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 張家偉 | 2012

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張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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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十四樓

www.hkupress.org

c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988-8083-96-1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宇及圖片，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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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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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1

第一章六七暴動的前奏 19 第二章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39 第三章花園道事件 69 第四章《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 83 第五章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 111 第六章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 139 第七章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145 第八章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與林彬事件 155 第九章「香港式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 169 第十章六七暴動的影響 187 第十一章中英官員與暴動參與者的回憶與反思 207

附錄一.〈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255 二、周恩來關於堅決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 259 的講話三、各界鬥委會常務委員名單及近況 261 四、左派暴動統計數字一覽 263 五、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各級議會非官守議員名單 265

vi 目錄

註釋 267

參考書目 289

自序

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館方形容為「多年來辛勤努力蒐集、保存及.究工作的總展示」，介紹香港自四億年前的泥盆紀至九七回歸的歷史，但四干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張展板簡略介紹六七暴動，以寥寥數語交代六七暴動結束後，政府不得不回應市民的訴求，設立民政署及推行強迫教育。如此低調的處理，與六七暴動對香港戰後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實在不成比例。

「香港故事」將六七暴動輕輕帶過，反映香港政府一直試圖淡化追段歷史。筆者異常感慨的是，不少香港人對清朝和民國歷史耳熟能詳，但對被視為香港歷史發展分水嶺的六七暴動卻－知半解。筆者月前到台北誠品書店閒逛，發現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書籍汗牛充棟，台灣社會對富爭議的歷史性事件的關注程度，與香港不可同日而語。

一九九六年五月，筆者參與《亞洲週刊》「文革三十週年」專題的採訪工作，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期間訪問了廖－原、蕭滋、羅孚等曾參與迫場運動的老左派人士，他們把當年往事姵姵道來，燃起筆者對追重大歷史事件的興趣，決心撰寫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專著。自九八年初開始，筆者先後採訪了十多位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記錄他們對事件的回憶和評價。筆者又訪問了負責鎮壓行動的港英高層官員姬達和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了解他們對事件的看法，同時整理六七事件前後的歷史資料，希望填補追段香港歷史的空白，試圖還迫香港歷史重要一頁的本來面目。

拙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自二零零零年面世後，即引起有興趣了解香港歷史的讀者的關注。十年晃眼過去，英國政府關於六七暴動的檔案逐漸解封，筆者也採訪了一些當年未能接觸的當事人，包括一些默默無聞、因捲入事件而付出沉重代價的「無名小卒」；筆者也於二零零九年出版以英文撰寫的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追本新著是上述兩本著作的延續和增補，希望為讀者提供追段歷史更全面的紀綠和述評。令人唏噓的是，本書面世之時，正值六七暴動四十五週年，多位當年接受筆者訪問的「老左派」，如蔡渭衡先生、廖－原先生、黃建立先生、胡棣周先生等已相繼辭世。

作為土生土長、無黨無派的香港人，筆者既不是要為港英當局辯護，也無意為左派陣營翻案，只是試圖在被簡化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和社會背景，為讀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間。筆者在此鳴謝香港《大公報》為本書提供多幀當年騷亂的照片，以及多位曾撥冗接受訪問的人士。筆者特別感謝羅孚先生，當年在他的引薦下，得以採訪多位捲入六七事件的老左派。

各方人士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歡迎與我聯絡，我的電郵是 garykwcheung@gmail.com。

1姬達攝於一九九九年（張家偉拍攝）

2梁上苑（第二排右六）—九七七年率領—批香港工商界人士前往中圍大陸觀光，背靠火車者為富商李嘉誠（右）及胡應湘，—九六七年因刊登「煽動性文章」而被判刑的胡棣同也隨行（第三排左三）。（照片由胡棣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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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文成一九六七年出任政府水務局華入職工會理事，因參與左派大罷工而失去在水務局的工作。（張家偉拍攝）

6胡棣周（張家偉拍攝）

7八十年代初，蔡渭衡（右—)與《文匯報》董事長李子誦（左二）、前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右二）及九龍華仁書院舊同學曾昭科（左—)合照。曾昭科原為香港警司，六十年代初被港府懷疑為中共間諜，遞解往中國大陸。（蔡渭衡提供相片）

8西環摩星嶺集中營今貌。劉文成、蔡渭衡等人—九六七暴動期間囚禁於此。（張家偉拍攝）

9蕭劍輝，原為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工 10梁耀華，六七暴動期間加入左派人，勞資糾紛期間遭管工毆打，事件成「戰鬥隊」，曾參與放置炸彈等激烈抗爭為六七騷亂的導火線。蕭於二零零六年行動。（梁耀華提供相片）去世。（張家偉拍攝）

11 左派組織在暴動期間印製的仿港元鈔票，諷剌騷亂期間港英當局「打

劫民財」，港元大幅貶值。（吳萱人提供相片及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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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香港政府在暴動期間印製的漫畫，諷刺左派發動騷亂別有用心，破壞社會安定。（原刊於《香港動亂畫史》， Sky Horse Book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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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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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摘錄《人民日報》六月十日評論員文章〈針鋒相對，堅決鬥爭〉，並以革命宣傳漫畫襯托。（資料來源《大公報〕

14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港英當局與左派群眾衝突升級，港府出動防暴隊平息騷亂，並施放催淚彈。（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l》,《大公報》出版，一九六七年）

15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各界鬥委會十七名代表前往港督府遞交抗議書，並要求與港督戴麟趾會面。圖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前排中戴眼鏡者）、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第二排穿西裝者）揮舞《毛主席語錄》，在場高叫口號。（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I } , 《大

公報》出版，一九六七年）

16 防暴隊企圖驅散左派示威者，示威者手挽手紹成人牆。（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I } , 《大公報》出版，一九六七年）17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批左派群眾在南九龍裁判署門外抗議港英當局檢控被捕的左派示威者，防暴隊到場施放催淚彈。（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I》,《大公報》出版，—九六七年）

18左派電車工人與防暴隊爆發衝突。（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I》 ,《大公報》出版，—九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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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警方與左派示威者在中環花園道附近爆發流血衝突，部分左派群眾在事件中被捕。（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l》,《大公報》出版，一九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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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左）、《經濟導報》記者許雲程（右）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花園道事件中被警察打傷，血流披臉。

24警方軍火專家嘗試引爆路上的可疑爆炸品。（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I〉 ,《大公報》出版，—九六七年）

25警方在警署門外架設鐵絲網及沙包，防範滋事者放置爆炸品。（原刊於〈我們必勝 l港英必敗 l〉,《大公報》出版，一九六七年）

26防暴隊突擊搜查紅磡勞工子弟學校。（香港政府新聞處授權）

27防暴隊搜查九龍巴士職工總會，拘捕十多人。（香港政府新聞處授權）

28警方搜查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的新中華國貨公司。（香港政府新聞處授權）

引言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曆史的分水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響應左派陣營的號召，參與左派發動的「聯合大罷工」。時任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的劉文成，自一九四六年加入工會以來一直認同「新中國」及「進步」思想。六七暴動爆發後，劉認為左派陣營可帶領港人「走向正義光明」，決定義無反顧地參與罷工。

但左派大罷工沒有出現左派期望的全港癱瘓局面，而當時水務局參與罷工行列的職員不到二百人，僅為全體員工的十分之一。當年大批參與罷工的政府和公用事業僱員失去工作，劉也丟掉月薪港幣－千七百港元的高薪厚職（當年工廠工人日薪一般只有六、七元，水務局一般工人月薪僅三、四百元）。 l

六七反英騷亂期間，左派陣營形容事件為「反英抗暴」，是值得謳歌、大書特書的「偉大愛國行動」。但暴亂以失敗告終後，左派四十多年來對六七暴動一直諱莫如深，即使外界偶爾重提事件，左派通常輕描淡寫地指騷亂期間即使存在一些過激行動，但對推動香港社會改革產生正面作用。

劉文成的坎坷遭遇，是左派論述下掩蓋的其中一個不幸故事。當年大批左派群眾響應領導層的號召，投身這場反英抗爭，許多人被捕入獄、失業、失學甚至被打死打傷，這些不見經傳的左派基層群眾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徒」－類的惡名。一些與左派沾不上邊的普通市民，也因警方鎮壓左派的行動而受牽連，糊裏糊塗地身陷囹圄。劉認為：「連同參與者及其親屬，六七事件受影響的人多達數十萬人，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事件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終身難以洗.的刑事罪名。如果北京長期對六七暴動避而不談，不公開承認參與者是當年錯誤政策的受害者，對我們這些左派追隨者很不公平。如果這段歷史被遺忘以至煙沒，沒有人講真話，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他相信，許多六七事件的參與者及家屬，都有當年被利用後遭遺棄及欺騙的感覺。

劉文成的擔憂不無道理。六七暴動告一段落後，北京對這次事件持否定態度。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這種情況直至香港回歸中國前夕都沒有改變。即使香港回歸倒數前一年中國大陸出現「香港熱」，介紹香港歷史的報刊和電視特輯相繼湧現，卻沒有觸及六七暴動。例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在香港回歸前攝製的紀錄片《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回顧香港百多年歷史時迴避了六七事件，大陸早期的香港史著作也沒有提及這次事件。而大部分內地學者在回歸前後出版的香港史著作，如《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史論叢》等，都沒有提及六七事件。

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九七回歸前夕出版的《香港》紀念畫集中，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都不見綜影。而新華社九七年開設的「香港一九九七」網頁，也對包括六七暴動在內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歷史隻字不提。香港回歸前夕，中國文化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香港的歷史與發展》展覽，也沒有提及六七事件。

據筆者了解，這是因為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即回歸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的前身）社長周南要「全盤否定」六七事件，認為這是當年左派群眾的錯誤鬥爭。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在杭州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許家屯（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對六七年的問題「處理得不好」，將「反英抗暴」與大陸文革等同，令許多當年的參與者不服。張表示：「六七年的事情已過去了，中央覺得在過渡期重提這件事沒意思，翻歷史舊帳也不利和諧團結。」 2

六七暴動期間關押在摩星嶺集中營的蔡渭衡，認為當年義憤填膺地參加鬥爭的一般群眾是最大的受害者，無奈有口難言。蔡.：「這場席捲全港的風暴確實為社會帶來災難的後果，我們身受其害，也連累了同胞受罪，談起來很難得到不明前因後果者的同情。於是當年不堪港英殖民統治而起來支援鬥爭的廣大愛國同胞都變成『左仔』，默默地成了這場災難的代罪羔羊。尸蔡曾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主席，二零一一年三月去世。

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王宏志認為，按照國內香港史論述強調反殖反帝思想的邏輯，六七暴動本來是明確的反英反殖的活動，但「當國內的歷史論.否定了文革的極左思想後，從這種極左思想引發出來的香港『六七暴動』，便不能受到肯定了。」 4

這種情況在香港回歸後才出現微妙轉變，一九九八年，紀念周恩來誕生一百週年的電視紀錄片《周恩來》其中一集婉轉地提及香港六七年出現「圍攻港督府」事件，以及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二零零二年，曾任職《文匯報》的左派報人周奕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書中部分章節觸及六七事件，是首部由左派人士執筆，從左派角度記述六七暴動的著作。該書從左派陣營的本位出發，雖然作者承認六七事件是「極左思潮的產物」，但對左派人士的行動持肯定態度，對港英當局鎮壓行動.墨較多，而對部分左派群眾的過激行徑則輕輕帶過。 5

對步進中年的香港人來.，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可能是香港歷來最悠長、最難熬的夏天。當時神州大地正進行翻天覆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香港這顆巨龍口裏的明珠也能感受到灼熱的革命鬥爭烈焰。六七年五月，香港左派陣營乘.文化大革命的「東風」，在香港發動號稱「反英抗暴」的抗爭行動，「打倒港英」、「結束港英法西斯暴政」.「港英不低頭就走頭」的口號響徹雲霄，香港各大公共屋.外牆寫滿了「黃皮狗」、「白皮豬」的字句；港英政府面臨百多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市民對前景的信心異常脆弱。

那是理性向激情讓路的時代，是政治口號掩蓋理性思考的歲月。是年七、八月開始，香港各地硝煙瀰漫，「菠蘿」（土製炸彈）遍地，五十一人在暴亂中喪生（其中十五人被炸彈炸死），整個社會籠罩.一片恐怖氣氛。香港資金大量外流，外國遊客裹足不前，更一度出現北京有意提早收回香港、紅衛兵企圖衝擊中港邊境的傳聞，當時「香港前途」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英國政府曾擔憂中國提早以武力收回香港，一度埋首制訂撤出香港的計劃；英國國防部更曾探討採取核威懾手段，阻嚇中國對香港採取極端行動。

六七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延伸，但六七騷亂的導火線是六七年四月爆發的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當時廠方公布新的工作規例，部分工人認為不合理，與資方交涉。六七年四月底，資方解僱六百五十名不接受新規例的員工，激發部分工人抗議，五月六日在工廠外集結的工人因企圖阻止資方將貨物運出廠外與管理人員發生衝突，二十一名工人事後被警方防暴隊拘捕。左派工會抗議工人被捕，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左派陣營逐漸將事件升級為反英抗爭。

香港人造花廠工人的抗爭絕對不是無理取鬧，相反具有-

定的合理性。當時廠方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

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今天回看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當時的英國聯邦事務大臣 Herbert Bowde忙承認，人造花廠管理層在勞資糾紛初期處理不當，大規模解僱員工更成為五月六日衝突

的伏線。 7在騷亂初期，部分與左派沒有直接聯繫的市民，也參與了抗爭活動。例如一些在九龍東徙置區居住的青少年，也出於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在左派示威者與警察對峙中擲石洩憤。但隨.抗爭升級，左派逐漸將事件政治化，忽略了原本能爭取市民同情的勞工福利課題，並慢慢地失去了鬥爭的支持基礎。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形容六七暴動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不容否認，沒有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六七年就不會出現規模如此龐大的左派暴動。當時香港左派祭出文革口號，在街頭揮舞《毛語錄》，鬥爭後期更採取武鬥的形式反擊港英當局的鎮壓行動，在在體現國內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自一九四九年起長期負責香港事務，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務實政策。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初期，周恩來多次約見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及港澳工委（新華分社的真實身分）官員，強調對英國的鬥爭必須「有理、有利、有節」，「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也反對在香港動武。他指出：「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周恩來私下對香港左派的極端做法很有保留，但礙於文革極左思潮佔主導的政治現實，不便公開制止香港左派的行動；加上國內形勢失控，北京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局勢缺乏共識，周恩來又窮於應付國內紅衛兵的派系鬥爭，遂令事件逐漸升級。

香港恰如一葉置身南中國海岸的孤舟，來自深圳河以北的

風雲變幻，都會令它起伏不定。北京在文宣上的高調聲援，令香港左派陣營極度鼓舞。《人民日報》六七年六月三日社論呼顳香港左派「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更被不少左派領導人演繹為北京對左派陣營的堅定支持，甚至作出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左派騷動在六七年下半年越演越烈，部分左派群眾甚至採取在街頭放置炸彈的極端手法。七月八日，三百多名大陸民眾越過沙頭角邊境，與香港警察發生槍戰，沙頭角警崗遭機關槍射擊，五名警察身亡。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曾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總理周恩來獲悉後迅速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六七暴動究竟是否得到北京高層支持，以及發動騷亂的責任誰屬，一直是六七暴動研究的爭議課題。如果新華社香港分社和香港左派陣營沒有北京的默許和認可，當時不可能發動大規模的反英鬥爭。六七年五至八月這四個月內，《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員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鬥爭，而中國外交部數度向港英當局和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使香港左派一度以為得到北京鼎力支持。

但梁上苑明確表示，六七事件不是由北京發動的，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給香港左派使用，正是騷亂不是由北京主動發動的例證。他認為，騷動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付中央，就是先造成了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梁指出，在反英抗暴的整個過程中，「一切的鬥爭都是港澳工委所領導的有組織行動」。

至於新華分社負責人為何「陽奉陰違」，違背北京高層自

五十年代以來的對港政策，以及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及國務院外

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傳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

命」、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的指示，筆者綜合採訪多位左派領導人的看法，認為最具.服力的解釋是面對極左思潮狂飆的新華分社高層官員，為求自保而主動發起鬥爭，矛頭指向殖民政府，並在騷動中不斷煽動群眾。文革期間國內「當權派」頻頻挨鬥，許多部門負責人被批鬥，中國駐外機構多位負責人也被召回國揪鬥。香港新華社一些高層官員擔心被撤職或調回國內批鬥，他們為求保住烏紗帽，遂主動發起反英鬥爭，設法發動群眾鬧事，以樹立政治上可靠的形象。

與此同時，一些新華分社中下層幹部，包括八十年代後期出任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已在社內張貼大字報，打算批判領導幹部。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部長何銘思接受筆者訪問時透露，時任新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及副社長祈烽在文革爆發後一度手足無措，曾在中環告羅士打行的中資機構中央航空公司辦事處掃地，以示「沒有.離群眾」，而當年社內有-些由內地調派的幹部也企圖將國內極左做法搬到香港，令梁、祈兩人備受壓力。事實上，在當時極左思潮的主導下，加上中共體制下「層層加碼」的本質，新華社領導官員即使企圖頂住，現實上也不可行，「順勢而行」是自然的選擇。

一九六六年底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獲全勝，香港左派社團紛紛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自四九年以來一直因遭港英政府打壓而深受壓抑的左派陣營領袖，不免萌生對港府的反抗情緒。而梁、祈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勝利」時，聲言在香港「大幹一場」。此後新華社和香港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口實，而六七年此起彼落的勞資糾紛就成為干載難逢的良機。

香港左派陣營一直認為，六七年的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是六七暴動的主要成因。筆者同意香港六十年代存在不容忽視的社會矛盾，但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觸發騷亂（當時國內尚未爆發文革），左派陣營袖手旁觀，左派報章更支持當局平息騷亂，事件因此沒有演變為大規模的騷動，反證了文革對香港六七暴動的直接影響。社會矛盾在香港長期存在，六七年勞資糾紛俯拾皆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的鼓動，六七暴動是不會以後來呈現的形式進行的。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顯然對發動以至煽動左派群眾、擴大事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魯平表示，「反英抗暴」主要負責任的是新華分社，文革後中央在對港政策「撥亂反正」，主要的工作重點是整頓新華分社，把一些領導官員調回國內。

雖然部分左派群眾在暴動期間採取過激以至暴力抗爭手段，破壞社會的安定，但回顧六七暴動這段歷史，不能忽略釀成這次事件的社會土壤。六七暴動前夕，香港社會躁動不安，處於社會動亂的火山口。當時香港一半人口年齡低於十九歲，大量人口眾居在生活條件欠佳的徙置區，低下階層市民生活困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騷動的客觀基礎。 8當時社會正面對經濟衰退，令原有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勞資糾紛此起彼落。港英當局唯恐文革的火焰燒到香港，市面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如臨大敵。源於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後來升級為大規模騷動，顯然是港英處理不當、激化矛盾的結果。

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但不少社會人士批評港英當局沒有.力改善民生及保護勞工權益。直至六十年代以前，港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除了涉及工業安全的法例，香港的勞工法例絕無僅有。根據一九六六年香港人口統計數據，在十至十四歲的年齡組別中，僅百分之十三接受中學教育。而港英政府六七年四月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坦言，當時香港工人缺乏就業保障，工人都是「可以隨時解僱的散工」。 9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平息後，港府成立騷動調.委員

會，後來發表的報告婉轉地指出因加價而引發騷亂的社會根

源，並對港英當局的管治提出含蓄的批評，促請當局設法縮窄官民之間的鴻溝。報告同意如果香港不是隱藏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不滿情緒，示威不可能得到民眾那麼大的支持。委員會同意必須在經濟及社會方面注意若干因素，「以免將變為足以釀成騷亂的原因」。 10

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政府內部推動改革的動力開始湧現，例如六七年四月港府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提出以當時的標準來.頗具前瞻性的改革建議，包括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失業和疾病保障制度，但這些改革措施因商界的強烈反對而沒有落實。六七暴動顯示香港人僅基於對共產統治的恐懽而消極被動地支持港英當局，港英政府在騷亂平息後察覺需要通過改革去紓緩社會矛盾，爭取民心。

Alan Smart及呂大樂認為，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連串動亂（包括六七暴動）表明重大改革無法避免，港英政府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萌生社會改革的念頭。而六七暴動暴露殖民地政權缺乏認受性的脆弱性，事件與勞資糾紛的密切關係，令港英政府不得不重視勞工問題，以爭取民心。 II雖然左派陣營在六七年底北京高層下令鳴金收兵而偃旗息鼓，但港府高層明白不能再對改善民生置若罔聞，改革顯得刻不容緩，六七暴動可.是推動殖民地政府推行社會改革的催化劑，或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負責鎮壓暴動的副布政司姬達 (Jack Cater)在九九年接受筆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他表示：「當局從騷亂中汲取教訓，推行一系列改革。六七年以前，官民之間缺乏真正的接觸渠道，暴動結束後我們趁機設立新的機制。如果沒有發生六七暴動，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

六七暴動對推動社會改革的關鍵作用，在於消除商界抗拒

的情緒。暴動結束後，一直希望港府推動社會改革的英國執

政工黨政府，進一步向殖民地政府施壓，來自倫敦的官員和英國國會議員紛紛促請港府推行改革。英國聯邦事務國務大臣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石寶德 (Malcolm Shepherd)六八年五月在致聯邦事務大臣的信件中，就延長港督戴麟趾 (David Trench)任期的利弊表態時表示，「許多工作亟待推展……去年的騷亂象徵自由放任時代告一段落，需要作出改變。」

在英國官員心目中，亟待改變的是香港商界反對社會改革的現狀。英國政府清楚了解，騷亂爆發前行政局和立法局內的非官守議員一直反對推行社會改革，而暴動意外地為消解商界的反對聲音提供新的動力。

港英當局在暴動結束後，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縮短工時、大量興建公屋及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六七年十二月，港府修訂勞工法例，將女性及年輕人的工時縮短至每星期五十七小時，七一年更進一步削減至每週四十八小時。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七一年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後，加快社會改革的步伐，翌年實行小學免費教育，七八年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即六年小學及三年初中）。港府七一年推行公援計劃（後易名為綜援），扶助有需要人士，並於七三年公布十年建屋計劃，紓緩中下層市民的住屋問題。為了縮窄官民之間的鴻溝，港英政府於六八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 , 在港島及九龍設立民政署，了解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爭取市民支持，並接受市民投訴。

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直.疑香港居民的忠誠，但六七暴動意想不到地扭轉港英政府對港人的猜疑。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顧汝德 (Leo Goodstadt)認為，騷亂改變了政府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令港府承認港人爭取權益的合理性。「六七暴動期間，港府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紀律性和

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商界也看到工人士氣高昂，而且非常勤

奮，左派大罷工期間大部分工人如常上班，即使公共交通瀕臨癱瘓仍然堅持徒步一兩小時上班。這些現象有助減低商界反對改善勞工權益的聲音。港府明白如果市民爭取一些合理的權益，你只能.『是』，因為你沒有藉口.不。」 12

港英政府在暴動結束後推行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贏取人心，爭取港人對殖民地的積極認同，甚至營造管治獲被統治者認同 (government by consent)的局面。暴動迫使上層精英靠攏港英當局，追求生活安定的一般市民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逐漸認同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打.反殖旗幟的左派暴動，最終卻驅使港人支持港英當局，不啻是歷史的諷刺。政治學者 Ian Scott認為：「諷刺的是，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 j 13

六七暴動的腥風血雨，進一步加深香港人固有的恐共情結，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長期存在，即使回歸後仍未消除。曾借調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的內地學者強世功認為，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左派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他指出：「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懽心理。這種恐懽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成為香港社會的基本民情，香港社會形成了對內地的排斥心理，隨.香港經濟的起飛，更增添了對內地的優越意識，不願意香港回歸，這成為今天困擾香港政治的深層

原因。 j 14

事實上，港英政府為了爭取市民支持鎮壓左派騷亂，在

暴亂初期迅即成立由高層官員組成的「宣傳委員會」，負責「引導輿論」，散播對左派陣營不利的消息，甚至抹黑左派陣營的負責人。與此同時，港府.力營造「香港身分」 (Hong Kong identity) , 於一九六九年耗資四百萬港元，舉辦首屆「香港節」 (Festival of Hong Kong) , 加強年輕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曾任教香港大學的人類學者田邁修 (Matthew Turner)認為，「公民」、「社區」、「歸屬感」等用語，直至六七年才被港府在反共宣傳中大量採用。 15

撇除港英政府宣傳機器的刻意經營，六七暴動客觀上喚起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本質上是「難民社會」，只是暫時躲避中國大陸戰亂的棲身之所。六七暴動過後，香港人終於發現相比動盪不安的中國大陸，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是應當珍惜的樂土。六七暴動同時喚起了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並催生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具有社會良知的青年一方面抗拒香港左派的極左行徑，另一方面卻難以認同港英當局的粗暴鎮壓行動。雖然港英當局成功鎮壓六七暴動，但當時終究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公開表明不認同港英統治，間接催化一般市民與港英抗爭、及追求公義的意識。人們發現港英的統治權威也可以受到挑戰，逐漸敢於表達對各種社會箇疾的不滿。廉政公署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指出：「六六至六七年間發生的暴動，挑戰了政府的威信。自此以後，香港市民漸漸敢於公開譴責貪污行為和政府對此視若無睹的態度。」 16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六七騷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大部分港人對左派陣營的過激行徑感到不滿。暴動因而強化左派與香港主流社會長期存在的隔膜，左派自暴動結束後覺得被港英和主流社會

抹黑，長期陷入自我孤立的狀態，並產生「被圍困」的心態

(siege mentality)和受害者情結。暴動以失敗告終後，左派工聯會轉以內務為主，不參與社會事務，杯葛勞工顧問委員會等港英勞工諮詢架構，也沒有派員參與八二年舉行的首屆區議會選舉。這種與香港主流社會隔絕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改變。但前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健表示，左派陣營「被圍困」的心態從九十年代開始逐漸減退，但至今部分左派陣營負責人仍然抱有這種心態。

左派「被圍困」的心態和因事件被北京否定的鬱結，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產生深遠的影響。前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指出，六七暴動使左派人士長期受到其他香港市民所排擠及港英政府所打壓，從而逐漸形成與主流社會隔絕的社群。「這種與主流社會的隔膜，久而久之在不少左派人士心中形成了一種受壓迫的感覺。基於這種感覺，他們對自己在回歸後的際遇，便抱有－種不切實際的渴望『翻身』與『出頭』的期望。當這些期望沒有得到實現的時候，他們對特區領導人自然有所不滿，而這些不滿又不容易消除。」 17

踏入八十年代，北京.手處理香港主權問題，積極拉攏工商界，傳統左派雖然長期追隨中國政府，但反而逐漸受到冷落。香港回歸後，左派人士獲委派具實權的職位不多，更被特區政府視為理所當然地支持政府政策（包括不獲民眾支持的政策）的政治力量。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傳統左派龍頭政黨民建聯因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區議會選舉中慘敗，當時的民建聯主席曾形容該黨「有辱無榮」。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往往成為現實的註腳，現實往往是歷史的折射。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祭起維持社會秩序的大旗，高調宣傳「繁榮安定」論，左派傳媒則對這種論調口誅筆伐。中英兩國八四年簽署《聯合聲明》後，中方繼承了港英當年的歷史話語，經常在香港問題上將「繁榮安定」掛在嘴邊，

形成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此同時，六七暴動已成為香港社

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香港在回歸初期掀起裁員、減薪風潮，一些勞工界領袖不忘提醒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六七暴動的歷史教訓。近年香港民怨上升，一些論者也促請政府以六七暴動為鑑，及早紓緩社會矛盾。

六七暴動這段本已隨.歲月褪色的歷史，近十年來成為揮之不去的幽靈，令原已相當分化的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二零零一年，董建華宣布向六七暴動期間擔任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主任的楊光，頒發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勾起不少市民的歷史創傷。 18事件觸發香港社會激烈爭論，甚至引發北京和特區政府是否企圖改寫歷史的議論。

二零一零年五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聲稱六七暴動期間被暴徒燒死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死於社會動亂」、「當時香港左派未必想置林彬於死，我相信置林彬於死的人，並非香港左派」。同屬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也聲言，當年暴動死傷的人「不只林彬一個」，可能還有很多一般市民，「他們都不知甚麼原因死亡，可能因為有暴徒」。部分傳媒隨即追究左派陣營應否為林彬之死負責。

陳、黃兩位來自左派龍頭政黨的議員的辯解，反映左派陣營中相當部分人士思維的局限，特別是暴動結束以來揮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結，即自己陣營也有不少死傷者，區區一兩個「非我陣營中人」遇害又有甚麼大不了？

部分左派中人在六七事件中失言，反映他們對這宗悲劇缺乏認識，也長期缺乏深刻反省。而左派四十多年來鮮有對受騷亂波及的一般市民表示歉意，客觀上令這道歷史傷痕難以癒合，也令六七暴動成為左派陣營的「原罪」，這一包袱甚至長期伴隨一九九二年才成立的左派政黨民建聯。

雖然六七暴動對香港歷史影響深遠，但左派陣營四十多年

來對事件諱莫如深，許多當年的參與者不願重提舊事。據筆

者了解，中英雙方在八十年代初期基於「平穩過渡」的考慮，建立彼此不翻這段歷史舊帳的默契。暴動期間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的左派人士蔡渭衡接受筆者訪問時披露，騷亂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祈烽曾向他表示，八十年代初中英雙方商討香港前途期間，達成「不翻歷史舊帳」的共識。此舉旨在確保香港在過渡期間保持穩定，北京自此對六七暴動幾近絕口不提，遑論為此譴責港英政府「鎮壓香港愛國同胞」。二零零二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六七年的事情已過去了，中央覺得在過渡期重提這件事沒意思，翻歷史舊帳也不利和諧團結。」

而香港官方、主流社會和左派陣營對這次事件的記述和評價各走極端，不是全面抹殺，就是一片歌頌溢美之辭，缺乏從中立角度.述和評價事件始末的作品。在港英當局的論述裏，六七暴動是左派陣營「搞亂社會」的破壞行動，當局的鎮壓行動「獲得絕大多數市民支持」（港督戴麟趾更聲稱得到「百分之九十八市民」支持）。左派陣營則堅持這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抗爭」，並從「壞事變好事」的角度，辯稱事件「推動了香港社會進步」。歷史真的這麼簡單，非黑即白嗎？筆者

自九十年代末期以來一直利用工餘時間研究六七暴動，正是試圖在簡化了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為讀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間。

香港回歸中國後，一些六七年被捕入獄的左派人士醞釀發動「翻案風」，希望九七後獲特區政府「公平對待」。據筆者了解，左派人士中「有相當意見」要求特區政府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甚至通過正式程序推翻當年的罪名。九七年十月，曾德成獲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提出要「正確看待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表示：「在殖民管治時期，有些機構、團體以及個人，都曾受過一些不公平對待，所以一些老愛國人士希望特區

政府能盡快對過去這些不公平對待，作出一個公正對待。這

些愛國人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十分合理，不過由於特區政府目前尚在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因此大家暫時宜應向前看，待特區政府妥善解決當前的急切事務後，才.手整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19

據筆者了解，九七年九月中秋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邀請一批「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出席在前港督府（現已更名為禮賓府）舉行的中秋酒會。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和抗日戰爭期間保衛香港的東江縱隊隊員也接到請柬，胡棣周、楊光、廖一原等六七暴動參與者獲邀出席。時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在酒會期間主動對胡棣周表示：「這件事其實很不公平，這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曾德成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件事特區政府要慢慢來。」梁愛詩的舅父黃祖芬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左派中華中學校長，曾被港英當局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嘴邊經常掛.「國家好，香港好」的董建華，少年時代曾在中華中學就讀。梁愛詩這番話，令人聯想特區政府有意重新處理六七暴動的「歷史問題」。

特區政府在回歸後多次向六七暴動參與者頒發勳章，不啻是調整對六七事件立場的訊號。一九九九年七月，董建華宣布向工聯會會長李澤添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李氏對香港社會的貢獻。而前左派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也獲頒金紫荊星章，多名左派學校畢業生也獲封為太平紳士。黃建立在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當時擔任左派鞋業工會理事長的李澤添則是鬥委會委員。以兩人的背景，港英時代是不可能獲得這種榮耀的。至於董建華二零零一年向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看來是連串授勳行動的「完美句號」，據筆者了解，這是左派陣營向特區政府「長期爭取」的結果。

六七暴動一直是分化社會的爭議事件，導致主流社會長期排拒左派陣營，也造成部分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一九

七二年－月三十日，一批群眾在北愛爾蘭城市 Derry街頭示

威，駐守當地的英軍開槍鎮壓，十四名示威者身亡，這次慘劇被稱為「血腥星期日」 (Bloody Sunday)。經過長達十二年的調.後，二零一零年六月英國政府發表調.報告，指出當時英軍向示威者開槍缺乏理據，首相卡梅倫 (David Cameron)更公開為這次事件的死者表示深切歉意。

六七暴動或許不能與「血腥星期日」簡單類比，但特區政府何不考慮在適當時候成立類似英國的調.委員會，或九十年代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 找出六七事件的真相，以撫平這

段歷史傷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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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早

六七暴動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上午，港島中環天星碼頭行人熙來攘往。對於路過的途人和到碼頭乘搭渡海小輪的市民來.，當天只是與平日沒兩樣的日子。但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上午十－時在碼頭入口的行人走廊出現，打破了這裏的平靜，進而改寫香港的歷史進程。

這位名叫蘇守忠的青年，突然展示背面分別用中英文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外套，左手衣袖用中文寫.「支持葉錫恩」的字句，右手衣袖則以英文寫上「支持葉議員」。蘇守忠表明，他打算絕食至天星小輪公司取消加價決定為止。「葉議員」是當年發起簽名運動，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 (Elsie Elliott)。 1示威遊行在今天的香港已成為家常便飯，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卻絕無僅有。這種罕見的絕食請願場面，吸引了不少途人駐足觀看。

蘇守忠登高－呼後，得到不少市民的同情，盧麒等十一名青年男女翌日加入絕食行列。曾任立法會議員的工運人士劉干石，當時是－名收入低微的紗廠工人，也到場聲援蘇守忠。但蘇守忠和圍觀的途人都沒有料到，絕食行動兩天後觸發騷動。

一九六五年十月－日，香港天星小輪公司董事會向港府提出增加頭等船費，由香港往九龍船票加價一角，九龍至香港票價維持不變，月票則由八元增至十元。天星小輪提出加價申請後，香港大部分團體和報章社論都紛紛表示反對。當時香港中下層市民生活困苦，小輪加價無疑雪上加霜。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原.：「不要小看加價五分錢，當時許多市民每天收入只能掙到一兩元。」當時每份報章售價一角，五仙可買一條油條。許多社會人士擔心小輪加價，將引起其他企業效法，觸發加價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公共交通諮詢委員會向港府建議，天星小輪頭等票價增加五分，月票增至十二元，基本上贊同天星小輪公司的加價申請。港府不久又宣布，增加寄往中國大陸等地郵件的郵費，同時提高部分公共屋.租金百分之十。香港市民普遍對港府同意小輪加價感到不滿，當時有報章以大字標題「民意不值斗零」（「斗零」即五分錢硬幣），指責政府漠視民意。而當時大部分報章的社論，都反對天星小輪的加價申請。

葉錫恩表示，香港六四年和六五年湧現企業倒閉潮和銀行擠提的風潮。「許多窮人因銀行過度投機而失去他們畢生的積蓄，他們發現政府根本沒有制訂法例保障他們的權益。就在這個不恰當的時刻，控制公用事業的大企業提出加價建議。天星小輪是始作俑者，九龍巴士公司也在磨拳擦掌。事實上，他們正排.隊向市民開刀。」 2

市政局議員、大律師胡鴻烈指責委員會受港府「幕後操縱」，它的「意見」其實就是政府的意見，他促請當局立即「將加價之門關閉」。胡氏與夫人鍾期榮，是私立樹仁大學的創辦人。原籍英國的葉錫恩發起的反對天星加價簽名運動，迅即獲得二十萬名市民簽名響應。這位號稱「香港民主之母」的議員，更號召公眾「現在就行動起來，以免太遲而後悔莫及 J。

香港各工商團體、街坊福利會等團體也通過集會、請願等方式

六七暴動的前奏

反對加價。蘇守忠表示：「為何當年『斗零』（五分錢）對小市民那麼重要？當時『斗零』可以買一碗白粥和一條油條，相當於一份早餐。小輪公司加價背後的 big issue , 是殖民地政府漠視民意的事實。」

蘇守忠當時任職翻譯員，中學時代在天主教慈幼中學和聖類斯中學接受教育，五二年受洗。在廣州出生的蘇守忠，四九年與家人來港定居，到港後逐漸對殖民統治下的不公義萌生不滿。二零一零年六月，蘇守忠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在香港定居初期，我家住油麻地，經常在普慶戲院（已拆卸，現址為逸東酒店）看到印度籍警察踢三輪車伕的屁股、踏他們的腳趾，極盡侮辱之能事。我覺得香港的氣氛令人窒息，有種此地『非吾土，非吾民』的感覺。」後來認同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思想。蘇守忠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甘地的非暴力抗爭理念，啟發我在六六年發起絕食抗爭。絕食示威前兩星期，我開始憤怒，我跟一位朋友.『香港應該有人站出來示威。』」

「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渴望做點事，當年絕食行動不是-時衝動下的決定。」他表示。蘇守忠決定以實際行動，響應葉錫恩「現在就行動起來」的號召。四月三日晚上，蘇趁家人入睡後，把中學時代的校褸反轉過來，在光滑襯裏用白油在背部上方寫上「絕飲食，反加價」. "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Rises"。遺憾的是，蘇的母親因兒子的絕食行動觸發騷亂，翌年在心存恐慌下將這件饒具歷史意義的衣物丟棄。

蘇守忠四月四日早上起.後，致電《英文星報》 (Star,已停刊），表示：「今天早上有人會在中環天星碼頭，以絕食抗議小輪公司加價。」十時許，他自港島跑馬地乘坐電車，前往天星碼頭，展開絕食行動。蘇守忠憶述，絕食首天圍觀的途人不多，到場聲援的青年包括盧麒、呂鳳愛等，翌日到場表達支

持的市民逐漸增加，當中包括八十年代躍升為工運中堅分子劉

干石的身影。蘇表示：「絕食期間一名英國人路過，向我靜坐的地方擲下一枚五角硬幣，遭在場群眾喝倒采。」

劉干石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他在葵涌遠東紗廠任職，當天獲悉蘇守忠絕食抗議後特地向廠方告假，前往中環天星碼頭聲援蘇守忠。劉表示：「我對天星小輪加價非常不滿，既然有人站出來反對，我覺得自己應該表態支持。尸劉干石在天星碼頭靜坐數小時後離去，沒有參與後來的遊行示威。他認為：「六六年天星小輪事件反映了本地青年對社會的不滿，完全是青年自發的行動，甚至是反殖活動的開端。」

四月五日下午三時，蘇守忠向圍觀途人和記者公布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高級警司鄭卓庭和一名警員稍後趨前，要求蘇氏在十五分鐘後離開現場，否則會拘捕他。蘇守忠拒絕離去，結果被警方拘捕，解往中央警署，警方其後控告他「阻街 J。

蘇守忠被捕後，盧麒率領十多名支持蘇氏的青年前往港督府（回歸後易名為禮賓府）請願。晚上九時開始，十餘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舉反對加價的標語及高呼口號，沿廣東道步行往佐敦道碼頭。示威者吸引了數名群眾尾隨，沿彌敦道由尖沙咀遊行往旺角，再步行至石硤尾。 4四月六日凌晨，警方拘捕了四名示威者。抗議行動於四月六日晚上演變為騷動事件，晚上十時許，油麻地及旺角一帶眾集了四千名群眾，防暴隊與群眾衝突，混亂中有人向防暴隊及在場警員投擲石塊，防暴隊向群眾發射催淚彈，群眾四散奔逃，沿途將垃圾箱、交通標誌、巴士站牌、商店招牌搗毀，彌敦道交通陷入癱瘓狀態。

踏入凌晨時分，警民衝突不斷升級，部分行走彌敦道的巴士和警車遭滋事者襲擊，並在九龍數處地點以石塊、玻璃瓶攻擊警員，警察及防暴隊則不停施放催淚彈。九龍各處共有數十輛巴士遭嚴重破壞，部分更遭縱火焚燒，九輛在旺角匯豐銀

行旁停泊的私家車被推翻焚燒。多處巴士站被搗毀，角子老

虎機（路邊停車收費咪表）也受到破壞，旺角瑞興公司櫥窗玻璃被滋事者擊碎。騷動爆發後，港督戴麟趾頒布宵禁令，由四月六日至八日全面實施宵禁。港府特別調動咽喀兵參與鎮壓，並發射近百發子彈。港督戴麟趾發表聲明，對「暴行」深感遺憾，並認為這次騷亂並非表達意見的適當方法。

根據《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一干四百六十五人因參與騷動被捕，其中九百零五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騷動期間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受傷。事件中三十輛政府車輛損毀，消防局、市政事務署、郵政局等政府機構也受到騷亂群眾破壞。 5由於天星小輪騷亂肇因為票價增加五分錢，故此又稱「五分錢暴動」。

時年十九歲的盧麒，曾經提及要組織「青年黨 J'6後來據稱曾遭警察毒打，六七年一月被發現在牛頭角廉租屋單位內上吊自殺，但蘇守忠對「自殺」之.並不相信。六七年四月，蘇守忠與數名青年在旺角高舉「盧麒追悼大會」的白布，迅即被警察拘捕。法官判蘇守忠進青山醫院觀察十四天，由醫生決定他精神是否有問題。港英政府對騷動的處理手法，受到-些市民的質疑。香港大學一位學生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撰文指出：「政府由始至終準備硬幹，由逮捕蘇守忠開始都是準備用武力鎮壓的，並未全力嘗試用政治手段解決因示威可能引起的暴動。」 7

騷動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

港英當局於五月六日宣布成立由四名成員組成的九龍騷動調.委員會，調.引致騷動的事態和成因。港督委任按察司何謹 (Michael Hogan)為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為香港童軍總監羅澂勤、前香港大學校長賴廉士 (Lindsay Ride)、律師黃秉

乾。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發表調.報告書，認為警方

採取了「持重的措施」，有效地遏止了暴動。委員會的結論傾向政府的立場，不相信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不滿情緒是騷亂的直接原因。報告書認為，由於經濟不斷增長的緣故，香港大部分市民生活質素持續改善。但委員會承認，「有理由假定」有些示威者參與騷亂的動機，是由於他們在經濟上遭受挫折和香港社會貧富懸殊而引起的。

委員會的結論是騷動「不是經預謀組織以求達到任何特定的社會或政治目標」，而這次事件似乎是自發的，「暴動只是初期示威一發不可收拾的沒有預謀的結果」。委員會「不認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動的直接原因」，又批評輿論抨擊天星小輪加價「流於偏激」，並認為報章的報道和葉錫恩的反加價行動助長了騷亂。但委員會也對港英政府的管治缺陷提出了含蓄的批評，認為政府職權「過於集中」，經常造成對普通市民的真正問題漠不關心的印象。報告書指出「有些證人談及部分人士因受各政府辦事處的推搪而發生反感『他們須問過許多人之後，才能找到為他們做一點事的人』；某些公務員的傲慢態度和他們辦理社會服務雖然有效率，然而看似無同情心的態度凡此種種，都是令人反感的原因。」

委員會同意必須在經濟及社會方面注意若干因素，「以免將來演變為足以釀成騷亂的原因」。報告書指出：「政府與民眾間的隔閡，對於任何行政體制，都是一項持續性的危險和使之憂慮的事。一個殖民地政府即使能夠提供最有效的行政和經濟及社會進展的最佳機會，也比較難引起和獲得人民的支持。尸委員會又承認，騷動造成情緒高漲的氣氛，潛伏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藉以發洩，「在大眾情緒激昂的時候，它仍然有可能造成極大損害的因素。」 9

委員會同意如果香港不是隱藏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不滿情

緒，示威不可能得到民眾那麼大的支持，「潛在和實在造成不

六七暴動的前奏

滿情緒的原因，可能再在將來促成騷動，故亟需加以分析」。報告書指出：「群眾的願望迅速增加，並在可見成就未盡如所願的時候，感覺不滿。有證據顯示，香港青年對本港事務漸感興趣，而且逐漸對他們的父母可能默然接受的情勢提出抗議。」委員會注意到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在騷動中「非常活躍」，而當時香港一半人口在二十一歲以下。

委員會呼顳「為民眾利益起見，政府與人民應設法開闢及發展任何途徑，廣闢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傳達路線，使上情下達或下情上達暢通無阻，一方面可傳遞消息，另一方面可傳遞有意義的批評和建議。」委員會認為政府「應更清楚顯示它對輿論的反應，建立更完善的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途徑，增進公務員與民眾之間更多的個人接觸」。

天星小輪騷動暴露了香港長期潛伏的社會矛盾，以及民眾對港英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二次大戰後香港一般市民生活艱困，但直至六零年以前，港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而是由志願機構負起這方面的責任。六十年代以前，除了涉及工業安全的勞工法例以外，香港的勞工法例可.絕無僅有，勞工權益幾乎完全不受法例保障。香港大學政治學者 Ian Scott相信，工商界擔心勞工成本上漲，導致香港競爭力下降，港英政府因此沒有積極制訂勞工法例。

香港社會民主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九龍騷亂事件調查報告》認為，天星小輪事件不過是這次騷動的導火線，「追源溯始，實在源遠流長。近者是近年政府一連串的加價、加租.加費的措施，影響民眾生活；遠者是對殖民地制度的保留，使民眾有香港不是自己地方的感覺。民眾與港府之間有了一道鴻溝，甚至存在敵視的態度」。報告又認為：「騷動主要是民眾對港府不滿情緒的發洩，其中也摻雜了一些窮人對貧富生活懸殊不滿情緒的發洩，同時也摻雜了一些民族主義的情緒。

群眾攻擊和破壞對象主要是警方人員、警車、停車收費錶、交

通燈.消防局等，其次是從港府取得專利權而服務態度惡劣的九龍巴士公司的車輛，再其次是匯豐銀行和其他私家車輛。」社會民主黨一九六三年成立，創會會員包括孫寶剛、鄧漢齊、曾健士等。

社會民主黨的報告又指出：「香港居民到現在還沒有公民權，連工黨議員中較開明的威廉絲夫人在本黨的招待會上也表示如香港的殖民地制度不改變，香港居民是不可能獲得公民權的。所以警察隨便拉人、打人，小販管理隊對待小販如狼似虎；消防人員非得當事人餓贈不願救火；工務局和公用事業則打建築公司和飲食店的主意；一句話：官威十足，民賤如蟻。流風所及，公用事業人員視顧客如奴.，叱喝謾罵，已經習以為常。在這種情形下，試問港府和大多數老百姓怎能不處於對立的狀態？」 lO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編者隨筆〉更批評政府在天星小輪事件中「漠視輿論，不顧民意，我行我索」，呼顳政府採納民意。作者更揭露港英政府假民主的把戲：「我們從去年市政局選舉時選民登記的冷淡態度，便知很多人都不願客串這種把戲。他們不是對香港切身問題不關心，而是關心無門。 j II

一些輿論也注意到，天星小輪事件反映港人對港英的不滿情緒。總部設於香港的英文時事雜誌《遠東經濟評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認為：「大多數香港人相信英國從香港謀取利益，並認為香港政府是為倫敦賺錢的。不只苦力和小販抱有這種看法，就連相當高級的華人公務員也這樣想。重要的是這種看法為何會這樣普遍。」 12蘇守忠九七年四月接受《明報》訪問時.：「我沒有把反殖民的字眼喊出來，心底裏想的卻正是這回事。」 13

社會民主黨報告又批評當局對天星事件的處理，導致和平的遊行示威活動演變為騷亂。「以絕食抗議天星加價者，被警

方無理拘捕，對於民眾有切身關係的事情，民眾用語言，用文

字和用絕食的方式抗議既不生效，遊行示威顯然成為很自然的趨勢。在遊行示威的第一日，參加者只是舉標語，呼叫口號，沒有破壞行動。然而民眾的和平示威卻受到警方干涉和限制，有些示威者遭警方拘捕，這才激起民眾的憤怒，於是群眾與警方對壘。」

蘇守忠認為，天星小輪騷亂反映香港社會潛在的不滿情緒，「當時民意不值斗零（五分錢），（六六年）示威是勢在必行的。」這位當年爭取公義的青年，九六年落髮為僧。他表示：「當時香港嚴重缺乏康樂設施，全港只有兩個公園動植物公園和維多利亞公園。」但他相信，事件後來演變為騷動，與黑社會介入有一定關係，一些好事之徒也乘機混水摸魚。

不過，港府鎮壓騷動的決定得到一些團體和傳媒的支持。六六年四月八日下午，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譴責天星小輪加價而觸發的騷動。聲明指出：「暴行決非解決問題之方法，只會危害社會安寧及招致不必要之損傷。任何抗議必須循正途發表。吾等呼顳學界及社會人士鎮靜從事，同心協力，維護社會安寧。」《明報》也在社論中，認為「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有權以正當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我們希望本港市民必須通過合法的手段來表達，既不可破壞秩序及法律，以免發生不愉快的後果。反對加價是合法的事，但必須避免用觸犯法律的行動。反對加價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本港社會的安定，但如果因示威的行動而破壞了社會的安定，這就與原意大大不符。」 14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左派報章在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中保持中立，不但沒有用六七年的「民族大壓迫」的角度來處理這宗新聞，更在評論中站在支持港英政府的立場，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文匯報》當時發表題為〈反加價不應騷亂〉短評，強調全港居民都希望社會秩序能迅速恢復，好讓大家能過正常生活。《文匯報》更希望有關當局「重視居民的這一願望，

採取合理措施，迅速消除－切有損於居民利益和騷亂的因索，滿足居民的合理要求」。 15

《大公報》也認為：「從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大家都應冷靜看清事態的變化，並有效地合力促使局勢迅速恢復平靜。」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表示，天星小輪事件是香港居民的自發行動，與左派無關，「左派甚至可能.疑有托派插手，所以保持中立」。曾於六七暴動期間被捕入獄的出版界人士翟暖暉對筆者表示，當時有消息顯示，部分騷亂分子曾尋求工聯會支持，但不得要領，「不然五月風暴就要提前一年了」。而從表面跡象來看，香港左派陣營沒有介入天星小輪騷動，事件完全是示威群眾的自發行動。

港府委任的調.委員會報告其實頗多真知灼見，港英當局卻似乎沒有認真吸取天星小輪騷動的教訓，設法解決官民之間的隔閡和疏導市民的不滿情緒。港府反而在騷亂結束後，迅即批准天星小輪加價，四月二十六日宣布來往中環至尖沙咀及紅磡的頭等票價每程均增加五分錢，一如交通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港府堅持批准小輪公司加價，無疑加深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鴻溝。當局又.疑葉錫恩煽動騷動，調.委員會一度傳召她作證。不吸收歷史的教訓，終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墨瀋未乾，香港社會已經要迎接-場更大規模的騷亂。

澳門衝擊波：澳門－二三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如果.天星小輪騷動凸顯了香港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澳門「一二三事件」則為香港左派陣營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以及六七年反英鬥爭的「練兵」機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澳門.仔市政人員阻止興建坊眾學校工程，觸發警民衝

突。當時澳葡政府已撥出那幅土地興建學校，但工務局遲遲

六七暴動的前奏

未批准動工。學校方面遂自行動工，卻遭有關人員干涉，警方與示威師生及民眾發生衝突。

根據葡萄牙秘密警察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完成的機密報告，澳門當局免費送出.仔一幅土地建校，部分官員卻因沒有油水可撈而拖延辦理，激起眾怒，給予澳共分子發動事端的藉口。 16報告又指出，當時澳門警方貪污無能，當地六百名警員士氣低落。.仔建校事件風潮不斷擴大，而澳門左派群眾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影響，發起大規模示威，警民衝突和流血事件越演越烈。十一月三十日，大批左派工會及社團成員.工人、學生到澳督府門外示威，朗讀毛語錄。左派群眾要求.仔行政官員與鎮壓示威的警方人員下台。十二月二日，北京電台廣播指責澳葡政府以「法西斯手段」製造事端，使澳門左派陣營以為北京支持他們的行動。十二月六日和十五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先後與外交部長陳毅、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及外交部官員，討論澳門問題。 17

十二月三日，澳葡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左派群眾，並於當晚黃昏開始頒布宵禁令。十一名華人在事件中遭射殺，逾一百人受傷。澳門左派社團隨即發動罷市，群眾衝擊治安警察廳總部等政府部門。澳葡當局無法控制局面，六七年－月廣東當局更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迫使澳門政府屈服，接受左派提出的道歉賠償、驅逐國民黨在澳門機構人員、澳門各地不准再懸掛青天白日旗等要求；國民黨勢力全面撤出澳門。而涉及.仔建校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師生的官員先後離開澳門。澳門社會自此被左派控制，甚至有「半個解放區」之稱。

澳門左派陣營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對香港左派領導人產生了激勵作用。當時香港左派報章大幅報道「一二三事件」，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更聲稱澳門鬥爭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兩條半毛語錄就鬥垮了澳葡」，大大鼓舞了他們日後與港府的鬥爭情緒。新華社及左派社團、學校更組織群眾前往澳門，「學習」澳門左派的「勝利經驗」，為日後在香港發動反英鬥爭作好「思想準備」。當時擔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指出，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到深圳開會，總結了澳門的勝利，決定要在香港「大幹一場」。羅孚當時身兼《大公報》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

文革和澳門事件的衝擊，令長期備受港英打擊的香港左派陣營開始沉不住氣。澳門「一二三事件」結束後，《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工聯會副理事長李生等左派領袖到澳門「學習」。隨行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官員何銘思憶述：「我們看到澳葡政府即使手握槍砲，左派仍然大獲全勝，感到非常鼓舞。」他們返港時遭香港海關人員搜.行李，而且是逐件物品詳細檢.。費彝民一向是性情溫和的謙謙君子，這時候對關員故意刁難也按捺不住，拍桌大罵：「你們算甚麼東西？」他更叫關員將他的行李檢起來，並聲言要向他們的上級反映。費氏的激烈反應，嚇得在場的海關人員不知如何是好，不敢繼續留難他們。何銘思.：「我們經過在澳門學習的亢奮後，回到香港卻飽受留難，我們有種在香港受英國人壓迫、歧視的感覺，老是覺得被人欺負。」

一九七七年升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部長的何銘思，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我們返港後不由自主地躁動起來，已感到香港形勢出現了變化。」雖然周恩來五十年代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文革爆發後也指示香港不搞文革，但何表示當時國內局勢失控，周恩來漸告大權旁落，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頭腦發熱」，早已把方針政策拋諸腦後。他指出：「在情緒高漲的形勢下，我們（新華社官員）根本沒有任何質疑的空間。」

他形容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所有人都是無可奈何的。何

銘思表示：「當年新華社內有一些由內地調派的幹部也企圖將

六七暴動的前奏

國內極左做法搬到香港，令梁、祈兩人備受壓力。 18黃文放（八十年代後期升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等基層幹部也蠢蠢欲動，企圖批鬥分社領導幹部。黃等人後來被周總理召往北京面談，囑咐他們不要在香港搞國內那一套。可見在當時極左思潮肆虐的大環境下，新華社領導官員即使想頂住，現實上也辦不到。」羅孚也表示，新華社內已有人貼出大字報，要在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結果要周恩來把一些人召到北京，勸.了六、七個小時。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爆發以來，香港左派早已磨拳擦掌。香港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口實，而六七年頻繁的勞資糾紛就成了千載難逄的契機。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公開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六六年九、十月間，《人民日報》社論呼顳打倒國內的走資派和反對國外的「帝修反」。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表示：「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香港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奪權等。」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意見制訂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表明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十六條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堅決依靠左派」。

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對中共駐港機構幹部和左派

社團帶來巨大衝擊。何銘思表示，文革爆發後極左思潮無遠

弗屆，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等歐美國家也受到影響，美國「黑豹黨」成員手持《毛語錄》在法庭進行鬥爭。他指出：「香港左派受到英國人長期壓抑，文革開始就萌生打倒港英的激進情緒，要港英不低頭就走頭。」

當時負責中共在港宣傳工作的《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憶述.，新華分社社長（即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梁威林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全黨要好好學習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堅決擁護，堅決執行，更要好好檢.自己身在香港，有沒有自覺或不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梁強調：「要深挖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要把自己轉變為繼續革命的左派；否則就只有變成污泥濁水.牛鬼蛇神，被歷史的潮流所沖刷。」 19

但八月下旬，北京傳來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的指示：這場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國內進行，香港在海外，現在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廖承志.：「周總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國內，內外有別，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捲香港。至於我們黨政企業組織內部，不搞大字報，不搞群眾集會，不搞揭發批判。請同志們注意，要記得總理最後一句話，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鬥，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

部署。」 20

一九六六年「十一」國慶前夕，北京邀請一批香港左派社團負責人赴京觀禮，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他們。當時周恩來.：「香港同胞要認清國家形勢，中國長期以來是封建社

會，文革是對封建文化的清理，國內破四舊是要破除舊風俗、舊文化。」不到一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觀禮團其中一名成員、香港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原細味周恩來

的談話，以為「反英抗暴」只是「對港英進行文鬥和言文批判，

令香港同胞的愛國情緒更昂揚」。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反英抗暴」後來演變為翻天覆地的極左鬥爭，他本人也被港英關進集中營。

踏入九、十月間，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論呼顳文革從打倒國內走資派發展到反對國外的帝、修、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要「把地球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從帝修反腳底下解放出來」。金堯如指出，新華社幹部開始受到文革極左思潮和紅衛兵情緒感染，一些中下層幹部開始躍躍欲試，開始以小字報責問新華社領導：黨在香港的組織裏有沒有走資派？社會主義的國內有，資本主義的香港反而沒有？這符合事實的邏輯嗎？在香港我們要不要反對走資派、反對帝修反？現在為甚麼不許我們造帝修反的反？組織裏有沒有帝修反的代理人？

九月下旬，梁威林在新華分社會議中指出：「在香港和澳門我們不能自亂陣腳，要上下團結，一致對外。我們要抓反帝的問題，要看準時機，抓住時機，發動群眾，開展運動。這樣我們就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了。」新華社領導層有意將鬥爭矛頭指向港英當局，以轉移群眾視線，藉此保住烏紗帽；新華社發動騷亂顯然是領導層爭取「革命表現」，向中央文革當權派表忠的舉措。羅孚相信：「香港左派奉旨不在香港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但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被「造反派 j奪權，廖承志靠邊站。造反派成立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並通知港澳工委，日後接受小組的領導。金堯如認為，事件表明由

林彪、江青等極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已奪去周恩來在

中央外辦的權力，港澳工委今後改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領導，港澳工作已融入國內的文革之中。梁威林傳達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的命令後表示，要肅清自己頭腦裏的右傾遺毒，立即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要重新.究香港工作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務，把港澳工作推上新的歷史階段」。 21

香港左派陣營自四九年以來一直遭港英當局壓抑，四九年港英解散香港三十八個左派團體，五、六十年代不少左派人士遭遞解出境。文革在國內開展後，部分左派人士可能覺得是吐氣揚眉的時候了。出版界人士翟暖暉相信，左派陣營不滿長期受港英壓抑，是左派六七年採取激烈行動的深層原因。

六七騷亂前的工潮

一九六七年是香港頗不平靜的一年，是年二、三月開始，香港渣華郵船公司、南豐紗廠、風行的士、中央、上海、半島的士公司先後發生勞資糾紛。六六年十二月初，渣華郵船公司旗下輪船「士他馬士加」號華籍海員在船上騷動，外籍船長與船員槍傷四名華籍船員。左派初期僅作有限度抗議，直至六七年初澳門左派陣營取得「勝利」後，香港左派逐漸將事件升級。六七年二月五日，左派工聯會向渣華公司提出嚴重抗議，渣華迅即向海員道歉，並將那名外籍船長調往沒有華籍海員工作的郵船。雖然渣華作出讓步，但左派工會繼續發動群眾，召開聲討大會，向渣華公司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二月二十二日，左派海員工會退回渣華公司的道歉書。三月二十－日，渣華公司接受了左派的要求。港府相信，左派在渣華郵船公司事件中取得「勝利」，令他們以為可以重演澳門事件。

二月十四日，新界荃灣南豐紗廠領班黃劍雄與左派工人發

六七暴動的前奏

生打鬥事件，廠方報警，後來開除兩名參與打鬥的左派工人。左派陣營迅即將這宗打架事件政治化，渲染為「美蔣特務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壓迫」。《大公報》這樣報道左派工人的抗議行動：「荃灣各紗廠、布廠和染廠的工友，最近在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荃灣支會舉行集會，揭露美蔣分子在荃灣有預謀、有計劃的製造兇案、毆打愛國工人的一連串暴行。工友們指出，美蔣分子這段期間氣焰囂張，是與港英當局的縱容包庇有關。」 22三月下旬，左派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派出十多名代表，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眾人背誦毛語錄後，要求廠長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分子」黃劍雄，並抗議「美蔣特務和港英警察勾結」。

四月三日，香港中央及上海的士公司部分司機怠工，影響公司收入。中央的士公司董事總經理胡應緗（現任香港合和集團主席）與怠工司機及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四度談判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公司結束營業，將車輛售予司機。勞方當時其中一項要求，是要公司開除車務主任梁啟彬。左派指梁氏為「蔣幫分子」，顯示工潮已沾上了政治色彩。《明報》四月二十一日社論呼顳勞資雙方的出發點都不要牽涉政治，否則可能各走極端，造成不幸的後果。

胡應緗二零零八年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中央的士公司旗下有三百八十七輛的士，僱用約一千名司機。胡表示：「我決定以特惠價將的士賣給司機，讓左仔再沒有搞事空間，司機分三年以分期付款形式向公司歸還車價。」他在與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的談判過程中發現，左派根本不太關心勞資糾紛的細節。「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將事件政治化，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與我談判期間，不斷在我面前揮舞紅寶書（《毛語錄》），為了深入了解左派的政治口號，我特地到書店買了-本紅寶書。到了談判最後階段，我更引述毛語錄反駁他們。」

踏入五月，香港相繼出現九龍城寨警民衝突及青洲英泥勞

資糾紛。五月四日，港府寮仔部人員與警方人員開往九龍城寨，清拆龍城路和龍津路一些民居的違例建築物，其間發生警民衝突，兩人受輕傷，警方拘捕兩名男女。下午－時許，近百名胸懸毛澤東襟章的群眾在九龍城警署眾集，要求警方釋放兩名被捕者，其間有人朗讀毛語錄。 23《大公報》五月六日發表短評，指事件「清楚表明是港英當局蓄意製造的一次橫蠻無理的事件」，是「令人憤慨的暴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泥公司兩名澳洲籍工程師涉嫌打傷工人， 24觸發工人強烈抗議，並發動怠工。青洲英泥工人向資方提出六點要求，其中一項為保證毆打工人事件不再發生。資方總經理布祿架 0. Brooker)要求工人到中環總辦事處商談，但工人方面認為事件在廠內發生，堅持資方派員到英泥廠商討，結果雙方無法打開談判大門。五月四日，青洲英泥公司董事會發表聲明，表示由於生產受到阻撓，「無繼續經營的必要」，英泥廠於四日午夜起關閉。廠內所有工人被趕出工廠，廠方更關閉大門。憤怒的工人集結廠外抗議，八名胸前別上毛像章和手持《毛語錄》的學生到場聲援，並帶同茶點慰問工人。 25左派團體更在勞資雙方對峙時組織慰問團，左派電影公司也發動員工前往慰問，多位著名左派明星更特別到場表演助興。

這些工潮和官民衝突表明，香港社會在六七左派騷亂前夕，早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地。香港經濟自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起飛，市民生活逐步改善。可是踏入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香港開始面對經濟危機。六五年香港發生銀行擠提風潮，一些銀行倒閉，許多小市民－生積蓄化為烏有。部分行業陷入衰退，許多中小型企業由於資金緊絀，已陷於苦苦掙扎的境地，房地產業更迅速衰退。

與此同時，香港不少日用品價格輪番上漲。港府自六五

年開始更實施多項加價措施，例如水費增加一倍，房屋協會提

六七暴動的前奏

高屬下的新建廉租屋租金，舊式徙置大廈同樣加租，又提高汽車保險收費、煙草.、汽車牌照費、政府多層停車場收費，郵政局又大幅提高寄往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的郵費。種種加價、加費措施，無疑令中下層市民雪上加霜，對現狀不滿的情緒日益強烈。美國政治學者 Ted Robert Gurr認為，一段時間的經濟情況改善後出現的短暫惡化局面，伴隨民眾期望不斷上升，將令「相對剝削」 (relative deprivation)感加劇。 26隨.增長期間出現的短暫衰退，爆發騷動的可能性相應增加。

香港社會民主黨一份報告認為：「經濟不景氣已籠罩香港，市民不免對生活前景感到憂慮，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即能觸發嚴重事件及引起嚴重後果。可是政府所走的道路卻與香港人民所期望的背道而馳，排斥民意，結果必然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裂痕更深。」 27當時香港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香港青年人已越來越認識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情況，對於他們的發展機會有限，以及難以實現願望，漸漸感到苦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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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早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踏進了漫長的夏季，最高溫度為攝氏三十四點四度。 1酷熱難熬的溝暑時節，似乎預示了後來左派陣營和港英政府白熱化的政治鬥爭。一些左派人士形容六七暴動為「五月風暴」，而這場政治風暴發端於－個極不起眼的地方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

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塑膠花業也成為增長可觀的新興工業，其中塑膠花的出口幾乎囊括國際市場。截至一九六二年底，香港共有塑膠工廠九百九十七家，僱用工人三萬多人，每年製品輸出高達三億元。一九六七年出口總值達八億二千三百萬元，佔整體工業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十二。 2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著名的塑膠花廠，總廠位於香港島西區，並在九龍新蒲崗開設分廠，合共僱用近千名工人。香港人造花廠東主的身分多年來一直眾.紛紜，有學者指該廠由李嘉誠擁有， 3但筆者從香港玩具業界人士了解，香港人造花廠東主為唐鼎康，唐氏其中一名女兒向筆者確認此事實。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香港人造花廠公布十項規例，內容包括取消三班制的加二津貼；將歷來工人每期（半個月）工資達到一百二十元，即給予加－獎金的標準提高至一百六十元；兩期工資不到一百六十元者將被開除；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非正常壞機須待機件修好後，工人才可復工；如非正常壞機作有意破壞處分。資方稍後又貼出佈告，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

人造花廠工人對這些新規定相當不滿，認為影響他們的收入和就業，取消加二津貼將令工人每月收入減少六十元。而一旦壞機不安排工人使用其他機器，要待修理妥當後才復工，但修理機器往往需時半個月，可能導致兩期工資不到一百六十元；不准工人請假也不合情理。時事評論員岑逸飛當時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他認為人造花廠提出的新例不合理的地方實在很多，如不少工人原本倚靠每期糧的加二津貼，取消後工資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不准工人請假，壞機不給工資的規例，也使工人缺乏職業保障。

他又認為，在任何勞資糾紛中，對勞方的合法要求應表同情；人造花廠所頒布的苛例，「.明了資方只顧賺錢，而不了解工友的困難，至於青洲英泥廠的停業，也不是解決工潮的正常辦法」。 4署名「龍戰」的香港大學學生在學生會刊物《學苑》撰文，表明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他認為：「事實擺得很清楚，資方的手段跡近剝削，而且絕對無理。這種剝削情形的存在，實在是香港的－個大污點。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對於『剝削』這種情形差不多已經剷除淨盡，對於勞工福利是逐步

改善。」 5

但人造花廠一位老職工指出，六七年三、四月間，人造花廠發現有啤工故意損壞機件及怠工的現象，廠方於四月中旬貼出－張佈告。這位職工認為：「這佈告其實並不是有意為難工人的，甚至是改善工人待遇的。」例如修模由過去每小時補回四角增至八角，「廠工」十一元增至十二元；如果員工收入不如意者可向廠方反映，但不得故意損壞機器。 6

部分工人商議後，決定派出代表與資方交涉。工人代表

提出五項要求，分別為：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一）取消四月十三日的佈告；

（二）壞模每小時補薪一元五角；

（三）平均分配工模；

（四）低價模及時調整加價；

（五）不能無理變相開除工人。

但上述那位員工表示，大多數工人不為所動，認為帶頭鬧事的工人的要求「小題大做」，遂採取「你叫開會我開工，你叫簽名支持我杯葛的態度 J。人造花廠香港總廠啤機部一名高姓工人也表示：「左派冤枉了好人，在香港的塑膠工廠中，我們老板是頂好的了，工資頂高、福利頂多。」他指出，廠方提出連續兩星期糧都不到一百六十元者將被開除的規定，是用來對付那些「懶做貪玩的飛型工友」他.：「我們廠規定凡機器損壞或換啤機，工人可以每天支底薪每天十二元。在事件前兩個月來，廠方發現很多機器損壞，而那些損壞的地方，本來並不容易損壞，證明受人蓄意破壞。」這位工人又指全廠工友約四百多人，真正的左派分子不過數十人而已，其中受利用的工人大多是那些缺德、’懶惰的工友。 7唐鼎康－名女兒表示，人造花廠的員工福利在當時的塑膠花廠中相對優厚，例如為員工提供下午茶。

廠方對工人的要求不予答覆，又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生意收縮」為理由解僱九十二名工人，其中包括多位員工代表。廠方翌日關閉西環總廠和九龍新蒲崗分廠的啤機部，西環廠房二百四十一名員工和新蒲崗分廠三百二十五名工人被開除。廠方貼出的佈告指出，「按勞工處條例」，每名被開除的工人可獲發「津貼工資一天」。

五月四日，警方勸喻工人離開現場。當天下午二時，三十名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與資方談判，廠方報警求助，大批警

員到場戒備。工人又在工廠門外張貼六十張大字報及毛語

錄，氣氛漸趨緊張。五月五日上午，百多名荷槍實彈的防暴隊開進大有街人造花廠門前，將工廠重重包圍，並封鎖附近道路。下午五時許，人造花廠一輛大貨車將一批製成品運返工廠，預備包裝寄運予貨主，在場工人見狀向廠方提出抗議，認為既然廠方決定關閉啤機部，生產理應全部停止，廠方顯然將貨物外發加工，堅持廠方將該批貨品搬回車上，廠方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8而《大公報》五月五日報道，「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引起了塑膠業工人的注視，昨天有幾間塑膠廠工人攜同慰問品，前往該廠向堅持正義鬥爭的工人慰問。」

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爆發前，勞資雙方曾錯過談判解決糾紛的機會。人造花廠工人指出，他們曾於五月五日三度派代表到人造花廠辦公室，尋求與資方談判，但職員均以負責人外出作推搪。港府勞工處官員則於五月二日及三日分別致電塑膠花業工會，詢問是否需要協助。但一名工人表示.疑勞工處的態度是否公平，因為「根據過往經驗，（勞工處）皆是偏向資方的 J。工人或許以陰謀論看待勞工處，但當年勞工處確實予人調解勞資態度不積極，甚至偏袒資方的負面印象。

英國作家 John Cooper認為，人造花廠和青洲英泥工潮反映香港工人「沉睡的躁動不安」 (dormant restlessness) , 勞工處事前是否察覺這種現象不得而知，但《遠東經濟評論》五月十日號已批評勞工處在勞資糾紛中表現消極，僅作出「紳士式的鼓勵」 (gentleman's encouragement)。勞工處官員徐天福在大有街事件發生後，才表示「嚴密注意」，並願意盡可能促成勞資雙方談判。 9徐氏五月八日表示，人造花廠曾表明有意與勞方在勞工處會面，但工人方面一直沒有反應。 10在資方有意採取拖延策略、勞方又.疑勞工處調停能力的情況下，事態惡化似無可避免。

港督戴麟趾則指勞資雙方都對勞工處官員採取迴避態

度：「勞工處官員連續數星期嘗試在勞資雙方中間扮演調解者

的角色，但人造花廠經理躲在一家酒店內，沒有人知道他身在何處。勞工處尋找工會總部時也遇到不少困難，工會遷離原來的會址，卻沒有通知別人。我們終於找到他們，但勞工處負責調解的官員致電工會，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但接電話的女孩隔.話筒高叫毛語錄，每次官員打電話到工會，只能聽到毛語錄。尸但戴麟趾堅稱，後來出現的騷亂事件與勞資糾紛無關。根據英國聯邦事務部一份備忘錄，香港勞工處曾向勞資雙方提出調停，謀求達成和解協議，但遭雙方拒絕。 12

五月六日（星期六），約一百五十名人造花廠工人在新蒲崗大有街廠房外集結，抗議資方「無理」解僱工人，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但資方負責人避不見面。下午二時許，工人聽聞資方以「銀彈政策」收買一些工人進廠開工，企圖分化工人。這項傳聞出現不久，人造花廠附近出現數輛滿載警員的警車佈防，逗留約半小時後離去，但現場仍有不少便衣探員。

下午四時許，新蒲崗人造花廠資方拉開工廠後門，企圖將廠內貨物搬走，示威工人以事件尚未解決為由趨前阻止。工人強調，勞資糾紛未解決前，資方不應出貨。工人又猜測這是廠方「假結束，真除人」的花招。二十分鐘後，資方派出一輛貨車到廠房後門，啤機部管工孔彪指揮廠內工人將盒裝塑膠製品搬出，準備搬上貨車運走。廠外工人趨前交涉，雙方互相推撞，據稱孔彪在混亂中毆打示威工人蕭劍輝。示威工人馬上鼓噪，在場戒備的警員立即通知上峰。蕭劍輝二零零二年接受筆者訪問，憶述當年勞資衝突時.：「資方近兩個月不發工資，無意解決勞資糾紛。五月六日我們阻止貨車進廠運走貨物，廠方通知警方到場。當時我與管工孔彪爭論，他用腳踢我的胸部，在場工友隨即起哄，事件鬧大。」

下午四時五十分，四輛警車開往現場，九龍東區高級警司谷巴及黃大仙警署副警司摩士率領二十二名警員到場了解情

況。工人代表與谷巴商談，工人要求警方用手銬扣押涉案管

工，並不准廠方出貨。谷巴提出將管工帶返警署訊問，而傷者須驗傷。警方又認為按法例規定，廠方有權繼續一切合法經營活動，工友阻止出貨於例不合。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局面僵持。 13左派報章《大公報》則報道，警方對毆打工人事件採取「包庇縱容」的態度，雖然工人再三要求嚴懲孔彪，警方依然「漠視工人的合理要求」，沒有將孔彪當場處理。

谷巴離開現場後，工廠後門再度發生混亂，工人堅持不讓廠方出貨，又.「我們不會去驗傷」，因為擔心廠方在工人驗傷期間乘機出貨。孔彪被廠外工人圍困，二十二名警員介入調解，混亂中有人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群眾中，局面更形混亂。下午五時四十分，高級督察根寧咸率領一隊防暴隊趕赴現場，首先將大有街附近的爵祿街、三祝街、七寶街、雙喜街等街道封閉，隨即開往人造花廠後門，與在場工人發生衝突。

據左派報章報道，防暴隊「兇神惡煞，一見人造花廠工人就打。他們揮動警棍，致多名工人受傷，有的被打至頭破血流，有的工人被防暴隊連拖帶拉推上警車」。根據《明報》的報道，警察因受包圍，「曾出動警棍」，一名工人被拖行橫過馬路。防暴隊拘捕二十一名工人，同時混亂中打傷多名工人。對於受傷工人數目，存在不同.法，左派報章報稱「近百名工人」被打傷，《明報》則指一名工人被警棍擊中受傷。一些工人則聲稱被防暴隊用警靴踢傷。當工人被押上警車時，仍然高舉《毛語錄》及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港英」等口號。據《明報》估計，衝突為時約十分鐘。

蕭劍輝表示，警方拘捕他時用警棍敲打他的頭部。他後來從家人口中得知，五月五日晚上他在樹膠工會借宿期間，警方派人到他家中，向他的妻子轉達警告，叫他不要在工潮中「太出鋒頭」，「否則早晚給他好看」。蕭劍輝被捕後被帶返黃

大仙警署，聲稱遭五至六名便衣警員「圍毆 J。他表示：「當時

他們把我團團圍住，每人打我六拳。一位莫姓督察把我猛力推倒地上，用皮鞋踏我的背部。我跟他.，你們打死我吧，即使我死了還有幾十位工友。」蕭聲稱在警署內被毆，導致他部分神經線受創，令他日後手腳顫抖，最終失去工作能力。

數百名小童及成年人在防線以外列陣鼓噪，有人從大有街一帶的工廠大廈擲下秤碼、玻璃瓶、鐵罐等物件，防暴隊立即以槍嘴向上，以擴音器勸喻有關人等停止擲物行動。防暴隊轉身撤退之際，部分集結爵祿街的群眾向防暴隊投擲石塊及拖鞋，防暴隊遂採取行動驅散群眾。直至晚上八時二十分，防暴隊始撤離現場，大批警員留守現場。大有街事件發生後，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馮金水及兩名工會成員歐陽進強、吳炳明前往黃大仙警署交涉，並抗議警方鎮壓工人，遭當局扣押。三人後來與其他被捕工人一樣，被控「在大有街與其他不知名人等，作非法集會」。

五月八日，警方控告蕭劍輝、李勝、馮金水等人「非法集會」，提交北九龍裁判署審訊，但蕭劍輝本人後來沒有被判刑。由於蕭劍輝被毆觸發大有街事件，左派奉他為敢於與港英鬥爭的樣辦，他直言「工聯會（港九工會聯合會）把我當作神主牌，派人把我從法庭抬回工聯會會所」。當時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對他.：「你不用怕，我們錢多.，你不用擔心生活。」

大有街事件成了翌日香港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明報》以「大有街突起騷動」為新聞標題，《英文虎報》的標題則為「九龍的暴力」 (Violence in Kowloon)。左派報章斷定大有街事件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是港英當局「與廠方勾結在-起，經過精心策劃和布置的」。據《大公報》報道，五月六日中午時分，新界鄉民目睹防暴隊乘車從粉嶺開出，直駛往黃大仙警署。《大公報》《短評》認為，工人提出的要求是無可非議的，而工人只要求談判解決問題，他們集合在工廠門前抗

議，也是很守秩序的。該報指責港英對勞資糾紛「橫加插

手」，而較早時出動警察清拆九龍城寨民居建築物，又在大有街進行「血腥鎮壓」，顯見事非偶然。

耐人尋味的是，香港左派報章在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中保持中立，更在評論中站在支持港英政府的立場，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文匯報》當時發表題為〈反加價不應騷亂〉短評，強調全港居民都希望社會秩序能迅速恢復，好讓大家能過正常生活。《文匯報》更希望有關當局「重視居民的這一願望，採取合理措施，迅速消除－切有損於居民利益和騷亂的因索，滿足居民的合理要求」。 14《大公報》也認為：「從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大家都應冷靜看清事態的變化，並有效地合力促使局勢迅速恢復平靜。」 15

人造花廠事件原本只是一宗普通的勞資糾紛，引起社會關注的程度反而不及同年四月發生的青洲英泥事件。左派在人造花廠工潮初期沒有派慰問團到場聲援，只有－小群女學生向工人送茶點。 16人造花廠其中一名工人代表楊俊表示，他們的抗議行動最初完全由工人自發組織，工聯會沒有提供任何協助。蕭劍輝二零零二年接受訪問時表示，當時他並非左派工會成員，又形容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爆發前工潮基本上「沒人領導」。

但他透露，五月四日開始，.屬工聯會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與他們接觸，邀請他們到該會會址開會商討抗爭策略。他表示：「樹膠工會叫我們寫大字報，揭露資方的剝削行徑，但吩咐我們不要將內容寫得太政治化。」他估計，當時左派陣營也不想過分擴大事端。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官員的何銘思認為，人造花廠工潮不能.是完全自發的，當年由左派工會主導的公共事業，如九龍巴士、電話公司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勞資糾紛。

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港府勞工處長強調當局不會歧視任

何人士。港督戴麟趾於五月十五日發表聲明，反駁港府插手

勞資糾紛的指控。他強調：「警察絕不捲入勞資糾紛，並且只在法律受破壞時執行它的規定，政府在勞資糾紛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也沒有改變。」

對於當局為何介入人造花廠事件，社會上眾.紛紜。當時有未經證實的傳言指總華探長呂樂在工潮爆發後曾在工廠附近巡視，而人造花廠東主與呂樂份屬潮州同鄉，猜測呂樂可能因「鄉里」關係而運用影響力，促使警方動武。《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則曾聽聞警隊內有人收受賄賂。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則表示：「當年資方請警察來幫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一位朋友事後告訴我，人造花廠工人根本沒有碰過工廠大閘。他認為當時警察必定在附近躲起來，因為在預定的時間他們迅速掩至，開始毆打工人和學生。」 17

幾乎同時發生的青洲英泥工潮，源於澳洲籍工程師涉嫌毆打工人的事件，理應更有文章可做。左派組織慰問團到場聲援、數名電影明星表演助興，受社會關注的程度甚至蓋過人造花廠事件。但九龍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卻因港英警方的介入而觸發左派騷亂，也為當時躍躍欲試的香港左派領導層提供了發動鬥爭的契機。暴動期間因「煽動」罪被判入獄的出版界人士翟暖暉慨嘆，香港警察濫權的結果，使人造花廠事件搶了閘，上了頭條。

雖然港英當局堅持人造花廠工潮由左派陣營策劃，但英國外交部近年公開的檔案顯示英國政府對事件性質的判斷，與港英政府有微妙分別。當時的英國聯邦事務大臣 Herbert Bowden 承認：「當前香港的麻煩的源頭，始於一場勞資糾紛，（人造花廠）管理層在勞資糾紛初期處理不當，大規模解僱員工更成為衝突的伏線。」 18

大有街事件爆發後，事件迅速升級，開始摻雜政治色彩。五月七日晚上，左派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就大有街事件舉行「控訴大會」，大會主席指出人造花廠事件本來是勞資糾紛，是資方「貪得無厭剝削工人而起的」，港英當局卻借此進行「血腥鎮壓」。膠業總工會又發表聲明，指出工人的要求只是反對資方大批開除員工，要求勞資談判，取消損害工人職業保障的苛例，但資方一直拒絕接見工人代表。工會指責港英警察當局對工人進行「法西斯瘋狂鎮壓」，這是香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

聲明指出：「在今天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工人是不容人欺侮的，你們的血腥鎮壓是絕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堅強意志，我們將更堅決地站起來，繼續堅強進行鬥爭。我們要嚴重警告港英當局，你們這樣張牙舞爪，只有赤裸裸的暴露你們的法西斯面目，你們幹下這一筆血債，我們一定要追償。」 19膠業總工會又向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分別為：

（一）立即釋放前往警署交涉的工會主席（馮金水）、工會

代表及所有被捕的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

（二）嚴懲兇手及賠償我們工人一切損失；

（三）切實保障工人人身安全，保證今後不得發生同樣的

鎮壓迫害工人事件；

（四）尊重工人的基本權益，保證今後不得干預勞資糾紛。

儘管膠業總工會聲明帶有不少「文革語言」，但初期向港英當局提出的訴求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勞資糾紛的層次。五月七日下午四時，左派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派出楊光、郭添海、陳謙、胡九、路明及黃燕芳六名代表，前往警務處要求會見警務處長，就人造花廠事件提出「嚴重抗議」。但警方代表以案件已交由法庭處理為理由，不願作出評論。

《大公報》五月七日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社論認

為，人造花廠事件「不但不是甚麼『法律』問題，而且已經不是

勞資糾紛了」。《大公報》認為：「從九龍城寨跟.在新蒲崗出動武裝警察大打出手以後，港英向.香港中國居民挑釁的架勢顯然擺出來了。」該報提醒那些「揮動警棒毆打中國同胞的警員」，中國人恃勢打中國人絕不是甚麼光彩的事情，若不迅速回頭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五月八日，工聯會發表聲明，將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提升至「英美勾結反華」的高度。聲明指出：「新蒲崗血腥鎮壓事件絕不是偶然的。這次事件是在香港已成為美帝加緊利用的侵越軍事基地，帝、修、反各種各樣的反華活動接連不斷的形勢下發生的，顯然港英當局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一手炮製出來。」 20

工聯會指責港英「一貫縱容包庇美蔣分子，製造事端」，並將中央、上海的士、青洲英泥等工潮與大有街事件聯繫起來，斷定是港英的「陰謀」。而左派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六八年一月出版的《香港風暴》，也將港英鎮壓行動定性為「民族大迫害」，是－「有準備、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左派陣營顯然賦予人造花廠事件「政治意義」，抗爭行動開始溢出勞資糾紛的範疇。

工聯會的聲明又指出：「我們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不怕任何鎮壓的，帝國主義對於革命人民所進行的種種迫害，是絕對動搖不了我們堅強的鬥爭意志的。」工聯會五月八日同時召開全體理事會議，要求各業工人要開會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大力捐款、寫慰問信支持人造花廠工人，標誌工聯會全面介入這次勞資糾紛，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一觸即發。

五月七日開始，左派報章開始大量刊登「群眾來信」，大多署名「一群愛國公務員」.「一群小學生」等。一位渣華公司職員在來信中表示：「港英當局不要翻錯皇曆，現在毛澤東時

代，中國人民已揚眉吐氣，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民是可欺

的。你們（港英）必須老老實實接受工人兄弟的正義要求，希望你們不要學澳葡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j 21五月十日，左派音樂、戲劇藝術工作者舉行「聲討港英暴行支援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座談會」，一些出席的學生更以文革語氣的口吻.：「你們（港英）對工人叔伯施以血腥罪行，我們要與工人叔伯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捨得一身刷，敢把皇帝拉下馬；要與迫害愛國同胞的港英當局鬥爭。」 22

五月十日，人造花廠工人再次返回工廠，在工廠正門和橫門張貼「抗議港英插手勞資糾紛」、「警方武裝鎮壓造成的血債我們一定要償還」、「港九工人大團結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等標語，又貼上毛語錄和大字報。從人造花廠工人新近張貼的標語來看，他們的訴求已開始超出原來的勞資糾紛的範圍，少提工資福利等問題，反而逐漸趨於政治化，將矛頭指向港英當局。與此同時，左派工人、學生紛紛到場慰問，眾人並高唱「革命歌曲」。到場聲援的左派機構包括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分別送來慰問信、汽水、水果等。

大有街事件於五月十－日再度升級。當天下午大批左派工人和學生到人造花廠門外慰問工人，六百二十多名防暴隊下午三時半開往大有街，用警棍、槍托毆打在場的左派學生、工人，甚至開槍射擊，一些年僅十多歲的中小學生遭木彈命中受傷。據左派報章報道，防暴隊「見人就打，連小孩都不能幸免」，在新蒲崗爵祿街一條後巷中，六名防暴隊員圍毆一名小童。 23左派陣營稱這次事件為「五.--血案」。

左派背景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黃阿林和蔣仕在大有街拍攝騷動過程時，被警方拘捕及短暫拘留。防暴隊在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時，十三歲少年陳廣生在衝突中喪生，左派報章指他是被防暴隊「毒打致死」，左派稍後成立的

各界鬥委會（見後文）向陳母致送五百元。但非左派報章指陳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廣生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陳母更向鬥委會退還慰問金。

而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司徒強當天在人造花廠附近採訪時，也聲稱遭到警察毆打，新華社翌日前往港督府提出抗議。司徒強是已故香港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立法會議員司徒華的胞弟。騷動直至午夜才告一段落。五月十三日，《文匯報》.《新晚報》、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新華銀行及中南銀行職工代表為此前往港督府抗議。 Cooper則有不同.法，「警方傍晚到場恢復秩序時，遇到群眾從高處擲石塊及玻璃瓶，有人甚至潑尿液。警方唯有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24

警務處長晚上七時三十分宣布動員後備警察，所有警員取消休假。港府晚上九時半開始在東頭.、老虎岩（現在的樂富）、黃大仙、九龍城、新蒲崗、鑽石山、彩虹.、牛池灣等九龍東部及中部地區實施宵禁。根據港府新聞處資料，警方當天逮捕一百二十七人，十一人受傷；警方先後發射七十發木彈及五十發催淚彈。據報道，防暴隊使用的木彈長達七吋，直徑近一吋，重約七至八安士。

左派報章猛烈指責警方的鎮壓行動，《大公報》社評指「這是港英對香港中國同胞進行迫害的升級，新的暴行進一步暴露港英存心向香港中國居民挑釁，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自行撕毀紳士的外衣，赤裸裸地把法西斯的面目露出來了。工人赤手空拳站在工廠門前，沒有妨礙到任何人的安全：有些人是到場向工人表示慰問支持的，試問又犯了甚麼『法』，為甚麼英警可以對他們這樣窮追猛打，棍打彈射？」社評又以強硬語氣強調「對於迫害，只能反抗，迫害越大，反抗越烈。你要把迫害升級就升吧，中國同胞的反抗一定立即追上，升到甚麼水平就甚麼水平，一切後果當然也由你們完全負責」。 25

雖然左派電影界人士廖－原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也不滿港

英當局鎮壓工人學生，但他對左派大規模發動群眾到場聲援頗有保留。廖一原指出，左派陣營發動左派工會、學校、中資機構職工、左派社團，川流不息到現場慰問工人，而且手持《毛語錄》，給人很不尋常的感覺。他認為：「新華社在幕後發動左派社團、學生到場慰問、支援，無疑給予港英鎮壓的口實。」

港英當局十一日採取鎮壓行動，激起左派陣營更強硬的反應。五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半，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據左派報章報道全體理事「胸佩毛主席像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主持會議的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指責港英當局把一場勞資糾紛擴大為「反華事件」，矛頭直指中國同胞。楊表示：「帝國主義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我們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敵人要升級，我們也要升級。」他更警告港英當局「蓄意要玩火，那就來吧」，總有一天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遭到沒頂」。 26

工聯會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並建議香港各界組成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工聯會號召各左派工會立即加緊組織起來，廣泛捐款，並召開聲討大會。會議同時通過四項要求：

（一）立即停止血腥鎮壓，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鎮壓事

件；

（二）立即釋放被捕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同胞；

（三）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

（四）港英當局必須賠禮認罪。

五月十二日騷動持續，中午十二時五十分，東頭.第十二座一些群眾向警察投擲石塊，警方稍後發射多枚催淚彈驅散群眾。東頭.數處地方起火，一些違反宵禁令的群眾被捕。在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五十名九龍巴士公司司機及稽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員高呼毛語錄口號，又在巴士車身貼上「反對帝國主義」的

口號。與此同時，澳門左派陣營聲援香港左派的行動，千多名澳門左派群眾當天前往英國駐澳門領事處，抗議港英當局「鎮壓」香港左派群眾。據左派報章報道，「澳門同胞怒審英領事，這位英國殖民主義者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理屈詞窮，被審得狼狽萬分」。

五月十三日，騷動進一步擴大。中午時分，十數名學生打扮的青少年在新蒲崗爵祿街焚燒一輛木頭車，又向警員投擲石塊，玻璃瓶、石塊、鐵塊從附近住宅樓宇和工廠大廈如雨擲下。下午三時許，群眾將一輛途經東頭.的市政事務處垃圾車截停，隨即打開盛載垃圾的車廂，潑上火水縱火焚燒。而大成街徙置事務處宿舍也被縱火焚燒。警方整天出動防暴隊、衝鋒隊、水警、後備警察甚至學警，進入住宅樓宇拘捕參與騷動者，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同樣火光沖天。 27

港府發言人於五月十二日發表聲明，反駁左派陣營的陰謀論：「當局執行法律而被某些方面.成是政府和上述這些人作對的有計劃行動，實在是最不幸的事。尤其不幸的是，政府在工業糾紛中執行法律，被人把它和其他不相關的事件，像拆除非法建築物連在一起，認為這是政府反對香港左翼團體的有計劃行動。這種.法是不確的，政府的政策是不偏不倚和大公無私地維持法律。」《大公報》則在社評中指責港英當局「根本不是執行甚麼法律，而是借題發揮，完全出於某種政治企圖，要對付中國居民了」。 28

非左派報章則傾向港府的立場，呼顳群眾不要擴大事端。《明報》五月十四日社論批評騷動已開始超越勞資糾紛的範圍，社論指出：「這次騷動的起因是若干勞資糾紛，本來都可經過各種正常途徑取得合理解決。但事情發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範圍，令香港市民受到極大損失。從現場攝得的照

片與電視片段可以看到，目前參與騷動的群眾，極大多數已不

是發生工潮工廠的工人，而是外來的毫不相干的人群。這些人燒巴士、搗毀徙置事務處，種種行動與原來的工潮早已相距十萬八千里。這些外來者的行動，對於真正的工人是不利的。」社論又強調，任何促使騷動擴大，使火頭燒得更旺的行動，「決不會得到廣大居民的歡迎」。

五月十四日，局勢逐漸恢復平靜。北京官方新華社當天首次報道五月六日以來香港左派騷動。新華社的報道指出，港英當局「為配合美帝行動，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地製造暴行，與全港中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為敵」，口徑與香港左派報章如出一轍。「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發言人當天又以嚴厲語氣，指責港英當局「為了進一步追隨美帝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最近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對香港愛國工人同胞進行一場滅絕人性的血腥暴行，掀起一場嚴重的反華事件」。

發言人.：「你們的軍警出操雖然懂得換腳，打起仗來武器卻會易手。你們的集中營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呎？能容得下整個港九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愛國同胞嗎？你們敢把迫害升級，我們也敢在任何地方跟你們鬥，可以在廠內鬥，也可以在街上鬥，可以在法庭監獄中鬥，也可以在港督府之內鬥，文鬥武鬥，隨你的便，長鬥短鬥，任你選擇。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我們是有抗暴鬥爭的光榮傳統，我們早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如果港英當局膽敢勾結美帝蔣幫再升級，那就來吧！我們一定奉陪到底！」並號召「全港九愛國同胞」作好一切準備，「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迎接新的戰鬥」。他要求港英當局接納鬥委會的四項要求，「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29各業工人鬥委會這種言論，頗有發動「城市武裝鬥爭」的味道。

港府「高級權威人士」則於五月十三日發表談話，表明無法接受左派各業工人鬥委會的四項要求。他表示，由於人造

花廠勞資糾紛未提交勞工處處理，當局未能掌握充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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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未明，無法判斷」，政府將盡力維持法律與秩序，對左右兩派都無偏無倚。他又呼籲市民挺身支持港府的行動：「目前局勢如何發展下去，便要看香港居民的要求來決定。如果大部分居民要求安定，政府便給予安定，現在是本港的善良居民起來表示意見的時候了。這位權威官員又警告：「警方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如果騷亂分子做得過分，危及市民生命財產，警方勢不能不有進一步行動。目前本港駐軍已採取初步準備狀

態了。」 30

從五月十三日開始，左派工會及單位開始響應工聯會的號召，成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北京當局終於在五月十五日首次就香港左派反英鬥爭表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當天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 (Donald Hopson) , 當面遞交外交部的聲明，就港英當局對香港居民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聲明指出：「香港英國當局製造這次大規模的血腥暴行，是經過長期準備的，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香港英國當局曾舉行多次敵視中國的軍警演習，旨在對香港中國居民進行血腥鎮壓。這次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就是這種血腥鎮壓的罪惡計劃的一次大暴露。」

聲明又指出：「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和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的鬥爭，並且堅決做他們的強大後盾。」中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當局，接受五項條件：

（一）立即接受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

（二）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

（三）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

（四）懲辦這－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

一切損失；

（五）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中國外交部又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一意孤行，那麼-切後果必須由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承擔」。 31中國外交部和較早時香港左派陣營提出的要求，與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的要求頗為接近。港督戴麟趾六月二十九日在英國聯邦事務部記者會表示：「左派的目的是把我們變成澳門那樣 (Their aim is to macau us)。.對港英當局來.，如果接受中國外交部的所有要求，等於淪為另一個澳葡政府，港英當然不可能乖乖就範。

受中央文革小組控制的《人民日報》，也於五月十五日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讚揚香港左派「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大無畏氣概，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祖國好兒女」。《人民日報》又警告「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不懸崖勒馬，繼續倒行逆施，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港英當局完全沒有絲毫退讓的跡象，戴麟趾五月十五日發表聲明，重申必須「維持和平與秩序」，又強調「政府政策和向來一樣，是為了全體的利益，盡量以公正、不偏不倚的方式維護法律。我確信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英國政府五月十八日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英國政府強調，香港警方執行任務期間已盡量保持「克制」，香港政府在維持法律和秩序方面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戴麟趾又於五月十八日發表聲明，強調會「繼續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寧靜和平」。他又表示：「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盡可能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同等的保障和福祉。法治是本港社會的基礎，也是全體居民能夠安居樂業

的保障，使我們不致遭受專橫的脅迫和兇狂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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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事態不斷升級，看來和港英與左派的行動在互相猜疑

對方動機的前提下各走極端，形成惡性循環有關。《遠東經濟評論》認為，左派陣營和港英當局都.疑對方背後有.重大陰謀，左派支持者從大有街事件聯想到港府加強檢.出口貨品的產地來源證問題、清拆九龍城寨違例建築物等事件，覺得港英當局正向他們發動「民族壓迫」。而港英當局則認為左派在工潮中日趨活躍，旨在像澳門左派般蔑視法紀，挑戰當局的管治

權威。 33

除了北京官方發表聲明外，大陸各地紅衛兵也開始發起聲援香港左派陣營的行動，與香港左派遙相呼應。中國外交部發表抗議聲明的同一天，北京紅衛兵和工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遊行示威，聲言「堅決支援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鬥爭」。群眾遊行期間高舉毛澤東畫像和《毛語錄》，揮舞旗幟高呼「向英勇鬥爭的香港愛國同胞致敬！」、「打倒美帝國主義幫兇英帝國主義！」。據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遊行群眾表示：「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如果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一意孤行，只會得到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結果。」

示威群眾又提出三項要求：英國必須停止將香港作為其海軍基地、決不寬恕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迫害擁護社會主義祖國人士的罪行、決不允許干擾在香港傳播毛澤東思想的神聖工作。廣州紅衛兵獲悉外交部的聲明後，也於當天晚上舉行四萬人大示威。廣州工聯、廣州市紅旗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廣州市大專院校紅衛兵「誓死保衛毛主席總司令部」等「革命派」發表支持香港左派的電文，「誓作香港同胞的堅強後盾」。 34

當時中國外交部已被造反派奪權，外交部長陳毅早已靠邊站。據自稱曾參與北京關於六七事件決策過程的中國外交部官員冉隆勃指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會同外交部，討論了香港事件。主持會議的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沒有發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見，但參與會議的一般幹部認為，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帝、修、反聯合反華，香港當局迫害華人，不是局部性問題，而是帝、修、反聯合反華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支持香港左派鬥爭不但是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是「粉碎帝、修、反聯合反華陰謀所必需」。會議最後取得共識，一定要粉碎港英當局的反華陰謀，堅決把這場鬥爭搞到底。 35

外交部的聲明令香港左派陣營如獲至寶，大受鼓舞，以為鬥爭得到北京全力支持。各左派報章均以頭版報道外交部的聲明，《大公報》更以「來自祖國的最強有力的聲音」形容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消息傳來，全香港愛國同胞人人感到祖國支持，大大鼓舞了同胞的鬥志」。自此以後，每逄北京當局或內地群眾擺出聲援香港左派的姿態，香港左派報章都以顯著篇幅報道。《人民日報》每次刊登關於香港的文章後，左派三聯書店都組織員工趕印小冊子，分發予左派人士。

五月十六日，左派陣營在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共一百零四人。左派報章形容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會議」和「充滿戰鬥性的會議」，出席會議的委員都「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36會場上懸掛.「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代表會議，堅決擁護我外交部聲明大會」，與會者胸前都別上毛像章和語錄章，手持《毛語錄》，不時高呼革命口號。會議開始時，各人一起朗讀毛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在會上發言時，將港英的行動定性為「民族壓迫」。他以激昂的語調表示：「對於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一定要揭發，一定要聲討，一定要鬥爭，一定要把他打垮。港英當局對中國同胞還在進行瘋狂的民族壓迫，這場反

迫害鬥爭就是一場民族鬥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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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各界同胞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升級，一定要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不獲全勝，誓不收兵。」各界代表發言後，與會者選出十七名鬥委會代表，包括楊光.《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德信行總經理謝鴻惠、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紡織染業職工會主席黃燕芳、洋務工會副主席胡九、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巴分會主席劉謙、煤氣公司華員職工總會主席伍宜、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一原、中國銀行經理陳紘、導演任意之、新華分社總編輯潘德聲、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寬誠及總司庫湯秉達、香島中學學生黃富榮，楊光出任鬥委會負責人。

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反對港英當局「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並向港英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分別為：（一）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訊.判罪、毒打刑罰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二）立即宣布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同胞；（三）嚴懲這－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一切損失；（四）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鬥委會又決定派出以楊光為首的十七名鬥委會代表，翌日前往港督府遞交抗議書。鬥委會要求港英政府必須立即無條件接受四項要求，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全部承擔。抗議書指港英「妄想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遏制香港同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又聲稱「港英當局必敗，中國同胞必勝」。

多位出席鬥委會會議的委員憶述.，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對港英的鬥爭應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進行。但筆者翻.當年左派報章關於鬥委會首次會議的報道，都沒有提到這項原則。當時擔任《新晚報》總編輯的資深左派報人羅孚指出：「有理、有利、有節是一般鬥爭的原則，左派甚麼時候都會提到它。但在鬥委會發表的聲明中不會使它見諸文字，因為這是在港英統治下對敵鬥爭，不會在敵人面

前.鬥爭是有節制的，所以左報不會登。」

從鬥委會的組成來看，左派工會佔主導，十七名代表中工會負責人佔八人，顯示當時香港左派陣營仍然以「工人階級」掛帥。鬥委會成立後，左派陣營一直以鬥委會名義發表聲明及行動指示。但鬥委會其實並非左派「反英抗暴」的指揮機構，真正的決策、指揮機構其實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一些鬥委會委員指出，鬥委會只是「統戰機構」和台前掛牌機構，向外界顯示反英鬥爭得到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反英抗暴」大部分行動和策略，都沒有經過鬥委會充分討論。

鬥委會成立當天，南九龍裁判署開庭審訊二十名人造花廠工人，三百多名左派工人到裁判署抗議港英當局「無理審訊」，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被捕的工人。前來抗議的工人更在法庭內朗讀毛語錄及中國外交部五月十五日的聲明，進行了「針鋒相

對的鬥爭」。 37

北京四十多萬群眾也在這天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聲言「誓作香港同胞的強大後盾」。首都工代會負責人徐鎧.：「當我們從廣播裏聽到港英當局血腥鎮壓我香港愛國同胞的消息，我們的肺都快氣炸了。我們北京市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對英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極大的憤慨。英帝國主義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加速自己的滅亡。據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在英國代辦處工作的九十多名中國職工，也「..無比憤怒的心情」走出代辦處，加入示威行列，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

周恩來在遊行舉行前指示外交部制訂數條規定，遊行隊伍可以向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提交抗議書，但對代辦處「不衝、不進、不砸」，不阻攔英代辦處人員進出，不揪鬥，不打人。 38

五月十七日早上十－時，以楊光為首的十七名鬥委會代表，分別乘坐四輛汽車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鎮壓工人，並要

求進內向港督戴麟趾遞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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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督副官哈里遜拒諸門外。十七名代表求見戴麟趾不遂，於是在港督府門外揮舞《毛語錄》，高聲朗讀毛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們，這是要認真對付的。」 39最後各人高呼反英口號：「抗議港英當局法西斯暴行」、「堅持把反對港英迫害鬥爭進行到底！」.「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代表指責港英當局「心虛膽怯，對中國同胞的抗議怕得要死」。鬥委會發言人警告戴麟趾不要「自討苦吃」，「帝國主義者如此冥頑不靈，那就只有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了。我們再一次提出警告：文鬥武鬥，隨你的便，長鬥短鬥，任你選擇。你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鬥委會舉行「慰問及控訴大會」，蕭劍輝、李勝等在大有街事件中受傷的人造花廠工人獲邀出席，在會上控訴港英「滅絕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蕭劍輝被安排首先發言，講述遭警員毆打的情況。當時《大公報》作出這樣的報道：

被港英法西斯暴徒嚴刊拷打的蕭劍輝工友雖然身受重傷，不能行動，仍然要求就自上台，就自控訴港英的滔天罪行。蕭劍輝躺在擔架上，用他血的控訴，揭露港英法西斯暴徒滅絕人性的暴行。蕭劍輝工友在對敵人的控訴中，表達出他的無產階級硬骨頭的風格，激發起大家的階級仇、民族恨，每個工人同胞的心中都燃起怒火。許多從來不輕易滴出一滴淚的硬漢，這時也忍不住熱淚迸流。

歇了一陣，蕭劍輝祅：「你可唔可以支持鬥垮紙老虎，鬥到紙老虎垮為止。」講到這裏，他已惶力不支，無法再講下去。在這次為時五小時的會議上，鬥委會主任暢光代表鬥委會向蕭劍輝等工人慰問，梠言要把反英鬥爭進行到底，

「不獲勝利，誓不罷休」。

蕭劍輝受傷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向他發給五百零五元生活費，相當於一般工人－至兩個月的工資，足以照顧一家生計。工聯會並安排他暫住位於土瓜灣的工人俱樂部。工聯會一年後不再向蕭劍輝發出生活費，叫他自行解決生活問題。蕭氏找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出外工作，曾在海底隧道等工地工作。但神經線受傷的舊患六八年開始復發，令他手腳不時顫抖，七十年代後期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他的妻子更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晚年倚靠綜援過活，他形容暴動令他家散人亡。蕭劍輝.：「我被工聯會害慘了，他們利用我後不理我的死活，現在後悔也沒用了。」

五月十七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向香港左派工人發出電文，強調「誓作你們的堅強後盾」，「最堅決地支持你們把這場英勇正義鬥爭進行到底」。全國總工會聲言「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國人民進行鬥爭的強大的武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你們最堅強的靠山。讓我們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攜起手來，奮勇前進」。

五月十八日，北京舉行十萬人集會，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陳伯達、外交部長陳毅、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共政治局委員謝富治、郭沫若、粟裕、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王力、關鋒、聶元梓、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中共領導人出席。謝富治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指責「港英這次製造的大規模暴行是蓄謀已久的，這是英帝國主義勾結美帝、蔣匪，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的一部分。」謝富治並譴責港英「為了支持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戰爭，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嚴正警告，一直把香港提供給美國，作為它侵越海軍和空軍的活動基地。英國政府還積極追隨美國進行軍事包圍中國的陰謀活動，而且妄圖同美國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結成一個反華的新

神聖同盟」。

他強調：「經歷了一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民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強了。我們要正告愚蠢透頂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你們必須放聰明些，你們既然對香港中國居民犯下了嚴重罪行，你們就必須老老實實的同全體香港中國居民承擔罪責，作出交代，否則你們就必須承擔一切嚴重的後果。」但除了在中共政治局排名最後（第二十五位）的謝富治外，其他在場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沒有發言，香港一些評論家因此認為，北京似無意在政治上給予英國政府太大壓力，以免使中英關係過分惡化。 40

自五月中旬開始，大陸各城市紛紛舉行聲援香港左派的群眾集會。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深圳近萬名群眾舉行集會，聲援香港左派。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一司）向香港左派拍發電文稱，如果港英當局敢與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為敵，那麼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司令部更聲言「早已嚴陣以待，只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們便開往前線消滅一切敵人」。五月十九日，廣州、上海、貴州省會貴陽、哈爾濱、西藏首府拉薩等大城市均舉行群眾集會，聲援香港左派。廣東省軍區代表在廣州群眾大會發言時表示：「我們廣東省四千萬人民和駐廣州陸海空三軍指戰員堅決和全國人民一道，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堅決支持他們把這場反迫害的正義鬥爭進行到底。如果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不懸崖勒馬，繼續倒行逆施，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41五月二十二日，深圳紅衛兵、學生、民兵舉行集會，逾萬人出席。紅衛兵代表.：「如果港英繼續無視我國人民，繼續一意孤行，只要我們紅司令毛主席一聲令下，我們立即行動起來，造你們的反。」

在中國外交部聲明和國內各種聲援行動的鼓舞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下令發動左派工會、學校、電影、新聞和各中資機

構幹部群眾，到港督府遊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聲討戴麟趾的

殖民統治「迫害香港同胞」。 42從五月十九日開始，數千名左派學生、工人和左派機構職員輪流前往位於中環上亞厘畢道的港督府抗議。他們胸前別上毛澤東像章和毛語錄章，手持《毛語錄》，以三、五十人至一百人為一組，分組前往港督府，每組均由一至兩人擔任領隊。由於人數眾多，依次排列長龍。示威人數最高多達三千人，人龍由上亞厘畢道港督府繞往下亞厘畢道，形成包圍港督府的態勢，但秩序相當良好。 43

當時左派群眾在港督府門前振臂高呼反英口號，「抗議戴麟趾不接見各界代表」、「港英必須賠禮道歉」.「我們必勝，港英必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等口號響徹雲霄。左派報章形容這些口號「像-發發重砲，震撼了港英的統治心臟」。示威群眾更在港督府周圍張貼數以百計充滿文革語言的大字報，港督府的鐵閘、門樓、崗樓和圍牆貼滿了大字報，左派群眾甚至在港督府對開馬路用油漆寫上「打倒戴麟趾」的標語。左派報章形容大字報「像一道道宣判書，圍.港英進行血腥鎮壓的策源地」，「每－張大字報，每－張抗議書，都是－張審判書，都是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書」，更嘲笑港督府已變成「紙府 J。 44與此同時，中國銀行在中環德輔道中總行頂樓安裝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

鬥委會代表要求與戴麟趾會面，但戴麟趾拒絕露面，代表在港督府外牆貼上抗議書，以向澳門左派道歉的澳督嘉樂庇的遭遇警告戴麟趾：「戴麟趾：你兩次拒絕接見我們的代表了，你以為不露面就能夠推掉責任麼？嘉樂庇的下場夠可恥了，嘉樂庇所不能為的，你還敢試麼？」五月二十一日，鬥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號召港九同胞團結一致為反對港英鎮壓「鬥爭到底」，並決定將鬥委會委員數目擴大兩倍，同時發動左派群眾捐款。鬥委會又呼顳曾遭港英當局逮捕、毆打及「非法審訊」

而遭受損失的左派群眾，向鬥委會登記。鬥委會負責人楊光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在會議上.：「既然港英要把迫害升級，我們也決定把反迫害鬥爭升級，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鬥委會並發表《告全港九同胞書》，指責港英當局「一百多年來一直在香港對我同胞施加壓迫，辱我領土，侵我主權，奴役我同胞，吮吸我脂膏。工人、農民慘遭重重剝削，難以為生；小販小檔受驅趕勒索，苦不堪言；木屋居民有被拆遷流離失所之恨；工商各業人士也備受歧視限制。港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同胞的種種迫害，真是罪證如山，仇深似海。」《告同胞書》又譴責港英自文革以來「妄圖以高壓手段來阻遏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港九傳播和抵制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影響」。

左派陣營對港英口誅筆伐的同時，也大力鼓吹民族思想，要求市民在反英鬥爭中作出「正確的抉擇」。《告同胞書》「正告」港英華籍警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如果還有中國人的良心，就應該知所悔悟，不再助港英為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你們的。」 45《大公報》五月二十一日社論又「提醒」支持港英當局的人士：「你們除非存心助紂為虐，與全體同胞為敵，就應該看清是非，及早覺悟，還不失為一個中國人，否則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你們的。」

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在專欄《夜話》中指出：「愛國的同胞們，做慣了順民的香港人們，現在不是逃避的時候了。你們同情如狼似虎的軍警呢？還是同情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兒女？你愛大英帝國呢？還是願意做炎黃子孫？我們作了抉擇，一切思想上問題便迎刃而解。」 46

《香港夜報》更淡化中國從香港賺取外匯對中國的重要性，暗示北京可能不惜收回香港。該報五月十九日社論認為：「有人.香港是中共的穀倉，.中共一年可在香港賺六億美元的外匯。六億美元在香港政府看來是－個大數字，但在中國大陸每人一年省一塊錢，就可以視這筆外匯如糞土。」《香港夜報》

提出連串問題：「對於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國威重要

呢？還是六億美元重要？亞非拉的民心重要呢？還是保存香港的現狀重要？我相信中共的巨頭們是心中有數的。」

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後，更對英國駐華官員採取了一些違反外交常規的行動，例如限制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的活動範圍。五月十六日，上海大批示威群眾衝進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 (Peter Hewitt)的寓所，搗毀屋內傢具。侯衛德被四名群眾按.四肢抬行，又迫令他朗誦毛語錄，他的妻兒更被群眾恐嚇。

英國政府對橫跨中港兩地的反英示威漸漸感到不耐煩。五月十九日，英國外相布朗 (George Brown)傳召中國駐英國代辦沈平，就中國政府未能保護英國在華財產提出「嚴重抗議」，並對英國駐華官員受到粗暴待遇表示不滿。英方指責沈平拒絕將英國的抗議照會轉交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外交部一名官員將英國的抗議照會拋擲在辦公室門外。布朗要求中方保證在華英國公民的安全，並保留追討英國在華財物受損的賠償。布朗又表示，不希望再聽到「法西斯暴行」的指責。霍普森也前往中國外交部，對英國駐華人員的外交權利受侵犯表示關注。

中國外交部也與英國針鋒相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就布朗「污衊我國革命群眾示威的正義行為是『騷亂』、誹謗我國革命群眾為『流氓』」，並就布朗對中國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提出「最強烈的抗議」。羅貴波.：「布朗接見沈平的時候，採取了極端蠻橫無理的粗暴態度，使用了可恥的帝國主義的語言，大肆污衊中國革命群眾。」他又向英方表示，自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抗議聲明以來，港英當局繼續出動軍警對付「赤手空拳的中國居民」，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行，我們絕對不能容忍。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香港中國居民的迫害，並對

中國外交部聲明中的五點要求迅速作出答覆」。羅貴波同時知

會英方，「由於英國政府採取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特別是由於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居民採取的血腥暴行」，中國政府決定取消英國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辦理僑務人員的安排，並限令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於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上海。 47

第三章

花園殖事件

左派群眾連續數天衝擊港督府，秩序大致良好，僅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和背誦毛語錄。港英當局態度也相對克制，僅派軍警在場戒備。 1當時擔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的姬達透露，港府曾與部分左派領導人達成共識，容許左派示威者到港督府門前和平抗議。曾到港督府門前兩三次的左派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憶述.：「我們頭一、兩次如入無人之境，港英未予理會。」

姬達一九九九年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他和部分港府官員事前曾與左派社團領導人接觸，對方提出到港督府示威。姬達表示如果示威和平進行，當局可予容忍。姬達指出：「騷亂爆發前，我已認識費彝民（《大公報》社長）等左派領導人。他們跟我.：『讓我們示威抗議，我們會和平離開，保證不會帶來麻煩。』我們認為應該容許左派示威者前往港督府抗議，幹他們想幹的事，並讓他們和平散去。如果他們的行動僅止於抗議和叫口號，我們會接受。港督戴麟趾也認同這－觀點。」

六七暴動期間曾派駐港督府的警員陸啟鎏表示，騷亂爆發前港府要求前線警員盡量忍耐和保持克制，「罵不還口」。他表示：「在港督府門外的示威者，當時用擴音器在我面前高叫口號，一些滋事者更向我吐口水和踢我的腳。我們當時也不明白當局為甚麼那麼軟弱，後來才明白這是港英的手法和策略。尸陸啟鎏九八年自警隊退休，現任香港退休警察義工服務協會主席。

但支持左派對港英發動抗議的《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對形勢發展感到不安：「我當時不贊成左派每天衝擊港督府，港督始終是英國統治的象徵。左派利用工人、學生衝擊港督府，港英一旦動手，就會造成很大犧牲。」五月十九日下午，胡棣周到《文匯報》報社找總編輯金堯如，告訴他駕車途經港督府的所見所聞：花園道的山邊樹林已布滿武裝軍警、防暴隊和便衣探員，港督府正門內外兩側也增強了軍警力量。

胡棣周表示：「金老總，我看戴麟趾要動手了，他已經忍受了四、五天，恐怕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希望你考慮一下，這樣的群眾示威是不是應該停一停。這個行動可以.已經勝利了。港府到今天不敢動，可算是我們的勝利，是不是可以考慮鳴金收兵了。你們要不就打倒港英，但打倒港英毋須採取這種手法。」金堯如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胡棣周的憂慮，答應稍後到新華社開會時反映他的看法，並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考慮。但金堯如向梁威林和祈烽轉述胡棣周的意見後，兩人批評胡氏的觀點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主義」。

英國作家 John Cooper指出，左派包圍港督府期間，一些社會人士曾試圖從中斡旋，安排港督與左派陣營會面，化解這次危機。香港一些歐籍商人和本地商人也認為港府應改變對左派陣營的強硬和僵化態度，但港府堅持強硬立場，最終沒有與左派接觸。港英當局立場強硬，相信是因為英國認定中共不會收回香港。

五月二十二日，數千名左派群眾輪流到港督府抗議，終於

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當天早上九時許，左派三聯書店二十

多名職工在中環威靈頓街二十八號書店門外集合，經皇后大道中、最高法院（即現在的立法會大樓），朝花園道港督府進發，

中南銀行、鹽業銀行、工會等左派機構職工尾隨其後。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馬當先，率領書店職工向港督府進發。他接受筆者訪問時.：「隨.港英不斷鎮壓，我的情緒越來越激昂。我出發前已察覺形勢緊張，估計當日可能出事，但我覺得義不容辭，於是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態帶隊出發。」

上午十時十五分，由百多人組成的隊伍行經花園道口希爾頓酒店時，被早在那裏佈防的數百名防暴隊阻截，禁止他們繼續前進，並命令他們折返。當時蕭滋走在隊伍最前列，與防暴隊正面對峙，號召眾人高舉《毛語錄》和高叫口號。蕭滋等人等候了近二十分鐘，仍然與防暴隊僵持不下。左派與港英尖.對立的政治環境，令他們在「鬥爭前線」能進不能退。他表示：「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不能後退，因為無法向領導交代，唯有率領隊伍硬.頭皮衝上去。」防暴隊當然不予放行，並揮舞警棍毆打示威群眾，蕭滋首當其衝，被如雨下的警棍打得頭破血流，不少人也受傷倒地，《經濟導報》記者許雲程也被警棍擊傷。位於希爾頓酒店地下的美國銀行門前及花圃上血跡斑斑，滿地都是眼鏡、皮鞋、大字報、《毛語錄》和警棍。 3蕭滋的手錶和《毛語錄》散落地上，更被當場拘捕，許雲程也被警方逮捕。

當天在美國銀行附近駐守的防暴隊高級警司葛柏表示，左派示威者無所不用其極，作出挑釁警方的舉動。葛柏要求企圖前往花園街的示威者分成每二十人一組。他表示：「但他們拒絕遵從，並繼續留守街頭，有人更號召示威者衝擊警方設置的路障。他們推撞並襲擊在場的警員，揮拳擊向警員的腹部和鼻樑。警方迅即採取行動，立即拘捕兩名示威者。尸葛柏

在平息六七騷亂中立功，卻於一九七五年因在職期間收受賄賂

逾四百三十萬港元，被判入獄四年。葛柏貪污案引起公眾強烈反彈，促使港府七四年成立廉政公署。

Cooper還指出，左派群眾拒絕照警方要求分成每二十人一組，分批前往港督府，警方因此不准他們繼續前進。群眾開始鼓噪，並且襲擊一名警員，警方向左派群眾發出警告後，揮動警棍對付群眾。 5六七暴動期間曾派駐港督府的警員陸啟鎏則表示，據他所知衝突由一次小意外觸發。「當時希爾頓酒店（現已改建為長江中心）外牆釘上防風板，突然一塊防風板自外牆塌下，擊中防暴隊。在場指揮的葛柏隨即宣佈這是暴動場面，並拘捕示威者。」

港府新聞處指左派群眾在「五·二二事件」中「演戲」，並直言左派示威者「毆打」警察。新聞處這樣描寫警方與示威者衝突的情形：「整個隊伍熟練地立即倒作一團，被安排在隊內中之女子開始表演用血塗他們的臉孔。當『傷者』從他們袋內取出他們為此目的一直帶.的繃帶時，這齣假劇達到最高潮。」左派報章則反駁稱：「當野獸撲來噬你時，你顧得用血塗面嗎？」

港府在《香港年報一九六七》中，指左派示威者事前佈置警方「血腥鎮壓」的劇本。年報對衝突過程有以下的描述：「（在現場戒備的）警員展示了高度紀律性，對口頭挑釁和威嚇動作不予理會。但共黨分子刻意挑起暴力，一名警員被踢傷，其他警員也被襲擊。警員趨前拘捕襲擊者，在混亂中抽出警棍。許多示威者立即倒在地上，不管他們是否被遭警棍擊中。他們掏出繃帶（部分更沾有人造『血跡』）包紮，一些真正受傷的示威者則將血跡塗抹在其他人身上。共黨報章拍下這些幼稚的行徑，並作為警方暴行的證據，但在鄰近希爾頓酒店的目擊者對這些行徑看得－清二楚。」 6

姬達憶述.，示威者離開港督府後在中環街頭發動騷

亂，不斷擲石，砸毀不少商店窗戶。姬達強調：「你不能容忍

人們發起騷亂，你必須採取行動，制止動亂。示威演變為騷亂，事態發展實在很不幸。」他估計，左派陣營接到北京的指示，遂將抗議行動升級。

站在衝突「第一線」的蕭滋否認他們當時襲擊警員，並強烈否認當時示威隊伍「演戲」。他.：「我看不到有人帶繃帶和紅汞，何必那麼低劣？以我所知，上級沒有這樣佈置。」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則以第三者的角度表示：「政府指群眾攜帶裝有紅墨水的袋子，他們故意把紅墨水潑在臉上，假裝受傷的樣子。住在希爾頓酒店裏面的一些朋友卻.，酒店剛好位於發生事故的地方；政府新聞處發表的報告，和他們親眼見到的事完全是兩回事，簡直是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哪一個人的報告是對的。」她立即寫信給政府部門，要求他們提供紅墨水袋子照片，因為整件事情的經過理應給拍攝下來。但政府官員告訴她「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為影片上紅墨水袋子「拍得不太清

楚」。 7

退休警員陸啟鎏則表示，左派確實有攜帶紅汞，「但不能.這是喬裝作假，這是救急用品」。他表示：「可能他們在衝突中受傷，大部分身穿白衣的示威者隨即掏出紅汞淋在頭上，並包紮傷口，以製造血腥場面。」

究竟港英有沒有在「五·二二事件」中鎮壓左派群眾？左派有沒有「弄虛作假」？當時在左派招商局工作的一位職工告訴筆者，他和同事被公司指示排隊前往港督府抗議，他們都帶備了紅汞。上級事前指示他們一旦與警察衝突，立即將紅汞淋在身上。他.：「這樣做是要製造港英鎮壓的『證據』。」但部分左派群眾被警方揮動警棍打傷，卻是不爭的事實。左派和港英都沒有.出全部事實，而選擇性突出對自己有利的情節，掩蓋了對己方不利的事實部分。

蕭滋等人被捕後送往中環中央警署，警方勒令他們蹲在地

上接受盤問。他發現部分被捕的左派職工士氣低落，他遂在

警署內高呼口號，以激勵士氣，迅即被探員毆打致胸口瘀傷，未幾遭押送到中環荷李活道域多利羈留所。六七年六月，當局以「擾亂治安」罪名起訴他，但他和其他被檢控的左派人士堅決不聘請律師辯護，以示不承認港英的統治，「他愛怎樣判就怎樣判」。他們深信「抗暴有理」，蔑視法庭的「非法審判」。他在法庭上自辯，法官退庭後立即被警察在內庭「修理」。法官最後判處蕭滋入獄十四個月。蕭滋出獄後返回三聯書店工作，七五年升任三聯總經理。

衝突發生後，左派群眾繼續在中環抗議。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一輛警車在中央街市被群眾投擲石塊，中區秩序開始混亂，巴士、電車停駛，商店在門前加封木板，酒樓餐廳關門，仿如進入戰時狀態。下午－時許，大批防暴隊開進中環，全面戒備。當天下午，多輛滿載英軍的卡車在中區鬧巿巡邏。左派群眾當天先後在中環最高法院、中國銀行、銅鑼灣裁判署、南九龍裁判署等地，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防暴隊與左派群眾衝突期間，曾施放催淚彈及木彈。警方當天拘捕一百六十七名左派群眾，左派報章聲稱數百名群眾受傷，重傷或昏迷者逾百人，左派陣營形容五月二十二日流血衝突為「花園道血案」.「五·二二血案」。

早在左派群眾包圍港督府期間，中區中國銀行總行已在頂樓安裝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五月二十二日流血衝突後，港府也還以顏色，在位於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安裝六個擴音器，播放披頭四流行曲、粵曲及爵士樂，遠在干呎以外亦清晰可聞，整個中區吵個不停。港府晚上宣佈在港島北部實行宵禁，這是香港島自二次大戰被日軍佔領以來，首次實施宵禁。當局同時宣佈未取得警務處長准許前，任何遊行集會均被禁止，以及任何人參加遊行集會，均可能被捕及起訴。港府又宣佈：「個別人士如希望向港督請願，可用郵遞方式進

行。」

花園道事件

《文匯報》在翌日社論形容港英當局的行動為「大屠殺」.

「血腥大鎮壓」，並強調「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武器武裝起來的戰士，絕對不屈服於你們（港英）的武力之下，絕對不屈服於你們的血腥鎮壓之下。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死也不怕，我們堅決反抗你們，堅決同你們鬥爭，堅決把你們鬥倒、鬥垮、鬥臭！」。左派傳媒更形容港英為「法西斯當局」，並辱罵港府及警方的洋官和華警為「白皮豬」和「黃皮狗」。

港英當局也毫不退讓，根據《緊急情況條例》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頒布了一連串《緊急法令》。港府五月二十四日頒布的《緊急法令》禁止「非法廣播」，違者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十年，顯然是衝.中國銀行的擴音器而來。港府又於六月－日頒布緊急法令，嚴禁張貼「煽動性傳單」，賦予警方沒收或銷毀「煽動暴力、破壞警方或公務人員忠誠」的傳單。任何人印製及散發有關傳單，將被罰款五干元及監禁兩年，即使張貼這些傳單的大廈業主或住客也可被控類似控罪。

五月二十三日，鬥委會召開擴大會議，通過成立常務委員會，專責討論、制訂鬥爭對策。現有十七名鬥委會代表改任常委會常務委員，主任委員由楊光出任，費彝民、謝鴻惠、黃建立及王寬誠出任副主任委員。而鬥委會成員也由原來的一百零四人增至三百多人。 8

周恩來早在六七年五月已相當關注香港左派發動的鬥爭，並反對在香港採取過激行動。周恩來先後於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約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外交部和港澳工委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周恩來當時強調：「在香港問題上同港英當局的鬥爭要嚴格遵循中央規定的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他又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口號和採取的極左做法。 9對於香港左派上街遊

行、到港督府貼大字報等做法，據當時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冉隆

勃（筆名余長更）憶述.，周恩來批評.，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進行鬥爭，不能照搬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尤其是把大喇叭安在中國銀行大樓上，「簡直是滑稽」。周指出：「那裏又不是我們內地，那樣做不是故意向人家挑釁嗎？人家又怎麼能容忍

呢? j 10

一位知情者告訴筆者，赴京出席五月二十四日周恩來主持的會議的港澳工委幹部，包括新華分社副社長朱曼平、秘書長楊松及主管香港左派工會工作的廣東省委第一辦公室（一辦）負責人。這位知情者表示：「新華社報道港英警方在花園道事件中『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新華社消息時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周恩來詢問究竟死了多少人，結果發現實際上只死了一人，數人受傷。周恩來質問『這怎能.是大屠殺？』這是嚴重的失信。」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告訴筆者，朱氏回港後透露，周恩來在會上指香港左派的行動等於「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是不想發動鬥爭的。

不過，中國官方在公開場合仍然擺出支持香港左派的姿態。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長兼副總理陳毅出席阿富汗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酒會時，重申港英當局必須接受中國外交部提出的各項要求。他強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支持「香港愛國同胞的正義鬥爭」。陳毅批評港英政府漠視香港同胞的抗議，並繼續進行「血腥鎮壓」，中國政府對港英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陳毅發言期間，同時獲邀出席酒會的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中途離場。

五月二十二日花園道事件爆發後短短數小時，港督戴麟趾已擬就－籃子針對左派陣營的強硬措施。在五月二十二日致英國聯邦事務大臣 Herbert Bowden的電報中，戴麟趾強調維持局勢穩定的關鍵，在於保持公眾的信心。他.：「有跡象顯示，除非公眾認為我們正採取有效措施控制局勢，否則公眾信

心會下滑，形勢可能急轉直下。」戴瞬趾提出四項應變措施：

（一）逮捕最多二十四名左派陣營領袖，如果情況許可，

將他們遞解出境，否則將他們拘留；

（二）封鎖數座指揮騷亂的建築物，包括中國銀行大廈及

位於九龍土瓜灣的工聯會總部，在建築物周邊地帶

實施二十四小時宵禁，或根據《公安條例》將此建築

物列為禁區；

（三）對《文匯報》採取行動；

（四）安排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訪港。 II

戴麟趾表示，與五月二十一日訪港的英國聯邦事務部副政務次官 (Deput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in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Arthur Galsworthy及駐港英軍司令 John Worsley討論

後，建議在現階段採取第二和第四項措施。聯邦事務部當天批准封鎖有關建築物及派遣堡壘號赴港。在五月二十三日致 Bowden的電文中，港督表示行政局已一致同意遞解左派領袖出境，是針對左派領導層最有效的行動。「行政局已授權我運用酌情權，遞解全部二十四人或名單中任何人。」 12

Bowden在五月二十五日回覆的電文中表示，英國政府同意對選定的左派領袖採取行動，但對港府實際上能否遞解他們出境存在「一些疑問」。 Bowden.：「我們得到的意見是，中國政府可能在邊境口岸不讓他們入境，我們因此會丟臉。但我們必定倚賴你衡量香港各方面的因素後作出的判斷。如果局勢惡化，你有權按你的建議行事，但請知會你的有關行動。」北京一直不承認關於香港的三項不平等條約，因此長期抗拒港府遞解中國公民出境。

Bowden又表示，英國政府同意如果親共報章繼續煽動叛亂及恐嚇行動，港督有權根據緊急情況條例，封閉承印這些報章的印刷廠。但他又提醒戴麟趾審慎行事，採取任何行動前必須與英國政府磋商。 13

五月二十六日，「堡壘號」駛進香港海面，與駐港英軍舉行軍事演習。《人民日報》五月二十九日發表題為〈炮艦政策早被扔進了垃圾堆！〉的評論員文章，指責英國派遣「堡壘號」開往香港的行動。文章認為，「這是英帝國主義者對我港九愛國同胞的無恥威脅和恫嚇，妄圖重演十九世紀英帝國主義『砲艦政策』的故技」，又「老實告訴英帝國主義」：「你們那幾艘破軍艦，根本不在我英勇的香港同胞的眼裏，根本不在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話下。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英帝國主義還不也是-隻紙老虎。你們有多大能耐，人們難道還不清楚嗎？美帝國主義已經在越南被打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你們這個專門依靠美帝國主義苟延殘喘的衰朽透頂的老牌帝國主義，還要向七億中國人民挑釁，這不是以卵擊石，太不自量了嗎？」

文章又指英國重拾「砲艦政策」，「除了給自己壯壯膽子以外，只能是自討苦吃，落得個可悲的結局」。這篇評論員文章「再一次警告英帝國主義，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港九愛國同胞，一定要徹底清算你們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一定要給你們應有的懲罰。讓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見鬼去吧！英帝國主義如果一意孤行，必將自食其果！」

北京外交部更曾經為「堡壘號」事件起草抗議照會，要求「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大門的挑釁性軍事演習。否則，中國政府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六月六日，周恩來向有關部門負責人討論香港問題時，就抗議照會草稿中提到「中國政府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辭提出批評：「我們採取必要的措施是甚麼？你們和（解放軍）總參商量了沒有？外交不和國防聯繫，照會上寫上就是放空炮，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一九五零年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發表聲明.，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當時加這一句時我國在東北已經調部隊了。」 14

儘管港英當局與左派陣營針鋒相對，港府曾積極嘗試與左派及接近北京人士進行非正式接觸，並準備向左派陣營示好，以紓緩緊張局勢。在五月二十五日致 Bowden的電文中， Galsworthy指出，澳門親北京富商及華人領袖何賢（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應香港行政局議員利銘澤邀請前來香港，利氏與不少香港左派領導有密切聯繫。戴麟趾指何賢有意與姬達會面，港府期望會議五月二十五日在中環恆生銀行大廈舉行。

Galsworthy在電報中指「何賢可能正試探一些保存面子的方法，令共黨分子可以從騷亂抽身。如果這次會議及其後的會面進展良好，姬達獲授權作下列表述：

港督明白左派保住面子的重要性，已准許在港督府正門前進

行示成，即使示成活動一度出現混亂；

如果左派結束騷動，港督可能不會追究過去數天的罪

行；港督考慮在電視或電台訪問就最近事態表達和解信息，

包括不會無理針對左派人士 (no victimization)‧ 訪問的主題

將圉繞香港社會的發展，包括港府採取措施改善勞工福利的

意願。 15

但戴麟趾在五月二十五日致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郵中表示，姬達與何賢的會面沒有如期舉行，港府與左派陣營錯失了對話以至和解的良機。何賢後來與利銘澤及恆生銀行一位高層會面，這位銀行家其後與姬達見面，認為何賢未能赴會，是因為左派陣營仍在等候北京的指示，不欲作出倉卒行動。 16戴麟趾其後在另一份電文指出，何賢六月－日再次赴港，與左派領導層碰面。何事後將會面情況轉告那位恆生銀行高層，後者事後將內容告知姬達。「何賢表示，港共領導層認為目前不是與港府討論的好時機，他們有信心取得最後勝利。」 17

前民政司李福逑（前教育局局長李國章的叔父）後來指出，

姬達六七年曾透過當時的恆生銀行董事利國偉接觸何賢，但會面後來告吹。 18有理由相信，戴麟趾提及的「恆生銀行高層」，極可能是利國偉。 19姬達接受筆者訪問時也表示，「－位在香港共產黨很高層的人士」曾經安排與他會面，但後來形勢漸趨緊張，兩人始終沒有在騷亂期間會面，印證了港英當局曾在花園道事件後，嘗試尋求與左派和解。

從五月二十三日開始，巴士、電車、中華煤氣、中華電力、九龍倉、天星小輪、油麻地小輪、黃埔船塢、太古船塢、太古糖廠、郵政署、海事處.牛奶公司等機構工人分別展開間歇性停工抗議。左派初期發動的罷工大多僅為時數小時至一天，而且規模有限，旨在向港英當局展示力量。五月二十五日傍晚，左派工會發動天星小輪工人罷工一小時，油麻地小輪部分員工也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至九時發動停工抗議，約一萬名趕.上班市民受到影響。據《盤古》雜誌報道，油麻地小輪停工行動其實是左派工人脅迫的結果；二十九日凌晨，數名不速之客衝上油麻地小輪公司停泊在碼頭的小輪，要求船長將渡輪駛往指定地點，並聲言任何人如不聽從指示，將被拋進大海。 20五月二十六日，近千名郵政署工人發動停工一天的抗議行動，導致港府宣佈停止派發郵件一天。黃埔船塢工人進行了兩小時罷工，中華煤氣工人停工四小時，中華電力的停工行動則為三個小時，均沒有構成太大影響。

五月二十九日，荃灣南豐紗廠、中央紗廠的左派工人自上午七時起，早、中、夜三班分別停工四小時，工人停工期間在廠內舉行「抗議港英當局血腥暴行大會 J。工人又高聲朗讀毛語錄，並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革命歌曲」和語錄歌。當天早上，九龍土瓜灣偉倫紗廠大門也貼上該廠鬥委會的佈告，宣佈發動工人停工兩小時，約二百名工人參與這次行

動（左派報章則指逾千名工人響應）。紡織業當時是香港賺取

花園道事件

最多外匯的行業，而且僱用了百分之四十－的勞動人口，任何影響這個行業正常運作的行動，都會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右派背景的棉紡職工總會主席彭震海認為，大部分停工抗議的紡織工人，都是在武力威嚇下參與行動的，例如在南豐紗廠，左派工人手持菜刀、鐵枝及木方，威迫工人回廠報到後回家。彭震海向三家紡織廠的工人保證，會向港府尋求保護，呼顳他們照常上班工作。三家工廠翌日大致上回復正常運作。

六月－日，九龍油麻地政府船塢大批維修工人、木匠不滿港府撕去船塢內的反英標語，發動停工抗議，令船塢運作幾近癱瘓。六月六日，香港電燈公司、筲箕灣太古船塢及九龍倉的左派工人，也以資方撕去反英標語為理由，發起停工抗議。天星小輪四百名員工，也於當天起發動罷工，該公司來往港九兩地的渡輪服務全面癱瘓。六月八日，四百五十名港府工務局工人也加入停工抗議的行列。六月十日位於港島薄扶林的牛奶公司養牛場工人停工，導致香港大部分地區的牛奶供應受到影響。

港府和受停工影響的企業對參與停工的工人採取紀律處分，工務局解僱了七十二名僱員，郵政署也開除一百－十二名職員（相當於該部門僱員總數的百分之六），海事處一些員工也受到停職處分。天星小輪管理層宣佈自六月七日開始，所有參與罷工的職工將被停職，公司將考慮讓重新登記的員工復職。天星小輪服務十－日開始逐漸恢復正常。港府布政司祈濟時 (Michael Gass)更於五月三十－日在立法局表示：「近日發生的騷動和停工事件，是因一群佔全港市民少數的人，使用卑鄙的恐嚇和暴力威脅手段所致。我們期望的是和平地生活，完全不受干擾。」他又強調，港府正竭盡全力，「徹底遏制這種恐嚇和暴力」。

英國政府曾經考慮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辦事處，以報復上

海群眾五月十六日衝進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 (Peter Hewitt)寓

所的可行性。但在五月二十四日致英國聯邦事務大臣 Bowden的電報中，戴麟趾表示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將令北京進一步向香港政府施壓。「如果我們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卻不碰香港分社，北京和香港的輿論或會認為我們不敢在這裏（香港）採取行動。」他表示：「相比新華社倫敦分社，新華社香港分社從事更惡毒的宣傳。但我們認為，關閉新華社香港分社將令緊張局勢升級，無可避免會激發北京的強烈反應。為了保障香港的利益，請你避免採取這－行動。」 21 Bowden在翌日回覆的電文中，認同戴麟趾的觀點，表示任何針對新華社倫敦分社的行動，必須充分考慮香港的處境。

隨.局勢漸趨緊張，英國政府開始考慮被迫撤出香港的可能性。早在五月十七日， Bowden在向戴麟趾拍發的電報中，要求港府評估一旦北京向香港全面施壓，包括切斷來自中國大陸的食水和食物供應，港府能否應付。 Bowden更坦言，英國政府正準備撤退的應變計劃（詳見本書第六章〈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

第四章

《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

英國政府完全明白，如果北京決心以武力收回香港，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根本上不堪一擊。但英國深信中國政府不是香港左派騷亂的幕後主腦，也無意提早收回香港，因此斷然拒絕左派陣營提出的要求，並以強硬手段對付左派。

戴麟趾在五月二十四日向英國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表示：「看來北京沒有打算在現階段將我們趕出香港，我們的評估恰恰相反，本地共黨分子覺得他們必須在香港緊跟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並利用香港人造花廠事件作為按文革路線行事的契機。似乎這是本地共黨分子響應當前中國政治思潮的錯誤舉措，而不是由大陸權威機構刻意制訂的政策。」

他表示：「但當共黨分子決心幹到底，北京基於關於香港情況的偏頗報告，或會藉此羞辱我們，以確保將來我們更忌憚來自北京的壓力，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迫使我們接受類似澳門的處境（即澳門「一二三事件」後，澳門政府失去管治意志，澳門社會實際上由左派陣營控制）。尸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也在六月二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提出類似觀點。他認為：「根據已發生的事態，中國政府看來不是刻意挑起事端。香港左翼的行動，可能超出中國政府的預期，逼使北京在政治上介入，以示支持香港左派。」 2

美國國務院亞洲共產事務部也認同「按照目前中蘇爭議、越南局勢及中國大陸內部的困局，中國政府不大可能在現階段打算改變香港的現狀。中國政府明白香港政府不可能像澳門當局那樣輕易軟化……中國政府相信屬意維持香港的現狀，並作一定程度的煽動以滿足香港的狂熱分子」。 3

與此同時，大陸官方傳媒針對香港的文宣攻勢不斷升溫。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的評論員文章，認為「有了毛澤東思想，香港愛國同胞就無往而不勝。有了毛澤東思想，香港愛國同胞就變得無比強大。儘管英帝國主義依靠軍警特務、槍砲、刺刀，依靠法西斯法令，甚至出動航空母艦，但是所有這些東西都不過是些小小的玩藝兒，英帝國主義本身也不過是－隻紙老虎。它必將被香港同胞的偉大革命風暴所粉碎！」文章又強調：「英帝國主義越是瘋狂鎮壓我愛國同胞，它在香港的末日也就越是臨近。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個歷史性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

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鼓舞下，鬥委會發言人翌日發表談話，認為「偉大的革命風暴正在港九和新界同胞全面興起，港英當局已處在全香港中國同胞抗暴鬥爭的包圍中。這個特點.明了當前的大好形勢。」發言人「感謝強大祖國的大力支持」的同時，表明「一定堅決執行最高指示，一定要把不自量力，仍在張牙舞爪的港英戴麟趾一夥鬥到低頭認錯」。

鬥委會發言人又指出，「抗暴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抗暴形勢大好」。他並強調，港英當局針對左派頒布的緊急法令，對他們是「無效」的，「你有你的緊急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動。一場更大規模的迫害和反迫害鬥爭，已是山雨欲來，一觸即發」。發言人因此向「全港愛國同胞」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

鬥」的緊急號召。

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也於同一天發表聲

明，指「一支浩浩蕩蕩的反迫害大軍，正在迅速地發動起來。港英法西斯當局完全陷在港九愛國同胞的汪洋大海中 J。工人鬥委會號召全港工人立即行動起來，「把反迫害鬥爭再升一級，從城市到農村，有集中有分散，勇敢頑強，機動靈活，緊緊地、狠狠地、準確地給予港英當局以有力的反擊」。鬥委會又認為：「香港的革命風暴正在興起，到頭來不是你們（港英當局）來收拾我們，而是我們來收拾你們」。 4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將聲援香港左派的文宣攻勢推上高峰。社論認為：「我港九同胞既然已經展開了反擊，就一定要堅持鬥爭，抗頑敵，追窮寇，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英帝國主義是-個反面教員，他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向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社論強調「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干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讓香港的同胞家喻戶曉，使我們徹底地認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國主義的反動腐朽的本質。」

社論呼顳香港左派動員群眾，向港英當局發動鬥爭：「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干百萬紅衛兵支持.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這篇社論又為香港左派的鬥爭策略提出指引：「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主力軍。

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

動結合起來。以香港的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香港廣泛階層的愛國同胞，把鬥爭的矛頭集中地指向美英帝國主義，首先是指向直接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社論明確提出發動工人和學生，作為反英鬥爭的骨幹。

這篇社論就是著名的「六·三社論」，香港左派陣營據此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作好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因而士氣大振。《大公報》翌日社評指出：「在大搏鬥的暴風雨前夕，祖國傳來了無限振奮人心的聲音。」《大公報》進一步將「六·三社論」解讀為「不僅是對港九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支持，也是對港九同胞反迫害鬥爭的行動的指示」，「也是對垂死掙扎的英帝的最後判決書」，並且「預告了百餘年來未有的嶄新的局面快將誕生」。該報社評認為：「現在港九同胞和中國人民把牌都攤出來了：一定要向英帝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英帝的死刑。如果港英還不接受我方的要求，低頭認罪，他們將來想做（澳督）嘉樂庇而不可得。」

當時許多左派人士都以為，中國政府打算收回香港。鬥委會副主任委員、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表示，「六·三社論」發表後，許多左派人士情緒高漲，以為國家很快收回香港。當時正在獄中服刑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對筆者表示：「大家以為國家快要解放港、澳、台，甚至全世界也快要一片紅，『只爭朝夕』，已沒有必要保持香港現狀了。」他早在文革前也聽聞北京「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但「六·三社論」發表後，他也以為中央政策有變。他.：「可能我的政治水平較低吧，但當時左派內部清楚看到問題的人極少。」

許多左派社團都進入亢奮狀態，例如左派電影界鬥委會舉行誓師大會，聲言「要以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武裝頭腦，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照《人民日報》社論的指示，大張旗鼓地展開仇視、鄙視、蔑視英帝運動」。電影界鬥委會又發

出「決心書」，「決心要做一個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堂堂正正

的中國人」。漢華中學師生也於六月六日舉行誓師大會，「決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與港九各界同胞戰鬥在-起，勇猛地向.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

但《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沒有引起英國和香港政府的恐慌，因為英國堅信這不意味北京有意收回香港，反而認定北京正盤算開展一場持久戰。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更貶低這篇社論的重要性，在致聯邦事務部的電文中表示：「我對《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第－印象是，雖然它的調子很高，其實軟弱無

力。」 5

戴麟趾則認為，這篇社論的重點在於提醒香港左派陣營準備一場持久的鬥爭。他表示：「或許值得注意的是，社論沒有提及（中國外交部五月十五日提出的）五點要求，也沒有中國政府干預香港的威脅。社論形容香港的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並暗示除了宣傳攻勢，香港共黨分子不能從中國得到積極支

持。」 6

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次官 Arthur de la Mare也認為，北京暫時無意對香港採取強硬立場。他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他們（中國政府）已超過一星期沒有提及『五點要求』，這與他

們針對澳門的行動非常不同，當時他們透過杯葛 7及派遣軍艦到澳門內港，逼使澳督接受他們的要求。」 8

《人民日報》發表「六·三社論」後，中國大陸繼續傳來令香港左派振奮的消息。六月六日，亞非作家常設局在北京舉行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週年討論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會上發表講話，「正告」英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海盜的砲艦政策」的時代早已過時了。他表示：「我們要警告英帝國主義，你們過去利用清朝的腐敗，發動了骯髒的鴉片戰爭，強佔香港，這筆老帳至今還沒有清算！今天，你們又在香港施行法西斯暴行，這是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重挑釁，七億中國人民決不答應。英帝國主

義分子，你們還不低頭認罪，就要請你們嘗嘗中國人民的鐵拳滋味！」

自中共建政以來，廣東省一直是中共駐港機構和香港左派陣營的後勤基地，六七騷亂期間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大陸支援香港左派鬥爭的前沿陣地。早在六七年二月，中共廣東省委被「革命造反派」奪權，廣東自此處於無政府狀態。五月十六日，廣州大中院校紅衛兵、工人群眾舉行集會遊行，抗議港英政府的鎮壓行動。廣東一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更在報章發表聲明，或向香港發出「通電」.「慰問電」等方式，以示聲援香港左派的鬥爭。

廣州工農、學生於六月六日舉行十萬人大會，聲援香港左派。大會發言人表示：「英帝國主義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我們堅決和香港同胞一起，新仇舊恨一齊算，堅決踏平香港的舊世界，徹底解除你們這些老牌吸血鬼在香港的統治基礎！」-些與會工人，則重提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歷史：「我們中國工人有同自己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四十多年前，香港工人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曾經同英帝國主義鬥爭一年零四個月，給英帝在政治上、經濟上以極為沉重的打擊，使香港變成死港、臭港、餓港。英帝終以失敗而告終。」

當時大陸當局在羅湖邊境安裝了一個揚聲器，不停播放反英口號，並在羅湖橋頭掛上「絞死英帝」的巨型漫畫及反英大字報。大陸開往香港的火車卡也塗滿了反英標語，甚至在輸往香港的牛隻身上漆上標語。廣州至深圳的列車更寫有「解放香港」的標語，廣州街頭也出現「香港必須大亂」的大字報。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紅衛兵組織策劃衝過中港邊境、「聲援」香港左派的傳聞甚囂塵上。十月二十八日，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支港委員會）成立，廣東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委員、前廣東省省長陳郁出

任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是解放軍廣州部隊負責人晏福生。它

實際上是統籌全省支援香港左派行動的官方機構，日常運作由廣東第八辦公室（簡稱「八辦」，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後勤機構）負責。支港委員會對於防止一些自發性和偏激行動產生一定作用，過去紅衛兵組織隨便向香港發表「聲明」、「電文」的做法，逐漸受到控制。 9

廣東省支港委員會會址位於廣州吉祥路中山公園旁，文革前是廣東省文化廳招待所。委員會除了偶爾發出抗議港英當局的聲明外，又曾舉辦「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圖片展覽」，並接待和安置香港騷亂期間被港英驅逐出境的左派人士。

雖然左派陣營展開一浪高於一浪的文宣攻勢，但港英當局絕不手軟。港府繼六月－日頒布禁止張貼「煽動性」傳單後，又於六月三日派遣警察到左派書店、銀行、國貨公司和戲院，要求拆除展示描述港英「血腥鎮壓」的報章剪報的櫥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當天晚上向港督戴麟趾提出「最嚴重、最強烈」的抗議，指責港英對左派機構進行「恐嚇」，是「敵視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的又一次嚴重政治挑釁」，並警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完全由港英當局負責。

六月八日，九龍土瓜灣工務局電機部九龍分廠、土瓜灣中華煤氣廠、水務局九龍分廠、香港電燈公司廠等廠房的左派工人阻止港英警察撕去大字報，防暴隊與左派工人爆發衝突，「戰況」以工務局電機廠和中華煤氣廠最為激烈。防暴隊向左派工人施放催淚彈、木彈，工人則持木棍還擊。中華煤氣工人黎松和曾明在事件中喪生，數十名工人受傷，五百多人被捕。而在工務局電機部衝突中，四十四歲的打銅部工人徐田波被警察毆打致死。左派陣營指港英發動「瘋狂鎮壓」，並奉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人為「烈士」，聲言「血債必須血償」。

港英當局又於六月九日搜.左派電影公司經營的觀塘銀都

戲院。晚上十－時三十分，銀都戲院放映最後的九點半場

後，戲院職員正準備下班，並將大門鐵閘徐徐放下。此時-批港英手持衝鋒槍的防暴隊衝進戲院，撕去戲院內張貼的大字報、標語和照片，並進入三樓放映機房，將封條貼在三部放映機上，同時將懸掛.的戲院牌照取去。警方又拘捕銀都戲院經理及四十多名員工，部分職工報稱遭防暴隊毆打。警方聲稱在銀都戲院內搜獲武器及煽動宣傳物品，後來更吊銷該戲院

的營業牌照。香港民俗史研究者吳昊指出，六七暴動期間，一些左派戲院成為「作戰基地」和「政治講習所」，港府當時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吊銷銀都戲院的營業執照。 10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翌日電告戴麟趾，就港英攻擊銀都戲院.土瓜灣工務局分廠及煤氣公司提出「最嚴重、最強烈、最緊急的抗議」。梁威林警告港英「如果不低頭認罪，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除了被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打得粉身碎骨之外，絕不會有別的下場」。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針鋒相對，堅決鬥爭〉的評論員文章，指港英當局「妄想把港九愛國同胞這一場偉大的反英抗暴鬥爭壓下去，妄想中國人民會容忍他們在香港胡作非為」，「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並警告港英若「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只能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文章強調：「英帝國主義向我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進行瘋狂挑釁，我們就一定要給予敵人每一個進攻以堅決的回擊，直至把它徹底粉碎！敵人壓迫，我們就反抗，而且要一反到底。敵人搞非法審訊，我們就要把敵人的法庭變為揭露英帝國主義的講壇，對英帝國主義進行人民的正義的審判。敵人搞政治欺騙，我們就堅決揭露，堅決發動群眾控訴英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普遍地、深入地開展仇視、鄙視、蔑視英帝國主義的群眾，做到家喻戶曉。」

這篇評論員文章指出：「敵人在磨刀，我們也要磨刀。我

們一定要對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霸佔

香港的滔天罪行，進行徹底的清算。我港九愛國同胞要做好一切準備，向敵人展開更強大的反擊。」文章更呼顳「全國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戰士和一切革命群眾，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用實際行動來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與「香港愛國同胞」團結起來，「一定要把英帝國主義這隻紙老虎戳它個稀巴爛！」這篇文章令香港左派陣營的情緒更為激昂。

為了抗議港英當局的「突襲」行動，左派政軍醫工會、海事處工會、郵務工會及水務工會和牛奶公司、天星小輪等英資企業鬥委會自六月十日起，發動聯合大罷工。各工會鬥委會在《告政府職工書》中強調：「我們有干百萬紅衛兵的支持，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解放軍做後盾，有七億偉大中國人民做靠山，有偉大領袖毛澤東撐腰。我們反迫害抗暴鬥爭一定勝利。」一些左派摩托車工人代表更以激昂語氣表示：「我們保證要車有車，要人有人，要血有血，要錢有錢。只要鬥委會一聲令下，摩托工人就立即投入戰鬥。」

六月十二日，來自天星小輪、九龍倉等英資企業的左派工人，在土瓜灣工人俱樂部舉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鬥委會主任楊光發言時表示，萬人大罷工已打響了反迫害鬥爭升級的第一砲，第二砲、第三砲即將來臨。他強調：「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百年罪惡，我們一定要來個總清算。我們一定要響應祖國的號召，把鬥爭矛頭直指英帝國主義統治者。」

他更躊躇滿志地表示：「現在主動權完全操在我們手中，要打就打，要停就停。香港的命運，完全由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來決定。鬥爭的道路雖然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敵人的瘋狂，是－種懦弱的表現。我們要進一步團結起來，加緊準備，聽候命令，隨時投入更大的戰鬥。」六月十三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香港中國同胞已經進一步行動起來了，一個波瀾壯闊的革命群眾運動正席捲港

九，革命群眾鬥爭的怒潮猛烈衝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

統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香港愛國同胞，同仇敵慄，表現出了革命人民一往無前，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他們隨時準備響應祖國的號召，向英帝國主義發起更大規模的反擊，把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打個落花流水，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左派陣營聲稱將發動萬多名工人參與這次罷工，但這次罷工反應不甚理想，部分政府部門員工依時上班，九成郵政署職員準時報到。這次行動顯然未能對港英造成太大打擊，無法「打響反迫害鬥爭升級的第一砲」。

六月二十三日，警方在九龍旺角清理大字報時，遭一批持玻璃瓶和鐵枝的左派群眾襲擊，警員鳴槍驅趕左派示威者，一名中槍者及同行的示威者逃進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數百名防暴隊圍攻膠業工會會所，經過七小時激烈搏鬥，防暴隊終於攻進工會，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五十三名工人。一名外籍警員在衝突中被斧頭砍傷，十多名警員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形容工人「浴血奮戰七小時」，洋警員受到「懲罰」，並指三名工人被捕後「被毒打致死」。

雖然政府機構和英資企業職工罷工行動未如理想，但左派陣營於六月下旬發起罷工、罷巿、罷課的「三罷」行動。當時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的何銘思表示，部分左派人士認為上世紀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成功逼使港英讓步，遂提出發動罷工、罷市，希望歷史重演。何銘思當年曾參與港澳工委關於反英鬥爭的會議，「當年開會期間有人提議發動罷工，沒有人敢提出質疑，事後落實執行時發覺不可行」。

左派六月二十四日開始發動全港規模的「聯合大罷工」，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倉庫、紡織等二十多個行業參與了這次罷工。左派報章聲稱「二十六路大軍開上了聯合大罷工的主要戰場」，「進一步把反英抗暴鬥爭推上了一個新高

潮」。各界鬥委會在聯合大罷工的聲明中指出：「要用各種各

樣的鬥爭方式來配合這次聯合大罷工，聯合起來一齊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猛烈的衝擊。」左派糧油、百貨、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六十三個單位為了配合罷工，六月二十九日起發動為期四天的聯合大罷市（由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左派陣營在罷市聲明中強調：「我們聯合罷市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是為了加倍反擊英帝國主義殘酷的民族壓迫。參加聯合罷市，固然會造成我們業務上的一些損失，但是民族大義當前，頭可斷，血可流，身家財產更不足恃。我們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統治者，在這次聯合罷市中，同胞們所遭受的一切不便和損失，只能唯港英是

問。」左派報章宣稱，逾二十萬名小販、職工和工商業者投入大罷市行動。《大公報》認為：「聯合大罷巿是為了配合抗暴主力軍工人的大罷工，實行雙管齊下，痛擊萬惡的港英帝國主義者。」

周恩來自香港爆發「五月風暴」以來一直沒有公開表態，也因政治需要而表態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鬥爭。周恩來六月二十四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表示「堅決支持」香港左派發動大罷工。他指出：「在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容許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酷迫害。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的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周恩來又警告「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執迷不悟，不顧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對香港愛國同胞進行殘暴鎮壓，硬要與中國人民為敵到底，他們就必然要受到懲罰，他們應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左派三十二所學校的近兩萬名學生也於六月二十七日停課一天，以示支持工人聯合大罷工。左派報章形容工人為「抗暴主力軍」，左派學校學生則是「抗暴先鋒隊」。早在六月－日，

左派學校學生成立學生界鬥委會，並在《告全港同學書》中警

告港英當局如果「膽敢繼續與港九四百萬同胞為敵，膽敢繼續鎮壓香港青少年學生的抗暴運動，那就必將受到迎頭痛擊，必將碰得頭破血流」，「讓我們全港九同學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手扣手，肩並肩，勇敢戰鬥，闖出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

《人民日報》六月三日和七月五日社論先後號召香港青年學生「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在反英抗暴中「發揮先鋒的作用 J。七月五日下午，左派學校學生前往港府教育司署抗議，在門外張貼大字報及高叫口號。左派報章形容「革命歌聲和反英抗暴的怒吼，震撼了這個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把港英嚇得喪魂落魄」。左派學校經常發動學生上街遊行，並組織「數以百計的鬥爭小組和戰鬥隊」，以及數十支「文化輕騎隊」，舉行街頭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及表演「反英抗暴」節目，「形成波瀾壯闊的學生反迫害鬥爭的局面 J。

八月十八日，港府教育司簡乃傑向左派學校頒布十三項法令，認為左派學校曾被用作「散播煽動性宣傳，及從事煽動性教學」，下令左派學校「不得製造、陳列或傳播煽動性的物件或資料」。左派認為這些法令「歸根結底就是不許愛國，不許反英抗暴，不許學習和傳播毛澤東思想，否則就封校抓人」，聲言「蔑視教育司的臭法令」，又發動學生到教育司署抗議。

一些認同左派的中學生也在校內成立鬥委會，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真光書院、培正書院、伊利沙伯中學、喇沙書院、培道書院等中學部分學生在左報刊登成立鬥委會啟事，最高峰曾出現一百多個鬥委會。皇仁書院、聖保羅書院、金文泰中學等官方色彩濃厚的英文學校，也出現反英大字報和傳單。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聖保羅書院中六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派發傳單，校長報警，曾德成被捕，後來被判入獄兩年。他出獄後加入《大公報》工作，其後升任總編輯，九八年

受聘為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二零零七年開始出任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訪談詳見本書第十一章〈中英官員與暴動參與者

的回憶與反思〉 o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香港華仁書院副校長的狄恆神父 (Alfred Deignan)表示，當時一些自稱「愛國的華仁學生」在左派報章發表文章，攻擊學校當局和「奴化教育」，並批評耶穌會士「介入政治」。目前擔任耶穌會港澳區會長的狄恆憶述：「當時九龍華仁書院一些學生在課室黑板寫上批評校方的字句，更出現校內出現炸彈的傳言，導致當天學校被當局暫時封

閉。 j II

當時貴為香港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也有少數學生支持左派的行動。一些港大學生打出「港大學生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旗幟，發表反對港英當局的聲明，並秘密印發《新港大》，與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打對台。六七年十月開始，所有在港大宿舍寄宿的學生收到以小報形式印製的《新港大》，內容主要是抨擊港英鎮壓群眾，並批評港英推行「奴化教育 J。

當時在港大就讀的劉迺強指出，當時校園出現了一些「職業學生」，通過替同學補習功課、組織興趣班等活動招攬學生，一些人甚至故意考試不及格，或畢業後轉系再讀，以延長在校園活動的時間。他表示，當年同情左派陣營的港大學生主要集中於理工科。他.：「左派很會保護他們，不會讓他們拋頭露面，例如不會要求他們上街遊行。」目前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劉迺強指出，暴動結束後，港大校內的左派學生有組織地在學生會屬會「奪權」，七十年代初期蛻變為「國粹派 J。六、七十年代參與左派學界活動的梁慕嫻（現已移居加拿大）指出，六七暴動結束後，左派在港大、中文大學、浸會書院、理工學院積極發展黨員，「這些人已深入港府、傳媒、電影、文康體以至區議會等機構」。 12

聯合大罷工和大罷市是左派企圖鬥垮港英，逼使英國接受

北京要求的重要部署。《大公報》形容罷工、罷市如「雙龍出

海，猛榛港英」，聲稱罷工、罷市和各式各樣的「鐵拳」，都擊在港英的要害，「到了一定時日，這頭紙老虎必會被擊至奄奄一息，爬不起來」。該報強調：「香港工人階級和工商業者在這場反英抗暴中所採取的大罷工和大罷市行動，就是要從政治上、經濟上狠狠地加倍還擊港英法西斯當局，就是要對香港當局的重重剝削加以抵制，把它的吸血機構打個稀巴爛。」 13

當時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表示，港澳工委指揮總部在發動「三罷」的決定中指出，要把香港不但變成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期的「臭港」，現在更要把它完完全全變成「死港」，「使香港工業停擺，把港英殖民主義的剝削來源塞死，把港英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推倒。它投降就罷，它不投降，將來我們從頭來過，敢教香港換新天！」

當時任職水務局技工的麥子輝，也加入罷工行列。他曾出席鬥委會在土瓜灣工聯會舉行的罷工工人眾會，當時除了鬥委會主任楊光上台發言，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及副社長祈烽，也即場發表講話。新華社主要官員披甲上陣，凸顯新華社在左派騷亂中的領導角色。

「三罷」行動一度對香港民生帶來衝擊。左派工會中以摩托車職工總會實力最為雄厚，不少巴士司機響應左派陣營的號召，公共交通服務因此受到較大影響。六月二十四日，九龍巴士公司和中華巴士公司僅能維持一半巴士服務，計程車服務也大幅削減，油麻地小輪僅能維持有限度服務。六月二十五日，公共交通服務開始逐漸恢復正常，兩家巴士公司宣稱不少員工返回工作崗位，但九龍區巴士服務須於晚上八時結束，港島巴士服務也僅能維持至晚上十－時。由於公共交通服務幾乎癱瘓，港府要安排大卡車接載公務員上班。現任政府華員會會長的黃河當時在政府醫院任職護士，左派罷工期間每天乘坐政府特別安排的大卡車上班。他憶述.：「當時實在心驚膽

戰，不上班不行，上班又怕被左派罵我是『黃皮狗』。」

左派陣營初期對「三罷」的效果非常滿意。六月二十九

日，鬥委會主任楊光在一個左派工會集會上表示，聯合大罷工是對港英的有力回擊，打得港英「暈頭轉向」。他.：「我們後面還有許多兵種，隨時出動。我們還有很多力量，喜歡怎樣鬥就怎樣鬥。」

當時香港正值水荒，左派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號召罷工，令水務局（後來易名水務署）人手緊張，一度要實行每四天供水一小時。九十年代末期退休的水務署署長許文韶，當年任職水務署工程師。他憶述.：「我下班後還要與職員四處聽市民投訴，例如指定時間還沒有食水供應。暴動期間有人故意開動水喉及街喉，讓食水流進溝渠，浪費水源。」 14

當時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響應大罷工的號召，當時擔任理事的水務督察劉文成也在－腔熱血下參與罷工。但他表示，當時只有百多名水務局員工參與罷工，僅佔全體職員十分之一。劉接受筆者訪問時.：「左派發動的大罷工很不成熟，事前沒有充分醞釀，匆匆上馬。」麥子輝回顧當年左派的行動，認為「從一開始已是錯誤，因為罷工時機不成熟，未能對港英政府構成致命打擊 J。

六七騷亂期間擔任香港電燈集團職工會受薪秘書的呂南表示，當年港燈職工會約有五百名會員，原本工會響應罷工，但工會位於天后清風街的會所和砲台山的職工宿舍先後被警方搜.，令不少工人產生恐懽，不敢參與罷工。他表示：「罷工行動變相瓦解，結果僅得數十名工人參與罷工行列。」 15八月四

日，呂南與工會主席陳照康在北角僑冠大廈，被警方拘捕，後來關押於西環摩星嶺集中營，十七個月後獲釋。

當年香港四分之－的進口貨物來自中國大陸，六成食品更由中國進口。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相信：「大罷市看來不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全面部署，但有各省當局和運輸部門的配合。」左派宣佈罷巿後，大陸一些豬牛原已運抵香港火車站，但來貨機構決定將這些牲口運返內地。左派發動大罷市後，鮮蛋、蔬菜、豬肉等食品一度短缺，價格也顯著上升。左派報章這樣報道罷市期間的市面情況：「港九各區街市，在小販和肉商的同仇敵慎的抗暴罷市行動下，水靜河飛。百分之九十的肉檔、肉食公司無肉食供應，淡水魚幾乎絕跡。市面上的果菜供應不及一成。有些經營台灣水果的批發商也參加罷巿，一家批發商存倉的台灣香蕉有四十噸之多，但他們不出貨，商號負責人.：『寧可爛掉也不賣出街！』」 16豬肉價格

由平日每斤三元四角，增至每斤六元多，雞蛋由一元六隻漲價至一元三隻。左派報章更嘲笑港英當局「力謀粉飾市場，出高價到新界收買蔬菜，連剛出葉的菜仔也搜刮。港英為了湊數，四天來屠宰一批不足兩斤的豬隻」。 17

左派報章炮製了不少罷市期間的「動人故事」，例如「－位小販罷市前夕身上只有四元四角，但為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堅決支持大罷巿，一於不開檔」。 18港英當局則竭力製造大罷市影響輕微的假象，宣稱蔬菜、肉類、魚類等食品「供應正常」。雖然港府努力維持食物正常供應，但罷市期間市面供應確實受嚴重影響，連部分英國傳媒也對港府極力掩飾看不過眼。英國《衛報》七月十四日〈不安的中國邊城〉－文指出：「香港政府和英文報章有意將事情盡量.得輕微些，英文大報中有兩個例子正足以.明新聞是如何極端相反得可笑。《南華早報》大字標題.：『停運食物：左派又一次失敗』，但內文報道蔬菜價格漲了一倍，雞蛋和豬肉幾乎買不到，其他物價漲了百分之二十。」

七月二日晚上，左派宣佈大罷市「勝利結束」，市面食品供應翌日逐漸恢復正常。但金堯如認為大罷巿「不成氣候」，「中資公司有的貨品，港資、外資公司都有，罷市徒然幫了港資、外資公司的忙。所以中資公司兩三天後便把城門打開，

向顧客投降了。」他又憶述.：「中資五豐行通知菜市場小販罷

市，小販勉強應承了一兩天，也怨聲四起。他們有句警言：『咁樣罷巿，唔賣.，餓得死白皮豬、黃皮狗？鬥得倒港英？

自食砒霜去毒老虎係真！佢唔死，我地先死。』」 19

不少鬥委會成員不同意左派發動罷工、罷巿的做法。鬥委會副主任、漢華中學副校長黃建立認為，左派發動的罷工不太成功，規模也未如理想，不能造成很大聲勢。他又承認，罷工對市民生活帶來困擾，許多市民怨聲載道。黃建立當年也懷疑追種做法是否違背國家五十年代以來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鬥委會常委、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廖－原也直言，左派當年發動罷工、罷巿的抗爭手法不智，因為首先損害了中下層市民和小商販的利益。他指出：「罷市期間商人損失慘重，國家的損失更為嚴重。內地運往香港的牲口和蔬菜原本已付運，運輸人員中途接到香港罷巿的指示，唯有把火車停在車站。那時正值炎夏，許多豬隻就在車廂內餓死、渴死。香港的零售批發商也沒有生意可做，社會秩序也因而大亂，人心惶惶。」而巴士、渡輪罷駛也影響市民上班。廖又指出，左派大罷工未能逼使港英就範，被開除的左派工人轉業困難，左派陣營付出巨大代價實在不值得。

左派聲言五萬工人參與聯合大罷工，但左派以「銀彈政策」發動罷工的消息甚囂塵上，據.罷工工人獲發「慰勞金」，每人每月四、五百元。 20右派中華巴士自由職工會指左派分別給予司機和稽.員，每月五百元和三百八十元作為參與罷工的「報酬」。 21英文《德臣西報》 (China Mail , 又名《中國郵報》）估計，左派陣營共耗資一千萬元，支付罷工「慰勞金」。七月十七日，左派海員工會發動罷工，呼顳海員拒絕運輸貨物進出香港。海員工會形容罷工行動是「一場光榮的捍衛毛澤東思想的聖戰」和「打破職業生活鬥爭枷鎖的生死鬥爭」。海員工會又表示，對於海員們在罷工期間的生活，港九各界鬥委會將給予

「適當照顧」。九龍巴士工人鬥委會更在《告工友書》中信心十

足地表示：「無論罷工多久，鬥委會都負責我們的生活費，直至勝利。公司關廠，我們照出糧；公司開除，我們支持生活費至復工：交通部如取消牌照，我們支持生活費到取回牌照開工為止。追是.，我們一定勝利，勝利之日還有誰敢取消我們的牌照或開除我們呢? j 22

雖然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的名義撥款兩千萬港元予鬥委會，但鬥委會「包」下了大量罷工工人的生活開支，終究是-項異常沉重的負擔。當年參與罷工的水務局技工麥子輝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罷工津貼每月經中資銀行自動過戶至罷工工友的銀行帳戶，但津貼發放六個月後無以為繼，生活頓時陷入困難。

時任各界鬥委會委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君葆，在六七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記中，也表達了對曠日持久的鬥爭，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的憂慮：「有人計算，目前罷工的約一萬人，以所計得的一千萬元給鬥委會應付，僅夠大半年之用，倘持久下去，便須再籌募了。經濟鬥爭，曠日持久，是否會生厭倦，又是一問題。」 23

楊光於七月－日左派罷工工人「會師大會」上聲言，大罷工和大罷市打得港英「暈頭轉向，有如發了高燒」，「罷市鬥爭已使港英更加頭昏腦脹，大滅敵人的威風」。港英當局則以強硬手段對付參與罷工的公務員，除非參與者能證明是在被威嚇的情況下參與罷工行動，否則一律停職甚至開除。據當局統計，一干六百五十一名公務員因此而被解僱，約佔全體公務員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三五。 24

劉文成也丟掉月薪港幣－千七百港元的高薪厚職（當年工廠工人日薪一般只有六、七元，水務局一般工人月薪僅三、四百元）。他當初參與罷工時已準備付出代價，但想不到代價追麼沉重。劉不單丟掉「鐵飯碗」和豐厚的長俸，更於六七年八

月－日在灣仔一間酒家被警方拘捕，並關押在港島西環摩星嶺

集中營，在未經審訊下拘禁了十三個月。劉文成獲釋後一度際遇坎坷，曾任職工廠散工、貨車司機等薪酬微薄的工作，掙扎多年後才再次躋身專業人士的行列。他憶述.：「我從集中營獲釋後生活無.，工聯會也沒有給予照顧，因為北京認為暴動是錯誤的。我先後在製衣廠做替牛仔褲打銅釘的散工，日薪僅六元五角，也曾在漂染廠工作，一度生計徬徨。」

其他私營機構紛紛效法港英當局的強硬措施，規定曠工的員工須於指定期限內回公司「重新登記」，否則就會遭公司革職。九龍巴士公司辭退了四千九百七十名僱員，佔公司七千一百十四名員工的三分之二。原本聘用二千三百六十名員工的中華巴士公司，也開除了一干二百七十三人。香港電車公司解僱了六百七十九名員工，天星小輪和油麻地小輪公司合共開除了七百名僱員。逾一萬七千人因參與五月至六月的怠工

和罷工行動而被辭退。 25

港府和私營機構罷工六月底開始逐漸平息，大罷工和大罷市沒有出現左派期望的全港癱瘓局面，一些非左派報章更揶揄左派「欲罷不能」，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更將自己的節目定名為「欲罷不能」。

新蒲崗大有街事件發生後，一些非左派民眾對左派的抗議行動抱同情態度。但大罷工和大罷市為廣大市民帶來極大不便，左派不但未能鬥垮港英，更賠上了民眾的支持，市民逐漸對左派感到反感。儘管左派成功動員六萬名工人參與罷工，但相對於當時香港的一百五十萬勞動人口，左派大罷工不足以令香港社會徹底癱瘓，未能像左派預期那樣置港英「死命 J。

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認為：「新華社領導官員頭腦裏充滿極左思想，不去考慮全局的形勢和雙方力量的對比，幻想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雄風重新出現，盲目地動員一切力量，舉行約六萬人參與的聯合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

府或英資財團企業，如電車公司、太古船塢、海事處和貨倉工

人。」但他認為，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的威力，反而很多人因此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梁上苑也指出：「大罷巿不能致港英死命，某些市場卻被人奪去，可.傷痕纍纍，長期無法恢復。發動追樣大規模的罷工和罷市，不能.是新華社領導層推波助瀾，而是帶領左派群敗走麥城。」

新華社官員何銘思也認為，當年欠缺罷工、罷課的條件，「罷市期間國內仍然運送蔬菜和糧食到香港，因為當時國內也要賺取外匯」。他.：「罷課只是罷了自己，左派學校學生不參加中學會考，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當年左派的鬥爭手法不成熟，也高估了北京支持香港鬥爭的決心。」

左派大罷工也衍生了一些「新生事物」。由於兩家巴士公司服務接近癱瘓，大批私家車和小型客貨車（俗稱「白牌」）趁機「填補真空」，到街上兜攬乘客。警方在當時的非常時期，也對追些原屬非法載客的車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它們在巴士站和電車站上落乘客。六七騷亂結束後，港府吸取陸上公共交通過分倚賴巴士的教訓，於六九年七月宣佈小巴服務合法化，作為巴士服務的補充。

除了採取鐵腕手段，港英當局也積極策動「心戰」去爭取民心。港府早在五月十六日成立宣傳委員會 (Publicity Com-mittee) , 由當時的副布政司 Geoffrey Hamilton出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工商署副署長麥理覺 (Jimmy McGregor)、布政司署特別事務部官員霍德 (David Ford)、新界民政事務官員楊啟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助理教育署長、廣播處長及警方代表。 26霍德在一九八六至九三年擔任布政司（回歸後易名政務司司長），而楊啟彥九三年自運輸司任上退休後，出任九廣鐵路主席， 2007年去世。宣傳委員會主席一職，後來由姬達接任。

宣傳委員會堪稱港英政府在騷亂期間的「心戰室」，主要

職責為削弱左派陣營的公信力、追.和反駁謠言，以及加強香港市民的信心。為了支援委員會的工作，港府六七年六月在政府新聞處下設特別宣傳小組 (Special Publicity Unit) , 成員由香港廣播電台（後來改名為香港電台）、華民政務司及警方借調，專責炮製「正面輿論」及抗衡左派的宣傳攻勢，以爭取民

心。 27

當時三名港台員工奉命借調至特別宣傳小組，包括節目總監鄭鏡彬、節目主任 Michael Kaye及助理節目主任黃華麒。黃氏二零零八年出任廣播處長，二零一一年二月離任。當時的副新聞處長在六七年十月一份內部報告中認為，黃華麒是－位「能幹的電台員工」 (a competent radio man) , 但質疑「把黃借調往小組，與讓他留在港台沒有太大分別」。副新聞處長決定鄭鏡彬及 Kaye繼續在小組效命，黃則重返港台工作。 28

特別宣傳小組負責通過報章、電台及電視台發放政府資訊，並出版宣傳海報及小冊子，同時與政府部門、警方、學校及民間團體保持聯繫。根據港府關於小組運作的機密報告，小組的明確職責是「揭露本地共黨分子的破壞和暴力行徑、支持警隊及動員民意支持政府」。左派大罷工期間，小組致力揭露左派的圖謀及設法穩住市民的信心，並致力改善港府的形象。為了抗衡左派在騷亂期間印發的「號外」，小組也出版類似刊物，宣傳當局的正面訊息，又聘用本地報章的漫畫家繪製卡通，力求達到以簡單訊息深入民心的效果。小組又拍攝勸喻市民不要參與遊行的粵語短片，在戲院和收費電視麗的呼聲播映。香港廣播電台又製作特備節目《為你服務的人》，表揚暴動期間堅守崗位的警察、軍警、消防員等公職人員。姬達表示，當時麥理覺手下有一批「寫手」，定期向各大傳媒投稿。

五月二十一日，港府新聞處發出新聞稿，揭露身為鬥委會

副主任委員的《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原來早在六四年加入了

香港鄉村俱樂部。港府此舉正是特別宣傳小組的傑作，旨在暴露左派核心成員原來過.「資產階級生活」，企圖削弱左派陣營的公信力。 29港府又不時散播費彝民等左派人士向警方「尋求保護」的消息，以動搖左派陣營的軍心。

副新聞處長在一份內部報告中指出，暴動初期港府的宣傳工作主要是對左派行動的被動回應，今後有必要.力證明當局的政策是「進步」的，並令香港人心存感激。「我們正面對爭奪民心的激烈戰鬥 (a fierce battle fo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opulation)。我們必須令民眾察覺和感激當局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並效忠政府。我們必須使市民感激政府已為他們所做的事情，並充分宣揚我們正在和計劃做的事情。」 30

黃華麒回覆筆者.詢時表示，他當年借調至特別宣傳小組期間，負責製作兩個電台節目，分別為《十年窗下》及《為你服務的人》。他表示：「《十年窗下》是－個訪問式清談節目，我訪問了一群勤奮向上的窮苦大學生，由他們親自訴.自己的奮鬥故事。而《為你服務的人》則訪問各行各業、服務社會不同崗位的人士，當中包括消防員、屠宰場工人等等。」 31

麥理覺離開港府後加入商界，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五年擔任立法局議員，退休後移居加拿大。他以書面回覆筆者時表示，當年左派陣營力圖打擊港府的權威，由姬達牽頭的宣傳委員會完成了卓越的工作，以出色的技巧和活力為香港作出貢獻，「香港人應感激姬達爵士當年的工作」。麥理覺.：「委員會協助挫敗左派試圖削弱港府管治的行動，當時我執行被指派的工作，協助港府和私營部門對左派陣營的攻擊作出有效反擊。我們取得的成功，長遠來.有利香港保持對國際貿易和

中國的貢獻。」 32港府同時努力營造針對左派的強硬措施，獲社會廣泛支持的印象。早在五月中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表聲明，呼顳

停止暴力行動：「我們相信大部分市民明白和平和穩定是必須

的，只有社會穩定才能保持繁榮，任何不穩定會導致經濟衰退

和失業，令市民受損。」

香港大學學生會是最早表態支持港府的團體之一，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五月十七日發表題為〈我們要求安定〉的社論，強調「痛恨任何顛覆社會的行動，反對那些企圖煽動居民參加騷動，企圖以口號及主義麻醉我們的理智，企圖造成社會動亂的勢力」。五月十八日，九十八個社團表態支持港英政府，追些團體包括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印度商會、北角街坊福利會、佛教協會、牙醫學會、東華醫院、香港聯合國協會、西區婦女福利會、東區小販商會等。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三百多個社團在《工商日報》.《華僑

日報》等各大報章聯名刊登「支持香港政府維持治安」的廣告，據.追次行動是由港府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在幕後策動

的。追些支持港府的團體包括保良局、東華醫院、香港公民協會、香港革新會、香港足球總會、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出口商會、九龍總商會、中醫師公會、香港教師會、香港製衣業同業公會、社會服務聯會及多個街坊福利會和同鄉會。

五月二十六日，港督戴麟趾宣稱：「政府的態度和行動，已獲得並正獲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香港居民的無限支持。」港府布政司祈濟時在立法局會議上表示：「維持和恢復治安，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願望，我們很高興看到大批市民和團體支持政府維持和平的政策。」 33左派報章則反指「百分之九十五在我們追邊」，並指責港英「百分之九十五的謊言」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技倆」。 34

戴麟趾在六月二十九日倫敦記者會上表示，「百分之九十八的香港市民」支持港府，五百九十二個團體公開表態支持政府。他.：「他們願意站出來是令人驚奇的，對中國人來.追

樣做更是罕見的。」港府聲稱，單是佛教協會和各街坊福利會

代表了超過一百萬市民。但港府宣稱獲得「百分之九十八市民支持」，原來缺乏堅實的根據。戴麟趾在倫敦記者會被英國記者追問：「你怎樣得到百分之九十八支持的數據？」戴麟趾答.：「追只是個數字……」記者問：「只是你個人的估計？」戴麟趾.：「追是與我見面的中國人跟我.的，他們.我們支持政府，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支持你。我想迫不會錯得太厲害吧 (I do not think it is far wrong)。.港英當局指出，支持政府的團體數目後來增至六百二十個。 36

代表新界原居民的新界鄉議局也於五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支持港英鎮壓左派騷亂。 37新界原居民曾於一八九八年武裝反抗英國接管新界，死傷枕藉，六七事件期間卻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支持港英當局。鄉議局主席彭富華更發起組織「民安促進會」，負責鄉村地區的巡邏，協助「恢復鄉郊地區的治安繁榮」。新界元朗一些鄉紳更發起「捉左仔」行動，事後獲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港英當局在鄉議局協助下，穩住了新界地區的局勢，當地除了零星的抗議活動外，局面遠較市區平靜。六七騷亂期間，署理布政司何禮文讚揚鄉議局與政府衷誠合作：「新界居民在貴局賢明領導下，對一切強暴勢力明確反對，並決心選擇有規律的政府，使每個人都能夠安居樂業，不受無理的限制。」 38

港督戴麟趾為了答謝鄉議局的支持，六八年七月親臨鄉議局第十八屆議員就職典禮。戴麟趾致詞時，高度表揚鄉議局在六七暴動期間的貢獻：「一九六七年的艱苦歲月中，彼等（以彭富華為首的上屆鄉議局議員）為鼓勵及鞏固新界居民堅毅立場，頗多建樹，彼等既不為威脅或非常事件所動，且因當時的彼等之堅定態度，在維持治安上裨益良多。」 39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事後刊登了一幅數名鄉紳手持狗骨的漫畫，諷刺鄉議局依附港英當局。

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也表態支持政府。香港大學校長羅便

臣及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都認為，市民只有支持港府的政策，才能締造談判的和平氣氛。立法局議員李福樹在立法局會議上呼顳左派停止「違法」的示威活動，並認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反對他們的行徑。李福樹又警告左派「麻煩製造者」，「如果他們對香港現狀那麼不滿，大可離開香港」。他並強調，當局不會再容忍違法行動，如果「麻煩製造者」漠視警告，他們將要面對「嚴重後果」。 40

市政局議員沙理士不但促請市民支持政府，更要求政府檢討目前「克制的政策」，否則市民的財產以至生命將受到威脅。敢言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也呼顳青年遠離騷亂。港督戴麟趾為了答謝各團體的支持，先後在港督府舉行三次答謝酒會，邀請團體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文藝青年陸離，則發起「-元運動」，呼籲市民捐款慰勞罷工期間照常上班的渡輪、巴士等公共交通機構職工。

港英當局又運用銀彈政策，要求香港傳媒「歸邊」。港府五月下旬向所有報章送來一份題為「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連《文匯報》和《大公報》也照樣收到。《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表示，願意刊登的報章等於表態支持港英政府，而且可收取廣告費；拒絕刊登則會被視為左派。他認為，港英追樣做等於迫人家選擇不是親英就是親共。面對兩難抉擇，胡棣周決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拒絕刊登。他.：「我當然不能登，難道要我打電話給金堯如.：『喂，老金，我準備登追份廣告。』追樣做太『衰仔』，太不像話了。」

港府於五月十九日成立警察子弟教育基金，以鼓舞警察的士氣，全力彈壓左派騷亂行動。港府工商處處長擔任基金信託人，不少社會名人都呼籲市民踴躍捐款，著名影星陳寶珠、蕭芳芳都曾參與基金的籌款活動，基金迅即籌得三百五十萬元。港府以社會各界對警察子弟教育基金反應熱烈，作為公眾支持港府鎮壓左派騷亂的表現。但港英政府和親英傳媒的宣傳有時虛假得可笑，例如《南華早報》談到政府得到民眾大力支持的文章中，只訪問了七位居民，其中只有－位是中國人，所有受訪者都是專家或商人。

台灣當局和香港右派社團，則大力支持港英政府對香港左派採取強硬措施。台灣中央社五月十七日報道，香港一百多個自由工會（即親台工會）領袖舉行會議，同意組織「保護勞工安全委員會」，協助港英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 J。右派工會試圖為追個新成立的委員會徵集五十萬名會員，以「對抗各左翼團體」。報道又指出，追些「右翼工人決定，如有必要將不惜以武力對付武力」。 41

五月十八日，台北行政院舉行會議，討論香港局勢發展。魏道明、葉公超等國民黨要員在會議上表示，必須命令香港親台人士協助香港政府。台灣《新生報》則報道，監察院僑政委員會召集人劉永濟呼顳香港親台社團「應設法與香港政府合作」，並請求港英當局給予他們「適當的指導」。左派報章則猛烈批評右派「企圖製造事端，幫助港英當局對中國同胞進行更為殘酷的血腥鎮壓」，「只會使中國同胞對於美蔣特務更為痛恨」。

部分負責香港工作的國民黨官員和駐港人員更一度磨拳擦掌，希望趁機與港英當局合作，「痛殲」香港左派。親台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長何康，在呈交台灣當局的秘密報告中表明「自由工運在香港，過去都是受港府的壓制和匪方打擊，此次我們支持港府，樂得借刀而殺匪，站在此大好形勢下，實為發展組織與充實力量之機會」。 42何康建議趁此機會積極吸收會員，擴大右派工會實力，並設法在仍未有右派工會的行業組織工會。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負責國民黨海外地區黨部僑運工作的國民黨第三組

提交報告，指在香港左派騷亂中的策略為「協助港府，聯合社會力量，組成聯合陣線，孤立共匪。促使港府與資方與共匪作第一線衝突，我方在幕後支持運用 J。由第三組主任馬樹禮宣讀的報告，指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已制訂「動員戰鬥工作方案」，成立工人、青年、商人、社團、文化、新界及街坊七個「動員支會」，進行動員組織「服務隊」（即「戰鬥隊伍 J)。 43具體行動包括發動讀者投書報章，「痛罵共匪之瘋狂暴行」，並發動一百五十多個右派社團，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治安的措施。

報告指早在左派騷亂爆發前，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對「服務隊」提供「戰鬥服務」.「調.策反」、通訊等訓練，必要時動員「對匪鬥爭」，每月撥款工作費港幣五干元。五月十三日，國民黨第三組指示駐港澳總支部在「與港府密切聯繫配合下」，「盡量表現力量，不惜犧牲，予以打擊，並慎防港府妥協對我不利」。五月十五日，國民黨澳門問題專組小組召開會議，建議台灣有關單位應研擬辦法「便利」香港僑資移台，「在兩方針鋒相對中我們積極集結力量，準備必要時與港府密切合作，投入戰鬥」。小組又建議台灣當局「應考慮透過美國友人與英國保持聯絡，中美英三方面經常.討，在適當時候發表支持香港當局、團結對付共匪之聲明。必要時我政府採取某種強硬態度，確保對匪鬥爭之勝利」。

但國民黨高層沒有將迫些建議照單全收，根據國民黨中常會五月二十四日的會議紀錄，經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鑒核」後，中常會決定成立「香港對匪鬥爭工作小組」，作為香港反共力量之領導核心，「一切行動應與港府保持密切聯繫，勿使轉變為我與匪之單獨鬥爭，尤應慎防為港府所犧牲」。中常會又強調：「宣傳上應特別注意，勿使人以為我在助長帝國主義壓制民族主義，而使我陷於不利地位。同時亦避免強調接運旅港僑胞來台，以示我留港與共匪鬥爭到底之決心。」 44由此可見，蔣介石在關鍵時刻仍能保持頭腦清醒，僅有限度配合港英政府對抗左派陣營，沒有不自量力地動員一切在香港的親台力量與香港左派「決一死戰」。

第五章

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

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的角力不斷升級，與大陸接壤的新界沙頭角更爆發百多年來中港邊境的首次武裝衝突。

根據港英當局的.述，七日八日上午九時半，數百名示威者開始在沙頭角集結， l一挺機關槍在沙頭角中英街中方境內一家商鋪的屋頂上架起。署理港督祈濟時 (Michael Gass)在-份呈交英國聯邦事務部的沙頭角事件報告中寫道：「大約上午十－時，人群在距離邊界五十碼的英方境內的沙頭角警崗集合，三、四百人包圍警崗並向圍欄拋擲土製炸彈。當警員發射木彈及催淚彈驅散人群，警崗遭到槍擊。此時一隊趕往增援的防暴隊，被來福槍和機關槍射擊。」 2

上午十－時四十分，港府緊急增調一營駐港咽喀兵來福槍兵團前往距沙頭角二千碼的警署，並於下午－時陸續抵達，協助警員撤離現場，並於下午宣布沙頭角地區實施宵禁。港府的報告指出，下午－時三十分，目擊者發現一隊人數介乎五十至一百人的解放軍，自沙頭角以東方向沿邊境行軍，另一支隊伍則於下午二時三十分進入沙頭角；但兩支隊伍在邊境接壤地帶露面。二時三十分左右，沙頭角警崗受到另一輪攻擊，來

自中方境內的施襲者在衝突中使用了土製炸彈及重型機關槍。

槍戰於當天傍晚平息，五名警察在沙頭角事件中身亡，包括兩名巴基斯坦籍警員及三名華裔警員，另有十一名警員受傷。 3追是香港自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後，中港邊境首次爆發武裝衝突。左派報章指中方一人死亡，八人受傷。英軍及咽喀兵後來暫代警方巡邏邊境的工作。

中方對追次武裝衝突作出不同描述，指港英首先動武。《人民日報》七月九日以「英帝屠殺我七名同胞，血債必須血償」為題，報道沙頭角事件：「七月八日，沙頭角我方邊境群眾與來自『新界』的華籍居民在我方境內集會，聲援香港愛國同胞反對港英當局殘暴鎮壓的正義鬥爭。當華籍居民集會後返回『新界』，全副武裝的港英警察及『防暴隊』窮兇極惡地向我愛國同胞進行有預謀的殘暴鎮壓，向他們施放催淚彈及開槍，同時向我方邊境開火。我方邊防戰士立即鳴槍示警，但港英警察及防暴隊完全漠視我方警告，繼續向示威者開火，殺害一名示威者及打傷其中八人。我邊防戰士同時向港英警察及防暴隊開槍還擊。」 4

廣州《南方日報》報道：「當天早上，沙頭角英方居民到我方境內參加集會，會後分路遊行。英方居民一路的隊伍經過沙頭角警署時，警察和防暴隊向群眾開槍和發射催淚彈，還向我方境內開槍掃射。我方邊防部隊鳴槍示警無效，於是我方邊防戰士和民兵被迫進行了自衛還擊。尸曾參與編寫《周恩來年譜》的大陸學者陳揚勇則根據官方檔案，作出追樣的.述：「一些群眾在九龍邊界地區舉行集會遊行，聞訊趕來的英方警察和遊行群眾發生衝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衝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只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撤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 6

親北京的《香港夜報》在七月八日傍晚報道大陸民兵曾越過邊界，支援來自中方境內的沙頭角村民，並向香港警員鳴

槍。港府事後根據有關報道，促請英國政府向北京提出抗

議。翌日上午十時，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向中國外交部「強烈抗議」大陸武裝分子侵入香港境內。令霍普森意想不到的是，抵達中國外交部後，還未來得及呈交他的抗議照會，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已開始宣讀中方關於沙頭角事件的照會。中方的照會指香港警方須為事件負上全部責任，並指責警方首先開火，導致中方一死八傷，「中方邊防士兵隨即開槍保護群眾」。 7中方要求英國就「武裝挑釁」公開道歉，並立即嚴懲「元兇」，霍普森拒絕了北京的要求。

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消息迅即傳遍香港，市民當天大多不敢外出，留在家中，收聽電台消息。追次事件也引起外國的關注，外國傳媒紛紛作出報道。港府認為事件只是大陸邊境村民發起的行動，解放軍正規部隊沒有參與，因此並非中國武裝侵略香港的舉動。《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出，「所有證據」都證明事件純屬中國邊境村民組織和發動的行動。

署理港督祈濟時否定追次邊境衝突是由中國政府策動，認為事件由中方邊境好戰的村民（當中包括民兵）挑起，行動獲地方當局批准。他在一份致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雖然一些在邊境地帶的示威可能由地方當局組織及批准，但我難以相信北京在背後指揮追次事件。 J 8

根據香港警方政治部題為《對邊境安全的外來威脅的評估》的報告，指事件是沙頭角鬥委會一些潛逃內地的成員，發動襲擊沙頭角警崗的行動。報告更指駐守邊境的解放軍默許中方民兵對英方邊境的攻擊，「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自視為『群眾』一部分，中方邊防部隊遂自覺有責任默許村民的『革命』行動」。

追份在六八年三月提交的報告表示：「六七年六月底至九月邊境局勢最緊張期間，沒有證據顯示解放軍嘗試抑制其挑釁行徑，反而在幾次事例中擺出威嚇姿態。每逄我們向邊境增

調部隊，解放軍也作出相應行動。但沒有跡象表明解放軍準

備向香港發動攻擊，而可靠情報顯示他們沒有打算這樣做。但過去曾發生一些解放軍可能向香港境內開火的險象。」 9

政治部的報告認為：「過去九個月沒有跡象顯示解放軍打算向邊境發動攻擊，事實上騷亂期間獲得的可靠情報清楚顯示，中國政府目前沒有以武力收回香港的意圖。」

事實上，當時形勢異常緊張，部分解放軍將領一度躍躍欲試。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周總理知道後連夜制止。」 lO

但沙頭角事件平息後，英國國防部曾探討採取核威懾手段，阻止中國對香港採取極端行動。 II英國《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記者 George Gale則在七月十三日的報道，提出英國需要制訂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政策。他在報道中寫道：「據我所知，英國對香港前途沒有既定政策，過去人們可辯稱沒有這種需要，但看來這種辯解再也站不住腳了。」

中港邊境其後出現了數次小規模衝突。八月五日，三十名內地人進入文錦渡香港境內，據報為前往文錦渡港方境內工作的中方工人。根據港府一份報告，這批內地工人抵達邊界的文錦渡橋頭時，奪去在當地駐守的一名香港警察及一名喔喀兵的武器。內地工人包圍及闖進橋頭上的香港警崗。港府後來發現，警崗外牆上的標語被撕去，是事故起因。 12

新界大埔理民官鮑富達及駐守當地的英軍指揮官簽署一份保證書後，內地工人始將武器交還。保證書確保今後「在英方境內張貼的『非煽動性標語』，包括毛澤東語錄，不會被撕去，港府同時關注前往英方境內工作的中國居民的安全」，並保證港府不反對前往英境工作的中國居民舉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眾會。 13事件翌日成為香港左派報章的頭條新聞，左派吹噓為港府在壓力下作出投降。

八月九日，一批來自中方的搬運工人在英方境內張貼大字

報，晚上被香港警方撕去。翌日下午，一名推手推車的中方搬運工人跌進英方境內的鐵絲網，報稱受傷，其他工人向港英提出交涉，要求港府官員承擔責任，並向傷者作出賠償，大埔理民官鮑富達奉召到場調停。晚上十－時，手持鐵.及短柄斧的搬運工人包圍警局，並解除香港警員及英軍的武裝，搬運工人將數十枝槍械及一批手榴彈帶回中方境內，英軍士兵也被帶往華境。八月十一日，港府更宣布中港邊境全面封閉。

鮑富達及英軍指揮官後來被迫簽署「認罪保證書」，承諾落實八月五日保證書作出的保證、拆除英方境內的鐵絲網、向受傷的搬運工人作出賠償，英軍士兵才獲准返回英方境內，並獲發還武器。 14祈濟時承認港府在八月五日及十日文錦渡事件中遭受挫折，左派得以從保證書中取得輿論勝利。《人民日報》八月十四日發表〈文錦渡工人幹得好〉的評論員文章，讚揚中方搬運工人成功迫使港英官員簽署「認罪保證書」，他們的行動正好給港英當頭棒喝。

祈濟時在八月二十九日向聯邦事務部發出的電報中承認「不可能全面控制邊界」，「我們須面對在邊境口岸將持續發生的示威及侵入行動，行動規模可能日益擴大，並會伸延至向靠近邊境的新界北部地區。此外，我們也面對一旦廣東當局崩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的危機」。他表示，基於這些威脅，他已授權沿深圳河修建一條西至元朗新田，東至沙頭角的鐵絲網，以保障邊境安全。 15

祈濟時估計修建這道鐵絲網所費不菲，但港府與英國政府對由誰來承擔費用存在分歧。祈濟時認為：「我們正考慮香港政府應在多大程度上支付這筆費用，我們目前的看法是，這是應付外來威脅的防衛安排，因此港府不應承擔。」不過，英國政府認為不應由倫敦方面支付這筆經費。

港英當局曾絞盡腦汁接觸何賢等與中方關係密切的人

士，結果無功而還；三名香港警察在六七年九月及十月被中方

扣留，卻意外地促使大陸當局與香港政府展開邊境事務談判。九月二十九日，香港警員何日強（譯音）及陳樹榮（譯音）不知何故在文錦渡越過邊界，被中方扣留。十月十四日，高級督察 Frank Knight在文錦渡橋與一群中方農民爭辯後，被拖往中方邊境。

連串事件逼使港府官員與中方官員在談判桌碰面，雙方在十一月－日至二十五日期間，在深圳進行了十輪會談。英方期望中方釋放三名被扣押的香港警察，並與中方邊境部門開展對話，以紓緩邊境地區的緊張氣氛及建立雙方商談的程序。中方則希望爭取釋放五名較早時因在香港境內犯案被捕的大陸居民，並要求英方對較早時關閉文錦渡橋導致中方農民的損失作出賠償。

十－月二十日，被拘留三十六天的 Knight成功逃.，並回到香港境內。十－月二十五日，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兩名香港警員翌日送回香港，港府同步釋放五名大陸居民。英方同意在十二月－日前拆除文錦渡至羅湖的鐵絲網，並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前拆除文錦渡橋上的路障。英方承諾保證前往香港境內種地及探訪村民的大陸居民的人身安全，並容許大陸居民只要遵守香港法律，可在香港境內學習及宣揚毛澤東思想。英方又向因關閉羅湖橋而遭受損失的大陸居民作出賠償。 16

協議有助紓緩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並促成港府與中方邊防部門建立工作關係。自協議簽訂後，中港邊境不再出現嚴重事故，羅湖、文錦渡及沙頭角的中方轄區也不再廣播反英口號。

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處在六八年三月一份報告中，根據當時的港府助理政治顧問 George Walden研究會談紀綠的結果，總結中方代表團成員的談判策略。報告指，中方在會談期間堅持邊境局勢緊張的責任完全在於英方。報告表示：「他們

（中方官員）試圖以表達憤怒或提及香港騷亂，以阻撓英方坦

率表達對邊境局勢緊張原因的看法。由於英方希望控制會議

的緊張氣氛，這項策略看來頗為奏效。」 17

「中方另一手法是不斷不厭其煩地重複觀點及要求，並頻繁地迫使英方澄清其觀點，從而令英方露出破綻和可以調整的立場。中方透過不斷要求英方澄清觀點及意向，試圖迫使我們轉變立場，並輪流指英方代表團不同成員對形勢有『更佳掌握』，嘗試達致分化英方代表團的目的。可是這種策略並不成功。談判後期中方覺得已達到他們的目標，並試圖在賠償金額及拆除鐵絲網的時間表上縮窄分歧，表現得較合理和友善。雖然中方代表較早時對『妥協』擺出不滿態度，他後來卻表達希望找出取代『妥協』的字眼的願望。」

由於當年西方國家鮮有與中國談判的經驗，英國外交官嘗試從這次規格不高的談判中歸納北京的談判策略。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處官員 John Denson在六八年一月撰寫的報告中指出，中方通常站在道德高地及絕對正義的立場進行談判，「他們嘗試堅持對方接受他們的原則及對事實認知的版本，作為討論的基礎。他們只會從自身觀點看問題，持續攻擊和削弱對方的立場，甚少站在防禦的一方 J。

Denson根據邊境事務談判的經驗，訂出數項將來與中方談判的指引。他表示：「談判開始前，應熟知中英雙方立場的強弱對比，不宜在談判初段露出所有底牌，而提出較預期好的要求似乎較理想。參與談判的官員掌握現代中國及中文的知識，有助分辨會談的氣氛。」 18

左派傳媒宣稱沙頭角事件意味北京以實際行動支持左派對抗港英當局，左派群眾對中國民兵向港英開火的消息，感到非常鼓舞。當時正在赤柱監獄服刑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在獄中聽到中國民兵陳兵中港邊境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奮」，並盼望解放軍「快點開進香港」。他坦言希望事態弄得越大越好，「那我就可以早點出獄」。

沙頭角槍戰結束後，左派群眾的暴力抗爭行動接踵而來。港英為了對付左派示威者，自七月初頒布多項緊急法令。這些法例禁止遊行集會和示威抗議，也不准進行「煽動性廣播」和張貼「煽動性標語」，並授權警方進入屋宇搜.及拘捕可疑人物。任何行為只要被認為足以引起港英當局和市民「合理」的「恐懽和沮喪」，當局就有權逮捕有關人士。七月十九

日，港府一口氣頒布九項即時生效的緊急法令，規定（一）不論以口頭或文字散播虛假的聲明，而可能引起「公眾恐懽與沮喪」者，即屬違法；（二）法庭審訊刑事案件時，有權禁止公眾旁聽；（三）警方人員檢去武器的權力；（四）啟封或封閉屋宇命令；（五）市民與軍警合作的義務；（六）警方驅散集會的權力；（七）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的罪行；（八）禁止舉行私人及公開會議的權力；（九）干擾軍隊使用的車輛及裝備的罪行。

港英後來頒布的緊急法令甚至規定，三個人以上眾集也可被控「非法集會」。七月二十八日，港府又頒布另一條緊急法令，授權布政司可在無需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下令拘押犯人，拘押期限可長達一年，以「對付在幕後策劃陰謀和煽動騷亂的人」。

左派報章則對緊急法令嗤之以鼻，聲稱「你有你的緊急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動」。鬥委會發言人表示：「港英帝國主義抓住這－大堆緊急法令，作為救命的稻草，妄圖撲滅勢成燎原的抗暴烈火，但這是絕對辦不到的。」鬥委會強調：「不管你有幾條，或者幾十條，統統無效，我們就是蔑視它，就是不把它放在眼裏。香港愛國同胞只奉行一條：愛國無罪，抗暴有

理。 j 19 港英當局頒布一系列緊急法令後，遊行集會受到嚴格限制，左派群眾轉而採取「飛行集會」的活動形式。飛行集會是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鬥爭手法，指眾人約定時

間在某地點會合，之前裝作互不認識，到了預定時間迅速集

合，演講、宣讀抗議聲明及散發傳單，然後在警察趕到前迅速散去。

七月的香港酷熱難當，衝突怒火越燒越旺。七月九日是個不平靜的星期天，一百五十多名左派群眾在港島西區派發左派報章出版的號外，警方到場驅趕群眾，雙方發生衝突，一名警員和搬運工人鄭浙波在事件中喪生。《文匯報》則指搬運工人鄭浙波為了阻止警方拘捕一名左派學校學生，被警方開槍擊斃，「港英的法西斯暴行，燃起我西區同胞的抗暴怒火，群眾給予野獸們以堅決還擊。這－大群白皮豬、黃皮狗立即陷入群眾的汪洋大海，玻璃瓶、石塊紛紛從兩旁的樓上擲下。一位英勇的搬運工人帶.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衝上去抓住一條作惡多端的黃皮狗，用.利的鐵.，朝牠頸部、胸部、背部力刺下去，刺得這條黃皮狗連哼一聲都來不及，伏在那裏不能動彈。」 20左派報章《晶報》更對左派群眾刺斃警察的行動叫好，以「生副黃皮狗」作為報章的大字標題。

左派形容這次事件象徵「抗暴怒火開始燒向港九街頭」，「揭開了港九街頭的游擊戰、麻雀戰、突擊戰的帷幕」，「我抗暴大軍到處開闢戰場，連續作戰。有文鬥，也有武鬥。此起彼伏，互相呼應」。 21七月九日下午五時許，三百多名左派群眾在北角英皇道電車總站集結，抗議警方較早時撕去車站的大字報，並重新張貼大字報和標語。七、八輛載滿防暴隊的警車開往現場，防暴隊在附近馬路列隊，並撕去部分大字報。左派群眾喝罵防暴隊為「走狗」，又向警車投擲石頭及玻璃瓶，警車和防暴隊匆匆撤走。群眾指電車站站長長期充當「港英走狗」，屢次向警方「通風報訊」，遂將他從電車總站揪出來，將一桶紅油迎頭倒下。左派群眾將英皇道上的交通燈搗毀，又打破了電車總站所有玻璃窗，並襲擊一名仍然照常工作的電車司機。

當時左派大罷工尚未結束，仍然繼續上班的巴士及計程車

司機經常成為左派滋事者的「打擊對象」，左派當時就曾提出「堅決嚴懲破壞罷工分子」。群眾燒毀了停在《天天日報》報社門前的該報採訪車，又縱火焚燒一輛巴士。防暴隊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騷亂直至凌晨才受到控制。由於左派滋事者常以國貨公司作掩護，警方數度掃蕩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等左派據點。左派報章形容左派群眾發動了「威力無窮」的「人民戰爭」。

其後數天不斷出現左派群眾襲擊警察事件，警察通常遭石頭、硫酸襲擊，左派群眾更在香港市區多處向行駛中的巴士投石。當局於七月十－日宣布港島北部實行宵禁。當天晚上，左派群眾與港英防暴隊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發生衝突，左派報章形容為第一場「陣地保衛戰」。當天下午四時，左派群眾在北角英皇道集友銀行附近一間空置的鋪位貼上大字報，要求華警「掉轉槍頭」：「華警兄弟們：我們都是同胞兄弟，目前是對外的民族鬥爭，你們在警局受洋人壓迫，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是中國人，只要你們不殺害同胞，我們始終都以同胞兄弟看待你們，希望你們看清局勢。」警察迅即將大字報撕去。由於左派群眾以附近的華豐國貨公司作掩護，防暴隊晚上七時許向華豐施放二十多枚催淚彈及燃燒彈，並將該公司重重包圍。根據左派報章報道，華豐職員與防暴隊周旋十三個小時，「最終打退了敵人」，七名職員在衝突中受傷。

七月十二日，一批左派群眾在港島筲箕灣道一所郵局投擲魚炮。當晚八時許，一批左派示威者在九龍旺角彌敦道與山東道交界高呼口號，並用石灰在馬路塗寫反英標語。根據《明報》的報道，「彌敦道的交通全部受阻，車人爭路，加上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旺角頓成混亂，嚇得酒樓、商店及民房紛紛關門，地王所在迅成死市」。

鬥委會發言人讚揚左派群眾的行動，指「七月八日的沙頭角反擊戰，我國軍民和沙頭角愛國同胞痛殲頑敵；九、十日一

連兩天，我愛國工人、學生和革命群眾紛紛上街，採用各種方

式加倍反擊港英，反英抗暴烈火越燒越猛，港英法西斯當局無法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反擊」。鬥委會發言人呼顳左派群眾「再接再厲，把刀鋒對準港英法西斯強盜及其走狗，窮追猛打，決不留情」。 22

但非左派傳媒猛烈批評左派群眾的行動。《明報》社評形容香港淪為「恐怖世界」，「人人自危」，「到底本港廣大市民的生命和安全還有甚麼保障？」。《明報》呼顳左派領導人立即制止這些「與廣大市民為敵的恐怖行為」，同時促請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對策，恢復治安與和平」。該報認為：「這些恐怖行為如果繼續下去，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論是港英當局，左派人士還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一起

垮。」 23

七月十二日，署理布政司何禮文 (Maurice Heenan)在立法局會議上表示：「現在正有－小撮人決心破壞我們花了巨大心血建立的香港，這一小撮人不尊重法律，只致力於暴亂行為。以上週末以來的事件判斷，我們似乎已進入－個暴動與恐怖的新階段，因為這些人已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了。這種對抗無疑將持續多時，而拖延越久，公眾和商業的信心受影響越大，我們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停滯不前。」他表明「爭取主動的時間已經來臨」，「我們深信我們將獲得絕大數社會人士的支持，並對最後的結果充滿信心」。 24

港府高層為了顯示彈壓左派的決心，不惜將鎮壓不力的警務處長戴磊華 (Edward Tyrer)撤職。七月十二日，署理港督祈濟時要求戴磊華申請退休，理由是對他領導警隊失去信心。祈濟時更要求戴磊華翌日早上十時前提出退休申請，否則將啟動勒令他強迫退休 (compulsory retirement)的程序。 25戴磊華乖乖就範，並迅即返回英國老家，他的職位由副警務處長 Edward Eates接掌。

祈濟時在七月十六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批評戴磊華

不願指揮警隊對左派採取強硬行動，並對使用過度武力表示憂慮。祈濟時表示：「戴磊華曾在一次由我主持的會議上.，他可能會以幫兇身分被起訴。我想他的不情願，是擔心（鎮壓行動）可能的法律後果。」 26戴磊華返回英國後與聯邦事務部官員會面時，也承認曾在港府高層內部會議質疑打壓左派工會的行動會令局勢升級，是從港府較早時的政策倒退。 27

《香港年報一九六七》形容七月十二日為「轉捩點」，因為港府從此「反守為攻」，當天晚上在港島和九龍實施宵禁，並於晚上派防暴隊突襲左派港九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和香港巴士分會會址，並首次出動英軍配合警方的行動。七月十四日，港英軍警圍攻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會址和紅磡勞工子弟學校（簡稱紅磡勞校）。六十名左派工人組成「戰鬥隊」，向軍警投擲玻璃瓶、硫酸液體、石塊，阻止軍警推攻。軍警花了三個小時才攻進工會會址，工會書記何楓在這場「陣地戰」中喪生，八十一名工人被捕。

七月十五日下午，左派學校師生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當局突襲紅磡勞校，警方拘捕了在現場採訪的新華社記者陳鳳英及陳德穆。兩人後來被判非法集會罪名成立，須繳交罰款。陳德穆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陳鳳英當時隨身物品中有足郇款項而獲釋，陳德穆本人則因隨身現金不足，被判囚七天。陳鳳英六七事件結束後一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職，九十年代初期出任新華社社長助理及九龍地區辦事處主任，負責婦女事務，是新華分社內少數受重用的本地幹部。陳鳳英九九年獲擢升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年前退休。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英帝強盜休想逃.嚴厲的懲罰〉的評論員文章，譴責港英拘捕陳鳳英、陳德穆兩人。文章指「來而不往非禮也，對於英帝國主義的挑釁，中國人民必須給予相應的回擊」。

七月十六日，警方突襲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拘

捕三十五人，當中包括一些在鬥委會身居要職的工會核心人物。警方聲稱搜出一批武器，包括燃燒彈、汽油、玻璃瓶及

自製長矛。但除了一些木製長槍和機關槍外，警方沒有找到任何真正的槍枝。當晚港英又出動數百名軍警，搜.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太古車糖工會福利部和五金業總工會香港支部，左派工人則以魚炮還以顏色，與軍警「血戰 J兩小時。港英當局在當天的突擊行動中，合共拘捕八百四十多名左派人士。七月二十四日，警方夜搜位於九龍仔桃源街的香島中學，事後聲稱在現場檢獲數十萬張傳單、二十八個防毒面具和四十一對護目鏡。

港英攻佔左派據點後，均會向傳媒展示搜獲的「攻擊性武器」。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表示：「港英當局在黑夜攻襲左派社團，其實含有試探用意，以證實左派是否藏有武器，以及北京當局是否向香港左派供應武器。但搜.結果只有演戲用的木槍、木劍之類，港英官員故意把這些道具搬到馬路上，叫記者拍照，聲稱這些就是『非法藏有的攻擊性武器』 o港英拿這種虛言巧語來掩飾其殘暴的罪行，明明白白是在做秀。」

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相信當年確有警方陷害的事情：「有人把武器放在他們要消滅的人的家裏，然後跑去向警察報告，讓警察大搜房子。一位退役警察告訴我，有時候警察去搜那些所謂左派人士的房子，連需要的武器也帶去，然後就.武器是從房子裏面搜出來的。」 28

港府高層相信，連串突擊行動令左派領袖不敢公開露臉，轉而走向地下，無力統籌和指揮所屬組織成員。祈濟時在六月二十一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指出：「可靠消息來源表示，左派工人的士氣已因我們的行動而嚴重受損，除了中國銀行大廈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左派領袖害怕在眾所周知的左派

建築物聚會。」 29他在另一份電報中表示：「左派領導層沒有露

臉，不少左派組織的公開活動已告停頓。左派工會會員接到指示暫留家中，左派電影公司職員獲安排無限期休假，左派學校原定在暑假進行的活動也宣告擱置。」 30但他警告，反政府活動將持續，並可能以恐怖主義和破壞性活動的形式出現。

當時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何銘思表示，騷亂期間港英當局通緝鬥委會主任楊光。楊光獲大同機械老板鄧焜協助，藏匿於鄧焜在油麻地經營的茶樓，後來喬裝為茶樓員工，藉送外賣逃遁至－工友家中暫避。

港英當局的強硬鎮壓也產生一定的副作用，左派組織領導人無法公開活動後無力指揮他們的會員，左派基層群眾在騷亂升級後變得放任自流。祈濟時在八月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指出，沒有跡象顯示左派發動的炸彈襲擊由中央統籌和控制。 31

各界鬥委會副主任黃建立接受筆者訪問時.：「本來鬥委會準備（在鬥爭中）指揮，但港英頒布緊急法令後，對集會作出嚴格限制，三個人眾頭開會也屬非法，鬥委會無法有效運作。我們連會也開不了，還談甚麼指揮？結果大家各自為政，事態發展端視各界負責人如何行事，這樣對港英也沒有好處。」他相信，如果鬥委會能繼續運作，最少可以對局面「稍加控制」。

祈濟時在七月二十一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北京對港府針對左派陣營的突擊行動反應「出乎意料地溫和」，進一步令港英當局認定北京無意以武力收回香港。港府自此有恃無恐，繼續加強對左派的鎮壓行動。根據鬥委會出版的刊物統計，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四日期間，港英當局合共突擊六十個左派單位，包括港九工人俱樂部、政軍醫華員職工會、工人醫療所、華人革新協會、裕華國貨公司等，五名左派群眾喪生，逾一千五百人被捕。

當年港英警察幾近草木皆兵，執法期間時有寧枉毋縱的心

態，一些無辜市民也成為警方濫權的犧牲品。五月十二日晚

上，新亞書院物理系二年級學生周樹源與同學鍍步至土瓜灣馬頭角道與譚公道交界，一隊手持警棍的防暴隊員趨前驅趕他們，周樹源身上多處挨了警棍，直至鮮血從他頭上沿雙頰流下，防暴隊才住手。他憶述.：「我再三表示身分，但換來的是『五蚊雞』（耳光）和『矮瓜』（警棍）。與我同時被捕的年約十五歲的燈泡工人也受到同樣對待。到了九龍城警署旁的空地上，我們被命令蹲下來，防暴隊員用皮鞋、手肘來毆打我。」周樹源當晚被控晚上九時四十五分在九龍城宋皇台道與某人「參與非法集會」，但那時他還在校內溫習功課。他其後被關押拘留所，錯過了中期考試，因而要留級一年。 32

六七暴動期間任職太古船塢的葉霧超，也聲稱六七年五月無辜被捕及定罪。他表示，當時身處筲箕灣寓所，但防暴隊到附近追捕左派分子，他在家中被捕，罪名是「違反宵禁令 J。他表示被捕後遭警員毆打，並送往赤柱監獄，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關押一個月。他強調自己從來不是左派中人，二零零-年向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申訴，希望董建華重新考慮他的個案，還他清白。

《學聯報》對警方在鎮壓騷亂期間的濫權行為，表示關注。該報社論批評部分警務人員對疑犯隨意拷打，有違自由原則。雖然《學聯報》贊同當局搜.左派工會和實施緊急法例，但希望這些行動僅屬維持治安的不得已手段，「而並非是要以法西斯手段肅清那些持有某種政治信念的人」，又呼顳警方「不可對未經審判的疑犯濫用私刑」。

香港政府檔案處屬下的歷史檔案館，收錄了香港法院關於六百三十四名六七暴動期間判刑犯人的紀錄，佔騷亂期間判刑犯人總數的三分之一。在這些犯人涉及的判罪中，大約三分之一僅屬非暴力的罪行，例如非法集會、擁有或展示煽動性物品、發表煽動性言論及藐視法庭。參與非法集會者的平均刑

期為十七點一個月，參與騷亂行動者的平均刑期則為二十點四

個月。 33在一些案件中，涉案的「煽動性物品」僅屬左派報章剪報， 34諷刺的是左派報章當時仍可在香港公開出版。

鬥委會發言人形容港英自七月十二日開始的突擊行動為「暴行巡迴表演」，並表示：「港英現在宣布繼續執行和擴大高壓政策，結果必然敗得更慘。」鬥委會又號召「港九同胞進-步團結起來，全面投入戰鬥！堅決採取各種鬥爭方式放手地幹！放膽地幹！決定香港命運的是我們，敵人不滅亡，就叫它滅亡！」

左派各業工人鬥委會也發表聲明，指「敵人已經走投無路，我們必須加緊進行鬥爭，在每個地方，用各種方法，掀起更大的抗暴新高潮，致敵死命，絕不讓死期將近的港英法西斯當局有任何喘息的機會。」鬥委會又誓言為在突擊行動中的左派死難者「報仇」和「討還血債」。聲明又指出：「今天的鬥爭，是香港同胞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示的『人民戰爭』的原則進行的。全港愛國同胞已經進一步組織起來，每條街道，每個地區，都是反英抗暴的戰場。我們就是汪洋大海，你們不投降，就要把你們浸死。」 35

左派群眾在鬥委會號召下，不斷將行動升級。七月十四日，筲箕灣東大街口的警崗遭魚炮炸毀，一輛警車也在九龍東頭村被魚炮襲擊。七月十五日，左派群眾在新界荃灣眾安街、大河道集結，向防暴隊投擲魚炮及鐵水瓶。港英當局為了針對左派滋事者經常使用的鐵水和魚炮，於七月二十二日特別頒布一項緊急法令，規定任何人藏有鐓水瓶或炸彈均屬違法，而經常出入藏有軍火、彈藥、攻擊性武器、爆竹或腐蝕性液體的場所，或在這些場所被發現的人士，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入獄兩年。法例又規定，任何人如自願與持有攻擊性武器而有意用作非法用途的人士同行者，亦屬違法。

港英當局除了突擊左派社團據點，又開始拘捕左派陣營具

影響力的人物。七月十五日凌晨四時許，港英警方前往左派

影星傅奇、石慧夫婦位於九龍又一村的寓所，將兩人拘捕，並

關押在港島摩星嶺集中營。七月十八日晚上，防暴隊搜.華人革新協會會所，並包圍該會秘書蔡渭衡寓所，將他押送往摩星嶺集中營。港英當局又於七月二十一日清晨拘捕鬥委會常委、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六七暴動期間，共有五十二名左派機構核心人物扣押於摩星嶺集中營。

根據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頒布的緊急法令第三十一條，布政司獲授權在無需審訊的情況下，拘留任何人不多於一年。當局毋須告知被拘捕者關押的理由，一年拘留期滿後可申請延長。一些外籍學者和大律師也關注當局引用緊急法令拘留左派人士，可能違反人權。香港大學講師 John Rear六八年十-月致函英國《泰晤士報》，指港府通過緊急法令，特別是第三十一條，令港府針對香港人的權力形同「極權」。六八年十-月，時任香港大律師公會秘書的列顯倫 (Henry Litton)致函英國議員 John Tilney, 表示「目前港府限制香港人自由的權力，嚴苛程度是民主國家歷史上罕見的。拘留程序違反國際法庭過去多年制訂的程序」。 36列顯倫九七年獲委任為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目前為非常任法官。

一九六八年－月，當時的律政司羅弼時 (Denys Roberts) 形容緊急法令賦予的權力是「極端和危險的」，但港府「極少運用」。但列顯倫認為有關權力甚少運用，不等於運用這些權力是合法的。他指出：「緊急法令邪惡之處在於，它取決於香港政府自行遵從法治的原則，而不是將之列為法律規定的要求。港府給予自己毫無法律限制的酌情權，市民除了寄望布政司仁慈地行使他的權力外，別無其他保障。雖然緊急法令第三十一條授權當局拘留犯人一年，但沒有任何辦法阻止當局在犯人即將獲釋時延長其拘留期，實際上可令拘留時間年復一年地延續下去。」

港英當局拒絕披露關押者名單，也引起一些英國國會議員的關注。但港督戴麟趾向聯邦事務部解釋時表示：「六七年不公開扣押者名單的好處是，左派陣營中的不安感令他們不知所措，令不少左派領袖潛伏地下。」 37英國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石寶德 (Malcolm Shepherd)在六九年二月回覆國會議員 Charles Taylor的信件中，表示理解部分香港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扣押所引起的關注，「我和港督都不希望這些人扣留超過必須的期限，但為了照顧公眾利益，有關的緊急法令有必要繼續生效」。他表示：「我完全明白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拘留犯人的做法偏離英國司法制度的常規，但當社會安全受威脅時，緊急法令有必要賦予行政部門額外權力，即使此舉偏離正常的法治

程序。」 38

《遠東經濟評論》也質疑引用緊急法令，授權警方在毋需搜.令的情況下，進入建築物搜.武器的必要性，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層面以緊急法令取代法治，是令人遺憾的事情，傳媒有責任譴責任何濫權的個案。當局必須確保最近的行動，不會令海外觀察家留下『法西斯鎮壓』的印象」。 39

八月四日清晨五時許，港英動員七連警員、七排英軍、大批便衣探員及三架直升機從陸空兩路進攻北角僑冠大廈和新都城大廈。僑冠大廈是不少中資機構僱員的眾居地，地下至三樓由華豐國貨公司佔用，被視為左派大本營。這是當局五月騷動以來對左派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並首次動用英國海軍直升機參與行動，其中一支包括英軍和警察的特遣隊從直升機空降大廈天台。當時任職警員的陸啟鎏，受命參與空降僑冠大廈的行動。他憶述當時港英當局出動十多架直升機，從在維多利亞港停泊的英軍戰艦克米斯號飛往僑冠大廈和新都城大廈。他表示：「我們事前在鯉魚門兵房接受數天訓練，警方機動部隊教官教導我們如何從直升機游繩而下。行動當天運載我們的直升機在距僑冠大廈天台四至五呎上空盤旋，我和

同僚匆匆向下跳，兩人站不穩跌倒天台地面。幸虧我們的行動大致順利，沒有遇到反抗。」

警方在新都城大廈一樓發現－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型醫院，內設大陸製造的手術台、 X光機和藥物。軍警在行動中拘捕了二十六人，部分據稱在左派組織身居要津，包括漢華中學校長.左派各界鬥委會副主任黃建立和華豐國貨公司經理吳麟華。

港府在八月四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中國政府對連串突擊行動「反應輕微」，僅在傳媒作出譴責，也沒有提及武力解放香港，「可能意味中國無意改變不以武力干預香港的政策」。 40港英當局屢試水溫得手，更下定決心以高壓手段對付左派。

七月十五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語氣強硬的聲明：「目前香港同胞反英抗暴的形勢好得很，一個抗暴的新高潮已經到來！一場致你們於死命的偉大戰鬥正在開始，既然你們已經用種種陰謀毒辣的手段，把迫害中國同胞的暴行升級，我們港九愛國同胞就取得了採取各種各樣辦法反擊你們的權利。你們要打到甚麼水平，我們愛國同胞就打到甚麼水平，堅決奉陪到底，毫不吝嗇自己的力量。」鬥委會也於同-天發表聲明，呼顳左派群眾「武裝起來」。鬥委會指出：「港英的全面升級鎮壓，必然激起我愛國同胞的全面升級反抗。既然港英如此不計後果地對我愛國同胞實行軍事鎮壓，那麼我們就更加取得主動，更加有權武裝起來，拿起各種可以作戰的武器，給這些殘暴兇狠的野獸以狠狠的反擊，予以雙倍的懲罰。我們警告港英法西斯當局：你們不要以為採取軍事鎮壓行動就可以把我們的愛國機構逐個擊破，還是當心你們自己的腦袋吧，如不低頭認錯，我們是懂得如何來收拾你們的。」 41

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香港愛國同胞再接再厲堅決鬥爭〉的評論員文章，稱讚香港左派的抗爭行動「幹得好，幹得英勇，幹得漂亮」。文章表示：「香港愛國同胞前期的反英抗暴鬥爭，已經給了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但這只不過是初露鋒芒。應該更加放手發動群眾，更好地把群眾組織起來，再接再厲，堅決鬥爭。」這篇文章又指出：「七億中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港九愛國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並且決心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給予港九同胞以全力的支援，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七月二十日，鬥委會發言人發表談話，提出「應當更加放手，更加深入地去動員和組織群眾，痛打落水狗，不要讓它稍有喘息的機會。我們還要更多點燃幾個火頭，更多開闢幾個戰場，牽制和困擾疲勞之敵，以配合工人聯合大罷工的主要戰場。」發言人聲言「港英帝國主義現在只是困獸猶鬥，它的壽命已經不長了」。 42

踏入七月中旬，炸彈成為左派群眾的主要武器。七月十二日響起了第一道土製炸彈聲，當天下午五時許，位於新界大埔墟戲院街大埔鄉事委員會被一枚定時炸彈襲擊，無人受傷。黃大仙警署翌日也受到炸彈爆炸，但沒有造成嚴重損害。當時大部分襲擊目標為警署及政府建築物，七月二十二

日位於九龍何文田巴富街的英軍已婚士兵宿舍附近一枚炸彈爆炸，同日有人向紅磡警署投擲土製炸彈，但沒有引爆。七月二十三日，一枚炸彈在西區警署後院爆炸。

七月二十六日早上，一枚土製炸彈在西環屈地街電車總站爆炸，九名候車市民被炸傷，傷者包括當時年僅十五歲的鄭燕芬。她接受筆者訪問時憶述：「我覺得當時在我身旁的人很驚慌，情況非常混亂。一位事發前剛離開的朋友回到現場找我，當時我的襪子沾染鮮血。」當時她頸項、腳部和背部受傷，入院留醫兩天後出院。當時在灣仔聖瑪加利書院就讀的鄭燕芬表示：「不管那些發動炸彈浪潮的人怎樣不滿社會，他們都不應傷害無辜的人，並利用其他人的生命作賭注。如果他們要爭取他們的權益，應該向政府提出要求。」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旺角、觀塘、尖沙咀漆咸軍營、筲箕

灣警署等八處地方出現炸彈爆炸事件，一輛駛經旺角彌敦道的

警車遭擲土製炸彈，一名左派分子被警員擊斃。左派報章對這些爆炸事件拍手叫好，認為是左派群眾「多點火頭，多闢戰場」的表現，港英疲於奔命，「這八聲爆炸聲大長港九同胞的志氣，大滅港英法西斯的威風，贏得廣大同胞的齊聲讚好」，更形容土製炸彈為「懲港英炸彈」。 43「港英軍警面對那些真真假假的『貨色』，戰戰兢兢，疲於奔命。群眾目擊港英醜態，樂得心花怒放，不住口稱讚抗暴戰士幹得好，幹得妙！」 44

鬥委會發言人也持肯定態度，認為「最近我抗暴英雄採用人民戰爭遍地開花的鬥爭方式對付港英，使它備受困擾，疲於奔命，狼狽不堪。我們還要再接再厲，更加放手發動群眾，發揮群眾的無窮智慧，在各方面採取更多的抗暴行動，對準港英和一小撮漢奸走狗狠狠地痛擊。」 45各業工人鬥委會更「嚴正警告」港英當局：「全港愛國同胞已經進一步組織起來，每條街道，每個地區，都是反英抗暴的戰場。我們就是汪洋大海，你們不投降，就要把你們浸死。」 46

七月二十七日，兩枚土製炸彈在港島波斯富街電車廠爆炸，「火煙直衝，高達三樓」，兩輛電車被炸毀。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十時，警方發現北角國都戲院附近街燈懸掛.一鐵罐，內藏土製炸彈，警方軍火專家及時到場引爆。港府又在港島多處發現可疑物品，上面寫有「同胞勿近」、「生人勿近」等字樣，但這些假炸彈已令警方疲於奔命。

一位左派工人表示，某國貨公司經理曾發動他與數名左派群眾，凌晨時分到街上懸掛寫上反英標語的橫額，並在街上放置上書「同胞勿近」的空紙箱，旨在引起市面恐慌。

由於土製炸彈真假難辨，香港市民形容為「真真假假菠蘿陣」，有時真假炸彈一天多達十多個。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早上，黃綺文、黃兆動兩姊弟在北角清華街遭土製炸彈炸死，這對年僅八歲和兩歲的小姊弟無辜慘死，激起極大民憤。《南華

早報》譴責事件為「歷來共黨分子最邪惡的行動」，香港警方則

懸紅港幣二萬五干元緝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建議政府對涉及投擲炸彈罪行者，處以死刑。八月二十八日，陸軍軍火專家 Charles Workman在九龍獅子山引爆一枚炸彈時，被炸彈衝力拋下二百多呎山坡，重傷不治。九月三日，港島灣仔發生炸彈爆炸事件，英國籍的灣仔消防局副區長簡文被炸死。

「真假菠蘿陣」引起香港市面一片恐慌，警方一旦發現可疑物品，立即封鎖附近街道，並召軍火專家到場引爆。「真假炸彈」出現後，往往擾攘幾個小時，對市民上下班造成極大不便，市民對左派怨聲載道，無不破口大罵左派為「左仔」.「衰仔」，「真假菠蘿陣」顯然令左派徹底失去民心。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任何集體行動走向激進化，反映運動步向尾聲，更快失去民眾支持。 47

一些左派人士也批評放炸彈的極端手法，鬥委會常委廖一原認為：「菠蘿陣嚴重影響廣大市民的生計和生命安全，北角兩姊弟更被炸死，市民人心惶惶。抗爭的原意是保護同胞的合理權益，目的不是要推倒港英。擺菠蘿陣首先損害的不是港英政府，而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他表示，隨.鬥爭升級，中間群眾越來越疏離，不但不支持左派甚至非常反感。他.：「我認識的一些非左派朋友跟我.，左派這樣搞影響我們上班和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左派已逐漸失去廣大市民群眾的支持，鬥爭是註定失敗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當時在赤柱監獄服刑，他聽到左派群眾放置土製炸彈的消息，反而希望「事態搞得越大越好」，盼望能早日出獄。他.：「當時即使左派採取過激行為，我也不覺得不妥。」 48

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認為，左派布置炸彈陣是運動漸漸失控的表現，是左派明知必敗下的孤注-擲。當年左派無法動員一般市民上街，能發動起來的都是左派陣營中人，示威遊行來來去去只有兩萬人左右。香港左派

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也可能令左派領導人鋌而走險。他表

示：「我不知道誰作出放炸彈的決策，但當時工人階級受港英不斷鎮壓後，情緒非常激動，而新華社領導層的心態是事情越鬧越大，形勢越亂越好。」

當時胡棣周對這種極端做法非常反感，菠蘿陣更令市民異常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明報》七月二十八日社評認為：「港共種種作為，都是以損害廣大群眾為目標。少數搗亂分子一開始便和廣大群眾為敵，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了。」但一些左派人士相信，部分「真假炸彈」其實是港英「插贓嫁禍」的。胡棣周指出，當年一些炸彈放置在國貨公司門外，「如果我是左派，那會放炸彈害自己人？」

雖然左派領導層在騷亂結束後否認「真假菠蘿陣」與他們有關，但鬥委會六八年初出版的《香港風暴》－書，對群眾使用土製炸彈等暴力手段頗為認同：「我各路抗暴大軍，各出奇謀，互相呼應，困擾疲敵。除了集會、遊行、街頭宣傳演出、發傳單、掛標語、插紅旗、放汽球等『文鬥』之外，港島西區、灣仔和九龍的深水涉、九龍城、荃灣等地區，群眾也紛紛出擊，繼續打『街頭游擊戰』，有時一夜就有六、七處『戰場』，燃燒.抗暴的烈火。」該書表示，「抗暴戰士」在「戰場」上開始使用魚炮、土製炸彈等武器，「這也是敵人迫出來的」，「港英法西斯既然用槍炮來鎮壓愛國同胞，『來而不往非禮也』，我抗暴戰士也只好按照敵人的方法，拿起武器，照樣辦理。『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該書又嘲諷港英「玩火自焚」，「它的暴力鎮壓機器屢挨炸彈，那是咎由自取，活該！各區到處出現的真真假假炸彈陣，搞得它坐臥不寧，草木皆兵，出盡洋相，吃盡苦頭，苦果自嚐，也活該! J。 49

暴動期間身為左派「戰鬥隊」成員、曾參與放炸彈的梁耀

華，坦承當年他們的行動是有組織的。梁耀華當時年僅十七

歲，本職為建築工人，也是左派工會的活躍分子。他表示：「我當時.屬的單位自六七年六月開始運作，二十多名成員來

自數個左派工會，主要職業為車衣工人、裁縫及鞋業工人。我們的單位主要負責從事激烈的抗爭行動，例如放炸彈、搗毀交通燈，擁有五、六個包吃包住的架步（藏匿處），與我們聯絡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一名處級幹部。每當那位幹部聯絡我們，我們就會有新任務。」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期間，梁耀華參與左派針對警方的「街頭保衛戰」，負責保護在街頭演出的左派群眾、攔截警車等工作。他表示，他.屬的戰鬥隊製造炸彈，曾在尖沙咀漆咸道炸傷一名警員。是年八月，他在啟德機場附近一次與防暴隊的衝突中，中彈受傷。梁耀華對當年在街頭放置炸彈，至今仍然無悔，形容這是「以牙還牙」的行徑。他表示：「面對港英的鎮壓，我們沒有能力直接反抗，放炸彈是在迫於無奈下還擊的手法。」他更堅稱六七年左派發動的鬥爭是正義的，「我們的行動出於愛祖國、愛共產黨和愛毛澤東，反抗無罪，後來事件被稱為暴動，我感到很失望。」

梁耀華還表示，新華社香港分社是暴動的「真正領導」，一些「針對性行動」背後由新華社官員策劃。但他承認，騷亂缺乏北京有力支持，沒有提供足夠裝備支援。他.：「我們面對港英警察，毫無還擊之力。我們曾建議向警察搶槍，但領導反對。我在運動（六七暴動）期間一度感到困惑，因為不知道究竟鬥爭目標為何，是否要解放香港？但當時大陸沒有向我們提供槍械、子彈、炸彈，因此我們的炸彈數量和火力不足。」

但左派陣營出身的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葉國華，認為部分左派激進分子發動炸彈攻勢的做法是錯誤的。葉國華六七暴動期間在私立模範英文中學任職教師，同時擔任左派青年組織學友中西舞蹈.究社（簡稱學友社）總幹事。 50他批評放炸彈

是.離群眾的行徑，並損害公眾利益。當時他在左派報章發

表數篇「反對奴化教育」和港英鎮壓的文章，但他稱六七暴動

結束後，離開這個在一九四九年創立的左派組織。

港英當局為了針對左派布下的「菠蘿陣」，先後於九月六日和八日頒布兩項緊急法令，規定「任何物品如在公共地方發現時，可能引起合理的恐懽」，即可被視為「炸彈」，有關人等可被控「藏有假炸彈罪」。而爆竹及煙花也列為「違法物品」，不准售賣和收藏，違者可被判刑。

港府指左派學校學生在教師教唆下參與炸彈襲擊，大批左派學生因.疑藏有爆炸品被捕。六七年十一月，左派中華中學實驗室發生爆炸，一名學生被炸傷，港府事後封閉中華中學。但鬥委會副主任委員、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否認校方教唆學生製造和放炸彈，但他不排除個別學生「受別人唆擺」而放炸彈。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則對筆者明確指出，當年一些左派學校學生確有研製炸彈，不能.是「受人唆擺」，但也許只是個別學校或個別學生在研製。

左派滋事者放置炸彈，究竟是左派群眾放任自流，還是新華社或個別激進幹部鼓動的結果？了解香港左派運作的梁上苑指出：「在反英抗暴的整個過程中，一切的鬥爭都是港澳工委所領導的有組織行動，真假菠蘿陣也不例外，不管是誰提出建議，是誰進行鼓動，應該.都是新華社領導的鬥爭。」他表示，港澳工委經過六、七月份熾熱的鬥爭，施展出罷工、罷巿的殺手.，仍然對港英起不了致命打擊的作用，港澳工委領導人正無計可施之際，才想出這並不高明的一招。

他指出，港澳工委事前沒有向北京請示，就擅自主張發動炸彈攻勢，但國內始終不供應炸彈和火藥，導致大部分炸彈是假的，近乎胡鬧。梁上苑指出，「菠蘿陣」弄得港英警方疲於奔命，新華社副社長祈烽洋洋得意，認為這是「絕招」，可以「為城巿鬥爭提供新的革命鬥爭方式」。新華分社官員何銘思

也對筆者.：「中央不支持香港左派搞炸彈陣，否則炸彈會貨

真價實，那會來假的？」他又表示，「反英抗暴」後期一些非左派也參與其中，「連新華社也控制不了」。

祈濟時在八月十一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指出：「共黨組織成員的士氣非常低落，許多人覺得鬥爭不會成功，直至中國軍隊介入。雖然如此，左派在內部討論中仍強調本地共黨活動要倚靠本身努力取得成功，不能倚賴中國軍隊的介入。尸但左派發動的炸彈浪潮仍然持續，姬達表示六七年八月港府從周恩來辦公室獲得的消息是「很抱歉，我們幫不上忙」。姬達指出，港府高層後來獲得來自北京的消息：周恩來表明文化大革命不應延伸往香港，香港左派的行動必須停止。姬達表示：「周恩來堅決地.這些行徑必須制止，我們知道北京最終成功，但這要花一點時間。」

炸彈浪潮由七月底至十二月底持續不斷，直至十二月底才漸告平息，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當局再沒有發現爆炸品。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警方在六七騷亂期間共發現八千三百五十二個.疑炸彈物體，其中一干四百二十個屬「貨真價實」的炸彈。警方處理其中一干一百六十七個炸彈，其餘二百五十三個自行引爆。 52

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格雷 (Anthony Grey) , 卻成為暴動期間中英角力的犧牲品。他在自傳 Hostage in Peking中表示，他早在六七年六月底開始擔心香港的騷亂可能對他個人帶來影響。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香港警方以「非法集會」罪名拘捕新華社記者薛平。七月十五日下午，左派學校師生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當局突襲紅磡勞校，警方拘捕了在現場採訪的新華社記者陳鳳英及陳德穆。北京指港英當局「無理迫害」左派新聞工作者，隨即向六七年四月開始派駐北京的格雷採取報復行動。

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在七月二十日致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

報中表示，他已邀請格雷遷往他在北京使館區的官邸，作為香

港法庭十九日判處薛平兩年監禁的對應措施，並警告「中國可能向格雷採取報復行動」。七月二十一日，中國政府撤銷格雷的出境簽證，並對他實行軟禁。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英帝強盜休想逃.嚴厲的懲罰〉的評論員文章，譴責港英拘捕陳鳳英、陳德穆兩人。文章指「來而不往非禮也，對於英帝國主義的挑釁，中國人民必須給予相應的回擊」。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宣布，由於港英當局對新華社記者進行「無理迫害」，中國政府決定限制格雷的行動自由，「聽候處理」。

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柯利達 (Percy Cradock)表示，格雷被軟禁初期代辦處官員仍可透過電話與他保持聯絡，但不久格雷寓所的電話也中斷。 53踏入八月情況惡化，北京紅衛兵衝進格雷寓所，大肆破壞，毆打他及殺害他豢養的貓兒，並將格雷趕進一間小房間。 54

為了協助營救格雷，港英當局曾考慮將薛平及部分在摩星嶺集中營囚禁的左派人士遞解出境，換取北京釋放格雷。香港警方政治部在六八年六月撰寫的一份機密報告中指出，他們已.究在五十二名扣押於摩星嶺集中營內的左派人士中，那些在北京心目中擁有足夠分量，可以作為英方手中的籌碼，交換北京釋放格雷和其他在中國大陸被扣留的英國公民。

報告的結論是目前被政治部扣押的左派人士中，沒有人具有這樣的分量，「雖然部分人是港共不同領域的高級領導人，但相信沒有任何人的地位足以令中國政府願意放寬關於遞解出境的原則，以接收他們回大陸。」 55政治部表示，北京一直表明不會接受港府遞解中國公民到中國內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華社在－篇報道中將格雷與正在香港服刑的左派記者掛.。這篇報道強調，由於港英當局繼續囚禁十三名中國愛國新聞工作者，中國政府有充分理由繼續限制格雷的行動自由。六九年－月，已晉升為英國駐華代辦的柯利達在致聯邦事務部的函件中表示，新華社評論的要點在於北京「公開提出釋放格雷的要價」。 56五月十五日，中國駐英代辦表示：「如果所有愛國新聞工作者獲釋，格雷的行動自由將獲恢復。中國人講話是算數的，現在要看英國怎樣做。」

一九六九年三月，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遠東事務處主管 James Murray在一份報告中表示，姬達－月二十七日向他的「中方聯絡人」提出將被判罪的左派記者遣送往大陸，以換取格雷提早釋放。但 Murray指北京不接納這項提議，「我們因此必須假設中方打算繼續拘留格雷，直至左派記者在香港獲釋」。 57英國政府稍後改為向中國政府提議將左派記者遣送至澳門，但同樣被北京拒絕。 58薛平及其他十三名左派記者相繼出獄後，格雷於六九年十月四日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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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早

英國政府的撇退計劃

六七暴動期間，英國及香港政府表面上承諾致力維持香港的秩序，但英國政府骨子裏對能否穩住局勢不無擔憂，曾經考慮撤出香港的可能性。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英國政府已制訂名為 DIGIT的應變計劃，從香港緊急撤離一萬六千五百名非華裔女性、小童及長者。 1但到六七年，這個方案被視為過時及無法有效執行。

根據已解密的英國政府檔案，英國高層官員五月十七日首次表明需要研究撤出香港的可能性，當天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Herbert Bowden在致港督戴麟趾的電報中表示：「你對香港應付中國政府全方位對抗的能力的評估，將對我非常有幫助。全方位對抗可能採取的措施，包括切斷香港來自中國大陸的食水和食物供應。當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打算進行類似性質的全面對抗，或許到了要考慮撤出香港的時候。」 2

Bowden坦言，如果中國政府決定犧牲從香港獲取的經濟利益，轉而追求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並謀求將英國人徹底逐出香港，「我們的選擇只有抵抗而這將意味戰爭

或撤退。我非常關注如果這種狀況無可避免，我們將要作出和執行從香港撤退的決定，以保全我們的尊嚴」。 Bowden在一份提交予英國防衛及外交政策委員會的備忘

錄中，對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的政治狂熱，北京可能在考慮香港地位時凌駕香港為中國帶來的經濟利益，感到非常憂慮。他表示：「香港對於中國的經濟價值大於英國，但看來中國政府內部對應否維持香港現有地位存在分歧。北京一些人看來為了『文革』教條的純潔性，願意犧牲香港為中國帶來的經濟利益。」他進一步寫道：「我們不能寄望在目前的條件下留守香港，直至新界條約（於一九九七年）屆滿。我們因此應在越戰結束後考慮香港地位可能出現的改變，也應考慮如果我們被迫撤離香港，那些措施是必須的。」 3

英國聯邦事務部副政務次官 Arthur Galsworthy在五月三十－日呈交的報告中表示，英國政府必須取得中國的合作，才有可能從香港有秩序地撤退，但港督戴麟趾和駐港英軍司令 John Worsley都相信與中國的合作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並完全排除英國從香港有秩序撤退的可能性。 Galsworthy五月底訪問香港，曾與港府高層討論香港形勢。他進一步表示：「戴麟趾和 Worsley將軍相信我們目前無法組織從香港撤退的行動，或對這個可能性作出計劃。他們不只一次表明，我們已困在香港。他們覺得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苦撐至後毛澤東時代，希望屆時我們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沒有現在那麼惡劣。」 4

Galsworthy表示：「我們（與港督和駐港英軍司令）討論後的結論是如果北京決定全力令我們在香港就範，我們將毫無機會能從香港有秩序和體面地撤出，我們將面對羞辱性的投降。」但 Galsworthy堅持有必要在倫敦部署英國可能從香港撤退的應變計劃。他認為：「我們同意港督和駐港英軍司令的意見，即從香港撤退的應變部署不應在香港進行，因為計劃一旦曝光可能帶來嚴重危險。但我們認為應該在倫敦考慮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

戴麟趾六月底回英國休假期間，對形勢更趨悲觀。他在

與英國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Judith Hart與聯邦事務部副次官

Saville Garner會面時表示，港府可以頂住香港左派陣營的壓力數個月，其後兩三年局勢會相對平靜。但聯邦事務部六月底一份報告指出：「（來自左派的壓力）早晚會再次增加，這只是時間問題。港督的意見是英國政府應作出決定，我們不能無限期留在香港，並制訂撤出香港的計劃及完成時間。尸戴麟趾估計，包括家屬在內，需要安排從香港撤退的人約二十五萬人，其中七萬至八萬人為駐港英軍及其家屬、居港的英聯邦國家公民及外國人。

英國防衛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屬下防衛檢討工作小組在六七年七月撰寫的報告中表示，撤出香港的應變計劃應盡快制訂，並建議在聯邦事務部成立小組，成員包括外交部及熟悉港府運作的官員。報告強調：「小組應按指示制訂緊急計劃，並向財政部、英倫銀行以至英國貿易委員會徵詢意見，以研究在香港的財政及其他資產……我們必須早作計劃，準備一旦被逐出香港時能盡量保住在香港的資產，我們承擔不了不作計劃的後果。」 6

英國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七月二十－日提交的報告指出，對香港局勢描繪了一幅灰暗的圖景：「中國從香港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但基於意識形態因素，加上中英交往的歷史，中國有強烈意願羞辱我們，最理想的局面是既能達到這個目標，又能繼續從香港獲得經濟利益。如果香港政府對局勢束手無策，北京就會介入恢復秩序，保護她的同胞。我們面對一種經常存在的風險，就是事態不斷升級，雖然這不一定由北京策動，導致北京決定趕走我們。類似目前的騷亂即使不會令人們對我們堅守香港失去信心，卻可能導致投資額下降，令香港的經濟地位下降，進而影響本地的信心。 7這份報告呈交英國內閣關於香港事務的跨部門委員會，作為七月二十四日會議的討論文件。

英國聯邦事務部在六七年九月提交的關於從香港撤退的可

行性研究報告中警告，一旦出現英國被強迫撤出香港，「電車、渡海小輪及的士將停止服務，街道將擠滿人，私家車將寸步難行」。報告指出：「共黨暴徒嗅到勝利將臨，人數更因投靠者眾而大幅上升，將四出追擊即將撤離的人……如果撤退行動在晚間進行，危險性可能降低。在被迫緊急撤退的情況下，或許可以撤走風險較高者的行動，但總數不能超過二千人，但可能連他們也不能及時離開。類似行動必須簡單和迅速進行，並最好在晚間實行。 J 8

但英國政府數月後考慮到技術困難及不可能保密後，決定暫緩制訂撤退計劃。到了六七年十二月，英國政府更靜悄悄地擱置被視為不切實際的撤退計劃，這項討論多時的計劃遂告名存實亡。聯邦事務部在六八年－月呈交的備忘錄指出，制訂撤退計劃需要全面保密，否則將令詳細規劃和事前準備難以執行。報告表示：「一旦撤退命令下達，香港內部治安情況將急劇惡化，計劃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執行（可能不多於四十八小時，甚至更短）。我們的結論是在缺乏詳細安排和事前準備的情況下，大規模撤退計劃在強迫撤退下不可能有效執行，因此決定所有規劃撤退行動的工作現階段暫緩。在局勢急劇惡化，而不可能長時間拖延的情況下，所有的精力應放在撤走高風險和身分敏感的人。」 9

但隨.文革和香港騷亂越演越烈，英國始終對撤出香港的可能性念念不忘。防衛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在六八年四月一份題為「香港長遠.究」的報告中，提及在哪些情況下北京可能謀求將港府置於屈從其意願的處境，甚至在新界租約九七年屆滿前收回香港。這些可能情況包括：

一、香港局勢發展直接或間接損害中國的聲望，或迫使中國採取行動，履行其中國同胞「保護者」的角色；二、香港的法紀和秩序嚴重惡化，加上經濟混亂，導致中

國履行其「保護者」的角色；

三、香港邁向獨立或與台灣（或任何第三國）建立密切關係，或被賦予其他地位，而會妨礙香港最終歸還中國。 10

踏入六九年，文革狂飆依然席捲中國大陸。英國內閣屬下關於香港事務的跨部門委員會，六九年三月撰寫了一份當年界定為「最高機密」的報告，詳細勾劃從香港撤退的計劃。報告指出：「如果香港共黨分子長時間施壓，我們可能要被迫撤退。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即使沒有中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也會令我們難以在香港立足……因為經濟崩潰及商界對殖民地前景失去信心，將逐漸損害香港經濟。如果這些施壓行動獲北京支持，以達致將我們置於屈從其意願的目的，我們將要認

真考慮撤退。」 II

報告認為，北京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拒絕向香港供應食水和食物，及發動罷工或怠工。而北京對香港左派的支持，也可通過公開鼓勵顛覆活動或暴力行徑，或有組織的邊境衝突。報告表示，如果英國政府決定撤出香港，需要履行對在警隊及公務員隊伍工作的港人的責任，「粗略估計人數介乎二萬至三萬人，連同家屬將多達九萬至十三萬五千人」，而有關數字可能已低估。報告指台灣將收容大量這類港人，而美國及加拿大也將接收一定數目。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港督戴麟趾助理政治顧問的 George Walden認為，負責任的政府需要正視所有可能性。他表示：「如果英國政府在中國極度不穩定，甚至有點瘋狂的時候，沒有制訂從香港撤退的計劃，就是玩忽職守的表現。但我們的評估是，北京當局不大可能收回香港。」

第七章

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雖然港英當局與英國政府都同意對香港左派採取強硬立場，港英當局、英國政府和英國駐北京外交官，對具體處理手法及形勢的分析不時存在微妙分別。港督戴麟趾採取毫不妥協及挑釁性的立場，而英國政府及駐北京的外交官對形勢的評估，及如何處理左派騷亂，有時較戴麟趾慎重。

戴麟趾立場異常強硬，在於他一直深信騷亂由香港左派發動，北京僅扮演被動角色，例如在文宣方面給予左派支持。他相信，左派陣營認為必須在香港行動起來，以示緊跟文革期間的「革命思想」，但香港的騷亂並非由北京直接促成。在六七年五月十三日致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戴麟趾指「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已改變對香港的政策，或意圖『鑿沉船隻』 (rock the boat)」。戴麟趾因此對平息騷亂絕不手軟，並不斷逼使英國政府支持其強硬立場。

他在五月十三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正在考慮檢控《文匯報》和《大公報》發表「煽動性」報道及評論，並已就此徵詢法律意見。他坦言嘗試檢控或查禁左派報章，無可避免會引發北京抗議。但他表示：「另一方面，我可能面對輿論和右派報章與日俱增的壓力，要求我採取行動維持公眾信心及支

持警隊。我不太情願對左派報章公然採取行動，因為這會引

致與（北京的）直接對抗，將來任何一方退卻都會很困難。但容忍（左派）同時又不會令公眾失去信心，及出現類似澳門政府權威喪盡局面的空間，相當有限。」 I

戴麟趾認為，曠日持久的危機，是所有可能情況中最壞的局面，他在五月十三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目前我會集中精力穩住九龍的局面， 2同時尋求與左派達成某種形式的諒解，以消除當前的混亂局面」。 3他相信通過採取非常強硬的立場，有機會促使中國政府改變態度，以利於衝突降溫。事實上，他同時採取「一手硬，一手軟」的手法，希望促成訪港的澳門華人領袖何賢，與副布政司姬達會面。

英國政府對處理騷亂的態度相對克制，並致力避免不必要的挑釁舉措。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Herbert Bowden在五月十七日致港督戴麟趾的電報中，闡述倫敦方面處理香港左派暴動的方針：「我們的政策是繼續堅定處理任何左派挑動的違法行為，同時盡量避免被視為挑釁性的行動。我們一方面繼續堅定地維持法紀和秩序，另一方面必須保持與左派接觸，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會接受類似澳門政府的妥協。」 4

Bowden表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挑釁」，應避免以煽動罪名檢控親共報章，因為這類罪名通常難以成立，而且容易給予左派製造輿論的機會。他強調：「任何處理香港局勢的實際措施，必須繼續列為須『最小心判斷』的事項。」

英國政府對處理香港騷亂持審慎態度，與倫敦自四九年以來重視維持中英關係大致良好有.密切關係。由於「中國因素」對香港處境的重要性，英國政府不得不與北京打交道。英國是西方強國中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自一九五零年承認中共政權後一直與北京維持代辦級的外交聯繫，英國更早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對北京加入聯合國投贊成票，兩國更於七二年互換大使。除非萬不得已，英國不欲與北京全面決裂。

戴麟趾於五月二十二日尋求聯邦事務部批准封鎖數幢左

派控制的建築物，包括中國銀行大廈及位於九龍土瓜灣的工

聯會總部，在建築物周邊地帶實施二十四小時宵禁，以及安排英國戰艦堡壘號訪港。聯邦事務部當天批准戴麟趾這兩項建議。

戴麟趾在六月十五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請求同意他在適當時機將三或四名發動怠工的左派工會成員遞解出境。 5聯邦事務部六月十六日給予有條件同意：「我們同意你的建議，你要緊記這樣做肯定導致北京的負面反應。但如果你認為採取這一步驟是必要的，你有權這樣做。」 6

戴麟趾並非每次向倫敦獻計，都能得償所願。他在六月十日向 Bowden拍發的電報中，建議英國政府考慮一系列外交及經濟措施，以示支持港英政府。這些措施包括動員美國及友好的英聯邦國家，表明對香港局勢的關注。戴麟趾寫道：「我相信繼續要求美國冷眼旁觀，再沒有甚麼好處；反而美國表達對香港的興趣和關注，並恢復美國主要軍艦訪港，將提醒北京需要保持審慎。」

戴麟趾更建議英國政府與「東南亞的政治聯盟」更緊密合作，以「抗衡中國大陸的威脅」。他表示：「我們應否對東南亞友好國家，例如遇到類似麻煩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印尼和台灣，作出更多姿態? 7我們是時候放棄因顧忌中國的負面反應，而刻意疏遠區域內的政治聯盟的做法。作為起步點，我們或可派官員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互訪，交換經驗，並宣傳這些訪問。尸戴麟趾並建議在倫敦成立跨部門常設委員會，.究從海外協助香港的措施。

但聯邦事務部對戴麟趾的建議表示保留，在回覆的電報中表示：「我們對美國進一步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的成效，感到懷疑。這樣做更可能正中中國極端分子的下.，而不是對中國產生阻嚇作用。」聯邦事務部並表示，香港與中國視為「反華」的東南亞國家加強聯繫，弊大於利，「此舉對提升香港信

心的好處，可能被挑動北京神經的負面後果抵銷，甚至得不償失」。 9左派騷動初期，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與戴麟趾看法相

近，認為反英鬥爭不是由北京鼓動。霍普森在六月二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從已發生的事情來看，中國政府沒有有計劃地製造麻煩。香港左派擴大事態的行動，可能超越了中國政府原來的意圖。中國政府因而被迫在政治上作出介

入，以示對香港左派支持。我因此認為，我們暫時可作出北京對香港的基本政策並未改變的結論。」

相比戴麟趾，霍普森對北京態度的評估較審慎，並主張對付香港左派時保持克制。他在六月二日向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認為北京對香港的一貫政策賴以維持的客觀條件已出現改變。「香港左派在文革期間，可能不像過去那樣受北京有力控制；中國大陸目前陷入混亂狀態，頭腦清醒的官員如周恩來、陳毅，正面對造反派的壓力。而中國政府的威望，某程度上與（中國外交部五月十五日）五點聲明掛.。」

霍普森接.寫道：「中國政府目前無意以武力收回香港，對他們來.最理想的發展是一如在澳門那樣，在香港輕而易舉地取得外交勝利，而毋須付出重大的經濟代價。但北京或許已發覺達成這個目標非常困難，他們可能嘗試鼓動罷工，繼續向我們施壓，達致拖延時間的目的。最大的危險是，中國政府可能發現香港局勢失控，不得不進行干預。由此推論，你們將來採取的任何措施，必須小心行事，避免給予這裏（北京）和香港的極端分子採取暴力手法回應的口實。」 10

早在五月中，霍普森已向聯邦事務部反映他就北京對港政策可能出現變化的憂慮，並率先提出需要關注香港前途問題，因為此課題已無法迴避。他認為，北京當前奉行「政治掛帥」，可能決定接受一些必須的經濟損失。他表示：「香港問

題及它的前途問題已浮出水面，我們已不能再肯定中國接受香

港目前的地位無限制延續，正如我們可能不久前想像那樣。中國目前的情緒非常具爆炸性，人們不能假定它根據事態發展的邏輯作出決策。」 II

戴麟趾的首要考慮是維持港英當局在香港的有效管治，而霍普森目睹紅衛兵席捲北京，難免在分析事態發展時採取有別於戴麟趾的立場。對霍普森來.，維持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有效運作，或至少能繼續在北京立足，是他的優先考慮。

五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限令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 (Peter Hewitt)於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上海，英國政府一度考慮驅逐中國署理駐英代辦，作為報復行動。但霍普森表示異議，並警告中國政府必然會報復。他在五月二十四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如果我們這樣做，後果一定是令駐華代辦處運作的有效程度大打折扣。在當前中國歷史的重要時刻，及香港在中英關係中的重要性，這是我們想要的嗎？我明白有需要作出一些報復性的姿態，但我必須指出在外交戰中，中國政府可以打出王牌，在牌局中壓倒我們。他們在這裏（北京）控制一切，並可能不太理會派駐外國的外交人員被限制行動自由。我難以設想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有力的報復措施，而又不會影響駐華代辦處的運作。」

他接.寫道：「我認為英國政府的主要利益在於維持駐華代辦處的有效運作，為了擺出報復性姿態而影響駐華代辦處運作，將是錯誤的舉動。我明白有需要對中國的舉措作出一定回應，但我希望基於英國政府的長遠利益而作出有限度的行

動。」 12英國外交部也注意到在文革期間，香港為中國大陸帶來的經濟利益，似乎不再是北京對香港問題的唯一考慮。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處主管 E. Bolland在六月八日向外交部和聯邦事務部傳.的文件中指出，中國領導層中的溫和派，例如外長陳

毅，在壓力下須在外交問題上作出強硬反應。

Bolland表示：「這意味香港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假定中國認同殖民地的經濟價值，因而在一切情況下均保持香港現狀。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打算收回香港，但如果香港出現大規模的流血騷亂，或鄰近廣東省一些不受控制的分子闖進香港，中國領導層可能在文革狂熱和沙文主義的氣氛下，被迫全力支持香港的親共分子，這種情況可能令港府無法控制。繼續在香港奉行堅定但不具挑釁性的政策，並避免因北京對待我國官員而對北京採取不必要的報復行動，可能是協助香港度過當前難關的最佳辦法。」 13

英國政府對「堅定但不具挑釁性的政策」深信不疑，因此不時抑制戴麟趾一些可能不必要的挑釁北京的提議。戴麟趾在六月三日向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建議禁止部分前往中國大陸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及左派報章負責人返港，或在部分人的工作簽證屆滿時不再續簽。他建議可考慮對《文匯報》總經理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總編輯採取這些行動。

戴麟趾認為，採取這些行動可能令其他左派高層減少前往大陸的短暫行程，或避免到深圳致電廣東省當局尋求指示。 14在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及左派報章負責人經常到深圳，撥打長途電話向廣東和北京的上級請示。

聯邦事務部回覆戴麟趾時表示，根據霍普森六月二日作出的評估，他們認為應盡量避免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銀行及華潤集團的高層人員採取行動，因為這樣做將令中方難以從全面對抗的政策中抽身。聯邦事務部告訴戴麟趾：「我們必須讓你按照香港形勢，決定你建議的措施是否必要，但我們希望您暫緩行動。」 15

戴麟趾在六月七日向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建議阻止中資銀行在香港增設分行。他表示：「我們正研究其他行動，包括按章工作在經濟領域對中國大陸嚴格執行現行規

例，以提醒對方我們有能力施壓的地方。或許對中方來.，

最敏感的環節是在運送專門設備及儀器，例如 I.C.T. (l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 實行行政拖延，或暫時延遲英國企業訂購中國的貨品。」

戴麟趾表示，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採取針對香港的經濟手段，英國政府必須根據他的建議採取報復行動。 16但英國政府沒有採納他的建議，理由是此舉將令香港在中國眼中的經濟價值大打折扣，不利於保持香港現狀。

戴麟趾與霍普森偶爾聯手，反對倫敦一些挑釁性的舉動。紅衛兵衝擊北京及上海的外交使團後，英國政府曾考慮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的可能性，作為報復手段。戴麟趾在五月二十四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港府其中一項重要目標是令緊張局勢降溫，他擔心北京將英國政府計劃的行動與香港的形勢掛.，並加強向香港施壓。

戴麟趾認為：「如果我們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卻不關掉新華社香港分社，北京和這裏（香港）的輿論可能視此為我們承認我們不敢在這裏採取行動。」 17霍普森與戴麟趾同一陣線，反對倫敦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的構思。霍普森在同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關閉新華社倫敦分社，並驅逐所有人員，不但會導致駐北京的路透社人員被驅逐，也可能引發針對我屬下人員的行動的風險。」 18他同意新華社倫敦分社是採取報復行動的最佳對象，「作為一種姿態，我們可以將新華社倫敦分社人員的數目由八人減至四人，我們也可以對新華社香港分社採取一些行動。」

Bowden聽取了戴麟趾和霍普森的意見後，在五月二十五日回覆戴麟趾的電報中，表示同意「任何針對新華社倫敦分社的行動，必須考慮香港的處境」。

但戴麟趾和霍普森就撤銷左派中華中學註冊及美國海軍艦隻訪港等問題上，呈現嚴重分歧。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中學一名學生在校內一次意外爆炸中受傷，翌日港英當局

.封該校。中華中學的.封令六八年八月屆滿，而行政局六七年十二月建議撤銷該校的註冊。戴麟趾認為必須這樣做，才能維護港府的權威，並警告不斷向北京讓步將對市民信心構成負面影響。他在向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表示：「我強烈反對親共學校體制不受控制地擴張，它們是滋長仇恨和暴力的地方……如果我無法採取行動遏止現有左派學校討厭的行為及制止他們擴張，我會受到嚴重牽制。」 19他同時深信，美國海軍艦隻訪問香港，將對北京產生阻嚇作用。

但霍普森不同意戴麟趾的看法，認為這將觸發北京的強烈反應，也不利於中英雙方維持正常關係。霍普森在六八年七月二日致英國外交部的電報中，質疑戴麟趾「沒有任何在香港可行的讓步，可為香港帶來好處」的論調。霍普森表示：「這種.法顯然與六七年十一月（港府與中方）達成的邊境協議存在矛盾，協議包括一些英方作出的讓步，但為香港帶來明顯的好處，並獲香港民意歡迎。這種.法忽略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去年十二月以來北京試圖抑制及控制香港的共黨分子。如果北京在香港終止暴力行動及控制極端勢力，卻換來我們加強對在殖民地的共黨分子施壓的結果，我們會給在廣東、北京及英聯邦的極端分子有力的論據。我們要牢記的是，中方內部可能同樣有人辯稱讓步沒有任何用處，我們的目標應是確保這些人不會取得全部控制權。香港目前倡議的政策看來肯定會令中英關係惡化，甚至可能在香港觸發新一輪的暴力。」 20

霍普森接..：「看來我們將全面與香港左派教育界對.幹，並採取必須的措施，並以撤銷中華中學註冊為起點。這項政策牴觸我們向中國作出共存的保證，並會導致我們與北京直接衝突。」他強調港府不應撤銷中華中學的註冊，因為中國政府將視此舉為「挑釁」。這位英國駐華外交官顯然在考慮應否撤銷中華中學註冊的問題時，從中英關係的大局.眼，擔心

此舉將令爭取北京早日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工作事倍功半。

但六八年七月八日，英國外交部及聯邦事務部決定接納戴麟趾的意見，他們相信由於北京要顧及其他事務，撤銷中華中學的註冊及繼續讓美國軍艦訪港，應不會令北京大幅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戴麟趾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也導致他與霍普森的繼任人柯利達 (Percy Cradock)頻生齟鼯。早在六七年八月，英國外相 George Brown致函中國外長陳毅，表明可安排釋放被捕的新華社記者，換取中方釋放格雷，但中方沒有對信件作出回應。六八年八月接任英國駐華代辦的柯利達，一直要求港府提前釋放正在香港服刑的左派記者，以換取格雷早日重獲自由。他同時促請港府在中國政府向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官及家屬發放離境簽證後，相應釋放在香港被扣押的左派人士，以向北京釋出善意。六七年八、九月，北京向部分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官發出離境簽證，柯利達遂要港府加快釋放被扣押的左派

人士。 21

但戴麟趾在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向聯邦事務部拍發的電報中，反對提早釋放服刑中的新華社記者薛平，以換取北京恢復格雷的自由。他認為：「如果我們釋放薛平，各地傳媒會立即詢問我們是否已取得關於格雷的保證，我們屆時只能.還沒有，我們釋放薛平旨在希望這項讓步將促成格雷獲釋。幾乎任何答案都會令我們看來立場軟弱。如果這種姿態不能取得預期效果，我們肯定會被人覺得愚蠢……我認為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提前釋放已定罪的囚犯，以換取釋放格雷，是不理想的安排。我的看法是作出相當讓步，希望對方作出回應，是達致解決方案的錯誤方法，也不利於香港長遠利益。」 22

戴麟趾又對以被扣押的左派人士作為政治籌碼的做法，提出警告。他表示：「這些人被扣押是因為他們對殖民地安全構成威脅，他們應否繼續被扣留的唯一標準，應是他們是否仍然

構成威脅。我對為了權宜而模糊原則帶來的危險，存有疑

慮……如果這些原則沒有被小心牢記，公眾可能批評我們濫用拘留程序。」 23但柯利達不認同被扣押的左派人士，在北京叫停左派暴力抗爭後仍然對香港安全構成威脅。他表示：「如果北京發出指示，有甚麼是被扣押者獲釋後能夠做，而其他行動自如的人做不了的? j 24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港府決定延長扣押在摩星嶺集中營的左派人士謝樹平的拘禁令，為期一年。柯利達批評此舉不符與左派對抗逐步降溫的趨勢，並質問「我們是否希望繼續逐步降溫的政策，利用釋放被拘禁者以促進關係的改善？似乎港督不贊成這種觀點，我希望作出裁決，決定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的政策」。 25但英國外交部考慮雙方觀點後，傾向認同戴麟趾考慮香港內部安全的觀點，認為不宜在釋放被扣押的左派人士的問題上，向他施加太大的壓力。

第八章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虞與林彬事件

自反英騷亂於六七年五月爆發後，港英當局一直認為左派報章發表的「煽動性」文章打擊市民信心，亟欲對它們採取行動。早在六七年五月，港督戴麟趾向英國聯邦事務部建議對左派《文匯報》採取行動，英國政府同意如果親共分子繼續進行煽動和恐嚇活動，港督可引用緊急法令封閉有關印刷廠。但英國政府同時要求港督審慎行事，並在採取行動前徵詢倫敦方面的意見。

署理港督祈濟時在六七年七月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達他對左派報章的強烈不滿：

經過左派陣營行動的失敗和警方的堅定行動，（左派）傳媒是目前左派少數僅餘的武囂。我們知道主要左派赧章已預期政府向它們採取行動，但它們仍然繼續 f.登大量煽動性和誹謗言論，挑動不滿情緒及暴力，並捏造益假新聞。此舉無可遍免影辜公眾士氣，並支拌死硬的共黨分子，成為左派抗爭的主要推動力。 l

香港警方政治部估計，當時九份左派報章六七年七月時每天總發行量為三十五萬二千份，遠低於是年五月騷亂爆發初期的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份。但港府仍然認為左派報章對管治構

成重大威脅。 2祈濟時認為，已到了痛擊左派報章的時候，但

他明白向《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三份主要左派報章採取行動可能帶來的風險，因為它們實際上是由中國政府擁有。七月二十六日，祈濟時徵求聯邦事務部的批准，向選定的獨立營運的左派報章開刀，理由是北京作出激烈反應的可能性較低，同時可令主要的左派報章稍為收斂。

聯邦事務部香港事務處主管 W. S. Carter同意，「左派報章持續而大量的顛覆和宣傳將對公眾產生一定影響，特別是那些不是那麼積極支持港府的人 J。 3八月－日，聯邦事務部批准祈濟時向左派外圍報章採取行動的請求，並同意「如果要採取行動，較明智的做法是先向獨立營運的報章開刀」。 4

不過，聯邦事務部對行動的效用存疑，表示「非常懷疑這項行動能否制止主要左派報章的活動，看來對前者（左派外圍報章）採取的行動，很快會導致需要考慮針對後者（主要左派報章）的行動。如果主要左派報章繼續刊登煽動性文章，而看來可逍遙法外，將令人覺得我們害怕處理它們，屆時將令他們更肆無忌憚，並會激勵左派的士氣」。

祈濟時回覆聯邦事務部時表示，可能將來有必要對主要左派報章採取行動，港府準備日後訴諸法院；「我相信向規模較小的左報採取行動，可能為規模較大的左報將其調子降溫提供合理藉口，否則可能面對當局打壓」。 5

經常主張避免與北京正面對抗的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這次也與港英當局站在同一陣線，支持向香港左派報章採取「有效及快速的」行動。他認為：「中方反應不難估計，它正忙於處理內部問題，可能只會作出非常憤怒的反應。尸英國聯邦事務部政務次官 Arthur Galsworthy則在提交予聯邦事務部的意見書中表示，因向獨立營運的左派報章開刀而觸怒北京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這個風險是值得冒的」。 7八月四日，聯邦事務部正式批准祈濟時向選定的左派外圍報章採取行動。

八月九日凌晨，港英警方逮捕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

社長兼《新午報》董事長胡棣周、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田豐日報》社長潘.偉及督印人陳艷娟、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南昌印務負責印刷三家左派外圍報章，三報六七年八月總銷量達四萬三千九百份。《香港夜報》及《新午報》曾號

召市民參與左派罷工，並呼顳香港華籍警察「掉轉槍頭」。

港府翌日以「刊登煽動性文字」及「意圖引起警隊成員不滿」等罪名控告胡棣周等人，並於八月十七日勒令《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停刊，這就是著名的「三報事件」。警方兩天後搜.三報所在的大廈，拘捕三十四人。

左派陣營抨擊港府的拘捕行動，《文匯報》八月十日社論批評港府拘捕胡棣周等人和勒令三家報章停刊，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暴行，徹頭徹尾的民族壓迫」，要求立即釋放胡棣周等人，並撤銷對三報的停刊令。左派不同界別的鬥委會發表聲明，譴責港英當局「對愛國新聞工作者的鎮壓行動變本加厲」，並警告如果港英繼續「玩火」，將被送上斷頭台。《大公報》社論更質疑胡等人還未被審訊，報紙就先被勒令停刊，「這又是甚麼『法律』.『法治』？甚麼『新聞自由』？」「愛國報紙又怎會封得光的，愛國新聞工作者又怎會拉得完？」 8

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八月二十日晚傳召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轉交中國外交部的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的停刊令，並無罪釋放胡棣周、潘.偉等十九名左派報章記者，否則英國政府必須對此承擔「一切後果」。但霍普森即時拒絕了北京的要求。

《人民日報》也於同一天發表題為〈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的評論員文章，表明「今天的時代已經不是當年英國殖民主義霸佔香港的舊時代了。香港同胞有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作為自己的靠山，怎麼能設想，香港將永遠是英帝國主義的天下呢？」文章又強調：「中國人民對英帝國主義野蠻鎮壓我香港

同胞的法西斯暴行，絕對不能置之不理。今天香港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的手中，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人民日報》八月二十－日再次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為〈揭穿英帝的狡詐嘴臉〉，警告英國必須接受中國外交部的要求，否則英國要承擔「一切嚴重後果 J。

北京要求英國四十八小時內釋放胡棣周等人，是中共四九年建政以來發出的第二份具有「最後通牒」性質的外交照會。首個類似性質的照會是一九五八年周恩來要求美國在北京指定的限期內指派大使，恢復已中斷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在外交層面提出「最後通牒」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下一步可能就是開戰。但據.北京的底牌只是將英國駐華代辦處負責新聞工作的二等秘書驅逐出境。

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顯然與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有關。八月七日晚上，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表示「堅決支持」造反派。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八．七講話」鼓動下，於八月十九日衝進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奪取外交部大權，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外交部副部長辦公室，副部長喬冠華、姬鵬飛白天均關進地下室寫「檢討」。整個外交部的工作一度陷入混亂，一直由周恩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 9

當時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冉隆勃（筆名余長更）指出，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交的外交照會其實是周恩來親自批准的，當時周恩來沒有充分考慮照會可能引發的後果。 10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周恩來會見數十名回國的駐外大使時，為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作自我批評。他表示，他不應該批准這份限期四十八小時的最後通牒，此舉導致造反派的過激行為。 II一九八零年八月，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名記者法拉奇訪問時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恩來）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也.了好多

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周恩來在六七暴動

期間屢次制止一些針對香港的極左做法，但批准這份形同最後通牒的照會，確實是他在文革期間其中一件「違心」和輕率的決定。

時任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的柯利達，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面對中方的緊急照會，我們實在沒甚麼可做。這等於要求我們全面投降，基於香港的司法程序，依從或局部依從這份照會的要求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作好最壞準備。」 12

在北京的抗議聲中，案件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審，胡棣周、翟暖暉等五名被告共面對九十九項控罪，包括「惡意刊出虛構新聞」.「刊登不真確消息」.「刊載煽動性文字」、「使公眾輿論受到影響」.「教唆及協助別人刊登煽動性文字」、「意圖引起警隊成員不滿」。

港英當局曾盤算北京在四十八小時限期屆滿後可能作出的反應，祈濟時估計左派可能在法院內示威，暫停向香港輸出食物也是另一可能舉措，左派也可能加強在香港境內的暴力活動。他又估計英國駐華代辦處可能成為報復對象，他在八月二十一日致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表示：「我擔心在北京的駐華代辦處和格雷，可能成為北京的首要洩憤對象，我對此非常遺

憾。 j 13

但北京的反應遠超祈濟時的想像。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北京外國語學院（後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紅衛兵及一些工廠造反派成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並決定當晚到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抗議。踏入黃昏時分，四十八小時限期屆滿，但英國仍然拒絕北京的要求，紅衛兵衝進代辦處，並焚毀了代辦處建築物。根據嚴家其《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牽頭組織了就「香港英國當局迫害我駐港新聞工作者事件」，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了「首

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發生了衝進

英代辦處進行打、砸、抄活動和火燒了汽車及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外交事件。 14

時任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女兒費斐，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二年級學生，也不情願地參與校內學生前往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的行列。她表示，當時同屬外國語學院二年級學生的楊文昌，是示威隊伍其中一位組長。楊文昌後來加入中國外交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三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二零零三至零六年擔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費斐表示，八月二十二日晚北京公安局派出一輛配備揚聲器的車輛，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附近巡邏。她憶述.：「巡邏車不斷播出周總理預先錄製的講話，表示外交問題應由中央處理，懇請學生返回校園，工人則回到他們的工作單位。」根據中央電視台播映的電視紀錄片《周恩來》，周恩來為了糾正造反派的過激行為，當晚聯名廣播，反覆勸.，並派解放軍保護英代辦處。

自九八年開始擔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費斐表示：「由於父親是各界鬥委會副主任，我覺得應該參與英代辦處門外的抗議，以示支持香港的反英鬥爭，但我不同意對英代辦處採取極端行動。當天早上一些學生號召其他同學參與示威，並聲言要衝擊英代辦處。當我表示保留，學院一位年輕教師對我作出嚴厲批評，並迫我唸《毛語錄》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句子。」

她和另一位女同學在英代辦處門外呆坐整個晚上，目睹大批同學衝進代辦處大院。費斐.：「示威群眾沒有遭遇駐守英代辦處門前的解放軍認真攔阻，實際上當時國家已處於無政府狀態。一些學生從英代辦處大樓內鋸下椅背，作為戰利品，出來後向我們展示。」

霍普森在向英國外相布朗拍發的電報中，匯報駐華代辦處

遇襲的經過：夜皋低垂後，門外聚集的群眾迅速增加（中國官方赧告的數字為一萬人）。他們不停發表演祅、唱歌，，彌漫.節日似的歡樂氣氛……大約晚上十時半，我聽到一陣怒號，我立即跑到窗前，發現群眾向前衝，像怒海般湧向（駐守代辨處大門前的）一小「豕士兵。

群眾打放窗.，並開蛤在窗前燃燒稻草，室內泛起的濃煙令人呼吸困難，我們看到大量閃亮的火光，如果我們繼續留在室內，可能被活活燒死。我們被暴徒拉扯頭髮，他們更用傾.勒我們的頻項，又用什桿敲打我們的頭部。部分職員被迫下跪，並撮出侮辱性的姿勢拍照。所有人都被毆打，大部分人的手鋹被奪去，恤衫和褲子損毀。大部分職員最後被解放軍和便衣警察拯救……我的屋子被搶掠－空，衣服也被

損毀。 15

柯利達也在回憶錄中表示他和霍普森等外交官在事件中遭示威群眾毆打，後來被解放軍帶往代辦處對面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暫避。

雖然英國駐華代辦處官員在事件中吃盡苦頭，但霍普森反對與中國政府決裂，因為他相信斷絕外交關係不符英國的長遠利益。正在休假的英國首相 Harold Wilson (韋爾遜）及外相 George Brown (布朗），獲悉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消息後迅即趕回倫敦，下令二千五百名身處英國的中國公民，包括中國外交官、記者及貿易代表，不得離開英國，除非獲特別批准。但布朗同意霍普森的看法，強調英國不會因事件與中國斷交。

北京當局事後沒有公開交代，有否追究涉及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造反派。據筆者了解，六七年就讀中央音樂學院一年級的危大蘇，是少數因事件判刑的造反派紅衛兵。時年二十歲

的危大蘇，是當時造反派衝擊英國代辦處排名第二位的頭

目。一九七零年當局以「五·一六分子」 16的罪名拘捕危大蘇，判刑八年，關押在專門囚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才出獄。他重獲自由後返回湖南老家，曾任湖南電視台作曲家。他曾向友人表示，當時造反派圍攻英國代辦處時，他不但沒有帶頭衝擊，反而站在代辦處大門牆外呼顳大家不要闖進去，要守秩序。危大蘇淪為這次外交事件的代罪羔羊，是文革狂潮中又一悲劇人物。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文革期間北京外交政策受到極左思潮干擾的突出例子，更是中共四九年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涉外事件。文革開始一年多以來，與北京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個國家中，北京與其中三十多國發生外交糾紛。 17六七年六月底至七月初，周恩來兩度勸阻造反派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的行動，但由於八月十九日以後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外交工作處於無政府狀態，周恩來這次未能及時攔阻。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三時，周恩來召集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嚴厲批評造反派火燒英代辦處的行徑。他表示：任何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懂得，外交使團辦公處是不可侵犯的，駐在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外交人員的人身安全。他指出，在外交關係上還是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8他又批評造反派的行動是「無政府主義」，造反派卻反駁.「對帝國主義不能絲毫退弱」。周恩來氣憤地站起來.：「你.不能絲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採取一個甚麼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毛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甚麼戰鬥隊就定了？」

周恩來親自向英國政府道歉，並指示外交部負責修復英國駐華代辦處。由於火燒英代辦處事件是違反外交準則的嚴重事件，北京既不能肯定，也因時值文革而不便公開否定，結果在報道事件時使用了模枝兩可的.法。新華社這樣報道當天

的事件：被英帝國主義瘋狂迫害我香港愛國同胞的法西斯暴行

激怒了的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今晚（八月二十二日）湧到英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且「激於義憤」，對英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19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毛澤東提到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和火燒英代辦處事件，表示：「六七年七月和八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毛澤東又於七二年六月批判「林彪集團」期間，批評「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甚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根據北京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毛澤東「後來明確指出，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壞人指揮群眾搞的」。 20

一九七一年，周恩來與緬甸國家元首奈溫 (Ne Win)會面時，談到火燒英代辦處事件。他憶述.：「運動發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了。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21

一九七一年春，英國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官員遷進新居。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負責官員在招待會上當面向英國駐華代辦.：「六七年火燒代辦處是－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祝。」但這名官員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沒有把周恩來吩咐的.話.出來。周恩來獲悉後批評他.：「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

為甚麼不.？當.其他大使.有甚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

.！」周恩來又表示：「我們在外交上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它，它可以報復，那只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周恩來其後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親自.出上述那番話。 22

中國政府就火燒英代辦處事件向英國賠禮道歉，港英當局因此摸清了中共不會貿然收回香港的底牌，《人民日報》連月來的言論原來僅屬虛張聲勢。港英也斷定北京不會對香港左派陣營提供實質支持，遂放手鎮壓左派，左派至此敗象已呈。

英國國家檔案館近年解密的文件顯示，逮捕胡棣周、翟暖暉等人的行動，由時任港督特別助理的姬達一手策劃。姬達接受筆者訪問時.：「我後來（八十年代）訪問北京時，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 (Richard Evans)向大使館職員介紹我時，表示『是為我們帶來新大使館的人』。」姬達表示，柯利達因他決定拘捕三家左派報章負責人而觸發火燒英代處事件，一度對他相當不滿。姬達.：「回顧過去，我實在想不到我們對這些左派報章的處理，引來的反應會是駐華代辦處被焚毀。」但他強調，港府不可能不採取行動，制止這些「煽動性文章」繼續刊登。

火燒英代辦處事件，改變不了胡棣周等人入獄的命運。九月四日，胡棣周、潘.偉、翟暖暉等人被判入獄三年，《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也相繼被法庭判處停刊半年。鬥委會發言人九月五日發表談話，指「英帝國主義現在在本國和香港都處在很不利的情況，他們正在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以加深鎮壓的辦法來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但這種掙扎是無濟於事的」。發言人又表示：「港英可以迫令我三家愛國

報紙停刊，但數以百倍計的抗暴小報殺了出來，而且這些小報

越辦越好。港英妄圖以攻為守，不過是螳臂擋車，妣蚌撼

樹，到頭來只能得到上絞刑台的下場。」 23

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兩天後，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左派暴徒暗殺身亡。八月二十三日，立法局兼行政局議員簡悅強建議政府對涉及投擲炸彈罪行者，處以死刑。一些左派群眾編印的地下小報隨即刊登一份暗殺名單，涉及六名支持港英當局的知名人士，包括簡悅強及另一名行政局議員李福樹、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明報》社長.良鏞、鄉議局主席彭富華及反共報章《真報》總編輯陸海安。

當時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立法局臨時議員鍾士元，曾發表公開信支持政府鎮壓騷亂，也成為左派的暗殺對象。他認為，暴動掀起港人恐共心態。他表示：「自此香港出現大批移民，害怕香港回歸中國變了共產主義。」 24鍾士元六八年獲委任為立法局正式議員，八零年更擔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

這些知名人士一度受到警方的特別保護，在暴動期間均安然無恙。八月二十八日，簡悅強辦公室收到一個包裹，內有小型爆炸裝置，包裹後來被警方取走。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卻成為六七事件期間唯一被殺害的知名人士。

由於商業電台不少節目對左派冷嘲熱諷，左派對商台早已恨之入骨，更謔稱商業電台為「傷孽電台」。八月二日，《文匯報》刊登署名「屠狗輩」的「讀者來信」，指責商業電台「自甘墮落成為民族敗類」，一些節目「對港英的暴行每次都歌功頌德，對我愛國同胞極盡詆譏污衊之能事」。這封來信指「這所與人民為敵的電台，已經可恥地淪為港英喉舌，幹起反人民的勾當了」，警告商業電台「好好地為自己的前途墊高枕頭想想吧」。而林彬主持商業電台節目《欲罷不能》和《大丈夫日記》，對左派騷動行徑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頗受聽眾歡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八時，時年三十七歲的林彬

與宗兄弟林光海，駕車離開九龍窩打老道寓所，準備到商業電

台上班。車輛途中被三名喬裝為修路工人的暴徒截停，並投擲汽油彈，汽車前座.火焚燒。林彬及林光海事後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林彬送院後翌日不治，林光海則於八月三十日傷重身亡。一般相信，林彬遇襲與他在商業電台批評左派的言論有關。連同林彬在內，四名市民先後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商業電台取消當天所有節目，改播哀樂，以示悼念。

商業電台董事經理何佐芝發表聲明，譴責左派「暴徒」的「殘暴勾當」。他表示：「暴徒顯然對商業電台努力揭發他們的殘害市民及破壞本港安寧的醜惡活動，害怕得要死，因而採取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以圖恐嚇本台及工作人員。但左派暴徒今日的殘忍手段，決不能動搖本台及各同寅反對暴力的正義立場，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在各方面協助當局敉平騷亂。」 25

左派報章則形容林彬為「反華特務」，並指責「美蔣報刊」利用林彬之死，「公然揚言要為林彬報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出版的《新晚報》，以套紅大標題刊登題為「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的文章，並宣布林彬的「罪狀」。六七年九月八日開始，香港一些地區出現由「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出的通告，聲稱已「應港澳愛國同胞的要求」，對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執行民族紀律」，聲稱林彬遇害是其所為。通告內容如下：「民族敗類林彬，一貫仇視和反對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充當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在這次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中，林彬為英帝反華賣命，並在商業電台對英勇抗暴的愛國同胞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英、美、蔣反動派亦已供認林逆為反共反華的死心塌地分子，罪惡昭彰。雖經我愛國同胞多次警告，但林逆死不悔改，甘心認賊作父，自絕於我中華民族，為維護民族尊嚴，伸張正義，應港澳同胞的要求，由我司令部執行民族紀律，於八月二十四日晨將林逆正法。」

「司令部」表明「堅決打擊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和極少數死

心塌地為英美帝國主義效勞的民族敗類」，對這些與「港九愛國同胞和祖國為敵到底的首惡分子」，定將「嚴懲不貸」。港九各業工人鬥委會發表聲明稱：「為了回擊港英法西斯的迫害，為了替死難同胞報仇，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有效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以暴抗暴，狠狠地懲罰港英帝國主義分子，以及一小撮死心塌地助英為惡的民族敗類。」 26

商業電台懸紅十萬港元緝兇，警方則懸紅五萬港元，殺害林彬的兇徒逃之夭夭，警方至今仍未能將兇手緝拿歸案，這宗案件仍屬懸案。 27

徐家祥兒子徐佩乾憶述，當時他正就讀中學四年級，八月二十四日回家時意外地發現父親提早下班，在家中.讀文件。徐佩乾.：「我估計警方基於安全理由將父親送回家中，當天正是林彬遇害的日子。」他表示，當時父親的職責是動員民意支持政府，並發動社團領袖與左派對.幹，因此經常出席公開活動，儼然是港府打擊左派的宣傳戰的象徵。徐佩乾表示：「在父親途經的地方發現真假炸彈，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他也曾接到恐嚇信，有人更將子彈寄到他的辦公室。」 28

林彬遇害事件令市民對左派更添反感。《南華早報》在八月二十八日社論中指出，僅屬少數的共黨分子要為「冷血謀殺」林彬和北角兩姐弟，在香港社會和全世界守法公民面前受譴責。

根據澳門華人領袖何賢六八年七月與徐家祥在香港會面的紀錄，何賢指暗殺林彬和放置炸彈的做法，事前沒有北京方面的同意。 29《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同意左派群眾燒死林彬是不對的，但他認為林彬在電台節目中的言論實在太尖酸刻薄了，達到人身攻擊的地步。

第九章

「香港式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

北京紅衛兵焚燒英國代辦處，令中英關係瀕臨破裂，但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反而令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溫和派官員重新佔上風，更間接為北京駐港官員後來與港英當局秘密談判鋪路。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港府助理政治顧問的 George Walden表示，火燒英代辦處的亂事發生後，中國政府急於尋找處理香港問題的出路。他表示，他與港府政治顧問 Anthony Elliott事前已與親北京的左派富商接觸。 Walden在致筆者的函件中表示：「我們表明不打算妥協，港府對類似澳門事件的解決方案沒有興趣。我們發出明確的訊息，香港只能由我們或中國其中一方管治。共產黨能夠打垮英國人，如果他們企圖這樣做，但他們不能令英國人屈服。」 I

Walden在回憶錄中披露，火燒英代辦處事件爆發後，他和 Anthony Elliott曾與兩名中國駐港官員，包括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進行秘密談判。 Walden寫道：「保密對雙方均非常重要，中方和我們都不希望人們覺得我們正在讓步，即使就會面地點達成共識也很困難。我們就像－伙歹徒，在灣仔一家酒樓的密室內會面。」

「雙方不太熱情地握手後，官階最高的中方官員以慣用的語氣讀出耳熟能詳的一系列要求，甚麼法西斯暴行.屠殺、中國愛國同胞誓死抵抗等，都唸出來了。 Anthony.如果中方希望談判取得進展，首先要學會文明的行為舉止，並尊重我們和我們的國家……中方官員其後在言辭上有所收斂。我們不理會他們的『要求』，並拒絕釋放參與暴亂者。但我們同意讓中方代表到獄中探望他們，以換取（英國駐華外交官）探訪格雷（路透社駐北京記者）。」 2

Walden告訴筆者，雙方先後會面兩次，他從會面中得到的印象是中方官員正急於尋找解決僵局的出路。他表示：「會面有助令形勢降溫，港共分子確實令邊境形勢有所緩和。但他們不是同意結束騷亂，我相信是被北京制止。」

左派自六七年九月中旬即大張旗鼓慶祝「十一」國慶十八週年，慶祝活動持續至十月八日，「在鬥爭中熱烈慶祝，在慶祝中進行鬥爭」。工聯會決定要「更熱烈更隆重更廣泛深入慶祝今年國慶」，「同時把反英抗暴鬥爭進行到底」。九月十八

日，各界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在鬥委會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反英抗暴鬥爭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左派「反英抗暴」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反帝鬥爭的繼續」，是「國際反帝鬥爭的一部分」和「偉大的革命運動」。他表示，鬥爭已給予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奪取了巨大勝利」，今後還要繼續「放手發動群眾」。

但楊光同時提醒左派群眾鬥爭的「複雜性」：「我們還要看到英帝國主義霸佔香港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在香港保持了一定的反動統治基礎，還有其他反革命勢力在支持它。從目前港英的部署看來，敵人還要繼續採取鎮壓政策，同時進行威迫、利誘、造謠、誹謗，甚至還會派遣特務奸細鑽進我們的隊伍，進行分化和破壞活動。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將會經過

反覆的較量。」他指出，這場鬥爭的勝利「時間可能會稍為長

一些」，「它的發展也不會直線上升，而是波浪式的前進，有時起伏，有高有低」，「對此應有思想準備」。 3楊光的言論似乎反映左派領導層發現港英當局實力雄厚，對能否鬥垮港英缺乏信心。但他仍然不忘要求左派群眾「要表現出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要有不怕拘捕，不怕坐牢，不怕嚴刑拷打，不怕死的精神，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為了鬥爭的勝利，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敵人最怕的不是別的，就怕我們這種精神原子彈。」

左派又宣稱，「被非法囚禁的二千餘名愛國同胞，不怕敵人的種種殘酷迫害、折磨，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分別舉行了隆重莊嚴的慶祝國慶儀式」，「二千多顆紅心翻越鐵窗高牆，飛到了北京，飛到了毛主席身邊 J。 4左派指港英當局出動大量軍警，「悍然撕毀和劫掠我國國旗，綁架、毒打、恐嚇參加慶祝活動的港九同胞」。左派為了「反擊」港英「破壞國慶活動的罪行」，組織「戰鬥隊」上街遊行、插紅旗、散傳單，並到處放置真假炸彈，據.炸彈數量某天多達二百個。

鬥委會《戰鬥通訊》於九月底發表題為〈我們必勝，港英必敗〉的文章，嘲諷「英帝國主義」、「朝不保夕」，港英當局「衰弱不堪」，「正為自己掘下墳墓」。文章認為：「我們同港英進行堅決鬥爭，已鬥到它出現了重重的政治危機，並促進了它的經濟危機。兩者互為影響，正在迫使港英的反動統治走向不能維持的絕境。」雖然鬥委會聲稱「我們必勝，港英必敗」，但港英當局始終沒有被左派鬥垮，左派騷亂踏入十月中旬後無以為繼，雖然還不時出現零星的暴亂，但騷亂總算逐漸平息。

六七左派騷亂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香港最嚴重的社會動亂，港英政府、左派陣營和香港市民都付出了血的代價。根據港英政府的統計，八百三十二人在暴動中受傷，五十一人喪生，其中十五人被炸彈炸死。十名警員、一名英籍軍火專家

及一名外籍消防員殉職。 5六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六八年六月-

日期間，四干四百九十八人被捕，其中二千零七十七人被定罪。 6而根據左派陣營的統計，六七年五至十二月間共有二十六名市民喪生，四千九百七十九人被捕。 7

為時七個月的左派騷亂，對香港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對於事件造成的經濟衝擊，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作出了南轅北轍的評估，左派大事渲染港英面對的經濟危機，港英則刻意淡化。鬥委會編印的《香港風暴》指出，香港經濟「百病俱發，危在旦夕」：「房地產業早已垮下來，全業貶值三十億元；旅遊業一落千丈；進出口貿易江河日下；工業危機四伏；關廠、減產、他遷的日多；商場倒風尤其凌厲；物價漲破二十年來的紀錄；股票市場空前慘淡，僅五月至九月股票價格便已跌去了十億元以上；銀行存款也大幅下降（估計已減少十五億元左右）；資金外逃勢如決堤（估計已逾十四億元）；港英財政收支赤字更逐月增大（據港英自供，四至八月份赤字已達七千餘萬元）。」左派認為港英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大大加深，「它的反華活動和民族迫害，已使它自己走入了死胡同，陷入絕境」。

港英當局則提供了不同版本，《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出，香港社會的效率「意外地沒有明顯受損」，工業生產沒有受影響，出口總額增長較上年度更高。即使一些海外報章作出了「過敏的報道」，旅遊業經營情況仍然令人滿意。香港工廠因左派罷工損失的工作天，不多於一天半。 8雖然香港經濟受到暴動困擾，但六七年出口總額仍然增長百分之十七，轉口金額增長百分之十四。

實際情況如何？六七年首十個月建築工程數目較上年度同期.減四成，鋼鐵、水泥銷售量顯著下降。業界原先預期是年將迎來建築業興旺期，足以抵銷六五年以來的衰退期，但六七事件的衝擊令這個良好願望宣告泡湯。 9六七騷亂造成香港銀行存款一度.減，五月底銀行存額總額為八十四億七千多萬

港元，較四月底減少五億零一百八十四萬元。六七年十二月

底香港銀行存款總額為八十一億六千二百萬港元，較六六年底減少二億四干三百萬元，跌幅為百分之二點八，顯示騷亂期間確曾出現局部「逃資」的現象。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六八年二月也承認，原本預期六七年賣地收益為七千五百萬港元，因客觀形勢須下調至四千一百萬港元。 10

香港旅遊業也受到一定的衝擊。聯合國將六七年訂為國際旅遊年，港府也期望旅遊業這一年取得可觀增長，當局估計遊客總數將較六六年上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II六七年一至八月訪港遊客數目較六六年增加，但九月和十月訪港旅客較六六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九點九和十七點九，外國遊客顯然因香港爆發騷亂而卻步。而六七年全年旅客總數為五十二萬七干三百六十五人，較六六年微升百分之四點二八。旅遊業人士估計，如果沒有發生左派騷亂，遊客總數可望突破六十萬人。

正當香港社會一片混亂之際，鄰近國家企圖從中漁利，紛紛制訂計劃吸引香港資金前來投資。菲律賓政府六七年七月宣布，放寬香港人赴菲的規定，同時設立自由貿易區，以吸引香港資金。台灣當局也設立專門處理華僑投資的小組，便利香港人入境和投資。新加坡政府也宣布凡在當地投資二十五萬元辦廠，全家即獲准長期定居當地。騷亂期間，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移民歐美國家。

知情人士指出，六七年十二月周恩來下令香港左派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為時逾半年的「反英抗暴」也就隨之悄悄收兵。當時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冉隆勃指出，周恩來六七年底指示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就香港左派鬥爭進行總結，結論是這場鬥爭在極左思潮干擾下倉促上馬，.離實際，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英抗暴」也就不了了之地結束，會議也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作為左派暴動主帥的梁威林，暴動結束後仍然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七七年十二月才調返國內，出任廣東省革

命委員會副書記。而副社長祈烽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後返回內

地，曾出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梁威林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去世，終年九十八歲。

一九六八年一月初，周恩來接見港澳工委領導幹部時談到香港問題和六七年的左派騷亂。他.：「六、七、八、九四個月國內報紙對香港的宣傳是有毛病的，對香港用的口號同國內的差不多，把國內紅衛兵的口號也用到香港問題的報道上了。尸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憶述.，周恩來六八年春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停止騷亂。當時周剛擺平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奪權武鬥，隨即通知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赴京匯報「反英抗暴」的情況。祈烽中途返港，向金堯如轉述周恩來的指示：「你們的反英抗暴搞錯了，搞壞了。當然北京有人誤導，要負主要責任，我那時忙，也顧不到。」

周恩來又.：「我最近請示過毛主席，香港的形勢有甚麼變化？香港的政治地位會不會有甚麼變化？主席答道：香港的形勢和地位，我看沒有甚麼要變，還是保持現狀嘛！主席的話使我完全明確，他根本沒有甚麼指示或想法要改變香港的地位，要收回或解放它。在此之前，北京有人給你們的有關指示或傳達，包括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社論，現在都按我傳達的毛主席指示精神，認識追一切都是根本違反毛主席和中央的一貫正確的香港政策和對英政策。」

周恩來下令祈烽等返港後立即停止「反英抗暴」追一「錯誤鬥爭」，「立即糾正你們的錯誤決策和措施，立即動員和團結各界力量，共同恢復香港社會的穩定和工商各業的繁榮，要設法同港英開展和平商談，做好恢復香港和平、安定、繁榮的工作」。周恩來最後表示：「你們還應該向你們領導下的各社團和機構，.明主席和我的意見，並向他們道歉。對於一般幹部執行你們的指示辦事，廣大香港同胞、工人、農民和學生群眾，他們純粹出於愛國主義和民族感情的鬥爭行動，要同你們

的錯誤明確區別。錯誤的責任是你們的，他們的行動是無辜

的，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追是對待追次參加『反英抗暴』鬥

爭的廣大香港同胞最根本的一條。」

一位曾聽取內部傳達周恩來講話的知情者告訴筆者，周恩來批評港澳工委發動騷亂犯了路線錯誤，將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暴露了百分之九十，造成很大損失。

六七暴動的關鍵，在於中共官方是否全力支持香左派發動騷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指出，中央的對港政策本來明確，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他表示：「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香港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奪權等。可是周恩來掌握的國務院早已通令禁止駐外機構和大使館搞追一套。」

但文革期間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卻對港澳工作常加干擾，他們還掌握了一些輿論陣地，例如陳伯達接管了《人民日報》。他表示：「香港新華社便鑽了追個漏洞，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對，追就是先造成了既成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據.五月二十二日港英軍警在花園道動武後，新華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赴京請示，回港後透露周恩來.『迫是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是不想發動鬥爭的。」

當年中共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形勢缺乏共識，周恩來又窮於應付紅衛兵派系鬥爭，導致左派暴動不斷升級，並逐漸失控。梁上苑指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想收回香港，但毛澤東要擺出『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姿態嚇唬英國人。一九六七年是國內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周恩來要解決國內各方面的問題，不可能照顧對外關係的各種事項。」梁上苑認為，中共領導層不想收回香港，當然沒有必要搞「反英抗暴」，「可是運動已經搞起來，當然不能認輸，相信北京同意並支持香港左派

罷工和罷市，後來的真假炸彈就不支持了 J。

六七年五月至八月追四個月內，《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員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鬥爭。而中國外交部數度向港英提出抗議，也使香港左派一度以為得到北京全力支持。中國全國總工會六七年下半年兩度向香港左派匯款，合共撥出二千萬港元作為香港左派的「鬥爭費」，對左派工會的罷工行動提供財政支援。全國總工會的撥款行動，是北京對左派最實質的支持。 13但梁上苑表示，反英抗暴期間，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也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給港左派使用，而且在輿論上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梁氏強調：「追些事實表明不是北京方面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所發動的，新華社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中華總商會會長、鬥委會委員高卓雄在左派騷亂期間到日本「暫避鋒頭」，他曾慨嘆：「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

據了解，當時新華社內部存在強硬派和溫和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宣傳部長黃光宇等官員主張以一切手段鬥垮港英，副社長梁上苑和統戰部副部長、新華社副總編輯周宏明對採取過激手法頗有保留。梁上苑認為：「港澳工委領導層內部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僅限於積極性的表現方面，誰都不敢反對『反英抗暴』追個運動方向。」

中共官方由始至終沒有全心全意支持香港左派鬥爭，對左派的支持僅停留於言文層次，更沒有打算收回香港。中共態度模枝兩可的原因，得從中共對港方針政策.起。中共四九年建政後，宣布不承認英國與清廷簽訂的三條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早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對香港問題已作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定。 14根據曾負責港澳工委新聞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回憶，一九五一年春天，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到北京請示對港英當局的政策方

針，周恩來當時表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

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美國和英國存在.矛盾和鬥爭，在對華政策上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暉。」

周恩來相信：「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香港人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的一條辮子，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跟得太緊，靠得太攏。追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 15

一九五四年八月，周恩來為了打開外交局面，提出「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的主張，並利用一些西方國家與美國的矛盾，與迫些國家結成「統一戰線」。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基於外交策略考慮，將英國視為「爭取對象」，而維持香港原有地位有利於與英國保持正常外交關係，而且有助打破西方陣營的嚴密封鎖。

中國本身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促使北京暫不收回香港。周恩來認為「那個地方大有可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周恩來一九五一年指出：「香港是我們通向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周恩來更要求中共駐港幹部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一次座談會上闡述對香港的政策。他表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一定搞不好。」他強調，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之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社會主義化」。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針對中共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強調從世界戰略的全局出發，「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好處」。一九六零年，中國政府針對港澳工作，提出了著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即對香港的未來要作長期打算，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採取足以改變香港現狀的政策，同時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六十年代初期，已與中共交惡的蘇聯質疑北京為何不收回香港，美國共產黨也公開質詢中共為何不在台港澳問題上採取果斷行動，卻老向他人宣揚革命。儘管受到各方質疑，中國政府仍然在六三年發表的聲明中強調：「在香港、澳門追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聲明又指出：「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 16

周恩來五十年代曾經強調：「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決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香港左派六七年的過激舉措，顯然違背了中共對港的既定方針政策。

周恩來早在六七年五月已相當關注香港左派發動的鬥爭，並反對在香港採取過激行動。香港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對港英鎮壓行動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國家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他指出：「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17

周恩來又反對香港左派發動大罷工，左派後來的大罷工顯

然違背了他的指示。周恩來對中共港澳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罷工，不要搞像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一九二五年在香港的主要投資者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六十年代在香港投資者是華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大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佔領追些市場。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追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不利。」 18一位知情人士告訴筆者，當時周恩來慨嘆：「我拿起筆簽字批准你們追個預算（指向參與罷工的香港左派工人提供津貼的預算），真是難以下筆啊！」

他先後於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約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和港澳工委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就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越來越左的做法提出批評。周恩來當時強調：「在香港問題上同港英當局的鬥爭要嚴格遵循中央規定的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 19

與此同時，一些新華社香港分社中下層幹部，包括八十年代後期出任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已在社內張貼大字報，打算批判領導幹部。六七暴動期間任職新華分社宣傳部的何銘思表示，當時周恩來將黃文放等基層幹部召回內地，親

自.服他們不要在香港搞國內文革一套。

周恩來又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口號和採取的極左做法，並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建議提出嚴厲批評。當時港澳工委建議中央批准在香港襲擊幾個警察站，殺「幾個最壞的警官」，以起「殺一儆百之效」。他批評「追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雖然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鬥爭還是要有理、有

利、有節，不主動出擊。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

法，行不通。」他又表示，香港《大公報》和《文匯報》「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 20一位知情人士則告訴筆者，周恩來批評港澳工委「殺一儆百」的想法，是「黑社會思想」。

周恩來又批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報道香港問題時故意誇大的做法。六七年五月，新華社報道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新華社消息時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周恩來指示新華社核實死傷數字，結果發現實際上只死了一人，數人受傷。他嚴厲批評.：「追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甚麼？」

七月八日，大陸民兵與香港警察在新界邊境沙頭角發生槍戰。七月十日，周恩來談到香港問題時.：「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我們不拿澳門是保持一個口子在那裏，市場是我們的。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 21他又傳達了毛澤東對香港「不動武」的指示。周恩來表示：「昨天，主席又講了，還是不動武。如果我們打了過去，那就是主動出擊了。香港問題現在是群眾運動，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出動正規部隊，群眾一推動，就控制不住了，你打電話也來不及。」 22

七月下旬，周恩來還派外交部一位副部長專程前往廣東，向負責港澳工作的有關部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試圖糾正左派陣營的極左做法。從周恩來多次的內部談話來看，他對香港左派騷亂是很有保留的，只是礙於政治現實，不便公開質疑香港左派的行動。時任新華分社統戰部官員的何銘思表示，北京不想收回澳門，香港左派不明白北京的意圖，仍執意發動反英鬥爭，以為港英會像澳葡政府般輕易就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日，周恩來接見英國外交大臣霍姆 (Alec Douglas-Home)時，就六七年英國代辦處被焚燒事件表

示歉意。他表示：「－個國家不會是永遠正確的，總會犯一些錯誤的，總要檢.嘛，錯了就承認。」周恩來又.：「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六七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但你們一鎮壓，追個問題就大了。」他明確告訴霍姆：「只要亞洲不發生大的戰爭，香港的現狀就可以維持。保持香港作為自由港，追對中英雙方都有好處。」 23

根據英國外交部關於周恩來與霍姆的會談記錄，周恩來表示，英國政府目前統治香港，中國政府不就此爭論，中國尊重英國的立場。 24周恩來又表示，印度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武力收回果阿 (Goa,位於印度西岸，一九六一年印度出兵，從葡萄牙手中奪回果阿），但中國沒有收回澳門。他接..，中國政府的看法是關於領土的爭議應通過協商解決，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香港問題將透過談判解決，中國

政府不會貿然採取行動」。 25

因「三報事件」入獄的翟暖暉表示，抗戰期間擔任中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要員的潘靜安曾向他表示，周恩來吩咐當時定居北京的潘氏專程赴港收拾殘局，勸服香港左派鳴金收兵。

左派炸彈浪潮踏入六七年底逐漸平息，原來源於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一次非正式接觸。根據《香港左派鬥爭史》，與左派傳媒友好的律師盧偉誠指，時任工商署副署長的麥理覺接觸他，詢問他可否向左派傳話。盧偉誠表示，副布政司姬達期望與左派接觸，要求左派不要再放炸彈，港府可以停止搜.左派工會作交換條件。盧偉誠向《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傳達麥理覺的訊息，後來麥理覺依約到大公報社對話。盧氏憶述.，如果左派同意港府提出的條件，可在《大公報》刊登－則消息。麥理覺提出建議後，左派影星在油麻地普慶戲院演出粵語話劇《紅燈記》，麥理覺要求到場觀看。在《大公報》安排

下，盧偉誠陪同麥理覺看話劇，不久《大公報》刊出那則消息，

左派也停止擺放炸彈。麥理覺書面回覆筆者.詢時表示，盧偉誠的憶述大致正確。 26

左派暴動踏進中後期後，香港左派陣營看來對北京的支持程度心中有數。各界鬥委會六七年七月二日出版的《戰鬥通訊》，發表題為〈關於反英抗暴鬥爭的幾個問題〉。文章以自問自答的形式，闡明反英鬥爭是「一場比較持久的、艱巨的和反覆的鬥爭」，並解答左派群眾的「疑惑」。文章回答「怎樣認識來自祖國支援」的問題時，提到「所謂祖國沒有很好支援的問題，實際是要求祖國出兵的問題。追些人表現出速決速戰的急躁情緒，只單純地盼望解放軍開過來。」文章表示：「港英的法西斯暴行令人髮指，渴望解放軍來港的懲辦英帝及其走狗的激憤情緒是很自然的。解放軍是否開過來，追要根據形勢的需要。我們不要存有單－的依賴心理。」

文章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祖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對追場反英抗暴鬥爭的勝利是極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追個勝利，還必須經由自己的艱苦頑強的鬥爭來取得。」文章指出：「祖國的一切支援，都不能代替香港廣大群眾的力量。必須依靠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單純地盼望解放軍開過來。我們要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為世界人民反帝鬥爭做出一個好榜樣。尸鬥委會迫篇文章顯然要為左派群眾降溫，提醒他們不要一廂情願地期望北京提早收回香港。

文革期間中共內鬥頻仍，自顧不暇，而且要全力應付蘇聯的軍事威脅，因此無意全力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鬥爭。而北京從香港獲取的巨大經濟利益，也是無意改變香港現狀的重要原因。英國政府估計，北京六十年代每年從香港賺取二億英鎊至二億一千萬英鎊外匯，佔中國整體外匯收入超過三分之一。 28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整體外匯儲備僅為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

騷亂結束後，香港左派陣營從未公開承認鬥爭錯誤和失

敗。六九至七零年間左派機構員工到廣州出席廣東支港委員會舉辦的學習班，解放軍廣州軍區政委到場傳達周恩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政策，並承認「反英抗暴」鬥爭手法錯誤，但強調鬥爭以勝利結束，迫使港英不得不作出讓步，改採.柔改良政策。支港委員會負責人又提醒眾人「不要上當受騙」，不要看香港電視和聽香港電台節目，「不要被銅板遮蔽眼睛」，並要求香港左派多到國內上學習班。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在左派慶祝國慶二十九週年籌委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對「反英抗暴」進行「檢討」，承認六七騷亂違反中央對港政策。根據《明報》報道，祈烽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六七年「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主要是受了「林彪」集團的利用。他表示：「當時林彪知道港澳工作是由周總理管的，所以乘.毛主席正集中精力於文化大革命的時機，搞出追個事件，企圖與周總理為難。當時將事件步步擴大，不斷升級，甚至提出了『解放香港』口號，當時的政策本來是反美為主，但在香港的做法變成了反英為主，違反了毛主席世界戰略的基本方針。今天我們是以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為主，更加不能追樣做。」

當年負責指揮「反英抗暴」的祈烽接..：「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初起時，本來有談判解決可能的，香港政府又曾主動來要求和我們談判協商，希望和平解決，結果受到拒絕。現在來檢討當時的處理決定，可以.當時是犯了錯誤，追是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記取。當時受迫害的群眾起來鬥爭，群眾沒有錯，錯的是領導。當時各階層有鬥爭委員會，然而領導上出了問題，當時的效果就不好，以後更有不少後遺症，壞的影響長期遺留下來。應當看到，中英之間有-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如何處理矛盾，要具體分析，要根據整個大方針來辦，無論如何不能再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

暴的手段來處理。當時勞資之間有矛盾，警民之間有矛盾，

然而追些矛盾經過適當鬥爭之後是可以合理解決的。只因為受了林彪的利用，以致發展為十分不利的情況。」

他又指出：「今後要看清大勢，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要看到香港不是孤立的，受到國際上各種因素影響。香港對我們固然有壞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今後要充分發揮它有用的一面，以利於我們的四個現代化。鬥爭是會有的，但要正確處理。更不能動不動就要國內出頭。」 29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當時在場，他表示祈烽講話內容基本屬實，但他把所有責任推在林彪身上，觀點並不正確。

梁上苑也指出，雖然祈烽提到應由領導來負責任，卻沒有指明是哪方面的領導。他又批評祈烽講話把全部責任推到已死的林彪身上，香港工委毫無責任，「毫無自我檢討精神」。祈烽追番話屬左派陣營內部講話，左派報章報道時避重就輕，沒有提及關於六七暴動「搞錯了」的部分。

與祈烽相熟的香港左派人士蔡渭衡向筆者透露，多年來對六七暴動保持緘默的祈烽九九年私下指出：「北京對追場運動已有定論，廖承志七十年代末復出後.過『領導有錯，但群眾的愛國熱情應予肯定。』」據報道，七七至七八年間，廖承志在北京主持港澳工作會議，為六七年左派騷亂作出結論：「-九六七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30祈烽於八四年退休返回國內，曾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祈烽年前曾對國內一位學者表示，六七年中國外交部遭「造反派」奪權，當時周恩來有時也控制不了。祈烽又表示，造反派更曾向他發出一些「極左」的指示，但他覺得不對頭，最後給他頂住了。

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表示，「反英抗暴」主要負責任的是新華分社，文革後中央在對港政策「撥亂反正」，主

要的工作重點是整頓新華分社，把一些領導官員調回國內。

八四年祈烽調返內地，時任匯點主席的劉迺強替他餞行（當年祈烽負責接觸屬於民主派團體的匯點）。劉迺強詢問祈烽回國後有何工作安排，祈烽.自己在六七年犯了「嚴重錯誤」，影響今後的仕途。劉迺強目前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工聯會前任理事長黃國健對筆者表示，當年左派群眾在港英鎮壓下「無路可走」，部分人最終以極端手法還擊。他表示：「左派群眾在抗暴鬥爭後期的過火行為，傷及無辜，應該檢討。對於無辜受傷的市民，我個人是有歉意的。」

第十章

六七暴動的影響

六七年左派騷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大部分香港人尋求社會安定，對左派陣營的過激行為感到不滿，左派陣營更為發動追場幾乎令香港社會癱瘓的騷亂，付出沉重的代價。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爆發，部分市民同情左派的行動，或至少不是一面倒支持港英政府。但左派報章抓住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將勞資糾紛提升為政治事件。但隨.事件不斷升級，左派報章後來卻沒有繼續突出勞工待遇和勞資矛盾，反而將事件定性為「民族大壓迫」。《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思 (Derek Davis)認為，左派很快放棄了勞工議題，反英行動迅速轉化為純政治層次的鬥爭。他表示：「當運動具有意義的基礎被放棄後，運動隨即變得沒有根基和目標。」 I

左派後來發動罷工、罷巿，以至放置真假炸彈，引起市民不便，生命安全更受到威脅。部分左派人士對當年的極左行徑也深惡痛絕。因「三報事件」被捕入獄的《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認為，一般市民對「菠蘿陣」非常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尸梁上苑也指出：「總的來看，支持左派的佔少數，因為大多數居民要求生

活安定，他們不理解香港左派為甚麼要進行騷亂。他們對擺放假炸彈所引起的不便，更是怨聲載道。」

六七騷亂結束後，左派陣營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受損，令五、六十年代已取得一定成績的北京對港工作大受挫折。許家屯八三年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初期，也感受到六七暴動的後遺症。他憶述.：「六七年『反英抗暴』後，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懽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3

二零零一年鬥委會主任楊光授動風波期間，時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撰文指出，當年左派工人罷工和上街遊行遭到港英當局的強硬鎮壓，「在追樣的情況下，香港左派帶.內地文革激起的極端情緒，錯誤地採取了『以暴易暴』的鬥爭手段，有的人在市區裏放置炸彈，造成無辜市民的傷亡。左派在香港因而陷入空前孤立，為錯誤的行動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 4時任民建聯秘書長的馬力（於二零零七年去世），則認為「左派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採取了過激的鬥爭手法，損害了香港的社會治安，一些左派人士和無辜市民甚至在事件中傷亡。筆者認為整個事件是－個悲劇，特區政府也沒有必要平反追個事件」。 5

六七騷亂期間出任鬥委會委員的吳康民，曾經追樣評價六七事件：「－個運動，一場鬥爭，是否真正得到人民的擁護，是評價它的客觀標準。有的開頭也許還有支持者，但到了無利、無理、無節時，那完全變質時，也就注定追場運動或鬥爭的失敗。」 6

六七暴動期間，不僅一般市民感到惶恐，少數左派人士更與左派劃清界線。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六七事件期間到日

本暫避，據.文革結束後廖承志與高卓雄會面時.：「你當時

走得對。」六七年八月，中華書店董事長、鬥委會委員吳叔同更投奔台灣， 7而大批左派原來支持者也在騷亂過後紛紛.離左派陣營。十名原本效力香港左派電影公司的香港演員和導演，包括謝賢、南紅、陳思思、吳回等，也在六七暴動後.離左派陣營，轉投親台的港九影劇自由總會。 8就連五十年代韓戰期間，冒險偷運物資到中國的親中富商霍英東，當時也與左派陣營保持距離。據筆者了解，霍英東早在六七騷亂爆發前往英國暫避，並暫時將公司業務交由員工處理，也沒有加入鬥委會。

左派報章因積極支持左派反英鬥爭，暴動後銷量一落千丈。根據警方政治部的統計，六七年五月騷亂爆發時左派報章總銷發行量為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份，是年十一月急挫至二十四萬零五百份。早在六七年五月，《文匯報》.《大公報》及《新晚報》宣布退出報業公會。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憶述.，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報紙不需要副刊，左派報章部分副刊專欄因被批判為「封、資、修」而一度撤銷，並停掉小.欄。

而《新晚報》.《晶報》和《商報》原本以「側面報紙」姿態，走普羅市民路線，新華社香港分社卻下令三報取消一向受讀者歡迎的馬經和狗經版，三報因而流失了大量讀者。當時《商報》以中間溫和的姿態出現，反映小市民心聲，六十年代銷量一度高達十萬份，僅次於《成報》。但當時擔任《商報》編輯主任的張初表示，新華社在「反英抗暴」開始後下令《商報》取消「封資修」內容，撤掉較輕鬆的專欄和小.，換上了嚴肅甚至「左」的文章，嚇跑了許多讀者。

左派陣營經過六七暴動打擊後，採取自我孤立的政策。而左派龍頭組織工聯會工作轉以內務為主，不參與社會事務，杯葛勞工顧問委員會等港英勞工諮詢架構，並拒絕參與八

二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工聯會前任理事長黃國健表示，六

七事件後左派陣營覺得被主流傳媒抹黑，逐漸形成一種「被圍困心態」和「被迫害情結」，感到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他表示：「踏入九十年代，這種心態逐漸淡化，但部分左派社團領袖仍然抱有這種想法。」

這種與香港主流社會隔絕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改變。左派工會放棄參與勞工事務，令獨立工會得到茁壯發展的機會。七十年代開始擔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劉干石表示：「工聯會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重新影響勞工立法，否則當時我們不會有活動空間。」

左派罷工也導致不少工人失去工作，需由左派機構暫時承擔他們的生活費用，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官員的何銘思表示，當年許多工人不顧個人利益參與罷工，事後失去工作，生活無.。六八年上半年，左派工會發動「復工鬥爭」，暴動期間被解僱的工人要求原工作機構重新聘用他們。各界鬥委會四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指出：「罷工工人根據鬥爭出現的新形勢、新特點，已一致決定回廠復工，以這種新的形式，加強團結，堅持鬥爭。工人們認為，當罷工鬥爭達到打擊敵人的目的之後，在更有利於進行反英抗暴鬥爭的前提上，採取回廠復工的鬥爭方式，既照顧到廣大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也可以維持資方的營業和生產，就能夠更好地團結各階層居民，進行長期鬥爭。」但港府和各大企業都拒絕了左派工人的復工要求，不少工人因此失業。

復工不成，左派唯有將運動轉型為「復轉改鬥爭」。何銘思表示，左派陣營無力照顧失去飯碗的左派群眾，為了安頓部分失業的左派工人，六八年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寬誠和另－親北京富商郭宜興斥資數百萬港元，在北角開辦修車廠，聘請被解僱的中巴和九巴員工。但何表示：「港英當局後來鼓動工人向王寬誠等老板鬥爭，這家維修廠數月後即結業。王寬誠當

時慨嘆『港英未死，我先死』。」

劉文成在暴動期間的經歷，是左派支持者對左派陣營由忠心追隨，至希望幻滅的典型例子。當時任職政府水務局水務督察的劉文成，身兼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劉一直認同「新中國」及「進步」思想，六七暴動爆發後，劉認為左派陣營可帶領港人「走向光明」，決定義無反顧地參與罷工。劉因沒按指示復工而被港府解僱，更於六七年八月被警方拘捕，關押在港島西環摩星嶺集中營，在未經審訊下被拘禁十三個月。劉獲釋後生計徬徨，一度只能從事薪酬微薄的散工。工聯會又要求他繼續擔任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一九六九年七月，他因違反《職工會登記條例》而被判入獄兩個月。他慨嘆：「我相信我是六七暴動期間，唯－先後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的人。」

劉表示：「當年被解僱工人與家屬拖男帶女，到公司辦公室要求復工，人格尊嚴掃地。」另一參與罷工的水務局員工麥子輝表示，鬥委會動員他與其他被免職的水務局員工到水務局辦事處央求允許他們復工，「當時正滂沱大雨，各人全身濕透，但我們在辦事處門外吃閉門羹，水務局完全不理睬我們，當時我們就像傻子一樣」。他.：「當時一位即將退休的水務局老工友，因參與罷工而被解僱，後來要求復職失敗，弄得精神失常，當場跑到電車路上，跪在地上央求復工，令人心酸。」

劉文成估計，連同參與者家屬在內，當年受六七事件影響的人多達數十萬，許多人過去數十年來抬不起頭。他表示：「我們這些人當年跟左派走，也是左派陣營錯誤政策的受害者，事後卻被他們遺棄。左派多年來拒絕承認責任，北京又長期不提六七事件，對我們這批人很不公平，大家難免存在怨氣。如果這件事被遺忘，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劉文成認為，北京應就六七事件，對當年的參與者給予公

平、合理的.法，肯定他們甘願犧牲的高貴品質。他又批評

左派當年鼓勵手無寸鐵的工人對抗防暴隊，左派陣營不應單方面宣揚左派如何受迫害，而迴避當年鼓動群眾的責任。他表示：「這段慘痛的歷史不應被抹殺，學者應搞清楚這段歷史。左派一天不搞清這件事，一天也不能解放自己。」

何銘思坦言，六七事件令愛國群眾更覺中共政策多變，「初一、十五不一樣」，很多人感到異常徬徨。他坦言：「許多左派基本群眾埋怨暴動後生活無.，愛國結果換來坎坷生活。」

港英當局取得勝利，不等於港人真心擁護港英殖民統治，港英成功鎮壓左派也不代表「萬事大吉」，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會就此消弭於無形。雖然大部分市民不支持左派的行動，卻沒有熱烈擁護港英政府，一般抱觀望態度。香港史學者冼玉儀指出：「最初市民對勞資糾紛大都模枝兩可，甚至有些人認為港英政府多年來作威作福，給一點顏色它看，也是大快人心的。」 9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暴動期間就讀於聖保羅書院，當年目睹洋警官鎮壓左派示威者，對示威者頗為同情。他又表示：「六七年五月中國外交部傳召英國駐華代辦，就港英鎮壓行動提出抗議，我當時覺得中國國際地位提升，不再隨意受列強魚肉，因而對中共存有好感。」直至左派抗議引起混亂局面，他開始覺得這場運動不對勁，熱情開始冷卻。劉兆佳指出，當時香港社會存在不少矛盾，港英當局又實行強權專制統治，對白種人和華人區別對待，左派訴諸反英反殖的口號，在當時社會有一定市場。他.：「雖然騷亂參與者主要是左派中人，但不少市民受反英口號感染，並從左派衝擊殖民政府和高等華人的行動中獲得快感，覺得左派替他們出了一口

氣。」 10當年香港民意調.並不盛行，我們無從獲得市民對騷亂看

法的客觀數據。香港大學學生會曾於六七年七月進行校內民

意調.，了解同學對騷亂的看法。學生會合共發出一千九百八十六份問卷，最後收回五百二十四份，調.結果在學生會刊物《學苑》刊登，二十九人同情騷亂者，五人「完全支持暴動」，四百三十七人「憎惡暴動」，五十三人表示對騷亂不感興趣。 II六七年港大學生總數為二千四百六十六人。

左派暴動初期得到部分非左派民眾同情，部分人甚至捲入了這場運動。社會學者呂大樂及趙永佳認為：「假如我們只從本地左派的政治動員的角度來看暴動，分析會有所偏差。至少在暴動初期，一些與左派沒有直接聯繫的香港市民，也參與了這次政治動員。與此同時，不少市民也不是－開始便支持殖民地政府對付暴動。」 12

隨.騷亂蔓延，市民對共產統治的恐懽，促使他們選擇保持沉默，最多只是被動地支持 (passive support)港英當局。劉兆佳指出，左派群眾後來放置炸彈，許多市民擔心中共收回香港，遂轉而站到港英政府那邊。呂大樂認為：「直到後來左派的行動走向恐怖主義，民意才全面分為兩大陣營，而殖民地政府爭取到市民支持，以穩定局面之名，將左派徹底邊緣化。」當時的《星島日報》總編輯、作家鄭郁郎在《在香港看香港》中的一段.話，頗能反映六七騷亂期間一般香港市民的微妙心態：「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形勢之下，不支持港英，支持誰？這有如坐上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就是司機，港人只好支持他。」 13

六七十年代派駐香港的英國記者 Richard Hughes也表示：「六七騷亂失敗不是因為香港的年輕一代較喜歡英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比較不喜歡共產黨而已。」 14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負責動員市民支持港英政府。他的兒子徐佩乾表示，他的父親曾告訴他，香港人其實不太喜歡英國人，但他們更厭惡共產黨。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周永新認為，六

七左派暴動結束後，「香港人似乎開始珍惜這地方。最低限

度，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讓他們免去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浩劫」。 15

六七年開始任職警隊督察的 Guy Shirra表示，大部分香港人是由中國大陸逃避政治動亂的難民，他們覺得香港的生活遠勝大陸。他表示：「香港人視香港政府為恩人，為他們帶來有秩序的生活，令他們免於大陸在文革期間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林彬遇害及兩姊弟在北角被炸彈炸死，令港人更一面倒向香港政府。」 16

打.「反殖」旗幟的六七左派暴動，最後卻驅使香港人支持港英政府，不啻是歷史的諷刺。香港城市大學學者 Ian Scott 認為：「諷刺的是，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 17呂大樂指出，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結構開放程度有限，加上當年僱傭條件、工作環境和殖民統治等因素，當時香港社會潛伏種種引發動亂的種子。他認為，非左派人士袖手旁觀，可見當時殖民地政府及其社會制度，並未完全為市民接受。 18

當時香港大學生李烈以平民角度，對一般香港人選擇港英政府的心態作出了客觀中肯的分析。他認為：「香港的中國人沒有強烈的政治理想，他們無所偏愛於任何一方，在香港所求的只是和平、安定而已。所以他們在目下的事件轉而支持及鼓勵他們一向不甚恭維的警察。有關方面若能明瞭此情況，應知道民眾這種稱譽及支持是能收能放，是有條件的。」 19

《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思在六七年撰文指出，參與反英騷亂的人大多為感到沮喪的中低收入人士。他認為：「四百萬香港人中的極少數人，已開始收割經濟增長的好處……政府絕對不能.服自己，絕大多數市民支持當局最近維持治安

和秩序的行動，意味香港社會全心全意贊成政府在正常時候的

政策。」 20他促請港府盡快處理各種社會問題，政府必須動員社會一切資源，改善房屋、教育、醫療、康樂設施及福利。

除了國內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也構成左派騷亂的社會土壤。暴動爆發前，港府忽略弱勢社群在教育和社會福利的需要。港府六六年的教育開支僅佔政府整體開支的百分之四點五，遠低於近年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一九六五年，只有百分之十八點三的小學畢業生升讀官立及津貼中學，或獲分配私立中學的資助學位。 21對不少適齡學童來.，教育屬於奢侈品。根據六七年《香港年鑑》，當時香港工人薪金與物價水平相去甚遠，熟練工人每天工資只有九元，一些較「生手」（半熟練）的工人更只有四元四角，月薪不足一百元的工人比比皆是，連一台價值三百元的黑白電視機也買不起。開創大陸「香港學」研究的《香港概論》指出：「六十年代以後整體經濟增長迅速的同時，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越趨嚴重，低收入階層的不滿情緒增長，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出現震動香港的動亂事件。這些事件的導火線儘管各有不同，但與市民對福利設施和生活環境的強烈不滿不無關係。」

《遠東經濟評論》在六八年一月發表的評論中表示，「在合理和進步的社會，類似的事件（六七騷亂）是難以想像的。當局必須證明普羅市民不是被傲慢的機器統治……許多時候政府對市民的聲音置若罔聞，所有改革政府施政的意見都被政府高層漠視」。 22

港府在六七年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書》，也承認當年香港工人缺乏就業保障。報告指出：「工廠工人普遍以日薪及計件工資形式受僱，這種發放報酬的形式非常不理想，這意味工人都是可隨時解僱的散工。」 23報告又指工人沒有任何有薪假期，每天要工作超過十一小時，每星期工作七天。一些西

方傳媒基於香港勞工待遇非常惡劣，形容香港為「血汗工廠」。

香港工運領袖劉干石六三年從廣州偷渡來香港，在新界葵涌石蔭.寶星紗廠任職化驗工，後來轉往一家毛紗廠工作。他記得當時工人日薪一般為四至五元，「但老板看我是大陸來的，每天只給我四元」，其他工人工作時間為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他卻要傍晚六時半才能下班。他表示：「當時一頓午飯要花八角至一元，由於我收入低，每三天就有一天中午要吃麵包。」他又指出，當時僱主一般不會替員工購買勞工保險。

六七年四月人造花廠工潮爆發後，劉干石頗有「工人出了一口氣」的感覺。五月六日防暴隊與工人發生衝突，劉干石對防暴隊的鎮壓行動很反感，當時持類似看法的市民並不罕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印的《學聯報》社論也批評港府最初處理勞工問題時「未夠誠摯」，應負上這次不幸事件的部分責任。

香港史學者冼玉儀指出，五十年代末期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可是這時期創造的財富沒有得到公平分配，真正受益的只是小部分人。經濟發展給大部分人帶來的只是通脹，很多人生活質素下降了。她表示：「勞工法例是有的，但作用有限。連最基本的問題例如解僱、欠薪等，都沒有一套妥善的解決方法，遇到勞資糾紛，往往是工人吃虧。」 24當時勞工處的資源少得可憐，香港六七年共有一萬一千家註冊工廠，勞工處竟然只有二十二名工廠督察。

被譽為香港「民主之母」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指出，當時香港工人一般以日薪形式受僱，她碰到一位在公司任職十年的僱員，突然被老板解僱，沒有獲任何補償。她.：「工人對勞工處完全沒有信心，因為它根本不做任何事，這正合部分僱主的心意。」 25六七年八月前來香港出席學術會議的美國學者喬格冰 (Robert Kilpatrick) , 對香港這個高度工業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竟然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勞工保險和退休保障感到驚訝。他認為，香港工人的不利處境是六七暴動的其中-個重要原因。 26

《遠東經濟評論》當年屢次批評港府忽視社會不公現象，

時任副總編輯的顧汝德 (Leo Goodstadt)多次撰文批評港府長期漠視勞資矛盾。他在評論六七年四月立法會關於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時表示，高級官員「無法令人覺得他們有真正決心為我們面對的社會問題及早尋找解決辦法，總會有太多為改善市民福利待遇的緩慢進展推搪的藉口，而這些改善是香港社會有權提出的」。 27顧汝德九十年代初期擔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戴維思指出，暴動期間向警察擲石的青少年，大多是衣衫整齊的徙置區青年。他們由於缺乏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也因勞工法例禁止僱主聘用十六歲以下的青少年而令他們處於失業狀態，他們因此而對前景感到沮喪，也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戴維思認為，這些情緒構成「期望上升革命」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的溫床。 28六七年的香港，顯然位處社會動盪的火山口。

部分英國傳媒和國會議員也關注香港的社會矛盾，認為這是觸發騷亂的重要原因。英國親工黨報章《衛報》 (Guardian)六七年七月－篇報道指出：「最近（香港）的騷動顯示搗亂分子的主力是年輕人，由於人口過分擠迫，勞工生活不如意，以及對政府和警察索有的敵視，遂使暴徒人數能迅速擴大。十六至二十歲的青年往往對現實有許多的不滿，這些不滿完全是由情感衝動所衍生出來，成為憎恨和憤懣。」 29英國工黨國會議員 John Rankin在六七年十一月國會辯論時認為，香港大部分市民在「可怕環境」下生活，是香港勞資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他又表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

早在六七年四月，一些英國工黨國會議員已批評香港的政制「完全難以辯護」，權力操縱在少數人手上，引致濫權及貪污。工黨議員羅德斯勳爵 (Lord Rhodes)六七年八月訪問香港，他返國後認為港府部門對待市民的態度必須作出「重大改變」，港府應成立強大而又獲市民信任的勞工處。 30羅德斯在國會辯論中表示，香港今後面對的最大危險是港府過時的作風，呼顳港府加強與市民溝通，修訂勞工法例也刻不容緩。

香港大學生李烈指出，香港社會問題叢生，官民芥蒂日益嚴重，日積月累因缺乏溝通而產生的憤懣，總有爆發的-天，六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就成為導火線。但他.：「這件事情很快便平息了，有關方面卻似乎沒有吸取教訓，不思改進官民關係，騷亂的根源仍然潛伏。」他呼顳港英當局為了趕快結束這場騷亂，以及杜絕以後出現同類事情發生，應有所作為和有所表示。 31《學聯報》社論也認為：「香港不是天堂，香港仍有很多缺點有待改進。」 32一位香港大學生表示：「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是存在各種問題，港共根本沒有機會擴大事

端。」 33

一位向《明報》投書的市民認為，「勞資糾紛只是引致這次事件的導火線而已，埋藏在原本對政治沒有成見的騷動參與者內心的抑鬱與積悶，才是政治分子所利用、煽動和擴大事件的主因」。他認為：「香港這個社會對富人給予多方面的優待或方便，貧苦大眾身受的限制太多。在這種情況下，富人的氣勢，貧民的屈辱，使後者產生不平之感。」 34時任《盤古》雜誌編輯的新亞書院學生岑逸飛也認為，不少參與騷亂的滋事者是出於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而街上流浪失學的兒童隨處可見，也成為培養暴徒的溫床。

戴維思更提醒港英當局「不要以為公眾支持政府維持秩序，意味社會認同政府過往的政策」。他指出：「任何掌握民意的官員，都會明白不是這回事。市民面對兩個魔鬼，現在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政府有責任檢討現行政策，紓緩社會不滿情緒，這樣日後不管左派或右派都不能利用這些不

滿，製造社會不安。」《英文虎報》社論也呼顳港府制訂社會發

展藍圖，這樣社會不滿情緒才不致繼續困擾市民生活。 35《南華早報》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社論展望來年時，也建議政府改善官民關係，解決勞工問題和改善教育。署名「龍戰」的港大學生也在《學苑》指出：「這次香港從血與混亂之中得到的教訓是最重要，也是最簡單的：改革資本家的剝削手段，全力推行勞工福利的運動。」

儘管當年香港社會存在一些社會矛盾，但如果將六七暴動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社會矛盾，似乎不夠客觀。左派陣營對六六年天星小輪事件和六七騷亂，態度截然不同，可見六六年下半年爆發的文革才是六七騷亂的催化劑。而新華社和左派社團領導人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發動群眾進行鬥爭，也要對事態不斷擴大負上頗大責任。時任三聯書店副經理的蕭滋認為：「如果當時沒有文革，左派領導人就不會這樣處理。如果將所有責任推到社會矛盾上，實在.不過去。」

資深左派報人羅孚認為：「當年香港勞資糾紛可.天天存在，為甚麼新蒲崗勞資糾紛會演變為激烈的反英抗爭？主要就是新華社領導官員為了爭取表現，藉機發動鬥爭。」香港大學學生龍戰雖然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但他認為單就這次勞資糾紛來看，「.甚麼也談不到民族迫害」。他表示：「我們總無法明白：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怎會和民族迫害混在一起，又為甚麼大叫大喊，彷彿如喪孝妣似的。香港是個殖民地，裏面自然有種種不平等的事情，我們要剷除這種種不平等，但手段決不是恐嚇、威脅和流血。」 36《新亞學生報》社論也認為：「香港很多社會問題都應作更完善的改良，然而改良之道應循.理性與和平，絕非倚賴暴力和騷亂。」 37

但顧汝德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殖民地政府施政確實在六十年代中期存在許多不足，但六七年的社會狀況不能形容為「革命將臨」。他表示：「當你（六七年）到街上逛，你會聽到-

些批評聲音，但這與憤怒尚有一段距離。」

六七暴動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港府推行社會改革，是學術界不斷爭議的課題。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政府內部推動改革的動力開始湧現。政治學者邁樂民 (Norman Miners)認為，六六年港府官員已不情願地承認改革的需要，但因行政局和立法局內的商界代表竭力反對而無法落實。 38

六七年四月港府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提出以當時的標準來.頗具前瞻性的改革建議，包括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失業和疾病保障制度，甚至提出長遠應設立最低工資。但這些改革措施因商界的強烈反對而無疾而終。

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 (John Cowperthwaite) , 是最激烈反對這份報告的港府高層官員。他批評報告基於不充分，甚至錯誤的理據而達致結論，並「充斥對僱主和謀取利潤的情緒化偏見」，更認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建議最為荒謬。郭伯偉甚至反對公開發表這份報告。 39顧汝德表示：「他（郭伯偉）漠視港督對這份由政府撰寫的報告的支持，運用個人威信和官僚的老謀深算，抹黑有關建議。」 40

英國政府注意到六七暴動爆發前，香港商界和不少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反對推行社會改革。在六七年五月舉行的勞工顧問委員會會議上，資方代表仍然反對逐步削減女工的工時。六七暴動其中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推行社會改革的動力重新湧現，有利於消除商界抗拒的情緒。六六和六七年騷亂令僱主深受震動，逐漸認同改革的迫切性。英國聯邦事務大臣 Herbert Bowden六七年五月在一份內部文件中指出：「行政局內的僱主代表一直反對勞工改革，僱主目前對整體社會形勢非常憂慮，我們可以立即推行廣泛和長期拖延的勞工改革，一般香港工人會歡迎這樣做，也會令我們在道德上站在較佳的位置。」 41

英國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石寶德 (Malcolm Shepherd)六八年

五月在致聯邦事務大臣的信件中，就延長港督戴麟趾任期的利弊表態時表示，「許多工作亟待推展……去年的騷亂象徵自由放任時代告一段落，需要作出改變。殖民地有影響力人士的圈子中存在不斷累積的挫敗感，需要在上層出現新的推動力 J。石寶德認為：「戴麟趾續任港督一年，將令舊的態度重臨，這將對香港帶來致命的影響；我屬意現階段更換港督。」 42

英國政府決定延長戴麟趾任期一年，直至七零年四月，後來再延長至七一年十一月。一九七一年，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上任後積極推動社會改革。

筆者認為，六七暴動喚醒了港英政府的危機意識，成為推動殖民地政府進行社會改革的催化劑。當局認識到必須調整統治策略，以爭取民眾支持。顧汝德相信，即使左派極端分子無法取得社會的支持，他們的抗議行動提升了認為不能繼續忽略福利問題的人的影響力。 43學者冼玉儀.：「政府現在才發現和草根階層之間存在.那麼深的鴻溝，市民不信任政府，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抱..疑態度。他們不認為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對香港缺乏歸屬感。」 44

港英政府吸取了六七暴動的教訓，推行社會改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勞工處長郟亮宣布三十三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同年九月，立法局通過新制訂的《僱傭條例》，推行勞工分期遞減工時計劃。七一年十二月，香港終於實現每天八小時、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制，女工享有產假。港督麥理浩七二年宣布推行「十年建屋計劃」。港府於一九七一年承諾為所有適齡學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並於七八年開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所有學童均可免費升學至中學三年級。港府並於七一年推行公共援助計劃制度（即目前綜援計劃的前身），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現金援助。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平息後，不少知名人士認為港府

須盡快縮窄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鴻溝。六八年一月，立法局議

員胡伯全在立法局會議發言時表示：「現在局勢正恢復正常，滋事者看來已停止嘗試破壞我們的生活。現在是時候重新將注意力放在進一步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合作和理解……與由於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有迫切需要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接觸。」

一九六八年一月，布政司祈濟時宣布在九龍設立六個民政署，並在香港島成立四個民政署，職責是與地區組織聯繫，接受市民申訴及評估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 45民政署同時向市民解釋政策，爭取市民支持。而過去編採工作由政府新聞處包辦的香港電台，也於一九七一年成立自己的新聞部，當局容許香港電台新聞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踏入七十年代中期，不少市民覺得港府殖民統治的本質不變，但港府統治變得相對合理，成為相比亞洲大部分國家廉潔和高效率的政府。

暴動結束後，港英政府斥資舉辦「新潮舞會」，旨在消耗青少年的多餘精力，「引導青少年走上正途」，其中以中環卜公碼頭（現已拆卸）的規模最為龐大。當時社會普遍流傳「寧要飛仔，不要左仔」的.法。政府又斥資舉辦青少年課外活動，例如游泳、野餐、露營等，並開辦社區中心和青少年中心。

顧汝德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港府在六五、六六及六七年確實在不少地方做得不夠好，它沒有照顧有需要的人，但這些情況不是六七年獨有的。」他認為，騷亂改變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港府看到香港人擁有紀律性和政治上是成熟的；「六七年六月左派大罷工失敗後，港府不得不同意香港屬於香港人，這座城市的命運是由香港人決定，而不是由英國或香港政府決定」。

他表示：「商界看到工人士氣高漲，法治和社會秩序非常良好。人們非常勤奮，不惜在大罷工期間徒步一、兩個小時上班，這有利消除商界反對改善勞工待遇的阻力。」他指

出，大部分暴動後實施的改善措施，其實港府在騷亂前已先後

提出，但在暴動前因商界反對而無法在行政局通過，被迫擱置。

顧汝德表示，香港政府在暴動結束後沒有變得更民主或更具透明度，但當局似乎變得較願意回應民眾的要求。他認為：「六七暴動是個轉捩點，香港社會的質素充分顯現。政府不能否定香港人有權發聲，當局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港府承認，如果香港人提出合理的訴求，政府必須接受，即使心底裏不喜歡，也找不到理由.不。」 46

當時擔任副民政司的鍾逸傑接受筆者訪問時，堅持六七騷亂純屬大陸文革的產物，左派滋事者只是利用貧富懸殊及其他社會問題，分散公眾的注意力。但他表示：「港府從六六和六七年騷動中吸取教訓，決定縮窄政府與民眾的隔膜，例如成立民政署、互助委員會和街坊福利會。」

但六七暴動期間出任港府助理政治顧問的 George Walden, 不同意社會矛盾及市民的不滿情緒是觸發騷亂的原因。他表示：「我們當然不能忽略社會背景，沒有社會的措施足以紓緩市民的不滿，所有政府均會在騷亂結束後做得更多。但認為香港社會的狀況是暴動和流血事件的原因的.法，則非常誤導。如果情況真的這樣，暴動應會成功。但左派失敗了，不單因為英國的回應，而是因為缺乏公眾支持。香港共黨分子為了在中國大陸激進分子面前自保，利用香港的勞資糾紛發動政治對抗。認為共黨分子將工人利益放在首位的論調，是奇怪甚至滑稽的。」 47

港府布政司署在六九年發出的內部文件，提出必須在未來投放額外資源，推行公共房屋計劃、公共援助計劃及打擊貪污。文件提到「如果公眾不認為政府真正關心他們的問題和致力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在各領域作出改善的計劃將在某程度上不能見效。所有（政府）員工與市民打交道時，應採取正面和

合作的態度。平庸的政府員工很容易會向公眾.『不』，因為

對他們來.看來是較安全的；政府員工應盡量滿足市民合理的請求。必須堅決制止對公眾的粗暴態度（這種傾向在低級公務員中特別明顯），市民對政府的看法通常取決於他們與低級公務員接觸的經驗」。 48

Scott認為，七十年代初期以後，「政府仍然是家長式的，間中表現得權威性及依然與一般市民有些.離，但它諮詢公眾的態度的改變和改良社會政策的承擔，引發了對未來的信心和賦予它新的認受性基礎。」 49

暴動結束後，一些英資企業也逐步改變作風。前中華電力公司總經理潘國濂表示，六十年代中期加入英資中電公司。他表示，當時辦公室內員工廁所共分三等，分別由英籍、葡籍及華籍僱員使用，種族、等級觀念森嚴。潘國濂.：「暴動結束後，新上任的澳洲籍經理明白這種帶有種族歧視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決定取消這項政策。」潘氏八十年代末期成為中電歷史上首位華人總經理。

英國政府在騷亂平息後發現，香港的前途最終取決於北京的態度，有必要在有利的時機向北京提出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六七暴動更促使英國開始計劃向中國交還香港。根據英國防衛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六八年四月提交的報告，英國承認北京不可能商討延續九七年屆滿的新界租約。報告指出：「不存在任何不涉及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解決方案。」 50

英國政府在跨部門工作小組六九年三月提交的報告中，承認需要與中國合作，解決香港前途問題。香港八十年代初期由於香港前途不明朗而出現的信心危機，其實六十年代末期草擬這份報告的英國官員，已將目光牢牢盯住香港的前途問題。報告顯示英國政府預期如果九七問題在八十年代初期仍未解決，屆時港人信心將急劇下滑，並可能出現移民潮。報告預測踏入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專業人士將尋求移民外國，外

資企業將撤走資產。報告又預期擁有其他國家承認的資歷的

香港專業人士將在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移居海外，而情況將於八

十年代中期轉趨嚴重。

報告勾劃出四種處理香港問題的可能情況，其中最佳方案是非正式接觸北京，並達成默契。報告認為：「最符合我們利益的進程，將是在時機成熟時非正式接觸中國，目標是促成在雙方同意的適合時間最終撤離香港。我們要告訴中國政府，我們同意香港最終必須回歸中國，而我們渴望在民意認可的時候，進行有秩序的移交。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會竭力避免任何會令移交變得更困難的事情，包括邁向代議政府和向民眾更負責的政制的憲制改變。」 51

報告的結論貫徹英國二次大戰以來不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以免刺激北京的方針。麥理浩曾警告在香港推行自由選舉的可能後果，「如果共產黨獲勝，香港就會完蛋。如果國民黨勝出，共產黨就會殺進香港」。

跨部門工作小組屬意非正式接觸北京，是因為此舉可減低正式接觸對方引發的風險，一旦英國的要求被回絕，仍然有空間全身而退。報告認為，由於文革尚未結束，中國大陸仍然陷入內亂，英國可能於可見將來與北京開展實質談判，建議英國政府不遲於八十年代初期接觸北京，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

報告還認為：「港人對殖民地前途的信心將在八十年代開始滑落，香港經濟將走下坡，香港將成為我們（英國）的嚴重負累，並失去對中國的價值。這些都.明我們需要不遲於八十年代初期，或中國出現－個能與我們打交道的政權出現時，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主動。」

《南華早報》編輯陳達維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穿針引線，促成港府與中方非正式接觸。陳氏在當時的總編輯 Robin Hutcheon支持下，安排《南華早報》高層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編

採人員每月進行午餐聚會，更為七十年代末期時任布政司的姬

達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面鋪路。 Hutcheon表示，兩人的眾會初期在他位於半山寶雲道的寓所進行。 52

中英雙方更高層次接觸的機會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來臨，當時港督麥理浩獲中國外經貿部部長李強邀請訪問中國。這次是香港總督歷來首次官式訪問中國，原意為討論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合作，但麥理浩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會見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時，主動提出新界租約問題。根據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整理的會談紀錄，鄧小平當時對九七年收回香港，或繼續保持現狀持開放態度。鄧小平告訴麥理浩，到了九七年有兩種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二是保持現狀。 53但麥理浩會後僅向外界選擇性轉述鄧小平「請投資者放心」的訊息，並強調香港對中國「四個現代化」的貢獻，沒有披露其他會談細節。一般認為，麥理浩訪華之旅為此後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鋪路，事實上英國政府早在六七年已開始為香港前途問題綢繆，麥理浩當時只是跟從十多年前倫敦撰寫的劇本行事而已。

第十—章

中英官員與暴動參與者的回憶與反思

姬達的堅持與不安

一九六七左派騷亂期間，姬達 (Jack Cater)擔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是港英當局處理左派騷亂的主要決策官員。港督戴麟趾六七年六月返回英國療養，姬達更直接負責鎮壓騷亂，並擔任實質為港府心戰室的宣傳委員會 (Publicity Committee)主席。姬達一九九九年四月接受筆者訪問時，堅持港英政府當年的鎮壓行動是正確和有必要的，但承認當年出現個別警員濫權情況，令他深感不安。

姬達回首前塵時，深深陷進歷史的沉思中，雙手不時輕捏眉心，這位垂垂老矣的退休官員不時翻看事前準備的筆記，以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這次可能是姬達二零零六年四月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訪問。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香港左派領導層發動群眾前往港督府輪番示威，港英當局最初持容忍態度。姬達指出：「我們認為應該容許左派示威者前往港督府抗議，幹他們想幹的事，並讓他們和平散去。如果他們的行動僅止於抗議和叫口號，我們會接受，港督戴麟趾也認為這是好主意。」他透露，他事前曾與左派社團負責人接觸，就示威問題達成默契。姬達.：「騷亂爆發前，我已認識費彝民（《大公報》社長）等左派領導人。他們跟我.：『讓我們示威抗議，我們會和平離開，保證不會帶來麻煩。』我.：『好吧，如果你們的行動純屬和平抗議，沒有問題。但你們必須保持示威秩序良好，不能在街上搗亂。』」

左派陣營的抗議初期秩序大致良好，示威者只是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和朗讀毛語錄。姬達更表示：「我們甚至容許他們搖動港督府正門鐵閘，並將抗議信留在大門外。左派陣營領袖獲准分別乘坐四輛平治轎車，前往港督府抗議。我們指示警方保持克制，雖然不少示威者指罵在港督府駐守的警員，並將手指插向他們的眼睛，我們向警察派發防護眼罩，保護他們的眼睛。」當時位於中環德輔道中的中國銀行大廈，一位「吳先生」每天都利用大廈五樓的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港府也不甘示弱，在拱北行（已拆卸，原址毗鄰目前的長江中心）政府新聞處裝設擴音器，播放中國音樂和歐西流行曲。每當姬達和港府政治顧問 Tony Elliott等人途經皇后像廣場，這位吳先生都會向他們大聲吼叫：「殺死你們這些英國人。」

五月二十二日，警方與示威者在港督府附近發生衝突，左派稱為「花園道血案」。姬達指出，左派陣營利用「無知的左派學生」上街示威，學校教師事前指示他們倒在地上，並拿出塗上紅汞的繃帶紮在頭上，「製造警察血腥鎮壓的場面」。但他表示：「幸好在現場採訪的外國電視台拍下了左派示威者『製造流血場面』的過程，運氣實在太好了 (Great good fortune!)。」他憶述.，示威者離開港督府後在中環街頭發動騷亂，不斷擲石，砸毀不少商店窗戶。姬達強調：「你不能容忍人們發起騷亂，你必須採取行動，制止動亂。示威演變為騷亂，事態發展實在很不幸。」他估計，左派陣營接到北京的指示，遂將抗議行動升級。

姬達指左派首先發難，左派陣營則強調事件源於警方毆打

左派群眾。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率領左派示威者前往港督府途中，在希爾頓酒店被防暴隊截停毆打。姬達.：「我沒有聽.過有人在等候前往港督府途中，被警方以警棍毆打。但我得到的消息是，警方執行職務時確曾毆打一些滋事者。」

警方將被捕的左派示威者帶返中央警署，確曾發生一些警方濫用私刑的情況。五月二十二日騷亂當天，監獄署長 Cuthbert Norman前往中央警署視察，當天晚上姬達接到 Norman的電話，對方表示：「這裏發生的事情很可怕，被捕的示威者乘坐卡車來到警署，抵.後他們被驅趕下車。五、六名警員站在一旁，用粗大警棍毆打他們。」姬達認為：「我聽到消息後很難受，這種情況必須制止，我們當晚決定將這些人（左派示威者）調往其他地方，大致上制止了警員濫權施暴的情況。」

花園道事件後，港英當局與左派陣營原來有機會進行高層次對話，但最終不了了之。姬達表示，「－位在香港共產黨很高層的人士」曾經安排與他會面，但後來形勢漸趨緊張，兩人始終沒有在騷亂期間會面。根據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已公開的檔案，澳門親北京富商及華人領袖何賢有意與姬達會面，港府期望會議五月二十五日在中環恆生銀行大廈舉行。但姬達與何賢的會面沒有如期舉行，港府與左派陣營錯失了對話以至和解的良機（詳見第三章〈花園道事件〉）。

自稱港府「溫和派」官員的姬達表示，六七騷亂期間最令他感到難受的，是兩名參與騷亂的左派工人被警方拘留期間，遭警員用警棍毆打致死。當時高級助理警務處長 Thomas Clunie致電姬達，要求與他緊急會面，告訴他這件事。姬達認為事態嚴重，下令必須制止這類事情發生，警方更扣押涉案警員。他.：「當時我在政府內部表明這種行徑必須制止，我同時向公眾表明，警方謀殺被羈押的疑犯是絕對錯誤的。」左派

騷亂結束後，港府對事件展開調.，但按察司何謹 (Michael

Hogan)認為死者屬「意外死亡」，當局決定不起訴兩名涉案警察，並且宣布釋放兩人。姬達對當局的決定很不安，認為這是「香港政府的污點」。

作為港督私人助理，姬達與戴麟趾關係非常密切，他的辦公室就在戴麟趾旁邊。左派發動騷亂後，兩人每天早上八時定期會面，姬達向戴麟趾匯報當前局勢。左派示威者包圍港督府期間，不斷高呼「打倒戴麟趾」的口號，姬達留意到戴麟趾備受困擾，甚至感到恐懽。姬達憶述.：「示威開始一兩個星期後，他開始出現異樣，身體開始消瘦。」他跟戴麟趾打趣.：「你有甚麼不妥？你別聽那些可惡的醫生的話，停止吸煙，你應該恢復抽煙。」六七年六月底，戴麟趾因健康理由飛返英國休假，九月重返香港。布政司祈濟時 (Michael Gass)在這段期間署理港督職位，姬達調任副布政司（特別任務），在應付左派騷亂的角色更為吃重。

踏入六七年七月，部分左派群眾發動「炸彈攻勢」，在鬧市放置土製炸彈。姬達對一宗在港島北角發生的爆炸案印象最為深刻：「－位男子帶.兩名孩子，在一輛貨車車底下放炸彈，炸彈突然爆炸，炸死了他的孩子，這是一宗悲劇。」對於一些左派人士.疑部分炸彈是港英政府放置的.法，姬達斬釘截鐵地.：「這是完全荒謬的.法。」

港府當局為了對付左派滋事者，制訂了一系列嚴苛的緊急法例，一些社會人士質疑這些法例剝奪公民權利，而當局一些拘捕行動也引起爭議。姬達不同意這些看法，並特別加重語氣.：「左派滋事者在街上胡亂殺人，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你可不是基督徒，只會.：『噢，我的天，多可憐啊，今天死了五十一人，明天又有二十人喪生。』不能這樣下去。」自七月開始，港府利用緊急法例賦予的權力，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將一些左派社團負責人關進摩星嶺集中營。姬達為此辯解

.：「警方政治部拘捕他們，是因為他們製造麻煩，如果他們

沒有被關進度假營 (holiday home) , 局勢可能進一步惡化。」他每星期前往摩星嶺集中營巡視，確保營內的左派人士得到良好待遇，沒有被毆打。他.：「當然營內生活不會很愉快，但他們不是囚犯。」

姬達強調，港府針對左派的行動得到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以及市民的全力支持。當時李柱銘（民主黨創黨主席）.蘇澤光（現任貿易發展局主席）、詹德隆（時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兼專上學生聯會會長，現為作家及文化評論員）、劉健儀（現任自由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等年輕專業人士和大學生，都主動向姬達表示支持港府的行動，並向港府致敬。他又表示，美國「幫了我們很大忙」，例如提供行動所需的器材，但他沒有進一步透露詳情。

《人民日報》六月三日社論呼顳香港左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統治」，許多香港人擔心中共提前收回香港。七月八日，中港邊境爆發沙頭角事件，.疑是大陸民兵的武裝人員越過華界，包圍沙頭角香港警崗，與警察發生槍戰。姬達當天接到緊急電話，通知他一名解放軍將領到沙頭角邊境與民兵談話，中午－時一些武裝人員與大陸民眾在邊境集結。港府高層獲悉槍戰爆發後，迅即舉行緊急會議，決定調派咽喀兵團趕赴沙頭角邊境增援。姬達回憶.：「這是香港最困難的時刻。」當時流言四起，他還記得英國《星期日快報》 (Sunday Express)甚至報道，二千名解放軍越過中港邊境。

當時港府是否擔心北京以武力收回香港？姬達指出，當時港府高層就此反覆討論，他們後來獲得來自北京的消息：周恩來表明文化大革命不應延伸往香港，香港左派的行動必須停止。港府因此不太擔心中共使用武力收回香港。姬達的親身經驗告訴他，北京沒有打算提前收回香港。一九六六年，他前往英國帝國防衛學院 (Imperial Defence College , 後改名為皇

家防衛學院）進修，直至翌年一月才返回香港，出任港府防衛

司 (Defence Secretary)。六七年初，他偕同妻子到澳門了解「-二三事件」後的局勢，獲安排與葡萄牙特使見面。

他啟程前聽到一些傳聞，指這位葡國特使較早時奉命到北京，要求北京作出抉擇制止澳門左派發動的暴亂，或收回澳門主權。葡萄牙特使告訴姬達，六六年十二月他在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陪同下，向中國外交部官員交涉。當時造反派已奪了中國外交部的權，兩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紅衛兵向他們高叫口號，一小時後特使詢問可否上廁所，紅衛兵「小將」不客氣地.：「不可以，你給我坐在這裏。」再過了－會，一位二十五、六歲的外交部中下級官員出來表示：「我們不想要回澳門，我們希望你們留在澳門。你們立即回澳門吧。」這是姬達首次發現中國政府其實相當理性，沒有計劃在香港製造麻煩。他表示：「當我們遇到六七年的問題時，我們相信問題不會太嚴重。」

姬達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違背了北京的指示，他們希望北京提早收回香港。六七年十月，香港局勢漸趨平靜。當時一位接近北京領導人的香港知名人士告訴他：「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是錯誤的，必須制止。」姬達曾與一些左派社團負責人來往，左派騷亂結束後，港府官員與左派負責人恢復往常的酒會，他碰到一些曾經壁壘分明的新華分社官員和左派領導人。姬達表示：「他們.六七年的做法是錯誤的，並向我們道歉。」

香港不少學者認為，香港六十年代的社會矛盾是導致六七騷亂的其中一個原因。姬達承認，港府和不少工廠僱主並非「慷慨的僱主」。他.：「當我發現許多人每天辛勤工作，每天工資僅得寥寥數元，我感到很難過。這些人的生活確實相當困難，他們的僱主也沒有善待他們，這是我們社會的嚴重問題。」

姬達認為，六七暴動是香港二次大戰後影響最深遠的事件，更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他表示，這次事件令港府關注市民的需要，並成為七十年代政策變革的催化劑。他指出，港府吸取了六七騷亂的教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我們設立民政署，加強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六七年以前，香港沒有任何真正官民溝通的渠道。」姬達又表示，香港六七年前沒有每週一天有薪假期，「當我.我們必須每星期為工人提供一天有薪假期，幾乎所有人都反對，認為『不，中國人喜歡工作嘛』」。他坦言，如果沒有發生六七騷亂，「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

一九七四年港府成立廉政公署，姬達獲委任為首任廉政專員，七八至八一年間出任布政司。

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

梁上苑一九－三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一九三七年在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工作，五零年調往中國外交部工作，歷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文化專員、駐緬甸大使館參贊，六十年代初期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親歷六七暴動的經過，也曾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等職。九九年七月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歲。以下是梁上苑生前，筆者與他的訪談內容：

問：據你所知，六七年左派暴動妁真正超因為何？

答：我們評論歷史事件，只有先分析其複雜的歷史背景，然後才能理解事件的真正起因，香港的反英抗暴也必須如此觀察。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鄭耀棠認為，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充滿不平等，是六七暴動的主要原因。當年擔任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則強調：「那時是反對港英當局使用暴力。」我認為這種.法不夠全面，誰都知道，「反英抗暴」是國內文化大革命對香港的影響而發生的。社會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可以.當年香港每天都有勞資糾紛，六七年新蒲崗勞資糾紛為甚麼很快變成反英抗暴，而且一直依照文革模式發展下去？

當年被捕判刑的翟暖暉和監禁在集中營的蔡渭衡卻認為應歸罪於港英殖民統治的「黑暗」以及「由殖民統治的無能所促成」，他們只強調某一方面，不完全符合當時的現實情況。我的看法是：反英抗暴的真正起因是國內文革帶來的衝擊與港英的高壓統治及其暴政手段。

問：新華社香港分社傾導層究竟扮演了某麼角色？順愿群眾激烈情緒還是推波助瀾？

答：眾所週知，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中央的香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領導人曾多次表示不願用武力收回香港。在反英抗暴期間，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或炸彈給香港左派使用，而在輿論上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這些事實.明不是北京方面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

如果港澳工委沒有得到北京的支持，是無法發動反英抗暴鬥爭的。中央的政策本來很明確，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當年的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卻對香港工作常加干擾，他們也掌握了一些輿論陣地，例如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陳伯達已接管了《人民日報》。新華社香港分社便鑽了這個漏洞，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付，就是先造成了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這一點很有關鍵性，否則就不能理解反英抗暴的全部過程。

五月二十二日港英警察在中環花園道毆打左派群眾後，新

華分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赴京請示。朱氏回港後透露，周恩來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等於「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是不想發動鬥爭的。當時北京領導層對香港發生的事態沒有共識，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樣不想收回香港，但毛澤東要擺出「盤馬彎弓」的姿態嚇唬英國人。周恩來不同意文革的各種政策，但也不敢公開反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他要解決國內各方面的問題，不可能照顧對外關係的各種事項。林彪集團和港澳工委就此鑽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結果便產生無人負責也不能追究責任的局面。

一九六七年六、七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不少社論和評論文章，極盡煽風點火的能事。港澳工委領導人便把這些文章當作指示，當作「聖旨」，也就是等於批准反英抗暴的合法性，同時準備大幹特幹，要同港英決一死戰。可是新華社的指揮員頭腦裏充滿極左思想，不去考慮全局的形勢和雙方力量的對比，幻想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威風事件重新出現，盲目地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新華社發動約六萬人參與聯合大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職工。但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威力，反而很多人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出錢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

緊接.左派又從六月二十九日開始發動大罷市，看來這不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全面部署，但有各省當局和運輸部門的支持，大罷市也不能致港英死命，而某些市場卻被人奪去，負面的影響不小，可.是傷痕纍纍，長期無法恢復。新華社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罷工和罷市，不能.是領導層順應群眾激烈情緒或是推波助瀾，而是帶領左派群眾「敗走麥城」！

問：新華分社內部對運動方向是否存在分歧？碁層幹部是否較梁成林、祈烽等傾導人更左？

答：港澳工委內部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僅限於積極性的表現方面，誰都不敢反對反英抗暴這個運動方向。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等，可是周恩來掌握的國務院早已通令禁止駐外機構和使領館搞文革的一套。當時新華社領導和左派群眾同樣充滿極左思想，已取得共識針對港英進行鬥爭，更把百年前英國強佔香港的怒火燃燒起來，匯成反英的狂潮，也分不出誰採取過激立場。左派群眾盲目服從領導，甚至認為這是中央的決定，事實上卻是違反中央規定的方針，與中央背道而馳了。

問：左派群眾布下「真假菠摹陣」，是群眾放任自流，還是新華社或個別激進幹部鼓動妁緒果？

答：在整個反英抗暴的過程中，除了初期對人造花廠工人的自發性慰問，其他一切鬥爭都是港澳工委領導的有組織的行動，「真假菠蘿陣」也不例外。不管是誰提出建議，是誰進行鼓動，應該.都是新華社領導的鬥爭。港澳工委經過六、七月份熾熱的鬥爭，施展出罷工罷市的殺手.，仍然對港英起不了致命打擊的作用，而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也對港英毫無損傷，這些領導人正無計可施之際，才想出這並不高明的一招。

大概從八月初開始，香港左派就擺出真假炸彈陣，這就是在鬧市的電車軌道上或公共場所的角落，擺出上面寫有「危險勿近」之類字樣的手提包或包裹。這些東西－出現，港英警察馬上封鎖交通，軍火專家馬上到來，不管真的或假的一概引爆。交通一旦封鎖，便「亂晒大籠」，而引爆炸彈也需要時間，市民感到很不方便，「媽媽聲」也就出口，罵左派為「左仔」，表示鄙視其幼稚性和可笑性。這些東西很明顯不能殺傷敵人，受害者通常是無辜小孩，有些小孩就是這樣被炸死炸傷的。據.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還洋洋得意，認為這是「絕招」，可以為城市鬥爭提供「新的革命鬥爭方式」。

由於國內不供給炸彈原料，所以後來放的都是假炸彈，已有點近於胡鬧之勢。

從反英抗暴整個運動來看，梁威林、祈烽等人的領導一直處於下風，沒有打過勝仗。雙方剛交手，港英當局可以隨時調動軍警進行鎮壓，可以頒布緊急法令，隨時拘捕左派社團領導人。香港左派卻損兵折將，隨時隨地被抓進監牢，無法抵抗軍警，他們用盡全部力量搞了罷工和罷巿，仍然沒有效果，最後只能搞出所謂「真假炸彈陣」的鬧劇。結果左派戰鬥力逐漸消失，自身困難越來越多，被開除的罷工工人需要吃飯，死難者的家屬也要救濟，港澳工委束手無策。真假炸彈陣更弄得怨聲載道，完全喪失人心。反英抗暴引起的市面蕭條冷落，損失數額之鉅難以計算，卻是所有香港市民遭殃。反英抗暴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鬥爭，但北京沒有追究錯誤的責任，新華社也沒有官員受到懲罰或警告，因為這是一筆糊塗帳。

曾德成對青春無悔

如果一九六七年沒有爆發左派騷亂，曾德成將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不是進入港英建制，就是遠赴歐美國家升學，「大好前途」唾手可得。但這位當時就讀傳統名校的青年因不滿港英統治而捲進政治漩渦，後來更度過了一年半的鐵窗生涯，六七騷亂顯然改變了曾德成的命運。

六七騷亂爆發之際，曾德成時年十八歲，是香港聖保羅書院中六理科班學生，與左派陣營沾不上邊。聖保羅書院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名校，是英國聖公會開辦的學校。在那個精英教育的年代，聖保羅更是典型的社會精英訓練場。能夠考進這所中學的學生，一隻腳已跨進了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

的門檻。曾德成在六七年中學會考取得－優六良的優異成績，成績位居校內前列，升讀香港大學指日可待。他同時是學校領袖生，並負責一些學會的工作。他的長兄曾鈺成也是聖保羅書院畢業生，當時正在香港大學就讀數學系三年級。他的父親曾照勤當時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文員，相信是曾德成與左派陣營的唯一聯繫，但曾家並非「根正苗紅」的左派群眾。

儘管曾德成是精英教育下的幸運兒，但他一直對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很不滿意。曾德成自幼喜歡.讀，原本愛看馬克吐溫英語小.和 Ian Fleming所寫的占士邦系列，但他逐漸對當時的教育制度產生懷疑。他憶述.，當年教師的教學方法很簡單和「直觀」，「校內老師以英語授課，但許多教師英語不太靈光，不能流利講課，更唸錯一些英語語音」。不少教師不能以流暢英語授課，打從上課開始即在黑板上抄筆記，直至下課為止。曾德成一向喜歡挑戰權威，曾當面挑戰一些教師的教學方法。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是曾德成初中階段的同班同學。他憶述.，曾德成當年成績相當優異，但性格較倔強，常在課堂上提出異議，甚至與教師爭論。劉兆佳表示：「當年社會風氣較保守，部分教師對權威受挑戰不太高興。」

但劉兆佳表示，曾德成當時並非「政治上活躍」的學生，甚少與同學討論政治問題及公開發表政見。他.：「當我和其他同學後來知道他在校內散傳單，我們都很詫異。」根據《文匯報》記者張雲楓（後來曾任《文匯報》總編輯）撰寫的報道，曾德成原先「沒有設想過自己長大了應該怎樣為祖國為人民服

務，卻計劃讀完聖保羅後，怎樣去考香港大學，然後再去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留學，撈個甚麼『博士』之類的頭銜……」「未轉變前的曾德成」不關心自己祖國的國家大事，也不關心自己的親人，「有時母親要他上街買些豉油之類的東西，他必然堅決拒絕，因為在他的心目中，勞動是不光彩的，工農是『卑下』的，『高尚』的就只有像他那樣讀洋書、不勞動的人」。 I

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蒲崗大有街事件後，原本不太關心政治的曾德成逐漸同情左派示威者。他回憶.：「反英抗暴爆發後，我在報紙看到一幀令我印象深刻的照片：一群學生前往慰問人造花廠工人，港英防暴隊向他們施放催淚彈，但這群學生依然手拉.手。我看到這幀照片後，開始同情左派。」

六七年暑假期間，曾德成與數名同情左派的同班同學碰頭，各人出於「少年意氣」，計劃有所行動。九月開課後，曾德成等人在學校面向堅道的馬路，懸掛寫上「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九月底，他們在一位同學家中油印傳單，方法是以硬鋼筆在鋼板刻寫字樣。曾德成憶述.，傳單內容大意是「譴責奴化教育」.「殖民教育不合理」等。

六七年九月，曾德成升讀中七，還有不到一年就可以考進香港大學。九月二十八日是改變他－生命運的一天。中午午飯時間，曾德成與數名同學在學校課室派發傳單。他當天照常結上領袖生領帶，並佩帶「學長章」，因為他覺得這是「光明正大的行動，沒有想過要掩飾」。他.：「我從來沒想過搞秘密行動，也沒有考慮行動的後果。」

校方聞訊後報警，校長 Reverend G. L. Speak召集師生，展開辨認派發傳單者的行動。由於曾德成行動時結上領袖生領帶，而且他負責一些學會工作，屬於校內的風頭人物，一些低年級學生很容易就認出他。當年與曾德成一起行動的同學都沒有被認出，部分人後來到外國升學，他們之間仍時有聯絡。

曾德成被警察帶走後，在警署「雜差房」遭便衣警探毆打，

導致胸口瘀傷。他表示：「當時一位教師在現場目擊事發經過，但他裝作看不見，沒有向警方投訴，很沒有正義感。」曾德成稍後被當局以「派發煽動性傳單」的罪名起訴。他指出，當時左派培僑中學一些被捕學生在法庭上擺出蔑視態度，左派學生界中更有「三不」原則「不上證人台、不聘請律師、不答辯」。由於當時曾德成沒有左派背景，左派社團沒有給予支援，他的家人又沒有錢替他請律師辯護，他唯有在庭上自辯。

他在法庭上自辯.：「我.的都是事實，不構成煽動。」他的辯解當然不起任何作用，法官判處他入獄兩年。他對判決感到深深不忿，強調自己的行動只是「出於正義」，「沒有人指使我」。他.：「不管別人是否認同我的觀點，但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我當年的行動只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已。」法官宣判前詢問曾父曾照勤有甚麼話要.，曾父不但沒有求情，反而.：「我對兒子的作為感到驕傲。」

兩年刑期意味曾德成失去了升讀大學的機會，賠上了唾手可得的「大好前途」。曾德成表示：「父母對我被判入獄，最是傷心。」他的父母當年千方百計安排他升讀聖保羅書院，他還清楚記得母親特地在學校門外輪候了好幾天，替他申請入學。他指出：「父母希望送我進英文書院，日後出人頭地。在那個年頭，不懂英語連住宅電話也申請不了，因為不懂寫英文信，根本沒有人睬你。」

聖保羅新生名單公布當天，曾德成雙親發現兒子的名字，非常高興。曾德成「前途盡毀」後，他的父母傷心欲絕實在不難想像。曾德成入獄後，在庇利羅士書院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不久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曾鈺成憶述.：「弟妹相繼入獄後，母親整個人垮了，幾乎天天在家裏痛哭流淚。」他也因弟弟被捕，在香港大學受到不少壓力。

曾德成被判刑後關進赤柱監獄，這位養尊處優的書院學生

開始面對艱苦的牢獄生涯。他被編進「 YP倉」（青年犯人監

倉），與三十多名左派年輕犯人－同囚禁。曾德成九九年接受筆者訪問時.：「當年廉政公署還未成立，監獄署（一九八二年易名為懲教署）非常黑暗腐敗，坐牢可.全無人權可言，囚犯被獄警毆打是家常便飯。當時部分囚犯非常仇視『左仔』，經常毆打左派背景的囚犯。」他曾經在囚室中聽到一些左派囚犯被獄警毆打，「拳頭撞擊肌肉、拖鞋飛.的聲音清晰可聞，但他們依然一聲不吮 J。他表示：「這些聲音至今仍然在我耳際徘徊。為甚麼我要重述這些往事？就是為了.明很多左派人士當年確實受到港英迫害。他們完全喪失人權，我對西方國家的人權觀念感到很諷刺。」

但他本人入獄期間沒有被人毆打，「可能是因為我的書生模樣吧」。而最驚險的一次是－名以「辣手」著稱的獄警領他到監獄一偏僻角落，徘徊－會兒後卻帶他返回囚室。曾德成後來想起這件事，不禁冷汗直冒，驚覺逃過大難。

當年監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囚犯膳食很差，他形容當時「長期處於饑餓狀態」。他.：「雖然獄方表面上制訂了膳食應含多少卡路里的標準，但我們根本吃不飽。」午飯為紅豆和眉豆熬成的稀粥，晚飯只有少量白飯及蕃薯、芋頭等雜糧，一條鹹魚和一塊像紙巾般薄的豬肉片，飯菜更經常夾雜頭髮絲和老鼠糞便。他.：「我活了這麼多年，首次明白甚麼是握餓。由於食物不夠，我們連鹹魚頭部和魚骨也吃掉。」

他和數名來自左派學校的年輕囚犯一度抱有「浪漫主義」的想法，以為自己不吃飯，其他人就可以吃得飽一點。他們決定部分人在監獄職員分派飯菜時躲起來，五個人吃三個人的飯。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做法只堅持了兩、三天，他們就握不住了。

曾德成當時不但吃不飽，也穿不暖。赤柱監獄位於海濱，冬天寒風砭骨，但囚犯衣物僅有線內衣和粗布製成的外

衣，他們唯有將日用毛巾纏在頸上，聊作禦寒之用。一天兩

名英籍太平紳士在監獄職員陪同下巡視監獄，事前一些老犯人吩咐眾人「拖水落樓」，即將圍在頸項的毛巾除下來，以免被太平紳士看見。兩名太平紳士身穿過膝的呢絨大衣。數名老犯人負責鳴鑼開道，高叫：「紳士到，有甚麼投訴？」曾德成等人冷得瑟縮在地上呆坐，沒有吮聲。他對此情此景感到很憤怒：「如果那兩名英國人稍為有點人道主義精神，應會注意到我們冷得牙關打戰。但他們一句話也沒.，太平紳士從此令我留下非常虛偽的印象。」

六七年十一月，赤柱監獄部分成年犯人發起抗議行動，曾德成率領 YP倉犯人罷工，拒絕從事獄方安排的工作。眾人結果被罰「上天山」半個月，即單獨囚禁。曾德成.：「職員白天將所有毛氈和竹薦拿走，我們睡不了覺，只能呆坐地上。」他指出，單獨囚禁的滋味非常難受，幸而有囚犯曾學習航海技術，遂向一牆之隔的同伴傳授航海用的摩士密碼，各人於是在「上天山 J期間利用密碼互相「打電報」，聊解單獨囚禁的苦悶。但他指出：「摩士密碼必須諳英語才能弄懂，當時被單獨囚禁的左派學校學生，年紀最少的只有十三歲，又不懂英語，他們無法與其他人溝通，這非常不人道。」

他表示，在 YP倉犯人中，自己年紀較大，而且思想較成熟，當年在校內派傳單是有意識的行動，但許多年輕左派犯人都是無辜被捕，甚至糊裏糊塗被抓進監獄。一些左派學校學生被安排到左派工會慰問工人，剛巧港英防暴警察搜.左派工會，被警方一併抓去。曾德成.：「－位左派學校學生出獄後精神錯亂，生活非常悲慘。」一些獄警知道他們因政治原因入獄，不惜冒被處分的風險，帶報紙給他們看，他對此相當感激。

曾德成的舉動在左派陣營眼中屬「勇敢」和「正義」的行動，因為這位出身名校的學生竟然「倒戈相向」，對左派來.極具

宣傳價值。《文匯報》形容曾德成的「覺悟和成長過程」，「就是

千千萬萬受港英蒙蔽的學生覺悟和成長的過程；他所走的道路就是廣大書院學生所要走的道路」。《文匯報》更讚揚他是「學生中的一面旗幟」，是「大專學院官津補私學校同學的好榜樣J ; 「一個被蒙騙在奴化教育堡壘的書院生，一枝溫室裏的花

朵，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哺育下，在大風大浪的鍛鍊下，終於成長為一個具有高度覺悟的抗暴戰士了。」這篇文章深信「烈火可以煉出真金，黑獄可以煉出英雄漢」，「我們年輕的曾德成戰士，正沿.這條道路邁進。我們完全可以預言：當勝利日子到來的那一天，一個更成熟、更加堅強的曾德成必將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一九六九年二月，經過「大風大浪鍛鍊」的曾德成步出赤柱監獄。左派社團派員到監獄門外迎接這位「抗暴戰士」，專門負責聯絡青少年的「青年樂園」更舉辦歡迎會。當時左派培僑中學和《新晚報》分別向他招手，他首先到培僑面試，獲校長吳康民接見。吳與他談了幾句後，在他面前打電話給《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羅孚希望曾德成到《新晚報》工作，曾就這樣加入左派新聞界，一幹二十九年。

曾德成自言願意加入左派報界，是因為受到作家魯迅的影響。他在獄中常看魯迅作品，非常佩服這位以辛辣筆觸批判社會積弊的作家。棄醫從文的魯迅在《示眾》中哀嘆中國人不是被當眾行刑，任人宰割，就是淪為看熱鬧的「看客」，曾德成對這篇雜文很有共鳴。他.：「我在出獄前覺得如果將來從事一些朝九晚五，替老板賣命的工作沒有甚麼意思，希望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為人民服務。對我來.，記者是能夠喚醒民眾的工作。」

他加入《新晚報》後，迅即在左派新聞界嶄露頭角。他從港聞記者做起，後來升任副採訪主任、要聞課主任及編輯主任。曾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指出，由於曾德成頗為能

幹，在《新晚報》頗受重用，很快就晉升為要聞課主任。羅孚

表示，隨.他年事漸高，曾德成已被選定為他的接班人。一九八二年，北京當局以「間諜」罪名將羅孚軟禁在北京，《大公報》副總編輯趙澤隆一九八四年調任《新晚報》總編輯，剛巧《大公報》急需填補趙氏的空缺，遂力邀曾德成轉往《大公報》工作。一九八八年曾德成獲《大公報》擢升為總編輯，九十年代初更升任副社長。

曾德成因反英入獄的紀錄，是否導致他在左派新聞界屢獲擢升的重要「資產」？他對這種.法不以為然：「任何人如果只有入獄紀錄，卻沒有實際工作表現，我想不太可能獲上級重用吧。」曾同時出任多項中方公職，八八年當選第七屆中國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九三、九八及二零零三年均順利連任。一九九八年，曾德成獲聘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二零零七年獲委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因派發反英傳單而喪失升讀大學的機會，他不少中學同學順利踏上青雲路，成為政府高官及知名學者。他坦言對當年「出於少年意氣」的行動「一點也不後悔」，「沒有絲毫悔意」。他強調：「雖然我因入獄而失去了一些機會和時間，但我在獄中得到的東西－生受用不盡。那兩年學到的東西在其他地方學不到，在書本上更不能學到。」他表示，他在監獄中重新認識人生目標，建立了新的人生觀，一般人重視的金錢、名譽和地位，他從此不太看重。

牢獄生涯的磨練，也令曾德成開始尊重勞苦大眾。他接受筆者訪問時承認，他當年備受精英教育薰陶，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渴望他日成為社會上的「頂尖分子」。他憶述當年的精英心態時.：「那時候母親叫我上街買東西，我會覺得可恥。母親有時候在午飯時間跑到學校送飯給我，其他同學的女傭卻坐轎車到學校送飯，我覺得很羞恥。」在赤柱監獄左派犯人中，他的教育程度最高，但出身工人的左派犯人的優良素

質令他「很感動」。他看到一位被警察打傷的工人，仍然在獄

中照顧「難友」，使他體會「時窮節乃現」的真義。他.：「兩年牢獄生涯使我的思想觀念產生根本變化，受一點苦是值得的。」

對於當年席捲香港的反英騷亂，曾德成承認左派群眾一些行為確實過激和「過火」。他認為：「左派放炸彈是非常愚蠢的行為，你放炸彈，別人也可以放。」他曾聽一些左派朋友.，當年部分炸彈「其實是港英插贓嫁禍的」，例如北角清華街兩名姊弟被炸彈炸死，就可能是港英嫁禍的結果。他強調：「左派部分行為確實過激，當時許多左派參與者都沒有經驗。」但他堅持當年左派行動基本上正確，「我不否定左派群眾部分行為過火、愚蠢和不合理，但當年那麼多人參與，是英國殖民統治下民眾應有的抗爭行動」。他始終認為：「六七事件是愛國抗爭，歷史應該作出這樣的評價。」

儘管曾德成握了兩年「政治監」，但他仍能以理性態度看待六七事件。他同意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導致香港左派群眾「失控」，違背了中國總理周恩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曾德成批評當時一些左派人士.意推翻港英統治，是「很愚蠢的想法」。但他同時指出，當年香港的社會矛盾是導致六七騷亂的重要原因。「為甚麼反英抗暴牽動那麼多市民參與？就是因為當時社會矛盾非常尖.，殖民統治非常高壓和赤裸，六六年已爆發了天星小輪騷亂。」根據他在赤柱監獄的觀察，六七騷亂期間被關進赤柱的犯人主要分三類，分別是有組織的左派群眾、糊裏糊塗被捕的一般市民，以及像他那樣不滿現狀而參與反英行動的人。他認為，港英當局提出的「保持繁榮安定」口號很成功，令當局得以平息騷亂；相反左派陣營採取的過激行動失去市民支持，策略嚴重錯誤。

但他不同意香港主流社會將六七騷亂標籤為「極左」行動。他表示：「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安葬了在起義中殉難的烈

士，這次行動後來證明是時機不成熟的，這些烈士最後被殘

殺。這次起義失敗了，滿清政府可能認定這是『極左』行徑，但這有損我們給予七十二位烈士的榮耀嗎？」

對於左派領袖應否為六七事件帶來的死傷道歉，曾德成認為許多愛國同胞在事件中被殺、毆打及囚禁，「有沒有人向我們道歉？」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表示，八二年他和曾德成－同到北京，出席港澳辦討論香港回歸問題的會議，兩人談起「反英抗暴」的問題。他引述曾德成.：「當年我們每天早上先讀你在《文匯報》寫的社論提出的『行動任務』，然後每天照.去幹。誰知道……」

曾德成則指金堯如所.與事實不符。他當時在會議上指出，六七年左派傳媒對群眾產生了煽風點火的作用，必須吸取當年的慘痛教訓。他對筆者表示：「金堯如當年在《文匯報》以筆名『管見子』撰寫評論，言詞激烈。他寫了一篇題為〈拿起武器，奪取武器〉的評論，有人看後真的向警察搶槍，這篇評論確實起了很壞的影響。」

像許多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一樣，他深信這次事件推動了香港社會的轉變。他表示：「麥理浩（七一年）接任港督後，先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並成立民政署和廉政公署。我認為這是港英政府對六七反英抗暴的回應，反英抗暴顯然推動了香港社會的變化。」

自從曾德成六九年離開赤柱監獄後，多年來絕少公開憶述往事，因為「不想給人翻舊帳的感覺」。他.：「當年確有不少人遭受迫害，他們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們在香港回歸前後採取寬容態度。即使他們至今仍然處於社會中下層，但他們對那段往事既往不咎。」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港府憲報刊登了一段簡短的公告：「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三 (1) (a)

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三名中央政策組顧問在任職顧問期間為

太平紳士，任期由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類似的公職任命消息，香港傳媒一般興趣不大，但這段公告卻引起一些報章注意，因為曾德成是其中一名獲委任的太平紳士。

這項任命重新觸發社會人士有關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爭論。曾德成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後，民主黨成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表示，他「不清楚」曾德成當年犯了哪些罪行而留下刑事罪行紀錄，但無論當年他為何入獄，始終是經過司法程序而定罪，如果政府考慮委任一名有案底的人士出任太平紳士，要考慮這項任命是否令人信服及受人尊重。

四月十七日，香港《太陽報》大字標題「曾德成首當有底紳士」，報道他出任太平紳士的消息。親中報章《大公報》則於三月二十九日發表題為〈當年反抗殖民迫害者無罪〉的評論文章，為曾德成護航。作者關昭認為曾德成當年沒有作奸犯科，也沒有危害社會，並指涂謹申不可以拿曾當年坐牢的「殖民迫害事實」，作為反對曾德成出任太平紳士的藉口，「嚴重傷害」當年的「被迫害者」，也是對同情這場鬥爭的愛國人士感情的「挑釁和侮辱」。他又質疑涂謹申「是否認為當年殖民統治者迫害香港中國同胞是一件正確、合理的事？被打被關被殺的同胞都是活該？」

曾德成看到這些報道後，感到無奈。他不認同有刑事案底者不能擔任太平紳士的.法：「我當年被判刑完全是政治迫害，如果派發傳單也構成刑事罪行，這些年來香港很多人會被捕入獄。假如我因為當年的事件而不能當太平紳士，那麼曾經因爭取民主而入獄的南非總統曼德拉和南韓總統金大中，也沒有資格當總統了。」他認為：「香港已踏進新歷史時期，不應再以殖民統治時期的標準看問題，像我這樣的罪名其實應予推翻。現在還有些人帶.歧視眼光，不能正確評價愛國人士，往往把好事看成壞事。」九八年八月，他獲委任為港府智囊機構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當時一些政界人士基於他的左派背景，質疑當局的決定。公務員.用委員會通過他的任命前，警方保安處（原名政治部）對他進行「品格審.」，要求他填報是否有刑事罪行紀錄，他沒有隱瞞，如實填報。

二零零零年四月底，涂謹申特別向民主黨一些資深成員了解曾德成當年被判刑的來龍去脈，後來致函《大公報》作者關昭，指「正如你所.，曾德成先生當年的案底僅屬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不應視作一般刑事案底，這宗案件不應妨礙曾先生出任公職。正如王丹、魏京生當年爭取民主自由，因政治原因被判入獄，也不應妨礙他們日後出任公職。」他又認為，曾德成其實是良心犯，而朱鎔基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後來也獲得平反，更曾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涂謹申更將函件副本寄交曾德成本人，清楚表達他的看法。

金堯如也認為，像曾德成這樣「抱.愛國熱情和民族情感參加反英抗暴鬥爭而遭港英加諸罪名者」，香港特區政府都應一律予以推翻，還他們一個清白。

部分六七年被捕入獄的左派人士，希望九七後獲特區政府「公平對待」。曾德成指出，香港回歸中國後，左派人士中「有相當意見」要求特區政府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甚至通過正式程序推翻當年的罪名。他認識三數名左派人士當年因政治原因入獄，近年在擔任公職時遇到麻煩。另有人因留有案底而不獲當局發出移民外國必需的「良民證」，跑來向曾德成求助。

一九九八年曾德成獲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後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提出要「正確看待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表示：「在殖民管治時期，有些機構、團體以及個人，都曾受過一些不公平對待，所以一些老愛國人士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對過去這些不公平對待，作出一個公正對待。這些愛國人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十分合理，不過由於特區政府目前尚

在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因此大家暫時宜應向前看，待特區政

府妥善解決當前的急切事務後，才.手整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曾德成又認為，殖民管治時期的「有關事情」，「歷史自有公論」，希望這些老愛國人士能體諒特區政府目前的處

境。 2

曾德成接受筆者訪問時承認，他這番.話是指六七事件。他認為，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存在頗大難度，「香港不像大陸，沒有為某些事情平反的做法。而且六七事件相當敏感，如果政府要為六七反英抗暴翻案，必然引起輿論反彈。」他坦言：「我當太平紳士已經這麼多人議論，為反英抗暴翻案那還得了？」他又表示，處理當年的歷史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工作。他指出：「當年胡耀邦平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也要逐一審.個案，耗費了不少時間。」

曾鈺成由港大精英到親北京的曲折道路

像弟弟曾德成一樣，六七騷亂也改變了曾鈺成的人生軌跡。這位香港大學高材生曾經打算遠赴美國留學，但弟妹在六七暴動期間的不幸遭遇，使他打消了原先的念頭，並毅然加入左派陣營。

曾鈺成就讀於名校聖保羅書院，當年這所英國教會學校充滿「反共」氣味。該校不少教師是二次大戰前大陸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後逃來香港躲避中共統治，大多持強烈的反共立場，經常在課堂上大談中共政權的「黑暗面 J。而曾鈺成父親曾照勤在中華總商會任職，每天下班會帶一份《文匯報》回家，曾鈺成每天仔細.讀，開始認識「紅色中國」的國情。他從《文匯報》獲悉中國大陸的科技成就和各項大型工程，與學校老師的.法截然兩樣。他開始萌生愛國思想，非常崇拜五十年代從美國回國工作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

一九六五年，曾鈺成自聖保羅書院畢業後，順利考進香港

大學數學系。六六年六月是曾鈺成思想發展的轉捩點，當時他與母親返回出生地廣州旅遊，當時港人返回大陸是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事情，兩人為此取道澳門往廣州，以免港府入境處發現他們曾前往中國。此行使曾鈺成對中國留下極佳印象，自此對「社會主義祖國」非常嚮往。他表示：「當年大陸民風淳樸，社會秩序良好，雖然民眾很窮困，但年輕人很有理想，對國家前途抱有希望。最少這不是我在中學和大學聽到的那一套。」

六七騷亂爆發前夕，曾鈺成已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並與少數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研讀馬克思和毛澤東著作。當年絕大部分港大學生認同港英政府，並對中共政權持負面看法，曾鈺成因此「特別珍惜一些見解相近的同學」。

一九六七年四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爆發勞資糾紛後，當時就讀港大二年級的曾鈺成對事件相當關心，也對防暴隊五月六日對付示威工人感到憤慨。他整天留意新聞報道，提不起勁唸書，甚少回校上課。他認為，人造花廠事件是「工人反抗資本家壓迫，香港愛國同胞反對港英暴政的正義行動」，又與數名大學同學透過《文匯報》捐款予左派工會。五、六月份中環常有示威遊行，他經常到中環躍鐽，並參加了兩次遊行。英文《星報》 (Star)記者拍下了曾鈺成的照片，並在翌日頭版刊登。曾父曾照勤當天下班後在報攤赫然看到兒子上了報章頭條，連忙買回家，神色凝重地跟曾鈺成.：「糟糕，你給報紙拍到了！」

雖然曾鈺成當年對中國局勢和馬克思主義很感興趣，但他不覺得自己是左派陣營一分子，當時只是同情左派的遭遇而已。他九九年接受筆者訪問時強調：「我的參與純屬自發，完全沒人領導，沒有人指揮，我當時也不認識新華社官員和工會成員。」他指出，他的父親早在四九年前獲朋友介紹到中華總商會工作，當時中總還未加入親北京陣營，幾年後才改掛五

星旗。

由於曾鈺成對六七騷亂的看法與大部分同學南轅北轍，他在同學中間極為孤立。當時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對左派暴動持批判立場，曾任《學苑》記者的曾鈺成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印製了一份名為《新港大》的刊物，與《學苑》唱對台戲。他表示：「當時只有極少大學同學同情左派，基本上絕大部分同學站在港英那邊。」當時他在香港大學宿舍寄宿，同一舍堂的同學吃完晚飯後，都到休憩室看電視新聞。隨.港府與左派示威者的衝突日漸升級，電視熒光幕經常出現示威者遊行、擲石的鏡頭。曾鈺成常為此與同學吵個臉紅耳熱，一些同學.：「你為甚麼老是替左派.話？」後來他晚上經過宿舍休憩室的時候，原本正在那裏聊天的同學發現他走近，各人立即靜下來，並各散東西。此情此景令曾鈺成很沒趣。

六七騷亂期間，他先後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發表兩篇政治色彩較濃厚的文章，內容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資本家剝削工人等問題。文章發表後，有同學跑來警告他，叫他今後「小心點」，「今後不要寫這些東西」。

曾鈺成認為上述事件只是同學之間不同觀點的爭論，問題不大。但他的弟弟曾德成因在學校派發傳單被捕後，曾鈺成開始感受到真正的壓力。他表示：「我弟弟出事後，其他同學都認定我是『危險分子』，不願和我接觸，刻意疏遠我，老遠看到我就躲開。」但他堅稱弟弟受港英當局迫害，他們全家決定不請律師，以示「蔑視港英法庭」。曾鈺成在庇利羅士女子中學就讀的幼妹曾勵予，不久也被捕入獄，遭囚禁一個月，當時年僅十六歲。「十六歲的小女孩也被抓去坐牢，她沒有傷害任何人，你還跟我.甚麼人權？」他清楚記得母親在弟妹相繼繫獄後，每天以淚洗面的情景。

一九六八年夏天，曾鈺成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數學系一級榮譽學位。當年有意到海外升學的港大數學系畢業生，通

常留校擔任一年助教，然後出國留學。曾鈺成與其他三名同

樣取得一級榮譽學位的同學一起申請助教職位，三名同學很快獲聘用，並獲數學系編配辦公室。但曾鈺成遲遲未收到系方通知，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數學系教授黃用諏特別與他長談一小時，語重深長地.：「年輕時候是做學問功夫的黃金年齡，有些事情在學有所成後再去做，還來得及。如果現在放下學問功夫，將來再做就很困難了。」曾鈺成明白黃教授的用意，但他坦白回答.：「我很明白你的道理，但當你覺得周遭事物不公平，心裏很不安，即使你想躲起來做學問功夫，心情也很難平靜。」

數學系最終取錄了曾鈺成，系內一位講師後來告訴他：「黃教授是絕頂好人，是他力保你過關的。」原來當時港大校長向數學系負責人提出警告，指曾鈺成是「搗亂分子」，黃教授與校長理論，認為沒有證據證實曾鈺成曾搞事，而且他成績優異，為人正直，沒有理由拒絕他的申請。數學系後來罕有地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討論是否聘請曾鈺成，最後決定錄用。那位講師又指六七暴動期間，有傳聞指港大校園出現炸彈，旁邊有曾鈺成的照片。曾鈺成聽後哈哈大笑：「如果真的是我放炸彈，我怎可能放自己的照片在旁？難道像武松那樣殺掉西門慶後，寫下『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一年後，曾鈺成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擇。當時四間美國著名大學取錄他，但他放棄了赴美深造的機會。除了「為國服務」的宏願外，促使他作此決定的因素是當年全球各地充滿革命氣氛，美國校園掀起反越戰運動，到處出現罷課、示威等抗議活動。曾鈺成在這種氛圍下情緒也相當躁動，不禁反問自己：「這時候到美國讀書？」曾鈺成求學期間對數學很有興趣，現在回想當年的抉擇不無遺憾：「正如黃教授所.，年輕時放棄了升學機會，後來再想重拾書本不是那麼容易。當我後來看到一些同學在學術上取得成就，難免想到如果自己當年若繼

續求學，.不定會取得一定成就。」

曾鈺成六九年離開香港大學，希望前往中國大陸工作。但當時中國正值文革的紛亂歲月，他四出打聽都沒有結果，有朋友勸他先到左派培僑中學任教，因為培僑與大陸索有聯繫，.不定日後能找到回大陸工作的門路。他就這樣加入了培僑中學，原本不打算長期任教，但他後來在這所左派學校度過了近三十年的教學生涯，八十年代中期接任培僑中學校長。

曾鈺成是六十年代少數加入左派教育界的港大畢業生，加上此事發生於左派暴動後的敏感時刻，當時香港學界對此相當震驚。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報道了曾鈺成放棄高薪厚職，「投奔」左派陣營的消息，引起軒然大波，掀起港大有否「共黨潛伏分子」的爭議。 3港大數學系一些同僚更猜測他是否被左派「高價收買」，一位曾與他就時局激烈爭論的講師，卻直斥其他同事「胡.」，並堅信「曾鈺成不是這種人」。當年曾鈺成任港大助教的月薪為一干四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女助教只有一干一百元，反映當年香港社會男女不平等），培僑最初發給他的月薪僅得六百元，他後來才知道原來比校長吳康民還要高。

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間，香港盛傳解放軍炮艦駛進香港水域，形勢相當緊張，曾鈺成坦言當時「希望祖國解放香港」。一九六八年初，左派騷亂逐漸平息。他也覺得勢頭不對，北京當局似乎「到此為止」，他坦言當年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當時最沒勁的是要被迫回到學校考畢業試。我自六七年下半年開始沒心情唸書，幾乎完全沒上課和溫習功課，六八年初騫然發現還有兩三個月就要考畢業試，暗叫糟糕，許多課程內容都不懂，唯有趕快讀書。」

回首三十二年前的往事，曾鈺成認為香港社會矛盾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都是導致六七騷亂的重要原因，而社會矛盾是主要原因。他指出，六七騷亂爆發後，勞資衝突變質為殖民統

治與左派群眾之間的矛盾，香港社會出現嚴重分化，左派陣營

與主流社會對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他承認，當年只有左派陣營中人參與，甚少中間群眾同情左派。

他認為，左派群眾當時確實出現一些極左激進思潮和偏激行為，追可能受國內文革的極左思潮影響的結果。對於輿論指責左派發動罷工、罷巿，影響香港社會穩定，曾鈺成認為：「當時除了罷工、罷市，左派工人實在沒有其他抗爭手法。」但他承認，部分左派群眾放置炸彈的做法「肯定不對」。他指出：「當年左派內部對此也加以抵制，例如培僑校長吳康民就佷反對追種過激做法。」但他不相信真正同情左派的群眾，會因出現炸彈事件而對左派反感。

港英當局指左派在「五·二二」花園道事件中以事先準備的紅汞和繃帶，「製造血腥鎮壓的假象」。曾鈺成對追種.法嗤之以鼻。他強調「絕對不會相信港英的宣傳」，「即使左派群眾真的帶備紅汞和繃帶，也不過是作包紮傷口之用」。他指出，某天左派群眾在西環碼頭示威，一位就讀港大工程系的同學在旁圍觀，港英防暴隊到場驅散示威者，追位同學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曾鈺成後來到培僑任教，發現一些年僅十多歲的學生當年也被抓進監獄，一位同事入獄數月後，出獄時眼睛被打得瘀黑。

對於六七騷亂的是非功過，曾鈺成認為，一場複雜的運動不能簡單歸結為誰對誰錯。他.：「你.我弟弟是對是錯？我不相信他受人唆擺，可能是他自己對港英的所作所為看不過眼，激於義憤下採取行動。」他接.為弟妹和其他參與者提出強烈控訴：「你不要忘記，許多人的親人在六七事件中犧牲，或因追次事件改變了－生命運。我弟妹兩人學業成績優異，如果他們當年沒有出事，他們肯定能考進大學，我妹妹在庇利羅士的同屆同學目前已在政府身居高位。我們的遭遇只是小事，最少我們不至握餓。但一些人在事件中手臂折斷，有人

在中學階段坐牢，出獄後在學業上追不上。」

他又表示，一般市民在電視上看到土製炸彈造成市民傷

亡，對「暴徒」很反感，但對左派參與者來.，他們被港英防暴隊粗暴毆打和拘捕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他.：「追些人談起六七事件時不可能不摻雜感情因素，追絕對與.別人的故事是兩回事。我還記得母親當年每天哭成淚人的情況。」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掀起保釣運動，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都出現愛國思潮，一些大學生分別加入左派報章、學校和銀行工作。港大一些學生畢業前已到左派漢華中學當義工，七二至七四年間陸續有近十名大學生步曾鈺成的後塵，到培僑中學任教。雖然曾鈺成認同北京，但他對文革期間一些極左做法很不習慣。當時香港左派學校在文革期間大跳「忠字舞」，他不太熱烈參與，結果被校長吳康民批評「思想作風不好」.「仍然不改小資產階級作風」。七六年「四人幫」垮台事件後，追些滿懷理想的大學生面對理想幻滅的打擊，相繼離開左派陣營。曾鈺成.：「隨.鄧小平務實路線抬頭，大家講求實際，反英抗暴和文革期間左派陣營和主流社會對峙的心態隨之消失。大家不禁反問自己：為甚麼還留在左派機構？是不是應該到外面闖一闖？」

「四人幫」倒台後，曾鈺成也受到一定衝擊，開始質疑自己的意識形態信念。但他決定留在培僑工作，因為他為人隨遇而安，覺得與培僑同事相處不錯，遂樂得安於現狀。而且他當時已晉升為學校行政人員，培僑正面對財政、招生和提高教學素質的困難，他覺得當時一走了之是很不負責任的舉動。

曾鈺成後來涉足政治，九二年創立親北京政團民主建港聯盟，並當選主席。香港回歸前夕，曾任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及籌委會委員，九八年以來擔任立法會議員，二零零二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零八年當選立法會主席。

胡棣周、翟暖暉：左派與港英角力的犧牲品

胡棣周五十年代在左派報章《晶報》擔任翻譯及編輯工作，幹了五年後與《新晚報》編輯麥煒明創辦《香港人報》，半年後因虧損結業。一九六一年，胡、麥兩人再接再厲，合辦《香港夜報》。雖然胡棣周出身左派報章，但他強調自己辦報的目的純粹為了賺錢，他既不是左派報界的核心人物，也沒有接受新華社的津貼。《香港夜報》創刊後銷量立即達到一萬份，逐漸站穩陣腳。

新蒲崗人造花廠勞資發生糾紛後，胡棣周原本只是－位旁觀者，但當局出動防暴隊鎮壓工人，改變了他的看法。他表示，過去港府處理工潮時一般會派官員與勞資雙方開會，調解糾紛，不會動用防暴隊；港府顯然在人造花廠事件中偏幫資方。他指出：「當年勞工權益完全不受保障，政府長期偏幫資本家。」他認為：「警方可以控告工人阻街，甚至抓他們進監獄，但絕不能動用武力，何況工人沒有衝擊警察。」他表示，雖然左派工會在五月六日衝突爆發前到現場慰問工人，也不能構成警方動武的藉口。胡棣周表示：「我本來不傾向任何一方，但警方動武後我開始對港英反感。」六七年八月他被判入獄，在獄中聽.當時警隊中有人被人造花廠賄賂，才出動防暴隊介入工潮。鬥委會認定人造花廠事件是港英「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但胡棣周則相信警方動手打人，應該不會是港府高層的決定。

但他同意事件為左派提供借題發揮的機會。從五月中旬開始，每天都有幾千名左派學生、工人和左派機構職員前往位於中環花園道的港督府抗議，並在港督府外牆貼滿充滿文革語言的大字報，「打倒港英」等口號喧聲震天。胡棣周對形勢發展感到不安：「我當時不贊成左派每天衝擊港督府，港督始終是英國統治的象徵。左派利用工人、學生衝擊港督府，港英一旦動手，就會造成很大犧牲。」結果不出胡棣周所料，五月二十二日港英出動數千名軍警和防暴隊，向示威群眾施放催淚彈，並揮動警棍包圍群眾，拘捕了一百六十多人，港英當晚宣布戒嚴。港府出版的《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左派群眾當時攜備紅汞和繃帶，製造「流血」的假象。胡棣周認為追些純屬港英的無稽指控：「我認識不少在事件中被警察毆打的人，他們都是很善良、單純的人，怎會故意弄虛作假？」

經過「五·二二花園道血案」，港英當局與左派陣營都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形勢，全面鬥爭一觸即發。胡棣周當時充分體會「非敵即友」的滋味，他.：「政府向香港所有報章送來-份題為『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連《文匯報》和《大公報》也照樣收到。願意刊登的報章等於表態支持港英政府，而且可收取廣告費；拒絕刊登則被視為左派。港英追樣等於逼人家選擇不是親英就是親共。」面對兩難抉擇，胡棣周決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拒絕刊登：「我當然不能登，難道要我打電話給金堯如.：『喂，老金，我準備登追份廣告。』追樣做太『衰仔』，太不像話了。」他慨嘆當時雙方壁壘分明，根本不可能保持中立。他就在「非黑即白」的情況下與左派站在同一陣線，踏上了不歸路。

左派與港英當局的衝突不斷升級，胡棣周目睹同胞被毆打，無辜學生遭槍擊，令他怒火中燒。他的筆桿也越來越辛辣和不留餘地，屢次觸怒港英當局。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香港夜報》評論專欄《夜話》重提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在廣州開槍鎮壓當地民眾的「沙基慘案」，「紀念『沙基慘案』再想起今天（遭港英警察打死的）徐田波、黎松與曾明三位烈士的英勇犧牲，舊恨更添新仇。同胞們！我們要拭去眼淚，齊心奮起，把那萬惡的英帝國主義打倒，把那腐化的反動統治埋葬。」

六月十五日，胡棣周擔任董事長的《新午報》報道九龍黃

大仙左派群眾成立鬥委會的消息。報道指出：「抗暴怒火燃燒了港九新界每個角落，曾遭港英嚴重迫害的黃大仙同胞，昨天宣布成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坊眾們堅決表示投入戰鬥，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徹底粉碎帝國主義的罪惡統治。與會坊眾..民族仇、階級恨，對港英的血腥暴行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和控訴，只要祖國一聲令下，他們就立刻開赴前線，誓把港英鬥垮、鬥臭。」《新午報》同時發表〈黃大仙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告同胞書〉，聲言「要跟戴麟趾追班英國鬼算總帳」，「血債要血償」。〈告同胞書〉指出：「我們受夠了英國鬼的欺凌、壓迫，今天再也不能忍受了。港英當局在香港幹盡了壞事，現在竟又瘋狂對我同胞、坊眾橫加迫害，舊恨新仇湧上心頭。」黃大仙鬥委會又警告「黃皮狗」.「白皮豬」若膽敢鎮壓，「必將斬斷你的鷹爪，砸破你的狗頭」。 4

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間，胡棣周在《香港夜報》發表致港督戴麟趾的公開信，勸他「留有餘地」，「不要幹得太過分」，香港同胞是不會害怕的；據.戴麟趾知道後很惱火。胡棣周表示：「除了左派，香港從來沒有人敢公開挑戰港督。」但《香港夜報》六七年七月的一篇報道，才是觸發港英拘捕胡棣周的導火線。當時《香港夜報》記者收到港英水警輪大副傳來的消息，指屯門青山灣接近大小磨刀海面，數艘解放軍砲艇來回巡邏。胡棣周致電金堯如求證，金氏隨即向新華社副社長祈烽請示。祈烽在電話中.：「啊，追當然是個好消息。我們的南海艦隊有所戒備，執戈待命是不奇怪的。追當然是對我們香港同胞的－大鼓舞，對我們反英抗暴鬥爭的明顯支持。」他認為在現實條件下無法證實，而《香港夜報》與《文匯報》.《大公報》性質不同，可以有聞必錄。祈烽表示：「即使是個謠傳，他們傳一下我看也無所謂，多傳一下追類消息，鼓舞香港同胞嘛。」金堯如將迫番話轉告胡棣周，胡笑..：「老祈的話我明白了，我去發稿落版。」 5

當天下午三時出版的《香港夜報》通欄橫題大書：「青山灣突出現中國砲艇，駛向香港海域」，頓時洛陽紙貴，據.當天第一版賣了六、七萬份，再版五、六萬份也被搶購－空。《香港夜報》自此銷量直線上升，在暴動高峰期一度達十萬份，直迫最高銷量的《星島晚報》。胡棣周追次取得驕人成績，卻換來沉重的代價。

胡棣周被捕前夕已察覺到形勢緊張，金堯如建議他暫避風頭，但胡棣周謝絕了金堯如的好意，聲稱「要對民族承擔 J。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凌晨四時三十五分，胡棣周好夢正酣，兩名英籍警官帶同六名便衣探員前往胡棣周寓所，猛力敲打胡家的家門。各人均頭戴鋼盔，配備長短槍和鐵筆。胡棣周父親來不及開門，便衣探員即動用鐵筆撬門。他們破門入屋後，舉槍指嚇屋內眾人，並催促胡棣周快點穿衣跟他們離去。英籍警官勒令胡棣周在「警誡詞」上簽名，他卻在紙上寫上「抗議！」的字樣。當天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另一左派外圍報章《田豐日報》社長潘.偉（已故馬評家，筆名田豐）及督印人陳艷娟、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和經理翟暖暉。

胡棣周追種被左派報章形容為「大義凜然」的舉動，並不能改變他的命運。八月十日，當局向胡棣周等人提出起訴。八月十七日，港英當局下令《香港夜報》和《新午報》，以及《田豐日報》停刊，追就是著名的「三報事件」。

北京和香港左派陣營對胡棣周等人被捕反應強烈，中華全國記者協會、《人民日報》與新華社聯合發表聲明，要求港英立即釋放胡棣周等人，否則負責一切嚴重後果，「終將嚐到中國人民鐵拳的味道」。廣州軍區司令黃榮海發動十萬民兵上街巡遊，要求港英當局盡快放人。連胡棣周本人也沒有想到，港英拘捕他的「嚴重後果」，是八月二十日晚上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胡棣周被捕後轉送往港島域多利羈留所，案件於八月二十

－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審，胡氏位居首被告。港英當局對胡棣周、翟暖暉等人的控罪包括「惡意刊出虛構新聞」.「刊登不真確消息」.「刊載煽動性文字」.「使公眾輿論受到影響」.「教唆及協助別人刊登煽動性文字」，各人控罪合共九十九項。法庭花去了三天半時間，才將各項控罪宣讀完畢。其中胡棣周的控罪多達二十一條，包括惡意在《香港夜報》刊登「有煽動性的文字」，並在《香港夜報》刊出「假新聞」而「影響公眾秩序」，又被控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協助及教唆《新午報》刊登假新聞，「意圖引發香港警察出現不滿情緒 J。

胡棣周旗下報章究竟如何「煽動」.「影響公眾秩序」.「意圖引發警察出現不滿情緒」？答案得從有關報道中尋找。《新午報》六月十五日報道黃大仙左派群眾成立鬥委會，以及刊登黃大仙鬥委會〈告同胞書〉，其實當時各份左報都有刊登，《新午報》的處理手法不見得比正統左報更具煽動性。《香港夜報》六月二十三日刊登「烈士治喪委員會通告」，主要內容為各界鬥委會「向港英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必須立即交出三位烈士（徐田波、黎松與曾明）的屍體」，也被指為「煽動性文字」，「使公眾輿論受到影響」。其他左派報章當時都刊登了鬥委會的有關聲明，《香港夜報》的做法也沒有甚麼特別。

《香港夜報》八月二日報道一群男子衝進慈雲山徙置區辦事處，也成為胡棣周的另一控罪。報道指當時十名男子將辦事處玻璃全部搗毀，並放下兩枚土製炸彈離去，其中一枚發生爆炸。報道指「十名大漢做得乾淨利落，全部安全撤退，慈雲山徙置區居民人心大快，到處傳誦。港英的鷹犬到爆炸發生後才慌忙到場增援，鷹犬生怕被白皮豬（英籍警官）責罰，竟然將一名在場看熱鬧的十三歲男童強行非法拘捕，慈雲山群眾對此表示極大憤怒」。當局認為追段報道引起「恐懽與沮喪」，將之列為罪狀。

七月五日，《香港夜報》評論專欄《夜話》發表題為〈白皮豬

窮兇極惡〉的文章，認為從七月四日荔枝角事件中，「可以批死英國的『白皮豬』，快將被群眾的汪洋大海所埋葬。那些洋人警官目前已達到神憎鬼厭，人人喝打的地步。他們一而再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兇殘本質。不只是群眾，甚至一些華籍警察，漸漸也認清了那些洋警官的兇殘面目」。事緣七月四日九龍荔枝角匯豐銀行警鐘誤鳴，警車到場.看，引來一批市民圍觀，但警方立即調來一隊防暴隊。根據《香港夜報》的報道，幾名洋警官「不分青紅皂白，一下車就向匯豐銀行隔鄰的中孚國貨公司打幾槍，過路途人中槍倒地」。該報《夜話》認為：「同胞們！大是大非擺在前頭，英國鬼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到今天，未有一天把我們中國同胞當作人看待。有槍在手，便亂射亂殺。」

《夜話》又引用《毛語錄》中「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認為「時至今日，有來犯者，便要狠狠的打退他，有組織的反擊他」。在港英政府眼中，追篇言詞激烈的評論文章當然屬於「煽動性文字」。

《新午報》七月二十五日發表社論，呼顳香港華籍警察「掉轉槍頭」，被當局認為「企圖煽動警察人員情緒不滿」。社論指出：「至於華警同胞的切身問題，你們自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在大有街、在花園道、在沙頭角，都是你們去打頭陣。但戴磊華（警務處長）拿三華警來提控，來向左派送秋波，由此而引起你們的不滿。於是他們出動英軍搜劫摩總和工人俱樂部時，其實是監視你們的行動。港英就是不容許你們做中國人，不許你們有熱愛祖國、同情同胞的自由，要你們貼貼服服地做走卒，做替死鬼。」

社論又指出：「你們中間有些人做過一些壞事，是不要緊

的。祖國和人民歡迎你們一切愛國行為。（華籍警察）應當醒覺起來，看清大勢，站穩中國人立場，鼓勵更多同胞醒覺；要做到陽奉陰違，通風報訊，不打不捉：團結覺悟，收集資料，緊記仇恨，一有機會就掉轉槍頭。追樣做我們就歡迎你，追也是你們唯－的出路，唯一可以使妻兒不致蒙羞受辱的

自新之路。」

對於港英政府指《香港夜報》和《新午報》「煽動」，胡棣周不以為然：「我們不是黨報，煽動程度絕對不及《文匯報》和《大公報》的十分之一。」他表示：「港英不敢碰《文匯報》.《大公報》等共產黨報紙，我們只是左派外圍報紙負責人，所以拿我們開刀。港英首先打擊我們追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真正的共產黨員卻不敢碰，他們不敢抓金堯如、費彝民等人。」他又認為港英政府很聰明，當年一旦發現普通市民加入左派的示威行列，必定立即動手抓人，防止左派隊伍壯大，港英拿他開刀也是追種道理。胡棣周指出，《新午報》當年銷量高達四萬多份，《香港夜報》更多達六、七萬份，擁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至於港府指《香港夜報》報道青山灣海面出現中國軍艦，發放「虛假消息」，胡棣周否認追是假新聞：「如果.我們報道假新聞，與今天一些傳媒的做法相比還有一段距離。」他表示，港英當局後來也承認當時派遣航空母艦「堡壘號」赴港撤僑，解放軍砲艇到香港海域附近監視「堡壘號」的動靜，證明他們並非無中生有。胡棣周至今仍然不服氣的是，當時法庭根本沒有仔細.究《香港夜報》刊登的消息是否真確，也沒有傳召報道造條消息的記者作證，解釋採訪經過。他表示：「法庭應該允許我傳召那名記者出庭作證，指出消息來源。」他慨嘆「在亂世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 J。

胡棣周聲稱在審問過程中曾遭警察毆打，他相信警察是要

「先給你點好看」，迫使他「在法庭自辯時不要對法官進行過分

激烈的鬥爭」。案件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審後，胡棣周在庭上與法官賴特針鋒相對。《大公報》甚至形容胡棣周等把中央裁判署「當做控訴港英法西斯當局迫害愛國報人的講壇，揭開港英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遮醜布」。胡棣周在自辯時表示，他不滿英國警官在荔枝角事件中開槍，而且是真槍實彈，「不喜歡他們文過飾非，幹了不認帳，推.是向天開槍」。他談到六月二十三日《香港夜報》《夜話》時表示，英國人一九二四年開槍殺害數十名中國人，至今沒有改變對中國人的態度。又批評英帝國主義者百多年來從來沒有好好對待香港人。法官認為《夜話》中「舊恨更添新仇……把那腐化的反動統治埋葬」追段文字屬「煽動性文字」。胡棣周則.：「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兩方面，我絕對有自由追樣做。我相信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有追樣的自由。」

九月四日下午三時，中央裁判署法官賴特判處胡棣周、翟暖暉、潘.偉等人入獄三年，同時勒令《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停刊半年。法官詢問胡棣周等人有沒有任何求情.話，各人搖了搖頭，表示「愛國無罪」，無須求情。胡棣周表示：「判我有罪是錯誤的，我是無罪的。我強烈反對判我的報紙停刊，追樣的判決等於迫害。」他又.：「真理在我們追一邊，全世界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都會支持我們，我們是無罪的。究竟誰有罪，歷史很快就會作出證明。」

胡棣周.：「法官判我二十一項控罪成立，但礙於法例限制裁判署最高僅能判刑三年，只能判我入獄三年。」他又指港英不敢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通常高院只會審理謀殺等嚴重罪行。他相信，港英其實不想他坐牢，只是希望他聘請律師上庭辯護，以示遵從英國法律，就會將他釋放。但胡棣周不肯跟從英國人的遊戲規則，他被押解往域多利羈留所時表明不會聘請律師。

雖然胡棣周並非六七騷亂的領導者，卻成為港英當局與左

派角力的犧牲品，「替」左派坐了二十個月的大牢（扣除獄中假期）。胡棣周入獄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受周恩來委託，定期前往赤柱監獄探訪胡棣周。由於胡棣周、潘.偉等人屬政治犯，遭單獨囚禁於特別囚室 (special ward)。胡表示，獄吏對他們還算不錯，部分人更經常向身為馬評家的潘.偉索取賽馬貼士。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港英當局准許《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三報復刊。

負責鎮壓左派暴動的港府高層官員姬達後來認為，《香港夜報》等三份報章「甚為惡毒」，當局無法容忍。但胡棣周想不到事隔多年後，會與迫位當年痛恨他的港英高官交朋友。胡棣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從事中國大陸電廠業務，主要負責代理外國電力公司的發電站設備；八十年代曾參與廣東大亞灣核電廠可行性研究，而姬達退休後任職中華電力公司屬下的香港核電公司主席，二十年前敵我分明的對手因此攜手合作。他們也曾談起當年往事，兩人仍然各持己見。胡棣周.：「追個世界真的山水有相逢，但他當然不會承認港府當年處理手法錯誤。」

一九六九年胡棣周出獄後，在《香港夜報》連載描述獄中生活的專欄《皇家飯店》，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不久勸喻他不要再寫下去。胡棣周.：「祈烽的理由主要是不想破壞中英關係，因暴動結束後北京希望改善與英國的關係，另一考慮是不希望影響仍在服刑的左派犯人的待遇。」。

回首六七年的往事，一九三五年出生的胡棣周，以「笑話」形容當年追場席捲香江的政治風暴。他直言：「整場鬥爭都是權力鬥爭，只是－個笑話。」他當時也明白六七左派暴動是文革和六六年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延續，更認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由文革引起的」，「沒有文革根本就不會出現反英抗暴」。胡棣周被捕前在廣州街頭看到「香港必須大亂」的大字

報，更親眼目睹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長黃永勝，在廣州畔溪

酒家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吃飯。胡棣周表示：「如果

黃永勝向梁威林下命令，梁能不聽嗎？」

但他仍然對參與迫次事件無悔：「我很不幸捲進了追個漩渦，但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中國人的立場；特別是我目睹同胞被毆打，無辜學生遭槍擊，令我義憤填膺。我沒有甚麼值得後悔，那個年代就是追樣的了。」

他認為「文武之道，－張一弛」，當年左派應更有技巧地進行鬥爭，鬥爭的目標應該是和解、平息風波，而不應是尋求全贏，左派六七年五月衝擊港督府正是觸發港英大規模鎮壓的不明智做法。他認為：「如果事態早日平息，打擊面就不會那麼大，當局就不會抓那麼多人，也不會激發那麼大的仇恨。」六七年七月底開始，部分左派群眾擺放「菠蘿陣」（炸彈）。胡棣周認為追是運動漸漸失控的表現，是左派明知必敗下的孤注一擲，「沒辦法中的辦法」。當年左派無法動員一般市民上街，能發動起來的都是左派陣營中人，示威遊行來來去去只有兩萬人左右。香港左派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也可能令左派領導人孤注一擲。

他不知道當年誰作出放炸彈的決策，但當時工人階級受港英不斷鎮壓後，情緒非常激動，而新華社領導層的心態是事情越鬧越大，形勢越亂越好。當時胡棣周對追種極端做法非常反感，「我可以打賭，沒有－個左派報人贊成放置炸彈，即使《文匯報》.《大公報》都沒有人認同。」胡棣周認為，菠蘿陣令市民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

但他指出，港英「也不是愚蠢的」，當年一些炸彈放置在國貨公司門外。他.：「如果我是左派，那會放炸彈害自己人？」他又批評香港主流傳媒報道「菠蘿陣」時誇張、偏頗，在

一定程度上誤導市民。胡棣周又認為左派在騷亂中出盡了「吃

奶的力氣」，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港英毋須花力氣偵.，就輕易掌握左派陣營的虛實，知道誰是頭面人物。

胡棣周認為，六七騷亂的事態發展是由左派和港英促成的，雖然港英最終成功將騷亂鎮壓，但對港英也沒有好處。他相信，如果港英不是在鬥爭中取得勝利，以為香港人支持它，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不會在中英談判期間那麼囂張，提出的討價還價條件就會較合情理，追樣鄧小平可能給英國人更理想的條件。

儘管胡棣周在港英治下嚐到鐵窗滋味，但他對港英當局在騷亂平息後改採.柔政策持肯定態度。他認為，沒有五月風暴（六七事件），港府就不會採取.柔政策和推行社會改革。他表示，港英當局七十年代大力進行社會建設、改善房屋和醫療服務，並且成立廉政公署，下決心清除貪污，管治較六七年前有顯著進步。

像不少左派暴動參與者一樣，胡棣周認為自事件結束後，北京至今尚未明確交代責任誰屬，他覺得「很不公道」。他相信，北京不想重提文革，因此也不想重提六七事件。他對坐牢不感後悔，但他在赤柱監獄服刑時發現，許多六七事件被捕者與左派一點關係都沒有，例如擦鞋匠、受警察壓迫的小販。胡棣周指出，當年不少工人滿腔愛國熱情，在事件中被捕、受傷甚至犧牲；許多人響應左派罷工的號召，因而失去工作，左派工會也照顧不了那麼多。他強調：「如果中央一句交代.話也不.，怎能對得起他們？中央最少也應該.一句：『你們辛苦了，為了愛國付出了沉重代價。』只需派一名官員站出來.追樣一句話已經足夠，毋須甚麼賠償、甚麼名譽地位。」

六七年以來，一些中共官員也曾非正式地對六七事件作出評價。胡棣周七零年出獄後前往廣州學習，廣州支援香港委員會（支港委員會）負責人對他表示：「中央領導層曾在一段時

間內失控，追場鬥爭（左派騷亂）群眾沒有錯，但香港領導（新

華社）的鬥爭手法有錯誤。」一九七七年，胡棣周獲邀到北京觀看亞非拉兵乓球錦標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接見胡棣周等人時.：「你們沒有做錯，香港群眾的愛國熱情要肯定，但中央某些領導同志要負責任。」據胡棣周的記憶，負責香港工作的廖承志也在八十年代初與他們閒談時，.過要「肯定群眾愛國熱情」之類的.話。但胡棣周認為北京領導人追些片言隻語並不足夠，北京起碼要「有點表示」，中央應請當年六七事件參與者吃頓飯。他認為：「愛國群眾幾年牢獄生涯，換一杯茶、一頓飯絕不為過。」

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表示」。九七年九月中秋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邀請一批「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出席在前港督府舉行的中秋酒會。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和抗日戰爭期間保衛香港的東江縱隊隊員也接到請柬，胡棣周、楊光、廖－原等六七事件參與者都獲邀出席。港府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酒會期間主動對胡棣周表示：「追件事其實很不公平，追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曾德成（《大公報》總編輯）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追件事情特區政府要慢慢來。」梁愛詩曾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繼父七六年開始在《香港夜報》任職經理，舅父黃祖芬六七騷亂期間擔任左派中華中學校長，曾被港英當局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董建華當年曾在中華中學就讀。

像其他六七事件參與者一樣，胡棣周九七前沒有公開評論六七事件的功過。他指出，他們追些六七事件參與者在九七回歸前不願多講追往事，「主要是怕刺激左派的情緒」。雖然現在香港已回歸中國，但他相信北京和特區政府都不會為六七事件平反，因為「香港輿論已將左派的臉孔塗污了」。胡棣周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去世，終年七十五歲。

對翟暖暉來.，六七年被打成政治犯可.是無妄之災。他當年完全沒有參與示威遊行，也沒有寫文章、貼大字報，卻因承印了幾份左派外圍報章而糊裏糊塗成為政治犯。他表示：「我從來不是左派核心人物，也不是左派騷亂的擁護者，只是因緣際會涉及迫場運動而已。」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左派陣營紛紛在各行各業成立鬥委會。左派出版界也在五月成立鬥委會，成員近一百人，三聯書店負責人藍真擔任主任，翟暖暉在藍真的邀請下出任鬥委會委員。

翟暖暉當時與左派報章《商報》董事長李少雄合資經營南昌印務公司，負責承印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翟、李兩人各佔南昌印務一半股份，李少雄出任董事長。翟暖暉則擔任經理，甚少過問南昌的業務運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他擔任董事長的宏豐圖書公司，他與胡棣周、潘.偉等人也不太熟悉。翟暖暉怎樣也想不到甚少沾手的南昌印務公司，日後為他帶來牢獄之災。

他受審期間反駁「教唆」、「顛覆」等控罪時表示：「我實在沒有教唆他人，如果真的教唆，我會感到光榮。」翟暖暉相信，左派陣營不滿長期受港英壓抑，是左派六七年採取激烈行動的深層原因。但他對左派的表現很失望，認為他們當年嚴重.離群眾。他批評左派鬥爭策略錯誤，應該首先採取向群眾.理的手法，令市民充分了解人造花廠事件，從而爭取市民的同情。他認為，左派應逐漸暴露港英的面目，而不是倉卒成立鬥委會，甚至採取激烈抗爭行動。

他相信，香港左派受文革和澳門事件影響，高估自己的實力，甚至存有跋扈和趾高氣揚的心態，因而採取盲動的處事手法。他指出，當時中間群眾甚少參與左派發起的活動，但不少市民不滿港英打人，傾向同情左派。他表示：「左派放菠蘿前，我對他們的行動基本上持體諒態度。」他在宏豐公司的職員雖然沒有參與左派的活動，但大多同情左派，有人更向左派捐款。但翟暖暉對左派放置炸彈的行動非常討厭，左派陣營

也因此失去公眾的支持。

他在獄中碰到一些曾放炸彈的人，當中以工人、小販居多，部分人更因意外遭炸斷手指，甚至失明。對於有人指責當年擺放炸彈的人為「暴徒」，翟暖暉認為擺放炸彈的人只是受到了「暴力鎮壓」，遂作出極端的、不顧後果的反應。他表示，他們的行動應受非議和譴責，但他們不是暴徒。他認為：「任何社會運動發展至採取極端手段，已預示運動不可能成功；左派放炸彈顯然是沒有辦法下孤注一擲的舉措。」左派陣營多年來否認曾放置炸彈，翟暖暉指出：「雖然左派不承認放炸彈的責任，但這不能改變歷史。」

一九二零年出生的翟暖暉，曾任親北京政論雜誌《廣角鏡》督印人，坦言崇拜共產黨和毛澤東。但這位「老愛國」近二十多年來經常表達與其他親北京人士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但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不再出席政協會議，因為他反對中共鎮壓民運。他又於二零零三年反對港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認為會損害新聞自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年屆八十五歲的翟暖暉參與要求早

日落實普選的遊行，是生平首次參與遊行。

蕭劍輝、張普璇：為參與六七事件付出沉重代價的無名小卒

蕭劍輝是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的積極分子，但他當時怎樣也料不到這場勞資糾紛後來演變為席捲全港的騷動，更想不到自己在因緣際會下成為觸發暴動的歷史人物。二零零二年，體弱多病的蕭劍輝接受筆者訪問，憶述往事時卻.：「我們是六七暴動的受害者，我們根本沒想過搞暴動，到頭來最吃虧的是我們這些工人。」

二零零一年六月底，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宣布向六七暴動

期間擔任左派鬥委會主任的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對於楊光

獲頒特區最高榮譽獎章，蕭劍輝不屑地表示「很反感」，「根本不應頒給他」。

蕭的憤懣源自他在六七暴動前後的遭遇。六七年四月中旬開始，新蒲崗人造花廠工人不滿廠方的新規定而發起工潮，在該廠任職一年多的蕭劍輝是工潮的中堅分子。但他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他並非左派工會成員，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爆發前工潮基本上「沒人領導」。

但他透露，五月四日開始，.屬工聯會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與他們接觸，邀請他們到該會會址開會商討抗爭策略。他表示：「樹膠工會叫我們寫大字報，揭露資方的剝削行徑，但吩咐我們不要將內容寫得太政治化。」他估計，當時左派陣營也不想過分擴大事端。

他憶述當年勞資衝突時.：「資方近兩個月不發工資，無意解決勞資糾紛。五月六日我們阻止貨車進廠運走貨物，廠方通知警方到場。當時我與管工孔彪爭論，他用腳踢我的胸部，在場工友隨即起哄，事件鬧大。」據《明報》六七年五月七

日報道，蕭劍輝在人造花廠外「突然被人拳擊胸部，據蕭自己指證，對方為某管工。亂中有人受傷，群情馬上鼓噪，形勢更亂」。

早在現場戒備的警方防暴隊介入事件，拘捕蕭劍輝、李勝等二十一名工人，並打傷多名工人。蕭劍輝表示，警方拘捕他時用警棍敲打他的頭部。

蕭劍輝被捕後帶返黃大仙警署，聲稱遭五至六名便衣警員「圍毆」。他表示：「當時他們把我團團圍住，每人打我六拳。一位莫姓督察把我猛力推倒地上，用皮鞋踏我的背部。我跟他.，你們打死我吧，即使我死了還有幾十位工友。」蕭劍輝在警署內被毆，導致他部分神經線受創，令他日後手腳顫抖，最終失去工作能力。

五月八日，警方控告蕭劍輝、李勝、樹膠總工會主席馮金

水等人「非法集會」，提交北九龍裁判署審訊，但他本人後來沒有被判刑。由於蕭劍輝被毆觸發大有街事件，左派奉他為敢於與港英鬥爭的樣辦，他直言「工聯會把我當作神主牌，派人把我從法庭抬回工聯會會所」。當時左派各界鬥委會主任.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對他.：「你不用怕，我們錢多.，你不用擔心生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鬥委會舉行「慰問及控訴大會」，蕭劍輝、李勝等在大有街事件中受傷的人造花廠工人獲邀出席，在會上控訴港英「滅絕人性的法西斯暴行」。在這次為時五小時的會議上，鬥委會主任楊光代表鬥委會向蕭劍輝等工人慰問，聲言要把反英鬥爭進行到底，「不獲勝利，誓不罷休」。

蕭劍輝受傷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向他發給五百零五元生活費，相當於一般工人－至兩個月的工資，足以照顧一家生計。工聯會並安排他暫住位於土瓜灣的工人俱樂部，蕭劍輝因此有機會對楊光作近距離觀察。他表示：「當時楊光被港英政府通緝，他擔心被拘捕，常常在工人俱樂部穿西裝、結領帶，打扮成老板的樣子。他暴動期間風頭出盡，有事卻退縮。事實上，暴動期間死的都是工人。」當時多名鬥委會重要成員先後被捕，卻沒有對楊光採取行動，蕭劍輝對此也感到奇怪，「可能港英也不想抓楊光吧」。

暴動爆發一年後，工聯會不再向蕭劍輝發出生活費，叫他自行解決生活問題。蕭找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出外工作，曾在海底隨道等工地工作。但神經線受傷的舊患六八年開始復發，令他手腳不時顫抖，七十年代後期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他的妻子更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他形容暴動令他家散人亡。

蕭劍輝.：「我被工聯會害慘了，他們利用我後不理我的

死活。」他去世前數年開始倚賴綜援維生，他慨嘆現在「後悔

也沒用了」。他認為，六七暴動有其檳極作用，例如促使港英當局在暴動結束後改善勞工福利。他.：「過去香港工人沒有福利可言，老板解僱工人毋須賠償，工人因工受傷也沒有補償。」但他批評左派暴動期間隨處放炸彈，害死不少無辜市民，炸死小孩更令人髮指。

蕭劍輝於二零零六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

出身左派家庭的張普璇，則被左派傳媒捧為「反英抗暴鬥爭中的小闖將」。她的父親曾任工聯會屬會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的書記，是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和現任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的啟蒙導師。張普璇六七年在漢華中學完成中五課程後，與兩名同學被分配往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在港島薄扶林的康樂中心工作。七月十七日，防暴警察搜.康樂中心，張普璇被捕後目睹防暴隊撕毀工會內的毛澤東肖像和毛語錄，感到異常憤怒，高叫「毛主席萬歲」，警方因此控告她「發表煽動性演. J。張普璇被審訊期間，質問法官「煽動」的含意，並表示：「有法西斯的『法律』，就沒有人民的法律！」她結果被判入獄一年。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形容張普璇「把港英當局的法庭變成講壇，無情地揭露敵人的法西斯醜惡面目」，又歌頌她為「毛澤東時代的小英雄」.「革命熔爐中紅色的烈火尸張普璇被判刑時覺得「為國家民族和正義入獄」相當值得，但她現在回首當年，慨嘆自己只是因緣際會下被用作政治宣傳的棋子。

張普璇出獄後重返漢華中學升讀中六，其後留校任教九年，後來不顧校方反對，七八年報考中學會考，同年升讀廣州暨南大學。當年左派學校認為中學會考是「奴化教育」的產物，不鼓勵學生報考。但她自暨大畢業後申請漢華教職，漢華不承認她取得的學歷。張普璇後來獲華潤集團聘用，九十年代初期轉職至一家貿易公司。她對當年的遭遇無怨無悔，當年的經歷令她「看清左派陣營的面目」。

張普璇認為，北京否定六七暴動，似乎連帶否定所有參與

者，對當年不惜犧牲青春、前途的左派參與者極不公平。她表示：「許多左派群眾當年滿腔熱血，不顧自身安危投入這場運動，為國家民族出力，結果卻成為被共產黨利用的棋子。北京當局可以否定當年的決策，但應肯定群眾的愛國熱情。」她還表示：中共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承認事實。現已.離左派陣營的張普璇表示，北京和特區政府應「有所表示」，還當年參與者一個公道。

附錄—

〈堅決反擊英帝國主轆的挑釁〉

《人民日報》社論(—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一場反抗英帝國主義血腥迫害的偉大戰鬥，在香港發生了。從五月初以來，香港愛國同胞不顧英國軍警的武力鎮壓，高舉《毛澤東語錄》，湧上了街頭。各行各業的工人紛紛宣布罷工和停工。他們前仆後繼，不怕犧牲，同英國軍警和暴徒展開英勇的搏鬥。這場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的反帝群眾運動，正在猛烈發展中。

香港英國當局，不顧我國政府的－再警告，不但沒有對他們製造的法西斯暴行低頭認罪，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人民挑釁。他們繼續非法逮捕和審訊我愛國同胞，對被捕者實行駭人聽聞的毒打和虐殺。他們頒布了一連串的所謂「緊急法令」，製造「迫害有理、抗暴有罪」的「法律根據」，企圖以更大規模的搜捕和迫害，撲滅我愛國同胞的反帝抗暴鬥爭。他們還開來航空母艦，公開叫嚷要「顯示力量」。英帝國主義簡直發瘋到了極點！

英帝國主義以為靠幾根警棍，幾道法令，幾條軍艦，就可以把中國人民嚇倒。這完全是癡心妄想。有壓迫就有反抗。香港的愛國同胞.得好，港英當局的暴行「升級」，抗英鬥爭也就要「升級」。他們警告英帝國主義者：這場鬥爭還剛剛開

了個頭，更加威武雄壯、更加氣壯河山的戰鬥還在後邊！我港

九愛國同胞既然已經展開了反擊，就一定要堅持鬥爭，抗頑敵，追窮寇，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

英帝國主義是香港萬惡的殖民統治者，是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敵人，七億中國人民的敵人。一百多年來，這個腐朽的、野蠻的帝國主義，對我港九同胞進行了殘酷的壓迫。香港的軍警、特務、法庭、監獄等等，都是壓迫我港九同胞，使我廣大同胞陷於貧困的境地。它還用最腐朽、最墮落的西方文化，來毒化和腐蝕我港九同胞。近年來，英國政府又勾結美帝國主義，力圖把香港變成美國侵越戰爭的基地和反華的基地。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是罪惡的淵藪，黑暗的地獄。一百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血債纍纍，罪惡滔天，必須清算！

港九愛國同胞正在進一步同英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英帝國主義是－個反面教員，他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向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干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讓香港的同胞家喻戶曉，使他們徹底地認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國主義的反動腐朽的本質。

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當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生力軍。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以香港的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香港廣泛階層的愛國同胞，把鬥爭矛頭集中地指向英美帝國主義，首先是指向直接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甚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甚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不管英帝國主義目前在香港多麼囂張，多麼猖狂，只要

香港的愛國同胞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展開波瀾壯闊的反帝群眾運動，就能夠形成-座真正的革命的銅牆鐵壁，這是英帝國主義所絕對打不破的。相反，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卻要在這座銅牆鐵面前碰得粉身碎骨！

英帝國主義繼續在香港胡作非為，對我愛國同胞進行血腥迫害，這是香港愛國同胞絕對不能容忍的，是七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愛國同胞，取決於七億中國人民，而不取決於腐敗衰朽的英帝國主義。

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干百萬紅衛兵支持.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港九愛國同胞們，向.偉大的勝利奮勇前進吧！

附錄二

周恩來關於堅決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的譜話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和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影響，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妄圖阻遏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最近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對我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就是這種陰謀的大暴露。

大家都知道，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香港愛國同胞掀起了一個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高潮。為了破壞和阻止香港愛國同胞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我愛國同胞進行一系列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就在昨天，又開槍打死了一名工人，非法逮捕了數十人。所有這些，不能不激起我愛國同胞的強烈反抗。香港愛國同胞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同英帝國主義者英勇搏鬥，並且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徹底揭露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香港的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農民、漁民以及其他愛國同胞正在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反帝抗暴大軍。今天，他們開始了一場規模宏偉的反帝抗暴大罷工，我們表示堅決的支持。

香港和九龍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愛國同胞的一切正當權利，特別是他們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神聖權利，絕對不容許任何人侵犯。在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酷迫害。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的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切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小撮英帝國主義者。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放清醒些。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執迷不悟，不顧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對香港愛國同胞進行殘酷鎮壓，硬要

同中國人民為敵到底，那麼，他們就必然要受到更大的懲罰，他們應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附錄三

各界鬥委會常務委員名單及近況

姓名 當年職務／職業

楊光 港九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費彝民 《大公報》社長

謝鴻惠 德信行經理、中華總商會

會董

黃建立 漢華中學校長

王寬誠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胡九 香港洋務工會副主席

劉謙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巴分

會主席

伍宜 香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總

會主席

郭添海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

鄧全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

廖－原 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

陳紘 中國銀行副經理

任意之 鳳凰電影公司導演、編劇

潘德聲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總編輯

黃燕芳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主

席

湯秉達 中華總商會司庫

黃富榮 香島中學學生

門委會職位鬥委會主任

鬥委會副主任鬥委會副主任

鬥委會副主任鬥委會副主任常委常委

常委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常委常委

近況工聯會顧間，

2001年獲頒大紫荊動章 1988年去世已故

2003年去世 1986年去世已故已故

已故

已故已故 2002年去世已故已故已故已故

已故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名譽主席

附錄四

左派暴動統計數字一.

(—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二月）

(1)傷亡數字 (a)喪生警員 10 英軍 1 消防 1 其他（包括左派示威者） 39 總數： 51

(i) 殉職警員死因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2 被滋事者刺斃 2 被槍殺 6 總數： 10 (ii)殉職英軍死因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1 (iii)其他死者死因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12 被警方槍殺 17 在縱火事件中喪生 2 被警方發現時已死去，或被發現受重傷， 5 其後不治

264 附錄四

在騷亂中喪生，但與警方行動無關 2

被警方扣押期間死去 1

總數： 39

(b)傷者類別

警員 212

英軍 29

消防員 4

小販管理隊 2

其他 585

總數： 832

(2) 被檢控人士

(a)參與騷亂 318

(b)非法集會 465

(c)違反戒嚴令 232

(d)藏有炸彈（真炸彈） 40

(e)藏有炸彈（假炸彈） 45

(f)爆炸罪行 33

(g)藏有煽動性標語 209

(h)發表煽動性言論 81

(i) 參與恐嚇性集會 185

U) 其他罪行 328

總數： 1936

(3) 炸彈

由炸彈處理隊引爆的懷疑爆炸品 8074

真炸彈 1167

(4) 警方搜.的可疑單位 1281

資料來源：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

附錄五

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各級議會

非官守議員名單

行政局

羅理基 ( Albert Rodrigues , 首席非官守議員）

關祖堯祈德尊 (John Dou glas Clague )

馮秉芬高登 ( Sidney Gordon ) 簡悅強

李福樹桑達斯 (John Sanders)

立法局律敦治 ( Dhun Jehangir Ruttonjee )

簡悅強

李福樹

沔漢柱

唐炳元

謝甫川

Kenneth Watson

胡百全羅仕 ( George Ross ) 司徒偉

黃宣平

李曹秀群

James Leach

市政局

貝納祺 ( Brook

Bernacchi )

胡百富

張有興

李耀波葉錫恩 ( Elsie Elliott ) Solomon Rafeek

胡湧烈黃夢花

胡寶星沙利士 ( Arnaldo de Oliveira Sales )

黃宣平李曹秀群

林思顒

羅保 ( Rogerio Lobo ) 霍士傑 ( Hugh Forsgate ) 羅德璋

伍秉堅

王澤森

Derek Blaker Alison Bell

註釋

引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1. 筆者訪問劉文成記錄， 2010年 6月。 2. 筆者在杭州採訪張浚生記錄， 2002年 11月。 3. 筆者 1998年採訪蔡渭衡記錄。

4.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頁 165-166。

5. 例如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2002),第二十一章指「港英當年的暴行跟日寇殺我國同胞不遑多讓 J。

6. 文中部分人名沒有中譯名，因而從缺。

7.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6.

8. 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 http://www.censtatd.gov.hk。

9. Hong Kong Government, A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10.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1967) , 頁89。

11. Alan Smart and Tai-lok Lui, "Leaming from Civil Unrest: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Disturbances," in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ited by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5-159.

12. 筆者採訪顧汝德記錄， 2007年 5月。

13.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04.

14.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8) , 頁33。

15. Matthew Turner, "Hong Kong Sixties/Nineties: Dissolving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Sixties: Designing Identity, edited by Matthew Turner and Irene Ngan (Hong Kong: Hong Kong Arts Centre, 1995),

pp.2一34.

16.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25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The Commission, 1999), p. 14.

17. 劉兆佳，〈序言〉，載於張家偉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2000)。

18.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行政長官有權就授黝評審委員會提交的名單作出增刪，而行政長官通常最關注大紫荊黝章名單，因此並非所有最終獲授黝人士均由委員會推薦。據筆者了解，左派陣營自回歸後積極游.特區府高層向楊光頒授大紫荊黝章，筆者相信向楊光授勵的決定，是由董建華親自拍板的。

19. 《大公報》， 1998年 8月 24日。

20.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南非政府宣布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宗旨為「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具體任務是全面調.自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九四年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期間各種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委員會先後舉行多場聽證會，二零零三年三月，委員會向當時的南非總統姆貝基提交報告。

第一章六七暴動的前奏

1. 葉錫恩一九八五年與教育界人士杜學魁 (Andrew Tu)結為夫婦，自此英文名字改為 Elsie Tu。

2. Elsie Tu, Elsie Tu: An Autobiography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Far East] Limited, 1988), p. 203.

3. 劉千石與筆者訪問記錄， 2011年 2月 20日。 4. 《明報》， 1966年 4月 6日。

5.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1966) , 頁 113-115。

6.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頁 101。

7. 〈騷動調.報告書的一面〉，《學苑》， 1967年 4月。

8.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頁 89。

9.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頁 100。 10. 香港社會民主黨，《九龍騷動事件調.報告》， 1966年，頁 19。 11. 《學苑》， 1967年 4月 4日。

12.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5, 1966.

13. 馬家輝，〈化外心情、憤怒年代與蘇守忠的一段短談〉，《明

報》， 1997年 4月 5日。 14. 《明報》， 1966年 4月 7日。 15. 《文匯報》， 1966年 4月 9日。 16. 〈澳門暴動檔案解密〉，《亞洲週刊》， 1998年 3月 23日至 3月 29

日，頁 2千29。 17. 中共中央文獻.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 頁99。

18. 筆者註：當時新華社不少官員幹部為國內外派幹部，例如時任統戰部長的張彬，原為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

19.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店， 1998) ,

頁 86-87。 20.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 87-88。 21.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 92-93。 22. 《大公報》， 1967年 2月 26日。 23. 《明報》， 1967年 5月 5日。

24. 根據青洲英泥董事會的聲明，兩名工程師遭工人襲擊，被毆打的工人也沒有受傷的證據。見《明報》， 1967年 5月 5日。

25.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p. 7.

26.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 香港社會民主黨，《九龍騷動事件調.報告》，頁 20。 28.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委員會報告書》，頁 101。

第二章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l.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 337.

2. 劉蜀永，《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 1998) , 頁 259。

3. 英國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學者曾.生在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書中指出，該廠東主為李嘉誠。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83。

4. 岑逸飛，〈對香港騷動的分析〉，《盤古》， 1967年 6月號，頁 12-

18。 5. 龍戰，〈我們還有話.〉，《學苑》， 1967年 7月 13日。 6. 《明報》， 1967年 8月 25日。 7. 〈騷動的漏網新聞〉，《盤古》， 1967年 6月號，頁 5-10。

8. 《明報》， 1967年 5月 6日。 9. 《明報》， 1967年 5月 9日。

10.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p. 8.

11. Note of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on June 29, 1967 in London by David Trench, file at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6. 13. 《明報》， 1967年 5月 7日。 14. 《文匯報》， 1966年 4月 9日。 15. 《大公報》， 1966年 4月 9日。

16.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8.

17. Elsie Tu, Elsie Tu: An Autobiography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Far East] Limited, 1988), p. 220.

18. TNA, FCO 40/46, Herbert Bowden, A Memorandum to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May 4, 1967.

19. 《大公報》， 1967年 5月 8日。 20. 《大公報》， 1967年 5月 9日。

頁 50-67註釋 271

21. 《大公報》， 1967年 5月 9日。 22.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1日。 23.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2日。

24.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12. 25.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2日。 26.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3日。 27. 《明報》， 1967年 5月 14日。 28.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4日。 29.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5日。 30. 《工商日報》， 1967年 5月 14日。 31.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6日。

32. 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編號： GRlS/3371/67 II。

33.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18, 1967, pp. 420-421. 34.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6日。

35. 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上），《九十年代》'

1996年 5月，頁 70-76。 36. 《文匯報》， 1967年 5月 17日。 37. 《大公報》， 1967年 5月 17日。 38.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 頁 353。 39. 《文匯報》， 1967年 5月 18日。 40. 丁友光，〈中共會不會收回香港〉，《明報月刊》， 1967年 7月號，

頁 34-37。 41. 《大公報》， 1967年 5月 21日。

42.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店， 1998) ,

頁96。 43. 《華僑日報》， 1967年 5月 20日。 44. 《大公報》， 1967年 5月 20日。 45. 《大公報》， 1967年 5月 22日。 46. 《香港夜報》， 1967年 5月 12日。 47. 《大公報》， 1967年 5月 24日。

第三章花園道事件

1. 當時派駐港督府的警員陸啟鎏憶述，左派示威期間港督府內外駐紮的警員逾九百人。

2. 陸啟鎏 2008年 8月與筆者訪談。 3. 《明報》， 1967年 5月 23日。

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3, 1967.

5.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p. 31.

6.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p. 1-20.

7. 葉錫恩，《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5) , 頁 200。 8. 《文匯報》， 1967年 5月 24日。 9. 中共中央文獻.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 頁 155。

10. 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上），《九十年代》' 1996年 5月，頁 70-76。余長更為冉隆勃的筆名， 1952年至 1974年任職中國外交部，對周恩來有近距離觀察。

1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6,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62, May 22, 1967.

12. TNA, FCO 40/46,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ph No. 677, May 23, 1967.

13. TNA, FCO 40/46, Herbert Bowden to David Trench, May 25, 1967.

14.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 頁 355。

15. TNA, FCO 40/46, Arthur Galsworthy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98, May 25, 1967.

16. TNA, FCO 40/46,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714, May 26, 1967.

17. TNA, FCO 40/4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769.

18. TNA, FCO 40/68,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Mr Ho Yin, July 8, 1968.

19. 筆者的推斷基礎來自英國外交部一九六八年一份電文，引述前民政司李福逑（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的父親）指出，姬達六七年曾透過當時的恆生銀行董事利國偉接觸何賢，但會面後來告吹。

20. 〈騷動的漏網新聞〉，《盤古》， 1967年 6月號，頁 5-10。

21. TNA, FCO 40/46.

第四章《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6,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88, May 24, 1967.

2. TNA, FCO, 40/47,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26, June 2, 1967.

3. TNA, FCO 40/47, Telegram No. 1891. 4. 《大公報》， 1967年 6月 3日。

5. TNA, FCO 40/47,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32.

6. TNA, FCO 40/4 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776, June 5, 1967.

7. 筆者註：一九六七年一月廣東當局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

8. TNA, FCO 40/47.

9.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1997) , 頁 313。

10. 吳昊，《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次文化堂， 1993) , 頁 8-9。 11. 狄恆神父回覆筆者電郵， 2010年 6月 3日。 12. 〈地下黨在管治香港？〉，《開放》， 1998年 8月號，頁 62-63。 13. 《大公報》， 1967年 6月 29日。 14. 《明報》， 1999年 3月 4日。 15. 筆者訪問呂南記錄， 2010年 6月。 16. 《文匯報》， 1967年 6月 30日。 17. 《大公報》， 1967年 7月 3日。

18. 《文匯報》， 1967年 7月 3日。

19.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店， 1998) , 頁 141-142。

20. 〈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九十年代》， 1996年 5月號，頁 62-69。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總會理事劉文成表示，當時左派發放的罷工津貼為每月五百港元。

21.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pp. 50-51.

22. 《文匯報》， 1967年 7月 2日。

23.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六》（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 「 1967年 6月 20日」條。

24. A Report on the Public Service 1967/6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p. 21-22.

25.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23.

26. TNA, FCO 40/106, Repor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pecial Publicity Unit,」anuary 5, 1968.

27. TNA, FCO 40/106, Notes on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Argument (by Deputy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a Decentralised Inform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October 9, 1967.

28. TNA, FCO 40/106, Repor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pecial Publicity Unit.

29. TNA, FCO 40/106, Repor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pecial Publicity Unit.

30. TNA, FCO 40/106, Notes on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Argument (by Deputy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a Decentralised Inform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31. 黃華麒回覆筆者電郵， 2010年 9月 9日。 32. 麥理覺回覆筆者信函， 2011年 5月 8日。

33. Hong Kong Hansard, May 17, 1967. 34. 〈百分之百的法西斯技倆〉，《大公報》， 1967年 6月 7日。

35. TNA, FCO 40/68.

36. Hong Kong 1967, p. 7.

37. 《華僑日報》， 1967年 5月 31日。 38. 《明報》， 1967年 7月 28日。 39. 《新界鄉議局第十八屆議員就職典禮專刊》， 1968年 7月。

40. Hong Kong Hansard, July 12, 1967, pp. 365一367. 41. 《聯合報》， 1967年 5月 19日。 42. 何康，《香港勞工對匪鬥爭經過報告》， 1967年 10月 26日，國民

黨黨史館藏，序號 9.2/79。

43. 〈對港九暴亂事件之處理經過〉，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94次會議紀錄， 1967年 5月 22日。國民黨黨史館藏，序號 9.3/654。

44. 國民黨第九屆中常會 295次會議紀錄， 1967年 5月 24日。國民黨黨史館藏，序號 9.3/654。

第五章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

1. 筆者註：沙頭角橫跨中港兩地。

2.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74,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988, July 9, 1967.

3. 同上註。 4. 《人民日報》， 1967年 7月 9日。 5. 《南方日報》， 1967年 7月 11日。 6.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 頁 355。

7. TNA, FCO 40/74, Donald Hopson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858, July 9, 1967.

8. TNA, FCO 40/74,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995, July 10, 1967.

9. TNA, FCO 40/76, An Assessment of the External Threat to Security

in the Border Area, March 25, 1968. 10. 筆者在北京採訪魯平記錄， 2009年 9月 2日。

11. TNA, FCO 40/78, July 25, 1967.

12. TNA, FCO 40/74,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1171, August 5, 1967.

13. TNA, FCO 40/74.

14. TNA, FCO 40/74,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1210, August 11, 1967.

15. TNA, FCO 40/74,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320, August 29, 1967.

16. TNA, FCO 40/76.

17. TNA, FCO 40/67, Tactics of Chinese Negotiators at Hong Kong Border Talks.

18. TNA, FCO 40/67, John Denson, Chinese Negotiating Tactics,」anuary 1968.

19. 《大公報》， 1967年 7月 24日。 20. 《文匯報》， 1967年 7月 10日。

21.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印，《香港風暴》（香

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8) , 頁 26-27。 22. 《大公報》， 1967年 7月 13日。 23. 《明報》， 1967年 7月 13日。

24. Hong Kong Hansard, July 12, 1967.

25. TNA, FCO 40/112,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July 12.

26. TNA, FCO 40/112,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July

16, 1967. 27. TNA, FCO 40/112, July 19, 1967.

28. 葉錫恩，《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5) , 頁 201。

29. TNA, FCO 40/49,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085, July 21, 1967.

30. TNA, FCO 40/49,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166, August 4, 1967.

31. TNA, FCO 40/49,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208, August 11, 1967.

32. 〈被捕前後周樹源同學訪問記〉，《學聯報》， 1967年 8月 10日。

33.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RS 179-1-19 (Parts I and 2), HKRS 179-1-23, HKRS 292-2-1 (Part 2), HKRS 292-2-1 (Part

3), HKRS 41-2-726 (Parts 1, 2 and 3), cited in Ray Yep,'"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Emergency Power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Turbulent Year of 1967," Modern Asian Studies

(forthcoming).

3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7, 1967. 35. 《大公報》， 1967年 7月 14日。

36. TNA, FCO 40/147, Henry Litton to John Tilney, November 28, 1968.

37. TNA, FCO 40/147.

38. TNA, FCO 40/148, Malcolm Shepherd to Sir Charles Taylor, February

27, 1969.

39. Far Eastern 40. FCO 40/49. 41. 《大公報》， 42. 《大公報》，

43. 《大公報》，

44. 《大公報》，

45. 《大公報》，

46. 《大公報》，

Economic Review, July 27, 1967.

1967年 7月 16日。 1967年 7月 21日。 1967年 7月 27日。 1967年 9月 1日。 1967年 7月 30日。 1967年 7月 14日。

47. 筆者訪問劉兆佳記錄， 1998年。 48. 筆者訪問蕭滋記錄， 1998年。

49.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8) , 頁35。

50. 學友中西舞蹈.究社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前身為左派組織《學生文叢》讀者會。後來成為支聯會主席的司徒華是學友社其中一名創辦人。一九七五年，學友中西舞蹈.究社改稱學友社。

51. TNA, FCO 40/49,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208, August 11, 1967.

52. Hong Kong 1967, p. 45.

53.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p. 58.

54. Anthony Grey, Hostage in Peking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70), pp. 83-108.

55. TNA, FCO 40/67, Special Branch, Study of the Future Disposal 。if Persons Held under Emergency Detention Regulation Either by Departure from Hong Kong or Release in the Colony, June 20, 1968.

56. TNA, FCO 40/147.

57. TNA, FCO 40/149,」ames Murray's submission, "Mr Anthony Grey of Reuters", March 3, 1969.

58.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致路透社總經理 Gerald Long的函件中表示，英國政府「不再堅持被捕的（左派）新聞工作者應返回中國，嘗試為中國政府找下台階，並向他們提出在獲釋後前往澳門，稍後重返香港的可能性」。 TNA, FCO 40/149。

第六章英國政府的撒退計劃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92, Feasibility on Evacuation of Hong Kong, September 6, 1967.

2. TNA, FCO 40/45, Herbert Bowden to David Trench, Telegram No. 944.

3. FCO 40/47. Extracts from Minutes of the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Held on May 25, 1967.

4. TNA, FCO 40/77, Arthur Galsworthy to Saville Garner, "The Possibility of a British withdrawal from Hong Kong," May 31, 1967.

5. TNA, FCO 40/77, H.P. Ha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June 28, 1967.

6. TNA, FCO 40/77, Draft Interim Report: Hong Kong, Defence Review Working Party,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July 19, 1967.

7. TNA, FCO 40/78, Interim Report by Officials, July 21, 1967.

8. TNA, FCO 40/92, Commonwealth Office, Feasibility Study on Evacuation of Hong Kong, September 6, 1967.

9. TNA 40/93, Emergency Evacu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Department, Commonwealth Office,」anuary 1968.

10. TNA, FCO 40/79,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April 1968.

11. TNA, CAB 134/2945,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Hong Kong under British Cabinet Office,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March 28, 1969.

第七章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5,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595, May 13, 1967.

2. 筆者註：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於五月六日爆發。

3. TNA, FCO 40/46,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00, May 13, 1967.

4. TNA, FCO 40/45, Herbert Bowden to David Trench, Telegram No. 944, May 17, 1967.

5. TNA, FCO 40/4 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845, June 15, 1967.

6. TNA, FCO 40/47, Commonwealth Office to David Trench, Telegram No. 1226, June 16, 1967.

7. 筆者註：「類似麻煩」意指親共勢力的破壞活動。

8. TNA, FCO 40/47, David Trench to the Secretary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Telegram No. 809, June 10, 1967.

9. TNA, FCO 40/47, Commonwealth Office to David Trench, Telegram No. 1228, June 16, 1967.

10. TNA, FCO 40/47,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26, June 2, 1967.

11. TNA, FCO 40/45,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480, May 15, 1967.

12. TNA, FCO 40/46,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May 24, 1967.

13. TNA, FCO 40/47, E. Boll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June 8, 1967.

14. TNA, FCO 40/4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768, June 3, 1967.

15. TNA, FCO 40/47, Commonwealth Office to David Trench, Telegram No. 1133, June 6, 1967.

16. TNA, FCO 40/4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790, June 7, 1967.

17. TNA, FCO 40/47,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682, May 24, 1967.

18. TNA, FCO 40/46, Donald Hopson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560, May 24, 1967.

19. TNA, FCO 40/88,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831, June 29, 1968.

20. TNA, FCO 40/67, Donald Hopson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620, July 2, 1968.

21. TNA, FCO 40/69, Percy Cradock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851, September 14, 1968.

22. TNA, FCO 40/69,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028, August 28, 1968.

23. TNA, FCO 40/69, David Trench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2015, September 23, 1968.

24. TNA, FCO 40/69, Percy Cradock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898, September 25, 1968.

25. TNA, FCO 40/69, Percy Cradock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905, September 30, 1968.

第八章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與林彬事件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113,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112, July 26, 1967.

2. TNA, FCO 40/114, Special Branch, Daily Comparative Circulation Figures of Left-wing Newspapers 1967, October 26, 1967.

3. TNA, FCO 40/113, W. S. Carter to Arthur Galsworthy, July 31, 1967.

4. TNA, FCO 40/113, Commonwealth Office to Michael Gass, Telegram No. 1582, August 1, 1967.

5. TNA, FCO 40/113,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151, August 2, 1967.

6. TNA, FCO 40/113, Donald Hopson to the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994, August 2, 1967.

7. TNA, FCO 40/113, Arthur Galsworthy, "Measures against the Communist Press," August 3, 1967. 8. 《大公報》， 1967年 8月 19日。 9. 安建設編，〈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

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 頁 204-243。 10. 〈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九十年代》， 1996年 6月號。

11. 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中華兒女》， 2002年第 1期，頁 35。

12.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p. 61.

13. TNA, FCO 40/113, Michael Gass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Telegram No. 1276, August 21, 1967.

14. 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社， 1986年 11月初版），頁 253。

15. TNA, FCO 1/14, Donald Hopson to George Brown, September 8, 1967.

16.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機關到各地方機關，曾發生大規模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全國黨政軍機關、學校投入清.運動，成千上萬的幹部、學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長期隔離審.、批鬥、監督勞動，喪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第三卷 (1966-1976)(北京：紅旗出版社， 1993) , 頁38。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珠

海：珠海出版社， 1998) , 頁 181。 19. 《人民日報》， 1967年 8月 23日。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第三卷 (1966-1976) , 頁38。

21. 安建設編，〈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頁 204-243。

22. 同上註。王力、關鋒及戚本禹是文革期間的極左派，三人曾任中

央文革小組成員。 23. 《大公報》， 1967年 9月 6日。 24. 《鍾士元政壇回憶錄》，香港電台， 2010年 10月。

25. 《明報》， 1967年 8月 25日。 26. 《大公報》， 1967年 9月 1日。

27.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訴筆者，一位來自福建的許姓同鄉，案發後向親友表示是他殺害林彬，事成後逃往福建南安官橋鎮老家。許畢業於左派學校，案發時約二十歲。雖然這種.法僅屬孤證，但筆者留下記錄，立此存照。

28. 徐佩乾致筆者電郵， 2010年 8月 24日。

29. TNA, FCO 40/68,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Mr Ho Yin, July 8, 1968.

第九章「香港式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

1. George Walden致筆者函件， 2006年 6月 7日。

2. George Walden, Lucky George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9),

pp.9午97. 3. 《大公報》， 1967年 9月 23日。

4.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8) , 頁41。

5.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p. 8午85.

6.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53, Serial No. 115, June 1968. 7. 《香港風暴》，頁 133。

8.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p. 16-17.

9.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p. 271.

10. John Cowperthwaite's addres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Hong Kong Hansard, February 28, 1968, p. 52.

11. Hong Kong 1967, pp. 162-165.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 頁 211。

13. 時任新華分社官員的何銘思表示，六七暴動期間他曾負責處理重大的財務開支，這筆款項很複雜，既有北京調下來的，也有群眾捐獻的，裏面有現金、金飾、玉器。他主動邀請有關管理人員監督，六七年的財務一開始便由工聯會派人辦理出鈉、會計，最後餘款三百多萬港元都交給工聯會。

14. 〈周恩來和香港問題〉，《瞭望》新聞周刊， 1996年第 15期，頁 22-23。

15.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屋， 1998) , 頁 4-5。

16.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社會文化司編著，《香港問題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 , 頁 24-25。

17.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 頁 352。

18. 同上註。 19.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155。 20.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頁 353。 21.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169。 2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 1967》，頁 356。 23. 同上註，頁 367。

24. TNA, FCO 40/713.

25. TNA, FCO 40/713, J.E. Hoare, China/Hong Kong, October 13, 1975. 26. 麥理覺回覆筆者信函， 2011年 5月 8日。 27. 〈關於反英抗暴鬥爭的幾個問題〉，《文匯報》， 1967年 7月 3日。

28. TNA, FCO 40/78,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August 18, 1967).

29. 《明報》， 1978年 9月 5日。報道特別指出：「以上報道根據參與集會者的轉述，並非祈烽演講的原來詞句，但相信基本原意並無出入。」

30. 江東，〈香港左派半世紀浮沉錄〉，《信報》， 1997年 6月 24日。

第十章六七暴動的影響

1. Derek Davies, "A Position of Streng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3, 1967, pp. 260-263.

2. 筆者訪問胡棣周記錄， 1999年。

3.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 1993) , 頁40。 4. 曾鈺成，〈是鬥委，也是傑出工運領袖〉，《明報》， 2001年 7月 5

日。

5. 馬力，〈大紫荊風波〉，《明報》， 2001年 7月 8日。

6. 吳康民，〈反英抗暴剖白〉，《明報》， 2001年 7月 31日。

7. 根據台灣《中央日報》 1967年 8月 10日報道，吳叔同 8月 9日在台

北舉行的記者會上.：「我是在大陸持續進行文化大革命，極力摧殘中華文化的時候，響應蔣總統的號召，毅然返回自由祖國的！」

8. 根據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徐晴嵐 1968年 10月 30日向時任台灣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報告，「為加強海外策反工作，先後在匪方之長城、珠江、鳳凰、龍馬、新聯及新新等影片公司，策反有附匪之國粵語導演、演員，如陳思思、李鐵、吳回、謝賢、陳銅文、南紅等十人起義來歸，唾棄共匪，加入我港九影劇自由總會為會員，已予共匪影劇統戰重大之打擊。」台灣國史館典藏號 005-010100-00103-015。國民黨中委會第六組為黨專責「匪情研究」的情報單位，針對中國大陸進行特務破壞活動。

9.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載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

冊）》（香港：三聯書店， 1997) , 頁 15千209。 10. 筆者訪問劉兆佳記錄， 1999年。 11. 《學苑》， 1967年 7月 13日。

12. 呂大樂、趙永佳，〈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明報月刊》， 1997年 6月，頁 26-29。

13. 鄭郁郎，《在香港看香港》（香港：懷樓書店， 1967) , 頁9。

14.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Places (Hong Kong: Andre Deutsch, 1976), p. 51.

15. 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0) , 頁40。 16. 筆者訪問 Guy Shirra記錄， 2010年 6月 3日。

17.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04.

18.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有限公司， 1997) , 頁26。

19. 〈本港各階層人物對香港前途的看法〉，《盤古》， 1967年七月號，

頁 16-18。

20. Derek Davies, "What Is to Be Done No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 1967.

21. Education Policy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5), p. 2.

22. "In the Pin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4, 1968, pp.

36一37.

23. 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t>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24.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香港史新論》，頁 15千209。 25. Star, August 7, 1967.

26. The China Mail, August 21, 1967.

27. Leo Goodstadt, "Star Performan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6, 1967, pp. 41-43.

28. Derek Davis, "What's Performance 196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 1967.

29. The Guardian, July 14, 1967.

30. Hong Kong Standard, August 6, 1967. 31. 〈本港各階層人物對香港前途的看法〉，《盤古》， 1967年 7月號，

頁 16-18。 32. 《學聯報》， 1967年 9月 14日。 33. 《學聯報》， 1967年 7月 12日。 34. 《明報》， 1967年 9月 14日。

35. Hong Kong Standard, June 11, 1967. 36. 《學苑》， 1967年 7月 13日。 37. 《新亞學生報》， 1967年 6月 30日。

38.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9-80.

39.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RS 163-9-486,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on Social Security," October 10, 1967.

40.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4.

41.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FCO 40/46, Herbert Bowden, Memorandum presented to Britain's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May 24, 1967.

42. TNA, FCO 40/43, Malcolm Shepherd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May 13, 1968.

43.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p. 124. 44.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頁 15千209。

45. Hong Kong Hansard, Session 1968, January 24, 1968, p. 20. 46. 筆者訪問顧汝德記錄， 2007年 5月。 47. George Walden致筆者函件， 2006年 6月。

48. TNA, FCO 40/149,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Basic Policies and Methods, April 14, 1969.

49.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p. 127.

50. TNA, FCO 40/79, Britain's Defence and Overseas Policy Committee,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April 23, 1968.

51. TNA, CAB 134/2945,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Hong Kong under British Cabinet Office,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March 28, 1969.

52. C. K. Lau, "Man of Many Talents Was Not Afraid to Speak His Mi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3, 2010.

53. TNA, FCO 40/1059,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and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March 29, 1979.

第十一章中英官員與暴動參與者的回憶與反思

1. 《文匯報》， 1967年 10月 27日。

2. 《大公報》， 1998年 8月 24日。

3. 許行，〈香港政論雜誌回顧〉，《開放》， 1998年 5月號，頁 44-50。

4. 〈黃大仙坊眾成立鬥委會，誓師以牙還牙鬥港英〉，《新午報》，

1967年 6月 15日。 5. 詳見《當代》月刊， 1993年 11月 15日。

6. 〈紅心赤膽威懾港英：記反英抗暴小將張普璇〉，載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8)。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筆劃序〕

《九十年代》《人民日報》《大公報》《中華兒女》《文匯報》《亞洲週刊》《明報》《明報月刊》《香港夜報》《華僑日報》《開放》雜誌《新午報》《新亞學生報》《當代》月刊《盤古》《學苑》《學聯報》《瞭望》新聞周刊《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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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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