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陣線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 陸恭蕙 | 2011

 地下陣線

地下陣線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陸 恭 蕙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

© 2011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028-69-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序 vii

導言 1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19

第二章

中共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3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歷史 (1920–1926) 4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3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1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3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1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3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3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27

vi 目地錄下陣線

後記 271

附錄一 277

附錄二 283

附錄三 285

附錄四 288

附錄五 293

註 299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57

序

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撰寫。其實，如果不是中共黨員，根本無法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運作。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很簡單，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其魅力，令我著迷。

當我還年幼時，從家中那位廣東保姆口中得知，中國是何等貧窮以及共產黨如何「跟其他人一樣壞」。這是當時老百姓對當政者的典型看法。我的父親於1951年從上海來港，他說那些愛國人士（國民黨）腐敗無能，共產黨本應相對較好，但他們卻把事情搞亂。保姆的外甥為來港尋找較好的生活，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海中有大批鯊魚出沒）。他曾跟我說，共產黨最初還是好的，但後來卻變壞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越少提及共產黨越好，因為那時候中國瘋了。1967年的暴動和土製炸彈，我至今還記

得。母親和繼父曾提及是否要離開香港，但暴動很快平息。此後的一段長時間，在我身邊的人鮮有提起共產黨。

1960年代末，那時我十多歲，暑假時總愛在下午到灣仔一間戲院（已拆）看大陸電影。到那裏看電影的人不多，但放的電影其實不錯，因為大陸的電影都跟「革命」和毛主席有關，中國彷彿有其吸引我之處。當然，那時候的中國跟我所認識的香港中國人社會並不一樣。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全球都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興趣。從那時開始，我也對這個黨感到好奇，我希望多了解它。大學時期，我讀了很多有關共產主義的文獻。那時（至今也是），我欣賞馬克思的作品，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一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獻。那時我並不喜歡列寧，但毛澤東思想卻有使人著迷的地方。可是，那時我身處英

viii 地序下陣線

國，跟英國殖民地香港有更多聯繫，毛澤東思想也就好像變得不太真實。

直至1980年，我在北京逗留了半年，中國共產黨也就變得真實起來。那時我接觸的人都很友善，但官場不僅官僚，而且一些正規的場合，如在商業談判開始前，更是極其單調乏味：一名資深前蘇聯共產黨員可能會跟你詳述黨的文獻。此後，我曾到訪中國多個地方，跟很多人見面，當中有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跟很多大陸朋友討論現代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對事物的看法，以及中國的未來。在1992至1997年及1998至2000年當上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期間，我得以觀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兒時對共產黨的那份著迷又再回來了。其後我從事政策研究工作，這份工作加深了我對國家政治、中國政治及黨架構的認識。我相信理解列寧主義有助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正如較早前所說，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出發，講述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故事。我並不會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這只是一個濃縮版本的故事。我用上了一些已出版的資料及跟一些人的討論，撰寫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開始跟香港有關的活動。我相信過去從未有人這樣做。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早期歷史，陳劉潔貞的From Nothing to Nothing最有參考價值。關於東江縱隊的資料，我感謝陳端璋撰寫的《東江縱隊》手稿（經已出版）。同時，我引用了《許家屯回憶錄》以及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黃文放的文章，我也曾於多年前跟他多次詳談。

有些曾協助我撰寫本書的人並不願意我公開鳴謝他們，因為中國共產黨至今在香港仍然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話題。我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前社長Colin Day，他對這個課題表示興趣，而且容忍我多次耽擱交稿的時間。另外，他也協助編輯本書的英文版原稿，並提供很有用的意見。此外，我也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現任社長Michael Duckworth願意出版本書（中文版），並且一直協助我們迅速地完成有關出版工作。我也十分感激葉溵溵，她協助編撰附錄，統籌有關出版本書的事宜，並與陳玉華合

導序言 ix

力復查註釋。在她、翻譯權宇，以及高文謙的協助下，本書才得以順利付印。要處理港式中文和大陸中文所引起的問題實在是一個挑戰，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及意見，我實在無法完成本書。

我也要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致謝，他們提供了一些資助，讓我得以在研究初期聘用了一位研究助理，協助翻閱一些資料；也要感謝我的家人，為我提供了餘下所需要的資源，使我可以完成這個研究計劃。我的研究助理文瑞麟是一位極有耐性的人，而且對我的不足十分包容。換了是另一個人，可能早已放棄。另外，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戴高禮博士願意在其民調中加入數個有關港人如何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也要感謝政府檔案處、新聞處以及《南華早報》提供資料及相片。

我相信本書會引起一些討論，認為本研究計劃在小題大做或是受外國勢力資助。要是真的有這些批評，我希望那些批評的人能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來閱讀本書。我只是希望說一個故事，並無意貶低中國共產黨。學者定必會找出很多缺漏，但我希望本書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當有一天黨的檔案得以公開，學者將有更多資料撰文。我會為本書的任何事實錯誤、錯誤的看法及誤解負責。

陸恭蕙

2010年6月

導言

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走到台前」的時候了嗎？

撰述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香港的存在，顯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中共潛伏香港，儘管是長久以來眾所周知的事實，卻至今總是「秘而不宣」。現在提出這一話題，可能仍然「政治不正確」，中共與香港的政團每因積習，都迴避這個問題。然而，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人們想更了解其在香港的歷史、政策及活動，實無可厚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成立第14個年頭之際，應該是回顧中共如何在香港運作的時候了。在世界上，像中共之為執政黨，而在香港卻仍然是個地下組織，可說絕無僅有。隨著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其執政黨不願公開自己在本國最發達城市的存在，更未免有違常理。不過，這一切或許會改變。

中共是全國的執政黨而其在香港的存在保持隱密，是個矛

盾現象。實際上，中共和香港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其淵源可追溯到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前。19世紀，清政府被迫簽署

「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租借給英國，由英國暫時管治，而中國「在時機成熟時」可收回失地。二戰之後，國民黨有意收回香港，但未如願。1949年以後，中共之所以願意等待長時間才解決香港問題，是因為宣稱擁有香港主權而容讓英國在港享有治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對中國有利。1中共在香港的故事，講的正是其如何處理這矛盾。從中共建黨之初，香港就是有利黨員及其盟友進行革命及政治活動而且相當安全的避風港，這些活動包括聯絡、宣傳、統戰活動、籌款和收集情報等。對內地來說，香港也

2 地下陣線

是一個與海外同胞進行貿易、貸款、投資及接受捐獻的好地方。香港問題之複雜，在於它與中共對內對外多方面的政策密

切相關。為了1997年收回香港，中共創造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最初旨在統一台灣）的概念，給予香港特區自行一套的空間。這一解決方案實際上正是自1920年以來中國的政策特點。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一問題上，中共允許香港特區在1997年後維持「高度自治」至少50年。換言之，中共希望既保有香港的主權，又獲取維持香港現狀的利益。然而，中共在1997年收回主權的同時，也意味著必須承擔起管治香港的責任。本書的後半部分描述了中共如何在這一責任之下，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資本主義以及香港式的處事方法。然而，中共雖深明對待香港需有別於內地之理，但其出於列寧主義的本質，使黨機關難以不插手香港的公共事務。共產黨式管治與香港式管治的顯著區別，源於其執政經驗之不同。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上，雖然是獨裁式的管治，但它是建基於西方自由傳統的法治之上，而大陸的經驗則來自於傳統的專制統治，以及使中共凌駕一切的列寧主義。

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以成功地將香港從殖民統治的

枷鎖中解救出來為榮。無論如何，在中共積極籠絡香港的精英，並協助愛國陣營贏得選舉下，「建制派」得以主宰了現在的政治體制，從而打造出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取得成功就得付出代價。保守的本地勢力要求他們的利益受到保護，自然就延續了早已過時的做法。此外，就算香港社會能理解中共的立場，並同意民主改革落實需時，中共的宣傳機器還是不能完全遏抑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中共私下可能甚至承認，香港的政治機制儘管由各企業集團的利益所主宰，並被公眾視為不公平，但已見舉步維艱。由於這個機制是維護以保守勢力為主導地位而設計的，中共也預期香港社會出現一人一票的訴求。在2004年，中共只能全靠運用權力，通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對憲法的重新解釋，強調香港實現普選必須循序漸進。然而，到了2007年，中共對2017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以及2020年可能開始的普選立法會表示可以接受。

導言 3

但許多香港民間組織仍然保持著獨立思考及不妥協的立場。儘管中共持續不斷地宣揚「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及「和諧社會」的概念，香港社會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權威提出質疑。

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一個「黨在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為了確保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他指出，黨面臨著一個「新形勢」，即對於最高層機構來說，治理好香港已成為對黨執政能力的考驗。2 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則將新挑戰和新形勢解釋成許多香港本地的問題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3 此外，中共中央統戰部清楚說出了當局對這情況的看法：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成功實施，促進發展、保持和諧成為港澳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是，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在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經驗可資借鑒；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之中，加上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等影響，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相互交錯，利益關係比較複雜。所有這些都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是對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考驗。4

經濟、社會及民生相關的問題，也就是各利益集團間的衝突的問題。2008年1月，一篇在極有影響力的中央黨校出版物《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文章，提出了一種新思想，指出為了迎接挑戰，有必要另建一個由內地幹部和政府官員組成的第二支管治隊伍，負責管理香港事務。該文章由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撰寫，而到了2009年4月香港才就此引發討論，但自那時起，它即為論戰提供了足夠的火藥。5 這篇文章也許會就中共在香港特區公開活動的利弊這一議題，引發實質性的討論（見第十章）。

4 地下陣線

中共故事的六個階段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在大陸成立以來，在香港可以說經歷了六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920年，以三名知識分子創辦的最早馬克思主義出版物為標誌。最初吸引他們的，是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具體方法。這個階段經歷1920年代初至1949年中共在內地掌權。這一時期包括一連串的罷工和抵制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江游擊隊的頑抗、國共內戰期間的香港難民潮，以及共黨在香港與廣東之間的密切活動。戰後，中共本可以試圖收回香港，但從黨的利益出發，作出一個戰略決定，讓香港繼續留在英國人手中（見第三、四章）。

第二階段是從1949年中共上台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了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已開始演變成毛澤東個人的黨。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終極政治真理。共產主義思想通過進行大規模政治運動及嚴懲異見人士推行。在廣東進行土地改革期間，香港成為避亂者的庇護所。這一階段包括朝鮮戰爭對香港的影響，以及國共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餘波（見第五章）。

第三階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香港1967年的暴動就是由香港的中共黨員一手挑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香港，因為他相信維持殖民地狀況對共產黨有利。他的努力使英國意識到，67暴動沒有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到暴動結束時，由於香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離棄，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潰不成軍（見第六章）。

第四階段覆蓋了鄧小平時代的初期。從1981年年底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起，對中共來說，首要之務是如何恢復主權並建立自己的後殖民政府。繼中、英政府共同發布《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共就開始草擬1997年後的香港憲法－《香港基本法》。身為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的許家屯，被派往香港籌備恢復主權工作。他在香港推出了一套針對富豪和經濟精英的新宣傳及統戰方針，以期把此階層從英方搶到中方的陣營（見第七和八章）。

導言 5

第五階段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時期，中共得費九牛二虎之力以挽回誠信。共產黨以為英國可能改動交還香港的決定。在港英政府執政的最後5年中，中共不得不與推行有限民主改革的末任港督打交道，但又懷疑英國借政改讓中共在九七後的管治增煩添亂。儘管中共在港的宣傳機器全力開動，並稱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但不大能動搖港人對港督的認受（見第九章）。

最後階段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個十年。共產黨成立的香港後殖民政府是建立在一個雙管齊下的基礎之上：第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半數議員的選舉團和選舉界別成員，盡屬既得利益階層的商界鉅子和他們的子女；第二，加強親共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的力量，以及支持愛國團體和積極參政的個人，以使他們能夠操控政治體制。然而，斡旋於不同利益之間並試圖維繫之，是中共自找的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建聯倘與地方勢力，特別是與鄉議局結合，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無望成為一個能吸引中產階級的現代化政黨，因為鄉議局的首要願望，是在保護自己在新界的土地權益。這將妨礙民建聯作出有遠見的政策，尤其是中產階級越來越關注的城市發展及

環境保護兩個關鍵領域。儘管建制派獨佔優勢，中共在香港的政

治機器還是未能扭轉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1997–2005)在其第二任期結束前辭職的命運。即使高官問責制讓他進行強勢領導，但還是無濟於事。問題在於，對他所作出的錯誤決策，開足馬力的中共國家機器也無法力挽狂瀾。曾蔭權作為他的繼任者，繼續浮沉掙扎，但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香港已被馴服，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新政治秩序正在形成（見第十章）。

下一階段的故事，可能是圍繞中共完全公開，或者至少是公開承認部分其在香港的活動而開展。如果曹二寶在2008年1月的文章確實預示中共正密鑼緊鼓重整其治港策略，那麼這也是時候香港社會商議如何迎接新的政治秩序、檢詩目前政治體制固有的問題，以及實行在「一國」範圍內高度自治的權力。本書最後一章，涵蓋了從1997年至2009年的第六階段，亦是第七階段的開始。

6 地下陣線‌

兩個盤根錯節的難題

應付資本主義

在九七後的第一個十年，恰逢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中國共產黨決定不再標榜自己為「革命黨」。6 相反，他們實際上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7 過去，黨的任務是領導革命。而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將要進行的是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換言之，詞彙和政策目標皆已改變，然而中共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無疑，黨高高在上仍然是顛撲不破的核心觀念（見第二章）。

在中共嘗試逐步將人民參政引入政治體制之際，香港選舉制度的設計很可能影響未來內地選舉方式的演變。中共收回香港的經驗很可能使其管理資本主義更得心應手。中共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精英，就意味著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這就涉及需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繁榮與安定，並且要平衡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香港的憲法《基本法》的設計，是通過分區和功能界別，將各利益集團納入選舉機制中去。

從80年代初開始，中共領導人就著重思考，如何以社會主義中國的身份來治理好資本主義香港這一難題。鄧小平保證香港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他還強調，無論持何種個人信仰，只要支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都歡迎。就算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也是可以容忍的。換句話說，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社會主義中國甚至做好準備，容忍香港最惡劣的剝削行為，而且該政策將50年不變。事實上，中共對大陸的不平等也表示默

許。鄧小平在經濟改革初期的80年代就說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年後，富人的確與黨融為一體。

2001年，江澤民強調必須對「社會新階層」開放黨的大門，標誌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結束。他倡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為把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合法地納入共產黨的理論基礎。8根據官方的調查顯示，33.9%的民營企業家都是黨員。9 比例如此

導言 7

之高的最大可能是，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理和領導幹部往往搖身一變成為重新包裝過的公司老闆及高層管理人員。新階層加入共產黨反映的是中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參與了開創私營企業，而不是在商界冒起之後再來給他們拉上一把。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由政府當局繼續主宰。10

在內地，城市和農村間的貧富差距之大已使中共領導擔憂。11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黨的領導人可能會認為，將他們一手創造的資本家納入黨內，就可以加強中共的權威與合法性。黨的領導人也可能認為，他們可以通過黨的機制，在必要時約束資本家，以確保不會發生過分剝削的問題。或許他們也相信，只要計劃得周密，共產黨沒有什麼不能管好，何況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現在，畢竟已有286萬或百分之四的共產黨員在私營企業工作。12在過去20年裏，中共統戰工作在香港取得成功，可能令他們更相信，管理好資本家就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事實上，就像許家屯指出的，資本家的政治傾向通常隨著自己的

商業利益而改變，因此採取適當的獎勵或懲罰措施，就可以控制他們。

香港現時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13 北京既致力保持繁榮，很可能擴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1995年，港英政府擬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一名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是這樣形容的：「照這個速度往前開，不用多少年，肯定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六百多萬香港市民。」14 董建華順水推舟埋怨港英當局增加社會福利開支，試圖淡化自己1998年度的財政擴張政策。15

另一個令香港人常常抱怨的現象是「官商勾結」，反映人們對既得利益滲入到政治制度中時，公眾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的疑慮。在80年代，中共主要選擇富商參與草擬基本法，並讓他們進入回歸後的政府，使他們的利益在政治上獲得優先保障。今天的中共，像當年的英國一樣面臨相同困境。香港市民既無權選擇本地領導人，除了商界精英外，還有誰會支持並維護這樣的政治制度？中共實質上保留殖民地制度，因為那是一個久經考驗、可維持中央控制的一種制度。

8 地下陣線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時日趨重視利益的均衡。因此，曾蔭權2007年角逐連任時，曾表明會鼓勵政府官員改變思維，由政策制定者變成利益協調者，從而平衡各方利益。16 制定政策時，平衡「利益」將高於一切。曾蔭權也許是受了胡錦濤在第17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對胡主席講話的解釋的影響：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與安定出現了「新形勢」。如前所述，在這一章中，黨眼中的「新形勢」，就是指香港本地的問題和各方利益衝突。至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的解釋，可能對曾蔭權注重利益的協調有所啟發。由此出發，一般市民只是多種利益的相關者之一，而且公眾利益並不一定被視為主要利益，還有許多其他的利益有待考慮。此外，更重要的是曾蔭權將平衡各方利益置於政府政策制定這個職能之上。換句話說，他領導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以利益為依歸，而這些利益又深植於香港的政治體系之中。因此，無論新政策的倡議是否能得到多數政治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都會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首要考慮。17 制定政策時務求「平衡利益」，成敗就取決於由此訂定的政策是否能解決問題，是否會局限解決方案，從而使事情難有進展。

選舉管理

1997年後，香港特區的政治機制既納入選舉，而《基本法》又寫明「最終目的」會實現普選，那麼中共就不能不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就是要決定誰能當選。迄今，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親政府聯盟，以實施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制度，從而維護香港的安全和資本家的利益。也就是說，中共插手選舉的藍圖，是要確保關鍵的政府政策在立法機關能得到通過，確保「反華」分子無法左右這個制度，以及確保安插在這機制中且佔主導地位的商業利益有力使反映資本主義的政策得到足夠支持。

導言 9

到目前為止，結果是有得有失。儘管比例代表制限制了泛民主派獲得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數目，但泛民主派還是連續獲得了多數選票。這使民主派堅信，他們才是真正獲人民授權的代表。在功能界別選舉中，尤其是在企業功能界別，親建制派一直處於優勢。不過，也有重要的政府法案遭受挫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中共希望該項法案在2003年得以通過，卻反導致董建華提前下台。此外，特區政府也察覺到，實行由政府行政主導，在立法機關並不能獲得足夠的票數。親建制派是一個混合體，代表了多種利益，不能被視為執政的多數黨。最後，儘管中共竭力遏抑市民對民主的訴求，仍不能潑熄他們從80年代初開始形成的民主熱情（見第十章）。

新的政治秩序

儘管中共欲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完全握於掌控之中，但仍面臨許多挑戰。一個新的香港政治秩序已經形成，而且其權力結構與九七前迥然不同。這些都反映北京如何界定「一國兩制」。中共在香港拉攏資本家和各界精英，並且在歷年的選舉中多方經營，均是其建立一個新核心政權的舉措。這一新的意識形態有以下幾個特點：

• 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香港特區隸屬於北京中央政府，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主；

• 落實《基本法》，包括尊重香港特區政府以行政為主導而非立法主導的政治制度；

• 顧全北京的利益、觀點和憂慮，特別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防止

  「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

• 香港特區要由接受新政治價值觀的愛國者執政。18

新政治秩序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導者都是商界精英、鄉郊利益代表、老左派和那些信仰、思想傾向中共的人士。主要的反對

10 地下陣線

派包括民主派政客和被中共認為是沉溺於西方政治理想的活動人士；他們欲將香港完全民主化，那當然背離了中央的「一國兩制」方向。

「走到台前」非易事

儘管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極為頻繁，可從不正式承認其存在。中國的執政黨在香港仍然是一個地下黨。在戰爭年代英國統治時期，中共打著茶葉批發公司的招牌在香港活動。1946年後又以新聞機構為幌子。在今天的香港，香港人如何加入共產黨還是個謎團。也許，今天與以前的情況沒兩樣。據一些黨員透露，過去他們入黨時，會被帶到廣州辦理入黨手續，申請人需要提供詳細的背景資料。黨員的檔案被保存在廣州小北花園的一棟兩層樓房裏，香港共產黨在那裏有一個辦公室。作為入黨程序的一部分，新黨員要匯報思想。19 至於其他很多問題，如共產黨在香港特區的利益如何體現？其作用是什麼？通過什麼渠道與香港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保持聯絡？這些聯絡員又受到什麼限制？香港特區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凡此種種仍諱莫如深。

現在終於是中共在香港「走到台前」的時候嗎？實際上，北

京港澳事務辦公廳的李後在1986年已經表明，中共一直都在香港。20 但是，九七回歸前有關中共在港活動比較有份量的公開討論只有兩次，分別是在1995年和1997年香港立法會的動議辯論。總結當時的辯論，得出一個有價值的提示，就是在香港有那麼多政治精英明明知道中共的存在，但對中共在回歸後是否應在港公開運作卻置之不理。21

⋯⋯ 中國大陸的執政黨是共產黨，香港新華社是代表中國的機構⋯⋯ 香港現時已有中共的代表機構，難道沒有人知道？

導言 11

中國共產黨會否在港執政呢？假如會的話，它也需要經過一個選舉的程序。

李鵬飛，自由黨，1995 和 1997 年

我亦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動議在本局提出，除非是有人想向已經憂慮重重的香港人製造更大的憂慮⋯⋯ 若香港真有共產黨基層組織⋯⋯ 很明顯，這組織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引起不安⋯⋯

杜葉錫恩，1995年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 在香港的存在，是歷史環境造成的⋯⋯ 這個動議，在法理上是講不通的。

黃宜弘，1995年

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也不是那麼害怕中國共產黨。

譚耀宗，民建聯/工聯會，1995年

我們相信，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不透明的活動，只會令香港人信心動搖。

馮檢基，民協，1995年

⋯⋯ 從事實上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早已存在，亦長期在進行活動。對於現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運作及其身份，香港人都心中有數⋯⋯ 一直以來⋯⋯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均是採取地下黨的形式運作，沒有公開的活動⋯⋯ 九七年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只會有增無減。

張炳良，民主黨，1997年

在此時討論這議題，是否只會引起公眾的混淆？⋯⋯ 請不要庸人自擾。

葉國謙，民建聯，1997年

香港人當中也有一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樣地，即使這樣又有甚麼問題？

朱幼麟，港進聯，香港1997年

12 地下陣線

1996年12月，董建華被問及，如果他獲選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將如何處理與新華社香港分社——亦即中共的關係。董建華則繞過了這個問題，說他能理解很多香港人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成為「太上皇」的擔憂，但他相信不會發生，因為中央政府會恪守「一國兩制」的政策。22

九七後，治港精英中誰是共產黨員的謠傳在香港時有所聞。例如，1997年5月有學者在香港的一個研討會上說，他相信董建華的行政局有四個地下黨員。23 另一份報告指出，董建華的一名政治顧問是個曾參與六七暴動的活躍左派學生，也是一個共產黨員。24 還有報告稱，當時的律政司司長、中央政策組成員之一，也是香港中共黨員。25 最近，還有人直接問民建聯的創始成員、前任主席及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2008–2012)曾鈺成，他是否是一名共產黨員。他的回答對了解中共怎樣置身於香港社會很有啟發：

自民建聯成立以來，他一直未有回應是否共產黨黨員，理由是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很負面的看法，有需要待香港的政治文化慢慢轉變。

2008年10月8日，《南華早報》26

被問及他是否是中共黨員，他表示「你問我這個問題讓我感到很失望。這只是一個小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的」。

2009年2月4日，《南華早報》27

事實上，香港人早已知道中共在香港的存在，而且對中共插手港政不以為奇，也許是因為他們知道必須接受這一現實。眾所周知，中國是個一黨制國家。實際上，據2007年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為本書做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很多人對中共不夠了解，但香港市民認為，中共沒那麼不好。

整體滿意度：44%的受訪者對中共的總體表現表示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近25%表示不知道。剩下31%中的24.4%的受訪者表示不太滿意，餘下的則表示非常不滿意。

導言 13

是否了解港人的觀點：47.1%的受訪者認為，中共了解港人的看法，而41.2%的受訪者意見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1.6%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關於中共干涉香港事務：50.9%的受訪者表示，並不擔心中共

干預香港事務，而36.2%的受訪者表示有少少擔心到頗擔心。有

9.9%的受訪者表示很擔心，3.1%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中共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影響：12.5%的受訪者覺得有很大影響，39.1%的受訪者認為中共有些影響，20.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太大影響，而7.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受到共產黨的影響。18.3%表示不知道。

港人的反應顯示，香港市民都知道共產黨對香港政治事務的影響相當大，但對黨的形象並不持否定態度。曾鈺成對黨在香港形象的評估是「非常負面」的，而從1975年起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吳康民就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吳認為就香港人對中共的看法一事需要站在不同角度理解，他相信港人肯定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在全球日益上升的地位，但他們對內地腐敗猖獗、缺乏個人自由和民主表示了不滿，這就是為什麼在香港及其他地區的人仍然對共產黨有負面看法的原因。28

香港人也認為中共對港人的意見並非不聞不問，很多人都對共產黨作為一個國家執政黨的整體表現相當滿意，儘管實際上他們對內地事務可能不太熟悉。

公開共產黨黨員身份：當問及香港的共產黨黨員是否要公開自己的身份時，36.1%的受訪者要求有透明度，2.8%的人認為應在將來公開；然而，46.8%的人認為應該「保持現狀」，這是指共產黨黨員可以不公開他們的身份；在餘下的受訪者中，1.5%的人認為這個話題「太敏感」，而12.7%的人則回答不知道。

附錄一提供了調查的詳細內容。

顯然，中共已經討論過1997年後應該如何在香港運作的問題。共產黨在香港的頭號人物許家屯(1983–1990)指出：

14 地下陣線

九七後，港澳工委29 還需不需要存在？⋯⋯ 當時，我主張公開存在，不公開活動。即領導機關公開存在，黨的基層組織，仍保持秘密的地下狀態。領導機關不再用新華分社的名稱，香港新華分社真正變成新聞機構，成為新華通訊總社在香港的分支機構；共產黨在香港的領導機關改稱香港地區工作委員會，公開掛牌辦公。⋯⋯ 香港回歸後，共產黨在內地是執政黨，在香港仍是地下黨，活動是非法的，這是不合理的現象。現在民主建港聯盟的出現，可以讓地下黨員全部或大部參加民主建港聯盟，保留共產黨員身分；民主建港聯盟的政綱，將成為他們當前的行動綱領，即香港共產黨的「最低綱領」，這是一個較佳的選擇。總之這是一個在中共內部，在香港社會，十分敏感的問題，但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究竟如何解決，九七快到了，已面臨要「討論」並解決的時候了。30

許家屯的看法可以理解，唯一的例外，是他仍然期望中共基層組織在九七後繼續秘密地發揮作用。假設中共在港的活動是公開的，而那些基層組織，如工會、青年團體和婦女團體，並沒有暴露自身是黨的機關，結果只是一部分黨員會承認他們的黨籍，那麼其他黨員就可以繼續隱瞞其真實面目。

有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既然香港現在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作為執政黨要委屈自己當地下黨？這情況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回歸之前，沒有揭開中共在香港的面紗對中英雙方都有利。對英國來說，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對中國來說，香港仍屬於中國；只是國民黨及其過往在香港的活動使情況變得不易處理。然而，香港並沒有因為國共內戰，以及中國和西方列強的長期衝突而分裂。中英雙方心照不宣。英國官方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以維護殖民地的團結，1997年以前對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隻字不提是個明顯例子。在1995年和1997年，港英政府的立法會試圖以此話題展開討論，卻頭撞南牆，使左派人士近乎歇斯底里。沉默的掩飾，使任何談論有關九七前中共在香港的事實若非難以啟齒，至少是非常尷尬。但是，這種做法卻成了習慣，延續到九七回歸後的特區。

導言 15

迴避現實窒礙公共對話。也許可以說，若過去公開承認並談論香港的意識形態間的矛盾，會惹起港人的不安，但殖民時代已過去了十多年，實在不應再這樣持續下去。在大陸，共產黨的領導很有滲透力。從政府機構、國有企業管理層，到許多其他類型的大規模機構，如工會和大學，共產黨無處不在。香港市民公開討論共產黨對香港特區的政策以及共產黨如何在香港運作，應該是完全合理的。中共在香港進行廣泛的宣傳統戰，並設有一個大型機構，由中國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協調並領導，已不是什麼秘密。這是一個組織嚴密、資金雄厚、政治活動（包括選舉在內）頻繁的組織。很多香港人想當然地認為共產黨對香港特區政府日常事務有相當大的影響，但了解細節的人卻寥寥無幾，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調查結果顯示出，受訪者對中共插手港政反而不擔心。

中共不時會公布黨員總數，因此我們知道黨員總數已超過

7,300萬。然而，由於共產黨在香港是地下黨，所以我們並沒有確切的黨員總數。據許家屯透露，在80年代中期，已有大約 6,000名黨員，估計一半為香港本地黨員，其餘則來自內地。31據其他消息來源報道，1997年在香港的黨員分別約為1.5萬和2.8萬。32 然而，另一種估計是，1983年至1997年，作為秘密計劃的一部分，約有83,000名大陸官員或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進入香港，以培養一股政治力量，進而獲得北京所期望的長遠利益。創建這個第五縱隊的理念源於北京的「潛在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

（見第九章）。33 無論在香港共產黨員的真實數字是多少，發展到現在，這個數字可能已經相當大。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近47%的受訪者在上述調查中寧願表示不知道，因為他們意識到真相可能會令人不安。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共在香港繼續保持秘密活動，只會造成無謂的不安。香港人已經認受中共無庸置疑的領導權威，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表示出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誠意，包括尋求並實現《基本法》中明言的普選「最終目標」。約三十年

16 地下陣線

來，香港市民知道追求更多民主權利是保證他們的自由、維持開放政府、鞏固善政的重要途徑。以功能界別選舉為基礎的行政主導體制，並不被視為達到善政的機制。香港與北京的關鍵癥結在於中共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在初期也曾提倡過普選。然而，中共現在的看法是，如果實現民主，可能就會結束一黨統治，也會因從政者利用社會問題和階級分歧拉選票，導致中國陷入混亂。除了擔心選舉失敗，共產黨的精英們還對在西方「資產階級」模式下的普選中或會奪得權力的工人和農民階層持有偏見，認為工人和農民不適合擁有權力，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由於受大陸現代歷史的影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化了。中共曾允許大眾對其政績公開討論，例如在百花齊放，以及後來短暫的民主牆時期，但因人民的負面反應太強烈，以致中共難以承受。鄧小平以國家的教育水平低為由，試圖把敵視民主的觀念合理化，他後來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將此理論用於香港。34

大陸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首選模式，應該是

用「依法管治」或「法治」的方式維持現狀，而不是實行民主。所謂「依法管治」就是以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維持法治，從而成為一個中立、透明、任人唯才的政府。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在中央和省級制度基礎之上，只要共產黨能夠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一個反腐敗機構、一支有能力的公務員隊伍、一個自由的媒體、一個公開的審計系統和一個廣泛的協商機制，有可能約束自己的權力（但許多人會認為，期望共產黨約束自己的權力是不現實的）。內地的一些學者指出，香港和新加坡被認為是使用依法管治來實現善政的成功例子。35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憲法改革的討論已流於訴諸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政府刻意推動看似詳盡的程序和廣泛的諮詢，而最後得出早已預定的答案。這種風格的管治被稱之為「協商專制」，側重於形式，統戰部指示手下的許多機構參加多次協商，目的只是重申黨的方針。

導言 17

曹二寶2008年的文章發表後，香港社會愈加關注文章的內容，也許是適當時候好好討論中共是否應公開在香港特區的運作，探討目前以既得利益為依歸的政治制度能否促進善政和社會平等，以及用協調利益的手段解決問題是否有助香港的發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香港必須認受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原則，就是黨凌駕一切。作為經濟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從未在香港引起過多大的興趣與關注，而不管怎樣，到了1984年，剛開展經濟改革的中國也逐步棄之而去。因此，中共要傳播到香港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共的理念和價值觀，即列寧主義的黨權至上，現在普遍稱之為「黨的領導」。如導言所述，套用於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原則，強調的是「一國」，要享有兩制，港人就必須接受中共的領導。1 中共有關香港的決策都秉承其世界觀和信仰，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在香港的政治領域中，從媒體操控、掌握政府機構重要職位的人事任命、支持九七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在選舉中協助那些受其青睞的候選人，以至派出一支由大陸黨員幹部組成的領導班子來港確保順利落實「一國兩制」，共產黨的影子無處不在。

黨政機關的架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為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然而，憲法還確定了共產黨在全中國的最高領導地位。為了確保黨在政府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為自己建立了一套與政府機構平行運作的黨組織架構。此外，還在各級政府機構中設立黨組職制度。當「中央」一詞出現時，實際所指的是北京的最高權力機關

──黨中央。因此，各級政府從中央到省、自治區、市、地區、縣、鄉都有一套完善的黨組織，包括黨委會、黨支部和黨小組，

20 地下陣線

這些組織深入並遍佈政府機關的各級分支機構中。各級黨組織分別負責監督同級的政府機關的工作。這項組織原則同時也適用於全國人大、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各級法院、檢察院，以及國有企業、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香港特區內的中共機構亦不例外。2

行政級別 政府 中國共產黨

中央級省級 地/市級縣級

國務院省政府

地/市政府縣級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省級黨委

地／市級黨委縣級黨委

圖1 中國黨政並行的權力系統3

中國政府的管治原則是共產黨制定政策，由政府來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則是共產黨體制下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而不屬於政府體制。軍隊的地位與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相同。這就意味著政府無權控制軍隊，共產黨──即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軍隊。換言之，政府和軍隊都由共產黨控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

國務院黨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組

全國人民政協黨組

法院黨組 檢察院黨組

各部委黨組

圖 2 政府架構中的黨組織系統4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1

中共中央書記處

全國總工會黨組

全國婦女聯合會黨組

共青團中央黨組

民主黨派黨組

高等院校黨組

圖 3 各群眾團體中的黨組織系統5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由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全國黨代表大會一般每五年舉行一次，其主要任務之一是選舉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6 另一項重要議程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黨總書記作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的目的是在所有政策範疇內確定黨在五年內的基本方針政策。共產黨建立等級制度的目的，是賦予北京領導人決定國家大事的最高權力。為此目的而設立的最高中央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有25名成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目前有9名成員，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通常每個政治局常委還同時擔任黨內最具實權的職位。政治局常委一般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會目前有204名委員和167候補委員，主要由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幹部組成。7 實際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是由中央政治局來決定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簡稱中全會。黨內日常工作的決策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負責。為中央政治局服務的固定機關，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

中共中央委員會設有十多個負責具體領域的部門和委員

會，向政治局提供決策信息；其中重要的機關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組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8 這三個部門是黨的核心機關。中組部負責人事任命，中宣部負責協調黨政各部門機關，闡釋黨的路線方針並維護黨的形象。在華人社會裏，統戰部是黨的門面，在官方、社會團體及各類活動中，它起著協調作用。本書第

22 地下陣線

二章會討論宣傳與統戰工作，為以後章節討論這些活動提供了背景資料。

中共中央通常指定一名黨的資深領導負責監督某個重要領域的工作。因此，前政治局委員兼外長錢其琛曾負責香港事務多年。中共中央也可以就具體工作的需要而組成特別工作領導小組。例如，2003年香港發生反對第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後，中共中央遂成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政治局常委的曾慶紅擔任組長。目前，香港問題負責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此外，還有一個工作委員會負責監督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生活和紀律檢查。在每一級，都是由各級黨委分別行使權力。因此，低於中央一級的組織，是省委，其次

是市委，如此類推。

2000年以前，中共在香港的運作機關與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在跑馬地共用一個辦公地點，該機關的真實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中共港澳工委）。9 2000年1月起，新華社作為一個新聞組織與中共的辦公地點正式分開，新華社自此名副其實。現在，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機關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中聯辦位於香港島西區，負責內地駐港機構的協調工作，包括1997年進駐香港的駐港解放軍，以及負責處理有關香港特區外交事務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如第十章所述，香港回歸後由中聯辦繼續中共在港的工作。

中國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是國務院，功能有如內閣，以總理為首，國務院總理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轄下的各大部委，包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這一機關對於香港來說，一直是最重要的政府機關。10

儘管中共執政體制具有分級和專政的本質，但由於多層多線匯報制度貫穿黨的各級組織結構，各級政府機構，包括省、市、地區及其他行政區，而使得黨的實際權力變得分散。因此，政府官員也被稱為公務員或幹部（其中有的可能不是黨員，但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3

大多數都是），其職責是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方針，無論擔任什麼職務，必須在其工作範圍內，向不同級別的組織機關及上級領導滙報工作，並要清楚就某一具體事項應該優先向哪位上級領導匯報。核心幹部被視為領導群眾工作的骨幹力量。11 縱橫交錯的權力網極其複雜和繁瑣，這就容易使政策的執行環節出錯，特別是因為相同級別的官員和單位之間不能彼此發號施令。1983年至1989年當許家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例子。許家屯的職位與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姬鵬飛的級別相同，同為中共中央委員，不過，曾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姬鵬飛享有更大威望。魯平和周南作為他們的繼任人，上任後勢力範圍的爭奪並沒停止（見第八章和第十章）。

中共控制著全國上下各階層及黨內外精英的升遷大權，其

中包括政府機關、立法、司法和檢察機關，甚至工會、共青團、婦聯、大學和大型國有企業的職位。中共通過實行「黨官名錄」制，嚴密地控制著黨、政府和公共事業等機構。「黨官名錄」分為兩個獨立的名單：一個主要職位的名單，另一個是一系列須向上級報批的職位的名單。這兩個名單合起來有成千上萬的職位，從省級到中央所有上至副局級的職位都包括在內。這個機制將任免權力分配到不同級別的黨政機關，每個級別都控制著一系列的職位。黨和政府間的連鎖關係更進一步地鞏固了黨的控制權。12

這個來自內地的政治控制網也同時有效地覆蓋香港。中共有權審核、任命與免去所有在香港的內地機構和國家控股公司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中包括任命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省和地方人代會以及全國和地方政協代表。九七後，《基本法》規定，特區行政長官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第45條），所有司長、局長，以及屬於部門首長的廉政專員、警務處處長、審計署署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除了由行政長官提名外，還須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48條 (5) ）。這意味著，九七後這些職位已成為「黨官名錄」的一部分。13

24 地下陣線

中國官僚制度形成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內部職級矛盾，可從香港回歸期間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採取的手段略見一斑。他禁止中共機構的領導及同級的各政府部門、省、市官員干預香港事務。這項禁令得以落實，全賴精心安插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黨和國家官僚體系中的地位。行政長官的級別與副總理或國務委員等同，比部長或省長級別高一級，而大陸只有四位副總理和五位國務委員。再者，香港特區與內地直轄市（北京、天津、重慶、上海）級別等同，各直轄市的中共市委書記都是政治局委員。此外，北京至今仍未把一個比行政長官高一級的幹部安置在九七後的香港作為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見第十章）。

處理香港事務

政治局作出的每個決定，都是由國務院執行的。政治局就香港事務作出了決策，就由國務院的兩個部門執行，由港澳事務辦公室總其成。回歸前，隸屬外交部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處理英國和葡萄牙的事務。14 九七後，中國外交部繼續參與設立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以處理外交事務（見第十章）。此外，自2000年以來，中聯辦是中共在香港最重要的黨政機關。2000年前，該機關的公開身份為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簡稱新華社香港分社），但事實上就是港澳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港澳工委）。該新聞通訊社成立於1946年。1949年中共掌權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只是國務院的一個低級別的分支機構，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商務往來。1978年，它被升格為局級機構，歸屬新成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1983年後，為恢復主權而增加工作負荷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被提升為省級機構。15 然而，1989年後，它卻被降級，直到2000年變成聯絡處。將來可能有進一步改變（見第四章和第十章）。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國務院錢其琛

政治局委員副總理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外交部部長錢其琛

下屬各部門

新華社香港分社周南（社長）

（港澳事務辦公室）

（聯合聯絡 小組辦公室）

圖 4 1997前處理香港事務的行政機關關係圖16

列寧遺風

列寧(1870–1924)統治時期形成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國家架構，後來成為其他共產黨國家架構的模型，而中共的架構正是列寧式架構的再現。就像俄國共產黨一樣，中國的共產主義迄今仍然建立在辯證唯物論、共產黨高於一切及秘密警察的基礎上。17

列寧認為，俄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發動革命所需要的自覺政治意識，他們需要在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機構領導下進行革命。共產黨就是完成這個革命性變化的組織。那些專業人士都是黨內的精英，黨就是無產階級（人民）的先鋒，「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是指共產黨擁有永久領導革命的權力，也就是永久的統治。列寧主義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要黨

26 地下陣線

肩負的使命，以其認為適當的行動「推動歷史前進」，也就是取

得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1「8

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是由斯大林

(1878–1953) 根據他對列寧主義的實踐和理解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定義，並首次在列寧死後提出，目的是樹立他自己的思想權威和政策方針。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毛澤東密不可分，直到1976年他去世為止。毛澤東是一個極具魅力的領袖。毛澤東思想脫胎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致力尋求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展開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把農民作為強大的革命力量，而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認識到農民的力量至關重要。毛澤東還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時，積極開展革命運動。毛澤東指出，列寧得以掌權，是由於俄羅斯為結束與德國的戰爭而作出很大妥協，因此，為了實現最終目標中共也不得不跟國民黨妥協。

毛澤東主義體現在其政治、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戰略思想上，他的目標是完成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土地革命，並將其轉變成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革命。他強調有必要「動員廣大革命群眾」，包括發動武裝鬥爭和游擊戰來實現社會主義。毛澤東被公認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因為他能夠有力地闡明其思想並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事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在於他發動了中國農民參與共產主義革命。毛澤東懂得利用農民和幅員遼闊的中國農村，是其成功所在。他有與生俱來的領導能力，包括理解並實現那些潛在追隨者的意願，以及調動並指揮數以百萬

人民力量的號召力。中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創建了共產黨的架構和機制，使中共得以在1949年開始執政，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的政治體制是一部運轉異常驚人的政治機器。中國從上到下，每個階層的生活都由黨來決定。黨的領導在人民共和國被昇華為一種生活方式。回顧中共统治下的中國歷史，有一個時期批判運動接連不斷，諸如自我批評、學習小組、批鬥會和整風運動彷彿永無休止，其目的不外灌輸個人觀念不得凌駕集體意志的思想。1949年後，在實現毛澤東思想的關鍵概念——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7

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的過程中，他們竭盡全力剷除腐敗的「右派」勢力。這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機，毛號召人民把權力從黨和政府官員的手中奪回來，例如鄧小平就被批判為腐敗墮落，並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彙

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擁有革命的永久領導權。

辯證唯物主義：為「推動共產主義加速前進」，共產黨可以使用任何它認為適用的手段。

歷史唯物主義：歷史朝向中共指引的共產主義大道上前

進。

民主集中制：共產主義民主是中共組織和領導制度的根本

理念。任何幹部不得高於黨組織。

資產階級思想：追求俗世名聲、財產和資本累積，剝削是其本質。

為了將階級鬥爭進行下去，中共必得先利其器。首先，把馬克思主義翻譯成中文帶來了許多全新詞彙，而且都是不容易理解的。在革命初期，馬克思主義新詞彙似乎很流行，但一些理論概念，如「無產階級專政」，「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民主集中制」卻變成了遏止思想發展的濫調；在黨校和學習小組都開設的基本課程，人類複雜的問題都被高度壓縮成簡單詞組，成為分析任何意識形態的起點和終點。例如在第五章討論的思想改造時期，中共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打壓言論自由、異見和持平的政見。中共為了達到當時的目的，將列寧主義和無休止的批判一股腦地用上了。19 有如第四和第五章中所述，文革期間，不僅那些國家最高領導人逃不過肅整運動的迫害，就連那些與香港有關的黨內領導也被扣上「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而被清除出黨。今天，中共的使命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基本路線是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

28 地下陣線

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現任領導人的理論。在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亦即不違背黨的政策和決定；「實事求是」，強調實踐是

檢驗真理的標準；2「0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體現了黨對幹部大

公無私的道德要求；「堅持民主集中制」，即加強黨的紀律。

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生活的指導原則，它實際上是一種內部協商制度。香港第一次領教到民主集中制的厲害，是在起草《基本法》期間（見第八章）。要注意的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不容反對與挑戰，因為它是一個一黨制國家的政治信條。這裏的「民主」所指的是黨的內部協商過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組織，它以小組為單位，定期召開會議，不但對黨員的工作，也對黨的立場做出評估並提出改進建議。小組長將這些建議向相關地區支部會議（包括小組長和其他領導幹部）匯報，再由領導逐級匯報到中共中央委員會。黨的領導制定新立場（新路線），然後由所有黨員付諸實踐。民主集中制迫使大家發表意見。在小組會議上，每個人要表達自己的見解，包括公開發表任何異議。但是，一旦作出決定，必須實行「集中」，路線必須嚴格執行。在大陸，民主集中制不僅應用於黨內精英，而且針對整個政治系統。民主集中制的支持者還認為，它迫使人們評價自己並聽取別人的評價。為捍衞共產主義民主，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被指為鼓勵政治家隱瞞過失以及政治精英利用人民的理論。21 民主集中制的優點是在廣開言路的同時，又能嚴格的自我要求。但它已被證明是危險的，因為在協商過程中提出政治意見的人，在諸如百花齊放、文革及其他政治運動中，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22 此外，中共仍然認為思想開放的公開政治辯論和競爭不足取，因為可能會導致政治混亂及社會動盪。中共已向香港提出了這種論據，作為延緩民主改革的理由。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9

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的應用，以及中共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架構，都是為了在黨員中樹立單一的政治理念，因為對黨來說，思想和紀律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另一個管理工具，就是它的階級理論，亦即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毛將中國社會分成不同階級，並分別標明其政治特徵，這些階級包括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前蘇聯集團國家有一個保存個人檔案系統的「優良」傳統，目的是為了控制人民，確定他們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個人檔案包含個人家庭、過去歷史、工作履歷和思想態度的詳細資料。中國的檔案除了個人普通履歷資料外，還包含了很多其他有關家庭和社會關係，以至政治正確性的資料。在一個典型的城市工人個人檔案中，包括了從小學直至大學畢業學習成績單、老師寫的評估報告、專業特長、工作報告、就業紀錄、主管和同事的評語、共產黨黨員的評估報告和任何其他有關的個人資料。每個成年人的檔案有兩個副本，一個由工作單位，另一個由中國警方

──當地公安局保留。在中國，國家是唯一的僱主，那麼工作單

位就是政治運動的執行者。事實上，在中國共產主義制度下，工作單位是處理國家和社會之間關係的最根本環節。一個普通人想要查看自己的檔案很不容易，只能尋求黨員的幫助，然而修改檔案更為複雜，因為只有指定的幹部才有權進行修改。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個污點都可能導致一生不幸，因為很多政治決定都以個人檔案為依據。比如，只有獲得自己工作單位批准才能旅遊、結婚、生子、離婚和轉換工作等等。個人的命運，包括事業、工作福利和社會服務都被工作單位中的黨領導所控制。國家對個人所作出行政決定時，靠的就是檔案。轉換工作改變不了個人命運，因為無論他獲准轉換到哪一個工作單位，他的個人檔案都會跟著他。1983年開始，鄧小平對工作單位制度進行改革，他打破了根據階級和家庭出身安排工作的傳統。到了2000年，工作單位對其職工的大部分監督權已被廢除。隨著經濟改革繼續，以及國有企業加速私有化，個人檔案系統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為有

30 地下陣線

很多大型私營企業提供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今天，有兩千九百萬個私營企業在大陸僱用超過兩億人。23 不過，大量的個人檔案目前仍被保留著。

在香港，雖然政府不同部門和公共機構存有很多香港居民的零碎資料，但像中共的檔案系統並不存在。只有在跟這些機構打交道時，個人才須提供一點資料。比如，駕駛執照申請表、社會福利紀錄和醫院紀錄等。還有就是私人組織持有的私人紀錄。於1996年通過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允許個人有權決定一個組織是否可以保留其個人資料，並可申請審視那些資料。目前，該項法律不適用於在港的共產黨機關，也許永遠不會。一位香港立法會議員根據這條例理直氣壯地質問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該

社可有保存她的檔案（見第十章）。

不過保留超過7千萬黨員的檔案材料真是個艱鉅的任務。 1980年代的報告表明，每一千名黨員的檔案材料由一個人專門負責24。如果這個信息仍然準確，可能有多達七萬人從事黨員檔案保管工作。當然，先進的電腦技術很可能減少檔案保管員的數量。較低級黨員的檔案，由地方黨委負責保存。許家屯表示，他在任時，中共香港的檔案文件大概包括香港黨員的檔案，都保留在廣州的廣東省黨委第8號辦公室，這是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在那裏的辦事處。25 一位前黨員證實了這一點。26 中共中央負責管理副部長和副省級以上的黨員檔案。至於非黨員的檔案，主要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其附屬機構保存。

公民社會

在香港，公民社會團體長久以來一直是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在大陸，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只是處於緩慢成長階段。許多香港的民間社會團體是由政府資助的，尤其是那些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組織，其餘的則由私人資助。從表面觀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有更多香港人願意資助私營組織，並參與他們的活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31

九七後，香港的政治體制儘管有受控制之虞，畢竟沒有成為只有單一官方聲音的地方。事實上，公民社會提出不同的觀念並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資助，使其繼續發展。儘管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利親建制派，但是質疑官方的聲音並沒有減弱。1997年臨時立法會通過的《社團條例》修訂案，反映了內地對反華力量的擔憂（見第十章）。在內地，中共利用統戰策略發揮黨對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在香港也使用了這一策略。

第二章

中共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統一戰線」是中共眾多法寶中最重要的一個，而這策略是由建黨初期逐步發展而成的。當時，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中共的戰略方針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拉攏與宣傳並用，盡可能使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陣營。這種統戰與宣傳雙管齊下的策略不僅過去是，現在還是中共在香港贏取人心的重要手段。宣傳工作為的是提供各個問題上黨路線的底細，統戰工作則對準有影響力的人，促使他們站到中共一邊，或者支持其政策，至少要保持中立。統戰和宣傳是中共政治機器的核心動力，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宣傳部是中共中央的兩個核心機關。

中國肯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有助中共於過渡期間成功在香港推展統戰工作。九七前的統戰重點是提倡「愛國主義」，讓香港人坦然接受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強調在北京和香港之間建立良好溝通的重要性，以及在短期內實現民主不大可行。九七後的重點則轉移到向港人灌輸民族意識，即「和諧」的政治體制可以為經濟發展帶來所需的「穩定」，另又強調，如果香港人有足夠的愛國熱情，便可望帶來更大的民主改革。與統戰工作同時進行的是大刀闊斧和覆蓋諸多領域的宣傳活動，涉及的領域包括文化、媒體、出版、教育、宗教及體育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以實現中共提倡的「一國兩制」。

34 地下陣線

統戰工作—— 廣交朋友

統戰工作就是與大批的黨外人士建立個人關係。這是個極費人力的繁重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眾多人力在香港培養各種人際關係。由於搞好個人關係是統戰工作的關鍵，中共常常派出最優秀的人才與那些被認為最有價值的統戰對象接觸。為了鞏固友誼，他們甚至會在統戰對象的生日和其他紀念日送上禮物和祝福。另外，也會邀請統戰對象到大陸與重要人物會面，讓他們了解當局的重視與關懷，而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日子久了，互相信任的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但這種關係仍以專業範疇為主。

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一直都是統戰的對象，因為他們大大有助宣傳。透過他們傳遞的信息，普通人會更易理解和認同。中共組織學習小組、設立學習班和學校是由來已久的手段，而中共的出版業也無所不及，包括傳單、海報、報刊、雜誌、報紙、電影製作、歌曲、戲曲，以及利用美術傳播其思想。從本書的不同章節中不難看出，中共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已有一段時間。

中共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包括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和專家。作為學有專長的人，他們被公認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並足以作為模範，因而影響力很大。1949年前，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權的過程中，就跟知識分子及藝術家聯合起來，孤立國民黨人。後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支持中共的革命事業，其他階層和團體也深受影響而隨之加入中共陣營。在收回香港的戰略計劃中，團結香港知識分子也是中共的戰術之一。

統一戰線自成立以來可分為五大階段，第五個階段是1997年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門，也是本書重點關注所在。但考慮到完整性，在此就各階段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通過聯盟汲取力量：由於力量還

相對較弱，所以中共只好與不同「戰線」合作和建立各種聯盟來加強自己的力量。在這兩個階段，中共表現出願意談判及妥協，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5

因為共產黨人只佔少數。第一階段是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打倒軍閥的北伐戰爭時期；第二階段是1936年至1945年，國共兩黨再次合作抗日的抗日戰爭時期。「第一統戰階段」和「第二統戰階段」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將有所敘述。第四章列舉了許多中共在香港進行的統戰和宣傳活動，以為支持大陸的革命活動籌集資金，以及與香港各個領域如文化界、媒體和教育界建立聯繫，並在1946年成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共在香港的替身。第三階段——以拉攏為主的過渡期：1949年建國後，中共

致力在大陸實現共產主義。建國初期，中共仍然需要時間來培養一大批自己的人才，於是順理成章用上了和解政策，但同時也通過以自我批評和再教育為基礎的思想改造，進行社會改革。到了 1957年，毛澤東認為過渡期已圓滿結束，中共的政權已經穩固。這個階段後來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在這段時期，中共在香港大力進行宣傳和統戰活動，與香港共產黨人一起挑起了1967年的暴動

（見第五、六章）。

第四階段——重獲人心：在1979年，中共有四分之一統戰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支持現代化建設，所以文革期間遭到迫害的黨內外人士都獲平反昭雪。在第七章討論了統戰工作對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必要。這個階段，統戰與宣傳緊密結合，極力吸引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華人精英，通過在內地投資和建立新企業，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這一階段的末期與第五階段初期，都牽涉中英兩國政府為收回資本主義香港而在80年代初開始的談判。

第五階段——贏得資本家的支持：為了在1997年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中共在香港展開了第五次大規模的統戰運動：以不同方式與各團體建立聯盟，特別是贏得當時政商界精英的忠誠。

「地主」、「買辦」和「資本家」都大獲寵眷，即使反對社會主義，只要支持統一都算是愛國人士。為了自身的利益，也驅使他們打開受拉攏的大門。統戰對象被邀請出任重要職位，以加強回歸過渡的認受性。本書第八、九、十章將進一步討論這個階段。

36 地下陣線

很明顯，對中共來說，在危機時刻或者在作出方向性改變時，抓緊思想至為重要。鼓舞人心的意念總會使人為了美好的將來做出犧牲和奉獻。這些都體現了宣傳和統戰工作在重要關頭的重要作用。對於那些不受拉攏的人，統戰工作的目的就是確保他們退出敵對陣營並保持中立，以利於擊敗反對派。換言之，潛在的反對派就有可能被瓦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策略是拉攏和排斥兩手抓。拉攏可以是將個人或團體正式納入決策或協商的過程中。那些被拉攏的對象可以作為有用的知情人、顧問或委員會成員。1 拉攏那些主要利益集團的「代表」被視為統戰的首要任務。

任何具有影響力的人對中共來說都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在統戰工作中就沒有政教分離的概念。中共認為香港的宗教團體代表了一定的利益，也可以影響很多宗教信徒。因此，中共為各宗教代表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安排了席位。

在80年代中期，中共加強了在香港的統戰工作，最重要的統戰對象是政界的精英，如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商界精英，如富豪、知識分子，以及技術和管理人才。共產黨眼中的「代表」並非真正的代表（即得到市民的認同），而是一種影響力。這策略之目的是為了影響香港各界領袖的觀念和決定，因為中共把他們看作其管治理念和信仰的重要體現者和具影響力的代言人。此外，統戰策略還要讓拉攏對象感受得到回歸後可以享有的甜頭，使其樂意維護其中的利益。這就是統戰工作拉攏的一面。

至於排斥的一面，就是力求把反對的聲音踢出門外。中共統戰手段的典型手段就是把可以拉攏的都拉過來，減少對抗總勝過與反對派開戰。然而，那些死硬反對的就成為敵人，集中火力攻擊他們「不愛國」。至於那些接受拉攏的「愛國者」，他們的代價就是分擔新執政者維護新局勢的重擔。例如，在起草九七後用於香港特區《基本法》的過程中，影響力越大的人獲得更大的發言權，然而影響力小的人只作諮詢或用作粉飾門面。中共同時也努力拉攏前政府官員入夥，當然是因為他們可以提供管治香港的意見，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請他們參與管理九七後的香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7

港。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對香港回歸過渡期的統戰工作有進一步的描述。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至1997年回歸期間，那些接受拉攏的人士已屆退休之齡，所以中共必要繼續其在港的統戰工作，以扶植新一代親政府的支持者。另外，由於下一代港人要面對選舉，所以中共的統戰方法也要隨之改變。最後這個階段的統戰工作在第十章將有所討論。

統戰機構

談到統戰就不得不提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因為委任香港人為這兩個機關的代表是中共一貫的伎倆，是政治拉攏策略的一部分。過去，來自勞工、教育、文化和愛國商人等親中左翼人士，作為香港愛國同胞代表獲納入中國政治機構。除了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和人大的代表外，港人還被任命為省、市和地方級的人大代表。1984年至1997年，中國更拉攏傳統左翼人士以外的香港各界精英。全國政協委員的位置被用來栽培那些有望成為中共支持者的人。歸根究柢，中國政協的性質很明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團結和民主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兩大主題⋯⋯ 政協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政協會議就已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共於1945年有一段短時期達成停戰協議，通過政治協商方式就政治改革舉行會談，當時其他小黨派也獲邀參加。國共在《雙十協定》中，同意成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 10日至31日，第一次政協會議在重慶舉行，來自全國各團體的代

38 地下陣線

表參加了會議，但國共兩黨之間缺乏信任，內戰隨即爆發（見第四章）。中共在控制了大陸大部分地區後，於1949年9月舉行了新一輪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方代表參加，討論如何在中共的領導下建設新中國。這次會議決定，將名字改為人民政協，並於1949年9月21日舉行首次會議，人民政協正式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其使命是：

實行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為著這個任務，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鬥了二十八年的主張，也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區域，軍隊，國內少數民族，國外華僑，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所擁護和贊助的。3

實際上，第一次政協會議是一個準憲法機構，扮演了制憲會議的角色。黨的領導人、群眾團體代表以及其他與中共聯盟反對國民黨的小黨派主要成員，能夠在這個體制框架內互動。大會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當於臨時憲法，直至1954年為憲法所代替。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還通過了新國歌、國旗、首都和國家名稱的使用，並建立了第一屆政府。在建國初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之前，人民政協事實上是一個立法機構。

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是進行政治協商。人民政協的成員組合是要保持中共黨員與非黨員一比二的比例。因此，如果人民政協每增加一位中共黨員，那麼同時也必須增加兩位非黨員成員。目前，中國有2,289名政協委員和302常務委員。4 在過去三屆政協委員中，有一部分是達到退休年齡（ 65歲）的重要地方官員，有些是部級領導，有些是中共中央委員，而另一些是全國各地的政協主席和副主席。例如，陳佐洱卸任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後，在2008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常委。5 政協委員中也包括來自軍隊和宗教團體的成員。此外，一些聲名顯赫人物的後裔也被吸納為政協委員。最近，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委員也有所增加。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9

辭去香港行政長官一職的董建華，在2005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1993年與其他84位來自香港的代表一同獲任命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但1997年出任香港行政長官後，就不再是政協委員。在獲委任的香港政協委員中，人數明顯偏向商界(52%)，其次是來自藝術、文化、媒體和出版界(13%)。6今天，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有126位來自香港。7 如第九章所述，現在許多香港代表被任命為省級和地區級政協委員，不過這些都是相對次要的精英。那些出任政協委員的非黨員委員，中共期望他們支持共產黨的領導。然而，並非所有獲委任的香港政協委員都能理解這是個義務，如一位香港委員表示：「獲委任政協

委員時，沒有人告訴我，我的責任是維持黨的領導。」8

應付愛國的政協委員倒需要花極大的耐性。2009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的兩個聲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首先是習近平告訴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他們應該向特區政府提供處理金融危機的意見和建議，以作為香港市民的表範。其次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在與香港政協委員的閉門會議上，透露中聯辦與香港政府就促進政協委員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措施達成十點協議。這些措施包括委任政協委員在公共機構任職，以及建立機制，幫助他們參與管理地方事務。中聯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後來否認有這十點協議。9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聲明的來龍去脈，也許源於香港的全國政協或人大代表常抱怨不大有人理會他們對香港事務的意見。一些委員和代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中擔任職位，如任職於行政會議或立法會，並深入參與地方事務，但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很難有任何形式的正式體制來安排政協委員或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地方事務。此外，香港社會認為，這些委員和代表不過是統戰的喉舌，迄今尚未擁有處理九七後管治及內地與香港關係等複雜問題所需的能力。直到他們不再讓人有這種觀感，並且除非他們願意在商議和辯論問題時扮演真正的角色，否則他們只是繼續發揮「解釋」大陸官方政策的作用。這是統戰帶來負面的抑制和削弱作用。

40 地下陣線‌

說服與宣傳

說服是一種溝通形式，是一種互動交流，其中受方改變一種態度或行為，因為他相信，這種變化將滿足某種需要或欲望。

宣傳也是一種溝通形式，即蓄意利用不同手段試圖影響輿論看法、認知結構以及直接行為；宣傳通過操縱有利於傳播者的信條而達到目的。

中共式的說服

在英語中， 如果「說服」是一個中性詞， 那麼「宣傳」就是一個貶義詞，其中包涵了片面和謊言。10 這大概也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英文名稱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為Publicity Department的原因，只是舊的名稱仍是目前較為常用的。「宣傳的中文解釋並不具有英文的負面涵義，就是「傳播信息」或「廣播」。然而，中國人都精於解讀官方辭彙。共產黨當然知道宣傳的重要性，深知正確使用政治敏感辭彙，足以抑制公論，抗衡社會變革。自1989年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後，宣傳工作已經成為維護中共合法性及權力的「命脈」。11

開展宣傳工作

在中國，利用宣傳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官方言論，不只是所用語言的問題，而是政治制度的重大區別。儘管每個政治體系和政府都提供官方信息，從數據、事實和直截了當的信息，到帶有說服、鼓動、轉移目標或宣傳言論——現在通常稱為「政治化妝」(spin) ——只有列寧主義體系才把宣傳置於一黨體制和精神的核心地位（見第一章）。在中共組織架構頂端的是負責宣傳工作的最級幹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目前負責宣傳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長春。政治局委員劉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1

雲山是現任中宣部長，指導整個宣傳工作。宣傳系統是範圍最廣，並且可以說中共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部分。12 中央宣傳部目前的職能是：

我們這部門是主管政治工作的⋯⋯ 我們主要是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思想支援和積極的民意支持。我們是要令黨的政策成為有意識的群眾運動，激起民眾正面思想和創造力，結合所有可以被結合的力量，喚起所有積極元素，把一些負面的力量轉變為正面的力量，並且動員這些力量在經濟建設、改革和開放上。13

中共規模龐大的宣傳系統由四個部分組成：在全國上下、黨政機關及國有企業內都設有負責宣傳的辦公室和專職幹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組織；在國有教育、體育、科學、技術、衛生、文化和媒體部門，以及各群眾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和婦女團體、大學、官方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必須在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宣部轄下的民政部登記註冊）。

共產黨歷來將宣傳工作劃分為「內部」（針對中國民眾）和

「外部」（針對外國人、華僑和世界各國）；以及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個範疇。宣傳部和它的兄弟單位——對外宣傳辦公室，都是由一小撮高層黨政官員直接領導，在黨政宣傳架構下，這兩個領導班子成員中不乏重疊現象。中共中央總書記協調並促進各機構的宣傳工作。

控制媒體14

中國共產黨深知如何利用宣傳。即使在1921年建黨前，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如何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的思想。列寧認為，報紙是最好的集體宣傳員、鼓動者和組織者。如果他今天尚在，毫無疑問，他會將電子媒介和新的通信手段，如互聯網、流動電話，甚至短信也包括在內。所以，中共在1937年決定成立自己的新聞機構——新華社並非偶然；1948年，還成立了《人民

42 地下陣線

日報》社，成為自己的喉舌；並於1958年創建北京電視台作為黨的電視台，1978年更名為中央電視台。在今天的組織安排方面，新華社是一個國務院屬下的政府機構，而《人民日報》15 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這兩個部門的領導都是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擁有許多出版物。中央電視台下屬於國務院的廣播電影電視部。這些主要媒體機構沒有獨立的編輯權，但近年來，在某些受民眾歡迎的節目製作方面，它們有了較大的編輯空間，但中國媒體的商業化並不等於共產黨宣傳力度的減少。16 從本質上來看，他們的新聞報道和廣播電視節目都遵循中宣部所提供的指導原則。換言之，黨控制內容，而政府監管運作。至於記者，劉雲山明確表示，記者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讓人民忠於黨。17 此外，如第一章所述，「黨官名錄」制使中宣部有權任免出版社主編和其他媒體機構主要官員的職位。

打造言論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官方言論旨在推動革命，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共產主義國家。今天的言論是要維護政治現狀，發揚中共政權的價值觀，採取的新方法是通過強調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經濟強大、人民富裕，因此中共的領導是無可取代的。有學者指出，中共在離開了社會主義大道的同時，也意識到其認受性正受到威脅。所以，中共不再強調其領導革命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是強調治國有方，是其政策使經濟迅速發展，還訴諸民族主義，如2008年在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囊括多面金牌，以爭取認同。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深受衝擊，隨後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教育運動。通過宣揚愛國主義，確保不滿的人民繼續忠於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變得過時之際，中共試圖繼續維持其統制，並警告說在世界上有國際敵對勢力企圖阻止中國發展。18 例如，江澤民在1994年1月全國年度宣傳工作會議上警告說，國際社會堅決反對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永遠不會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3

放棄將中國「西化」和分裂的陰謀，而且要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宣傳教育有機結合起來。19 中共將這一基本理念繼續作為一個持久的宣傳指導思想。

在香港的宣傳工作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黨的相應政策，可以更有效地促進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這樣的宣傳口號已經成為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傳內容。可是，香港人需要更加愛國，也成為文化交流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部分。

利用文化作為宣傳手段的例子是，在2004年，內地媒體對佛教珍寶在香港展出的報道：

最神聖的佛教文物之一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的展覽將「振奮香港人民民族自豪感和奮發進取之心」，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在北京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並指出香港佛教界就是大陸宗教的一個分支。兩個佛教機構之間的關係一向密切。「這次展覽是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的，表明中央對香港市民的關心」，聖輝說。香港佛教聯合會主席覺光大師說，他希望這次展覽有利於宣揚和平，加強愛國主義和香港各界的團結。20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對中央政府批准把陜西法門寺珍藏的佛指舍利及20件國寶文物安排來港展出表示感謝。21 他還指出，瞻禮祈福大會不僅是佛教界的盛事，更有宣揚和平、祝願社會祥和的寓意，對香港有莫大的鼓舞。22

在揭幕儀式上，當時主管共中央統戰工作的劉延東表示：

佛指舍利及20件國家一級文物得以赴港供奉和展出，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佛教界及香港民眾的尊重和關愛，佛指舍利

44 地下陣線

和隨展的國寶，展現了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相信會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是為了港人福祉。「家和萬事興」，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只要香港同胞和衷共濟，就一定能創造香港新的輝煌。23

所有的關鍵信息都包括在講話中——振奮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北京對香港市民的關心；回歸後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是為了港人福祉；香港市民需要在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與北京攜手同心。這次展覽的時機很重要。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硬推國家安全立法，導致香港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呼籲民主改革。中共認識到這將是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必須果斷處理。經過細緻和秘密的策劃，2004年 4月中共的宣布震驚港人——香港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和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都不實行普選（見第十章）。採用這種高壓手段後，中共認為，有必要進行安撫與教育，因此利用展示佛教文物，以促進和諧與團結為活動主題，表明黨對香港的關懷。

有關政府在宣傳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計劃，200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題為「國民教育」的部分值得引述如下：

香港回歸十年，市民的國家認同不斷提高，我們要進一步深化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為下一個十年作準備。假如香港人具有國家視野，並以此計劃自己未來工作及生活，對個人與香港未來都會有莫大裨益。

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今年六月三十日出席特區政府歡迎晚宴上殷切叮囑：「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青少年是我們的未來。為了國家的發展、「一國兩制」的發揚光大，特區政府會不遺餘力推行國民教育，尤其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使年輕一代都有愛國愛港的胸懷，有為國家、為民族爭光和貢獻力量的志氣，並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5

推動國民教育是一項全社會工程，特區政府會與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積極和密切合作，通過種種方法和渠道，包括教學、師資培訓、課外活動及與內地青少年交流等，提升青少年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和認識，對祖國山河大地和人民的認識，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使青少年建立民胞物與的情懷、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我們會繼續透過現行中小學課程及新高中課程架構，加強與國民教育有關的學習元素，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政府會推動更多學校舉行升掛國旗的儀式，鼓勵學校成立升旗隊；資助團體舉辦更多青年往內地的考察和交流活動。我們會結合各方面的力量，發揮協同效應，提高國民教育的整體效果。24

港人何時會被認為夠愛國？民建聯前主席馬力認為，愛國作為普選的前提，其意義在於讓人們必須意識到，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不是「大屠殺」。據他估計，按照現在香港推進的速度，要到2022年，公眾才有接受中共統治的足夠「國家意識教育」，從而獲得直接選舉產生地方政府的權利。不過，這算是前進了一大步。他最初估計的時間是2047年。25

宣傳技巧

宣傳旨在影響語言、思想和情感。只要在這幾方面取得成功，便較少需要直接禁制。因此，中共致力確保在公共對話中使用正確（即官方）的定義和術語。有些宣傳用語在開始使用時可能較為生硬，但通過中共控制的新聞媒體頻繁地使用，並且由支持者多次重複後就會習以為常。重複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即使公眾意識到那些是政治宣傳，可是什麼是政治正確、哪些是政治非正確還是深入民心；加上集中向年輕一代宣傳愛國主義，對青少年心靈造成長遠的影響。中共如何在香港使用其宣傳技巧，有幾個例子可作說明：

重複保證：此方法既簡單又實用。精心挑選出一個口號，經過許多人的重複，一個說法就很容易變成為定見。例如，「安定繁榮」是九七前最經常提及的口號，令香港社會深信一切會更好。

46 地下陣線

故意含糊其詞：用空泛籠統的概念容易達成共識，因為魔鬼在細節，而可行性和公眾認受性取決於最終的細節，所以細節問題可以容後擬定。比如，給予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實際上就是一個設計巧妙的口號，讓人覺得香港特區享有日常事務的自主權，而不受來自大陸的干預。

人身攻擊和標籤：對對手進行人身攻擊，而不是針對其方針

政策，目的是突出對方的缺點或弱點，以此削弱公眾的信任並形成偏見。將香港泛民主派貼上「反對派」的標籤，旨在表明那些人的要求通常是不合理的。最惡劣、最令人難忘的標籤是中共官員送給香港最後港督彭定康的「千古罪人」。「愛國者」總是正確的，

「不愛國」的就是「反華」，或是「英國的走狗」。

轉移實質問題：標籤也可以使攻擊者偏離對方提出的實質問

題，分散注意力。舉例來說，某個人可以被標為「反華」，但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醜化反對派：醜化反對派，不論是個人或團體，比如，說他

們無知、缺乏經驗、粗魯或不受制約，目的是讓他們得不到公眾的支持。因此，一些民主派人士被稱為「不願接受北京的人」。不用多說，事實上，人民應該知道這些被點了名的，永遠不會有好的政治前途。

斥為「少數人」的論點：宣稱有些人或只有少數人有不同意見

或製造障礙，這就抹煞了可能有大量的人持反對意見的事實。

中宣部的主要職責之一是定期發布中央的決定和簡報，規定用於指示、通告中的正確用語及其定義；以及透過法律，規定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在報道災難或特別敏感問題時，媒體須事先徵詢宣傳部門的意見。26 因此，宣傳工作影響的不僅是如何報道新聞，而且也影響了用於公共對話的語言。中共宣傳工作的成果，就是黨員及其附屬群體就各種問題的闡述都與黨的路線一致。例子包括，提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基本法》中的國家安全法第23條，以及自2004年以來就憲制發展進行的多次公眾諮詢

（見第十章）。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7

活現宣傳

2003年，中共出版了一份《新編黨的宣傳工作實用手冊》，使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是如何將宣傳作為黨的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來看待。27 在這本書所列出的原則適用於所有宣傳工作，因此也事關香港的宣傳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那本書撰寫了前言，顯示出其重要性。該手冊指出，宣傳的目的是塑造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宣傳必須是以教育和引導群眾為實現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而奮鬥的基本途徑。宣傳應該遍及社會的每個角落，因為宣傳的任務是通過不同的途徑，如書籍、電影、報刊和互聯網，使人民能夠加強對黨的方針政策的理解。宣傳內容要積極向上——新聞報道應保持「積極」的原則，掌握好讚譽和揭露問題的尺度。換句話說，不應該過分關注負面問題，特別是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聽看報道後，讀者應該有一個正面的態度，相信當局正在積極解決問題。該手冊強調，發展是中國的頭號任務，是解決本國問題的關鍵。該手冊還指出，互聯網對人們的思想有更大的影響。此外要注意到，總是有來自境外的陰謀企圖滲

透中國的意識形態；因此，黨要加強對新聞網站和其他類型網站

的管理，因為思想力量對中國的綜合國力是很重要的。28 該手冊還指出，讓人民保持與黨的路線一致是「一門藝術」。該手冊警告說，改變必須是潛移默化的，以免在群眾中造成壓力，因為人民群眾接受變化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黨改變了路線方針，應加強宣傳，使之滲透到各階層。29

該手冊還包括了一個向外國人宣傳的有趣章節，其中指出，這是一個不同於向國內宣傳的任務，因為宣傳的目標和他們的背景是不同的。外國人對推廣海外宣傳是有用的，因此該手冊警告說，必須小心謹慎，確保外國人在中國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是他們能夠接受的，以達到在國際上為中國樹立良好形象的目的。此外，採取溫和與微妙的方式與外國人接觸，避免使用口號

48 地下陣線

或提及可能會引起異議的話題。最好是讓外國人根據事實來得出自己的結論。外國人不理解的地方要予以解釋，必要時可以將事情簡化。30

該手冊還包含了關於宗教宣傳的章節。首先強調了宗教信仰自由應得到尊重的原則，同時還必須加強對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教育；有如列寧主義所強調的，「為加速歷史的進程」共產黨做的一切都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見第一章）。那本手冊解釋說，各大宗教源遠流長，黨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別無選擇的。然而，通過社會主義文明和文化教育，宗教的影響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不應該使用任何會冒犯信徒的言語，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跟統戰部聯繫。宗教出版物應當受到密切監察。31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歷史

(1920–1926)

中共在香港的故事可以從1920年創辦非定期出版的《真善美》雜誌的三個人開始。他們是教育署督察員林君蔚（林昌熾）、官立名校皇仁書院畢業生張仁道和小學教師李義保。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以及報道香港內外的勞工狀況。同年底，陳獨秀由上海乘船前往廣州，途中在香港停留，林、張、李三人設法到船上與陳獨秀見了面。在陳獨秀的鼓勵下，他們三人在李義保任教的蒙養小學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這所小學位於港島跑馬地。1

隨後，陳獨秀與李大釗合力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第一任書記。他們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廣州、長沙、武漢、濟南和日本的黨支部也随之發展起來了。1921年7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與會的12位代表（包括毛澤東）共代表了其他59位黨員。建黨初期，各黨支部積極組織起來宣傳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青年、工人和農民當中；並且擴大在其他省份的聯絡網。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在於它似乎有力地闡明了資本積累的過程以及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所以知識分子和學生為這一新思想所吸引也不足為奇。

林君蔚、張仁道和李義保三人與廣東中共黨組織建立了組織聯繫。作為教師，他們吸引了很多學生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他們以「新學生社香港分社」為名進行活動，2 到了1923年

「新學生社香港分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香港特別支部，

50 地下陣線

隸屬於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3 當時，黨團不分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因此是中共在香港的唯一組織。4 由於缺乏資源和專業知識，香港特別支部遇到了重重困難。5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 1924年中，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成立黨組織。1924年11月，香港地區黨支部重組，七名當地共青團員獲批准加入共產黨，成為殖民地黨支部的一部分。6

最早期在香港的中共，也是共產黨得以建立並掙扎求存過程的一部分。香港作為一個小小殖民地，從未受到中共的重視，中國大陸才是其工作重點。毫無疑問，中共在香港的活動都是臨時性的，並受國內急劇變化的形勢的影響。然而，作為支持共產主義事業的基地，香港不失為一個有用之地。

香港：一個啟示

實際上，香港對中國大陸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啟示。現代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勞工運動就是爆發在英國殖民地香港。1920年代，全世界勞工都不滿現狀。在香港和大陸的工人都知道世界其他地區工潮迭起，那全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混亂，工人積怨日深有以致之。7 香港華人機器會在 1920年3月到4月間舉行了19天的罷工，是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參加罷工的許多成員都是熟練的技術工人，不是輕易就可以被取代的。為抵消通貨膨脹，他們一再要求加薪百分之四十不果，最終舉行罷工，他們當中有九千人離開香港搬往生活費用較低的廣州，香港因此陷於癱瘓。僱主別無選擇，同意加薪32%，技工於是返回香港復工。這次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組職罷工的成功，引起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8

技工大罷工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前。這次罷工顯示出香

港與廣東省之間不僅在社會經濟上緊密互動，而且與國外的思想和局勢也息息相關。長久以來，香港是全球的貿易樞紐之一。長期的貿易和航海活動，使香港人可以接觸並了解世界各地的動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1

態和形勢。香港後來發生的更多、更大型的工潮，成為中共工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廣東省和香港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兩地的共產黨人也同樣關係密切。由於在殖民地只有寥寥可數的共產黨員而且行動受到限制，早期香港的共產黨組織「實質上是中共廣東黨組織的一個分支」；9 並且，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大部分出自廣東。在1920年代的勞工運動中，粵港兩地間這種緊密關係的重要性，本章以後會有所描述。無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香港發生了多次罷工和抵制運動——長久以來，那些中國買辦、歐洲大班以及殖民當局對工人的極度不滿總是置之不理。總體來看，中國的富商一向對前景持保守態度，對社會變化和政治改革運動心存警惕。儘管在當時可以明顯地看出，無論是在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還是在僱主和工人之間，社會地位是明顯不公平的；儘管人們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不足以使香港市民奮起反殖。與此同時，大陸的政治局勢四分五裂、動盪不安。就在這亂世當中，香港成了各類人士追求夢想和信念的一個避風港。

香港華人只望如常生活的實用主義，不足以取得殖民當局

和英資商行的信任。英國人知道他們自己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從而不斷受到一種「四面受敵心態」的干擾。10 很明顯，要在香港生存，他們就需要將自己與中國人分開。例如，1904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和1918年的《山頂區居民條例》明文規定，禁止華人住在山頂區；華人也被排除在歐洲人經常光顧的香港會所等休閒場所之外。那時，當局自然沒有考慮過給予中國人任何形式的政治權利。不但香港華人被禁止參與政策決定，也無緣執行政策。直到20世紀50年代，香港所有最高級公務員職位都是由來自英國的官學生擔任，甚至連政府部門低級別職位也都是由歐洲人擔任。11

在香港的殖民社會中，英國人勢難釋除對能否獲得香港華人支持的疑慮；反之，香港華人也永遠無法完全依仗英國為他們爭取權益。英國與中國當局彼此各以主權國家的姿態交往。當

52 地下陣線

英國還是一個超級大國時，英國表現出一副帝國主義征服者的姿態，而中國只好委曲求全，卻又怏怏不平。對於中國來說，香港是中國領土，而香港華人是中國同胞。香港華人認為，經過努力他們終於可以在香港安居樂業，但又有誰能夠為他們說話呢？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餘響不絕。正如英國當時沒有完全相信香港市民一樣，今天北京也不相信香港市民，不是因為民族差異，而是由於思想鴻溝之深。香港歷史的多元性以及其複雜細微的變化，中共到現在仍可能很難完全明白。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2年海員大罷工是第一次重大的勞資事件。由於中共在香港並沒有正式組織，所以不能歸功於己，但這次罷工還是被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值得大書一筆的里程碑，因為罷工的主要組織者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1年中國海員聯合起來，向航運公司爭取加薪及改善工作條件。他們尤其不滿的是，非中國海員的薪酬比中國海員高得多。他們提出15%至35%的加薪要求，兩次都被僱主拒絕了。12其實，海員們同時也是一種極不公平的合同聘用制度的受害者，導致他們本來已很低的工資再被剋扣一大部分。最後，他們成立了一個新中國海員工會，13 在第三次要求加薪被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拒絕後，於1922年1月13日開始罷工。14 最初罷工的是1,500名甲板手和司爐工。一個星期後，罷工的人數增加到6,500人，到了月底約三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的行列，其中包括領航員、記帳員、駁船工人、搬運工、裝卸工、碼頭苦力和其他工人。15 參加早期罷工的幾乎都是廣東人，但隨著事態升級，來自上海、寧波和浙江的海員工會的工人也都拒絕填補廣東工人的空缺。這可能是由於共產黨為支持香港罷工，而在上海說服了工人並參加罷工。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3

這次罷工不但癱瘓了航運、交通和生產，同時還將原本已很高的米價推得更高。16 港英政府和中國買辦試圖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但未獲成功。到了1月16日，港英當局認為有必要宣布戒嚴，為了維持秩序，於是部署武裝軍警在戰略要點，但當時的報告顯示，罷工進行得有條不紊。17 到了1月底，已有一萬多名船員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他們在廣州得到羽翼未豐的廣東陳炯明軍政府以及他的對手孫中山的同情與支持。陳欲利用這個機會削弱孫中山的影響以達到其倒孫的目的。18 工會讓越來越多工人跨越粵港邊界，一方面可以防止港島內發生混亂，另一方面可以減輕補貼罷工工人的財政負擔，因為廣州的生活費用較低。19

2月1日，在香港華商精英的支持下，殖民當局宣布封閉海員工會，理由是工會造成了社會危機。另外兩個同情罷工的工會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海員罷工很快蔓延到香港各行各業，轉變成了五萬多人參加的總罷工，包括廚師、傭人、麵包房工人、糕點師傅、公事房聽差、送貨員、奶房工人、電車工人、人力車夫、一般苦力、銀行職員和其他工作人員。20 總督府的華人服務人員也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崗位。21 政府遂在一天內通過了緊急情況規例法案，禁止公眾集會、禁止張貼海報、檢查信件、搜身檢查以及搜查私人住宅，例如工會的辦公室等。到了2月底，大約十二萬工人參加了罷工。為了防止更多工人離開香港，殖民政府禁止開往廣州火車運行。3月4日，兩千名傭人決定從香港步行前往廣州，使緊張的政治局勢惡化。當他們試圖衝破防止他們離開香港的沙田封鎖線時，警察和英屬印度軍隊向工人開槍。22 政府報告顯示，5人被打死，多人受傷。23 這事件稱為沙田慘案，引起公眾對殖民政府的極大憤愾，導致更多罷工，使香港陷入癱瘓狀態。

由於經濟原因造成的罷工後來演變成重大的政治鬥爭。航

運公司和殖民當局不得不讓步，同意舉行有海員、僱主、廣州及香港有關當局多方參與的談判，並達成協議，船員平均加薪酬 30%，並於3月6日返回工作崗位。陳炯明與孫中山也非常希望看

54 地下陣線

到罷工可以中止，因為他們希望香港給予他們的軍政府經濟援助以及外交承認，並因此盡力避免得罪英方。24 從工人的復工速度可以看出，這次罷工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不是一次政治鬥爭，對中國海員工會的禁令隨後也被取消。儘管船員罷工取得勝利，但是通脹抵消了他們薪酬的漲幅，而且他們從未收到協議中規定賠償部分損失的工資。25

海員大罷工成為重要歷史事件的另一個原因是其規模空前。因為華商精英的目光完全集中在其自身的商業利益上，所以他們不再能勝任調解中國工人和外國大班之間矛盾的職責。此外，儘管中共發揮的作用不大，但是這次海員大罷工是中共介入香港事務的首次。雖然一些海員工會的領導人後來成為共產黨員，其中最著名的是蘇兆征和林偉民，但是大罷工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加入共產黨。26 1922年1月罷工開始之際，中共廣東省支部還處於起步階段，只是在1921年7月第一次中共黨大會在上海舉行後，才在廣州成立。廣東支部意識到海員大罷工可以作為擴展黨在廣東影響的契機，進而組織了各種支持香港罷工工人的活動。例如，動員廣州市民支持罷工，發出三千份《敬告罷工海員書》給海員，成立了一個支持委員會，接待罷工工人，並勸阻寧波海員不要前往香港填補罷工工人的空缺。當時，中共廣東支部

的積極分子簡直太少、太窮、太缺乏經驗、並且無人知曉，所以

起的作用微乎極微。27

不過，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海員大罷工被視為共產黨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章。而事實可能是，罷工對共產黨員的激發比共產主義對工人的鼓舞更多；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事件則被譽為是一場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28 同樣重要的是，這是首次讓殖民政府和當地商界精英感到嚴重威脅的事件。此外，這次成功的罷工增加了工人解決後來其他勞資糾紛的鬥志。29

最後，總督司徒拔（ 1919年至1925年在任）認為，海員大罷工是一個由孫中山和蘇聯影響下的廣州國民黨組織的陰謀活動，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5

目的是破壞香港殖民政府。30 儘管國民黨為越過邊境的罷工者提供生活補助和解決住宿，但這次罷工還是由香港本地工人組織的。此外，國民黨的右派並沒有支持後來的罷工，因為他們與當地商人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次罷工使香港華商的商業利益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情緒自然也更為強烈。他們認為，工會「有很強的布爾什維克的支持」、「政府不能後退一寸」；在與罷工工人談判時，他們敦促政府「鎮壓一切勞動行會」。31 殖民當局視華商為對地方負責的代表，而事實上，這些華商不但忽視海員的申訴，並且對於海員的生活困境也不予同情。從此，華商界的精英和香港殖民政府更加堅決反共、反工會。

省港大罷工 1925–1926

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初始，儘管香港的共產黨員並不太多，在香港也沒有太大組織能力，但在國民黨的資助和共產黨的配合下，省港大罷工造成巨大的影響。罷工維持了16個月，因國民黨欲緩解局勢而告終。實際上，這段歷史錯綜複雜。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導致國民黨內的權力爭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利益很快出現了分歧。在香港，雖然華人富民族感和嚮往社會公義，但同時也希望恢復社會秩序和正常生活。在一個充滿利害矛盾的社會中，港人往往左右為難，要麼效忠於一個既不理解又不信任他們的殖民政府，要麼承受面對大陸政局紊亂、兵荒馬亂的恐懼。

由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廠的日本工頭毆打中國女工引起的1925年2月紡織工人罷工，點燃了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隨後，其他20個日資工廠的工人也加入了罷工的行列，罷工人數增加到了三萬五千多人。5月15日，一名第七廠的工人、中共黨員顧正紅與資方交涉時被槍殺。中共認為這是一個發動大規模行動的好機會。5月28日，中共決定組織工人和學生於5月30日舉行顧正紅追悼會那天，在英管公共租界發動反帝國主義示威遊

56 地下陣線

行。5月30日遊行隊伍來到了南京路，英國督察命令錫克教警察向遊行隊伍開槍，數人被打死，數十人受傷。32 此外，警方還逮捕了許多人。這一事件激起了反英的情緒，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中共藉此機會號召在6月1日開始總罷工。罷工開始的幾天裏，有更多參加公共租界罷工的工人被槍殺。

在上海發生的令人憤慨事件震撼了整個中國。上海的中共中央視此為鞏固政治地位的時機，指示各城市黨支部動員民眾支持上海的大罷工。在這背景下，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和香港開始大力煽動罷工。當時，林偉民和蘇兆征已經加入了共產黨，並成為罷工的主要策動者。33 國民黨響應了立即發起總罷工的號召，並與共產黨採取聯合行動。國共雙方都認為利用排外借題發揮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共「與國民黨的左翼緊密合作」，如果當時沒有國民黨的資助，罷工就會在短期內崩潰。34 因此，不同於海員大罷工，這次中共廣東省委的活動深入到省港大罷工的

各個層面。

6月18日，罷工在香港開始，皇仁書院80%的高年級學生罷了課。第二天，油麻地官立學校大多數高年級學生也開始罷課。35 6月19日，海員、電車工人和印刷廠工人首先響應罷工，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中共成立了一個黨的核心小組，為罷工工人安排食宿。36 6月21日，皇仁書院學生也離開香港前往廣州。6月 23日，周恩來也在其中的遊行隊伍走到外國租界沙面島對岸的沙基時，英法軍隊向人群開火，打死52人，打傷170多人。37 另一資深共產黨人劉少奇當時也在廣州。槍擊事件點燃了廣州的憤怒之火。這一事件史稱「沙基慘案」。香港很多外資機械製造廠、電報、餐飲業等行業工人一起加入了罷工行列。38 反英怒潮席捲香港，越來越多工人及家屬到了廣州。參加早期罷工的人當中還包括禁止華人居住的在山頂豪宅工作的華傭。

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幹的革命家在

1920年代加入共產黨時，都還很年輕。其中有些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廖承志等，在他們的悠長政治生涯中，以其思想和意念影響了中國後來幾十年的政策方針。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7

在國民黨財政部長廖仲愷（客家人）的精心安排下，中共獲得了大量資金，以支持在廣州的香港罷工工人。廖仲愷是一個左翼國民黨領袖，對罷工積極支持。國民黨右派曾號召過進行小規模的罷工，但未成功。海外的愛國華僑也捐助資金支持罷工。國民黨政府強徵賭場、鴉片煙館和其他空置地方來安排香港罷工工人。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見第四章和第七章）。

香港政府斷絕了與廣州的經濟聯繫，以回擊接連不斷的反英浪潮，並對國民政府擺出強硬態度。在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下，來自香港與大陸的各工會代表在廣州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的目的是組建省港罷工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於負責勞工運動的國家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兆征任罷工委員會主席，指揮許多小組委員會，包括武裝自衞隊、糾察隊和其他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工人參加罷工不只是支持中國的工運，同時也有他們自己的要求。他們呼籲言論自由、華人和非華人應得到平等待遇、普選立法機關、改善工作條件、降低房租以及有權選擇在殖民地的任何地方居住。39 換句話說，他們對外國人的特權表示不滿，並要求得到平等待遇。這很可能是香港人歷史上第一次要求享有民主政制。有意思的是，在省港大罷工的最後階段，中共領導層認為，這些要求是不現實的，不應該繼續堅持。40

這次罷工嚴重影響了香港的日常生活，香港的經濟活動陷於停頓狀態，城市癱瘓。隨著市場關閉，食品價格開始飆升，垃圾沒人收集。人們從銀行大量提款，銀行系統幾乎崩潰。香港有關當局只好撥出專項貸款三千萬元港幣，當地企業才得以正常運行。41 在罷工開始頭兩天，殖民當局呼籲志願者來維持城市基本設施的運行。因為當局不信任華人，最初號召的對象是歐洲人，但隨後意識到此舉行不通，另外招來了兩千華人志願者，還有一千人隨時準備效命，可惜為時已晚。42 成功召集當地志願者

58 地下陣線

讓英國人感到驚訝。港英政府還借助緊急狀態法令來對付共產主義和反英帝國主義的宣傳攻勢。於是反宣傳局成立了，目的是改變香港乃至包括英國在內的港外地區的觀念，指出種種事端乃出於左翼工人興風作浪，而非因港人的不滿。43 1925年中，一個由政府贊助的反宣傳中文報紙《工商日報》成立。該報社論主要揭露廣東的混亂局勢是由於共產黨人的煽動。《工商日報》被視為一個非常成功地煽動「反共」情緒的工具。44

當時，代表本地商業利益的華人商會、商人行會及東華三院，都大力支持殖民政府，指「布爾什維克」為罪魁禍首。到了7月底，工人開始逐漸從廣州返港，最艱難的時期算是過去了。到了1925年9月，香港的大部分工人已經復工。畢竟，長期沒有收入又能維持生活的只佔少數。45

但是，當一切正要恢復常態，大罷工卻進入了一個新的緊張階段——廣東罷工委員會呼籲抵制所有英國貨物，並禁止船隻停靠香港。罷工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規定，禁止屬於英國和日本的船隻進入廣東的港口，其他國家船隻沒有停靠過香港始准進入廣東。規定中明文禁止食品和原材料出口到香港。46 罷工委員會成立了糾察隊，搜查所有進入廣東港、載有英國進口貨物的船隻，來自香港的貨物、來自香港和英國的船隻都不得進入任何廣東港口。黃埔軍校為糾察隊提供武器和彈藥，並給予

特別培訓。47

到1925年中，省港大罷工使香港的進出口貿易比上一年減少約一半。48 殖民政府的稅收也大幅降低。許多企業關閉，對銀行業亦造成嚴重影響。49 同時有報告顯示，對工人進行恐嚇並阻止他們返回香港的事件時有發生。50 這促使殖民當局建立了秘密的勞工保護局。其職責是保護工人免受恐嚇並對恐嚇者進行反擊。曾做過海盜的梁危晨，是陳炯明被推翻前的部下將軍，正好出任此職。他帶領150名特別警察—惡棍，執行他們的秘密使命，顯然「工作得很出色」。51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9

香港總督司徒拔在危機時刻未能妥善應對，廣東政府更使他日益寢食難安，甚至試圖設法顛覆廣東國民政府。52 到了11月，金文泰接替司徒拔成為港督（任期為1925年至1930年），新任總督會操廣東話，更了解中國國情，但他也同樣認為廣東政府意在摧毀香港。不過，他願意通過當地華人作為協調人與國民黨領導人對話。53 1926年3月機會來了，孫中山逝世後，國共關係走向低谷。長期的抵制運動代價太高，國民黨又正在積極準備北伐。54 另外，金文泰也一直極力栽培地方精英，以培養對他的忠誠。1926年，他高明地任命了周壽辰為第一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此舉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展示殖民政府和華人之間開展新關係，二是為了獎勵周壽辰。55 周壽辰與半中半帕西的羅旭龢兩人都是省港大罷工期間殖民政府最信賴的本地顧問。實際上，香港反宣傳運動就是他們兩人精心策劃的。1936年，周壽辰辭去行政局職位，空缺由羅旭龢填補，任期直至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56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周和羅被誣衊曾與日本合作。在香港淪陷一個星期內，當時的殖民政府領導成員要求兩人與日本合作，以促進中國與征服者的友好關係。當時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恢復社會秩序，57 香港的華人精英被用作為中間人，以減少流血和鞏固日本統治。58

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國民黨人為了爭奪領袖地位勾心鬥角。8月，廖仲愷被暗殺，權力最終落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手中。蔣介石當時注意到英國在遠東的勢力高峰期已過。59 到了1926年3月，蔣介石擊敗了他的競爭對手。為遏制中共在統一戰線內部的勢力，他解除了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可是他又將沒收的武器還給了中共。1926年夏天北伐兵起，蔣讓共產黨在戰鬥中付出了很大代價，同時，他計劃利用與上海流氓團夥的長期關係消滅共產黨。在後來的數月中，很多共產黨人被殺害。60國共合作走到盡頭。對蔣介石來說，促進國家統一比反帝國主義更有政治意義。當時，由斯大林(1878–1953)領導的蘇聯認為，國民黨統一中國的機會更大，也願意看到國民黨的成功。因此，

60 地下陣線

他要求中共停止支持香港的罷工抵制運動，以確保英國不得以此作為藉口干預北伐。與此同時，金文泰的戰略是，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同時，也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但在9月初，談判陷入僵局，而國民黨正在武昌鏖戰之際，英國政府應金文泰要求派遣皇家海軍戰艦消滅了在廣州碼頭的糾察隊。事實上，糾察隊沒有戰鬥就迅速潰散。61 談判及後恢復，並達成妥協。62 1926年10月10日，正式解除對香港的封鎖，同日，國民黨進佔武昌。

這次省港大罷工被視為中共早期歷史上的重大政治成就，因為它大大增强了中共在中國的影響力。中共在廣東的支部通過罷工也擴大了黨組職，增加了黨員人數。在廣東的共產黨員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總數從罷工前夕只有700名，增加至罷工結束時的7,000名，當然新黨員的質素可能不盡人意。63

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大批工人參加了省港大罷工。有些報告顯示，罷工期間有25萬人參加，約佔殖民地人口的三分之一。64大罷工使商業信心大大受挫，影響了香港以後多年的繁榮。65 政治方面，大罷工讓香港老百姓痛苦地意識到極端主義的代價實在太大。大罷工對市民的懲罰是，他們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的干擾。很多香港的罷工工人也因不獲前僱主僱用而吃盡苦頭。66 殖民政府也取締了工會制度。若干左派工會，包括中國海員工會被取締，他們的領導人也被捕。政府還制定了新的法律，禁止工會附屬於殖民地以外的機構，並將帶有政治因素的罷工定為非法。這些反工會措施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有所放寬。67總之，省港大罷工使工會被視為「貧窮且不受歡迎」的組織，它

們是那種「看似善意的社團，但關心死者的殮葬費多於改善人的

生活條件」。68 香港的勞工運動在省港大罷工以後基本上停滯了 20年。1920年代的運動並沒有為工人在政治上爭取到什麼利益優勢。在1926年後的幾年中，英國政府在香港採取很多措施，防止由大陸引發的政治動亂。

從1925年起，媒體在香港受審查制度約束，當局在1927年鎮壓了十幾個主要的華人工會。為防止中共的進一步影響，殖民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61

政府加倍努力取締眾所周知的親共香港總工會和中國海員工會；並在警署成立了特別反共小組，追捕共產黨員，1929年年底逮捕了一個流散的共產黨活動分子，也就是其後當上中國總理李鵬的父親。到了1935年，警方可以胸有成竹地說，殖民地的「共產黨組織完全被清除」。李鵬的父親在被香港警方移交給廣東當局後即被處決。6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不大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曾一度設在香港這片英國殖民地的事實，它曾擔當的吃重角色同樣鮮人知曉。1927年，蔣介石在全國展開剿共，使共產黨陷入混亂狀態，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因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殘酷的清黨在4月中旬開始，先在上海，後在廣州。許多重要的中共黨員或懷疑激進分子都被逮捕，其中大部分被處決，1 中共在廣東的黨組職幾乎完全被毀。很多倖免於難的共產黨員逃到香港——一個距離國民黨管轄範圍最近的地方。事實上，中共領導層決定將中共廣東省委從廣州遷到香港，以避過國民黨的窮追猛打。直到1936年，中共在廣東才重新建立組織。

在這段時期，共產黨在香港非常活躍，其工作重點為支持大陸的共產主義運動。例如，在1927年8月1日，中共發動了其歷史上第一次推翻國民黨的武裝行動——南昌起義。設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為到達東江的中共部隊提供支援；起義失敗後，香港奉命接收外逃的共產黨人。2 後來，中共香港黨組織也積極參與策劃，並煽動發起1927年12月的廣州起義，以期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府。無獨有偶，廣州起義也以失敗告終，6,000多名共產黨人犧牲。3 這兩次起義都是在前蘇聯的指使和資助下發動的，結果以失敗告終，並且造成多人死亡。事實上，起義失敗大大削弱了羽翼未豐的共產黨。可以公平地說，蘇聯影響之深「對中共來說是災難性的」。4 廣州起義後，設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繼續竭盡全力重振廣東的共產主義運動。

64 地下陣線

中共黨員前後幾批逃到香港，他們的生活極為艱難。經歷過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見第三章）的總督金文泰對中共懷恨在心，他與國民黨當局結成了緊密聯盟鎮壓共產黨。按中共的說法，共產黨員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香港經歷了一個白色恐怖時期。港英政府根據國民黨提供的情報逮捕了許多共產黨人，然後將他們押往廣東。中共在香港藏身之處經常遭到警察搜查，殖民當局甚至允許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搜捕共產黨人。截至 1934年底，中共在香港的活動被抑制至幾乎陷於停頓。5 儘管殖民當局對共產黨人實行打壓，1930年2月胡志明(1890–1969)還是在香港成功創立了越南共產黨。6

在此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儘管棲息於香港，但宣揚共產主義幾乎一籌莫展，況且香港人對共產主義根本不感興趣。雖然廣州起義歷時短暫，但共產黨人的暴動和國民黨血腥報復，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恐懼。人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遠離政治激進派，漠不關心為上策。7 商界精英對於殖民政府反共的強硬立場予以支持。8 對中共廣東省委和香港的共產黨組織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黑暗以及困難的時期——共產黨幾乎完全被瓦解。

還值得指出的是，英國政府和總督金文泰認為，新界對殖民地在經濟和戰略上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歸還中國，那麼香港島和九龍也就不能長久維持下去。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考慮到了新界99年的租賃期，並認為英國應與國民黨討論以高價延長新界租期，但忙於其他事務的英國政府未予更多考慮。9 在此，也許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英國設法說服國民黨延長新界租期，那麼情況又會如何？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企圖奪回香港，從這點來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未必對延長新界租期感興趣（見下文）。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5

日本侵華戰爭1937–1945

時機主宰一切。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火。10 日本入侵中國，反而拯救了瀕於滅絕的中共。日軍很快佔領了許多主要沿海城市如上海、南京和廣州。11日本的入侵使中共在國民黨的清剿中得以喘息。共產黨人全線退入內陸地區，在1930年代他們穿越11省，跋涉6,000里，終於完成了著名的長征。

儘管國共之間的仇恨極深，但迫於形勢，只好再次結成統一戰線聯合抗日。就在國共合作前夕，發生了歷史上最詭異的事件之一——西安事變。其時蔣介石在西安策劃圍剿中共，1936年12月12日，與國民黨結盟的東北軍閥張學良綁架了蔣介石。張學良希望國共雙方團結抗日，由於蔣不願與中共合作，遂認為有必要除掉蔣介石。後來，經過周恩來從中斡旋，蔣介石才獲釋放。蘇聯共產黨，甚至有些中共領導也擔心若沒了蔣介石，中國形勢將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蔣介石儘管態度勉強，國民黨還沒有哪位領導者能有同樣聲望可以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最後，國共雙方達成協議。作為釋放的條件，蔣介石同意不再圍剿共產黨，並與共產黨聯合抗日。12 國民黨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

共產黨得以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由於抗日有功，到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時中共已在國際上聲名大噪。毛澤東宣稱共產黨有120萬黨員，指揮91萬大軍，13 並且到了那個時期，已經控制了長江以北大部分農村地區。14

1938年9月，日軍開始向南推進。淪陷後的上海和南京可謂人間地獄。1937年冬天，日軍佔領南京後，對平民和戰俘進行長達六個星期的大屠殺。雖然各方估計不盡相同，但普遍認為至少有25萬男丁、婦女和兒童被屠殺。日軍進城前富人得以逃離，飽受磨難的都是窮人。

同年10月，日軍在廣東沿海地區登陸，九天就攻下廣州。50萬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尋求避難。15兵臨城下，香港危在旦夕。

66 地下陣線

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 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16 因此，香港當局不僅要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守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17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在抗日戰爭年代，香港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都非常重要。 1938年1月，殖民政府允許共產黨在香港建立一個聯絡處。18這是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1882–1951)在重慶談判後達成的協議。在中環皇后大道18號打出了粵華茶葉批發公司的招牌，實際上是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該聯絡處由廖承志負責，歸屬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其主要任務是為中共進行採購，以及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進行統戰工作，贏得香港、澳門和海外華僑對中共的同情以及對抗日的支持。19 廖承志後來當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為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發揮了重要作用（見第七章）。

1939年3月11日，香港警方以粵華公司進行抗日活動為由，進行突擊搜查，並拘捕數名工作人員。該公司被關閉，直至周恩來在重慶向英國駐中國大使提出抗議，工作人員才獲釋，所有文件亦退還。然而，在日方的巨大壓力下，港英政府於年底再次強行關閉粵華公司，但廖承志和他的同志們繼續進行地下活動；不過，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整個香港都知道他們仍然是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20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7

共產黨人繼續在香港進行多種形式的活動。首先，他們鼓勵藝術家和作家團結抗日。1939年和1940年分別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及香港青年文藝研究社，進行宣傳活動。中共也在內地組織作家和記者到香港創辦抗日報紙和雜誌。21 多位來自上海的電影工作者聯同香港本地的電影業聯合製作抗戰電影。22 其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香港為基地，籌款抗日，也接收華僑捐贈的現金和物資。23 廖承志依靠他的家庭和朋友關係網，為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再其次，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是中共的盟友。以宋家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她使中共獲益匪淺。1938年6月，她在香港成立「保衞中國同盟」，這個同盟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抗戰救援組織。廖承志的母親出身名門，也成為同盟之一員，並幫助她兒子給中共籌集資金。24

為支援廣東的游擊戰，中共在香港也執行了一些半軍事任

務，包括救援工作，以及招募新兵並派送到戰區。中共還借助與中國海員工會等香港各工會的聯繫，組織抗日活動。海員工會主要組織者和書記曾生，開始招攬香港志願者參加廣東的敵後游擊戰，而促使這些新兵加入抗戰行列的動力主要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僅馬來亞、新加坡和印尼就有230多萬華僑，當中許多都是客家人，老家在珠江三角洲地區，25 這也就是華僑更容易被動員參加抗戰的原因。華僑以行動證明了他們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起了關鍵作用。

戰爭中的游擊隊

1938年10月12日，日軍擊退國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翌日，在東江，一支由120人組成的游擊隊成立了，成為另一股抗日武裝力量。他們抗日源於愛國而非共產主義。隨著廣州淪陷，海外華僑成立了一個特別協會，以便在客家老鄉廖承志的幫助下，派代表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區。實地考察結束後，來自東南亞的年輕人，尤其是客家人，被招募加入服務隊，從事宣傳和救

68 地下陣線

援工作。客家人和其他廣東籍新游擊隊員，從此成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最活躍的抗日游擊隊。到了1938年12月，惠州寶安人民抗日游擊部隊和東莞寶安惠州人民抗日游擊部隊成立。國民黨為他們提供了一些武器，但其他援助不算充裕。26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國宣戰，香港也因此被捲入戰爭。即使香港名義上是一個中立的殖民地，但已經捲入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香港除了是一個貿易港口，一些新興行業也陸續湧現，包括為中國生產防毒面具、頭盔及其他戰時用品。直到那時，國民黨接收的海外援戰物資中，大約60%至70%都要經過香港。為了加快物資運轉，國民黨在香港設立了行政機構。據英國外交部稱，1939年國民黨在香港共有32個「官方和半官方」的業務機關。事實上，國民黨高官將香港作為一個海外度假地，一去就是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27 國民黨在香港還出版了

自己的報紙，號召支援抗日。28

1941年聖誕節，日軍佔領香港。抗日游擊隊早在年初已開始在香港活動，港英政府起初並不知情。游擊隊的指揮官是蔡國樑。他們滲透到新界，目的是組織村民為應對日本入侵做準備。游擊隊剛到步，人們還以為他們是土匪。游擊隊必須贏得村中父老的信任，爭取村民的合作。由於游擊隊證明了他們有力對付真土匪，漸漸接手鄉村的管理。許多村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抗日，都不怕危險投入戰鬥。村民們驍勇善戰，熟悉地形，增強了游擊隊的戰鬥力。

香港有優良的海港，可為日本艦船提供關鍵停靠地，戰略意義重大，因此日本非攻下香港不可。此外，廣州淪陷後，九龍至廣州的鐵路運輸被切斷，中國內地軍隊的重要戰爭物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輕易轉運，因此香港為數眾多的帆船開始了走私物資的行動，支持內地抗戰。據東京估計，香港帆船每月輸送多達 6,000噸彈藥過境。日本認為，佔領了香港，就可以大大削弱內地的抗戰能力。2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9

日軍儘管只花了18天便長驅直入，卻未能控制整個香港。他們能夠控制的只是城區，農村地區和新界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鄉間崎嶇的山路讓日軍很難控制，游擊隊可以利用地形優勢繼續進行秘密行動。因此，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30

廣東游擊隊沒給日本人好日子過。經過幾年的戰鬥，游擊隊員們在總司令曾生（曾任香港海員工會秘書長）的領導下，已成為紀律嚴明、經驗豐富的優秀戰士。廣東游擊隊遵循毛澤東的戰術：骨幹核心隊伍由訓練有素的戰士組成；半民半兵的民兵組職藉招募組成，主要職責是保衞自己的村莊；以及一個輔助部隊，負責通信、運輸和勞動。31 截至1943年12月，按照統一戰線策略，游擊隊歸國民黨指揮。然而，194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五個游擊隊整編為東江縱隊，全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並由中共直接領導。32 到1943年，東江縱隊分為六個大隊，正式隊員約五千人。33

蔡國樑的部隊主要活動於大鵬灣和西貢區，但同時也設法滲入部分九龍市區活動。1942年2月3日，這支部隊因驍勇善戰而被指定為港九獨立大隊，並在西貢黃毛應村的一所教堂內舉行了成立儀式。34 1943年12月2日，該隊歸屬共產黨領導。因此，新界成為廣東省游擊隊的一個分區，每個分區都由支隊長、政治委員和一名政治部主任領導。35 如果沒有村民提供食物、住所，並協助戰俘和平民逃離，游擊隊不會有多大作為。

年僅10歲的兒童都可能被挑選為通信兵，並接受培訓。他們被稱為「小鬼」，這些孩子刻苦耐勞，沒有他們，游擊隊的情報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男孩子通常單獨行動，而女孩則搭伴而行。經父母同意，這些小通信員認識到工作的重要性和絕對保密性，並且在必要時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孩子被捕了，慘遭殺害，但是沒有一個成為叛徒。他們接受三角形和十字架密碼系統訓練。標有三個十字架和三個三角形的信就得以最快速度將信送到。在城市內，兒童也被用來做間諜工作。這些「小老鼠」提供了有關啟德機場的情報。這些孩子們來去自如，讓日本人頭

70 地下陣線

痛得厲害。游擊隊訓練他們丈量牆壁的厚度、記住整個地區佈局，以便繪製地區圖表。他們還訓練那些孩子們記住飛機和跑道的數目，以及起飛方向。這些情報經由中共領導機構審核後被傳遞給盟軍。關於這些智勇雙全的孩子的故事多不勝數。女游擊隊員也在香港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婦女擔任通信員，有些在軍事單位工作，但其中大多數在無線電通訊、情報、宣傳，以及負責軍需品的軍事單位。女游擊隊員們通常成雙結對地進行活動，她們把信藏在頭髮或菜籃子裏。36

游擊隊的活動在三個方面對抗戰起了關鍵作用。首先是在香港被日本佔領初期，協助重要人士逃出香港，免於被捕。香港淪陷不久，周恩來指示東江縱隊幫助著名作家、記者和友好政治活動家撤離香港，到尚未被日本佔領的「自由」中國地區。從 1941年底到1942年初，有兩條路線可以逃出香港。東線，從牛池灣經西貢到大鵬灣，然後到大梅沙，再到惠陽。西線在上海街開始，到青山道、大埔、元朗、落馬洲，後到梅林和白石。37

廖承志在1941年1月通過東線離開香港，但不久即被派回營救其他重要人士，包括其母和宋慶齡。這些人裝扮成難民，由游擊隊的通信人員帶到中國大陸。1942年1月5日，廖承志和其他人得以逃離香港。3個月內，在共產黨人的協助下，大約有800名重要人士安全逃離香港。38 在日本人面前成功將人送離香港，游擊隊的組織能力和巧妙手段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游擊隊還救出很多英國和盟軍戰俘，並將他們送往安全地區。在1942年1月9日，通過李耀彪與游擊隊的安排，第一批戰俘在賴廉士中校領導下逃離虎口。新界村民為他們提供了食物和藏身之處，後經多次輾轉，最終由游擊隊通信人員帶領，越過省港邊界。隨後，賴廉士中校在中國南部建立了英軍服務團，以協助救援戰俘並將藥品帶入香港戰俘營。39 游擊隊為英軍服務團提供了重要情報，而英軍服務團的成功也是游擊隊的成功，因為他們把戰俘營與外面的世界聯繫在一起。40 1942年後，很少戰俘企圖逃跑，因為害怕那留下來的戰俘會遭到報復。此後，游擊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71

隊與盟軍之間的合作主要是搜集情報、破壞日軍設施以及向戰俘營和平民集中營走私醫療用品。他們繼續幫助平民、難民逃離香港並把他們送到自由中國。41

到了1944年，游擊隊的主要任務是救援被擊落的盟軍轟炸機飛行員。1944年2月，美軍第14航空隊的克爾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擊落，一個13歲的小鬼把他救出。加上一個翻譯，他們三人在山洞裏躲了20多天才逃過日軍的搜索。越過邊界，克爾被安全帶到惠陽游擊隊總部。大約100名外國人，包括英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美國的空軍人員以及印度士兵獲救。成功的救援工作，為中共贏得友誼，其聲譽也有所提高。由於游擊隊的援助非常重要，1945年3月，美國海軍派人到東江縱隊，要求他們為盟軍在中國南部登陸做準備。42

兩個故事描述了游擊隊是如何在香港開展情報工作的。一個名叫李成的游擊隊員，滲入日本憲兵情報部的總部。在游擊隊 1944年4月成功炸毀位於亞皆老街的鐵路橋以後，李成仍然能夠將敵人有關香港、九龍及新界的軍事地圖通過東江支隊交給美國人。在1945年7月13日，憲兵隊情報總部發出緊急命令，封鎖所有道路和港口，以消滅市區內的游擊隊。李成及時將消息通知各單位成員。李成一共為日本工作了三年零八個月，也就是整個日本佔領期。43

另一個是雅文，她用一副走私來的望遠鏡奉命觀察港口內所有船隻的動向。望遠鏡被拆開，分別偷運兩次才到她手中。她將所有的浮標做了記號並記錄下來，同時也觀察船隻的類型。這些情報通過游擊隊轉交給轟炸航運港口的美國空軍。44

游擊隊的另一個關鍵任務是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對日軍進行騷擾。事實上，他們的行動對日本人來說並非無關痛癢，他們的確能使日軍提心吊膽，惶恐不安。舉例來說，港九獨立游擊隊派出短槍隊攻擊日軍據點、切斷日本的物資補給線並且暗殺叛徒。騷擾分兩個部分：一是開展宣傳活動，例如印刷並大範圍發放抗日傳單張和海報，甚至發到了日本軍事基地的門前，把日本

72 地下陣線

人氣得暴跳如雷；二是尋找機會製造破壞，以阻礙日軍行動。例如，在1944年，利用空襲為藉口，每周至少一次在九龍船塢拉響警報，讓工人四散停工，從而減緩生產速度。發生在同年九龍鐵路4號橋的爆炸，就是由自來水廠的一位公務員完成的。這些炸藥由新界的女游擊隊員化裝成出售木柴的小販和裝扮成牧童的少年游擊隊員零散地帶入市區內。為抗擊日本海軍，港九游擊隊破壞了日本海軍的物資和設備。45

誰來接收香港？

香港屬盟軍的中國戰區，此戰區還包括整個中國、印支和泰國。1942年1月，蔣介石成為這一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介石試圖利用這次戰爭取消「不平等條約」。有美國為他撐腰，蔣介石指示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46 向英國提出建議，要求英國在1942年放棄香港，或者至少交還新界。英國很清楚，美國總統羅斯福不會熱衷於幫助英國在戰後恢復其帝國地位。英國外交部官員甚至認為，香港已經是一個無用之地，因此，做出割讓的姿態將向美國表明，英國不是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地位而參戰的。47 香港的未來成為1942年英國政府內部一個激烈辯論的主題。英國殖民地部不想放棄這片殖民地，並且得到丘吉爾 (1941–1945、 1951–1955英首相）的支持。國民黨最終與英國妥協：中國只是通知英方，中國政府「保留」提出「日後討論香港問題的時間」的

「權利」。48 此外，香港華人精英也向英國清楚地表明，在戰後他們寧願讓英國統治。

了解到蔣介石有意收回香港後，英政府於1943年在倫敦組成香港規劃組，籌建日本投降後的香港政府，以便盡快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打破蔣介石的如意算盤。直到1943年11月，羅斯福還繼續向蔣介石保證，美國將幫助他收回香港。然而，到了1944年，由於考慮到強大的英國是與蘇聯對抗的最好堡壘，美國對恢復大英帝國的態度有所軟化。此外，美國人對蔣介石的軍事能力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73

已經失望。1945年4月，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杜魯門接任成為美國總統(1945–1953)。1945年4月，美國不再堅持戰爭結束後香港要交回中國。與他的前任不同，杜魯門並不熱衷於推動去殖民化。為了均衡勢力，他相信，保持英國在這一地區的强勢更有利於美國。英國意識到這一點，自然不會放棄香港，並且更急於在日本投降後收回香港。49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盟國決定，中國境內、台灣和法屬印支北緯16度以北的日軍由蔣介石受降。按照這種安排，香港應包括在內。不過，英國政府想恢復其亞洲殖民地的司法管轄權，不希望有任何阻礙，故認為如此安排不符其利益。儘管蔣介石保證過，受降後他不會試圖收回香港。50 為了確保蔣介石會信守諾言，英國明確表示，不論盟軍作戰區的安排如何，英國都將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試圖以外交手段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幾輪角力，最後達成的協議是，蔣介石必須先在中國大陸正式接受了日軍投降後，再由海軍少將夏慤代表英國與蔣介石同時在香港舉行受降儀式。當時，夏慤的艦隊已到達菲律賓蘇碧灣，因此可以快速到達香港。

為什麼蔣介石接受這個他極不滿的安排？最有可能的是，

他當時已為大陸的受降事務而忙得不可開交。雖然華南的國民黨軍隊可以即時行動，但若英國不想交回香港，蔣介石很可能要使用武力。也許他不想冒失敗而招致身敗名裂的風險，此外，他想維護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就需要英美兩大強國的繼續支持；蔣介石當然也不希望中共利用這個機會擴大其影響力。事實上，8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已向香港進發，但國民黨聲稱不會收回香港，而是要阻止共產黨人收回香港的企圖。51 不出所料，大陸一些歷史學家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未能在當年收回香港。52然而，有一點要說明，當時蔣介石下了決心阻止中共收回香港，他寧可讓英國重新佔據香港。53

國民黨要求全國各地的日軍向國軍繳械投降。同樣，中共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在其控制下的地區的日軍應該向共軍投降。

74 地下陣線

國民黨對國軍發出指令，與日本有關的事宜不應由共產黨處理；而中共同時也發出了自己的命令，指示共軍要求日本士兵向他們投降。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國民黨和共產黨就已經兵戎相見。

奇怪的是，中共雖對佔港日軍投降發揮過作用，卻沒有自行奪回這片領土。英國部隊到達香港前，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唯一的軍事力量，54 控制了大埔、元朗和所有其他新界地區的鄉鎮及離島。中共游擊隊所到之處，日軍大都逃的逃、散的散。游擊隊讓村民管理地方行政並且組成自衞隊。他們檢獲日軍的彈藥和物資後，留下一部分自用，額外的會送往廣東其他游擊隊。當時沒有跡象表明，游擊隊想要阻止英國重佔香港。結果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相互猜疑和敵對，互為抵銷，最後導致香港落入虎視眈眈的英國之手。55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遍關押英國高級官員的赤柱戰俘營，詹遜（ 1890–1975，日軍侵略香港的前一天抵港履任輔政司一職）向日軍司令官提出，在英軍到來前，由他全權負責。英國政府通過重慶英國駐華大使，再通過英軍服務團等機構，命令詹遜盡快恢復香港政府的管治，是以詹遜早便得悉身負重任。這一步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沒給蔣介石或共產黨任何收回香港的機會。日本投降後，詹遜任命自己為香港代理總督，並要求日本協助維持秩序。56 海軍少將夏慤帶領英軍終於在1945年8月30日抵達香港並

全權接管香港；翌日，夏慤宣布成立軍事政府，他自己任總督，詹遜為副總督。1945年9月16日，夏慤在總督府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港九獨立大隊就其作用與英國談判，並達成諒解，即中共

將容許繼續留駐香港，並建立一個聯絡辦事處。只要不進行「非法」活動，他們可享有通行及出版自由。57 黃作梅是中共和英國的中間人，而游擊隊領導方方日後在內戰期間，將在香港指揮游擊隊在廣東、廣西和江西活動，直至1949年。起初，聯絡處設在九龍彌敦道172號，最後演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黃作梅任第二任社長。首任社長喬冠華在香港度過戰爭年代。58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75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英軍由於兵力不足，要求游擊隊協助管理香港的治安。游擊隊同意並留下一支部隊，負責沙頭角、元朗及西貢的管治，直到1946年6月30日。然而，港九大隊的主力部隊北移到深圳河。在新界，由英軍協助成立了一支自衞隊，一直活躍至1946年的秋天。59 港九獨立大隊在1945年9月28日撤出香港，他們發表了一份感人的告別書，結尾是這樣的：

⋯⋯ 別了！親愛的港九新界同胞們！今天，我們離開港九了，但我們關心你們的自由幸福仍和以前一樣。經過了長期困苦鬥爭以後，我們希望你們能獲得香港政府的救濟，重建家業，改善生活。我們希望你們光榮的鬥爭能引起國際人士應有的尊敬，獲得應有自由、和平與幸福的生活。60

在中國內戰時期，北方戰鬥激烈，廣東省也戰事連場。從 1945年10月起，港九大隊在廣東省與國民黨開戰。據報道，他們在深圳與國軍發生多次小規模衝突，其中一次就有100名游擊隊員陣亡，30多人重傷。重要的是，許多傷員被送到九龍醫院接受治療。東江縱隊最後被調到山東與國民黨繼續作戰。

東江縱隊的翻譯和國際關係主任黃作梅被英國視為英軍服務團的成員，獲邀請參加1946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勝利大遊行，另因他在戰爭期間的英勇表現，獲國王喬治六世頒發獎章，並授予MBE勛銜。61 這時共產黨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可以說達到了高峰。

英國收回香港後，需要重新建立權威。日本佔領香港前，港英政府取締了在香港的國民黨機構，但二戰結束後則必須接受國民黨。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大局出發，國民黨知道與港英政府合作而不惹麻煩，才有利於自己。62共產黨也不想給英國製造麻煩，保持低調。中共從來沒有忽視過大局，一直都關注國內形勢。中共的目標是促進統一戰線，擊敗國民黨，支援廣東省內的游擊戰，並利用殖民地作為一個國際聯絡點。63 在1946年，香港的英國軍政府由文官政府取代，港英政

76 地下陣線

府需重建其地方精英的支持基礎，免受國共兩黨干擾。大多數前商業和專業精英，應英國殖民地政府之邀返回香港為政府服務。作為回報，這些精英加倍努力工作，以恢復英國統治。共生對雙方是必要的。64

在1946年5月1日楊慕琦（香港總督1941，1946–1947）返港，重任1941年12月交出的總督職位。他在再任的短暫時間裏，曾討論在香港實行民主的問題。楊慕琦提出了一項提高政治代表性的計劃，並被英國政府接受，但新總督在1947年7月上任，楊慕琦的計劃被擱置，因為他的繼任者葛量洪（總督1947–1957 ）的想法與之大相徑庭。葛量洪認為，既然香港不會獨立，那麼也就不同於其他殖民地，沒有必要進行為準備獨立所需要的改革。此外，時值中國爆發內戰，殖民政府官員還擔心選舉可能會使香港變成一個國共兩黨的選舉戰場，所以英國政府沒有堅持進行政制改革。65 香港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又沒有捲入連番戰火。

游擊隊的過去和現在

1949年中共建國後，方方獲任命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負責實施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但被指責對當地人手軟，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拒絕吸取各地的土地改革經驗；二是無視上級指示，推行「地方主義」，即違背中央的命令。為了保護方方和其他人，廣東省最高領導人葉劍英承擔了責任，和方方一道作了自我批評。廣東省的許多幹部被降職或被解職，方方被中央一降再降，最終免去所有黨內職務。經過在北京僑務委員會擔任高級官員的潮州同鄉的努力，方方在1955年獲委為國家僑委會副主任。葉劍英的地位使他受到保護，但他對中央在廣東的肅整極為不滿，但可以做的很有限。第六章討論到文革時期，方方和很多人，包括葉劍英在內，被指控「裏通外國」。方方於1966年12月被捕，歷經五年的關押與折磨後於1971年去世。直到1994年，中共才承認對方方的指責和懲罰是錯誤的。66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77

東江縱隊領導人之一的曾生，1960年當上廣東省副省長和廣州市市長，上級對其工作評價極高。然而，1967年他在北京被捕，並遭毆打，一直被監禁到1974年。最大的諷刺是，他被指戰爭期間曾為帝國主義效力，並且是「土匪」。1975年10月，曾生獲任命為電信部副部長，1979年升任部長，1983年退休，1995年死於廣州。當年東江縱隊的譚幹，曾在最早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一直到90年代初退休；陳達明後來在北京做黨的工作，在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又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出任副社長；楊奇在50年代被清除出黨，但後來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掌管新聞部。1982年，楊奇升任新華香港秘書長，於1984年在香港主辦《大公報》，1992年退休。67

截至1997年，估計大約共有300名港九大隊的成員仍然居住在香港，約130人住在內地，亦有人住在澳門。香港回歸組委會邀請了港九大隊的成員參加回歸慶典活動。此外，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8月為他們舉行了招待會；之後，香港特區政府開始整理一份港九大隊成員陣亡名單，1998年10月，最終將115人增補到香港大會堂紀念龕的榮譽名冊中。從1999年起，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及配偶獲給予等同退伍軍人的養老金待遇。68有關這一時期的歷史，實在值得繼續研究。除了香港檔案處和英國檔案局的檔案外，香港大學圖書館也藏有英軍服務團賴廉士中校留下的史料。69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歷史書中並沒有多提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

抗戰結束，內戰開始

8年抗日，中華民族歷盡艱辛。戰爭使許多人家破人亡。中國人民飽經創傷，一貧如洗，孤立無援。很多家庭流離失散、經濟蕭條和通貨膨脹，深刻的戰爭瘡痍隨處可見。蔣介石面臨重建政府、振興工商業以及賑濟飢荒等艱鉅任務。戰後的復興與重建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在這個時候，中國最不能承受的就是

78 地下陣線

更多的流血。國共兩黨曾有一線希望和平共存。儘管自1927年以來，中共的實力有所發展，但他們清楚自己實際上是相對薄弱的。因此，在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前往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欲達成權力分配協議。蔣介石迫於來自各方要求他與共產黨談判的壓力，邀請共產黨出席重慶談判。70 當時，約五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主要在北方農村地區。71 經過43天的會談，雙方同意採取和平共存、兩黨合作、避免內戰、重建國家的政策。可是，到頭來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國共雙方未能就如何組建聯合政府以及如何將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達成協議。當時，杜魯門總統派遣馬歇爾將軍(1880–1959)為特使，調解國共衝突，但未成功，並對國共雙方大失所望。國共雙方當時都已劍拔弩張，一派山雨欲來的景象。1946年6月26日，內戰爆發。但是，最終的勝利是否屬於中共還是未知之數。

從中共的軍事史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策略是先消耗掉國

民黨軍隊的精力，才展開重大戰役。72 共產黨通過抗日戰爭完善了自己的游擊戰術。1937年，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論著《論游擊戰》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借鑒《孫子兵法》，調整思路，進行游擊戰。73

內戰分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消耗戰。中共的戰略是將國軍引入遙遠的東北和深入山西，從而將國軍一分為二。1947年3月，解放軍不戰自退，故意放棄延安，撤退到農村，而只在敵軍分散或孤立，敵寡我眾，並可以穩操勝券的情況下，才與敵軍開戰。74 中共在戰爭第二階段的目的是保存自身力量，在擴大戰區的同時，以有限、精心佈置和有選擇的反攻來消滅敵人的力量。1947年秋冬兩季，因為國軍不適應北方的嚴寒，共產黨在滿洲終於等到了消滅國民黨軍隊的好機會。全國各地都目睹了中共在北方的勝利。中共勢力的增強，掀起了「華人社會地震式的變化」，為共產主義事業帶來了更多新生力量。75 與此同時，中共擁有令人信服的思想意識形態，讓飽受戰爭磨難的人民產生共鳴，再加上毛澤東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79

魅力奪人，他們有能力將政權從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手中奪回來。到了1948年夏末，中共的軍隊已發展到二百萬人，與國民黨軍隊不相上下。中共士兵當中有很多是從國軍投誠而來的。這時，正值內戰最後階段，即進攻時刻，國軍不僅疲憊不堪，而且因腐敗以及殘酷懲罰逃兵不得人心。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鬥，導致蔣介石1949年1月被逼辭職。共產黨用了短短的5個月就大獲全勝。76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2月，在成都負隅頑抗的蔣介石在霧中爬上飛機，逃往台灣，試圖在那裏統治中國。蔣介石打算有朝一日反攻大陸，奪回中國，而共產黨則繼續把台灣作為未完成的歷史問題。

香港在內戰中的角色

國共內戰期間，由英國管治的香港不受國民黨控制，有利於中共。77 對中共來說，香港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有其重要戰略價值，因為可以用香港作為基地，支援華南戰場。中共的主要目標不是香港的普羅大眾，而是打好與英國官員的關係，並慎防挑戰英國在香港的統治。

中共非常清楚公開與秘密活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在進行公開宣傳和動員群眾的同時，搜集情報和組織滲透的地下活動也從無間斷。周恩來是中共的主要組織者，他清楚知道香港的重要作用。內戰第一階段開始後，從1946年下半年起，資深共產黨員被派往香港，開展活動。78 當年12月，周恩來指出，不但對兩廣、南洋，對歐美聯絡方面香港也日益重要。周恩來知道有需要更善用香港這個地方，以便統一領導公開和秘密工作。79 於是，中共中央於1947年1月16日決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香港分局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的宣傳，支援解放

區的游擊戰爭。80 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是當年的游擊隊領袖方方。中共香港分局正式成立於1947年6月，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具體運作服從中共上海中央局領導，實際上，方針政策主要是來自

80 地下陣線

中共中央。81香港分局的工作所涉地域相當廣泛，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湖南、雲南和貴州六省。為反映其區域性，1949年2月，廣州中共分局改名為中共中央中南分局。在這個結構內設有幾個委員會和小組：港粵城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中共在各省大城市的秘密工作；農村工作委員會是一個小機構，管理僑務工作、統戰、文化、金融、經濟以及青年和婦女工作。各地區也有不同的地方黨委，負責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地下工作。82 此外還組建了香港工作委員會，管理香港及華南的各類活動。公開活動包括統一戰線工作，鼓動人民支持共產主義事業，如出版雜誌和報紙、舉辦文化活動，並將青少年、工人、婦女、海外華人社區以及外交事務一把抓。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從事秘密情報蒐集工作。83

中共利用這種組織架構進行游擊戰、組織黨員幹部和支持

者接受軍事技能訓練及在香港動員群眾的技巧訓練，然後再把他們派到華南各地農村，發動群眾對國民黨進行武裝反抗。從1946年到1948年底，大約有3,000人 曾接受培訓。84

當時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與擺脫國民黨來港的人士建立良好關係。這些人包括一些小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和受到國民黨壓迫的青年人。其他逃離內地來港的，如商界人士，他們所擔心的是不斷惡化的政治局勢。85 中共認為他們是重要的統戰對象，可以建立廣泛的聯盟，共同抗敵，即國民黨。中共邀請他們參加各種討論會，並向他們闡明共產黨的政策，以贏得支持。86 例如，共產黨重點培養與著名政治人士的關係，如李濟琛元帥和何香凝女士都是前國民黨高級要員，後來與國民黨鬧翻，並在香港成立

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目標是推翻蔣介石。另一個統戰目標，是由知識分子和被國民黨取締的小黨派組成的中國民主同盟。 1948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決定在香港與中共建立聯盟。87 其中許多政治人物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返回大陸，並在中共政權中擔當各種政治角色。1954年，李濟琛被任命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88 不過，當時中共在文件中卻以蔑視口吻提及這些黨外人士，就連與李濟琛一樣在香港培養建立起來的關係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1

也不例外。共產黨只是將他們當作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工具。在研究過香港警方從中共領導家中抄獲的文件後，英國得出的結論是：「他們會被利用，但就算他們被所謂的聯合政府委以要職，也必須是在他們接受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下才行，而且他們不會有自己的政策。中共顯然無意允許在政府以外存在任何反對黨」。89

內戰期間，香港對推動中共的宣傳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宣傳工作目的在挑起反國民黨情緒，將中共的政治思想傳播到華南地區。為了推行「文化主導權」，香港工作委員會成立了報刋工作委員會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以在香港的教育、新聞、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廣泛開展統戰宣傳工作。中共一直知道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因為他們可以利用知識分子優異的語言能力搞出版業，也可以在文化、教育活動以及動員群眾等方面加以利用。

在同情共產黨的商人資助下，共產黨在香港建立了中學，由共產黨員任教。這種安排，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另一方面讓黨員可以解決在香港的生活。90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共有必要為到香港的幹部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在香港建立一個基地。於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黨員一起，於1946年10月在屯門一座漂亮的別墅成立了達德學院。許多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如千家駒、郭沫若和茅盾等都曾在達德任教。學生大多是來自廣東游擊隊員和東南亞的共產黨員，也有少數來自香港。在 1948年入學的250名學生中，只有10%是香港人。香港學生少得可憐，是因為這些殖民地的青年人被認定患有「香港腦袋⋯⋯，一種思想綜合症，包括傲慢、自私、以城市為中心、數典忘祖，

並鄙視自己的文化」。91經過馬克思主義課程的強化培訓，學生

們被派往大陸工作。1949年，香港政府以這所學院無異中共幹部培訓中心及進行不符合香港安全的活動為由，取消學校註冊。達德學院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培訓了740多名學生。92

共產黨還投資辦報和雜誌，這些出版物明顯是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主要手段。中共發行了《正報》、《華商報》、《經濟導

82 地下陣線

報》、《光明報》、《人民報》、《文匯報》、《願望周刊》和《群眾周刊》。為贏得海外支持，還出版了英文雙月刊《中國文摘》。這些出版物都有自己的編輯重點，一般來說，他們散佈反國民黨信息並為共產主義搖旗吶喊。93 中共幹部與其他地方報紙編輯如《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定期會晤，以說服他們對共產黨保持同情的立場。94 中共還成立許多音樂、戲劇、文學社團，以建立與藝術和文化界的聯繫。95

新華通訊社與香港

1937－新華社成立於延安

1947－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 第一任社長－喬冠華1947–1949第二任社長－黃作梅1949–1955第三任社長－梁威林1958–1977第四任社長－王匡1978–1982 第五任社長－許家屯1983–1989第六任社長－周南1989–1997 第七任社長－姜恩柱1997–2002

200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聯絡處第八任社長－高祀仁2002–2009

第九任社長－彭清華2009年至今

中共的組織架構與新華通訊社

中共對香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1946年11月創建新華社香港分社，即新華社的首個境外辦事處。這是出自當時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決定。直到1997年，作為中共中央駐港機關，新華社香港分社一直行使著半外交使命。

1937年4月，新華通訊社於延安成立，1936至1949年中共總部也設在延安，而首任社長是廖承志。新華社是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聞機構和廣播電台，其任務是製造輿論，宣傳共產主義。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3

在抗日戰爭中，新華社在很多省市都設立了分支機構，並在1944年9月開始了英文廣播，號召海外華僑支援抗戰。96

喬冠華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任社長，也是當時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97 他有望成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和中國外交部部長。1980年代，他的兒子喬宗淮也在香港分社工作

（見第七章）。香港分社成立初時，只有15名工作人員，分成三組，每組五人。第一組包括東江縱隊香港行政辦公室的成員；第二組負責中南局的地下電台；第三組由前《正報》（當時中共在香港辦的黨報）的五位編輯組成。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南地區發揮黨的喉舌作用，為當地媒體和駐港的外國記者提供中英文公告。必要時，喬冠華代表中共與殖民當局聯絡。成立伊始，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是一個政府間的半外交渠道。由於喬冠華的特殊身份，外國記者就中國和中共政策問題經常與他保持聯繫，而香港分社則通過這些接觸，收集到西方社會對中國內地活動的反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統戰工作達到了國際水平」98。中共當時在香港的實力雖然是個未知數，但是據估計大約有五千支持者。99

中共與英國的關係

內戰早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中共非常清楚，他們在香港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英國的容忍度。據報道，1946年毛澤東告訴英國記者：

我們是否要回香港⋯⋯ 中國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對香港不感興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也沒有興趣；香港從來都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或許10年、20年、30年後我們可能會要求討論香港回歸的問題，但我的態度是，只要中國人在稅收和政治代表性上不被歧視，我就對香港不感興趣，而且肯定不會允許香港成為貴國與我國之間爭議的焦點。100

84 地下陣線

在另一次採訪中被問及香港時，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101

因此，內戰時期中共在香港工作的指導方針，是在避免進行任何損害香港利益的情況下，協助內地的工作。因此，中共並不進行會造成混亂的勞工運動或學生運動。102 此外，有報道稱，當一些地方積極分子在他們的出版物中提出收回香港主權的建議時，受到中共的批評。103 事實上，1948年共產黨人在英國的另一個亞洲殖民地馬來西亞積極活動時，香港的中共很快發表公開聲明，與這些活動劃清界線。事後，英國的報告很有啓發性：

直到目前為止，對香港來說，他們（中共）的路線是避免招致當局的不滿，而且這是中共在香港過去一年中的基本活動方針。對中共來說，香港作為直接指揮國外活動的基地甚有價值，不能因當地活動而被取締，乃至黨的領導人被驅逐。104

此外，在二戰期間，中共與英國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也使英國對香港的中共更加寬容。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以及在國內取得的成就都為英國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時英國也看到國民黨執政中國無望。105 加之，英國與蔣介石和國民黨就香港的未來有過節。正如喬冠華所說：「一方面（英國）和蔣介石拉得很緊。另外，他對我們也不拒絕。」106 這種態度促成了英國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殖民當局也未制止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英國實行有利於中國的政策，是因為中共的統戰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戰期間，周恩來強調改善中英關係，因為他知道英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重要，為了抗日，中國必須與其增進友誼。周恩來主動與英國建立友好關係。他邀請英國官員、記者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訪問中共延安總部。107 他還特別熱衷於與英國駐華外交代表建立友誼，尤其是他與薛穆爵士（英國大使 1942–1946 ）保持經常聯繫，最終與薛穆成為好友。宋慶齡與薛穆夫人的友誼為中共與英國建立友好關係助了一臂之力。薛穆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5

大使在任期間，在提交給外交部的報告中多次提出有利中共的建議，影響到英國的政策。薛穆建議，英國應該遵循中立、不干預國共內戰的政策。108

因此，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中共並沒有對香港政府構成威脅。一宗涉及九龍城寨的事件有一定的影響，但中共顯然無意製造事端。屬於九龍的這塊小地方的合法地位對港英政府來說一直是個不穩定的因素。1898年《北京條約》將九龍割讓給英國，但在清政府的堅持下，劃出了一個面積約六百英畝的地方，由中國政府繼續管理。1899年，英國簽發命令，將該地區納入殖民地範圍。雖然中國從未承認這個單方面的修正，但也未能奪回該地的管轄權。這些年來，寨城變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那是個貧民窟，擁擠、破舊、火警險情隨處可見、犯罪猖獗。1947

年，殖民當局決定清拆城寨，並予以重建，此舉將影響區內二萬五千名居民。11月27日，政府給他們兩個星期時間遷出。居民自發組織起來，抵制這個政策，並求助於國民黨政府，為他們爭取了更多時間。不過，香港當局卻指控他們擅自佔用官地。在 1948年1月12日，政府失去耐心，派出警察強行搬遷，但他們拆遷未成卻開槍傷人，造成一名居民死亡，數十人受傷。在國民黨政府和港英政府試圖解決此事之際，中共並未火上加油。中共控制的報紙對當地居民始終表示同情，並且批評國民黨。即使在槍擊事件發生後，中共只是表示遺憾，並指出港英政府的錯誤在於不給更多的談判時間。中共向港英當局保證不會借此事件製造事端。109

儘管如此，內戰後期港英政府收緊了對中共在港活動的控制。1948年5月，英國對中國政局發展的判斷是，最終中共可能打敗國民黨，統治整個中國。至於香港這個地方，英國擔心如果廣東落入中共之手，可想而知，在香港的中共會利用這個機會在香港大搞顛覆活動110。總督葛量洪也明確地表示了這種憂慮：

86 地下陣線

共產黨在香港的政策仍然是保持低調，避免與港英當局硬碰硬，否則他們公開活動就會受挫⋯⋯ 這一政策能維持多久則完全依賴於局勢的發展，但目前共產黨人已經打過長江，應該預見的是，中共的敵意很可能更為強烈，在任何時候中共高層都可能決定轉為直接進攻（也應該是預期的）。這意味著，在香港可能發生罷工、游擊活動，甚至直接的軍事進攻。111

從1948年起，港英政府預計中共可能會在香港搞顛覆活動，殖民當局對中共開始加強管制。中共活躍分子和支持者日益受到監視，其領導人物如方方、連貫、章伯鈞的住宅都曾被警方搜查。港英政府政治部的人員對中共辦的刊物，像《正報》和《華商報》也定期進行檢查，並對工作人員進行審問。112 殖民政府還頒布了限制中共在香港活動的法令。例如，1948年修訂了教育條例，禁止成立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學校，達德學院因此於1949年2月關閉。港英政府還制定或修訂了人口登記條例、驅逐不良人士登記條例和緊急狀況條例，賦予治安部門權力，可以進行搜查、拘留、逮捕和驅逐肇事者。另外，《社團條例》也經修訂，要求所有民間社團在政府登記，政府有權取締並不隸屬香港的政治組織。當局認為這項修訂：

不僅是為了防止中共在香港建立辦事處，而且是為了阻止共產黨在體面的偽裝下進行滲透活動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無意壓制可以造福香港的政治活動，只是針對那些與香港毫無關係並且將外部矛盾帶進香港的政治活動。113

港英政府知道，中國民主同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都是共產黨在香港的重要盟友，會受到新法例的制約。114 此外，另有 38個左派會所也都被拒註冊，因而成為非法組織。115 修訂《社團條例》對在香港的中共具有深遠的影響。由於必須獲得殖民政府允許，中共才能在香港公開活動，所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在香港被迫轉到地下，成為地下黨，繼續活動，直到今天。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7

港英政府雖然視共產主義為「政治威脅」，並且「要高度警惕，以防任何顛覆運動萌芽」116，但同時又不希望挑起中共對香港的直接敵意。英國擔心，「如果港英政府與中共的關係嚴重惡化，會導致來自華南的強大經濟壓力，中共會對香港實行抵制運動、切斷來自廣東的物資供應以及煽動香港工人罷工」。117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給香港帶來的經濟災難仍然讓港英政府心有餘悸。

中共打敗國民黨之前發生的一件事，影響了中共與英國的關係。1949年4月20日，英國護衞艦紫石英號為英國大使館運送物資，從上海沿長江開往南京。當紫石英號行至離長江入海口約160里處，遭到正準備在次日發動渡江戰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擊，造成許多傷亡。紫石英號艦長受傷，不久傷重不治。隨後，企圖前來救援的英國遠東艦隊軍艦也遭受重創。1949年5月，在與美國駐中國大使的一次非公開會談中，中共一位高級官員要求，作為解決紫石英號事件的條件之一，英國應同意討論香港問題。紫石英號被解放軍扣押超過3個月，直到7月30日在新艦長的指揮下趁夜成功逃脫。118 此後，這一問題被擱置，中共後來沒有再次直接或間接提出這個問題。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1949年4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23日攻佔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長江下游出口江陰要塞，當時，英國「紫石英」號等四艘軍艦正在南京附近江面，為國民黨助威，劉伯承、鄧小平下令全面封鎖長江，不讓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逃逸」。情報為尤德獲知。英國大使館令他設法通知該艦22日夜冒險突圍。尤德為此立功受獎。119

尤德於1982年獲委任為香港總督。1949年，他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與共產黨進行談判，釋放被扣押英艦。經過一天半的長途跋涉，尤德到達談判地點時，紫石英號已成功逃走，不

88 地下陣線

過他還是為此立功。120 許家屯認為尤德是一個情報官，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尤德是大使館武官。大概許家屯的假設是基於中國人的做法，與尤德地位等同的中國官員也作情報工作。1949年 4月21日，許家屯當時任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九軍第八十七師政治委員，在渡江戰役中指揮一個營。在尤德接任香港總督不久，會見了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許家屯和他的部隊是在 4月22日夜間挺進到東部戰線的無錫。據許家屯回憶，他的部隊第二天才知道紫石英號已設法逃往香港了。121

因為沒有預料到紫石英號會受到解放軍攻擊，英國感到羞辱。雖然英國認為這一事件未必預示著中共將很快進攻香港，英軍仍然派出增援部隊到香港加強防範，香港駐軍人數從幾千人猛增到三萬，包括坦克、戰鬥機和海軍部隊。紫石英號事件的陰影，導致香港左翼團體及其活動受到進一步管制。122

火山現象

儘管發生了解放軍砲擊紫石英號事件，內戰時期中共在香港活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對香港主權問題靈活應對。基於中共的兩個重要政治主張，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中共按理應該在香港問題上挑戰英國，但中共卻寧願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事實上，中共黨員接到指示，不提香港問題，更注重華南地區：

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必須有所取捨。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而一旦國民黨收復香港，又將使我黨處於十分不利的地步。只要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利用。因此，黨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在抗戰期間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123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對此解釋說，對中共來說「沒有準備就輕率地處理香港問題」是很「不明智」的124。從1949年到 1980年代初就香港的未來進行中英談判的這段時間內，中共一直保持了這種靈活務實的態度。不過，英國官員認為，香港「生活在可能隨時爆發的火山邊緣」。125 總督葛量洪指出：「中方對香港的態度混合了一種消極的敵對情緒與偶爾爆發的刻意敵視。」126紀1950年代磨擦衝突偶有發生，而在1967年和1989年更演成暴力事件。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從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一直是中共大力推動統戰和宣傳活動的中心；同時，香港也為中共蒐集情報起重要作用。共產黨本可以採取行動奪回香港，但時值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毛澤東和周恩來權衡輕重，審時度勢，認定將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會更為有利。中共認為，國民黨及其主要後台美國為國家帶來不穩定因素，可隨時製造事端，因而要提高警惕，防範任何顛覆新中國的活動。

國共內戰後期，中共穩操勝券，其政策已很明確，即將香港留給英國，並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1948年12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向英國表示，中共執政後，不會使用武力奪回香港或鼓動香港回歸大陸。1 1949年4月香港警方在方方家中搜獲的機密文件證實，中共佔領華南地區後，沒有任何收回香港的意圖。中共準備將香港問題與其他國際問題分開處理。英國的紀錄指出：

我們得出更重要的推論是，中共決定佔領廣東後不會侵擾香港。香港不僅沒有被列入廣東計劃內，而且被刻意排除在外。與內地其他問題不同，香港問題被單獨處理。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時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兼任外長直至1958年，但即使在這之後，他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繼續發揮關鍵作用）。周恩來的宗旨是根據實際情況，利用矛盾為國家爭取利益，必要時作出妥協以拖延時間。

92 地下陣線

中國當時有充分理由不收回香港。在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中共最關心的是，美國會否軍事介入，支持國民黨。周恩來知道，若收回香港，會引起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給西方列強以軍事干預中國內戰的藉口。因此，1949年10月，中共命令人民解放軍到達深圳後不要越過香港邊界。3

香港的中共黨員接到的第一個指令，是周恩來在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天後從北京發出的。周恩來對喬冠華領導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作出具體指示：現階段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但要繼續在香港開展活動；要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包括那些反對共產黨的人；要安心於寄身港英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要想去反對它或改變它。4 這些指示，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表明中共希望維持香港現狀，但當時就如何利用香港並沒有一個全面的計劃。

1950年春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黃作梅回京匯報工作，周恩來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周恩來表示，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鬥爭整體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美國和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有所衝突，對華政策也有極大分歧。5 英國比較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年1月便正式承認新中國政府。英國認為，1949年以後英國公司不能繼續留在大陸，香港就成為英國與中國貿易往來的最大希望。6 此外，與現有政府建立關係是英國一貫的外交政策。然而，華盛頓則視中國為潛在威脅，並擔心香港會被用作向北韓、蘇聯和中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基地。7

儘管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並知道有必要與其保持良好關係，但對當時香港的安全還是有些憂慮。中共可以隨時擾亂殖民地的穩定局勢。港督葛量洪非常清楚一點，他需要再次向商界保證，英國定會維護商界在香港的主導地位。在隨後的幾年中，港英政府通過了《社團條例》，禁止成立所有外國政黨的分支機構、或有隸屬關係的社團活動。換句話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因此成為非法組織。同時還通過了其他一些法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3

律，禁止受政治煽動的罷工、驅逐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並勒令關閉共產黨開辦的學校。這些都是可以逐一實施《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8

社團條例》同時也禁止國民黨在香港進行反共活動，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十四K 」。「十四K 」成立之初即以反共為宗旨，

1949年因中共佔領廣州而遷至香港，同時也從事犯罪活動。9

中共的香港政策機關

中國的一黨制體現於中共制定政策，政府機構負責執行，中共黨員同時兼任黨和政府的職位。從1949年到1957年，中國的對港政策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制定，周恩來是組長，陳毅是副組長。任何有關香港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會與毛澤東密切商討。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制定的政策，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執行，陳毅和廖承志分別為主任和副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有若干小組，包括港澳組和宣傳組，兩者都負責有關香港的事務。 1950年代，李後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宣傳組副組長，負責香港事務直到2008年。10

1949年至1957年，中共的香港政策機構多次重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首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被調回北京；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也隨之解散，有關職能交由廣州的中南局負責。當時葉劍英是中南局的第一書記。黃作梅（見第四章，東江游擊隊）為華南分局駐港特派員，並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52年，中南局改組，並在廣州成立了新的港澳工作委員會，11 第一書記由廣東省書記區夢覺擔任，第二書記王匡後來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見第七章）。任何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指示，首先轉達至國務院僑務委員會，然後通過廣東省委傳達到港澳工作委員會予以執行。12

1955年，周恩來要求英國政府允許中國在香港設立中國外交特使辦公室，英國則建議中國設立領事館。這是中共不可接受的，因為意味著中國承認香港為英國領土的一部分。港督葛量

94 地下陣線

洪強烈反對中國在香港派駐身份特殊的代表，認為這將有助中共在香港進行統戰，其政治功能更會造成無休止的爭端，一句話：

「香港不能有兩個總督。」13 在以後的幾年中，中共又提出類似要求，但同樣未果。14 因此，北京希望新華社香港分社發揮更大的作用。英國拒絕北京在香港設立專門的辦事處的要求，造成兩個後果：第一個是直到1997年，中國政府只得繼續發揮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半官方作用。第二個是北京和港英政府之間不能直接溝通，這種溝通渠道一旦打開，很可能會提高香港的「外交地位和影響力，成為中英間無形的第三勢力」。15

毛澤東在1956年視察廣東時批評說，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和工作並不理想，負責香港問題的機關不應留守在內地，工作應該直接做，而不是在廣州間接完成。16毛澤東的批評，導致了一系列組織結構的變化。首先，任命梁威林（前東江縱隊領導人）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將分社從廣州遷回香港，直接在殖民地內部開展活動。1949年，梁威林在廣東省擔任黨的高職，有望成第一書記。被調往香港以前，梁威林任廣東省教育局局長。有趣的是，中共香港機構的二把手黄施民卻被留在廣州，也許是為了遷就廣東省黨委，才作如此安排。其次，共產黨在香港的一切工作由中共香港機構統一指揮。其三，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指示直接傳達給中共在香港的機構，無須經過國務院僑務委員會或廣東省委。17 從梁威林任期開始，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擺脫了其原有作

為新聞機構和政府交流渠道的主要職能，變成了中共在殖民地運

作的門面。18

東西角力

中國捲入韓戰 (1950–1953)，帶來多項決定性的影響。除了保住朝鮮金日成政權，這次戰爭也迫使北京、平壤和莫斯科結成緊密的聯盟，同時使中國不可能與西方建立友好關係，特別是華盛頓。事實上，中國抗美援朝，無異把冷戰擴大到亞洲。19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5

中國面臨國家重建的艱鉅任務，本無心捲入韓戰，但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朝鮮和蘇聯陣營。在美國眼中，共產主義蠢蠢欲動：「毋庸置疑，中共的矛頭現在已經對準亞洲，直接攻擊目標是韓國、中南半島、緬甸、菲律賓、馬來亞；中期目標為香港、印尼、泰國、印度和日本。」20 因此，美國在聯合國授權以武力保護韓國以前，總統杜魯門就下令美軍採取行動。經過三年鏖戰，韓戰以停火協議告終，加深了中美之間的鴻溝。

1950年12月，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全面禁止所有商業和金融往來（直到1971年）。1951年5月，聯合國向中國實行戰略物資和材料的部分禁運，使中國與國際市場隔絕。美國無視香港乃英國領土的政治地位，禁止所有對香港的出口，經逐項審批准許者除外。經由香港轉運到中國的貨物驟減，嚴重損害了殖民地的貿易利益。殖民地當局不得不游說華盛頓，期望區分香港與中國的對待。1952年，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放鬆政策，1953年朝鮮停戰後，才進一步寬免。不過，應美國要求，香港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轉口管制法。21

美國在香港設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領事館，部分出於須禁止中國商品以任何形式通過香港進入美國市場，反之亦然。22 美國檢察人員的思維，體現了頑固的冷戰邏輯已經達到荒謬的地步。港督葛量洪舉了一個例子，表明香港的無奈：「最典型的例子是出口臘鴨。這些鴨在香港加工，然後出口到美國，但其中許多鴨子是中國內地運來的鴨蛋在香港孵化而來，那麼這些鴨子是共產鴨子還是正宗英國鴨子？」23 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鴨蛋孵化時美國的檢察人員必須在場，以在小鴨子腳上蓋印；屠宰前美國的檢察人員也必須在鴨腳上蓋印，這時，鴨子才可以被加工出口美國。海蝦面臨同樣的窘境。那些在香港水域捕獲的蝦，很可能出生在共產黨的水域，那又如何？雙方政府未能找到解決辦法，因此所有香港蝦被禁出口美國。24

然而，對新界的原居民來說，韓戰倒是條財路，因為他們

為中國和中共提供一個取得稀缺產品的途徑：

96 地下陣線

⋯⋯ 許多人變得非常富有。對中國的貿易禁運，為許多人創造了走私非法商品進入中國的機會。走私很簡單，因為中港邊境上只有一個象徵性的柵欄，往來便利⋯⋯ 走私路線從大鵬灣的吉澳至落馬洲再到元朗。中國需要的一切都在走私範圍之內—— 輪胎、汽油、藥品、甚至飛機引擎！ 25

中國的態度—— 坐收漁人之利

北京認為，「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 使英國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部署跟得太緊」。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從中漁利。換句話說，中國要坐山觀虎鬥。因此，「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而且中國可以在香港開展「最大限度地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以協助中國對抗美國及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另外，香港也可以作為「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26 周恩來指示黃作梅，中共的香港機構必須意識到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並盡力「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地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27 這項政策後來被中共闡述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在往後40年中基本上沒有改變。28

儘管中共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構成直接威脅，然而香港能

否繼續留在英國手中則視乎它是否仍然對中國大陸有利。最重要的是，儘管實行貿易禁運，香港仍從大陸進口糧食、原材料和其他產品。其後香港製造業出口量大增，工業迅速發展，從大陸的進口亦大幅度增加。29 這塊彈丸之地為中國的發展建設提供了穩

定的資金來源，為此，中共可以把任何主義都拋在一旁。30

1957年，周恩來進一步闡釋中共應該如何利用香港，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我們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7

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31

在政治策略上，周恩來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中國從西方收集情報和廣交朋友的一個「天文台」和「交際處」。32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周恩來就認為，香港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對中共的統戰、宣傳、情報蒐集工作同樣重要。

到1959年，香港當局認為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很少製造事端。港督柏立基 (1958–1964) 把中共的變化歸結與中國對外與蘇聯、印度日益嚴峻的關係，以及內部大躍進運動的慘敗。中共適時自我約束，避免樹立不必要的敵人，尤其是不能疏遠英國，因為香港的存在與繁榮更有利於發展中國的經濟。事實上，中國

「非常現實，未讓意識形態干擾他們；儘管蘇聯指責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離經叛道⋯⋯ 但總體而言，他們擺脫了蘇聯對其香港政策的控制⋯⋯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明顯地克制，這顯然是遵從上級指示的結果。左派工會聯合會的主要公共活動只限於真正的工會事務，並避免發出反政府的言論⋯⋯ 同樣，左派學校避免與當局發生衝突，對學生的政治思想灌輸的範圍亦有限度，並不是針對政府」。33 1964年港督柏立基說：「目前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令人滿意，這對一個殖民地政府與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來說也許是夢寐以求的」。34

主權問題

儘管在香港主權問題上中共顯示出政策的靈活性，但並非沒有限度。中共將十九世紀簽署的香港、九龍割讓條約與新界的租賃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條約」，不具有任何約束力。35 因此，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最終將回歸祖國。香港留於英國之手，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暫時忍痛割愛；北京保留在任何時候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權利。36 中共這一立場意味英國從未擁有香港的主

98 地下陣線

權，任何單方面涉及到非殖民化、民主化和擴大自主權的政治改革，都將侵犯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此外，中共也為英國繼續留在香港制定了基本方針。1955年，港督葛量洪赴北京進行非正式訪問時，周恩來警告說，只有香港不被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中共才會容忍英國繼續留在香港；港英政府必須制止任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必須保護在香港的中國政府組織及代表。37 中英兩國政府就此達成共識，儘管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導致嚴重後果，但雙方都按共識辦事。1959年，毛澤東讚揚此政策，認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表示中國不急，香港對中國還有用處。38

政治動盪

儘管中英大致保持友好關係，其中亦有波折。對中共而言，國民黨一直是顆眼中釘，而台灣則是一個「大瘡疤」。39 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述，香港可能會成為國共間深仇大恨的犧牲品。 194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就71架轉移到香港的

飛機所有權發生爭執。這些飛機是中共1949年夏天佔領上海後，由國民黨轉移到香港的。為防止共產黨使用這些飛機入侵台灣，國民黨認為應該扣留這些飛機。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家美國公司，將所有飛機轉入其名下，並以該公司名義在香港開始有關所有權的訴訟。1950年2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所有飛機歸屬中國。就在這之前一個月，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政府。為此，美國威脅切斷對香港的緊急和軍事援助，要求英方不得向

中國交出飛機。遵照英國政府的指示，港英當局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將飛機扣留了數月。後來，有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香港法院的裁決被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在1952年，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就這一上訴案裁定，所有飛機歸屬美國公司。當時，中共本可以藉此大做文章，但它卻「因不想破壞與英國的關係，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9

選擇忍受此裁決的傷害與不公正。」40 事實上這些飛機已失去飛行能力，這可能也是影響中共決定的一個原因。41 在飛機所有權的爭議尚未解決之際，1951年4月又發生了更嚴重的事件。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在香港強行徵用中國永灝油輪。北京視此為比飛機事件還惡劣的公然敵意行為，因為該船只是一艘民用油輪，而且毋庸置疑的屬於中國。作為報復，北京徵用了蜆殼牌公司在大陸的大部分資產。42

1955年4月11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包乘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在香港加油後，起飛不久發生爆炸，墜入太平洋。黃作梅是機上16名遇難者之一。據印尼的調查報告顯示，一顆計時炸彈炸毀了飛機，而且極有可能是在香港加油時被安裝在飛機上的。香港當局懸賞緝捕疑犯，並向71個接觸過飛機的工作人員問話。當警方開始重點懷疑機場清潔工周梓銘時，他已經逃往台灣。後來有人認為這次暗殺的真正目標是周恩來。中國官方稱周恩來突患盲腸炎，需立即施行手術，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行程。43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中共加強了對台的情報工作。一年後，又有在天安門廣場國慶典禮上

暗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預謀，但這一情報被香港的中共特務截獲，台灣特務剛過邊界就被逮捕。44

1956年10月10日（雙十節）是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亦是中華民國「國慶日」。那天一件小事引起了暴亂。一位徙置屋邨的經理依照規定，撤除了一些住戶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此舉激怒眾群，他們聚集要求掛回旗幟。局勢緊張，警察奉召到場。聚集的人愈來愈多，黑社會十四K的捲入引發了暴力衝突。荃灣很多親共商店和辦公室被洗劫一空，損失嚴重。起初，港英當局以為雙方會自行平息怒氣，並未採取強硬手段，但事與願違，國民黨支持者變本加厲，成為不受控制的暴民。他們搶掠店舖，殺死

多人。香港警方終於採取大規模行動，當天下午宣布宵禁，並派警隊平暴，局勢才得到控制。此次暴力事件持續了12天，最終造成59人死亡，443人受傷，其中包括被暴徒燒死在汽車內的瑞士

100 地下陣線

領事的妻子。警方逮捕了六千人，其中4人被判處死刑。45 1956年騷亂過後，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在北京兩次召見英國代辦，強烈譴責英國依照美國的指示串通國民黨，允許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殘殺掠奪。周恩來甚至表示，中國政府保留對香港政府提出要求的權利，然而他並沒有提供任何細節。46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中共領導層普遍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反共陰謀基地。負責中共香港日常工作的廖承志，為香港的黨員制定了政策。梁威林回憶，廖承志在1958年指出：

不要設想對香港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把國內的一套搬出去是不妥當的⋯⋯ 同英國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47 要區別國內和香港的環境。你們的工作任務不是為了收回香港，而是充份利用香港。在10年內不考慮這個問題，除非它在香港乒乓乒乓打起來。因此，你們的工作要從長遠打算，不要搞得過份緊張，過份暴露，對英是要鬥爭的，但鬥了之後，要適可而止，頭腦始終要保持冷靜，不要發熱。48

此外還強調，黨在港澳的宣傳工作的「內容方面應注意不要觸犯當地的政策、法令，不要出版當地禁止出版的東西，也要照顧華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49

從這些政策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方式應不同於國內；第二，其活動應該避免與殖民地政府發生衝突；第三，共產黨員應遵守當地法規。廖承志曾經跟《文匯報》前總編輯李子誦開玩笑說，那些因犯法被驅逐回國內的人將被打屁股。50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01

統戰工作

在香港，中共專做本地居民的工作，以抗衡國民黨的影響力，並確保英國或其他國家無法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51 周恩來對中共在香港的機關做出指示，盡可能廣交朋友，包括那些生活在殖民地的外國人。據梁威林所述，統戰工作是他在香港任期20年中最重要的任務。他回顧說，周恩來經常提醒他，中共應做好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目的是「平時要團結各種各樣朋友，到需要時使用」。因此，香港的統戰工作被中共視為「各項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52 中共展開了廣泛的統戰活動，包括影響外國人、地方精英和工人階級；加強媒體的影響力；並在親共學校進行思想教育。

通過香港面向國際

1956年，支持共產黨的陳丕士律師成立了馬可孛羅會，中共希望藉此與可以交流意見的人士聯繫。陳丕士出生於特立尼達， 曾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 於Middle Temple完成其見習。 1926年，陳丕士回到中國，並且深有「回家」之感。其父陳友仁是國民黨的外交部長，陳丕士亦在外交部任職。陳丕士對國民黨失望至極，最終决定擁護共產黨。1947年，他在香港私人執業。馬可孛羅會是一個會員制的飲宴會所。會員包括外國商人、記者、工會代表和領事館官員。馬可孛羅會不收會員費，會員只需付餐費。邀請函以簡單的明信片形式，每月一次寄給會員，邀請會員出席雞尾酒會、歐式的正式晚宴，而且每月最後的星期四，在文華大酒店的包房內放映一部中國電影。鑒於中美之間的惡劣關係，直到1972年，陳丕士才邀請美國人出席餐會。這是世界上唯一允許西方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非正式定期聚會的社交組織。在酒會的觥籌交錯中，西方、日本和其他人士可以通過與會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中國銀行的代表打探到大陸的最新發展動向。在1970年代，每次約有30個中共幹部出席晚宴。53

102 地下陣線

巨賈和工人——統戰不分高低

統一戰線的工作之一就是按黨的方針闡明中國的政策，消除誤解。中共與香港多位商界巨賈成功建立了友好關係，包括利銘澤（行政立法兩局議員）、54 莫應溎（著名買辦家庭成員）、55 何賢（澳門要人）、56 霍英東（韓戰期間不理聯合國貿易禁運，走私鋼材和橡膠到中國）。57 莫應溎後來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支持者，1952年被港英政府遣返廣東。莫應溎和霍英東後來被任命協助起草九七後的香港基本法（見第八章）。這些聯繫也有助於中共聯絡其他香港知名人士。中共安排這些重要人物到大陸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梁威林回憶說，通過這些在商界和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可以更好地聯絡其他人，推動黨的統戰工作。另外，中共也與殖民地政府的華裔公務員建立聯繫，但因公務身份，他們不能應邀前往大陸進行非官方接觸。58

除了精英以外，統一戰線的另一個目標是工人階級。新華

社工作人員會定期訪問寮屋及臨屋區，為他們提供援助，以贏得人心。他們還積極參與工會活動，並積極培育工會領袖。59 開展這些工作，主要是通過成立於1948年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及其他友好工會進行。據工會登記處的報告顯示，1962年有超過九萬工人加入了工聯會及其兄弟工會。60香港政府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工聯會的目標是團結所有香港工人，支持共產主義事業，並招募更多的成員加入左派工會，以抵制、削弱右派工會在勞工運動中的影響。61 工聯會還開辦了義學及工人診所等服務，

自然吸引了很多工人加入。62

左派工會經常組織學習小組。例如1960年，中共在左派工會中大搞政治學習運動。他們將工聯會屬下工會的領導執委和積極成員組成若干政治學習小組，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63 工會領導人也應邀訪問大陸與中國官員見面，讓他們感到自己很受重視。例如在1960年代，陳毅和廖承志在北京接見了一個工會代表團。在會議上，他們談到香港計劃重新簽發身份證的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03

問題。廖承志說，這是殖民地政府加強控制本地華人的措施。根據該計劃，香港人可以選擇申請英國國籍。廖並未批評那些申請者，只表示應該努力團結和教育他們。廖還表示，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香港、九龍及新界為英國領土，但目前香港有利於中國政府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交往，以及獲取中國急需的物資。64

思想教育，宜早不宜遲

左派辦學成為五、六十年代中共香港組織與港英當局之間產生嚴重摩擦的根源。65儘管香港政府沒有普及教育政策，部分家長卻強烈期望送子女上學，北京可沒有加強力度利用這一形勢，招攬年輕人參加共產主義事業。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失策，使得工人階級、貧困家庭，包括大多文盲漁民未能送子女上學。

1950年，殖民地註冊學校的學生人數估計約有十五萬，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得到政府資助。到1950年代中期，在校學生人數增至近三十萬。香港左派學校學生總數不明，但據估計在一到兩萬人左右，約佔學生總數的4%。66 到1960年，估計香港有大約20所左派學校，約佔學生總數3%。在中學階段，大約 11%的香港中學生就讀於中共控制的學校。港英政府形容這些學校是「貨真價實」，「毫無疑問是培育青年共產幹部的中心」。67同時，還有大量左派工會創辦、未經註冊的學校。1959年1月教育署的報告顯示，有多達1,263所未經註冊的左派學校，容納了約六到七萬名學生。68 不僅如此，中共還積極開展青年工作。最著

名的左派青年組織為學餘聯誼社。69

據當時的政府文件顯示，中共指示香港本地教師針對大躍進及其他中共政策問題，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思想路線要明確；教師應該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與非共產主義學校的教師建立友好關係。70港英當局採用各種方法遏制共產主義在教育界的滲透。例如，教育署署長定期派員視察親共學校，如果學校被發現違反教育規例，政府將收回對該校的財政補助。對於

104 地下陣線‌

那些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的教師，教育署署長可以取消他們的教師資格。港英政府還利用城市規劃，阻止共產主義學校擴展。71 另一項措施是，若發現左校違反建築物安全法，就立即封校，在 1958年勒令關閉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就讀的中華中學就是一例。72 此外，培僑中學校長因在校內宣傳共產主義，被遣返大陸。73 六七暴動後，左派學校數量明顯減少，殖民地政府和中共在香港教育界的爭鬥也有所緩和。

工會

與中共在教育界的活動相比，政府嚴密監視下的左派工會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衝突不算明顯。當局總是憂慮工會不斷強調

「加強工人的團結，並通過改善工人福利鞏固地位」，因為「儘管工會的這種政策不太可能促使本地左派勞工運動直接反對政府，但如果工人真的加強團結，一旦工會恢復以前的激進手段，就會形成一股難以對付的力量」。74

黨的喉舌與宣傳機器

宣傳工作也是中共活動的重要一環。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幾個中共控制的報紙進行。這些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晶報》和《香港商報》。這些報紙都有其特定的編輯方針和讀者群。《文匯報》和《大公報》都是由本地共產黨負責，正面報導中國的新聞。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與報社編輯人員開會，討論如何報導和報導甚麼大陸新聞。因此，這些報紙的編輯自由不大。《文匯報》面向香港廣大市民，而《大公報》則以商界和知識分子為對象。《晶報》和《香港商報》針對台灣進行宣傳。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些報紙都辦得相當成功，總發行量佔香港報紙市場的三分之一。75但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與殖民地當局也時有衝突，最重要的一次是1952年3月1日發生的事件。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05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寨東頭村寮屋發生火災，成為這一事件的前奏。火災燒燬了約五千間寮屋，估計有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人無家可歸。76 很多工會成員參加了救災活動，並因此在1952年1月被驅逐離港。與此同時，多個廣州團體藉此機會大力宣傳，為受災者募捐。2月，廣州的組織通過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高卓雄與港英政府聯繫，請求政府批准粵穗慰問團前往香港把捐款交給災民。因為工聯會與共產黨關係太密切，他們並未尋求工聯會幫助。港英政府拒絕了廣州慰問團的赴港請求。殖民地當局認為粵穗慰問團的使命「不難預見⋯⋯ 屆時將會發表言辭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即時演說，並代表祖國給予承諾⋯⋯ 暴亂會隨之爆發。」77 後來，通過陳丕士的調解，該團獲准赴港，但前提是，代表團成員不得帶有任何政治使命，只能作為捐助者的代表，也不得公開發表任何政治演說。高卓雄和陳丕士只想幫助受害者，不希望發生任何政治事件，否則他們可能會被驅逐出境。78

粵穗慰問團帶著102,040.81港元捐款，計劃於1952年3月1日抵達香港。就在當日，爆發了嚴重的騷亂：

數以千計共產黨領導的學生和工人沿彌敦道遊行⋯⋯ 襲擊警察、軍人和歐洲人，打、砸、搶、燒⋯⋯ 中午左右，這群人聚集在九龍尖沙咀火車站，迎接來港慰問東頭村大火災民的廣州慰問團。當得知該團被拒絕入境未能抵達，人群開始示威、揮舞旗幟、高呼口號。示威者情緒高漲，演變成騷亂。79

莫應溎作為中華總商會高級要員，本擬率團在粵港邊境的專列上與「粵穗慰問團」見面，以示歡迎。3月1日上午，港英政府未准專列入境，原因始終不明。在中午前，慰問團通知中華總商會行程被取消，並向新聞界發表公告。不過，這個消息顯然沒有傳達到聚集在尖沙咀的一萬多人。下午3時，終於得到慰問團列車不會來的通知，人們開始和平散去。當一夥人走到距火車站半里的佐敦道交界處，事件發生了。據目擊者表示，一輛警車意

106 地下陣線

外衝入人群，撞傷一個女孩。當事警員與人群發生口角，混亂接踵而至。很快，武裝部隊抵達現場，並使用催淚氣，騷亂爆發。當人群抵達旺角，一名警察被人群圍住，他開槍打死一人，槍傷兩人。兩個小時後秩序才恢復正常。最後，有一百多人被捕，十二人被驅逐出境。80

《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紛紛發表文章，支持抗議者，譴責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以「煽動罪」逮捕並起訴這些報紙的出版人，以作報復。《大公報》轉載了《人民日報》（全國性的中共機關報）批評香港政府的文章。殖民地當局依照法庭命令，勒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最終，北京被迫進行干預， 1952年5月，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為緩和事態，英國允許《大公報》於1952年6月復刊，撤消對《文匯報》、

《新晚報》的指控。81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曾作出明確指示，香港左派報紙應該對香港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別於國內報紙的

「社會主義教育」。廖承志說：

我們辦的報紙有兩類，主要的一類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國內的報紙⋯⋯ 另一類報紙，是我們在香港和海外辦的報紙⋯⋯ 在華僑中辦的報紙，是以愛國主義為方針的⋯⋯ 能不能在香港辦一家社會主義的報紙？不可能，也不必要⋯⋯ 香港報紙的任務就是要對大多數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銷路愈多愈好…要面對港澳大多數群眾，為他們所愛看，為他們所懂⋯⋯ 我們的報紙不要脫離香港大多數人的覺悟程度。82

北京一再強調香港的左派報紙不應該聽起來像黨的喉舌，陳毅還表示：「若要你們在香港辦黨報，倒不如叫《人民日報》去搞一個分社，乾脆把《人民日報》拿到香港去印發。」83 但是，中共控制的香港報紙，編輯方針一般有很濃的革命色彩，可能是因為有關人員熱衷於反帝，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不願被指控思想不正確。正如梁威林回顧，周恩來曾批評新華社香港分社幾乎將

《大公報》變成了《人民日報》。84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07

搜集情報

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的環境，使之成為冷戰時期有利西方搜集中共情報的中心。事實上，香港是對「紅色中國」的

「最佳監聽站」。大陸及台灣的特務都以香港為基地，香港是「少有的幾個地方，雙方可以接觸，如果形勢需要，互通彼此政府的信息」。85

1949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內建立了一個監聽站。此後不久，美國關閉了駐北京的大使館，搜集中國情報的工作完全轉移到香港，1950年代，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力明顯增加。香港是一個理想之地，可以從往返內地的遊客或居民當中獲得有關中國的信息。86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的報告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在1960年代滲透與中共有聯繫的香港機構，而香港與巴黎、斯德哥爾摩、阿爾及爾、達累斯薩拉姆和墨西哥一道，是重要的行動中心。87 被滲透的機構包括中國銀行和華潤集團。88 中國政府因英國允許美帝以香港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喻之為「美國的傀儡」。89

香港同時也是中共獲取西方情報的最重要窗口。由於中共沒有一個全球的聯絡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香港來驗證在其他地方獲得的情報。90 據許家屯（ 1983–1990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透露，到1960年代，中共已在香港建起了比較健全的情報網：公安部、中央調查部和解放軍都派特務到香港。他們以新華社香港分社或國內派駐香港的企業為掩護。許家屯透露，中共情報人員已成功滲透到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高層，以及台灣設在香港的情報網。例如1955年，中共獲悉台灣特務策劃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放置炸彈暗殺周恩來。1961年，助理警司曾昭科被揭發是中共的秘密特工，被遣返大陸。他隨即獲得了省部級官員的職位，並獲任命為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及全國政協委員。91 據許家屯透露，中共情報人員遍及香港社會各階層，而且大部分都是廣東人。然而，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六七暴動，導致了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網基本上被殖民地政府完全摧毁。

108 地下陣線‌

香港的左派——「可愛又可憐」

在香港的中共黨員，時有違背北京强調不要反應過激、恪守法律的政策。例如，1952年3月1日的事件是由本地共產黨造成的，非出於北京指示。92 在教育方面，共產主義學校採用大陸的教育方法，如組織「學習小組」，從而導致殖民地當局對此採取強硬措施。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53年，香港中華總商會的親共商人要求在國慶日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當時，該商會主要是由政治溫和派的商人組成，少數激進成員支持共產黨或國民黨。懸掛國旗事件在成員中產生了鴻溝。

無可否認，殖民地政府的鎮壓措施，挑起了本地共產黨更激進的行動。左派的激進傾向，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共最高領導人缺乏國際戰略眼光，使他們無法意識到，維護香港安定的重要性。激進的策略並未令中共在香港的發展有所進展，使得北京不悅。在1959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會議上，陳毅對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表示失望，並委婉地批評他們「左得可憐，左得可愛」。93 香港六七暴動證明了陳毅對香港左派激進手段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國內的政治運動

周恩來與其他負責香港事務和外交政策的領導者都是運籌帷幄、頭腦冷靜的政治家。他們非常清楚，將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更有益於中國。因此，只要英國理解中國的寬容是有限度的，殖民地就可以「維持現狀」。儘管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很有節制，但從 1949年起，一河之隔的廣東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標誌著中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土地改革。大陸新政權讓香港社會一直感到不安的，就是難民不斷逃亡到香港。香港人知道，大陸的生活跟宣傳的並不一樣。廣東親屬要求他們郵寄食品包裹，回鄉探親的香港人可以目睹活在共產中國的悲慘生活狀況。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09

主要的全國性政治運動

1950–1952：土地改革運動

1950–1951：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1952：三反五反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53–1956：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7：百花齊放；反右運動

1958–1961：大躍進運動

1966：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看來，建設新中國就是徹底改造全社會，但他卻急於求成。他指出，人民必須通過再教育，才能鏟除資產階級思想；只有確立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思想才會起主導作用。94 新中國以意識形態和「正確思想」為其政策和行動的指導方針。每個人都必須經過「思想改造」。特別是要求知識分子承認他們的「錯誤」思想，接受共產主義的正確思想。全國人民在工作單位或居民區定期開會，學習正確思想。此外，毛澤東的社會變革需要一條新的戰線，以便清除那些實現共產主義的障礙。儘管最初曾經給人們希望，但不斷的政治運動使新中國很快就陷入水深火熱中。幸運的是，香港殖民地的特殊性質使它避開了這一系列災難性的衝擊。事實上，殖民地香港成為大陸難民的避難所。早期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傳統的地主士紳階層。地主的土地被沒收並重新分配給農民。地主被農民批鬥，許多被處決。在社會主義新農村，黨員幹部作領導，中農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從事個體經營。95 在廣東土改時期，有不少重要官員與香港有著緊密的聯繫。葉劍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方方出任廣東省三位副主席之一，其他如東江縱隊的曾生也擔任了重要職位。方方也是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他們認為，實施土地改革有必要考慮到廣東的特殊情況。

當時珠江三角洲已是高度商業化的地區，不同於中國北

部，地主佔地不多。許多地主實際只擁有小面積土地，而且自行

110 地下陣線

耕種。此外，大多數回到廣東老家的華僑，買了土地只為退休養老。此外，抗戰或內戰時期，所有參加或支援過游擊隊的人都需要好好保護，葉劍英與方方不想反過來打擊他們。葉劍英認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地主階級，不是消除擁有土地的個人。結果，如何在廣東進行土地改革成為與毛澤東產生分歧的焦點。 1952年6月，毛澤東嚴厲批評廣東省實行土地改革的步伐太小、太慢。方方被撤職，葉劍英被調到北京工作。陶鑄接替了方方的工作，並以強硬措施證明其工作更有效，但有些人認為他手段殘酷。1950年代到60年代初，陶鑄和鄧小平保持了良好的工作關係。鄧小平還結識了來自河南的年輕幹部趙紫陽，他在陶鑄手下指導土地改革。1965年，陶鑄晉升後，趙紫陽被任命負責廣東的工作。後來，身為中國總理的趙紫陽與鄧小平緊密合作，就香港回歸問題與英國進行談判。96

1950年至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相當殘酷，針對的是前國民黨分子、「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執行方式是群眾審判和公開處決。97 三反五反運動發生在1951年和1952年，即所謂的反腐敗運動，目標也針對資本家和那些被懷疑不忠於共產黨的人。98 而思想改造運動則是一場洗腦運動，目標是改造學者的思想，向他們灌輸馬列主義思想路線。99 中共也通過統一戰線工作，將群眾從「資產階級思想」當中「解放」出來，並提高他們的

「社會主義覺悟」。100

這些政治運動在黨內和群眾當中引起了相當大的不滿。 1956年至1957年短暫的百花齊放運動，旨在讓人民公開批評黨和政府，改善之前各個運動的不良影響。起初，毛澤東表面上公開支持，說：「我們的社會不能倒退，只能向前發展⋯⋯ 批評官僚主義是推動政府向好的方向發展。」鼓勵人們發出批評的聲音，只要它們「有建設性」（「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具「仇恨和破壞性」（「敵我矛盾」）。101 到1957年7月，毛澤東認為人民的怨言並無建設性，並已達到無法控制的地步，因為他們不僅表現出對中共政權的普遍不滿，而且從根本上懷疑共產主義，必須中止。102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111

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那些敢言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103 後來成為中國總理的朱鎔基（ 1998–2003年任總理）就曾因批評毛澤東的政策而遭迫害。為了提高農業和工業生產，毛澤東又推行大躍進（ 1958–1961年）。原本旨在推動中國的工業超英趕美，卻導致了全國的大飢荒。截至1962年底，有數百萬人餓死。104 在同一時期，人民公社運動開始。農戶被組織成公社，從而可以使中國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1955年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8年底，幾乎整個中國農村都被改成公社制。105

1949年至1965年，大批難民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其中包括與前國民黨有聯繫的人、商人（即「資本家」）、普通人（即「小資產階級」）。許多人從上海逃往殖民地，在香港開始新生活、新事業，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的人口在1949年底為186萬，1952年底，香港的高出生率加上來自內地的人，人口增至218萬。1956年港英政府關閉粵港邊界，但許多難民仍得以通過。到1957年底，香港人口已增至近280萬。1968年香港政府加強了邊界管制，使內地人難以非法越境。然而，到了1960年底，香港人口增至312.8萬，至1965年底，香港共有362.5萬人。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香港捱過了韓戰造成的干擾和破壞。來自大陸的避難企業家和工人使香港的製造業興旺起來，製造業出口取代了傳統的轉口貿易。香港人強盛的活力，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香港的特徵。社會流動量很大，香港人辛勤工作，重建他們的生活。106

在大陸，毛澤東為災難性的大躍進承擔了責任，1959年辭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與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一起，為振興經濟採取了緊急措施。1962年夏天，開始解除公社制，經濟顯示復甦跡象。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如陳雲和彭德懷一直以來都主張以深思熟慮的政策替代政治運動，促進經

112 地下陣線

濟發展；並指出，共產主義不可能一步到位。毛澤東擔心的卻是經濟復甦將使中國遠離革命路線。他堅信，要繼續革命，就有必須消除黨內的修正主義傾向。毛澤東不希望中國走蘇聯的老路，中國必須在革命的道路上堅持鬥爭下去。在他看來，赫魯曉夫 (1894–1971) 摒棄斯大林的思想方針，蘇聯已遠離共產主義。毛澤東也不喜歡美蘇關係的發展。他認為，赫魯曉夫不再將美帝視為「邪惡」，而只是作為一個對手。107 毛澤東開始批判蘇修，極力宣揚中國必須堅持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得到了他的妻子江青以及林彪的支持。為確保中國繼續堅持革命路線，另一場運動已在醞釀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六七暴動是香港中共歷史的重要事件。這是自1925年至 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後，中共以最激進、最暴力的行為挑戰英國統治。1966年4月，天星小輪加價，觸發社會對剝削欺壓的不滿，引致持續不到一星期的騷亂。六七暴動則大不相同，它持續了八個月之久。暴動結束後，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全部被殖民地政府摧毀，香港人亦對中共失去了同情。

文化大革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4月。1 這也是香港參與最多的階段，因為1967年和1968年中共在香港一手策劃了六七暴動。第二個階段從1969年4月至 1973年10月，包括林彪的浮沉與「四人幫」的篡權。暴動之後，香港政府經歷了一段改革時期，以加強其誠信與合法地位。香港市民也經歷了一段反思時期，思考如何建立港人身份。第三個階段，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及10月6日「四人幫」被捕。2 那時，香港市民自覺以香港而絕非中國大陸為榮。儘管文革時期的所有歷史事件都有所記載，但學術界的研

究仍相對較少；當然，隨著英國檔案局已公開這一時期的歷史檔案，更多的研究工作指日可待。本章僅著眼於六七暴動及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114 地下陣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要清楚理解香港社會的動盪，便需要同時了解在大陸發生的事件。毛澤東為了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鏟除國內的「自由資產」分子，並繼續堅持「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聲號角由中共官方《人民日報》於1966年6月1日吹響，《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所有「帝國主義」、「勾結帝國主義的人」和「帝國主義學術權威」都必須被清除。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了一項將中國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的決定。3 該決定指出：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斜體為作者所加］4

毛澤東的結論是，革命還未消除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令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認為中共已經失去了它的革命熱情，黨的領導人也已經軟化。他擔心中國會走上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於是他開始為清除中共高層領導人作準備。在以後的幾年中，除了周恩來和數個領導人，其他所有戰爭英雄、老革命家，包括那些跟毛澤東並肩戰鬥多年的領導幹部都被清除，無人是清白的。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一場無休止的清黨運動，在這期間，黨和政府的大批官員遭到批鬥，並被免職。

為了打倒黨內的當權派，毛澤東繞過中共中央，直接轉向激進的青年一代，他呼籲學生和青年剷除剝削，大搞「除舊俗，樹新風」。特權階層、特殊地位和高層領導都必須受到批判。他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5

認為，青年是革命傳統的接班人，必須清除對他不忠的人。他鼓勵青年發揮主觀能動性。教育機構被認為脫離群眾，都被關閉。高雅文化、學術、技術及專業知識都被視為一文不值。相反，印發了數百萬本的《毛主席語錄》才是人人必學的。文化和藝術只能為革命服務，非革命的藝術品被認為無用。許多珍貴文物被毀壞，山東曲阜的孔廟就是一例。

青年人聯合起來組成紅衞兵，並受鼓動對政治敵人進行批鬥，5 連家人、朋友、同事、老師、鄰居也都不能倖免。許多人遭受令人痛心的公開羞辱，家產亦遭掠奪和破壞。紅衞兵響應毛澤東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號召，將他們的憤怒也對準了外國人，特別是佔領中國領土香港的英國殖民者。1967年8月，在北京發生了當年外交事務中最嚴重的事件，紅衞兵燒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6 在文化大革命最猖獗的時期，共產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機關的職能都陷於癱瘓狀態。7 事實上，從1966年中到1971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無法有效運作。革命運動與國家管治的關係有如水與火，永不相容 。

作為中國最重要領導之一的北京市市長彭真被解職，成為大陸醞釀中的政治動亂的第一個信號，此消息1966年5月經旅客傳到香港。從牆上的大字報也可看到，國防部長林彪是毛澤東最忠誠的擁護者，而且到處都有傳言說中共的權力鬥爭是毛澤東、林彪一方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方的角力。到了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爆發後迅速蔓延全國。內地連串事件的消息引起了香港關注，但社會仍保持穩定。10月至11月廣州交易會的成交額很低，因為商業談判被冗長的毛澤東思想講座干擾。同一時間，有消息傳到香港稱劉少奇被趕下台。8

開紅色暴動的綠燈

最初，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將中共的指示傳達到香港，說文化大革命不會擴大到香港，它的目標只是大陸的資產階級和反革

116 地下陣線

命分子。同時也明確指出，在香港進行任何革命行動將毀掉中共長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9 1966年10月，香港的中共黨員回北京慶祝國慶，廖承志重申了周恩來的指示。10 但為時已晚，有跡象表明，大陸事態已容不得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保持冷靜。9月，廣東的紅衞兵將香港更名為「驅帝城」，當港英發言人表示香港會接收來自大陸寫上寄往「驅帝城」的信件時，紅衞兵認為他們贏得了宣傳戰的勝利。11 給香港改名儼然是一場鬧劇，但也顯示出港英政府面對大陸的過激革命行為無可奈何。

大陸的形勢瞬息萬變，革命熱情日益高漲。儘管周恩來和廖承志再三強調保持冷靜，可香港的中共黨員及其支持者仍然蠢蠢欲動。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北京的高級幹部被一一拉下馬來，意識到此時此刻犯意識形態錯誤至為危險，自保烏紗帽成為當務之急。12 中共在香港機構的領導幹部害怕像其他駐外幹部一樣被召回大陸而凶多吉少。如果他們不想回去，黨組織無法迫使他們離開香港，但他們吃共產黨的飯，還是小心為妙。13

看到澳門的例子，香港是否會步其後塵？ 1966年11月，澳門警方試圖拆除在左派學校內非法擴建的建築物，左派人士利用這個微不足道的爭執，在學校舉行示威。12月3日，學生們試圖阻止拆房，並稱被警察毆打。翌日，學生聯同澳門工會聯合會遊行示威，反對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示威者在澳門總督府前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12月5日，由於示威群眾使用暴力，總督嘉樂庇命令葡萄牙軍隊開槍防暴，打死了數名示威者，隨即實行宵禁。中國派軍艦進入澳門領海，北京遣責葡萄牙當局對澳門華人施行「法西斯暴行」。暴徒衝擊總督官邸，葡萄牙當局很快讓步，他們接受了左派的要求，作出公開道歉，並賠償予被殺害的示威者。14

中共香港機構隨後派員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回港後，他

們躍躍欲試，準備行動，將周恩來和廖承志的指示拋諸腦後。15港英當局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英國意識到，葡萄牙政府不但失去了控制澳門的能力，而且「無法把澳門奪回來」。16 葡萄牙在澳門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7

失去控制後，願拱手將澳門歸還中國，但中國卻拒絕了。英國則不願像葡萄牙那樣，非正式地與中國分享權力。1974年，葡萄牙再次試圖歸還澳門，也同樣被拒絕。直到1986年香港問題解決後，中國才願意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

1967年3月，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勞資糾紛，左派媒體開始指責港英政府「作為台灣和美帝的幫兇」壓迫香港華工。這使英國感到苗頭不對，17 總督戴麟趾(1964–1971)在倫敦的一個內部新聞通報上說，紅衞兵的目標是「以澳制港」。18

香港左派認為北京政局的發展看來要求他們採取行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北京成立中央文革小組，起初是起草政策文件，後來就成為向毛澤東個人提供信息的另一個渠道。到了8月，中央文革小組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總指揮部，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機構，在釣魚台佔據幾座辦公樓。到 1967年2月，它取代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所有職能。經過多次清洗，這時中共的組織結構已被打亂。19 香港的中共左派也一定注意到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勢。

中國的外交事務也受到了北京極左分子的衝擊。中央文革小組堅持要求向全世界傳播毛澤東思想。外交部長陳毅因拒絕這樣做而被迫作出自我批評。20 紅衞兵在外交部設立了聯絡站，監督工作。在這動盪時期，極左分子還奪了負責香港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權，以外事革命領導小組取而代之。極左分子批判了前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工作人員，並將他們調派到其他部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第一副主任廖承志被迫下台，遭到清算， 1968年被關進監獄。大多數負責港澳事務的工作人員被調到外交部西歐司。21 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直接監督中共在香港活動的頂頭上司。

雖然周恩來還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並不確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控香港事務。22 1967年1月，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對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黨員「糾正」陳毅和廖承志的「右

118 地下陣線

傾錯誤路線」，「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23 顯而易見，周恩來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脅。24 這正是香港的激進左派期待已久，在殖民地發動革命的「指示」。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極左分子控制了外交部後，對香港並不予以重視，廣東省軍管委員會則更多參與有關香港的事務。軍管會第二小組的任務是協助本地幹部的工作及接待來自港澳，主要包括工會、學校和其他左派團體的訪客。有學者認為，這個第二小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香港的騷亂發揮了關鍵的組織作用。25

雙方嚴陣以待

隨著文化大革命而來的六七暴動，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策劃的。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是梁威林，副手是祁烽。他們兩人後來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繼續工作了10年（見第七章）。值得提出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無法不捲入北京極左分子製造的文革政治浪潮。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兩個副社長，朱曼平和梁上苑都遭到清算並被解職。其中負責僑務工作的梁上苑，被指控勾結台灣。到了1973年，兩個副社長的職位一直懸空，這可能也影響了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溝通。26

1967年初，中共黨員及其支持者在殖民地做好了行動準備。港英政府也做了充分準備，不過，港府的高級官員並未意識到事態已迫在眉睫。4月初發生街頭騷亂後，他們才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27 殖民地當局在1956年10月暴亂之後，改革了警隊，此舉在鎮壓六七暴動中體現出優勢。1966年天星小輪騷亂後，當局才意識到弱勢社群的不滿情緒和欠缺歸屬感。28 那一個星期的騷亂後果嚴重，造成59人死亡、443人受傷、1,740人被懲處。不過，當局把事件當作對警察防暴能力的測試，同時吸取經驗教訓，作了進一步的改進。警務人員定期接受防暴訓練，警方的三個防暴連隨時待命，增援部隊也可隨時跟進。港英當局還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9

從1966年12月澳門發生的暴亂中吸取教訓。1967年衝突開始時，香港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有組織、配備精良、訓練有素、高效率的防暴警察隊伍。29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警方在六七暴動中的傷亡低於上一年的事件。1967年的暴動，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持續8個月之久，發生1,200起炸彈爆炸事件，在香港總共有51人死亡，848人受傷，2,077人被法庭定罪。30

暴動初期

香港當局注意到在1967年3月和4月間，先後曾有七次重大的勞資糾紛，包括航運、的士、紡織、水泥各行業，但並無危在旦夕之感。香港人造花廠1967年4月下旬的勞資糾紛拉開了六七暴動的序幕。坐擁億萬身家、現任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是當時香港人造花廠的老闆。31 中共決定好好利用這次糾紛的機會。當時，工廠的條件和許多其他工廠一樣，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雖然至今還不能證明當時是中共指使人造花廠的工人與資方進行勞資談判，並形成對峙局勢，但

「事實上很可能就是這樣。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以共產黨為主的工聯會成員參與了這次工人運動」。32 此外，上述各事件中採用的手段都很雷同。先是聲稱工人遭到恐嚇和威脅，然後故意破壞談判，隨之而來是喧鬧的示威遊行，目的是施加壓力。33 當時的保安司姬達被派任港督特別助理（特別職務），專門對付暴動。保安司在1967年間的每一天都向總督匯報情況。姬達後來當上了香港政務司。

李嘉誠在新蒲崗的兩家工廠中較大的那家有686個工人， 196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那天，騷亂從這家工廠開始。雙方的糾紛持續一周後，在5月6日那天：

一群被香港人造花廠解僱的工人⋯⋯ 在工廠廠區進行糾察，並不顧警方多次警告，執意非法阻礙廠方搬運貨物。警方只得介

120 地下陣線

入，拘捕21名男子。這只是件小事，幾乎沒有暴力發生，沒有人受傷；然而，卻足以挑起媒體的強烈反響。親共報紙的頭條新聞以最激烈的言辭譴責政府和警方對手無寸鐵的工人進行殘酷迫害和鎮壓。34

工聯會將5月6日的事件定性為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國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35 5月11日，衝突升級。左派動員群眾到工廠支持工人，並試圖闖入工廠，廠方再次向警方求援。事實上，因為事態嚴重，那一天當局下令全港警察不得休假。到了晚上，示威人數大增，一些暴徒開始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瓶子，警察以警棍、木製子彈和催淚彈鎮暴。騷亂蔓延到鄰近的東頭村，當晚整個東九龍實行宵禁，有一百多人被捕。5月12日，廖承志在北京主持會議，討論香港發生的騷亂。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也出席了會議。廖、羅兩人並不鼓勵以抗爭手段解決此事，但會議最後決定支持這次鬥爭。36 與此同時，5月12日和13日，左派團體在九龍及香港島組織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動，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巴士被燒、政府辦公室被搶、建築物和財產遭到破壞，更多人被警方拘捕。直至5月14日秩序才恢復正常。

《大公報》隨後發表社論，將暴力衝突稱為殖民政府對香港

華人的野蠻鎮壓。37 其他中共控制的報紙也予以強烈譴責。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殖民地當局看來是這樣的：

5月，共產黨控制了所有宣傳機器，以展開全面的宣傳戰。他們的三家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的運作和發行量都很好；另有六家報紙也全力支持他們，不僅隨聲附和，有時甚至憑空捏造。他們的印刷設備齊全，足以滿足其他宣傳材料的印刷要求；他們還有製作新聞紀錄片的人員和設備。同時，他們還得到⋯⋯ [新華社香港分社] ⋯⋯ 的大力支持和鼓勵⋯⋯ 該社主要負責指導宣傳工作⋯⋯ 這一點可以從親共報紙對其他類似事件的報道得以證明⋯⋯ 該社也為北京當局提供扭曲事實的報告，以滿足需要。這些添枝加葉、誇大其詞的報導，無疑大大煽動中國反殖民政府的輿論。共產黨使出了渾身解數，大肆宣傳，從故意歪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21

曲事實、偽造照片，到散佈謠言、憑空捏造不存在的事件。謠言包括：可能但不真實的大米短缺、停電停水，以及完全不可能的中國炮艇逼近殖民地的照片和地圖出現在親共報紙上。共產黨的記者和攝影師每一次都會出現在事發現場，從他們的角度報導事件經過；並且，許多遊行示威是為達到宣傳目的而組織的⋯⋯ [另一個]宣傳媒介是大字報。在衝突的開始就已有大字報出現⋯⋯ 到 5月底6月初，數量達到最高峰。無論是陸上或水上，大字報和標語隨處可見。38

香港殖民當局認為這些不斷升級的宣傳活動，目的是為了

爭取北京的支持。3「9

工人」要求釋放所有在新蒲崗被捕的示威

者、賠償損失、懲辦兇手，並向所有香港華人作書面道歉。40 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要求英國政府指示香港政府，停止一切「法西斯暴行」、釋放被逮捕人員，並要求當局立即接受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警告港英當局，必須「懸崖勒馬」。41 羅貴波還向英國駐華代辦遞交了正式抗議書。外交部革命領導小組負責人姚登山通告中共香港機構，北京全力支持他們，並鼓勵他們將香港的鬥爭繼續下去。42 這個指示像一支強心針，在精神上振奮了香港的左派，從而加快了他們的行動步伐。

中國就香港問題的真正用意何在，英國審時度勢，試圖理解外交部及大陸媒體對騷亂口頭支持的含義。中國是否將進行干預，勢態並非很明朗。姬達的感覺是：「很明顯，北京，特別是周恩來，並不喜歡香港左派惹的麻煩」，而且這次鬥爭運動是本地策劃的。43

1967年5月16日，所有左派組織，包括商業、教育、勞工、電影和其他行業聯合起來，成立了港九各界反抗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它的建立是為了製造一個各階層人士廣泛團結的表象，是典型的統戰伎倆。該委員會應該是規劃、組織和指揮人民鬥爭的中心，但實際上是香港的中共機構在幕後對鬥爭進行策劃和操控。44 鬥委會主席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成員有17位。45 楊光在鬥委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殖民地當局壓迫中國人民，

122 地下陣線

並號召「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各業工人和和界同胞，定要把反迫害鬥爭升級，定要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不獲全勝，誓不收兵」。46 鬥委會還向港英當局提出了近似於中國外交部口吻的要求。47

在北京的支持下，中共在香港的領導人發動來自香港各界左派團體的數百名支持者，來到港督府外舉行示威。5月16日以後的幾天中，每天都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在港督府前的上亞厘畢道，高呼共產主義口號，高唱革命歌曲，揮舞革命標語，發表演講，並且將總督府大門貼滿寫有毛澤東語錄的大字報。

左派還在中環的中國銀行大廈天台安置了大喇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廣播。警方也不示弱，將更強大的揚聲器安放在馬路對面政府新聞處的天台上，播放流行音樂和粵劇，淹沒了對方的宣傳廣播。48 不過，持續三天的廣播戰產生的噪音使皇后像廣場一帶的市民無法忍受。49 5月下旬，港英政府終下令禁止使用擴音器廣播。

據現有資料顯示，港督府前示威者意外地表現得相當有秩

序：

⋯⋯到了午飯時間，示威者全體收兵，並於一個小時後返回，恢復示威，高喊口號，直到五點他們就都回家了。唯一的受害者是總督的寵物狗，它變得像發瘋一樣，只好被帶離現場⋯⋯ 50

實際上，警察和左派領導人之間曾有秘密接觸，並達成協議，即只要示威者不用暴力，就可以在總督府示威。51 然而，5月17日左派要求跟總督見面被拒。

另一份報告顯示出示威者的另一面：

港督府的大門被貼滿了大字報，迫使港督由後門出入。不過，港英政府很聰明，他們會給那些前來示威的人發出特別通告；有不少示威領導者比較富裕，他們會乘坐名貴房車到示威現場。政府張貼的通告上寫著：「此路通往示威者的停車場」。52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23

此時北京的形勢更加嚴峻，5月17日一百萬示威者高呼英國撤離香港，並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翌日北京體育場有十萬群眾集會，中國高層領導人周恩來、陳毅都參加了。在上海，英國駐華外交代表的家被暴徒闖入，並遭破壞。53 此後不久，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香港問題。陳毅、廖承志和羅貴波都出席了會議。周恩來對香港左派鬥爭的方式表示不滿。他認為，他們的行動是對英國殖民地當局的挑釁。周恩來擔心，港英政府是否會姑息左派的行為。他下令成立一個特別的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領導港澳事務，以繼續適當的鬥爭。也許，周恩來的目的是利用這個特別事務辦公室作為與極左革命領導小組抗衡的手段。羅貴波負責這個港澳辦公室的事務，並由擁有外交經驗的工作人員任其下屬。54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時期所起的作用最神秘和最值得細味，本章的結尾會有詳細介紹。

日益升溫的狂熱

對於每天在港督府前的示威活動，左派陣營中當然有人表示憂慮，他們擔心這樣很容易發生暴力衝突。這種憂慮遭到梁威林和祁烽的批評，被指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主義」。55 結果不出所料，5月22日，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在總督府前徹夜示威時，和平抗議變成了暴力衝突。警方要求抗議者分成小組才可繼續示威，但遭拒絕，並與警方發生衝突。左派分子隨即將騷亂擴展到各地區。警察使用催淚氣和木製子彈進行報復，並拘捕167名暴徒。左派報紙指有幾百名示威者受傷，並稱之為「五二二血案」。《文匯報》的社論指責殖民地當局進行的血腥鎮壓是一場大屠殺。56 新華社香港分社稱，有二百名示威者傷亡。57

香港中共黨組織派出一個十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向新港澳辦公室匯報工作。對於如何繼續香港的鬥爭問題，北京的領導認為，要求英國無條件投降是不切實際的。會議討論了如何對英國

124 地下陣線

全面施加壓力的具體做法，但認為全不可行。例如，切斷或減少對香港供應食品和水，但這只會傷害香港同胞；還有任何涉及邊境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合時宜的。最後達成的共識是，這場鬥爭必須是以香港人為主的反殖鬥爭。在5月24日和27日的會議上，周恩來警告不要使用「極左」的方式處理香港的鬥爭。他再次強調，任何反抗殖民地當局的鬥爭必須按既定政策執行，即必須

「有理，有利，有節」。58 在5月30日的另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否定了香港中共黨組織提出以武力攻擊香港警察的建議，他們的理由是殖民地警察既腐敗，又不得人心。其他計劃還包括進行三輪大罷工。第一輪從6月10日開始，八至十萬工人參加，以運輸工人為骨幹，這樣可以癱瘓交通運輸；第二輪罷工可以擴大到三十至四十萬工人，向當局施加更大壓力；第三輪即最後的全體罷工，旨在造成香港全面癱瘓，與1925—1926年間的省港大罷工一樣（見第三章）。周恩來和廖承志對香港左派是否真有發動如此大規模罷工的能力表示懷疑。周恩來的最壞打算是北京最後被迫提早收回香港，但這將對中國很不利。中央領導人最後決定對這些計劃作進一步研究。他們指示香港代表團先返回殖民地執行他

們的原定計劃，而北京會同時考慮修改有關計劃。59

因此，從5月底開始，左派在香港不同行業組織發動一系列的停工和罷工，旨在癱瘓公共交通、水力和電力供應。60 香港在 1966年和1967年的另一個問題是自然災害，因降雨量很低而導致極度缺水。香港為此要向廣東購進更多的水，但增加供應的要求一直沒有得到廣東答覆。為節約用水，政府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配給制：1967年夏天在香港，限定每4天供水4小時。到了8月和9月，大雨緩解局勢。61 直到1967年10月1日，才與廣東續訂供水合同；再加上那時周恩來在中央又完全控制了外交事務，香港缺水的情況才得到真正解決，這同時也標誌著香港的對抗局勢有所緩和。62 不過，在此之前還要發生許多事情。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嚴詞譴責英國，並鼓勵香港同胞動員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25

英帝國主義是一個反面教員，他 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英帝國主義的殖 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 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千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 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 爭吧！⋯⋯ 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主力軍。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63

這篇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年以來對香港最強烈的譴責，並且被視為含有擾亂殖民地當局的潛在威脅」。64 它進一步激起了香港左派的反英狂熱情緒。左派以為，黨中央的領導人已經放棄了以前的謹慎政策，而且已做好了很快收回香港的準備。左派陣營的革命熱情激升。65 他們的希望不僅僅是要在街頭抗議中打敗港英政府，更重要的是顯示英國已訂定非殖民化政策，再無能力維持其對香港的管治。66

殖民地當局加強了應對騷亂的措施。當局實行了緊急狀態法，禁止張貼類似「吊死戴麟趾」字樣的煽動性大字報。警方對左派書店、銀行、百貨公司和電影院進行了搜查，並沒收了武器和煽動性宣傳材料。在搜繳和查封過程中，暴力衝突時有發生，有三名左派在兩次衝突中被打死。他們因此成為「烈士」，左派宣布「血債血償」。67 為了表示抗議，中共香港首腦梁威林致函港督，要求殖民政府道歉，否則港英當局「除了被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打得粉身碎骨之外，絕不會有別的下場」。68

1967年6月，港共展開了一場新運動，發起勞工罷工、罷市和罷課。當時，中國政府在香港擁有超過五十家百貨司、許多小型商店、出版社、餐館、中國銀行和八家規模較小的銀行、兩家保險公司和三家金融集團等。69 新運動的目的是將香港變成

「死港」，動搖殖民統治的基礎，通過破壞施加壓力，促使英國投降。70 左派煽動分子試圖說服食品銷售商進行罷市，但是那幾乎

126 地下陣線

做不到，因為民以食為天，就是左派分子也不得不吃飯。6月13日，廣東省對香港施行了象徵性的斷絕糧食供應一天。71 6月24日，來自20多個行業，包括海運、陸運、碼頭、紡織和公共服務的六萬工人響應了左派的罷工號召，其中一些工人是政府僱員或英資企業僱員。6月27日，32所左派學校的二萬名學生開始罷課。6月28日，廣東方面不顧香港開始罷市，不斷將食品運送到粵港邊境。翌日，所有親共企業開始為期四天的抵制運動，食品進口商拒收來自廣東的食品，致使食品堆積在邊境。港英政府對事態的評估是，殖民地左派的行動是香港本地領導人唆使的，而非北京經過深思熟慮下達的政策。廣東解放軍的部署情況和英國獲得的情報都可以證明這一看法。72 事實上，在整個困難時期，儘管紅衞兵製造障礙，使交通運輸遇到困難，但是大陸還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維持向香港供應食品。這表明大陸的各種力量都在幕後發揮了不同作用。73

左派媒體稱，有二十多萬人參加了罷工抵制運動，74 並宣布香港群眾獲得勝利。在7月1日的會議上，楊光表示這次運動已搞得殖民地當局「頭昏腦脹、大滅敵人的威風」。75 然而，事實卻是，此次運動既未達到預期效果，即使香港癱瘓，也未能動搖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左派的運動未能獲得廣泛的支持。香港的勞動人口總數有一百五十萬人，相比之下，六萬人罷工造成的衝擊微不足道。有頭腦的左派人士曾質疑罷工抵制運動是否明智，因為受其影響最嚴重的是工人階級和小型企業。事實上，到了6月底，罷工抵制運動已經變得有氣無力。7月2日，食品禁運被取消。

暴力的高峰

1967年7月8日，大陸武裝民兵越過沙頭角邊界，並向警崗開槍，打死5名香港警察。雙方發生槍戰，香港警員受困崗位，需要增援。事實上，6月24日已有一夥人越過邊界製造事端，當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27

時民政事務處及香港啹喀指揮官為調停事件，簽字道歉了事。然而向警崗開火事態更令人擔憂：

這是否是本地人一意孤行，還是入侵的正式開始，目前還不清楚⋯⋯ 派軍隊奪回警崗的決定⋯⋯ 必須在周末得到倫敦的批准。等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才得到批准，在這段時間啹喀兵已集結在邊界廳命。當命令最終到達時，他們發現大陸民兵已經撤回。從那時起，英國軍隊接管邊界，直到香港回歸中國前不久，才由警察管理。76

姬達認為，周恩來並沒有批准沙頭角行動。姬達說：

北京要我們「忍耐」，他們會提供幫助。不過，他們自己也亂作一團。在中國大多數省份發生了暴亂，有很大的麻煩。他們當時是自顧不暇。77

香港政府對沙頭角事件的結論是，事件雖然嚴重，但不屬於對殖民地的武裝入侵，因為沒有正規解放軍部隊參與。這事件很可能是邊界地區的極左分子自發的行動。78 但是，左派媒體卻將沙頭角事件描繪成北京對香港反帝鬥爭的支持。此外，據一位老左派稱，當時在廣東有大批紅衞兵準備前往邊境解放香港，周恩來及時打來電話才將他們制止。79

由於罷工造成的影響未能達到左派預期效果，他們變得越來越絕望，越來越激進。7月9日，150名左派分子在西區與警方發生衝突，一個暴徒和一名警察被打死。《晶報》喻警察被刺死為「生劏黃皮狗」。同日，三百多左派分子在北角與警方發生了激烈暴力衝突。暴徒搗毀了一個電車站、襲擊路過的公共車輛，並放火焚燒一輛巴士。警方在北角發射催淚彈鎮壓，並搜查了左派的幾個據點。暴亂一直持續到午夜。在接下來的數天，左派分子的暴亂愈演愈烈，他們用石頭和酸性液體襲警。一些左派分子還試圖策反華人警察。鬥委會讚揚了左派的暴力行為，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把刀鋒對準港英法西斯強盜及其走狗，窮追猛打，決不留情」。80

128 地下陣線

面對愈演愈烈的暴力衝突，港英政府決心嚴厲打擊左派。在1967年7月12日，署理布政司在立法會上表示：

⋯⋯ 暴力活動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甚至會演變成手段卑鄙的恐怖活動⋯⋯ 我們堅信現在是掌握主動權的[時刻]；毫無疑問，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有香港絕大多數民眾全心全意的支持，我們堅信會贏得最終的勝利。與此同時，我們要提高警惕，並且要堅決果敢。81

那天晚上，在香港島和九龍實行了宵禁。同時，因為對付暴力不夠嚴厲，總督戴麟趾決定替換警務處處長戴磊華，翌日他就宣布退休。82 在英國陸軍協助下，警察對已知或有嫌疑的左派據點進行了一系列搜繳行動。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警方搜查了六十多所左派工會、學校、商店和戲院，繳獲大量武器和非法物品。在一次特別行動中，政府出動一千多名警察和士兵，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昇機載著軍警從27層高的大樓天台降落，與地面部隊上下夾擊，場面很有戲劇性。此後，左派分子在中國銀行樓頂佈滿障礙物，以防止直升機降落。83 大多數搜查行動遭到抵抗，據左派消息來源，總共有五人死亡，一千五百人被逮捕。84

港英政府也開始逮捕知左派名人士和有影響力的左派領袖。例如，鬥委會關鍵成員、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被逮捕；著名的左派影星傅奇和石慧也被扣留；左派西貢公立學校的校長凌宏仁被撤職。

7月20日，在繼續查抄左派場所的同時，港英政府通過了新的緊急條例，以加強其權力。新法例規定，散佈「口頭或書面、可能會引起公眾恐慌或混亂的虛假報告或描述」屬非法行為，法院有權對嫌犯進行閉門刑事審判，以防止證人遭到恐嚇。其他應急條例授權警方收繳武器、強制市民與警方合作提供所需姓名和地址、驅散集會；還包括不得阻礙武裝部隊例行公事、禁止非法集會以及保護公務車輛等。7月28日，又有三個緊急條例在立法局通過，條例授權警方逮捕和拘留那些躲在後台指使他人的「陰謀策劃，煽動群眾者」。8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29

港英政府全面行動，對左派的打擊很大，但他們並不打算就此罷休。根據中共港澳工委的指示，他們認為暴力程度必須升級，決定在全城擺放炸彈，予以報復。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梁上苑說，當時他們已是黔驢技窮。86 事實上，在這以前，左派已經開始擺放炸彈。這些炸彈用爆竹中的火藥自製。87 7月12日，左派分子放在新界及九龍的兩枚炸彈爆炸，無人受傷。7月 20日，鬥委會呼籲其支持者要「應當更加放手」，並要「多點幾個火頭」來「多開闢幾個戰場」。88 7月26日，在不同地區發生九宗爆炸事件，造成多人受傷。鬥委會讚揚說，炸彈「遍地開花」，使港英當局「備受騷擾、疲於奔命、狼狽不堪」。89左派的炸彈戰術一直持續到1967年底才結束，不過也有很多假炸彈混在當中。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警方在暴動期間拆除了八千枚炸彈或可疑爆炸裝置，其中只有一千一百多枚炸彈是真的。由於左派學校學生開始參與了暴動，香港政府視親共的學校為「集中灌輸煽動教育的中心，甚至被用於製造真假炸彈的場所」。901967年11月 27日，中華中學的一名學生在學校的實驗室被炸傷，據警察報告說，他當時在製造炸彈。為此，警方突擊搜查，並關閉了該校，致使北京提出抗議。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50年代初就讀於中華中學，船王的兒子讀上這所學校，實在極不尋常。在 1967年暴動期間，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被警方逮捕拘留。91 暴亂分子也將炸彈放在包裹裏寄到英國公司，如匯豐銀行和怡和洋行。92

炸彈對港英當局和香港市民構成重大威脅。許多無辜市民被炸死、炸殘或炸傷，當中包括兒童。由於炸彈事件連續發生，政府禁止銷售煙花爆竹，以防左派分子使用爆竹火藥製造炸彈。香港公眾認為使用炸彈是不可原諒的恐怖主義行為。支持共產主義的人被普通人貶稱為「左仔」或「土共」。93 左派陣營中的極端分子還使用暗殺手段繼續其鬥爭。香港商業電台著名節目主持人林彬常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結果在8月24日開車上班途中遇害。一夥左派亡命徒冒充修路工人攔下林彬的汽車，隨即潑以汽

130 地下陣線

油縱火，林彬當場被活活燒死，林彬的表弟當時也在車上，被燒成重傷，幾天後死亡。94 殺人兇手至今沒有被抓到。林彬被殺的當天下午，左派報紙《新晚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歷數林彬

「所犯的罪行」。95 另據報道，香港一些著名人士對暴動表示強烈反對，例如，簡悅強（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查良鏞（《明報》社長）、鍾士元（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和陸海安（右翼報紙《真報》編輯），這些人都在暗殺名單上。96 謀殺林彬的直接影響，是至今仍在播放的商業電台廣播劇《十八樓C座》的誕生。此劇在六七暴動之後開播，其製作與林彬遇害分不開，也標誌著敢於痛斥社會不平的精神。97

暴力的尾聲

7月19日，自稱新華社記者的薛平因涉嫌參與暴動，被香港法院判處兩年徒刑。981967年8月19日，警方突擊搜查三家左派報社，並拘捕社長、主編和印刷人員，理由是這些報紙散佈虛假及煽動性內容。99

⋯⋯ 逮捕《田豐日報》、《香港夜報》、《新午報》三家報社社長，查封報社，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左派報社，也是因為他們煽動群眾在街頭放置炸彈。他們不但使用暴力，而且更為極端。100

《文匯報》指責警方的行動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暴行，徹頭徹尾的民族迫害」，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編輯。逮捕報業人士激怒了北京的激進派。1967年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政府在48小時內，解除報紙禁令，釋放被捕港人。英國拒絕北京的要求。對英國來說，同意就等於徹底投降。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兩天發表社論，抨擊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8月22日，紅衞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示威遊行，然後開始火燒代辦處。101英國外交人員在逃離時被毆打，英國駐華代辦處幾乎完全被燒毀。柯利達也是被毆打的英國外交人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1

員之一，102他後來回到北京出任英國駐華大使(1978–1984)，並帶領英方談判團與北京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

此時，儘管周恩來已不再全面控制外交事務，但是所發生的一切讓他極為憤怒，他嚴厲斥責那些極端分子為「無知」和「無政府主義」。由於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是一個嚴重的外交衝突，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周恩來向英國政府作出正式道歉，並承諾中國將重建英國駐華代辦處。該事件使毛澤東吃了一驚，從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折點。103 毛澤東還意識到，大陸的經濟已陷入危機，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十四，外貿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中國需要借助香港創造外匯，以望克服政治動盪帶來的經濟困難，104 而不希望倒貼資金賠償騷亂造成的損失。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通過與香港的出口貿易換取外匯對中國來說極為重要。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國內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如果不是與香港有金融方面的聯繫，中共的資金來源會大量減少。

因此，1967年9月初北京的態度有所改變。但在香港，左派還想繼續使用炸彈、擴大罷工運動、計劃發動漁船在香港海上示威等活動。105 與此同時，周恩來也重新掌控外交權，並下令對參與燒毀英國代辦處的革命造反派的頭頭予以處罰。106 就香港政府看來，北京並沒有繼續對香港虎視眈眈，也沒有全力支持香港的左派。這一事件讓香港的左派明確地了解到，推翻殖民地政府的行動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事實上，當周恩來道歉的新聞傳到香港後，本地的共產黨人覺得難以置信，有如中央否定了他們推翻殖民地政府的鬥爭一樣。他們對這一消息作了低調處理。107 此後，中英關係好轉，到9月底，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明確表示，英國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108

儘管左派在香港的行動盡屬徒勞，但10月13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史都華（ 1918–2001，1967–1970在任）訪問香港時，還是引發了另一輪暴力衝突。警方買通線人，得知炸彈的製造地點和安放人的身份，減少了炸彈事件的發生。當局繼續對左

132 地下陣線

派物業進行搜查，有力干擾左派的行動。此時，支持罷工的資金也所剩無幾。許多罷工工人被解僱，他們對所得的罷工補貼很不滿。據稱，一些最忠實的罷工者得到的只是免費電影票，而不是罷工津貼。109 很多罷工者經濟拮据，已經到了不得不求助於政府的地步。大陸控制的銀行和百貨公司開始清除大字報和標語，以望奪回失去的商機和客戶。110

1967年10月底，據說周恩來將梁威林、祁峰及其他香港中共高級幹部召回北京，對他們犯的「極左」錯誤給予嚴厲批評。他們被責令停止在香港的煽動行為。111事實上，他們呆在北京兩個月，是周恩來讓他們「冷靜頭腦」的手段。112鬥爭在1968年1月就無聲無息了。事實上，六七暴動的直接結果與預期的目的正好相反，那就是鞏固了殖民地當局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梁威林和祁峰只是遭到周恩來訓斥，並沒有受罰。直至1977年12月，前者繼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後者也仍然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直到80年代中期退休為止。

香港警察部隊以英勇果敢、堅忍不拔的精神應對暴動，得到了許多讚譽；1969年為表彰香港警察的傑出貢獻，英國女王伊麗莎伯二世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二字。

六七暴動的影響

為時八個月的暴動，使香港社會陷入焦慮、痛苦和困難之中，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1967年香港全年總存款金額為81.62億港元，比1966年底的84.05億元減少2.43億元。113暴動期間，香港股票交易所兩次被迫暫停交易，股票價格全線下滑，1968年1月才開始回升。114 儘管有六七暴動的影響，香港貿易仍然保持了上升趨勢，出口量增長了17%，轉口貿易增長了 14%。115

絕大多數港人並未響應左派推翻英國統治的號召。他們很清楚，如果讓紅衞兵管治香港，那麼他們就必須堅持毛澤東思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3

想，生活水平必將下降。然而，六七暴動將香港少人過問卻又顯而易見的社會問題暴露出來，特別是在勞工、住居和教育等範疇。這就促使殖民地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提高行政管理質量和勞工階層的生活條件。在香港山寨式工廠工作的人，工時超長，工作條件既不安全又不健康，年輕人都沒有受過教育，前途暗淡，苦無出路。自從1951年的東頭大火和1953年12月的石硤尾大火後，港英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房屋建設計劃，安置災民和寮屋居民，但社會和教育設施還是沒有跟上戰後人口的快速增長。姬達承認，「如果不是暴動，我認為政府不會進行任何改革」。116 任職於行政、立法兩局和政府各委員會中的政治精英都是被委任的，他們為推動社會改革所付出的努力少之又少。他們當然更希望在保持低稅率的同時將社會福利控制在最低水平。117 因此，由政府任命的調查委員會提出建立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建議方案後，都被殖民地政府和其任命的政治精英否決了。118

暴動後的五年是香港對其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作出新的

評估的階段，來自社會、醫療和教育界的專業人士要求改革的呼聲佔了上風。在政治方面，港英政府將問題歸咎於「政府與百姓之間嚴重缺乏溝通」，119 而非權力分配不均。因此，政治上的解決辦法是在市區建立一個政府與社會各界的調解機構，以改善公共關係。新界理民府的設立反映了這一特點。1968年中，政府將港九劃成十區，每區設立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將盡可能方便區內的居民，並與所有地方組織保持聯絡；對區內政府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並對政策、政府面臨的困難和取得的成果作進一步解釋；民政處不必履行許多行政職能，它們將負責提供諮詢、協調公共服務；根據區內情況對政府政策提出修改意見，若市民要求強烈，可提出新政策建議；在區內市民的態度轉變前去了解區內的問題、衝突和思想變化。我們希望民政處的工作將增強政府的能力，在經濟條件容許的情況下，讓所有區內的市民得以享受這些服務。120

134 地下陣線

從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來看，市區的民政事務處為政府與香港社會底層建立了聯絡網，達到了有效溝通目的。121 以後，此計劃又經過協商和諮詢機構的建立得到補充，這些機構屬於「以行政吸納政治」，目的是增選精英支持殖民地當局。122 政府還指定中文與英文同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另一個政治小改革，是在拒絕設立申訴專員公署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可以有稍微多一點處理申訴的權力。123

這次暴動也暴露了香港工人的工作條件何等惡劣。在1960年代，許多香港工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時。他們不但沒有工作保障，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工作環境和條件只是最基本的。在1968年2月14日，勞工處長宣布一系列立法議案，分階段實施，在勞工福利、健康和安全方面有很多改善措施。124 政府從英國請來兩位勞工顧問，以協助香港建立勞資審裁處，並且完善工會法。然而，直到1973年，所有勞工立法建議才制定成為法律。125

六七暴動也迫使殖民地政府檢討香港教育程度低下的情況。1967年，超過十五萬適齡兒童無法上小學，10歲至14歲的兒童只有39%可以上初中，15至19歲的孩子只有13%可以上高中。到1971年，香港19歲以下人口有200萬，這對已經捉襟見肘的教育制度造成更大壓力。126 1971年，政府承諾為所有合資格的兒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並在1979年實行9年免費教育，規定兒童必須上學上到15歲。

六七暴動使香港社會開始思考身份認同問題。精英和其他大多數群體並不支持左派，沒有人想讓紅衞兵管治香港。1967年 5月中旬，98個地方團體宣誓支持香港政府鎮壓暴徒。這些團體包括商業、貿易協會、專業團體、學校和街坊協會。幾天後， 300多個社會團體在兩份中文報紙上發表聯合聲明，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暴亂，恢復法律和秩序。民眾甚至建議採取比政府原本計劃更嚴厲的手段對付左派，「因為他們真的害怕共產黨」。127維護新界原居民傳統利益的農村組織新界鄉議局，也發表公開聲明，反對左派的行動。128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5

本土意識也開始出現在香港的其他社會層面。從1947年底到1965年底，由於本地的高出生率和來自大陸移民的增加，香港人口從180萬增加至362.5萬。新來港定居的人主要是貧窮的難民，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其中大多數人並不打算返回大陸。 1966年和1967年兩年間，香港人口大約增加了13.5萬。1968年至

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下台，香港人口增加到超過455

萬。

暴動對本地共黨的影響

毫無疑問，在這場暴動中，左派是最大輸家。暴動期間，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和支持者被逮捕並監禁，中共的絕大多數地下網絡被暴露，遭到破壞。中共經過多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殖民政府內部和社會各界的情報系統幾乎完全被瓦解。此外，中共在香港的對台情報工作也受到嚴重破壞，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恢復。129

就經濟損失來看，這次暴動使共產黨付出了血本。報告指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作為中共的執行機構，向罷工工人每人每月支付補助金480港元。那些放置「詐彈」的人每次可得40港元，而那些放置真炸彈的人則每次可得200元。130 然而，鬥委會的資金有限。當時的新聞報導指出，到1967年7月底，中共在暴動中損失至少二億六千萬港元，其中包括二億港元的貿易損失、四千萬港元的本地業務損失、二千萬港元撥給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搞騷亂。131 當時有一份報告指出：

（本地左派）在鬥爭中作了錯誤的決定，濫用了北京匯給他們的「鬥爭基金」，錯估了民意支持度，向北京提供毫無價值的情報，對中國在香港的貿易和商業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共在香港過去17年的宣傳工作徹底失敗，左派報紙（不得不）用香港其他媒體的新聞。132

136 地下陣線

暴動也改變了許多左派人士的生活。許多罷工工人遭解僱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失業。他們的共產主義熱情變成了沮喪。許多人與左派陣營斷絕了聯繫，整個陣營的士氣，特別是工人，陷入低谷。133 左派工會在香港傷了元氣，他們變得很低調，很少參與社會事務。在香港社會中的自我孤立狀態，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變。134

對於許多受到共產主義鼓舞的青少年來說，他們的人生歷程從此永遠改變。曾家就是一個例子。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暴動期間是一名高中生。1967年9月，因在學校散發煽動性材料，被判處兩年監禁，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他出獄後，曾在《大公報》工作，直到1998年被董建華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工作。他的妹妹曾勵予，當時15歲，就讀於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因參與騷亂被判處入獄一個月。後來她曾在一家左派報社作公關經理。135 大哥曾鈺成，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創黨主席，現任立法會

主席(2008–2012)，雖然1968年他以一級榮譽畢業於香港大學，但他決定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選擇到左派學校任教近30年。曾鈺成這樣回憶當年的暴動：

政府以非常專橫的殖民地方式處理當時的騷亂。我覺得那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壓迫工人階級。我認識很多參與暴動的工人和工會會員，他們都是很好的人。⋯⋯現在流行的觀點是當時警察非常克制，而左派陣營的人是暴徒⋯⋯ 這都不是事實，當時政府的強硬行動是不必要也是不合理的。⋯⋯ 那時候影響我最深的事，是我的弟妹被補入獄。我的弟弟⋯⋯ 是聖保羅男校的中六學生。他很膽怯⋯⋯ 他被送到赤柱監獄，那裏囚禁的都是工會會員和不使用暴力的工人⋯⋯ 兩個月後，我15歲的妹妹同樣被捕。她當時是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中三學生。她和另外十三個女孩子在學校球場上，上課鐘聲響起後，她們拒絕進入課室。我不記得她們要求甚麼，總之，校長斷定她們是在惹麻煩，於是報警。14個女孩子全部被審訊，並被判違反在1967年生效的緊急法例，送去荔枝角收押所囚禁了一個月⋯⋯ 那時候對於我同樣是非常困難的時期。弟弟被捕後，我在大學內很孤立⋯⋯ 這些經歷把我推向左派陣營。我崇拜毛澤東，他成為了我的偶像。136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7

曾鈺成的觀點得到了當時的年輕記者、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1997–2010在任）的同聲相應。他訪問了很多暴動中被逮捕的人，並對其中一百份報告進行了核對。李國能還追根究底找到了暴動的根源——社會不平等。他還發現，當時香港青少年認為自己前途暗淡，毫無希望。李引用了一次很有代表性的採訪：

如果勞工處公平、公正地處理好勞資糾紛，什麼都不會發生。相反，港英派出警察處理勞資糾紛，並毆打華人同胞。希爾頓或花園道事件標誌著一個轉折點。華人同胞有秩序地進行示威，但遭警察毆打。此後，就變成一場激進的政治鬥爭。137

對中共打擊最大的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工作。暴動期間使用的暴力行為使一代香港人對共產主義中國變得冷淡了。暴動後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左派恐懼症。例如，因為擔心遭到排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員工不願透露他們的身份。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人稱新華社的工作人員都屬虎，有「吃人」的本性。138 許多在暴動中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還保持著地下黨員的身份。139 直到1977年12月，梁威林辭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廖承志1978年在北京重新負責香港事務，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仍然毫無進展 (廖被清算後於1972年獲釋 )。從各個方面都顯示出左派信譽掃地。主要左派報紙的發行

量在暴動後急劇下降。《大公報》和《文匯報》的發行量從每天十萬多份下降到每天只有一萬份。140 有一段時間，許多顧客不願光顧大陸開的百貨公司。元朗村民向當局遞交公開信，反對讓漢華中學擴展，從中可以看出人們甚至無法繼續容忍區內左派學校擴展：

該校曾被警方搜出非法武器，以及指派學生投擲炸彈等事實⋯⋯ 實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漢華中學經過鬥爭失敗之餘，即改頭換面，包藏禍心，企圖死灰復燃⋯⋯ 本區鄉民世代過慣寧靜生活，如一旦有此搗亂分子，在此設校授徒，鼓吹鬥爭邪說⋯⋯ 勢必喧擾不堪，使鄉民驚心動魄，寢食不安，危害地方。141

138 地下陣線

正如曾鈺成所述，左派認為他們被主流社會排斥：

這些人讀愛國報紙，到戲院去看愛國電影，在只售中國產品的愛國商店買東西，參與愛國工會，更將子女送往愛國學校唸書⋯⋯ 每當有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群忠心的人都感到有責任為她辯論。不管是好是壞，他們總會站在祖國的一方⋯⋯ 像任何一個比較封閉的社群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次文化⋯⋯ 這個左派群的成員都被排除在英國殖民地建制之外。142

值得關注的內情

周恩來是六七暴動時的一位核心人物。他被形容為「完美的革命家」，因為他「幾乎沒犯過一個錯誤。這是他過去數十年和整個動盪時代成功的關鍵」。當他被捲入政治狂潮之中，他總是能「找到中庸之道」，如有必要則以毫無意義的「瞎扯」搪塞過去，他「總能領會毛澤東的政治意圖，維持他的中庸之道」，煞費苦心地在不同派別之間打圓場。143

1967年5月，周恩來面臨嚴重的政治威脅，有人試圖把他趕下台。144 意識到局勢危險，周恩來自知必須非常謹慎。他不能譴責香港的左派，試圖對暴動表現得既鼓勵又抑制。他下令在外交部設立香港事務專案辦公室，以監督、影響決策。他批准或支持所有本章提到的重要決定—— 外交部聲明、出席運動場及英國駐華代辦處前的群眾集會。周恩來並沒有阻止有意癱瘓殖民地的罷工計劃。7月，他私下告訴廣州軍區司令員，使用武力不符合

中國的利益。8月17日，極左分子企圖批鬥陳毅，實際上是攻擊周恩來。那天他憤怒至極，心臟病突發。由於他的健康，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控。8月22日，當示威者試圖佔領英國駐華代辦處，周恩派北京衞戍區安全部隊保護英國代辦處及其工作人員，卻無濟於事。只是在代辦處被燒後，他才表示憤怒，召集有關各方予以痛斥。當毛澤東為燒毀英國代辦處一事大為光火時，他抓住機會，扭轉了政治方向，使之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捩點。14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9

中共內部人士披露的信息也很有啟發性。據梁上苑透露，5月22日的流血事件發生後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另一位副社長朱曼平前往北京，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他，左派在香港的所作所為「迫中央上馬」。此外，在暴動期間，周恩來禁止解放軍越過香港邊界，並且不得將武器和炸彈運往香港。他顯然無意改變「長遠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更不用說以暴力手段收回香港了。梁上苑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必須對六七暴動負責。雖然他們清楚周恩來的意圖，但是本地左派想在香港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局勢，所以北京也只得被迫接受。146 朱曼平和梁上苑均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清除出黨。梁在1968年返回北京，香港有人匿名指控他是「台灣間諜」。他被囚禁到1973年周恩來提出重審他的案子為止。147

暴動期間在香港負責宣傳工作的一位中共官員，同意梁上

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他說，暴動是地方左派在北京極左分子的慫恿之下發起的。周恩來批准了香港的行動，但他從來沒有真正支持香港的鬥爭。1967年底周恩來會見梁威林和祁峰時，明確表示左派的抗爭與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相矛盾。148 一些左派希望通過採取逐漸加強的暴力手段，將香港的鬥爭提升為國際鬥爭，即中國和美英之間的鬥爭。149

一些老左派在反省六七暴動時，將這形容為一場權力鬥爭的鬧劇。150他們覺得自己被利用，並對做過的一切感到後悔。151另一些人則感到失望，並認為他們的「愛國行為」從未得到香港中共黨組織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承認，也未得到任何交代。152 他們為自己鳴不平，可能是因為1997年9月董建華邀請了幾個暴動的積極分子參加香港禮賓府的中秋聚會。1999年，一些香港著名的左派被授予獎章或被委任為太平紳士，以獎勵他們對社會的貢獻。2001年，經工聯會提名，當年的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主席楊光獲授予大紫荊勳章。此舉在香港造成了很大爭議，因為楊光被認為是六七暴動的重要人物之一。

140 地下陣線

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人民和國家都遭受了巨大的磨難和嚴重的挫折，中共應作何解釋？總體而言，文革仍然是一個可怕的回憶，因為它在人們的肉體、情感和心理上都留下永遠抹不去的創傷。1981年中共建黨60周年之際，中共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革是毛澤東發動並領導的，是黨的歷史上「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馬列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現實。毛澤東「作為領導犯下了錯誤」。中共稱，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中共中央自己也承認：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文化大革命為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153

研究這一時期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們仍然在尋問為什麼中共那麼多富有能力、經驗、堅韌和聲望的領導人，都未能制止毛澤東胡作非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出一個經過全面研究的答案。154

難怪2007年10月12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引發了各方爭議，他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談到香港政制發展時，將文革稱為「極端民主」。155 曾蔭權被批評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居然表明，民主的必然結果將是極端主義；其次，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在文革時期，特別是在1967年，港人拒絕參加暴動的號召。翌日，他不得不公開道歉，以期平息公憤。156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委員於1985年7月7日舉行會議。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2 （右起）李嘉誠、魯平、李柱銘、李柱銘夫人、鄔維庸於1988年6月8日出席一個晚宴。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3 1989年5月23日懸掛於跑馬地新華社門外的示威海報及大字報，上書「李鵬下台」。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4 許家屯（右二）與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左一）、何鴻燊（右一）於1989年12月11日主持新世界皇朝會開幕剪綵。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5 許家屯於1990年2月5日出席在立法局大樓舉行的許家屯餞別酒會，旁為李鵬飛和鄧蓮如。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6 示威者於2009年5月31日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中環政府總部，紀念

「六四」二十周年。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7 港同盟於1991年派出十四名成員參與首次立法局直選，並於7月26日在立法局大樓前集會造勢。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8 魯平（中）和周南（右三）於1995年4月13日與香港政協代表會面，周南身旁依次為曾憲梓和霍英東。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9 姜恩柱和戴維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於1995年10月20日乘直昇機遊覽香港。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0 魯平（中）出席1996年4月13日在凱悅酒店舉行的特區預委會會議，右方為預委會經濟小組召集人方黃吉雯。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1 特區預委會於1996年1月25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右起：董建華、魯平、霍英東、王漢斌。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2 周南和董建華於1997年2月17日出席新華社春節酒會。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3 （左起）高祀仁、董建華、曾蔭權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於2005年7月 12日出席民建聯成立13年酒會，中立者為時任民建聯主席馬力。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4 曾鈺成於2008年10月8日獲選為立法會主席。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5 2008年4月30日，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楊樹安護送奧運聖火抵港，由高祀仁（左）、曾德成（右）陪同。

照片來源：︽南華早報︾

圖 16 2009年6月4日為「六四」二十周年，以萬計市民出席維園紀念晚會。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977年至1984年間，中共在香港的活動主要圍繞著兩個中心問題：第一，發揮香港的作用，協助加快中國大陸現代化的進程；第二，貫徹中央的決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兩個中心問題對中共非常重要，香港事務在黨內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在以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指導下，事實證明了香港在中國經濟改革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中共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問題上，不得不面對民主改革的挑戰。1984年，中英雙方經過艱難的談判最終簽署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英方談判策略的最重要後遺也許就是，在談判的最後一刻提出直接選舉的要求，造成中英雙方的深層互不信任，影響了往後多年的政制改革討論。

鄧小平與中共皆對民主持懷疑態度。1 他駁斥了中國需要民主的論說，2 並認為民主會使國家動盪不安。實際上，中共的政治容忍度有必要在這裏闡明：1979年，黨提出了指導未來政策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歸根究柢，四項堅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可動搖。3

然而，為了實現統一，鄧小平制訂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允許香港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其資本主義制度。此外，鄧小平也為統一做好了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並不適用於香港」的準備，而事實上，香港也難以掙脫中共巨靈之掌。鄧小平表

142 地下陣線

示，共產黨期望香港人都能「愛國」。在這裏，愛國人士被定義為愛祖國、愛香港，並擁護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的主權。因此，每一個香港人都需要認真考慮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加深了解中國，進而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對香港而言，一位愛國人士不論相信哪種經濟制度都會得到諒解：

愛國人士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4

鄧小平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鄧小平在1992年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5 換句話說，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接受不平等和剝削行為，那麼中國也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希望中國抓緊一切時間把失去的補回來。在1978年的國家發展計劃中，他提出中國將進行一個新的長征，「在二十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6鄧小平全力支持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1978年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國將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南方城市定為四個經濟特區，取其地理位置靠近香港、澳門和台灣三地海外華人社區的優勢，吸引投資，成立合資企業，發展出口製造業。鄧小平還知道有必要改革那些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他發明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以此來說明中國的嘗試與資本主義的分別。

許多出版物都詳細地記載了鄧小平的改革大計及其對香港的影響，以及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中英談判歷程。本章所關注的，是中共收回香港的政策形成過程以及談判期間贏得香港人心的策略。雖然香港市民未能參與談判，但在中英聯合聲明簽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3

署前的幾個月裏，中共統戰工作的重點是令香港社會擁護中國的立場。

恢復中共在香港的工作

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共在香港的工作節奏和方式都需要改變。六七暴動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無法繼續開展下去。為了重整旗鼓，中共需要對此進行改革。中國竭盡全力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嘗試，例如允許在港的中資企業投資股票、外匯和不動產項目；中國也開始大量投資香港房地產、建築、航運和銀行等行業。鄧小平時代是一個讓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重獲尊重的時代。中國對經濟發展的極大興趣震動了香港，因為它意味著狂熱共產主義的終結，同時也標誌著潛在的巨大商機。7

要充分利用香港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必須重組新華社香港分社。事過境遷，六七暴動時期的關鍵人物，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20年的梁威林第一個要離開。當然，他得以穩坐社長長達20年之久，一定是因為他的工作表現頗令人滿意。1977年12月，他被調回內地，擔任廣東省副省長。那麼新社長又會是誰呢？

與此同時，北京需要就香港工作進行機構調整。鄧小平指定廖承志全權負責這項任務。廖承志與香港很有淵源，他十分認識這個殖民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到清算，1972年獲得平反，最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78年5月中共決定，在國家最高權力和行政機關國務院成立新的港澳事務辦公室，由廖承志負責，主要人員還包括對香港事務有長期工作經驗的李後（見第五章），連同他的主要助手魯平。8 但是，中共直到1982年才正式公開新港澳事務辦公室已經成立的消息，可能是為了避免引起香港和英國對中國收回殖民地意圖的懷疑和猜測。新港澳事務辦公室的首要任務是把大陸與香港間的交通搞好，以便商務往來。9 當

144 地下陣線

時兩地並沒有直通車，前往大陸的香港旅客必須在香港邊界下車，然後步行過橋再轉乘國內的火車。在航海和航空交通方面，當時兩地也沒有直航。不過，1979年，一班從上海運往香港、滿載大閘蟹的包機標誌著兩地首次的直航。10

廖承志不僅對香港了如指掌，是公認的香港專家，他也是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共中央委員，而且是國家最高政府機構中處理香港問題的負責人，因此在中共黨內他是處理香港事務的最重要人物。直到1983年廖承志去世，可以說，他是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領導人。

1978年7月，中央出版局前局長、著名作家、記者王匡，抵達香港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1在第五章中已經提到，1950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宗旨：

1. 組織港澳工作委員會及相關部門研究、制定港澳政策，並針對解決1997年港澳問題提出建議，使各部門和辦事處在未來15年內可以解決港澳問題並進行必要的準備工作。

2. 在港澳兩地進行調查和研究工作，掌握當地的政治、經濟趨勢，並及時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匯報工作情況。

3. 協助中共中央管理下列港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一）高層統戰工作；（二）工人和學生的基層群眾工作；（三）新聞媒體、出版、電影等愛國宣傳，文化和教育工作；

   （四）共產黨、共青團工作和幹部工作。

4. 協調中央各有關部門，管理中國的（一）經濟工作（二）外交事務（三）台灣事務（四）華僑事務和旅遊業（五）在港澳進行文化、體育、學術、科學和技術各方面的交流；以及調查並批准各地區、各部門即將派駐港澳的組織和人員。

5. 領導廣州的中聯辦工作。

圖5 港澳事務辦公室 12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5

年代初期，王匡的工作範圍就已涉及香港事務。1978年，他成為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領導幹部，因而也是中國在香港的首席代表。換言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代表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公眾形象。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辦公室也從灣仔遷往跑馬地一座22層的大廈。13 王匡在任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有大約100名職員，其中多數是廣東人，在香港的中共幹部約40人，不僅包括那些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幹部，也包括大陸在港企業的重要幹部。14

中共在香港的組織架構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當地的黨組織，其成員直接向廖承志匯報工作；第二部分是由中共的各個機關組成，其成員來自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各省市的幹部；第三部分是僑務委員會派出的人員。根據中共章程，中共黨員應服從中共香港機關黨委的領導，這意味著新華社香港分社扮演的是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角色。1983年，中共在香港和澳門約有 6,000名黨員，香港本地人大約佔了一半。不過，一般認為大部分黨員的能力有限，約70%的黨員是文革前招募的較年長的藍領階層，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另外，中共在香港的幹部並沒有分布到社會各階層。15

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黨委副書記	新華社香港分社六位副社長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 香港華潤集團董事長香港招商局集團總裁 香港中旅集團董事長等等
秘書處	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
常務委員會	由上述成員組成
中共港澳工委成員	其他在港的大陸機構重要領導成員，涉及國家安全的有關部委代表。

圖6 香港的中共黨組織16

146 地下陣線

王匡抵達香港後不久，為了結交香港人士，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邀請香港社會各界名流和有影響力的人士參加。8月 3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兩位副社長——李菊生和羅克明出席了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新委員就職儀式，這是國內代表首次出席香港金融機構的活動。由此可見，大陸有意參與香港的金融事務。17

不久，香港事務就出現了重要轉機。1979年，在北京還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英國要求與中國討論香港的未來。

香港問題

中國近代歷史中有兩大主題：外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佔據中國領土（導致收復領土的反帝運動）；中國在國際上得不到尊重。孫中山在遺囑中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使命賦予他的接班人。18 國民黨政府在1931年還指出，中華民族不會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19 因此，解決香港問題一直是歷史賦予中國的使命。為抹去歷史的屈辱，中國收回香港，不過是時間問題。

1971年10月，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替代了台灣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之後不久，香港問題就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72年3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大使任期1971–1976 ）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要求立即從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的文件中把香港和澳門從解殖程中刪除，這是基於：

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區。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名單之內。對香港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用適當方式加以解決。聯合國無權討論這一問題。20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7

甚至在中國致函聯合國前，英國政府在希思的領導下已經確定必須處理新界租約問題。早在1970年，希思指定英國國會保守黨議員羅義爾為外交部設立一個由外交官和內閣成員組成的內部委員會，研究此事。該委員會認為，中國依靠香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並很有可能希望在1997年以後仍然維持現狀。何時提出新界的租期問題將至關重要。鑒於此事並非緊急，被暫置一旁。21

雖然英國並不反對中國在1972年的聲明，但英國重新評估了英國與香港的關係。希思政府認為，若中國提出收回，英國不得不交還香港，並就具體安排進行談判。事實上，英國看到這是改善中英關係的良好時機，並認為香港問題不應該成為兩國間的障礙。22 經過一年的談判，1972年3月13日，中英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同意兩國互換大使。那麼，英國默然接受中國在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出於對現實的理解嗎？如果並非如此，很難想像還有什麼其他原因，但英國外交官堅持表示，兩件事純屬巧合。23 1972年11月2日，在英國和葡萄牙沒有反對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將

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剔除。黃華此舉的實際影響，是英國從此不必延續過去26年每年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香港資料的做法。24

至於中國將何時收回香港這一重要問題，周恩來在1972年 10月接受採訪時說：「條約到期時就要談判」，「在適當的時機」英國將與中國談判，而中國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25 此外，英國官方也將「殖民地」一詞改為「領土」。由於大多數的英屬殖民地都已獨立，1966年英國殖民部和英國聯邦關係部合併，改名為英國聯邦事務部。1968年，英聯邦辦事處併入外交部，後來改名為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本書簡稱外交部）。於是，香港問題轉交英國外交部負責。1973年，港英政府終於釋放了六七暴動的最後一批囚犯，英國政府以此向中國表示友好。26

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60年代初擔任香港政治顧問的麥理浩27 在1971年接

148 地下陣線

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任期直至1982年。在此之前，港督都來自殖民地部，麥理浩是第一個來自外交部的外交官。他曾主理遠東事務部，所以對羅義爾成立的委員會已有所了解。事實上，麥理浩在1971年10月的外交部會中就提出了近似於後來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概念。

我認為，我們所能作的最好打算就是在保證香港一定特殊地位的條件下，將主權歸還中國，但為了便利外國人繼續在香港居留，香港可以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來進行管理。28

在1972年的一份報告中，麥理浩概括地介紹了他對中國立場的看法，以及為何他要根據前任的房屋計劃實施社會建設的方案：

⋯⋯（中國領導人可能）會意識到，在香港建立一種特別制度的優勢，在於它可以從名義上消除殖民地的恥辱，維護中國的尊嚴⋯⋯（這一公式）可以使香港在經濟和政治利益方面維持部分現狀，免得中國接受那些生活水平和政治思想都截然不同的人，將這一切集中在一個區域內，既能維持外國人自由交易的場所，而又不影響中國內地的生活⋯⋯ 我認為（社會改革）是香港政府在圓滿解決回歸問題上可以做出的最大貢獻，但是它需要10年的努力才能實現。29

曾與麥理浩工作的人認為，就香港問題來說，麥理浩個人明顯表現出與中共和解的願望。30 進一步了解後，會發現麥理浩做事十分謹慎。麥理浩任職期間，取消了每日的左派活動情報匯報。一些人將此舉視為扭轉港英政府以前對中共這個具有顛覆本性的組織的敵視態度；31 隨著本地左派不再製造騷亂（見第六章），政府各部之間傳閱這些報告也變得全無必要了。不過，香港政府中的一個特別部門一直收集中共的活動情報，並向政府有關高級官員匯報。這個部門一直運作至1995年，是英國撤出香港的部署之一。麥理浩以前的香港政府是通過新聞處與中共保持聯絡，因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照理是一個「新聞」機構，當然，但其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9

黨性也眾所周知。但是，在麥理浩執政時期，政治顧問辦公室接管了與中共聯絡的工作，拉近了中共事務與港督的距離。麥理浩也首次對香港政府公務員進行個人全面審查。在英國，這一措施是用來應對共產主義顛覆行動的，任何公務員及重要職位候選人，都必須經過嚴密的背景審查。麥理浩對招聘及晉升高級職位的人提出了最嚴格的審查標準，與中共有任何關聯，無論是直接還是通過其親屬的間接關係，概不錄用。要通過全面審核，公務員必須提供至少兩名了解其詳細情況的推薦人，這兩位推薦人必須向審批人員證明這位被審核的公務員不會被共產黨收買。通過這些具體的措施可以看出，麥理浩是一位謹慎的政治家。

在人們的心目中，麥理浩是一位「鴿」派人物，因為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他專程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弔唁冊上簽了名；在1978年9月30日，他更成為第一位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每年一度十一國慶典禮的港督。從此，港督參加中國國慶活動成為香港回歸前的慣例。中方看到麥理浩改善了與北京的關係，邀請也隨之而來。1978年12月，麥理浩在港督府設宴款待來訪的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席間李強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一份正式的書面邀請信隨即發出，這是香港總督第一次受到中國部長級官員的正式邀請。

中國期望把重點放在發展經濟關係上，沒有計劃討論香港問題。麥理浩要求與中國重要領導人進行會談，並得到中方首肯，於是麥理浩向英國外交部建議將香港前途問題納入此行的議程。1977年，麥理浩曾當時的外交大臣歐文提出過租期的問題，但歐文認為討論此事言之尚早。32 這次英國接受了麥理浩的建議，決定利用這個天賜良機，試探北京決策層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態度。33 北京是否會以「澳門方案」解決九七後的香港問題？澳門自1967年以來，比較貼切地說是「中國主權，葡萄牙管治」（見

第六章）。

1979年3月，麥理浩出訪北京，隨行包括總督政治顧問衞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衞奕信與麥理浩曾同時供職

150 地下陣線

遠東事務部，而且對彼此的評價都很高。英方決定讓麥理浩「旁敲側擊」提出香港問題，尋求以技術解決，以觀察中國的反應。麥理浩將從促進長期投資以符香港利益的角度出發，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問題。因為新界的租期日益縮短，土地投資者和銀行家對按揭貸款就越來越擔心。因此，若能稍稍淡化1997年這個最後期限，那就更有利於穩定投資者信心。34

雙方為此次訪問積極準備。當中方得知麥理浩會提出新界租約問題，外交部就如何應對香港總督請示了中共中央。麥理浩向中方表示，他想向鄧小平提出英方的建議，即港英政府在出售新界土地時繼續以15年為期，而不受1997年期所限。35 中方的回應很明確：中國將收回香港，麥理浩不應向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中方認為，他們還沒有制定出一套解決香港問題的可行方案。36 麥理浩則堅持己見，一定要提。香港布政司姬達（ 1978–1981 ）對此表示反對，37 他有兩個理由：第一，他認為中國是「見機而動而不會主動出擊」，因此不應該由英國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第二，對按揭貸款的擔心是「無稽之談」，姬達稱香港當時沒有這種擔憂。簡悅強反對麥理浩提出的新界租期問題另有原因，他擔心中國會斷然拒絕這一提議，反而會令投資者恐慌。據衞奕信回憶，當時商界人士，特別是美國

人，對投資物業表示懷疑；時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鍾士元

回顧說，銀行家們顯得憂心忡忡。38

3月29日，鄧小平與麥理浩見面，鄧小平希望麥理浩鼓勵到大陸投資；同時，香港總督希望中國更有力阻止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會談接近尾聲時，麥理浩提出新界問題，也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誤會。當麥理浩將準備好的新界土地租約問題說完後，翻譯員把他的話說成港督建議允許英國延長新界的租期。衞奕信雖及時澄清，但氣氛驟變，鄧小平似乎有些不耐煩。據在場的人說，鄧小平給人的印象「不是完全沒聽懂對方提出的要求，就是他敏銳地聽出那弦外之音」。鄧小平說，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殖民地是會被收回來，但中國將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51

在談判解決其未來前途的過程中，中國將會把它作為一個特別地區處理，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讓香港搞它的資本主義，而中國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據中共黨史記載，鄧小平在此次會談中雖則沒有用上「一國兩制」一詞，實際上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39 麥理浩繼續堅持英國的方案，鄧小平明確指出，不管怎麼去說土地租期，但必須避免提及「英國的管治」，而九七後香港實行何種政治制度中國尚未決定。鄧小平不想讓英方有絲毫錯覺，認為中國將允許英國在九七後繼續統治香港，因此他堅持認為英國政府不應再提及此事。鄧小平以權威的語氣說「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40

與鄧小平會談後的當天，麥理浩與外交部長黃華(1976– 1982)進行了會談。黃華說，英方向鄧小平提出新界租地一事不合時宜。這是對香港總督的一個禮貌性的指責。麥理浩說，土地契約是一個實際問題，黃回答時表示鄧小平的保證就足以讓投資者放心。41 麥理浩要求當晚會見廖承志，但會面卻只有15分鐘。他試圖進一步解釋他對鄧小平說的話，廖承志的回應是，鄧小平已經說過了，他本人也沒有更多的話要說。42

雖然麥理浩碰了一鼻子灰，但回港後仍然大力宣傳鄧小平的許諾，讓投資者不必擔心，不過他並未提及會談的其他內容。關於這次會談，簡悅強也沒有說什麼，甚至跟朋友和同事也沒有提過。43

對於鄧小平的反應有幾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因為事先沒有人向鄧小平匯報港督會提出新界租約問題，所以他沒有準備，不過，鄧小平基本上闡明了中國的官方立場。另一種解釋是，鄧小平作為一個老革命家，將統一中國、根除帝國主義作為他本人及中共的使命。還有一種可能性是，鄧小平認為他的權力基礎尚未完全鞏固，在恢復主權問題上最好的辦法就是表現出強硬的態度。鄧小平當然希望收回香港，從而可以表現出他堅定的愛國立場，幾年後他在一次講話中說：

152 地下陣線

如果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44

柯利達（ 1978–1984英駐華大使）也出席了麥理浩與鄧小平的會談，他對會談的結果也不滿意。柯利達無法肯定中方是否真正理解了英方所要表達的意圖。隨後，他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並重申英方的觀點，但他被告知以後不要提出延長1997年後香港的主權問題。45 然而，英國在其他幾個場合還是向北京提出了這個問題。46 當時，中國認為，英國抓住這一問題不放不外有兩個原因，不是讓北京亮出底牌，47 就是不甘心放棄香港。毫無疑問，當時北京就香港問題所作的決定，是對英方在這一問題上窮追不捨的反應。英方在其提議中將主權和行政管治權分別處理使中方震驚，因為它表明了英國無意離開香港，就算英方沒有強調這一點，任何人也都能想像得出結果是什麼，因為所有證據都表明了中國收回主權勢在必行。許家屯在1993年堅稱，如果當年麥理浩沒有去試探鄧小平，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很可能會推遲，而且結果很可能不同。48 1993年時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回憶：

自1978年以來，收回香港這個問題已列入[港澳事務辦公室]的議事日程，並決定收回香港。當時的港督是麥理浩，他提出新界租約問題，要求將土地契約延續至1997年以後，我們當然不同意。對於不平等條約，我們不承認。如果只將新界歸還給中國，那麼香港將難以在英國的統治之下生存，因此，香港問題應該作一個全盤考慮。49

歷史學家只能等到官方向社會公開全部檔案後，才可以推斷本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假如英方沒有給中國留下欲保住香港不放的印象，那麼中方會否考慮以澳門方案解決香港問題？今天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歷史可已是無法改變的了。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53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198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但決策層對具體解決方案持有爭議，直至1982年1月才最終達成共識。50 因此，1981年4月，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 (1979–1982) 訪問北京時，黃華並不想討論香港問題，就是因為中共最高領導層還未達成一致意見。當卡林頓向鄧小平提出這一問題時，鄧小平說，「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不過，鄧小平最感興趣的是談論台灣問題。51

麥理浩在1979年3月向鄧小平提出香港的前途問題時，北京所關注的其實是台灣問題。同年1月，北京制定了一套實現和平統一的新原則，出席鄧小平與麥理浩會談的廖承志當時正在忙於制定統一台灣方案的細節。因此，當鄧小平告訴麥理浩中國會把香港作為一個特區來處理時，考慮的可能是用台灣方案解決香港問題，不過，他既不打算深入討論，也不想被追問下去。到了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在北京提出了實現台灣和平統一的方針，其中提到成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建議，供國民黨參考。52 然而，台灣問題未能迅速解決，北京決定將心思轉至香港。如果香港可以順利回歸，也許統一台灣就可以較為容易。

雖然中國領導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對英國沒有更多的表示，但實際上，從1981年初，他們就一直著手處理香港問題。鄧小平希望黨中央討論香港問題應該保持堅定的立場，他本人也密切關注工作的進展。廖承志負責制定具體政策，並向黨中央領導匯報工作。廖承志的工作小組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組成，這樣中共就可以盡早得到香港實地的報告、觀點和建議。中方也開始與眾多香港要人聯絡，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試探他們的反應。53

廖承志在向黨中央領導提交的報告中建議，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應當基於三項設想：（一）維持香港的長期安定繁榮；

（二）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地位和經濟制度；（三）香港政府原有官員也不改變。54 中共的高層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黃華和廖承志在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如何在

154 地下陣線

1997年收回香港作出了決定；北京並且為實施「一國兩制」起草憲法修正案，通過法律授權政府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區別於大陸其他地區提供了法律依據。最後，這項修正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中共成立了一個五人工作小組，主要負責恢復主權的細節工作；小組成員有兩名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由魯平任組長。該小組制定出一套1997年後中國對香港政策的十二點計劃，這套計劃是從統一台灣的計劃中衍生而來的，最後成為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基礎。55

到了1981年12月，北京已確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政策。1982年1月6日，趙紫陽總理在北京會見英國外交部負責香港的副部長阿金斯 (1981–1982)。趙紫陽一反中共以往的迴避態度，談到中國會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重視香港作為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56 他說在制訂計劃過程中將「與香港各界人士協商並考慮他們的意見」。57 阿金斯後來在香港表示，中方意識到如果香港問題不解決，信心就會受到損害，這就意味著北京願意與英國就香港前途談判。實際上，北京正處於準備談判的過程，尚未完全做好準備。中共需要時間在中共中央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就香港問題的政策作進一步的闡釋和諮詢，並且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關鍵問題

上，中共最高領導人需要最終取得一致意見 。58

麥理浩在1982年1月會見了王匡，再次表示英國希望繼續管治香港30到50年59；同年稍後，麥理浩退休離港，獲封為終身貴族勳爵、終身男爵，封邑梅博爾區凱爾、卡里克和維多利亞（香港）。1997年他返回香港出席主權交接儀式。

北京的香港

中英談判前夕，雙方在都謹慎地採取了一些措施。中方通過加強統戰工作將香港的精英團結起來，而英方則試圖在香港進行適當的政治改革，鼓勵政治參與。直至1997年，雙方各自的戰略部署都顯示出本質上的區別。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55

香港政府在1980年發表了一份有關改善地方行政的綠皮書，為基本層次的政治討論提供平台。公布這份公眾諮詢文件的前一天，港督政治顧問衞奕信就此通告新華社香港分社。英國的這一做法純屬禮節性。隨後，香港政府於1981年發表了白皮書，設立通過選舉產生的區議會。60 1982年區議會成立，根據地區情況向政府提供意見和建議。中方並未對區議會的成立提出反對意見。同年3月，新界區議會選舉，三分之一的席位由普選產生，香港市區的選舉則在9月舉行。61 此舉對於殖民地香港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變革，在此之前，只有市政局有選舉，以及一些極少圈子的選舉。從此，市政局及後來的區域市政局選舉都實行了普選。不過，設立區議會的動力從何而來還不清楚，因為公眾似乎沒有強烈要求改革。從這舉動的性質和時間安排上看，它預示著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不會太遙遠了。只有待政府檔案公開後，才能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62

雖然北京的香港政策還在制定中，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機

器已展開了新一輪的攻勢。起初是通過左派媒體提醒香港市民，鴉片戰爭是中國屈辱的歷史，當時懦弱的中國政府是如何被迫將土地割讓給英國的，而現在正是結束帝國主義壓迫的時候了。另一項重要的統戰任務是與香港知名人士建立關係，培養感情，影響他們的思想。1982年3月至6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多次安排香港名流到北京訪問，與鄧小平和其他高層領導人會面，這種安排可以讓他們親耳聽到中國的意圖和立場。63 這種統戰策略是讓這些香港要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恢復主權是愛國的表現，並且勢在必行，以爭取他們的支持。

在中共領導人面前，這些來自香港的貴賓難以完全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然而實際上中國收回香港引起極大的疑慮。據新華社香港分社收集的意見顯示，如果就恢復主權進行投票，連大多數的左派成員都可能投反對票。64 香港人關心的各種問題似乎沒有得到反映。1983年7月，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指出，他抵達香港前得到的工作預報（ 1983年5–6月）稱，香港

156 地下陣線

人大都希望香港回歸中國，只有少數例外。許家屯上任後很快就發現，雖然有人告知北京領導人港人是愛國的，並歡迎統一，事實上大部分人持懷疑態度，而且成千上萬的人開始移居澳洲、加拿大、美國和其他國家。65

戴卓爾訪京

1982年5月，尤德接替麥理浩任港督(1982–1986)，他的上任標誌著香港人更加關注香港的未來。歡迎他到任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行政局1980–1988 ）建議，新港督的首要任務應該是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尤德上任後，首先是為戴卓爾夫人 9月訪京作準備，並將香港的前途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柯利達除了積極參與這次訪問的準備工作外，也參加了後來的中英談判。

9月22日，戴卓爾夫人抵達北京，開始了正式訪問。英國的立場是，香港的繁榮和商界的信心建立在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基礎上。此外，香港市民也傾向於保持現狀，不要共產黨的統治。在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中，她承認北京之行目的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來換取英國繼續長期對整個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權」。66 戴卓爾夫人很不樂意談判放棄英國屬地，尤其是將它交給一個共產主義政權。67態度強硬的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6月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剛剛獲勝，頗有戰無不勝的信心，可萬萬沒想到，鄧小平比她還強硬。

讓英方非常惱火的是，中方實行「擴音筒外交」手段，即中方與英方進行會談以前就公開宣布其立場。這是北京爭取主動權的方式，也表明了主權問題是不容談判的立場。就在戴卓爾夫人到北京訪問前，中國在香港就公布了其談判立場—— 中國已決定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97年以後任何形式的港英政府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時，中國還希望在恢復行使主權之前得到英國的通力合作，促進香港的繁榮。同樣，9月23日戴卓爾夫人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57

和趙紫陽討論香港問題開始之前，趙紫陽停下來轉向記者說，中國要收回香港，並會實行適當的政策和措施確保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直到此刻，所發生的一切都顯示出北京無視公認的外交程序，並不願保守相關秘密。毋庸置疑，北京要顯示的是，誰掌握主動權和主權問題，至於這一做法是否會得罪英國，中方並不在乎。68

因此，到了9月24日，當戴卓爾夫人和鄧小平會談時，氣氛已經非常緊張。鄧小平重申，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最多在兩年內要妥善商定如何使香港順利過渡；如果談判結果令中國無法接受，那麼中國將宣布自己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下去，而且現有的法律可以繼續有效。英國沒有預料到中方已經決定了最後期限。這次會談是兩國之間的一次較量。69 戴卓爾夫人說，中國宣布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顯然將造成「災難性的影響」，而鄧小平的回答則是，中國會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鄧警告說：

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在這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不要發生大的波動。70

如果1997年前香港發生動盪，中方顯然已經準備好以武力收回香港。71 北京認為過渡期至關重要，「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問題」。72鄧小平在1984年接見英國外交大臣賀維(1983–1989)時再次警告說，中國將「非常關注往後十三年的過渡期」，北京不希望看到的是：港元的地位受到動搖、港英政府在行政方面浪費金錢、增加公務員的人數和他們的薪金、為還未成立的特區政府選定行政人員，以及讓英資撤離香港。73北京於1993年7月公開發表了1982年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談話，作為對英國在香港實行政治改革計劃的警告。2003年 7月1日，香港市民發起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對23條立法，中

158 地下陣線

共再次公開發表鄧小平就香港問題的講話，重申了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結束了與鄧小平的會談之後，戴卓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不小心在石階上摔了一跤。鄧小平擔心香港會出現「大動亂」，而英國就是罪魁禍首這一思想對以後的北京與香港的政治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會談開啟了中英香港談判的大門。北京提出英國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以此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但遭到英國拒絕。戴卓爾夫人抵達香港後，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她說，根據國際法，那三項不平等條約是有效的，英國對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和義務」，然後說：「如果一個國家不遵守一個國際條約，那麼它將不會遵守其他國際條約」。74 換言之，戴卓爾夫人不僅堅持條約有效，以支持英國的立場，她還對中國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對一些人來說，她的發言很不誠實，因為在1981年通過的《英國國籍法》中已經明確剝奪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有英國居留權，此時此地她卻提到道德上的責任和義務就顯得很虛偽了。75

中英雙方彼此互不信任。針對戴卓爾夫人在記者招待會上

的言論，北京發表了一篇特別評論，其中闡述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並為主權移交定下了基調。76 北京堅持中國政府是對香港人負責的唯一合法政府。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香港問題是中國國家利益問題，也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利益問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英談判於1982年10月開始。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恢復主權不容置疑，但與英國商議一些安排是有可能的。英方的立場是，堅持條約有效，盡力保留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這是不可能的）；英國可以用主權換取1997年後香港的管治權（應該探討）；或者英國可以順應談判的進程，履行對香港的職責（這是底線，也是英方最終所做的）。77

英方強調，在1997年後英國必須留在香港有兩個主要理由，經濟方面的理由是，英國的存在可以穩定商業信心與繁榮；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59

另一個理由是香港的民意傾向於英國一邊。這兩點被稱為英國打

「經濟牌」和「民意牌」。中國也有其反駁的理由，首先，中國可以自行制定有利於香港商業和經濟的政策，從而動搖英方經濟方面的論點；第二，民意，特別是那些資本主義精英的立場，可以被強大的統一戰線宣傳攻勢扭轉過來，支持中國。鄧小平相信中國人一定能把香港管好，不比英國人差。78

1982年10月至1983年6月，中方促使英國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以此作為實質談判的前提條件。1983年1月，中方官員下了更大的賭注，他們告訴那些訪京的港人，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套「港人治港」的計劃，但英方還被蒙在鼓裏。到了3月，英國似乎可以肯定，中國將不會改變其立場。戴卓爾夫人致函趙紫陽說，如果談判可以達成令香港市民接受的協議，那麼她就準備向英國議會建議移交香港的主權。戴卓爾夫人的信表明了兩個重要態度：首先是主權問題，英國不想承認，但也不想繼續辯論；第二，中英雙方的協議必須達到使英國國會可以接受的限度，因為它必須在英國進行公開辯論才得以通過。趙紫陽接受了第一點，但第二點，後來的發展顯示，直到最後一刻才得到解決。北京將

選舉權作為最後的讓步。

1983年5月，中方將戴卓爾夫人的信洩露給媒體，並故意造成英方在主權問題上已經做出讓步的印象。由於英國繼續堅持九七後的行政管治，使接下來的談判也不容易。1983年7月底，中方公布了九七後將實行的十二點計劃的細節。香港社會的緊張程度日益加劇，很明顯中英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第二輪談判在1983年9月23日結束，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香港的反應非常強烈，翌日就變成了黑色星期五，緊接著是同樣令人沮喪的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跌至歷史最低點，股市暴跌。在倫敦，戴卓爾夫人將此歸咎於政治前景不確定。在北京，姬鵬飛說，如果中英談判到了1984年底還不能達成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10月中旬，香港政府實行港元與美元掛鈎，有效地恢復了金融界的信心。79

160 地下陣線

到了1983年11月中旬，英方首先示弱，不再堅持對1997年後香港行使治權的立場，雙方就底線問題達成了共識，即英國1997年後將放棄香港的主權，並於1997年離開香港。歸根究柢，這都是出於對中英兩國長遠關係的考慮。1984年1月6日，身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鄧蓮如（太古集團高級行政人員）公開表示，九七後英國繼續留在香港是毫無必要的，她不僅支持在香港進行立法局選舉，並認為進行行政局選舉也未嘗不可。80 這是首次有行政局議員公開表態支持選舉，標誌著英國放棄主權後，應該以務實的態度審慎安排平穩過渡，以確保未來的香港享有中方所承諾的自治權。那一時刻也標誌著香港的政治精英們願意承認北京有力保持香港的現有制度。

很多香港人都擔心自己的未來。每個家庭談論的都是他們

能做些什麼，以及他們有哪些選擇，他們的焦慮實在難以掩飾。北京聲稱，真正代表香港人民利益的是中國政府而非英國政府。英國則表示，他們對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但又不願給予英籍港人居英權。香港人都知道他們被兩個大國夾在中間，而兩國皆稱是港人代言人，卻又不願意聽取港人的意見。81 直至1984年3月 14日，港人的不滿才得以在立法局的辯論會上宣洩出來。由前香港政治精英組成的、被委任的立法局議員們通過了一項動議，特別強調：「所有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定前，必須在立法局辯論」。82 北京認為這就是所謂的「三腳凳」策略，即港府欲在中英談判中佔一席之地，成為第三方，中方對此極為不滿。中方懷疑英方是在利用那些被委任的議員加強自己的談判籌碼，同時又擺出英方可以代表香港民意的姿態。83從辯論上的發言可以看出當時港人如何被排除在外，而這也充分顯露出殖民地的政治體制：

本人無意特別強調立法局一向代表香港人的意願。據我所知，本局所有議員從未試過這樣做。惟我們無須如此才能確立我們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但這項動議的目的就是為了公開承擔我們的責任。

羅保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61

我們無緣參與關乎我們前途的辯論，要五百五十萬港人長期保持冷靜、自信和不聞不問，簡直不可思擬。

吳樹熾

我們從來沒有稱我們代表香港市民，但我們總是盡力反映民

意。

李鵬飛

有人告訴我們，這項動議背後必定有一些險惡的動機，〔他們〕警告我們不要重提「三腳凳」的概念，也不要再打「民意牌」。我們僅僅是在這個會議廳對這一問題進行辯論，卻被指控為搗亂。我們還知道，因為我們不是經選舉產生的，我們不能說是代表香港人，因此這意味著我們今天所說的話對任何人都是沒用的。

張鑑泉

在1984年4月20日，賀維告訴香港市民，繼續英政府的管治是不現實的，但香港有可能獲得「高度自治」，因為中方一再表示，在中共統治下，香港市民可以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英方的立場轉向了逼迫中方讓步，希望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不過，中英雙方就如何起草協議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們希望能有一個詳盡的協議，長得像《大英百科全書》，中方則只想要一份兩三頁的文件」。84

中方希望協議越短越好，而英方則希望協議盡可能詳細。香港政府還提供了關於香港行政運作的豐富資料，應有盡有。英方認為，協議的細節是贏得香港社會信任所必要的。中英雙方於 1984年9月26日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包括一項簡短聲明和一系列的附件；聲明是中方所希望的，附件是英方所需要的。85

對中方而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意味著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大陸的理論家引用鄧小平的話闡釋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

162 地下陣線

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 就必須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 我們提出香港繼續保持資本主義就是實行「一國兩制」。86

鄧小平稱《中英聯合聲明》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傑作，而戴卓爾夫人則將其形容為「一個絕妙的想法」。87柯利達謹慎地將其描述成「在可能達成的條件下盡可能地全面保護（香港）」。88換句話說，這是能實現的最理想狀況，也是一個要麼接受要麼放棄的協議，這就大大影響了香港人對此協議的看法；如果沒有別的選擇，那麼最好還是接受。當香港立法局就此協議進行辯論時，只有一位議員投了棄權票，理由是對香港市民來說，此協議不夠好。89

在整整22輪中英談判過程中，北京大搞宣傳統戰活動，竭盡全力影響談判結果。90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儀式上，可以看到來自香港的101名嘉賓，顯而易見，中共的統戰工作成果豐碩。這些香港嘉賓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都是中共的主要統戰目標，而中共還會繼續培育與他們的關係，因為他們都是精英，在過渡期內北京還需要他們繼續支持

（第八章和附錄二）。

中方和英方未覺察到的是，香港市民正處於政治意識的劇烈轉變過程中。圍繞著中英香港談判所發生的一切，對香港產生了巨大的政治性衝擊，徹底改變了香港。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983年6月30日，乘火車從廣州到香港赴任的中共駐香港首席代表許家屯走下列車後，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為祖國統一而來的。」他到香港接替王匡，從這一天起到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還有整整十四個年頭。作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新任社長，許家屯的任務是為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制定一套可行的戰略計劃。在許家屯任職期間，他初步確定了如何挑選服務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人選和團體。北京收回香港主權的立場是建立在其對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認知的一些假設的基礎上，這些假設至今仍在繼續發揮著作用，因為九七後的政治制度就是根據這些假設而設計的；同樣，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和手段也是基於這些假設而定的。

1983年5月，中英談判過程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被中央撤換，對左派來說顯然意料不及。雖然有人說，王匡因健康理由離開，但更有可能的是，中央認為處理香港回歸問題很複雜，王匡力有不逮。1 王匡在政治上被認為過於保守，而中共的幾位最高領導人都認為王匡「太左」。2 據說，他並不支持中央建立經濟特區，另又不鼓勵香港商人投資一些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事業。3 然而，他在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期間，已開始接觸香港的重要人物，作為其統戰計劃的一部分。例如在1982年初，香港新華社邀請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已退出香港政壇的簡悅強以及工業家安子介，加入全國政協。鍾士元和簡悅強都婉言謝絕，但安子介接受了。1983年3月，香港新華社再次向鍾

164 地下陣線

士元發出邀請，並表示此邀請永遠有效。4此外，香港新華社於 1982年秋多次積極安排香港商界人士訪問北京，與中共最高領導人會面。5

許家屯來港前是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也是黨的最高機關中共中央的委員。雖然他沒有處理香港或外交事務的經驗，但由於他在江蘇的工作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於是獲派到香港工作。為了提高許的政治權威，中共中央將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提升為省級單位，作為中央直屬機關。因此，在中國的政治構架中，中共港澳工委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成為同級單位。這樣的安排提高了香港新華社的重要地位，中共港澳工委的首腦享有部長級待遇。6此外，許家屯在黨內的資歷，表明他的地位等同

於接替廖承志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雖然姬鵬飛曾任外交部長(1972–1974)，有更大的聲望。

許家屯的級別給了他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因為他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匯報工作，如果涉及外交事務，外交部也會收到一份報告。這就導致了許家屯和港澳事務辦公室之間的權力之爭。許家屯任職香港新華社社長期間，港澳事務辦公室與香港新華社之間產生了很多歧見，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7 1990年許家屯離開後，香港新華社被降回到許家屯上任前的級別（見第九章）。8許家屯透露，他對港澳事務辦公室的李後、魯平，以及外交部的周南（後來接替許家屯的職位）都有看法；在許家屯看來，北京所了解的香港是他們精心製造的假象，聲稱香港公眾已經迫不及待回歸祖國，事實正好相反，當時很多港人都疑團滿腹。9

若要重新收回香港、澳門和台灣（在適當的時候），同時堅

持要求它們接受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因此，實際上，為了統一就必須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繼續下去。不過，許家屯發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並沒有提到，在共產黨領導下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設想。他承認，《中英聯合聲明》中體現的「一國兩制」模式對中共來說是全新的使命和極大的挑戰，需要以新思維來完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5

成。10此外，正如鄧小平所說，四項基本原則將不適用於香港。由於香港不實行共產主義制度，所以共產黨人也就不能領導香港；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必須是「港人治港」。從定義上來解釋，就是一個由資產階級為主的行政管理機制，而不是以工人階級為主的行政管理機制。因此，香港未來的政府架構中資產階級應佔主導地位。11 有趣的是，許家屯認為，中共幹部不應該參與治港，但如果某一幹部（其黨員身份是秘密的）參與香港的行政管理，那麼他仍然必須執行非共產主義政策，如果中共的指令違背這一宗旨，他應該拒絕執行。12 或許就是這種信念令許家屯於1989年陷入困境（見第九章）。

從1983年6月起，許家屯在獲得任命後到他抵港前，一直有渠道了解中英談判的進展。到港後，他可以看到為何英國打的

「經濟牌」和「民意牌」對英方有利，但他的任務是幫助中方拆解英方這一招數。然而，他上任後，很快就發現中共港澳工委對於香港主權回歸並沒有一套總體的戰略計劃。到了1983年11月，許家屯制定出工作計劃，並專門在深圳舉行會議與中共港澳工委以及黨的各級機構代表對此計劃進行討論。該計劃從六個方面指導未來幾年的工作：

1. 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2. 過渡時期，中國對英鬥爭策略，是通過和平談判，既鬥爭又聯合，通過鬥爭取得聯合，保證香港回歸，保證香港繁榮穩定。

3. 依靠香港工人階級、依靠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是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兩翼，缺一不可。

4. 宣傳愛國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可以批評共產主義和宣傳資本主義。

5. 為了維護香港的經濟繁榮，得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台資，壯大中資。

6. 整頓黨的隊伍，以面對新的挑戰。13

166 地下陣線

要實現戰略計劃，許家屯必須重建香港的統一戰線，並將其延伸擴大。

內部整頓

香港新華社的法律地位是什麼？它註冊為新聞機構，是中共在香港的前店。在香港，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根據香港的法律，任何有組織的團體必須向社團註冊處註冊，只有以慈善事業為唯一功能的團體才可能獲豁免。該法還明確規定，當局可拒絕批准那些香港境外的政治性組織、其分支機構和與其有聯繫的組織註冊。中共並沒有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香港當局也沒有對此大驚小怪，否則雙方都會很難堪。一方面，作為已經宣布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中國執政黨為什麼要向帝國主義當局申請註冊？另一方面，為什麼英國人要正式接受中共在其殖民地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不理會中共在香港存在的合法性問題，而且有關各方也習慣不談及這一話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1997年前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經費從何而來？雖然中國的國家預算會包括中共在香港的營運經費，但由於涉及外匯問題，香港新華社很可能收到了來自在港的中資機構的資金，如中國銀行香港分行。14

1983年至1990年許家屯在香港任職期間，香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從大約100增至400人左右，許家屯希望的是600人。不過到了過渡期，他的繼任者周南將香港新華社擴大到600人（見第九章）。作為收回香港的戰略計劃，許家屯建立了一個在結構上近似於香港政府主要部門的機構，包括經濟事務、金融、貿易、航空運輸、教育、文化和體育等各個範疇，並重組新華社各部門，以施行統戰及其相關工作（圖 7 ）。

許家屯上任後發現，香港的共黨幹部士氣低落，其中許多人出於愛國反帝的熱情參加了六七暴動，但他們對事後受到批評，心中不滿的情緒延續至今；而且黨員總數並沒有增加。許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7

家屯看到，香港本地的黨員隊伍不能承擔實現「一國兩制」的使命，必須進行重大整頓。他宣布香港新華社實行四化：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並立即實施。15許家屯將統戰部改稱協調部，「統戰」一詞含有非常濃厚的共產黨宣傳味道，令港人反感。許還針對香港的青年和婦女工作，建立了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和婦女工作領導小組，加強統一戰線的力度。最重要的是，中共在香港島、九龍塘及沙田成立了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開展社區工作。16

至於情報工作，許家屯則交由保安部統一管理。過去，情報工作在社會各行業中進行，但當中可能有太多質素差劣的線人。中國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派出了專業人員到香港負責情報工作，公安部派來的人員負責香港新華社和大陸其他國有機構的保安工作，一小部分人還負責情報工作；所有國家安全部派出的人員都是做情報工作的。然而，這些部委也同意，合併後，一些特別重要的「關係」（尤其是秘密的情報人員）仍然由它們直接控制，同時，也會向香港新華社社長通報情況。許家屯在任期間，安全部情報人員提供了與中英談判有關的重要情報，並兩次受到國家安全部和外交部的表揚。17

在香港還有其他一些情報人員，不在許家屯控制範圍之內。中央軍事委員會不同意將其派駐香港的情報人員與新華社新成立的安全部合併。不過，香港新華社社長會得到情況通報。此外，沿海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部門，以及廣州軍區和南京軍區，在香港也都各自派出情報人員。18 因此，香港有許多大陸各部門派來的情報特工，往往單獨行動，或不為香港新華社所知。許家屯認為，中共對這些情報人員的管理很混亂。19

更重要的是，許家屯估計到，香港當局對香港新華社在香港所做的事，以至於其主要幹部的情況都很清楚。香港當局24小時竊聽香港新華社的電話，可以肯定中共的很多活動已不是秘密了。當許家屯有重要情況向北京匯報，他會到深圳打電話。20 因

168 地下陣線

此，中共一方面雖允許香港的幹部出席公開活動，但他們不能以黨員身份出現，因為共產黨在香港仍然是個地下組織。另一方面，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開展社會上層的工作。21可以推測，他們按計劃執行了，當然沒有留下紀錄也可以理解。

一般來說，許家屯提拔的都是新人、年輕人，使香港新華社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從 65歲降到55歲。他要求將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地素質好、有經驗的幹部調到香港，22從而改變了香港新華社人員以廣東人為主的狀況。他也將副社長從六個減少到四個，23 提升了兩個香港本地的黨員幹部擔任助理副社長。24 許家屯還把香港新華社的政治功能和新聞功能分開，把新聞部從跑馬地新華社總部搬到灣仔霎西街一帶。他還使香港新華社有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公開了其組織架構。過去，由於

香港新華社表面上是個新聞機構，負責政治工作的人員都是所謂的「記者」。許家屯上任後根據各部門的實際職能改變了它們的名稱。26 在1986年改組後，中國在香港的最高層領導人的情況如下：

新華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書記：許家屯

新華社副社長、中共港澳工委常委、副書記：李儲文、鄭華新華社副秘書長：喬宗淮、毛鈞年

新華社社長助理：王如登、陳鳳英

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

特殊的統戰工作

許家屯剛到香港時就表示，「希望把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務求港人滿意，各界人士都滿意安心」。26可見，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成為香港統戰工作的基礎。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9

領導小組	辦公室	委員會	部門
統戰工作	香港新華社辦公室	金融	組織部（人事部）
台灣工作	政策研究室	貿易	外事部
經濟工作		航空運輸	台灣部
調查研究工作			經濟部
青年工作			安全部
婦女工作			協調部（統戰部）
			宣傳部
			文化教育部
			文體部
			青年部
			婦女部

圖7 中共港澳工委領導班子 27

鄧小平曾經說過，香港統一戰線工作的目標是讓人們「愛國愛港」，但不跟國內實行的一套，不以「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為先決條件。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在香港進行統戰工作的幹部，必須大膽地交朋友，甚至敢於與「大右派和大特務」打交道。中共所謂的「大右派」是指社會上層的親英派、親美派和親台派。28換句話說，香港的統戰工作必須包括上層社會，不僅是那些工人、知識分子、教師和學生等傳統統戰對象。但是，這就需要脫離共產黨的思想原則，奇怪的是，中共從來沒有鄙視過這些精英。事實上，中共認為傳統的統戰對象會自然歸順，對於那些精英卻需要特別關照和重點培養。很多商人因為有了大陸的關係，生意都做得很好。

許家屯的主要統戰對象是領導香港政界的精英人物。在整

個中英談判期間，許家屯和他的副手與幾個行政局議員定期接

170 地下陣線

觸，交換意見，包括鍾士元、鄧蓮如（ 1988年接替鍾士元任首席議員職位）和利國偉（恆生銀行董事長）。第一次接觸是在1983年 8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舉行的晚宴上，及後他們繼續定期秘密接觸，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這種聯繫才沒有那麼頻繁。每次接觸後，鍾士元會向港督匯報討論內容，許家屯則向北京匯報。29初期，行政局議員建議用「公司」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即中國恢復主權後，其地位就像公司董事局主席，而留下來的英國，就像公司的總經理，繼續管理香港的日常事務。30除了使北京和香港之間保持順暢溝通，這些接觸的另一個功能是在北京公開其想法前，探取反應和予以評估。正如鍾士元所言，許家屯「想通過我們測試他對媒體公開的言論」。31另一位行政局議員譚惠珠也成了許家屯的統戰對象，譚惠珠也曾提出過「公司」解決方案。32香港回歸時，譚惠珠還比較年輕，她將成為香港特區有所作為的精英之一（見第十章）。

中共與港英政府高級官員的交往也愈趨頻繁，統戰部專攻

那些快退休和剛退休的公務員，積極培養關係，因為將來的政府可能會用到他們。此外，有這些公務員站在中共那邊，北京可以給人造成一種感覺，如果有必要，中共可隨時召集到勝任管理香港的人才。受到中共積極栽培的前公務員有警務處前處長李君夏和前地政工務司陳乃強。被成功統戰的前公務員有前房屋署署長廖本懷和前副公務員事務司王英偉；王英偉跟譚惠珠一樣，當時相對年輕，在1997年後很可能會大有作為。還有兩名高等法院法官賈施雅和廖子明、上訴法院法官李福善和首席大法官楊鐵樑，都受到中共的栽培。值得一提的是，賈施雅和楊鐵樑都認為他們有機會成為首任行政長官。1996年賈施雅曾表示有意參選香港首屆行政長官，但是，他實際上沒有獲得所需的提名票數（最少50名推選委員會成員提名）；楊鐵樑雖然獲得提名，但以大比數輸給董建華。後來，他接受董建華邀請出任行政會議成員。

中共將香港社會主要分成三個階層：大資本家、中產階層

和工人。每個階層都希望他們的利益在1997年後受到保護並有所發展。中共的結論是：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71

香港政界的高層必須適應其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使香港的未來政治制度以本地愛國資本家為主體，並與其他階級結盟，形成一個非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目前，香港的許多著名工業家、商人、專業人士和他們的組織積極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反映了這一趨勢。33

因此，培養大資本家成為中共統戰工作的關鍵。北京關心的是這些富有的企業家可能會移民，並將資金大規模撤出香港。當然，他們的憂慮情有可原。儘管如此，1979年至1995年間，香港在大陸的投資佔外資直接投資總數的三分之二。除此之外，中國官方的分析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架構，也是一個以受惠於政府維護商界利益政策的一小撮商界人士為主導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中共的分析結果，源於很多學術著作都闡釋了殖民政府如何成功地運用「行政吸納政治手段，吸納以精英群體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使之加入政府的決策機構」。34 也可能是他們回顧了1920年代、1950和60年代（見第三、五、六章）大規模的極左運動，認為這些運動的成因是過激的愛國反帝情緒，而非對社會的不滿。他們得出的結論可能是，香港的工人運動相對薄弱，但不管怎樣，中共已經控制了工聯會，因此，在必要時一定可以得到工聯會的支持。35

中共認為，如果說服大資本家站到中共的這一邊，跟著說

服中產階級便不那麼難了。許家屯說，香港的資本家分幫結派，如廣東幫、上海幫、福建幫和那些有東南亞背景的派別。統戰工作的重點對象大約有十二位大富豪，包括包玉剛、李嘉誠、郭德成、邵逸夫和查濟民。霍英東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與大陸關係悠久，是早已經爭取到手的一位。

許家屯認為，一個「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掛鉤。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36 因此，培養一批愛國商人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可以一舉兩得。有了這些親中資本家的支持，不但可以幫助中國對付英國打出的「經濟牌」，繼續推動經濟車輪滾滾向前；同時也可對付英國的「民意牌」，表示香港

172 地下陣線

市民傾向於維持現狀。幾位香港著名商人遇到了財政困難向許家屯求助，他盡力設法支持他們。毫無疑問，這些商人很清楚，將來中國需要支持的時候，就是他們「還債」的時候。不過，許家屯並非第一個為此勞神的人。北京在1980年代中期曾經通過霍英東注資，以及中國銀行提供了信用擔保，才將董建華的船運公司從破產的邊緣拯救回來，成了香港的政治傳奇。37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透露，他還幫助過遇到財政困難的企業家馮景禧。38

至於中產階層，中共的分析是，這個階層的人有著強烈向上爬的慾望，傾向滿足於沿現行社會階梯向上爬，也有一部分人要求有一個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為使中產階層擁護中共，許家屯採取兩種手段：一方面是改進香港中共的左傾政策，另一方面是加強與民間社團的交往。為此，香港新華社專門成立了新的部門，統戰工作特別注重科學、技術、體育、文化等領域的中產階級。此外，中小學的教師也不例外，成為統戰對象。

在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許家屯無處不在，無論是巨富、名流、影視明星，還是臭名昭著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對象。公共和私人的場合他都出席，包括宴會、婚禮、葬禮、體育賽事和戲劇表演；在商會和大學發表演講；邀請客人到香港新華社用餐，並進行友好交談；甚至還參加了一個新的民主派壓力團體「匯點」的一周年慶祝活動。這表明時許家屯甚至準備好培養這些民主派活躍分子，支持香港的回歸。回顧中共統戰工作的歷史，如第四章所述，統戰工作要盡可能深入到社會各界，許家屯繼承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到了1985年，由於中共開始憂慮民主改革的範圍和時間，對民主派活躍分子的統戰工作開始有所收緊。

因為許家屯願意公開他的觀點，深受香港記者歡迎。統戰工作贏得文藝界的支持，典型的做法就是團結那些有代表性的明星。為此，許家屯還專門安排了當時最受歡迎的電視明星汪明荃成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39目前，汪是全國政協委員。許家屯的一樣法寶，是安排那些他想培養的港人前往北京，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會面。事實證明，進京面聖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73

是最有效的手段。對於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接近權力核心，而且認為他們可藉此影響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更重要。

不過，拉攏資本家和中上層人士的統戰策略卻遭到傳統左派陣營的批評，老左派和下層人士感到自己被中共忽視。許家屯太重視上層和中層的統戰工作，忽視了底層。許家屯有一種錯覺，以為底層人民理所當然會支持他，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第一，精英與大眾的差距將擴大；第二，信心危機的問題不能直接解決。40 更有左派人士指出，許家屯「看不起」那些底層的人，在他領導下，「整個新華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著上層和工商界」。41

許家屯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他認為中共需要發展在香港沒有的社會關係，這就需要他接觸那些資本家、企業家、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社會名流。對於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將管治香港，老左派表示不滿。因此，許家屯認為，現有的幹部和支持者並不可能實現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這一目標。事實上，香港左派工會特別需要重新整頓，因為六七暴動後它們已經處於停頓狀態。因此，工會應為香港的工人謀取福利，而不是繼續提倡實現社會主義，否則將違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則。如果發生勞資糾紛，左派工會應採取有益於勞資雙方的政策，並通過協商尋求解決，而不是訴諸罷工。有這樣的束縛，左派工會當然不會太高興，但他們也別無選擇。

中共培養了新一代年輕的工會領袖，如譚耀宗、陳婉嫻替

換了老一代。譚耀宗後來成為行政會議成員(1997–2002)，陳婉嫻後來成為立法局/會議員(1995–2008)。1985年的士司機大罷工，罷工代表向香港新華社請願，但他們被告知應該去找香港政府解決問題。中共不再希望被人看成是一個煽動罷工、抵制運動和發動暴亂的組織，因為共產黨人組織了1922年的海員罷工、 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特別是在1956年和1967年的暴動

（見第三、五、六章）。許家屯甚至想把香港的左、右（親台）和

174 地下陣線

那些既不左也不右（以下簡稱「中間派」）三派工會統一起來，但未成功。42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香港還有一些其他聲音，但都被香港新華社視為少數。這些聲音並非來自商界代表或殖民地當局，他們大多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並強烈認同香港是他們的家。他們總體上受到更好的教育，有些人在海外生活過。他們呼籲切實保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意味著九七後的政治制度將是一個建立在自由、公正選舉基礎之上的民主制度。上文提及的「匯點」就是這樣一個組職，許多前匯點成員後來都成為從政者。43 另一組職是一個由年輕專業人士組成的壓力團體「香

港觀察社」，其部分成員後來也成為卓越的從政者和政論家。44在1982年，香港觀察社首次在香港進行詳細的民意調查，以確定民眾對香港前途的關注程度。結果發現，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都不受歡迎。中方並不希望聽到港人切實憂慮中國管治的問題，並認為擁護維持現狀的佔大多數。英國也不想知道中國主權下的真正自治是否真的可以接受。45 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在1984年9月達成協議後，就無須面對這些聲音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署，北京邀請了101位香港嘉賓親歷簽字儀式。邀請這些嘉賓的名單是經過中國和英國「友好協商」後決定的 。46 這一歷史性的大典是進行統戰的難得好機會，是培植那些「大右派」和香港政府官員的黃金時刻。在嘉賓名單上有香港高級公務員陳乃強和陳方安生；英資企業領導人，太古集團的麥理士以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沈弼；華商富豪包玉剛、李嘉誠、利國偉、田元灝、李兆基、胡應湘、何鴻燊、查濟民和霍英東；香港政界人物鍾士元、周梁淑

怡、譚惠珠、羅保和張鑑泉；法官李福善；女演員汪明荃；香港專業人士和社會賢達，李柱銘、司徒華 (1931–2011)、杜葉錫恩、麥海華和劉皇發；以及左派人士，包括陳珀西、楊光、費伊明和譚耀宗。

香港貴賓名單見附件二。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75

為恢復主權作準備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了回歸過渡期。中共的最重要任務是：一、杜絕任何反對恢復主權的意見；二、確保香港在經濟上和財政上繼續支持內地；三、培養一批能夠促銷九七後中國統治下香港政治架構的「樣板標誌」。47 這批人也將恊助起草《基本法》，並提出有關意見。為了完成這些任務，中共就要繼續進行統戰宣傳工作，鞏固信心，灌輸一種香港在中國統治下會比在英國統治下更好的信念。

其實，這些樣板標誌都是港人熟悉的面孔，因為其中不少在英國統治下就已經發揮了類似作用。要實現資本主義制度在 1997年以後五十年不變，就意味著一些商界精英（那些擁有銀行、工業、貿易、房地產公司的大家族，連同主要上市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以及專業知名人士）會被選定協助管理香港。參與基本法起草和諮詢的大部分人，都是顯赫的商界和專業界精英，推動整個進程是統戰工作的巨大工程，其目的是保證九七後憲法在表面上合乎法理。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達到在政治上解決香港問題的目的，越來越少聞問，《基本法》將試圖解決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內在矛盾，中共在大陸實行的是不容挑戰的列寧主義政治體制，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則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

姬鵬飛作出承諾說，在起草過程中會「徵求和收集香港人

的意見並反映大多數民意」。48 香港社會各階層有影響的人士都被正式選入《基本法》起草過程，而且由於有了他們對《基本法》起草過程和結果的支持，北京可稱《基本法》是受香港人民歡迎的。此外，強調《基本法》是通過協商精心起草的過程，其關鍵在於向香港、澳門和台灣顯示，北京信守諾言，將嚴格執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方針。

176 地下陣線

《基本法》的形成有三個方面：首先，起草1997年以後的憲法；其次，組成和管理起草委員會；第三，委任具更廣泛代表性的諮詢委員會成員，以顯示憲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整個過程從 1985年至1989年歷時四年，是對統戰宣傳工作的一個巨大挑戰，香港新華社及港澳事務辦公室發揮了最重要作用。這是一個經嚴格操控的過程，但當中也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場面。其實很明顯，最後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中共手中。

起草《基本法》的指示和策略

《基本法》的功能從未以配合《中英聯合聲明》為初衷，而是北京行使其九七後主權的工具。中共的政策是，香港不應有任何實質的民主進程。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列出的幾個要點成為起草九七後憲法的首要原則：

• 基本法不宜太細。關鍵是注重原則。這和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態度相同（見第七章）。

• 九七後香港的制度不宜全盤西化。不贊成搞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未來香港行政特區的體制應該以行政主導。

• 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普選，也主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 對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但不需干預香港的具體事務，自有香港行政機關出手。只有出現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49

鄧小平闡述說，政治上成功的關鍵是政策正確，方向正確，只要立法機制正常運行，就會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50

雖然被選定的香港人在《基本法》起草機構中都有各自的角色，並且在人數眾多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可以提出意見，但中共總是有一隻無形或有形的手在操控著整個過程。中共組織起草

《基本法》的過程遵循中共一貫的操作模式，即在表面上給人獲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77

得廣泛支持的印象。這個過程被稱為「兩起兩落」，被選定的港人參與《基本法》草案初步編寫工作，然後將草案提交給北京，北京批示後再發回香港作進一步協商，提出修改方案，並重新提交給北京頒布。其實，這方法是根據毛澤東思想中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發展而來的，要求黨員：

⋯⋯ 到群眾中聽取意見（分散且無系統的意見）並集中起來

（ ⋯⋯ 將其化為集中而有系統的意見），然後讓集中的意見回到群眾中去，向群眾進行宣傳和解釋，使群眾意識到這些意見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號召他們實行、化作他們自覺的行動。51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1985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在北京宣布成立。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工作組，草委會由全國人大任命，並向全國人大匯報工作情況。草委會有36名大陸委員和23名香港委員，共59人。委員任命原則要求大陸委員應熟悉香港的情況，包括一些法律和憲法專家，而香港委員應當愛國，熟悉香港的情況，身為行業專家。許家屯在選擇起草委員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選擇香港委員時態度要持平，52 要「吸收香港的代表多參加，讓不同傾向的人能夠充分反映香港同胞的願望」。53 宗旨「就是能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人」，特別是「能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將來《基本法》的精神，符合大多數人參與的原則」的人，這樣「才能有穩定，有穩定才能有繁榮」。 54

當然，草委會的關鍵職位不是由中方官員擔任就是由北京

信任的港人擔任。草委會主任委員是姬鵬飛，共有八位副主任委員：許家屯、王漢斌（全國人大秘書長）、胡繩（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費孝通（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泰斗）、安子介（實業家、全國政協常委）、55包玉剛（船王）、費彝民（大公報社長、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委員），以及李國寶（東亞銀行董事長）。

178 地下陣線

任命包玉剛、李國寶和安子介為副主席，顯示出北京與資本家形成政治聯盟的願望。這種戰略規劃被稱為「政治吸納經濟」。56此外，香港商界的兩個重要派別也都包括在內，安子介和包玉剛代表上海幫，而李國寶則代表廣東幫。這幾位香港副主席在政治上都很保守，因此不大可能反對北京關於未來香港的政治主張。

香港委員中總共有十二名富豪。在其他選定的香港委員中，除了親中派，可以看出統一戰線的經典模式，委員來自各行各業，以顯示基本法起草委代表了各方面的利益。當時香港權力

集團的代表包括兩個兩局非官守議員5（7

譚惠珠和著名商人黃保

欣）和上訴法院法官（李福善）。中方也徵求了港英政府對他們選定港人名單的意見。58還有中共的老朋友也被選入，包括莫應溎

（見第五章）、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兩所大學的校長；代表宗教界的大主教；高級專業人士；一個左派工會成員（譚耀宗）；甚至還有兩位一直要求更多民主的民主黨人士（大律師李柱銘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將李柱銘和司徒華選入草委會符合吸收少數反對派的統戰要求，只要藉著程序規則便可控制形勢。59李柱銘和司徒華1989年後將成為香港兩名最著名的政治人物。譚耀宗和劉皇發也是香港政界的長青樹，今天仍活躍於政壇。草委會的36名大陸委員中，有15名是官方認為在各方面與香港有關的代表，11名是法律專家。中共精心安排大陸委員人數超出香港委員以保安全，北京由此在人數上就佔了壓倒性的優勢。草委會分為五個專題小組。

草委會秘書處設在北京，由直接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組

成，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後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是魯平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應港澳事務辦公室的要求，香港新華社專門設置政制研究小組，收集社會各界人士就政制和政治發展提出的意見、模式和建議。這些材料由中共港澳工委議定，再由政制研究小組編寫報告，以供港澳事務辦公室和草委會參考。研究部的負責人是毛鈞年和喬宗淮，他們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60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79

1985年7月1日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姬鵬飛提出成立讓更多港人參與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更重要的是，草委會的規模太小，容不下所有統戰部要培養的香港要人。 25名香港草委會委員開會討論諮委會籌建工作，並決定由包括許家屯在內的五位草委會委員副主任負責諮委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香港新華社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援助。草委會的委員起草了諮委會章程，由180名諮委會委員組成。三名富豪委員提供了必要的活動經費。諮委會秘書長是毛鈞年，主任是安子介。毛鈞年後來由年輕測量師梁振英取代，很明顯，這年輕人將來有機會更上一層樓。當時的香港顯赫人物幾乎都在諮委會成員名單上，而只有區區幾位社會運動活躍分子被包括在內。

許家屯曾有意把港英政府中資深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也

吸收進諮委會。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以及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都與許家屯接觸了一段時間，但他們都拒絕加入。鍾士元表示：「鄧蓮如和我一致認為，因為我們都是港督的高級顧問，接觸很多有關中英關係的敏感文件，若我們加入諮委會，可能會不利於我們的工作⋯⋯ 如果一天有機密被洩露

⋯⋯ 那麼我們將成為罪人，並且會影響我們的公眾形象」。61

實際上，許家屯和中共機構主宰著諮委會成員的選擇權，但表面上有三種方式選擇成員：一些機構和團體可以推薦其成員；草委會委員可以委任；個人和團體可以申請。最終形成的諮委會包括九個主要利益範疇，其中大部分被草委會確定為「代表性組織」，與為1985年立法局選舉設立的功能組別範疇相若。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有必要將一些呼籲加快民主步伐的社會活躍人士包括進來，例如李永達和馮檢基兩位立法局議員都從事了多年立法工作，但他們的聲音可以輕易地被佔多數的保守派壓倒。

180 地下陣線

行業	附屬行業	諮委人數
工商業	商業、工業、旅遊、運輸	38
金融和地產	銀行、保險、證券；建築、房地產開發	18
專業	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律師、法官、規劃師	19
媒體	測量師	12
草根	出版、廣播、電視	78
宗教	學術、農業、文藝、城市管理、公務員、社區團體、教育、勞工、醫療、政治、科技和社會服務	6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六大宗教的領袖	5
外籍人士	基本法起草委員	3
其他		1
總數	華僑	180

圖8 諮委會成員行業分類表62

1985年12月18日，剛剛正式成立的諮委會就已風波不斷。第一，當初由勞工界聯席會議提名加入諮委會代表勞工界的，是一位自由派的工會人物，來自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劉千石，但被許家屯否決，理由是不少香港商界人士與他「勢不兩立」，而且讓劉千石加入會提高他的知名度，63 這就意味著工聯會將不能支持他。劉千石意識到自己無望被選為諮委會的勞工界代表，決定退出選舉，導致一些獨立工會也退出了選舉。這件事表明了許家屯不願接受那些不獲商界精英青睞的人，以致中共未能吸納工人階級進入這一程序。64 第二，中共的無形之手在安排諮委會關鍵職務時原形畢露。根據諮委會章程規定，由諮委會成員選出十九人執行委員，再從中選出七名負責人。而實際上，這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81

七位負責人已經被基本法起草委員許家屯和李國寶欽定。在諮委會選舉執行委員時，卻由並非諮委會成員的包玉剛（基本法起草委員）主持會議，而章程顯然並未授權他這樣做。包玉剛忽視選舉程序，一開場就宣讀了十九個人的名字，然後指示在座的成員鼓掌表示通過。這種安排在中國大陸司空見慣，但香港卻不是這樣，所以有人開始抱怨。雖然後來又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重新按章程提名選舉，結果還是那十九位成員當選，七位負責人也順利

「當選」。65

接下來，一個新的團體成為諮委會內部的主導組織。1986年4月，在草委會和諮委會中的商業界和專業界精英，以羅康瑞為首成立了有57名成員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工商專業界諮委，後來又增加了兩名成員，也就是所謂的八十九人方案小組。隨後，在諮委會中，一些思想更加民主的社區代表、社會工作者和專業人士組成了一個十九人小組，但是與商界精英相比，他們勢單力薄，未能造成什麼影響。66

附錄三提供了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成員名單，成員簡歷提供了更多有關他們的資料。

徒有虛名的「選舉」

在大部分中英談判中，民主並不是一個關鍵議題，優先主題是保留香港現存制度和生活方式，保證不實行社會主義。因此，有必要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和獨立司法權、當時的法律基本不變、港人治港而非京人治港、權利和自由都將受到保護。維護現有制度是中國對香港九七後政府的承諾。香港的企業鉅富和商人固然沒有推動民主，連那些口口聲聲要求建立一個有充分代表性政府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也不例外。要求民主的社會呼聲沒有被認真對待，只是在英方明確表示主權移交後英國將不會繼續留在香港之後，才突顯出民主問題。英國政府對中國表示，至關重要的是確保在香港實行民主改革，這一承諾

182 地下陣線

是獲得英國議會通過最終方案必不可少的。英國認為，承諾港人發展民主政治，將使英國在很大程度上履行對港人的道義責任。最初，由於選舉議題在中英談判中被英國和香港官員所忽視，所以戴卓爾夫人強調，立法機關必須通過選舉產生，成為扭轉談判方向的關鍵。為了爭得北京對這一提法的認同，英方提出的理由是，雖然雙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上已經簽了字，但它仍然必須由英國議會通過後才能生效。

儘管這個問題關係著六百萬香港市民的命運，但出席1984年12月5日英國議會下議院辯論的議員甚少。一位觀察員指出，只有百分之八的議員露面，「四十一名議員中有不少議員都去過香港，而且所有費用都由香港政府支付，他們竟然以缺席作為回報」。67 12月11日，英國上議院就香港問題進行了辯論，出席的議員數目比下議院侮辱性的出席率要多。然而，議會的辯論清楚地顯出國會議員都認為在香港引入代議政制是安排的一部分。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大臣盧斯(1983–1985)告訴下議院，英國將「從

現在至1997年，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使其權力穩固地根植於香港」。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大臣楊格女男爵(1983–1987)在上議院中也指出，以英國政府的名義在香港實行民主改革計劃與「草案中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條文完全一致」。68

在敘述香港未來立法機關的字句中插入「由選舉產生」的字眼，是中英雙方最後才達成共識的幾個要點之一。就在將《中英聯合聲明》草案提交兩國政府批准的七天前，英方提出香港的內部管治問題，並且插入1997年以後的立法會「由選舉產生」，而

「行政機關要對立法機關負責」的條文。69 但是，細節問題可以等到制定《基本法》時再解決。

那麼「選舉」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按英方談判人員的理解，它並不一定指多黨普選，英方接受「選舉」可能包括間接選舉和有限制選舉權的選舉。70 而中國的「選舉」概念當然不是指普選，在中共的選舉中，候選人都是由黨的領導機關預先選定或批准，候選人數等於或幾乎等於候選職位的空缺數目；只有所有候選人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83

都得到黨的認可，選舉才可以進行。共產制度採取的選任方式其實是「協商」，實則是黨決定誰是合適的人選。《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體現雙重文化的文件，其遣詞用字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價值、意義和理解。71上文談及首次「選舉」產生的基本法諮詢執行委員會表明，在大陸和香港之間對「選舉」的理解有巨大的差異。

綠皮書白皮書

在中英談判期間，港英政府於1984年7月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就政治改革進行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要逐步建立一個管治制度，使其權力穩固地根植於香港，充份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直接向市民負責」。72 由於這份綠皮書在中國同意把「由選舉產生」的提法加進協議之前公布，所以該文件雖原則性較強，但缺乏細節。11月港英政府發表白皮書，中英雙方達成協議有了保證以後，就可以提出跟進的建議。該計劃是對立法局進行改組，設立十二個功能界別議席，分別代表特定的工商業界和專業界利益，另外十二席由地方公共團體組成的選舉團選出。後來，《基本法》將選舉團變為選舉委員會，並按功能界別選擇委員。換句話說功能界別選舉成為新選舉制度的基礎。

實行功能界別選舉之前，殖民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是委任

制，他們委任工商界及專業界人士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有人認為，這些人可以反映香港社會的意見，並且可以在立法局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價值取向」。功能組別將這種做法演變成為一個正式選舉代表的手段，而《基本法》則確保了這一手段在九七後的政治制度中繼續發揮作用。73

至於直接選舉，港英政府承諾於1987年進行諮詢，因為：

公眾評論綠皮書，並表示支持任何推進1985年直接選舉的意見太少。除了少數支持的意見以外，各行各業的大部分人士都表

184 地下陣線

現出謹慎的態度，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可以從1988年直選少數議員開始，逐漸擴大直選議席的數量直到1997年。74

中共密切關注有關綠皮書及白皮書的發展，估量其意圖何在。他們的結論是，英國希望建立一個代議制政府，以示還政於民，而非還政於中，並將行政局的決策權力交予立法局，這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殖民地政府架構，同時也遺背了鄧小平指導起草

《基本法》的綱領。換句話說，英國是企圖在未來的13年英國管治下，施行諸多變革，為以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上製造大量麻煩。在中方官員看來，狡詐的英方打出「民主牌」來擾亂中國的如意算盤。它將分化香港社會，扶植親英勢力以作為英國的代理人，繼續治理九七後的香港，有如英國繼續存在。為了阻止英國進一步推行政改，1985年10月，姬鵬飛要求英國就香港政制所作的任何改變，要與《基本法》「銜接」。一個月後，許家屯將需要「銜接」提升為原則性問題。據許家屯透露，鄧小平對他說，當時如果什麼都沒做，英國將按計劃進行，香港「很可能會陷入

混亂狀態」。75

英國作出了讓步，與北京達成諒解，直到1990年《基本法》頒布，英國不會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作為回報，在符合《基本法》的條件下，北京將讓成立於1995年的立法局順利過渡到1999年。這一安排被稱為「直通車」。76

儘管英國在原則上同意「銜接」以換取直通車，但許家屯認為，英國的「高招」是推行代議政制，因而加深了香港社會的「分化和動盪」。中產階級和草根階層都動員起來，積極參與民主政治。他們對民主的渴求觸動了大資本家們。無論是華商還是外商，都沒有做好參加「政治遊戲」的準備，他們也擔心在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就會帶來「免費午餐」和「高稅率」。正如許家屯所述，一些資本家和上層社會的要人認為，他們可以依靠中國阻止香港民主化的勢頭，即使這一趨勢無法阻擋，也要減慢其速度。許家屯曾試圖通過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凝聚大部分資本家，使其考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85

慮參與競爭性政治，但他們之間缺乏合作的願望，而且草委和諮委內部對未來政制也勾心鬥角得緊，兩個委員會成員的各種提案可見一斑。77

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黃文放認為，許家屯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看法非常保守。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許家屯強烈反對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應該超過一半的提議。他擔心「一人一票」會令北京失去對香港的控制。78作為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領導人，許家屯的民主觀對北京影響重大，但無論他個人的真正意願是什麼，他還是切實地遵循鄧小平的指示。鄧小平顯然很擔心民主會造成動

盪。

1985年9月26日，香港立法局首次舉行間接選舉，產生十二個功能界別議席。大律師李柱銘當選為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成為推動香港邁向九七的民主先驅。港英政府在1987年進行諮詢，旨在檢討香港是否適合推行1988年立法局直接選舉。1987年5月公布的綠皮書因其令下一年直選部分議席無望的設計而讓人記憶猶新。港英政府成立了民意匯集處，在四個月期間收集整理民眾的反應。但是，調查問卷的問題、選擇和選項的涵義不清，香港市民紛紛指責政府設置圈套迷惑他們。調查問卷中的問題設計成可以表示反對直接選舉，卻無法表明贊成直接選舉。對於1988年的直選，香港政府就是沒有給予市民一個明確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9月，八十九人方案提議，成立多數由工商業界人士組成的六百人大選舉團，選出未來的行政長官。提議還包括，從1992年起，增加立法局議員人數，其中25位議員由大選舉團選出，另有25位議員由功能組別選出，以及40位議員由直選產生。79 十九人方案則提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由立法局提名，再由普選產生；立法局議員的四分之一由大選舉團產生，四分之一由功能組別選出，一半由直選產生。80 這兩個議案代表了諮委會委員的兩個極端。

在香港的中共機構動員左派團體反對直選，以確保有足夠的反對聲音。代表資本家利益的組織也紛紛發表意見，反對過快

186 地下陣線

實施選舉。為此，工聯會及其77個附屬機構、香港中華總商會及其80多家附屬機構開始響應中共的號召。工聯會發出口號，稱

「要飯票、不要選票」。中資企業在他們的員工之間也大搞簽名運動。另據報道，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安排員工觀看錄像，由馬力

（時任諮委會副秘書長）講述為何引進直選是英國的陰謀。馬力後來成為立法會議員。香港中國銀行還編印了反對信，讓員工簽字並送交民意匯集處。81同時，民主派人士也通過街頭宣傳，進行簽名請願運動。

民意匯集處在1987年10月發表調查結果。民意匯集處沒有區分用預先印製表格遞交和個人邊遞交的意見，令反對直選的民意有所偏重。在60,706份反對八八直選的意見中，有50,175份來自預先印製表格、22,722份來自加入統一戰線的組織。在35,129份贊成直選的意見書中，只有1,313份用的是預先印製表格。此外，有220,000份包括姓名和身份證號碼的簽字被作廢。如果這些名字是簽在預先印製的表格上，它們就會被計算在內，這顯然是港英政府要操縱調查結果，否則沒有道理將它們作廢。82

港英政府的結論是，絕大多數人支持引入立法局直選，但不是在1988年。總督衞奕信(1987–1992)這樣回顧：

⋯⋯ 顯示我們沒有⋯⋯ 受到香港絕大多數人要求立即推行直選的壓力，是為了方便我們[英國]在過渡期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因為我們知道推行直選將很難讓中方接受。83

事實上，在當時有許多非政府的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人支持1988年在香港推行直選。香港市場研究社在1987年7月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贊成八八直選、百分之十六反對、百分之二十二不確定、百分之八沒有意見。另一項由市場決策研究所在8月進行的電話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一的人希望看到某種形式的八八直選、百分之二十希望有更多的間選議員、百分之十五希望沒有改變、百分之二十四沒有意見。84

1988年2月白皮書發表之前，衞奕信於1987年12月訪問北京，就香港政治發展問題與中國交換了意見。據說，他和中方官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87

員就香港民主化的步伐達成諒解。85後來，白皮書正式發表，在 1991年立法局的56個議席中將有10個由直選產生，這是中國早已宣布允許的安排。換句話說，1988年不會實行直接選舉。86

儘管在香港推行直選的速度放緩，但實際上意味著政黨的形成已是勢不可當。直到1986年，北京一直不贊成香港建立政黨。李後甚至威脅說，如果香港出現政黨政治，中共就會參與。87 然而，從1987年起，北京不再公開反對香港組建政黨，這標誌著中共制定了新政策，以應對選舉帶來的衝擊。

1988年4月，草委會發布了基本法徵求意見稿，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諮詢。此稿遭到許多批評。88 由於起草委員沒有就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問題達成共識，所以，此稿將各種選擇都列為可能的選擇，其中包括八十九人方案和十九人方案（見上文），而後者的方案是最民主的。羅德丞提議將立法會一分為二，建立兩院制，功能組別作為另一個「院」（見第九章）。

從草委會的運作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大陸委員所關切的，是確保《基本法》可以完全體現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為中央人民政府設立相應的機制，以在需要時行使權力。在大陸方面看來，擁有主權意味著掌握控制權，並且控制權必須體現在未來的憲法中。香港方面起草委員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並且有分歧。有些委員願意緊隨大陸的立場，有些則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透過突出其界別利益的重要性，確保他們的代表在未來政制

中佔一席位。因此，九七後的權力分配成了關鍵問題。來自香港的草委和諮委中，有很大部分人堅信只有權力掌握在經濟和政治精英手中，繁榮與穩定才能得到保證。在1980年代，香港的政治精英指的是那些高級公務員、行政立法兩局的委任議員，以及重要政府諮詢機構的獲委人士，而這些成員中的一大批又都是經濟精英，這些人共同構成的精英俱樂部，據稱把香港管治得非常成功。換句話說，大部分草委和諮委認為，回歸後的體制框架，應以過去殖民政府的權力分配為根據。《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引起了大批市民的反應，約有73,000份意見書。

188 地下陣線

1988年11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制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查良鏞提出一個可以達成妥協的政治方案。他沒有試圖解決各種方案在民主化速度和方向上的分歧，相反，他試圖尋索一種他認為可以維持香港現有生活方式，又可以讓北京接受的方案，他稱這種妥協模式為主流方案。查良鏞的想法是，1997年至1999年第一屆直接民選議員佔百分之二十七的席位，到了第三屆和第四屆直選席位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2003年至2007年和2007年至2011年）。2011年可以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否應該由全民普選產生。這一方案模式獲得北京支持，草委會也同意。草委會還通過了香港商人查濟民提出的修正案，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前提條件，包括獲得行政長官批准、有三分之二多數議員支持、三分之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通過；並且規定，最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登記選民支持，公投結果才有效。主流方案和修正案被稱為雙查方案，89在香港遭到廣泛的批評。北京的憂慮和港人的期望之間存在的鴻溝實在太大，港人的信心也因此開始動搖。90可是當時又有誰想到，中共對港人信心最重的一擊已經近在咫尺。

天安門事件（ 1989年4月15日–6月4日）

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推動經濟改革，同時也面臨許多挑戰。經濟自由化導致了通貨膨脹、大批國有企業裁員和官員腐敗，造成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呼籲中國政府效仿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的開放政策，91 要求放鬆對社會和政治的控制。中國的不滿情緒在各種壓力下，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終在1989年爆發。

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佔地廣闊，位於紫禁城南邊，兩邊分別是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廣場當中還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和鄰近的毛主席紀念堂。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它一直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地方：這裏曾經是皇帝生活的地方，1919年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89

的五四學生運動在這裏發生，1949年中共在此宣布立國，毛澤東在此檢閱紅衞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意外地使天安門廣場甦醒過來。由於胡耀邦推動撥亂反正，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為那些成千上萬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使他成為深受人民敬仰的好領導，人民對他評價很高。他鼓勵進行重大政治改革，1986年拒絕採取強硬手段對付學生的抗議活動，為此他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1980–1987)一職，並作出自我批評。胡耀邦在任期間，被認為是一個推行試驗和政治寬鬆的時期。聽到他的死訊，大批群眾，包括許多學生自發的來到天安門廣場，紀念這位領導人。隨後幾天，更多人聚集在廣場。他們的哀悼變成抗議，要求更多的民主，清除腐敗。在未來七周，抗議活動蔓延到其他各大城市，民怨幾乎遍佈中國每個角落。與此同時，香港及全世界正在屏息注視著，中國將會發生什

麼。

1989年4月22日，中國官方舉行追悼會，紀念胡耀邦。超過十萬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與政府對話，請求被拒絕後，學生開始罷課。4月26日，中國政府通過《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指責學生企圖「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篇社論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翌日，超過一百萬人湧上北京街頭，表示抗議。4月 29日，中共領導人和學生的對話很不成功，學生在5月13日開始絕食。學生運動不僅獲得北京市民的巨大支持，而且還得到來自大陸其他城市、香港以及海外的聲援。1989年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學生領袖，拒絕承認學生示威活動是愛國行為，堅持那是動亂。5月20日，李鵬宣布北京實行戒嚴。92 6月4日政府當局派出軍隊進行鎮壓，聲稱平息了「反革命暴亂」。

出人意表並令人心碎的六四事件，不僅影響了中國大陸，

同時也深深地觸動了港人。1989年4月抗議開始後不久，香港各

190 地下陣線

界人士也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如集會、簽名請願，以及為學生收集捐款，表達他們對北京學生的支持。1989年5月，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也受到影響，他們商定了一個政治改革方案，規定 1997年立法會一半的議席將由直選產生，到2003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由由直選產生，不遲於2003年直選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這個所謂兩局共識方案在香港得到了廣泛支持，後來遭草委會拒絕（見第九章）。93

1989年5月20日，成千上萬港人頂著強熱帶風暴的襲擊，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抗議中國政府實施戒嚴。翌日，香港一百多萬人上街遊行，支持學生運動。儘管人數眾多，但整個活動和平而莊嚴。來自社會各界不同背景的人參加了遊行，當中也包括左派人士。一些民間社會活躍分子組成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新華社及中資機構的工作人員也主動參加了大遊行，香港新華社甚至還搞了一個簽名運動。北京發佈戒嚴令後，親北京的《文匯報》在香港發表社論，只有四個大字：「痛心疾首」。94

2007年7月，許家屯這樣回憶這一事件：

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港人愛國熱情也達到了高潮。除了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希望看到自己國家進步。親北京的團體承受著自己內部員工要求支持學生的巨大壓力。我決定他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與六四有關的抗議活動，他們不應該公開演講、呼喊打倒領導人及不恰當的口號。有一次，一些中資企業表示希望舉行六四受害者紀念活動，我決定，如果他們是自願發起的，我們不應該制止他們，但是高級管理人員不應參加。95

1989年6月4日的鎮壓改變了香港，改變了香港對北京的看法，改變了英國政府的態度，標誌著香港市民政治意識的轉折點。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91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

許家屯，1993年 96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中共希望確保將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受敵對勢力顛覆和干擾，以及在必要時北京可以實施控制。要實現這一目標，只有保證九七後的權力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那麼，在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內，完成掌握控制權的結構設計勢在必行；同時，也必須選好為這一機制工作的人。當這一切都被鎖定後，北京就不會擔心被視為在主權移交後繼續干預香港管治。中共將這一概念稱為「抓大放小」，即嚴格掌控主要的東西，一旦這些得以落實，就可以容忍一些小事，1 比如那幾位反對派議員。

香港回歸前的最後幾年，中共不得不預先準備並應付英國可能的「背信棄義」。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英國在香港推行更大的民主改革對平穩過渡是一種威脅。在國際輿論看來，英國只有這樣才可以挺胸抬頭地離開香港。中英雙方為實現各自的目標，引發了很多衝突。雖然中共對英國在香港的舉動已有所準備，但萬料不到的是，它要面對一名作風與過去多位港督迥異的新港督，以致北京把最尖刻的批評都留給他。

中英雙方都不認為斷絕關係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因為他們需要互相配合，才能順利完成回歸（中方）及交接（英方）。中方曾有過一個想法，即中英兩國可以各自舉行儀式，讓世界看清楚哪一個更重要。2 無論中國對英國的看法如何，中國的責任是實施並實現「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屆時，整個世界都將密切注視香港。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而且統一台灣仍然是中共的大業。

194 地下陣線

中共非常清楚，需要加強自己在九七後香港特區政府中的勢力，包括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以及委任第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為了保險起見，尤其是在選舉的時候可以保障北京的利益不受損害，中共也開始在香港大力發展其第五縱隊成員。

天安門事件後的疑慮

六四事件不但大大打擊了香港，更令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在六四事件期間香港傳媒全天候現場報導事件的戲劇性發展，震撼人心的場面點燃了港人的民族主義熱情，重新喚起了香港民眾爭取民主的強烈願望，大部分港人為悲慘的結局而哀悼、哭泣和怒吼。3

中共對此事件的看法則完全不同，正如6月22日姬鵬飛所

言：

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是以學生運動形式開始的，後來轉變成暴亂。在此期間，港澳同胞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港澳某些人到內地做了一些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允許的事，在實際上對內地的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港澳地區不應該干涉或企圖改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4

六四事件之後北京面對許多挑戰，其中一個是安排繼承以鄧小平為首的老齡領導層導致的權力鬥爭。黨中央必須緊握權力，始能平穩渡過政治風暴。香港在1997年順利過渡的問題，也被捲入了這場權力之爭。此時，中國一定要保持強硬立場，因為態度軟弱可能會給英國和西方世界留下錯誤印象，認為政權不穩。因此，那些支持示威者的人都得被清除，其中資格最老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他被開除出政治局並遭軟禁，直到2005年1月去世為止。5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受鄧小平青睞，取代趙紫陽，並最終擔任中共中央總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5

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當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直至2002年。

1989年以後，除了面對內部的挑戰和承受西方的經濟制裁，北京還得面對眾多國際問題：中共形象掃地、蘇聯解體及東歐劇變帶來的震盪。縱觀世界局勢，中共採取了謹慎警惕的對外政策。6中共修補其國際聲譽的初步計劃，是不惜一切代價設法邀請國際賓客和商人前往北京，以顯示新一代領導人可以為世界所接受。對李鵬來說，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他被視為鎮壓六四事件最直接的執行者。7

中共邀請了香港工商界人士訪問北京，並得到最高領導人接見。羅德丞是最願意前往北京的香港人士，他得到李鵬接見。這使他在香港受到關注，因為九七後的香港領導人還未揭盅，他有可能平步青雲。8

信心危機

六四後港人憂心忡忡，從當時富豪巨賈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9 許家屯透露了天安門事件後發生的一段插曲。為迴避中國在1997年後對香港的控制，以船王包玉剛的奧地利籍女婿蘇海文為首的一批香港富豪，試圖以一百億港元從1997年起租用香港十年，實施港人自治。許家屯認為他們很天真，並告訴他們，北京接受的可能性甚微，但會向北京報告轉達，並囑他們不要張揚。 1989年6月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接見許家屯時要求他將香港富豪的想法寫報告發送給鄧小平和他。江澤民最後否決了這項建議。由於許家屯向鄧小平和江澤民發了報告，遭到魯平和周南的批評，說他賣國求榮。10

許家屯沒有控制好香港的局面，恐必受到上級的嚴厲批評。例如《文匯報》徒添煩亂的社論、長期左派支持者工會領袖鄭耀棠及譚耀宗都參加了遊行；更糟的是，香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發表公開信要李鵬下台。11 如此種種，許家屯作為中共在香港的首要人物竟然允許發生，實在不可饒恕。

196 地下陣線

北京擔心香港人會變得難以控制。一些基本法起草委員請求北京延遲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由英國繼續管理，魯平視此為最高機密。很顯然，如果這請求被公開，必會對民意火上加油，北京將因此承受巨大壓力。魯平向江澤民請示，江澤民的反應是：「這算什麼，站穩立場。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12 1989年7月11日，江澤民會見草委及諮委的領導人物時，藉機警告港人不應該干涉國內的政治，他說：「井水不犯河水。」

許家屯知道，江澤民和李鵬不像趙紫陽那樣信任他。事實上，因為他被視為與下了台的趙紫陽走得太近，未足取信於新領導。據前新華社副社長黃文放透露，江澤民和李鵬在中共中央接管了香港事務，由外交部長錢其琛(1988–1998)作參謀。有關香港的重要事項，第一時間向錢其琛匯報，然後請示江李。兩位最高領導人將香港工作一分為二：李鵬處理的大部分與政府部門有關，江澤民處理黨務及做出整體決策。13

許家屯知道他在香港的時間不會太長了。的確，他被李鵬視為趙紫陽的嫡系，這使許家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那段日子很難過。14 為了減少衝突，他請求中央允許他退休。1990年1月15日，北京宣布周南將接替許家屯任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回憶：

（退休後）我本來打算留在深圳。當我清楚知道周南已經成立

了一個專案小組調查我，我才恍然大悟。周南上任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整我而來的。因此，我下決心出走。我打電話給香港的一個朋友讓他來深圳見我。我請他幫我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美國簽證。當時美國總領事不相信是真的，所以花了數天，他們才簽發給我。我從深圳坐車先到香港，然後前往機場，到達時，港英政府已為我登機作出了特別安排。15

許家屯相信他面臨政治清算，所以在1990年5月他與三個家庭成員一起逃到美國，以後一直在那裏生活。北京認為許家屯變節，並得到西方勢力協助他出逃，他更準備「出賣國家機密」。16在1991年3月，中共以「背離人民」的名義開除了他的黨籍。許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7

家屯和他的三個同事，魯平、李後和周南交惡，許家屯指責他們蒙騙北京，製造港人歡迎回歸的假象，17 而他們則認為許家屯不忠。即使到了2007年，許家屯和周南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還唇槍舌劍，周南指責許家屯與他的情婦叛逃到美國。許家屯反駁說，中共從來沒能證明他所犯的錯誤。18

周南於1990年2月抵港，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此前，他是外交部副部長、中英談判的中方負責人。另外，中共港澳工委的地位改變了，它不再是省級的單位。在許家屯的任內，鄧小平和趙紫陽將權力下放給中共港澳工委，江澤民的首要任務則是將權力集中到中央。

一些人發現，制定香港政策的權力被轉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19 然而，在1994年黃文放從香港新華社退休兩年後，對權力變動問題作了澄清。他強調，香港新華社及港澳事務辦公室是平級單位，都是部級，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香港新華社是中共在海外的最高機構，而港澳事務辦公室是國務院處理港澳工作的一個政府部門。黃文放解釋說，所謂最高機構意味著：第一，中共設立並掌控香港新華社；第二，它代表黨，並負責其範圍內的黨務；最後，這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最高機構。對香港政策作出重要的決定時，中共港澳工委和港澳事務辦公室會開會討論。如果涉及中英關係，外交部也會派人參與。有關的其他問題，如經濟問題，相關部門也會參加。黃文放認為，有必要作出澄清，因為媒體經常把大陸有關香港工作的決策稱為「三頭馬車」，即香港新華社、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外交部港澳司。他還希望澄清的是，

有關香港的重要決定都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李鵬以及錢

其琛做出的，而不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或外交部。20

周南跟隨許家屯的做法，上任後積極擴充香港新華社的工作隊伍。1983年，許抵達香港赴任後，他希望將工作人員增加到六百人。到他離開時，增加了約一百五十人，總數達到四百人。周南在任期間，到1997年時新華社工作人數增加到六百人。21然而，從1990年周南接管香港新華社至1992年8月期間，有

198 地下陣線

一百八十個中低級工作人員被調回大陸，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香港

參加了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抗議和遊行。2（2

見圖9 ）

政治改革的妥協

1989年的事件發生後，在香港出現大規模的信心危機，香港民眾強烈要求加速民主改革進程，以此保證未來的高度自治。即使是在六四鎮壓前23，草委會、諮委會以及香港社會已開始討論如何設計香港未來的政治架構。正如第八章所述，1989年5月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提出的兩局共識方案，雖然在香港受到歡迎，卻不為北京接受。八十九人小組和基本法諮委較開明的成員提出新「四四二方案」，認為這方案既「親港」，同時又可能更易為北京所接受。他們還與當時的香港民主派意見領袖溝通，以便能夠就未來政制模式達成更廣泛的共識。這個建議提出，1995年至2001年，立法局百分之四十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其餘則分為功能組別（百分之四十）和選舉團（百分之二十）。中國官員否決了四四二方案。24

其實，北京更傾向於羅德丞提出的一會兩局方案。這方案

設定立法機關由地區局和功能局組成，地區局的第一和第二任的議員將由區議會和市政局選出；同時，功能局議員將按職業組別選定；在第三個任期，立法局議員將決定是否應該改變立法機構的組成辦法。這是按不同類別的立法局議員進行分組投票制度，兩局的議員將在各自局內投票，所有議案必須在兩局獲得通過才能生效。羅德丞提出的立法局分組投票制度後來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二（二）。因此，雖然九七後的立法會是單一議會，但其功能就像一個兩院制機關，直選議員可能會受到限制。25

兩局共識形成了勢頭，八十九人方案的努力顯然白費。後來，商界將重點轉移到呼籲英國政府給予港人英國國籍，而不是以更快的步伐推行民主化。26 許多商界人士都渴望在與北京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能取得一本外國護照，為撤離香港留一條後路。

副社長朱育誠

通訊社︱︱總編輯張建國                                   副總編輯楊述多

︵分管內務︶

高級顧問：李儲文顧問：容康

副社長烏蘭木倫

︵分管經濟、中資機構︶

副社長毛鈞年

︵分管文教︶

新界辦事處︱︱主任張希庭 九龍區辦事處︱︱主任陳鳳英

社長助理陳鳳英

中區辦事處︱︱主任王如登                     

顧問室

研究室︱︱主任陳偉

社長助理王如登

辦公室︱︱主任許祖根︵兼︶保安部︱︱部長王光宇︵兼︶

副主任張心永

副主任楊英強

副主任李學章副主任何金全副主任李正慈副主任彭德基副主任盧壽祥

副主任薛振東副主任張祥霖

社長周南

社長助理李偉庭

台灣事務部︱︱部長王振宇                              副部長樂美真

副部長梁秀儀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9

副社長張浚生

︵分管宣傳、文藝、兼發言人︶

社會工作部︱︱部長李偉庭︵兼︶

文藝體育部︱︱部長吳威立

副部長陳國榮

香港新華社組織結構

副秘書長黃光宇

＊陳榮春已調土地委員會

圖9 周南在任時的香港新華社 27

副部長劉福祥副部長崔頌明副部長李 晨副部長陳亞瓊

秘書長袁鵬雁

副秘書長許祖根

教育科技部︱︱部長翁心橋                              副部長蔡培遠

副社長秦文俊

︵分管政制、外事、對台事務、紀律︶

副社長鄭國雄

︵分管人事、組織、基層、社工︶

宣傳部︱︱部長孫南生人事部︱︱部長孫曉群經濟部︱︱部長陳克強協調部︱︱部長林克平

副部長劉方安副部長楊華基

副部長李明昌副部長趙雲山副部長古志宏副部長孔浩洲副部長毛庚年

外事部︱︱部長陳榮春＊                                   副部長楊友勇

200 地下陣線

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影響了世界對香港前途的關注。如果英國不能建立一種港人可以自己選舉政府領導人的制度，保證九七後的「高度自治」，英國將失去道義和責任上的榮譽。中共鎮壓學生運動後不久，英國外交大臣賀維寫信給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指出香港的信心受到了嚴重打擊，並且英國正重新計劃1991年在香港進行直接選舉。他還要求北京推遲通過基本法草案。中方的答覆是，中國不會同意英國對香港政治制度進行任何改變，這標誌著中英外交衝突的開始。

中共的陰謀論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香港問題，中共有以下的結論：英國就香港問題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而且準備利用香港動搖中共政權。據周南回憶（也代表了當時中國官方的觀點），香港已不再是一個中英之間的問題，它已成為西方反華陰謀勢力的一部分。例如，周南認為1989年10月戴卓爾夫人向英聯邦成員國呼籲全力支持香港，並希望中國重建港人信心的說法，28 是企圖號召世界各國干預香港事務。29 錢其琛則表達得更為體面，他認為，英方「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30

中共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是反華勢力，擔心西方會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周南 1990年上任後，中共港澳工委的統一戰線政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包容性變得很小，民主派團體和開明人士都被排除在外。31

大部分民主派的領導人，如李柱銘和司徒華都是支聯會的主要成員，他們曾積極支持北京1989年的學生運動，並協助許多被中共通緝的民運人士從大陸偷渡到香港。支聯會被中共視為顛覆性組織，李柱銘和司徒華也都被視為顛覆分子。李柱銘和司徒華雖已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但中國還是要正式把他們開除。基本法草案中加入一項新的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1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以加強北京控制未來香港的權力。香港特區政府後來企圖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導致了2003年香港大規模示威遊行，再次改變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見第十章）。

香港政黨的形成

1989年：香港民主促進會

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

1990年：自由民主協會

1992年：啟聯資源中心，1993年成為自由黨

1992年：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

1994年：香港協進聯盟（ 2005年與民建聯合併）

關於《基本法》第23條，還有一個方面值得一提，第23條還包括一項規定，要求香港特區通過立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32 雖然《基本法》中沒有關於政黨的明確規定，不過，第23條巧妙地表明，政黨可以存在，但禁止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就是要強調，香港的政團不允許與國外敵對勢力有關係。 1989年六四事件後，香港各種派別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了。

1989年12月，時任戴卓爾夫人特別政策顧問的柯利達到北京提交一封英國首相寫給江澤民的長信。信中說，英國將按照

《中英聯合聲明》，無意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的基地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然而，英國正面臨著1991年在香港大幅增加直選議員數目的巨大壓力，壓力之大不容忽視。戴卓爾夫人希望中國起草

《基本法》的過程與英國同步。江澤民主席會見柯利達時表示，中國很清楚英國的目的，是以香港選舉作為使中英關係回到正軌的先決條件。江澤民警告說，中國人不是不知道西方的想法：

202 地下陣線

今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除國內因素外，確實也有國際背景。國際上有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亂得差不多了，中國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33

北京還懷疑英國在操控香港的民意。江澤民指出：

民意問題，要看究竟是民眾真正自發表達的意願還是有人操縱。在西方國家，所謂民意也往往同當權者的引導和意圖貫徹密切相關。香港有的人說代表民意，我看他就不能代表民意，一是他有一定的個人目的，二是他唯恐天下不亂。34

合法性危機

與江澤民會談之後，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轉交了新任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的信，信中詳細介紹了英國對《基本法》草案的立場。通過韓達德的信，錢其琛可以肯定，英國確實改變了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錢其琛回憶道，兩國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曾經合作順利，「英方對公布的草案稿已無意見。但⋯⋯ 在香港政制發展方面提出了許多不同意見，大大提高了要價，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比例」。35

北京認為，英國利用國際社會強烈反對中國處理天安門事件手法的情緒，以更快速度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在香港實施代議政制被中共視為全無必要，而且是英國用以打擊中國的招式。36英國被視為企圖改變香港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通過加強立法機構的權力和地位限制行政機關，以立法為主導。使用這技倆的目的是將九七後的香港變成為一個「獨立實體」，以便為英國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37

儘管中英之間關係緊張，互不信任，但談判仍在繼續進行。錢其琛和韓達德之間通過七封外交信就香港的民主改革問題交換了意見。到了1990年2月，港督衞奕信訪問北京，李鵬會見了他。衞奕信設法說服北京，理由是，如果直選沒有重大的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3

進展，香港會變得難以管治。於是，中英雙方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在1991年港英政府將使用「雙議席雙票制」，選出立法會的 18個直選議席（佔百分之三十）。作為回報，北京同意在1997年將有20個議席直選產生，在1999年將有24個直選席位，在2003年增加到30個。按照這種投票制度，每個選區選出兩席，每名選民最多可選擇兩名候選人。38這個選舉方法是用來減少民主派大勝的機會。如果這種安排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可以坐上通往1999年的直通車。這一安排被列入 1990年4月頒布的《基本法》附件二（一），作為1997年第一屆立法會的例外安排。最後證明了，是中英達成的協議比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努力更加重要。中英直通車協議是雙方可能達成的最好妥協。

消除疑慮，鞏固信心

為了鞏固香港的信心，英國政府在1989年12月宣布英國國籍計劃，給予225,000個港人或50,000個符合資格的香港家庭在英國的永久居留權。正如港督衞奕信所述，該計劃目的是「讓那些獲選的人士有信心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留在香港」。39 此外，英國也要求其他國家，如澳洲和加拿大為港人制定類似的移民計劃。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港英政府不願安撫港人，將香港問題

「國際化」，其隱藏的意圖是把香港華人變成其他國家的公民。40作為回應，北京聲稱該計劃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宣布中國不承認持有這些護照的人為外國國民，中國將他們當作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看待。此外，北京在《基本法》中加入一條，1997年後的立法會議員均須為中國公民及永久性居民，而且不得擁有外國居留權。然而，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但這些議員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41 然而，作為讓步，這百分之二十的議席將會分到個別功能組別，如代表香

204 地下陣線

港總商會和旅遊業的人士，因為商人及專業人士當中一些人持有外國國籍或有外國居留權。

1989年10月，港督衞奕信還宣布了一項大規模的基建項目，稱為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整個工程將耗資1,270億港元，第一期工程包括在大嶼山興建一個新機場，定於1997年完成。港督衞奕信在其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了這項計劃，衞奕信說：「雖然年內我們曾受到若干打擊，但政府繼續為香港的長遠前途制定各項計劃。我們清楚知道要建設的目標。希望這些目標會幫助我們渡過這段不明朗的日子，使我們充滿信心，克服任何問題。」42英方認為，新機場工程可以重建港人信心。對此，英國及香港有關當局以為沒有問題，因為在私下交談中，中方都沒有反對。此外，該項目公布後，中國銀行也立即公開表示歡迎，香港新華社更公布了中國銀行的建議，即土地基金可以用來投資於機場建設。43 因此，當北京公開譴責該項目計劃時，令英方大為震驚。港督衞奕信回憶道：

在歐盟切斷與中國高層接觸的時期，我們已經通過不同層次的接觸告訴中方，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可是坦白說，我相信還是無法溝通⋯⋯ 中方變得越來越懷疑我們，恐怕說還受到他們在香港的支持者唆擺⋯⋯。44

中方稱，這一計劃將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而且英國會將所有工程合同給予自己人。45江澤民公開批評英國，指他們的做法是「你請客，我付鈔」。46雖然北京也承認，香港需要一個新機場，但中方拒絕代表未來的特區政府作出償還貸款的承諾，這無異於令計劃寸步難行。中共的這一策略迫使英國與中國達成協議，申明英國和中國將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港英政府留給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儲備將不少於250億港元。1991年9月，英國首相馬卓安(1990–1997)飛往北京與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47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5

中英就新機場的較量，使北京得以實現其目標，即掌握了 1997年回歸前香港事務的發言權。早在1991年1月，北京就曾想方設法樹立權威的方法。吳學謙說，「在過渡期，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代表香港市民發言」。481991年4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非常明確地表明北京的意圖：

過渡時期後半段，中國政府無意干預港英政府的行政事務，但是涉及1997年與政治順利交接有關的，需要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的事情，港英政府應該與中國政府多磋商，中國政府有責任過問並參與審議，這完全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在過渡期後半段，如果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有些事情也很難做到。49

事實上，從1991年起，中國官員，包括香港新華社在內，開始更頻密地評論香港事務。例如，香港新華社反對將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和電視台私有化的建議。1991年，在首次直選立法局議席選舉中，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北京警告香港政府說，不能委任民主派為行政局議員。50 1992年3月，魯平對香港政府財政預算計劃提高稅收來支付增加的開支表示關注，在魯平看來，這違反了《基本法》中量入為出的原則。51

半路殺出彭定康

1992年，英國首相馬卓安決定撤換香港總督衞奕信。馬卓安既不任命繼任者，也沒有給衞奕信安排續任職位。此時，衞奕信還有三年才退休。馬卓安還撤消了柯利達的外交政策顧問一職。一些觀察家指出，這些人事變動暗示英國政府很不滿意這兩位香港問題首席專家在處理中英事務中的表現。52 最令人驚訝的是，英國最終任命彭定康為末代港督。

彭定康是英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不言而喻，他可以利用其在英國政壇中享有的權威。1992年，作為保守黨主席，他領導

206 地下陣線

的保守黨剛剛在大選中勝出，可他卻喪失了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席，因此不得不離開議會。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是歷史上的一個意外。他的資歷以及他與馬卓安和韓達德密切的關係，讓他可以直接與他們接觸，討論香港問題。彭定康1992年7月抵達香港，在港人之中引發了廣泛的好奇，因為香港從未有過職業政治家當政府首長。彭定康知道他的工作是確保英國可以順利撤出殖民地，並且在國際社會中留下為香港市民盡職盡責的好印象。

在上任後的幾個星期裏，彭定康為挑選行政局中最親近的顧問作出安排。時任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說服全體行政局議員總辭，以便港督重組內閣。彭定康藉此機會，重新任命一些議員，沒有邀請范徐麗泰、周梁淑怡和李鵬飛，於是他們成為彭定康最堅定的反對者。但他們繼續活躍於香港政壇，包括被委任為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在九七後獲得了最高榮譽的職務。2008年 3月，她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最有趣的是，彭定康將船王董建華納入行政局。董建華實際上是北京所提名的，因此董

建華既代表了政治保守派的利益，又是北京的人選。53然而，有一點不清楚的是，北京什麼時候決意選定董建華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但董建華在1992年顯然已經初露鋒芒。有報告指出， 1995年年底，經過大陸的安全部門和政治機構的背景調查後，董建華已經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首選。54

大家都不知道彭定康到港後會有哪些動作。在1992年10月，彭定康的首份施政報告震驚了香港和北京。彭定康充分利用了《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和漏洞，推出更多民主改革建議。彭定康堅信：

讓我重申一個簡單的要點。我提出這些建議，是要達致兩個我知道也是代表市民意願的目標—— 就是擴大民主，同時要在基本法範圍內進行。我相信我概述的所有建議都符合基本法的條文。因此，這些安排應會為我們提供一列民主「直通車」，在基本法鋪成的軌道上前進。55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7

彭定康的建議有七個要點：

1. 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的方法選出三層議會中地方選區選舉的議席。三層議會即區議會、市政局56 和立法會；

2. 最低投票年齡由21歲降至18歲；

3. 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中所有委任議席；

4. 撤銷對港區人大代表參選的限制；

5. 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以個人票取代團體票；

6. 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

7. 由區議會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負責選出十位立法局議員。57

在彭定康宣讀其施政報告的兩星期前，韓達德將彭定康建議的細節通告錢其琛。中方警告說，建議在某些方面違反了《基本法》，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將不能跨越至1999年。他們強調，有關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任何安排，事先應得到雙方同意。北京認為，彭定康的建議是一種直接對抗。對中方來說，彭定康無視錢其琛和韓達德之間交換的七份外交文件。令人驚訝的是，英國外交部事先竟沒有向彭定康通報有關這七份文件。換句話說，信息被莫名其妙地被收起了。58

北京把彭定康視為製造麻煩的主謀，並利用宣傳機器集中攻擊他。魯平在新聞發布會上把彭定康稱為「千古罪人」。59在香港，新華社官員曾多次批評彭定康，例如副社長鄭國雄說：

彭定康堅持對抗，一意孤行推行其「政改方案」，影響和破壞了香港繁榮的局面。彭定康絲毫沒有與中方合作的誠意，完全是對抗的態度。彭定康完全不理會中方的努力和態度，給香港的繁榮穩定帶來了影響和破壞，責任完全在彭定康身上。60

港澳工委的策略是激發港人反對彭定康和他的改革方案，並說服港人，真正能夠保護港人長遠利益的是中國，不是英國。周南在會見區議會主席時說：

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香港居民看清楚了彭定康政改方案是嚴重違反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和中英已達成的協議⋯⋯ 他們也認

208 地下陣線

識到，彭定康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已經並將繼續造成破壞香港穩定繁榮和平穩過渡的惡果⋯⋯ 我們已經和將要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保障1997年的平穩過渡和維護香港居民的長遠利益。擺在彭定康面前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拋棄他的所謂政改方案，不要再繼續玩弄政治把戲。61

如果彭定康知道有這七份外交文件，會否採取不同的行動？或許，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實質內容很可能相同，因為彭定康建議的改革整體上其實很有限。中方對這位最後一任港督極為不滿，也許是因為他們看穿了經過精心包裝的外表其實沒有隱藏太多實質內容。62 為了表明中國不會屈服於壓力，中共盡可能公開地羞辱彭定康。1993年12月，周南在一個公開活動中拒絕與彭定康握手。63 北京認為，有關香港政制問題的爭論是主權之爭，中國必須強硬。64 但是，中共的粗暴在港人或國際社會中吃不開。彭定康明白，如果屈服於北京的壓力，他將失去治理香港的信譽和權威。香港人雖然可能不相信彭定康的做法可以改變北京的政策，但他們仍然將他視為捍衞港人權利的先鋒。畢竟，沒有幾個人會對北京說不。65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彭定康在任期間，一直在香港享有很高的民望。66

1993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致函錢其琛，提出進行

「無先決條件」的談判。1993年3月，香港政府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刊憲。1993年4月22日，中英雙方決定談判將在北京開始。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為中方代表，英國駐中國大使麥若彬為英方代表。彭定康在控制談判內容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關於1994年區議會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雙方進行了十七輪會談，但未能達成協議。北京指責英國破壞談判。67 姜恩柱於1995年成為中國駐倫敦大使，1997年至2000年為香港新華社社長，2000年至2002年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11月30日，韓達德寫信通報錢其琛，英國已決定將彭定康提案交給香港立法局審議，談判至此宣告結束。中方認為這是「英方在向中方攤牌」。68 錢其琛的答覆是，中方絕不接受英方向香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9

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見置於兩國政府的會談之上。對中方來說，這是原則問題。

隨著香港政府向立法局提交選舉規定（雜項修訂）（第2號） 1993條例草案（實施前四個改革建議）和立法局（選舉規定）（修訂）1994條例（實施最後三個改革建議），香港中共的任務是竭盡全力將政制改革置於死地。對彭定康來說，這場仗勢均力敵，但兩個法案分別於1994年2月24日和6月30日獲得立法局通過。北京明確表示，最後一屆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立法局將與英國管治同時屆滿。北京將取消直通車，並就九七後的政制作另作安排。

公然奪取控制權

為恢復主權，北京必須培植親北京的個人和團體為回歸後的香港建制服務。鑑於1989年以來與英國的關係日益惡化，特別是彭定康到港後更加惡劣，中共必須竭力制止英國推行的政治改革，破壞彭定康的代議制政治制度，並要在彭定康改革通過後成立一個影子政府，以力壓港英當局。

從許家屯開始，中共港澳工委已開始將拉攏吸納手段制度化，首先選擇資本家，百般攏絡，因為他們相信商界精英才是維持繁榮的關鍵。由於許多工商界要人已經是英國任命的殖民地政治精英，中共的策略是將他們爭取過來，允諾在特區政府中讓他們佔一席位。據許家屯觀察，商人都很務實，他們最關心的總是自己的商業利益。從草委會和諮委會中被任命的香港委員可以看出，中共成功地招募了大批有影響力的工商界人士。正如第八章所述，中方培植的委員最有效地遏阻了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查良鏞的主流方案和羅德丞的一會兩局就是例子。此外，通過任命草委和諮委，為中共與商界精英和其他有影響力人士打交道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事實上，通過這些被任命的委員，就可以追踪有多少人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中佔有重要地位，甚至包括他們的子女

（見附件四）。

210 地下陣線‌

港事顧問

不過，《基本法》頒布後，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其在香港社會上的覆蓋面，並加強自身能力，回應英國在天安門事件後推行的政制改革。中共實行了魯平提出的一個想法，中國應該設立榮譽顧問的職位，以達到深入廣大社會層面的目的。1992年3月至1995年4月，總共有186人分四批被任命為香港事務顧問，為期兩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新華社為此大張旗鼓。中共根據不同需求任命這些顧問，主要包括商界翹楚、親北京政界人士、專業人士、學者和工會領袖。69 後來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當時與安子介、邵逸夫、霍英東和李嘉誠等富豪皆被任命為首批44名顧問。不過，沒有一個民主派人士獲任命。中方官員強調，任命這些顧問是「建立一個與港人經常溝通的渠道，集中港人的智慧」，他們不會「影響港英在過渡時期負責香港行政管理的能力，也不存在所謂第二個權力中心的問題」。70這些顧問沒有正式的工作。另有667人被委任為區事顧問，都是不那麼重要、在小範圍內有影響力的人，例如區議會主席及市政局議員。71事實上，無論中英關係如何，擴大其關係網符合中國的利益。這些被任命的顧問的價值在於中共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當中部分顧問有參與公共服務的往績，但不會像過往一些基本法諮委，會因提倡民主改革而與中共對抗。72

準備選舉

中共做好了實事求是的準備。雖然它不希望選舉來得太快，不過事已至此，選舉已成定局，中共開始動員親北京團體參與選舉。任命區事顧問就是在爭取親北京人士在地區選舉中勝出的重要一步。中共不但需要找到合適的人參選，還要有人在各選區擂鼓助威。與此同時，中共港澳工委一直在社會草根階層積極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培養與街坊、互委會、分區委員會、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1

區議會議員、鄉議局成員、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等領導人的關係。為了競爭立法局的議席，中共就需要鼓勵基層領袖和精英階層組成政黨，參與直選和功能界別選舉。此外，中共也必須壯大其傳統的支持陣營，即左派工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和其他統戰機關聯盟的力量，動員他們在競選期間支持親中候選人。新的統戰團體包括於1993年正式成立的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由全國政協委員林貝聿嘉議員擔任委員會主席，共有600名成員；此外還有：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一個香港中資公司組成的機構）、大專學生聯會（愛國學生組織）、穩定香港協會（由不同從政者和港事顧問、區事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組成）。73

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香港的年輕政治精英捲起了一陣忙

亂的競選風。譚惠珠是香港自由民主聯會的主席。羅德丞成立了新香港聯盟，由於他意識到當選第一任行政長官已經無望，他的組織也就沒有繼續發展下去。一群立法局議員於1992年成立了啟聯資源中心，是自由黨的前身。1992年，曾鈺成74 組建民建聯，譚耀宗也是成員之一。由於民建聯是親北京的政黨，它的作用是在1997年前的選舉中與民主派政黨競爭，支持中共對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政策，並在香港社會內擔當統一戰線的保護傘。75 有人認為，民建聯太草根，建議成立一個親北京的中產階級政黨。在香港新華社的鼓勵下，律師劉漢銓於1994年與其他工商專業界人士組成的各個團體合併，組建了香港協進聯盟。76 譚惠珠組建的政黨一直沒有很大發展，後來她加入了民建聯。在回歸後的香港，民建聯成為親建制派的大黨，譚惠珠現為民建聯的副主席。在2004年的議會選舉中香港協進聯盟表現平平，2005年與民建聯合併。功能界別選舉制度也保證了左派陣營可以通過各個功能組別中的盟友贏得一些立法會議席，如在勞工界和鄉議局。

在競選活動中，中共港澳工委充當「幕後指揮，為親北京候

選人策劃統籌，並動員統戰外圍組織」。77 為了準備1994年區議會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香港新華社副秘書長黃之著負責協

212 地下陣線

調候選人排兵佈陣，在香港新華社設有一個工作組，由鄭國雄負責，為其青睞的候選人和團體訂定長遠的選舉策略。78

繼1994年和1995年選舉後，中共繼續擴大其選舉機器，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社團聯會及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後來也都加盟。歷史較悠久的是新界社團聯會，它於1985年已經成立，並不斷發展。這些機構在競選活動中協助愛國陣營，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以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為例，它有若干附屬機構，包括中西區統一協會、灣仔區統一協會、東區統一協會和南區統一協會。這些分支機構積極動員其他附屬機構及其成員投票支持愛國候選人和其政黨。79

基層統戰團體例子

工會聯合會 (1948)：到2009年，已有超過32萬會員，53個相關

工會和178個附屬團體。

新界社團聯會 (1985)：到2008年，已有超過14萬會員，214個附屬團體。

香港廣東社團聯合會 (1996)：到2005年，有454名個人成員和

186個組織成員。

九龍社團聯會 (1997)：到2008年，擁有超過11萬會員和82個組織成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1999)：到2009年4月的網上資料顯示，有

455名個人成員和53個組織成員。

直到今天，統戰聯盟及其外圍機構仍實施金字塔型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為民建聯或中共支持的特定候選人大力宣傳，遍及其網絡的每一個角落。這些社區內的外圍機構，起到傳送帶的作用，將信息傳送到各處。此外，大型統戰機構，如工聯會，還提供人員和資金，以協助競選。為了確保這些機構努力為同道政黨和候選人工作，有些成員在民建聯和統戰機構兼職（見第十章及圖11 ）。例如，民建聯的領導人譚耀宗和鄭耀棠長期領導工聯會。民建聯還邀請地區領袖加入其中。例如，立法會議員、區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3

議員陳鑑林是觀塘民聯會的代表，區議員孫啟昌曾經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80 民建聯還充當協調者，減少各團體之間的競爭和

衝突。81

預備工作委員會

在1993年7月16日，在任命了首兩批港事顧問後，中英之間對彭定康建議發生爭拗之時，北京決定建立另一個機構，稱為預備工作委員會。1993年3月，中國首次公布成立該委員會的目的。然而，為了完成過渡期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北京在彭定康上任前似乎已經想到有必要設立這一機構，彭定康的改革建議可能只是為中共提供了大搞宣傳和外交活動的契機。北京就彭定康的政改建議警告說，任何英方單方面的行動都會導致中國「另起爐灶」，並強調這是由於英國的對抗政策造成的不幸後果。82

「另起爐灶」表示中共要掌控組建九七後香港政治制度的主動權。儘管北京堅決否認，預委會是第二權力中心或影子政府，但周南承認，中方希望就籌組香港特區政府一事採取主動，早日作出安排。83 中國官員否認的理由是，預委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是北京的一個諮詢機構，而不是在香港運作。儘管北京否認，但普遍認為預委會就是一個影子政府。84

《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並沒有說要成立這樣的一個機構。當提出成立這一委員會的合法性問題時，北京爭辯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4日決定成立該委員會。85 於此同時，基本法獲得通過，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準備工作機構，而香港特區預委會只是為了準備1996年成立籌備委員會設立的。它將「為將來的籌備委員會做準備工作，主要包括特區怎樣來組成政府、立法機構和其他方面工作」。86

1993年7月，預備工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於1995年12月結束工作。它由57個成員組成，其中30人來自香港。香港代表數目較多是希望這安排會讓港人較易接受，但事實上，大陸成

214 地下陣線

員及其資歷才是真正重要的。預委會使北京可以在收回香港的過程中，協調中國各級政治機構。預委會主任委員是錢其琛，六個副主任委員包括四名大陸官員（魯平、周南、姜恩柱、鄭義）。大陸成員由副部級官員組成，包括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公安部、解放軍、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香港副主任委員是最為北京信賴的兩個商界鉅子霍英東、安子介和法官李福善。其他香港委員都是統戰對象，包括李國寶、李嘉誠、羅德丞和譚惠珠。一直支持中共的人，如曾鈺成當然也在其中。

雖然預委會下設五個專題小組，負責各方面的地方事務，87但主要工作重點是就以下政治問題提出建議：第一屆特區政府的組成、九七後政府公務員的職能、確定現有法律中有哪些可能違反《基本法》並討論如何修改。北京還希望預委會與香港其他親北京機構合作，如港區人大代表、政協代表以及新任命的港事顧問，其中許多人是身兼多職。88

籌備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成立於1996年1月26日，有150名委員，包括94位香港委員和56位大陸委員。所有預委會的委員都獲任命為籌備委員會委員。籌委會主任是錢其琛，四名副主任為中方代表，其中兩位是魯平和周南，另五位港方的副主任都是老面孔，包括霍英東、安子介、董建華、李福善和梁振英。中方委員包括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89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務院經濟特區辦公室和財政部的代表；也有來自安全機關的代表，包括解放軍、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還有中共統戰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人參加。此外，還有地方代表，包括中共深圳黨委、廣東省人大和北京市委。大部分港方委員是商界人士，其餘的是專業人士、親北京政界人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其中許多人是港事顧問、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90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5

籌備委員會負責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建工作，包括提供建立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第一屆立法會的方案；以及負責籌備建立一個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這推選委員會負責挑選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91 由於預備工作委員會實際上已經超過了

《基本法》為籌備委員會設定的範圍，籌備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比

《基本法》所設定的更廣。例如，它贊同預委會就成立臨時立法會的建議；就如何在香港實行中國的法律提出意見；為解釋部分

《基本法》提供建議；提出現行法律中違反《基本法》的條款。

推選委員會

推選委員會是經籌備委員會透過北京最滿意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出來的。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推選委員會由4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400名成員分別來自四大界別，各界別佔四分之一：工業、商業和金融；專業；勞工、社會服務、宗教；政治

（ 26名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自動成為推選委員會委員、原政界人士、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前三個組別的三百名委員由籌備委員會委員經「選舉」產生，候選人數超過議席數目百分之二十。前三個組別的合資格人士如有意成為推選委員會一分子，應向其所屬團體報名（如中華廠商聯合會或專業機構）。申請書經過有關機構審查通過後，可向籌備委員會呈交提名。籌委會秘書處在 1996年9月30日截止提名後整理提名名單，並將名單印發給籌委會全體委員，徵求他們的意見，然後訂定候選人名單。選舉的方法是，所有籌備委員會委員可以在推選委員會的各組別投票。選

舉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得票多者當選。第四界別（政治）委員有意成為推選委員會的，可以向自己所屬組別或其他組別報名。申請表經過有關機構審查後，可向籌備委員會呈交提名，5名籌委會委員可聯署提名。共有5,789人報名。1996年11月2日，籌備委員會選出400名推選委員會成員。

216 地下陣線

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由推選委員會在香港以協商或經協商後以提名及選舉的方式產生。籌備委員會後來又擴大了推選委員會負責的範圍，包括推選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有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獲得足夠的提名（ 50個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提名）：董建華獲得的提名最多；吳光正相信自己有機會，提出自己作為候選人，並能擠進最後一輪選舉；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一般認為獲香港新華社鼓勵，也加入參選。李福善未能獲得足夠的提名；羅德丞意識到他不是北京的選擇，於1996年10月16日退出了競選。92經過投票，董建華獲勝。

董建華辦公室和行政會議

董建華委任陳建平負責組建其辦公室。陳建平是魯平的得力助手，是位中級幹部，曾任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負責協助董建華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保持緊密聯繫。董建華從其家族航運公司帶來了路祥安作為他最信任的助手。為了加強行政長官與內地政府的合作，尤其是與中央政府的溝通，中共專門為董建華和他的辦公室設置了各種機制和渠道，包括董的辦公室和北京之間的熱線，以及定期匯報工作的訪京行程。93

董建華事無大小都徵詢北京是眾所周知的。他想摸清楚底線，那樣就不會有麻煩。甚至有傳言說他徵詢北京的次數太多，一些幹部建議他可以更自主地管治香港。這類例子包括，是否允許民主黨和民主派人士於1997年7月1日凌晨使用立法會大樓的高台，大喊「必定重返立法會」，以及是否允許所有司級公務員在他的政府內繼續任職。據說魯平批准民主派可以使用立法會高台，而且中共領導決定，所有在職的司級公務員可以繼續留任。94

1997年7月董建華任命他的第一屆行政會議。毫不奇怪，這個最親近董建華的諮詢機構以親北京的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為主，包括梁振英、唐英年（繼承了家族的紡織企業，自由黨成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7

員）、鍾瑞明（中國銀行董事，香港協進聯盟成員）、梁錦松（銀行家）和黃吉雯（會計師）。民建聯和工聯會成員譚耀宗也獲任命，可以說是代表了基層。對中共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董建華的行政會議是完全愛國的。

臨時立法會

199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由於選舉方法不符合中英協議，所以1995年經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局將要在1997年回歸時解散。其後不久，預備工作委員會的一個專題小組建議應設立臨時立法會，作為一項權宜措施，直至符合《基本法》的新選舉法例獲得通過為止。中方聲稱，由於英方破壞了直通車方案，所以有必要成立臨時立法會。1996年3月，籌備委員會就成立臨時立法會進行投票，結果只有一票反對，決定建立臨時立法會。根據《基本法》規定，臨時立法會具有近乎立法會的權力。95 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官員在香港公布，凡希望擔任九七後政府的公務員必須聲明支持臨時立法會。96

推選委員會全票通過，決定於1996年12月成立臨時立法會。在60名立法委員中有51名是推選委員會委員（換句話說，他們投票選自己），其中24人也是籌備委員會委員。60人中有33人是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由於「泛民主派」立法局議員認為臨時立法會是一個缺乏法律依據的機構，拒絕參與，所以臨時立法會的議員基本上都是親北京陣營的代表，其中包括在1995年選舉中失敗的10個候選人。97 民建聯有10個議席，港進聯也有10個議席，工聯會有一個席位，加在一起控制了臨時立法會的21個議席，組成了一個力挺北京的核心。傾向工商界的自由黨佔10席，自由民主聯盟佔3席。泛民主派中只有一個小黨—— 民主民生協進會願意加入臨時立法會（他們有4個議席，但此後他們再也沒有佔立法會這麼多議席）。

218 地下陣線

對於那33個身兼香港立法局和臨時立法會兩職的議員來說，他們要往返於香港與深圳之間，因為香港政府拒絕讓臨時立法會在香港與香港立法局同時運作。回歸前，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援下，臨時立法會一直在深圳開會。作為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了兩個議案，即1997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和1997年社團（修訂）條例草案。這兩條草案要求恢復殖民地當局為了放寬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而廢除的各項法律規定。98 北京認為這些條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香港法律應保持基本不變的原則。在主權移交前，臨時立法會就已經通過了這兩項修正案，並通過一項特別的《香港回歸條例》，規定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後，這些修訂草案立即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1997年7月1日，臨時立法會移師香港，直至1998年10月第一屆特區立法會成立。在這一年裏，臨時立法會廢除或修改了25項被認為是抵觸《基本法》的法例。臨時立法會從實質上改變了彭定康提出的選舉法例，包括使用最大餘額方法實行比例代表投票制。這一選舉機制旨在使左派陣營可以在未來的立法選舉中獲得更多的議席。99 周南說，彭定康任期的選舉法隱藏著破壞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執政能力的意圖。100

臨時立法會有一個特點，當董建華在會上發言時，議員有時會鼓掌以示敬意和支持。不過，在1998年新選出的立法會上，儘管有許多臨時立法會議員留任，但這一具有中國大陸政治特色的做法不復存在。101

九七前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市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組成。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1997年前由香港新華社選定，並經過北京同意，才正式通過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組成全國人大廣東省代表團。在英國統治下，在香港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不可能的。以前那些被任命的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都是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9

左派的領袖，包括勞工、教育、文化和愛國商人。然而，從1984年起，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陣營的精英階層，也開始獲委任為全國人大代表。任命商界精英有一個明顯傾向，在1988年和1993年的第七和第八屆人大代表中，分別有18個和26個是香港代表； 1988年，有7個香港人大代表來自商界，5個是專業人士；1993年，有10個來自商界，8名專業人士；在這兩屆代表中，來自勞工、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總共只有5個。102

1997年香港回歸後，港人對港區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選舉的興趣有所提高，因為它使香港有機會近距離見證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大陸官員將如何在香港組織選舉？有學者認為，此次甄選過程成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歷史上最公開的一次。103由北京委任的424人選舉會議，其中400名推選委員會成為選民。總而言之，他們當中有22個全國人大代表，約100個全國政協委員，另有大約50個成員是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或政協委員。凡得到選舉會議10個提名的委員，可競逐35個代表席位，儘管董建華的特別顧問葉國華公開表示，如果民主黨想參加競選，他願意當提名人，但民主黨最終沒能爭取足夠的提名。這是中共初期向民主人士表示和解的姿態，但這要求他們表示願意參加人大選舉，也就是已經接受大陸的政治制度。這些民主人士的選舉政綱要求結束大陸一黨專政，對中共來說，這標誌著民主黨仍然反共和不

愛國。民主黨三個候選人獲得的提名很少，他們最後退出了選

舉。在選定的35個人大代表中，贏得選票最多的是新上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姜恩柱。對香港社會來說，沒有港人會想過姜恩柱能夠作為他們的人大代表，港人都認為他參加競選是不合常理的，但也因此對大陸的政治上了一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等同於西方傳統的議會。雖然，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它的正式職能為制定法律，「實際上，全國人大是一個國家集權的體現。從省人大代表團均由省領導率領可推斷，他們不會代表太多省的利益」。104就香港特區而言，港區人大代表團雖不是由董建華率領，有姜恩柱在，可以使港區人大按照中國大陸的慣例，與其他人大代表平

220 地下陣線

起平坐。得票數排第二名的是吳康民，接下來是曾德成、譚惠珠和范徐麗泰。105

2002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代表人數增加到36個，但選舉過程由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嚴格控制。中聯辦的王如登是候選人之一（ 2000年後中聯辦替代了香港新華社）。這一次，選舉會議是由953名委任代表組成，其中包括擴大到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成員，選舉委員會也將選出第二任行政長官。獲得最少10個提名的總共有78個候選人，其中民主黨四名成員以及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都得到所需提名數目，成為候選人。這令香

港社會興奮了一陣子，因為北京可能需要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現象徵性民主代表的事實。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口號有所軟化，不再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在第一輪投票，候選人減少到54名，民主派的5名候選人全被淘汰。據很多媒體報道，選民按照各自的候選人名單投票，例如，民建聯及工聯會都有其屬意的候選人名單。還有知情人士稱，中聯辦也有其推薦名單。得票最多的前三名是譚惠珠、王如登和范徐麗泰。一些自由黨的成員也意外地勝出，老將曾德成和吳康民雖然排名靠後，卻都過了首輪投票。但是，第二輪投票才是真正重要的一環，因為在此顯示出受中共青睞的候選人排序。中共在幕後有相當多的計算和動員，以確保某候選人可以勝出，以及它最支持的候選人可以高票當選。因此，幾乎所有上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被選上了。

范徐麗泰和王如登排在前兩名。民建聯、工聯會和香港協進聯盟

總共獲得12個代表議席。106

2008年，民主黨成員角逐人大代表時再次受挫，但一個意想不到的候選人卻輕鬆入選了，她是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她在一個調查中被指為干預學術自由後辭職（當時已轉任廉政專員）。107這予人一種印象：全國人大代表是一項安慰獎，專門授予那些被中共視為愛國的香港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過去，親共的香港退休官員都獲任命為政協委員。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21

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大陸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機構，但香港人大代表卻沒有清晰的角色。問題源於他們主要是由委任的選舉機構選舉出來的。此外，中央政府還企圖確保香港人大代表不會被視為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因此，香港人大代表就辦公室和資源問題提出要求時，中共卻置若罔聞。2008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告訴香港人大代表，他們並不需要

「掛招牌」，指的是他們提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一個辦事處的要求。相反，中聯辦卻可以要求增加人手和資源。108

正如第二章所述，全國政協是中國的最高政治協商諮詢機構，也是國家級統一戰線機關。它每年一度在北京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舉行會議，全國政協就重要政策和重大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在邁向回歸的過程中，為了贏得人心，委任香港政協委員成為中國統戰整體戰略的一部分，而且中聯辦和香港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似乎有一種默契，香港特區政府在各個組織安排香港政協委員，讓他們參與更多地方事務。109 1998年，在31位第九屆政協副主席中，有兩位來自香港（霍英東和安子介）。霍英東是徹頭

徹尾支持中國的商業巨賈，沒有哪個商人比他更愛國了。他與中國的聯繫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韓戰期間。他從未加入殖民地政府，從未獲任何英國授勳，而且一直保持低調、低姿態。自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以來，他一直都是全國政協委員，從第八屆政協以來他一直是副主席；而且自1988年以來他也是香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事實上，他是唯一身兼人大、政協和籌委會會員數職的香港代表。儘管他已年逾古稀，但他還是地位最高、最重要的親北京派代表。安子介從1984年開始成為第六政協委員，他

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例子。在50年代，他是一個成功的紡織業企業家，從1970年至1974年他曾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總督麥理浩任職期間，從1974年至1979年他是行政局議員。他獲授予大英帝國勳章和司令勳章。在1982年初，香港新華社邀請安子介加入全國政協。1982年2月安子介與鍾士元和簡悅強在前往東京的旅途中發現，他們三個人都收到了中共的邀請。鍾士元和簡悅強婉拒邀請，並為他們的朋友安子介做出了如下分析：

222 地下陣線

他幾年前已在行政立法兩局退休了，並剛剛在兩年前退任貿易發展局主席。不過，雖然安子介已經退休，沒有擔任重要公職，但他對香港環境及政府運作均非常熟悉。110

安子介接受邀請，在1983年出任第六屆人民政協委員，繼續擔任1988年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他升任為第八屆政協副主席，這一職位被視為中國政治架構中的高層領導。他是最早一批被任命的港事顧問，並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和諮委副主任委員，為香港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安子介是預備工作委員會的三位副主任委員之一，以及籌備委員會的五位副主任委員之一。當時他已是85歲。

除了一批香港高知名度人士出任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要職以外，也有很多香港人士被任命為省級和地方機構的代表。在中共的統戰對象排列順序中，這些香港代表顯得較為不重要，所以很難知悉所有人的去向，但無論怎樣，他們都是中共實行影響香港精英階層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例如，在2008年，在深圳政協會議中有51位港澳委員。111 統一戰線已廣泛深入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例如，保良局是香港一個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它設立孤兒院，並提供教育和各項社會服務，其董事會(2008–2009)的 20名成員中有8名董事也是大陸的政協委員，其中有些人也是其他統戰組織的成員。112

公眾對親北京派精英的觀感

從中共的一系列官員任命可以看出，哪些是回歸後的愛國精英。到了1997年中，至少有一千名港人享有中國授予的某種形式的官方職銜。其實，中國政府從1992年開始任命和頒發給他們的頭銜更多。如第八章所述，建立這一群體是由任命基本法草委和諮委開始，然後是港事顧問和區事顧問，設立預委會、籌委會和推選委員會。回歸後，第一屆行政會議也是這群體的一部分。113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23

儘管中共竭力大搞統戰和宣傳，但統戰組織和親北京親營還是很難在香港建立合法地位和維持公信力。據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者認為，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並不能代表香港，百分之四十也表示這些委員未能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而立法局比這些北京創造的機構更值得信賴。總體而言，香港社會視親北京的精英為大陸官方的喉舌和應聲蟲。114

機構	香港成員總數	工商業及專業	前行政立法局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港事顧問	185	133	41	37
區事顧問	667	368	13	1
預備工作委員會	37	25	16	14
籌委會	94	66	29	39
推選委員會	400	291	60	102
臨時立法會	60	37	41	10
首屆行政會議	11	9	6	0

圖10 大陸任命的香港代表115

潛伏的操控

鑒於中國將實行「一國兩制」這一全新的實驗，中共必須靈活處理各種問題，因此對中共來說，鞏固其在香港的權力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個地下組織，這將是一項非比尋常的挑戰。中共將香港視為敵人的領土，而且必須使用傳統的革命手段，這就意味著，不能僅僅倚靠主要由親政府人員把持的機關內的組織架構。中共還留了「鐵腕」。116

除了上文提及公開建立回歸後的體制和機構，在同一時間，中共派遣的第五縱隊也正在行動，其基本意念是滲透到香港

224 地下陣線

社會各階層。1983年初，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進行一項計劃，在諮詢有關部委和機構後，派遣幹部以「家人團聚」為理由持單程許可證來港。與雙程證不同的是，持工作簽證去香港，工作結束後必須返回，但持單程證可以長時間留在香港。在大陸有五個主要機關負責確定和管理被派到香港的幹部，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國家安全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台灣事務辦公室。這些被派出的幹部大部分都是30到40歲，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專業技能。第五縱隊抵達香港後，將與香港新華社及有關機構保持聯繫。

由於英國還將在香港繼續執政十多年，所以在最初幾年，第五縱隊的任務是起到一種保險作用。中共將自己人散佈到香港各地，在必要時就可以採取行動。在1985年至1989年間，中英關係發展良好，過渡期的安排進展比較順利，第五縱隊的保險功能似乎有些淡化。但是，天安門事件令北京的態度起了巨變，第五縱隊再次變得重要。1991年立法局選舉的結果、1992年實行的彭定康建議，以及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結果，都讓北京覺得關鍵是要有足夠的票數，才可以控制九七後的選舉。因此，第五縱隊的任務變成充當親政府陣營的票倉。中共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雖然中共吸納了很多精英，在香港上層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不

過在香港普羅市民中缺乏影響，而香港市民正是立法會選舉的大部分選民。

一位學者曾對第五縱隊做了研究。他發現，1983年至1997年的13年間，第五縱隊的招募工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期出現在1986年至1987年，第二個高峰期出現在1991年至1993年。有趣的是，許家屯在1988年曾表示，中共可以動員五萬「人民子弟」，反對香港1988年實行直選的提案，這說明在第一個高峰期前後，這就是第五縱隊的實力。117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這位學者也發現，在香港回歸時：

225

儘管中英兩國政府一直否認第五縱隊在香港存在，但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事實上，中共以利潤豐厚的業務吸引第五縱隊成員，各級官員中無所不在，很多人依靠它發財。如果取消這種運作方式，可以預期會受到這些官員的強烈抵制。此外，中共各機構親手挑選的第五縱隊成員，代表了中國政體內部的精英集團。就中共而言，實施第五縱隊政策對各方面都有益處：一方面，通過培養一批新代理人，加強了北京在香港的立場；另一方面，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黨和個人、家庭、群體的主從關係，從而進一步鞏固共產黨對國內政治控制和影響力。118

據保守估計，1983年至1997年期間，從中國來香港的家庭團聚移民中，第五縱隊成員約佔百分之二十，總數超過83,000人 。119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香港回歸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九七後，中共繼續實行「抓大放小」政策，建立新政權和新政治秩序，以支持「一國」的方針。中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開始滲透到香港的政治生活之中。愈來愈多大陸機構在香港特區正式成立，而它們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特區政府。這些機構置身在香港社會，可以開始親身體驗香港的事務，但至於如何理解香港社會和民情，對中共來說仍是一項挑戰。中國大陸幹部對香港和世界的觀念，與港人的自我認知和世界觀仍然相距甚遠。

香港人長時間受外國影響，中共對這片英國前殖民地的疑慮仍然根深蒂固，很不信任那些與英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有聯繫的港人，尤其是受殖民主義思想影響太深的公務員。在回歸前，親北京勢力，即那些所謂「左派」人士，被殖民地當局邊緣化，對高級公務員仍然心心不忿。此外，成為新統治架構內重要組成部分的工商界和專業界精英，覺得自己比政府官員更有能力，最終更從公務員手中把政策制定權奪過來，但事實證明，真正制定出更有見地、更有效的政策遠比他們想像的難得多。

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為了取得緊握公務員手中的政策制定權，以建立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為名，開創了一個新的部長制。他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長官辦公室，不給公務員實權，因為他相信這樣他可以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可是到最後，還得由中共的國家機器來支撐一個弱勢政府。由於董建華的失敗令人聯想到這是中共選擇不當的結果，所以中共加倍努力，全力支持行政長

228 地下陣線

官，以求相依共生。其結果是，大力開展宣傳和統戰工作，告訴港人，不僅北京對行政長官有信心，而且香港各界還繼續支持董建華。

另一群受到中共懷疑的，是被視為英國撤退前炮製出來的泛民主派人士。中共永遠不會原諒英國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刻改變了香港的非政治化管治方式。正如第九章所述，需要修改選舉條例，令民建聯更為有利，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在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決定採用最大餘額比例代表制的原因。這一選舉制度可以使當時實力較弱的民建聯有機會取得更多的立法會直選議席。至於功能界別議席，則被設計成要讓親建制派的商界精英佔盡優勢。

中共深知必須妥善處理香港的選舉，以減少發生意外的風

險（即產生無法接受的選舉結果）。《基本法》確立了以界別選舉為基礎的功能界別選舉，這些界別選舉產生負責選擇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內的功能界別議席。由於成員人數不多的界別比起大批普通選民更容易被操控，所以很可能在可見的未來，香港政治制度都不會改變功能界別選舉。這些界別稱自己代表來自各階層的人，是「市民的代表」，而功能組別的存在則是為了在香港製造一個「均衡參與」的政治環境。然而，由成千上萬的選民按地區直選產生的代表和代表狹隘利益的功能界別代表擁有不相稱的合理性，這問題仍繼續困擾著香港的政治發展。

香港回歸後的首10年可分為兩個階段，以2003年7月1日大遊行作為分界線。七一大遊行前，中共的工作重點是力挺董建華。中共發揮統戰力量，在董建華實際沒有得到公眾支持的情況下，為他的連任營造民眾極力擁護他的假象。2003年7月1日後，中共終於知道自己正面對著一場政治危機。港人顯示出民眾力量，實質上把中共選定的領導人成功地罷黜。對一個列寧主義國家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噩耗。更糟的是，港人要求加快民主改革步伐，並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為實現良好管治打下基礎。因此，中共必須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抑制港人的期望，否則香港的局勢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29

便會失控。共產黨意識到，統一戰線的工作必須更深入延伸到政府架構和民間社會，以確保當權者不會再次面對如此龐大的抗議遊行。中共必須在香港營造一種新的「和諧社會」政治（董建華在位後期陷於窘境時也曾用過「和諧社會」這一說法）。2007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由於有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他的新政府被寄予厚望。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政府在短期內就已失去港人的支持。這引發了一個問題：香港政制是否有體制上的缺陷，而只有透過根本的改革才有出路？到了2008年，中共已經考慮到改變大陸如何管治香港的方法。2009年，香港社會聽到變化的風聲，這或許是開始討論中共是否應在香港特區公開運作的時候了。

大陸機構和香港

港澳事務辦公室

魯平在香港回歸後不久退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由廖暉接任。廖暉是廖承志的兒子，1987年已是中共中央委員。在這之前，他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1997年後，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要責任是在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有關當局之間起聯絡和協調的作用；其主要職責之一是充當守門員，防止各部委和地區官員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廖暉的政策被稱為「三不」，他的工作人員必須遵守：「不批評香港特區；不批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不喋喋不休地談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區之間的政治聯繫」。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香港掉以輕心。廖暉監控香港的嚴密程度並不遜於魯平。1

港澳事務辦公室在必要時也會給香港特區政府支持。例如，港澳事務辦公室前副主任陳佐洱說過，1998年7月，當新香港國際機場剛開始運作時出現混亂，應行政長官董建華要求，中央立即做出反應，安排深圳機場幫助緩解香港機場貨運緊張的問題。陳佐洱說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和副總理錢其琛迅速回應香港提

230 地下陣線

出的要求，北京甚至考慮過派出500名內地警察到深圳幫助搬運堆積的貨物。2 不過，香港最後沒有需要用上這個應急計劃。

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為守門員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由於所有關於香港的問題都由港澳事務辦公室而不是中國政府機關來處理，大陸官員沒有需要從國家整體利益來考慮香港的利益；而且大陸不同派系在體制內爭取自己利益時，每每缺少了香港的聲音。事實上，國內的政策辯論，香港根本沒有置喙之地。大陸政策制定者將香港特區看作是「兩制」，並不是他們的分內事。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直接向國家領導人提出問題時，由於香港被視為已得到很多特殊優惠，導致與其他利益產生摩擦，中國領導人往往要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對於香港來說，「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保護了香港特區免受大陸干擾；另一方面，它也把香港與大陸分開，特別是大陸的政策變化是如此

快，香港對此卻沒有一個維護自己利益的平台。

2008年1月，充當守門員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出現了一個新改動，可能標誌中共內部正在醞釀改變其在香港特區的運作方式。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發表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以兩支「管治隊伍」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一支是本地建制隊伍，包括行政長官、委任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公務員、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等，實現「港人治港」的承諾。另一支是從事香港工作的中央內地幹部隊伍。這支隊伍相當龐大，超出了港澳事務辦公室管轄的範圍，包括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負責其他全國性事務及相關政策的中央主管部門和與香港特區聯繫密切的大陸有關省區市黨委、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曹二寶說，第二支隊伍是一個「重要的管治力量」，並且「體現了『一國』的原則」。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大陸的官員幹部隊伍在香港應合法、公開地運作，這「反映了共產黨作為全國執政黨在香港工作中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3 如果曹文的確標誌著中共願意討論未來如何在香港運作，那麼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作用也將起重大變化。一篇刊於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31

澳門報章的評論指出，這說明了港澳事務辦公室「完全放棄」其守門員的把關作用。評論說，在胡錦濤的領導下，強調的是大陸的黨政幹部積極參與香港事務，而不是江澤民時期放手不管的政策。4

新華社、外交部和解放軍的角色

回歸後，在香港特區有三個國家機關。5除了香港新華社外，還有外交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都在香港建立了機關，每個機關都有大量工作人員常駐香港特區，但至今仍然不便仔細追問他們在香港的工作。1999年7月，胡錦濤主席赴港慶祝回歸兩周年，他說明了這三個國家機關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新華社與香港保持密切的聯繫，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與合作，並且有效地處理了涉台事務和中央交辦的其他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協助特區政府處理了大量的對外事務，有力地促進了特區在經濟，文化等領域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國際組織的聯繫與合作。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在依法履行職責，以威武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6

香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

在過渡期的最後幾年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與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之間，對香港的政策存在著重大分歧，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周南被視為沒有魯平般包容，而事實上，這兩個機構的職能重疊，導致了不可避免的權力鬥爭，就像許家屯和姬鵬飛之間的明爭暗鬥。九七迫近，北京就香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在回歸後應起的作用進行了辯論。魯平和董建華都傾向於香港新華社只發揮有限的作用，否則將被視為香港特區政府背後的「隱藏力量」。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大陸當局的聯絡和

232 地下陣線

協調工作歸由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7中央決定，1997年後香港新華社將逐步縮編百分之六十。8

1997年8月，周南因健康理由離任，9 由姜恩柱接替香港新華社社長一職。姜恩柱為1993年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從1995年12月起擔任中國駐英國大使。姜恩柱抵港履新後表示，香港新華社不是另一個權力中心，會尊重香港的自治權，不會干涉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他還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職能將作出適當的、必要的調整⋯⋯ 對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配合和支持」。10 換言之，在廣意上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是他的主要責任。然而，香港新華社的編制基本上沒有變化。相反，通過重新編劃，香港新華社展開新的一頁。新的職責包括協助香港特區的中資公司、促進香港特區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處理港台關係，最重要的是促進新華社與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聯繫。11 這些新目標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有人認為香港新華社仍需向民建聯、工聯會、香港協進聯盟和其他愛國團體提供支持。香港的愛國勢力

繼續以香港新華社為中心進行活動，而不是倚靠董建華和特區政

府。12

香港新華社的地位也被提升了。2000年1月，香港新華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並從跑馬地搬到港島西區。這變化反映了中聯辦作為北京在香港的代表機構的官方地位。將「中央政府」四字加入新的名稱內，旨在彰顯其地位，因為中聯辦也需要監管其他大陸駐港機構。到 2000年底，工作人員的數目已經從六百人減少到四百人，但遠低於本來預期的百分之六十。13 改組後，中聯辦共有22個內設機構。14

今天，中聯辦的正式職能包括：

• 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 聯繫並協助大陸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33

• 促進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 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大陸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大陸的意見；

• 處理涉台事務；

• 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15

中共謹慎地設計這些職能，目的是避免令中聯辦取代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要工作，亦即作為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有關部門之間的聯絡和協調渠道。但是，中共給予中聯辦廣泛的職責範圍，包括上述職能的最後一項，即中聯辦要承辦所有北京對它的要求。儘管這兩個機構各為一體，沒有隸屬關係，中聯辦實際上領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16這就符合了整個大陸的政治等級排序，因為中聯辦是中共在香港的最高機構。

駐港特派員和指揮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在香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7 首任特派員馬毓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曾在美國工作，1991年至1995年任中國駐英國大使，來港前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一般而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自成立以來一直保持低調，不過，偶爾也會表現出關心香港事務。例如，針對被北京宣布為「邪教」的法輪功，馬毓真警告說，「不能把香港作為一個基地」。18 2000年，彭定康（時任歐洲聯盟專員）訪問香港時談及選舉制度和公民自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聲明，指責彭定康評論中國內部事務。19 2000年3月，外交部特派員公署批評美國政府干預中國事務，因為美國外交部公布了中國人權報告，其中包括香港和澳門。20

根據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派駐人民解放軍將。駐港部隊將不干預香港本地的事務，21

234 地下陣線

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由廣州軍區直接領導，由陸軍、海軍、空軍部隊組成。22 駐港部隊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其主要職責為防御和抵抗侵略，保衞香港安全；擔負防衞勤務；管理軍事設施；承辦涉外軍事的有關事宜等。23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必要時，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災。24 駐港軍隊除了參加慶典活動，整體上並不引人注意。

不過，駐港部隊並未能完全迴避香港的本地政治。2004年8月1日，為慶祝建軍節，香港駐軍舉行了有史以來北京以外最大的閱兵。在那次閱兵儀式上，駐軍指揮官發表了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講話。事實上，駐港部隊舉行如此重大規模的儀式本身就很有意思。第一，到了2004年，香港人沒有對駐港部隊的大型閱兵儀式感到不安，是因為港人不僅愈來愈習慣駐港部隊，而且還接受了它。25 其次，北京手中的董建華是一個陷於窘境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推行的各項政策在許多領域引發了民間社會團體的

「倒董」運動。一些人認為，駐軍指揮官的發言，婉轉地提醒港人，如果「倒董」造成局勢不穩，北京可以派出部隊恢復社會秩序。26 此外，駐軍也偶爾被指派參與統戰工作。2005年5月，駐軍開放日，駐港部隊邀請八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參觀軍營。這邀請被廣泛視為董建華在2005年3月下台後，北京做出與香港民主派和解的表示。27

有一段時期，駐港部隊似乎難以適應香港的多元化社會。 2002年，駐港部隊指揮官熊自仁抱怨說，香港「腐蝕」了駐軍。他說：「香港的各種政治團體，社會組織和黨派林立，政治觀點和傾向各異。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時刻伺機對駐軍人員進行腐蝕、拉攏、策反等等活動」。然後，熊自仁又按照大陸的標準腔調說，「香港與祖國大陸政治分離百多年，長期接受英國殖民主義教育，加上境內外反華和極右勢力的造謠中傷，使香港居民對我軍普遍不了解，甚至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見和隔閡，影響了對我們黨和政府形象的看法」。28 同樣可以說，循這一思路，共產黨對香港的標準描述也反映出其對香港和港人的偏見和誤解。在熊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35

自仁看來，駐港部隊會接觸到那些反對政府和共產黨的意見，這令他感到困窘。

一宗意外的案件

讓中共預料不到的是，姜恩柱被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告上法庭。1996年，周南時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劉慧卿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中「個人資料使用者必須在四十天內回覆是否持有查詢者的個人資料」的規定，向周南提出要求，讓她查看新華社關於她的檔案內容。劉慧卿認為，中共在香港的機關可能存有她和許多其他人的檔案。如果該機構在40天內不作出回應即屬犯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 10,000元，除非可以為其延誤提供合理的理由。劉慧卿沒有得到及時的回應，她於是根據該條例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投訴。隨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通告了香港新華社。在一份沒有簽字的回覆文件中，香港新華社表示並沒有關於她的檔案。這是10個月後的事。由於香港新華社確實違反了法律規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將投訴轉介至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由她決定是否提出控告。梁愛詩拒絕提出檢控。律政司發言人表示，該決定是根據既定的標準做出，即是否有足夠證據，以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29

這案件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有人問行政長官，為什麼香港新華社沒有受到起訴。他說，拖延只是「技術性違犯規定，而不是實質性的」，從而引起強烈抗議，指責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不懂法治。不過，這件事並未就此完結。劉慧卿隨即對姜恩柱提出私人控告。她堅信，告上法院的目的是確保無人違反香港法律。當然，姜恩柱的看法則截然不同。姜恩柱的律師強調「事情發生時非他在任」，並以此為理由，提出司法覆核撤銷對他的起訴。姜恩柱表示，劉慧卿只想詆毀他的名聲，而且是濫用司法制度。法院認為，因為事發時姜恩柱並不在港，判他勝訴，並命令劉慧卿要支付姜恩柱的律師費。30 此案無疑加深了中共對一些泛

236 地下陣線

民主派人士的負面印象，認為他們無理取鬧。至於香港新華社是否存有劉慧卿和其他人的檔案，很可能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範圍內。正如第八章所述，據許家屯揭露，一些重要文件被保存在「另一邊」。此外，據證實，2008年3月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許多其他香港法律實際上並不適用於大陸駐港的三個機構。有關地方法規是否可以制約國家機構這一問題仍是特區政府和北京之間的討論議題，這是源於1997年前的英國皇室豁免權這概念，排除國家機構受法律制約的可能。31

建立新政治秩序

為了支持新特區政權，中共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個以「一國」為根本的新政治秩序。因為只有愛國人士才最了解「一國」的本意，所以新政治秩序中的政治機構任命應以愛國人士為主。事實上，香港的新政治精英就是由這些愛國人士組成的。中共所謂的「愛國」是指必須接受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承認中央的權力，並且要顧及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利益及其關注的問題。愛國者為

《基本法》內規定的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提供了最佳的支持力量。因此，培養和支持愛國人士仍然是中共在港機構的一個重要任務，這將有助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由於具有才能的愛國人士也需要遇上機會才可以發光，尤其是那些有意參與選舉的愛國人士，所以這意味著培育這些愛國人士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因此，扶植他們是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關鍵。在培育這些愛國人士的過程中，需要給予他們獎勵，讓這些人感到其重要性，這通常是透過在統戰組織中委以重任。當他們進入區議會或立法會後，統戰機制便會通過發動愛國力量，製造出社會支持的表象去認可建制派的措施，從而使建制派議員可以根據民意投票。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37

推出統戰法寶

每當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支持時，統戰這一法寶就會發揮作用。例如，2000年立法會討論是否應該放寬《公安條例》，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持反對立場，此時，統戰組織便被動員起來。在11月和12月間，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徵求公眾意見，包括邀請市民向委員會發表意見。那些反對修改法律的市民的立場和言辭驚人地相似，他們的觀點集中在如何平衡維護人權與社會和諧與穩定之間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雷同表明，中共的統戰機制可能從中發揮了協調的作用。

中共的統戰大軍包羅萬象，其中包括在第九章中提及的最有名的都提交了意見書，包括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和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其他還包括九龍西區各界協會、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筲箕灣柴灣坊眾會、深水埗居民聯會、李鄭屋居民協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東九龍婦女協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福建體育會、保健體育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東九龍青年社、香港汕頭商會、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環球貨櫃碼頭公司職工會、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起居照顧員及家務助理員協會、九龍老人協進會和香港華僑華人總會。32這些團體表明，統戰組織廣泛覆蓋了以區為單位的各種實體、區內相關的

會以及婦女、青年、體育、老人團體和工會。這些組織會一次

又一次推出來支持其他問題，例如對特區政府在2002–2003年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條例草案》，以及2004年的有關選舉改革事宜。動員統戰組織成為九七後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綑綁關係

實行統一戰線造成了很多重疊的關係，其中政治上最重要的應該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之間的重疊身份。委任這些代表有助北京順利實施對港的管治策略。這些全

238 地下陣線

國人大和政協委員當然可以對國家問題提出他們的意見，同時他們亦是統一戰線綑綁網絡的一部分。這個網絡的首要目的是傳播並爭取對北京和香港特區的親政府政策的支持，而是否積極回應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政策則是愛國的最終測試。

除了給這些愛國人士冠以有聲望的全國人大、政協的頭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紫荊勳章作為獎勵外，還有一些特殊獎勵的例子。其中一個便是獲選為2008年奧運火炬接力的香港火炬手。這些火炬手除了有頂尖運動員、體育管理人員和若干其他各類人才以外，還包括富豪（或其公司代表）、傳統統戰機構和新政治秩序的代表。因此，著名商人、前全國人大常委、坐著輪椅的74歲曾憲梓，也獲選為火炬手，這是他得到的獎勵。火炬手的名單還包括若干富豪家族的第二代，如霍英東的兒子、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那些來自政界的人士，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新界社團聯會會長；香港青年協會的兩名代表、青年民建聯的主席；一些愛國的區議會議員；中國銀行（香港）總經理；還有汪明荃、梁振英和范徐麗泰。

120名火炬手的名字和他們所屬的機構，見附錄五。

選舉動員

除非有相當數目的建制派人士在政治架構內，否則很難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北京的政策和行政主導。要讓建制派在政治架構中立足，就要組織愛國力量，令親政府人士在選舉中獲勝。中共在港機構為民建聯投入了大量時間和資源，培育它成為最主要的政黨。早在199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民建聯已是香港最有組織的政黨。它聘請全職的地區幹事和黨代表，建立民建聯的勢力基礎。事實上，民建聯、工聯會和其他主要的統戰機構如新界社團聯會、九龍社團聯會等，會員很多都是重叠的，因此它們之間能進行協調，以產生最佳效果。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39

有了民建聯、工聯會和其他統戰組織這三重聯盟，競選時它們就可以相互依靠，相互支持。因此，民建聯可以借助工聯會呼籲其成員及同盟工會的力量，支持民建聯的候選人。例如，工聯會在1999年正式致函所有成員，呼籲他們支持一名候選人。其實，香港新華社一直在幕後提供協助。選舉前的兩三年，香港新華社已開始為選舉作準備，如通過選民登記和派出愛國候選人到各區亮相。另外，中共還致力於選舉策略，為未來的立法會選舉做好準備。據知情人士透露，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國雄專門負責管理民建聯（見第九章）。33 這種基本的關係和結構在未來的選舉中會繼續發揮作用。2000年香港新華社改名為中聯辦，繼續在選舉中協調愛國力量。

力挺董建華

隨著時間轉變，中聯辦得費更多力量來支持越來越不得人心的董建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1999年7月1日表達北京對董建

中共香港

協調並監督

工聯會

民建聯

統戰機構

執行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社區 服務中心

動員

成員

成員重疊

協助支持

執行 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地方支部及候選人

動員

成員

成員重疊

協助支持

執行 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地方支援機構

動員

成員

圖11 民建聯、工聯會和主要統戰機構之間的三大同盟34

240 地下陣線

華的支持，並要求大陸駐港機構全力支持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胡錦濤明確指出，這是香港幹部的基本職責。35 其後，中聯辦各官員都出來支持董建華。例如，在2000年8月，鄒哲開副主任公開表示，董建華「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助理社長王如登還表示董建華有「可駕馭複雜局面的智慧和能力」。36

董建華的主要失誤

1997年：計劃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但適逢

1998–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樓價下滑，導致大批私人物業業主變成「負資產」。

1998年：(1) 未經公開招標便將數碼港發展計劃授予發展商，被指不公平和偏袒；(2) 解散兩個市政局。

1999年：(1) 拒絕起訴因貪污而遭到指控的胡仙，被指偏袒；(2) 尋求人大釋法解決居港權問題。

2000年：(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透露，他被間接警告說，董建華對他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示不滿；(2) 因公共房屋短樁而導致房屋委員會主席辭職，該主席也是行政會議成員。

2002年：匆忙落實高官問責制，但並未帶來更良好的管

治。

2003年：(1) 被指處理非典型肺炎不力；(2) 不顧民眾普遍

要求進行更多諮詢，力推《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結果導致了大規模遊行。

由於市民對董建華感到越來越失望，北京指示中聯辦調查廣泛不滿的原因所在。中聯辦向北京匯報，董建華的問題主要源自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因為她沒有全力支持行政長官。37那些左派分子和新政治精英們，以為他們在九七後會掌權，因此對特區政府公務員架構掌管決策和行使權很不滿意。一邊廂，批評陳方安生的人，包括董建華政府內的一些行政會議成員，認為公務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41

員未能與董建華及行政會議成員充分合作。另一邊廂，政府內官員對新掌權者一些想法的可行性表現得毫不積極。38 批評者於是歸咎於公務員不切實執行政策，並告訴北京董建華的政策其實有沒有錯。陳方安生甚至被指是邪惡的港英政府尚存的支持者之首。39 2000年9月，陳方安生被召去北京，遭到錢其琛副總理的訓斥。錢其琛強調，「陳方安生司長和特區政府全體公務員一起，更好地支持行政長官的工作」。40 2001年1月，陳方安生宣布她將於同年4月辭職。2007年陳方安生透露，她和董建華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如果你對某些事件不能產生任何影響，特別是那些與你意見相去甚遠的，那麼你就必須做出選擇。因此我決定辭職，而不是被淘汰出局。董建華先生和我之間就如何解決某些具體問題可能有不同意見。然而，政治委任制度使這些困難更加複雜。41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取代了陳方安生的政務司司長一職。

2001年9月4日，朱鎔基總理對香港做出了隱晦的評論，導致全港都在猜測他所指的是什麼？朱鎔基抱怨說，香港一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42 顯然，這是經精心計算的批評，但他指的是誰？建制派的解釋為朱鎔基針對高級公務員。批評董建華的人則認為，這是北京對行政長官領導不力表達不滿的跡象。朱鎔基的批評還需連同他就香港問題的其他說法一起解讀。他還表示：「我覺得香港應該團結一致，很多問題需要討論，發揚民主大家來討論，應該怎樣採取一些對策，但是也不能老是在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決定了以後，大家要全力以赴，團結一致。大家都要向前奔。」43 這是民主集中制（見第一章）的典型說法。從這裏的跡象來看，儘管前總理也可能一直對行政長官不滿，但所指的應該是高級公務員。董建華將高官問責制作為其2001年10月施政報告和競選連任的重點項目，亦即行政長官可以依賴受政治任命的官員，推行他的政策，以此從政府官僚手中奪取權力。

242 地下陣線

鑒於經濟下滑，港人信心低迷，以及2002年3月推選行政長官，北京與中聯辦全力催谷港人的情緒。自2001年10月起開始推行一連串振興經濟的措施，包括給予設在北京的香港大陸公司特殊優惠，管理部分中國在香港的外匯儲備，以及可能在香港發行下一批中國的美元債券。44

董建華的第二屆任期

北京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董建華不但已失去認受性，也失去港人對他的信任。共產黨觀察香港事務時有一個盲點，即是在政治上的反對派往往被視為受外部勢力支持的鬧事者。這一假設使中共無法客觀地評估董建華政府處理香港問題是否得宜。把重點放在排除假想的障礙，可能消除了一些反對的聲音，但無助解決根本的問題。最終，董建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

支持董建華連任的決定來自中共最高層。2000年10月27日，當香港記者問江澤民主席，董建華連任第二個五年任期，是否「欽點」時，江澤民在電視鏡頭前答道：

我今天是作為一個長者跟你們講，我不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但是我見得太多了，我有這個必要告訴你們一些人生的經驗⋯⋯在宣傳上將來如果報導上有偏差，你們要負責。⋯⋯ 但你一定要問我對董先生支持不支持，我們不支持他？他現在當特首，我們怎能不支持特首？ 45

大發雷霆過後，江澤民轉過身斥責記者「幼稚」。

江澤民怒斥記者一事說明大陸和香港兩地文化鴻溝之深。毫無疑問，香港記者向至高無上的中共總書記提出「幼稚」的問題，但香港記者經常要澄清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以便就某一事件有一個明確答覆和公共紀錄。鑑於最高領導人全力支持董建華連任，致使無人站出來向他挑戰。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43

2001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4周年，董建華頒授大紫荊勳章（香港特區政府最高榮譽獎）予工聯會前負責人、六七暴動（見第六章）時的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主席楊光。這一舉動令人費解。這不可能是意圖為六七暴亂或文化大革命正式翻案，因為大陸官方已經否定了那個時期的過激行為。也許董建華試圖以此姿態改變他向商界傾斜的形象，爭取死硬左派愛國陣營的支持。然而，授勳予楊光重新挑起了其所代表的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問題，從而進一步削弱董建華自己在香港社會中的誠信。46

2001年底，中聯辦大力動員各界精英支持董建華競選連任。姜恩柱說，他認為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非常重要，所以他支持董建華再次參選。47 中聯辦副主任高祀仁還以標準的統戰語言公開呼籲港人「團結」，支持董建華。他為董建華的政績辯護，稱香港經濟不景氣非人為可控制，是亞洲金融危機所造成的。48多位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起簽名運動，表示支持董連任。一位簽名者透露，這項活動由駐港的大陸高級官員策劃。一名香港全國政協委員承認感到有壓力要去參加支持董建華的競選活動，否則將被匯報到中聯辦。49 不少商界巨頭和左派領

導人也公開支持董建華。50

2001年12月13日，董建華租下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宣布他準備競選連任。大廳裏擠滿了香港親政府的名人，是典型的統戰陣容，當中包括富豪、政客、工會人士、地區領袖、社團領導人、運動員和電影明星。可以說，這陣容在許多民主國家的選舉中是很正常的。所不同的是，在香港沒有選舉。像大陸公開演說的慣例，每當董建華提高嗓子結束一個句子和停頓時，與會者都知道是鼓掌的暗示，於是全場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雖然港人都知道董建華的領導能力受到廣泛批評，這包括當晚出席會議的支持者，但會議上仍不乏對董建華領導能力的讚美。51 與會者的真正想法和他們被要求表現的相違背，使他們無法誠實地表達意見。此外，他們沒有可能不知道香港社會的真正想法。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時大約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不贊成董建華連任。52

244 地下陣線

由於選舉委員會是正式的遴選機構，所以中聯辦的工作重點是要顯示董建華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得到了選舉委員會內壓倒性的支持，以營造出成功的推選結果。因此，儘管董建華只要獲得一百位提名人就足以成為候選人，但中聯辦的選舉機器要在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中盡可能爭取最多的提名。結果，董建華得到714位委員提名，這足以顯示出即使有人要與他競爭，也不會得足夠的提名人數而成為候選人。後來，董建華為表達謝意，稱中聯辦為「特區政府摯友」。53 然而，香港的民情與中聯辦和選舉委員會之間顯然存在著鴻溝。

董建華抓緊時機推行其新的部長制，也即是主要官員問責制。就這項重大的舉措，從最初公布到最終實施，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54 從北京高級官員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們繼續認為董建華的問題源於公務員的不合作和經濟狀況低迷。例如，在2002年6月，實行部長制一個月前，錢其琛為董建華辯護時說：「人非聖人，豈能不犯錯誤？」然後他強調，董建華在首屆任期內除了委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一名具左派背景、專長家事法的律師），他不能選擇其親信輔佐他，以至公務員支配著政府。錢其琛說，董建華在第一個五年任期是「孤軍作戰」，實行部長制將會改善管治。55

最不尋常的是，平時低調的商業鉅子霍英東在本港一家報紙特別撰文擁護董建華。這篇文章很有可能不是他親筆撰寫的。以霍英東在愛國陣營中的資歷，讓他公開表態，是中共使出的重型武器。同樣，香港市民清楚地看到，刊出這文章是由統戰宣傳機構所策劃的。霍英東說，不應該讓董建華一人為香港的福祉承擔全部責任，而且一些從政者和媒體幾乎每天都在醜化行政長官，這是不公平的。這文章最重要的訊息是，當時是推行部長制的適當時機。56

錢其琛在另一場合還表示：

各級公務員，尤其是高層官員，都應該自覺支持並服從行政長官的領導，同心同德，努力實現新目標。57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45

儘管董建華得以連任，並實行了部長制，但他即將進入其政治生涯中最艱苦的時期。

媒體控制

影響新聞媒體是香港新華社（後改為中聯辦）的一個主要任務。其方法包括在官方會議上向媒體高層管理人員闡明北京的路線，向他們簡述官方的議題，通過電話向媒體表達對某些新聞報導、人物訪談的不滿。

明確方向

雖然中聯辦的官員通常不給予媒體明確的指示，但他們會特別關注對台灣的報道。早在1997年前，魯平就曾警告過香港媒體，將來的情形可能會頗為不同。他對一群香港記者表示：「不想給他們造成任何幻像。1997年後，香港傳媒不能鼓吹兩個中國，也不能報導有關香港、台灣獨立或西藏獨立的言論。新聞界不允許這樣做」。58 2000年4月12日，中聯辦就香港應如何處理與台灣有關的問題作出評論。王鳳超副主任警告記者說，媒體在處理有關台獨言論時，不得當作一般新聞報道。他還敦促新聞報導有利於國家統一大業的信息。他的這番話是回應香港媒體訪問台灣副總統呂秀蓮時發表有關台灣獨立的言論。王鳳超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根據《基本法》23條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59 在普遍港人即時強烈批評聲中，香港特區政府迅速作出回應，堅持會根據《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間或內容尚未作出決定。60

2000年5月31日，中聯辦台灣部副主任何志明「善意」地提醒香港商人，不要與主張台獨的商人做生意，否則要自行承擔後果。61 他說，國家政策「絕對禁止」與那些「一方面在島內公開支

246 地下陣線

持台獨，另一方面又在與大陸的經濟活動中撈取好處的」台商進行貿易往來。董建華親自尋求並得到了北京的保證，大陸不會干預香港的商業活動。香港特區政府隨後發表聲明說：

投資者及商界在香港運作，可自由地選擇他們的商業夥伴。香港特區政府將繼續堅決維護香港的經濟自由和貿易自由原則。這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不會改變。62

儘管往後沒有因何志明的言論引致負面影響，這番言論在香港惹起很大的不安。

約束媒體老闆

香港曾經有過多種不同取向的媒體機構，包括親香港政府、親北京、親台、獨立和庸俗的小報。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親台報紙因九七臨近而退出，其餘的則「急轉彎向北京討利益」。63 據媒體業界內知情人士指出，這一變化源自香港媒體擁有權變更：大部分香港媒體的新主人是一些與大陸有著切身經濟利益的商界鉅子。北京和他們拉關係，讓他們在許多政治團體中任職，又或者可能給他們的內地生意一些優惠待遇。事實上，其中一些人甚至願意在完全不符合商業原則的情況下，耐人尋味地購買一些虧損的香港媒體企業，如星島控股有限公司64和亞洲電視（亞視）。

星島集團前任主席胡仙曾是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三名星島集團高級行政人員被控串謀誇大發行量。當時，該集團經營狀況已經陷入窘境。胡仙被當局認定是合謀者之一，但她未被起訴。時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決定不檢控胡仙，考慮的因素之一是「如果起訴胡女士，確有令集團倒閉及大規模裁員的真正危險」，65此舉導致公眾譴責當局偏袒那些富豪和有背景的人。查濟民曾有意洽商購買星島集團，最終未能成事。1999年6月，星島集團售予投資銀行瑞德集團（ Lazard Asia ），香港煙草集團的何柱國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何柱國是胡仙最大的債權人，作為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47

交易的一部分，胡仙得到瑞德集團的貸款以償還債務，而何柱國也撤銷對她的破產訴訟。66

亞視股權的轉移也令人眼花撩亂。1981年前，亞視稱麗的呼聲及麗的電視，屬英國和澳洲資本擁有。1982年7月，遠東集團主席邱德根收購部分股份，將該公司改名為亞視。儘管這盤生意並不成功，但在1984年，邱德根家族收購了該公司所有股份。 1987年，邱德根欲將亞視股份出售，一年後有兩名富商前來救援，麗新集團的林百欣和新世界集團的鄭裕彤各購入亞視三分之一的股份。1989年，邱德根出售亞視剩餘股份。亞視新的控股人包括佔三分之一股份的林氏家族，六分之一的麗新集團，一半

股份的新世界集團，而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何鴻燊則擁有少量股份。2002年，麗新集團將其股份售給實業家陳永棋。同年，亞視得到了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向廣東省廣播其電視節目。在2007年，陳永棋夥同鳳凰衞視主席劉長樂購入亞視的大部分股份，之後查濟民家族購入百分之五十八的股權，大陸的中信集團購入百分之十五的股權後，陳永棋和劉長樂則仍持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亞視股權。整段時期，亞視一直是一個虧損企業，每天虧損百萬港元。2008年12月，為了改善日常管理，查氏家族委任新的董事局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67 從邱德根開始，亞視所有香港主要股東都是中共統一戰線的盟友，分別被委任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或其他回歸前的重要機構。邱德根是全國政協委員，林百欣和鄭裕彤都是港事顧問、籌委會及推選委員會委員。陳

永棋是港事顧問、籌委會、推選委員會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2008年，他被任命為有名望的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查濟民是基本法草委委員、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及推選委員會委員。這些富豪家族的下一代成員也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佔有重要地位。例如，查濟民的兒子查懋聲在200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查濟民次子查懋成的太太史美倫是全國人大代表和行政會議成員。她也是上海市政協委員，還曾任職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1–2004)，是為數不多的在其專業範疇相關的大陸政府機關任職高層的人士。

248 地下陣線

正如前高級公務員王永平所說，亞視背後「就是有股強大力量，不想它垮台」。68很難想像，在香港還有哪位富豪願意或有能力無私奉獻，繼續承擔這樣一個虧損企業。不過，讓商界詫異的是，2009年初，台灣億萬富翁蔡衍明簽署了初步協議，購買47.58%的亞視股份，成為其主要股東，他更聲稱將大量注資亞視。69 或許中共的統戰經過努力，在海峽的另一邊發現了新朋友。

其他媒體的老闆在大陸的政治機構中也獲任命重要的職位。星島集團的何柱國與東方報業集團的馬澄坤都是全國政協委員。吳光正為全國政協委員，其家族信託擁有會德豐有限公司控制權，控制著有線電視。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是全國政協委員，李氏家族擁有新城廣播有限公司；次子李澤楷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電訊盈科，控制NOW寬頻電視，他現在還擁有《信報》的主要股份。2000年，李澤楷被任命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傳統左派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的老闆也都是政協委員。70

值得注意的是，向江澤民提問董建華是否「欽點」和就台灣問題採訪呂秀蓮這兩宗事件，都是有線電視弄出來的。由此可見，即使媒體老闆與北京有良好關係，也未能阻止傳媒提出尖銳問題或探討敏感議題。香港傳媒，特別是主流傳媒機構，將發生哪些變化？這仍然是未知之數。香港記者協會在2007年對傳媒工作者進行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的記者說，在過去一年，他們有自我審查；百分之四十的人說，他們知道他們的同事曾自我審查。協會報告還指出，「很多媒體老闆——有時是基於商業原因

——已經成為或正變成北京的朋友」，並且自1997年以來，「自我審查已經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許多媒體老闆已成為統戰對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他們想在大陸做生意，那就要求他們確保其出版物不批評中國或其領導人。71

對北京來說，在香港的主要媒體中，由黎智英的壹傳媒集團出版的暢銷報章《蘋果日報》是「不友好」的，讓北京感到厭惡。儘管這份報紙很受歡迎，但香港的中資企業不會在這報紙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49

賣廣告。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2000年，董建華的特別助理路祥安曾建議地產商不要在《蘋果日報》上登廣告。《蘋果日報》已被拒絕在大陸進行採訪活動，包括採訪全國人大會議。72此外，中共對希望在大陸採訪的港澳記者和新聞機構訂出一套規定，這也是北京一種表示不滿的方式。中聯辦（前稱香港新華社）有一份它認為「不友好」記者的名單。73

程翔事件

2005年，資深記者程翔在大陸被拘留，震驚了整個香港。程翔被視為愛國陣營的人士。1974年，他加入《文匯報》，最終晉升為副總編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和許多其他員工離開了《文匯報》，並創辦了《當代》雜誌，報道中國內政。1996年

《當代》雜誌結束後，他加入新加坡《海峽時報》工作。他與左派陣營和中共幹部保持長期友誼關係。例如，2003年7月1日大遊行

（見下文）後，他將香港的幾位開明且有背景的人士介紹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建華，以便陸建華可以在香港收集信息和意見，並向北京匯報。陸建華的工作是評估中央如何處理港人日益高漲要求民主改革的情緒。程翔說，陸建華會向胡錦濤的智囊匯報他所收集的意見。74

難以想像的是，程翔為什麼會惹上這大麻煩。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被公安拘留。翌日，他獲悉自己被拘留的原因是洩露國家機密。他為了證明自己清白，當天他就將自己的手提電腦交給了調查人員。2008年程翔獲釋後，他才明白那是他做過的最幼稚的事。在他的手提電腦中，調查人員發現他為台灣智庫中華歐亞基金會寫的文章，以及該基金會付予程翔的稿費紀錄。他電腦中的這些資料，令中共把原先對他洩露國家機密的指控，改為間諜罪，因為該基金會被視為暗中從事間諜活動的機構。8月5日，他被正式起訴，中共指控他在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間，將國家秘密和情報轉發給台灣，並獲取報酬，最終在閉門審訊後，

250 地下陣線

間諜罪成立，判監5年。大陸的新聞報道說他自己認罪，但程翔在透過律師轉交給他妻子的一份聲明中，堅持自己是無辜的。他對判決提出上訴，但遭駁回。2007年1月，他從北京監獄轉到廣州監獄，並容許他的家人前往探望。陸建華也被逮捕和審判，因洩露國家機密被判處20年徒刑。據稱，陸建華為程翔撰寫的文章中含有絕密資料，這些資料及後被交給台灣。2008年2月5日，程翔獲得假釋。儘管他了解大陸的制度，但他說他始終不明白為何會被捕。75香港記者協會表示，程翔事件對報道中國事務的香港媒體造成一種「寒蟬效應」，「很多在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都知道，報道涉及內地政府的新聞，當中存在一大片灰色地帶，一旦不慎『踩過界』，便可能面對嚴苛的懲罰」。76陸建華至今還在獄中服刑。

程翔事件與席揚案有許多相似之處。席揚是為《明報》工作

的大陸記者，他在1993年9月在大陸被拘禁，然後在10月，與中國人民銀行外事部副處長田野一起，以竊取國家金融、經濟秘密被正式逮捕。據說，田野將銀行未發表的利率變化和國際黃金交易計劃等秘密透露給席揚。他倆顯然都「認罪」，席揚被判 12年，田野被判15年。77 1997年1月，席揚獲准假釋，並允許返港。程翔和席揚兩事件轟動了香港和國際社會。他們有許多同事、朋友支持爭取他們獲釋。他們獲准假釋，是由中共最高層拍板決定，這無疑是出於要在重要時刻改善中國人權形象的政治考慮。席揚是在主權移交之際，而程翔則是中國申辦北京奧運的最後階段獲釋的。78

《基本法》第23條和七一大遊行

程翔和席揚兩事件中的「竊取國家機密」的罪名含糊，令港人異常緊張。這兩宗案件意味著「一國」和「兩制」存在很大差異。香港社會很清楚，北京遲早會要求香港特區就保障「國家安全」制定一系列法律，包括《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保護國家機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51

密——這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基本法草案中加進去的收緊條文。2002年董建華終於宣布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聯辦動員支持者，設法令大多數人不反對立法，以及打擊「少數」反對立法的敵人。是否支持第23條立法成為敵友的分界線。

香港特區政府在2002年提出就第23條立法建議，那時高祀仁已接替姜恩柱任中聯辦主任，他表示該提議「非常寬鬆」，並使用高度分化的言論去打擊反對立法的人，希望令香港市民（大多數人）不會認同反對立法的人士。79 董建華把通過法例形容為：「第23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了國家安全而自行立法，因此我們有責任立法。事實上，立法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是你、我和大家的共同責任。」80譚惠珠甚至說，那些不支持第23條立法的人不配當中國人。81左派媒體展開一場宣傳運動，譴責那些反對者為叛徒。富豪李嘉誠、何鴻燊和胡應湘等都覺得他們自己

必須公開支持該法案。82

左派團體舉辦研討會，並遞交意見書支持政府。27個親政府團體組成「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其召集人是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的鄭耀棠。12月12日，聯盟舉行了集會，香港著名愛國人士，如報人和商人徐四民，企業家曾憲梓和實業家陳永棋都參加了集會。組織者稱，有四萬多來自1,500個團體的支持者參加了集會。83

從2003年4月2日開始，香港的注意力轉移到突襲香港的新傳染病——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公眾急切關注的是，當局如何處理這一疾病的傳播。然而，當沙士疫情開始消退，公眾又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第23條立法爭議上。反對立法的人要求更長的公眾諮詢時間，並要修改某些條文。不過，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並不願意讓步，因為根據政府的評估，在立法會有足夠建制派的支持，可以在預定日期2003年7月9日通過有關法案。政府執意立法，引發了公眾在7月1日遊行，共50多萬人參與。許多學者都探究過七月一日遊行的起因。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號召遊行的公民社會和泛民確保這次遊行是針對董建華和

252 地下陣線

他的官員，而不是共產黨或中國政府，以避免與北京直接對抗。84然而，這次大遊行毫無疑問與中共推行第23條政策有關，而且，規模如此龐大的抗議活動可能令人想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

中聯辦副主任鄒哲開曾警告說，香港若沒有穩定局面，可能就會從現在的動感之都（旅遊官員在海外宣傳香港的口號）變成動亂之都。他把香港民主的上街抗爭活動跟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並指這最終會導致香港經濟全面崩潰，是人民的災難。85 中聯辦顯然認為，7月1日遊行的參加者因為有錢才參加遊行。高祀仁的內部報告說，每個參加遊行的人都收到300港元，而那些喊口號的則會收到500元。為了證明這次遊行與外國勢力有關，高祀仁的報告說，這些錢是通過美國摩根士丹利銀行轉發的。86 如果高祀仁確實做出如此報告，那麼，他就是公然違背事實真相；但是，這也可能是出於共產黨根深柢固的思維——外國勢力企

圖動搖並破壞香港的穩定。

7月1日大遊行過後的幾天內，中共中央政治局召擴大會議討論當前的形勢。會議理應討論過中央是否應繼續推動按原定 7月9日通過有關法案的計劃。會議最後決定，應該按原計劃進行。87 高祀仁附和，認為容不得有任何拖延。很多香港的中資企業也發出公開信，反對任何推遲立法的計劃。88 很明顯，儘管香港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北京仍然希望法案可獲順利通過。不過，自由黨支持押後立法，令香港特區政府得不到足夠票數通過法案，董建華別無選擇，不得不延遲立法。89 高祀仁為此又改變了他的腔調，表示中聯辦尊重董建華的特區政府押後二讀的決定，並說這段時間政府要加強與市民的溝通。90他補充說，押後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政府管治威信。而特區政府應該制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改善民生，紓解民困。91

傳統左派陣營中的忠堅分子嚴厲批評董建華和其他高級官

員推行立法失敗，其中最嚴厲的譴責來自民建聯的馬力。他說，為《基本法》23條立法是回歸6年後中央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唯一責任。他批評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和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逃避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53

推動立法的責任，留下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孤軍作戰。92

七一大遊行意味中聯辦在香港的工作嚴重受挫。中聯辦顯然嚴重低估了香港社會的情緒以及參加遊行的人數。在遊行前，北京必定收到不同的示威人數預測報告，從數萬至多於20萬人都有。溫家寶於6月29日至7月1日在香港參加回歸慶祝活動，究竟中聯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當時如何就即將舉行的遊行向溫總理匯報，相當耐人尋味。7月1日早上溫家寶還在香港慶祝回歸，下午回到深圳後，旋即看到邊界的另一邊出現大遊行。顯然，中聯辦的失誤惹怒了溫家寶。93 連老左派徐四民都批評中聯辦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做得不足，他還說中聯辦在2003年7月1日後「出問題便不見了人」。94

遊行過後

遊行過後，中共已準備更積極著手幾個方面的香港事務。首先當務之急是找出問題癥結所在。中共從各黨政機關派出許多人到香港，感受社會的民情並匯報中央。北京的領導人要求如實匯報，他們非常擔心港人的普遍不滿不僅是針對地方政府，而且也針對北京。95 第二，北京要顯示對董建華的堅決支持，儘管當時中央高層領導明了董建華已失去公信力，但他們別無選擇，並需要時間來考慮如何處理這爛攤子。董建華在7月中旬被召到北京跟多名最高領導人會面，這樣他們可以重申對董建華的支持。96 第三，北京向香港提供經濟利益，以安撫民情，例如加快香港的人民幣業務，以及讓更多的內地人士來香港旅遊。97

大約在7月中旬，為了穩定香港局勢，中共成立了一個中央領導小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領導，成員包括中共各職能部門的領導人、相關部委、司法和軍隊的代表，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中聯辦。98 到了9月16日，曾慶紅到中國南方巡視，探討如何深化香港和廣東省在經濟上的連繫。之後，在杭州召見了董建華，討論如何保持香港的穩定。99

254 地下陣線

一如所料，被視為左派的民建聯，在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受挫，最大的贏家是泛民，這是因為選民對民建聯在討論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的表現記憶猶新。100 中共當時意識到，以支持董建華和提供經濟利益的策略作為權宜之計並不足夠。香港社會希望看到的是，以普選作為保證良好管治的主要方式。此外，七一大遊行後香港仍然處於要求民主的亢奮狀態，中共對此必須採取行動。

2003年12月3日，董建華再次赴京述職，胡錦濤主席利用這個機會向香港傳遞了一個特別的訊息，就是北京已經準備好接管香港事務。這訊息是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出現，胡錦濤對董建華說：

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高度關注，原則立場也是明確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 香港社會對此是能夠形成廣泛共識的。101

當中共提到「原則」時，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接著便有四位大陸法律學者通過報章的評論來闡述胡錦濤所要傳達的意思。關鍵的訊息是要提醒港人，香港本來就沒有權力決定其政制改革的事宜，這權力是在北京的手中。102 中共認為，香港人沒有完全明白「一國」之下香港的地位，因此必須要持續不斷強調正確的觀點。

董建華回港後，便著手推動政制改革諮詢。2004年1月7日，他在施政報告中，以「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作為胡錦濤主席的聲明撮要。董建華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包括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內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曾蔭權表示，專責小組的責任，也是他的責任，就是提高對北京意見的理解；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應該先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充分商討，然後再確定工作安排，這突顯了北京在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103 董建華在2月20日進一步闡述了北京為香港政制發展設立的一整套「原則」：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55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一國」前提下實行的「兩制」。

「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對於愛國者，也有很具體的標準，這就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不做損害國家和香港的事情。

「高度自治」：在中央授權之下的高度自治。

「行政主導」：《基本法》設計的重要原則，香港政制的任何演變，都不能背離這項原則。

「均衡參與」：我們的政制一定要照顧到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界別，還有，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和充分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2009年2月下旬，澳門立法會通過第23條國家安全法案。在

2008年，許多泛民主派政界人物和活躍分子未獲批准進入澳門，但令人意外的是，在2009年2月18日，一名《南華早報》攝影師也被澳門拒絕入境。105到了國家安全法通過後不久，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文敏原打算到澳門大學出席每年一度的講學，都被拒入境。106 究竟為何這麼多港人被拒絕進入澳門？真正原因未明，但可能是由於澳門政府不想讓香港政治活躍分子跟當地人聯繫。107雖然香港政府官員表示，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特區政府並沒有時間表，但只要將來重提這一問題，在澳門發生的事情將令香港特區政府更難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愛國主義和管治香港

北京利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把另一特別信息傳達到香港。 2004年2月中旬，北京藉著專責小組訪京，透過新華社報道在北京官員和專責小組舉行會議期間，中方官員強調港人治港必須是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體。108 此言論隨即在香港引起討論。2月25日，中共的宣傳機器把討論升級，香港《文匯報》為港人提供了愛國的「進修班」。這顯示出中共是如何評估愛國者治港的

256 地下陣線

問題。《文匯報》指，香港政界有四類人不符合愛國者的標準：進行顛覆中央政府活動的人；與台獨勢力狼狽為奸的人；乞求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的人；極力阻撓23條立法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在200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賈慶林表示，「香港社會圍繞政制發展展開熱烈的討論。我認為總體上大家已形成共識，就是正確對待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問題、必須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以及『高度自治』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依照《基本法》來實行的」。109

愛國主義這課題與中共如何處理香港民主發展息息相關，一旦中共認為香港越界時，這課題必然又會再次出現。中共一直擔心英國在香港留下一些人，而這些人會透過控制立法會和公務員，操縱香港的政壇，並為九七後的特區政府製造麻煩。因此，中共需要密切注視他們，並加以控制。此外，香港選民也必須接受教育，不要投票給他們。110毫不意外的是，有了愛國主義這標準，香港左派陣營便藉機把一些泛民的政界人物扣上不愛國的帽子。111

就在愛國主義的辯論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北京已準備採取另一重要的行動，殺香港一個措手不及。3月26日，新華社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運用其釋法權，對《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兩個規定進行釋法。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沒有香港特區政府或香港法院提出請求的情況下首次主動釋法。112 此舉是中共先發制人，使香港無法實現2007年、2008年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新華社的新聞報導輕描淡寫地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在北京開會，討論了下次4月2至6日的會議日程，包括審議並解釋《基本法》的兩項草案。報道還稱，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將首先徵詢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對該解釋草案的意見。113 也就是說，北京其實已經制定了草案，並在數天內將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通過。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57

為何中共會走出這具爭議性的一步？在新華社發布消息的同時，還刊登了清華大學法律教授王振民的評論文章《依法治港的必要之舉》，代表了官方對此舉的解釋：

2003年7月以來，香港社會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對香港基本法附件的有關規定出現了不同的理解，其中不少意見是正面的、積極的，但是也有一些看法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為了澄清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更好地貫徹實施《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進行解釋十分必要，也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解釋權是全面准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需要。《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不僅在香港特區具有凌駕於特區法律之上的地位，在全國都要貫徹執行。

對《基本法》的規定出現不同理解是正常的現象，必要時，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解釋權，統一各方面對《基本法》的理解。

國家正在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依法治港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的有關條款，釋疑止爭，是依法治港的必要之舉。114

換言之，北京認為，對《基本法》內某些條款有統一的理解至關重要，所以北京會將有關條款的解釋告訴港人。

有跡象顯示，董建華和有關香港官員事先並不清楚北京的計劃。這計劃肯定是一項高度機密，只有那些參與策劃的大陸官員才會得悉。董建華3月26日晚上倉卒安排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他說：「特區政府在今天已收到中央就這方面的通知。」他還表示，「人大常委會在4月2日召開下一次會議前，會在3月30日按我的建議會見由曾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因此，專責小組

258 地下陣線

會有一個正式場合，向人大常委會代表完整交代在過去兩個多月就法律程序問題收集到的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以及特區政府對這些問題的立場。」115

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由北京決定是否需要對

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方法作出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啟動修改程序。全國人大常務委會根據《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作出決定。116人大釋法後，北京便在香港發動攻勢。有關官員於4月7日來港，向港人解釋全國人大的決定。117

中共處理釋法的方式是了解中共如何運作的好例子。中共處於一個可以採取主動的位置，以控制大局。中共為了消除潛在的危機，願意採取具爭議性的措施去確保不會出亂子。中共要制止香港繼續討論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普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徹底排除普選的可能性，而透過人大釋法便可達到這目的。儘管北京很清楚這將被港人視為破壞香港的法治，但為了確保達到目的，中共認為這樣做也是值得的。

在大陸看來，政治和法律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而政治起著帶頭的作用。由獨立的司法機構去解釋憲法這一概念，並不屬於大陸體制的一部分。此外，協商諮詢往往是敷衍了事或被視為是次要的。在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審議過程受到操控和閉門進行。人大釋法公布後，所有討論自然要在限定的範圍內進行。事實上，往後的諮詢便可以不必考慮那些超越人大釋法的公眾意見。這次釋法，中共贏了，接下來的策略是要安撫受傷的香港。勝利者要表現出其量度。

新任行政長官

從2004年3月起，董建華漸漸「退居幕後」，並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辭去行政長官一職。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晉身備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階層。曾蔭權出任署理行政長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59

官。北京那時已經決定，讓曾蔭權完成董建華剩下的兩年行政長官任期。118選擇曾蔭權在傳統左派陣營引起了爭議，因為左派人士視曾蔭權為殖民地公務員的一分子。但是，富豪和商界人士卻很滿意這一選擇，因為曾蔭權已為人所熟悉，並被視為更有能力管治好官僚機構。119

2005年，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出政改方案給立法會審議，120但由於這方案在2005年12月未能得到立法會內三分二的議員支持，未獲通過。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認為方案不夠完善，並要求政府提供普選時間表。121 政制改革問題成為2007年曾蔭權競選中最關鍵的課題。這一次角逐連任，他遇到了對手。公民黨的梁家傑獲得了超過100名選委會委員提名，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此之前，泛民的宣傳活動很成功，他們呼籲要有一個具競爭性的選舉，而不要重演2002年無人挑戰董建華的一幕。由於在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選舉中，有足夠個人循以個人為單位的界

別進入選舉委員會，如律師、醫生、教師和資訊科技專業人士，梁家傑也就能成功取得超過100個提名（而非靠團體票）。雖然，他也很清楚這次選舉的最終結果將會如何，但這次具競爭性的行政長官選舉為香港的選舉政治加添了色彩。雖然中共很可能不喜歡一個泛民代表能夠在一個非常公開的場合挑戰行政權威，但它還是接受了這一現實。

2005年政改方案

行政長官的產生（ 2007 ）

擴大選舉委員會規模，由800人擴大至1,600人。行政長官候選人需要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立法會選舉（ 2008年）

增加議席數目，從60增至70。

半數議席由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由功能界別選出。在10個新席位中，5個席位以地方選區直選為基礎，另5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將分配給區議會功能組別（區議會已於立法會中有1席）。

260 地下陣線

當曾蔭權於2007年競逐連任時，在多個方面都讓人聯想到董建華在2001年的連任選舉。北京的官員宣布他們支持曾蔭權。同時，新上任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專員呂新華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也表示支持。122 香港的名流大多都支持曾蔭權。商界富豪李國寶是曾蔭權2005年和2007年的競選經理，作為回報，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123正如董建華競選時的情況，籌集競選經費對曾蔭權來說並不是問題—— 捐款源源不絕。124 鑑於梁家傑的挑戰，中共的策略是確保曾蔭權以高票當選。由於曾蔭權與左派陣營和商界的部分人士曾鬧分歧，有人擔心，一些委員將投白票，令選票無效，屆時情況會十分尷尬。2007年3月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年度會議，不少選舉委員也會出席會議，這是一個為曾蔭權拉票的好機會。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主持會議，替曾蔭權拉票。125此外，民建聯也幫了一把。事實上，民建聯是曾蔭權第一個會面尋求支持的政黨，因為在選舉委員會中，民建聯控制著111票，是最大的單一票源。會議結束後，民建聯時任主席馬力表示，他肯定曾蔭權會得到民建聯所有的111票。126 3月23日，曾蔭權在香港最後的競選集會聲勢浩大，這同時讓人清晰看到建制派的表現。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和自由黨都全力出動，另又帶來很多支持者。著名藝人出席表演，提高支持民眾的士氣。最後，曾蔭權獲得641票，梁家傑取得132票。127

在競選期間，曾蔭權承諾，如果當選，他將「徹底」解決民

主問題。他還認為自己是唯一能與北京商討處理這問題的人。他承諾在2007年中，會就未來政制發展方向提出諮詢文件。128 諮詢文件在7月11日發表。曾蔭權在總結諮詢結果時承認：

香港社會普遍期望特區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並 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盡快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同時 市民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為政制發展定出方向。在民意調查中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這意願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與此同時，在不遲於2017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61

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有不同方案，但對於循「特首先行， 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形成社會共識。社會上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然意見紛紜，未獲共識。但是，確立普選時間表將有助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129

曾蔭權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反映香港市民意見的報告。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由普選產生；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能夠以普選方式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130 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亦不能獨善其身，曾蔭權於是宣布，之前承諾於2009年初就政改進行的進一步諮詢，將推遲至年底。131

2008年立法會選舉

在2008年9月7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共有201名候選人參選，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選的一次。其中，142個候選人以合共53張名單出戰，在5個地方選區中角逐30個席位。至於功能組別選舉，共有59名候選人參選，其中14名候選人自動當選，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多。民建聯和民主黨各派出32名候選人，公民黨則派出 15名候選人，自由黨派18名候選人，其中3人在功能組別中自動當選。這次地方選區登記選民人數超過337萬，比2004年的320萬名登記選民多。30個功能組別的選民總數則少於23萬人，較地方選舉中每個議席的平均選民數目還要少（平均232,503人選出一名地方選區的立法會議員）。

大多數功能組別的選民（約15萬）都集中在3個組別：教育界 (90,693)、衞生服務界(36,968)和會計界(22,276)，這表明功能組別選舉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香港選民的權力。以鄉議局為例，只有157個選民有權投票，他們在立法會中卻佔有一個席位。功能組別的利益狹隘，例如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有751個公司/團體選民，航運

262 地下陣線

交通界功能組別有178個公司/團體選民，保險界功能組別有144個公司/團體選民。

觀察2008年立法會選舉，可以看到中共的機制如何影響選舉結

果：

首先，中聯辦發揮了積極作用，因為自由黨的田北俊和周梁淑

怡在選舉最後一天意識到可能不會勝出，便向中聯辦尋求幫助。132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顯然認為中聯辦是他們最後一刻的救生圈。周梁淑怡的情況很複雜，因為對中聯辦來說，主次排序很重要：自由黨不及鄉議局那麼重要，而民建聯比鄉議局更重要。在這情況下，最關鍵的是，民建聯的葉國謙在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中落馬，使他無法保留2004年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可以安全替代葉國謙的是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劉皇發從一開始就坐穩了鄉議局功能組別的議席，現在他要在區議會功能組別中出選，在民建聯和其他愛國陣營的大力支持下，在區議會功能議席選舉中贏得了267票（共336人投票）。鄉議局的立法會議席由副主席林偉強自動接替，沒有競爭對手。不過，由於葉國謙在2007年贏回他的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那麼劉皇發就得返回鄉議局的席位。這就意味著在2004年鄉議局林偉強的席位就不得不騰出來給劉皇發，而林偉強根本沒有機會重新返回立法會。要鄉村領袖在壓力下讓路予民建聯，他們對此感到不滿，並公開抱怨。133 最後，林偉強在區議會功能議席選舉中敗給葉國謙（ 137票對259票）。其實，這是林偉強預料得到的結果，參選是為了表達不滿。很明顯，民建聯和中聯辦可以控制大量區議員的投票意向。此外，劉皇發也協助鄉議局成員張學明競選，張學明以民建聯身分在新界西參選，這表明兩者之間的重疊關係。民建聯的候選名單以譚耀宗為首，排第二位的是張學明，意味譚耀宗當選十拿九穩。自由黨、鄉議局和民建聯之間互不競爭的談判未達致結果，關係因而開始惡化。周梁淑怡認為，在同一選區的張學明是她的主要競爭對手。結果是，自由黨先前並未打算在港島參選，而在最後一分鐘派出一些不出名的候選人參選。儘管此舉沒有機會爭取到席位，但它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63

可以從整體上破壞建制派勝出的可能，因為自由黨可以分薄愛國陣營的票源。134 民建聯的譚耀宗和張學明在新界西雙雙當選。周梁淑怡落選後抱怨說，劉皇發作為自由黨成員卻協助民建聯，而不是為她助選。他們的關係因此進一步惡化，劉皇發後來完全退出自由黨。

這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早在2008年7月就有傳聞，如果劉皇發同意將其區議會席位讓給葉國謙，那麼劉將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2009年1月20日，曾蔭權宣布行政會議新陣容，其中果然包括劉皇發。曾蔭權和劉皇發否認以立會議席交換行會議席，但公眾已經將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135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劉皇發的成功。鄉村利益主要是與新界土地有關。代表鄉村利益的鄉議局成員加入民建聯，那麼在黨內就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鄉村利益聲音。這將使民建聯難以採取影響鄉村利益的政策，如取代過時的丁屋政策、136清理黑點—— 鄉村土地被濫用堆放廢舊汽車或貨櫃，為保護環境而急需清理。

第二，正如上文所述，在建制派中，中共有自己的優先排序，並像家長一樣，投入時間和精力，培養及提醒他們，以及在發生衝突時做出仲裁。民建聯及工聯會是「一家人」，明顯地排在其他建制派團體上。在統一戰線的排序中，代表鄉村的鄉議局，似乎比自由黨更重要。由於民建聯有能力在地方選區中勝出，培養新人以「獨立」候選人參選，相比之下，除了在功能組別選舉，自由黨不是那麼重要。這很可能是中聯辦的影響，並最終導致自由黨內部分裂。鑑於田北俊和周梁淑怡失去立法會議席，他們也辭去了自由黨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另外，關於主席職位的爭論以及自由黨是否應該繼續參加直選等問題，在黨內產生了分歧。一部分自由黨員認為必

須繼續參加地方選區選舉，而另一些則認為，應該集中競選功能組別議席。全國政協委員、商人李大壯反對尋求直選議席最強烈，他被視為代表中聯辦的意見。自由黨的內部分歧，導致3名自由黨員退黨。137也有報告披露，香港的富豪在未來可能不太願意支持自由黨，138 這使自由黨反省其未來的發展方向。自由黨其後訂出新的

264 地下陣線

「三不」策略，以便在未來的選舉中有新的突破：不必一定支持政府；不傾向大企業利益；不接受有條件的政治捐款。139自由黨也試圖修補與中聯辦的關係。例如，農曆新年期間高祀仁接待了前來拜年的自由黨成員，據說他藉此機會向他們提出一些希望，希望自由黨不斷發展壯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為協助特區政府克服金融危機的衝擊做出自己的貢獻。140

第三，中聯辦栽培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候選人，讓他們與民主派競爭。這就需要擴大並加強民建聯，以便吸引中產階級，其中一個策略是推出新面孔。因此，早在2004年，民建聯提拔了一大批年輕成員，以填滿其地方選區名單。選舉結束後，讓他們為議員工作，擔任副發言人，使他們在實踐中取得進步。民建聯可以為年輕成員提供這樣的機會，是因為民建聯資源豐厚。2004年出爐的兩名年輕面孔，在4年後大放光彩。2004年，民建聯的李慧琼在九龍西參選立法會，跟隨穩操勝券的曾鈺成排在名單的第三位（也是名單最後的一名）。2008年，她再次參選立法會。由於曾鈺成轉戰港島區，李慧琼便接替曾鈺成排在民建聯九龍西選區名單首位，這

意味著她必勝無疑。此外，所有民建聯的九龍西名單都是年輕的候選人。另外，陳克勤在2004年新界東的名單上排第6位，1999年至 2003年他曾是沙田區議員。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後，2006年任命陳克勤為特別助理，這標誌著他是一棵好苗子。1412008年初，他辭去政府職務，人們普遍認為他會參選。陳克勤曾在同一選區參選，這次被安排在現任立法會議員劉江華居首的名單的第二位。陳克勤也曾擔任過劉江華在民建聯負責的範疇的副發言人。在2008年，民建聯在新界東獲得足夠的票數，二人同時當選。時間會證明，民建聯的年輕成員日後會否如上文所述受制於民建聯的夥伴保守的鄉議局。

第四，扶助獨立候選人是另一個培育新面孔參加直選的戰略。

這自有道理，因為在每一個激烈競爭的選區內，同一張名單實難以贏得兩個席位。因此，在一個選區內，以多個名單參選較為有利，因為在多議席比例代表制下，候選人只需要爭取到10%至15%的選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65

票，便可以獲得最後一個席位。因此，根據目前的選舉制度，支持獨立候選人，愛國陣營就可以擴大建制派的力量。2004年，藥劑師龐愛蘭在衞生服務界參選，但只獲得最少票數。然而，她2008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出選新界東選區，選區中有10個參選名單，爭奪7個席位，她獲得兩萬多票，雖未能勝出，但被視為相當不錯。2008年3月，法律教授梁美芬召集18個「無黨派」區議員，包括九龍西的深水埗、九龍城及油尖旺，組成「西九新動力」，142 最終梁美芬與其中2人以一張名單出戰九龍西。這個選區共有13張參選名單，爭奪5個席位。有人質疑，梁美芬和龐愛蘭是否真正的獨立候選人，因為公眾都知道她們分別得到中聯辦和民建聯的贊同和協助。143 也有報告說，龐愛蘭的競選班子顯然也參與民建聯李慧琼的競選工作。144

最後，2008年選舉的最終結果145，是民建聯在立法會佔10個席位，最終成為最大、最有組織的政黨。工聯會佔4席。此外，民建聯的曾鈺成接替范徐麗泰成為立法會主席。毫無疑問，這是中共多年經營的一大成就。中共在香港投入巨資培育人才，建立了親建制的權力基礎，堅持統戰工作，鞏固了自由黨、鄉議局和其他愛國團體在立法會的地位。然而，一個現象值得關注，雖然泛民未能更好地組織起來，但在每次選舉中，即使一些泛民黨派，尤其是民主黨和前綫（民主黨與前綫於2009年合併）受歡迎程度下降，始終獲得約百分之六十的地方選區票數。也許在普通選民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就是反對意見是必要的，這樣，立法會才可以監督建制派組成的行政機構（建制派受到中共體制內中聯辦的控制）。

一個未來可能出現的趨勢十分值得我們注意：2007年和2008年的選舉中發現，可能有更多公務員在未來會參與選舉政治。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2007年角逐港島區的補選，對手是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146，後者是建制派，而前者則是泛民主派。葉劉淑儀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但得到民建聯的支持和幫助。2008年，陳方安生決定不再參選，而葉劉淑儀則贏得一席。隨著曾蔭權在2007年委任很多年輕公務員成為政治任命官員，這可能成為那些渴望在未來從政的人的一種趨勢，因為曾獲得選舉授權畢竟是一種優勢。

266 地下陣線

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成績單

中共得出的結論可能會是，基本上實現了1983年訂下的目標：建立統一戰線，打贏宣傳戰，維護主權以及和平回歸。今天，已甚少再提及《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它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將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到中國手中。香港的主流媒體愈來愈變得親政府。

《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很大權力，而且讓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作為政治實體的政府而不是香港人）問責。事實上，特區行政長官有責任執行北京制定的「一國兩制」政策，這意味著即使違背港人的意願，也要完成作為行政長官的最高任務。147 另外，公務員被2002年開始實行的部長制所駕馭。在2008年，行政長官更增加了另一層副部長和政治助理。立法會仍然相對力弱，而這正是制度設計者的意圖。反對派依舊處於弱勢，且時常出現分歧；泛民已被「滲透」，這也是他們懷疑導致內部紛爭的原因。148 與此同時，民建聯則壯大了很多。2008年，成員超過11,000名。149 成功地派出年輕成員參選區議會及立法會，連同工聯會，他們是共產黨手中最可靠的工具。

此外，通過協調多次選舉，中共已經製造了一部有效的競選宣

傳機器，支持愛國的政黨和候選人，以擴大建制派陣營。對中共來說，香港的大資本家已證明他們是良好的合作夥伴。工商界的精英仍然可以在功能組別選舉中起主導作用，特別是那些設有公司/團體票的功能組別。統一戰線也在為國家和地方的人大、政協注入新血，有助加強香港政界整體的愛國力量。特別是全國政協，可以吸引香港政治階層中年輕有為或是離任的要員，就像是在大陸一樣。無疑，親政府的精英愈來愈多，就連富豪的下一代也不例外，從附錄四可見一斑。泛民的老將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會退休（也許在2012年或2017年），接班人最終將面對「一國」的現實。屆時，中共確保愛國者能在普選中勝出，就會放心允許普選。150

中共為滿足港人對普選的訴求，可能會首先允許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或許在這以後，才會考慮普選立法會。在未來幾年，中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67

共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建立一個低風險的行政長官提名制度。或許，中共最希望看到的是，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可以維持一個有能力、對香港社會來說又過得去，但同時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行政長官

（當然不能被看出是這樣）。無論如何，中共在香港的第五縱隊應通過選舉提供更多的保障，使反對派人士不能主導選舉。

在考慮允諾普選之前，中共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如何處理《基本法》允許非中國公民參與香港政治，而這是在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時做出的協調結果。2003年11月，曾鈺成首次公開提出這個問題，他表示這情況可能是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障礙。151據大陸法律學者分析，令北京不安的是：

⋯⋯ 受到外國勢力影響，以及在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之間共享管治權的現實。雖然在中國主權下，符合居港規定的外國公民也可以獲得選舉及被選權；外國人不僅可以擔任公務員，也可以擔任法官；只有高級官員、終審法院首席和高等法院法官必須是中國公民。這種獨特的安排，可能是《基本法》中的一個極大的錯誤，但該中心只能制定符合《基本法》的政策。因此，在香港實行普選，將會比只有自己的公民才有資格參選的國家更為複雜。152

「一國兩制」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治秩序，當中包含新的意念和意識形態。如導言所述，這需要香港特區服從於北京，以及

「高度自治」在現實中並不意味著完全的自主。它還需要支持並維護行政主導的（不是立法主導的）政治體制，並考慮北京的利益、意見和所關切的問題，特別是中央一直關注的國家安全，須防止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因此，香港特區要由愛國者管治，愛國者必須是擁有新政治秩序價值觀的人，因為他們最能捍衞新政治秩序的信念和思想。在2012年行政長官競選拉開序幕之際，愛國價值觀再受大力吹噓。2009年6月15日，一個聯名報章廣告呼籲香港努力達成新共識，重新開始，向前邁進。具名者宣稱不愛中國怎麼能愛香港？愛中國實際上是愛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言明確指出，在文化上熱愛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作為一個中國人甚至是不夠的，因為無法逃避的事實

268 地下陣線

是，中國是一個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祖國。153 署名者包括了可能參與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另一個陣營則支持政務司司長唐英年。2009年7月10日，何鴻燊是第一個公開頌揚唐英年的富商，並形容他為下任行政長官「最熱門」的候選人154。毫無疑問，還會有其他競爭者，但北京很可能已有人選，其身份將會在適當的時候公布。

此外，在新的政治秩序下，大陸可能越來越明確顯示將如何管治香港。2008年曹二寶在《學習時報》上發表文章（見上文及導言所述），新的重點是香港的大陸官員和幹部應更積極地參與香港事務，並公開合法地活動。其理由是，鑒於實際需要，要更好地處理大陸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更須注意的是，曹二寶提出，大陸幹部在香港特區成為一個重要的管治力量，反映了共產黨在香港角色的歷史性重大轉變。這第二支隊伍不干預香港日常管理工作，但它承擔的職責範圍廣泛，並按大陸當權者的角度辦事。毫無疑問，隨著香港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更多有關資料將被披露。155

然而，香港民情仍然是一個未知數。港人已更清楚地看到中共政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但這些世界觀和價值觀對港人來說吸引力不大。其實，影響選舉結果和社會「和諧」的因素很多，政府的表現是其一。行政主導這一概念，並不意味著政府有管治香港的能力。媒體力量受削弱，加上民眾政治熱情不高，當權者不可能得到他們需要聽到的反饋。他們很容易誤以為得到了公眾的支持，而實際上，他們聽到的只是政府官員安插在各個委員會和顧問組織裏的同道中人的聲音。統一戰線只能在表面上造成支持的假象，而不是真正的擁戴。與2005年第一次上台的全盛時期

相比，曾蔭權政府的支持率下降了很多，因為公眾看到政府在許多領域的不足。156 此外，2009年澳門政府拒絕泛民代表和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入境，引起香港社會對《基本法》23條如何保護國家安全表示抗拒。預期香港還是要討論23條，而很明顯，這事件將於未來造成更大的阻力。157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69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正經歷著新舊兩代人的交替，社會中湧現出對政策問題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就證明了這一點。關注的問題包括實現社會公平、改善教育制度、改善公共醫療、淨化環境、人性化的城市規劃及保護文化遺產。這些問題將影響香港的未來政治。至今，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有著不盡相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一直未能優先解決這些問題。現時的領導人，不管是政府還是資深的立法會議員，都認為發展所指的是興建基礎設施，如公路、橋樑、跑道和貨櫃碼頭；而就公眾關注的範疇，如提供高質量的教育、良好的醫療保健、淨化環境、安全的食品和舒適的城市等問題，他們卻難於訂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此外，功能組別選舉也阻礙了香港多個領域的變革，但中共卻認為功能組別是強化親政府陣營不可或缺的手段。鄉議局在愛國陣營中冒起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些鄉村利益集團非常保守，他們首先忠於保護鄉村領袖的土地權益，妨礙了新界的規劃和環境保護。

諷刺的是，各個功能團體的利益偏狹，是政制最脆弱的一

環，也因而被視為不公平。新的團體和聯盟相繼出現，成為抗衡建制派的新勢力。由於這種勢力出自民間社會，而且與黨派沒有任何關係，其反對聲音較無法捉摸。港人現時愈來愈要求開放政府、良好管治、尊重人權和民主，但特區政府往往因為做得不夠而受到批評。「非民主的資本主義」或「受操控的民主」並不能夠滿足新一代人的訴求。中共是否會繼續給下一代人貼上「反華」或「愛國者」的老標籤呢？如果中共停止使用這些標籤，這將是一種進步。中共的統戰宣傳習慣使用這些標籤，卻妨礙了討論實質的內容，絕對無助特區政府。

中共派出大陸官員和幹部組成的「第二個管治班子」在香港公開合法地工作，是否真正能夠改善管治和決策？中共以合法、公開的身份進行活動，增加透明度，將會受到香港社會的歡迎。中共在香港進行活動的問題是一直以統戰宣傳為工作重點。那麼，更多的統戰宣傳的後果又會怎樣？建制派至今未能發揮顯示其才智的領導作用，即在「一國」制度下更有效地管理「高度自

270 地下陣線

治」的香港。他們往往但求解釋大陸官方立場，當然，這一直是中共對他們的期望。具有廣闊目光和全情投入的意見領袖，無疑可造福香港，得到社會的尊重；而沿襲統戰的傳統，充當政治上的傳聲筒，將對社會毫無裨益。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在做協調利益的工作，不去訂定可以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政策，這令特區政府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除非香港的領袖準備面對和正視既得利益這個問題，並且訂出一個能夠吸引社會大眾支持的發展方向，否則他們仍將不得人心。

後記‌

2010 年上半年，香港發生了兩件大事，為本地政治帶來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並極有可能成為歷史的轉捩點。這兩件大事分別是由年輕一代帶頭的政治運動，以及中共與民主黨再次對話。

充滿活力的政治運動

受過較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指「八十後」）近來踴躍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在 2009 年中發起「反高鐵運動」，反對特區政府計劃耗資數百億港元興建連接本港、深圳和廣州的高速鐵路。他們反對該項目計劃需要夷平一條村落和部分郊區，又質疑項目龐大的造價估算（這高鐵是全球以每公里計最昂貴的其中一條鐵路）。 2009年11月，「反高鐵運動」成員在政府合署門外靜坐抗

議。12月18日，超過1,000 名抗議人士在立法會議員辯論該項目撥款時，集結於立法會大樓外，是次辯論被迫終止。雖然主要由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組成的抗議人士在政治上既不親民主派，也不親政府，但由於未能游說建制派支持他們，他們自然與泛民議員較為熟稔。當辯論在 1月15日恢復時，抗議人士又再集結於立法會門外。當時他們以手機短訊、Twitter 和 Facebook 等新派聯絡方式散佈信息並互相呼召。他們以簡單但引人注目的途徑吸引傳媒採訪，如在全港五區苦行。經過長達 25 小時與建制派，特別是功能組別議員進行激烈辯論後，撥款終獲通過。抗議人士當時強行阻止政府官員和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離開立法會大樓，還擾

272 後記

攘了數小時。他們與警方的爭執使當局對抗議人士留下不良印象。

2010年5月補選

2005年政改方案因得不到泛民議員的支持而不獲通過，特區政府於2009年推出另一政改方案。要這方案在立法會內獲得通過，政府就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全體議員的支持。各高官在 2010年的挑戰，是如何在泛民擁有23票的情況下，取得60票中的40票。換言之，他們最少要成功游說 4位泛民議員支持，方能令新的政改方案獲得足夠的支持。

由於預期特區政府會「翻叮」政改方案，社民連在2009年7月建議，泛民應該合作，在立法會五個地方選區各派一位泛民議員辭職，並要將補選成為「變相公投」，以反映市民希望在2012年廢除功能組別議席及落實普選的訴求。這個「五區總辭」運動要做的，是測試選民的情緒。

民主黨經過內部討論，在12月13日決定不加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五區總辭」。部分民主黨員希望民主黨變得「溫和」，藉此洗脫長久以來「逢事必反」這個標籤。另一些黨員則擔心參與總辭的議員未必全部都能回朝，因而削弱他們在立法會的整體力量。如果泛民不再能在立法會成為一股阻力，就很可能會失去其功用。

就在高鐵鬧得如火如荼之時，政府在11月18日開始就其政改方案諮詢公眾，而這份諮詢文件重點提及人大常委於2007年的決定。諮詢文件的兩大方面是：直選議席與功能議席在立法會中所佔的比例必須相同，但立法會總人數則可以增加；另外，擴大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特區政府的方案是增加10個立法會議席，即地區和功能界別各增加5席。功能組別議席將由5個新區議會議席組成，但只有民選區議員方可投票，委任議員不得參與。至於選委會，特區政府建議選委會的人數從800增至1,200。不

後記 273

過，並非所有民選區議員都能加入選委員，選出行政長官。根據特區政府的建議，只有117位民選區議員才可以成為選委會成員。公民黨批評這個方案增加功能界別議席，而且是一個「倒

退」的方案。例如，公民黨指出 ，2005 年政改方案選舉委員會的擬定人數為1,600人，當中包括所有區議員。民主黨在2009年 11月曾建議新增的5個區議會議席應由全部共約320萬名選民投票選出，而區議會則會負責提名。這建議被視為「一人兩票」的選舉制度。泛民中的「溫和」派組成一個包括15 位議員的「終極普選聯盟」，但當中並不包括社民連和公民黨的成員。

2010年1月26日，社民連和公民黨合共五位議員，包括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梁家傑和陳淑莊，同時向立法會請辭，特區政府因而需要為填補立法會的空缺而進行補選。中共的策略是要削弱公社兩黨這次「五區總辭」運動的效力，於是阻止建制派派出候選人，藉此減低投票率，使補選不能被視為是公投。民建聯和自由黨原先的確期待參加這次補選，因為民建聯認為他們可以在一兩個區獲勝，而自由黨則希望重拾一個直選議席。可是，北京的策略是要使五位社民連和公民黨成員重返立法會，中方並不想從中奪取一兩個議席。不過，由於政改方案需要 40 票才可獲得通過，北京無法肯定建制派能否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另外，與泛民正面交鋒是冒險的，因為這有機會令補選成為公投。從策略上看，建制派曾質疑補選有否違反《基本法》，並中傷搞事者生亂，在沒有理據之下浪費時間和資源。

這次補選競爭並不激烈，未能引起選民的興趣。由於建制

派受到北京的壓力沒有派人出選，所以這次補選基本上是一面倒的。5月16日，五位辭職議員以大比數獲勝，重返議會。雖然投票率只有17%，但大部分投票的選民都支持五位參與總辭的候選人，另一些選民則投票支持同屬民主陣營的學生。因此，我們可以持平地說，大部分投票的選民都較為支持以更快的步伐改革香港政制，而他們也是香港民主派的忠實支持者。

274 後記

對中共和特區政府而言，他們並不可以說沒有投票的人全都支持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由於北京不讓建制派參選，實際上為社民連和公民黨造成一面倒的選舉。雖然候選人仍須拉票，但因為建制派只可從旁指罵，公社兩黨的勝利始終不是來自正面對壘的選舉。不過，中共還是達到了其原本要阻止就普選進行變相公投的目的。

中共和民主黨—— 恢復情誼？

中共和民主黨自2010年3月開始透過中介者私下進行非官方討論。民主黨身為終極普選聯盟的牽頭人，曾要求與北京直接對話，以探索是否可以就選舉方案達成妥協。2010年5月24日，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中聯辦會見何俊仁、張文光及劉慧卿。中共與民主黨直接對話，意味著中共與香港的從政者都承認了特區政府並不能代表他們進行商討。這必定傷透了曾蔭權的心。曾特首先後於2005年和2010年推出政改方案（方案實為北京的意旨），但他和他的官員卻不能真正站在港人一邊，為港人爭取民主。他們只不過是北京的傳話者，更甚的是，特區政府在 5 月 24 日被迫靠邊站。

相信沒多少人會想到中共與民主黨會面。會議後，事情進展神速。6月初，中共決定可以與民主黨達成協議，以北京接受民主黨對新增的5 個功能組別議席的建議來換取所有溫和民主黨議員的選票。在 6月17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席及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宣布北京的最新決定。她表示理解民主黨的意念，他們的建議並沒有違反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值得支持，而她早前提出反對是因為她的理解不夠清晰。建制派對這一連串事件甚感詫異，但北京意旨已定，他們也必須遵從。行政會議於6月21

日通過政改方案，並於6月23日於立法會展開表決前的辯論。當時，立法會大樓外有多名反對政改的民主派人士聚集。6月24–25日，特區政府就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的建議方案各獲46票支持，獲得通過。

後記 275

政治合作

醞釀多時的泛民分裂終於出現。現時，泛民已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如果說中共一開始便想泛民分派，可以說它成功了。然而，香港社會對功能組別選舉的不滿卻越積越深，而年輕一代也開始關注這課題。這年輕一代是非常獨立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們不信任從政者，並已展開新一輪反對功能組別議席的政治運動。這些政治利益集團代表著香港社會最深層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分野，由於這一代人全都指出「貧富縣殊」並不公平，所以預料在多個政策範疇將出現衝突，如土地利益、物業發展、鄉郊事務、大自然保育、環境、最低工資、競爭、社會福利和優質管治。

其實，精英們也都有其計劃。首先，他們會力保功能組別。他們認為可以擴大「一人兩票」這個制度。香港總商會新任主席及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建議保留功能組別，但卻必須對其進行改革。功能組別只負責提名候選人，最終還是由選民投票選出立法會議員。對民主派來說，這是不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相信，這只會讓功能組別更植根於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在他們眼中，這個建議看似有民主成份，但實際卻讓一少撮利益團體提名候選人，而選民只能從提名名單中選出立法會議員，然後那些

獲選的人會以擁有人民授權而自居。其次，商界精英成立慈善基金，看上去每年捐出數千萬元，協助建立社區和諧。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於2010年6月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這構思已經醞釀了好幾個月，而他自己是促成這個由地產發展商和大企業組成的基金會的中間人。

這種持續的衝突將使成熟的經濟政治人才與具強烈社會意識而敢於採取激進倡議及行動的新一代市民對壘。從政者和高官將經常遭揶揄，而香港的政治發展將更難預測。對那些有意角逐 2012年行政長官的人來說，他們也會覺得難以捉摸香港的新政治形勢。我們當下要做的是，定出下屆選舉的細節。中共及其在香港的機構勢將忙透。

附錄一‌‌

2007年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民意調查

在2007年6月，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就香港市民對中共的態度進行了民意調查。共有810人接受調查。

受訪者出生地

* 在810位受訪者中，541名在香港出生(66.8%)，230名在中國大陸出生(28.4%)，38名在其他地方出生(4.7%)。

受訪者身份

* 在810名受訪者中，290人說他們是「香港的中國人」(35.8%)， 227人說他們是「中國人」(28%)和267人說他們是「香港人」 (33%)。

調查問卷

1. 請問你對中央政府管治國內的表現滿意不滿意？

   出生地與滿意度

   • 約1/4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幾唔滿意」。

   • 超過一半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幾滿意」。

   • 約59%香港出生的受訪者「幾滿意」或「好滿意」。[中國大陸出生：60%]

   • 跟香港出生的受訪者相比，更多大陸出生的受訪者（在百分比和絕對數字上）說他們「好滿意」。

   • 約17%大陸出生的受訪者說他們不知道。[香港出生：

     12%]

     278 附錄

     
     

     • 約22%大陸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幾唔滿意」或「好唔滿意」。

     
     

2. 請問你對共產黨的整體表現滿意不滿意？

   所有受訪者

   「好唔滿意」– 54 (6.6%)

   「幾唔滿意」– 198 (24.4%)

   「幾滿意」– 330 (40.7%)

   「好滿意」– 27 (3.3%)

   不知道 – 201 (24.8%)

   
   

   對比：出生地

   • 在表示「好唔滿意」或「幾唔滿意」的受訪者(31%)中，有超過70%為香港出生的受訪者。

   • 超過41%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幾滿意」，而超過1/3的受訪者表示「幾唔滿意」或「好唔滿意」。

   • 45%大陸出生的受訪者表示「幾滿意」或「好滿意」。

     
     

     對比：受訪者的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香港人等）

   • 表示「好唔滿意」：37%是香港人，另有35%是香港的中國人。

   • 表示「幾唔滿意」：約39%是香港人，另有38%是香港的中國人。

   • 表示「幾滿意」：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和香港人三者的頻率分佈差距不那麼明顯，其中約36%為香港的中國人， 32%是中國人，30%為香港人。

   • 表示「好滿意」：56%是大陸出生的人

   • 「好滿意」或「幾滿意」：43%是香港的中國人，52%是中國人，39%是香港人。

   附錄一

   279

   
   

   對比：香港將來的前景

   • 對於「好滿意」中共整體表現的受訪者而言，沒有一個人表示他們對香港的前景「非常悲觀」。

   • 在「好唔滿意」中共整體表現的人當中，有1/3的人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悲觀」；另有1/3對香港的前景持「中立」的態度。

   • 22.8%的受訪者對中共的整體表現「幾滿意」，並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樂觀」[最高的頻率分佈]。

   • 約1/5對香港前景表示「樂觀」的受訪者對中共的整體整表現「幾唔滿意」。約有30%表示「樂觀」的人不知道他們是否滿意中共的整體表現。

   
   

3. 你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多了解香港人嘅意見呢？

   所有受訪者

   「非常了解」– 86 (10.6%)

   「幾了解」– 296 (36.5%)

   「幾唔了解」– 268 (33.1%)

   「完全唔了解」– 66 (8.1%)

   「唔知道」– 94 (11.6%)

   
   

   對比：出生地

   • 46.7%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中共「非常了解」或「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而45%表示中共對香港人的意見「幾唔了解」或「完全唔了解」。

   • 46.5%大陸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中共「非常了解」或「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

   • 大約19%大陸出生的人說他們不知道。

     對比：受訪者的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香港人等）

   • 48%香港的中國人認為，中共「非常了解」或「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而40%表示「幾唔了解」或「完全唔了解」。

   280 附錄

   
   

   • 38%香港人表示，中共「非常了解」或「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而51%認為「幾唔了解」或「完全唔了解」。

   • 57%中國人表示，中共「非常了解」或「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而31%認為「幾唔了解」或「完全唔了解」。

     
     

     對比：香港將來的前景

   • 認為中共「幾唔了解」香港人的意見中，約44%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樂觀」。

   • 認為中共「幾了解」香港人的意見中，約60%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樂觀」。

   • 約1/2對香港的前景表示「中立」的人認為，中共「幾唔了解」香港人的意見。

   • 對香港前景「非常悲觀」的受訪者中，沒有人說他們不知道中共是否了解香港人的意見。

   
   

4. 香港回歸10年，你認為香港共產黨黨員的運作，如是否應該公開黨員身份，還是維持不變？

所有受訪者

「公開黨員身份」– 293 (36.1%)

「維持不變」– 379 (46.8%)

「考慮將來應該公開身份」– 23 (2.8%)

「不知道」– 103 (12.7%)

「問題太敏感」– 12 (1.5%)

對比：出生地

• 46.8%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說，香港共產黨員的運作應「維持不變」，而46.5%大陸出生的人有同感。兩個出生地之間的差距只有0.3%。

• 約40%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香港共產黨黨員應「公開黨員身份」。

• 超過1/5大陸出生的人說他們「不知道」。

附錄一

281

對比：受訪者的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香港人等）

• 41%香港的中國人、35%的中國人和41%的香港人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對特區政府有「少少影響」。

• 23%香港的中國人、20%的中國人和18%的香港人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對特區政府的影響「不大」。

• 只有4%香港的中國人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對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影響；但有11%的中國人有同感。

  
  

  對比：香港將來的前景

• 約40%對香港前景表示「樂觀」的人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對香港政府有一些影響。

1. 你目前是否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所有受訪者

   「唔擔心」– 412 (50.9%)

   「少少擔心」– 197 (24.3%)

   「頗為擔心」– 96 (11.9%)

   「十分擔心」– 80 (9.9%)

   「唔知道」– 25 (3.1%)

   
   

   對比：出生地

   • 大約48%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 大約55%大陸出生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 略微超過1/4香港出生的人和19%大陸出生的人說，他們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有「少少擔心」。

     
     

     對比：受訪者的身份（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香港人等）

   • 49%香港的中國人、63%的中國人和43%的香港人說，他們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表示不擔心。

   282 附錄

   
   

   • 28%香港的中國人、18%中國人和27%的香港人表示，他們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有「少少擔心」。

   • 11%香港的中國人、12%的香港人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表示「十分擔心」；但只有約5%的中國人有同感。

     
     

     對比：香港將來的前景

   • 約36%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樂觀」或「樂觀」，並不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 11%的受訪者對香港的前景表示「中立」，並不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 75%表示「非常樂觀」、58%持「樂觀」態度、39%表示「中立」的受訪者不擔心中共干預香港事務。

   
   

2. 你認為香港的中共黨員對香港民主發展有多大影響？

   所有受訪者

   「好大影響」– 97 (12.0%)

   「少少影響」– 277 (34.2%)

   「不大影響」– 168 (20.7%)

   「完全冇影響」– 80 (9.9%)

   「唔知道」– 188 (23.2%)

   
   

3. 你認為哪一個團體最能影響香港民主發展呢？

2名受訪者說香港的中共黨員有最大的影響。

附錄二‌

北京《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香港獲邀觀禮人士名單

1. 方心讓

2. 王寬誠

3. 王澤長

4. 包玉剛

5. 司徒華

6. 田元灝

7. 白朗

8. 列顯倫

9. 何文法

10. 何世柱

11. 何佐芝

12. 何承天

13. 何鴻超

14. 何鴻燊

15. 何鴻鑾

16. 利國偉

17. 利黃瑤壁

18. 李子誦

19. 李兆基

20. 李伯忠

21. 李柱銘

22. 李葉慧璣

23. 李嘉誠

24. 李福善

25. 李盧玉蟬

26. 李啟明

27. 李澤培

28. 李連生

29. 沙理士

30. 沈弼

31. 汪明荃

32. 周梁淑怡

33. 林光宇

34. 邱德根

35. 查濟民

36. 胡應湘

37. 胡漢輝

38. 胡鴻烈

39. 范華達

40. 倪少傑

41. 唐驥千

42. 夏永豪

43. 梁就茂

44. 莫華釗

45. 郭元漢

46. 郭志權

47. 陸冬青

48. 彭炳棠

    284 附錄

    
    

49. 程源鍇

50. 馮秉芬

51. 馮若婷

52. 葉文慶

53. 杜葉錫恩

54. 鄔維庸

55. 廖烈文

56. 廖瑤珠

57. 鄧國容

58. 黎敦義

59. 霍士傑

60. 霍英東

61. 霍偉釗

62. 戴宏志

63. 羅保

64. 羅桂祥

65. 譚耀宗

66. 釋覺光

67. 劉皇發

68. 劉迺強

69. 孫方中

70. 張一帆

71. 張五常

72. 張有興

73. 張建忠

74. 張振國

75. 張鑑泉

76. 楊光

77. 楊鳴章

78. 簡福飴

79. 脫維善

80. 謝志偉

81. 譚惠珠

82. 費彝民

83. 鄧統元

84. 鄺廣傑

85. 鄭家純

86. 鍾士元

87. 陳乃強

88. 陳方安生

89. 陳丕士

90. 陳有慶

91. 陳祖澤

92. 陳莫榮真

93. 陳慶祥

94. 馬臨

95. 麥海華

96. 麥理士

97. 黃允畋

98. 黃克立

99. 黃廷芳

100. 黃偉雄

101. 黃肇焯

102. 黃禮泉

注：報紙公布的名單上有 102 人，而政府新聞稿只有 101 人。

附錄三‌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主任委員：姬鵬飛

副主任委員：安子介、包玉剛、許家屯、費彝民、胡繩、費孝通、王漢斌、李國寶

秘書長：李後

副秘書長：魯平、毛鈞年

委員：
馬 臨	王漢斌	王叔文	王鐵崖	毛鈞年	包玉剛	鄺廣傑
司徒華	鄔維庸	劉皇發	安子介	許家屯	許崇德	芮 沐
李 後	李國寶	李柱銘	李裕民	李福善	李嘉誠	蕭蔚雲
吳大琨	吳建璠	張友漁	陳 欣	陳 楚	邵天任	林亨元
周 南	鄭正訓	鄭偉榮	項淳一	榮毅仁	胡 繩	柯在鑠
查良鏞	查濟民	費孝通	費彝民	勇龍桂	莫應溎	賈 石
錢偉長	錢昌照	郭棣活	容永道	姬鵬飛	黃麗松	黃保欣
釋覺光	魯 平	裘劭恆	雷潔瓊	廖 暉	廖瑤珠	端木正
譚惠珠	譚耀宗	霍英東

286 附錄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委員（按姓氏筆劃序）：

文世昌	吳夢珍	查伍小貞	張栢枝
文漢明	吳錦泉	查良鏞	曹宏威
文樓	吳耀東	胡法光	梁兆棠
毛鈞年	岑才生	胡菊人	梁林開
王英偉	李永達	唐翔千	梁振英
王敏超	李仲賢	夏文浩	梁智鴻
王寬誠	李奇	夏利萊	脫維善
司徒輝	李國章	夏其龍	莊紹樑
田北俊	李啟宇	孫秉樞	郭元漢
石慧	李啟明	孫城曾	郭文藻
伍淑清	李紹基	徐四民	郭志權
安子介	李連生	徐是雄	陳子鈞
朱飛龍	李景行	徐國烔	陳少感
朱祖涵	李福兆	徐慶全	陳永棋
江德仁	杜葉錫恩	馬清忠	陳協平
何文法	沙理士	高苕華	陳坤耀
何定鈞	沈日昌	高家裕	陳英麟
何承天	沈本瑛	高贊覺	陳彬
何鍾泰	沈茂輝	堵綏滿	陳曾熹
何鴻燊	阮北耀	張世林	陳誠存
余立仁	周永新	張宇人	陸冬青
利榮康	屈超	張佑啟	陸考佩
吳少鵬	林光宇	張家敏	陶學祁
吳光正	林邦莊	張振國	章麟
吳多泰	邵友保	張健利	麥海華
吳坦	邱錫蕃	張雲楓	麥理士
吳康民	姚偉梅	張鑑泉	麥嘉霖

		附錄三 287
麥燦	鄒燦基	謝懷志
曾光道	雷興悟	鍾景輝
曾憲梓	鄔維庸	鍾期榮
曾翼生	嘉道理	簡大偉
程介南	廖正亮	簡福飴
程源錯	廖烈文	鄺廣傑
舒慈煌	榮智權	羅康瑞
馮可强	蒙民偉	羅傑志
馮永祥	劉永齡	羅德丞
馮國綸	劉廼强	蘇海文
馮華健	歐成威	顧思聰
馮煒光	潘宗光	龔志强
馮檢基	潘振良
黃允畋	潘國城
黃日煊	潘朝彥
黃光漢	蔡德河
黃匡源	談靈鈞
黃宜弘	鄭陶美蓉
黃保欣	鄭裕彤
黃維城	鄭耀棠
黃禮泉	鄭鐘偉
黃麗松	鄧卿意
楊汝萬	盧景文
楊孝華	錢世年
楊鐵樑	霍華彬
溫國勝	霍震霆
葉文慶	戴斯德
葉若林	戴維信
葉敬平	謝志偉
董建華	謝宜均

附錄四

在香港主要政治機構中任職的人物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姓名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 1996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安子介	X	X	X	X	X		8th, 9th
黃保欣	X	X	X	X	X	9th
鄔維庸	X	X	X	X	X	9th, 10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費彝民	X					4th-7th
費斐						9th-11th
霍英東	X		X	X	X	7th, 8th	8th-10th
霍震霆		X					9th-11th
霍震寰			X			11th
劉皇發	X		X	X	X		9th-11th
李國寶	X		X	X	X
李民斌							11th
李福善	X		X	X	X
李國章		X	X		X		9th-11th
李嘉誠	X		X	X	X
李澤鉅			X				9th-11th
李澤楷							9th-11th （北京）
查良鏞	X*	X			X
查濟民	X		X	X	X
查懋聲							9th-11th
查史美倫						11th
譚惠珠	X		X	X	X	9th-11th
譚耀宗	X		X	X	X		10th, 11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陳永棋		X	X		X	8th, 9th	10th, 11th
程介南		X	X
鄭耀棠		X	X		X	7th-11th
何承天		X	X
何鍾泰		X	X			11th
簡福飴		X	X		X	8th-10th
李連生		X	X		X	6th-10th
梁智鴻		X
梁振英		X	X	X	X		10th, 11th
羅康瑞		X	X	X	X		9th-11th
羅德丞		X	X	X	X		9th, 10th
吳康民		X	X	X	X	4th-10th
伍淑清		X	X				9th-11th
潘宗光		X	X		X		9th-11th
唐翔千		X	X		X		9th
唐英年			X
田北俊		X	X				9th-11th

附錄四

289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1979–1988
X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X
X			X	1998 至今
X		1985–1997	X	1998 至今	2009 年 1 月至今
X		1985–1997	X	1998 至今	2005–2008
X	1998, 2000				2002–2007
X	2000, 2006
	2000, 2006
	2000, 2006
X
X	1998
					2004 至今
X		1981–1991
X		1985–1995	X	1998 至今	1997–2002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2006
X			X	1998–2000
X		1995–1997	X		2002 至今
X		1988–1997	X	1998–2000
X			X	1998 至今
X			X
X
		1988–1997	X	1998–2000	2005 至今
	2006		X		1997 至今
X
X
X
X	2000, 2006
X	1998, 2000, 2006	1985–1991
X	1998, 2000
X	2000	1991–1997	X		1997 至今
X		1988–1991, 1995–1997	X	1998–2008	2002–2003

290 附錄

曾憲梓		X	X	X	X	7th-10th
曾智明							11th
曹宏威		X	X			9th-11th
徐四民		X	X	X	X		9th
王英偉		X	X	X	X	9th-11th
黃宜弘		X	X	X	X	9th, 10th (co-opt 11th)
吳光正		X	X		X		9th-11th
楊孝華		X			X		11th
徐是雄		X	X		X	7th, 8th	9th-11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陳婉嫻			X				11th
鄭明訓			X	X	X
朱幼麟			X	X	X	10th (co-opt 11th)
方黃吉雯			X	X	X		10th, 11th
馮檢基			X		X
劉漢銓			X	X	X		9th-11th
劉江華			X
李鵬飛			X		X	9th, 10th
李家祥			X		X		10th, 11th
吳清輝			X	X	X	9th-11th
倪少傑			X	X	X
楊耀忠			X			9th-11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范徐麗泰				X	X	9th-11th
羅叔清				X	X	9th-11th
曾鈺成				X	X		9th-11th
曾德成						8th-10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陳有慶					X	7th-10th
陳智思						11th
汪明荃					X	7th, 8th	9th-11th
王敏剛					X	8th-11th
袁武					X	9th-11th

	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	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	港事顧問	預委會	籌委會	人大	政協
	1985 年 7 月	1985 年 12 月	1992 年 3 月	1993 年 - 1996 年	1996 年 1 月 - 1997 年 7 月
陳鑑林							10th, 11th
張學明							9th-11th
邱德根							9th
周梁淑怡							11th
葉國謙						10th, 11th
劉健儀						11th
劉佩瓊						9th-11th

附錄四

291

X
X
X	1998, 2000
X
X		1991–1997	X	1998 至今
	1998, 2006
X		1991–1997	X	1998–2008
X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1995–1997	X	1998–2008
X		1988–1991, 1995–1997	X
X		1995–1997	X	1998–2004
X		1988–1991			1997–2002
X		1991–1997	X	2000 至今
X		1995–1997	X	1998–2004
X	1998, 2000, 2006		X	1998 至今	2008 年 10 月至今
X		1978–1997	X
X		1991–1997	X	1998–2004
X			X	1998–2001
X		1988–1997	X
X			X	1998–2004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1983–1995	X	1998–2008
X		1995–1997	X
X			X	1998 至今	2002–2008
X					2007 至今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1998			1998–2008	2004–2009 年1月
X	1998, 2000, 2006
X
X			X

1996 年推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	立法局	臨立會	立法會	行政會議
		回歸前	1997 年 7 月 - 1998 年 7 月	回歸後	回歸後
X	1998, 2000, 2006	1995–1997	X	1998 至今
X	1998, 2000			2008 至今
X	1998, 2000, 2006	1981–1997	X	1998–2008	2003–2008
X	1998	1995–1997	X	2000–2004, 2008 至今
X	1998, 2000, 2006	1988–1997	X	1998 至今
X

292 附錄

註：

1. 此表的最後更新日期為2009年5月。

2. 查良鏞於1985年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9年6月4日事件發生後，他退出該委員會。

3. 第四屆全國人大：1975–1978；第五屆全國人大：1978–1983；第六屆全國人大：1983–1988；第七屆全國人大：1988–1993；第八屆全國人大：1993–1997；第九屆全國人大：1998–2002；第十屆全國人大：2003–2008；第十一屆全國人大：2008–2013

4. 第八屆全國政協：1993–1997；第九屆全國政協：1998–2002； 第十屆全國政協：2003–2007；第十一屆全國政協：2008–2012。

資料來源：

http://sunzi1.lib.hku.hk/bldho/index.jsp http://www.cppcc.gov.cn/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index.htm http://www.ceo.gov.hk/exco/eng/membership.html

陸恭蕙和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2007年

Christine Loh and Civiv Exchange. (ed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Simon Young and Richard Cullen. Electing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附錄五

2008夏季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手名單

1. 李麗珊 前港風帆隊運動員

2. 李 靜 港乒乓球隊成員

3. 高禮澤 港乒乓球隊成員

4. 劉德華 藝人／歌手

5. 葉姵延 港羽毛球隊成員

6. 方力申 退役運動員／藝人

7. 陳慧琳 藝人／歌手

8. 古巨基 藝人／歌手

9. 趙詠賢 港壁球隊成員

10. 余翠怡 劍術運動員／學生

11. 陳少棠 區議員

12. 蔣偉洪 田徑運動員

13. 杜宇航 港武術隊成員

14. 陳志豪 工程師

15. 余慶龍 港排球隊隊長

16. 曾慶鴻 港欖球隊隊員

17. 譚偉洋 港籃球隊成員

18. 姚俊勤 羽球運動員/學生

19. 陳崇業 荃灣區議員

20. 黃景輝 和記電訊總裁

21.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22. 陳志雲 無線電視總經理

23. 王 輝 港射擊隊成員

24. 麥素寧 三項鐵人港隊成員

294	附錄
025	李澤鉅	長實副主席
026	陳文彥	青年協進會副主席
027	何淑婷	退役運動員/教師
028	陳廣裕	港手球運動員
029	余曉東	港網球隊成員
030	張國鈞	青年民建聯主席
031	陳潤韜	健美運動員
032	羅曉鋒	運動員
033	陳國明	港桌球隊隊員
034	洪祖杭	港體育舞蹈聯盟會長
035	趙頌熙	乒乓運動員/學生
036	周厚澄	社區體育事務委會主席
037	楊翠玲	港劍擊隊成員
038	郭炳江	新鴻基集團副主席
039	吳清輝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040	鄭玉嫻	港劍擊隊成員
041	施懿庭	耀科國際主席
042	林家名	新龍國際集團總裁
043	江澤峰	手球運動員/學生
044	梁兆燾	IBM 環球商業顧問
045	林順潮	中大眼科系主任
046	林大輝	手球總會會長/校監
047	戴希恩	醫生
048	樊德明	可口可樂經理
049	郭伯鈞	牛奶公司總裁
050	曾憲梓	金利來集團主席
051	馬觀生	龍舟隊教練
052	陳國華	觀塘區議員
053	崔康常	恆生商學院院長
054	陳易希	大學生

附錄五

295

1. 林向陽 微軟香港總經理

2. 李穎詩 前港精英運動員

3. 陳旭智 職業足球員

4. 黃金池 黃大仙區議員

5. 曾 光 大學生

6. 余心怡 港單車隊成員

7. 阮元健 中學體育教師

8. 鄭禮騫 港足球隊成員

9. 溫健儀 港田徑隊成員

10. 施幸余 港游泳隊成員

11. 帖雅娜 港乒乓球隊成員

12. 官惠慈 港羽毛球隊成員

13. 沙飛露 港曲棍球隊成員

14. 李家傑 恆地副主席

15. 丘莉莉 港馬術隊成員

16. 葉錫安 港馬術總會主席

17. 何劍暉 前港划艇隊成員

18. 林德坤 傷健運動員/學生

19. 麥珮軒 港壁球隊成員

20. 鄭家豪 前港武術隊成員

21. 李惠光 馬會資訊執行總監

22. 艾維朗 電盈董事總經理

23. 朱經武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24. 陳祖澤 香港賽馬會主席

25. 蘇樺偉 港田徑傷健運動員

26. 葉少康 馬術運動員

27. 利子厚 馬術比賽公司董事

28. 鄭雨滇 香港賽馬會騎師

29. 陳念慈 騎師學校校長

30. 鄭文傑 港馬術隊成員

296	附錄
085	李嘉文	划艇運動員
086	石偉雄	港體操隊成員
087	劉靳麗娟	拔萃女書院校長
088	汪明荃	藝人
089	李奇光	中文大學醫科生
090	李 剛	中聯辦副主任
091	金炳昱	三星電子香港董事長
092	黃建恆	聯想港台區總經理
093	吳家樂	前划艇及泳隊成員
094	阮維新	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
095	梁嘉銘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096	葉詠詩	港小交響樂團總監
097	李 暉	武術教練
098	李國華	離島體育會副主席
099	許 健	大眾汽車中國副總裁
100	何超瓊	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
101	吳小莉	鳳凰衛視資訊台副台長
102	郭 俊	香港青年會秘書長
103	胡曉明	體育活動事務委會主席
104	馮錫江	商人
105	范徐麗泰	立法會主席
106	和廣北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
107	王敏超	前港泳隊成員
108	馮馬潔嫻	殘奧會暨傷殘體協主席
109	鍾建民	攀山運動員
110	冼仙舟	南區康體會委員
111	伍雪葵	前香港田徑隊運動員
112	趙資強	東區區議員
113	陳奕迅	藝人／歌手
114	鍾國樑	中學生

附錄五

297

1. 陳紀新 電盈董事總經理

2. 張學友 藝人/歌手

3. 蔡曉慧 港游泳隊成員

4. 王 晨 港羽毛球隊隊員

5. 霍震霆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6. 黃金寶 港首席單車手

註：

原定負責第四十一棒的火炬手施懿庭，因飛機航班延誤，未能如期回港。他負責的路段由前一路段（第四十棒）的火炬手鄭玉嫻兼顧。

資料來源：

http://www.lcsd.gov.hk/TorchRelay/b5/torchbearer.php?page=6#name

註‌

導言

1. 有關矛盾，參閱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5–9頁。

2. 胡錦濤，「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4日，http://www.china. com.cn/17da/2007-10/24/content_9119449_10.htm。

3. 中央統戰網，「如何理解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專題），第二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2008年6月3日，http:// wztz.66wz.com/system/2008/06/03/100559627.shtml。

4. 同上。

5. 繼曹二寶的文章發表後，香港媒體就只有《星島日報》就此作出報導。紀曉華，「管治力量一分為二」，《星島日報》，2008年2月1日。再一次就事件撰文評論的是，陸恭蕙在《南華早報》發表了“One City, Two Teams”一文，2009年 4月16日。其後，很多報章紛紛報導事件及刊登多篇評論。

6. 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表示中共「已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 2002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 content_632254.htm。

7. Wei Pan, “Crossing the River: Legalism,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Ha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6年5月6日，第42頁。

8. 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修改憲法時正式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章程》。

9.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5頁。

10. 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08年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自1990年以來，中國採取快速的城市發展模式，從而催生了國有企業及大型外國跨國公司，使農村及民營企業資金匱乏，發展受到限制。

11. 雖然中國已在過去 25年使2.5億人擺脫了貧困，但同時，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卻增加了一倍。城市居民的人平均壽命比農民的平均壽命多出5年以上。 UNDP, Report on Social Inequality in China, 2005年。

12.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5頁。

13. 根據特區政府2007年6月的統計數字，香港的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8增加到2006年的0.533，這不但是亞洲最高的，而且在發達國家中也名列前茅。在過去10年中，月收入4,000港元的家庭增加了80,000戶，而月入超過

    300 註 7–14 頁

    
    

    40,000港元的家庭增加了10萬戶。「政府統計處公布住戶收入研究的結果」，

    《新聞公告》，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6/18/P200706180129. htm，2007年6月18日。同時參閱，Audrey Parwani, “Warning as Income Gap Widens”，《南華早報》， 2007年6月19日；Dennis Eng, “Hong Kong’s Wealth Gap Is the Biggest in Asia”，《南華早報》，2008年10月25日。

14. 陳佐洱1995年的聲明，見Fanny WY Fung and Albert Wong, “Veteran Head of HK and Macau Of ce Steps Down after 14 Years”，《南華早報》，2008年4月9日。

15. Stephen Brown, Edward Fung, Christine Loh, Kylie Uebergang and Steve Xu，

    The Budget and Public Finance in Hong Kong, 第6–10頁。

16. 曾蔭權，《協造新香港，共創好環境》競選宣言，2007年2月1日。

17. 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第181–182頁。

18. 劉兆佳列出十個特點，見“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載於Yue-man Yeung, The First Decade，第140–141頁。

19. 「中共在港地下黨大老」，《開放雜誌》，2008年11月。

20. Emily Lau, “Where’s the Party?”，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6月12

    日，第16頁。

21. 辯論是由本書作者（時任立法局議員）提出的。見《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及1997年3月5日。

22. 余國春問董建華：「如果你成為特區首長，你同新華社的關係如何？」董建華回答：「新華分社是中央在這裏的一個組織，將來新華分社之外還會有解放軍、外交部。在這方面我都會維持溝通，保持經常聯繫的關係，新華分社自己本身的工作，我想中央會有一個界定，我一定會同他們維持溝通的關係，我知道特區特長是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我知道你同好多人想知道未來香港是否有太上皇，我知道香港不會有太上皇。因為我知道中央、香港以及所有的人都一定執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依據《基本法》辦事」。《文匯報》，1996年11月27日。

23. 傳言為地下黨員的四名人士為民建聯工聯會的譚耀宗、梁振英、梁錦松和港進聯的鍾瑞明，《開放雜誌》，1997年5月，第54頁。

24. 牛虻，「從反英暴動到紅頂商人— 左派社團『學友社』的一段歷史」，《開放雜誌》，1997年2月，第50頁。

25. 這兩個傳聞是中共黨員的人是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時任中央政策組顧問、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童行，「董建華身邊的港共名單」，《開放雜誌》，2003年8月，第38頁。

26. Albert Wong, “DAB’s Tsang Still Silent on Communist Membership”，《南華早報》，2008年10月8日。

27. Yau Chui-yan, “Voice of Reason”《, 南華早報》，2009年2月4日。

28. 吳康民，「共產黨形象全是負面嗎？」，《明報》，2008年10月13日。

29.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機關的全稱是港澳工作委員會。它也被一些作者稱為港澳工作組。

30.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470頁。

    註 15–23 頁

    301

    
    

31. 同上，第69頁。

32. 在Robert Ash的Hong Kong in Transition 一書中，其中“Be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93–1997”一文中的第129頁註腳提到，Yin Qian表示英國《泰晤士報》東亞部總編Jonathan Mirsky告訴他，回歸前在一個特別部門工作的好友向他透露，香港有23,000–28,000名中共黨員。此外，他還引用了林和立估計的數字，在香港約有15,000名中共黨員。

33.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93–19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第113–114頁。

34. 鄧小平，「中國不允許亂」，《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年3月4日。

35. Wei Pan, “Crossing the River: Legalism,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第42及44頁。作者的模式也被稱為「協商法治」模式。

第一章

1. 列寧在《怎麼辦》中指出，只有以職業革命家為先鋒的政黨，才能使人民達到革命的覺悟，實行民主集中制，《列寧全集第5卷》，第347–530頁。

2. 有關中共基本結構的簡介，參閱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6年，第111–114頁。

3. 同上，第113頁。此圖顯示出，在每一個行政級別中，黨的機關總是比行政機關略高一些。

4. 同上，第114頁。

5. 同上。

6. 自1977年以來，每隔五年開一次中共黨代表大會，來自全國各地的黨代表聚集在北京，選出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

7.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黨的全體會議上的最終決定或決議沒有投票權，其地位也低於正式委員。只有正式委員才可以被選入政治局。

8. 共產黨的核心部門包括辦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四部，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及對外聯絡部。還有三個政策研究中心，包括政策研究中心、黨史研究中心、文獻研究中心，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出版的《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中央黨校也是黨的核心機關。除了核心機關以外，還有負責社會治安、保密和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的委員會。

9. 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

   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6年，第116頁。

10. 程翔稱港澳事務辦公室為港澳辦，同上，第119–123頁。但是，官方引用的都是全稱。

11. 2001年，中國有4,050萬黨員幹部。自1960年代開始，黨員數量穩步上升，到2001年佔中國人口的3.3%。在黨員幹部隊伍中，47.5%或1,920萬黨員在所

    302 註 23–30 頁

    
    

    謂的事業單位（學校、醫院、大學、研究機構、圖書館、博物館等）工作、 35.2%或1,430萬黨員在企業單位工作、17.2%或700萬黨員在黨和政府機關工作。婦女幹部佔35%，少數民族為6.8%。Erik Brodsgaard, “Improving Party Cadre System to Better Govern China”, East Asia Institute EAI Bulletin, http://

    www.nus.edu.sg/NUSingo/EAI/Erik.htm。

12. 對此曾作最廣泛的研究是John P. Bur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menklatura System: A Documentary Study 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以及他的“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年(138), 第458–491頁。

13.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第748–65頁。

14. 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

    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6年，第114–115頁。

15. 同上，第116頁。

16. 同上，第115頁。本圖提到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指的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成立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其職責為聯絡、信息交流以及有關過渡問題的磋商，直至2000年1月解散。

17. 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第7–8頁。

18.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認為，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完全是基於不同的經濟範疇之上：封建主義所取代貴族，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這全是根據永恒的規律。帶領群眾加快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

19.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第22章討論思想改造與脅迫。

20. 這句話被認為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而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態度源於鄧小平的話：「不管你是白貓還是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21. 有關中共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可參考中共十三大官方文件，1987年。

22.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第193–194頁。

23.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3頁。

24. 198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出版了一本名為《關於黨的組織工作的250個問題及答案》的書。見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第514–516頁。

25.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4–25頁。

26. 余錦賢，「中共在港地下黨大老」，《開放雜誌》，2008年11月8日。

註 36–43 頁

303

第二章

1. 改編自Michael Saward, Co-optive Politics and State Legitimacy, 第1–2頁。

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見全國政協官方網站：http://www.cppcc.gov.

   cn/page.do?pa=2c90489523208b1d012328e994c60365&guid=0f1effdc03604b5d

   8c64e6cb9fffa259&og=402880631d4c692f011d4c8f6119008b。

3.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第一卷》，第33頁。

4. 全國政協官方網站：http://www.cppcc.gov.cn/08htm/minglu/zhuxi2008.html。

5. Fanny WY Fung及Albert Wong, “Veteran Head of HK and Macao Of ce Steps Down after 14 Years”，《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6. Anthony B L Cheung及Paul C W Wong,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第883頁。

7. 見http://www.cppcc.gov.cn/page.do?pa=2c90829522ccc60b0122cd7860ca0936。

8.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第2701頁。

9. Gary Cheung及Eva Wu, “City Liaison Of ce Deputy Defends HK Delegates”，

   《南華早報》， 2000年3月19日。Mary Ma, “No Truth to Power Sharing”, The Standard, 2009年3月25日。Joseph Wong, “Liaison Office Must Put Out Fire Raging over Delegates”，《南華早報》，2009年3月25日。

10. 本章提及「說服」和「宣傳」的定義，見G S Jowatt及V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11.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1頁。

12. 同上，第12頁。

13. 同上，引用丁關根的話，第13–14頁。丁關根於1990–1992年任統戰部部長，

    1992–2002年任宣傳部部長。

14. 詳細討論可參閱何清漣：《霧鎖中國》，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15. 其他黨的國家機關報紙包括《光明日報》和英文版《中國日報》，它們都是由中宣部控制，而《經濟日報》則為國務院所控。這些機構屬於副部級。

16. 更深入的討論請見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及 Alex Chan,

    “From Propaganda to Hegemony: Jiaodian Fangtan and China’s Media Policy”,

    《當代中國》，第35–51頁。

17.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第80頁。

18. 更深入的討論，見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第287– 302頁。

19.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第50頁。

20. Wang Zhenghua, “Hong Kong to View Buddhist Finger Bone Treasure”，《中國日報》，2004年5月20日。

21. “HK Holds Grand Opening Ceremony for Veneration of Buddha Sarira”《, 新華網》，

    2004年5月26日，http://english.sina.com/special_report/040526buddha.shtml。

    304 註 43–52 頁

    
    

22. 同上。

23. 同上。

24. 曾蔭權，《2007–2008施政報告》，第116–120段，http://www.policyaddress.gov. hk/07-08/chi/p116.html。

25. Ambrose Leung, “Fury at DAB Chief’s Tiananmen Tirade”，《南華早報》，2007

    年5月16日。

26.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101、104–109頁。

27. 《新編黨的宣傳工作實用手冊》，2003年。

28.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80、82、88–89、98頁。

29. 同上，第107–108頁。

30. 同上，第118–119頁。

31. 同上，第124–125頁。

第三章

1. 其他香港早期活動家包括4名學生和3名工人，見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9–30頁。

2. 楊少平，「中共香港黨（團）組織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動」，《廣東黨史》，第28頁。

3.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30頁。

4.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59年改稱共青團）1922年成立於廣州，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共青團官方網站： http://www.cycnet.com/chinayouth/index.htm。

5.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38–45頁。

6. 同上，第47頁。

7. Chan Ming Kou,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斯丹福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引自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2頁。

8. 1920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詳細討論，見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第96–97頁。

9.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48頁。

10. 顧汝德指出，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只局限於同種族內，只有團結一致才能

    「克服他們在陌生環境內所承受的壓力」，Uneasy Partners，第21–22頁。

11. 曾銳生在《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一書中，描述政務官的制度和演變。

12. 中國海員的薪金極低（大約只有歐洲海員的四分之一），每天至少工作14小時。他們還遭受招聘代理的剝削，只有賄賂代理人才能被船運公司聘用。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41頁。

    註 52–54 頁

    305

    
    

13. 中國海員工會與孫中山早就有緊密聯繫。在孫中山的早期革命生涯，海員工會原是一個秘密組織，曾協助孫中山將信息從一個港口傳到另一個港口。孫中山授與中國海員工會的名字。1921年2月，孫中山還派私人代表來港出席工會的成立大會。由於這種密切的關係，有指控說，海員大罷工其實是孫中山謀劃的，但他堅決否認了這一說法。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32–33頁。

14.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7頁。

15.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0–162頁。

16. 14個不同的船運公司遭受總額至少500萬港元的損失，米價漲幅超過100％，其他食品如魚、牛肉和豬肉的價錢也上升了30%–50%。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57頁。

17.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0–162頁。

18.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6頁。

19.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2頁。

20. 同上，第162–166頁。

1.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8頁。

2.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0–371頁。

3. 殖民部129/474， Stubbs to Devonshire, 1922年3月18日。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 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2–166頁。

4. 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31–32頁。

5.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89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9頁；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0–61頁。

6.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3–26頁。

7. 同上，第26頁。陳劉潔貞認為，雖然中共宣稱該宣言是罷工的指導方針，但由於大部分罷工工人是文盲，宣言所產生的影響不可能太大。此外，因為廣東新生的共產黨能力有限，所以不可能有那麼大的影響，第23–26頁。

8. 例如，2002年3月，工聯會鄭耀棠在慶祝香港海員罷工80周年的講話中，稱罷工是「香港海員爭取和維護權益的鬥爭，是中國海員反抗外國航運資本家和港英剝削壓迫的民族鬥爭，帶有鮮明的愛國反帝反殖的性質，罷工的勝利也就是中國工人階級愛國反帝的偉大勝利」。見 http://www.ftu.org.hk/view. php?Tid = 502；「人民網」還稱罷工是「罷工從要求增加工資的經濟鬥爭，發展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鬥爭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氣焰，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 BIG5/8198/65833/66255/4471229.html。

9. 香港海員罷工後，發生了一連串勞資糾紛，涉及大量的工人，例如麵包師、汽車司機、中餐館員工、香港電力公司員工等，見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59頁。

   306 註 55–58 頁

   
   

10. 孫中山曾尋求蘇聯的援助。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1924年1月26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一項反帝國主義宣言，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國家。Edmund Fung, “The Sino-British Rapprochement, 1927–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年(17), 第80頁。 又見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2–71頁。Michael Share對共產國際在1921年至 1927年之間在香港的活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11. 在海員罷工期間，劉鑄伯（ 1867–1922，著名領導人、立法局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上表示，工會得到布爾什維克有力的支持。周壽臣（ 1861–1956 ）也建議總督不要向罷工妥協，並支持鎮壓一切勞工行會。見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46–1048頁。

12. 有關傷亡人數的報導有所不同。有人曾引述日本消息來源，指出有9人死亡和數十人受傷。見Stever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第92頁； Stephen Uhalley Jr指出有10人死亡，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第27頁；而胡繩說有13人死亡，《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6頁。

13. 楊少平，「中共香港黨（團）組織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動」，《廣東黨史》，第29頁。

14.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3頁。

15. “The trouble started with the Queen’s College strike”，《南華早報》，1925年6月 20日；及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1–1052頁。

16.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20頁。

17. 隨後的調查未能確定衝突由哪一方開始，而衝突最終演變成槍擊事件；英國、法國哨兵以及中國的示威者都開了槍。死亡的52人當中，51人是中國人，只有一名是法國人，傷者中有8個歐洲人和一個日本人，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4頁；以及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1–372頁。

18.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4–95頁；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7–68頁。

19.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20頁。又見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8頁。Philip Snow指出，除非中國人是被邀請或者是送貨的，否則他們不得上山。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3頁。

20.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8頁。

21.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頁。

22.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3–1054頁。

23.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3頁。又見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9–105頁。 蘇聯支援大罷工， 見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2–72頁。

    註 58–59 頁

    307

    
    

24.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7–149頁；以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13頁。

25.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00–108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2–373頁；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97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5–96頁；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4頁。

26.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25頁。

27.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7頁。

28. 見1924年及1926年《香港年報》。

29.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28–141頁。

30.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2–1053頁。

31.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5–146頁； 及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02頁。

32. 總督司徒拔在沒有倫敦授權的情況下，為陳炯明撥款10萬港元，以幫助他在廣東發動政變；司徒拔還建議皇家海軍封鎖珠江，但被拒絕。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頁。Liu Shuyong, An Overall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7頁。作者記載了司徒拔收買了陳炯明和另一軍閥鄧本殷，為英國服務。雖然有初步的成效，但他們最終還是失敗了。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3頁。周壽臣和羅旭龢從東華醫院委員會籌得港幣5萬元，支付給另一個軍閥魏邦平，在廣州發動政變，反對國共政權，但最終失敗。

33.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9–152頁。

34. 北伐戰爭（ 1925–1926 ）是一次軍事行動，使國民黨在1927年在廣州建立了政權。北伐中途，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告終。

35.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97頁。

36.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53–156頁。周壽臣和羅旭龢都是被委任的立法局議員。

37.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82–186頁；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第222頁。

38. 成立了兩個代表會，包括香港華民代表會和香港華民各界協會，由香港工商業和專業精英組成，包括周壽臣和羅旭龢。見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83–186頁。Carroll指出，到了1944年，戰勢不利於日本，香港當地領導人開始迴避這些組織的職責，羅旭龢甚至以健康原因退出兩會。

39. Paul Gillingham, At the Peak, 第33、43–44頁。

40. 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34–39頁。

    308 註 60–64 頁

    
    

41.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8–100頁。

42. 這一和解在本質上，是殖民地政府並不反對國民黨徵收所有香港進口貨物

    2.5%的稅，以及所有進口奢侈品5%的稅，而收入將用於資助罷工工人。

43.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67頁。

44.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19–120頁。當時，香港有超過130個工會，其中海員工會、印刷工會和電車工會已在中共積極分子控制下，中共黨員試圖滲透到其他工會。最後，中共控制的工會首先開始罷工，其他十幾個工會隨後加入罷工，有25萬名工人參加了大罷工。香港當時的人口約為75萬。

45.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19頁。

46.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4–1055頁。

47.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20頁。

48. Butters,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1939年1月。於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53頁引用。

49.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4頁。李鵬的父親從海南島經香港到內地，在過境時被捕，後被特別小組轉交給廣州。

第四章

1. 許多廣東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包括劉爾嵩、鄧培、李啟漢、蕭楚女都被逮捕並被處決。還有一些與香港有密切聯繫的共產當活躍分子，如彭月笙、張瑞成和何耀全也被處死。見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78頁。

2.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是中共歷史上的首次軍事起義。其目的是要從國民黨手中奪取當地政權。許多著名的中共領袖和統帥像周恩來、朱德、賀龍和葉挺均參與了這次軍事起義。然而，中共很快被打敗，許多成員逃亡到香港和上海。8月1日被定為解放軍建軍節。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84頁。

3.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86–89頁。

4. 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8頁。

5.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339–343頁。另參考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02頁。

6. 在1931年6月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入獄，1933年獲釋。越南共產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於1935年在澳門舉行。

7.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123頁。

8.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60頁。

9.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0–24頁；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頁。

   註 65–68 頁

   309

   
   

10. 日本已經在1931年佔領滿洲。1937年7月7日，日軍打電報給國民黨軍隊，表示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允許軍隊進入北京，尋找這名士兵，而後來發現該士兵安然無恙。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意外事故，而另一些則認為，這次事件是捏造的，是用以作為入侵中國的藉口。

11. 上海和南京分別於1937年10月和12月淪陷，1938年廣州被日軍佔領。

12. 張學良被國民黨軟禁了54年。蔣介石在1949年逃離大陸時把他帶到台灣，90嵗時獲准離開台灣（蔣介石去世後已15年），在夏威夷度過餘生。除宋美齡外，他的壽命超過同時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宋美齡於2003年去世。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252頁。

14. Margaret Macmillan, Seize the Hour, 第43頁。

15.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7頁。

16. 在中日戰爭開始之時，英國政府對日本入侵中國採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英國允許運往中國軍隊的軍事物資通過香港。同時，英國政府不願公然激怒日本。例如，儘管當地華人社會極力呼籲，殖民地政府拒絕提供財政援助救濟中國的受害者。見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26頁。

17.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61頁。

18.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7頁。

19.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3頁；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8頁。

20.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29頁。

21. 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左翼作家如夏衍和張友魚由桂林和重慶前往香港，並在廖承志的領導下，開始出版《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

    《耕耘》、《世界知識》、《青年知識》、《大地畫報》等。見葉漢明和蔡寶瓊，

    「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與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5頁。

22.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3頁。司徒慧敏等上海電影工作者和香港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了「血濺寶山城」及「游擊進行曲」等一系列抗日影片。

23.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4–55頁。

24. 宋慶齡成功邀請了殖民地政府首席醫療官司徒永覺的妻子和香港大學 Norman教授，分別擔任名譽秘書及財政總監。在國際上，宋慶齡成功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母親的支持。此外，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醫務人員組織起來，前往內地戰區提供醫療服務。見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6–57頁。

25. 東南亞的華僑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客家是以梅縣、惠州、寶安和惠陽作為其主要居所。見陳瑞璋，《東江縱隊》，第9–14和20–21頁。

26.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 (Vivienne Poy) 在香港郵票會一次題為“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的講話。講話內容見： http://sen.parl.gc.ca/vpoy/english/Special_Interests/speeches/Speech%20-%20

    HK%20Stamp%20Society.htm。

    310 註 68–73 頁

    
    

27.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7–28頁。

28.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7頁。

29. 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第48頁。

30.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38頁。

31. 同上，第41頁。

32. 同上，第24和81頁。

33. 同上，第67頁。

34. 同上，第38–39頁。在一些出版物中，港九獨立大隊也被稱為香港獨立營或香港九龍獨立連。

35. 同上，第81–83頁。

1. 參閱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及《東江縱隊》，第50頁。

2.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4–49頁。

3. 同上，以及張雷鋒，「香港大營救」，《軍事歷史》，第60頁。

4. 英軍服務團由逃離香港的英國戰俘、英國軍醫賴廉士上校組建。有關游擊隊，見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第17–23頁。游擊隊成員劉錦文回顧了游擊隊和英軍服務團在整個戰爭期間密切合作；見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1–113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20–421頁；及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9–56頁。

5. 賴廉士上校向英國陸軍部讚揚了游擊隊，稱其為「我們的游擊隊」，見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

6.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9–64頁。

42. 同上，第79–80頁。

1.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

2. 同上。

3. 同上。

4. 顧維鈞是參加1919年巴黎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他要求日本歸還中國山東，但遭到西方列強拒絕。中國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

5. R W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7年，第1062頁。

6.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29–260頁以及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24–126頁。曾認為，英國決定留在香港有三個原因：英國努力建設了香港；戰後香港作為貿易基地更重要；香港被日本佔領，收回香港是國家的榮譽，見第132頁。

7.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27頁。

8. 同上，第128頁。

9.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5–248頁。又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4–138頁。1949年前，香港的未來是蔣介石和英國之間爭議最大的問題。1946年6月，蔣介石在與英國大使的會議上提出這一問題。他認為，與英國的關係將不會是「滿意」的或「相互信任」的問題，而香港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的辦法」。對於這一問題，見S. R. Aston, “Keeping a

   註 73–78 頁

   311

   
   

   Foot in the Door: Britain’s China Policy: 1945–50”,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第

   88頁。

10.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5–177頁。

11.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8頁。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41–60頁。

12.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第21–22頁。Philip Snow 在The Fall of Hong Kong中沒有提到國民黨軍隊的存在。

13.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8頁。詳見陳瑞璋，《東江縱隊》，第

    85–106頁。

14. 1945年8月16日詹遜離開赤柱監獄，並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香港，擔任代理港督。他召集所有前任官員組成了臨時政府。8月27日，他在電台宣布臨時政府成立。1946年詹遜被任命為新加坡總督。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30–434頁；以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49–1251頁。

15. 袁小倫，「戰後香港進步文化革命」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63頁。

16. 陳瑞璋在《東江縱隊》中，對該事件及人物作了詳盡的描述。

17. 港九獨立大隊史編寫組，《港九獨立大隊史》，第184–185頁。

18.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102頁。以及周奕，《香港英雄兒女——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第217頁。

19. 陳瑞璋，《東江縱隊》， 第103–105頁。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BIG5/paper464/16721/1471723.html。

20. 與國民黨的關係詳見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50–55頁。

63. 同上，第29、55–57頁。

1.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2–186頁；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53–260頁。

2. 詳見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24–31頁。

3. 陳瑞璋指出，1953年2月，由於中共幹部執行土改政策的失誤以及壓力過大，造成805個地主自殺。1953年春，廣東西部地區就有1,165名幹部自殺。到1953年，估計有7,000名廣東高級幹部受到處分。有關東江縱隊成員的命運，詳見《東江縱隊》，第135–158頁。

4.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158–161頁。

5. 1999年特區政府修改了《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在1942年到 1945年間，任何受傷、陣亡或被日本逮捕的獨立大隊成員及家都會得到撫恤金。

6. 參考Lindsay Rides的檔案，http://library.hku.hk/record=b2379733。

7. 有關重慶談判，詳見 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101–107頁。

8. 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第164頁。

9.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37–339頁。

10. 毛澤東，《論游擊戰》。

    312 註 78–81 頁

    
    

11. 有學者認為，延安失守使中共陷入困境，只得開展游擊戰術，但中共將延安失守解釋為戰略轉移，詳見 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第166–167頁。

12. 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第168頁。

13. Stephen Uhalley, J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第66–78頁。

14. 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近代史研究》，第127頁。

15. 劉子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對華南革命鬥爭的指導」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26–227頁。

16. 1946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香港地位日漸重要，不但對兩廣、南洋方面，對歐美聯絡方面也日見重要。華南工作甚繁，領導機構需要適當解決，以便統一領導公開和秘密工作。」《周恩來年譜（ 1898– 1949）》，第708頁；以及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

    （第一卷）》，第611頁。

17. 「推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支援解放區戰爭⋯⋯ 英美間及統治階層內部矛盾極多，各種政治關係又極複雜。你們要善於掌握這一複雜環境，倚靠人民力量，在長期鬥爭中爭取勝利」，見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612頁。

18. 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執一認為，雖然中央上海分局被指定領導香港分局的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央香港分局的秘密電台可以直接跟北京聯繫，而由於上海分局的技術條件有限，反而不能跟中央一直保持聯繫。見張執一，「中央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從事地下工作」，《潮流月刊》，第67頁。

19.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第749頁。

20.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613頁。

21. 劉子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對華南革命鬥爭的指導」，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28–229頁。

22. 同上，第234頁。

23. 葉漢明和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3頁。又見劉田夫、吳南生及楊應杉，「方方主持中共香港分局展開政治鬥爭」，《潮流月刊》，第64頁。

24. 其他知識分子還有沈鈞儒和章伯鈞，見劉子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對華南革命鬥爭的指導」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 234–235頁。

25. 何香凝出任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伯鈞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交通部部長。

26. 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收集了Bevin先生有關中國的秘密通告，CP(49)39[CAB129/32]，1949年3月4日。 英文原文：They will be used, but if they are given any place in a so-called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y will have to enter on the Communist Party’s terms and they

    will be allowed no policy of their own. There is clearly no intention to allow an opposition Party outside the Government.

    註 81–84 頁

    313

    
    

27. 1946年，在一些華商的資助下，中共創辦了香島中學、培僑中學及漢華中學。見葉漢明和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1頁。

28.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86頁。

29. 袁小倫，「戰後香港進步文化活動」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71頁。

93. 同上，第265–269頁。

1. 葉漢明和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8頁。

2. 袁小倫，「戰後香港進步文化活動」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68頁。

3. 新華社網站：http://203.192.6.89/xhs/lsyg.htm。

4. 1949年，喬冠華回到內地負責外交工作。1971年他成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 1974年擔任外交部長。見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 chn/pds/ziliao/wjrw/2166/t445859.htm。

5. 茆貴鳴，《喬冠華傳》，第308–309頁。

6.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56頁。

7. 該名英國記者是 Gordon Harmon，有關談話內容已被記錄於FO371/63318, Boyce (Peking) to Chancery (Nanking), 1946年12月30日。見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3頁。在紀錄中，英文原文為：China has enough trouble…for us to clamour fo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I am not interest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interested in Hong Kong it has never been the subject of any discussion among us. Perhaps ten, twenty or thirty years hence we may ask for a discussion regarding its return, but my attitude is that so long as Chinese are not treated as inferior to others in the matter of taxation and a voice in the Government, I am not interested in Hong Kong, and will certainly not allow it to be a bone of contention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mine.

8. 毛澤東，「同三位西方記者的談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07頁。又見毛澤東思想網：http://mzdthought.com/html/mxzz/ mzdwj/4/816.html。

9. 葉漢明和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2頁。

10. James Tang, “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載於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115頁。

11. 英國外交辦公室，中國部有關中共在港的威脅之會議紀錄F 15770/154/10, 1948年10月19日。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文原文：In so far as Hong Kong is concerned, their [CCP] line is to avoid incurring the displeasure of the authorities and this has been in fact the

    basi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year. Hong

    314 註 84–86 頁

    
    

    Kong as a base from which to direct activities abroad is too valuable to be frittered away in local activities which might result in the banning or even expulsion of the Party with its leaders.

12. Li Shia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s, 1942 to 1946: The Role of

    Ambassador Sir Horace Seymour”,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年11月(26:1), 第

    49–50頁。

13. 茆貴鳴，《喬冠華傳》，第307頁。

14. 杜俊偉，「論抗戰時期周恩來『求同存異』國際統戰策略與實踐」，《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第69–70頁。

15. Li Shia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s, 1942 to 1946: The Role of

    Ambassador Sir Horace Seymour”,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年11月(26:1), 第

    63頁。

16. 完整的描述，見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81–87頁。

17. 英國國防部，有關中國軍事情況的最高機密，JIC (48) 30 (0) Final (Annex)， 1948年5月13日。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文原文：…communists could be expected to exploit the opportunity of directing and assisting vigorously the subversive activities of Chinese

    Communist groups in Hong Kong.

18. Wm 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7年，第1077頁。作者在文中引用Alexander Grantham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 371/75779, 1949年2月23日「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報告。英文原文：It still remains the policy of the Communists in Hong Kong to lie low and to avoid a head-on collis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would hamper their

    more overt activities…How long this policy will be maintained depends entirely on circumstances, but, as the Communists advance south of the Yangtze, a change to a more active attitude of hostility may be anticipated, and at any moment a decision by the Communists higher command to turn to the direct offensive [might also be anticipated]. This would mean strikes internally and possibly guerrilla or direct military attack externally.

19. 葉漢明和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9–210頁。

20. 英國殖民部，“Memorandum by Mr. Creech Jones on Hong Kong”, CP (49) 120, 1949年5月23日。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文原文：An essential measure, not only to forestall a dem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an of ce in Hong Kong, but

    also to control the in ltration, under respectable disguise, of Communists. There is no intention of suppressing political activity for the bene t of the Colony, but only political activity which has no relation to the Colony and merely projects external troubles and quarrels into the life of Hong Kong.

21. 同上。

    註 86–92 頁

    315

    
    

22. 劉蜀永，「英國對香港的政策與中國的態度（ 1948–1952 ）」，《中國社會科學》，第184頁。

23. 英國外交辦公室，中國部有關中共在港的威脅之會議紀錄F 15770/154/10, 1948年10月19日。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文原文：…extreme vigilance is exercised in order that no subversive movements may be hatched underground.

24. 英國國防部，有關中國軍事情況的最高機密，JIC (48) 30 (0) Final (Annex)， 1948年5月13日。Rohan Butler及M.E. Pelly,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文原文：…if there is a serious deterioration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 control of South China,

    strong economic pressure may be brought to bear by boycotting the colony, by interfering with the passage of its supplies from South China, and by fomenting strikes within the colony.

25.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05頁及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63頁。

26.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94頁。

2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38頁。

28. 同上。

29.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5–136頁；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05頁。

30. 譚天度，「抗戰勝利後我參加的香港中英談判」，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共黨史資料》第62輯，第60頁。

31. Steve Tsang, Governing Hong Kong, 第71頁。

32. James Tang, “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載於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114頁。

33. Grantham, Via Ports, 第179–180頁。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7–139頁。

第五章

1. FO371/75779, Enclosure from Heathcote-Smith to Lamb, 1948年12月2日。

2. 英國外交辦公室，Minute by Mr. Burgess on Communist documents captured in Hong Kong, F9267/1016/10, 1949年6月25日。英文原文：A deduction of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that appears to emerge is a CCP decision not to molest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capture of Kwangtung. Hong Kong is not only not included in the plans for Kwangtung but is deliberately excluded. Its problems are analyzed

   separately from those of its hinterland. 另參考《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第

   351頁。

3. 黃文放，《解讀北京思維》，第47頁。

   316 註 92–95 頁

   
   

4.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30–32頁。

5. 同上，第33–34頁。

1. Leo F Goodstadt, Pro ts, Politics and Panics, 第82頁。

2. 同上，第87頁。

3.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24–125頁。

4. 同上，第136頁。

5. 1980年李後擔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

6. 國世平和錢學君，《九七後中港新關係》，第49頁。

7. 鍾仕梅，「中共如何管理香港」，《當代雜誌》，第20頁。

8. Peter Wesley-Smith, “Chinese Consular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Hong Kong”,

   Paci c Affairs, 1998年， 第370頁。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第39頁。

9.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7頁。

10. Gary Catron, “Hong Kong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55–60”, China

    Quarterly, 1972年，第410頁。

11.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34頁。

12. 鍾仕梅，「工委遷港統一領導」，《當代雜誌》，第20頁。

13.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s, 1990年， 第749–751頁；Cindy Yik-Yi Chu,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31–37頁。

14. 冷戰一詞是用以形容蘇聯和美國（及其各自的盟國）之間在1945年至1990年代初的敵對關係。韓戰是冷戰期間的第一個軍事衝突。二戰後，由於受到蘇聯和美國的影響，以三八線作為分界線將朝鮮半島劃分為南北兩部分。 1950年 6月25日，北韓金日成對南韓發動攻擊，為了救援南韓，聯合國派出由美國領導的部隊。聯合國部隊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表示，他希望統一朝鮮半島，甚至考慮打到中國。1951年，美國總統杜魯門駁回了麥克．阿瑟的急躁建議。隨著聯合國部隊逼近中國邊境，北京警告將以武力干預。到了11月底，中國派出30萬「志願軍」進入北韓並將聯合國部隊擊退至漢城。中國隨即派出更多部隊。1951年戰勢有所緩解，但兩年後才簽署了停戰協議，見Graham Hutchings, Modern China, 第254–255頁。

15. Margaret Macmillan, Seize the Hour, 第103、95–110頁。英文原文：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but that Communism, with China as one spear-head, has now

    embarked upon an assault against Asia with immediate objectives in Korea, Indo-China, Burma, the Philippines, Malaya and with medium-rang objectives in Hong Kong, Indonesia, Siam, India and Japan.

16. Leo F Goodstadt, Pro ts, Politics and Panics, 第88頁。

17. Margaret Macmillan, Seize the Hour, 第106–107頁。

18.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第169頁。

19.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51–452頁。

    註 96–99 頁

    317

    
    

20. 新界原居民的領袖之一張人龍。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港》，第35頁。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7頁。

21.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33–34頁。

26. 同上，第34頁。

說吧，香

1. 齊鵬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特殊政策」，《中共黨史研究》；以及《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第353頁。

2. Leo F Goodstadt, Pro ts, Politics and Panics, 第90–94頁。

3. 黃文放，《解讀北京思維》，第47頁。

4. 周恩來，「關於香港問題」，《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53–355頁。「人民網」，周恩來著作選：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5843/75874/75992/5 181257.html。

5.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49頁。

6.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第191–194頁。作者引用Sir Robert Black to Duncan Sandy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O1030/1590，1964年3月16日。 英文原文：…were realistic enough not to be drawn by Russian attempts to needle them on the grounds that their policy

   over Hong Kong…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professed views…Communist organisations in Hong Kong has shown similar restraint, clearly as a result of instructions. The leftwi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has con ned their main public activist to more or less genuine trade unions matters and has refrained from anti-Government agitation…Similarly, the leftwing schools have avoided clashes with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al against Government.

7. 同上，第194頁。

8. 三條不平等條約分別是1842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和1898年的第二個《北京條約》（租賃新界99年）。 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1–29、61–67頁。

9. 齊鵬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特殊政策」，《中共黨史研究》，第27頁。

10.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7頁。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第29頁。

11.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7頁。

12. 1971年7月， 周恩來向基辛格表示台灣是一個「大傷疤」。見Ma rga ret Macmillan, Seize the Hour, 第240頁。

13.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32頁。

14.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47–449頁；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42–143頁。

15.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75頁。

16. Steve Tsang, “Target Zhou Enlai: The Kashmir Princess Incident of 1955”, China Quarterly, 1994年，第776–782頁。作者認為，周恩來事先得知暗殺情報，而

    318 註 99–102 頁

    
    

    事實上周恩來並沒有動手術。據許家屯透露，中共獲悉台灣的暗殺計劃，而且美國也知道這一情報，但英國對這一情報表示懷疑。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2頁。然而，在這一事件的50周年紀念日，新華社仍然堅持周恩來因病改變行程，“China Marks Journalists Killed in Premier Murder Plot Half Century Ago”, 2005年4月11日。

1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2頁。

18.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56 – 458頁，以及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72–73頁。

19. 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73–74頁。

20. 1958年11月廖承志對梁威林說的話。劉子健和彭建新，「梁威林談香港工作 20年體會」，《廣東黨史》，第7頁。

21. 1958年12月，廖承志對梁威林說的話。同上。

22. 廖承志，「港澳和海外出版工要因地制宜」，1956年5月。《廖承志文集（上冊）》，第324頁。

23. 李子誦，「教我如何不想他：廖公」，《當代週刊》，第18頁。

24.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第15頁。

25. 劉子健和彭建新，「梁威林談香港工作20年體會」，第6頁。

26. “Marco Polo’s Mixer”,《時代週刊》，1972年1月10日。

27. 利銘澤是地產大王利希慎家族的一員。

28. 1870年至1931年，莫氏家族曾擔任太古集團的買辦。見陸恭蕙，A Preferred Future, 第19–39頁。1952年莫應溎被驅逐到廣東，並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協委員。

29. 何賢是何厚鏵的父親。何厚鏵是澳門首任行政長官（ 1999–2009 ）。

30. 當時，霍英東可能是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人。據說在韓戰期間，他偷運武器到中國，但他否認此事；但他承認違反了禁運物資如鋼材、橡膠及其他原材料到中國。Jonathan Cheng, “A Life That Re ected Change”, The Standard, 2006年10月30日。1993年，霍英東獲任命為全國政協副會長，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員會委員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籌備委員會委員。

31. 劉子健和彭建新，「梁威林談香港工作20年體會」，《廣東黨史》，第7–8頁。

32. 同上，第8頁。

33. Yiu Yan Nang, Trade Union Policy and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第

    76頁。

34.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7。一個未註明日期的秘密報告。英文原文：…aim(s) to unite all Hong Kong workers in support of the communist cause and to recruit more members for affiliated unions in view of increased

    efforts by right-wing unions to counteract left wing influence in the labour movement.

35. 「香港工人運動簡史」，http://www.hkctu.org.hk/1aboutctu/1/1.htm。

36.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6，「香港地方情報委員會報告」，1960年12月。

    註 103–105 頁

    319

    
    

37.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6，「香港特警科報告」，1960年11月。該信息由打入工會內部的特工提供。英文原文：…had never recognized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as British territory, but that the

    present status of Hong Kong was favour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reason of trade and contact with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for obtaining materials which are badly needed in China.

38.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11–12頁。

39.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33頁。

40.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7。一個未註明日期的秘密報告，標題為「中共控制的學校」。

41.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7，「港督致殖民部國務秘書的信」，

    1960年8月。

42. 黃文放，「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生活工作的四十二年」，《東周刊》，1994年6月15日。

43.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6，「香港特警科報告」，1960年2月。

44.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文件CO1030/1107，「香港地方情報委員會報告」，1961年1月。

45.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第178–179頁。

73. 同上，第173–176頁。

1. 香港特區政府檔案， 文件CO1030/1107，「香港地方情報委員會報告」， 1962年2月。英文原文：…strengthen the unity of the workers and to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on through improved welfare conditions…is unlikely to bring the local

   leftwing labour movement into direct con ic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if these efforts to increase unity are successful, they would produce a leftwing labour movement that would be more formidable to deal with should the FTU’s policy change back to more aggressive tactics.

2. 文灼非，「香港新華社如何透過左報做宣傳工作（ 1949–1982 ）」，《信報財經月刊》，第13頁。

3. 更多東頭村的資料，參考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第73–94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7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 454–455頁；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 177–178頁。

4.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第159頁。 英文原文：…was not dif cult to foresee… ery speeches would be made against imperialists, aid would have been

   promised from Mother China…Rioting would have broken out.

5.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177–178頁。

6. Hong Kong Standard, 1952年3月2日。英文原文：Thousands of Communist-led students and workers marching along Nathan Road…attacked police, servicemen

   and Europeans, overturned and burned vehicles, and smashed property in a roaring riot…The crowd had gathered at the Kowloon Railway Station in Tsimshatsui

   320 註 106–110 頁

   
   

   around noon in order to await the expected arrival of the Canton “comfort” mission to the Tung Tau Village re victims. When they mission failed to arrive, having been denied entry into the Colony, the crowd started its parade, waving banners and shouting slogans. The mood of the paraders grew uglier as they marched, and disturbances broke out.

7.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7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54–455頁；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 178–179頁。

8. 劉蜀永，「英國對香港的政策與中國的態度（ 1948–1952 ）」，《中國社會科學》，第185–186頁。

9. 廖承志，「堅持愛國主義的辦報方針1959年12月5日」，《廖承志文集》，第

   396–397頁。

10.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47頁。

11. 劉子健和彭建新，《梁威林談香港工作20年體會》，第7–8頁。

12. James Lilley, China Hands, 第84頁。

13. 同上，第86頁。

14. Barclay Crawford, “CIA Agents Saw HK as Window on Communist Party”，《南華早報》，2007年6月28日。

15. James Lilley, China Hands, 第95頁。

16.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第169頁。

17.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134頁。

18.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2–53頁。以及「前高級警官被指中國間諜逐出境曾昭科盼董特首昭雪」，《星島日報》，2002年3年6日。

19. 鍾仕梅，「工委政策偏離中央方針」，《當代雜誌》，1990年1月6日，第34–35頁。

20. 同上。

21.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進行了闡述。民主專政是人民（在黨領導下）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還表示，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全文見： http://www.marxist.org/reference/archive/mao。

22. 中共認為土地改革是成功的，因為地主階級及其權力被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幹部和中農。中農是那些不算最貧窮也不是最富有的農民。

23. 根據中共黨史記載，到了1953年的春天，全國各地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內，300多萬農民分配到了土地，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以及持續了數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被徹底瓦解了。這意味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見 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第 417–418頁。陳瑞璋詳細討論了廣東實施土地改革的情況，並包括方方和葉劍英所起的作用，《東江縱隊》，第136–154頁。

    註 110–113 頁

    321

    
    

24. 鎮壓反革命運動被認為是黨在建國初期的一次「大運動」。它的目標是那些與國民黨有聯繫的人、宗教領袖，以及秘密會社的成員。據黨史記載，到 1951年10月，反革命已被「基本消滅」。見 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第420–421頁。

25. 據黨史記載，這些問題包括資本家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意通過正常手段獲得的利潤、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如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資本家偷稅漏稅、盜竊經濟信息。該運動黨應該讓中共獲得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的主動權，快速恢復並發展經濟。同上，第430–432頁。

26. 一部有關思想改造運動的著作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Robert Jay Lifton發表於 1961年的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其中他詳細介紹了脅迫人們改變思想的各種方法，見第22章。

27. 中共黨史中記載了團結並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見 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第460頁。

28.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1957年2月

    27日。

29. 根據黨史記載，通過百花運動，黨收到了很多「批評和意見」，其中「有些是錯誤的」，為了糾正其「矛盾」，中共願意聆聽這些批評，「絕大多數」是有益於幫助改善黨的工作。但是，「一些右派資產階級」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導致了反右派運動的開始。見 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第520–527頁。

30. 對毛澤東發起百花運動的真正意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包括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認為毛澤東倡導公開批評，促使持不同政見者暴露自己，從而能夠發現並消除他們（見Jung Chang及Jon Halliday，Mao ）；而另一種觀點認為，不滿聲音之強烈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Lucian W Pye, China, 第235頁。

31. Graham Hutchings, Modern China, 第164–166頁。

32. Justin Yifu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年(98:6), 第1228–1252頁。

33.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0頁以及David Faure,

    Society, 第274–280頁。

34. 史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赫魯曉夫任蘇共第一總書記直到1964年。1958年至 1964年期間，他是部長會議主席。1956年，赫魯曉夫對史大林展開全面批評，並在其任內實施去史大林化政策，表示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不是無法避免的。見Roderick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3–13頁。

第六章

1. 有關文革開始的具體時間，學者持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最早的日期是林彪在1965年9月的講話，也有人認為是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對黨內高層領導人的批評，標誌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322 註 113–117 頁

   
   

2. 當日，華國鋒在葉劍英的支持協助下，帶領毛的貼身護衞以及北京衞戍區部隊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幫」主要成員逮捕，終結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3.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開始文化大革命。

4. 同上。

5. 1966年5月29日，首個紅衞兵組織由跟清華大有聯繫的一所中學的學生成立。 參考Robert MacFarqu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 87頁。

6.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69頁。

7. Robert MacFarqu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以及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第289–350頁。

8.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33–36頁。

9.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23頁。

10. 冉隆勃和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第63–64頁。

11. Robert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115頁。

13.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95頁。

1. 例如駐法文化參贊司馬文森回國後遭到肅整，並被監禁。見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216–217頁。

2.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8頁。

3. 有關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的看法，參考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19頁。有些人認為中共黨員及其來自草根的支持者爭相仿傚紅衞兵。見梁慕嫻，「六七暴動惡花今結果」，《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 hk/0708p53.html。

4.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 BDOHP/Wilson.pdf。衞奕信於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在倫敦的外事辦工作，其後於1987–1992年到港任港督。

5.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36–37頁。

6.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第97頁；及Robert Bickers,

   May Days in Hong Kong, 第54–67頁。

7. 黨中央包含政治局及其常委，以及書記處。1964年，毛澤東設立了一個小組主管文藝等界別的事務、撰寫有關報告及文件。1966年，這小組正式易名為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6年8月，小組成為文革的權力機構。1967年1月，中央書記處停止運作，及後小組更取代了政治局。小組與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分享權力。江青及她的支持者成為權力核心，並控制小組。小組於1969年解散。Kwok-sing Li,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第583–585頁；Robert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80、99–101頁；以及高文謙，《周恩來》，第115– 116、153–155頁。

8.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 BDOHP/Wilson.pd；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252– 258頁；以及高文謙，《周恩來》，第170–179頁。

   註 117–121 頁

   323

   
   

9.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1990年，第751頁。

10. 有人認為，在文革期間周恩來仍然控制香港事務，而由香港的中共所發起的革命是由他安排的。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載於冉隆勃和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第2–55頁；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4–185頁。另有些人認為，1967年8月周恩來已失去對香港事務控制的能力。

11.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28頁。

12. 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225頁。

13.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第751頁。

14. Cindy Yik-Yi Chu,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38頁。

15. 國防部部長Jack Cater認為1967年初，香港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Leftists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ttp://www.hku.hk/hkcsp/ccex/ehkcss01/issue3_ar_lawrence_wong.htm。

16.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這份報告的摘要載於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 82–96頁。

17.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6頁。

18. Robert Bickers及Ray Yep, May Days in Hong Kong, 第7頁。

19.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3頁。

20. 同上，第184頁。

21.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100頁。

22. 香港政 府，The Face of Confrontation, 1968年2月。英 文原文：A group of dismissed workers from the Hong Kong Artificial Flower Works…were

    picketing the factory premises and, ignoring repeated warnings from the police, they persisted in illegally trying to prevent the removal of goods by the management. The police nally intervened and arrested 21 men. It was a minor incident; there was little or no violence and no one was seriously injured. It was, however, enough to provoke an immediate reactionl headlines appeared in the communist newspapers denouncing the government and accusing the police, in the most violent terms, of persecution and of brutally attacking unarmed workers.

23.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34頁。

24. 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79–180頁。

25. 社論，《大公報》，1967年5月12日。

26. 香港政府，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年，第48–52頁。英文原文：In May the communists had under their control all the machinery required for a full-

    scale propaganda campaign. Their three newspapers, Ta Kung Pao, Wen Wei

    324 註 121–122 頁

    
    

    Po and the New Evening Post, were well established and had a good circulation and they were backed up by about six other papers which not only followed their lead but at times ran to excesses of wild invention of their own. They had ample printing facilities for other propaganda material and the men and equipment for newsreel production. They also enjoyed considerable encouragement and assistance from…[Xinhua Hong Kong]…This agency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the propaganda campaign…a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identical reports of incidents that regularly appeared in communist papers…It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distorted accounts of the events in Hong Kong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authorities in Peking. Its highly-coloured and wildly exaggerated reports undoubtedly played a large part in inflaming opinion in China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lony. In their campaign the communists employed every theme and every weapon, from deliberate distortion of facts and falsification of photographs to the spreading of rumour and the fabrication of non-existent incidents. Rumours put about ranged from the possible but untrue — rice shortages, power or water stoppages — to the widely improbable — as for example the stories which appeared in minor communist newspaper, complete with photographs and maps, of Chinese gunboats approaching the Colony. Communist reporters and photographers were present at every incident to produce their versions of events; and in many cases demonstrations were organised solely for publicity purposes… [Another] propaganda medium was posters. These appeared from the start of the confrontation…reaching their height at the end of May and the beginning of June. Posters and slogans appeared everywhere, both ashore and a oat.

27. 同上。

28.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62頁。

29.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42–43頁。

30.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32–133頁。

31.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Leftists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ttp://www.hku.hk/hkcsp/ccex/ehkcss01/issue3_ar_lawrence_wong.htm。他的論文予人的印象是：姬達曾聯絡身處北京的周恩來，以確定中國的意圖。可是，這並不可能發生，因為香港官員直接聯絡中方官員並不常見，但可能有數位中間人協助傳遞訊息，如中國銀行的代表。

32.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47頁。

33.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1年向楊光頒授大紫荊勳章，引起很大爭議。

34.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45–46頁。

47. 同上，第46–47頁。

1. 香港政府，《1967香港政府年報》， 第12頁； 以及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第125頁。政府新聞處坐落於皇后大道中的另一邊，今天該處為長江中心所在地。

2. 香港政府，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年，第48–52頁。

   註 122–126 頁

   325

   
   

3.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39頁。英文原文：…As it was already lunch time, the demonstrators knoked-off and returned an hour later to resume

   chanting until ve o’clock, when they all went home. The only casualty was the governor’s pet poodle, which went frantic with indignation and had to be removed from the scene.

4.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47頁。

5.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 BDOHP/Wilson.pdf。英文原文：Government House was plastered with posters. The governor had to use the back gate. Bu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brilliant. They did things like putting up special notices for those who were coming to protest. A number of leading pro-communists were also fat-cat communists and would turn up in their expensive Mercedes cars. So a notice was put out saying: “Petitioners’ car park this way”.

6. Roderick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224–227頁；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261頁；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0頁。

7. 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1頁。

8.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34頁。

9.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61頁。

10. 香港政府，The Face of Confrontation, 1968年2月。

11. 劉武生，《文革中的周恩來》，第330頁。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馬指出香港代表在5月25日才抵達北京，但劉武生則指會議於5月24日及27日舉行。

12. 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1–183頁。

13.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63頁。

14. 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年報1967 》，第18頁。

15.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6頁。

16. 社論，《人民日報》，1967年6月3日。

17.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82頁。

18.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61頁；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3–184頁。

19. Maynard Parker, “Reports: Hong Kong”, The Atlantic, 1967年11月， www. theatlantic.com/issues/67nov/hk1167.htm。

20.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71頁。

21. 同上。

22.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6頁。

23.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53頁。

24.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41頁。

25.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6頁。

26.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第77頁。

    326 註 126–129 頁

    
    

2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74–75頁。

28. 同上，第81頁。

29. 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第126 –128頁；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05頁；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43頁；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英文原文：There was no knowing whether this was a local initiative or the beginning of a proper invasion…A decision to send in the army to retake the police

    post…required approval in London over a weekend. It took the whole day to get it, during which time the Gurkhas were formed up just short of the border. When approval eventually arrived, the militia were found to have retreated. From that time, the army took over control of the border until shortly bfore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to China when the police returned. 按Ma Jisen，周恩來對事件很不滿，參考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6頁。

30.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英文原文：Beijing told us to “hold on” and that they would help. But then they were also in chaos. There were also riots and most of the provinces in China had

    serious problems.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for us at that time.

31.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89頁。

79. 李谷城，「香港新華社的功能與角色」， http://202.76.36.61/vol%2018/ vol18Doc1_2.htm。

1.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92頁。

2.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67年7月12日， 第367–368頁（只有英文版）。祈濟時爵士時任署理輔政司。會議紀錄顯示印刷錯誤，在引用句中使用方括號，但正確的用詞是很顯然的。英文原文：…we are now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violence and perhaps terrorism, for there is nothing so degraded that these men will not stoop to…We are convinced and determined now that the [time has] come to grasp and retain the initiative in this contest, we have no [doubt] that in doing so we shall have the whole-hearted support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we have no doubt of the nal outcome. Meanwhile it is a time to be alert and resolute and steadfast.

3. FCO 40/112, Hong Kong Confrontation, 1967年7月12日；Ray Yep,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omestic and Diplomatic Fronts of the Governor”, May

   Days in Hong Kong, 第22–36頁，尤其注意文中第33個註釋（第185頁）。

4.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56頁。

5.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96頁；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十章。

6.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58頁。

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270頁。

8. 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第128頁。

9.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98頁。

   註 129–132 頁

   327

   
   

10. 同上，第99頁。

11. 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年報1967 》，第16頁。

12. 同上，第176頁。

13.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76頁。

14.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100頁。

15.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83頁；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6頁。

16.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104頁。

17.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83頁；Colony in Con ict, 第130頁；以及

    “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ng_Kong_1967_

    riots。

18. Lau Kit-wai, “Vocal Support”,《南華早報》，2008年7月2日。

19.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6頁；Roderick MacFarqu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225頁。一個月後，中國當局拘留了路透社駐京記者 Anthony Grey，作為報復。

20. 三家報紙分別是：《田豐日報》、《新午報》及《香港夜報》；Roderick MacFarquar

    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225頁。

21. 與黎敦義的訪談，載於Wong Cheuk Yin, “The 1967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英文原文：…the arrest of the publishers and the banning of the three newspapers, the Tin Fung Yat Po, the Hong Kong Evening News and the

    Afternoon News were not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leftwing press, but because they told people to plant bombs in the streets. They were acting the violence, and were much more extreme.

22. 1950年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6月17日，雙方達成交換代辦協議。1972年3月13日簽署了中英聯合公報，互設大使館。

23.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第64頁。

24. Barbara Be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263頁。

25. Leo F Goodstadt, Pro ts, Politics and Panic, 第78頁；Laszlo Ladany指出1967年上半年，經濟狀況仍然正常。然而，到了下半年當文化伸延至工人，全國性的罷工及工人與紅衞兵之間的衝突紛紛出現；另由於缺煤，令工廠無法運作，不得不關閉。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第315頁。

26. 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8頁。

27.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90頁。

28. 同上，第166頁。

29.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6頁。

30.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229頁；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57頁。

31.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222頁。

32. 金堯如，《香港反英抗暴的內幕》；冉隆勃和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第73頁。

    328 註 132–134 頁

    
    

33. 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第189頁。

34. 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年報1967 》，第44頁。

35.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275頁。

36. 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年報1967 》，第53頁；Catherine R. Schenk,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May Days in Hong Kong,

    第105–126頁。

3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6頁。

38. 陸恭蕙，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lliance: Hong Kong’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載於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第29–30頁。

39. 調查報告顯示暴徒多為男性、低收入、弱勢社群、未受過或只接受少許教育而又無法善用其精力、 對自己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不滿的人。“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雖然調查委員會是一個政府任命的機構，政府卻沒有完全接受其社會保險和福利計劃等建議。

40. 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第133–140頁。市區的民政處是按於 1910年引入的新界理民府而設的。六七暴動期間，新界並未受到太大影響，皆因政府與原居民的溝通較好。

41.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67年2月14日， 第20頁（只供英文版）。英文原文：They will be as accessible as to those living in their Districts, and they will keep in touch with all local organizations.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assess the overall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he people of their districts and to explain these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dif cultie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o ordinary people. Although they will not at rst be required to carry out many executive functions the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dvising on the co-ord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y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ny variation in emphasi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Districts and they may initiate proposals for changes in policies or for new policies when the need for these becomes apparent from the feeling of the public. They will be expected to get to know th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and trends of public thinking in their districts before attitudes have been struck. We hope that their work will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give all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a fair share of those services which the community can afford.

42.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第107–110頁； 以及

    Steve Tsang, Governing Hong Kong, 第94–99頁。

43. Ambrose K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s”, Asian Survey, 第422–439頁。

44.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113– 117頁。

45.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67年2月14日，第34–38頁（只供英文版）。

46.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121– 126頁。

    註 134–139 頁

    329

    
    

47. Leo F Goodstadt, “Red Guards in 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67年7月20日。William Heaton, “Mao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Modern Colonialis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第844頁。

48.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49.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85–86頁。

50.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2頁。

51. Wong Cheuk Yin, “The 1967 Riots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52.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 ict, 第155頁。

53. 同上。英文原文：(the local leftists) had made wrong decisions in the struggle campaign, misused the ‘struggle fund’ remitted to them from Peking, badly

    miscalculated the extent of popular support, caused heavy losses to China trade and business in Hong Kong, supplied Peking with poor intelligence, failed in their propaganda work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seventeen years and put stories in the leftwing newspapers from the rest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54.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218頁。

55. 同上，第105頁。

56. 「六七暴動派反殖傳單入獄」，《明報》，2007年6月14日。

57. 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說吧，香港》，第88–89頁。

58. Andrew Li, “Red Sun over Stanle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68年7月 25日，第207–211頁；David Clayton, “The Riots and Labour Laws: The Struggle for an Eight-Hour Day for Women Factory Workers, 1967–71”, May Days in

Hong Kong, 第127–144頁。

13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0頁。

139. 同上，第75–76頁。

1.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84頁。

2. 《工商日報》，1968年9月10日。

3. 曾鈺成，《直言集》，第159–160頁。

4. 高文謙，《周恩來》，第3、110、138、143頁。

5. Roderick MacFarqu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221–222頁；高文謙，《周恩來》，第167–170頁。

6. 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260–263頁； 高文謙，《周恩來》，第174–179頁。

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259頁。

8. 梁上苑，《中共在香港》，第164頁。

9. 金堯如，《香港反英抗暴的內幕》；冉隆勃和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第74頁。

10. 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84頁。

11.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第197及252頁。

12. 參考與廖一原及羅孚的訪談。同上，第217及253頁。

13. 同上，第9頁。

    330 註 140–142 頁

    
    

14. 1981年6月27日第11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該決議。

15. Roderick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第456–458頁。

16. 訪談以英語進行：

    主持：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 ciency?

    曾蔭權：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主持：B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曾蔭權：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17. 「昨日我在電台訪問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言論是不恰當的。對此，我深感抱歉，並收回有關言論。香港市民深知民主之可貴，期望盡早落實普選。我和大家有共同的期望。我重申我會信守施政報告中的承諾，在任期內，盡最大努力解決普選問題。」見「行政長官發表聲明」，《新聞公告》，2007年10月13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3/P200710130146.htm。

第七章

1. 魏京生就是一個好例子，他提出應該有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現代化。然而，他以叛國罪被捕（ 1979年中越戰爭期間串通外國人），被判處15年徒刑。1993年獲釋後，又再次被捕。1997年，以保外就醫獲釋後，被逐到美國至今。

2. 1978年，鄧小平明確指出，馬克斯主義「毫無疑問也會修正過時的原則」，他選擇「現實主義」作為指導原則，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而不是意識形態。他堅稱這「不是修正主義」。在文革期間，修正主義是條大罪。實際上，是鄧小平讓修正主義長眠的。

3. 中共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和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四項基本原則被納入中共章程，以及中國憲法，因此至今仍然適用。

4. 鄧小平於1984年6月22日及23日與香港工商界代表、鍾士元等見面內容摘要，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7頁。

   註 142–148 頁

   331

   
   

5. 鄧小平，「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6.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

7. 陳新，「中共在香港的經濟動向」，《七十年代》，第104期，1978年9月，第22頁。

8. 鄧小平決定要中共在香港再開展工作時說：「廟要修了，由廖承志來當菩薩」。鐵竹偉，《廖承志傳》，第489頁。

9. 「魯平揭秘1990：回歸前最大危機」，《文匯報》，2007年6月27日。

10.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11. 李谷城，「香港的新華社功能與角色」，http://202.76.36.61/vol%2018/ vol18Doc1_2.htm。

1. 軒轅輅，《新華社透視》，第22及52頁。

2.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 錄》，第2及8章；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2頁。

3.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6– 757頁。

4.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69–70頁。

5. Nyaw Mee-kau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第199頁。

6. 陳新，「中共在香港的經濟動向」，《七十年代》，1978年9月，第104期，第22頁。

7. 孫中山的遺囑寫於1925年2月20日，1925年3月11日簽署，孫中山，《三民主義》。

8. 國民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應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1931年，第

   461–465頁。

9. http://big5.china.com.cn/book/zhuanti/hyl/2007-10/25/content_9124238htm。

10.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9–10頁。

11. 同上，第10頁。

12.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33頁。

13. James Tang及Frank Ching, “The MacLehose - Youde Years: Balancing the ‘Three- Legged Stool’ 1971–86”;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153–154頁。

14.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32–33頁。

15.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7頁。

16. 港督的外交事務政治顧問由英國外交部調派。政治顧問於香港政府內的一個小型外事辦工作，主理中國和東南亞事務。最初，由一位香港政府公務員作支援，其後多加一位外事辦人員作支援。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17. Gary Cheung, “MacLehose Thought of SAR Idea 11 Years before Deng’s Plan”,

    《南華早報》，2007年6月25日。他提及英國國家檔案局最近開放的檔案，當中部分是新資料。英文原文：I think the best we could hope for would be some form of special status for Hong Kong under which sovereignty would return to

    China, but Hong Kong might be de ned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to be managed in a way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 continued residence of foreigners.

    332 註 148–150 頁

    
    

18. 麥理浩寫的報告。同上。英文原文：…[Chinese leaders might] see merit in some continuing arrangement for Hong Kong whereby a special regime was

    established that nominally removed the colonial stigma…[The formula could preserve] some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ne ts of the present status, save [China] from having to absorb a population with some different standard of living and attitude of mind, and preserve for foreigners a tolerable trading base while concentrating them in a single area where they did not affect life in the rest of China…I think that [social reform] is the best contribu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 make to achieving a satisfactory settlement, and for this it would need about 10 years.

19.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36頁；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39頁。

20.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37頁。

21.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3–14頁。

22. 許家屯指出，希望提及香港問題的是英方，而不是中方。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2–83頁；Robert Cottrell認為這跟英國政府出口信用保證部需要著手處理1997年以後租約保證問題有關。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41–44頁；Jonathan Dimbleby引用了Cradock的回顧，指出由於香港前途不明朗，可能會引起恐慌，影響香港的繁榮。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40–41頁。

23. 主要租約是中國將新界租予英國99年，1997年租約期屆滿，殖民地政府以轉租契約的形式出售土地。Robert Cottrell指出麥理浩訪京期間要向中方提出關於轉租約條款的問題。在所有由香港政府出售的新界轉租契約中都包括了一個約滿日期，而這個日期為1997年6月27日。麥理浩希望知道是否可以將租約的有效期改為「直至英國不再管理這片土地為止」。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51頁；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第212–214頁；曾氏指出麥理浩是出於對香港的責任感而向中方提出香港問題。另見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8–20頁。

24.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1頁。

25.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第351–355頁。

26.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2–83頁；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27. 有關姬達對按揭貸款的評論，Jonathan Dimbleby在書中也有提及：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當時我們甚至沒有按揭貸款──或者至少數量不大。而且我肯定沒有聽說過。如果有這些事情，我定必聽過。The Last Governor, 第40–41頁。Mark Roberti指出，姬達曾經擔心中國可能會斷然拒絕，並敦促行政局先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8–20頁。Robert Cottrell也發現，在那個時候很少有商界人士關注按揭問題，The End of Hong Kong,第41–43頁。1976年，時任香港總商會主席的麥理覺也對此表示關注，他表示在作出長期投資前，香港的投資者需要得到中國的保證。見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7頁。從1985年至1987年任布政

    註 151–153 頁

    333

    
    

    司的鍾逸傑指出，新界租約在1990年代末屆滿，地產商認為租約很快到期，所以不去銀行貸款進行長線投資，但他也表示，新界土地繼續以1997年6月完結前3天到期的條款出售，Feeling the Stones, 第108頁。衞奕信在一個訪問中也提及美國人的關注。見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鍾士元指出，

    「銀行界開始對香港政府表達關注，並提出倘不能在1982年之前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將會影響房地產買賣及經濟發展，而發電廠等需要大量投資的公共事業也必須前途明朗，才可投資。」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19頁。

28.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第352頁。

29.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54–55頁；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43頁；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4頁；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0–23頁。

30.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56頁。

31.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3頁。

32.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0頁。

33.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2頁。

34. 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42頁。

35. 1979年7月，柯利達向英國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示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延長租約這一問題。9月中國作出回應，表示「直至英國不再管理這片領土為止」是不必要的。1979年11月，時任總理華國鋒訪問英國，新首相戴卓爾夫人向他提到香港問題。1979年12月黃華訪問英國時，Peter Carrington提出同一問題。1980年5月，前首相James Callaghan訪問北京，也希望討論香港問題。李後，《回歸的歷程》，第68頁；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第61–62頁。

36.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3頁。

3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2–83頁。

38. 魯平的看法載刊於《香港之窗》（ Window ），1993年7月2日，第33頁。

39. 1981年中央政治局決定收回香港，李先念最初對容許香港繼續行資本主義感到不滿。1982年1月，鄧小平成功於高層領導人中取得共識。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17頁。

40.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6頁；Robert Cottrell指出鄧小平希望與台灣討論中國的統一大計。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3頁。

41.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提出：國家實行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的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制、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中共與國民黨應討論，以達成統一。

42. 許家屯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及廖承志曾與數名港人會談。許家屯，

    《許家屯回憶錄》， 第88頁；Robert Cottrell 指出， 於1981年11月至12月期間，北京接待了多位港人。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6頁。

    334 註 153–158 頁

    
    

43.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3頁。

44. 李後，《回歸的歷程》，第74頁；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4頁。

45. 為英國新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做準備，阿金斯提前到達北京。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的消息是在1982年 1月6日趙會見了阿金斯後宣布的。

46.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7頁。

4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39頁。

48.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9頁。

49. 香港政府白皮書，1981年。

50. 在初期的區議會選舉中，三分之一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其餘則委任。

51. Ian Scott指難以找出成立區議會的原因。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8頁；盧兆興也有同樣的結論，參考Lo Shiu-hing Sonny，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73–81頁； Norman Miners則指出當年區議會採納普選是何等激進，見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第170–171頁。

52. 這些人物包括富豪、知名的左派人士、出版社社長等，如霍英東、利銘澤、李嘉誠、胡應湘、安子介、馮景禧、黃麗松、費彝民、徐四民、吳康民、查良鏞等。李後，《回歸的歷程》，第76–77頁。

53.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2頁。

54.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9–90頁；以及2007年8月，《明報月刊》採訪許家屯。

55. Margaret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第259頁；戴卓爾夫人還寫道：「By the time I visited the Far East in September 1982, Britain’s standing in the world,

    and my own, had been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of the victory in the Falklands.」（只供英文版）。

56.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 BDOHP/Wilson.pdf。

5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46–47頁。

58.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87–92頁。

59.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5頁。

60. 戴卓爾夫人曾說過，鄧小平會見她時告訴她：「I could walk in and take the whole lot this afternoon. 」，對此她回答說：「There is nothing I could do to stop you but the eyes of the world would now know what China is like. 」。 魯平透露，如果中英談判在殖民地引發動亂，中國準備採用「武力收回」香港。見 Michael Sheridan, “China Plotted Hong Kong Invasion”, The Australian, 2007年 6月25日。*對話只供英文版。

61.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3頁。

62.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9–21頁。

63.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51頁。

64. 1981年，英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把香港英籍人士定為「英國屬地公民」，並排除他們享有居英權。在整個過渡期，英國國籍與香港英籍人士的

    註 158–164 頁

    335

    
    

    問題令港人生氣。有關英國給予在港少數民族人士正式英國國籍的討論，參考陸恭蕙，Being Here, 第260–266頁。

65. 1982年9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對香港的嚴正立場」的評論，其中包括中國對不平等條約的看法。

66. David Faure，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第79–84頁。

67.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6頁。

68. John Greenwood, Hong Kong’s Link to the US Dollar，2008年。

69. 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54頁。

70. 中方堅持認為，作為談判小組成員的香港總督，只能代表英國，而不是代表香港。

71.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84年3月14日（只供英文版）。

72.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58–60頁。

73. 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說吧，香港》，第158–166頁。

74. 使用「聲明」這個詞，而不是「協議」是很重要的。由於中國從未接受割讓香港、九龍及新界領土條約的有效性 ，在行使主權問題上，中方自然沒有必要與英國達成協議。此外，一旦中國行使其主權，也不需要得到英國同意。

75. 蕭蔚雲引用鄧小平在「一國兩制」中的講話，第4頁。蕭蔚雲是基本法起草委及內地高級法律專家。他並沒有在書中解釋何謂「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將馬克思主義長期使用的說法與「一國兩制」的概念聯繫起來似乎在政治上非常重要。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4–6頁。

76.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1頁。

77.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第209頁。

78. 大律師John Swaine棄權。

79. Robert Cottrell提供了談判的詳情，見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有關談判的摘要，參考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17– 218頁；David Bonavia在其書中宏觀地看談判過程，見Hong Kong 1997；中國角度看談判，參考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3章。

第八章

1. 李谷城，「香港的新華社功能與角色」， http://202.76.36.61/vol%2018/ vol18Doc1_2.htm。

1.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3頁。

2. 盧育儀、麥慰宗和鍾仕梅，「統戰工作有功，錯在重資輕勞」，《當代週刊》，

   1990年1月13及14日。

3.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8–30頁。

5. 同上，第63–67頁。

1. 鍾仕梅，「對港方針，政出多門」，《當代週刊》，1989年12月9日，第20頁。

   336 註 164–170 頁

   
   

2. 許家屯的《許家屯回憶錄》提供了一些例子，如對香港企業在大陸可以/不可以做的事情持不同意見、中英關係、中共在港的統戰方式等。詳見Lo Shiu- 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s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6–8頁。

3. 許家屯之《許家屯回憶錄》第8章載有很多關於許與港澳辦之間的衝突。另參考Cindy Yik-Yi Chu,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39–40頁；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1990年，第755–756頁。

4. 《明報周刊》訪問許家屯，2007年8月。

5.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20頁。

6. 同上，第141頁。

12. 同上，第470–471頁。

13. 同上，第64–65頁。

1.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4頁註19。

2.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章。

3. 同上，第76頁。

4. 同上，第55頁。

5. 同上，第54頁。中國軍隊分為7個軍事地區：廣州、南京、成都、濟南、蘭州、北京和瀋陽。

6. 同上。

7. 同上，第63頁。

21. 同上，第76–77頁。

1. 同上，第223頁。許家屯透露，朱鎔基（ 1998–2003年為國務院總理）當時有機會被派到香港，但最終中央中委決定任命他為上海市市長。

2. 同上，第78頁。

3. 這兩個地方幹部是王如登和陳鳳英。見軒轅輅，《新華社透視》，第52頁。

4. Chu Yik-yi,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41頁。

5. 李約，「獨家訪問許家屯」，《廣角鏡》，第129期，1983年6月，第6頁。

6. John P Burns 改編了載於1989年12月16日的Contemporary中有關「香港新華社」的架構圖， 見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4頁；許家屯在《許家屯回憶錄》中提及的安全部也包括在內。

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22頁。

8.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70–72頁。

9. 同上，第96及139頁。

10. 同上，第139頁。

11.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97頁。

    註 171–175 頁

    337

    
    

12. Teresa Ma, “Capitalism, China-sty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82年3月1日；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58–60頁。

13. Ambrose Y C K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i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mbrose King及Rance P L Lee,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第129–130頁。

14. Leo F Goodstadt曾撰文討論北京對香港經濟發展成功原因的看法。見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7–728頁；Wai-kwok Wong, “Can Co- 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 Studies, 1997年5月(33:5)，第116–118頁。

15.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30–131頁。

16. Nick Seward, “The Tung Kin Gulf: Rescue Plans Call for the Stripping of

    OOCL’s Public Asse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第98頁；Guy Sacerdoti, “On Separate Tracks: Two Shipping Groups Negotiate with Banks to Stay A oa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第166頁；陸恭蕙和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27–28頁。

17. 同上，第131頁。許家屯指出，馮景禧遇到財政困難時曾聯絡他。許家屯其後與中銀集團負責人及其他人開會討論，找尋協助方法。許家屯稱，馮景禧去世後，中國還繼續支持他的兒子接掌事業。

18.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4章；軒轅輅，《新華社透視》，第96頁。

19. 2002年3月30日與楊耀忠的訪談。 見Wan Kwok Fai, “Beijing’s United Front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第54頁。

20. 盧育儀和鍾仕梅說：「整個新華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著上層和工商界」。見「統戰工作有功，錯在重資輕勞」，《當代週刊》，1990年1月13日，第14頁；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及5章。

21.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章。

22. 匯點成立於1983年，並成為香港首個正式確認自己為政黨的團體。1990年，與香港民主同盟合組民主黨。後來新成立的團體包括新香港學會、香港前景研究社及香港協進會。

23. 香港觀察社大概於1988年停止運作。香港觀察社成員陸恭蕙和胡紅玉後來成為立法局議員。1981年至1982年梁振英活躍了一段時期。1997年胡紅玉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2009年成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24. Pressure Points, 第196–209頁；陸恭蕙，Being Here, 第171–185頁。

25. 香港政府公布的特邀嘉賓名單有101名，報章也刊登了另一份名單，嘉賓總數合共102人。附錄二提供兩份名單上出現的所有嘉賓名字。另見1984年12月16日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附錄二顯示102名，其中包括政府新聞公布中的101人及報章中多出的名字。

26. Leo F Goodstadt in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 Coloni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2頁。

    338 註 175–181 頁

    
    

27. 廣泛地徵求和收集香港人的意見並反映大多數人的民意，「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將包括多名港人」，《文匯報》，1985年3月11日。

28.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67–78頁；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6章。

29. 同上。

30.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41頁。

31. 程翔，「起草委員會的內地成員，應包括一些比較熟悉香港的人士，一些主管港澳工作的以及一些法律界人士，特別是制憲專家⋯⋯ 香港地區人選則應具備愛祖國，愛香港，熟悉香港情況，並且在某個領域具有專業知識，同時又能採取『持平態度』的人士來出任」，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怎樣產生？」，《文匯報》，1985年4月12日。

32. 「許家屯談成立起草委會」，《文匯報》，1985年4月5日。

33. 程翔，「所謂『持平』，就是能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人。持平的主張就是要能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將來《基本法》的精神，符合大多數人參與的原則。只有持平才能有穩定，有穩定才能有繁榮」，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怎樣產生？」，《文匯報》，1985年4月12日。「平衡」的重要性有三個因素：1 ）大家認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無論是階級關係，行業類別都是十分複雜的，因些要維持這樣一個社會的性質不變，就必須讓各方都有參與的機會，2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的穩定，在這個大前提下，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應互相合作，持平就是要能夠對各種政治傾向的兼容並畜；3 ）隨著香港形勢的變化，人們的政治傾向也在不斷的變化中，而且距九七年越近，這種變化就越大，因此，不應去追究某人在過去歷史上曾抱有什麼態度，更重要的是看今天和以後的態度。

34. 安子介是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

35. Ambrose Y C King首次使用了這個詞，見 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62–63頁。

36. 直到1985年，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及委任的公務員（官守議員），因此兩局非官守議員被用來區分官守和非官守成員。

3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6章。

38. 同上，第157頁。許家屯指出，還是把李柱銘留在基本法草委中，因為這樣較易控制他。

39. 同上，第6章。

40.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41頁。

41. 改編自Ma Ngok,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第41頁。

42.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62–163頁。

43.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Co-optation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the

    Basic Law Drafting Process”,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第13–15頁。

44. 同上，第10頁；以及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40頁。

    註 181–190 頁

    339

    
    

45.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6–178頁。

46.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144頁。

47. Steve Tsang, The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5頁；以及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181–182頁。

48. 《基本法》附件一（一）；及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52頁。

49.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180頁。

50. 英國和中國之間對一些詞組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附件一（一）中的「責任」，是指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應負責」，而且「最終決定權」不一定指香港特區對《基本法》具有最終解釋權，只有全國人大才具有這一權力。

51. 香港政府綠皮書，1984年7月。

52. 陸恭蕙及思滙政策研究所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53. 香港政府白皮書，1984年。

54.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69–173頁；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90–93頁。

55.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26頁。

56.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90頁。

57. 黃文放，《解讀北京思維》，第98–99頁。

58. 八十九人方案，《未來香港特區政府架構的建議》，1987年9月。

59.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7頁。

60. 何立，「直選民意大結算」，《九十年代》，1987年10月，第40頁。

61.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94– 295頁。

62. 2003年9月13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63.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84– 298頁。

64. 胡泰然，「白皮書跳不出北京的框框」，《九十年代》，1988年1月，第44頁。

65.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28頁。

66. Emily Lau, ‘Where’s the Par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86年6月12

    日，第16頁。

67.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301– 305頁。

68.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121頁。

69.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242–243頁。

70. 「Glasnost 」是指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歷史上的開放期間，從1985年開始。

71. 詳見程翔，《天安門的反思》；另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網站：

    http://www.alliance.org.hk/english/historyblood.htm。

72. 「OMELCO 」指的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

73. 「新華社香港分社退職員工聲明」，《九十年代》，1990年7月，第42頁。

    340 註 190–196 頁

    
    

74. 訪問許家屯，《南華早報》，2007年7月6日。

75.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380頁。

第九章

1. 首次實行「抓大放小」政策是為了改革國有企業，但當時也用於中共對香港政策，以控制主要問題，暫避非重要問題，見Willy Wo-lap Lam,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ransition”, 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5頁。

2. 與前香港高級官員的私人通信，2006年。

3. Leung Sai-Wing, “The China Factor and Voters’ Choice in the 1995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載於Lau Siu-kai及Louie Kin-shuen,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第201頁。

4. 《新華社新聞公告》，1989年6月22日。所謂「顛覆基地」與「反共陣線」或「反華陣線」的意思相同。

5. 其他高層領導人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 1929– ），也被撤職，因為就實行戒嚴他投了棄權票。在1991年他被任命為機械製造和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萬里（1916–）也被暫時軟禁，因為他在訪問在北美期間，對學生示威遊行表示同情。

6. 面臨的挑戰使北京改變了外交政策方向，並用28個字來表達：觀察分析、堅持立場、充滿信心、韜光斂跡、保持低調、不要帶頭、作出貢獻。

7.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25–426頁。許家屯提及要港人應邀到北京，以及他邀請港人到北京（特別是會見李鵬），對中共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8. 高繼標，《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羅德丞政海浮沉錄》，第40–41頁。

9. 天安門事件後，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富豪和大班從內地或香港撤回投資，只是可能暫緩新的投資。

10.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25頁；Scarlett Chiang, “Worried Bosses Tried to Lease HK for $10b”, The Standard, 2007年7月4日。

11. 許家屯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自己受到黨的批評，而他犯錯的證據很可能包括這件事。天安門事件詳見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第 156–161頁。

12. Ambrose Leung, “Shaken by ’89, Beijing Rethought Handover”,《南華早報》， 2007年6月26日。魯平和許家屯的經歷基本上類似。兩人都將港人要求推遲中國統治的意願轉達給最高領導人，而且很可能是相同的一些人作出的建議。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魯平有沒有透露港人的意願。現在還不清楚，提出以100億港元租賃香港的富豪，與請願行動是否相關，以及許家屯是否了解後者。

13. 「黃文放──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生活工作的四十二年」，《東周刊》，1994年

    6月22日。

    註 196–200 頁

    341

    
    

14. Lo Shiu-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s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1–5頁。

15. Chris Yeung採訪許家屯，“The Go-between”，《南華早報》，2007年7月6日。許家屯提到香港的朋友是親北京的金堯如（ 2005年去世）。

16.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56頁。

17. 採訪許家屯，《明報月刊》，2007年8月。

18. Chris Yeung, “Tycoons’ Plan for Self-rule ‘Treasonous’”，《南華早報》，2007年 7月4日。

19. John P. Burns, “The Role of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載於Hong Kong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第35–36頁；

    Wai-kwok Wong, “Can Co-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1983年5月 (33:5)，第118–119頁。

20. 「黃文放──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生活工作的四十二年」，《東周刊》，1994年

    6月15日及22日。

21.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22. Lo Shiu-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8–9頁。

23. 六四事件後，港人嚴重失去信心。在1989年6月底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7%受訪者表示認真考慮離開香港。在專業人士、行政人員及企業家的階層中，64%受訪者已作離港準備。另一個由香港工業總會於六四事件後不久進行的民調同樣顯示，超過75%受訪製造業人士正打算或考慮移民。參閱Joseph Cheng,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fter the Beijing Massac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166–167頁。

24.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121–129頁。

25. 《基本法》附件二第二部分。

26. Alvin Y So，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第161–163、168–169頁。作者在書中提及兩局議員的共識方案。

27. 黃健，「香港新華社四年來的變化」，《當代月刊》，1993年11月15日，第13頁。

28. 周南說：「僅從香港的局部看香港，往往看不清，如果從更大的形勢上來看，可能看得更清楚」，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48及350頁。

29. 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日於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上發言。對於香港，戴卓爾夫人表示：“I doubt whether the Chinese fully reaslise even now the impact on world opinion of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They try to pretend

    nothing untoward happened, whereas we know from very carefully gathered evidence that something like two to three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in and around the Square. Many of us thought that, aft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342 註 200–204 頁

    
    

    Revolution in which many of the present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ir families suffered, we would not again see indiscriminate oppression in China. We were wrong. It also underlies the tenuous nature of opposition in China: there is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the history of refuseniks and Samizdat that was evident for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inevitably been a set-back for co- operation between the 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hich had been increasingly successful. It will take some time to overcome this. It also creates serious worries over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uffered a very severe shock from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a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reassurance as 1997 draws closer. We of course remain responsible for Hong Kong right up until that date and shall do all we can to safeguard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if CHOGM could state unequivocally its

    support for Hhong Kong and call on China to rebuild confidence there（” 只有英文版）。見戴卓爾基金會，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speeches/ displaydocument.asp?docid=107792。

30.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11頁。

31. Wai-kwok Wong, “Can Co-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1997年5月 (33:5)，第118–119頁。

32. 《基本法》第23條。

33. 原文為「今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除國內因素外，確實也有國際背景。國際上有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亂得差不多了，中國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82頁；另參考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88–291頁。

34.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81頁。

35.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91頁。

36. 原文為「港督長期集大權於一身，現在卻大叫特叫民主，他們突然這樣做，沒有別的解釋，就是覺得國際氣候有，可以「『敲打』中國」，《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37.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93頁。

38.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0年3月21日，http://www.legco.gov.hk/yr89- 90/chinese/lc_sitg/hansard/h900321.pdf，第865–867頁。

39.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0年10月10日， http://www.legco.gov.hk/ yr90-91/chinese/lc_sitg/hansard/h901010.pdf，第13頁。

40.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41. 《基本法》第67條。

42. 《1989–1990年度施行報告》， 第99段。 見http://www.legco.gov.hk/yr89- 90/chinese/lc_sitg/hansard/h891011.pdf，第27頁。

43. 香港特區政府土地基金信託成立於1986年8月13日，以方便管理從《中英聯合聲明》（1985年5月27日）開始生效直到1997年7月1日期間賣地所得的收入。

    註 204–208 頁

    343

    
    

44. 與David Wilson訪談，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BDOHP/Wilson. pdf。

45. 魯平，「香港回歸的回顧」，《縱橫》，2007年，第9期，第31頁。

46.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47. 顧汝德認為如果英國和香港官員考慮到中國的情況及其管理項目的經驗，很多問題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要是在合適的時間才向中方提及新機場工程所需要的資金問題，很可能可以減輕中方的疑慮，因為在大陸的花費甚巨的大型項目通常都是管理不善。見Leo F Goodstadt，“Prospects for the Rule of Law: The Political Dimension”載於Steve Tsa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第188頁。

48. Barbara Basler, “Furor Erupts over Hong Kong Plan”，《紐約時報》，1991年1月 21日。另見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80頁。

49.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404頁。

50. 同上，第428頁。

51. John P Burns, “Hong Kong in 1992: Struggle for Authority”, Asian Survey, 1993

    年，第24–25頁。

52.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81–182頁。

53. 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408頁。

54.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6頁。

55.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2年10月7日，http://www.legco.gov.hk/yr92- 93/chinese/lc_sitg/hansard/h921007.pdf，第39頁。

56. 兩個市政局包括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董建華於1999年廢除。

57. Eva Liu及SY Yu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80s。

58.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79–299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彷彿無人向彭定康提及那七份外交文件。另見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177–194頁。

59. 「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回憶香港回歸歷程」，2007年6月11日，http://news. sina.com/c/2007-06-11/170413203794.shtml。

60.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435頁。

61. 同上，第256頁。

62.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54–261頁。

63. 這一次是在大嶼山天壇大佛開光典禮活動中，彭定康見到周南時伸出手來以表示「友好」。周以佛家的雙手合什來代替。見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

    《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82頁。

64. 周南說：「現在有關香港政制問題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民主之爭，而是要不要守信義之爭。從更深層次上來說，仍然是主權之爭。在涉及國家主權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部壓力的。」周南在1994年3月13日在人大廣東團大會上的發言。同上，第257頁。另參考

    344 註 208–213 頁

    
    

    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185–186頁。

65.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94頁。

66.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站：http://hkupop.hku.hk/english/archive/poppolls/ chris/hyear/chart/hyear1.gif。

67.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0–301頁。另參考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223–266頁。

68.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頁。

69. 四批共186位港事顧問，分別於1992年3月、1993年4月、1994年5月和1995年

4月任命。

1.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56頁。

2. District Boards是District Councils的前身，中文譯名同為區議會。市政局包括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於1999年被董建華廢除。

3. Leo F Goodstadt’s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1–741頁。

4. Lo Shiu 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7–118頁。

5. 啟聯資源中心的成員包括李鵬飛（召集人）、張五常、周梁淑怡、魏兆傑、劉皇發、何承天、林貝聿嘉和黃匡源。

6. Lo Shiu-hing Sonny, Governing Hong Kong, 第202頁。

7. 1994年4月，穩定香港聯盟、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和新香港聯盟組成了香港協進聯盟，有52位成員。

8. Lo Shiu-hing Sonny, Yu Wing-yat and Wan Kwok-fai,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4頁。

9. Lo Shiu-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s‘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7頁。

10.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 and 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及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63頁。

11. 孫啓昌是灣仔區委任議員（ 2007年區議會委任），他在民建聯旗幟下參加過立法選舉。

12. Kwong Hoi Ying, “Party-Group Relations in Hong Kong: Comparing the DAB

    and the DP”, 2004年。

13. 顧汝德指出一位政協表示魯平曾於1992年3日向他提及預委會這一個組織，而這是在彭定康獲委任為港督前所發生的。Leo F Goodstadt，“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4

    年，第731頁。

    註 213–218 頁

    345

    
    

14.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78頁。

15.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第237頁。

16.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了該法案。

17.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61頁。

18. 設立了五個分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及安全、文化。預委會共舉行了六次全體會議和一些研討會，還進行了分組討論。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於1995年12月舉行。

19.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63頁。

20.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於1985年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成立，主理香港主權回歸的事宜。《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二列明聯合聯絡小組的職責，包括：就《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討論與1997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及就雙方商定的事項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只是一個聯絡的小組，並沒有實權。小組每年最少在香港、倫敦及北京三地開會一次。小組的任務於2000年1月1日正式完結，自1985年5月27日起，小組共舉行了47次全體會議。見http://www.cmab.gov.hk/tc/issues/app2.htm。

21. Jamie Allen, Seeing Red, 第288–289頁。

22.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了該法案 。它有7個分組處理的推選委員會，第一屆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法律事務、經濟事務、慶祝活動、以及特區首屆立法會。

23. 羅德丞被視為強硬派，並不受歡迎，如推選委員會成員。李福善曾表示如果羅德丞參選，他自己不會參選，但後來羅德丞決意不參選，李福善才參加選舉，只是他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提名。Chris Yeung, “Lessons for the Hardliners”, The Standard, 1996年10月20日。

24.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5–27頁。

94. 同上，第29–30頁。

1. 見《臨時立法會年報》，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sec/a_rpt9798. pdf。

2. 錢其琛指「英方來信提出了臨時立法會問題，說有的中方官員要求凡想要參加特區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務，必須聲明支持臨時立法會。⋯⋯ 對此信，我未予回覆」。見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9頁。

3. 他們包括民建聯的曾鈺成、譚耀宗和程介南，以及林貝聿嘉、杜葉錫恩、劉江華、王紹爾、鄧兆棠、何鍾泰、何世柱。

4. 香港法例第151及245章。修訂要求公眾遊行人數超過30人必須向警方作出舉行遊行的意向通知；而任何組織必須事先註冊，並得政府同意方能成為一個合法團體。另外，還增加了「國家安全」這個概念，警方能以此作為是否批准遊行或組織成立的根據。見Benny Y T Tai, “Chapter 1 of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and Repositioning”載於Ming K Chan and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98–199頁。

5. 見選舉活動指引，http://www.elections.gov.hk/elections/legco1998/elecgu.htm。

   346 註 218–225 頁

   
   

6.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81–382頁。

7.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3–34頁。

8. Anthony B L Cheung and Paul C W Wong,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2004年11/12月(44:6)，第884頁，表 2。

9. Suzanne Pepper, “Hong Kong Join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First Test for One Country with Two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9年7月(8:21)，第319頁。

10. 同上，第328頁。

105. 同上，第319–343頁。

1. Lo Shiu-hing Sonny, “The E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以及 Lo Shiu-hing Sonny, The Dynamics of Beijing – Hong Kong Relations, 第185–198頁。

2. Polly Hui, Liz Gooch and Albert Wong, “Fanny Law Quits over ‘Interference’”，

   《南華早報》，2007年6月21日。

3. Fanny WY Fung and Celine Sun, “NPC Of cial Rejects HK Delegates’ Plan for

   an Of ce in the City”，《南華早報》， 2008年3月16日；Fanny WY Fung, “HK Deputies’ Role Stuck in Limbo, 10 Years on”，《南華早報》，2008年3月16日。

4. Gary Cheung and Eva Wu, “City Liaison Of ce Deputy Defends HK Delegates”，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9日。

5.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9–30頁。

6. He Huifeng, “Shenzhen Conference to Discuss ‘Liberation’ of Cross-border Ties”，

   《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7. 這些政治協商機構包括重慶、珠海、河北、河北、清遠、福建、廣東、江西，幾個董事會成員還擔任統戰機構職位，如全中國僑聯華人協會、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中國青年聯合會和香港各界婦女聯合會。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會2008–2009年董事就職廣告，《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8.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37頁。

9. Lo Shiu-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9頁。

10.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37頁。

11. Yin Qian,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83–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第113–132頁。

12. 同上；以及《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劉慧卿的發言。

13. Yin Qian,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83–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第127–129頁。

14. 同上。

註 229–232 頁

347

第十章

1.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0–31頁。

2. Kristine Kwok, “Cargo Plan for Police in Airport ’98 Crisis”《, 南華早報》，2007年6月17日。

2. 曹二寶，「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學習時報》（第422期），2008年1月1日。

1. 永逸，「中聯辦正積極發揮澳門第二支管治力量作用」，《新華澳報》，2008年

   2月5日 。

2. 中央駐港機構的定義是：「執行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職能，或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沒有行使商業職能；和在中央人民政府或有關的中央當局轉授的權力及職能範圍內行事」。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文件CB（ 2 ）629/98–99（ 02 ）。

3. 「胡錦濤讚董建華港人治港做得好」，《明報》，1999年7月1日。

4. 見立法會文件 CB（ 2 ）629/98－99（ 02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5.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2頁。

6.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95頁。

7. 宗道一，「香江之水通海牙──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姜恩柱與他的夫人朱曼黎」，《黨史博覽》，第13–17頁。

8. 《文匯報》，1997年10月31日。

9.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1–33頁。

10.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11. 22個部門包括：辦公廳、研究部、人事部、宣傳文體部、協調部、社團聯絡部、青年工作部、經濟部、社會工作部、教育科技部、台灣事務部、行政財務部、監察室、信息諮詢室、保安部、警務聯絡部、港島工作部、九龍工作部、新界工作部、北京辦事處、廣東聯絡部、深圳辦事處。

12. 中聯辦的官方網址：http://www.locpg.xg/jgjj/zyzn/。

13.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的具體職能包括：1)協調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事宜；協調處理國際組織和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辦事機構問題；協調處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事宜。2) 處理有關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協助辦理須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外國談判締結的雙邊協定的有關事宜。3) 協調處理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的有關事宜。4) 承辦外國國家航空器和外國軍艦訪

    348 註 233–237 頁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有關事宜。公署設6個部門：1) 辦公室負責特派員公署的行政管理和禮賓工作，處理涉港外交的禮賓事宜和外交審批。2) 政策研究室負責研究如何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好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的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3) 國際組織部協調處理特區以適當身份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加入新的國際組織、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活動、國際組織在港設立代表處或辦事處問題、政府間國際組織負責人訪港的有關事宜；特區執行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處理軍控領域與特區有關的問題；協助特區同限于國家為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聯繫、遞交報告、調查問卷、統計數據等資料。4) 條約法律部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雙邊和多邊條約事宜及其他法律問題，辦理特區政府與外國政府談判和締結雙邊國際協議所需的授權文件。5) 新聞及公共關係部負責處理公署對外政策宣介和資訊發布、媒體及公眾外交工作等。6) 領事部主管領事方面的有關業務。設有中國人證件處、外國人簽證處和綜合處。見公署官方網頁：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 chn/。1998年，公署共有130名職員，見「馬毓真特派員在香港美國商會午餐會上的演講」，《大公報》，1998年4月29日。

15. 馬毓真說：「不能把香港作為一個基地」。見「難解何以『獨厚』法輪功」，《明報》，1999年12月15日。

16. 「港事務與臺問題屬中國內政外交部責彭定康說三道四」，《大公報》，2000年

    10月20日。

17. 「外交部駐港公署：美人權報告對港人權狀況的指責毫無道理」，《中國新聞社》，2000年3月1日。

18. 《基本法》第14、19條規定駐軍香港。

19.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駐軍。

20. 《基本法》第5條。

21. 《基本法》第14條。

22. 「逾六成市民滿意駐港部隊」，《文匯報》，2001年8月1日。2004年8月，香港民意調查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6成受訪者滿意駐港部隊表現。

23. 「駐港部隊首度閱兵挺董施政」，《都市日報》，2004年8月2日。

24. 「民主派8議員訪軍營盼與中方更多交流」，《明報》，2005年5月2日。

25. 「港政團腐蝕駐港解放軍」，《明報》，2002年6月21日。

26. 律政司司長決定不作起訴的例子不只這個，還有其他。Christine Loh, “Human Rights in the First Year — Genuine Restraint, or Buying Time?”載於Nyaw Mee- kay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8, 第65–67頁。

27. Jiang Enzhu vs. Emily Lau Wai-Hing, HCAL27/98, Judgment, 1999年6月8日。

28. Albert Wong, “3 Beijing Of ces above the Law, Say Lawmakers”《, 南華早報》，

    2008年3月15日。

29. 市民或團體提交的意見書，參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2000–2001年。有關討論，見Lo Shiu-hing Sonny, Governing Hong Kong, 第241–242頁。

    註 239–243 頁

    349

    
    

30.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及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 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39–165頁, 特別是第154–155頁。

31.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及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5頁。

32. 胡錦濤說：「中央對同志們的一條基本要求」。見「胡錦濤讚董建華港人治港做得好」，《明報》，1999年7月1日。

33. 「京官保董」，《明報》，2000年8月9日。

34. 「北京不滿助董不力」，《明報》，2001年1月13日。

35. Ian Scot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第80–81頁。

36. 「否認中央施壓」，《明報》，2000年9月27日。

37. 「北京促陳太更好地挺董陳方安生主動澄清不和傳言」，《明報》，2000年9月

    27日。

38. Anson Chan, “Ten Years on Eyewitness”《, 南華早報》，2007年7月1日。 陳太

    也在香港電台第3台Backchat節目中提到：「I resigned chie y (there were a number of other concerns) because I was not able to go along with CH’s proposal to introduce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 thought in the absence of universal

    suffrage to introduce a layer of political appointees would not be ef cient, would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 thought there were other ways of grooming political talents. I spent a year trying to persuade CH not to go down this road. But as I did not succeed and I felt I could not defend this package, I

    chose to leave. 」（只有英文版）。

39. 「籲港人團結勿『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朱總：中國好香港壞不了」，《明報》，

    2001年12月。

40. 同上。

41. 陸恭蕙，A Hidden Helping Hand,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1年12月，http:// 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112_HiddenHelpingHand.pdf。

42. 「訓斥記者四分鐘指提問天真『I am angry』 江：支持連任不等同欽點」，《明報》，2000年8月28日。

43. Ming K Chan, “Introduction: The Hong Kong SAR in Flux”載於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17頁。

44. 「知名人士紛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45. 「高祀仁：家和萬事興」，《明報》，2001年10月22日。

46. 「人大政協擬聯署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47. 「知名人士紛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48. 富豪和商界對董的不滿傳到北京，實在難以說他們衷心、全力支持董建華。陸恭蕙，Politics in High Gear,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2年12月。http:// 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212_PoliticsinHighGear.pdf。

49.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民調顯示只有18%受訪者持董建華連任。見香港過渡期計劃，The First Five Years, 2002年5月，http://www.hkbu.edu.hk/~hktp/。

    350 註 244–248 頁

    
    

50. 「董讚中聯辦政府摯友」，《明報》，2002年9月17日。

51. 陸恭蕙及Richard Cullen,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http://www.civic- 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2/POASE.pdf；陸恭蕙及Richard Cullen, “Politics Without Accountability”,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第127–188頁；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78–84頁。

52. 「錢其琛：董不再孤軍作戰」，《明報》，2002年6月25日。

53. 霍英東寫：「香港的榮衰，不是董先生一個人的責任⋯⋯ 董建華幾乎每天都被『某些傳媒和政客』指著臉，用『懵懂、無能、白癡』等『污言爛語』鋪天蓋地『照頭淋』，對董建華極不公平。」見「我們都有責任」，《明報》，2002年6月25日。

54. David Lague, “Standing Up to the Bo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2年 7月25日，第22–23頁。

55. Carol Lai及Andy Ho, “Press: How Free Is the Press?”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00頁。

56. 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57. 「『傳媒有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王鳳超為報道台獨言論設限」，《明報》，2000年4月13日。

58. 「特首要求中聯辦澄清，姜恩柱保證不干預港經貿」，《明報》，2000年6月2日。

59. 「香港商人可自由選擇商業夥伴」，《新聞公告》，2000年6月1日，http://www. info.gov.hk/gia/general/200006/01/0601110.htm。

60. 香港記者協會，《空間收窄》，第32頁。

61. 集團擁有《星島日報》，Hong Kong Standard，另一機構擁有現今已停刊的

    《天天日報》。中文《星島日報》仍然出版，Hong Kong Standard現在是一份免費報紙。

62. 「律政司司長在亞洲投資會議上致辭全文」，《新聞公告》，1999年3月24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903/24/0324148.htm。

63. 香港記者協會，The Ground Rules Change, 第20–21頁。

64. “Wong Exit Shows No Two Tigers Can Co-exist”，《南華早報》，2008年12月24

    日。

65. 王永平，「中央，亞視，政治，生意」，《信報財經新聞》，2008年12月31日。

    「讓我開門見山：亞視可以十多年來不斷虧本，換股東，注資，再虧本，再換股東，屢敗屢戰，愈輸愈有，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有股強大力量，不想它垮台。去年查氏入股，不是亞視股權的唯一變動。間名為僑光集團有限公司（包括其直接及間接控股公司，即國安岳強有限公司，中信國安集團公司及中國中信集團公司）同時獲批准持有近百分之十五的亞視股權，條件是有關公司承諾亞視會『繼續維持一貫的言論自由及編輯自由』，並『提供服務以迎合香港社會的需要』」。

    註 248–252 頁

    351

    
    

66. Jun Ebias, “Taiwanese Billionaire to Buy ATV Stake”《,

    日。

    路透社》，2009年1月28

67. 香港記者協會，Rising Nationalism, 第一部分 “Media Owners Coopted to Top Advisory Body”。

68. 香港記者協會，《空間收窄》，2007年7月，第13頁。

69. 同上，第21頁。

70. Carol Lai及Andy Ho, “Press: How Free Is the Press?”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198頁。

71. 2003年作者通過程翔介紹與陸建華見了面，並被問及北京將如何抑制民主改革的要求。

72. 香港記者協會，《空間收窄》，第11–12頁；Chua Chin Hon, “The Darkest Days of My Life”, The Straits Times, 2008年2月21日。

73. 香港記者協會，《空間收窄》，第12頁。

74. Carol P Lai, Media in Hong Kong, 第50–77頁。

75. Dui Hua, Human Rights Journal, 2008年3月4日， http://www.duihua.org/ hrjournal/2008_03_01_archive.html。

76. 「中聯辦主任高祀仁：燒國旗應檢控議員炮轟斥予港府政治壓力」，《明報》， 2002年12月2日；「高祀仁曾憲梓力撐『不說就是偷』推論」，《明報》，2002年 12月19日。

77.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2年10月10日， http://www.legco.gov.hk/ 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10ti-translate-c.pdf，第180頁。

78. Jimmy Cheung, “Anson Chan Provokes Outcry after Her Latest Veiled Attack”,

    《南華早報》，2002年12月30日。

79. Gary Cheung, “Six Tycoons Weigh in with Support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s”, The Standard, 2003年1月23日。

80. 「四萬人集會挺廿三條 76輛旅巴接送否認威迫利誘」，《明報》，2002年12月 23日。

81. 鄭宇碩編，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及Sonny Lo, “Hong Kong, 1 July 2003 — Half a Million Protestors — The Security Law, Identify Politics, Democracy,

    and China”, Behind the Headlines；陸恭蕙，Uncharted Territory,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3年7月7日，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307_HKPolitics.pdf。

82. 「籲以文革為鑑莫『整天上街遊行』中聯辦：港勿變動亂之都」，《明報》，

    2003年8月7日。

83. Frank Ching, “Self-deceit”《, 南華早報》，2004年2月10日。

84. Zheng Hanliang《, 中國時報》，2003年7月7日。

85. 「高祀仁：不容再拖 鄔維庸：恐得寸進尺」，《明報》，2003年7月6日。

86. 自由黨表態支持市民要求押後二讀前，自由黨主席（同時為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在北京跟廖暉會面。田北俊誤以為北京願意押後處理這個問題，於是在他返港後，便向公眾說押後二讀是可能的。但當董建華明確表示仍然按原計劃行事，田北俊別無他選，唯有辭去其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由於得不到自

    352 註 252–256 頁

    
    

    由黨的支持，董建華只好宣布押後二讀。陸恭蕙，Uncharted Territory,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3年7月7日， 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307_HKPolitics.pdf。

87. 「尊重押後二讀」，《明報》，2003年7月8日。

88. 陳冬，「解讀中聯辦的救港藥方」，《明報》，2003年7月9日。

89. 「高祀仁：尊重押後二讀」，《明報》，2003年7月8日。

90. 「疑泄江澤民去年訪港行程 中聯辦：蔡小洪案屬冰山一角」，《明報》，2003年7月8日。

91. 「訪京團『補中聯辦不足』」，《明報》，2003年12月20。

92. Cheng Jie,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Fall 2009, http://

    www.hkjournal.org/archive/2009_fall/1.htm。

93. Philip P Pan, “China’s Leaders Show Support for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華盛頓郵報》，2003年7月20日。

94. 陸恭蕙，Patriot Missives, CLSA Paci c-Markets, 2004年3月3日，第9頁。

95. 程翔，“Beijing May Shelve New HK Law”, The Straits Times, 2003年8月15日。

96. “Chinese Vice-president Call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HK and

    Macao”, 2003年9月17日，http://www.chinaembassy.at/det/xwdt/t104837.htm。

97. 在地區選舉中有創紀錄的投票率（ 44% ）。民建聯由83個席位減少至78個，而民主黨一躍從86席增加到95席。其他各黨也有增長。

98. 《中國時報》，2003年12月4日。

99. 新華社於12月4 日引述4位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

100.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供的文件，2004年1月14日，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15cb2-1003-1c.

     pdf。

101. 「政務司司長立法會上講述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之行」，《新聞公告》，2004

     年2月11日。

102. Martin Wong, “Macau Denies Entry to Post Photographer”《, 南華早報》，2009年

     2月19日。

103. Eva Wu, “Democrats Brace for ‘Symbolic’ Macau Trip”《,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5日。

104. Joshua But及Albert Wong, “Stand Up for Our Rights, Tsang Urged”,《南華早報》，2009年3月16日。

105. 「普選行政長官、議員？聽命北京」，《中央日報》，2004年2月11日。

106. 《基本法》規定，必要時香港法院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釋法的請求。1999年的居留權案成為先例，特區政府也可以主動要求釋法。但是，特區政府沒有預料全國人大會先行釋法。

107. 2004年2月20日，《中國日報》在其網站上的一篇社論提及，有人呼籲愛國辯論應保持冷靜，甚至警告說，如果再進行下去，香港人全都會支持「民主派」。然而，社論指出，這種擔心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這種辯論是絕對必要的。有趣的是，印刷版的《中國日報》刪除了「毫無根據」之後的結論，但剩下的話才表明為何需要推動愛國主義。

     註 256–262 頁

     353

     
     

108. 陸恭蕙，Patriot Missives, CLSA Paci c-Markets, 2004年3月3日，第18–22頁。 112.「人大主動釋法釋疑止爭」，《大公報》，2004年3月27日。

1. 《基本法》第158條規定，作出釋法前，人大常委須徵詢基本法委員會（該委員會正是為這樣一個目的而設立）。該委員會來自內地和香港成員的人數相等。

2. 王振民，「依法治港的必要之舉」，《中國新聞社》，2004年3月26日。

3. 「行政長官談政制發展事宜」，《新聞公告》，2004年3月26日。

4. 「政務司司長發言全文」，《新聞公告》，2004年4月6日。

5. 「三人組迅速訪港減震盪」，《成報》，2004年4月18日。

6. 特區政府要求人大常委給一個裁決，指任期應該為兩年，因為《基本法》第 46條訂出行政長官任期為5年。北京最終也清晰表明任期為兩年。見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118–120頁。

7. 黎文燕及陸恭蕙，《原地踏步：探討香港回歸後的政制發展》；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122–124頁。

8.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第五號報告於2005年10月發表，為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方法提供了一系列建議。

9. 余若薇，「為何不能支持政改方案」，《明報》，2005年12月20日。

10. Jimmy Cheung及Ng Kang-chung, “450 Nominations in the Bag, Says Tsang”《, 南

    華早報》，2007年2月5日；以及Joseph Li, “Of cial, Party Supports Tsang”,《中國日報（香港版）》，2007年2月7日。

11. 李國寶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議。在公眾的壓力下，李國寶於2008年

    2月辭去行政會議職位。

12. 曾蔭權籌得2,209萬港元，在2007年花了836萬，見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123–124、183–185頁及附錄二。

13. Ambrose Leung, “Tell All to Get on to the Tsang Bandwagon”,《南華早報》， 2007年3月15日。

14. Carrie Chan及Michael Ng, “Tsang Woos the DAB and Talks of Policy Blueprint”,

    The Standard, 2007年2月6日。

15. 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第181–212頁。

16. 「年中推政制諮詢綠皮書」，《新報》，2007年12月12日。

17. 曾蔭權發表聲明，2007年12月12日。

18.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19. 2009年1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警告說，如果全球金融危機處理不當，可能會造成政治動盪。1月15日，曾蔭權在立法會宣布，香港的政治改革需要擱置，以便政府可以把重點放在經濟上。見Ambrose Leung, “Tsang Delays Consultation on Poll Reform”《, 南華早報》，2009年1月16日；以及 Patsy Moy及Diana Lee, “Chief Delays Political Reform Review amid Grim Jobs Warning — HOLD IT”, The Standard, 2009年1月16日。

20. 「『懲戒』自由黨誤中田北俊」，《明報》，2008年9月12日。

    354 註 262–267 頁

    
    

21. Ambrose Leung, “Kuk Backs Away from a Fight with DAB for District Seat, But

    Discontent Lingers”《, 南華早報》，2008年7月26日。

22. 自由黨在港島的名單共得2,166票。排在民建聯港島名單第二位的蔡素玉未能勝出。由於葉劉淑儀出戰港島區，會搶去民建聯在港島不少選票。Peter

    So, “Regina Ip De ects the Blame”《, 南華早報》，2008年9月9日。

23. 劉皇發同時為屯門區區議會的主席，讓他得以循區議會功能界別出選。

    Fanny Fung, “Rural Leader Denies New Post Is a ‘Reward’”《, 南華早報》，2009

    年1月21日； 以及Ambrose Leung, “Democrats May File ICAC Complaint over

    Exco Promotion”《, 南華早報》，2009年1月21日。

24. 這容許男性原居民可建造700呎的房子而無須遵守現代建築物條例的規定。這影響了新界的規劃。Lisa Hopkinson及Mandy Lao, Rethinking the Small House Policy, 2003年9月。

25. Bonnie Chan, “Tien Rules Out Return as Liberal Leader”, The Standard, 2008年 9月18日。林健鋒、梁劉柔芬和梁君彥退出了自由黨。

26. 羅善柱和何曉勤，「建設商會資助自由黨下月定何鴻燊論選舉『以為實贏卻輸直』」，《香港經濟日報》，2008年9月23日。

27. Mary Ma, “Liberals Still Have a Lot to Learn”, The Standard, 2009年1月20日。

28. Mary Ma, “Liberals Singing Another Tune”, The Standard, 2009年2月6日。

29. Gary Cheung及Ambrose Leung, “Young DAB Star Set to Join Tsang Of ce”《, 南華早報》，2006年1月19日。

30. Jimmy Cheung, “United Force for West Kowloon Launched”《, 南華早報》，2008年3月17日。

31. Eva Wu, “Candidate Tight-lipped about Beijing’s Backing”《, 南華早報》，2008年

    8月10日；「中聯辦不應插手香港選舉中央宜循政黨政治解困局」，《明報》，

    2008年9月15日；「與梁美芬，龐愛蘭互相扶持左派玩配票搶泛民議席」，《蘋果日報》，2008年9月8日。

32. 「與梁美芬，龐愛蘭互相扶持左派玩配票搶泛民議席」，《蘋果日報》，2008年

    8月8日。

33. NDI, “The Promi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 The 2008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7 September 2008”, NDI Hong Kong Report 13,

    2008年10月15日。

34. 民建聯成員馬力2007年因病去世後，在補選中陳太代表泛民參選，葉劉淑儀代表建制派參選。

35. Lau Siu Kai,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載於Yeung Yue-man, The First Decade, 第149頁。

36. 林俊謙及高明珠，「『真兄弟』網誌揭民主黨內鬥一度想告《明報》揪出泄滲透名單『黑手』」，《明報》，2006年5月16日。

37. 截止2010年6月，民建聯的網站公布有14,287名黨員，http://www.dab.org.hk。

38. 陳佐洱退休前曾這樣說。見《南華早報》，2008年4月9日。

39. Gary Cheung, “Expat Voting Rights ‘Worry Beijing’”《, 南華早報》，2009年7月

    16日。

    註 267–268 頁

    355

    
    

40. Cheng Jie,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2009年， www. hkjournal。

41. “Hong Kong Restart Declaration”《, 南華早報》，2009年6月15日，A7。

42. Fanny WY Fung, “Stanley Ho Endorses Henry Tang as ‘Hot Favourite’ for Next Chief”,《南華早報》，2009年7月11日。

43. 在本書英文版付印時（ 2009年秋），香港市民繼續討論曹二寶的文章。

44.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09年3月初進行的調查，曾蔭權的支持率是51.6%，2010年6月的支持率低於50%（均低於2005年6月的72.3％），http:// 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ce2005/donald_new/poll/datatables.html。

45. Eva Wu, “Macau Bars HKU Legal Scholar”《, 南華早報》，2009年3月4日。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大陸領導及官員（按姓氏筆劃序）

毛澤東 (1893–1976) 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成為中國國家元首，直至去世。

王漢斌 (1925–) 曾任第六、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秘書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朱鎔基 (1928–) 1998–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被認為是中國的「經濟沙皇」。

江青 (1914–1991) 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文化大革命的關鍵人物，四人幫之一。

江澤民 (1926–) 六四事件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是胡錦濤的前任。

吳學謙 (1921–) 曾任外交部部長 (1982–1988) ，國務院副總理 (1988–1993) 。

李先念 (1909–1992) 老一代革命家，曾任中國國家主席 (1983–1988)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直至1992年。

李長春 (19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

李強 (1905–1996) 曾任對外貿易部部長，於1978年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

李鵬 (1928–) 國務院總理 (1988–1998) ，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周恩來 (1898–1976) 老一代革命家，1949–1958年擔任外交部部長，中國首任國務院總理。他對香港政策和關係發揮了獨特且重要的作用。

林彪 (1907–1971) 1969年領導地位僅次於毛澤東。據說計劃政變未果，在逃往蒙古途中，飛機墜毀。

胡錦濤 (1942–) 自 2002 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 年起擔任中國國家主席，2004 年起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胡耀邦 (1915–1989) 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的改革派。1989 年因心臟病發去世，他的死引發了大規模的哀悼活動。

姬鵬飛 (1910–2000) 曾任外交部部長 (1972–1974) ，港澳辦公室主任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習近平 (1953–) 2008年起擔任國家副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替代曾慶紅，負責香港事務。

陳毅 (1901–1972) 曾任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周恩來時任組長；還擔任過中國外交部部長。

陶鑄 (1908–1969) 1952年取代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趙紫陽的助手。

章漢夫 (1906–1972) 在1950年代曾任外交部副部長。

喬冠華 (1913–1983) 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長，1974–1976年擔任外交部部長。

喬曉陽 (1945–) 曾任籌委會成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彭真 (1902–1997) 老一代中共中央領導人，1966年被毛澤東打入冷宮，後來受鄧

小平重用，曾任第六屆 (1983–1988) 全國人大委員長。

358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曾慶紅 (193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 (2003–

2008) 。

黃華 (1913–) 曾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 (1971–1976) ，及外交部部長 (1976–1982) 。

葉劍英 (1897–1986) 客家人，老一代革命軍事家，首任廣東省委書記，並擔任過多個高層領導職位，包括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賈慶林 (194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

廖承志 (1908–1983) 曾長期負責香港事務，與香港關係悠久。1968年文革期間被清除出黨，1972年獲釋，1978年恢復主管香港事務的職位。

廖暉 (1942–) 廖承志之子。1997年擔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自1987年起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 (1919–2005)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1989年起被軟禁直至去世。

劉少奇 (1898–1969) 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身在廣州。1959年至1968年曾任中國國家主席，但在文革期間遭迫害致死。

劉延東 (1945–) 曾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直至2007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她的職位由杜青林接替。

劉雲山 (1947–) 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

鄧小平 (1904–1997) 毛澤東時代完結後的重要領導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總設計師。

錢其琛 (1928–) 曾任中國外交部部長 (1988–1998) ，國務院副總理 (1993–2003) ，主要負責香港事務。

羅貴波 (1908–1995) 自1957年至1970年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及駐港內地官員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2000年後改稱中聯辦）喬冠華 首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見上) 。

黃作梅 (1916–1955) 別名Raymond Wong，第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曾任東江縱隊的翻譯及國際關係主任，中共與英國的聯絡人。獲邀請參加1946年 5月在倫敦舉行的勝利大遊行，因在戰爭期間的英勇表現獲國王喬治六世頒發的獎章，並授予員佐勳章。死於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機事件。

梁威林 (1911–2008) 第三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58–1977) ，任期最長的社長。曾參加過游擊戰，指揮1967年的暴動。

王匡 (1917–2003) 第四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78–1982) 。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

許家屯 (1916–) 第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83–1989) 。曾任江蘇省委書記

(1977–1983) ，第十一、十二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周南 (1927–) 第六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90–1997) ，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曾任香港主權移交談判的中方領導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59

姜恩柱 (1938–) 第七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97–2002) ，在任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改名為中聯辦。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參加了中英談判，中國駐英國大使 (1995–1997) ，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

高祀仁 (1944–) 第八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2002–2009) 。自1999年起，擔任過廣東省多個重要領導職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他的中聯辦副主任王如登也是第十屆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

彭清華 (1957–) 中聯辦主任 (2009至今) ，2003年擔任中聯辦副主任。

新華社香港分社（ 2000年改稱中聯辦）副主任

陳達明何志明黄施民黃文放

Huang Zhizhao

李剛 黎桂康李菊生梁上苑羅克明

毛鈞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潘曾錫

祁烽

喬宗准，喬冠華之子。

王鳳超，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如登，第十、十一屆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鄭國雄

張浚生鄭華

周鼎，中共澳門書記，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朱曼平

鄒哲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陳佐洱 (1942–) 港澳辦副主任。

李後 (1923–) 港澳辦秘書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及港澳辦副主任。魯平 (1927–)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港澳辦副主任。

360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其他

呂新華 第二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公署特派員

馬毓真 首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公署特派員，外交家。熊自仁 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 鄭義 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東江縱隊及特工

蔡國樑 港九獨立大隊隊長。

陳達明 參加了游擊隊，後到北京從事黨務工作，1982年被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方方 (1904–1971) 內戰期間在香港指揮內地游擊隊的活動，後來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負責土地改革。1966年文革期間他被關押，受到迫害，1971年去世。

黃作梅 (1916–1955) 見上文。

Li Cheng 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的游擊隊特工。梁威林 (1911–2008) 見上文。

Tan Gan 參加過游擊隊，後來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編輯。

Yan Wen 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曾偵查港內敵軍軍艦的行動。

楊奇 參加過游擊隊，1950年遭到肅整，後來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新聞部主任。

1982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1984年主管《大公報》。

曾生 (1910–1995) 他是海員工會的主要組織者和秘書，後來成為廣東游擊隊的總司令。1960年擔任廣東省副省長及廣州市市長。1967年文革期間被關押，直到1974年。1975年，他被任命為通信部長副部長，1979年擔任部長。他 1983年退休，於1995年在廣州逝世。

香港總督

司徒拔 (1919–1925)

金文泰 (1925–1930)

楊慕琦 (1941、1946–1947)

葛量洪 (1947–1957)

柏立基 (1958–1964)

戴麟趾 (1964–1971)

麥理浩 (1971–1982)

尤德 (1982–1986)

衞奕信 (1987–1992)

彭定康 (1992–1997)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61

英國官員和政治家

Humphrey Atkins (1922–1996) ，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大臣 (1981–1982) 。

Peter Carrington (1919–2007) ，外相 (1979–1982) 。

Archibald Clark-Kerr (1882–1951) ，駐中國大使 (1938–1942) 。

Percy Cradock (1923–2005) ，駐北京代辦 (1966–1969) 。從 1978年到1984年，任駐中國大使，期間負責展開及引領中英談判。從 1984年到1992年，他擔任了英國首相外交政策顧問。

Edward Heath (1916–2005 ) ，英國首相 (1970–1974) 。 Geoffrey Howe (1926–) ，外交大臣 (1983–1989) 。 Douglas Hurd ( 1930–) ，外相 (1989–1995) 。

Richard Luce (1936–) ，初級外務大臣，負責亞洲，包括香港 (1983–1985) 。

John Major (1943–) ，英國首相 (1990–1997) 。

Robin McLaren (1934–) ，駐中國大使 (1991–1994) 。

David Owen (1938–) ，外交大臣 (1977–1979) 。

Anthony Royle (1927–2001) ，負責亞洲及香港事務的外務大臣 (1970–1974) 。

Horace James Seymour (1885–1978) ，駐中國大使 (1942–1946) 。

Lord Malcolm Shepherd (1918–2001) ，1967年暴動期間訪港，外務大臣 (1967– 1970) 。

Margaret Thatcher (1925–) ，英國首相 (1979–1990) 。

Baroness Janet Young (1926–2002) ，上議院領袖 (1983–1987) 。

香港和澳門行政長官

何厚鏵 (1955–)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二任行政長官 (1999–2009) 。何賢之子，

何賢 (1908–1983) 在澳門政商界很有影響力。

曾蔭權 (1944–) 公務員。曾任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香港行政長官 (2005–

2012) 。2002年獲大紫荊勳章。

董建華 (1937–) 船王。基本法諮委委員，行政會議成員 (1992–1996) ，第八屆全

國政協和預委會委員。香港第一屆行政長官 (1997–2005) 。他在2005年第二個任期結束前辭職，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006年獲大紫荊勳章。

香港富豪（按姓氏筆劃序）

安子介 (1912–2000) 工業家。立法局議員 (1970–1977) ，行政局成員 (1974–1978)

。先後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港事顧問、籌備委員會及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包玉剛 (1918–1991) 船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田元灝 (1916–1992) 紡織業巨頭，立法局議員 (1971–1985) ，田北俊和田北辰之父。

362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何柱國 (1949–) 星島新聞集團主席，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何鴻燊 (1921–)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澳門賭博

業，諮委成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利國偉 (1918–) 恆生銀行董事長 (1988–1997) ，立法行政兩局議員，港事顧問，

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吳光正 (1946–) 包玉剛之女婿，九龍倉集團及會德豐有限公司主席，諮委委員，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曾參選第一屆行政長官，1998年獲金紫荊星章。

李兆基 (1928–) 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主席，2007年獲大紫荊勳章。

李國寶 (1939–) 東亞銀行主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預委會委員，立

法局議員 (1985–1997) ，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1998) ，立法會議員 (1998年至今) 及行政會議成員 (2005–2008) ，2007年獲大紫荊勳章。

李嘉誠 (1928–) 香港人造花廠1967年4月的勞資糾紛拉開了六七暴動的序幕。此人造花廠為李氏擁有。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主席。 2001年獲大紫荊勳章。

李澤楷 (1966–) 李嘉誠次子，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包括電訊盈科及盈科拓展集團，北京人民政治協委員 (2000年至今) 。

李澤鉅 (1964–) 李嘉誠長子，李氏帝國的繼承者，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林百欣 (1941–2005) 麗新集團主席，曾是亞視最大股東。

邵逸夫 (1907–) 邵氏兄弟電影公司與無綫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港事顧

問，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1998年獲大紫荊勳章。

邱德根 (1925–) 遠東集團及前亞視主席，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查史美倫 (1952–) 中國證監會前副主席，現任行政會議成員 (2004–)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第十一屆上海政協常委會委員。

查懋聲 (1943–) 推選委員會成員 (1996–1997)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前妻查伍小貞曾任基本法諮委委員。

查濟民 (1916–2007) 先後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預備工作委員會委

員、籌備委員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胡仙 (1932–) 星島集團前主席，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胡應湘 (1935–) 合和集團主席，港事顧問，推選委員會委員1996–1997，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馬澄坤 東方報業集團名譽主席，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郭得勝 (1911–1990) 新鴻基地產創始人。

陳永棋 (1947–) 製衣企業家，諮委成員，籌備委員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第八、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以及第10、11屆全國政協常委。曾憲梓 (1934–) 諮委委員，籌委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第九、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馮景禧 (1922–1985) 許家屯透露曾讓內地機構解決其財政困難。

鄭裕彤 (1925–)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主席，港事顧問，諮委委員，推選委員會委

員 (1996–1997) ，籌備委員會委員。2008年獲大紫荊勳章。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63

黎智英 (1948–) 一家零售連鎖店的創始人，創辦壹傳媒 (包括被共產黨認為不友好) 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 。

霍英東 (1923–2006)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委

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曾任多屆全國政協委員及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霍震霆 (1952–) 霍英東之子，諮委委員，立法會議員 (1998至今)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奧委會委員，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

羅康瑞 (1948–) 瑞安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諮委委員，籌委會委員，第10、11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獲得金紫荊星章。

蘇海文 (1939–) 包玉剛之女婿，自成一體的船王。諮委委員，立法局議員 (1985–

1988) 。

香港官員、法官、行政局/會議成員及立法局/會議員（按姓氏筆劃序）

方黃吉雯 (1949–) 會計師，立法局議員 (1988–1991) ，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

籌委會委員，行政會議成員 (1997–2002)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朱幼麟 (1944–) 港進聯成員，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

1997) ，立法局議員 (1995–1997) ，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1998) ，立法會議

員 (1998–2004)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周梁淑怡 (1945–) 資深政治人物，立法局/會議員 (1981–1997) ，行政局/會議成員 (1991–1992、2003–2008) ，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1998) ，立法會議員 (1998–2008) 。她辭去自由黨副主席及行政會議的職務，但成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周梓銘 1955年任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艙務員，被懷疑在飛機上安放炸彈，致飛機在半空爆炸，黃作梅及其他機上人員死於空難。據稱，他潛逃到台灣。

周壽臣 (1861–1959) 20世紀初期香港政界名人，1926年成為行政局成員，1925至 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與羅正威一起成為港督的顧問。

林貝聿嘉 (1928–) 區議員 (1985–2003) ，立法局議員 (1988–1995) ，籌委會委員，

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1998)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

林偉強 (1949–) 鄉議局成員，立法會議員 (2004–2008) 。

范徐麗泰 (1942–) 衞奕信政府行政局議員，但未得到彭定康再度委任，辭去立法區議席，與中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第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臨時立法會議員，然後通過選舉委員會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立法會主席 (2000–2008) 。她未尋求連任，2007年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2007年獲大紫荊勳章。

姬達 (1922–2006) 保安司，副輔政司 (為應付 1967年的騷亂設立的特別職務) ，布政司 (1978–1981) 。

張炳良 (1952–) 學者，曾為民主黨黨員，立法局議員 (1995–1997) ，行政會議成員 (2005年至今) 。

364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張學明 (1952–) 區議員，鄉議局副主席，民建聯黨員，立法會議員 (2008年至今)，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張鑑泉 (1941–1993) 商界高層管理人員，諮委委員及立法局議員 (1985–1993) 。

陳乃強 (1931–2003) 地政工務司 (1983–1986) ，港事顧問。

陳方安生 (1940–) 回歸前任布政司，回歸後任政務司司長直至2001年，參選2007年香港立法會補選，並獲勝，2008年未尋求連任，1999年獲大紫荊勳章。

陳克勤 (1976–) 民建聯黨員，曾擔任曾蔭權特別助理，自2008年起成為立法會議員。

陳婉嫻 (1946–) 工聯會成員，民建聯黨員。立法局/會議員 (1995–2008) 。

陳鑑林 (1949–) 民建聯黨員，立法會議員，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馮檢基 (1953–) 民主民生協進會，港事顧問，諮委委員，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 1998) ，立法局/會議員 (1991–1997、2000年至今) 。

葉國謙 (1951–) 民建聯黨員，港事顧問，立法局、臨時立法會及立法會議員 (1995–1997、1997–1998、1998–2004、2008年至今) ，第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葉劉淑儀 (1950–) 保安局局長直至2003年，在2007年立法會補選中敗給陳方安生，但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勝出。

賈施雅 (1924–2010) 退休高等法院法官。

劉千石 (1944–) 工會會員，立法局議員 (1991–1997) ，立法會議員 (1998–2008) 。

劉漢銓 (1947–) 前港進聯成員，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委員，立法局議

員 (1995–1997) ，立法會議員 (1998–2004)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劉慧卿 (1952–) 曾任記者，前綫創立者 (前綫於2009年跟民主黨合併) ，香港民主黨副主席，立法局議員 (1991–1997) ，立法會議員 (1998年至今) 。使用《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起訴新華社香港分社未果。

蔡素玉 (1950–) 民建聯黨員，1997–2008年立法會成員，福建省政協委員以及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鄭耀棠 (1948–) 工聯會成員，民建聯黨員。諮委委員，港事顧問，籌委會委員，

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立法局議員1995–1997，臨時立法會議員 (1997–1998) ，行政會議成員 (2000年至今)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鄧蓮如 (1940–) 太古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衞奕信及彭定康政府的行政局成員，1997年移居倫敦。

鍾士元 (1917–) 立法局議員 (1968–1978) ，行政局議員 (1972–1988) ，港事顧問，

委會委員，行政會議成員 (1997–1999) ，1997年獲大紫荊勳章。

鍾瑞明 (1951–) 銀行董事，新華社高級研究員，政府土地基金會主席，中英土地

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行政會議成員 (1997–2002) 。

簡悅強 (1913–) 立法局成議員 (1961–1972) ，行政局議員 (1966–1980) ，1979年與麥理浩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

羅旭龢 (1849–1949) 在1925–1926省港大罷工期間與周壽臣密切配合，協助香港政府，1936年周壽臣離職後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65

其他（按姓氏筆劃序）

Lt. Donald W. Kerr 美國空軍，1944年他的飛機在香港被擊落獲救。

何香凝 (1872–1972) 國民黨官員，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後在香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李大壯 (1959–) 商人，自由黨黨員，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李大釗 (1888–1927) 與陳獨秀共同創建中國共產黨。李子誦《文匯報》前總編輯。

李濟深 (1885–1959) 國民黨高級軍官，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後在香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4年任全國政協常委。

林君蔚 教育署督學，1920年與畢業於著名皇仁書院的張仁道以及小學教師李義保創辦《真善美》雜誌。

林偉民 (1887–1927) 工會領導人，1920年代成為中共黨員。

林彬 (1930–1967)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1967年被左派暗殺。

查良鏞 (1924–) 著名作家，《明報》創始人及前總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諮委委員，籌備委員會委員。2000年獲大紫荊勳章。

胡繩 (1918–2000) 朝陽黨校校長，中共政治局委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凌宏仁 1960年代任左派的西貢官立中學校長。

夏慤爵士 (1892–1959) 海軍中將，接受日治政府的正式投降。

高卓雄 (1902–1987) 1950年代初任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早期的全國政協委員。連貫 (1906–1991年) 194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領導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書記。 陳丕士 (1901–1989) 1947年在香港私人執業的大律師；1956年創立馬可孛羅會，

1984年應邀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建平 被視為魯平的得力助手，曾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負責董建華與港澳事務辦公室溝通的中級幹部。

陳炯明 (1878–1933) 廣東軍閥，孫中山的死敵。

陳獨秀 (1879–1942) 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傅奇 著名影星、導演和製片人。

程翔 (1949–) 1974年加入《文匯報》，最終成為副總編。1989年6月4日後，辭去報社職務，以示抗議，並與他人創辦《當代》雜誌。 1996年加入《海峽時報》。 2005年因被指控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被大陸拘留，判監5年。2008年2月5日獲釋。

費孝通 (1910–2005) 著名社會科學家和人類學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費彝民 (1908–1988)《大公報》社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詹遜爵士 (1890–1975) 英國殖民地官員，曾短期擔任香港輔政司，1941年12月25日向日軍投降，香港解放後建立短暫的臨時政府。

366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廖仲愷 (1877–1925) 客家人，國民黨財政部長，省港大罷工期間為中共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廣州的香港工人。廖承志的父親，廖暉的祖父。

劉伯承 (1892–1986) 連同鄧小平一起下令封鎖長江，打算將紫水晶號困在海灣內。

劉長樂 (1951–) 鳳凰衞視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與陳永棋一起投資亞視。

蔣介石 (1887–1975)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成為國民黨主席，1928年控制整個中華民國，國共內戰失敗，逃到台灣。

薛平 新華社記者，1967年暴動中被判處監禁。

顧正紅 (1905–1925) 工人，中共黨員，1925年5月15日在上海引發騷亂，被打死。

顧維鈞 (1887–1985) 1919年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平會議，中國駐英國大使。

參考書目

Rola Luzzatto and Rennie Remedios,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Histories, 1958–1960.

Rola Luzzatto and Joseph Walker,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ies, 1970–1973.

“Who’s Who”,《南華早報》，1979年。

Who’s Who in Hong Kong, Database Publishing, 1984年。

Who’s Who in Hong Kong, Hoi Nam Publishing, 1997年。

Who’s Who in HKSAR, PA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Ltd., 2001年。 Who’s Who in HKSAR, Sing Tao Publishing Lid., 2004年。 Google和百度網絡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