，如此大规模地资助公共事业是否合适，尚有争议。意味深长的是，政府历来羞于让人注意到马会捐助。《1992年香港年报》索引中没有马会的条目，有关章节甚至只字未提马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虽然马会的资助金额远远超过政府在全部教育领域的基本建设费用（4.37亿港元）。

麦理浩爵士的政府不仅取得了稳步进展，还做了一些表面的调整。20世纪70、80年代，政府聘请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健时公司就机构重组提出建议。该公司花费的大量研究经费意味着他们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这些建议很多已经在香港付诸实施。辅政司更名为布政司，华民政务司也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代之以民政司(13)。（机构更名直到1973年才完成，这反映出以往殖民地传统的惯性。在一个华人占总人口98%的社会，本应早就觉察到这一名称是极不恰当的。）总督、布政司和财政司三巨头掌握行政权，只有宗主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香港宪章》才对他们有一些松散的限制。数位司级官员直接向他们三人负责，司级官员各负责一到数个行政部门，他们的角色非常近似于那些向公司执行董事会负责的分公司经理。以此类推，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身份与股东相仿，他们有时候提供帮助，有时惹麻烦，大多数时候参与不了决策。

历年的政府年报提供了比较正式的界定，行政局“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于内阁在威斯敏斯特体制中的作用”。这种说法需要附加种种限定条件，不然听起来像是张口就来的谎言。行政局15名议员中，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和驻港英军总司令等5人因为其职位成为当然官守议员，其余议员均由总督任命，他们都是显赫而忙碌的人士。1992年的行政局议员包括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香港大学校长以及英国上院议员、太古集团董事邓莲如女男爵。只有一位议员掌管行政部门，这就是铨叙司屈珩先生。(14)这些议员根本不可能像英国内阁大臣那样在内阁和众多内阁委员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同样，较之几乎是独断专行的英国内阁，行政局议员的权力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资金分配先由当然官守议员与司级首长协商后确定，再作为既成事实提交行政局。在其他事务上，行政局也没有多少机会进行干预：

通常，行政局会收到一份经过商议的建议，以及对该建议的基本理由的详细说明。行政局可以质疑、变更、修改这些建议，或者退回作进一步的研究……彻底推翻建议的情形并不多见，行政局很少对一个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或者自行制订解决方案。(15)

总督的权力也无法与英国首相的权力相提并论，首相可以辞退全体内阁成员，并在一夜之间组成新内阁；总督则忠于他上任时已在任、或是由他本人任命的议员，除非议员的任期届满，否则议员席位不得有变。政府年报措辞的变化反映出行政局议员履行职责的时间有限，1990年以前，行政局例会是“至少每周一次”，现在变成“一般每周一次”。每到开会的日子，总督通常在上午的立法局会议和下午的行政局会议之间与议员共进午餐，这被称作“牛腩会”，因为在上午下午都供应牛腩，中午也有供应。自那以后，政府的传统习惯或许有了改变，但香港的最高行政权力始终异常稳固地掌握在政府官员而非行政局议员的手中。

虽然香港政治的民主参与程度没有任何提高，20世纪70年代的体制变革还是增强了立法局、行政局的效力。1976年开始，麦理浩爵士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即不再任命新的官守议员进入立法局补足缺额，使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占了多数，人数从两人增加到1984年的10人。当然，一旦需要通过有争议的提案，总督仍可以直接任命足够多的官守议员，使提案获得通过。人数上占优的非官守议员并未显示出任何不听驾驭的迹象，辩论听起来就像是“执政与在野的两派议员以‘伊甸园里的歌喉’对唱圣歌”，他们始终“心平气和……因为缺乏世界各地，不论是布达佩斯和北京，还是哈瓦那和莫斯科，都普遍存在的公开的反对派”。(16)

中文运动

另一项早该采取的行动是1974年承认中文与英文共同成为官方语言，规定中英“两种语言拥有同等地位，在政府和公众交流中同等使用”。这一规定名不符实，因为新法律并未规定用中文颁行这一立法。直到1989年才开始同时用两种语言颁行法规，已有的法律文献的翻译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英语仍然是高等法院惟一使用的语言，汉语只是在地方法官审讯时才使用。就连这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面化的，简·莫里斯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位法官“独踞高座，以他根本不懂的一种语言审理涉及华人的案件……冷酷无情地威逼被告……胁迫证人……暴跳如雷地表明自己的地位：‘这是在法庭……你懂吗？听见我说的话吗？我又不是在对你说德语或其他什么你听不懂的话。’”(17)

比较一下香港与威尔士，就很能说明问题。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威尔士有大约50万人（总人口为2，791，851人）会讲威尔士语，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也能说英语，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但是，威尔士语在各个层次的政府机构中享有与英语完全平等的地位。在香港，超过90%以上的人讲广东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同时说英语，他们不得不忍受莫里斯所描述的那种侮辱性言行。当然，威尔士人有选举权，香港人没有。

不论香港的政策存在何种缺陷，香港人民似乎有理由对这些政策的结果感到莫大的满足。在香港，对政府的批评类似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政府受到的批评，但是，发达国家为满足公共开支所征收的税金要远远高于香港。香港能够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供应水准，同时不会降低富有竞争力的效率。香港没有多少走向代议制民主的迹象，这正是自由主义观察家十分担忧的。这个殖民地的政府坚持认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融入了独特的协商体制，无需为获得选票去安抚特殊利益集团，因而能够以冷静而公允的立场看待各种社会需求。应该承认，至少在社会政策方面尚不能证明上述见解是错误的。人们的种种抱怨中，一种经常表达出来的最为普遍的愿望，并不是要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救济金，而是要求更有力地维持治安，更严厉地惩处违法者。香港人对个人平安的担忧甚于对社会安全的关注。

司空见惯的腐败

麦理浩爵士推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先收到成效的是强有力的反腐败行动。自最初的年代开始，腐败在香港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牟利已是人们惟一共同点的社会，贿赂始终是打通关节的必备手段。像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腐败不会那么明目张胆，颁发勋章和分配官职可以替代金钱的作用，激起公众对国家本能的、必不可少的忠诚。这种体制在20世纪有了长足发展，英国新发明了一整套大英帝国勋位，从前有严格限制的勋位逐步扩展到全社会。大卫·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时曾经在一段不长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公开出售勋位，他本人任期届满时也被封为劳合—乔治伯爵和德怀弗尔的格温内斯子爵。时至今日，这类事情的处理要谨慎得多（不过，只有异常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一家国有公司董事会主席把他人的大把金钱送给某个政党，他不会在该党上台执政后获得回报）。在香港，这种体制只有些微变化。杰出人士在公益事业上表现突出（既意味着付出精力和时间，也可以指花费金钱），就可以得到标志现代官阶的徽章，英帝国员佐勋章、官佐勋章和爵级司令勋章。有突出贡献者甚至可以获得珍贵的印有K字（骑士）的孔雀翎。这种安排对于上层社会来说足矣，在市井阶层眼中，金钱比任何东西都管用。

这个殖民地开埠之初，人们就对警察的腐败感到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警界腐败形成一种公认的、毫无顾忌的模式。在警察队正式等级体制之外，负责巡逻的警察是相当于英国陆军一级准尉的警司以及在他们手下值勤的警署警长。除极罕见的少数情况外，这些华人警察全都卷入组织严密的贪污体制。他们充当“收规人”，安排下属与犯罪分子联络，收取服务报酬，收到的巨额金钱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属和上司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回报，犯罪团伙和帮派头目答应平息帮派内部分歧，不去打扰普通百姓的生活。这种体制时常引起新来者的恐惧，战后第一任警务处长惊呼“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这种体制利益巨大，使得任何可能的激进行动都无从落实。香港曾经组建过反腐败机构，但它本身就是警察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鼓励其成员过于轻率地表现出对自身任务的热情。(18)

1960年3月10日，威斯敏斯特第一次开始关注香港警察的腐败问题。欧内斯特·桑顿质询殖民地大臣，是否考虑任命一个独立机构调查香港的腐败问题，结果得到了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不，先生。”桑顿没有就此放弃，他引证了一条资料：自1957年以来，协助总督的所谓“反腐败常设委员会”只召开过11次会议。桑顿还从其他许多渠道提供了香港腐败横行的证据。太平绅士查理先生曾经表示“这个殖民地的腐败简直太普遍了”。贝纳祺先生在香港革新会演说时表示：“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德臣西报》指出，“腐败简直成了我们的一种负担”。

桑顿的反腐败运动未能深入。汤顿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爱德华·杜坎向下院保证，“毫无疑问……所有重要商人和文职公务员的诚实无可指摘，不容怀疑”。殖民地大臣伊恩·麦克劳德赞同这种观点，他还补充说，总督本人“在处理这类事务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觉得没有必要展开这种调查”。在香港，桑顿受挫的消息必定让很多人感到高兴。

直到调查1966年骚乱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着手搜集有关证据，腐败问题才成为众矢之的。警务处长伊辅极为勉强地承认警界存在贪污，但程度并不比其他政府部门严重。无论如何，警察部门有自身的特殊性，侦探要付钱给线人，不得不收受贿赂。委员会不打算揭露这种不利的真相，尤其是警察在平定次年的骚乱中有上佳表现。他们是这个殖民地的英雄——现在改称“皇家香港警察队”——应该让这些出色的人不受打扰地享受他们的非法所得。针对警察的批评遭到歇斯底里的反对，批评这个殖民地的保护者会危及社会安定。布政司祈济时爵士——他此前一直在西非任职，即使是香港这样很不健全的民主机制对他来说也是十分隔膜的——破天荒地公开攻击市政局的叶锡恩女士。他想当然地以为只有低级警察才贪污，也就是所有的华人警察，而高级警官是纯洁的。说到底，高级警官都是英国人。

来自英国议会大厦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1967年2月27日，拉格比选区的工党议员詹姆斯·约翰逊在下院宣布：“就在上周，我与代表旺斯蒂德和伍德福德的尊敬的议员（帕特里克·詹金）联袂提交了对警察腐败的流传甚广的指控。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指控出自众多人士之口，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肤色以及各行各业。我和其他人士与总督讨论了此事，他给予了大力协助。我意识到他处境艰难……我要求我尊敬的朋友认真考虑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个极为与众不同的殖民地的事务展开调查。”没有人愿意反驳这位可信赖的约翰逊。

一些保守党议员冷嘲热讽地指责约翰逊是为了谋取党派利益，帕特里克·詹金的看法就必须认真对待了，因为他本人就是保守党议员，公认为人正直，日后他当上了社会服务大臣和工业大臣。

香港首任廉政专员姬达

数年来，这个殖民地一直想方设法拖延组织调查委员会。香港对待贿赂的态度远不及英国那么严肃——这是1972年英国贿赂大案曝光前的情况，据说这场贿赂案不仅牵累了许多人，还导致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仕途受挫——而且认为只有最下层职员才贪污。贿赂甚至常常是出于正当的目的，对低级职员（医院雇员和接待员就经常成为抱怨的对象）的抱怨通常只是针对他们的无礼言行，仅需一元左右的茶钱就可以摆平他们。

1973年，这个殖民地自鸣得意的心态被事实击得粉碎，镇压骚乱时表现最突出者之一的总警司葛柏被揭发贪污数百万元巨款。揭露葛柏是警务处长薛畿辅发动的肃贪运动的成果。薛畿辅1969年前来香港任职，他迅速着手清理警司队伍，实际上这些人全都仓促离职，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戴麟趾爵士对肃贪运动并不积极，在就反腐问题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他就“像一根图腾柱一样僵硬地坐在摄像机前，言语唐突，态度暧昧”。两年后，戴麟趾被麦理浩爵士取代，后者随即制订了在这个殖民地推行变革的纲领。麦理浩爵士领导了对葛柏一案的调查，最后断定不可能依靠警方来有力、公正地调查涉及他们同事的指控，必须组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

在姬达爵士的领导下，麦理浩爵士建立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公署）迅速取得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委实令人难堪。姬达是个令人难忘、独立性很强的官员，曾在巴勒斯坦和非洲的殖民地治安方面有过骄人成绩。他在非洲成功应对了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因此获得乔治勋章。在香港，姬达得到彭定国爵士的支持，彭定国此前已就任廉政公署执行处处长，对警界了如指掌，这坚定了姬达的决心。

如果说廉政公署一班人马与以往的警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太得力了。廉政公署的调查揭露出规模巨大的有组织腐败行为，大批警员被捕，仅一个分局就有59名警长被捕，一名高级警司自杀，3名英籍警司拘留。如此下去太危险了，警方力图掌握主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集会，结果廉政公署办公室被袭击，工作人员遭殴打。

70年代轰动一时的油麻地果栏案，有260多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麦理浩不得不颁布“特赦令”。图为70年代油麻地果栏外貌。

麦理浩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腐败是普遍的，除非甘冒整个公共秩序崩溃的风险，否则调查难以进一步深入。总督被迫退却，下令赦免除罪大恶极者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员。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今后将严惩一切不轨行为。数年之后，事态才完全平息下来，结局并不圆满。奈杰尔·卡梅隆评论说：

统计数据显示警察队的腐败大大减少。有待讨论的问题是，这些数据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在总体上减少。犯罪辛迪加式的大规模腐败确实已经消灭，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小规模的腐败行径仍未绝迹。(19)

委员会的报告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情况，廉政公署对警务人员的检控在总检控案例中仅占极小的比例。

不过，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地下活动大多仍与毒品有关。毒品消费量在这一时期没有显著下降，记录在案的严重犯罪案件和被告人数却稳步下降，查获的麻醉品数量也大幅度减少：

政府非常谨慎没有在政府年报中解释这一趋势，上述数字必定要么意味着香港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要么说明警察与三合会贩毒者有一定的勾结。从香港海关高级稽毒官员张应龙（音译）一案来看，情形很有可能是后者。张应龙是香港海关的高级帮办，1990年被控走私50公斤海洛因到澳大利亚。

华人社会

香港不再是一个英国殖民地，逐步成为一个华人社会。这种趋势最显著的迹象并非政府的政策使然，而是自发的商业变革的产物。麦理浩到任之际，1949年时逃亡到香港的上海人已经重建了产业，开始成为这个金融王国的领头羊，逐渐把一些老派的华人工商巨头甩在后面。这些新来者当中，包玉刚爵士是最杰出、最成功的一位。1955年，他仅凭一艘小船进入航运业，在20年之内从无到有，发展成拥有2000万吨位的船队，之后又在众多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另一位大企业家李嘉诚不是来自上海，而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潮州人。1950年，22岁的李嘉诚开始制造塑料花，到70年代，他已经站稳了脚跟。

邓小平1985年会见包玉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创立的民族企业

邓小平会见李嘉诚

这些“新人”与何东爵士、冯华川爵士等早期华人巨子的秉性完全不同，后者强调与殖民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李嘉诚和包玉刚倘若需要政府的支持，可以、也确实能够直接去找英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包玉刚爵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凯文·拉弗蒂叙述说，1982年9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北京会谈期间，“包（玉刚）似乎无处不在……一位始终愤愤不平的英国官员抱怨说：‘他的举止如同这是一场包玉刚主持的义演，撒切尔和邓小平都降到了配角的地位’”。(20)

在香港华人企业扩展的同时，共产党人在邓小平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的鼓舞下，着手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机会，大陆对香港的投资显著增长。招商局集团是大陆投资集团之一，现拥有大约40家不同行业的香港公司。这家企业的历史颇富传奇色彩，最早可以上溯到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为了与外国公司竞争而创办的数家企业之一，当时的外国公司主要有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李鸿章的这一商业冒险由买办和商人出资，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买下了旗昌洋行，成为中国同类企业中实力最强的一家，就连怡和洋行也曾考虑向其出售股份。中国银行的资历比招商局略逊一筹，它1912年成立于上海，挺过了日本入侵和中国内战的冲击，只是黄金储备被蒋介石在1949年悉数秘密运到台北。中国银行是仅次于汇丰银行的香港第二大银行，这家银行的总部设在宏伟的新中银大厦，内行地管理着300多家分支机构以及约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四分之一的款项。

代表中国出口厂家的华润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建得较晚，发展却十分迅速。中信公司最重大的投资包括掌握了国泰航空公司、东区海底隧道以及香港电讯公司的少数股权。有胆识的大陆人士在这个殖民地建立的企业数量激增，却不想向他们的管理机关汇报有关业务活动，就连中国政府也无法确切掌握这些企业的情况。凯文·拉弗蒂认为，不论是华润集团还是新华社都无法辑录出这些企业的名册。美国国务院识别出750家以上的中资公司，大陆在港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00亿美元，约占香港投资总额的10%左右。(21)其他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状况。例如，1989年，中资公司获得的工程合同占当年签订合同总数的18%。这种状况几乎再现了上一个世纪的情形：有胆识、适应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在外国人擅长的商业领域打败外国人，而他们的进取心受到北京那些维护既定秩序的传统人士的强烈批评。

香港境内外的中资企业迅速扩展，意图抢占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一些年代久远的商行似乎彻底丧失了锐气。英国人的商业势力全部掌握在极少数大班手中，汇丰银行、和记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牛奶公司和会德丰有限公司彼此之间都有兼任董事。和记洋行的大班祈德尊爵士进入了汇丰银行、牛奶公司、会德丰公司和香港管道传输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他还是香港赛马会的董事之一。会德丰公司的J.L.马登不但领导自己的公司，还担任牛奶公司和和记洋行的董事。迈克尔·赫里斯担任怡和洋行大班时，不但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还担任牛奶公司和汇丰银行董事。这些大班来自极为相似的社会背景，例如，赫里斯与克锡家族、施怀雅家族成员一样，也是伊顿公学出身。不用说，所有大班几乎全都曾就读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这些人在香港俱乐部、香港游艇会和香港赛马会聚会，形成了非常抱团的小圈子，既能彼此间互助，又能携手与政府高官合作。

1980年，这个小集团首次面临威胁，当时李嘉诚对和记黄埔采取收购行动。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和记洋行始终立足于码头和船运业，在“一位天生会耍手腕的商人”(22)祈德尊的有力领导下发展成最大的洋行之一。祈德尊为香港管道传输有限公司提供资金，1972年隧道开通，把中区与九龙连接起来，改变了香港生活的整个布局。但是，这种“随意的和机会主义的”(23)扩张速度太快，难以持久，汇丰银行被迫对该公司进行重组，内容包括与更有来头的黄埔船坞公司合并（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由林蒙的香港仔船坞与柯拜黄埔船坞合并而成，乃是最初的广州贸易的幸存者）。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汇丰银行持有大量和记股份，改组完成后，他们将自己的投资以优惠条件转让给那位正在崛起的顾客李嘉诚。和记黄埔前任总裁韦理抱怨说：“和记真是卖得太便宜了。它真是一笔意外之财。”问题是银行方面希望能有一位“长期和富有建设性的持有人”，(24)和记黄埔转到李嘉诚名下后，他们的这个愿望完全实现了。在以前效力于怡和洋行的马世民的高效管理下，和记黄埔进行了重组。如今，这家公司是香港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不仅有华人的胆识和所有权，更具高效和反应迅速的管理层，两者的融合正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李嘉诚在多个领域拥有控股权，包括对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略少于半数的控股权以及在加拿大的大量投资，年利润可达10亿美元。身为香港最成功、最有实力的资本家，李嘉诚与中国当局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李嘉诚慷慨捐助内地大学，金额之高足以令穷困潦倒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评议会垂涎三尺，到1990年，捐款总额达到9400万港元。

1985年，英资企业的另一个支柱会德丰公司落入包玉刚之手。作为“包爵士”交易的一部分，包玉刚继承了代表香港辉煌过去的连卡佛百货公司，这家公司的历史比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还要悠久。连卡佛百货公司的创办人是莱恩先生，他曾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大管家，19世纪40年代迁到香港，与诺曼·克劳福德先生创办了这家商行。会德丰公司的问世要晚得多，1946年由乔治·马登创办。马登曾当过海关税务司署的雇员，被人称为“中国沿海最固执的人之一”。

威廉·克锡

1924年的汇丰银行

1979年，包爵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香港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控制权，这样一来，香港最大的一家洋行怡和洋行也岌岌可危了。这家仓储公司是威廉·克锡于1889年创立，公司章程的规定旨在确保怡和洋行对公司董事会的永久控制。这家公司经营天星小轮和电车公司，在香港历史上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对于怡和洋行来说，九龙仓公司被一个新来者，而且还是一位华裔夺走，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更令他们大受伤害的是，包玉刚出乎意料的行动得到他们古老的盟友汇丰银行的支持。到第二年，事态已经明朗，李嘉诚同时对怡和洋行及其旗下的香港置地公司展开重大行动。李嘉诚掌握的股权几乎与克锡家族相当，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了。怡和洋行安排了休战，回购股票，设计了一种精巧的防卫性法人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不受欢迎的收购难以收到成效。

为了加强防卫战略，怡和洋行尝试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多元化投资。怡和洋行原计划中最重要的步骤是获得一家纽约投资公司比尔·斯特恩斯公司不足半数的股份，对于像怡和洋行这样的排外性盎格鲁—苏格兰人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策，因为比尔·斯特恩斯公司并不属于传统的美国东海岸“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投资公司（虽然它拥有一个堂皇的门牌号码“华尔街1号”），公司合伙人几乎清一色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不幸的是，事实表明这项计划完全判断失误，股东也大受打击。1989年，证实必须放弃这笔交易，股东们被告之尚需5000万港元才能终止交易。到第二年，这笔金额上升到5700万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8倍。即使是怡和洋行这么大的公司，这笔款项也堪称巨额亏损。如同这种时刻时常发生的那样，怡和洋行迅速更换常务董事，甚至连董事局主席也换了人。洋行老板由纽璧坚换成美国人鲍富达，后者迎合了怡和洋行扩充新领域的渴望，但任职时间不到6个月。亨利·克锡早些时候被其兄弟西蒙取代，此时重新出任董事局主席，把局势稳定下来。

怡和洋行尝试多元化投资，但大部分资产仍然集中在香港，1990时为股东基金的66%以及税后利润的58%。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怡和洋行在香港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资产价值。怡和洋行历来留意避免与（按照亨利·克锡的话说，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管理的(25)）人民共和国有过于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只有适度的投资，他们比较看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乃至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前景。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已证实是成功的。1982到1985年危机四伏的4年间，公司股息没有附加担保，此后借助出售资产和让渡储备金，公司的利润开始稳步增长。

1984年，怡和洋行决定把公司注册地迁往百慕大，这还仅仅是公司法人离开香港的开始。怡和洋行管理层渴望淡化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强调他们仍是香港最重要的上市公司（总公司及旗下公司的股票约占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总市值的12%）。1990年，公司财务年报首次没有把公司总部所在地注明为香港。董事局主席的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变化，报告首页没有注明总部的地址，所列的审计事务所也不是普莱斯·沃特豪斯事务所的香港办事处，而是该事务所的伦敦办事处。同样，公司注册地从香港改为百慕大。董事局主席亨利·克锡解释说：“董事局认为，在政制变化迫在眉睫，维持贸易伙伴和本公司赖以成功的其他人士的信心显得至关重要之际，本公司主要管理中心仍然留在香港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报价列为当前调整的当务之急”。总经理奈杰尔·里奇更直截了当地写道，“问题的关键”乃是“摆脱为政治所左右的管制”。

太古集团是另外一家延续至今的英资洋行，它不像怡和洋行那样担忧香港的商业前途。由于拥有表决权的股票十分有限，太古受到妥善的保护，没有理由担心会遭遇竞争性收购，虽然他们过去的贸易记录并不那么成功。作为怡和洋行在对华贸易中最早的竞争对手之一，太古洋行历来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他们在1926年的举动就是一个例证。当时，金文泰筹划一项计划向广州的工人纠察队挑衅，借此使皇家海军插手干预。怡和洋行虽然有些勉强，仍同意予以合作。但是太古洋行拒绝参与其事，声称“不愿冒险在广州采取任何可能对它在中国其他口岸的利益造成损失的行动”。(2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洋行创始人的孙子施怀雅出任董事会主席，他冒了很大风险支持刚刚兴起的航空业，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国泰航空公司。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国际性航空公司，肯定也是最好的之一。

有一家香港机构虽然也历经多事之秋，却鲜有气馁的迹象，这就是汇丰银行集团。伦敦银行家动辄以贵族式的轻蔑把汇丰银行称作“香港佬与上海佬银行”。他们认为汇丰银行反应迟钝，雇员都是正直、勤奋、无可挑剔的苏格兰人，在国际金融界显得天真而笨拙。日后，说这些话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香港拥有一家中央银行还是最近的事，此前汇丰银行一直充当清算银行和最终借贷银行的角色，承担着英格兰银行在援助和重组英国公司方面所承担的大多数职责。这些业务有助于管理层逐步提高危机处理和清算作业能力，这种技巧对于日后接管纽约海丰银行大有助益。海丰银行总部设在布法罗，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轻率地扩张业务，银行濒临破产。汇丰银行先是在1980年获得了海丰银行51%的股份，后来海丰银行的坏账继续增加，汇丰银行便买下了该银行的全部产权。解决海丰银行问题以及在澳大利亚的投机失败，使得汇丰银行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不过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海丰银行的亏损降至两亿美元以下，汇丰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亏损也降到3000万美元，由此获得的管理经验将有助于汇丰银行整顿新近获得的英国米特兰银行。

汇丰银行收购米特兰银行，意味着汇丰银行开始向海外大规模多元化经营。米特兰银行是一家英国清算银行，也是在英国各主要街道设有分支机构的“四大银行”之一，有57，000名雇员、1600家分支机构，客户达400万人。收购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银行已经在伦敦金融界小试身手，收购了一家历史悠久但业务萧条的商业银行安东尼—吉布斯银行，以及一家著名的交易商詹金宝公司。相比之下，收购米特兰银行要重要得多，也是对汇丰银行管理层业务水准的考验。在汇丰银行收购前，米特兰银行的规模要比汇丰银行大得多。1972年该行的资产是汇丰银行总资产的3倍，但自那以后该银行不可救药地衰落了。这家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入过量贷款和投资，还非常不明智地收购了克罗克国民银行。为了弥补这些失误，米特兰银行改弦更张，致力于国内信贷业务，却受衰落的房地产市场拖累，适得其反地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结果。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特有的一连串交易失败带来的巨额损失，注定了米特兰银行被接管的命运。

英国另一家清算银行劳埃德银行也想争夺这个战利品，但汇丰银行早已占得先机，4年前就用在当时来说是慷慨的价格收购了米特兰银行略少于15%的股份，并着手把两家银行的业务进行有限的合理化整合。汇丰全盘接管米特兰银行的消息公布后，伦敦金融城明显感到一阵轻松，这不啻是对汇丰银行声誉的称赞，人们合情合理地认为，米特兰银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如此大规模的多元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彻底改变了汇丰银行业务的性质。接管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银行在亚洲和中东的资产为533.9亿英镑，在美洲只有202亿英镑。兼并米特兰银行后，银行上述两项资产仅有少许增加，在欧洲的资产却从156.1亿英镑猛增到719.27亿英镑。(27)

新组建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将不再是一家主要业务在亚洲，尤其是在香港的银行，银行的资产或许只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香港。即便汇丰银行不打算缩减在香港的业务，银行业务重心的转移也足以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在收购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就已经进行了重组，在英国组建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汇丰控股”，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的计划是这家新银行将成为“一家总部设在英国，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拥有重要银行业经销权的国际银行集团”。作为一家英国银行，它将实行更为严格的业务报告规范，这可能会导致银行压缩公司业务领域的经营活动。目前看来，作为“逐步压缩非金融性投资”政策的一部分，汇丰银行减持了国泰航空公司的股份。但是，香港将因为拥有一家具有强大金融实力的国际性大银行而获益。汇丰银行即使不能常驻香港，也将在香港拥有十分庞大的势力。

所有这些发展，不论是政治、社会还是金融领域，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香港从一个殖民地管制的社会迈向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策以及某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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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新闻记者撰写了两部为香港鸣不平的著作：凯文·拉弗蒂的《岩石上的城市》以及菲历克斯·帕特里基夫的《霉变的珍珠》。迪克·威尔逊的《香港！香港！》体现出《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创始主编对香港内幕的了解。刘兆佳的《香港的社会与政治》（Lau Siu‐kai，Societyand Politicsin Hong Kong）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了香港的社会态度的演变。两卷本《香港评论》是对往往是乏味的官方观点的有益补充。

(2)霍浦金斯：《香港：一个工业化殖民地》（Keith Hopkins，Hong Kong：The Industrial Colony），第277页。

(3)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66—67页。

(4)《1971年香港年度报告》（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5)阿加西，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248页。

(6)拉弗蒂，前引书，第156页。

(7)《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1992Hong Kong Annual Review）。

(8)《1990年香港评论》（The O ther Hong Kong Report1990）。

(9)《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10)1992年，新总督彭定康提出了一项社会改革方案，主动接受对公共开支不足的批评。方案承认，这个殖民地有其“阴暗面”。方案建议采取广泛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包括承诺在5年内投入73亿港币，实施“污水处理战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卫生、教育、研究和培训的投入。彭定康先生提出，到1997年，香港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望达到30，500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和荷兰1992年的水平——完全能够承受上述这些举措的费用。他圆滑地回避了一个事实：1992年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低于他用来作为例证的那两个国家。毕竟，他是英国内阁成员，而此时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

(11)弗隆为英制长度单位，一弗隆等于八分之一英里。——译注

(12)《1991年皇家香港赛马会年度报告》（1991Royal Hong Kong Jockey Club Annual Report）。

(13)辅政司的英文名称从以往的Colonial Secretary（殖民地司）改为Chief Secretary（布政司）。华民政务司的英文名称从带有歧视性的Secretaryfor Chinese Affairs改为Secretaryfor Home Affairs（民政司）。——译注

(14)本节所描述的香港政体状况截止到1992年年初。当年10月，新总督彭定康彻底改变了立法局与行政局之间的力量对比。

(15)民政司报告，1976年8月，引自迈乐文：《香港政府与政治》（Miners，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第206页，另见刘兆佳前引书，第145—148页。

(16)阿德利：《香港巨变》（R.Adley，All Change Hong Kong），第29页。

(17)莫利斯：《香港》（J.Morris，Hong Kong），第243页。

(18)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本书是关于廉政公署的权威之作。

(19)卡梅隆，前引书，第319页。

(20)拉弗蒂，前引书，第313页。

(21)拉弗蒂，前引书，第332—333页。

(22)迪克·威尔逊，前引书，第185页。

(23)金，前引书，第四卷，第708页。

(24)拉弗蒂，前引书，第297页。

(25)迪克·威尔逊，前引书，第182页。

(26)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16页。

(27)资料来自两家银行的年度报告，以及汇丰银行的最终报价。汇率按照1美元兑换14港币计算。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

政治家们，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问住的政治家，一旦被逼得说话语无伦次的时候，多半就是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在应邀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希望英国在1997年之后继续留在香港时，撒切尔夫人正是处于这种手足无措的状态。

1972年，英中两国就已经明确了香港的前途，整个事件的细节至今仍未公开。曾经有人提出，如果当时英国不主动与中国接触，就不会触发整个问题，也不会扰乱现有秩序。有人认为香港对于中国来说太过重要，中国不会冒香港动乱的风险。工党国防大臣威廉·罗杰斯曾谈及“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应当维持现状”。一些乐观派人士认为，在承认中国对整个地区享有主权的前提下，英国可以与中国谈判延长新界租约，毕竟澳门的情形与此类似。研究香港宪制的权威史维礼博士指出，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前提是接受中国的论点：以前的各项条约无效，因为将于1997年到期的新界租约从法律上说站不住脚。(1)

香港的银行家，不论是本地银行家还是美国银行家，十分关注抵押贷款的安全，离租约期满只有不到20年时间了。新界租约是1898年达成，预定于1997年到期。在银行家们的要求下，总督与他们会晤了一次，会上决定就这个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一些经验丰富的行政部门人士指出，挑明问题即意味着关注，依照人所共知的中国传统，这无疑是一种拙劣的谈判策略，明智之举是等北京先迈出第一步。这种意见得到詹德隆博士的赞同，他在1989年《香港评论》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英国不向中国提出99年租期的问题，就北京来说，本来一切都将继续，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倘若外国银行在1982年以后担心向新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15年抵押贷款的安全，中国银行会带头向界线街以北的房地产项目提供抵押贷款，事情就这么简单。中国领导人能够忍受问题的存在，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会提出解决方案……

直到1981年4月，在英国和香港政府反复不断的试探下，中国人才做出回应，中国方面的香港政策类似于这样的逻辑：“你们认为有问题，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有问题，那只是你们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拒绝表态，私下里埋怨英国官员“想强迫我们表态”。(2)

1979年1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

1978年年底，麦理浩爵士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访问北京。英国一直努力扭转对华出口不振的局面，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1979年3月和4月举行的双边会谈“打开了误会、故作姿态和不守信用的潘多拉之盒”，双方经过艰苦谈判，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麦理浩爵士受到殷勤款待，麦理浩之行无疑是个历史性事件，这是在任香港总督首次访问北京，而且是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1979年1月1日，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势必要求废除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协定，终止华盛顿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到那时为止，台湾已经能够在没有美国庇护的情况下完全应付自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75年继位，开始引领台湾走向更为规范的民主。台湾经济也取得了成功，年增长率高达20%。但是，一种从前遗留下来的情绪，即认为美国将来有责任帮助台湾的观点，在美国决策层中仍有很大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肃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残余“四人帮”——四人中包括毛泽东的妻子——着手推行更合理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效法台湾人的做法创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位于两个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其中两个特区设在以往的通商口岸厦门和汕头，分别毗邻澳门和香港。紧邻新界的深圳是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它已经发展成广东省的动力源泉，每年商品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中国意图使这些经济特区像过去的通商口岸一样，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中心。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见中曾谈及香港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吓跑投资者，削弱香港对促进中国不断繁荣的重要作用，进而损害中国的发展前景。他们宁愿把香港的前途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毛泽东的继承人、国家主席华国锋宣布：“可以通过协商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麦理浩爵士提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人们对租约临近期满的忧虑，毕竟离1997年只有18年时间了。邓小平建议这位总督向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放心”，他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中国将在租约到期后恢复行使主权。早在1972年，中国就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不承认英国对香港享有主权。两年后希思先生证实了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各项宣言和声明也都正式予以确认。因此，若还有人对中国的这一立场表示怀疑，那真让人感到吃惊。不过，有一种乐观想法认为，即使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也不一定意味着英国管治的结束。(3)

不时有人建议英国应该干脆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应该坚决主张对香港岛和九龙城享有绝对主权，并要求重新谈判续订新界租约，这些建议大多是不严肃的。一些右翼人士甚至鼓吹沿界线街修筑一道“柏林墙”，把英属九龙与新界隔开。这么做显然根本行不通，只要中国反对，英国就根本不可能保住新界，供水问题还只是许多明显难以克服的难题之一。对于英国来说，坦率地拒绝中国的立场倒有些可能。国际法有可能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的主权，国际舆论很有可能会同意英国赋予香港独立，中国很难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间的亲善关系一意孤行。

自1979年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是20世纪晚期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家。

但是，在1982年，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十分危险。苏联仍是一个世界强国，虽然它陷入阿富汗以及东欧卫星国日益加剧的困境难以自拔。中苏关系虽然仍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关系直到1985年才开始改善），俄国将在联合国否决任何中国坚决反对的香港独立的动议。如果美国进行干预，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当时入主白宫的是里根总统，美国人的目光更关注伊朗、尼加拉瓜、越南和苏联。美国对华军事和民用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人权问题还没有像日后那样成为美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另外，从根本上说，英国并不准备与中国决一雌雄。香港作为重要的战略或商业资产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香港若能独立当然是求之不得，更重要的是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开展贸易和保持良好关系。

谨慎的香港商人充分意识到英国这种虽不体面但务实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惴惴不安的西蒙·克锡试图争取自由派的支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产主义者夺走这个地方”。(4)

1982年底，罗得西亚独立问题尘埃落定，阿根廷人也被赶出福克兰群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做好了与中国谈判的准备。冷嘲热讽者指出，英国一反常态地匆匆解决了处理香港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这至少很容易让人怀疑英国政府的动机。1981年《英国国籍法》为了照顾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群岛居民，在“英国属土公民”的界定上留下一个漏洞（确定了英国居留权的判断标准）。这样一来就把香港居民排除在外，而他们作为英国臣民，从宪法上说享有与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居民完全相同的权利。一旦与中国的谈判破裂，香港局势变得难以忍受，英国至少不会因为330万香港华人要求英国居留权而头疼。

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首相访问北京，标志着正式谈判开始。谈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还陶醉在战胜阿根廷加尔铁里将军的胜利之中，颇有劲头地提出英国的立场基于确认了英国权益的各项既定条约，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反复明确表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邓小平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邓小平，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保守的《每日电讯报》援引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关于这次访问，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1984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宣称对麦理浩勋爵1979年访问北京时的会谈内容一无所知。(5)这个声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爵士既参加了1979年麦理浩和邓小平的会见，也参加了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举行的会谈，首相对上一次会谈毫不知情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首相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又访问了香港。《泰晤士报》的戴维·博纳维亚报导说：“撒切尔夫人于次日离去，有点像西太平洋刮来的一阵台风，留下一连串破坏的痕迹。英国殖民地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人在如此短时间里对如此多人的利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暗示，首相表现出对香港“二流”商人的“憎恶”。不过，除了使英国谈判代表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之外，很难说撒切尔夫人造成了什么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中国决心已定，英国没有什么底牌可打。

从军事上说，倘若中国采取行动，英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福克兰远征的成功其实非常侥幸，问题是中国并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个荒岛。中国完全清楚自身的权利，联合国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消，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的权利。即使在香港，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习惯英国管治，倾向于维持现状（1982年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5%的被调查者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4%的人希望香港归还中国(6)），仍有非常直率的少数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猛烈抨击“不平等条约”，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感情。

美国的支持是给予英国谈判代表重大帮助的关键因素。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倘若没有美国参与，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1954年7月5日，丘吉尔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用极为坦率的口吻恳求（安东尼·艾登）不管中国能否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要与美国发生争吵……“1944年7月之前，英国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自那以后，我意识到是美国在重大问题上说了算。如今依然是美国决定大事。”

温斯顿是用下结论的语气说这番话的。

“我们迄今仍未了解美国所具备的无穷无尽的实力。”(7)

尤德

英国与中国谈判之际，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更何况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是由于美国支持，福克兰远征虽然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联合国没有受到阻挠。为了回报美国的支持，日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个英联邦成员国时，英国保持了沉默。美国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当时正在进行针对“邪恶帝国”苏联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其次，如果不能首先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台湾与大陆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这样一来，与中国搞好关系的需要导致英美两国的外交政策误入歧途，两国竟然支持卑鄙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原因只是因为美国人眼里的反派角色越南反对波尔布特，中国又与越南不和（这种不和导致了一场边境冲突，人民解放军的弱点在这场冲突中暴露无疑）。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在香港有上亿美元投资，务须保护这些投资的安全。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宣布了英国的新外交方针之后，事情就没有多少转圜余地了。1982年秋，双方开始谈判，英国不愿承认恢复中国的主权，谈判陷入僵局。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首相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人们很难相信外交部会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务实的姿态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外交部平静地从正式国际条约记录中删除了这些条约。法国人没有效法这个举动，依然认为以往与中国签订的协定有效。按照最恰当的中国习惯，传统程序应该是英国体面地承认这些条约并不存在，双方从清白的历史从头开始。这样，1997年即将到来的紧迫感不复存在，也能照顾到双方的面子，或许还可以做出包括让英国继续管治在内的安排。希思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本来可以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但撒切尔夫人与外交部和希思先生关系不和。撒切尔夫人对外交部在福克兰远征行动中的表现颇为失望，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为此辞职，希思先生也没有掩饰对这位继任者的不满，对此撒切尔夫人唇枪舌剑地予以回敬。撒切尔夫人是律师出身，决意恪守法律条文。

撒切尔夫人最初的这种强硬态度既有政治考虑，也有个人原因。福克兰之役胜利后，首相认为举行全国大选的机会成熟了。在大选顺利结束之前，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都是不谨慎的。人们会把香港问题上的让步与福克兰的胜利做出令人不安的比较，置疑政府把英国臣民交由中国统治，更尴尬的是《国籍法》的问题。早在1972年12月，中国就明确表示决不接受英国继续对这个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部分享有主权。直到1983年6月保守党顺利赢得大选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才真正开始）。英国代表团以驻华大使为首，起初是柯立达爵士，后来是伊文思爵士，成员包括新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他在1982年北京会谈前夕接替麦理浩。与麦理浩一样，尤德的背景也是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尤德是个非常优秀的人选，战后即在南京和北平开始在华生涯，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谈判释放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此后，尤德爵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1974到1978年出任驻华大使。尤德在伦敦期间曾一度担任首相私人秘书，因而既富于对华事务经验，也十分了解唐宁街。尤德富于献身精神，广受赞赏，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他于1986年过早去世。

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坚韧而耐心的领导下，英国代表团花了一年多时间试图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谈判并不顺利，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团成员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8)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向下院提交协议最后文本，在解释了这一年时间的延宕时只能表示：“香港人民一开始确实希望我们考虑（保留主权）的可能性。”

谈判只是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香港没有代表参加。（尤德爵士曾经提出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利益理应由中国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终是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谈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秘密通报过简要情况之外，再没有就英中双方的谈判征询过香港人的意见，有关谈判进展的报告也是含糊其词和不确定的。1983年11月14日，一位反对特权阶层的资深左翼人士芬纳·布罗克韦（日后成为布罗克韦勋爵）在上院提出质询时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香港人民（98%为华人）的失落感，谈判是由非选举产生的立法局、非选举产生的总督进行的”。负责香港事务的大臣特雷夫加恩勋爵回答说：“代表联合王国的人士充分考虑了香港人民的意见。”当然，特雷夫加恩勋爵无法清楚说明，在谈判代表与香港人民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如何传达给谈判代表的。（值得一提的是特雷夫加恩勋爵此前的从政经历，他曾在4年前当过保守党督导员，之后在贸易部干过几个月的常务次官，他在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同样任职时间不长，后升任卫生与社会服务部，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不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各种混乱和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香港人的信心大受打击，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港币也受到冲击。因此，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和治权完全移交给中国的消息披露后（1984年1月2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先披露，4个月后，杰弗里·豪爵士正式宣布），人们普遍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坏结果总比时刻对未知的将来提心吊胆要好得多。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和杰弗里·豪的热诚支持下——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解决了“大多数关键问题”——1984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已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现有协议，再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香港历史的现实所赋予的抉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9)退休的前任总督麦理浩勋爵认为：“一个共产党政府承诺维持这块资本主义飞地，这听起来十分怪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10)这确实需要经过极为耐心的谈判，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值得称道。《联合声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这份协定移交了一个人口超过挪威、以色列或爱尔兰的地区，移交不是通过战争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中国在这份协定中承诺保留香港与大陆截然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允许香港人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决定恢复行使主权”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协定，不如说是中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主权移交后英国继续参与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以后，香港问题将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过问。英方对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释：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主权问题的解决，中国颇为体面地终结了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屈辱的历史。中国当局能够表现出、也确实被要求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联合声明》的“附件一”详细规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义务，包括保留香港现行法律、司法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贸易制度以及教育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组建自己的政府，保留包括一名行政长官在内的各种现行机制，实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还获准自行征税，所有税收全部用于自身需要，自行决定货币和金融政策，继续发行自己的可兑换货币。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不会干涉特区内部事务，香港可以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贸易协定，并且在国外派驻官方机构，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区旗。“附件一”还对个人权利做了详尽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持香港原有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织和参加工会、通信、旅行、迁徙、罢工、游行、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和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婚姻自由以及自愿生育的权利。

任何人均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在法庭上为其代理以及获得司法补救。任何人均有权对行政部门的行为向法院申诉……

宗教组织和教徒可同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关系，宗教组织所办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等均可继续存在。

表面上看，中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这使得香港仍然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为合意。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一切都是为了使香港成为一个通商口岸，很像根据《南京条约》建立起来的那些口岸。举例来说，香港就像以前的上海，将成为由本地居民控制的一块飞地，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是服从于自身司法体制所颁行的法令，这有点近似于以前历届中国政府严厉谴责的治外法权。独立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以往通商口岸所不具备的特权：特别行政区税收不上缴中央，还有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联合声明》成为详尽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香港，经过研究也确实发现了许多潜在的不足之处。普遍存在的一个疑虑是，《联合声明》做出了各种承诺，中国政府是否打算履行。人们还注意到，《基本法》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将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虽然起草委员会有香港代表参加。然而，不论有何种保留意见，《联合声明》仍是令人鼓舞的成就，也是惟一能够达成的协议。

协议草案及时提交给香港现行的代议制机构。香港不存在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更具权威性地批准协议条文的民选机构，因此草案不是直接向香港人民征询意见，而是通过散发一份解释性的白皮书，再进行一系列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这些调查普遍显示出公众广泛的支持，虽然说这种支持算不上热情。10月的一次最可靠的民意测验表明，在随机调查的6124人当中，79%的人认为主权应该归还中国，77%的人相信这一协定是现有条件下所能达成的最好方案，有71%的人只认为这一协议“很不错”。(11)调查还表明，相当多的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在另一次民意测验中，4614名受访者中有27%的人承认并不理解这份协议。青年人尤其坚持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香港人能够积极参与制订《基本法》。

经验丰富、正直诚实的政务官帕特里克·奈恩爵士、高等法院法官李福善领导的评估委员会和无党派监督小组就这些民意调查提交了报告，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香港人认为协议草案可以接受”，“普遍存在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希望在协议草案的基础上建设香港的未来”。报告也提及所收到的1000余份书面答复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对协议不满意。工商界对协议草案几乎没有什么保留意见，毕竟协议做出了一些有力保证，消除了令人忧虑的变数，即使没有得到板上钉钉的保障，商人们也没有指望绝对的万无一失。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爵士反问道：“什么样的承诺才能保证1997年时香港仍会有西德那样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市场？”(12)西蒙·克锡也表示“无条件支持”这项协议。问题是，沈弼爵士也好，克锡先生也罢，一旦形势不妙，他们就会像其他巨商大贾一样离开香港。那些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他们看来，能否兑现协议的保证取决于北京政府能否延续一以贯之的政策。自1949年以来，西德始终有稳定的民选政府，而中国经受了一连串不幸的冲突、方针的改变、“百花齐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直到最近中国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确立了合理稳健的经济政策。邓小平之后会发生什么，仍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不难理解，人们觉察到未来困境的征兆。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罗德承先生辞职，两位议员在立法局就是否接受协议草案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其中一位是施伟贤先生，他认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英国对那些自认是英国臣民的香港人关上了大门。他们发现自己的前途取决于英国的决定，他们在谈判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却不得不接受谈判结果。撒切尔夫人“当即驳斥”了这个道义责任的问题，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后短暂访问香港时，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问题上“敷衍应付……威胁恫吓”。(13)

英国谈判代表同意了《联合声明》中一些可能造成目前困境的条款：

1.中国在制订97后香港的《基本法》问题上拥有最后决定权，这符合《联合声明》的原则。一些香港人士应邀提出他们的观点，而关于“民主”、“代表机构”对于北京和伦敦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含义的意见，被扣压下来。

2.英国将与中国组成“联合联络小组”，“确保1997年政权的平稳交接”。联合联络小组将工作到2000年，但它只是个联络机构，“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也不对之起监督作用”。在其对香港不成功的访问期间，撒切尔夫人曾宣布总督尤德爵士将是联合联络小组的成员。她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尤德爵士也从未参加联络小组。这不过再一次表明，首相要么是在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几乎毫不关心那些决定香港前途的事务。(14)

3.关于如何以某种未指明的方式征询香港人的意见，《联合声明》没有做具体规定。

直接选举问题

香港很难就《联合声明》征求意见，因为缺乏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联合声明》中有一项让人感兴趣的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负责。”当然，选举形式多种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立法机关根本没有选举。因此，有人认为香港应该勇于在建立西方式代议制政府方面取得进展，不管这会遭到中国方面的何种冷遇。作为这方面尝试的第一步，1984年7月的《代议政制绿皮书》表示，政府打算“逐步建立一种政府体制……能够可信地代表香港人民，更直接地向香港人民负责”。

《绿皮书》提出，立法局57个议席中的12个席位将由选举产生，英国下院把这一计划修正为24个席位由选举产生。选举不采取西方社会常见的直接民主方式，而是采取一种被迈乐文博士形容为“极其复杂”的体制。(15)选举有12个功能组别，分别代表工商界和各个行业，其中包括劳工界的两个议席，再加上一个选举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以区议会为基础组成的地区组别。设立功能组别的动因是典型的寡头政治手段，目的是确保那些认真“负责”的人士能够当选。

功能组别议席分配给各行业和社团组织，如商界、金融界、工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许多功能组别内部关系紧密，甚至无需选举，因为候选人往往没有任何竞选对手。1985年10月第一次选举时，12位候选人中有5位无需投票表决就获得当选。一些界别有严格限制，例如医学界组别就把护士排除在外。选举委员会成员也有类似限制，每一界别的委员人数由27人到63人不等。在这样一种选举体制下，1985年立法局选举，25，206名投票人选举产生24名议员。也就是说，在通常体制下本应享有投票权的人当中，仅有略多于0.5%的人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很难说是极大地扩大了民主。在英国政治中，除了工党在工会代表选举中仍保留了类似体制之外，这种不民主的做法早已荡然无存。

1985年以后，立法局的选举机制有所简化，也更为民主。1992年，立法局仅有3名议员是前官守议员，18人是委任议员，21人是功能组别推选的议员，18人是由地区组别直接选举的议员，地区组别议员是1991年首次选举产生的。每一位直选议员大约代表225，000名选民（假定具备资格的选民都参加了登记）。另一方面，功能组别议员仅需216票即可当选，有12位功能组别议员根本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就因为没有竞选对手而直接当选。在公认的当选者中，最受认可的是叶杜锡恩女士，她在市政局工作多年，成就卓著，作为市政局的代表进入立法局。

很少有人会想到，自1985年第一次选举之后，一直要等到1991年才有所进展。1984年，英国政府官员含糊其词地暗示将在适当时机尽快实行直接选举。当时有许多人谈及“英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决心履行对香港人民道义上的义务”（1984年5月21日范肖勋爵在上院的发言）。(16)1982年9月27日，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时也曾提到英国“对香港人民的道义责任和义务”。杰弗里·豪爵士许诺：“在今后数年之内，香港政府将沿着日益民主的方向发展。”在1984年的时候，人们很难相信他所说的“今后数年之内”居然是1991年。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属下大臣理查德·卢斯在下院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从现在起到1997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在香港建立一个基础坚实的民主政府。”次年1月21日，卢斯先生谈及“未来10年内在这个地区逐步强化代议制政制”。但是，直到这个10年的第6个年头，这一进程才刚刚起步。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言论和类似声明，并不意味着明确承诺迅速实施至少是部分民主化的举措，那些非常希望如此的人们十分看重这些言论和声明，这种看重其实合情合理。

1985年进行第一次选举程序改革的同时，香港政府还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白皮书》进一步充实了前一年的建议，提出将在1987年就直接选举问题征询香港人的意见。到1987年，离1997年政权交接只有10年时间了，有理由认为政府在征询意见之后，会很快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因为1988年选举之后只剩下9年时间让民主习惯扎下根来。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抨击，中国认为这个提议与《联合声明》背道而驰。北京认为既然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伦敦对一成不变、没有任何民主气息的香港政制感到满意，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政制已经过时。正如俗语所说，适于此者亦适于彼，不必加上民主的香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北京的态度令香港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香港政府认为既然已经做出某种承诺，仍于1987年5月发表了一份《绿皮书》，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讨论。由于没有可靠的代表机构，讨论只得再次在全香港范围内进行，当局为此做出了适当安排。

众所周知，可以通过答在问中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人们怀疑1987年香港政府就直接选举问题征询意见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1987年《白皮书》是一份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文件，或许这是有意为之，问题是许多香港人都看不明白。人们愤愤不平地拒绝发表看法，认为这是政府在试图回避问题。麦健时咨询公司的经理——香港政府请该公司评估民众对选举建议的反应——未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在下院被问及如何看待调查的有效性时，这位经理回答说：“如果是自由地向更广泛的抽样对象询问更直接的问题，那么此次调查所提的问题就不会是现有的那些问题了。”(17)

调查所列的问题得到了香港政府希望得到的回答，即直接选举尚未引起广泛的热情，那些倾向于在未来某一时刻举行直选的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有证据表明，收到的答复中赞成直接选举的人数被缩小了。评估人员拒绝接收一份有23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他民意调查的结果也与麦健时公司的评估截然不同。迈乐文博士认为评估人员的结论是“离奇的”，因为在总共368，431份书面回答或请愿书中，有265，078份赞同在第二年举行直接选举。(18)

工商界内部意见统一，他们与北京步调一致，认为改变香港政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几乎独霸了行政局，在立法局也占绝对多数。即使在1991年选举之后，21个功能组别席位中的12席仍可以确保工商界的利益。此外，政府任命的18名委任议员不大可能与政府政策完全唱反调，因而可以抑制过大的民主压力。就摒弃民主这一点而言，一位杰出的商界人士、立法局议员苏海文博士比大多数人都要激进。他的观点属于柏拉图以来典型的寡头政治观。依他看来，选举将“贬低过去和现任的那些委任或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的作用和出色工作，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将落到那些直选出来的同事之下，沦为二等乃至三等人物”(19)——说到底，这正是民主的内涵所在。民主选举的代表比委任的议员更具道义权威性，但道义是个微妙的问题。

1988年1月20日，英国下院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一些人士强烈呼吁当年即举行直接选举。最有分量的支持者当属爱德华·希思，他强调“行动拖沓比过于草率更危险”，并且警告说：“除非现在就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将无法移交任何具备丰富经验的代议制政府。”这位前首相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权威。1972年时正是他首先做出了终止香港殖民地地位的重大决策，从那以后，每当他的同事严重偏离既定路线时，他总是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态度。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杰拉尔德·考夫曼也赞同立即举行直接选举，但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渐进方式，于是下院决定对此事不做决定。

动议没有付诸表决，但辩论的结论并非不着边际。杰弗里·豪爵士正在发言：

香港的前途不会有任何严格的保证，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如此。我相信香港会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此时已是下午七时，主席按照下院议事规则第16款（关于议员处理个人事务时间的规定）指令议员处理个人事务，其他事项暂缓讨论。

破旧的帝国背包(20)

1984年后，香港人普遍抱有随遇而安的心态。1986年，广受爱戴的总督尤德爵士去世，卫奕信爵士接任总督。卫奕信爵士也出身外交部，他的经历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曾先后在香港（受外交部委派学习汉语）和北京（驻华代表处一秘）工作，后辞职到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撰写博士论文，之后又主编《中国季刊》。重返政界后，他任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内阁办公室，后到香港担任麦理浩爵士的政治顾问。卫奕信具有丰富多彩的有益经历，性格坚韧，富于魅力，非常适合承担艰巨的使命。

《联合声明》发表后的最初几年，香港经济继续发展。1986、1987两年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接近满负荷运行。像其他市场一样，香港受到1987年证券市场崩溃的冲击，1988年，香港经济显示出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危险征兆。

卫奕信

香港发生了一连串颇为可疑的事件，这些事件与当时的证券交易所主席有牵连（其中之一是佳宁集团的倒闭案，这个案件揭露出该公司对马来西亚土著银行有重大欺诈行为。这一事件的内幕仍有待澄清），这进一步表明香港仍然有滋生丑闻的土壤。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1985年，中国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一直保持至今；1987年，香港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88年，中国出口商品占到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29%，香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占到相同的比重。双方在金融领域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到1988年底，中国各家银行拥有的香港债权已达1000亿港元，香港占中国境外投资的比例约在50%到70%之间。双方的人员交往也增加了，1988年一年中约有1800万人次的香港居民和旅游者前往中国大陆。(21)

1989年6月4日之后，双方的交流进程戛然而止。以前高呼“打倒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强加于中国的各项条约”，(22)要求实现统一的学生大概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开始急切地反复探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是否仍然同意把这个殖民地交还给中国。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即使不撕毁《联合声明》，也至少应该把《联合声明》无限期搁置起来。但是，相反意见占据了绝对优势。如果放弃或搁置《联合声明》，香港前途问题无疑要重起炉灶，将导致人们不愿看到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混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恶化，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邓小平很有可能会被其他更为咄咄逼人的强硬派所取代。进一步说，英国此时已不具备以香港人民的名义采取这种极端行动的道义权威性。在经过艰苦谈判达成《联合声明》、确保《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为人们所接受之后，只有具备广泛代表性的香港政府才能够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但这样一个政府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英国本身也并非无可指责，虽然英国不会对治理香港有多少惭愧，但仅仅在17年前，政府还动用伞兵团对伦敦德里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这个行动类似于人民解放军在北京的行动，虽然规模上要小一些。(23)对于英国而言，更合理的做法是，在早些时候就应该抗议中国每年处决上万名罪犯，这些罪犯的罪行在其他国家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不过，如果英国真采取了这种易于辩解的姿态，双方根本不可能开始谈判。

英国政府曾考虑过采取其他极端措施。早先做出的道义承诺又被翻了出来，一旦香港在中国的统治下前途莫测，英国难道不应该兑现这些承诺，为香港人提供保护？这种观点得到总督的支持，他曾谈及英国负有道义责任给予香港的英国公民进入英国的权利。英国也有人士赞同并且欢迎有活力、有胆识的香港人进入英国，振作长期挣扎在衰退边缘的英国经济。《泰晤士报》表示，责任和荣誉要求英国欢迎那些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人，即使这些护照依照1981年《国籍法》已经失效。卫奕信爵士和立法局资深议员邓莲如夫人都赞同这种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值得称道，却不可能指望得到多少回应。没有哪一个英国政府会同意扩大居留权范围，即使是针对那些拥有英国公民权的香港人，他们在香港的560万人口中约占330万人。英国失业人口已经上升到至少3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厌恶移民的地方选区决不会接受如此众多的人口涌入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在野的工党在这个问题上看法相同（自由民主党在护照问题上倒是倾向于持肯定态度，但他们深知自己在下院只有少数议席，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1989年7月5日，工党发言人杰拉尔德·考夫曼在下院清楚阐明了工党的态度：“反对党认为，向香港的英国附属领地护照持有人做出任何有权进入联合王国的承诺，将是错误的。”

诺曼·特比特

前排演讲者为英国前首相希思，后排为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

赫德

外交部反对那些抱有不同看法，认为道义责任应该超越政治利己原则的人士。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大规模授予居留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严重的冒犯，因为这表明英方完全不信任中方的承诺，这些承诺业已载入《联合声明》并在《基本法》中得到详细的阐述。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反复强调属下部门所达成的协定。1984年4月，当他在香港试图体面地解释上述事实时招来了一片斥责他“胡说八道”的嘘声，令他非常尴尬。这件事之后不久，杰弗里爵士就离开了外交部。(24)

英国政府采取了有些许安慰作用的折衷办法。1990年7月，政府同意向5万户家庭发放正式的英国护照，理由是这些人士对于香港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因此给予特别照顾。英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一让步，乃是因为1989年7月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向尽可能多的人颁发英国护照。这场运动得到了香港各大商业机构的支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中华总商会和其他机构。怡和洋行主席西蒙·克锡指责外交部“鼠目寸光”。克锡与和记洋行的马世民都把杰弗里·豪对于中英协定的保证比作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会晤希特勒之后挥舞的一纸协定。(25)据说一些香港商界人士以实际方式提供“赞助”，向保守党提供大笔捐赠。虽然保守党对此予以否认——这个赞同自由企业的政党显然不愿泄露其收入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香港商界领袖可以自由出入唐宁街10号，在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后都是如此，以至于香港驻伦敦办事处对此大为惊奇。香港的头面人物并非一致赞同英国政府在护照问题上的折衷方案，邓莲如夫人就认为这种做法将制造分裂，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最终的护照分配情况是：7000份给“纪律部门”（警察和海关），6000份给“敏感部门”（资深公务员和媒体人士），36，500份给其他被认为是关键性岗位的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商界人士），500份留给重要的投资者。通过各方施加巨大压力，香港义勇军的葡萄牙裔和华裔幸存者最终也获得了护照。申领护照的人数比原先预计的要少，第一批发放的护照有43，250个名额，申请者为65，700人。这个方案确实给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使在野的工党陷入了两难处境。工党领导人虽然希望表现出开明的姿态，但认识到普通党员不会允许他们赞同接收如此多的移民，所以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反对把护照发放对象限定为“精英人士”。至于政府方面，以言语率直著称的前保守党主席诺曼·特比特在1990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声称：“如此众多的移民从香港来到英国后，不会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将依然是香港华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一种极为危险的怨恨之情正在酝酿，只有当生活变得相当好时，这种情绪才会消除。但是，血缘、历史和宗教纽带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命令。”特比特先生表示，英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于政府若无正当理由，不得违背自身公开做出的承诺。这番话等于是在抨击他从前的内阁同事。保守党已经明确保证反对进一步的大规模移民，“那些以这样一种宣言参加竞选并当选的人士，如今却指责我具有新种族主义特征的人民党主义，这让我有点气愤”。(26)他认为至少有100位保守党后座议员认为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并且还在设法说服其他43位保守党议员——“那些宁愿目睹香港毁灭，也不愿投票表决修改《国籍法》以帮助非高加索人的立法者”(27)——投票反对这项法案，确保表决时能有稳固的多数。

中国政府自然认为，英国政府决定以这种方式签发护照，严重违背了《联合声明》，既毫无必要，也是对中国的侮辱和挑衅。中国明确表示，任何持有这种护照的人恐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这种证件甚至可能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得不到承认。中国人没有让反对意见成为阻碍双方关系的绊脚石。不过，北京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张王牌，这就是有权决定新的《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数稿草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香港舆论各界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北京任命，咨询委员会则由香港居民组成。《基本法》草案的各项原则得到中肯的讨论，尤其是著名民权律师李柱铭资深大律师提出了许多意见，北京方面同意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意见。

宪法律师和那些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人士密切关注着《基本法》的讨论，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并不关心。当时有这样一种疑虑，不管《基本法》做出何种规定，其执行都有赖于未来的北京政府。虽然起草过程中北京表现出诚意，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北京与伦敦关于宪法观念的语汇大相径庭。直到1982年，中国才拥有一部公认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之下，法治才具有了一定影响，但围绕宪法的讨论尚未成气候。实际上，《基本法》起草过程的一个有趣特征在于，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中国法学家和政府官员得以有机会明确自己的宪法思想。既然存在如此多的潜在误解，一项真诚的协定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基本法》在许多方面规定了比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法律更先进的民主机制。行政长官不是任命，而是选举产生，他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其权力不及英国统治时期的总督。行政长官主持的立法局有权制定法律，甚至弹劾行政长官。英国很少行使范围广泛的宗主国权力，还逐步认可由香港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在白厅看来，香港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香港确实极其重要。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外资来源以及主要的投资者，同时也是体现中国政府灵活性的一个典范，意在吸引台湾回到大陆的怀抱。与英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更希望运用自身的宪法权力。1989年出版的首期《香港评论》刊登了华乐庭的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华乐庭在殖民地政府供职30余年，1981年从民政司司长任上退休。他在文章中指责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前途问题时表现出“拙劣的政治判断力、一厢情愿的思维、言而无信、缺乏果断以及蓄意的颠倒是非”。(28)

《基本法》最终于1990年4月4日颁布，其基调相当平和。草案的修改部分正是事关香港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虽然起草《基本法》完全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但起草委员会中香港代表提出的意见都得到认真对待。人们特别关注新的自治区行政长官的职责范围和任命方式：行政长官将取代总督，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更为多疑的人指出，任何事关选举的文献，倘若没有确定共产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都危险地近似于幻想。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实践看来正朝着民主方向发展，以往过分的强制至少已经不那么普遍。在没有多少异议的情况下，人们接受了《基本法》。由于无法预料1997年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对单独某项条款提出异议没有多大作用。人们大多认为北京政府会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举措。对于保障人权而言，大街上的电视摄像机比任何宪法文件都有力。

人们平静地接受了《基本法》，“对这份文件没有多大兴趣，人们认为香港人继续享有的自由将限于跳舞和赛马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人权和法治可能会受到侵蚀”。(29)资深记者迪克·威尔逊评论说：“继续生活在此地的人将享有一种不同的自由。我想他们会继续享有赚钱和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对于社会上地位较低的一半人来说，这不大成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西化的华人，有可能离去的也正是这些人。”(30)但是，曾经担任新加坡《海峡时报》编辑部顾问的威尔逊认为，香港的结局不会像新加坡一样出现“一人一党”的体制和他所谓的“僵化的政治”。

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基本法》表示了审慎的欢迎。卫奕信爵士评论说：“真正重要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现在已经接受了《基本法》的存在，接受了不论他们是否同意它的每一项条款，它都已经获得通过的事实，接受了它就是目前的体制的事实。”(31)

向英国议会提交《基本法》的任务，落到了新任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的头上。赫德在首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中向议会提交了《基本法》文本。赫德先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在他任职期间英国政府将更为老练地处理香港问题。赫德是第一位有过在华经历的外交大臣，20世纪50年代末他曾在驻北京代办处工作过两年，他还曾经撰写过一部关于“亚罗”号战争的出色书籍（以及一本在香港付排的小说《老虎的笑容》）。不过，这位新任外交大臣的在华经历和外交部背景也可能使之更倾向于寻求与北京达成和解，而不是积极地代表香港的意见。1991年4月26日，赫德在向下院所作关于香港问题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担忧是如何确保《基本法》与《联合声明》的连贯性。大体上看，（香港政府）对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以及《基本法》为香港未来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感到满意。但有一些条款，他们本来倾向于删除或是以其他方式来加以表述。”(32)从香港政府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对《基本法》的热心程度，它所占的篇幅与拓展训练学校一样多，比关于市政局停车场的篇幅少得多。为了保护那些不管愿意与否都将留在香港的人，正在起草一项《权利法案》，它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框架内具备法律效力，从而在1997年前后指导香港的立法。

虽然天安门事件极大地打击了香港的信心，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依然是一片繁荣景象。1990年，香港与中国的有形贸易总额达到3950亿港元，比上年增加了15%左右，虽然这一增长率要远远低于前10年年均35%的增长率。政府报告把增长率的下降简单地解释为“至少部分是因为中国推行了紧缩计划”。(33)从那以后，香港贸易又开始加速发展，证券市场一片兴旺，股指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人们至少对香港金融业的未来恢复了信心。

与此相应，决定离开香港的人数迅速增加。1989年之前，香港政府年度报告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出境移民，此后香港政府很快发现“出境移民是100多年来香港生活的一个特点”。离港人数急剧上升，1990年达62，000人，预计1991年离港人数将与上年持平。(34)实际数字肯定要更高一些，因为一些不够移民条件的人也设法获得了外国居留权，而且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人滞留不归。政府官员时常发表一些乐观的声明，声称许多出境移民正在回到香港，这种论调得打一个折扣。由于近期4万多名“经济上活跃”的出境移民中有一半是来自专业或管理阶层的人士，其余的又多为学生，人才外流正成为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詹德隆博士在为《香港评论》所写的文章中指出：“香港的管理水准比前些年要低。香港开始出现的一些迹象很能说明问题，许多一流酒店的职员不懂英语，许多售货员不会操作所销售的办公设备，公用事业公司的发票开始出差错，一些高级公务员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汉语。所有人的水准普遍下降。”(35)

《基本法》颁布后，卫奕信爵士就提出，“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的注意力如今集中在香港更为迫切的事情上，如怎样成功举行1991年选举”。作为英中两国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复交的一部分，双方就立法局直接选举的进度达成一致。举行直选的步骤要远远落后于英国政府1984年提出的进度，也比爱德华·希思等富有见地的人士建议的速度慢。1984年，卢斯先生曾谈及到1997年建立“基础坚实的民主政府”，但直到1991年，60个立法局议席中只有18个议席是直选产生，这与卢斯的愿望相去甚远。在之后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中，直选议席将逐步增加为20席、24席，2003年达到30席。届时直选议员人数将与功能组别推选的30名议员持平。直选进程如此缓慢倒不全是英国政府的责任，因为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提出的建议比英国议会的方案更加迟疑不决。很难说立法局和行政局是香港人民的代表，他们自身的地位有保障，因为作为“最重要的行政机关”，行政局议员将依然完全由任命或依照职务来产生，尽管确实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最好是任命一些立法局直选议员进入行政局，至少这是朝民主方向做出的一个姿态。

1991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选举，民主派候选人表现得比预期好。香港民主同盟——被称为“与草根联系密切的有经验的政治家压力集团”(36)——预计至少能获得立法局半数议席，结果他们获得了18席中的12个席位，其他自由派候选人也获得3席。该党令人瞩目的领导人李柱铭大获成功，获得了76，831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十分之一强。与之相比，当选议员中得票最少者仅有21，702票。所谓的保守派候选人未能很好地应对自由派的挑战，只有3位“独立”候选人当选，而亲北京人士的表现如预料的那样糟糕。这场民主活动对这个殖民地真正的权力结构并未造成多大影响。

选举结果揭晓后，政府确实抓住时机任命了一位直选议员进入行政局。行政局有4位新任议员。一位是周梁淑怡女士，她是立法局委任议员，另外两位何承天和许贤发是由功能组别推选的立法局议员。许贤发是由社会福利界一致推选出来，何承天是在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以552票重新当选为议员的。既然新当选的行政局议员中有一位是民选的，看起来行政局第一次有了能够有效代表人民意志的议员。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黄宏发先生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量选票，他并非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员，而是3位独立候选人之一。他甚至不是新界东选民所偏爱的人选，民主同盟的刘慧卿小姐在新界东赢得了46，515张选票，而黄宏发仅得39，806票。此外，黄宏发先生并非英国公民，不清楚这个事实与其所得选票多少是否有关。

这样一来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势，即那些选举“所谓的”自由派(37)的60多万投票者（约占投票人数的85%）在行政局没有任何代表，这次选举确实只是香港在通向民主政体道路上取得的极为有限的进步。

虽然立法局选举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其他选举也具备与以往不同的重要性。市政局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扩大了选民范围。1981年的市政局选举总共只有少得可怜的6195张选票，选出了12名议员，而潜在选民有将近300万人。同年，现行的有限选举扩大为成人普选。登记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总数超过70万人，其中大约16万人参加了投票，这表明政治参与方面有了长足进步。1985年，区域市政局接手市政局在新界地区的职责，区域市政局同样由委任议员和直选议员共同组成，共有议员36名，其中12人由选举产生。许多委任议员和直选议员来自乡议局。乡议局成立于1926年，最初是村中的长者组成的咨询机构。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些自由民主的选举中，不善表达的民众是否能够充分表达自身的意志。香港的各类选举中，有资格参加投票者大约为369万人（1992年政府年报数字），其中1，916，925人进行了登记，占选民总数的51.9%。表明这些人对政治有一定兴趣，但通常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投票。1991年，215，869人参加了市政局选举，占登记选民数的21%，不到有资格参加投票人数的10%。区域市政局选举中，177，895人参加了投票，占登记选民数的23.6%。两次参加投票的人数相加，共有393，764人参加投票，不到潜在选民数的11%。在区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者有423，923人，登记人数为1，305，714。而在1985年，投票人数为477，000人，这表明公众对选举的兴趣实际上有所下降。

上述这些选举都是在1991年5月举行的，同年9月进行了立法局选举，750，467人参加投票。这一数字占登记选民数的39%，略微超过潜在投票人数的20%。立法局选举的投票情况大大好于其他选举，不过并不像1992年年度报告声称的那样，“选举热在秋季席卷香港，39%的选民参加了香港第一次立法局直接选举”。(38)将近80%本应参加投票的人显然未受这股热潮的影响，关于香港人政治冷漠的说法看来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当局为选举造势，抱怀疑态度的人觉得受到愚弄。

事实表明，爱德华·希思以及杨慕琦等人提出的尽快在香港引入民主选举的主张是正确的。香港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育民主习惯了。香港社会的各种申诉渠道维系了不愿与官方过从甚密的传统习俗（除非是希望某位官员采取特殊行动，人们往往以古代人的眼光把官员视为父母官——个人难题的解决者）。苦恼的市民可以求助各种政府或政府主管的机构，这些机构有互助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民政事务专员、乡议局、区域市政局或市政局、立法局议员办事处、警方投诉机构、廉政专员公署、申诉专员公署等等。到1991年，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之外又增添了新的担忧。到1997年，香港将会有一个新的最高权力当局，这个最高权力当局并非以容忍政治反对派而著称，因此公开露面是不谨慎的，哪怕只是被人看见前去参加投票（在香港选举期间，政党工作人员可以聚集在各投票站外），人们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被列入任何政治名单。

但是，单纯把直接选举提前到1988年，并不会对1991年的事态产生多大影响。无论如何，如果选举在1988年举行，当选的自由派候选人将少于1991年实际当选的人数，英国政府也会面临更大的要求增加护照发放数额的压力。回首往事，随着杨慕琦计划及其派生方案的夭折，难得的机会就已经一去不返了。1947年时，中国还没有站在反对实行民主改革的立场，美国也会对改革方案持欢迎态度。甚至到1950年，当时的工党政府以炫耀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国决意维护在香港的统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无法进行干涉。自那以后，人们不再要求民主进步，直到1966年天星小轮公司骚乱事件发生后，这种公认的见解才受到广泛质疑。殖民地政府因此变得异常紧张，惟恐自由化会引发骚乱，乃至不愿采取哪怕最细微的改革举措。杨慕琦爵士的计划提出35年之后，香港才产生了第一位民主选举的立法者。

殖民主义的终结

英国人历来对他们在中国的这块殖民地热情不高。巴麦尊、丘吉尔和贝文不时发出保卫香港的咆哮；萨金特将军借助当地突然爆发的反法情绪，成功地夺回了他的大炮（尽管他费尽力气，依然丢掉了自己的职位）；在真正面临抉择的1940、1941年，香港却被判定为“并非真正重要”。战争结束后，这个殖民地的成就让英国人感同身受地自豪不已，但香港首先被看成是麻烦的根源，一个妨碍英中、英美关系的障碍，而香港取得的成功也被视为从侧面映衬出英国经济衰退的耻辱。某些人士抱着一种解脱的心态等待1997年的到来，而在许多年以前，英国就已经开始逃避对于这个最后的直辖殖民地的责任。

最近的《香港政府年度报告》老练地只字未提香港的直辖殖民地或附属领地地位，只是平和地表示：“香港由香港政府管辖，其行政管理依照应用于英国治下的所有海外领地的基本模式。”(39)这一表述明智地回避了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对香港负有责任，也没有提及英国对香港的主权。这种精心设计的措辞给人造成一种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印象，此时外国侨民控制了香港所有最高级别的职位：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驻港英军总司令、立法局的全体当然官守议员，再加上1220名主任级官员中的40%（1991年数字）。至于比例逐渐增加的本地官员，其中大多数很可能将获得正式的英国护照，享有在英国居留的权利。数年之内就会出现一种复杂的情况，绝大多数高级官员能够随时离开香港，低级官员不论局势如何变化都只能留在香港。

香港本质上仍是一个殖民地，1992年的事件表明英国是如何坚定地维护宗主国权力的。但不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上来说，香港都已不再是一个英国领地。中资企业完全取代了英国大洋行的地位，就连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也表示打算把大部分业务迁出这个殖民地。未来的大班都是李嘉诚和“合和实业”的吴应湘一类的人士。1991年，香港最著名的社会团体“香港俱乐部”更名为“香港中国会”，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装饰豪华的新会所设在老中银大厦的顶层，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周南为会所开幕剪彩。出席仪式的有英国内阁大臣、成功的企业家迈克尔·赫塞尔廷、香港商界的代表徐展堂以及邓小平的女儿。即使是作为境外投资者，英国的地位也正在被日本和美国所取代，1991年，日本在香港的投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正如伍廷芳在1914年指出的，英国保有香港不会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好处，虽然殖民地的纳税人对预期将要缴纳充作防务费用的金额抱怨不已。除太古洋行之外，这个殖民地最初的英资公司都已经变成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查顿、马地臣等人聚集起来的庞大个人财富如今已经转移到香港华人的手中。那些留下来的英国人比上一辈人更少墨守成规，更为精明。实际上，即使按照严格的国际标准来衡量，许多人也堪称才干出众，其中一些人，例如和记黄埔的总经理马世民，具备马地臣所特有的敏锐力。他们比英国出口商干得更出色，香港摆脱了英镑区的种种限制之后，英国出口商的优势便丧失殆尽，不得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他们显然在竞争中落了下风。到1986年，英国商品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从过去的绝对领先地位下降到3.9%，在随后的6年中又降至2.1%，不到台湾商品所占份额的四分之一。中国已经成为香港不可动摇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德国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40)

广东省无疑是中国经济中对香港影响最大的地区。虎门水道——当年，为了躲避清朝要塞大炮的轰击，“海阿新”号和“伊莫禁”号曾在此处作Z字形航行——将建起一座横跨两岸的宏伟公路桥，高速公路把虎门的东西两岸衔接起来，把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东部的深圳、香港与西部的珠海、澳门连接在一起。第一期工程为全长123英里的香港至广州路段，预计将于1993年6月建成通车。这项工程竣工后，将与大屿山的香港新机场一道确立起广东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高速公路建设主要应归功于吴应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成为新一代华人大班的代表。吴的祖父到香港时只是个花匠和猪倌，吴的父亲省吃俭用买了一辆出租车，到退休时已经拥有了一家有378辆汽车的车队。吴应湘与其说是个迅速获得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商（没有多少真正的香港人能够抵御这种巧妙交易的诱惑），不如说是一个非常强调运作的策划者。如果说香港新一代英籍商人具备马地臣和颠地那样的气质，吴应湘与早期的华人企业家却毫无相似之处。他似乎并不热衷皇家荣誉或地位，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有时是不受欢迎的方式行事。

大屿山新机场成为英国与中国之间大多数争论的焦点，北京对于建设费用将耗尽香港财政储备表示了严重关注。据说新机场的建设费用超支十分严重，而北京正确地代表了香港人的看法，怀疑是否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1992年香港政府年报估计，以1989年价格计算，机场总投资约为95亿英镑，折合1270亿港币）。有报导说英国官员“指责中国拒绝批准新机场项目是为了迫使英国限制香港的民主”（1992年7月7日《泰晤士报》）。确实，每当英国与中国关系紧张，新机场的前途就受到威胁。中国国内利益集团也持反对态度，新机场建成后将是中国迄今为止最现代化的机场，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门户，从而增强广东省在中国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广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广东省政府下属的“粤海集团”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遍布广东、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泰国，年收入到达32亿美元。据说，广州三分之二家庭的年均可支配收入达1400美元，《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5月16日）表示这一数字“显然低估了真实的富裕程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在上一个年度广州90%的家庭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这座城市76%的家庭拥有电冰箱”。香港对于广东而言至关重要，广东对香港的未来也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香港工业的竞争优势有赖于300万广东人“要么以合资方式，要么以香港公司来料加工的方式，为香港企业工作”。(41)这样一来，广东相对较低的工资与香港在设计、市场营销和管理上的技能优势互补，尽管广东的工资要比中国其他地区高出许多。这样一种局面不会一成不变，内地进入广东的移民正在增加。1992年2月时每天有10万工人达到广州火车站，他们前来寻找工作机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买得起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很有可能，广东不会再满足于仅仅向香港企业提供劳动力。

北京是否会继续允许各个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平继续拉开差距，这也是个问题。人们常常用“山高皇帝远”这句成语来表示沿海省份的独立倾向将进一步增强，甚至会导致与北方的实际分离。前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有人轻率地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同一性远比苏联要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历经一切灾祸，依然保持了活力。

在中国早先的动荡时期，香港一直安全地置身事外，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占领时期，香港人民才被其殖民统治者置于毫无保护的状态。他们从这场大浩劫中恢复了元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力更生，既没有从英国得到多大帮助，也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整个战后一代人除了最基本的社会供应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往往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勤工作，迸发出令人惊叹的活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之自豪的社会。

因此，英国与中国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香港，也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一次接一次的经济危机中蹒跚，不屈不挠地游走在发达国家的行列。英国在处理香港归还中国问题时缺乏公正性和坚定性，让人不由产生一种幻灭感，有时甚至令人反感。到1992年，在这个殖民地推行民主的真切愿望与这样一种同样紧迫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即不要激起对抗，避免危及主权的和平交接。另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时常是紊乱不堪的20年之后，已经习惯于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

站在英国的角度，可以说英国从来没有被迫运用军队来保卫香港免遭中国的侵犯，但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英国没有决意像在马来西亚、朝鲜和婆罗洲一样承担责任。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殖民主义者，英国人历来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态，时常剥削殖民地资源，有时甚至误入歧途，但他们确立起法治，明确和保护了个人权利。香港当然始终没有成为“民主的橱窗”，虽然香港居民几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希望如此的压倒一切的愿望，这或许是英国所犯的一个可以原谅的疏忽。世界各地腐败的独裁国家无不响亮地宣称始终奉行民主原则，但是，亚洲没有一个社会像香港这样如此长久地自由享受了通常认为必须加以保护的民主。

附：

出口、进口与转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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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威廉·罗杰斯的谈话，见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17页。史维礼的谈话，见郑于硕前引书，第203页以下。郑于硕翻印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2)《1989年香港评论》，第xxiv页。

(3)郑于硕，前引书，导言、第一章。

(4)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15页。

(5)同上，第1123、1136页；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5年1月21日。

(6)郑于硕，前引书，第85页。

(7)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七卷，第1016页。

(8)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28页。

(9)1984年9月26日的英国政府《白皮书》，我所引证的《联合声明》文本即引自于此（译者按：译文是按照《联合声明》中文文本）。

(10)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984年10月10日。

(11)评价委员会报告，第三章。

(12)拉弗蒂，前引书，第441—442页。

(13)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35—136页。

(14)丹尼斯·西利乐于强调这一点（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5年1月21日），但并未解释清楚。

(15)迈乐文，前引书，第119页。

(16)1970到1974年间，范肖勋爵安东尼·罗伊尔一直是负责香港事务的大臣。

(17)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8年1月20日。

(18)《1989年香港评论》，第3页。

(19)引自拉弗蒂前引书，第446—447页；另见索门：《立法插曲》（H.Sohmen，Legislative Interludes）。

(20)“（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负担之一。破旧的帝国背包上依旧凌乱地挂着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尚待处理的枝节问题。”见卡林顿勋爵：《往事回想》（Lord Carrington，Re‐flectingon Things Past），第220页。

(21)《1989年香港年度报告》，第60—61页。

(22)郑于硕，前引书，第30页。学生反对以往的条约并不是基于深刻的认识。郑于硕（第16页）记下了1983年中文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只有不到5%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那些条约的名称和签署时间。

(23)“流血星期日”是1972年1月30日，有13名示威者被射杀。

(24)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227页。

(25)拉弗蒂，前引书，第483页。

(26)《独立报》（Independent），1990年1月25日。

(27)同上，1989年6月8日。

(28)《1989年香港评论》，第55页。

(29)《1990年香港评论》，第33页。

(30)《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0年4月17日。

(31)《独立报》（Independent），1990年9月26日。

(32)《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

(33)同上，第58页。到中国内地的香港游客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34)同上，第375页。

(35)《1989年香港评论》，第xxxii页。

(36)李明堃，载《1990年香港评论》，第五章。

(37)这是香港政府在伦敦办的报纸新闻标题。

(38)《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

(39)《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第17页。

(40)见本章后附表。

(41)《香港年度报告》，第54页。

尾声

时势变迁，英国政治生活却因循一成不变的模式。1833年，辉格党人不得不为坚定的支持者、失去下院议席的律劳卑勋爵找个体面的职位，便以十分丰厚的薪金把他派往珠江入海口。159年之后，托利党人必须为精力充沛的党主席、失去下院席位的彭定康找个适合的显赫位置，同样以十分优厚的薪金把他派到珠江入海口。这表明殖民地始终被用来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前内政大臣戴维·瓦丁顿在另一场选举中惨败，也得到了百慕大总督的美差。

彭定康

同律劳卑勋爵一样，彭定康先生没有任何外交经验，虽然与律劳卑勋爵相比，彭定康曾经3次短暂到访香港，空中旅行自有其优越性。但是，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彭定康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个高雅、幽默、能干和敏锐的政治家，律劳卑勋爵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彭定康先生还是保守党领袖的亲密政治盟友，可以直接进出唐宁街；律劳卑勋爵没有这种资格，他不过是巴麦尊勋爵所敬重的一个人而已。(1)卫奕信爵士必须履行“各种手续”，与格莱纳瑟勋爵、凯斯尼思勋爵或者任何一位主管香港事务的低级大臣磋商。彭定康先生不会跟着外交部的指挥棒转，他可以直接与外交大臣乃至首相一起把事情安排妥当。

彭定康抵达香港后很快就表现出这种独立性。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先生在立法局发表长篇演说，谈到了对未来的打算。这篇演说措辞无礼，乃至颇为武断：“我领导的政府的政策将立足于四项原则”，这种口吻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却很难说是共识政治的态度。

这些原则中的第四项引起了一片哗然：“……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推进香港人民民主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同时增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彭定康先生把他个人的政治信条概括为：“我有责任向公众阐明我的立场，我一生都致力于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位新总督承认在推进民主制度时受到“束缚”，但进步只会受到约束，“不会在前进道路上止步”。以往曾经认为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议员后，民主化进程就走到了《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许可范围的尽头。彭定康不同意这种看法。“止步不前”，他坚持认为，“并非可行的选择”。他指出起草《基本法》的人士无疑承认香港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即使退一步说，他的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基本法》的起草由中国政府负责，虽然香港代表的观点会得到重视，而中国政府对“民主”的理解不大可能与彭定康先生的解释完全相同。

总督的建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既成事实”提出的，这些建议如若实施，将立即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

我已经决定，在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进程中，行政局与立法局不应有兼任的议员。我暂时打算把这两个机构的非官守议员分开。

同时担任立法局议员的行政局议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刚刚上任一年——必须辞去行政局的职务，其空缺由新任命的议员取代，新议员不但有政府官员，也有任命的社会人士。

立法局将不再与行政局有任何联系，立法局将“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机敏的观察家会由此得出结论，这意味着立法局将被架空，不再有任何实权。总督的声明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表示自己“将作为行政局的首长对该局（立法局）负责”。彭定康先生把“负责”二字定义为：“在你们每月至少一个星期四召开的会议上，我本人将回答议员们的问题，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建议。”这可是对“负责”一词的一种特殊定义，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该词的第一个义项是：“应负责的；有责任的……例句1：他对他的上司负责。”

彭定康的上司不大可能会为立法局操心，但政改方案的第二部分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不同，彭定康提出了希望能够达成“谅解”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引起了极大争议的建议包括：一、选民的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二、分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三、功能组别选民有重大变化。最后一项建议的内容是每一功能组别内部由现有的法人团体投票改为个人投票，增设了9个新的功能组别，选民资格涵盖所有工商业部门的从业人员。这么一来，选举权就从30个功能组别选民扩大到所有的合格选民，几乎是全体就业人口。

中国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中国方面宣称彭定康的建议是对《基本法》的公然蔑视，如果彭定康一意孤行，和平交接的前景将化为乌有。中国将不再与英国合作，取消以往同香港政府签订的各项贸易协定，直至废止《联合声明》。

香港内部也有反对意见，许多商界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应。1992年12月9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前主席霍礼仪致信《泰晤士报》，抱怨彭定康“选择了错误的议事日程来着手他的总督工作，而他着手的方式加重了他的错误”。其他人士也谈及“破坏性的冒险”和“保守党政府犯下的诸多错误之一”。

柯利达爵士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是前任英国驻北京大使，也是《联合声明》早期谈判者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同样认为彭定康的提议是不明智的，他也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1992年12月1日），告诫人们注意“公然决裂和威胁的势力，香港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方面之所以做出愤怒反应，主要是针对彭定康提出的改变选举权范围的建议。然而，彭定康的建议不过只是建议而已，一旦遇到太大的压力，是可以改变或撤回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总督的行事方式，他可以在政制改革之初，凭借一道简单的指令改变整个政府结构。这个例子表明一位殖民地总督只要有上司大臣的支持，又得到整个英国内阁的支持，就肯定拥有广泛的权力。彭定康先生的举措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包令爵士曾经把他的国家带到与中国交战的边缘，不过他身兼香港总督与驻华公使双重身份，而且有交通不便所带来的有利因素。但是，包令在1992年的后任彭定康只是一位总督，并且通常被视为一个点缀性的角色，却引起了外交上的轩然大波。在中国当局看来，彭定康的做法属于冒失的越权，这更加强了他们的愤怒。中国当局坚持认为协商是应该的，但谈判只能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

彭定康的这项鲁莽的计划前途未卜。1997年的最后时刻日益临近，此时此刻——1993年——英中两国政府都面对尚未确定的未来。到1997年，英国将举行全国大选，中国的接班人问题也将水落石出。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香港的利害关系依然是次要的，这一点与过去毫无二致。对于北京来说，香港的未来重要得多，但香港人民将不快地意识到，他们现有的自由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时局而不是任何宪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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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2年，彭定康先生年仅48岁。他从牛津大学直接进入保守党政策研究部，1974年成为研究部主任。1979年当选为巴斯的下院议员，1992年大选中落败，失去了议席。他不那么受本党右翼的欢迎，但颇受大多数人士的喜爱。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1841年1月—1841年8月　　查理·义律上校（管治者）

1841年8月—1844年5月　　亨利·璞鼎查爵士（管治者：1841年8月—1843年6月）（总督：1843年6月—1844年5月）

1844年5月—1848年3月　　约翰·德庇时爵士

1848年3月—1854年4月　　乔治·文翰爵士

1854年4月—1859年5月　　约翰·包令爵士

1859年9月—1865年3月　　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

1865年3月—1866年3月　　（署理）威廉·孖沙

1866年3月—1872年4月　　理查德·格雷夫斯·麦当奴爵士

1866年4月—1877年3月　　亚瑟·坚尼地爵士

1877年4月—1882年3月　　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

1882年3月—1883年3月　　（署理）威廉·马殊爵士

1883年3月—1885年12月　　乔治·宝云爵士

1885年12月—1887年4月　　（署理）威廉·马殊爵士

1887年4月—1887年10月　　（署理）金马伦少将

1887年10月—1891年5月　　威廉·德辅爵士

1891年5月—1891年12月　　（署理）伯加少将

1891年12月—1898年1月　　威廉·罗便臣爵士

1898年2月—1898年11月　　（署理）毕拉克少将

1898年11月—1903年7月　　亨利·卜力爵士

1903年11月—1904年7月　　（署理）弗朗西斯·梅含理爵士

1904年7月—1907年4月　　马休·弥敦爵士

1907年7月—1912年3月　　弗雷德里克·卢押爵士

1912年7月—1919年2月　　弗朗西斯·梅含理爵士

1919年9月—1925年10月　　司徒拔爵士

1925年11月—1930年2月　　金文泰爵士

1930年5月—1935年5月　　贝璐爵士

1935年12月—1937年4月　　郝德杰爵士

1937年11月—1940年5月　　罗富国爵士

1941年9月—1947年5月　　杨慕琦爵士

1947年7月—1957年12月　　葛量洪爵士

1958年1月—1964年3月　　柏立基爵士

1964年4月—1971年10月　　戴麟趾爵士

1971年11月—1982年5月　　麦理浩爵士

1982年5月—1987年4月　　尤德爵士

1987年4月—1992年7月　　卫奕信爵士

1992年7月—(1)　　彭定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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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定康的任期到1997年6月30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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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R.Y.C. and Cheng，J.Y.S.，‘The O ther Hong Kong Report1990’（Hong Kong，1990）；seealso Tsim，T.L. and Luk，B.H.K.

Wong，S.T.，The Margary Affair and the Chefoo Agreement（London，1940）

Wood，W.A.，ABrief His 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1940）

Woodward，L.，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v（London，1970）

Woolf，B.S.，（Lady Sou thern），Under the Mosqui to Curtain（Hong Kong，1935）

＿Chips of Old Ch ina（Hong Kong，1935）

Wright，S.F.，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Customs（Shanghai，1930）

Young，G.，Beyond Lion Rock（London，1988）

Young，L.K.，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Oxford，1970）

Young，M.B.，The Rhetoric of Empire：American China Policy1895—1901（Cambridge，Mass.，1968）

Youngson，A.J.，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Hong Kong，1982）

＿Ch ina and Hong Kong：The Economic Nexus（Hong Kong，1983）

Zhang，Y.，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Oxford，1991）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Abahai，Prince，皇太极，见T’ai‐tsung，Emperor

Aberdeen，George Hamilton，4th Earl，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109，116，123，124—125，141，149，156，159—160，167，191，198

Aberdeen Dock Co.，香港仔船坞公司，496

Adams，President John Quincy，亚当斯总统，约翰·昆西，80

Admiralty，海军部，242，284—285，345另见Royal Navy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the Colonies，殖民地教育咨询委员会，402

Afghanistan，阿富汗，393

Africa，非洲，282，318，349，358

A.G.B.Mc Nair and Co.，麦克奈尔公司，518

Airlineincident（1952），两航事件（1952），443

airportproject，新机场项目，534

Alabama，“亚拉巴马”号，285

Albert，Prince Consort，阿尔伯特亲王，108，207

Albert，Victor，Prince，阿尔伯特·维克多，276—277

Alcock，Sir Rutherford，阿礼国，199，200—201，238，272

Alexander，A.V.，1st Earl，亚历山大伯爵，438

Alexander Michael of Russia，Grand Duke，亚历山大大公爵，299

Alfred，Prince，Duke of Edinburgh，阿尔弗雷德亲王，爱丁堡公爵，244—245

Alice Memorial Hospital，雅丽氏纪念医院，308

Alsager，Captain Richard，阿尔塞吉，理查德，12

Amateur Dramatic Corps，业余剧团，245，277，304，380

American community，美国侨民，46，166，221—223，242，278，297，445，446—447，450

Amery，Leo，艾默里，利奥，346，376，400，425

Amethyst，H.M.S.，“紫石英”号，438，509

Amherst，William Pitt，1st Earl，阿美士德，威廉·皮特，41，48，98

Amoy，厦门，106，107，109，120，504

Anderson，James O’Gorman，安德森，詹姆斯·奥戈曼，383，384

Andromache，H.M.S.，“安德洛马”号，68，70—71

Anglican Cathedral，圣约翰座堂，136

Anglicans，圣公会，219，220，379

Anglo‐Chinese Wars，英中战争；第一次英中战争（1839—1842），起因，21，29，79，80—81，87，93，97—98，130；战争进程，94，96—97，101—104，110—112，116—117，121；广州的行动（1856—1857），204—205，208；第二次英中战争（1856—1860），7，126，204—205，207，208—209，211；

Anglo‐Japanese Treaty（1902），《英日条约》（1902）

Annamempire，安南帝国，289，290

Anstey，Thomas Chisholm，安士迪，托马斯·奇泽姆，212—214，221，232

Anthony Gibb’s，安东尼－吉布斯银行，500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废奴与保护土著协会，398

Aoyama，Dr，青山博士，302

Aqui’s Theatre，亚贵戏院，152

Arabi Pasha revolt（1882），阿拉比起义（1882），284

Arderne，John，阿登，约翰，34

Area Committees，地区委员会，531

Armenian community，亚美尼亚侨民，380

Armies，军队；英国陆军，另见British Army；守卫香港的加拿大军队，411—417；广州商团，368；中国军队，19世纪，111，117—119，153，189，252，289，315；20世纪，363，369；国民党军队，119，369，376，406—407，413，427，442；人民解放军，119，406—407，443，508，509，512，520—521；东印度公司军队，57；19世纪法国陆军，289；香港义勇军，327，412，416，420，523；印度军队，在香港和中国的军队，91，104，111，295，311，365，370；第一次世界大战，365；守卫香港的军队，411，417

Armstrong，William，1st Lord，阿姆斯特朗，威廉，224

Arrowincident（1856），“亚罗”号事件（1856），204—205，223

Assam，阿萨姆，20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446

Association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China（Hsing Chung Hui），兴中会，337

Astell，William and J.H.，威廉·阿斯迭和J.H.阿斯迭，66

Astor，John Jacob，亚斯脱，约翰·雅各布，40

Astor，Lady Nancy，阿斯特尔夫人，南希，392

Attlee，Clement，艾德礼，克莱门特，429，431，439，446

Auckland，George Eden，1st Earl，奥克兰，乔治·艾登，67，89，103，109，115，135

Auden，W.H.，奥登，389—390

Australia，澳大利亚，24，168，228—229，292—293，365，387，482，499，534；为香港华人提供的大学名额，482；与香港的经贸关系，499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澳新银行，234

Austria‐Hungary empire，奥匈帝国，281

Ayres，Dr Phineas，艾尔斯，菲尼亚斯，255，257，263

Baker，H.D.R.，巴克尔，333

Balfour，Arthur，1st Earl，贝尔福，阿瑟，318，320，322，323，324，347

Bank of China，中国银行，3，4，445，468，494，533

banking，银行业；19世纪，广州，52—53；1866年危机，235—236；20世纪，参与鸦片贸易，362，363；广州商团事件（1924），368；日占时期，420；自由经营，458，461；香港最近的发展，494，497，499—501；对前途的关注，503，516；另见Bank of China；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Baptist Church，浸信教会，219

Barbados，巴巴多斯，27

Bardi，Comtede，巴尔迪伯爵，299

Baring，Francis，巴林，弗朗西斯，184

Barker，General Digby，伯加，迪格比，321，359—360

Barnett，Correlli，巴内特，科勒利，387，407

Barrow，Sir John，巴罗，约翰爵士，33，106，107，113

Barlett，Ashmead，巴利特，阿什米德，290—291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色会，219

Basle Agreement（1968），《巴塞尔协定》（1968），463

Bassilan，Malletde，巴斯兰，马累，286，288

Baynes，Wil1iam，盼师，威廉，48—50，57，77

Beach，Sir Michael Hicks，比奇，米切尔·希克斯爵士，260

Bear Sterns，比尔·斯特恩斯公司，497

Beijing，北京，见Peking，

Belcher，Captain Edward，拜尔秋105，134

Belilios，E.R.，庇理罗士，311

Bell‐Irving，Mr，伊荣，312

Belloc，Hilaire，贝洛克，希莱尔，350

Benson，Stella（Mrs Anderson），斯特娜·本森（安德森夫人），383—384，390，393，398

Bentham，Jeremy，边沁，杰里米，7，192，257

Bentinck，Lord William，本廷克勋爵，威廉，50，115

Berger，Captain，伯杰，327

Berkeley，Sir Henry，伯克利，亨利爵士，352

Berlin，Treaty of（1878），《柏林条约》（1878），285

Bermuda，百慕大，498

Bernacchi，Brook，贝纳祺，布鲁克，490

Berti，F.L.，1st Lord Bertie of Thame，伯尔蒂，泰晤士的伯尔蒂勋爵，319

Bevin，Ernest，贝文，厄内斯特，426，429，443，532

Bird，Isablla（Mrs John Bishop），柏德，伊莎贝拉，277，278

Bismarck，Prince Otto von，俾斯麦，奥托·冯，280，288，316

Blachford，Frederick Rogers，Lord，布拉奇福德勋爵，弗雷德里克·罗杰斯，206，230

Black，Sir Robert，柏立基，241，458，459，460，464，469，475

Black Flag，黑旗军，289

Blackwood，Captain，布莱克伍德，70

Blair，James，布莱尔，詹姆斯，345

Blake，Edith，Lady，卜力夫人，330

Blake，Sir Henry，卜力，亨利，330，331，332，339—343，346，374

Blewitt，R.J.，布莱维特，123

Board of Trade，贸易部，266—267

Bocca Tigris（Tiger’s Mouth；the Bogue），虎门，12，72，96，110，111，180，287，533

Bodell，Sergeant James，波德尔，詹姆斯，244

Boer Wars（1880—1881，1899—1902），布尔战争，6，284，393

Bogue，Battle of the（1834），虎门之战（1834），71

Bogue，Treaty of the（1843），《虎门条约》，125—131，167，210；另见Nanking Treaties

Boletho，Captain，伯雷索，416

Bonham，Sir George，文翰；经历与性格，190，192；总督，192，196，198—199，213，218；全权大使，190，191，196，201，203

Bonin Islands，小笠原群岛，105

Boulcotts，伯尔科茨，168

Bowen，Lady，宝云夫人，293，386

Bowen，Sir George，宝云，292—294，295—297，298，299，309

Bowlby，Thomas，包尔比，227

Bowra，E.C.，包腊，227

Bowring，Sir John，包令爵士；经历与性格，7，184，192—194，199，221，223，252；暹罗之行，199—200；特别委员会，184，186，231；广州领事以及全权大使，192，194—198，201—204，540；战争责任，7，122，195，205—206；总督，198—199，207，211—212，221—223，225，237，242—243；改革措施，215—216，218，224，237，258，260，262，265，348

Boxerrising（1900），义和团起义，8，322，338—339

Boycott Prevention Ordinance（1912），《预防抵制条例》，361

Bradford，Dr James，布雷福德，詹姆斯，46

Braga，Jose Pedro，布力架，乔西·佩德罗，382

Brassey，Sir Thomasand Lady，布拉西，托马斯爵士与夫人，278

Bray，Denis，黎敦义，444，454，459，483

Bray，Dr Jeremy，布雷，杰里米，459

Bremer，Commodore Sir Gordon，伯麦，戈登，海军司令，101，103，110，138

Brenan，Sir J.F.，白利安爵士，306，376，425

Bridges，Dr W.T.，布烈治，213

Bridgman，Rev.E.C.，裨治文，46—47，246

Bright，John，布莱特，约翰，205，207，272

Britain，英国；16—18世纪，内政，9，41；贸易和扩张，18—22，25—28，32—33；19世纪，帝国势力，9，23—25，28，38，44，73，228—229，284—285，314；对华与对印贸易，23，27—31，35—40，54，58—59，82，319，另见trade；行政事务，229—231；内政（1846年前后），23—24，51，57，87—88，115—116，144—145，159，178；工业化，44—45，281，319；对华关系与律劳卑使团，51—53，59—75；鸦片问题与战争的先兆，76—78，86—91，98—100；对华战争，另见Anglo‐Chinese wars；《南京条约》与香港的割让，106—109，113—117，122—127，130；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指令，141—143，147，159，164—165，171，219；广州入城问题，178—181，195—198，205—206；内政（1846—1870年前后），188，189，191，205，216，248，273；社会，9，144—145，236—237；北京使馆建立，198，209—210，288；大陆事务，225，280—281，285—286；世界贸易，281—285，318—319；获得九龙，225—227；卖淫问题，236，262，264；贸易问题与对华关系，267—276，290，292，310—311，314，318—320；内政（1870—1900年前后），281—285，318，319；与法国的扩张，286—292，294；殖民地管理，307—311，393，536；与其他殖民列强在远东，287—288，314—321，325—326；新界的租约，7—8，321—327，329—330；20世纪，广九铁路特许权，344；内政（1900—1945年前后），346，347，397，431；“猪仔贸易”，347—348；鸦片问题，348，350—351，362—364；中国革命，354—355；资助香港大学，357—35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365；租借新界，366；对日条约和华盛顿会议，386—387，407；“妹仔”问题，394—398；香港政体改革，399—400，433—437，439；二战前夕日本的威胁，407—410；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香港的沦陷，409—412，414—417，427；战后香港的问题，422—430，434—435，437—441，443；丧失殖民地和世界霸权，441，452；朝鲜战争，445—446；与美国的关系，446—450，505，507—508，531，532；两航事件，447—448；对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453，457—459，463—464，532，536；内政（1950—）9，449，461，463—464，476，515—519；对1966、1967年骚乱的反应，470；改善对华关系，470—472，476，532；对华贸易，472—473，533；为香港华人提供大学名额，482；香港的腐败问题，490—491；银行投机，499—501；香港归还中国，502—540；《联合声明》与《基本法》，510—515，517，521—527，538，539；最近的民主举措，515—519，528，531，另见electoralreform；英国国籍问题，473，506，509，514，522—524，531；对港贸易衰退，533；新机场项目，534，另见Colonial Office，Foreign Office

British Army，英国陆军；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实力下降，91；英中战争，91，97，101—104，110—111，116—117；准备与训练，111，118—119，250；驻扎香港，136，139，144，160，162，169；远征广州（1847），179—180；（1857），208—209；逃兵，221；军队的社会生活，244，261—263，365；卡德威尔改革，282—283；香港卫戍部队与职责，291，295，302，311；香港义勇军与新界的获得，327，345；义和团起义，339；20世纪，驻地事务，345，370—371，468；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香港的沦陷，409，411—417，420；在华的英军服务团，420；战后加强卫戍力量，438，443；1956年骚乱，456；今日驻军的削减，4，452

Britishand Chinese Corporation，中英公司，344

British Communal Council，英国人社区委员会，418—419

British Nationality Act（1981），《英国国籍法》（1981），506，509，514，522—524

Brockway，Fenner（Lord Brockway），布罗克韦，芬纳（布罗克韦勋爵），510

Brooke，Sir James，布鲁克，詹姆斯爵士，199

Brougham，Henry，1st Baron，布鲁厄姆勋爵，亨利，126

Brown，George（Lord George‐Brown），布朗，乔治（乔治·布朗勋爵），475

Brown，Revd.Samuel，布朗牧师，塞缪尔，153

Brown，Thomas（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布朗，托马斯，275

Bruce，Frederick，卜鲁斯，弗雷德里克，157，164，209，225—227

Bryce，James，布赖斯，詹姆斯，347

Buchanan，President James，布坎南总统，詹姆斯，222

Bulmer‐Thomas，Ivor，布尔默－托马斯，艾弗，435

Bumiputra Bank of Malaysia，马来西亚土著银行，520

Burma，缅甸，17，284，289，314，393，409，427，434

Burgess，Claude，伯吉斯，克劳德，460

Burrel，Colonel，布耳利上校，102

Bury，Lord，伯里勋爵，291

Butler，Josephine，巴特勒，约瑟芬，264

Butler，Sir Neville，巴特勒，内维尔爵士，424—425

Butterfield and Swire，太古洋行，356，495

Caine，Sydney，凯恩，西德尼，403

Caine，Colonel William，威廉·坚，133，148，150，164，211，232，258，262

Caithness，Lord，凯斯尼思勋爵，537

Calcutta，加尔各答，19，40，41，52，54

Caldecott，Sir Alexander，郝德杰爵士，385，403

Caldwell，Daniel，高和尔，164，212—213，232，239—240，273，379

Caldwell＆Brereton，卡德威尔与布里尔顿公司，273

Cambodia，柬埔寨，290，508

Cambridge，George，Duke of，剑桥公爵，乔治，281—282，296

Cameron，Nigel，卡梅隆，奈杰尔，467，492

Campbell‐Bannerman，Sir Henry，坎贝尔－巴纳曼，亨利爵士，347

Camperdown，Lord，坎帕登勋爵，325

Canning，George，坎宁，乔治，23

Canning，Stratford，坎宁，斯特拉福德，206

Cantlie，James，康德黎，338

Canton，广州；早期的历史与贸易，8，12—13，20，23，26—28，30；19世纪，鸦片贸易与问题，35—36，38—42，45，47—62，77—79，84—87，89，92，97，146；律劳卑使团，68—71，74—75；查禁鸦片与第一次英中战争，84—87，89，92，97，104，107，110—112，120；英国的封锁，97，126，133，156，180，191，194—196，198，201—203；香港成为殖民地，133，138，148，156，161，175，225；康普顿案件与德庇时的突袭，176—182，202；1857年的进攻，205，208，222；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大批难民，246；贸易争端，268，274—275；瘟疫爆发（1894），302，305—306；何启—孙逸仙的密谋，337，341—342；20世纪，暗杀总督（1910），360；1911—1912年革命，352，354—355；广九铁路，344，408，480；20世纪20年代的权利斗争，365，367—369，371—373，376—377，378；日本轰炸与占领，408—409；落入共产党控制（1949），437，443；高速公路网，533，贸易与繁荣，534—535

Canton Insurance Society，谏当水险公司，52

Canton Merchant Volunteer Corps，广州商团，368—369

Canton Miscellany，《广州杂志》，46

Canton Press，《广州周报》，46，137—138

Canton Register（later Hong Kong Register），《广东记事报》，46，74，79，139—140，169

Cardwell，Edward，1st Viscount，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184，229，246，282—283

Carnarvon，Henry Herbert，4th Earl，卡纳丰伯爵，亨利·赫伯特，229，238—239，263，274—275，296

Carrian Group，佳宁集团，520

Cater，Sir Jack，姬达爵士，433，492

Cathay Pacific Airlines，国泰航空公司，495，499，501

Cecil，Revd.Lord William，塞西尔勋爵，威廉，357—358

Cécille，Captain，则济勒，287

Central Market，中央市场，5，496

Chadwick，Osbert，瞿域，257—258，299—300

Chailley‐Bert，Joseph，夏莱－伯尔，约瑟夫，290

Chamberof Commerce，香港总商会，269—270，274—275，297，307，310，325—326，345

Chamberlain，Sir Austen，张伯伦，奥斯汀，400

Chamberlain，Joseph，张伯伦，约瑟夫，232，312，318，338，340—341，343，393

Chan Chak，Admiral Sir，陈泽（音译），426

Chan Lau，Dr Kit‐ching，陈刘洁贞，336，354，362，377，381

Chang Ming‐chí，张鸣岐，353

Chao，T.Y.，赵从衍，451

Chapdelain，Abbé，马赖神甫，208

Charles Iof England，King，查理一世（英国国王），19，25，118

Charles II of England，King，查理二世（英国国王），19

Charles X of France，King，查理十世（法国国王），288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有利银行，249—250

Chater，Sir Paul，遮打爵士，保罗，297，311—312，321，355

Chefoo Convention（1867），《烟台条约》（1867），275—276

Chek‐chu（now Stanley），赤柱，137

Ch’en Chiung‐ming，陈炯明，367

Ch’en Lien‐po，陈廉伯，368，422

Ch’en Shao‐pai，陈少白，335

Cheng Kuan‐ying，郑观应，250

Chennault，Claire，陈纳德，447，448

Cheong，Dr John，张荣洋，54，55

Ch’eung Chau island，长洲岛，360

Cheung Ying‐lun，Inspector，张应龙（音译），493

Chia‐ch’ing（Jiaqin），Emperor，嘉庆皇帝，18

Chiang Ching‐kuo，蒋经国，504

Chiang Kai‐shek，Madame，宋美龄，426—427，442

Chiang Kai‐shek，Marshal，蒋介石，376—377，406—407，413，423，426—430，437，442，444

Ch’ien‐lung（Qianlong），Emperor，乾隆皇帝，14，17，32—33，42，98

Ch’i‐ing（Keying；Qiying），Marquis，耆英；经历与性格，120，131，378；南京的协定，121，126—129，131，176；广州的钦差大臣，172—173，175—177，180—181，195；与法国的关系，287；流放，203

Ch’i Kung（Qi Gong），Viceroy，祁贡，126

child marriage，slavery，concubinage，童婚，纳妾，253—254，304，397—398；另见mui‐tsai

China，中国；17—18世纪：历史，14—17，32—33，328—329；行政体系，16—17；皇帝的统治，9—10；贸易，11—12，20，23，25—27，35—36；19世纪：文化，10，42，248，250，253—254，308，394；内部问题，73，188—189，252，289，313—314，322，327，338—339，另见Boxerrevolt，Taipingrevolt；贸易（1842年前），27—31，40，44—45，50—54，71，83，106，另见Canton，opium，silk，tea；与英国的政治关系，51—52，59—63，68—73，76—79，89—92，98—99，393；与法国的关系，286—290，314；与英国的战争，见Anglo‐Chinesewars，armies，navies；割让香港，1—2，7，73，104—109，120—128，130，175，另见Nanking Treaties；贸易与工业问题，（1842—1900年），168，172—173，191，200—201，250，268—276，310，318—320；广州入城问题，156，175—181，191，197—198，201—202，207—209，225；北京外国使馆与政府间关系，198，209—210，228，267—269，290；苦力贸易，218；九龙的割让，224—227；赌博，237，239；银行投机，234，236；现代化与跻身世界强国，252，272，292，313—315；与法国的战争，290—292；与日本的战争，6，289，314—316，322，405；给予殖民列强的特权，314，316—321，324；新界的租借，321—327，329—330；孙逸仙的密谋，335—342；20世纪：广九铁路特许权，344；反美抗议，345；鸦片问题，348，362；1911—1912年革命与共和，352—355，360；香港大学与在华的美国大学；355，357，359；“二次革命”（1913）与20世纪20年代的权力角逐，361—362，365，367—369，371—372，377—378，392，399；新界租约，366；国民党统治，见Kuo‐mintang；共产党的崛起，369，377；反英热潮与支持香港罢工（1925年前后），371—372，375—377，389；国际关系，387，393，409；贸易，389；妹仔问题，394，397；中日战争（1932—1937）与国内动荡，404—407；放弃银本位，403；战后围绕香港的外交，422—430，437，442；美国支持国民党与世界地位，423，424，426—429，437，442，另见China，Reople’s Republic；China，Republic of（Tai‐wan）

China Air Transport Inc.，中华航空公司（华航），447—448

China Association，英商中华社会，191，265，309—310，319，357，434

China Club，香港中国会，533

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494—495

China Mail，《德臣西报》，140，355，490

China Merchants’Steam Navigation Co.，招商局集团，494

China，People’s 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440；对英声明与英国的关系，125，440，443—445；国际承认，442—443，445，449—450；朝鲜战争，445—446；两航事件，447—448；与英国的关系，453—454，469—473，520；反右运动（1956），465，514；大跃进（1958），465—466；文化大革命，5，176，443，465—466，470，514；对1966、1967年骚乱的反应，469—470；美国的承认与加入联合国，470—472，476，504，508；与俄国的关系，505；与英国的关系，470—473，476，532；贸易，444，450—451，459—460，470，472—473，476，505，520，527，533—535；在香港的商业投资，494—499，520，525；为香港华人提供的大学名额，482；最近的政治变迁，5，465，504，508，525—526，534—536，540；天安门，505，520—521，525，527，531，535；与台湾的关系，508，525；香港回归，472，475—476，502—540；《联合声明》与《基本法》，510—515，517，521—522，524—525，527，538—539；香港租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73，81，125—126，473，502—506；香港特别行政区，527；香港新机场项目，534；与彭定康的回应，539—540，另见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Repulic of（Taiwan），中华民国（台湾）；孙逸仙创立，335；台湾，441—442；对香港的主张以及支持，125，441，444—445，455—456；继续承认，442，445，470—471，另见Chiang Kai‐shek；油轮（1951）与战机（1955）事件，448；为香港华人提供的大学名额，482；贸易与经济，498，504，533；蒋经国的改革，504；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508，525；关于香港租约合法性的立场，125；与香港的比较，2，另见Kuomintang

China Resource Co.，华润集团，494—495

Chinese community，华人社会；19世纪：香港最早的定居者，136—137，139，141，144，150，152—154，163—165；被政府驱逐以及救济措施，153—161，216—218，246—248；登记及纳税，170—171，185—186，215，306—308；学校，187，221；欧洲人对华人的态度，165—166，243，245—247，253—254，258—260，278—279，304—305；欧洲人的妻子及情妇，212，220；获得职业，218—219，234，246—247，260—261，297，305；对包令的赞许，222—223；贸易商行的兴起，235，246；赌博，237，239—241；人口，137，253，309，311；逐步得到承认，243，245—247，253，256—257，260，297，309，311—312，330；医疗与卫生，248—251，254—255，300—303，305—306，308；住房与房东，254—255，258，300—303；英国公民权，297；新界，327—329，331—333，360；孙逸仙的密谋，335—342；20世纪：山顶区隔离，342—343；反美示威，345—346；中国革命与权力角逐，353—354，360；361，367，369；对香港大学的反应，356—357，359；抵制电车公司（1912），360—361；20世纪20年代的罢工与抵制，369—373；歧视的延续，378—382，385—386，418—419，421；参与政治的步骤，361，399—401，478；卖淫与妹仔问题，390—398；警察队，4，214，381，400，489—493；大陆难民，392，404，437—438，444，455；人口，399，436—437，444，477，479；日本占领时期，416—417，420—422，431，432；日本投降后，432—433；更易获得官方职位，433—437；寮屋区与骚乱，453—456，477；住房与卫生，401，438，444，454—455，462，477—480，482—483；剥削劳工，457—460；1966—1967年骚乱，466—470；教育与大学训练，481—482；社会安全，483—485；汉语承认为官方语言，487—488；华人商业的发展，451—452，493—499，532—534；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态度与看法，507，510，513，517，522—523，526，另见electoralreform；英国公民权问题，473，506，609，514，522—524；移民，527—528

Chinese Customs Blockade，封锁香港，268—276

Chinese Passengers Acts（1855），《华人乘客条例》（1855），218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46，51，106

Chinese Representative and Co‐operative Councils，华人代表会、华民协议会，442

Ch’ingdynasty，清朝，13—16，19，26，189，250，252，328，335，339，352—353，456

Chinnery，George，钱纳利，243

Ch’i‐shan（Kishen），Governor，琦善，81，103—104，110，113—114

Cho Yau‐tak，Viceroy，周有德，329

cholera，霍乱，299—300

Chomley，Francis，崇利，弗朗西斯，234—235

Chou En‐Lai，周恩来，176

Chouw Liang Shuk‐yee，Selina，周梁淑仪，529

Christianity，基督教，176，另见Church of England；Churchof Scotland；mis‐sionaries；religion

Ch’uen‐pi，穿鼻，94—95，104—107，109—110

Chunking，重庆，407

Church of England，英国圣公会，219—220，37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219—220

Church of Scotland，苏格兰国教会，219

Churchill，Sir Winston，丘吉尔，温斯顿爵士；任职殖民地部，347，349，395—396；担任大臣，387—3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香港的陷落，410—412，414—416；决心保卫香港，427，429，455，532；战后政府，439，449，455，507；在野，445

Chusan，舟山；第一次英中战争，95—96，102，104，107，108—109，110；被选为英国占领地，1，105，107，123—124，160，327；法国占领的谣言，160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446—447

City Hall and Theatre，香港大会堂，4，245

civil and human rights，公民权与人权，505，512，521—522，527，538—540，另见Chinese

civile service，行政部门；英国，229—232，266—267，381，402；中国，16—17，230，268—269；香港，19世纪，231—232，337，379；20世纪，402—404，431—433，479，482，523，528；印度，381，另见government

Clague，Sir Douglas，祈德尊爵士，495—496

Clarendon，George Villiers，4th Earl，克拉兰敦四世伯爵，乔治·维利尔斯，113，191，193，198—199，202，205，211

Clark Kerr，Sir Archibald，克拉克·卡尔，阿奇巴尔德爵士，408

Clark，USAmbassador，克拉克，437

Clarke，Quarter‐Master General Sir Andrew，克拉克，安德鲁爵士，295

Clarke，Sir Ashley，克拉克，阿什利爵士，424—425

Clementi，Sir Cecil，金文泰爵士；经历与性格，332，374；总督，192，309，358—359，374—375，378，390；罢工抵制问题，376—377，499；妹仔问题，292—393，397—398；香港徽章，241；新界租约，330；宪政改革，399—401

Cleverly，Charles，急庇利，157

climateandweather，气候与天气，11，160，255

clocksandwatches，钟表，38，40

Cobden，Richard，科布顿，理查德，205，207

Cochin China，交趾支那，289—290

Cochrane，Admiral Thomas，Lord Dundonald，科克兰，邓多纳德勋爵，64，182

Cohongguild（Kuang‐hang），公行，27—28，38，53

coinage，货币，233，360—361

College of Medicine，西医书院，308，335，355—356

Collinson，Lieutenant Bernard，柯林森，伯纳德，169

Colomb，Sir John，科洛姆，约翰爵士，284—285

Colonial Office，殖民地部；19世纪，香港殖民地的建立，143，150，160，165；殖民地大臣与文官，1855—1866年，191，229—230，239，391；职责与委任，228—229，266，272，284；香港事务（1888年前），221，240—241，249，254—255，259—260；与麦当奴的矛盾，238，253，259，268；与萨金特的关系，296；香港事务（1900年前后），266，277，301，311，338，343；20世纪，与卢押的关系，349，355，357；香港事务（1927年前后），344—346，350—351，364，372，373，375，392；与金文泰的关系，390，400；与外交部的政策分歧，375—376；权力受到限制，399—40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压力，408；战后的香港政策，425—426，434，440，454，459，463；被政治家当作跳板，452；更名为联邦关系部并与外交部合并，475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formerly Colonial Office），联邦关系事务部（前身为殖民地部），475

communications，交通，267，325，369

communism，共产主义，在香港和中国的早期发展，365，367，371，375—376，378；美国遏制共产主义，437，440，446，449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夺取权力及内战，369，371，377，406，423，426—427，437；上海商人逃往香港，451；打败国民党，428，437—438；关闭香港边界，438；对香港的支持，444—445，455—456，468，469，521；在香港的商业投资，494—495，520，另见China，People’s Republic

Community Chest，香港公益金，483

Compagnie de Indes，法国印度公司，28

Compton，Charles，金顿，167，178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孔子与儒家学说，10，237

Cong‐San Dan（later Vietminh；Vietcong），越共（后来的越盟），400

Connaught，Dukeof，干诺公爵，299

Connaught Road，干诺道，299

Consoo fund，公所基金，38，52

Contagious Diseases Act（1867），《传染病防治法》（1867），262，264—265，391—392

Conventions of Peking（1860/1898），《北京条约》（1860/1898），125

Conynghame，Captain Arthur，科宁厄姆，阿瑟，169

Cornawallis，George，1st Marquis，康沃利斯，乔治，22

Cornwallis，H.M.S.，“皋华丽”号，117，120，122

Courten，Sir William，科提恩，威廉爵士，25，27

corruption，腐败；广州商人（20世纪前），29—30，32，38，48，50—51；中国，314，336，362；香港的政策，262，266，279，421，467，489—493；低级官员的腐败（二战前），382，404，418，421；日本占领时期，421；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427，442，451；二战后至今的香港，2，467，489—493；腐败调查委员会，490；廉正公署，492—493，531

cottontrade，棉花贸易，27，40，44，47，77，319

Cowper’s，柯拜黄埔船坞公司，496

Cowperthwaite，Sir John，郭伯伟爵士，460—463，470，476

Cox，James，考克斯，詹姆斯，40

Coxon，Atwell and Louisa，考克森，阿特韦尔与路易莎，277

Cradock，Sir Percy，柯利达爵士，506，509，540

Craigie，Sir Robert，克赖琪，罗伯特爵士，408，410，412

Cranborne，Robert Cecil，克兰伯恩，罗伯特·塞西尔，425—426

Crawford，Norman，克劳福德，诺曼，496

Crawford，J.，克劳福德，58

Cree，Surgeon Edward，克里，爱德华，122，182

Cricket Club and cricket，板球俱乐部，244—245，304，380，382，469

crime，犯罪；殖民地早期，162—166，213，214—215；刑罚，165—166，194，215，218，236，253—254，258—260；革命前夕，354，360；1966—1967年骚乱时期，456，466—468；当今的谋杀案发案率，3，另见corruption，extra‐territoriality issue，smuggling

Crimean War（1854—1856），克里木战争（1854—1856），116，191，209，225

Crocker National Bank，克罗克国民银行，500

Cross‐Harbour Motor Tunnel，香港管道传输有限公司，495—496

Crossman，Sir William，克罗斯曼，威廉爵士，294—295

Crowdy，Dame Rachel，克劳迪，瑞切尔夫人，384

Crown Agents，皇家代理商，463

Crown Colony status，直辖殖民地，147，160，311—312，399，434，463，471—473，476，532，另见Dependent Territory status

Crown Lands Resumption Ordinance（1889），《收回官地条例》（1889），301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5，176，443，466，470，514

Cumming，Mrs Gordon，卡明夫人，戈登，277，301，401

Cumsingmoon，淇澳岛，185

Cunliffe‐Lister，Sir Philip，坎利夫－李斯特，菲利浦爵士，402

Curzon，George，Marquis of Kedleston，寇松，乔治，凯德尔斯顿侯爵，299，320，366，368，388，424

customsservice，海关，第一次英中战争后的安排，126—127，129；海关总税务司，见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新界租约，326；对烟酒征税，364；孙逸仙要求获得海关收入，368；英国护照的分配，523

D’Aguilar，Major‐General Charles，德忌笠少将，查理，179—182

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报》，506

Dairy Farm，牛奶公司，279，495

Daogang，Emperor，道光皇帝，见Tao‐kuang

Davidson，W.S.，大卫逊，56

Davidson（later Dentsq.v.），大卫逊洋行（日后的颠地洋行），52，56

Davis，Sir John，德庇时，约翰爵士；经历与性格，65，155—156，170，176，192；律劳卑使团，43—45，55—56，65，68，69，73—74，146；总督，74，155—156，159—160，163，166，170，192，219；香港政制，148，167，171—172，185；其他职务，156，162，176—178，195；突袭广州，179—181，202；辞职，182—183

Davitt，Michael，达维特，迈克尔，338

De Quincy，Thomas，德·昆西，托马斯，35

Deane，Walter，迪恩，沃尔特，394

Deep Bay，后海湾，324

defence，防务；19世纪：防御设施，137，224，294—296，310，321；20世纪：《华盛顿条约》的条款，387，3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的取胜，411—418；战后的考虑，438；英美的共同防御责任，450，另见British Army

Delano，Warren，德兰诺，沃伦，423

Deng Xiaoping，邓小平，494，504，506，514，521，533

Denmark，丹麦，19，280

Dent，Sir Alfred，颠地，阿尔弗雷德爵士，309—310

Dent，John，颠地，约翰，242

Dent，Lancelot，颠地，兰斯洛特，55—56，77，84—86，92，135，144，146，153

Dent，Thomas，颠地，托马斯，56

Dent，Wilkinson，颠地，威尔金森，55—56，77，85，92，144

Dent’s（formerly Davidson），颠地洋行（前大卫逊洋行）；创立，52，55—56；在香港站稳脚跟，133—134，140，146—147，151，174，197；致额尔金的函件，209；汇丰银行发行股票，233—235；转让，235

Dependent Territory status，附属领地，476，501，532

Derby，Edward Stanley，德比十四世伯爵，爱德华·斯坦利，116，122，159，191，197，205，208，280，281

Des Voeux，Sir William，德辅，威廉爵士，293，298—299，301，303

development of HK，香港的发展；1841—1900年，3—4，134—139，141—142，149—150，169，299；九龙与新界，4—5，223，321，344—345，378，479—480；华人人口密度，254—255，258，300—303，438，444，477；工业化，369；政府住房计划（20世纪50年代），454—455；（20世纪70年代），477，479—480，482—483；新城镇，4—5，479—480；最近的项目，4—5，479—480，496，533—534

Devonshire，Duke of，and‘Devonshire Declaration’，德文公爵与“德文宣言”，393，396

Dewey，Thomas，杜威，托马斯，442

Dickens，Charles，狄更斯，查尔斯，145，194，242，248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拔萃女书院，220

Directorof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医务及卫生局局长，401

disease，疾病；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的疟疾，104；第一批殖民者，138，151，159—160，179—180，261；海军与陆军，（1850年前后），244，261，263；传染病，261—265，391—392；1883年霍乱流行，299—300；1894年瘟疫，302—303，305—306

Disraeli，Benjamin，Earl of Beaconsfield，狄斯雷利，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对阿伯丁的看法，116；与波普·轩尼诗，256；外交事务，205，283，284—285；政府，256，281，283

District Officers，民政事务专员，531

District Watch Force，华人更练，247

Donald，W.H.，唐纳德，355

Donovan，‘Big Bill’，唐诺文，“野小子比尔”，447

Douglas‐Home，Sir Alec，道格拉斯－霍姆，亚历克爵士，472

Dowager Empress，慈禧太后，见Tz’u‐hsi

Downing，Dr C.T.，唐宁博士，53，64

Drew，Edward，杜德维，276

du Cann，Edward，杜坎，爱德华，490

Dulles，John Foster，杜勒斯，约翰·福斯特，442，449

Duncan‐Sandys，Baron Edward Sandys，邓肯－桑兹，爱德华·桑兹男爵，459

Dundas，Henry，Viscount Melville，邓达斯，亨利，梅尔维尔子爵，21，36

Dundonald，Thomas Cochrane，10th Earl，邓多纳德伯爵，托马斯·科克兰，64

Dunn，Lydia，Baroness，邓莲如女男爵，451—452，486，522—523

Dutronquoy，Gaston，达特龙奎依，加斯东，140

East Indiacompanies，联合东印度公司，见Compagniedes Indes；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East Lancs Regiment（59th Foot），东兰开夏团（第59步兵团），221，244

East Point，东角，163

Eastern Colonial Service，殖民地部东方司，374，381

Eastern Harbour Tunnel，东区海底隧道，495

Economist，《经济学家》，167，197

Eden，Sir Anthony，Earl of Avon，艾登，安东尼爵士，艾冯伯爵，424，448—449，507

Eden，Emily，艾登，艾米莉，112，115，193—194

Edger，John，埃杰尔，约翰，190

education，教育；19世纪：学校，187，219，221，308；创办香港大学，355—360；中国的教育，359；教育署，402；殖民地教育咨询委员会，402；日本占领时期，421；现代化与教育投入，402，459，461—462，467，477—479，481—482，485；《联合声明》关于教育的条款，512

Egypt，埃及，283—284，288，393

Eisenhower，President Dwight，艾森豪威尔总统，德怀特，449—450

Eitel，Dr，欧德理，170，182，220，228，241，255，257

electoralreform，选举改革；19世纪，309；日本，405；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434—436，440，457，464—465，470；最近和当前的举措，510，513，515—518，528—531，538—540

Elgin，Thomas Bruce，7th Earl，额尔金七世伯爵，托马斯·布鲁斯，207

Elgin，James Bruce，8th Earl，额尔金八世伯爵，詹姆斯·布鲁斯，157，207—209，225，227

Elibank，Arthur Murray，3rd Viscount，埃利班克子爵，阿瑟·莫莱，450

Eliot，Sir Charles，埃利奥特，查理爵士，358

Ellenborough，Edward Law，1st Earl，埃伦巴勒伯爵，爱德华·劳，50—51，107，141

Elliot，Admiral Sir Charles，义律，查理爵士；家庭与经历，66—67，89，146；律劳卑使团，66；商务监督，6，74—79，82—83，146；鸦片引起的冲突，82—83，86—87，91—99，110，133，181；战争前后的行动，101—113，120—121；建立香港社会，132—133，135—138，141—142，149，164，224；后期的经历，113—114

Elliot，Clara，义律，克拉拉，66—67，86，93—96

Elliot，Frederick，埃利奥特，弗雷德里克，230

Elliot，Admiral Sir George，懿律，乔治，67，97，101，103

Elliot，Hugh，埃利奥特，休，67

Elliot，Elsie，叶锡恩，见Tu Elsie

Ellis，Lieutenant Henry，埃利斯，亨利，215—216

Ellis，Walter，埃利斯，沃尔特，375

Emergency Regulation Bill（1922），《紧急管制条例》（1922），370

Engineering Institute，香港华人机器会，369

Erigone，“爱里贡”号，287

Eurasiancommunity，欧亚混血侨民，380，419，436

Europeancommunity，欧洲侨民；19世纪，第一批殖民者，144—146，165—166，170—171，182，215—216；参与政府，161，216—217，297，309—312；华裔妻子和情妇，212，220；社会的改善，219—220，242—245；对华人的态度，165—166，243，245—247，253—254，258—260，278—279，303—305，330，378—379；人口，137，253，309，311；社会事务，242—245，304，342；妓院，另见prostitution；来访者的评价，276—279；住房歧视，301—302；20世纪，山顶保留区，342—343，378；卢押夫人提升品位的尝试，349；对香港大学的反应，356—357；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自愿者，362；延续种族歧视，378—382，385—386，418—419，421；社会等级与势利，380，382—386；妓院，391，392；更为民主的举措，400—401，434，436—436，440；日本统治时期，417—420；人口，436—437；共产党、国民党的舆论，445；20世纪50年代的骚乱，456；当今面临的问题，532—533；另见American，German，Portuguesecommunities

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1888），《欧人区保留条例》（1888），301—302

Evans，Sir Richard，伊文思爵士，509

Ewart，William，尤尔特，威廉，184

Ewo Hong，怡和行，52

Executive Council，行政局；建立与早期的作用，147，160；华人代表，311，370，399—400，422；法院建筑，4；民主化的尝试，399—400；战后，440；现代的结构，486—487，518，532；香港归还中国，510，528—530

extra‐territorialityissue，治外法权问题，130，315，422—423，512

Fairbank，John King，费正清，9，80，131，201，203

Falkland War（1982），福克兰战争（1982），506—508

Fame，H.M.S.，“名誉”号，32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451，534

farming，农业，279，332—334

Fearon，Samuel，费伦，塞缪尔，163—164

Fell，Robert，霍礼仪，539

Ferry，Jules，费里，儒尔，290

Fiji，斐济，285

finance，金融；19世纪，投资殖民地，310—311；“铜臭味”，279，331；20世纪，鸦片贸易的收入，348，350—351，362，364—365；为香港大学筹资，356—358；通货改革（1912），360—361；海关税收争端，368；为谋划起义出资（1925），372—373；1926年罢工的代价，377；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港币贬值，403；建立现代金融体制，403；日本占领时期的措施，420，433；郭伯伟的政策，460—463；工资，460—461，534—535；“赚钱”，433，461；英国货币贬值的影响，463；公共开支政策（20世纪70年代），476—483；对福利事业的慈善捐赠，485；证券市场，520，527；香港与中国的联系，520；日本投资，533；关注未来，510；另见bank‐ing；coinage；taxation；trade and economy

Finance Committee，财政委员会，298

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362，365，386—387，399，405

Fisher，Nigel，费舍尔，奈杰尔，459—460

Flagstaff House，旗杆屋，3，136，169

Fleming，Sir Francis，菲林明爵士，311

Fletcher，Walter，弗莱彻，沃尔特，435

Fletcher’s，弗莱彻公司，151

Flour Mills，香港面粉厂，355—356

Foochow（Fou‐Tchow‐Foo），福州，106，120，290—291

Forbes，Bennett，福布斯，贝内特，75

Forbes，Sir Charles，福士，查理爵士，59—60，63

Ford，John，福特，约翰，168

Foreign Office，外交部；19世纪，在中国事件中的角色，210，242，266—268；文官的选拔，231；贸易争端，173，272—273；孙逸仙的谋反，341；20世纪，香港事务，355，366，368，372，400；与金文泰的良好关系，375；与殖民地部的政策差异，376，475；二战前日本的压力，408；战后的香港政策，6，424—426，433—434，439，459；与英联邦事务部合并，475；福克兰战争，508；香港的前途，508，522—523

Formosa，福摩萨（台湾），105，315—316，388，405，439，442，另见China，Repub‐lic of（Taiwan）

Forrest，R.A.D.，福里斯特，404

Fort St George，圣乔治堡，见Madras

France，法国；16—18世纪，政局动荡，285—286，289—290；领地与贸易，23，28，155，175；卷入中东，88，90，284，286，288；印度支那与其他殖民扩张，286—290，294，314，320，324，424；治外法权，131；条约权力与广州入城问题，201—202，208—209，225，288；欧洲的战争与政治，224—225，280—281，285—286，288；传染病的影响，261；对华战争，290—292；调停中日，316；对华贸易，318；20世纪，印度支那，400，446；屈服于日本威胁，40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409，423—424；中国的让步，508

Freemasons，共济会，304—305，379

French Mission House，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3

Friend of China，《中国之友》，121，138，140，144，146，151，155，171，215

Fu‐jenwen‐se（Literary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Benevolence），辅仁文社，335

Fujien，福建，504

Fung，Sir Kenneth，冯华川爵士，494

Fung Ming‐shan，冯明珊，394

furtrade，毛皮贸易，40

Galatea，H.M.S.，“迦勒底”号，244

Garrick Club，加里克俱乐部，242

Gass，Sir Michael，祈济时爵士，467，491

GDP of HK，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2，520

Gemmel’s，格默尔公司，151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香港中华总商会，523

George III of Britain，King，乔治三世（英国国王），33

George IV of Britain，King，乔治四世（英国国王），44

George V of Britain，King，乔治五世（英国国王），245，276—277

George‐Brown，Baron George，乔治－布朗，乔治男爵，475

German community，德国侨民，278，362，380

Germania Club，日尔曼尼亚俱乐部，380

Germany，德国；19世纪，统一，281；工业化，281—282，288；在远东的野心，316—317，320，324；对华贸易，318；传染病的影响，261；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408—409；与香港的贸易，533

Gibb Livingston＆Co.，仁记洋行，235

Gibraltar，直布罗陀，438，506

Gibson，Lieutenant John，吉布森，约翰上尉，431

Gilman’s，琼记洋行，249—250

Gimson，Franklin，詹逊，富兰克林，417—419，422，430—433

Gittins，Jean，何锦姿，419

Gladstone，Herbert，1st Viscount，格拉斯敦子爵，赫伯特，347

Gladstone，William，格拉斯敦，威廉；鸦片战争，79—80；支持阿伯丁，116；香港事务，171—172；谈包令的为人，197，206；政府，281，283，318，345；中国事务，205，207，272—273；外交政策，283—284；内政，285，318，461；支持包令，292

Glenarthur，Lord，格莱纳瑟勋爵，537

Glenelg，Charles Grant，1st Baron，格伦额尔勋爵，查理·格兰特，23，60，61

Godber，Superintendent Peter，葛柏，491

Goldie，Sir George，戈尔迪，乔治爵士，349

Gordon，General Charles（‘Chinese’），戈登，查理，291

Gough，Major‐General Sir Hugh，郭富少将，休爵士，103，111—114，117，122

government，政府；19世纪，最早的居留地以及行政局，143，145，147—148，150，152—154；中国难民以及救济措施，153—154，161，216—218，246—248，311—312；德庇时时期，157，160—161；薪水（1860年前后），233；宝云时期，294；里彭－张伯伦的裁决，311—312；新界的管理，331—334；何启－孙逸仙的革命，335—342；20世纪，对罢工的反应，370—372；葛量洪的意见，385；在卖淫问题上的策略，392，395—396；引入民主的尝试，399—400；日本占领时期及投降后，418—419，421—422，430—433；宪政改革，434—437，439—450；处理难民问题的举措，444，454，462；不干涉企业，458，460；公共开支，460—462，476；迈向独立的政府，464—465，501，532；1966—1967年骚乱，466—469；20世纪70年代的措施与改革，474—483，485—488；《联合声明》与香港的前途，510—518，524—531，538—540；另见Civil Service；Crown Colony status；Depend‐ent Territorystatus；Executive Council；judicialandlegislature；Legislative Council

Government House，总督府，3

Gower，Lord Ronald，高尔，罗纳德勋爵，278

Graham，Major H.H.，格雷厄姆少校，244

Grand Canal，大运河，189

Grant，Charles，格兰特，查理，见Glenelg

Grant，Captain Charles，格兰特船长，查理，55—56

Grant，General Sir Hope，克灵顿，霍普爵士，121，225，227—228

Grant，President Ulysses，格兰特总统，尤利西斯，277

Grantham，Lady，葛量洪夫人，453

Grantham，Sir Alexander，葛量洪爵士；总督任期，385—386，435—436，453，455，458；香港的地位与政制，438—440，445；美国问题，446—448；油轮事件，448；贸易禁运，450—451；难民与住房问题，450—451

Granville，George Leveson‐Gower，2nd Earl，格兰维尔伯爵，乔治·列文森－高尔，156，197，206，229，238，293

Granville Road，加拿分道，345

Grayburn，Sir Vandeleur，格兰朋爵士，385，420

Great Khan（Prince Nurhaci），大汗（努尔哈赤），14，120

Greenberg，Michael，格林伯格，迈克尔，30—31

Greville，Charles，格雷维尔，查理，72，112—113

Grey，Charles，2nd Earl，格雷二世伯爵，查理，7，23，51，57

Grey，Henry（Lord Howick），3rd Earl，格雷伯爵，霍威克勋爵，67，178，188，190，196，199，206

Grey，Sir Edward，格雷，爱德华爵士，347，351

Grey，Sir George，格雷，乔治爵士，191，293

Guangdong，广东，见Kwantung

Guangdong Enterprises，粤海集团，534

Guangxi，广西，见Kwangsi

Guizot，Fran9ois，基佐，弗朗索瓦，287

Gundry，R.S.，盖德润，319

Gutzlaff，Rev.Charles，郭士立，45—46，102，121，162—164，196，219—220

Haddington，Lord，哈丁顿勋爵，126

Haddon‐Cave，Sir Philip，夏鼎基爵士，470，476，479

Hague Convention（1912），《海牙公约》（1912），364

Hakkapeople，客家人，163，177，329

Halifax，Edward Wood，1st Earl，哈利法克斯伯爵，爱德华·伍德，424

Hall，Bishop Ronald，何华民，445

Hallam，Dr，哈勒姆博士，391

Hankow，汉口，210

Harcourt，Admiral Sir Cecil，夏悫少将，塞西尔爵士，430—432，434

Harcourt，Sir Lewis，哈考特，刘易斯爵士，361

Hardy，Captain，哈迪上校，386

Harrison，President Benjamin，哈里森总统，本杰明，345

Hart，Judith，哈特，朱迪丝，464—465

Hart，Sir Robert，赫德，罗伯特爵士；对香港的第一印象，278；创办海关，201，268—271，313，326；外交上的作用，276，290，314—315，325；汇丰银行危机，334；对普·轩尼诗的看法，256；华裔情妇，212

Hartington，Spencer Cavendish，Marquis of（Duke of Devonshire），哈丁顿，斯宾塞·卡文迪什，德文郡公爵，296

Haslewood，Clara and Husband，黑斯伍德夫人，克拉拉，391，394—395

Hawaii，夏威夷，345

Hawes，Benjamin，哈维斯，本杰明，184

Hayter，Captain George，海特，乔治，13

Heard，Augustus，Junior，侯德，214

Heath，Sir Edward，希思，爱德华爵士，459，471—472，504，508—509，519，528，530—531

Heath，Henry，伊辅，490

Hennessy，Sir John Pope，轩尼诗，见Pope Hennessy

Henry of Prussia，Prince，亨利亲王，276—277，317

Heppner，Richard，黑普纳，理查德，447

Herbert，Sir Robert，赫伯特，罗伯特爵士，293

Herbert，Sidney，赫伯特，西德尼，191，227

Hercules，“赫尔克里士”号，56

Herklots，Dr Geoffrey，赫克罗斯，杰弗里博士，433

Herries，Michael，赫里斯，迈克尔，495

Heseltine，Michael，赫塞尔廷，迈克尔，533

Heung Yee Kuk，乡议局，530—531

Hicks Beach，Sir Michael，希克斯·比奇，迈克尔爵士，320

Hillier，Charles Batten，禧利，164，212，222

Hing‐tai（merchant），兴泰行，50，146

Ho Ch’I（Ho Kai），Sir Ch’I，何启爵士；经历与教育，153，246，335—336；立法局，305，307，311，335，342；卫生局与医疗计划，300，308—309，335；支持李鸿章－孙逸仙，335—341；梅含理的看法，342，361；国民党政变，352，354；论文化差异，352，354

Ho Chi Minh，胡志明，400

Ho Fuk Tong，Revd.，何福堂，153，246，250，300

Ho Sing‐tin，Edward，何承天，529

Hoare，Sir Samuel，霍尔，塞缪尔爵士，388

Hobhouse，John Cam，霍布豪斯，约翰·卡姆，90

Hoe，Susanna，霍伊，苏珊娜，349

Hogan，Sir Michael，何瑾爵士，467，478

Hoklopeople，福佬，329

Holland，荷兰，18—19，23，28，281，425—426，473

Holyoak，霍利约克，396

Home Office，内政部，229

Hong Kong Club，香港俱乐部，245，304，380，495，533

Hong Kong Electric Co.，香港电灯有限公司，496

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香港九龙货仓有限公司，497

Hong Kong Land，香港置地公司，497

Hong Kong News，《香港新闻》，421

Hong Kong Regiment of Royal Artillery，香港皇家炮兵团，412

Hong Kong Register（formerly Canton Registerq.v.），《香港记事报》，512—513，515，524

Hong Kong Telegraph，《士蔑西报》，295—296，326，369

Hong Kong Volunteers，香港义勇军，327，412，416，420，523

Hong Kong and Whampoa Dock Co.，香港黄埔船坞公司，496

Hongmerchants，行商；社会地位与贸易，28，37—38，52—53，68，78，153—154；鸦片战争，84，95，101；香港，146—147；后期的发展，451—452，493—499，532—534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汇丰银行；创建，233—234；银行业危机，235—236，273，334；东华医院，249—25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362；军火走私事件（1924），368；20世纪20年代抵制风潮，377；雇员被迫独身，385；日本占领期间及投降，420，433；政策改革，452；董事局主席在行政局的席位，486；最近的投资，495—497，499—500；香港的前途，523，532—533；银行建筑，4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沿革与前景，30—31，38—39，230—231；在华的活动，9，13，26—29，32，35，38—41，44—45，47—48，53；在印度的活动，19—22，24，26，32，35—41，133；圣赫勒拿岛，38；陆军和海军，57，102；衰落与破产，51，57—60，77；奖励义律，113

Hope，Admiral，何伯，209

Hope，Captain Charles，霍普，查理，173—174

Hoppo，the（hoi‐poi），户部，27—28，40，52，68—69，270，276

Hornbeck，Stanley，霍恩贝克，斯坦利，427

Horobin，Sir Ian，霍罗宾，伊恩爵士，455

Ho‐shen，和珅，18

Hotung（Ho Tung），Sir Robert，何东爵士，341—342，419，493

Houston，Samuel，休斯敦，塞缪尔，113

Howe，Sir Geofffrey，豪，杰弗里爵士，509—510，517，519，522—523

Howick，Lord，霍威克勋爵，见Grey

Howqua（merchant），浩官，28，85

HSBCHoldingsplc，汇丰控股，500

Hsieh Tsuan‐t’ai，谢缵泰，335

Hsien‐feng（Xian Feng），Emperor，咸丰皇帝，188，202—203

Hsin Hua（Xiahua），新华社，见New China News Agency

Hsin‐cheng Chen‐ch’üan（Essayson Refrom），《新政真诠》，336

Hsing Chung Hui（Associationforthe Regenerationof China），兴中会，337

HsüChi‐Yü（Xu Jiyu），徐继畲，175—176

Hsü（Xu）Kuang‐chu，Imperial Commissioner，徐广缙，195—196，203

HsüNai‐tsi，许乃济，78—79

Hsuang‐t’ung，Emperor（Pu‐Yi），宣统皇帝（溥仪），353，359，406

Hu Han‐min，胡汉民，353

Hu Li‐yan，胡礼垣，336

Hua Guofeng，华国锋，504

Huang Chueh‐tzu，黄爵滋，81

Huangen‐t’ung（Huang Entong），黄恩彤，126

Huang Hsing，黄兴，352—353

Huang Hua，黄华，471

Huang Yung‐shang，黄咏商，337

Huc，Abbé，古伯察，114

Hui‐chou，惠州，340惠州

Hui，Yin‐fat，许贤发，529

Hull，Cordell，赫尔，科德尔，409，424

Hulme，John，休姆，约翰，157，178，181—182，212，232

Humen‐ch’uen‐pi，虎门－穿鼻，287

Huang Hsiu‐ch’uang（Hong Xiuquan），洪秀全，176—177

Hunter，James，亨特，詹姆森，168

Hunter，William，亨特，威廉，46

Hurd，Douglas，赫德，道格拉斯，205，526—527

Hurley，Patrick J.，赫尔利，帕特里克，428—429

Huskisson，William，赫斯基森，威廉，23

Hutchison’s，和记洋行，495—496，523

Hutchison‐Whampoa，和记黄埔，496

Hyacinth，H.M.S.，“海阿新”号，96—97

ITs’z，义祠，248—249

I‐liang，Governor‐General，怡良，两江总督201

Immigration Act（1971），《移民法案》（1971），473

Immigration Department，移民署，418

Imogene，H.M.S.，“伊莫禁”号，70—71

Indefatigable，H.M.S.，“不屈”号，431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公署），492—493，531

India，印度；17—19世纪，英国的统治，19—24，73，114—115，155，165，190，229，283，307—308，393；鸦片贸易与其他贸易，19—20，34—38，40，44，52，173，286；19世纪，银行投机，233—234，236；英中战争中的印度军队，91，104，111；香港卫戍部队，295，311，370；20世纪，鸦片贸易，358，362，36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印军，365；行政管理，381；防卫香港的部队，412；二战后对中国的恐惧，428；独立，434，441

India Act（1784），《印度法案》（1784），21—22

Indo‐China，印度支那，17，286—292，314，421，446，另见Korea；Vietnam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44，281—282，319

industrialization of HK，香港的工业化，369，451—453，457—458，493—498

Inglis，Sir Robert，英记利士，罗伯特爵士，55，60，85

Innes，James，英尼斯，詹姆斯，45，52，75，144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公民权利与政法权利国际公约》，527

Ireland，爱尔兰，87，155，188—189，283，285，318，365

Irving，Edward，伊荣，356

Ismay，General Hastings，1st Baron，伊斯梅，哈斯丁斯男爵，410

Ito Hirobumi，Prince，伊藤博文，315

ivorytrade，象牙贸易，40

Jackson，Thomas，乃则臣，297

Jamaica，牙买加，100，309

James Capel，詹金宝公司，500

Jamieson，James，杰弥逊，詹姆斯，375

Jancigny，Adolphe‐Philibert Dubois de，真盛意，阿道夫－菲利伯·杜布瓦·德，286—287

Japan，日本；17—18世纪，驱逐外国人，26；19世纪，银行投机，234，236；传染病的影响，263；医学发现，302；对华战争，6，289，314—316，322，404；现代化，314—315，318；20世纪，对俄战争（1904—1905），345，405；占领朝鲜，315，405，410；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争期间的威胁，386—389，405—410；居留美国的日本人，389；山东的特权，366—367，378；贸易，389；中日战争（1932—1937），388，405—409；国内的困境，405—406；1932年兼并满洲，406；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占领香港，371，393，410，412—422，427，429—431，432，535；日军的暴行，407，416—417，421；战后的贸易，451，498，520，533；在香港的投资，533

Jardine，Charles，查顿，查尔斯，243

Jardine，David，查顿，大卫，190

Jardine，Jean，查顿，琼，310

Jardine，Dr William，查顿，威廉博士；经历，52，310；广州商人，52—56，61，74，79，133；鸦片冲突，83—84，84，90；议员，105—106，133，150；去世，144

Jardine Mathieson，怡和洋行；创立，40，45，52，55；卷入鸦片冲突，86，97，133—134；在香港，133—134，136，146—147，149，151，169，174，197；管理与权力，190，207，209，298，312；汇丰银行发行股票，234—235；免于倒闭，235；为士兵提供帮助，244；19世纪末的贸易，268—269，273；与英资和中资公司的联系，344；最近的投资，494—495，497—499；与香港的前途，532—534

Jebb，Sir Gladwyn，吉布，格拉德温爵士，424

Jenkin，Patrick，詹金，帕特里克，491

Jiaqin，嘉庆，见Chia‐ch’ing，Emperor

Jockey Club，Royal Hong Kong，香港赛马会，304，380，485，495

Johnson，James，约翰逊，詹姆斯，491

Johnson，Reginald，庄士敦，雷金纳德，358—359

Johnston，Sir Alexander，参逊，亚历山大爵士，66

Johnston（later Campbell‐Johnston），Alexander，参逊，亚历山大；律劳卑使团与商务监督，66，73—76，84；香港殖民地的建立，132，135，137，139—142，148，150；离职，232

Johnston，William，约翰斯顿，威廉，350

Jones，Anson，琼斯，安森，113

Jones，Revd.Josiah，琼斯，乔赛亚，363

Jordan，Sir John，朱尔典爵士，366，424

Joss House Bay（Tai Miu Wan），大庙湾，328

Jowett，Benjamin，乔伊特，本杰明，358

Juan Yuan，Governor‐General，阮元，42，79

judiciaryandlegislature，司法与立法；殖民地早期，138，147，157，164—166，190；华人的参与，218，247，260—261，297，305，312；执法问题，218，221—222，238；保良局制度，304；20世纪，双语，487—488；《联合声明》条款与《基本法》，511—515，522，524—527，538—539；英国人的遗产，536，另见crime，govern‐ment，Legislative Council

Kaifong Association，街坊会，469

Kaifongs，街坊，247，249

K’ang Yu‐wei，康有为，338

K’ang‐his，Emperor，康熙皇帝，329

Kau Lung Gai，九龙寨，322

Kaufman，Gerald，考夫曼，杰拉尔德，519，522

Keeling（Ch’i‐lung），基隆，290

Keenan，Colonel James，吉南，詹姆斯，221—222，253

Kendall，F.W.，肯德尔，233

Kennedy，Sir Arthur，坚尼地爵士，252—253，256，273—275

Keppel，Admiral Sir Henry，科普尔，亨利爵士，219—220，245

Keswickfamily，克锡家族，310，495，497

Keswick，Henry，克锡，亨利，363，497，498

Keswick，James，克锡，詹姆斯，311，319

Keswick，John，克锡，约翰，428

Keswick，Simon，克锡，西蒙，497，505—506，514，523

Keswick，William，克锡，威廉，263，497

Khan of Kokand，浩罕可汗，73，131

Kiau‐chou（Kiachow）Bay，胶州湾，105，317，320

Kimberley，John Wodehouse，1st Earl，金伯利伯爵，约翰·沃德豪斯，229，256—257，261，293，297

Kimberley Road，金巴利道，345

King Edward VII Scholarships，爱德华七世奖学金，357

King’s College，London，伦敦大学国王学院，218

Kingsley，Mary，金斯利，玛丽，343

Kipling，Rudyard，吉卜林，拉迪亚德，62，266，279，390，485

Kissinger，Henry，基辛格，亨利，470

Kitasato，Dr，北里博士，302

Korean War（1950—1953），朝鲜战争（1950—1953），315，405，410

Kossuth，Louis，科苏特，路易，292

Kotewall，Sir Robert，罗旭龢爵士，375，422

Kowloon，九龙；历史，327—329；林维喜事件（1840），93—94；建立征税点，129；修建堡垒，137，224；占领九龙，223—228；进一步的拓展，见New Territories；发展，344—345，378，496；香港被日军占领，413—415；1966—1967年骚乱，456—457，466—467；租约问题，125，505，511，另见New Territories

Kowloon City，九龙城，322—325，329—330，413—414，444，505

Kuang‐hsu（Guangxu），Emperor，光绪皇帝，314，322，338

Kung，Prince，恭亲王，209，252，313

Kung Tzu‐chen，龚自珍，98

Kuomintang（Nationalist Party），国民党；建党和夺取政权，335，352—353，362，367，369；蒋之下的国民党，377—378，406—407，425，427—428，437—438；撤退到福摩萨，441—442；台湾政权，见China，Republic of（Taiwan）

Kwai Chung，葵涌，479

Kwang‐chou Bay，广州湾，317—318

Kwangsi（Guangxi），广西，12，27，68，208，352，377

Kwangtung（Guangdong），广东，12—13，27，68，353，362，367，377，504，534—535

Kwok Acheong，郭甘章，246

Kwok，T.W.，郭德华，444

Labouchere，Henry，Baron Taunton，拉布谢尔，亨利，陶顿男爵，191，216—218，260，262

Labouchere，Henry（nephew），拉布谢尔，亨利（侄子），216

Ladies’Recreation Club，妇女游乐会，278

Lady Hughes incident（1784），“休斯女士”号事件（1784），29

Lagrené，Théodore‐Joseph de，拉萼尼，287

Lamont’s，林蒙船坞，496

land，土地；第一次拍卖及价格，135—136，139，141—142，149，167—169；政府调查（1847年，185—186，188；短缺与筑地，4，134，299，321，483；新界的保有期限，332—334，另见development

Lane Crawford，连卡佛百货公司，496

Lane‐Poole，S.，莱恩－普尔，208

Lanessan，De，拉纳桑，288

language，语言；粤语，13；洋泾滨英语，46；中国人学英语的意愿，152—153，220，246，250；英国人厌恶学汉语，187，220，231；日本人试图强行推广日语，421；大学的情况，482；汉语被确立为官方语言，487—488

Lantao island，大屿山，321，324，329，332，534

Laos，老挝，290

Lattre de Tassigny，General Jean de，拉特·德·塔西尼，446

Lau，Governor General，劳崇光，225

Lau，Emily，刘慧卿，529

Lau Tit‐shing，劳廷琛，422

Layton，Temple，莱顿，坦普尔，166

Le Foy，Mary Anne，勒福伊，玛丽·安妮，163

League of Fellowship，联谊会，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398，405—406，408

Lee，C.C.，李承基，451—452

Lee，Martin，李柱铭，524，529

Legge，James，理雅各，151，162，183，190—191，246

Legislative Council，立法局；19世纪，建立与早期的作用，147，160—161，171—172，190，216；汇丰银行发行股票，235—236；与高和尔，240；徽章设计，241；华人代表，247，260—261，297，300，305，312；妓院条例，265；贸易争端（1867），275；市民骚乱，291；宝云的重组，297—299；与殖民地基金，311；鸦片问题，351；香港大学募集资金，357；梅含理的限制，361；为政变提供资金，372；葡萄牙人代表，382，400；妹仔问题，396；民主化的尝试，399—400；对政府不满，418；日本占领时期的华人议员，422；战后的重组，434，436—437，440，457，465，525；当今的选举改革，514—516，518，528—531，538—539

Lennox‐Boyd，Alan，伦诺克斯－博依德，阿兰，448，457

Lethbridge，H.J.，莱斯布里奇，亨利，342，466

Leung On，梁安，249—250

Li Chi‐t’ang，李煜堂，342

Li Hung‐chang（Li Hongzhang），李鸿章，252，261，289，313—316，339—340，494

Li Ka‐shing，李嘉诚，494，496—497，533

Li，Mr Justice Simon，李福善，513

Li Shu‐fan Dr，李树芬，417

Liao Chung‐k’ai，廖仲恺，372

Liautung peninsula，辽东半岛，316

Likin，the，厘金，189

Lin Tse‐hsü（Lin Zexu），林则徐，16，81—87，91—95，97—98，103—104，110，130，214

Lin Wei‐hisincident（1840），林维喜案件（1840），93—95，130，214

Lindsay，Hugh，胡夏米，90，150

Lindsay’s，林赛洋行，134，151

Lintinisland，伶仃岛，12，42—43，62，106

Lister，Alfred，李斯特，阿尔弗雷德，249，294

Literary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Benevolence（Fujen wen‐se），辅仁文社，335

Liu Yun‐k’o，刘韵珂，175—176

Lloyd George，David，1st Earl，劳合－乔治，大卫，347，489

Lloyd Bank，劳埃德银行，500

Lo，T.S.，罗德承，514

Lobonov，Prince，罗拔诺夫亲王，316

Loch，Henry，罗亨利，227

Lockhart，James Stewart，骆克，詹姆斯·斯图尔特，294，296，326，331—332

London Agreements（1933），《伦敦协定》（1933），408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89—90，191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会，210，379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伦敦热带病学院，300

London，Treaty of（1827），《伦敦条约》（1827），286

Loo Aqui（Lu Agui；Loo King；Sz‐man‐king），卢亚贵（卢亚景），152

Loseby，Frank，洛斯比，弗兰克，400

Lothian，Lord，洛西恩勋爵，409

Louis Philippe of France，King，路易·菲利浦（法国国王），286

Louisa，“路易莎”号，68—69，75，83，94，138

Lowcock，Mrs，洛科克夫人，278

Lower Albert Road，下亚厘毕道，136

Lu K’un，Viceroy，卢坤，69—73

Luce，Richard，卢斯，理查德，517，528

Lugard，Lady Flora，卢押夫人，弗洛拉，343，346，349—350，355

Lugard，Sir Frederick（Lord），卢押；经历与总督任期，192，346，348—350，359，380；与中国革命，352—355；婚姻，343，346；新界租约，330；鸦片问题，351—352；创办香港大学，355—357；金文泰的评价，374

Lung Chi‐kuang，General，龙济光，367

Lüshun，旅顺，见Port Arthur

Lusitania Club，卢西塔尼亚俱乐部，380

Lyeemoon（Lei Yue Munpassage），鲤鱼门，106，134，另见harbourof HK

Lyttelton，Oliver，Viscount Chandos，利特尔顿，奥立佛，439—440，453，457

Lyttelton，Alfred，利特尔顿，阿尔弗雷德，345—346

Macao，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2，11—12，25，314；商业市场，26，68，92，128，134；社交礼节，30，39，56；驱逐英国人（1839），93—94，96；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骚乱，466，469—470；葡萄牙人与华人的地位，470—471；高速公路网，533

Mac Arthur，Genreal Douglas，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428—429，446，451

Macartney，George，1st Earl，马戛尔尼，乔治，9，15，26，32—33，36，48，80，105，188

Macaulay，Thomas Babington，1st Baron，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58，61，90，230—231

Mac Callum，Sir Henry，麦卡勒姆，亨利爵士，346

Mc Carthy，Joseph，麦卡锡，约瑟夫，428

Maccoun，Dr，马库恩博士，263

Mac Donald，Sir Claude，窦纳乐爵士，322—326，333

Mac Donnell，Sir Richard，麦当奴爵士；总督，237—238，252—253；改革，214，236，238—242，245—247，249，258—259，273—274

Mac Dougall，David，麦道轲，425，431—433，435

Mac Gregor，Sir Athol，麦克格雷格，阿索尔爵士，419

Mac Gregor，Francis，马额峨，178

Machouw‐Wong，王麻子，232

Mackinay（later Bodell），Sarah，麦金莱，萨拉，244

Mc Kinnon，Dr，麦金农博士，257

Mc Kinsey＆Co，麦健时公司，485

Mc Lane，Robert，麦莲，201

Maclay，John（Viscount Muirshiel），麦克莱，约翰（缪尔希尔子爵），457

Maclehose，Sir Murry（Lord Meclehose），麦理浩爵士（麦理浩勋爵）；总督，4，470，474—477，485，487；反腐败措施，489，492；北京会谈，503—504，506，511

Mac Leod，Iain，麦克劳德，伊恩，490

Macmillan，Harold，Earl of Stockton，麦克米伦，哈罗德，斯托克顿伯爵，438，449—450，472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号，102

Madras（Fort St George），马德拉斯（圣乔治堡），19，22，26，37

Madrigal，Club，牧歌俱乐部，380

Magniac＆Co（later Jardine Matheson），莫克尼阿克公司（怡和洋行的前身），45，52

Malacca，马六甲，152，190，228

Malaya（Malaysia），马来亚（马来西亚），552，443，542

Malcolm，Colonel，麻恭，186

Malcolm，Sir John，马尔科姆，约翰爵士，59—60

Malcolm，W.R.，马尔科姆，293

Mallet，Sir Louis，马莱，路易爵士，267

Malmesbury，James Harris，3rd Earl，马姆斯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198，201，206

Maltby，Major‐General C.M.，莫德庇少将，413—414，416，432

Man‐Kam Lo，Sir，罗锦文爵士，380，382—383，422，434，436—437

Man‐Mo temple，文武庙，152，247

Manchu state，满族国家，14—17，26，177，200，353，360

Manchukuo state，满洲国，406

Manchuria，满洲，316，377，405—406

Manila，马尼拉，92，235—236，426

Manson，Dr Patrick，孟生博士，279，300，308—309，355

Mao Tse‐tung，毛泽东，9，250，377，428，439，441，465—466，468

Marco Polor Bridge，马可·波罗桥（卢沟桥），406—407

Marcy，William，默西，威廉，222

Marden，George，马登，乔治，496

Marden，J.L.，马登，495

Marine Midland Bank，海丰银行，499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earlier Shanghai Inspectorate of Customs），海关税务司署，192，200—201，268—276，313，326，336，368

Marjoribanks，Charles，马奇班克斯，查理，57

Marsh，Eddie，马什，埃迪，395

Marsh，Sir William，马殊，威廉，294，298，304

Marshall，Humphrey，马沙利，200

Martin，Robert Montgomery，马丁，罗伯特·蒙哥马利，157—161，163，167，172

Masonic Lodge，共济会香港分会，245

Mass Transit Railway（MTR），地铁，5，479—480

Matheson，Alexander，央孖地臣，144，146—147，155—156，162，168—170，184—186

Matheson，Donald，三孖地臣，95

Matheson，Sir James，马地臣爵士；经历，54，144，533；广州商人，10，51，53—56，61—62，85；创办怡和洋行，52，55；对中国的看法，76—77，79；鸦片战争，84，86—87，90，92；义律上校离职，112；在香港，135，144，146，173；下院议员，184；大英火轮公司主席，234

Mathesons，见Jardien Mathesons

Matilda Hospital，明德医院，380，416

Matsu，马祖，442

Maudling，Reginald，莫德林，雷金纳德，491

Maxwell，Robert，马克斯韦尔，罗伯特，470

May，Superintendent Charles，梅理，查尔斯，164，215，222

May，Francis，梅含理；布政司，342—343，346，348，352，355；总督，330，359—369，361，364—365，367

May，Helena，梅含理夫人，343，359—360

medicine，医疗；中医，248，254，303，308；19世纪香港的改善，248—251，255，257—258，302—303；香港大学毕业生，359；战时战俘营，420；战后的改善，461—462，479—481；护士被排除在选举之外，516；另见disease，hospitals，sanitation

Mehemet Ali，穆罕默德·阿里，88，90

Meiji reign，明治王朝，314—315，405

Melbourne，William，Viscount，梅尔本子爵，威廉；性格，115，144—145；维多利亚女王的依赖，6，88；政府，72，87—88，100，115—116；中国事务，90，107，113—115；对包令的评价，193

Mercer，William，孖沙，威廉，157，216，221，223—224，232，259

Merivale，Herman，梅里韦尔，赫尔曼，230

Messer，C.M.，梅瑟，403

Mexico，墨西哥，288

Middlesex Regiment，米德尔塞斯团，412

Midland Bank，米特兰银行，499—500

Milner，Alfred，1st Viscount，米尔纳勋爵，393

Min‐Chuen，船民，354，360

Miners，Dr﹒N.，迈乐文博士，515，518

Ming dynasty，明朝，14，26

Minto，Lord，明托勋爵，67，89

Mirs Bay，大鹏湾，317，324—326

Mirsky，Jonathan，米尔斯基，乔纳森，8

Mitchell，W.H.，米契尔，173—175，190—191

Mitchell，W.J.，米切尔，222

Mody，H.N.，摩地，355—356

Moghul Empire，莫卧儿帝国，19—20，22

Molesworth，Sir William，莫利斯沃斯，威廉爵士，191

Mongkok，旺角，483

Mongols，蒙古人，15

Mont Tremblant conference（1942），蒙特朗布朗会议（1942），423，436，443

Montagu，Edwin，蒙塔古，埃德温，363—364

Morand，Paul，莫兰，保罗，376

Morier，Sir Robert，莫里尔，罗伯特爵士，281

Morley，John，莫利，约翰，347，348

Mornington，Lord，莫林顿勋爵，36

Morris，Jan，莫里斯，简，488

Morrison，G.E.，莫理循，346，360

Morrison，John，马儒翰，45，126，130，144，148，199

Morrison，Robert，马礼逊，45，70

Mosby，John Singleton，莫斯比，约翰·辛格尔顿，277

Mountbattenof Burma，Louis，1st Earl，蒙巴顿，路易，427，429

Mountney，Nathaniel，芒特尼，纳撒尼尔，25

Mowqua（merchant），茂官，85

Mu‐chung‐a，穆彰阿，42，81，202—203

mui‐tsai（indenturedgirls），妹仔，254，390

Mundy，Peter，蒙地，彼得，20

Municipal Council，市议会，434，436

Murray，Simon，马世民，496，523，533

Mutsihito，Emperor，明治天皇，314

Mutual Aid Committees，互助委员会，531

Nairne，Sir Patrick，奈恩，帕特里克爵士，513

Nam‐pinghotel‐brothel，南平妓院，393

Nanking，南京；第一次英中战争，112，116—117，120；太平天国起义，177，200；国民党首都，277—278；中日战争，407；共产党占领（1949），437

Nanking，Treaties of（1842—1843），《南京条约》（1842—1843年）；120—131，146，156，161，168，185，210，316，512；修约（1854），202；日后的牵连，73，81，125，161，175，200，287

Napier，General Sir Charles，纳皮尔，查理爵士，155

Napier，William John，8th Baron，律劳卑男爵，威廉·约翰，6—7，63—65，68—72，76，98，537

Napier，Lady，律劳卑夫人，66，74

Napoleon I，Emperor，拿破仑一世，23，38，140，280，286

Napoleon III，Emperor Louis，拿破仑三世，191，288—289

Nathan，Sir Mathew，弥敦爵士，192，343—346

Nathan，W.S.，W.S.弥敦，346

Nathan Road，弥敦道，344—345

National Bank of India，印度国民银行，234—236

National Council for Combating Venereal Disease，防治性病全国委员会，391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全国妇女大会，398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13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国民党，见Kuomintang

Nationality Act，《国籍法》，见British Nationality Act

navies，海军；美国，见United States Navy；英国，见Royal Navy；中国，19世纪，42—43，94，96—97，118，290，292，315；东印度公司，57，102；法国，19世纪，290，294；德国，19—20世纪，317，386—387；日本，20世纪，386—387，389，407—408，410—411；俄国，19世纪，345

Nemesis，H.M.S.，“复仇神”号，104，110—111，133

Nepal，尼泊尔，17，393

Neville‐Rolfe，Olive，内维尔－罗尔夫，奥利佛，391

New China News Agency（Hsin Hua；Xinhua），新华社，445，495，533

New Territories，新界；历史，327—329；走私盛行，270；租约，7，8，125，313，319—327；管理，331—334，344；防务，296，321；明村的威胁，360；提议归还中国（一战后），366；日军的胜利，413—415；租约问题再起（二战后），422—423，471，502—503，505，511；新城镇，4—5，479—480；另见Kowloon

New Zealand，新西兰，168，229，249，293，365，387

Newbigging，David，纽璧坚，497

Newcastle，Henry Clinton，Duke of，纽卡斯尔公爵，亨利·克灵顿，211，213，226，229，232

Newman，Lieutenant，C.A.，纽曼，214

newspapers，报纸；最初的居留地时期，140；卢押的反共报纸，375；国民党在香港的报刊，444；另见individual papers

Ng，Dr Anthony，伍永强，481

Ng Choy，伍廷芳，153，247，250，260—261，297，337，533

Nianrebellion，捻军起义，252

Nicholiaevsk尼古拉耶夫斯克，316

Nicholas II of Russia，Tsar，沙皇尼古拉二世，299

Nightingale，Florence，南丁格尔，弗洛伦丝，227

Ningpo，宁波，105—106，109，117，119—120

Nixon，President Richard，尼克松总统，理查德，470—471

Nobel，Alfred，诺贝尔，阿尔弗雷德，323

Non‐Conformist church，不从国教者，219，379

Norman，Sir Henry，诺曼，亨利爵士，382

North，Frederick，8th Lord，诺思勋爵，弗雷德里克，21

Northcote，Sir Geoffry，罗富国爵士，403—404，410—411，418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1853），《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231

Nurhaci，prince（Great Khan），努尔哈赤（大汗），14，120

Nye，Gideon，奈，吉迪恩，86，180

O’Brien，Dr，奥布莱恩，259—260

Office of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OMELCO），立法局议员办事处，531

Oglander，Colonel，奥格兰德上校，102

Olney，Secretary of State，奥尔尼，326

opiumtrade，鸦片贸易；19世纪前，34—37；19世纪，发展中的贸易，37—38，41—44，47，54，56，77—78；查禁，78—81，83—95，97—101，173—174，181；死灰复燃，110—111，121，133—134，144；报界的观点，140；香港贸易，150，158，185—186，197，270，276，318，348；烟馆，152，253，351；试图合法化，172—174；20世纪，进一步加强控制，348，350—351，362—365；贸易继续发展，362；宣布为非法（1945），364

Oriental Bank，丽如银行，236

Ormsby‐Gore，W.G.A.（Lord Harlech），奥姆斯比－戈尔（哈莱克勋爵），402

Other Hong Kong Report，The，《香港评论》，481，503，525，528

Ouchterlony，Lieutenant，奥奇特洛尼上尉，119

Overendaand Gurney collapse，“奥佛兰与古内银行”倒闭，235

Palmerston，Henry Temple，Viscount，巴麦尊子爵，亨利·坦普尔；经历，24—25，64—65，71—73，88，178，191，196，206—208，211；对香港的印象，i，532；律劳卑使团，62—63，68，71—72，75，537；对华政策，76—78，80，89—90，98—100，110；对华战争前后，6，97，101—102，105—108，113—116，120；对华政策（战后），143，178—181，191，194—196，196，202，216，220；与璞鼎查，156；对宝云的评价，190；对包令的评价，193，223；去世，280

Pao，Sir Yue‐kong，包玉刚爵士，451，493—494，496—497

Pao‐shun Hong，宝顺行，52

Parker，Admiral，巴加海军少将，114，117，122

Parker，Dr，伯驾，222

Parkes，Sir Harry，巴夏礼爵士；出席《南京条约》签字，122；暹罗之行，199；对战争的责任，7，122，204，206，208；获得九龙，225—227；驻北京公使，274，290

Parry，Captain，巴厘船长，56

Paton，John，帕顿，约翰，438

Patrikeeff，Felix，帕特里基夫，菲利克斯，506—507

Patten，Chris，彭定康，537—540

Pauncefote，Julian，庞斯富特，朱利安，232—233，240

Peak Club，山顶俱乐部，342

Peak district，山顶区，342

Peak Reservation Ordinance，《山顶区保留条例》，342，378

Pearl Harbor，珍珠港，410，423

Pearl River，珠江，11—12，102—104

Pedder，Lieutenant William，毕打，威廉，133

Peel，Sir Robert，皮尔，罗伯特爵士；性格，145；政府，23，72，88—89，98，112，116，123，143，155，178，189；中国问题，100，113，120

Peel，Sir William，皮尔，威廉爵士，390，392，400—401

Peking（Beijing），北京；满族占领（1644），14；驱逐外国人，27；英中战争时期受到威胁，102，117；建立大使馆，198，209，228；颐和园的毁灭与重建，207，210，217，314；义和团起义期间被占，8，322，339；更名为北平，377；蒋介石的行动，377；共产党夺取（1949），437；更名为北京，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441；英国代表处被焚（1967），467

Peking，Convention of（1860），《北京条约》（1860），125，209—210，227—228；（1898），125

Peng Chai Hoi，“鹏程”号，275

Peng Zhen，彭真，443

Peninsular＆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大英火轮公司，233，246，249—250

Pennefather‐Evans，John，伊云士，418

Pepys，Samuel，佩皮斯，塞缪尔，81—82

Peterloo massacre，彼得卢大屠杀，44

Peterson，Sir Maurice，彼得森，莫里斯爵士，425

Peyrefitte，Alain，佩雷菲特，阿兰，8—9

Philippines，菲律宾，287，345，410

Philips，C.H.，菲利浦斯，24

Philips，Admiral Tom，菲利普斯，汤姆，411

piracy，海盗，12，162，213，238，241—242，244，253，360

Pitt，William，the Younger，小皮特，威廉，21

plague，瘟疫，302—303，305—306

Plowden，William，部楼东，48

Po Leung Kuk（Protect Virtue Association），保良局，304，394

police，警察；草创与存在的问题，164—165，185，238，241；锡克警察，222，253；华人更练，247；腐败，262，266，279，421，467，489—493；梅理的改革，359；上海公共租界事件（1925），371；华人进入警界，214，381，400；日占时期，432；战后力量的加强，438；1966—1967年骚乱，468；要求更大的警力，488；成为香港皇家警察队，490；英国护照的分配，523；投诉警务人员机构，531；华人占优势，4

Pollock，Henry，普乐，亨利，383

Pope Hennessy，Lady，轩尼诗夫人，385

Pope Hennessy，Sir John，轩尼诗，约翰爵士；经历与性格，255—256，263，330；总督，194，256—261，267—268，276—277，293，298，303—304

population，人口；19世纪中国，17；19世纪香港，137，253，309，311；20世纪香港，404，436—437，444，477，479

porcelain trade，瓷器贸易，25，27

Port Arthur（Lüshun），旅顺，317，321，324

Portugal，葡萄牙，2，11—12，18—19，26，144，314，408，470，471；另见Macao

Possession Point，占领角，134

postal service，邮政，233

Potsdam Conference（1945），波茨坦会议，429

Pottinger，Eldred，波廷杰，埃尔弗雷德，114

Pottinger，Sir Henry，璞鼎查，亨利爵士；经历与性格，114—115，131，146，151，176，378；战争与《南京条约》，116—117，120—122，124—127，131，162；修建设施，127，130，132，137，139，140—142，145—148，150—151，159—160，164；外交责任，143—146，166，176，180，207；鸦片贸易，172—174，271；辞职与日后的经历，151，155—156

Potts，Captain，波茨上尉，416

Powers，Brian，鲍富达，497

Pratt，Sir John，蒲纳德爵士，426

Prendergast，Sir John，彭定国爵士，492

Preposterous，“荒谬”号，242

Price，J.M.，普赖斯，255，257

Princeof Wales，H.M.S.，“威尔士亲王”号，410

Profumo，John，普罗富莫，约翰，458

prostitution，卖淫；殖民地早期的妓院，152，164，244；在英国引发政治问题，236，253，262，264；雏妓，253—254，304，397—398；管理，261—266，390—393，397—398；吉卜林对一家妓院的描述，266；香港妓女对中国革命的反应，353；另见mui‐tsai

Pu‐Yi，溥仪，见Hsuan‐t’ung，Emperor

Puerto Rico，波多黎各，3

Punch，《笨拙》，122，212，385

Punti people，“本地人”，134—135

Quemoy，金门，442

Quinlong，Emperor，乾隆皇帝，见Chi’en‐lung

Quarterly Review，《每季评论》，58

Queen’s Road，皇后大道，134—135

Queen’s College，皇仁书院，335

Rabushka，Alvin，拉布什卡，阿尔文，460，461

Rafferty，Kevin，拉弗蒂，凯文，494—495

Raffles，Sir Stamford，莱佛士，斯坦福德爵士，44

Rrailways，铁路；阿根廷，319；中国，45，313，319，323；广九铁路，344，408，480；地铁，5，479，480

Raimondi，Bishop，高主教，277

Ram Mohun Roy，拉姆·莫恩·罗伊，58

Rankin，John，兰金，约翰，453，456—457，464

Reagan，President Ronald，里根总统，罗纳德，505，508

Red Guards，红卫兵，466—469

Red House，红楼，335，337

Red River，红河，289

Rees‐Williams，Colonel David（Lord Ogmore），戴维·里斯－威廉姆斯（奥格莫尔勋爵），435

Reform Bill（1832），1832年改革法案，23—24，57，59，63—64，216

Reform Club，Hong Kong，香港革新会，490

Reform party（of Li‐Sunmovement），改革党，337

Regional Councils，区域市政局，515，530—531

Rehabilitation Council，新生委员会，422

religion，宗教，219，288，512；另见missionaries

Remedios，Private，雷米迪奥，416

Rennie，A.H.，赖内，355—356

Repulse，H.M.S.，“却敌”号，410

retrocession of HK，撤出香港，2，472，475—476，503—504

Reuters，路透社，446

Revenue Department，税务局，451

Reynard，H.M.S.，“雷纳尔”号，244

Rhoads，E.J.M.，罗兹，329

rhubarb trade，大黄贸易，27，40，82

Rich，Nigel，里奇，奈杰尔，498

Ride，Colonel Lindsay，赖濂仕，420

River Bird，“河鸟”号，222

Robertson，Sir Brooke，罗伯逊，布鲁克爵士，268，273—275

Robinson，Bryan，罗便臣，布莱恩，231

Robinson，Sir George，罗宾臣，乔治爵士，65—66，69，74—75

Robinson，Admiral Hercules，罗便臣，赫科莱斯，海军上将，231

Robinson，Sir Hercules，罗便臣，赫科莱斯爵士，231—232，303，305—307，311—312，321，338

Robinson，Sir William，罗宾逊，威廉爵士，502

Rodgers，William，罗杰斯，威廉，502

Rogers，Sir Frederick（Lord Blachford），罗杰斯，弗雷德里克爵士（布拉赫福德勋爵），206，230

Roman Catholic Church，罗马天主教会，219，287—288

Roosevelt，President F.D.，罗斯福总统，414，423—424，426—429，455

Rosebery，Archibald，5th Earl，罗斯伯里伯爵，阿奇巴尔德，318

Ross，C.H.，罗斯，241

Rouen，Forth，陆英，164

Royal Air Force，皇家空军，413，432，443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243

Royal Engineers，皇家工兵，139，169

Royal Hong Kong Jockey，香港赛马会，见Club Jockey Club

Royal Hong Kong Police Force，香港皇家警察队，见police

Royal Marines，皇家海军陆战队，111—112，118

Royal Navy，皇家海军；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的弱点，91；律劳卑使团，68—71；鸦片贸易与战争，83—84，89，94，96—97，101—104，110—112，173，204；造舰与军备，118；驻扎香港，136；肃清海盗，162，244；炮舰与“炮舰政策”，166—167，205，209，273，372；广州部队的水兵，208；鞭刑，260；水兵的社交乐趣，261—263；海军医院监察员，263；战争中的偶然事件，295；20世纪，日俄战争，345；1926年抵制，377；华盛顿条约的限制，387—388，408；新加坡作为基地的长处，3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香港的陷落，410—411，413；香港的光复，429—431；紫石英号事件，438；增援香港，443；海军码头关闭（1958年），452—453；塔玛尔号，4

Royal Saxon，“罗压尔色逊”号，96—97

Royal Society of Arts，皇家技术协会，34

Rusk，Dean，腊斯克，迪安，449

Russell，John，1st Earl，罗素，约翰，一世伯爵，89—90，178，188—189，191，205，216，225—226，280

Russell，Bertrand，3rd Earl，罗素，伯特兰，三世伯爵，280

Russell，Sir James，罗素，詹姆斯爵士，294

Russell’s（company），旗昌洋行，83—84，423，494

Russia，俄国；18世纪对华贸易，7；19世纪，扩张和对远东的野心，209，313—314，316—317，320—321，324；与土耳其的冲突，285；成为世界强国，281；对华贸易，318；20世纪，对日战争（1904—1905），344，405；支持孙逸仙，369；革命，387；远东，二战前后，428，442，446；与中国的分歧及关系，465，505

Ryrie，Phineas，赖里，297—298

Ryuku（Liu‐chi）islands，琉球群岛，289，314

St Helena，圣赫勒拿岛，38

St John’s Cathedral，圣约翰座堂，3

St Paul’s College，圣保罗书院，219，221

St Stephen’s Hospital，圣士提反医院，416

Sabine，Noel，萨拜因，诺埃尔，426

Salisbury，Robert Gascoyne，3rd Marquis，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318，320—322，325—326，331，338，340

salttrade，食盐贸易，270

Saltoun，Major‐General，16th Baron，萨勒敦少将，16世男爵，136，141，380

Sam Tung Ukmuseum，三栋屋博物馆，329

San‐on（Xin’an），新安县，327—329

San‐yuan‐li，battle of（1841），三元里之战（1841），112，119

Sandberg，Sir Michael，沈弼爵士，514

Sanitary Board（later Urban Council），洁净局（后来的市政局），299—300，306，309，410

sanitation，卫生，254—258，299—303，410

Sansom，Colonel，辛士诚，381

Sergeant，Lieutenant‐General J.N.，萨金特，294—297，321，340，532

Sassoon，David，沙逊，297

Sayer，G.M.，塞耶，452

Sayer，G.R.，塞耶，364—365，402

school，学校，见education

Scott，Sir David，司各特，戴维爵士，410

Seamen’s Union，海员联合会，370—371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409—417，427，429

Seely，Colonel Jack，西利，杰克，350—351

Select Committee of Supra Cargoes，管货人特别委员会，29—30，36—38，40—41，55，59，62—63

Selwyn Lloyd，Baron Selwyn Brooke，塞尔温－劳埃德，塞尔温·布鲁克男爵，449—450，472

Selwyn‐Clarke，Dr Selwyn and Hilda，塞尔温－克拉克，塞尔温与希尔达，420

Seng‐ko‐lin‐ch’ing，General，僧格林沁，227

Senhouse，Captain Sir Humphrey，辛好士爵士，103，110，113—114

Severn，Claud，施勋，365，372，374—375，378，383，396

sewerage，污水，见sanitation

Seymour，Admiral Michael，西马糜各厘，207

Shah Tin，沙田，5，479

Shameen island，沙面，228

Shanghae Recorder，《上海载纪》，269

Shanghai，上海；成为英国领地，105—106，109，161；自由港，120，200；太平天国起义，201—202；“爱里贡”号事件，287；公共租界事件（1925），371；贸易和社会的发展，389—390，452；中日战争，406—407；共产党夺取（1949），437；商业中心的地位衰落以及企业家逃往香港，437—438，451—452，493—494

Shanghai Communiqué（1972），《上海公报》（1972），471

Shantung，山东，252，366—367

Sharp，Granville and Matilda，夏普，格兰维尔与玛蒂尔达，380

Shaw，Sir Run‐Run，邵逸夫爵士，451

Shawcross，Sir Hartley，萧克罗斯，哈特利爵士，448，451

Shek Kip Meisquatter camp，石硖尾寮屋区，454，455

Shelley，A.F.，些利，157

Shenzhen，深圳，504，533

Shimonosweki，Treaty of（1895），《马关条约》（1895），315—316

shipping，航运业，271，370—371，389，451，493—494，496

Shouson Chou，Sir，周寿臣爵士，370，375，396，400，422

Shuck，Revd.Lewis，叔未士，140

Siam，暹罗，199—200，290，388

Sikhs，锡克人，222，253

silktrade，丝绸贸易，27，47，77，161，286

Singapore，新加坡；英国殖民地，44，152，228；被选为英军基地，388—389；控制卖淫，392，398；二战前后，411，414，425，429；与香港的贸易，498；与香港比较，2，285

Sinkiang（formerly Turkestan），新疆，17，73，252

slavery，奴隶，41，236，254，346—348，393，395

Sloggett，Dr W.H.，斯罗吉特博士，263—264

Smale，Sir John，斯马莱爵士，240，394

Smith，Captain，士密，94，96

Smith，Albert，史密斯，阿尔伯特，242—243，379

Smith，Cecil Clementi，史密斯，塞西尔·克莱蒙蒂，231，296

Smith，Bishop George，司蔑，乔治，163，165，177，220—221

Smith，John，Abel，史密斯，约翰·阿贝尔，90，184

smuggling，走私；19世纪的鸦片走私，42—43，47，63，78—79，110—111，173—174，270；英中战争后查禁，126—127；威胁贸易，270，274；军火走私（20世纪20年代），368；战争物资，409—410，420；20世纪50年代贸易禁运，451；现状，12，另见customs service

Snowden，Mrs，斯诺登夫人，278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社会科学协会，238—239

socialwelfare，社会福利，462，477—479，483，485

Society of Friends，教友会，398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Girls（Po Leung Kuk），保良局，304，394

Sohmen，Dr Helmut，苏海文博士，518

South Africa，南非，6，24，161，284，338，346—347，360，365，393

Southern，Lord and Lady（Bella Woolf），索瑟恩勋爵与夫人（贝拉·伍尔夫），383—384

Spain，西班牙，18，28，287，325

Special Economic Zones，经济特区，504

Spedding，James，斯佩丁，詹姆斯，230

spicetrade，香料贸易，27，40，175

sport，体育运动，244—245，304

Ssü‐Yu Teng，邓嗣禹，9

Stalin，Joseph，斯大林，约瑟夫，378

Stanley，Edward，斯坦利，爱德华，见Derby

Stanley，Oliver，斯坦利，奥立佛，423

Stanley（formerly Chek‐chu），赤柱，137

Stanton，Revd.Victor and Mrs，史丹顿，维克多与妻子，219

Star Ferry Company，天星小轮公司，360—361，466—467，497，531

Staunton，Sir George，斯当东，乔治爵士，33，60，184

Staunton，George Thomas，斯当东，乔治·托马斯，33，60

Stephen，A.G.，史提芬，368

Stephen，Sir James，斯蒂芬，詹姆斯爵士，7—8，130，147，228—230

Stericker，John，斯特瑞克，约翰，417，419

Stevenson，Sir Ralph，施谛文爵士，437

Stewart，Michael，斯图尔特，迈克尔，475

Stewart，Murry，史都华，默里，349—350

Stilwell，General Joseph，史迪威，约瑟夫，427

Stimson，Henry，史汀生，亨利，408

Stirling，Admiral Sir James，赐德龄爵士，201

Stock Exchange，香港证券交易所，520，523

Stonecutter Island，昂船洲，225

Strachan，S.，斯特罗恩，245

Straits Settlement，海峡殖民地，190，228，390，另见Malacca；Singapore

Stubbs，Bishop，斯塔布斯主教，366

Stubbs，Sir Reginald，司徒拔爵士；性格与总督任期，365—366，375；罢工与抵制问题，268，371；预言丢失香港，386；新界租约，330；妹仔问题，391—392，395—396

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267，276，283—284，449

sugar trade，白糖贸易，27，175

Summers，James，苏谋斯，218—220

Sun Wah Hotel‐brothel，舜华妓院，393

Sun Yat‐sen，Dr，孙逸仙博士；西医书院学生，308；1895年的革命尝试，321，335，337—340；1911年国民党政变，352—353，356，361—362；1917年广州政府，365，367；1923年军事政权，365，367，368；去世，369

Sunday 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510

Sung dynasty，宋朝，12—13，328

Sung Hok P’ang，宋学鹏（音译），329

Superintendents of Trade，管货人，62—64，66—69，72，74

Supra Cargoes，大班，见Select Committee of

Supreme Court building，最高法院大楼，4，299

Sutcliff，Commissioner Charles，薛畿辅，491

Sutherland，Thomas，苏石兰，233—235

Swaine，J.J.，施伟贤，514

Swiftsure，H.M.S.，“快速”号，431

Swire，John Kidston，施怀雅，499

Swire Group，太古集团，486，494—495，498—499，523，533

Sykes，Colonel William，赛克斯，威廉，259

Szechuan，四川，26，252

Taft，William Howard，塔夫脱，威廉·霍华德，345

Tahiti，塔希提，288

Tai Hong Wai，泰康围，329

Tai Miu Wan（Joss House Bay），大庙湾，328

Tai O，大澳，334

Tai Tam，大潭，300

Tai‐ping‐shan，太平山，150，306，356

T’ai‐tsung，Emperor，太宗皇帝，15

Taipingrebellion（1851—1865），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5年）；原因，176；战争，121，153，176—177，189，200，203，252，291，407；对香港的影响，8，214，246

Taku（Dagu），大沽，209

Taku forts action（1859），大沽炮台之战（1859），118

Talien‐wan（Lüda；Dalien；Dalny），大连湾，317

Tam Achoy（Tam Acai；Tam A‐tsoi），谭亚财，152

Tamar，H.M.S.，添马舰，4

Tang clan，邓族，329

Tang，P.Y.，唐炳源，452

Tanka people，蛋家，328—329

Tao‐kuang（Daoguang），Emperor，道光皇帝；统治，14，42；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1，81，102—103，117，120，129，175，202；与徐继玉，176；去世，188

Taotai Wu，吴道台，356

Tartars，鞑靼人，见Manchu

Taunton，Lord，汤顿勋爵，见Labouchere

taxation，税收；最早的殖民者，170—171，185—186，190；英国的所得税，188；麦当奴的改革，238；对酒类课税，171—172，364；现代体制，403，460，488；《联合声明》条款，512—513，另见teatrade

Taylor，Edwin，泰勒，埃德温，403

Taylor，Sir Henry，泰勒，亨利爵士，230

Taylor，Robert，泰勒，罗伯特，54

Taylor，Theodore，泰勒，西奥多，348，350，363—364

teatrade，茶叶贸易，2，20，47，77，97，110，161，286；英国的需求，23；税收，59，87，110，186

Tebbit，Norman（Lord），特比特，诺曼，523—524

Technical Institute，工程学院，355

Ten T’ing‐chen，Viceroy，邓廷桢，78，83

Terranovia case（1825），特拉诺案（1825），43

terrorism，恐怖行动；共产党人，468；香港的国民党支持者，445，447，455

textile business，纺织业，451—453，457—458

Thatcher，Margaret（Lady），撒切尔夫人，玛格丽特；对香港的看法，309，516—517；接触香港商人，523；香港谈判，494，502，506—509，514—515

Thiers，Louis‐Adolphe，梯也尔，路易－阿道夫，193，286

Thom，Robert，罗伯聃，102，130，164，286

Thomas，2nd Lieutenant Osler，托马斯，奥斯勒，416

Thomas Coutts，“担麻士葛”号，96—97

Thomas Dent’s，颠地洋行，45

Thomsett，Captain，托姆塞特上校，245

Thomson＆co.，汤姆森公司，241

Thomson，James，汤姆森，詹姆斯，278—279

Thornton，Ernest，桑顿，欧内斯特，457—458，490

Thorpe，Jeremy，索普，杰里米，470

Tiananmen Square，天安门广场，505，520—521，525，527，531，535

Tibet，西藏，288，393，442

Tientsin，Treaties of（1858—1860），《天津条约》（1858—1860），209，225，228，271—272，316

Tiger’s Mouth，虎门，见Bocca Tigris

Tikhvinsky，S.L.，齐赫文斯基，6

Times，The，《泰晤士报》，79，100，298，346，360，377，507，522，534，539

Tirpitz，Admiral Alfred von，蒂尔皮茨，阿尔弗雷德·冯，316—317

tobacco，烟草，35，364

Togo，Admiral，Count Heihachiro，东乡平八郎，388—389

Tokugawa Shogunate，德川幕府，314

Tolo harbour，吐露港，324

Tonkin，东京省，290

Tonking province，东京省，289

Topazecase（c.1825），托佩兹案，43

Tractarian Movement，书册派运动，220

trade and economy，贸易与经济；17—18世纪中国与印度，11—12，18—22，25—33，35—36；19世纪，贸易品，见clocks，cotton，opium，rhubarb，silk，spices，tea，woollens；中国与印度，20，23，27—31，35—51；广州的难题，50—53，56，58—61，63，71，77—79，146；代理行，52—54；自由贸易游说，58—59，77—78，123—124；英中战争的前兆，80—84，89，91—92，95，97—98；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结果，101，104，110，120—131，148，161，168；香港的早期贸易与自由港，133—134，138，150，158，161—162，167—168，174—175；特别委员会调查，184—187，190—191；“猪仔贸易”，218，347；新通商口岸，228；世界贸易，281—282，318—319；行会，247，249；中国海关封锁，266—276，310；英中市场，310，314，318—320；20世纪，关注香港的前途，505—506；鸦片问题，348，350，362—363；香港企业的种族歧视，385—386；衰落，389—390；20世纪30年代货币贬值的刺激，403；战后对华贸易，444，450—451，459—460，470，472—473；上海大班的涌入与工业化，451—453，457—458，493—494；香港经济复苏与成就，452，458—464，476；剥削工人，457—460；英中贸易，472—473；20世纪70年代经济政策，474，476—483；香港最近的商业变化与成就，493—501，520，527；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投资，494—499，520；台湾，504；人民共和国与经济特区，504，520，534—535；前途与《联合声明》条款，505—506，512—514，518，523，527，532—533；香港的世界贸易，2，533

tradeunions，工会，369—370

tramways，电车公司，360—361，369，455，497

Treasury，财政部，267，463

Trefgarne，Lord，特雷夫加恩勋爵，510

Trench，Sir David，戴麟趾爵士，460，464—465，469，474，482，491—492

Triads，三合会，153，163，200，247，327，456，493

‘Tripe Club’，牛腩会，487

Truman，President Harry S.，杜鲁门总统，哈里，429，442，446

Tseng Chi‐tse，Marquis Tseng，曾纪泽，314

Tseng Kuo‐fan（Zeng Guofan），曾国藩，153

Tsim，Dr T.L.，詹德隆博士，503，528

Tsingtao，青岛317，324，378

Tso Aon，罗寿嵩，246

Tso See Kai，Revd.，罗少铠，246

Tso Seen Wan，罗善万，246

Tsuen Wan，荃湾，4—5，329，456—457，479—480

Tsui，T.T.，徐展堂，533

Tsung‐ping，Admiral，宋平（音译），25

Tsungli Yamen，总理衙门，209—210，272，322—326

Tu Elsie，杜叶锡恩，467，491，516

Tuchman，Barbara，塔奇曼，巴巴拉，442

Tuen Mun settlement，屯门，4—5

Tung Chungfort，东涌炮台，329

Tung，C.Y.，董浩云，451

Tung Tau squatter camp，东头寮屋区，453

Tung Wah Hospital，东华医院；建立，249—251，255；卫生改革，303—306；20世纪20年代罢工，369—370，372；为政变提供资金（1925），373；妹仔问题，394

T’ung‐meng Hui（Revolutionary Alliance），同盟会，352—354，356，367，另见Kuomintang

Turkestan（now Sinkiangq.v.），突厥斯坦（现在的新疆），17

Tz’u‐his（Ci Xi），Dowager Empress，慈禧太后，188，209，289，314，322，338—339，348

Union Générale Bank collapse，兴业银行倒闭，273

United Democrats，香港民主同盟，529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联合东印度公司，19

United Nations，联合国，423，428，442，449—450，470，50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19世纪，对华贸易，28，47，83—84，97，133，168，175；觊觎福摩萨，105；治外法权，130—131；条约权力，201—202，209，222，292；“猪仔贸易”，218；银行投机，236；工业化与贸易，281，318；对日条约，314；美西战争，325—326；对英关系，326；20世纪，获取殖民地与法律保护，345；第一次世界大战，365；太平洋政策与《华盛顿条约》，387；移民法与日本人居留地，389，406；贸易，389；购银压力，403；二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408—409；第二次世界大战，410，412，414，427，429；战后远东与反殖民地政策，423—429，437，441，442；受共产主义困扰，437，441—442，445—446，449，508；利用香港开展间谍活动，441，445—446；两航事件，445—446；与英国的关系及外交政策，446—450，505，507—508，531；对华贸易禁运，450—451，459—460，470，476；对香港住房建设的赠款，454；放弃台湾承认北京，470—471，504—505，508；为香港华人提供大学名额，482；参与香港商业，495，497，499—500，503，508，533，另见American community

United States Navy，美国海军，204，222，310，325—326，387，408，410，412，448

University，大学，355—359，462，486

University，Chinese，香港中文大学，462，48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香港科技大学，479，485

Urban Council（formerly Sanitary Boardq.v.），市政局，401，456，464，465，477，515—516，530—531

Urmston，Sir James，厄姆斯顿，詹姆斯爵士，124

Van Straubenzee，Major‐General，斯托宾齐少将，225，243

venerealdisease，传染病，261—265，391—392

Victoria，Queen，维多利亚女王，1，6，88，107—108，205，283

Victoria（district）维多利亚港，139，158，162，170，214，277，321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维多利亚游乐会，304，380

Victoria Theatre，维多利亚剧院，140

Vietminh，Vietcong（formerly Cong‐San Dan），越南独立同盟（前身是越南共产党），400

Villiers，George，维利尔斯，乔治，见Clarendon

Vixen，H.M.S.，“威克逊”号，173—174

Volage，H.M.S.，“窝拉疑“号，94，96—97

Waddington，David，瓦丁顿，大卫，537

Wade，Sir Thomas，威妥玛爵士，271，315

Walden，John，华乐庭，525

Wales，威尔士，488

Walker，Peter，沃尔克，彼得，472

Wallace，Vice‐President Henry，华莱士，副总统，424

Wanchai，湾仔，4，393

War Office，陆军部，284—285，321—322

Ward，Colonel John，华尔，约翰，394—395

Warrior，H.M.S.，“勇士”号，224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and Treaties，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和《华盛顿条约》，387—388，407—408

Weatherhead，Alfred，韦瑟黑德，阿尔弗雷德，243—244

Webb，Sidney，Baron Passfield，韦伯，西德尼，帕斯菲尔德勋爵，397

Webb，Sir Aston，韦伯，阿什顿爵士，4

Weddell，Captain John，威忒，约翰，25，27

Wedgwood，Colonel Josiah，韦奇伍德，约西亚，370

Wei Yuk，Sir，韦玉爵士，247，352，354，361

Weihaiwei，威海卫，320，323—324，378

Wellesley，H.M.S.，“威里士厘”号，105

Wellesley，Richard，1st Marquis，韦尔斯利，理查德，22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1st Duke，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58，63，72，77，100，113，174

Wellington，Dr A.R.，威灵顿博士，401

Wells，Dr，威尔斯，259—260

Wen Feng，文芳，126

Wen Hse‐ang，文祥，272

Wesley‐Smith，Dr Peter，史维礼博士，502

West Indies，西印度群岛，24，27，100，228，309

Whampoa，黄埔，12，36，42—43，70，110，369，376，496

Whampoa Dock Co.，黄埔码头公司，496

Whampoa，Treaty of（1844），《黄埔条约》（1844），131

Wheelock Marden，会德丰有限公司，495—497

White，Eirene，怀特，艾丽妮，464—465

White，James，怀特，詹姆斯，140

Whitehead，Thomas，怀特黑德，托马斯，311，319

Whitfield，General，威菲路将军，240

Whitfield Barracks，威菲路军营，345

Whittall，James，域陶，274

Wiggham，E.B.，屈珩，486

Wilcox，D.J.R.，威尔科克斯，467

Wilkinson，Ellen，威尔金森，爱伦，396

Willauer，Walter，魏劳尔，447

William IV of Britain，King，威廉四世（英国国王），72，88

Wilson，Sir David（Lord），卫奕信爵士（勋爵），475，519—520，522，526，528，537

Wilson，Dick，威尔逊，迪克，451，526

Wilson，Sir Harold，威尔逊，哈罗德爵士，459，464，470

Wing Lung Wai，永宁围，329

Witte，Count，维特，316—317

Wong，Andrew，黄宏发，529

Wong Fun，Dr，黄宽博士，278—279

Wong，J.Y.，黄宇和，196

Wong Lai‐yam，Governor，王来任，329

Wong Shing（Huang Shen），黄胜，247，337

Woolf，Bella，伍尔夫，贝拉，见Southorn，

woolens trade，毛织品贸易，47

Woosnam，Richard，伍斯南，理查德，378—379

Workers’School，工人夜校，445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地方政府改革工作组，465

Wu Chien‐chang，吴健彰，201

Wu，Gordon，吴应湘，533—534

Wuchang rising（1911），武昌起义（1911年），352

Wyatt，Woodrow，怀亚特，伍德罗，435，439

Wyllie，W.R.A.，韦理，496

Xinhua（Hsin Hua），新华社，见New China News Agency

Xu Xiangqian，General，徐向前，176

Yacht Club，香港游艇会，495

Yalta Conference（1945），雅尔塔会议（1945），428，455

Yang Ch’ü‐yün，杨衢云，335，341

Yang Ho‐ling，杨鹤龄，335

Yang‐fang，General，杨芳，110

Yang‐Tse river，扬子江，102，117，189，210，228，319，438

Yeh Ming‐ch’en，叶名琛，203—204，206—208，214，243

Yellow River，黄河，18，102，189

Yeung Ping Wong，杨秉璜（音译），396—397

Yilipu（I‐li‐pu），伊里布，120，122

Youde，Sir Edward，尤德爵士，475，509—510，515，519

Young，Mr（surgeon），杨格，34

Young，Sir Mark，杨慕琦爵士；经历与总督任期，411，432—434，464，530—531；香港陷落与被俘，413—415，417—418，535；杨慕琦计划，434，439—440，453，458，464，531

Yrissari，Xavier，伊利萨里，艾塞维尔，54—55

Yrissari＆Co.，伊利萨里公司，54

YüChi‐ch’eng，尤少纨，352

Yu Lieh，尤列，335

Yüan Shi‐kai，袁世凯，322，353—354，360—362，365，405

Yung Wing（Rong Hong；Yung Hong），容闳，153，247

Yunnan province，云南省，289

Zhang Zuolin，Marshal，张作霖，377，406

Zhou Enlai，周恩来，470

Zhou Nan，周南，533

译后记

这本《香港史》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还有复杂的心情。写这个后记的时候，离最初着手翻译此书，已过去整整10年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初书稿如约完成后却未能出版。10年后的今天，当年在南方寒冷冬夜挑灯翻译的情景犹历历在目。除了感慨时光的流逝，也觉得总算是能够对过去的岁月和付出的心血有一个交代。

感谢弗兰克·韦尔什先生授予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出版时间之长恐怕要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征得韦尔什先生同意，我对少数几处地方的文字做了处理。

当初的翻译幸有黄亚红博士的热情参与和鼓励，其他几位同志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次出版前我把全书重新翻译了一遍，所以译文的不妥和错误，责任自然应当由我承担。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正是由于他们的慧眼和魄力，本书才得以面世。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疏漏与差错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王皖强

2006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