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一百年（1841年至1941年）| 2022

目錄

【再版序】

【序章】被遺忘的一百年（1841年至1941年）

【第一章】帝國主義──日不落帝國擴張 1.1 歐洲人憑甚麼征服亞洲？

 

1.2 鴉片戰爭背後的國策差異

1.3 香港非英國據點首選

【第二章】香港開埠──維多利亞城之誕生 2.1 維多利亞城非一日建成

2.2 貪婪的溫床

2.3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策略

【第三章】西學東漸──傳統思想改革 3.1 以傳教為本的西洋教育

3.2 躋身上流的通則

3.3 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第四章】因利忘義──香港人的前世今生 4.1 地產霸權崛起

4.2 精英主義在作祟

4.3 善忘的香港人

【第五章】貧窮使人生病──瘟疫下的香港 5.1 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5.2 清洗太平地

5.3 無知使人恐懼

【第六章】辛亥革命──制度外抗爭 6.1 改革還是革命

6.2 革命不是一場起義

6.3 國父的啟示

【第七章】左右之爭──夾縫中的香港 7.1 辛亥革命對香港的衝擊

7.2 五四運動後的漣漪

7.3 左派掀起的粵港罷工浪潮

【第八章】戰霧瀰漫──英國有棄守香港嗎？ 8.1 英國的遠東防衛戰略

8.2 誰衛我城

8.3 被遺忘的戰爭

【終章】誰衛我城歷史

【再版序】

新書開售之前，我們經常開玩笑預測道：「今日嘅銷量又係零啊！」

書展頭兩天，看著大家買書後的分享照，心底裡總是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第三天，坐在簽書會上，緊張得手騰腳震。完結後，編輯說新書反應很好，當時我們詞窮得除了講多謝，還是講多謝。

第四天，我們悄悄在旁偷看大家買書的情況，如果當天你在蜂鳥攤位覺得有人怪怪的看著你，在此我們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幾天書展的奇幻經歷，全賴大家的厚愛。我們也有一個小小心願，就是希望可以藉著今次書展，喚起大家對香港，以及香港歷史的興趣。

乘著再版的機會，我們將參考書目重新編制，除了在內文標註所參考的文獻，亦在每章最後加上「延伸閱讀」，盼望各位讀者可以以此書為踏腳石，發掘更多不同學者所撰寫的作品。

藉此向各位讀者分享幾部作品，對本書寫作的過程中影響猶深，包括徐承恩醫生的《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及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兩書覆蓋香港自1841年至1941年的歷史，為本書第一至七章提供紥實的參考資料。

羅永生教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探討香港無處不出的勾結，以開埠以來，英語在香港這塊英屬殖民地上的重要性，道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各取所需、同床異夢的情況。

在梳理1894年香港鼠疫的資料時，從羅婉嫻博士的《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出發，順藤摸瓜翻查文獻，發現當年記錄鼠疫的報告頗為豐富。本書寫作過程中，二手史料是主要的參考資料，但在第五章卻有幸引用到大量一手史料作為補充，不亦樂乎。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的《素顏的孫文》有助我們窺探孫文的真實面貌，有別於一般教科書中「國父」的刻板形象。另一方面，黃宇和的《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則運用康德黎夫人的日記重整孫文在倫敦被綁架的過程，黃氏同時懷疑《倫敦蒙難記》的真實作者並非孫文本人。

辛亥革命成功後，共和中國誕生，但黨派之間的政治角力從未停止，香港成為左右兩派的角力場。從五四運動、海員大罷工到省港大罷工，可見中國政治形勢對香港的衝擊一浪勝過一浪。江關生在《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記錄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兩場大罷工之中的角色，從中我們亦可以看到港英政府的應對策略。

香港保衛戰作為本書的結局篇，鄺智文教授及蔡耀倫老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還有鄺教授的《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及香港防衛軍第三連連長Evan Stewart的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補充了華籍老兵的參戰經歷。

特此鳴謝各位前人的努力，沒有大家的研究及作品，我們也沒有辦法將昔日的香港故事呈現於大家眼前，還有Song-Chuan Chen的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和John M. Carroll的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等等的歷史著作在此未能盡錄。各位喜歡香港歷史的朋友，不妨跟我們分享你的收藏書目，一起交流。

容許我們再次感謝蜂鳥出版Yannes照顧。

2021年7月26日晚

──恭喜張家朗為香港再添奧運金牌，創下歷史時刻

【序章】

被遺忘的一百年 （1841年至1941年）

孩提時代從不喜歡讀書，對於歷史科更是避之則吉。中史科目一堆宋元明清，被弄得頭昏腦脹之餘，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死記硬背仿佛是必然。大學時期，分別主修的是社會科學及文化研究，雖對社會事物倍增感觸，滿腔熱誠但缺乏著點，想改變世界卻無從入手。

長大後，投身社會工作後自覺變成巨輪中的一顆小齒輪，只能身不由己地運轉，沒有個性，也沒甚貢獻，難道人生除了食玩瞓痾就沒有別的意義？一年前的某天，如常地在馬桶上思考人生，突然靈光一閃，或許可以為自己成長的地方做點嘗試──經營以分享香港歷史為主的社交媒體專頁。

可是，讀書時期殘餘的歷史知識早已拋諸腦後，既然先天不足，唯有後天努力。閒時多逛書店，夜裡手中的夥伴由結他變成歷史書本，再從書本逐漸化為文字及圖片。由籌備至成立僅僅兩個月，Last Minute香城史終於跟大家見面。

起初擔心歷史題目欠缺趣味，因而採用輕鬆有趣的形式去敘述，希望吸引大眾目光關注香港歷史；後來發現閱讀香港歷史既可從中得到啟發，又充滿著感嘆及遺憾，比起任何一部經典小說絕不遜色。專頁面世後，也讓我們認識到世界很大，原來有很多人一直為香港歷史默默耕耘。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歷史存在體（Histrionical Being），人生在世就是不斷在體驗歷史及創造歷史，活在歷史當下。由此我們相信，歷史不一定由勝利者所書。

雖然社交媒體的興起革新了訊息傳遞的方式，但書本記載著知識的功勞仍然是不可磨滅。衷心感謝蜂鳥出版Yannes的邀請，得以將網絡專頁上的文字及圖片搬到書本裡，有幸可為香港歷史盡一分綿力。書中內容雖並非嚴謹學術論文，但在搜集及整理資料的過程卻是抱著一絲不苟的態度，不想誤人子弟，各位若然發現內容有誤時，煩請提出指正。

本書以香港開埠為起點，淪陷為終點，中間剛好經歷了一百年，希望盡量填補歷史課本上空白之處，為模糊的記憶重新補正清晰的片段。亦希望喚起各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共同尋根究底去發掘及保存更多屬於香港的故事。歷史與現實世界從來都是環環相扣，在亂世當中，我們更應好好增進學識來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別輕易受人蒙騙。

2021年──香港開埠第180年

第一章

帝國主義 ──日不落帝國擴張

此章無意為帝國主義辯護或美化發動戰爭的原因，唯以客觀表述歷史事件發展背後的原因及局勢，有助以多角度思考香港在英國及清國，以至整個亞洲之間的角色。

1.1

歐洲人憑甚麼征服亞洲？

談起香港的起源，不少人第一時間會聯想到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把大清轟得稀巴爛之後，兩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從此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個說法並無問題，只是略嫌簡單。香港人經常被揶揄缺乏國際視野，中學教科書所描述的鴉片戰爭，亦甚少提及兩個帝國衝突的前因後果。然而，幾百年來歐洲一連串歷史事件堆積而成的因果，亦非寥寥幾句便可解說明白，因此先來惡補一下世界史吧。

你或會好奇為何是歐洲人征服亞洲，而不是倒過來，由亞洲人征服歐洲？如果過去是亞洲人先到歐洲，現在香港可能還是一座小漁村，至少未必像今天一樣。既然大家都知道英國人是坐船乘風破浪來到大清帝國（大概不會有人以為英國人從陸路來吧），那麼就不得不提及歐洲的航海歷史。

航海時代　以轉口貿易發大財

中世紀時期，歐洲人與印度人已有貿易來往，鄂圖曼帝國於十三世紀崛起之後，兩地之間的陸上貿易路線就必須跨越鄂圖曼帝國領土 [1] 。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人非常抗拒信奉天主教的歐洲人，對歐洲商人諸多阻攔 [2] 。自十四世紀開始，《馬可孛羅遊記》揭開了東亞神秘國度的面紗，驅使一批有野心的歐洲人決心開闢一條全新的海上航線，以避開鄂圖曼人直通亞洲。

十五世紀末，歐洲步入「大航海時代」，顧名思義就是一群航海家及冒險家帶著水手們出海尋找全新國度。當中的佼佼者非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莫屬，他從西班牙出發，越過大西洋後發現美洲新大陸，起初還以為自己抵達印度。哥倫布誤打誤撞下發現美洲新大陸，從此改寫人類歷史，歷史學家又稱這段時期為「地理大發現」。

大航海時代初期，英國、法國及德國（當時叫「神聖羅馬帝國」）仍未稱得上是航海大國，最強的是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及葡萄牙。葡萄牙國土雖小，但全盛時期卻是數一數二的航海大國。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率先抵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再由另一位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順著季風成功穿越印度洋，終於來到夢寐以求的印度，今次沒有去錯地方了。

葡萄牙人再下一城，發現了位於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又名香料群島，島上擁有最吸引他們的亞洲土產：胡椒、肉桂等香料。因香料味道吸引，又可入藥，而歐洲並不盛產香料，故商隊將香料帶回歐洲可以賣到可觀的價錢，那時候的肉桂甚至與黃金同等價值。

大航海時代促進了歐洲航海技術發展，累積了多年遠洋航行經驗，歐洲人的造船及駕駛技術得到大幅改進。眼見葡萄牙及西班牙崛起，荷蘭、法國及英國亦不甘示弱，積極參與這場航海競賽。從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歐洲各國於世界各地爭相開拓貿易路線，鬥個你死我活，透過商品轉口貿易累積大量白銀，在那個時代白銀就是世界流通貨幣。

除了東南亞物產之外，大明帝國的絲綢及陶瓷亦受到歐洲人青睞。歐洲人用白銀向亞洲國家購買商品，再轉運到歐洲以高價出售，從中賺取差價謀取暴利，亦帶動了金融及海上保險的成長。因此歐洲各國非常積極拓展亞洲的航海路線，無非就是為了透過貿易獲利並搶掠物產及土地資源，增加國家收入，建立更強大的殖民帝國。對於一眾歐洲商人而言，亞洲這個富饒之地簡直就是一個夢想國度。

乾隆令「一口通商」　惹英商不滿

另一邊廂，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一向習慣以海為家，其中一部分就是靠水吃水的蜑家人。他們除了捕魚外，亦會透過貿易換取生活用品。自唐朝開始，屯門對出的海域已是華南重要的水道，不少中亞商船經常來往。明朝時期，葡萄牙人初來乍到，與香港沿岸蜑民進行貿易往來，屯門及大嶼山一帶更曾被葡萄牙人佔據為商業據點，與明朝水師發生海戰，但華南沿岸居民早已習慣歐洲人的存在，見怪不怪。

大航海時代發展之下，經濟全球化也逐漸成型，然而整個經濟發展的背後，還有奴隸制、黑奴買賣以及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無情屠殺。沒有以上劣行，歐洲不可能發展成世界經濟中心。

即使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稱王稱霸，但海外貿易並非一件容易之事，科技及醫療技術尚未發達，令不少海外遠征隊不時因為水土不服而損兵折將，甚至是全軍覆沒。1610年英國人在詹姆斯敦 [3] 建立殖民地，打算跟當地印第安人貿易，結果不敵糧食短缺及衞生惡劣問題，加上寒冬降臨，飢寒交迫之下，殖民地的居民全數覆沒。

面對如美洲大陸般未被開發的地區，英國人的最大威脅是當地環境、土著及虎視眈眈的歐洲諸國；但對於亞洲這樣官僚制度成熟的國家，例如印度及明清兩代帝國，情況就完全不同。英國商人來到這裡，不是你說要貿易，人家就讓你自由活動，最重要還是要看當地皇帝面色。

明清兩代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自以為是天下中心，中心以外的地方都是蠻夷之地，就像從前廣東地區被稱為南蠻一樣。明清兩代與周邊國家有一種特殊關係，叫做朝貢制度。朝貢國須向皇帝獻上當地奇珍異寶作貢品，以表忠誠及換取所需物資。這種朝貢關係可以視之為另類貿易，但雙方關係並不平等，與歐洲主張的貿易方式大相逕庭。

自1757年開始，乾隆諭令只准開放廣州關口予歐洲人合法貿易，又稱為「一口通商」。英國人於1793年派出金牌外交官──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帶著六百箱貢品覲見乾隆皇帝，試圖打開大清帝國的貿易大門，建立長遠的外交關係，卻被乾隆斷言拒絕。年邁的乾隆認為大清是天下中心，英國只是外夷小島，地位低於大清國，故無須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更不答允開放港口通商 [4] 。幅員遼闊的大清帝國只願意開放一個商埠予歐洲人貿易，相比起歐洲的航海熱潮，大清思想封閉，難怪會跟不上時代變遷。

不過對於英國商人來說，清國的茶葉、瓷器及絲綢實在有如黃金般吸引。面對乾隆皇帝的封閉政策，英國商人唯有先遵奉對家的遊戲規則，不然可能連做生意的機會都沒有。

由大航海時代一直發展，英國經歷過推動政治改革的光榮革命及經濟轉型的工業革命，先後在十七世紀擊敗荷蘭、十八世紀勝出七年戰爭 [5] 及十九世紀初戰勝法國拿破崙等競爭對手，成功從一眾歐洲列強之中脫穎而出，一舉成為世界霸主，不管在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及亞洲都有英國人的足跡。問題是，在大清帝國面前，英國商人亦只能暫時屈就於廣州這個港口，默默地進行貿易生意，更不時受到廣州政府官員的阻撓。堂堂大英帝國的子民又豈能忍受如斯對待？有英國商人不滿諸多限制的「一口通商」，向倫敦政府打小報告，要求訴諸武力以解除清國經商限制，並打算在華南沿岸佔領一塊土地作貿易據點，設置自己的港口及商館，免於清政府的管轄，此舉與英國人在印度及南非的策略如出一轍。

看到這裡的你，是否有一種長跑比賽快要到達終點的感覺？花了這麼長的篇幅，就是希望講解英國人想要一個遠東港口的前因後果，香港這個小漁村快將要登場了。

十三世紀時的鄂圖曼帝國幅員遼闊，範圍包括土耳其、巴爾幹半島區域、以色列至埃及等北非地區。

福井憲彥著，黃耀進譯（2018）。《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台灣：八旗文化。pp. 33-34。

詹姆斯敦位於美國東岸，乃英國在美洲建立的首個殖民地。

平野聰著，林琪禎（20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台灣：八旗文化。pp. 259-266

七年戰爭發生在1756年至1763年，參戰國包括英國、法國、普魯士、俄羅斯、易洛魁等十五個國家及勢力，戰火蔓延至歐洲、北美洲、南美洲甚至東南亞，可說是人類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七年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之處是，參戰方主要為各自的殖民地而戰，而英國成為戰爭最終勝利者，成功從法國手上取得北美洲及印度的控制權。

1.2

鴉片戰爭背後的國策差異

鴉片戰爭的故事相信各位都能倒背如流，不過以前學校所講述的鴉片戰爭，通常只是簡短介紹戰爭經過，沒有清楚解釋箇中細節。譬如說，為甚麼貿易爭執會演變成兩國兵戎相見？即使中美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也沒有進展到要發動戰爭的地步。以下將會從當時的世界觀，以及英、清兩國的政策去探討鴉片戰爭──這場關乎香港命運的戰役的來龍去脈。

「遷海令」造成的猖獗走私

關於清代的貿易政策，我們常常會有刻板印象認為清廷奉行鎖國政策，民間被禁止進行海外貿易活動，但此並非事實全部 [1] 。清代初年，鄭成功家族掌握台灣海峽的海上貿易大權，推動福建與廣東一帶的農業發展，逐漸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南方貿易勢力，其貿易網絡甚至遠達日本、朝鮮、菲律賓及馬來半島，簡直就如大清版的東印度公司。

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本來是商人出身，擁有龐大的海上武裝船隊，說白一點就是海盜及走私集團。後來鄭成功更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率兵反攻大陸，甚至嘗試驅趕台灣島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順治及康熙兩位皇帝為鎮壓鄭氏集團，於1661年至1679年期間至少三度下達「遷海令」。只要你家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及山東五個省分的沿海地區，就要被強制摧毀家園及所有農作物，遷移至三十至五十里內的內陸，以斷絕跟鄭氏集團聯繫的任何可能性，從而封鎖鄭成功在沿岸的經濟活動。那時候香港首當其衝，原居民被迫遷界，頓成一座荒涼孤島。

但要是認為遷海令實施之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活動就全被中斷，就未免太不了解這個世界。海禁令斷斷續續在明清兩代出現，每當海禁令實施時，貿易商隊便會轉為地下化，靠走私販賣維持貿易來往；當海禁令解除後，貿易活動又會重見天日。

走私對於朝廷財政最大影響是關稅收入減少，如果商品通通都透過走私進行交易，朝廷原本應得的稅收便會不翼而飛。換言之，朝廷掌握貿易大權，稅收才會增加，庫房才會豐足。

事實上，清國並非一直奉行鎖國政策。鄭氏集團於1683年被清廷擊敗後，康熙皇帝重新開放海上貿易，平民百姓得以合法貿易，朝廷並且對外開放四個沿岸港口，包括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其中使用率以粵海關最高。至乾隆皇帝時卻關閉三個港口，僅保留廣州一埠，重新收緊民間貿易，以便集中管治日益繁盛的外國商業活動。皇帝不容許普羅百姓任意接觸歐洲人，亦不鼓勵百姓像歐洲人般遠渡他鄉發展事業。皇帝只想主導一切，讓天下所有藩邦皆臣服於天子腳下，唯恐百姓像鄭氏一樣，得勢之後反過來威脅皇室地位。

地球另一端的大英帝國恰巧相反，英格蘭女皇伊利沙白一世（Elizabeth I）向有實力的海外公司頒發皇家特許狀，讓民間創業家在亞洲等地拓展海外市場，從而提升帝國的影響力 [2] 。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取得皇家特許狀後在印度大展拳腳。香港老牌英資公司──怡和洋行的創辦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亦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後來改為販賣鴉片。英國最早期的海外擴張，不少是由金主出資贊助探險家和商人，帶有一點投機成分去開拓貿易市場，或者探索未知的領域。一旦成功，就可以發大財。

我們常常以為英國依靠軍隊到處攻城掠地，但事實上，英國不是純粹單憑武力開疆闢土，英國佔領海外土地的過程粗略上可以簡單分為兩種模式：對無人之境的佔領以及對文明之地的佔領。

對無人之境的佔領：澳洲是絕佳例子。庫克船長（Captain Cook）於1770年8月登陸澳洲北岸的一座小島（後被稱為Possession Island），這個面積不大的小島與澳洲大陸相隔僅兩公里。庫克明明發現島上原住民散落四周，並非無人之境，不過他認為原住民部落零散，群龍無首，無人可供談判領地事宜，所以索性以英皇之名宣稱這地方為無主之地，直接插上米字旗，從此歸為英國管治 [3] 。

對文明之地的佔領：情況就複雜得多。以香港為例，1840年的香港島約有四千人居住，當中又以赤柱人口最多，屬清廷管轄範圍，並非無主之地。英國人佔領文明之地的慣常做法，是以武力迫使當地國王締結和約 [4] 。眾所周知，英國擊敗清國之後，再締結《南京條約》這條不平等和約，以取得香港這片土地的控制權。

然而，英國人遠道而來的初衷，只是希望與清國建立長久的貿易關係，並無打算像佔領印度一樣入侵清國國土。不過在乾隆皇帝「一口通商」之下，英國人只能夠在廣州商館與清廷指定商人交易，不可隨便進入廣州城內、不可隨意接觸華人、不可於冬天逗留廣州，可謂限制多多。面對清廷的嚴密規管，身在異地的英國商人卻有恃無恐，因為背後還有一座大靠山──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明白貿易帶來財富、財富增強國力的道理，於是樂見民間企業在全球擴張業務，最重要是準時交稅回饋政府。所以，如果英國商人在海外遭人欺負時，便會向英國政府訴苦及請願。當政府衡量過，認為替英商出頭利大於弊時，就會親自出馬。

怡和洋行──鴉片戰爭幕後推手

1830年伊始，廣州十三行的英國商人不滿清廷的專橫對待，向清廷請願又經常摸門釘，常遭清廷官員歧視及拒絕接見，以致英商感到相當屈辱及挫敗。於是，英商要求英國政府介入的聲音日漸壯大，在廣州營商的英商將輿論帶回英國國內，並遊說國內商家支持向不願合作的清國發動戰爭，以迫使清廷坐在談判桌上，放寬貿易條件，突破一口通商的限制。

1834年，怡和洋行創辦人之──詹姆士．勿地臣（James Matheson）向英國外相巴麥尊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遊說，要求倫敦政府以強硬手段解決與清國的貿易紛爭，說白一點就是向清國開戰 [5] 。然而，要求英國向地球另一端的東亞帝國發動戰爭，談何容易。所謂三軍未發，糧草先行，遠征清國戰線極長又不利補給，實在是極之冒險的行為，故此英國政府最初是反對開戰。

但怡和洋行的開戰決心真的不可小覷，勿地臣派人仔細窺探清國虛實，研究清國東南海沿岸地勢，並向倫敦政府提供清國的軍事情報，包括清兵的武器、兵力及弱點。最終得出結論：大英帝國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清兵將會不堪一擊。這些情報讓英國政府重新認識清國的底蘊，意義不凡。

即使如此，英國政府還有另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出師無名。開戰理由欠奉，胡亂開戰或會破壞與清國之間價值連城的茶葉貿易。英國人自品嘗過茶的滋味後，便對紅茶愛不釋手，更看上其保存能力強。在維多利亞時代，下午茶成為上流社會人士打發時間的恆常活動，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不要小看茶葉的威力，香港人愛喝的港式奶茶、檸檬茶正是由紅茶泡製。

對華開戰的遊說從未停止，怡和洋行終於獲得一個天賜良機──清廷禁煙。1839年3月，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廣州十三行的西方商人在限時之內將所有鴉片存貨交出，並需要簽署永不販賣鴉片承諾書，又查封十三行，讓英、清兩國的貿易磨擦推上高峰。英商最終屈服交出鴉片，並且因為商館被禁而被迫離開廣州，只能暫居於停泊在尖沙咀海域一帶的商船上。

不得不提的是，鴉片對於十九世紀的清國而論絕非新鮮事物。自唐朝以來，四川省已有種植罌粟的紀錄，清朝時期更發展成全國種植。雖然雍正皇帝於1729年嚴打鴉片，但未能有效制止。直至十九世紀中期，高官、皇室貴族以至道光皇帝通通愛上吸食鴉片，百姓也因為鴉片大量引入而染上煙癮。

驅使清廷決心禁煙的原因，不僅是民眾健康，而是英國人掌握了量產鴉片的技術後，將一箱又一箱的鴉片從印度走私至清國，清國未能對此徵收關稅，卻讓白銀一批又一批地流失。白銀猶如外匯儲備，白銀流失便會導致國庫空虛，物價自然上漲，百姓購買力下降，最終引致國內經濟萎縮。歸根究柢還是經濟因素，才讓道光皇帝的禁煙決心比起前兩任皇帝更加堅定不移。

怡和洋行另一位創辦人──威廉．渣甸把握著林則徐禁煙的黃金機會，於1839年9月親赴英國向外相巴麥尊子爵告狀，再次遊說政府內閣成員支持對清國開戰，並向巴麥尊分享一手的清國情報及作戰計劃，摒除內閣對戰爭的疑慮。今次巴麥尊終於被渣甸說服，內閣成員贊成對清開戰。如今萬事俱備，只欠議會決議。

不過，眾議院未有直接討論對清開戰的議案。1840年4月，在野黨托利黨率先向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質疑執政的輝格黨未有好好照顧在廣州受盡委屈的英國商人。經過眾議院歷時三天的激烈辯論後，不信任動議仍未能取得足夠票數通過，但已經對輝格黨構成一種壓力，迫使政府必須發動戰爭為英國商人重拾聲威，從而挽救政治危局 [6] 。

這個時候，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都已經站在威廉．渣甸及詹姆斯．勿地臣這邊，這場仗注定要開打。還用擔心出師無名嗎？索性就讓這場戰爭為大英帝國挽回應有的榮譽吧！以上的確是英國為了發動戰爭而強詞奪理的藉口。戰爭，終究由政治所凌駕，而幕後推手正是以怡和洋行為首的一群主戰派商人。

另一邊廂，意見多多的勿地臣，又主張倒不如順便在清國東南沿岸佔領一座島嶼，充當遠東商業基地。英國既可於此建立商館，又可儲放貨物及供商人居留，更可以為商船補給維修，而且不受清廷官員限制，一舉多得。問題是，究竟哪一個島嶼才是最合適？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02-103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88

Ibid. pp. 86

Ibid. pp. 87

Song-Chuan Chen (2017).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8-119

Ibid. pp. 122-124

1.3

香港非英國據點首選

為何最終香港會變成英國殖民地，背後有一段漫長的故事。

十九世紀初，英國本土輿論對清國局勢，甚至亞洲局勢根本不感興趣。國內最關注的議題是黑奴事宜，其時英國的廢奴主義風潮達致高峰，國會於1807年通過廢除奴隸販賣法案，並於1833年再通過廢奴法案，黑奴在法律上獲得解放。續後多年，任何關於黑奴的討論都可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那麼誰最關心亞洲事務？當然是在亞洲貿易的英國商人。英國東印度公司曾經壟斷英國對清國的茶葉貿易生意，如日中天。但對於東印度公司而言，清政府也是個難搞的角色。打開印度的神秘面紗已讓英國人焦頭爛額，更何況面對另一個亞洲帝國──清國，即使英國砲艦再強，總不能每次遇上衝突時皆使用武力解決。

1784年，英國商船休斯女士號（Lady Hughes）鳴放禮砲時，誤中一艘華人漁船，造成兩名華人死亡。在清廷壓力之下，船長交出肇事水手。英國人認為此事純屬意外，心想最多賠錢了事，但根據大清律例，殺人就要償命，廣東官府在未經審訊之下便暗中處決疑犯，令英國人意外。

事後有英國商人提議如欲擺脫大清法律限制，就必須建立一個英屬據點，並由英國法律管治，才能保障英國人安全，免除法律管轄界線糾纏不清的煩惱 [1] 。這項提議於1793年被交託予金牌外交官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當然最終失敗收場。

既然馬戛爾尼未能成事，就讓東印度公司來吧。東印度公司曾經在印度建立多個據點，如孟買及馬德拉斯要塞，可謂經驗豐富。不過東印度公司面對著大清帝國，卻完全沒有辦法奪取半個小島。

佔領澳門失敗　舟山成候選地點

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十三行附近有不少島嶼，印度總督韋爾斯利（Richard Wellesley）注意到自十六世紀便屬於葡萄牙人的澳門半島。東印度公司曾於1802年及1808年兩度計劃趕走葡萄牙人，接管澳門半島，皆以失敗告終。在第二次搶奪行動時，英國海軍一度成功登陸澳門，原以為這樣便能夠迫使清政府承認澳門歸英國管治，怎料清政府以武力介入，開砲驅趕英軍。海軍少將德萊利（O'Bryen Drury）在關鍵時刻竟然臨陣退縮，未敢迎擊便帶兵撤出澳門。英國商人的小島願望，再次落空 [2] 。

要是當時德萊利少將開砲還擊，或許便能擊退清兵，並將葡萄牙人逐出澳門。香港最終得以開埠，少不免受到這名海軍少將一瞬間的決定而牽動的蝴蝶效應吧。

既然東印度公司未能成事，就讓怡和洋行來吧。若然問到1830年代有誰對清國東南沿岸地理最為熟悉，怡和大班敢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東印度公司在1833年開始失去對清國貿易的專利權，成就怡和洋行以獨立公司的姿態迅速崛起。驅使怡和洋行花時間惡補地理知識的原因，除了搜集情報獻給倫敦政府發動戰爭，另一個原因就是尋找一個合適島嶼，讓英商從此不用再忍受廣州十三行嚴苛的生活，說穿了都是想爭取更多利益 [3] 。

勤奮好學的怡和團隊總結所得資料，在1837年將研究結果刊登，羅列出十九個散落於清國東南海域的島嶼，比較其好壞 [4] 。最佳島嶼得獎者，不是香港，而是舟山，大家未必知道舟山是甚麼地方，其實舟山是位於寧波對岸的沿岸群島。寧波即是康熙年代開放的四大貿易港口之一的浙海關，位於長江三角洲，曾為茶葉及絲綢的出口重地。舟山被視為首選，是源於在乾隆關閉浙海關之前，舟山已經累積一定的商業活動經驗及設施，而地理位置相比廣州，更接近日本和朝鮮，方便英商進一步開拓亞洲貿易市場。

香港，是怡和洋行的第二個選擇。香港最初吸引歐洲人並不是其夜景，而是位於薄扶林的瀑布灣。常識書都會提及，即使再口渴也好，也絕對不能飲用海水。歐洲人從西方遠渡重洋，食水儲備不可或缺，薄扶林瀑布灣在十九世紀開始便吸引不少遠洋商船靠近補給食水。

對於經常出入珠江河口的西方商船而言，香港真是一點都不陌生。因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英商只能在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珠江成為一條繁忙的航海路線，香港位處於珠江三角洲的下游末端，幾乎是商船必經之路，地理條件相當適合成為英國人在此地的第一座橋頭堡。不過當時香港仍以漁農業為主，尚未開發，考慮到拓荒成本高昂，故此未能成為怡和洋行團隊的首選。

怡和孖寶──威廉．渣甸及詹姆斯．勿地臣兩人亦各持己見，渣甸傾向佔據舟山，勿地臣反而鍾情台灣。即使在廣州做生意的英國商人，亦不是一面倒贊成佔領清國島嶼，因擔心此舉會招致清廷反制，將英國人踢出廣州。

怡和洋行明白到討論聲音不能只局限在廣州範圍內，必須將聲音帶回英國國內，才能得到更大迴響，但是單靠輿論還是不足以讓一個島嶼從天而降，跌入英商口袋，除非得到英國政府的大力支持，惟她仍然舉棋不定。

既然怡和洋行未能成事，就讓當時的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來吧。義律出身於名門望族，在英國頗有地位。駐華商務總監是一個新設立的外交職位，事源東印度公司於1833年被英國政府收回廣州貿易專利權，改由各獨立公司取而代之。故此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派遣一名商務總監出使廣州，管理英國公司在當地的貿易事務，並藉此與兩廣總督保持良好關係，為英商帶來便利。

但是清政府認為廣州十三行乃大清管轄範圍，絕不能容忍英國人在廣州以英國的辦事手法管理兩國貿易事務，甚至認為這個商務總監只是來挑戰大清法律，故稱之為「夷目」，即外夷的頭目。第一任的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貴為英國上議院議員，身份顯赫，但於1834年7月出使廣州欲見兩廣總督時被拒諸門外，無奈之下唯有暫居澳門，住所由渣甸提供。律勞卑與渣甸同為蘇格蘭人，兩人同聲同氣 [5] 。渣甸當然把握機會，向律勞卑推銷佔領島嶼大計。律勞卑聽罷認為香港倒是不錯，成為第一位贊成佔領香港的英國官員。

銷煙令下　英商暫居尖沙咀船上

可惜律勞卑於同年10月感染瘧疾，鬱鬱而終。兩年之後，查理．義律升職成為第四任駐華商務總監，亦成了左右香港命運的決定性人物。義律任內正值鴉片走私活動的高峰期，時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對鴉片走私卻隻眼開隻眼閉，因為其兒子正是鴉片走私商。然而欽差大臣林則徐於1839年決定以強硬手段沒收所有英商鴉片，鄧廷楨當然不敢哼聲，只能假裝合作禁煙，否則隨時人頭落地。

初期英商不肯交出鴉片，清政府把義律及一眾英商共350人困在廣州商館區裡數日數夜，斷糧斷水之餘，更威脅要斬殺英國商人示眾。義律無權命令英商交出鴉片，但此時亦只好先向英商承諾政府會願意賠償鴉片的損失，暫且將所有鴉片交出以換取眾人的人身安全。英商們交出鴉片後，撤至澳門暫居，但澳門始終不是英國人地頭，亦有部分商船選擇停泊在尖沙咀附近海域暫避風頭 [6] 。尖沙咀海港（又於1843年得名維多利亞港）勝在水深港闊，即使吃水極深的遠洋艦隊仍然能夠安穩出入。海軍出身的義律，固然明白深水航道對遠洋商船的重要性，因此亦開始愛上維多利亞港這片水域。

林則徐於1839年6月3日開始將沒收的鴉片銷毀，一銷就銷了23天，銷毀之後仍未敢班師回朝，擔心一旦離開廣州，鴉片商人又會捲土重來。英商眼見林則徐不肯離去，數以百計的商船只好繼續停泊在尖沙咀附近。陰差陽錯之下，香港成為英商的臨時據點。

即便如此，鴉片交易依然在暗中進行。直至1840年6月英國海軍到場，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展開，廣州商埠隨即關閉。義律隨軍北上，先封鎖珠江三角洲，再圍攻舟山，並於同年8月攻下舟山。當時外相巴麥尊給予義律清晰指示是：佔據舟山。義律準備接管舟山之際，道光皇帝使出絕招，派出兩廣總督琦善（鄧廷楨已被發配邊疆），主動邀請義律回廣東和談。

《穿鼻草約》改變香港命運

義律並非好戰之人，又急於恢復貿易活動，所以應邀到廣東與琦善商談，怎料這是琦善的緩兵之計，目的是拖延英軍好讓清兵重整旗鼓。義律在廣東一等就等到1841年1月，逐漸失去耐性，發現自己原來一直被騙，隨即下令砲轟沙角砲台及大角砲台。琦善見狀心感不妙，擔心義律的怒火將蔓延至廣州，自己帥位隨時不保，瞬即答應與義律達成和約。

兩國代表於穿鼻會談，最終在1841年1月20日擬訂《穿鼻草約》，清廷將賠償六百萬，解封廣州商埠，並割讓香港。不過兩位代表未能實質代表兩國政府，草約上亦沒有兩國君主簽名確認，根本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儘管如此，義律率先單方面公佈《穿鼻草約》的條文，並於1841年1月25日私自派出海軍上將卑路乍（Adm. Edward Belcher），指揮海軍砲艦硫磺號（HMS Sulphur）前往上環水坑口勘察環境。1841年1月26日早上8時15分，英軍在遠東艦隊司令伯麥（Adm. Gordon Bremer）的帶領下，於水坑口鳴砲，升起英國國旗，宣告此島歸為大英帝國管治，香港從此不一樣。

等等，巴麥尊不是叫義律佔據舟山嗎，怎麼變成香港這座「鳥不生蛋」的小漁村？當《穿鼻草約》消息傳到巴麥尊耳中時，巴麥尊怒斥義律根本不聽從上司指示，更決定要炒義律魷魚。怡和孖寶在英軍佔領香港之後亦意見多多，勿地臣直言自己好像被騙了，抱怨賠償金額少，又沒有開放其餘港口，說好的舟山又變成香港；而渣甸更獅子開大口說應該乘勢佔領台灣、舟山及廈門等等，但香港就不必了。

既然查理．義律未能成事，就讓砵甸乍來吧。砵甸乍於1841年8月抵達澳門，奉命來接替義律職位。義律擬定《穿鼻草約》之後，英清貿易曾短暫恢復，始終生意才是最重要嘛。但當砵甸乍到達之後，戰火又重新蔓延。砵甸乍在澳門一邊管理新鮮出爐的香港，一邊繼續以武力向清國施壓，並且派兵進駐舟山。

1842年夏天，英國砲艦封鎖長江流域，直逼古都南京。南方糧食樞紐被封，再拖下去京師便會斷糧。道光皇帝無計可施，唯有指示耆英（連琦善都被革職了）去找砵甸乍談判，只要英軍願意撤兵，清廷便願意正式割讓香港。最終，兩國代表於1842年8月29日，在英國海軍旗艦康華麗號（HMS Cornwallis）再度展開和談，並簽訂《南京條約》。

今次兩位代表真的代表兩國政府意願，《南京條約》猶如《穿鼻條約》加強版。除了重開五個沿岸港口之外，條約更列明清廷需要賠償2100萬元，英國政府會將其中1200萬用作此次戰爭開支，另外將900萬補償英商的損失。至於一直以來不斷提及的舟山，由英國暫時接管，直至賠償全數收妥後，英軍才會撤走，這總算滿足了巴麥尊及怡和孖寶的小小願望。而最重要的是，《南京條約》終獲兩國元首點頭允許，並於1843年6月26日正式生效，香港島將永久成為英皇直轄的殖民地（Crown Colony）。

延伸閱讀：

平野聰於《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中描述了馬戛爾尼使節團在1793年覲見乾隆的情況，當時乾隆要求英使必須行三跪九叩尊禮，但英使堅持以親吻乾隆玉手取代，由此可見清國仍抱有自以為世界中心的傲氣。《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研究清史，但不局限於闡述清國之事，更描繪了與內亞至東亞地區的周邊國家關係，梳理出清國國力由盛轉衰的過程，為理解香港開埠歷史增添一個面向。

「在乾隆眼中，如此的委協也不過是對千里迢迢遠渡重洋、前來朝貢的人給予相應慰勞，而承認對方儀式的行為罷了。因此，他仍不可能簡單地更改大清按照與各朝貢國之距離、關係深淺來制定的通商條件。”」 （平野聰, 2018, pp. 264, 林琪禎譯）

恰和洋行大班遊說英國政府向清國開戰的過程，詳細可見 Song-Chuan Chen的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起因，涉及到英國政府、政黨及商界之間的互動及紛爭，不僅是教科書中常提及到的林則徐銷煙事件。

“ Thanks to the lobbying of the Warlike party on the China issu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hanged from a quiescent policy to a forward policy. ” （Song, 2017, pp.125)

Ibid. pp.108

Ibid. pp. 108-110

Ibid. pp. 112-113

Ibid. pp. 185

Frank Welsh (1997).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pp. 6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20

第二章

香港開埠 ──維多利亞城之誕生

今天大概沒有人會再以維多利亞城統稱西環至灣仔一帶，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區及灣仔區，無可否認是去殖化的一種手段，但維多利亞城邊界至今仍然列載在法律當中，而箇中的歷史卻似乎已被我們忘記。

2.1

維多利亞城非一日建成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在香港休整補給，但又是誰向英國人提供補給物資呢？答案就是當地華人。當時沿岸居民為英國部隊補充糧食及軍需品，更有自願者受僱於英軍在戰船擔任水手，負責後勤勞動工作，隨軍攻打清兵。林則徐將協助英國人的華人形容為漢奸，好像忘卻當年以死抗清的祖宗。更有清廷官員將漢奸一詞，指罵與英國人有商業來往的華人 [1] 。根據以上定義，看來不少清廷官員也可能會被界定為漢奸。

戰爭打得如火如荼，遠洋以來的皇家英國海軍亦需要一個港口補給，香港正好完美地符合了軍隊需要。當初英國海軍上將卑路乍建議軍隊在水坑口登陸，正是貪其水域深度適合重型戰艦繫泊，減低觸礁擱淺的機會。英軍登陸之後，即在水坑口以西高地紥起臨時軍營，所以此處後來又被稱為西營盤。最初香港有不少由草棚搭建的臨時建築物，後來才逐漸改成石造建築。

除了西營盤軍營之外，英軍於1842年另闢建兩座軍營，一座是威靈頓軍營，另一座是域多利軍營，這兩座新建軍營皆設在現今金鐘港鐵站至太古廣場一帶。另外，英軍工程兵在中環及金鐘設置火藥庫、海軍醫院及海軍基地。直至1979年前，金鐘仍被劃為駐港英軍用地，而域多利軍營更是二戰時期香港保衛戰的英軍指揮部，為香港島最早期的建築物之一。

香港島宣佈成為女皇陛下的領土後，英國人亦開始著手在島嶼北岸開山闢石打造一座臨海城市。適逢英國正值維多利亞時代，這座新城最初便命名為女皇城（Queen’s Town），後來又於1843年6月易名為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更被譽為香港首都。可惜在今時今日，維多利亞城已變成一個陌生名詞，在平常生活之中，我們很少會再用維多利亞城這個地名。課堂上亦只會教導我們認識中西區及灣仔區，以區議會的十八區來劃分各個區域，維多利亞城的概念已逐漸從香港人的記憶中消逝。

選址中環為官邸用地

建城之初，英國人欲在港島尋找一塊面積廣闊的平地發展成市中心，但環觀全島，選擇有限，暫且只有快活谷（今跑馬地）符合大面積平地的要求。

不過英國人的如意算盤卻未能打響，駐紮在快活谷的英國大兵損失慘重，其中原因正是感染亞熱帶地區常見的可怕疾病──瘧疾。患上這種惡疾輕則發燒、嘔吐，重則癲癇發作、昏迷，嚴重者會死亡。歐洲人將可怕的天花帶到美洲，導致美洲原住民遭受滅頂之災，但歐洲人來到熱帶地區時亦同樣深受當地惡疾所害。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暑，過度曝曬之下就容易中暑，而且後果可大可小。英國屬於溫帶海洋氣候，夏天平均溫度很少超過攝氏二十度，但香港夏天動不動就超過三十度，對於喜愛紳士打扮的英國人來說，香港氣候無疑是一項挑戰。

既然快活谷不適合作政府用地發展，英國人唯有退而求其次，選擇了中環作為維多利亞城的核心區域，將花園道、上亞厘畢道、炮台里及雪廠街所圍繞的山崗劃定為政府山 [2] 。可惜直至義律被革職之前，仍未在香港擁有自己的官邸。香港第一代的總督官邸，由護理總督莊士敦（Alexander Johnston）興建，兩層高的花崗岩建築物座落於政府山上，但千萬不要誤會這就是現在的總督府喔。這座建築物現在名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3] ，於1997年至2015年曾被用作終審法院，紅磚外牆深入民心。法國傳道會大樓曾經服侍過砵甸乍、戴維斯兩任港督，直至1855年歷時四年興建的總督府終於建成，一眾港督總算有一個專屬自己的居所了。

政府山居高臨下，有利於監察海港船隻活動及對岸九龍半島清兵的一舉一動。而圍繞著總督府還有同期興建的聖約翰主教座堂、兵頭花園 [4] 以及美利兵房，將政治、軍事、宗教及休閒建築物匯聚於市中心的格局，是典型的英式殖地城市規劃。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香港猶如一座小倫敦，從皇后碼頭登岸後，隨處可見以花崗岩建造的英倫風格建築，恍如置身於歐洲城市一樣。

地產發展　始於戰亂之時

未等鴉片戰爭打完，義律已經在香港大搞地產發展，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劃地拍賣。義律於1841年6月12日在澳門舉行第一次香港土地拍賣，合共出售四十幅土地。義律將港島北岸地皮劃為官地，然後大致分成三個區域公開拍賣，包括最高級別的濱海地段、中規中矩的市區地段，還有普普通通的市場地段。濱海地段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將沿海一百呎範圍據為己有，以作碼頭之用。輪船是貿易的重要交通工具，如果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碼頭，所有事情就可以自己一手一腳包辦，不用依靠別人，降低風險成本。

雖然此次拍賣吸引不少英國及帕斯商人 [5] 參與，但整體氣氛不算熱烈，仍有為數不少的地皮無人問津。怡和洋行作為廣州商埠老大哥，自然不能執輸，豪花565鎊投得三幅濱海地段，位置處於畢打街及皇后大道交界，成為拍賣會上最豪氣的買家。相反，怡和洋行的老對手寶順洋行僅投得兩幅地段，面積只有怡和的四分之一，無論成交額及地段面積都遠遠不及怡和洋行。至於最平的一塊濱海土地僅需要二十鎊便能成交，事後反而被投得的商人抱怨買了 [6] 。如果能夠穿越時空，相信不少人都可以成為維多利亞城的大地主，隨時富可敵國。

雖然兩位怡和大班經常表示對香港不感興趣，卻在香港大展拳腳，還購入銅鑼灣東角地皮，將澳門總部搬到東角，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怡和洋行於銅鑼灣興建倉庫、商館及貨船碼頭，遠離中環核心地區自成一國。東角昔日是維港海岸一個尖尖的海角，剛好位處維港東面，所以又名東角。與水坑口一樣，東角同屬深水海域，怡和洋行既可將鴉片走私船靠岸停泊，又可輕鬆視察維多利亞港的狀況。時至今天漫步銅鑼灣，會發現不少街名均與怡和洋行有關，例如怡和街、渣甸街及勿地臣街。於銅鑼灣避風塘的怡和午砲仍舊維持著傳統，每天中午鳴放禮砲，而這間百年老牌洋行還繼續在香港拓展其商業王國。

如果說中環是洋人區域，那麼上環無疑便是華人區域。香港開埠初期吸引大批華南沿海居民來港碰碰運氣，不少聚居於上環太平山區。華人人口眾多，民居環境擠迫，生活亦相當艱苦。但有窮人就自然有富豪，不少華資商家看準香港的發展潛力，在第一次劃地拍賣中投標上環地段。自1850年代開始，上環已經遍佈大大小小的米莊、海味店及南北行，透過經營轉口貿易生意，穿梭東南亞國家及清國兩地。

雖然英國國旗已於1841年在香港飄揚，但畢竟《穿鼻草約》毫無約束力，香港前途未明，何況外相巴麥尊一直強調舟山才是英國首選，香港可能隨時被英國丟棄，那次義律賣地嚴格上來說亦不算合法。他急於賣地的最終目的是招攬外國商人甚至華籍商人來港發展，擔當開荒牛，或是白老鼠角色。同樣地，義律籌組臨時政府時需要大量資金，賣地收益正好解決公共開支的燃眉之急。自開埠伊始，政府已經依賴賣地收益，埋下了往後香港高地價政策的種子。

「四環九約」的城市規劃

要打造一座車水馬龍的城市，開關闢道絕不可少，為的就是建立一個道路網絡將各方連結在一起。而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國內泥濘轍跡的道路經過大幅度修整，帶動了不同城鎮之間的貨物運輸往來 [7] 。然而，剛開埠的香港人煙稀少，道路不足、路況不佳，阻礙了軍隊及商隊的運輸。因應實際需要，英國人於1841年開始動員本地人修築一條由西伸延至東的大馬路，將維多利亞城內政府設施、軍營、碼頭、洋行及倉庫統統連結起來。

皇后大道於1841年開始依海而建，成為香港第一條海濱長廊，又稱為大馬路。不過大家會否好奇，皇后大道所指的皇后究竟是何方神聖？答案是根本沒有皇后這個人物。皇后大道英文名叫Queen’s Road，是為了歌頌維多利亞女皇。人家女皇明明是一國之君，怎麼會降格成皇后？其中一種說法指，當時清國師爺英文水平欠佳，誤以為Queen就是皇后的意思，所以就譯成了皇后大道。亦有另一種說法認為清廷明知道Queen是指女皇，但在傳統觀念下女性不可當君主，所以便索性將英國女皇貶低一級。

1842年落成的皇后大道將西營盤至中環一帶連接起來，這條濱海長廊吸引不少洋商進駐，建造商館及貨運碼頭，數而百計的舢舨貨船停泊在岸邊，成為維多利亞港最早期的景色。試想像，昔日只要站在皇后大道就可以欣賞維多利亞港，感受著迎面吹來的海風。遺憾的是，維多利亞港經過多次填海之後，今天的皇后大道已經深藏在數百米內陸之中，眼前只剩下一幢又一幢的高樓大廈。

隨著人口不斷增加，香港慢慢從一個「荒蕪之島」逐漸蛻變成英國遠東商業重鎮。港英政府於1857年將維多利亞城劃分為四個行政區，華人將此俗稱為「四環九約」，四環分別是中環、西環、上環及下環（即灣仔至銅鑼灣），而九約即是維多利亞城由西至東的九個區域 [8] 。

而事實上，維多利亞城的邊界絕非虛無飄渺，港英政府於1903年11月19日明確地界定維多利亞城的範圍，並載入《維多利亞城市邊界條例》之中，一直承傳至今。政府隨後在維多利亞城豎立起多塊花崗岩界碑 [9] ，現今僅存的界碑分別位於黃泥涌道、寶雲道、舊山頂道、克頓道、薄扶林道及堅尼地城。原本有一塊界碑位於馬己仙峽道，在2007年被市民發現不翼而飛，惟如今剩下的六塊石碑亦鮮為人知 [10] 。

昔日香港盛產上等花崗岩，西環石塘咀及筲箕灣阿公岩都是花崗岩礦場，從事打石行業的客家人對於維多利亞城的發展亦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花崗岩好處眾多，除擁有得天獨厚的石紋之外，堅硬耐磨損，而且抗風化又吸水力好，非常適合香港潮濕的天氣，成為英國人打造維多利亞城必不可缺的材料。

今天維多利亞城逐漸被各種新事物取代，城中的百年古蹟，歷盡香港滄桑。隨著時代變遷，花崗岩被混凝土所取替，以花崗石建成的維多利亞城早已面目全非。歷史建築與一座城市的文化從來都是環環緊扣，正如我們去旅行會參觀英國的大笨鐘、法國的凱旋門、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以及日本京都的金閣寺。幸好今天香港還遺留不少歷史建築，但若然失去我們的關注及保育，便會慢慢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忘，他朝一日突然消失了，也未必能有反應。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8-19

何佩然（2016）。《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pp. 5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原是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名為莊士敦樓，經過多年的改建才成今天模樣。

即今天的香港動植物公園，當年港督為香港駐軍最高司令，華人愛呼港督為「兵頭」，而兵頭花園位於總督府旁，故得此名。

帕斯人（Persians）源自於波斯，但近代帕斯人與波斯人已無關係。香港著名的帕斯商人包括麼地爵士（Sir Mody），尖沙咀麼地道亦是以其命名。另外，帕斯人信奉拜火教，由帕斯人創辦的天星小輪，其星形標誌正是拜火教的象徵圖案。

林準祥（2019）。《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pp. 133

福井憲彥著，黃耀進譯（2018）。《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台灣：八旗文化。pp. 195

九約最早出現於1866年，分別為石塘咀、西營盤、太平山、上環、北中環及南中環、下環、灣仔、寶靈頓、掃捍埔，但九約劃分的區域多年來時有變化，自1888年起增加至十約。

每塊界碑皆刻有CITY BOUNDARY 1903，但界碑的實際數量已難以考實。

陳國豪、黃柔柔（2019）。《線下導賞：屢見仍鮮的香港古蹟》。香港：明窗出版社。pp. 69

2.2

貪婪的溫床

每個繁華城市的背後總會有陰暗的一面，早期的維多利亞城在英國人眼中是一片罪惡溫床之地，海盜及黑社會猖獗，而搶劫殺人更是無處不在。1843年即香港開埠的第三年，劫案頻生，港督官邸、怡和洋行及寶順洋行均遭爆竊，港英政府有感管治困難，早於1842年11月已實施宵禁嚴令，限制華人夜間外出，如被發現無「行街紙」在手，警察有權將其立即槍斃，接近半世紀的宵禁令直至1897年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周年才結束。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命令在港華人離港回鄉，以示效忠清國，甚至懸賞華人殺害英國人，將華人與英國人的緊張關係推至高峰 [1] ，情況直至《北京條約》於1860年簽署，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才有好轉。而港英政府以高壓手段打擊惡行的背後，還有政府官員與黑道中的勾結同謀。

免稅自由港　成舉世著名鴉片轉口港

開埠之初，不論是英國商人抑或政府官員，都把這座城市當成「搵快錢」的地方，發了大財便可攀上權貴高峰或者衣錦還鄉，只會短視考慮自身利益，根本無心發展香港。終究香港只是用完即棄的踏腳石而已。

先論英國商人，1843年的中環地段已有近二十家英國商行在此設立商館，於外資排行榜中位居首列。其次是印度商人，共有六間商行，影響力不容忽視。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廣州官府與英國之間關係惡劣，不利貿易。對於英國商人而言，最賺錢的生意仍然是走私鴉片；盈利是茶葉和絲綢的數倍。縱使林則徐曾經在虎門銷煙，卻從未減退英商向清國進口鴉片的意圖。鴉片是醫療用麻醉藥，在英國本土使用並不違法，但若非應用於醫學上，鴉片則被視為毒品。英國人吸食鴉片，華人同樣吸食鴉片，十九世紀的清國人口增長至四億人，縱然不是平民百姓都有能力負擔得起吸食鴉片的費用，但清國的市場潛力對於鴉片商人而言仍然相當龐大，姑勿論是英國還是清國販子。

義律於1841年6月7日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歡迎所有外國商船來港，不用向英國政府繳交關稅，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英國鴉片商人帶來便利，但諷刺的是義律本身是一名反鴉片主義者。不過作為駐華商務總監，就必須事事以英國商人利益為先。

自由港對於英國商人有何好處？首先，大清律例嚴禁販賣鴉片，所有鴉片只能夠以走私途徑交易。由於香港是自由港，政府不會對進口及出口的貨物收取任何關稅，意味著英商及外商可以選擇在香港暫存貨物而不用繳稅，在經濟學上又可被視為保稅倉庫港口（Bonded Warehouse），因此吸引不少外國鴉片商人以香港作為中轉站，將從印度運來的鴉片，以走私船運往清國交易地點完成交收 [2] 。香港沒有關稅收入，令到港英政府的財政收益更加依賴賣地利潤及徵收差餉。

砵甸乍接管香港後，於1842年6月17日重申香港為不抽稅之埠，確立義律的自由港政策。早期香港規模最大的鴉片商行，有怡和洋行及其死對頭寶順洋行，兩間均屬英資公司，另外還有一家著名美資洋行名叫旗昌洋行（Russell & Co.）。雖然香港已經屬英國管轄範圍，但怡和洋行基於安全，仍然未有將鴉片搬到陸地倉庫保管，而是繼續存放在鴉片躉船之中，以免價值連城的鴉片隨時被政府沒收。怡和洋行的另一樣秘密武器就是飛剪式帆船，這種三桅帆船最厲害的就是速度，相比之下清廷水師的巡邏船只能望塵莫及，使打擊鴉片走私的行動難以為繼。

結果，鴉片戰爭過後，鴉片進口至清國的數量只有每年遞增。1840年代末期，從印度出口的鴉片有四分之三都是經由香港轉口，數量多得連英國政府都想立例嚴禁鴉片出口。直至清朝滅亡，鴉片販賣仍未中斷，甚至在民國時期變成了軍閥的通用貨幣。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一球又一球的鴉片形同金錢。鴉片在香港變成合法商品，吸食鴉片也是合法行為，只要投得政府特許的鴉片專營權就可以合法買賣鴉片。商人在港設立公煙館，上等煙館專門招待達官貴人，而下等煙館則為平民毒竇 [3] 。1880年代是煙館的高峰時期，全港超過二百間煙館，總有一間在左近。

在香港，鴉片絕對不是英商的專利，華商同樣積極參與買賣，著名華商利希慎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靠鴉片生意致富，更於1923年向怡和洋行以380萬收購銅鑼灣東角一帶的地皮，打算興建鴉片提煉廠。當時經香港提煉加工的熟鴉片以純度高而著稱，質素舉世聞名，吸引不少中外商人入貨。可是天意弄人，港英政府於1930年代正式宣佈禁售鴉片，利希慎的鴉片大計破滅，多年後該地最終發展成利園商業區，利氏家族由鴉片巨商轉型成地產大王。鴉片成就了香港開埠，而香港開埠後首百年的經濟，亦與鴉片兩字不可分離。

官黑勾結　貪污成風二十載

權力使人腐敗，這句說話不論古今中外一樣適用。香港於開埠初年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務員制度，而早期的殖民地高級官員亦欠奉為官應有的道德操守，以致爆出不少官場舞弊醜聞。

香港草創時期有一位頭號人物，政界地位僅次於港督，但其權力可能比港督還要大，此人名叫威廉．堅（William Caine）。因為當年香港行政官查理．義律身兼多職，駐華商務總監的職務已令他忙得不可開交，又要專心應對鴉片戰爭繁重複雜的外交事宜，所以香港的內部事務便交由副手威廉．堅及莊士敦二人打理，實質掌控香港行政權力。威廉．堅於1841年4月被委任為首席裁判官，又成立臨時警隊，同時管理監獄事務，一人身兼殖民地多個重要官職，同時獨攬法治及執法大權，及後十八年縱橫香港政商界。資歷深厚加上位高權重，威廉．堅在任職期間撈到不少著數。

1842年2月，由於第一次劃地拍賣反應未如理想，不少土地滯銷，時任護理總督莊士敦將剩餘的土地用作政府官員之間的利益輸送。投標商人以真金白銀買下土地擁有權，但以威廉．堅為首的政府官員及英軍將領，竟然可以在幾乎不花分毫下得到地皮。威廉．堅獲贈兩塊土地，其位置毗鄰今天蘭桂芳地段，價值不菲。

在威廉．堅掌權期間，香港行政、立法及司法的三權的界線顯得相當模糊，只能依靠傳媒的第四權去監察政府作為，卻遭權貴打壓。1844年至1845年期間，《中國之友》與《香港紀錄報》聯合刊登文章指控威廉．堅貪污腐敗，政府卻無意調查事件，報社主編反而被控告誹謗罪名。有時候欠缺實際證據，確實難以撼動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員。1847年，一名在田土廳工作的官員威廉．特倫（William Tarrant）成功取得威廉．堅的貪污證據。威廉．堅的手下盧亞貴曾經三番四次代替老闆在中環街市索取賄款，特倫從街市帳簿中發現這些不尋常的交易記錄，終於揭發事件 [4] 。黑道出身的盧亞貴曾經擔任買辦、經營妓院、賭場及買賣鴉片，與威廉．堅交情甚深，黑白兩道通吃。事件曝光後，較著重文化修養的時任港督戴維斯（John Davis）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查辦威廉．堅及盧亞貴。

高等法院就此開庭審訊，作為污點證人的盧亞貴竟然秘密潛逃，雖有物證指證威廉．堅濫用職權，但人證消失無影無蹤，使審訊無法順利進行。司法制度並未能制裁貪污濫權的威廉．堅，而「篤灰」的特倫卻被解除公職，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可笑的是，消失的盧亞貴在案件撤銷後的數個月，又重新活躍於香港商界之中。至於威廉．堅的仕途？不用擔心，仍然一片光明。

然而，開埠初年的黑暗時代，作奸犯科的又豈止威廉．堅一人？他的好朋友高和爾（Daniel Caldwell）的罪行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候懂得中文的殖民地官員寥寥可數，精通中文在官場上非常吃香，而高和爾其中一項專長就是精通中文，於是政府欽點他擔任華人總登記官，負責管理華人的大小事務。高和爾卻利用職權，勾結黑道人物黃墨洲，共同合作經營黃賭毒生意。早期香港黑幫橫行，黃墨洲是當年惡名昭彰的江湖老大，樹敵甚多，但因與高和爾關係密切，便將黑道死對頭的情報轉達高和爾，來一招借刀殺人。

高和爾剿賊有功，仕途更加平步青雲，時任港督文咸（George Bonham）毫不吝嗇對高和爾的讚揚，直言如果沒有他，自己就無辦法有效管治香港。即使繼任港督寶靈（John Bowring）於1858年在律政司安斯德（Thomas Anstey）的壓力下，召開調查委員會徹查高和爾與黃墨洲，但委員會成員當中有高和爾在共濟會中結識的朋友，又有黃墨洲的辯護律師。自己人查自己人，當然「無可疑」，港督寶靈卻表示對調查結果感到非常滿意 [5] 。

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其實高和爾與威廉．堅十分相似，兩者皆以白人統治者的身份勾結華籍黑道人物，互相輸送利益。奈何山高皇帝遠，英國政府初時亦束手無策，變相助長官黑勾結。如此事例在香港開埠之初只是冰山一角，早期港英政府懂說中文的行政人才嚴重不足，只要你稍有能力兼精通中文，又懂得巴結上司的話，即使犯下滔天大罪亦可免受罪責，以致貪污受賄、互相包庇、官商勾結甚至勾結海盜等行為屢見不鮮。不過這種情況，不是每天都在社會重演嗎？

開埠早期的香港就是這樣一座道德淪喪之城，治安差勁再加上官商共謀，情況一直維持至威廉．堅於1859年9月退休，以及包庇下屬的港督寶靈卸任。同年，新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上任，旋即整頓政府管治歪風，引入英國公務員制度，香港經歷近二十年的黑暗歲月，終於漸見曙光 [6] 。

John M. Carroll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United States: Rowman & Littlefield.

林準祥（2019）。《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pp. 242

劉蜀永（2016）。《簡明香港史（第三版）》。香港：三聯書店。pp. 106

陳鳴（2005）。《香港報業史稿，1841-1911》。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 pp. 32-33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66-167

Ibid. pp. 168-169

2.3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策略

清代時期，漢人人口雖佔多數，卻被佔少數的外族滿洲人統治了二百多年，看來滿洲人對於管治華人確實有一套心得。然而在清朝中葉，民間曾經存在反清排滿思想，其代表人物並非金庸小說中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而是曾靜。曾靜主張出身於中華以外的滿人皆是沒有文化的狄夷禽獸，根本無資格做漢人的皇帝。如此大逆不道的說話傳到雍正皇帝耳裡，出乎意料居然並無第一時間將曾靜滿門抄斬，反而將他傳召入宮，展開激烈辯論。

雍正徹底反駁曾靜的論點，首先，不應以出身之地判斷一個人的品行及能力。另外，中華之地不是只有漢人文化，應該容納不同民族及文化，有能力者便可以成為統治者，皇帝承上天之命就應該努力保障不同民族共融地生活在一起。事實上，歷代大清皇帝自康熙開始入鄉隨俗，學習漢文，熟讀孔孟聖賢之書，甚至比大多數漢人更加了解儒家禮教，而非曾靜口中所言的禽獸。辯論結束之後，曾靜幸免於死刑，雍正決定將這場辯論的對答收編成書，名為《大義覺迷錄》，再拉攏曾靜來一場政治大宣傳，成為此書的最佳代言人 [1] 。

華洋分治　港人沿用大清律例

自古以來香港猶如化外之地，遠離中華大地，大部分原居民都是化外之民，無法參與科舉又不能與內陸居民通婚，屬於被中原遺棄的一群。香港由清國統治，再由英國接管，說穿了只是統治者更替了嘛，實質上還是繼續被外族管治。對於擁有二百年殖民管治經驗的英國而言，深深明白自己作為外來者的身份，或多或少會受到當地人的反抗。套用曾靜的觀點，英國人也是狄夷禽獸，沒有資格統治香港。不過歷史證明，香港開埠以來，人口只有不斷增加，大量移民從華南地區湧入香港，也證明了香港的謀生環境較好。身體向來比嘴巴誠實，看來華人其實沒有真的很抗拒被英國人統治。

義律於1841年2月1日發表公告表示香港歸英國管治，而英國法律只適用於英國人，本地華人繼續沿用大清律例。義律承諾保留華人社會風俗習慣，華人管治自己的事務，英國人盡量不會干涉。公告為香港管治方針帶來決定性影響，只要政策上不會觸怒香港原居民，就能確保英國可以繼續安心立足於這塊新殖民地。況且，殖民地管治其實並未受到當地人授權，既非民選政府又未有代議士參政，管治威信何其薄弱。任何嚴苛管治都有機會招致當地人強烈抵抗，最壞情況就是失掉整片土地。而且，華洋分治既能夠讓英商免受於大清制度的掣肘，又可降低管治華人的成本，省卻不必要的麻煩。另一方面，英國雖然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擊敗清國，但對華政策亦不宜過於強硬，始終兩國貿易離不開政治因素。縱使義律在香港的所作所為並未完全得到英國政府的肯首，不過義律以華治華的承諾，大體在砵甸乍上任之後都能繼續保持，在管治方針上並沒作太大變動。

上環文武廟　作華人議事及仲裁場所

雖則英國人願意下放權力，但也不等於完全放棄權力。以華治華只是有限度自治，由政府認可的華人領袖幫忙處理繁瑣的華人事務，讓本地人有種同聲同氣的感覺。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及第三任港督文咸重推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讓華人推舉保長及保甲，其職責就如治安官，解決華人之間的紛爭。解決糾紛就需要一個合適場所，就像審訊疑犯要在法庭進行，處理華人事務的場所──文武廟就這樣應運而生。

約莫在1847年建成的文武廟，座落於上環的一條百年古道──荷里活道 [2] 。文武廟寓意文武雙全，文是文昌帝君，平常經常聽到文昌位有利讀書考試，即屬此意；而武就是武聖關羽，在華人世界中是公義的象徵。不過文武廟並非只供奉文武二帝，在香港開埠早期是擔當華人議事廳及仲裁場地。當時普遍的華人都有種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想法，再加上語言不通，所以每當遇上民事糾紛及商業仲裁時，寧願在文武廟尋求華人領袖裁決，也不願去英式法庭。

上環文武廟是由華人盧亞貴和譚亞財出資興建，地皮則由港英政府提供。盧亞貴這個名字是不是很熟耳？沒錯他正是與威廉．堅同流合污的買辦，因為早年在鴉片戰爭中幫助過英國人，於是戰後一直平步青雲，躍升為英國人認可的華人領袖 [3] 。港英政府准許華人在文武廟解決紛爭，一方面對華人傳統予以尊重，另一方面有助於培植及拉攏華人精英。縱使盧亞貴作惡多端，但當時政府的確難以尋找更合適的人選，來擔當華洋之間的橋樑。盧亞貴及譚亞財等人，連同文武廟在香港殖民歷史上算得上是華洋分治的試驗品。

有名無實的代議政制

如果只關心殖民者如何統治本地華人，而忽略了在港英人，就不能全面理解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英國作為代議政制的先驅，早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便提倡議會至上原則，國民理應享有參與代議政體的權利。但每當英國移民抵達一塊新的殖民地之後，往往發現英國議會內根本沒有來自當地的議員代表他們，替他們發聲維護權益。英人新移民要求英國政府准許他們在當地建立自己的議會，英國政府對此並不反對，派駐當地的殖民官亦必須向當地議會負責，慢慢演變成問責政府。建立當地的問責政府及議會在北美、澳洲及紐西蘭等英國殖民地甚為常見，但在原居民佔人口比例多數的印度和香港則相反 [4] 。

在香港開埠初期，確實有跟隨著英國代議政制的步伐，卻未有完全跟足。1843年6月26日，砵甸乍在總督府公佈的《英皇制誥》，除了正式確立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權外，更列明港督的行政權力；及港督在制定香港法律時，要先參考立法機關的意見。換言之、港督需要按照憲法籌組殖民地政府，成立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行政局及定例局就此誕生，加上香港最高法院於1844年成立，自此奠下三權分立的基礎。

代議政體在香港就這樣出現，但初期的議會根本談不上發揮代表公眾聲音的功用，因為議席只有三個，而三席都是由政府官員擔任，其中包括威廉．堅（怎麼又是他！）。在英國人眼中，香港只是一個對華貿易港，所有事項應以商業利益為先，又鑑於華人佔人口比例太多，所以英國政府並不考慮於香港建立一套真正的代議政制。直至1849年，以怡和洋行為首的外資商行向倫敦請願（又意見多多），認為英籍人士應該享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

對於英國政府來說，當地原居民可能是一群麻煩的傢伙，但當地白人隨時更麻煩，原因是他們有財有勢，加上其白人身份，主導了殖民地經濟發展。所以，英國政府有必要給一點甜頭來安撫他們。於是在1850年，港督文咸開放兩個立法局非官守議席給予白人參與，並且決定讓威廉．渣甸的繼承人大衛．渣甸（David Jardine）出任，而另一個席位則由英資洋行──哲美森洋行（Jamieson How & Co.）的大班約瑟．艾德格（Joseph Edger）擔任 [5] 。當然，兩位新晉議員只關心自身利益，距離代表公眾利益的議員天職還相差甚遠。

直至1941年香港保衛戰爆發前，在港英籍人士仍不時要求倫敦當局開放香港政制，政府雖偶有回應訴求增加非官守議席，但亦同時增加官守議席，始終不讓非官守議席佔立法局過半數比例，讓行政機關可以牢牢掌握議會的勢力。英國早已經汲取過北美殖民地的教訓，擁有過半數非官守議員的議會可以利用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權力，挑戰行政機關，造成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危機 [6] 。香港開埠之後，三權分立的框架無可否認是存在，但能否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正如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代議政制，其實只是手段。

英國管治香港的策略，靠的就是拉攏關係。歸根究底，相比起華人，白人始終屬於少數，白人統治者更是少得可憐。港英政府靠拉攏華人精英、培植忠心的華人領袖，以及委任有財有勢的英籍上流人士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抑壓富商士紳在政治上的不滿，從而達致互相合作的雙贏局面，某程度上可以確保英國統治的平穩性 [7] 。

延伸閱讀：

自開埠以來，維多利亞城迄今雖然已今非昔比，但不少建築物仍然風韻猶存，陳國豪、黃柔柔在《線下導賞：屢見仍鮮的香港古蹟》的序中言簡意賅地指出我們對周遭歷史的不了解，書中同時亦整理出香港的各種古蹟古貌，引導我們發掘埋藏在身邊的歷史。

「無可否認，我們缺乏的是歷史感，對身邊的建築和歷史不如其他地區的人耳熟能詳。而在今日的香港，就算是位處同一個社區的建築，我們或許亦說不清當中的故事和歷史。」 （陳國豪、黃柔柔, 2019, pp. 2-3）

徐承恩醫生在《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中用一段文字總結了香港開埠初期，英國人對華人一方面抱有歧視，一方面又要拉攏華人精英協助管治殖民地的思想。《鬱躁的家邦》勾畫了香港自有人居住以來的歷史，為有興趣探討香港人身份源由的讀者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思考材料。

「當時西方人相信華人大多道德敗壞，認為他們大多為賊匪，對其甚為敵視，相信政府應當以嚴刑峻法對付華人，才能夠保障在港西方人的性命財產。這樣西方商人便須倚靠少數可堪信任的華人，以管理被視為懶散而又具威脅性的華人勞工，以及與誠信成疑的華人商家交易。」 （徐承恩, 2019, pp. 125）

平野聰著，林琪禎（20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台灣：八旗文化。pp. 178-184

荷里活道與皇后大道同期興建及落成，而荷里活道與十九世紀尚末發跡的美國加州荷里活是沒有關係的。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26-27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241-246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23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26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34-35

第三章

西學東漸 ──傳統思想改革

開埠早期，香港上流社會幾乎清一色以英語交流，深諳英語讓華人在社會上更上一層，但西式學校的辦學理念以宗教傳道為本。教與學，能貫通一致嗎？

3.1

以傳教為本的西洋教育

可能你會覺得，教育這個題目實在是太沉悶，但今天的香港教育局面，無法脫離百多年前一早定格的影子。為甚麼我們會相信「讀好書」就能「搵好工」？為甚麼今時今日家長只求成績？為甚麼香港社會仍著重英語水平？為甚麼今天的教育制度好像只是為政權服務而不是以學生角度出發？種種問題的背後原因，是源於前人所種下的惡果。

西學東漸，在十九世紀末的香港引發了一連串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更在清國產生不少迴響。當西方教育引進香港，華人的傳統思想及觀念究竟受到怎樣的衝擊？而新與舊、中與西的教學模式是否必須以二元對立去看待？多元文化又能否共冶一爐？

由反戰到喝采　傳教士的變臉

自從英國人接管香港後，其教育模式亦與清國的傳統教育觀念漸行漸遠。究竟英國人怎樣改變香港教育？答案是利用傳教。準確一點來說，是英國人透過教育來達成傳教目的。從一開始，英國已無意像征服印度一樣，征服地員廣闊的大清帝國。一個印度已經足以讓英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強維持統治。若再多一個清國，絕對可以拖垮英國殖民體系，同時亦無助於兩國貿易來往。話雖如此，英國人卻有另一個宏大目標，就是將基督教傳入清國，讓整個清國信奉基督，乃是不少英國傳教士的畢生志業。

宗教與政治從來都是密不可分。曾幾何時，康熙皇帝有感於西方傳教士帶來不少西洋有趣玩意，評為對朝廷有功，故此容許傳教士在國內宣揚福音。可是中華傳統習慣拜祭祖先，但西方宗教教義則嚴禁偶像崇拜，導致兩者矛盾愈演愈烈，結果康熙與教宗反目收場，並於1720年禁止傳教士在民間傳教。其實傳教士老早認知到，華人社會中大多數平民百姓寧願拜天、拜地、拜佛、拜祖宗，偏偏就不跟你拜耶穌，讓華人信教似乎難過登天。或許，鴉片戰爭會是一個天賜良機。

起初，傳教士們群起聲討英國政府為鴉片而戰乃出師無名，有違道德。但後來鴉片戰爭勝利，清國被迫開啟了通商大門，亦為傳道帶來了便利，傳教士們瞬間改口為戰爭勝利而喝采 [1] ，香港順理成章地變成英國傳教士的聚腳地。機會來了便要好好把握，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早於1818年在馬六甲準備好一記傳道高招，如今時機已到，今次必定能夠令整個清國都接納基督教，關鍵就是在於培訓華人傳教士。馬禮遜認為相比白人向華人傳道，華人與華人同聲同氣，更加容易聚首一堂改信耶穌。1843年，《南京條約》正式生效，年僅27歲的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牧師（James Legge）繼承馬禮遜的傳道策略，更將馬禮遜在馬六甲設立的整所英華書院，連同印製《聖經》的設備，一舉搬遷至香港上環堅道及鴨巴甸街一帶。雖然當時的英華書院與現今學校的模樣相隔十萬九千里，不過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英式學校就此誕生。

《聖經》融入中華文化　由翻譯「上帝」開始

理雅各本人相當勤奮好學，醉心的學術範疇除神學之外，還有漢學。他亦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傳教士，甘願放棄阿伯丁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一職，而選擇前往華人地區傳道。 [2] 另一方面，理雅各也是一名學識淵博的漢學家，精通中文，翻譯大量漢籍經典。他提議，包括港督的香港殖民地官員，都應該學習漢文、粵語及中華思想文化，在管治華人時才能得心應手，此提議獲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接納。自1860年代開始，不少殖民地官員以官學生身份，接受理雅各為期不少於兩年的中文訓練，而中文能力亦成為港英政府官員升遷的條件之一。政府官員的取錄條件，比起開埠頭十年更加嚴謹，官員的品德素養有所提升，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亦得以逐漸改善。

如何培養華人成為傳教士，理雅各想出一個辦法：透過將《聖經》融入華夏文化之中，把兩者看似截然不同的觀念，找出一個共通之處，讓華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條。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在「God」的譯名之爭中，理雅各選擇將「God」翻譯成上帝。上帝這詞可以在儒學經典《書經》及《詩經》中找到 [3] ，亦出現在民間拜祭的玉皇大帝及玄天上帝等諸神之中，而在宋元明時代鼎盛的程朱理學中，天、道及上帝亦即為「理」。理雅各看準華人社會對於「上帝」一詞的熟悉，希望藉此譯名能夠讓華人對「God」建立親切感及認受性。可是，英國教會中人亦有批評上帝一詞未能反映出「God」的真實意思，甚至有貶低之嫌。

英華書院的「失敗」教育

另一方面，理雅各主張學校必須以教導英語為首要任務，中文教育在漢學家理雅各眼中反倒是其次。理雅各認為華人子弟透過學習英語及接觸西方文化可以啟蒙思想，從而體驗西方社會的優越感，擺脫東方人特質，慢慢培養成有英國氣質的華人。不管如何，理雅各的傳道方法差點讓英國教會真的以為整個華人社會將會信奉基督，只可惜原來一切都是浮雲。1848年，理雅各帶同三名在英華書院畢業的華籍基督徒──李劍麟、宋佛儉和吳文秀回到英國接受洗禮，並獲得維多利亞女皇接見。當教會中人以為這三名華籍教徒象徵著基督教成功開啟清國的信仰之門時，最終三人當中只有李劍麟在日後繼續從事傳道工作，卻不幸英年早逝，給滿心期待的教會直接打面 [4] 。英華書院開校數年，神學部的收生人數仍然寥寥可數，出資贊助的商人和教會自然怨聲載道 [5] 。

理雅各的初衷是培訓華人傳教士到華人地區傳福音，可惜最後事與願違，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沒幾個真誠信教。學生只想打好英語基礎以便將來投身社會，弄得英華書院抵受不住各方壓力於1856年一度暫停收生。從結果而論，英國人為香港奠下西方教育基礎，但可惜的是由第一天開始，學校被當作職業訓練所。無可否認，馬禮遜學校、聖保羅書院及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等西式學校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為香港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華人精英，對香港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何東家族，何東及何甘棠兩兄弟分別是中央書院1878年及1886年畢業生，先後加入怡和洋行躍升成買辦階層，從此富甲天下 [6] 。可是，教育的本意究竟為何？

施教的一方希望學生學有所成之後，可以投身傳道事業；學習的一方則希望通曉英語之後，可以提升自己的經濟及社會地位。教與學，未能貫徹一體，教育變成雙方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追求學問的本意被拋諸腦後。有經濟能力負擔學費的華人子弟，進校入讀大多只為學習英文，完全出自於現實需求；今天不少父母爭相為子女報讀名校，也不見得是為了追求學問，只是延續了百多年前香港的社會現象。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34-35

鄭宏泰、周文港（2018）。《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香港：中華書局。pp. 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44

宋佛儉在新加坡擔任英語教師，而吳文秀則被逐出教會。

鄭宏泰、周文港（2018）。《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香港：中華書局。pp. 11

Ibid. pp. 14

3.2

躋身上流的通則

有沒有想像過，開埠之前的香港人是如何接受教育？如果有一部時光機可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原來早已有學校存在，不過並非幼稚園、小學、中學或者大學，因為以上都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推行普及教育之下的產物。英國人曾經在1841年作出統計，結果發現香港島至少有五間私塾。所謂私塾即是私校，由私人教師開辦的書院，基本是教導孩子們讀書識字，或是應付科舉考試。

明清時期，向上流動的最佳方法始終離不開科舉考試，躋身士大夫之列，與現今的公開試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清代時期，考生在科舉制度中，透過比併八股文及儒學的熟悉程度，來決定誰可以被錄取，成為士大夫從而提升宗族的社會地位。結果，讀書變成不少年輕人向上攀爬的階梯，為了追求名成利就而去死記硬背四書五經及八股文體，卻忘記追求學問的本質。雖然仍有不少的儒生將畢生精力貢獻學術，成為影響深遠的偉大學者，譬如是南宋朱熹、明末顧炎武等大儒學家，但無可否認考試制度的而且確容易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教育在社會成為邁向「成功」的踏腳石，一切追求實用而忘卻學習的真諦。

英國傳教士在香港以教會學校來傳教，結果入讀的學生只想學好英文，作為謀生的看家本領。港英政府索性籌辦官立學校，開宗明義地向華人子弟提供英語教育，目的是培育政府及洋行所需的雙語人才 [1] 。

官辦書院　中西文化兼顧

中央書院（Hong Kong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於1862年在中環歌賦街創校，仿照英式官立學校。雖然創辦人是理雅各，但中央書院有別於以往英華書院般的教會學校，不再以傳道為辦學宗旨，教學方針由政府主導，師資經費亦由政府資助。在1911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中央書院於香港地位超然，等同於城中最高學府，亦經歷過數次遷址和易名 [2] 。在1889年位於鴨巴甸街的第二代校舍，落成後曾短暫改稱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氣派堂皇的建築風格更享有「鴨巴甸貴婦」的美譽，後來在1894年改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於戰後搬至高士威道現址。而當時的校舍舊址，今天則成為深受文青愛戴的元創方。

1870年代起，中央書院均使用英文教科書授課，中英文皆是必修科目，大部分科目還是以實用性為主，包括歷史、數學、化學、地理等現代科目 [3] 。值得一提的是，港英政府無意消除香港華人的傳統價值觀及文化，因此官辦的中央書院亦相當重視中文教育，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及中國歷史均被納入課程之中。教育只不過是教與學雙方各自的工具，所以英國人在香港推行英式教育時還是留了一手，刻意保留傳統的中文科目，因為港英政府需要的是能夠游走於中西兩方的華人精英，間接地為香港培育一批中西文化思想兼備的華人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清國連番戰敗的陰霾籠罩在朝廷之中，朝中的洋務派推動洋務運動，透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軍事及制度，希望讓大清帝國重拾聲威，結果西學風氣在清國境內逐漸鼓吹起來。鑑於當時清國境內的西式學校寥寥可數，即使有，其教學品質亦遠遠不及由英國殖民官員直接督學的中央書院，故此吸引不少香港華人中產階層及華南地區的子弟，甚至是東南亞籍的學生慕名而來，接受正規西式教育 [4]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來自香山縣的孫文。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其思想上多了一重西方觀念，言行舉止或與洋人無異，他們被稱為西化華人。西化華人恍如中西文化的中間人，自1880年代開始在政商界中佔據重要地位，而當中不少是出身於中央書院。

海關成最受青睞職業？

不過單純依靠中央書院畢業生的身份，並不保證日後可以躋身上流社會。中央書院只是一塊踏腳石，如果拿著一張中央書院的畢業證書，在職場上或許只能擔任洋行或政府的初級文書，前途有限。正所謂，識人總比識字好，這個道理似乎適用於任何年代。十九世紀時清國商埠的海關擁有治外法權，即是外國在清國租界裡有權行使外國法律，外國海關官員協助清國處理關稅事務，因而吸引不少中央書院的畢業生選擇投考清國海關，為的也是在官商界建立人際關係網絡 [5] 。由於當時清政府願意將海關稅務事宜交予精通兩地文化的外國官員打理，所以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央書院畢業生便成為關員的不二人選。畢業生在海關磨練數年，既可累積社會人脈，又可體驗清國與外國的官場和商業文化，為其履歷增添不少分數。

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遠洋而來的外商大班未必通諳清國的人情世故，辦事自然諸事不順，如果此時得到擁有政商界人際網絡，又精通中英兩語，兼且熟悉中西方文化的華人來當買辦相助，便如虎添翼，無須懼怕地頭蟲。

提及買辦就不得不數何東家族，何東本人及其胞弟何甘棠 [6] 都是身份顯赫的買辦，家族於1880年代始發跡，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與羅文錦家族、利希慎家族及李佩材家族並列為香港早期的四大家族 [7] 。

何東是歐亞混血兒，身材高大又眉清目秀，母親施娣是廣東人，父親何仕文（Charles Bosman）是一名有荷蘭血統的猶太商人，在香港經營苦力買賣生意，後來因生意失敗而離開香港。何東由母親撫養成人，1878年以優異成績於中央書院畢業，隨即加入廣東海關，1881年轉至怡和洋行，並於1883年接替姐夫蔡昇南成為怡和洋行買辦。何東的岳父麥奇廉（Hector Maclean）是怡和洋行的高層，於是何東憑著自身的實力再加上人脈關係在公司愈攀愈高，最終成為怡和洋行的總買辦 [8] 。何東賺到第一桶金之後，便離開怡和洋行，然後利用一路累積的人際網絡及資本另立門戶，發展自己的商業王國，透過投資糖業、航運業及地產業遂成香港首富。躋身上流的方式，也終究離不開一個「錢」字。

教育制度與政治目的牽扯

相信大家從小已聽過不下數百次的「書中自有黃金屋」以勉勵我們讀書上進，而這短短七隻字已簡單總結了華人躋身上流的方式，或者更直白一點說，是透過接受西方教育發掘「黃金屋」。因為洋行需要精通中英兩語的人才，而政府又需要大量翻譯文書人員，於是精通英語的華人便能在職場上一展所長。現實歸現實，懂英文就是勝人一籌，至少在大部分人眼中總好過在碼頭日曬雨淋當苦力。

更何況香港為英屬殖民地，直至1971年前英語仍然是唯一的官方法定語言，不論在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均以英語交流和記錄。從此，香港教育與英語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即使在今時今日，香港政府及大企業的文書仍然使用英語，或者你的直屬上司就是一名外國人（可能很快就變成中國人）。這樣便能夠解釋到，為何至今香港家長仍舊非常重視子女的英語水平。長大之後想待在冷氣房工作，英文就不能差，這種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地烙印在香港人的基因裡，不過未來如何就很難說得準了。

中央書院由政府資助，政府背後目的自然不是單純向華人子弟提供西方教育。在中央書院培訓出來的學生，既擁有西方思想又保留著傳統華人氣質，正是港英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管治模式相比起開埠早期更為開放，英式教育體制逐漸確立成形之後，殖民者及受教育者只是各取所需。港英政府樂見香港華人崛起，因為英國人雖然身為統治者，但行政官員人數相比整體人口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間接管治才符合管治成本效益。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向華人精英頒受太平紳士的名銜，或者委任華人加入行政局、立法局、潔淨局 [9] 等建制機構，透過華人精英在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來降低政治分歧，從而鞏固殖民者的管治威信。在這種背景下的教育制度，始終難以擺脫政治目的，放眼現今教育更甚。教育是政權用以指導民眾思想的工具，百多年前英式教育普及，為的也是培訓一批追崇西方文化、法制的華人精英，減少他們向殖民管治提出質疑或反抗的機會。思想，從第一刻已被社會定型，誰是當權者，分別何在？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見第二章，pp. 37-71

黃振威（2019）。《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pp. 14

Ibid. pp. 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 59

黃振威（2019）。《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pp. 35, 245

何東和何甘棠是同母異父的兄弟，何東是歐亞混血兒，何甘棠則是華人。

殖民時期四大家族的定義其實各有說法，高可寧家族、周永泰家族等亦曾被視為四大家族之二，不過何東家族及羅文錦家族的地位則普遍受到公認。

Ibid. pp. 505

潔淨局成立於1883年，並於1936年改組為市政局，可惜在1999年被董建華廢除。市政局的粉紅色洋紫荊標誌自1973年開始沿用至終，深入民心。

3.3

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三千年前的西周，教育只屬於貴族世襲的專利，貴族子弟世世代代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又稱為六藝，簡單而言即是培養能文能武、品德兼具的君子。西周貴族禮樂有序，頗有中世紀歐洲騎士的風範，然而平民百姓並無機會接受教育，所以禮教只存在於權貴社群之中。

被權貴扭曲的儒家思想

直至春秋時期孔子的出現，掀起中華教育界翻天覆地的改變。有「至聖先師」之稱的孔子，將西周的貴族教育傳授予他的弟子，將弟子培育成有修養、有智慧、有用之人，試圖挽回禮樂崩壞的局面。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金句收編於《論語》之中，其中一段記載著齊景公追求治國之道，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即是做君主就要盡君主的本分，做臣子要盡臣子的本分，如此類推。齊景公聽罷隨即和應，如果國家的君臣父子均未能盡司其職，即使國家再富裕，作為君主亦沒命享受。

孔子與齊景公這番對話對後世影響深遠，君臣父子講究各人之間的禮儀道德規範。但問題來了，歷代中原皇朝都是專制政權，並非開明的問責政府，那麼誰來監管一國之君有沒有做好本分？儒家思想要求臣子必須忠於君王，後輩必須服從長輩，但其實孔子亦提及過君主應該以禮待臣，而並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過皇權掌握著儒學的闡述權，固然會將不利於己的儒家論述刻意淡化。中華帝國二千多年來，讀書識字之人始終佔少數，歷來士大夫亦未能成功將儒家思想普及至平民階層，以至普遍百姓對於儒家學說的真理缺乏深切理解。反之，博大精深的儒學往往被轉化成簡單及容易遵從的倫理思想，「君臣父子」便是絕佳例子，從小便養成長幼有序，變相無條件服從權威的價值觀，世代相傳直至今天，深深地植根在中國人的基因之中。這種被扭曲了的儒家精神，反而更貼近中華傳統思想的真實面貌。長久以來，獨立思考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通常都沒有出路，服從權威才是處世之道。

自開埠至今　商業掛帥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情況卻大不相同，社會契約論的崛起打破傳統的封建思想。在1642年至1651年英國內戰期間，連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亦被送上刑場斬首。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感於內戰使國家生靈塗炭，於是撰寫了一部政治哲學巨著《利維坦》，假設人們失去中央極權的管治，便會倒退陷入自然或戰爭狀態，每個人都會為了爭取有限的資源而互相殘殺，所以人民應要賦予權力給王權，而這個王權就像一頭利維坦巨獸維持著社會和平。但問題是，如果政府倒過來加害人民，人民又如何避免呢？

另一位著名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在1689年透過其著作《政府論》嘗試解答這個問題，提倡政府必須得到人民同意，並要保障人民自由、財產及生命這些天賦權利，才可獲授權管治。換句話說，如果政府背叛人民的意願，人民便有正當理由去推翻政府。洛克的《政府論》在英國產生不少迴響，為同時期發生的光榮革命奠下了民主理論的根據。光榮革命之後，英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原先王權為上帝之命，現在變成由人民授權。英國帶頭改變了西歐各國的政治倫理觀念，激發民眾向專制政權宣示不滿，繼而邁向自由民主之路，從此與中華帝國封建思想──必須服從權威的意識形態愈走愈遠。

一直強調東西文化薈萃的香港，當傳統中華封建思想遇上英國自由思想時，又會產生甚麼變化呢？香港由開埠起的第一天，就注定要發展成為高度商業化社會。英國在香港引入英式教育，其中一個目的是透過畢業生在清國發揮影響力，鞏固自身的經濟及政治地位，於是英國毫不吝嗇地為清國提供擁有西洋學識的華人精英。從1870年在中央書院的95名畢業生名單可見，有40名畢業生從商，另外不少畢業生選擇遠赴清國投考海關。同時間，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期間迫切地追求西方知識，一批又一批的海外留學生和在香港英式書院浸淫的學生將各式各樣的西方思潮引進清國，造成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衝擊的開端。

何啟──第一代資本主義及民主思想推手

十九世紀後期，中央書院為香港培養了第一代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不必出國留學，也能接觸到西方社會主流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有些更發自內心信奉基督教，當中不乏活躍於香港政商界的人物，甚至對於洋務運動及日後的革命運動，均起到相當重要的影響。一般香港人對於早年殖民時期香港的知識分子都甚為陌生，香港是一個重商社會，所以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掛著另一個身份──商人，何啟正是十九世紀末的代表人物。

何啟出生於1859年，是典型受過英式教育的西化華人，早年畢業於中央書院，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先在鴨巴甸大學攻讀醫學碩士學位，後在林肯律師學院考取法律學士學位，拿著雙料學位在1882年回到香港執業，既是外科醫生又是大律師。先不談何啟在商業上的成就，他活躍於政界，身為潔淨局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與同為中央書院畢業的胡禮垣經常在《華字日報》發表政論文章，宣揚西方的資本主義及民主思想。在何啟、胡禮垣這批新派知識分子出現之前，部分舊派華人精英依舊緊抱中華傳統。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初代的東華醫院主席及一眾董事，他們甚至願意透過捐款向清廷購買一官半職，名正言順地升格為地方紳士，繼而以清朝官服示眾。在乾隆時期，有22.4%官位由捐官所得，至同治十年即1871年，清廷竟有51.2%的官位以捐贈購得 [1] 。

何啟及胡禮垣兩人否定洋務運動的成效，亦抨擊曾紀澤及張之洞等晚清名臣，並嘗試將自由、民權這些觀念帶入清國，試圖對清國帶來政治改革。何、胡兩人認為清廷應該參考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和代議政制，以民為本；又強調改革官僚、軍事及商業制度。簡單而言就是希望清國跟隨西方世界步伐，走向現代化 [2] 。可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要霎時間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談何容易。有清廷官員擔心自由主義會對其自身利益有所損害，故反對到底。晚清名臣兼洋務運動主要人物張之洞，仍擁抱著古老的封建思想，非常懼怕自由和民主。

另外，何啟致力將西方科學帶入香港，在1887年於荷里活道與鴨巴甸街交界，出資創建雅麗氏紀念醫院 [3] 和香港西醫書院。西醫書院的教授大多是來自西歐的知名醫學專家，並採用英式五年制的醫科課程，孫文正是其第一屆畢業生。其後在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的推動下，西醫書院於1911年與文學院及工程院合併成香港大學。過往並不重視科學發展的中華帝國眼見香港的高等學府漸上軌道，也來個有樣學樣，但問題在於，徒有其形，不具其意。華人追求技術，卻未有好好領悟科學背後的精神，即科學家追求知識、真理的精神。牛頓研究萬有引力，不是為了改革社會，而是出自對宇宙萬物規律奧秘的好奇，同樣地，達爾文提出物種演化論亦不是為了讓國家變得更富強，而是出自對生物起源的好奇。華人生硬地套用西方政府管治模式，亦未有深入了解其背後的學術思想及意識形態。中華帝國的改革之路拋棄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科學精神，只是奢望透過學習西方科學和軍事技術，盡快達致國家富強的願景。

結果，縱然英式教育和西方文化不斷地衝擊中華傳統思想，但其傳統思想在「五四運動」 [4] 洗禮前大體上還是沒有太大改變。清末民初，神州大地的知識分子欲借西方知識去進行變革，以夷制夷，所追求的是實用以及改革成效，但對西方知識往往一知半解。在此借用思想史大師余英時教授的說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雖勇於接受西方學術思想，但卻往往留在淺嚐即止的階段。」 [5]

延伸閱讀：

羅永生教授雖是文化研究學者，但運用不同史料編寫成《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分析開埠早期香港華人自願學習英語的現象：由港英政府所控制的官辦學校成了香港華人向上流的希望，正好達成了一種雙方各取所需的共謀。

「香港之所以形成對於英語教育的物神祟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華人社群的階層隔離願望。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受到強制性英國文化影響的情況下，英語為何依然取得了主宰地位。」（羅永生, 2018, pp. 70）

余英時教授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看似與香港歷史無關，但其文字確實可以將我們的思路提升至另一層次，啟發我們重新思考自己對學習及實踐的看法。

「尤其是在『致用』心理的驅使之下，許多人把自己尚不清楚的西方學說當作『天經地義」的『西方真理』來宣揚。至於這些西方學說背後有些甚麼學統和思統上的根據則已無暇顧及。甚至對於所宣揚的西方思想家本身的著作也未必下過深入的研究功夫。」 （余英時, 2018, pp. 85）

何炳棣著，徐泓譯（2013）。《明清社會史論》。台灣：聯經出版。pp. 54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 113-114

以紀念其於1884年不幸病逝的亡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

五四運動其中一項主張是破舊立新，在第七章會再提及。

余英時（2018）。《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灣：聯經出版。pp. 84-85

第四章

因利忘義 ──香港人的前世今生

或者百多年來，香港人都只是一群機會主義者，機會來了一擁而上，機會過後即煙消霧散。

4.1

地產霸權崛起

百多年前的香港，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機會主義者。

英國人1841年宣佈佔領香港之後，由零開始將這個鳥不生蛋的荒島打造成遠東商業基地。對於身在廣東沿岸、隔岸九龍的華人，甚或是移居海外的華僑而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少華人乘勢來到香港，與英國人共同開墾香港。

閩蜑兩家　來港打拼為獲公平對待

1841年5月，聚居港島的華人總計約7000人，到1842年3月時增長至12361人，要留意的是當時《南京條約》還未簽訂，香港前途尚未明確，但華人人口已接近翻倍，於1844年更達19009人 [1] 。英國人開山闢石建造維多利亞城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大興土木需要建築工人；碼頭、倉庫需要搬運工人；商館需要僕役，這類苦力工作要忍耐著日灑雨淋及僱主剝削，但仍有不少華人前來香港應徵。

自從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國國力每況愈下，即使撇除對外戰爭的損耗，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已經嚴重影響社會民生，承接著1850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動亂，以致華南地區失業情況愈趨嚴重；再加上人口大幅增加，糧食產量不足而導致饑荒，盛極一時的大清帝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百姓捱餓受苦，眼見英國艦隊船堅砲利，或者由英國人管治的香港會是一線生機。

開埠早期移居香港的拓荒者有廣府人、閩南人、客家人及蜑家人，其中閩蜑兩家在清國受盡歧視，地位低微，被兩廣總督耆英批評為游手好閒之輩、爛匪及奸民，蜑家人更連參與科舉考試的資格都被剝奪 [2] 。正因為長久以來被清廷欺壓，故閩蜑居民對清廷並無好感。當英國人來到粵港海岸經商時，閩蜑居民對英國人來者不拒，更願意為英國人效勞。香港開埠初期的工作機會以勞動性質居多，所以前來香港找工作的華人又以單身男性為主，家眷則留在鄉下。但來到香港之後，也得找個安居之所，香港地少人多，房屋需求便有增無減。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房地產的發展潛力逐漸被商人看上。

有趣的是，直至1950年代以前，香港的房地產都是整幢出售，不像今天可以逐個單位出售。而且，買家需要全數或是分期付清，銀行不會提供按揭貸款。所以，房地產只是有錢人的玩意，普通人根本負擔不了昂貴的樓價，只能租住。自開埠之後，香港經濟發展再無法脫離地產霸權，且來看看地產商人是如何在開埠初期崛起。

買地放租　成致富王道

富商何啟的父親何福堂，祖籍廣東佛山。何福堂少年時隨父親移居到馬六甲，認識到當時還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工作的理雅各牧師，並於1843年跟隨理雅各來到香港，是初代的華人傳教士。自1850年代開始，何福堂把全部積蓄及收入購買物業，然後放租，再以租金收益另購新物業再出租，二十年間累積大量財富成為大地主，何福堂家族隨之崛起。其兒子何啟更上一層樓，除了擁有醫生和大律師的專業資格外，又是極具名望的政治家，更是一名商人。何啟晚年與地產商人區德成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合作投資九龍城海濱項目，名叫「啟德濱」，選址於九龍寨城旁，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地，面積超過68座標準足球場，旨在打造城市花園式住宅區域。可惜何啟於1914年逝世，「啟德濱」工程最終遇上1920年代的罷工浪潮而擱置。港英政府於1927年向啟德營業有限公司收購部分土地，改建成啟德機場。

香港地產發展自1870年代開始進入頂峰時期，由於人口增長自開埠以來幾乎未曾中斷，而城市及經濟發展亦開始漸上軌道，房地產生意愈做愈有，引來許多商人插手地產行業。華籍商人的本業即使不屬地產界，亦會投資物業做業主收租。無良業主更會將單位拆分成多間細小的板間房，但仍能吸引不少收入不高的華人勞工承租，從而賺取更多租金。板間房生活空間狹窄，衞生狀況惡劣，無異於今天的「劏房」。

華籍商人經過三十年的打滾，在1870年代逐漸穩佔香港納稅人二十大排行榜，從1876年八名華人上榜，到後來1881年已經有十七名華人上榜。由此可見，本地華籍商人逐漸取代外商成為香港最賺錢的一群。而根據1881年港督軒尼詩公佈的土地報告，華人向洋人及政府購買的土地總值約172萬元，遠多於洋人向華人購買的1.6萬元 [3] 。

蔡贊、郭松、曹永容、鄧六、吳泩都是1870年至80年代的著名地產商，長期佔據香港納稅人二十大排行榜，地產未必是他們的本業，如郭松經營航運業、吳泩經營進出口業，拜投資地產所賜令他們躋身最顯赫的華人精英之列 [4] 。而且，地產商人之間還懂得出於經濟考慮而互相結盟，擴張並鞏固自身勢力。地產商人成功的例子潛移默化地在香港形成一種怪異的社會現象：投資地產可以賺大錢，於是樓價愈炒愈貴。

土地收益取代關稅　維持庫房收入

有些人來到香港要做牛做馬，有些人卻懂得把握機會，將香港變成他們賺大錢的好地方，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因為投資地產並非保證賺錢，不小心「炒燶」便敗走香港，第一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伍廷芳，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生於英屬馬六甲商人家庭的伍廷芳本身不是一名商人，而是從英國留學回流的高等知識分子，在林肯律師學院攻讀法律取得大律師執業資格，成為第一位華籍大律師，及後在香港加入立法局展開政治生涯。伍廷芳不但參與了1870年代香港的地產熱潮，又當了何福堂的女婿，即何啟的姐夫。可惜他未有學到岳父的投資功力，遂於1881年地產泡沫爆破時一下子變成負資產，最終離開香港轉投李鴻章，運用其專業的西方法律學識，成為晚清至民國時期影響深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何東家族有一句家訓：「一要勤力，二要銀紙在手揸到實，千祈唔好跣手！」雖然，何東並非正面抽擊伍廷芳把賺到的金錢掉失了，但背後的觀念就是帶出金錢的重要性。不論是南來香港的貧困華人，或是帶著資本從海外來港的華僑商人，甚或是西方商人，其目標不外乎是在香港追求安穩賺錢的日子，整座城市風氣就是鼓勵大家不斷追求金錢。

地產霸權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41年6月義律的第一次劃地拍賣，從此價高者得的賣地政策成為港英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政府刻意限制每年賣地數量，避免一次過大量發售而貶低土地價格。香港作為自由港，不設關稅，故此政府需要設法維持公共收入。從數據可見，在1870年至1910年期間，土地收益長期穩佔庫房收入的15%至20%，甚至達到30%，政府必然繼續維持高地價政策來支撐庫房收益，政策難以避免向地產商傾斜。另一方面，華籍地產商人逐漸在政府面前形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勢力，足以左右政府決策。而華籍商人從洋人手中重奪社會話語權的關鍵，正是他們控制了香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20

Ibid. pp. 19

莊玉惜（2018）。《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香港：商務印書館。pp. 48

Ibid. pp. 147-157

4.2

精英主義在作祟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底下，生產工具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勞動階層只能靠出賣勞力換取報酬，生活各方面都受到資本家掌控，從而衍生出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由於資源及利潤分配均偏重於資本家，資本家成為有財有勢的一群，在社會上的話語權也會隨之提升。珍貴的土地亦由少數資本家所控制，情況持續至今。

拉攏華籍富商　鞏固政府管治威信

港英政府起初提出宵禁、嚴禁華人居住半山等種族政策，令人誤以為英國人只懂欺壓華人。然而，種族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低下階層的華人社群，對於坐擁資本的華籍商人，英國人的態度則是愈來愈開放。當然，政府也擔心華籍資本家勢力過於壯大，會威脅到政府的管治威信。為了消弭政治風險，政府以不同方式賦予華籍商人社會地位，透過設立太平紳士、擴張立法局及行政局的議員席位；及在1870年通過《東華醫院條例》讓華商自行籌組東華醫院，並於1872年正式啟用。東華醫院除了取替廣福義祠，為華人提供中醫及善終服務之外，更是華人社群與港英政府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東華醫院的董事們多由華籍精英或富商擔任，其角色原則上是站在華人的角度，與政府就有關華人事務作出交涉及調和。華籍商人在殖民體制中擁有超越基層華人的特殊地位，在華人社群中成為「精英分子」。然而，本地社會到底如何界定「精英」所需的條件，是金錢、權力？還是知識和才智？

正因為精英階層沒有絕對客觀的界定方法，在不同時空可以有不同定義，所以現存的華人精英有必要保障自身的特殊地位，確保不會受到時勢所動搖。世襲和結盟有助鞏固、延續以及提升其精英階層地位。華商生意多數以家族形式經營，以世襲相傳，譬如說1880年代在香港興起的李陞家族，以鴉片貿易、金山莊的契約勞工貿易及房地產賺取暴利。李陞的胞弟李節也是地產商人。李陞生前登上香港首富之位，去世時更為後人留下600萬港元的巨額遺產，李陞的兒子李寶樁承續父業，遂以紡織、地產及飲食業，延續李陞家族的名望。時至今天，在香港各處仍能找到不少以李陞和李寶樁命名的街道及建築物 [1] 。贏在起跑線上的富二代、三代以世襲形式繼承家族財富，繼續在大眾面前展示「社會精英」的形象。

另一個例子自然少不了何東家族，由何東、何福及何甘棠組成的第一代家族成員自十九世紀後期至戰前時期，一直是香港最有名望的精英世家。何東家族與同為香港四大家族的羅文錦家族建立姻親關係。律師出身的羅文錦成為何東女婿，他身兼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活躍於1920至50年代，尤其在日佔時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種以姻親結盟維持精英階層的方式在早期香港社會屢見不鮮。世襲及結盟不僅是統治者賴以維持權力的方法，商界精英亦懂得運用這個方法保持優勢，共建利益集團 [2] 。

家廁之爭　暴露富商主導決策的弊病

精英階層的崛起，令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導權落入少數精英手上，普羅大眾因而失去自主性及選擇權。自1870年起，華籍商人已成為港英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每當政府制定政策時，必然要權衡各方持份者的利益，有權有勢的持份者可以透過其政治及經濟地位來影響政策方向，以保障自身利益。

1886年，港英政府以公共衞生理由成立潔淨局，目的在於改善華人住宅環境。政府遂於1887年將《公共衞生條例》交上立法局辯讀，草案建議每間房屋必須設有通風良好的獨立家廁、廚房及排污設備。十九世紀時，普遍華人住宅並無家廁，但人類有吃便有痾，華人的大小二便除了使用馬桶解決，就只能到公廁解決。草案一出卻遭華商群起抗議，何啟更以潔淨局委員的身份帶頭反對，聲稱華人的居住空間本來已經相當狹窄，若果強制要求加建家廁只會令居住環境更加擠逼，最終受苦的只會是基層華人。然而，何啟似乎在代表業主發聲，多於站在基層華人的角度出發，業主會因改裝室內結構而花上一大筆費用，家廁亦浪費了單位的可用面積，令可出租的地方減少，租金收入便會大減，得不償失。

何啟在反對草案時更指出獨立家廁、廚房只是歐洲人的玩意，不符合華人習性。先不在此深究華人習性如何，但這番言論不但打算代表華籍業主立場，更企圖代表大眾的意見。雖然何啟在反對過程中表明自己不是業主，亦強調自己是同時站在業主和租客的身份角度出發，但他的言論明顯是側重於業主的利益，多於大眾的健康。最終，在何啟帶領一眾華人業主大力反對草案之下，《公共衞生條例》於二讀辯論時需經大幅修改才獲得通過，條文刪除了獨立家廁、通風設備等要求，改為納入《建築物條例》之中。簡而言之，現有房屋將不受影響，惟新建房屋必需設有獨立家廁設施，業主們終可鬆一口氣，但衞生問題卻未有得到解決 [3] 。

從獨立家廁一事可見，其實不論華人業主贊成與否，精英階層都有權力將一些他們認為是美好、對社會有益，或可改善生活質素的事物，透過立法或不立法來強制民眾跟隨。在奉行精英主義的香港，精英階層擁有話語權去決定大眾的福祉。基層市民往往缺乏參與和發表己見的機會，但同時他們亦會選擇相信精英階層。這種家長式管治非常危險，特別在非民主國家，精英階層或統治階層為了鞏固其特殊地位，會先以自身利益作優先考慮，而不必受制於民意。結果，基層利益被犧牲，而民眾亦欠缺獨立思考能力去反省問題所在，遭受剝削仍懵然不知。

廢除「妹仔」制度　揭精英主義禍害

再看另一個例子，早年香港的「妹仔」制度一直飽受英國政府及英籍人士批評，直指華人收養婢女的陋習與奴隸制度無異。十七至十八世紀時，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蔗糖莊園依賴大量非洲黑奴提供勞力來賺取龐大利潤，直至十九世紀英國社會高舉道德旗幟，遂於1833年正式立法嚴禁奴隸制度；另一邊廂，香港早於1844年已通過第一號法例，禁止香港出現奴隸制度。但隨著華籍商人於1870年代冒起，不少華人出錢收養「妹仔」來幫忙打理粗重家務。大多「妹仔」自四歲至十三歲幼童時期便被父母賣到富戶人家，成為只屬於主人的財產，不時受盡屈辱，任勞任怨，從此失去自由 [4] 。

雖然香港一早立法禁止奴隸制度，但港英政府遲遲不願積極解決蓄婢問題，變相放任「妹仔」繼續受到不公平對待。同時間華人精英反駁「妹仔」制度非奴隸制度，乃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風俗，並且強調買賣雙方都是心甘情願的。但事實上，窮困家庭要將親生女兒賣走，或多或少都是因為無力撫養。與其說雙方是自願買賣，倒不如說是為世所迫。所謂傳統風俗根本欠缺道德倫理，甚至有些人覺得賣兒賣女是稀疏平常之事 [5] 。

直至1920年代，時任殖民地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批評港英政府在立法禁止「妹仔」制度上拖拖拉拉，倫敦當局不再希望這種敗壞道德的制度繼續存在於英國殖民領土之上 [6] 。香港隨之掀起激烈的反蓄婢運動，但部分華商仍然堅持「妹仔」制度對整體社會有利，他們反駁蓄婢既可減少孤兒數目，又有助解決窮困家庭無力撫養幼童而被迫把孩子殺害的社會問題。早年香港精英階層就這樣一直主宰著基層民眾的選擇權，偏偏民眾反思自覺的意識仍然不足，對於社會的不公義仍然無動於衷，繼續附和權貴的私慾。

即使今天香港普遍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我們仍未脫離精英主義的漩渦，早已習慣一廂情願地趨附專家及權威，而不加反思是否已無意之中將自主權拱讓他人。

馮邦彥（2020）。《香港華資財團（1841-2020）》。香港：三聯書店。pp. 34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8

Ibid, pp. 202-203

梁寶龍（2017）。《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pp. 115

Ibid. pp. 118

Ibid. pp. 129

4.3

善忘的香港人

熱潮來了便一擁而上。熱潮過後呢？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朝著商業型社會方向發展，民眾為三餐溫飽辛勞工作，已經花上全副精力，營營役役到底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生存？但有時候一些社會事件，能夠打破香港人每天埋頭工作的這個規律。1884年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罷工事件，是甚麼驅使民眾放下生計踏上罷工之路？答案是清法戰爭。

反法大罷工　工人淪為棋子

北洋艦隊這支海軍在教科書時有提及，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但除了北洋艦隊之外，原來清政府於1875年還建立了一支南洋艦隊鎮守南海水域。雖然同為現代化艦隊，但南洋艦隊無論噸位、裝備以至實力都遠遠不及北洋艦隊。當南洋艦隊遇上法國海軍時，慘遭擊敗。不過法國戰艦拉加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ere）在台灣海峽擱淺損毀，需駛往英國殖民地船塢等待修復。這座船塢正是香港黃埔船塢。

法國雖是英國的競爭對手，但英國在清法戰爭中保持中立，亦容許法國戰艦在香港維修，好讓英商從中賺取一筆補給費用。拉加桑尼亞號於1884年9月3日停泊等待修復，華籍修船工人罷工拒絕維修。而罷工工人正是受到兩廣總督張之洞的「諭示」，呼籲民眾不要為法國人工作，目的在於阻撓法軍行動。張之洞同時抗議港英政府向法國軍艦提供補給。

隨後數天，罷工浪潮逐漸擴大，華工拒絕向其他法國商用船隻提供煤炭燃料，又拒為法國船隻卸貨。後來更拒絕向所有外國船隻提供服務，令港口近乎停擺。連番舉動旋即引起法國輪船公司不滿，向港英政府提出控訴。政府拘捕罷工工人，並起訴部分工人罰款港幣五元。結果罷工事件不再局限於反法，連帶港英政府亦成為工人宣泄對象。9月30日清早，罷工工人於西營盤街道聚集。隨後華人開始圍毆街上的洋人和警察，警察開槍擊斃一名華人，民眾向警察擲石還擊。兩廣總督張之洞見香港形勢漸趨失控，偏離阻撓法軍的原意，加上他無意觸怒英國當局，故此急急下達「諭示」勸退民眾 [1] 。

事情發展至此，兩廣總督所謂的勸告已無人理睬，民眾更揚言要火燒英人民宅。政府為平息事件，派出軍隊進駐東華醫院，企圖向華人士紳施加壓力平息罷工浪潮。華人士紳作為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說罷工會導致社會動盪，終究影響經濟，自然希望罷工事件能夠盡快結束。最終，東華醫院的總理們發揮華洋協調角色，嘗試與政府交涉特赦被捕民眾及撤銷罰款，為罷工浪潮降溫。事實上，反法熱潮隨著法軍遠離廣東，戰線轉移至台灣及越南而減退，部分華人已逐漸返回工作崗位。因為華人大多是單身男子來港打工，家眷留在廣東家鄉，起初法軍在廣東沿岸與清兵交戰，在港華工擔心家人遭受戰火影響，因此容易被廣東政府激起仇法情緒，待戰事遠離廣東一帶之後，在港華工還是以生計為上，打消罷工念頭 [2] 。

1885年6月9日，清法戰爭在英國出面干涉之下結束，雙方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清國將越南宗主權親手交予法國。此時此刻，儘管清國喪失越南，但香港的反法情緒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看來善忘的罷工工人早已將此事拋諸腦後，只想重返「正常生活」。是次反法情緒由廣東政府帶動，華籍商人與廣州生意素來緊密，自然需要附和兩廣總督張之洞的號召支持罷工，說實話民眾只是一顆棋子任由統治階層及精英階層所擺佈。由於民眾聚集起來能夠發揮強大影響力，煽動工人罷工便是其中一項手段，但當政治任務達成之後，民眾便慘被遺棄。另外，如果法國在清法戰爭中真有道義上的缺失，為何反法罷工不再堅持下去，反之如果法國在事件上沒有道德虧欠，為何當初又要掀起反法情緒？

新界原居民的「主權」之戰

香港人善忘的例子多不勝數，當中不乏被遺忘的「新界六日戰」。1898年4月，英國駐大清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與李鴻章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展開談判，李鴻章認為假如租借範圍不是太大都能接受，萬料不及英國竟打算租借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及島嶼，將香港領土擴大至原本的十一倍，李鴻章面對強勢的英國只能選擇屈服，答應這條影響香港日後前途的條約。1898年7月1日條約正式生效，深圳河以南的「新界」、「離島」及「新九龍」歸英國所有，但不包括九龍寨城 [3] ，租借期為99年，直至1997年。

港英政府知道新界原居民眾多，圍村習俗及土地契約等問題比起港島及九龍更為複雜，計劃先用一年時間籌備接管新界的事宜，及向鄉紳解釋港英政府必會妥善保障原居民的權益。而新界原居民得悉英國取得新界管轄權後，起初對英國人予以歡迎，但後來因為政府遲遲未有公佈接管的詳細安排，居民擔心英國人終會侵犯他們的傳統文化、風水和土地權益，觸發一連串的反英行動。鄉民由1898年10月開始募捐集資，到1899年3月在村內大肆張貼反英文宣。另一邊廂，港英政府準備於大埔搭建席棚作臨時警署，並計劃在4月17日舉行接管新界的升旗儀式，同時間亦感受到原居民的敵意漸濃。

4月3日，大埔新墟文武廟的鄉紳父老對於港英政府在旗桿山上興建臨時警棚表示非常不滿，認為席棚位置破壞風水，時任警察隊長梅含理（Herny May，1912年就任港督）與鄉老激烈爭論，但事情卻演變成一場衝突。幾名英警被百多名鄉勇重重包圍，席棚更被鄉勇放火燒掉。梅含理害怕被怒火沖天的鄉民追打，只得躲在附近叢林之中，並命令部下向港督要求增援。翌日英國海軍驅逐艦駛至大埔沿岸海域，試圖震懾鄉勇。政府重申4月17日會如期舉行接管儀式。

結果在4月14日，近2600名大埔鄉勇無懼砲艦，向英軍提早開戰。起初英軍只有125人 [4] ，處於下風，後來英軍呼叫增援，並聯同英警向鄉勇策動反攻。鄉勇利用舊式火槍和大砲，配合戰壕及叢林地形與英軍駁火，憑著靈活戰術跟英軍打足六日，戰線從大埔伸延至林村、粉嶺及八鄉。縱然過程中英軍戰術混亂，但雙方火力差距實在太大，鄉勇最終於4月19日投降，戰死五百餘人，英軍僅一人受傷。

戰事結束後，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只將這場內戰定性為民眾騷亂，輔政司駱克（James Lockhart）卻主張嚴懲「叛亂分子」，但前者認為必須低調處理此事，以免觸動進一步的仇英情緒。另一方面，新界六日戰中犧牲的鄉勇大多只是年輕人，年紀介乎16至28歲，但背後策動的鄉紳父老卻少有親身上陣殺敵。政府和新界鄉紳雙方達成和解後，政府釋出善意表明不會起訴反英分子，鄉紳因而接納英國人的管治，戰事就此被淡忘，結果受苦的只有年輕人 [5] 。

罷買美貨　華商打著愛國旗幟賺大錢

踏入二十世紀初，香港發生過兩次大型杯葛外資運動，其中一次是1905年至1906年的杯葛美資運動，另外一次是1908年杯葛日資運動。自1840年代始，美國舊金山的金礦吸引許多華南地區工人，以契約勞工的身份橫跨太平洋遠渡而去掘金，及後又參與了1860年代的美國東西部鐵路貫通工程。華人薪酬低、效率高，吸引當地財團招募，反令不少白人勞工飯碗不保，激起一股排華風潮。美國政府為保障自家工人，對海外華工諸多限制，加上長久而來的歧視問題，最終激發華人的反美情緒。

不同於上一次由清政府帶動的反法罷工，今次的反美活動主要由維新派及革命派在清國國內醞釀，並透過報章媒體將反美思潮傳入香港 [6] 。起初，香港各行各業的華資商家紛紛響應杯葛美國商品。可是，美國乃香港的第二大轉口貿易夥伴，加上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工商業崛起，挑戰英國一直以來的龍頭地位，華商杯葛美國商品可說是一記七傷拳，傷人七分，損己三分。不過，香港人從百多年前已經證明自己是很會做生意的一群，任何事情都能轉化為商機。

有華資商家藉著杯葛美國商品的浪潮，改為發展本土自家製產品。本土工業有助於本地經濟實現自給自足，原意本來無壞，但問題是商家們在廣告上大力揮動「愛國主義」旗幟，利用愛國情懷吸引華人消費，自己便可賺得盤滿鉢滿。商人究竟是為了賺錢，還是真心想杯葛美貨，影響美國經濟，迫使美國政府改變華人政策？身為商人，賺錢固然是天職，愛國就變成口號，只不過這個口號叫得夠好，就可輕易煽動消費者參與「愛國活動」。

其中例子有廣東南洋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和簡玉階兩兄弟原是日本華僑，宣稱「凡我同胞必要食中國煙」，但後來南洋煙草公司一度倒閉，兩兄弟於1910年代離開香港移居上海。另一例子是廣生行的創辦人馮福田，本是廣州商人，但在廣州生意不濟結業後便來香港擔任洋行買辦。馮福田有感當時香港的洋資化妝品價格昂貴，華人無力負擔，於是在1905年反美浪潮下看準機會於蘭桂芳設立廣生行分行，專賣華資香水及化妝品。廣生行最有名的就是旗下的雙妹嘜花露水，於二十世紀中葉伊始享負盛名。

利益當前　政治在後

華商口裡說著杯葛美貨，但他們仍舊要依賴美國進口的原材料及機器去生產自家商品，如果消費者購買一件本地商品但當中卻包含著美國原料，豈不是繼續讓美國佬賺我們的錢？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要做到整條生產線均是出於香港，非不能為，只是需要克服不少困難。商家利用「愛國主義、杯葛美貨」的口號去推廣靠著美國才能生產的本地商品，希望他們心底裡不會感到諷刺就好。

另一方面，不少香港華商是對美貿易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經營美國商品進出口及舊金山契約華工的金山莊商人。時間一久，他們對於杯葛運動開始舉棋不定，因為罷買美貨直接衝擊金山莊的生意 [7] 。最終，何啟與金山莊商人共同壓制罷買行動，歷時數個月的杯葛美貨運動於1906年曲終人散，商人始終還是利字當頭，抵制外資這種政治運動在利益權衡之下便難以為繼。

當運動結束之後，華商重新進口美國商品，繼續在報紙上賣廣告大讚美國產品。草根階層為求生存已經耗盡力氣，未能花上精力參與及理解社會議題，只要不是關乎切身利益的盡量都置之不理。或許，香港這座城市的性格早在百多年前已經奠定了。民眾一出生已被社會同化，信奉金錢至上，慣性將一切商品化，又不加以批判思考。即使有新思潮帶來衝擊，惟熱潮過後便容易忘記初衷。善忘的香港人，繼續無意識地被社會勞役。

延伸閱讀：

蔡榮芳教授生於台灣，卻花上七年時間編寫一部以香港人角度出發的香港歷史書──《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對喜愛讀香港歷史的我們來說絕對是如獲至寶。蔡教授在書中不斷探討「愛國」這個概念，並且指出愛國思想不應由別人所灌輸，而是應發自內心。但不幸地，歷史卻告訴我們，很多時候人們的愛國情懷，未必每次都是內心所向。

「實是求是的歷史知識，可望促進政治智慧。」（蔡榮芳, 2001, pp. 295）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4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92

九龍寨城因此成為內飛地，日後發展成「三不管」區域，即英國、中國及香港政府皆不管，進入無政府狀態。

以香港軍團的印籍士兵為主力部隊。

有關新界六日戰詳情，可參閱：夏思義著，林立偉譯（2014）。《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香港：中華書局。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71-72

Ibid. pp. 75

第五章

貧窮使人生病 ──瘟疫下的香港

1894年，黑死病從廣東蔓延至香港，這種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於其後三十年期間導致兩萬人死亡。殖民政府最初的防疫手法惹來華人社會嚴重反彈，其中原因在於衞生意識差異及對政權的不信任。

5.1

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人類史上曾經爆發過三次黑死病（Black Death）大流行。第一次的查士丁尼大瘟疫發生於公元541年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國，消滅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四成人口，屍橫遍野，及後半世紀接二連三的餘波嚴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實力。

第二次大流行是最多人認識的歐洲黑死病，發生於1346年至1350年，估計導致接近一半歐洲人死亡。病人發病時皮膚發黑，故此稱為黑死病。有研究指歐洲黑死病是由蒙古人西征歐洲時從中亞引入，再經歐洲傳播到亞洲及非洲，最終導致全球超過7500萬人死亡。黑死病削弱了歐洲的宗教霸權，結束黑暗時期，間接推動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一場瘟疫大流行，的確能夠改變世界格局。

第三次黑死病大流行始於1856年的雲南，遂於1894年在廣州爆發，同年再傳入香港，及後造成全球超過1000至1500萬人死亡。自此起三十年間，鼠疫在香港每年都會捲土重來，陰霾一直不散。

日法學者　在港發現鼠疫成因

值得一提的是，鼠疫傳入香港後，人類才真正知道這種可怕疾病的成因，原來是匿藏在老鼠身上的一種桿菌。這種桿菌被瑞士裔法籍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於香港發現。耶爾辛來自醫學界巨擘巴斯德研究所，研究所創立人就是發明巴斯德消毒法的微生物學之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時年25歲的耶爾辛獲巴斯德研究所舉薦，於6月15日抵達香港，耶爾辛缺乏港府支援，只能在上環雅麗氏醫院旁搭建臨時草棚進行調查。港府另外邀請兩名來自日本的著名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和青山胤通前來調查，更安排兩人在醫院實驗室裡進行研究 [1] 。兩國學者在香港比併誰能更快找出這次鼠疫的成因，惟青山胤通在研究時不幸染疫，而北里柴三郎先於耶爾辛發現鼠疫桿菌，不過醫學界認為耶爾辛的研究較為完整，承認耶爾辛的成果。新發現的鼠疫桿菌以巴斯德氏命名，直至1954年才改以耶爾辛氏命名。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末日本的科學發展正追趕上歐洲的步伐，反觀當時清國仍然是一頭「沉睡中的獅子」。翌年，李鴻章旗下的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完敗於日本，神州百姓才猛然發現清國已窮途末路。港英政府願意厚待日本的主因是基於雙方的盟友關係，英國希望將日本扶植成東亞帝國，相反法國是英國宿敵 [2] ，所以耶爾辛的待遇自然與北里柴三郎等人差天共地 [3] 。

不過耶爾辛終究憑著自己的實力取得成果，但鼠疫桿菌如何感染人類在當時仍是個謎。直至日本學者緒方正規及法國學者保羅路易士．西蒙（Paul Louis Simond）於1898年才證實，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可透過咬人將老鼠體內的桿菌傳播到人體，使人感染鼠疫。然而，原本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為甚麼忽然想到要咬人？（警告！以下內容可能有點恐怖，膽小的請自行跳到下一段）原來當跳蚤咬過受感染的老鼠後，桿菌會與血液混合並阻塞跳蚤的消化管道，令跳蚤即使不停吸血，肚子仍然餓得咕咕響，便會不理三七二十一見到會動的生物都跳過去咬，病菌就是這樣散播開去。重點是，幸運的老鼠本身對鼠疫免疫，但跳蚤和人類就沒這個運氣，在傳播的過程中，跳蚤和人類都會因受感染而死亡。順帶一提，剛出繭的幼年跳蚤會因為尋找不到血源而餓死，但只要吸過一次血後，即使畢生不再進食也不會餓死。

黑死病與鳥嘴醫生　促成醫療制度化

所以，只要人類身邊有老鼠，鼠疫桿菌便有機可乘。倘若我們時光倒流回到公元前9600年，可發現冰河時期結束不久後，人類逐漸放棄四處打獵的生活，開始聚居起來，改以務農為生。聚居之後，人類產生的垃圾堆積於居所附近，久而久之吸引不同的小動物來覓食，野狗和老鼠從此與人類結緣，差別在於狗和人類成為了好朋友，老鼠則不然。不過老鼠體形細小又聰明，懂得匿藏在人類找不到牠們的位置，千百年來成功與人類共存 [4] 。

隨著人類群居，農作物產量上升，養活更多人口，零散社群逐步發展成複雜的城市，唯一不變的是環境衞生問題仍然困擾著人類。瘟疫絕非純天然災害，而是由潛伏在不同生物身上的病菌與人類長期交雜後，互相結合並演化，繼而在人類社會中散播，再加上人口密集及交通方便等因素，便可形成疫症大流行。

三次黑死病大流行的共通點，就是一旦爆發之後便難以收拾，短則維持數年，長則斷斷續續持續數十年，甚至更長。譬如說第二次的歐洲黑死病大流行，儘管發生於十四世紀，但隨後三百年連番捲土重來。從不同時期發生的鼠疫，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應對瘟疫的手法同樣不斷改變。在歐洲黑死病時期，形象甚為經典的鳥嘴醫生手持木杖四出治理病人，部分醫生會以鞭打病人的方式趕走病菌，因為當時有歐洲人相信疾病是來自上帝對世人的懲罰，鞭打病人可以降低其罪孽。從科學角度去看當然會覺得很可笑，但自古以來人類遇上逆境時，往往會借助宗教力量來解決問題，至少在心理層面上能夠起到某種作用。不過並非每一位鳥嘴醫生都會靠鞭打來治病，某些鳥嘴醫生透過隔離病人、增加病房空氣流通、改善食水質素去控制疫情，這些方法相比起以神明力量去解決瘟疫，更接近現代衞生觀念，只可惜黑死病本身是致命率極高的傳染病，以那時的醫療科技根本不足以治癒病人。

發生在1665年至1666年間的倫敦大瘟疫，近五分之一的倫敦人在這場瘟疫中被奪去性命。英國政府有感於不少鳥嘴醫生缺乏專業醫療資格，因而想到倒不如運用公權力提供更有系統的醫療服務處理疫症，例如招聘具資格的公立醫生、改善社區衞生情況，將醫療服務納入公共政策之列。然而，當時英國人仍然未察覺到黑死病的病源是來自「大隱隱於市」的老鼠，甚至誤以為人類身邊的動物──貓、狗才是致病源頭，屠宰大量貓狗，將老鼠的天敵剷除，反而間接助長了可怕的鼠疫。可見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面對瘟疫時仍然會使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防疫方法。

後來，倫敦瘟疫在一場大火過後便消聲匿跡，亦是英國至今為止最後一次本土黑死病爆發，但也有說法指大火與瘟疫同時消失純屬巧合，兩者並無因果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英國人自此不用再面對瘟疫。反之，英國人在緊接下來的殖民時代要面對的，是來自地球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瘟疫，例如印度於1817年至1824年曾經發過大規模霍亂，單計印度已超過1500萬人死亡。霍亂病菌從印度傳至周邊地區，包括泰國、馬來半島及清國，甚至經海路傳到歐洲地區，及後數十年綿綿不休地發生過不下八次霍亂大流行。

霍亂爆發　迫使公權力介入衞生管制

十九世紀中期的霍亂大爆發迫使英國政府拋出更多公共衞生政策，英國人認為惡劣環境是病菌溫床，印度恆河便是絕佳例子。1848年英國通過《公共衞生法》（Public Health Act），針對城市街道、污水排泄及垃圾處理，運用政府的公權力介入公眾地方的衞生管制。歐陸國家見識過黑死病及霍亂的可怕，法、德兩國相繼跟隨英國步伐進行衞生政策改革。曾經不少歐洲大城市的公共環境也十分骯髒，自從衞生政策改革後，情況逐漸得到改善。於是當歐洲人踏足清國之際，便覺得這裡的衞生狀況難以接受：人有三急便隨便找條窄巷解決、牲畜死後便棄屍街頭、垃圾隨處可見。

晚清時期，系統性的公共衞生政策仍然欠奉，縱然在北京有大型污水排放設施，但因日久失修而荒廢堵塞，其他城市的衞生設施更是寥寥可數。萬一發生瘟疫大爆發，惡劣環境便成為瘟疫的催化劑，一發不可收拾。

雲南──位處中國西南邊陲地區，與廣西接壤，在清末時期已不時爆發鼠疫，成為該省的風土病 [5] 。隨著1856年至1872年的雲南發生回民起義，不少人為逃避戰亂而離鄉別井，加上前往雲南鎮壓起義的清兵來回粵滇兩地，人口流動增加令病菌抓緊機會向外散播 [6] 。不過散播速度沒有想像中快，直至1894年1月16日，廣州才錄得第一宗鼠疫確診個案。十九世紀末的廣州是一座繁忙的國際港口，而且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香港，再加上香港作為外商對華貿易最重要的轉口海港 [7] ，每年約有五十萬人坐船往返兩地。如此看來，鼠疫從廣州傳入香港，不難令人理解。

鍾金湯、劉仲康（2014）。〈耶爾辛─鼠疫菌的發現者〉。《科學發展》，7月號，第379期。pp. 26-27

英國與法國的宿敵關係可追溯至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戰爭，及後又經歷過十八世紀中的七年戰爭和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但在十九世時末香港鼠疫爆發時兩國並非在戰爭狀態。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20

伊安．摩里士著，潘勛等譯（2015）。《西方憑什麼》。台灣：雅言文化出版。pp. 73-74

James A. Lowson. (1895).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1894. Medical Report. pp. 1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4

W.J. Simpson (1903). Report on the Causes and Continuance of Plague in Hong Kong and Suggestions as to Remedial Measure. pp. 5, 22

5.2

清洗太平地

1881年，英國皇家工程師奧士拔．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受英國政府委託，對維多利亞城的衞生狀況作一次深入的獨立調查。查維克於1882年7月完成調查後向香港輔政司呈交報告，指出華人貧民區──上環太平山區的住屋環境甚為惡劣，井水亦受到細菌污染，另外又詳細列出華人房屋的通風、排水、排污系統的各種問題及提供解決辦法。1891年，太平山區人口超過三萬人，區內有近四百幢唐樓，30至40人同居於數百平方呎的單位內甚為平常，居住環境相當擠逼 [1] ，如果政府不及時作出改善，瘟疫爆發之時便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成疫埠　政府下令封城

1894年1月16日，廣州發現第一宗鼠疫感染個案 [2] ，3月廣州城內大規模爆發，短短三個月便奪走近五萬人性命 [3] 。廣州與香港貿易往來頻繁，4月時期又是清明回鄉祭祖的高峰期，鼠疫終在5月傳入香港。5月8日，西營盤國家醫院出現第一宗疑似個案，患者在國家醫院工作，初期發燒屬於弛張熱型（Remittent Fever），故亦有可能是患上敗血症或肺結核，後來才被國家醫院署理院長婁遜（James Alfred Lowson）診斷為鼠疫 [4] 。5月10日，東華醫院接到二十宗鼠疫個案，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港英政府於同日引用《公共衞生條例》正式宣佈香港已成疫埠，下令封城，不准華人離開香港，所有來港船隻必須通過檢疫才可進入 [5] 。

上環太平山區人口密集，衞生環境惡劣，迅速成為鼠疫重災區。當時普遍基層華人從未接觸過西方醫學，病人紛紛選擇向以中醫診症的東華醫院求醫，但東華醫院一來未能有效地診斷出病人所患何症，二來又對此疫束手無策，故接收的病人死亡率達90%。鼠疫病人的生還率極低，由發病到死亡的過程又快，發病初期發高燒，然後身體淋巴腺腫脹至如雞蛋般大，腫脹之處極為疼痛，甚至有病人痛至昏迷，不消四十八小時便與世長辭 [6] 。病人屍體有時就這樣待在民宅、路邊或無人之地，無人處理。更可怕的是，屍體尚有傳染性，當處理屍體時稍不留神，便容易染上絕症。

從十四世紀的歐洲黑死病至十七世紀的倫敦大瘟疫，英國人多次經歷過鼠疫的驚人殺傷力，對鼠疫並不陌生。即使在十九世紀時西方醫學突飛猛進，但對於鼠疫仍然一知半解，並沒有一套針對性的方法來防範疫情爆發，更莫論有效的治療方法。當時港英政府深知這種疾病傳播力極強，不能掉以輕心，亦不願放任東華醫院自行處理，認為有必要介入控制疫情，而暫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將病人強制隔離，再採用西醫方法治理，目標是不能讓鼠疫病菌在維多利亞城（尤其是洋人區域）擴散開去。

英兵突擊搜查民居　捉拿病人海上隔離

5月12日，港英政府將原本用作治理天花的海上隔離醫院「海之家」（Hygeia），從昂船洲調至西環附近的維多利亞港海域，作為鼠疫專用的海上隔離醫院，並派合資格的歐籍醫生治理病人。政府於瘟疫爆發數天後指示潔淨局到上環太平山區，執行清理工作。潔淨局的任務除了清洗街道及逐家逐戶檢查，還要消毒患者住宅，又要找出匿藏在家裡不肯求醫的病人，更要處理病死的屍體。礙於當局人手嚴重不足，於是邀請駐港英軍分擔工作。史路比郡輕步兵團第一營（1st Bn., King’s 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自1892年開始進駐香港，全營約有一千名英兵，超過三百名志願兵夥同皇家工程兵、皇家砲兵、政府衞生官員、警察及華籍苦力組成的清潔小隊，到太平山區進行吃力不討好的清理工作。史路比郡團英兵穿著一身白色軍服及軍帽，故有The Whitewash Brigade的別稱，而這次清理工作又稱為「洗太平地」。

史路比郡團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尋找匿藏在家的鼠疫患者，再送往「海之家」隔離船治理。然而，絕大部分華人並不願意被帶到隔離船上，即使船上有歐籍醫生診治，但病人死亡率仍然高企，讓人有種一去不返的感覺，所以寧願留在家中聽天由命，放棄治療機會 [7] 。一些病人為了不被帶走，會盡力避開英兵搜索，或者染病後仍強裝無事，甚至同居華人亦會幫忙隱瞞病情，讓政府感到十分頭痛。有見及此當時政府採取強硬態度，史路比郡團英兵不需得到居民同意、更不需要預先通知，不分晝夜可以隨時進入華人民宅突擊搜查。

只要被英兵發現發燒同時淋巴腫脹，你就會被判斷為鼠疫患者，得乖乖待在隔離船上接受治療。而跟你同住的親友，全部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搬走，政府官員有權將懷疑受感染的物品、傢俬和衣物清空，並立時在街頭燒毀 [8] 。未經潔淨局批准之下，無人可以返回自己的居所。此外，為徹底消滅屋內殘留的鼠疫病菌，潔淨局會用煙薰和消毒藥水清理房間三天 [9] 。換言之，如果屋內被發現有鼠疫患者，同居親友起碼有三天時間無家可歸，難怪太平山區的華人都互相隱瞞病情。

而如果英兵發現民居中有病死的屍體，就會馬上被帶走並由潔淨局負責埋葬。政府規定必須在屍體上撒上石灰，再放入棺木裡，蓋棺後再鋪上石灰，部分棺木被運到沙灣埋葬在九尺的地底深 [10] 。石灰又名氧化鈣，除了常見於中學實驗室製作石灰水外，另一個主要用途是當乾燥劑，可以讓屍體和棺木保持乾燥，以免濕潤環境令到細菌及微生物大量滋生。潔淨局會為華人棺木畫上記號，再交予東華醫院處理，不准帶離香港。華人傳統習慣落葉歸根，死後屍體需厚葬於家鄉，以供後人祭拜，如今屍體只能安葬在香港，對於不少離鄉別井的華人而言，顯然難以接受。

另一方面，維城內的華人人口比例雖以男性為主，但也有不少婦女和小孩同住。英兵的突擊搜查亦相當擾民，經常被指侵犯屋內婦女私隱和嚇驚小童。究竟政府能否將公權力伸延至私人住宅範圍，甚至不惜一切侵犯個人自由？太平山區的華人社群對政府的抗疫措施都很有意見。5月19日，有華人向清潔小隊擲石抗議，清理工作被迫中止 [11] 。如果政府態度繼續強硬，華人的反撲只會愈來愈大。華人期望東華醫院再次發揮其華洋協調的角色，但今次卻失敗收場。

東華醫院協調失敗　太平山區終夷為平地

5月20日，東華醫院主席劉渭川 [12] 聯同多名華人領袖，與殖民地醫官艾爾斯（P. B. C. Ayres）及警察首長梅含理商討如何平息華人憤怒。劉渭川等人向政府代表請求停止搜查民居及強制隔離治療，同時希望可以解封關口讓香港華人回鄉，以避開瘟疫或求診。梅含理遂向劉渭川解釋，英國人於二百年前曾遭鼠疫所害，受過教訓後知道隔離病人的好處，強行隔離措施也是出於好意，另外封關原是廣州政府的意思，廣州不接受帶菌者入城 [13] 。會議期間，大批華人一直在場外圍觀，更有人衝入會場抗議。與此同時，劉渭川的東生和行被群眾包圍滋事，劉渭川得知後欲中止會議趕赴解圍，甫出醫院大門即被群眾追打，最終在警察保護之下才能離開。

施襲的群眾認為劉渭川身為潔淨局成員，根本沒有站在太平山區居民的角度出發。此時疫情並沒有緩和跡象，外國禁止香港船隻入境，香港航運業大受打擊，港英政府只想盡快解決疫情。時任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認為香港乃英國殖民地，居民選擇安居於此，便必須接受英國法律和抗疫措施。政府態度繼續強硬，即使面對華人抗議也決不讓步。5月24日，港督命令英軍砲艦特維德號（HMS Tweed）開赴太平山區及東華醫院對開的海域，以震懾華人，停止騷亂 [14] 。鼠疫爆發至此，報章記錄每天的死亡人數均以雙位數計，而且只包括官方即醫院提供的數字，不少華人寧願留在家中等死也不願到醫院求診，實際死亡數字遠不止於此。

最終，港英政府於6月1日通過《清拆太平山條例》，決定將整個太平山區夷為平地。所有居民必須在限時內遷出，建築物通通都要拆毀，政府對受影響業主作出相應賠償 [15] 。

如果你想知道太平山區在哪，只要搜尋「卜公花園」的位置即可。當年政府清拆太平山區期間，細菌學家耶爾辛指出其泥土及污水管道已被鼠疫桿菌污染，為免瘟疫重降此地，故將其中一塊空地列為永久不再作住宅用途，藉此降低該區的居住密度 [16] 。卜公花園於1903年建成，以時任港督卜力命名 [17] ，公園門前設有一塊橢圓形小牌匾，以紀念這場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瘟疫。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4

W.J. Simpson (1903). Report on the Causes and Continuance of Plague in Hong Kong and Suggestions as to Remedial Measure. pp. 21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08

Ibid. pp. 109

Ibid. pp. 116

Ibid. pp. 109-100

Ibid. pp. 122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Extraordinary. May 11, 1894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8

Ibid. pp. 119

Ibid. pp. 126

劉渭川同時身為滙豐銀行的買辦。

Hong Kong Daily Press. May 21, 1894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28

Francis A. Cooper (1895). Report on The Resumption of Certain Properties in the Taipingshan District in the City of Victoria. pp. 135-137

何佩然（2016）。《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pp. 33-34

以港督卜力命名的建築有建於1900年的卜公碼頭，現已遷至赤柱。不過同樣位於中環的皇后碼頭卻沒有這個福分，2007年強拆後至今重置無期。

5.3

無知使人恐懼

鼠疫自政府決定封鎖並清拆太平山區後逐漸緩和，這場可怕的瘟疫由1894年5月開始爆發，受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以5月至6月初最為嚴重，每天均有十幾至數十宗死亡個案。疫情在7月至8月漸見曙光，單日死亡個案回落至單位數。直至10月關於鼠疫的報道日趨減少，有時甚至未見報章列出感染及死亡數字，疫情終於暫告一段落。總結而言，鼠疫個案集中於華人社區，統計數字顯示1894年的感染人數為2679人，華人佔97%；死亡人數為2485人，華人佔98%，整體死亡率高達92.7%。

華人不看西醫　提高抗疫難度

由於華人與英國人的醫學觀念存在鴻溝，因此華人非常抗拒政府處理疫情的手法，其中原因之一是普遍華人對西醫缺乏認知，港英政府早在1848年已設立國家醫院，主要為公務員提供西式醫療服務，亦向公眾開放，但華人使用率持續偏低。在國家醫院裡，華人不諳英語，醫生不會粵語，雙方在治療過程中溝通難免會出現困難，難以建立互信。政府在鼠疫爆發之前，雖有成立潔淨局和修訂《公共衞生條例》，但以上政策並未有改變華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而且國家醫院收費相對昂貴，東華醫院所提供的贈醫送藥服務仍是華人的首選。

當華人生病時，習慣到藥堂或醫院領取藥材後，便回家自行服用調理。住院留醫是西式醫院的特色，華人認為只有將死之人才會住院。所以當鼠疫爆發時，華人對於隔離治療特別抗拒，甚至誤信來自廣州的謠言：指西醫會帶走華人孕婦，取出體內嬰兒並挖走器官；又指港英政府隔離治療的措施意圖不軌，目的是將華人屍體割開解剖。《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華人相信無論生前抑或死後都應保持身體完整，挖走器官和死後解剖均嚴重違反傳統。此外，部分人仍舊迷信瘟疫是神靈對人間的懲罰，燃燒香火爆竹可驅魔辟邪。綜合華人本身的價值觀，以及四周揚傳的謠言，令到政府的抗疫措施舉步維艱，政府直斥華人簡直是無知和迷信 [1] 。

事實上，面對鼠疫這種致命疾病，以當年英國的醫學水平仍無有效之法根治，但西醫會根據病人情況先進行分類，再用冰敷方式替病人退燒，以安替比林止痛藥（Antipyrine）和非那西丁止痛藥（Phenacetin）減輕病人痛楚，盡量將病人安置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並會不時消毒病房，避免感染醫護人員。即使如此，以上做法大多只是紓緩症狀。

香港爆發鼠疫的初期，全世界都還未知道鼠疫是由哪種細菌引致，根本無從對症下藥。縱然第一劑鼠疫疫苗在1897年面世，但效用有限，鼠疫病人十居其九都無法成功撐過 [2] 。5月期間共有143名鼠疫病人被送到「海之家」隔離船，在西醫及護士照料下最終仍有114人病逝，死亡率高達八成，許多人一去不返。

中、西醫看待鼠疫之別

起初政府的抗疫態度非常強硬，但隨之亦明白到中、西醫療觀念差異太大，再加上來自廣州的謠言愈傳愈烈，政府擔心再堅持下去，只會激起華人更大的反彈。於是自6月中旬，政府決定稍作讓步，允許華人離港返鄉，而病人屍體亦可以運返鄉下安葬。其實早在通關之前，已有不少華人偷渡離港。據政府統計，截止6月16日已累計近八萬人分別乘坐舢舨、小艇或渡河輪船離港，亦有不少人經九龍步行過境回鄉（新界尚未屬於香港範圍） [3] 。當年香港人口約有21萬人，即流失近四成人口。

另外，政府決定不再強制將病人送往「海之家」隔離船，允許病人留在東華醫院治理，並將堅尼地城一座玻璃廠改建成臨時醫院，交由東華醫院管理 [4] 。臨時醫院雖受政府及海軍醫官監管，但由中醫師進行隔離治療，嘗試緩和華人的不滿情緒。截至6月12日，堅尼地城臨時醫院床位已嚴重爆滿，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名病人，但當時有近二百名病人入院留醫。醫院環境擠迫不利於治理病人，政府於6月16日決定關閉堅尼地城臨時醫院，將部分病人移送至廣州醫院，其餘病人被轉移至屠宰場改建而成的臨時醫院，新院舍能夠同時容納140名病人。屠宰場醫院同樣交予東華醫院管理，今次政府安排更多歐籍醫生進駐屠宰場醫院，務求醫院能夠符合英國處理瘟疫的手法。由此可見，華人不信任西醫，政府亦不信任中醫能夠控制疫情。

中、西醫兩者理論明顯有別，從中醫角度會認為鼠疫源於體內的正氣不足，受邪氣入侵所致，使病人陰陽失調、氣血失常。針灸仍是中醫治療病人的常用方法，目的是透過銀針或鋼針刺激人體穴道，驅走邪氣，令病人氣血回復暢通 [5] 。同時間，中醫師亦會煎藥給病人服用，以紓緩發燒、嘔吐等症狀。然而，當面對傳染性高的疾病時，中醫缺乏消毒殺菌的知識，病菌容易散播開去。西醫凡事講求科學，而正邪陰陽難以用科學方式驗證，令西方認為中醫是訴諸迷信，無法有效根治鼠疫。

培養華籍西醫　改革中醫為主格局

在1895年鼠疫暫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決定調查東華醫院應對疫症的表現。當時國家醫院署理院長婁遜非常不滿東華醫院處理疫情的方法，直言：「如果在英國，有像東華醫院這樣的醫院，必被即時殺院。 [6] 」其實婁遜心裡明白，關閉東華醫院只是基於其處理疫症的惡劣表現，但東華醫院的最大功用終究是其政治角色。如果政府決定殺院，以東華醫院在華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但會激起香港華紳、基層群起抗議，廣州政府亦必定乘機追擊港英政府和英國政府。英國人向來善於政治操作，絕不會將自己陷入如斯困局。不過，東華醫院經過鼠疫殘酷洗禮後，董事們的地位岌岌可危，剛好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予政府對東華進行大幅改革，而其中一項改革就是將西醫服務引入東華醫院，打破以中醫主導的格局。就此，政府聘請華籍西醫鍾本初加入東華醫院，為東華醫院設立西醫服務，以及監察醫院的運作。一場瘟疫讓港英政府逮到機會，收緊東華醫院的自主權，控制日漸壯大的華人士紳勢力。換句話說，改革東華醫院也是一項政治任務 [7] 。

政治任務完成，但改變華人的醫療觀念同樣重要。如何讓華人願意接受西醫這個截然不同的觀念，關鍵可能在於香港西醫書院。1887年，何啟成立香港西醫書院，但當時書院尚未擁有獨立校舍，只能附設在由何啟全資捐款而建的雅麗氏紀念醫院之中。書院與醫院共用同一個地方，為醫科學生提供一個大好機會，累積更多臨床經驗。港英政府意識到，香港西醫書院和雅麗氏紀念醫院有潛力使得更多華人願意接受西醫，故此於1896年成立調查小組，研究改善西醫書院的可行辦法。報告提議政府應注資西醫書院，並委任政府醫官擔任書院的當然校長、聘請合資格的教授及增設更多醫療設備。此外，學生必須通過入學試才能入讀五年制的醫科課程，希望藉此提升西醫書院的認受性，緊貼英國本土醫學院的質素。

香港西醫書院致力培訓華人西醫，學生平日待在雅麗氏紀念醫院實習，順便分擔日常的醫療工作，雖然畢業之後未能獲得醫生執業資格，但仍可留在雅麗氏紀念醫院繼續服務社群。另一方面，與雅麗氏紀念醫院關係密切的那打素醫院和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亦積極培訓華籍護士和助產士，逐漸改變了香港西醫由白人主導的局面。華人面對華人西醫，比較容易放下戒心，而且醫院為華人提供免費西醫及住院服務。當初華人抗拒西醫的兩大原因：不諳英語和醫藥費昂貴，在雅麗氏紀念醫院中都不成問題，加上院舍由華人出資興建，而且位處於華人住宅區──上環荷里活道，相比國家醫院，華人更容易接受雅麗氏紀念醫院。

港英政府對華人公共政策的不足，在瘟疫期間表露無遺，威脅到政府的管治威信。時任港督羅便臣為免重蹈覆轍，期望藉著大幅度的西醫改革政策，以改善華人對西醫的接受程度。只可惜，由於西醫書院畢業生的醫生執業資格一直未能獲得英國政府認可 [8] ，直至1912年西醫書院升格為香港大學醫學院，英國當局才批准醫學院畢業生可以取得執業資格，正式成為註冊醫生，令香港的西醫發展再邁進一步。

港英政府開始摸索到如何讓他們眼中「無知」的華人，願意放開心懷接受西醫。或者無知只是源自於對新事物的不了解，鼠疫重災區太平山區的華人大多是窮人，學識不多，謠言四起又無處查證，再加上初期政府防疫手法強硬，才會表現出對西醫和政府官員的恐懼。但華人亦非固執不通、一成不變，只要找到適當的方法，循循善誘，也可以讓華人衝破「無知」的界限。奈何思想改變並非一朝一夕，鼠疫在香港亦變成風土病，往後三十年間超過千人感染的大爆發，竟發生過十次，而每次大爆發的死亡率均達九成，總共超過兩萬人死於鼠疫。直至1926年，鼠疫才銷聲匿跡。

延伸閱讀：

1894年所發生的鼠疫富有研究價值，不論是由港英政府的對策、官員言論、民間反應、精英階層的態度，甚至乎清政府的舉動入手。羅婉嫻博士於《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中運用了大量政府檔案重構當年香港社會各界對鼠疫的反應。

「鼠疫是西醫在港發展的轉捩點。鼠疫爆發前，港府未有意識將西醫介紹給華人。當鼠疫爆發時，港府執行控制鼠疫的防治政策，結果促使華人漸漸接受西醫。同樣，經歷華人的激烈反對，港府意識到『統一 』 醫療觀的重要性，以減低施政造成的摩擦。」（羅婉嫻, 2018, pp. 143）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31-134

現時醫學界大多使用抗生素治療鼠疫患者，治癒率頗高。

Government House (1894). Governor’s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lague, June 20, 1894, pp. 286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5

James A. Lowson. (1895).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1894. Medical Report. pp. 59-60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6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5-206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75-178

第六章

辛亥革命 ──制度外抗爭

沒有陳勝、吳廣，或者就沒有往後的項羽、劉邦；同樣地，沒有晚清的劇烈動盪，或者就沒有辛亥革命的結局。其中的重要人物──孫中山曾提及過香港是他革命思想的來源，此章探討孫中山浪跡天涯的經歷，再透徹地進行一場自我反思。

6.1

改革還是革命

1894年鼠疫爆發，使港英政府重新審視對華人的管治策略，是香港殖民管治的重要轉捩點。同樣地在清國，1894年亦是多事之秋。甲午戰爭於7月25日爆發，北洋艦隊曾被寄予厚望，但戰果卻令中外大跌眼鏡。日本海軍的勝利印證了明治維新的成功，直接將清國的洋務運動比下去。

反法罷工　為孫文埋下推翻滿清的種子

1894年11月24日，孫文剛過29歲生日，眼見清國因甲午戰爭而元氣大傷，他認為這是推翻滿清千載難逢的機會，隨即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訂立入會誓言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照字面解，就是起義革命，建立共和國家。究竟是甚麼原因激發孫文非要走上這條革命不歸路？

孫文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孩童時期在村內私塾勤奮讀書，而授課的老師竟是一名太平天國的老兵。曾有記載孫文深受私塾老師影響，自幼傾聽老師分享太平天國反清起義的故事，便萌生推翻清朝的想法，孫文更自稱是洪秀全二世 [1] 。當然以上描寫略嫌帶點英雄傳奇色彩，而孫文的老師就像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的黃石老人。根據《留侯世家》記載，張良刺殺秦皇失敗，流亡期間遇上一名老人，在老人連番戲耍之下，張良都能捺得住脾氣，才發現原來老人是在考驗他。老人說道：「孺子可教。」續道：「只要你用功讀書將來必成輔王之才，十三年之後，我將化身成大黃石在濟北穀城山下等你。」及後老人將畢生所學傳授張良，而張良學有所成後輔助劉邦建立漢朝。黃石老人的故事，內容富有神話色彩，但自古以來歷代皇朝的英雄傳記都愛用這種描寫手法，讓別人覺得英雄就是與眾不同，所以不能輕易盡信 [2] 。

或者孫文的大哥──孫眉才是真正的「黃石老人」。1878年，孫眉在夏威夷的農場生意愈做愈大，並將弟弟帶到夏威夷，希望培育他分擔公司業務，不過孫文當年也只有十三歲而已。孫文對大哥的農場生意沒有半點興趣，卻受到夏威夷的西方文化所影響，懇求大哥批准他入讀當地的英語學校。結果，孫文在夏威夷短短四年多的時光，先入讀意奧蘭尼書院潛心學習英語，再入讀歐湖書院接受基督教的感召。正當孫文決定洗禮入教之際，大哥孫眉加以阻止，並將弟弟送返翠亨村。

此時孫文已經見識過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起慕西學之心。即使面對孫眉的反對，孫文仍堅持要成為一名基督教徒。回到翠亨村後，孫文與好友陸皓東將村內的北帝、關帝、天后神像統統破壞，因為基督教義認為上帝只得一個，而上帝反對偶像崇拜，村民拜祭神像就等同崇拜偶像，是愚昧行為。村民見狀大怒，哪會理會孫文口中的甚麼基督真理，父母在別他無法之下唯有將他送到香港讀書 [3] 。

1883年，十七歲的孫文來到香港，先後入讀以英語授課的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並接受由美籍牧師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主持的洗禮，正式入教。1884年11月，大哥孫眉聞訊後隨即設法阻止孫文，將弟弟急召到夏威夷。孫文的學業被迫中斷，不過，他在香港留學期間留意到在英國人的管治下，香港的城市規劃井然有序，讓他留下深刻印象。與此同時，孫文於1884年間親身經歷香港的反法罷工浪潮，工人因不滿法軍侵犯華南而罷工抗議，相反清國國民竟未有挺身反抗無能的滿清政府。孫文後來憶述，正是香港的反法罷工使他萌生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國家的念頭。

本為李鴻章效力　陰差陽錯放棄上京

1886年，孫文離開夏威夷返回廣州，獲邀留在由美國人創立的廣州博濟醫院學醫。一年之後，孫文得悉香港西醫書院成立，決定再次來港報考，成為第一屆西醫書院的學生，當屆共有十二名學生。在書院中，孫文結識到不少日後在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商人何啟、良師康德黎（James Cantile）和陳少白等人，前兩者是孫文的老師，後者是孫文的師弟。孫文與陳少白二人結拜為兄弟，與尢列和楊鶴齡被清政府視為「四大寇」。相比在廣州，香港言論比較自由。在閒時，孫文便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高談闊論革命思想，不過仍留於紙上談兵的階段，未有實際行動。

經過五年西醫書院的嚴格訓練後，孫文於1892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事實上該屆能夠成功畢業的也只有兩位學生，另一位是來自南美的華僑江英華。港督羅便臣將孫文和江英華推薦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並獲李鴻章同意：「來京候缺」。這是孫文第一次有機會加入李鴻章陣營，為朝廷效力。李鴻章乃當時清廷第一大臣，坐擁北洋軍隊，如日中天。孫文雖然主張推翻政府，但李鴻章亦屬改革派，如果能夠順利跟隨麾下，或許可以將心中的理想影響李鴻章。孫文受邀應赴，卻在廣州遭到兩廣總督的刁難，最後決定放棄上京。可見當時孫文對於制度裡改革仍抱有希望，到底應改革還是革命，此刻還未定斷。

建言被無視　創興中會走上革命之路

因為港英政府並未容許香港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在港執業，孫文唯有前赴澳門行醫，但始終對於國家大事念念不忘。兩年之後，孫文在廣州花了十六天時間撰寫《上李鴻章書》，準備親赴天津求見李鴻章，向朝廷分享他的改革思想。當時文中寫道：「西方的富強之中，不盡在於船堅砲利，而是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簡單而言，即國家要富強不能單方面仿效西方的軍事武力。

首先，孫文提出「人能盡其才」，即是國家要針對不同領域而培訓不同專才，讓專才盡量發揮所長，以免錯配人力資源及冷落有識之士，則百事俱舉。接著是「地能盡其利」，孫文批評清國的農業技術落後，勞多而收穫少，朝廷應常設農官以妥善管理土地資源，則可五穀豐登。而「物能盡其用」則帶出機器的重要性，西方國家早已使用大量機器進行採礦及織造，惟清國仍依賴人力生產，若以機器取替人力，則可事半功倍。最後是「貨能暢其流」，鐵路、輪船雖可增加貨流速度，互濟彼方之不足，然而減少各地關卡的徵稅，商品才能真正地全國通行，屆時商貢雲集，則可財源豐裕。

其實《上李鴻章書》並非甚麼高見，文章的重點在於批評洋務運動側重於軍事改革，忽視了官僚、農業、工業及商業改革的重要性。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早於日本1867年的明治維新，而日本的改革成績大家亦有目共睹。有趣的是，《上李鴻章書》全文八千字竟無一言指責滿洲外族，與孫文主張的革命思想不符 [4] ，尤其他在文章開頭作自我介紹，用詞謙虛，不禁令人懷疑整篇文章其實是一封自薦信，盼望中堂大人能夠「人能盡其才」，委以重任。

孫文事前做足準備，因為他心裡明白自己只是一介普通西醫，若無旁人鋪橋搭路，上書李鴻章計劃必然失敗。《上李鴻章書》的初稿雖在1894年1月完成，但孫文花上五個月時間修改，甚至請求理雅各的御用助手及《循環日報》的創辦人──王韜協助修正文章。王韜送佛送到西，親筆寫信將孫文介紹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同時間，孫文又得到另一位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安排上書會面，上書計劃至此階段甚為順利。孫文與陳少白共同前赴天津，由羅豐祿將《上李鴻章書》交付予李鴻章。儘管計劃周詳，孫文亦很有信心能夠打動中堂大人，但最終還是棋差一著，因為當時李鴻章正忙於應付甲午戰爭，根本沒空理會他的建言 [5] 。其實以李鴻章的資歷，又怎會沒考慮過《上李鴻章書》內的四大改革，但平心以論，《上李鴻章書》欠缺明確的改革政策，實在很難想像李鴻章看罷之後有甚麼理由要召見孫文。

事敗之後，孫文放棄投身建制，不再抱有改革可以讓國家富強的幻想。他認為國家積弱的原因在於滿洲外族的無能統治，只有驅除韃虜，結束帝制，建立以中華民族為主軸的共和國家，國家才有希望。孫文為求達到目標，唯有走上革命之路。於是，孫文回到少年時期的啟蒙之地──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地下秘密組織，招攬成員推翻滿清，今次更得到大哥孫眉出錢出力協助，興中會（國民黨的前身）就是如此誕生。1895年2月21日，孫文將興中會總部遷至香港，與輔仁文社合併，會址位於中環士丹頓街13號，以「乾亨行」的商號作為掩飾，並醞釀第一次革命行動。香港，正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14

楊照（2020）。《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台灣：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pp. 220-223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27-28

Ibid. pp. 38

晁介嶺（1971）。〈國父上書李鴻章考實〉。《師大學報》，第16期。pp. 137

6.2

革命不是一場起義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孫文總共策動過十次起義，但不包括武昌起義。孫文的十次起義皆以失敗收場，但正如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所言：「輸掉一場戰役，會讓你發現贏得戰爭的新方法。」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戰爭結束，清國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當時孫文與陸皓東、鄭士良和楊衢雲等人正積極部署第一次武裝起義，發動時間為10月26日（即農曆9月9日重陽節），地點在廣州。孫文選擇發動革命的時機和地點並非無因，甲午戰爭的挫敗使清廷不論兵力或士氣均元氣大傷，再加上前一年鼠疫肆虐廣州，為革命提高了不少勝算。

香港頒驅逐令　孫文成政治犯流亡日本

雖然孫文胸懷大志，但畢竟從未接觸過軍事訓練，亦沒有自己的軍隊。鄭士良以洪門（即天地會）廣州頭目的身份，在這方面提供不少支援，彌補了孫文的不足。洪門歷史悠久，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期間，相傳由鄭成功所創，另有一說是由陳近南所創。洪門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以秘密結社形式運作，說白了就是三合會。其實，鄭士良所提供的會黨成員亦未受過正統軍事訓練，論質素，絕對比不上正規清軍。

起義又怎能沒有武器，鄭士良的會黨軍雖為興中會的主力部隊之一，但會黨軍的武器裝備火槍型號古舊，子彈數量不足，質量遠比不上清軍，正面交鋒之時勝算甚低。孫文為填補雙方差距，指派陸皓東暗中在香港及海外搜羅武器，再偷運到會黨軍手上。香港奉行自由港政策，方便興中會運送革命物資。

更重要的是，起義的籌備工作必須暗中進行，不然消息外洩只會導致行動失敗，甚至招致殺身之禍。孫文在策劃廣州起義之時，曾經數次造訪日本駐港領事館，請求日本提供支援。可是，以孫文當時的身份地位，根本無法說服日本領事館，日本政府官員更稱孫文的計劃只是「空中樓閣」，不可能成功。結果支援未至，孫文已犯下一個嚴重錯誤：連番造訪日本領事館令到起義計劃外洩，使廣州政府早有防備 [1] 。如此一來，第一次廣州起義注定失敗。

1895年10月，會黨軍二百餘人按照原定計劃發動起義，但武器竟未能如期送至，於是孫文緊急下令終止行動。不過一切已來得太遲，最大問題不是在於武器，而是廣州政府一早截獲孫文起義的情報。清兵早有準備，靜待義軍自投羅網。結果，孫文的好兄弟陸皓東連同一眾義軍被捕，陸皓東於11月被判死刑。起義失敗之後，身在香港的孫文被列為朝廷通緝犯，還好當時港英政府沒有將孫文引渡到清國受審。不過礙於外交關係，港英政府在1896年3月還是頒下了驅逐令，嚴禁孫文於往後五年踏足香港。不過，孫文等人未等驅逐令生效，早已在前一年的11月離開香港，展開了漫長的海外流亡旅程。

孫文流亡的第一站是日本。日本人與孫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少日本浪人、政治家受到孫文的號召力所影響，前仆後繼支持孫文，例如宮崎滔天、內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長知等人，出錢出力之餘，有的甚至直接參與革命，犧牲自己的性命。其實日本人願意協助孫文，某程度也是出於利益所趨，雖然日本政府沒有直接參與行動，卻默許日本政治家和浪人團體──黑龍會積極支援革命 [2] ，主要目的是企圖透過扶植一個親日的中國政權，聯手制衡俄羅斯在遠東的勢力擴張。那時候日本野心很大，曾經打算從俄國手上奪取西伯利亞 [3] 。

被禁錮公使館後　成國際傳媒焦點

於日本逗留一個月之後，孫文到赴夏威夷向海外華僑宣傳反清革命，藉此籌集資金。1896年6月，孫文離開夏威夷抵達舊金山，同年9月從紐約乘坐英國白星公司的蒸氣輪船，到訪英國利物浦，準備前往倫敦拜訪在香港西醫書院結識的康德黎老師。雖然孫文改以短髮、西裝打扮，並以化名登記入境，盡量避開清廷耳目，但原來在舊金山之時早已被清廷委託的密探盯上。清國駐倫敦公使館更委聘私家偵探潛伏在利物浦王子碼頭，更憑著照片上的面貌成功鎖定孫文 [4] 。

孫文在9月30日抵達倫敦之後，幾乎每天都會拜訪康德黎老師。孫文最初暫住在泰晤士河旁的酒店，需經過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再轉入砵蘭大街（Portland Place），走到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再向左拐，才能到達康德黎的寓所 [5] 。可是，孫文不知道清國駐倫敦公使館就在砵蘭大街上，即今天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位置。孫文未有察覺這座建築物的危險性，本以為英國是法治之國，人身安全理應受到保障。豈知清廷官員一直匿在公使館裡監視孫文，並在10月11日清晨將他綁架到公使館內，甚至密謀將他偷運回清國受審。

孫文心知今次玩完了，如欲脫身，唯一的辦法就是向康德黎求助。在綁架期間，公使館有一位叫高爾（George Cole）的英僕負責看守孫文，孫文視高爾為逃脫的關鍵，請求他幫忙通風報信。起初，高爾並不願意提供協助，更將孫文的計劃告知公使館官員。後來，孫文向高爾解釋其革命理念，更嘗試以重金收買他，高爾內心開始動搖，但最後挺身而出協助孫文的原來另有其人。公使館的女管家同情孫文的遭遇，於10月17日將孫文被綁架的消息偷偷告訴康德黎 [6] ，但康氏對此半信半疑而未敢行動。第二天，高爾終於鼓起勇氣將孫文的親筆信條交予康德黎，此時康氏才知事態嚴重。

康德黎第一時間到蘇格蘭場報案，惟警察只當他是瘋子，拒絕立案調查。然後康德黎決定親自闖入公使館對質，公使館職員回覆：「這裡沒有孫逸仙這個人。」康德黎失望而回，於是想到不如利用《泰晤士報》的輿論力量，迫使英國政府調查此事。可是，第二天的《泰晤士報》竟對此事隻字不提，康德黎唯有指望英國外交部出面干涉 [7] 。

康德黎今次終於找對了人，英國首相兼外相梳士巴利侯爵（Lord Salisbury）親自下達調查命令，警察迅速包圍清國公使館，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視公使館的動靜，防止孫文被非法運走。英國政府採取行動之後，媒體終相信康德黎所述並非虛言，《地球報》率先報道，讓孫文成為城中熱話。各大報社隨即爭相加入採訪行列，公使館頓時被記者重重包圍。10月23日，孫文終獲解禁，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康德黎和警察一同乘坐馬車離開鬼門關，並且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瞬間由一個寂寂無名的革命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知名的革命家 [8] 。

三民主義　誕生於英國

事後，孫文仍舊頻繁拜訪康德黎一家。在國際社會的注視之下，清國公使館不敢再輕舉妄動。這趟倫敦之行，對孫文往後的革命事業影響深遠，經歷過死亡邊緣，革命意志仍未減退。孫文曾在香港讀書，有感英國人管治有方，如今身在倫敦，得以直接感受現代民主制度的魅力。倫敦的商業發展、科技創新、城市規劃、歷史文化讓孫文嚮往其中，圍繞著民族、民權及民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誕生 [9] 。

孫文及後到訪舊金山、紐約、法國、加拿大等多地進行革命演講，兜兜轉轉在1897年回到日本。儘管這幾年孫文在國際社會間知名度大幅提升，又獲得不少海外資金支持，但推翻滿清還是需靠自己雙手去實現。1899年孫文資助陳少白十萬日圓，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報社位於中環士丹利街24號，即現今陸羽茶室。報章內容主要是抨擊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並宣傳革命意志，成為香港及清國第一份革命報刊。不過，興中會這幾年的會員人數未有顯著增加，人數只有三百餘名，而站在前線的義軍還是側重於綠林中人的會黨成員，武器質素參差，實戰經驗和策略欠奉，距離革命成功之日，路仍遙遠。

義和團之亂於1899年9月在華北地區爆發，義和團群眾高呼扶清滅洋的口號，濫殺外國傳教士，而慈禧太后一向討厭外國勢力，所以放縱義和團針對外國教堂、洋行、大使館肆意破壞，更於1900年6月21日不惜向十一個國家宣戰，觸發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和奧匈帝國的八國聯軍圍攻清國。北方大亂之際，南方各省總督卻擁兵自重，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及兩廣總督李鴻章均拒從皇命，與義和團劃清界線，更與外國簽訂和平協議，免受戰火牽連，史稱「東南互保」。

八國聯軍打破了地方政權絕對服從中央的必然格局，也許是繼五年前的甲午戰爭，另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推翻滿清，孫文又怎會放過，經歷過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已積聚了不少國際力量、名氣和資金，如今機會已在眼前。輸掉一場戰役，不等於輸掉一場戰爭，從失敗中學習成功的方法，是邁向最終勝利的必經過程，能否把握這次機會復興中華，將考驗孫文等人的智慧和能力。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43-44

Ibid. pp. 67-74

Ibid. pp. 56

黃宇和（2007）。《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灣：聯經出版。pp. 55

Ibid. pp. 60

Ibid. pp. 73-80

Ibid. pp. 81-82

Ibid. pp. 83-93

關於三民主義的思想起源，黃宇和於《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一書中作出了不少分析。

6.3

國父的啟示

1900年，八國聯軍對於清廷管治威信的衝擊，相比起甲午戰爭絕對有過之而不及，「東南互保」的局面幾乎讓清國四分五裂，當聯軍攻佔京師，入主紫禁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逃至西安避難，南方各省竟無人願意派兵救駕。但有趣的是，八國聯軍竟然沒有結束滿清皇朝的統治，武昌起義的出現還需多等十一年。

支持兩廣獨立　欲立新政府

早在6月初，慈禧太后尚未向諸國宣戰時，李鴻章已心知清廷命數將盡，萌生擺脫中央政府的念頭。興中會把握這個契機，向兩廣總督李鴻章積極遊說，希望達成兩廣獨立。所謂的兩廣即是廣東和廣西，與香港相鄰來往甚密，故此香港亦是策動兩廣獨立的重要據點。或者是緣分，孫文與李鴻章再次出現在同一個舞台上。五年前，李鴻章忙於處理甲午戰爭，無睱理會孫文，如今朝廷遭受八國聯軍圍攻，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李鴻章反而按兵不動。孫文乘坐日本輪船「佐渡丸」前往香港，但為期五年的港督驅逐令仍然生效，輪船只能停泊在香港外海。孫文被拒上岸，遂派兩名親信宮崎滔天和內田良平打探李鴻章對兩廣獨立的看法，而李鴻章的顧問劉學詢回覆表示：中堂大人同意兩廣獨立 [1] 。

李鴻章旗下的每位幕僚都獨當一面，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敬重孫文。當年羅豐祿、盛宣懷為孫文鋪路會見中堂大人，而劉學詢更私下協助孫文革命。然而，兩廣獨立的進展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此時慈禧或光緒在戰亂中駕崩，那麼兩廣獨立，繼而觸發南方各省紛紛獨立的機會便會大增。問題是八國聯軍圍攻京師之際，南方電報通訊受阻，以致李鴻章未能及時掌握慈禧和光緒的生死，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政治家，自然不會輕易向任何一方押上重注。

7月，天津被聯軍攻陷，北京危在旦夕。孫文的西醫書院老師何啟加入兩廣獨立的遊說陣營。何啟、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及孫文等興中會骨幹成員聯署《平治章程》，文中上半部內容是力數滿清政府的罪狀，而下半部則主張成立中央民選政府、設立議會，及成立地方自治政府。雖然《平治章程》的上款是香港總督，但孫文等人的意圖相當明顯，就是呼籲英國政府促使李鴻章自立新政府。

港督卜力贊成兩廣獨立，並且有意與孫文、何啟等人聯手策劃，若果事成，港英政府的影響力將可延伸至兩廣地區。不過英國政府反對兩廣獨立，理由是目前八國聯軍正打得如火如荼，俄羅斯是英國的眼中釘，英國著眼於如何在戰勝之後爭取最大權益，自然對兩廣獨立缺乏興趣。於是，英國殖民地部發出電報阻止卜力輕舉妄動 [2] 。

李鴻章出爾反爾　左右局勢

同時間，慈禧太后已知自己鑄成大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話，清國隨時被列國瓜分，自己甚至會被指控為義和團之亂的始作俑者。面臨刑責，在這個危難當前，清國上下只有李鴻章能夠挽回劣勢。太后立即提拔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並召回京城準備向列國和談。在兩廣獨立或是回京述職的抉擇下，李鴻章選擇了後者，孫文再一次遭到遺棄。李鴻章離開廣州準備北上直隸之前，曾經短暫到訪香港，並在總督府與港督卜力會面，卜力作出最後挽留，但無阻中堂大人離開的決心，而孫文受制於驅逐令的阻限，未能參與其中。

李鴻章的離開，加上英國政府的反對，間接宣判兩廣獨立的計劃失敗收場。當年李鴻章已是雪鬢年顏老，不像孫文年少氣盛，另一方面太后對戰事的取態逐漸由主戰轉為求和，使得李鴻章更傾向回京收拾殘局。正如司馬遷所言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兩廣獨立的成敗既在「天」：時勢轉變令到兩廣獨立的契機消逝；又在「人」，宣佈獨立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已經離去。

革命多次失敗　黨員損兵折將

兩廣獨立失敗之後，孫文在「佐渡丸」上策劃另一次起義，目標是惠州三洲田鎮。翻開地圖便會發現，三洲田鎮距離香港只有一個海灣之隔。經過上一次廣州起義的挫敗，孫文自知鄭士良的會黨軍力量不足，於是運用自身在日本的知名度，企圖遊說日本政府派兵相助。台灣總督 [3] 兒玉源太郎起初答允孫文：會黨軍在惠州發難，駐台日軍則進攻廈門，並向會黨軍提供武器和彈藥作支援 [4] 。惠州起義定於1900年10月發動，當時八國聯軍已經攻陷北京，清政府的威嚴已名存實亡，加上日本願意遺兵相助，革命漸見曙光，但最終行動仍然未足以推翻滿清皇朝。

雖然兒玉源太郎願意相助，但遇上日本政府換屆，日本內務省於9月29日推翻原先與孫文的協議，會黨軍將不獲支援。向來依賴外國勢力的孫文，今次被日本擺了一道，情急之下唯有派人另購武器，又被日本人私吞軍費。鄭士良雖然成功招募近六百名會黨軍，惟只有一半人獲發型號古舊的槍枝。禍不單行，兩廣獨立的消息已傳到廣州巡撫，清廷對於孫文的行動早有防備。

縱使形勢不甚明朗，鄭士良帶領的會黨軍還是於10月8日成功佔領惠州三洲田鎮，更吸引附近鄉民紛紛加入革命，陣容聲勢浩大，一度擴展至兩萬人。清政府即派兵鎮壓，可惜會黨軍不敵裝備優良的清軍，抵抗一個多月後便彈盡糧絕。鄭士良在11月7日解散義軍，惠州起義宣告失敗 [5] 。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之役迎來的革命契機，孫文等人還是無法成功把握。

翌年9月，李鴻章與十一國達成《辛丑條約》，賠償款項達四億五千萬兩，超越以往所有的戰敗條約。《辛丑條約》包括外國軍隊有權駐紥在清國境內，為多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線。兩個月之後，李鴻章離開人世，終年78歲。同年，輔仁文社創辦人及興中會前會長楊衢雲，在中環結志街被清廷刺客暗殺；會黨軍首領鄭士良亦在香港疑被清廷毒害。然而，革命道路並非只有興中會孤身一黨，在華中地區──湖南，有以黃興、宋教仁為首的華興會，吸引不少外國回流的留學生加入；而在上海，又有以蔡元培、陶成章和秋瑾領導的光復會，主要成員大多是浙江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革命思潮已在全國蔓延開來。1905年，興中會、華興會及光復會於日本合併成中國同盟會。

宋教仁主張華中起義　比邊陲更成功

連續兩次起義失敗，令孫文的革命事業受到沉重打擊，繼而重返漫長的流亡生活。七年之後孫文捲土重來，在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間密鑼緊鼓地發動了八次起義。綜觀孫文的十次起義，1895年的乙末廣州起義、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義、1907年的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的欽廉上思起義以及雲南河口起義，還有1910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和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皆選擇在遠離京城的邊陲城市發動，全部失敗告終。雖然革命軍偶有成功佔據城縣，擊殺清軍將領或地方官員，但卻被增援的清軍所敗。孫文採用的策略是攻擊清廷中央政權較難顧及的邊境城市，當革命軍成功推翻當地政權之後，全國各地的群眾便會挺身而出，響應革命行動，威逼滿清放棄皇權。

相反，華興會的副主席──宋教仁主張起義行動應該集中在華中地區進行，甚至突襲首都北京，才能迎頭痛擊清廷要害。論風險，在華中地區發動起義遠比在邊境地區危險，因為事敗之後不像孫文等人可以快速離開清國。不過高風險往往帶來高成效，華中地區被長江流域所貫穿，從地理位置而言是連結華北與華南的重要樞紐，南方地區自古都是中華帝國的主要糧倉。倘若革命軍能夠成功佔據此地，則掌握著清國的命脈，將比起邊陲地區更具威脅 [6] 。

事實證明，宋教仁的策略比孫文更加奏效，由於鐵路大臣盛宣懷（李鴻章昔日的幕僚）在1911年5月堅持將川漢鐵路國有化，四川及重慶等地的民眾發起「保路運動」，湖北清兵被調往鎮壓。10月10日，駐守在武昌的清廷新軍發動兵變，燒毀總督衙門，革命黨員得以乘虛而入，成功佔據武昌。及後在短短41天內，全國有十五個省分相繼宣佈獨立，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正是發生在華中地區。而武昌起義之際，身在美國的孫文卻未有參與其中，只能從報章得知革命成功的消息。

孫文VS.宋教仁　革命成功後的黨內鬥爭

辛亥革命成功後，同盟會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形成嚴重的內部鬥爭。宋教仁、陶成章等人認為孫文專制霸道，只會堅持自己的想法，從不聽取別人意見。孫文則反駁，同盟會的經費都是由他募集而得，沒有孫文也沒有同盟會。

孫文堅持共和國的成立過程必須順序經過三個階段：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此為三序。所謂的軍政時期，即以革命黨擔任中央政府，實行軍政獨裁，消滅其餘反革命勢力，才可以進入另一個時期。訓政時期，地方政府在此階段逐步建立，但中央政府仍然為軍政獨裁，在憲政時期中央政府才以憲法治國，放棄軍政獨裁。三序的政制發展容易讓民國變成一黨專政、以黨治國，而且可行性亦存疑慮，期望一個獨裁政府會將權力下放，似乎有點不設實際。反之，宋教仁認為民國成立之後應盡快落實議會制度，不需要經歷軍政獨裁，並且批評孫文是一個獨裁主義者 [7] 。中國歷史課本素來對孫文有高度評價，但歷史亦說明孫文絕不是全無缺點的完美人物。

孫文與宋教仁的爭鬥，直至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才告終結，有人將事件歸咎於袁世凱，但亦有人將嫌疑指向孫文 [8] 。民國初年，政治暗殺頻繁，不少至今仍是歷史懸案，而這段時期的明爭暗鬥，亦令中華民國無法仿照西方成為制度健全的民主國家。

延伸閱讀：

孫文與香港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黃宇和於《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中嘗試證明，作為香港當時宗主國首都的倫敦，對孫文日後的政治生涯亦同樣有著深遠的影響，孫文更曾提及三民主義理論是他在倫敦期間完成。

「倫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馬克思在那裡構思了他的理論，該理論雖然目前已經沒有甚麼信徒了，但不能說它未曾有過叱咤風雲的時代。甘地是在倫敦受教育的，他的思想與行動改變了整個南亞的歷史。胡志明也曾旅居倫敦，回到越南就領導獨立運動。」 （黃宇和, 2007, pp. 2）

孫文年少時於夏威夷讀書，初次接觸到西方文化，及後來到香港讀書，逐步建立起推翻滿清腐敗政權的思想。不過，橫山宏章同時在《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中勾畫出孫文的另一面貌，讓我們可以跳出以往國父崇高的形象，認識一個不施脂粉的孫文。

「此一『三序構想』，之後又分成了『軍政』（革命軍獨裁）、『訓政』（革命黨獨裁）、『憲政』（建立民主政府）三個階段，基本上仍是相同的思維。至於體會過軍事獨裁滋味的掌權者，是否真的能夠如此甘願地權力轉讓出去，實在讓人存疑，無論如何，孫文依然提倡此三階段革命論」（橫山宏章, 2019, pp. 87, 李雨青譯）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48-4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25-226

台灣於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割讓予日本，直至1945年二戰結束，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上接管台灣。興中會於1897年在台灣設立分會，主要由陳少白統領。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51-52

Ibid. pp .55-56

張正修（2018）。〈孫中山是中國現在的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起源─孫中山真相的解構（一）〉。《台灣守護周刊》，第338期。pp. 13-14;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99-100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87

張正修（2018）。〈孫中山是中國現在的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起源─孫中山真相的解構（一）〉。《台灣守護周刊》，第338期。pp. 15

第七章

左右之爭 ──夾縫中的香港

十九世紀末起歐洲盛行一種批判資本主義的論調，當中的佼佼者非社會主義莫屬。香港踏入二十世紀初，接連不斷的罷工浪潮，乍看之下是工人階層對於資本階級的不滿，但背後有一股力量左右著香港工運的走勢，但其目的卻不是為工人爭取權益。

7.1

辛亥革命對香港的衝擊

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帶動資本主義崛起，資本主義將西歐、美國、日本等國的經濟推上高峰，各國相繼擠身世界霸主之列。在資本家和政府層面來看，資本主義為社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踏入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源分配的正當性，並批評社會在資本主義底下，無產階級被資本家無情剝削；生產程序過度分工，而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愈見疏離。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認為無產階級將會發動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取替，但社會主義只是過渡階段，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終極形態。

馬克思身體力行，在1864年創立第一國際（IWA），支持各國工人鬥爭活動，宣揚社會主義思想，但組織在1876年便宣告解散。社會主義的崛起嘗試與傳統資本主義分庭抗禮，但綜觀整個十九世紀列強的經濟模式，資本主義暫佔上風。

西方政治光譜中，社會主義被歸為左翼，資本主義則被納入右翼。而左右翼的起源是來自法國大革命，當年的激進派坐在議事堂的左側，主張以激烈的方法進行社會革新；而保守派則坐在右側，主張保留傳統制度，以謹慎的態度來達致社會進步。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被列為右翼思想，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當中包含民族主義，所以亦被視為右翼的意識形態，但當中的民生主義亦有左翼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政治光譜遠比想像中廣闊。二戰期間摧殘眾生的法西斯主義也屬於右翼的一種，法西斯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主張對其他種族趕盡殺絕，同時間亦奉行極權主義，要求人民絕對服從政權。有趣的是，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自由，也反對共產主義。孫文的繼承者──蔣介石仰慕法西斯主義，視希特拉（Adolf Hitler）為仿效對象，希望將德國在二戰前迅速崛起的成功模式，複製在中華民國上 [1] 。

剪辮放爆竹　賀清朝滅亡

民族主義素來與殖民主義互相對立，在香港，港英政府憂心辛亥革命會激起香港華人的民族情感，動搖英國人的管治地位。自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兵變之後，香港市民可以透過報章緊貼武昌革命的發展去向 [2] ，但當時大家還未搞清楚狀況，還將武昌革命與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國相提並論 [3] 。幾天之後，武昌不斷傳來電報，指革命黨軍聲勢愈演愈烈，眾人才逐漸意識到滿清皇朝大限將至。10月18日，香港的華人社群正在籌備孔誕慶祝活動。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及招商局按照傳統於門外懸掛滿清黃龍旗。同日，有四百名民眾在最高法院聚集，意圖將附近的黃龍旗扯下來，警察前來驅散群眾，並將帶頭人士拘捕。翌日，《孖剌西報》形容警方的行動是將暴亂及時制止於萌芽階段 [4] 。

在港居住的華人，亦會不時往返粵港，所以仍然會保留剃髮束辮的滿清傳統。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數千名華人爭相到理髮店剪辮，更有人拿著剪刀在街上強行替人剪辮。11月6日，革命黨人攻陷北京的消息傳到香港時，華人連續兩天放爆竹慶祝，後來證實只是假消息 [5] 。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及後1月26日溥儀皇帝被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宮退位。隆裕太后遂於2月12日頒佈詔書，授權袁世凱成立臨時共和政府，清朝正式劃上句號。事實上，北京政權只是換了主人，革命黨人仍未能控制北京。袁世凱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包攬中央實權，繼續與南方的地方政權和革命黨派互相對峙。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廣東成為革命黨重要的根據地，並由元老級人物胡漢民管治。廣東與香港貿易來往頻繁，香港四邑商會在革命前後亦出錢出力支援革命黨人，包括原籍台山的富商李煜堂。以人壽保險業致富的李氏為陳少白的好友，革命期間借出文咸東街的金利堂藥材店為革命黨作秘密通訊之用，革命之後曾出任廣州政府的財政部長。另外，同鄉的李樹芬醫生在1908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可說是孫文的師弟，擔任廣州政府的衞生部長，後來更成為養和醫院院長。香港四邑商人主導廣州政府不少重要職位，商會與廣州政府關係密切，引起港英政府關注，並將四邑商會視為具有政治陰謀的邪惡組織。香港立法局於1911年11月通過《社團法令》，規定所有社團必須向政府註冊，否則即屬非法組織，目的是壓制香港商人在中國的政治參與 [6] 。

袁世凱得商界支持　成正式大總統

西方主流國家傾向承認袁世凱領導的北洋政府，而非革命黨的南方政權，其中一個原因是袁世凱才是滿清皇權的最後終結者，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最有實力的人物就是袁世凱。不過，民國成立之初，稅收嚴重不足，僅得清朝末年的十分之一，而且還繼承了清朝欠下的巨債條款，造成政府巨額赤字。1913年4月，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繞過國會，以鹽稅作為抵押，向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及日本的銀行團合共借款2500萬鎊。銀行團以滙豐銀行為首，滙豐在取得英國政府的同意之後，與北洋政府正式簽署借款條約，年息五厘，分47年償還，史稱善後大借款。

畢竟袁世凱曾接替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政治手腕遠比革命黨老練。袁世凱與時任港督梅含理疏通關係，後者容許善後大借款的部分資金存入香港的銀行戶口，用作重整廣東貨幣，並成功奪取廣東財政主導權。袁世凱的舉動引來廣州國民黨黨員的強烈不滿，直斥善後大借款出賣國家的鹽稅收益，等同賣國行為 [7] 。可是，香港不少華商擁護袁世凱，甚至推舉袁世凱成為正式大總統，期望北洋政府可以穩定大中華的局勢。對於商界而言，社會穩定有利於營商，革命黨的長期內鬥已使不少香港華商失去耐性，轉而支持袁世凱政權 [8] 。

袁世凱政權僅維持四年就要面臨垮台，但其影響力對於香港及中華民國往後的命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913年6月，袁世凱進一步削弱國民黨勢力，短短三星期內罷免江西總督李烈鈞、安徽總督柏文蔚及廣東總督胡漢民。李烈鈞率先發難，出兵討袁。及後在孫文和黃興的領導下，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紛紛宣佈獨立，嘗試以武力推翻袁世凱政權。其實當時黨內也有不少聲音勸說孫文，可用議會或憲法等和平的方式拉倒袁世凱，但孫文仍然堅持革命。孫文被後世冠上革命家之名，或者是因為他一生都堅持以革命方式推翻政權。可惜三個月之後，二次革命失敗，孫文再次逃到日本，同年10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

軍閥割據時代之始

與此同時，世界局勢急劇變化，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9] ，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日本是英國的盟友，而中華民國在1917年之前仍然保持中立。港英政府擔心香港遭受德國戰艦襲擊，曾經與日本政府協商如何保護香港。日本海軍派艦停泊在鯉魚門防範德軍，另一邊廂，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凱政府暗中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迫使袁世凱在5月9日死線前簽訂條約。在現在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眼中，《二十一條》固然是賣國條約，袁世凱也是賣國賊，但在日本右翼史家眼中卻認為中華民國沒有承認過往清國與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締結的條約，所以訂立新約只是確保中華民國會履行承諾，以保障日本在南滿及東蒙地區的經濟權益，特別是鐵路及礦產營運權 [10] 。然而，這段期間香港主流傳媒皆以大篇幅集中報道歐洲戰況，香港對於中日簽訂的條約並無掀起太大的抗議。

直至1916年初，袁世凱復辟稱帝，中華民國由共和制被改為君主立憲制，引發南方各省再次獨立兼且發動護國戰爭。今次護國軍成功擊退北洋軍，袁世凱只坐了三個月皇位就被迫退位，然後再耗多三個月便撒手人寰。北洋政府群龍無首，頓時分裂成無數個軍閥勢力，而其實國民黨也算是軍閥的其中一員。正值此時，民國初年的動盪結合晚清時期的挫折，正誘發著一股強烈的破舊立新思潮。袁世凱死後不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世代知識分子帶頭批評儒家思想（舊思想）和封建帝制如何阻撓共和制度的發展（新思想），即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　促共產黨成立

陳獨秀在1915年於上海創立《新青年》刊物，吸引不少知識分子投稿參與討論，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陳獨秀曾寫道：「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陳獨秀、胡適及魯迅等人認為傳統文體如古文、詩賦是續存儒家思想的關鍵，而儒家思想則賦予君臣制度的正當性。因此，眾人提倡文學革命，應以白話文取代古文，才能改變根深蒂固兼且阻礙政治改革的傳統思想。另外陳獨秀又宣揚「德先生」及「賽先生」觀念，德先生即是民主（Democracy）；而賽先生便是科學（Science），藉以西方現代觀念進一步批評傳統儒家學說的不足。

最初，新文化運動只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批判舊文體、提倡白話文。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結束之後，中華民國雖無派兵直接參戰，但仍以戰勝國姿態躋身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知識分子們期望中華民國的代表能夠在和會上廢除《二十一條》等過往訂立的嚴苛條款，遺憾的是，期望往往帶來失望。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5月4日演變成一場學生政治運動，群眾發起大規模罷課遊行，鼓吹抵制日貨及打倒帝國主義。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以暴力宣泄對北洋政府官員的不滿。五四運動承繼了新文化運動的餘熱，眾多知識分子在學術、文化、文學、意識形態及政治啟蒙各自提出不同觀點和論據，既有志同道合，也有分道揚鑣的例子，繼而衍生出各種形式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也佐證了所謂的五四精神絕非用三言兩語就能解讀清楚。

另一邊廂，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推翻羅曼諾夫皇朝，建立無產階級專制政府，並成立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地暗中策動無產階級鬥爭，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抗衡。而共產主義則在五四運動期間傳入中華民國。1921年7月23日，以陳獨秀為首的十多名成員，與兩名共產國際成員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自此之後，共產黨與國民黨一時鬥得你死我活，一時又結盟共謀，而香港，則無可避免地成為左右兩派的試金石和角力場。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100-105

《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2日

《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4日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19, 1911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39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95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42-243

Ibid. pp. 244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1914年7月28日開始，至1918年11月11日結束。英國將11月11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在香港皇后像廣場旁設置和平紀念碑以作紀念戰爭中犧牲的英靈。

宮脇淳子著，岡田英弘監修，王章如譯（2015）。《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台灣：八旗文化。pp. 200-201

7.2

五四運動後的漣漪

在香港，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並未如北京及上海般熾熱，原因是港英政府及香港富商仍抱著保守觀念，排斥五四啟蒙思想，雙方亦不約而同地，從多方面嘗試壓抑啟蒙思想在香港社會蔓延。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之後，眾多晚清秀才雅士頓失地位，香港成為他們的落腳點，而私立漢文學校則是他們繼續發揮所長的地方，例如湘父學塾在1911年由澳門遷至香港，創辦人盧湘父是康有為的弟子。從1917年湘父學塾的師生合照來看，學生人數超過一百人，雖然規模上無法與中央書院等傳統公立英語學校相比，但不少華籍富商寧可將子弟送入讀漢文私塾，培養傳統儒家道德觀念，可見私塾在香港仍具一定地位。

雨傘遊行、張貼文宣　推廣五四思潮

然而，五四風潮席捲神州大地，香港自然不免受到牽連。6月3日，有九名陶英中學學生手持寫上「國貨」兩字的雨傘在皇后大道遊行，年紀最小的只有九歲，吸引近百名群眾跟隨，惹起警方注意，警官巴剌司路（Inspector Brazil）一直隱藏身份尾隨學生，待時機成熟後才將其拘捕。年紀最大的學生伍秉德被視為帶頭者，需付25元方可保釋，另外八名學生則各付10元作保釋。事件觸發不少學生群起購買雨傘，以聲援被捕學生 [1] 。政府決定檢控該九名陶英學生，控以未得華民政務司牌照下遊行及持有惹人注目的標貼品兩項罪名，旨在殺雞儆猴，但最終只有前項罪名成立，伍秉德被罰10元，其餘學生受警誡後即獲釋放 [2] 。

隨後數日有學生在書攤擺賣新文化思想的書刊，被警察查封沒收。在街上，有人隨處張貼五四文宣，亦被警察到場撕毀 [3] 。在二十世紀初香港與日本商業關係愈趨頻密，日本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力亦愈來愈強，再加上英國與日本建交，因此吸引不少日僑來港投資和定居，其中灣仔更有「小日本」的別稱。縱是如此，香港仍有出現響應五四運動而抵制日貨的行為，但市面上不少商鋪、百貨公司及餐廳均習慣使用日貨和海產已久，難以霎時之間改用其他貨源。另一方面警察亦加緊巡邏，保護日資商店，以防群眾聚集演變成大規模反日示威。

正如辛亥革命時一樣，港英政府亦加緊防範五四思潮在香港過度擴散，以致社會未有出現大規模罷工罷課示威，但並不代表香港能夠在中華民國的動盪局勢下獨善其身。民眾逐漸受到新思潮所啟蒙，五四運動只是192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浪潮的序幕。1920年3月，香港機械工人總工會發動罷工，要求資方加薪四成，以彌補通貨膨脹的影響，即使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介入雙方談判，也未能達成共識。清明期間，大批工人返鄉探親，但節日過後卻沒有回港工作，廣州工會對工人提供接濟，使罷工情況一直維持下去。最終，夏理德成功說服資方加薪，工人以勝利姿態結束罷工行動 [4] 。事件發生之後，工人對於工會這類能夠為他們爭取權益的組織信心大增，以致各行各業的工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華籍海員被壓榨　工會發動罷工

1921年2月28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於香港德輔道中成立，工會會長陳炳生、主要委員蘇兆徵和林偉民也是國民黨黨員，工會背景與孫文及廣州國民政府關係非常密切。起初，港英政府拒絕海員工會成立，海員於是聘請律師向倫敦當局上訴。在倫敦施加壓力之下，時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也不願開罪國民黨，故此改變決定批准工會成立，孫文派出代表參加工會的成立典禮。同年，海員總會多次向船公司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包括向華籍海員加薪、允許工會代表在場見證公司與海員的簽約過程，但船公司不但沒有答應上述要求，反而向外籍船員加薪，薪酬還比華籍海員高出幾倍，無異是火上加油 [5] 。

海員總會被船公司多番無視之後，蘇兆徵和林偉民決定於1922年1月13日將行動升級，下午號召幾千名海員罷工返回廣州。航運業是香港經濟支柱，怡和洋行及太古洋行為香港航運業龍頭，海員罷工令到百餘艘船隻在維多利亞港滯留，未能如期靠岸運貨，大小船公司蒙受損失。港英政府固然無法坐視不管。根據《華字日報》的報道，政府曾經在罷工發生當天派華民政務司夏理德親赴海員總會會址，嘗試調停罷工，惟無功而返。

海員參與罷工即等於失去工作，手停口停，在物價騰貴的香港難以生活，而他們大多只是來港謀生，未有落地生根的念頭，因此不少海員在罷工之後選擇離港返粵。當時廣東省長陳炯明乃國民黨資深黨員，希望取得罷工海員的支持，累積自己在廣東省的聲望，所以廣州政府及工會在廣州越華酒店設立罷工總辦事處，表示願意向罷工海員提供膳食和住宿等經濟上支援，以作安頓。

直至1月底，總共超過一萬名海員參與罷工，海員總會煽動其他行業的工會罷工，挑煤工人及渡海小輪工人向資方發出加薪的最後通牒後，翌日加入罷工行列聲援海員。2月，政府態度轉趨強硬，首先將海員總工會定性為非法組織，並派英警查封會館，拘捕工會成員，更將工會的招牌拆走。英警亦荷槍實彈在市區巡邏，防止示威活動發生。

同時間，華商受到罷工影響，生意停頓，於是懇請東華醫院再度挑起調解紛爭的重擔。東華醫院的經費多由華商募捐，自然要站在華商的角度處理問題。東華醫院致函廣州罷工總辦事處，邀請海員派代表回港磋商。蘇兆徵為首的四名代表在2月12日回到香港，其時港英政府亦稍作讓步，不以非法組織罪名即時拘捕蘇兆徵等人。東華醫院希望勞資雙方各讓一步，先安排海員復工，再詳談待遇問題。及後東華醫院以中間人身份替海員代表引見華民政務司夏理德，會上蘇兆徵表明，政府必須恢復海員總會，並歸還被沒收的招牌，才讓海員復工，惟夏理德堅拒蘇兆徵的要求。蘇兆徵等人再被邀請到渣打銀行大廈，與洋人商務局主席商談，但記者不被允許在場採訪，會談內容外界不得而知 [6] 。總體來說，蘇兆徵等人這趟行程並未能緩和罷工浪潮。

蔓延全港大罷工　港府質疑國民黨策動

港英政府為阻止工人離開香港，於2月28日暫停九廣鐵路。罷工至此已維持近一個半月，情況開始急轉直下，廣州罷工總辦事處更動員封鎖粵港關口，暫停向香港輸入糧食，以圖威脅港英政府就範。直至3月1日各行各業響應海員總會的呼籲，超過十二萬名工人參與罷工，佔香港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香港經濟活動幾近停擺，天星小輪需依靠英軍航駛艃；牛奶公司缺乏人手送貨，如欲購奶只能自備空瓶領取 [7] 。3月3日，近二千名罷工工人於油麻地集合，準備徒步沿著大埔道離港返粵，途經沙田遇上政府軍警持槍戒備，阻擋去路。罷工工人不顧安危繼續前進，怎料軍警突然開槍，當場擊斃三名工人，多人受傷，再有兩人重傷不治，此為沙田慘案。

沙田慘案將海員大罷工推至高潮，港英政府似乎已無力挽回局面，英國當局指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出面調停。其實英國領事早在沙田慘案發生的前一日已抵埗香港，著手與港督司徒拔磋商如何平息事件，最後決定於3月4日香港大會堂舉行和解會談，邀請各方出席，包括海員總會全權代表（以林偉民為首）、洋人船公司全權代表（由怡和洋行擔任）、華人船公司全權代表（由周少岐、胡禧堂、李冠春等人擔任）、廣東政府代表及四名總商會代表（以陸敬科為首）。

在談判桌上的都是各界別的全權代表，皆是極具分量的人物，會談最終成功達成和解。港英政府同意恢復海員總會，並將工會招牌歸還，釋放被捕工人，而所有罷工海員亦可回復原職及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另外沙田慘案的受害者家屬可獲恩恤金。3月8日，政府派員親自到德輔道中送還海員總會的招牌，當時整個中環萬人空巷，附近商鋪紛紛燒放爆竹，群眾在街上巡遊慶祝 [8] 。儘管各行各業工人並未完全復工，但也陸續返回工作崗位，而歷時56天的海員大罷工亦宣告完滿結束。

長期受到資本主義支配的香港，面對這次海員大罷工的衝擊固然不輕，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共產主義迅速崛起，其首項要務就是煽動無產階級工人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所以港英政府以至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罷工行動，確實不可不防。港府認為海員大罷工不盡是出於經濟目的，懷疑是由國民黨策動。縱然海員大罷工不是由孫文親自領導，國民黨也必然在背後推波助瀾，於海員總會代表的國民黨黨員身份，及廣東政府在罷工期間的積極援助，可見一斑 [9] 。即使這次罷工並非由中國共產黨發動，港英政府仍然擔心孫文所領導的國民黨會受到共產主義的左翼思想薰陶。這份擔憂，終究變成事實。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pp. 124

Ibid. pp.125

Ibid. pp.124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54-255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1-112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2月15日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3月4日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8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pp. 44

7.3

左派掀起的粵港罷工浪潮

海員大罷工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省只有32名黨員 [1] ，黨部在南方勢力仍然薄弱，而共產黨初期的營運開支，極度依賴蘇聯共產國際的定期撥款資助。相反，因為海員大罷工的勝利，廣東政府受到省港海員的擁戴，在罷工之後總共有12000名海員加入國民黨 [2] 。對於正在籌備討伐北洋軍閥的孫文而言，國民黨絕對是海員大罷工的受惠者，但若與各省軍閥相比，廣州國民政府的軍事實力顯然還未足以逐鹿中原。

「聯俄容共」期間　常見國共雙重黨籍

孫文渴望提升軍事實力，正好遇上蘇聯駐華代表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接洽中蘇合作事宜。越飛表示蘇聯願意向孫文的廣州國民政府提供大量資金及軍事物資支援，孫文雖不同意蘇維埃制適用在中華民國，但仍然接受越飛的國民黨改組建議，在1923年1月26日共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自此之後，國民黨提出三項新綱：「聯俄、容共、扶助農民」，同樣也是孫文對於國民黨的遺訓，成立於1924年的廣州黃埔軍校，正是中蘇合作之下的產物 [3] 。

孫文宣佈第一次國共合作不久後，便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儘管當時孫文是國民黨的靈魂人物，但他死後亦沒產生嚴重影響，因為黨內仍有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廖仲愷等接班人，支撐廣州國民政府的運作。即便廣東楊希閔及劉鎮寰藉著孫文去世而起兵叛變，還是由胡漢民平息下來。孫文生前對胡漢民評價最高，稱讚胡漢民在學問和道德方面是廣東難得的人才，當總理更是綽綽有餘 [4] 。不過，胡漢民與孫文經常意見不合，早年曾反對孫文以武力討伐袁世凱，後來又不滿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但孫文心中敬佩胡漢文，所以一直重用他處理國民黨的內務。

曾在日本軍校留學及遠赴蘇聯考察的蔣介石，對於「聯俄容共」亦有意見──他認為蘇聯目標是扶正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誠心協助中華民國發展。而廖仲愷與汪精衛皆是國民黨著名左派人物，廖仲愷贊成「聯俄容共」，而汪精衛起初亦贊成與共產黨合作，但於1927年轉趨反共。另外，當年策動海員大罷工的海員領袖林偉民及蘇兆徵，分別在1924年及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林偉民到訪蘇聯時加入，而蘇兆徵則是受到李大釗的邀請而加入，短短三年間更爬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個領導階層。必須指出的是，在「聯俄容共」期間，同時隸屬國民黨和共產黨身份的情況相當普遍，共產黨始創人毛澤東和鄧中夏在1920年代都曾經加入過國民黨。

六大訴求　爭取自由

1925年5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委員包括蘇兆徵及林偉民，而鄧中夏被選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各人正看準時機在香港醞釀另一場罷工運動。當時共產黨在香港只有十名黨員，另加成員僅有十餘名的共青團，均是屬於地下組織 [5] 。鄧中夏並無信心、亦沒有資源引發像海員大罷工這般規模的運動。足夠的資金、糧食和住宿以安頓罷工工人，是維持長時間罷工運動的基礎，以當時共產黨的狀況實在無法負擔。反之，左傾的廣州國民政府恰巧有這個本錢，此刻鄧中夏只需依附國民黨的力量，並等待契機出現。

1925年5月30日，近三千名學生及工人在上海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工廠虐待華工。遊行期間遭租界的英警開槍鎮壓，造成十三名華人死亡，多人被捕，史稱「五卅慘案」。慘案發生之後，隨即觸發全國激進的反英風潮。在廣州，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號召近萬人參與集會及遊行，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鄧中夏、林偉民、蘇兆徵等工會委員當然不能錯失良機，在6月初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通過發動香港罷工動議，成立全港工團委員會。鄧中夏與楊殷等黨員親自趕赴香港，遊說各行各業的工會領袖組織「三罷」行動──罷工、罷課及罷市，並且表示委員會能夠解決罷工工人的糧食及住屋等需要。

雖說香港為英國殖民地，但單憑「五卅慘案」而觸發的反英情緒，確實難以煽動香港工人放低生計參與罷工。鄧中夏固然深明這個道理，為鼓勵香港工人支持罷工，全港工團委員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訴求 [6] ，為本地工人爭取權益，藉此拉攏民心。第一項訴求明確指出華人應享有集會、結社、罷工、言論及出版自由，並要求港英政府立即釋放被捕記者；而華工享有立法局的選舉權被列為第三項；限時每日工作八小時、設立最低工資則為第四項，以上訴求由左派人士提出，作為工人復工條件，並為香港華人爭取民主、自由及人權 [7] 。不過，罷工是結合多項動機而成的一場民眾運動，不可能純粹基於反英愛國或爭取權益便可推動。更何況，民主自由的價值在現今社會中仍然有人不放在眼內，莫說從前。

二十萬人參與　比海員罷工更浩大

經歷過海員大罷工之後，香港海員總會的政治取態已明顯左傾，在6月19日率先響應鄧中夏的號召，緊隨其後的是電車工會及印務工會，還有洋務、起落貨、煤炭、機器工、船塢工會紛紛宣佈罷工，每日都有數以千計的工人罷工離港。6月23日，在廣州沙基發生另一宗慘案，駐紥在沙面租界的英、法士兵向對岸沙基的示威群眾開槍鎮壓，釀成幾十人當場死亡，直接將罷工浪潮推至高峰。短短十五天，全港有二十餘萬人罷工，近十三萬人離港，展開一場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發展得如斯順利相信連鄧中夏也感意外，規模之大比起三年前的海員罷工，青出於藍。

面對數目龐大的罷工工人，鄧中夏等人必須盡快組織人手處理。7月1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廣州成立，骨幹成員仍以共產黨為主，國民黨則擔任顧問。時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廳廳長廖仲愷，遵從孫文「聯俄容共」的遺訓，立場親左，在省港大罷工如火如荼之際，親自領導罷工運動，並向罷工委員會提供每月資金援助 [8] 。簡單而言，大罷工實際上是由廣州國民政府所主導。共產黨控制的罷工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和建議，需要獲得廣州國民政府的批准才可執行，是以組織者的角色遊走在這場罷工運動之中。

省港罷工委員會轄下的部門架構條理分明，有負責行政及宣傳事務的幹事局；處理財務的財政委員會和審計局；制定罷工指示的法制處。委員會在廣州、深圳、江門等地設置多個工人接待處，安排工人回省，另設醫院、飯堂、宿舍和學校，恍如一個小型政府，統領著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左派則在香港恫嚇沒有參與罷工的工會和商店，指責他們不愛國。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武裝糾察隊將香港封鎖，禁止糧食進口香港，並阻止工人返港復工，及捉拿不遵從罷工指示的工人，該等工人被視為「走狗」，將交送至會審處作出判決，甚至鋃鐺入獄 [9] 。

其時香港經濟深受打擊，市面凋零，街道垃圾因清潔工人罷工而無人清理，香港慘遭嘲笑為「臭港」。香港商界代表、東華醫院董事曾經嘗試調停罷工運動，但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廣州政府又向外國發出特許，容許外國商船繞過香港直接在廣州停泊運貨，旨在打擊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的經濟，迫使倫敦當局一度打算派軍艦攻打廣州政府，圖以武力解決事情。

問題在於，廣州國民政府畢竟沒有無限資源，而省港大罷工如今又演變成一場持久戰，再堅持下去，只會不攻自破。況且，廣州國民政府腹背受敵，內部的左右兩派競爭熱烈，以胡漢民為首的右派雖反對省港罷工，但礙於當時局勢亦只能表面贊成。直至8月20日，政治暗殺再次發生，今次遭殃的是國民黨親左派的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及另一位國民黨親右派黨員許崇智立即成立調查委員會。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此時在背後發功，直指胡漢民就是幕後主腦，將胡漢民即時監禁 [10] 。事後，蔣介石及汪精衛攜手合作領導廣州政府，暗殺事件猶如一場政變，港英政府正好隔岸觀火。

新港督上場　以逸待勞

1925年11月，金文泰（Cecil Clementi）出任港督。金文泰自1899年加入港英政府，於香港官場打滾多年，而且是理雅各官學系統所訓練出來的漢學家，熟悉中華文化，能操流利廣東話，更會吟詩作舉。在動盪時勢下，金文泰不論在人脈、知識和資歷方面，都是新任港督的不二人選。整場大罷工的轉捩點在於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為壓制在廣州如日中天的左派勢力，先命令中山艦駛泊廣州黃埔船港，然後反口指控中山艦欲砲轟黃埔軍校造反，再先發制人逮捕共產黨艦長李之龍。蔣介石為防廣州共產黨餘黨發難，即宣佈廣州實施宵禁，並拘捕幾十名共產黨成員，派兵包圍罷工委員會會址。中山艦事件令國民黨親左派及共產黨勢力頓失，罷工浪潮開始進退失據。

正當廣州國民政府內部爆發衝突，金文泰覺得一動不如一靜，根本不用急於與廣州當局展開和解談判。香港因大罷工流失十餘萬勞動人口，所以港英政府在1926年開始從各地聘請工人，以填補龐大的職位空缺。其次，罷工委員會封鎖香港，禁止糧食輸入香港，但香港並無因而出現糧食危機。廣東省農商的生意反而蒙受損失，導致商人的不滿情緒爆發。更何況，廣州國民政府的終極目標不是消滅英國帝國主義，北討軍閥才是他們眼前要務。港英政府只消繼續恢復香港經濟，以逸待勞地應付即可 [11] 。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已無暇處理省港罷工問題，因此決定於10月10日解封香港。共產黨亦只能放手，同日解散罷工委員會，任由工人離開廣東返回香港，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終告結束。當初罷工委員會向港英政府提出的六項爭取華工權益的訴求，早已被拋諸腦後。乍看之下，罷工運動是工人階層對於資產階級的不滿，但歸根究底，工人恐怕亦只是被利用作政治籌碼的工具而已。

罷工過後，重拾社會秩序的最有效方法，莫過於改革教育。港督金文泰在任內大力推動中文教育，既成立官立中文學校，又於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提倡守舊的儒家思想，將孩童訓練成順從權威的好學生，省卻不必要的獨立思考，同時壓制日漸壯大的共產主義思想 [12] 。

延伸閱讀：

香港在1920年代受到中國政局影響，罷工浪潮始起彼落，江關生利用大量史料，梳理出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期間，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參與經過，並記錄於《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牛力勇指出，內地史學界『往往把省港罷工的結局，說成是工人階級和國民政府取得勝利後的自動收束。實際上，這次收束是國民政府在英方誘迫下的軟弱讓步，是對罷工工人和沙基慘案遇難者利益的巨大犧牲。』」 （江關生, 2012, pp. 62）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9

Ibid. pp. 115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18-19

Ibid. pp. 54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pp. 52

六項訴求中的另外三項包括：第二項是提倡華人與洋人應享有同等法律待遇，並廢除港督驅逐令、笞刑及私刑等權力；第五項是要求政府取消新屋租例並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第六項是提倡華人居住自由權，應准華人居住山頂地區。

Ibid. pp. 63

Ibid. pp. 56

Ibid. pp. 53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62-64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 pp. 62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 140

第八章

戰霧瀰漫 ──英國有棄守香港嗎？

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面貌，而當中的香港保衛戰在香港歷史當中的意義非凡，官方教材卻有意無意地淡化這段重要的歷史。然而，整場保衛戰不僅是十八天的抵抗，更包含英國對於香港的防衛部署及策略。

8.1

英國的遠東防衛戰略

踏入1930年代，香港在英國人管治底下已經度過接近一個世紀，經歷過開埠初年的混亂時代，又捱過令人聞風喪膽的鼠疫。正當世紀交替，以為香港發展步伐得以重整之際，中華民國政局急劇變化，香港在亂世中再已無法獨善其身，工人運動浪潮連綿不絕，好不容易待南方政權專注北伐才暫告一段落。

所謂太平盛世，顯然只是人們幻想出來罷了。縱然身處在伊甸園，也不代表危機就不存在。黑船事件 [1] 引導日本開國步入明治維新時期，先後取得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的勝利，脫穎而出成為西太平洋的軍事強國，並積極向外擴張。日本關東軍藉著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順勢佔據東北三省，為中日戰爭埋下伏線。

英國設防線　防範日本攻香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與日本的關係由盟友逐漸變成潛在敵人。雖然日本不斷擴張勢力引起英、美兩國不安，但後者借助日本的力量，亦可制衡蘇聯在遠東的威脅。英國政府早在1920年代將日本視為假想敵，構思如何在亞洲戰場擊敗日本，防患於未然。香港和新加坡同是英國最重要的亞洲殖民地，而地域上香港更加接近日本，所面對的威脅將會更大。英國海軍在1920年的《備忘錄》提及到，當戰爭爆發時，皇家海軍未必趕得及派出艦隊支援香港 [2] 。

另外，英國於1922年訂下「十年規定」把軍事開支凍結至1932年，並假定十年間不會再發生列強大戰。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簽訂《華盛頓海軍條約》，不單約束各國海軍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總噸位，更限制英國、美國和日本不可在太平洋地區新建任何防禦設施和海軍基地。海軍條約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香港的軍事防務計劃在這段期間受到條約限制，防禦設施亦只能停滯於在一戰前後的水平 [3] 。

不過，英國政府對遠東防衛策略的研究並無因為《華盛頓海軍條約》而暫停，港英政府在1926年向英國當局提交調查報告，指出香港有大量沙灘，對於香港防衛不甚樂觀。事實如是，昔日港島的海岸線大多沒有海堤保護，除維多利亞城外，港島東岸如北角部分地區、筲箕灣及柴灣仍舊未曾填海而維持著海灘原狀，容易成為日軍登陸的目標。總括而言，當時軍部認為香港難以獨力支撐敵軍，必需依賴皇家海軍艦隊前來解圍。

問題在於皇家海軍調配兵力需時，一般估算要45至55天才可抵達香港，屆時香港可能已經落入敵手，所以英國的策略是香港必須有自我保衛的能力，以等待艦隊前來支援，至少要保住維多利亞港內的海港設施 [4] 。綜觀香港地形，假設敵人從北方陸路進攻，新界雖山嶺眾多卻不足以構成天然屏障，錦田、元朗及上水地勢平坦，敵人可從四方八面圍攻，除非有大量兵力及堅固的防禦工事，否則應只作適當的拖延戰術，以空間換取時間。九龍半島地形更為嚴峻，正面為九龍山脈，但背面三面環海，若然失守恐怕連撤退的後路也沒有，容易遭受敵軍圍剿。然而，九龍山脈由西面的醉酒灣，沿著金山、針山、畢架山、獅子山及大老山，延伸至東面的魔鬼山，在戰略上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天然屏障 [5] 。

由於日軍從新界進入九龍半島必須穿越九龍山脈，所以九龍山脈將會是香港守軍長期防禦作戰的關鍵，但反過來看，九龍山脈一旦墮入日軍手中，香港島北岸的防事亦會被敵軍一覽無遺。自1934年開始，駐港英軍參照九龍山脈的地形，設計一條全長21000碼，由大量鐵絲網陣地、戰壕及機槍堡組成的大型防禦工事，命名為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 [6] 。1935年3月，英國派出要塞監督──巴倫少將（Maj. Gen. Frederick Barron）前來香港檢視防線的設計。巴倫少將首先認為日軍不會從海路進攻香港，然後就守軍在新界及九龍地區如何有效執行遲滯行動，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包括編制一支機動部隊，在開戰之後將新界主要橋樑和隧道等重要通道炸毀，阻延日軍的推進速度。另外，巴倫少將把醉酒灣防線劃分成四個部分，鎮守著四個重要的區域，一號區為西貢牛尾灣至東洋山、二號區為東洋山至沙田海、三號區為城門山谷至大埔道、四號區為青山道至金山 [7] 。

醉酒灣防線森嚴　啟德機場變空軍基地

醉酒灣防線由1934年開始建造，首個機槍堡在1935年12月完成，及後三年期間，英軍不停改良機槍堡的設計，例如加強混凝土牆身的厚度以提高防彈能力，以及擴大機槍的射擊角度。直至1938年，整條醉酒灣防線總共設有90座機槍堡及11座指揮所，並在外圍加裝兩至三道鐵絲網陣 [8] 。敵軍來襲之時，附近的機槍堡即可同時射擊，輸出交叉火力互相掩護；另設有砲兵觀測所，以鎖定敵軍的準確位置，呼喚後方砲臺進行精準砲擊；而地道和地堡則為士兵作息的地方提供保護，以上便是醉酒灣防線的運作構想。

在碉堡的設計上，為方便英軍辨認錯綜複雜的地道，地道參照倫敦街名而命名。以醉酒灣防線左翼的重要據點──城門碉堡為例，碉堡共有四座機槍堡，配備四挺射程達兩公里的維克斯機槍，還有一座砲兵觀測站及排部指揮站，以多條由混凝土建成的地道及戰壕連結，地道分別以攝政街（Regent Street）、皮卡地利（Piccadilly）、舒弗貝利大街（Shaftesbury Ave）、牛津街（Oxford Street）、草市場（Haymarket）及查寧十字（Charing Cross）來命名 [9] 。如果仔細觀察，便可發現地道的佈局與真實的倫敦街道非常相似，如攝政街的一側分岔口連接著皮卡地利和舒弗貝利大街，另一側分岔口連接著牛津街，由皮卡地利可通往草市場，舒弗貝利大街則與查寧十字相連。碉堡地道的入口和分岔口均有刻上各街道名及指出相應的方向，刻記時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見。

醉酒灣防線被視為九龍半島的最後一道屏障，但由於當時香港的駐守兵力不足，難以支撐防線的長期作戰，所以英軍決定將防線只作短暫阻擊日軍向九龍推進之用，盡量為港島守軍爭取更多時間整頓防務。日本雖在戰前不斷派遣間諜滲透香港收集情報，亦打探到英軍在九龍山脈之間築建大型防禦工事 [10] ，卻未能進一步窺探到醉酒灣防線已由長期作戰目標改為短期作戰，以致日軍至開戰前夕仍對醉酒灣防線嚴陣以待。

除醉酒灣防線外，英軍在香港島沿岸修築五十多座機槍堡、九座海岸砲臺（另加一座在昂船洲）及七座高射砲臺。海岸砲臺負責攻擊敵方軍艦，以規格而論，作為英軍主力砲的9.2英吋後膛海岸砲威力最強，原本射程範圍為19公里，後來經過改良砲臺底座設計之後，最大射程可達26.7公里，範圍遠超過日軍進攻香港時使用的驅逐艦（射程最高為20公里），阻嚇日本軍艦不敢貿然靠近港島水域 [11] 。此外，改良後的海岸砲可作360度迴旋，以便瞄準岸上目標，為守軍提供砲火支援。假如從摩星嶺要塞發砲，射程可覆蓋至青山道及金山的敵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香港共有八門9.2英吋後膛海岸砲，其中摩星嶺要塞及赤柱砲臺分別獲配三門，剩下的兩門安置於鶴咀半島的博加拉砲臺。另外還有十五門6英吋第VII型後膛砲，射程範圍達14.4公里，屬於海岸砲臺的常見配備，其優點是射速快，能夠替摩星嶺要塞、赤柱砲臺及博加拉砲臺填補火力空缺 [12] 。

由此可見，未等《華盛頓海軍條約》失效，英國已經暗中整頓香港的防衛設施，亦將啟德機場升格為空軍基地，準備應接一觸即發的戰事。隨著日本在1937年向中國正式發動戰爭，一年後廣州淪陷，潮汕及海南島在1939年亦被攻陷，形勢上香港已被日軍重重包圍。當時香港僅有四營正規步兵（一營約有800名至1000名士兵），根本無法於新界、九龍及港島各個陣地平均佈防。根據《1939年臨時防衛計劃》，香港島將以三營步兵駐守，餘下一營負責在新界及九龍執行遲滯任務，再退回港島死守。可是，面對日軍有可能派出一至兩個師團（一個師團至少有一萬名步兵）入侵香港，寡不敵眾的守軍實在難以支撐至英國艦隊來援，時任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中將（Lt. Gen. Arthur Edward Grasett）向英國請求調配兩營兵力來港，以擴充守軍人數 [13] 。

二戰時香港的戰略價值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忙於應付歐洲戰線，已對亞洲局勢分身不暇。翌年，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相繼宣佈投降，剩下英國苦撐著軸心國的侵略。在亞洲方面，日本乘機威迫英國和法國關閉滇緬公路 [14] ，以切斷重慶國民政府與外界的補給路線。同時間，日本又向外製造輿論，直指香港根本毫無戰略價值，但事實上香港正是另一條連結重慶國民政府的重要補給路線。中日戰爭開戰初期，從香港經九廣鐵路運至湖南的物資每月多達六萬噸，因此賈乃錫中將也預計日本隨時會向英國宣戰，攻佔香港間接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抵抗。

在英國眼中，新加坡被視為遠東海軍要塞，戰略價值比香港大，英國傾向編配更多兵力和戰艦支援新加坡。新加坡要塞被寄予厚望，納粹德國戈林元帥（Hermann Wilhelm Göring）也曾經預測新加坡是難以攻破的，需要動用五個師團並花上一年半時間才可攻克 [15] 。而香港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前哨站，很有可能首當其衝成為太平洋戰線爆發的第一個戰場，英國的策略是盡一切可能拖延戰爭爆發。開埠百年的香港，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重要關口。

黑船事件始於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貝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停泊在日本江戶灣，翌年與幕府簽訂《神奈川條約》，迫使日本開放港口與美通商，結束江戶時代長達221年的鎖國政策。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41

Ibid. pp. 41

Ibid. pp. 43

Ibid. pp. 31-36

Ibid. pp. 43

Ibid. pp. 53-54

Ibid. pp. 57-63

Ibid. pp. 58

Ibid. no. 109

Ibid. pp. 138, 410-411

Ibid. pp. 50

Ibid. pp. 72-73

滇緬公路是一條連接雲南（滇）與緬甸的國際公路，於1938年12月通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日軍迅速佔領中國各個港口，以封鎖國民政府的海上補給路線，於是國民政府即下令修築此道，以防補給中斷。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參書背

8.2

誰衛我城

普魯士戰爭學院院長──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經典巨著《戰爭論》中曾提及，戰爭的本質是侵略敵國及保衛國土。如果本國被敵人入侵，而消極地不作任何抵抗，還稱不上是戰爭。保衛國土需要軍隊，軍隊與國土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軍隊的作用是阻止敵人佔據國土，而國土則為軍隊提供資源及補給。同時間，軍隊的損失會導致國土失去保護，失去國土又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 [1] 。

香港陸空軍力不足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坦克的發明及戰機的應用，戰場格局亦因而改變。二戰初期，納粹德國利用機械化部隊的閃電戰迅速橫掃歐洲，及後在不列顛空戰中與英軍皇家空軍會戰；德軍潛艇在大西洋戰場中與英國、蘇聯海軍鬥智鬥力。海、陸、空三軍，再加上通訊設備等科技應用構成現代戰爭的面貌，如何協調各軍戰力將成為勝利的關鍵，然而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駐港皇家海軍坐擁三艘驅逐艦，包括色雷斯人號（ HMS Thracian ） [2] 、哨兵號（ HMS Scout ）及珊奈特號（ HMS Thanet ）；四艘河用砲艦包括蟬號（ HMS Cicala ）、蛾號（ HMS Moth ）、燕鷗號（ HMS Tern ）及知更鳥號（ HMS Robin ）；另有八艘魚雷艇，但開戰之後哨兵號和珊奈特號兩艘舊式驅逐艦被調配至馬來半島，色雷斯人號成為駐港皇家海軍戰力最強的軍艦。英國皇家海軍傳統優良，駐港海軍實力自然不容小覷 [3] 。相比之下，駐港皇家空軍情況則令人擔憂。由於啟德機場背靠九龍山脈，令戰機升降時增加不少難度，空軍亦不願增派部隊支援香港，只有三架角羚式魚雷轟炸機（Vickers Vildebeeste）及兩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Supermarine Walrus）保護香港空域 [4] 。

駐港陸軍在編制上由步兵、工兵及砲兵組成。截至1941年上旬，駐港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二營（2nd Bn., The Royal Scots）、米杜息士團第一營（1st Bn., The Middlesex Regiment）、第十四旁遮普團第二營（2nd Bn., 14th Punjab Regiment）及第七拉吉普團第五營（5th Bn., 7th Rajput Regiment），前兩者為英籍軍團，後兩者為印籍軍團，四營步兵總共3372人。開埠以來，英國曾派遣不同軍團駐守香港，像港督一樣每隔數年便會更替一次。米杜息士營及拉吉普營由1937年開始駐守香港，蘇格蘭營在1938年加入，旁遮普營則在1940年來港。直至戰爭爆發之前，各營進駐香港的時間有長有短，對於香港的氣候、地形和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適應 [5] 。

然而，賈乃錫中將在1938年擔任駐港陸軍總司令時，已經瞭解到駐港步兵單憑現有數量，根本無力應對潛在的日軍威脅。要是守軍數量不足，那麼醉酒灣防線再堅固也是徒然。醉酒灣防線作為單線式防線，指揮官必須妥善地分配各單位於前線不同陣地上，而且要預留部分兵力於後方充當後備支援，以加強防線縱深（作戰地域的縱向深度）及防範敵軍從側翼包抄的可能，才能有效發揮醉酒灣防線的功能。單線式防線最大的缺點是，假如後方缺乏縱深，只要敵軍從任何一點成功突破，整條防線便瞬間崩潰。

加拿大派援軍　只為提升國際地位

在新加坡，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上將（Air Mar. Robert Brooke-Popham）曾向英國請求增派援軍至亞洲各屬地，儘管英國政府及軍部反對棄守香港，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1年年初仍表示派兵香港是大錯特錯的決定，但又不能過分對日本示弱，否則只會增加日軍向東南亞擴張的野心。1940年至1941年期間，英國向馬來半島和新加坡不停增派部隊，以及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相反只向香港派出十五架布倫載具及一批備用的高射砲砲管 [6] 。布倫載具以履帶移動，可作運輸及偵察用途，並配備布倫輕機槍，但火力比起城門碉堡的維克斯機槍較弱，難以與日軍在東南亞戰區常用的九四式輕裝甲車匹敵。

戰爭逐漸逼近，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中將卻從未放棄為香港爭取更多援軍，即使在1941年7月卸任準備返回英國，途經加拿大時仍然牽掛香港防務。出生於加拿大的賈乃錫中將，憑著昔日在加拿大修讀軍事學院時建立的人脈關係，成功接觸到加拿大陸軍總參謀長及國防部部長，並成功說服對方派出兩營步兵支援香港。之後賈乃錫向英國陸軍部轉達加拿大的增兵意向，而後者則向加拿大正式邀請派兵香港 [7] 。

在戰爭中，有一項因素可以凌駕於軍隊的行動及國土的保衛，就是政治。1931年加拿大從英國殖民地獨立成國，成為英聯邦的主要成員。當同為英聯邦的澳洲及紐西蘭已分別派出陸軍步兵師團及戰鬥機中隊支援馬來半島時 [8] ，加拿大仍未增派大型部隊赴外支援盟軍。時任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在二次大戰初期反對派兵，惹來不少批評聲音，後來意識到這次英國陸軍部的派兵邀請，正好可以用作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及加拿大的國際地位，故此同意向香港增派兩營步兵 [9] 。加拿大的增援部隊又名為C部隊（C-Force），由溫尼柏榴彈兵營（Winnipeg Grenadiers）及加拿大皇家來福槍營（Royal Rifles of Canada）組成，總指揮官為羅遜准將（Brig. John Kelburne Lawson），全體軍官及士兵共2007人，預計在1941年11月中抵港。

加拿大援軍C部隊在11月16日到埗，羅遜准將即獲時任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接見，可見加拿大援軍備受港英政府重視。據一般歐籍軍官的習慣，通常不會與殖民地總督或高官頻密交流。羅遜准將恰巧相反，他經常與楊慕琦會面，並分享參謀知識，談論香港的地緣政治及戰略事宜，共同商討具體的防禦策略，從而加快了解香港實際情況。此外，接替賈乃錫中將的莫德庇少將（Maj. Gen. Christopher Maltby）在1941年9月抵港擔任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與羅遜准將曾在奎達英印軍參謀學院（Staff College at Quetta）同窗共硯，讓兩人在戰場上擁有共同語言，減少因為術語差異而出現誤會 [10] 。

本地招募士兵　增強防守

C部隊的加盟令駐港正規步兵由四營增至六營，另一方面，自1936年開始，英國政府同意香港在本地招募華籍英兵，志願者可以選擇加入步兵連、工兵連或砲兵連，然後接受由英籍軍官安排的戰鬥訓練。基本上華籍英兵的裝束及武器配置與英軍無異，而且大多數華籍英兵會操流利英語，不會構成溝通上的障礙。以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 [11] 為例，第三連由歐亞混血人士組成，屬機槍連，共有114名軍官及士兵；而第四連則由香港華人組成，屬步兵連，共有78名軍官及士兵。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防衛軍第六連是由葡萄牙人組成，屬高射砲連 [12] 。雖然葡國在二戰保持中立，但在港葡籍人士仍然自告奮勇保衛香港。

1941年11月，莫德庇少將決定建立香港華人軍團（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原定計劃將軍團訓練成一支精銳的常規部隊，因此入選者必須符合相當的智力和體格條件，身高170厘米、體重125磅及胸圍34吋以上才予考慮。招募當日，共有數百人在皇后大道中的威靈頓營房報名，最終只有46名獲選入伍，由米杜息士團的軍官負責操練和指揮 [13] 。

幸得賈乃錫中將的遺計以及莫德庇少將的承繼，在兩任駐港總司令的努力下，駐港守軍的數量得到大幅改善。莫德庇少將重新安排醉酒灣防線的兵力分佈，並派三營步兵編制成「大陸旅」，分別由蘇格蘭營駐守在防線左翼、旁遮普營在中線、拉吉普營在右翼陣地，原為拉吉普營長的華里士准將（Brig. Cedric Wallis）升任為大陸旅旅長。另外三營步兵留守港島，米杜息士團把守港島沿岸各座機槍堡，而溫尼柏營及加軍來福槍營則負責駐守在港島東南及西南地區，組成「港島旅」由羅遜准將擔任旅長。除此之外，港島旅亦有香港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及身經百戰的老兵軍團──曉士兵團（Hughes Group） [14] 共同協防 [15] 。

日本欲搶先機　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

日本在籌備太平洋戰爭之時，一早預料戰爭初期可以取得輝煌戰績，但隨著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在太平洋站穩陣腳之後，戰況便很大可能會被逆轉。究竟應該北伐蘇聯或是南方作戰，日軍參謀本部起初未能定斷，但隨著德軍攻蘇開始呈現疲態，海陸兩軍亦認為蘇聯地大物博，進攻難度頗高，故選擇南方作戰方案，搶佔英、美亞洲殖民地，奪取豐富的礦石、橡膠及石油資源，以支撐中國戰線 [16] 。另一邊廂，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石油及經濟封鎖，令兩國關係急轉直下。1941年初，英、美兩國已知日軍準備隨時開戰，但至年尾時美、日兩國仍在談判，盟軍預計日本起碼至1942年春夏之交才會發難，日本正看中此點，希望盡早發動太平洋戰爭，以殺盟軍一個措手不及。

1941年11月尾，駐港砲兵開始陸續進駐所屬崗位，包括保衛香港水域──駐守赤柱砲臺的皇家砲兵第八海岸砲兵團（8th Coast Regiment）、駐守摩星嶺要塞的皇家砲兵第十二海岸砲兵團（12th Coast Regiment），及香港防衛軍砲兵隊（Artillery Company of HKVDC）；負責截擊日軍戰機的高射砲臺──皇家砲兵第五高射砲團（5th AA Regiment）；以及支援陸軍的野戰砲團──第一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砲兵團（1st Hong Kong Regiment, Hong Kong-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第九五六防衛砲連（956th Defence Battery）及第二十六海防砲連（26th Naval Artillery Battery），在人手及彈藥方面已經準備就緒 [17] 。

此時美、日兩國仍在談判周旋，美國盡最後努力阻止日本開戰。在香港，日趨頻密的燈火管制及防空預警演習，讓市民也感受到戰爭氣氛變得越益緊張。1941年12月7日，皇家工兵團第二十二連（22nd Company, Royal Engineers）在蘇格蘭營和旁遮普營的掩護下分成兩隊，出發至邊境及新界地區，準備隨時執行爆破行動。同時，港督楊慕琦向全體守軍下達動員令，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命令海、陸、空三軍共13500名守軍進入戰鬥狀態 [18] 。由香港華人、英國人、印度人、加拿大人、葡萄牙人及其他外籍人士組合而成的陣容，縱使有些人的家鄉不在香港，甚至只是第一次踏足這個地方，但戰爭將各個互不相干的靈魂連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接下來的任務就只有──保衛香港。

克勞塞維茨著，楊南芳等譯（2019）。《戰爭論（下）：運用之書》。台灣：左岸文化。pp. 164-165

HMS為英國皇家海軍戰艦的代號，全稱為Her Majesty’s Ship。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30

Ibid. pp. 132

Ibid. pp. 117-118

Ibid. pp. 73

Ibid. pp. 77-81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pp. 72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80

Tyler Wentzell (2011). Brigadier J.K. Lawson and Command of “C” Force at Hong Kong. Canadian Military History, Volume 20, Number 2, Spring 2011, pp. 21.

香港義勇防衛軍簡稱香港防衛軍，在1854年成立，歷史悠久，屬於義勇軍性質兵團，須定期參與操練。

Evan Stewart (2020).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The 2020 Edition). Hong Kong: Blacksmith Books. pp. 19, 68

鄺智文（2018）。《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增訂 版》。香港：三聯書店。pp. 81-82

曉士兵團團長為怡和洋行大班及滙豐銀行主席百德新少校（Maj. J. J. Paterson），負責駐守北角發電廠。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44-148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pp.56-57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24-126

Ibid. pp. 158

8.3

被遺忘的戰爭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凌晨，對於西太平洋地區而言，絕非一個平靜的晚上。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所指揮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逼近夏威夷歐胡島以北230海里附近，183架戰機從甲板上起飛，向珍珠港展開第一波突襲。結果，五艘美軍戰列艦被擊沉，超過180架飛機被摧毀，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便被日軍癱瘓。

幾乎同一時間，日軍精銳部隊第五師團的第二十五軍，在陸軍中將山下奉文帶領下分別在宋卡、北大年及哥打峇魯成功登陸，準備直闖馬來半島長達一千公里的縱深防線，最終目標就是奪取英國遠東海軍要塞城市──新加坡。而陸軍中將本間雅晴亦統領第十四軍入侵美屬菲律賓，率先從呂宋島北岸登陸。

另一邊廂，日軍土生戰隊的26架輕型轟炸機於清晨5時50分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並由高月戰隊護航，兩小時後已經抵達香港上空。二戰的常見戰術是先取得制空權，及後空軍便可輕易進行偵測任務或對地面轟炸以支援陸上部隊，所以日軍第一波空襲的目標就是要摧毀啟德機場的英軍戰機。

香港保衛戰開打　癱瘓新界交通換取時間

前一日，香港防衛軍第一連被派駐啟德機場，但機場缺乏地對空攻擊的高射砲，只有數門機槍防禦日軍空降部隊。如今面對日軍戰機來襲，抵抗力可謂相當有限。可是，負責轟炸啟德機場的土生戰隊投彈準繩度奇低，大部分炸彈均遠離目標。反之，負責護航的高月中隊卻以難以置信的高難度低飛姿態進行掃射，迅速擊毀機場內的三架英軍戰機。日本大膽地同時向盟軍四地發動攻擊，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而歷時十八天的香港保衛戰亦正式開始 [1] 。

攻港日軍由陸軍中將酒井隆率統的第二十三軍編制而成，主力部隊為第三十八師團，連同第一砲兵團及第二遣支艦隊總兵力達41900人 [2] 。正如數年前要塞監督巴倫少將赴港視察期間的預測，日軍主力並非從海路入侵香港，日軍第二二九及第二三零步兵聯隊沿沙頭角、粉嶺、羅湖及錦田，兵分四路從陸路進攻香港。駐港守軍得悉開戰之後，潛伏在邊境的英國皇家工兵團第二十二連將兩條深圳河橋炸毀，在錦田的爆破小隊亦開始沿路破壞新界各條重要通道，以拖延日軍行動。

爆破小隊的主要目標是橋樑、鐵路及隧道等不易修復的設施。隊伍一面引爆一面往九龍山脈方向撤退。為了更有效地阻礙日軍前進，小隊不惜向日軍埋伏，主動開火攻擊。整體來說，爆破行動相當奏效，雖然也有一些漏網之魚未能炸毀，但皇家工兵團幾乎將整個新界交通網絡破壞，足以令日軍的攻城重砲部隊難於一時之間接近醉酒灣防線 [3] 。

不過，日軍輕裝步兵仍然能夠克服障礙，在醉酒灣防線前方成功建立陣地，但受制於英軍機槍堡的攻擊，第二十三軍指揮官酒井隆決定押後總攻擊時間，限一個星期內整合重砲部隊，並向第一砲兵隊委以進攻醉酒灣防線的重任。原因是酒井隆與第一砲兵隊指揮官北島驥子雄少將是軍校舊同學，希望藉此役讓對方立下大功 [4] 。

日軍夜襲碉堡　成醉酒灣防線缺口

開戰第二天，12月9日上午，第二三零聯隊集結在醉酒灣防線左翼──城門水塘西側的菠蘿壩附近。日軍的調動引來城門碉堡中的蘇格蘭營注意，同日碉堡加強西側防備，鋪設地雷以防敵軍來襲，蘇格蘭營A連連長鐘斯上尉（Capt. Cyril Jones）亦與毗鄰的拉吉普營討論如何聯防城門河谷。意料不到的是，第二二八聯隊在下午已偷偷潛入城門水塘東側的針山附近，由於城門碉堡巡兵不足，英軍未有發現碉堡已被左右包圍 [5] 。

第二二八聯隊隊長土井定七大佐親自視察城門碉堡，認為守軍兵力薄弱，可輕易攻破，於是決定違抗命令，擅自帶隊夜襲碉堡。事實上，城門碉堡只是一個排級 [6] 防禦工事，可以容納39名士兵，剛好是蘇格蘭營A連第八排及隨隊砲兵的數目。反之，土井定七率領近二百名日軍擔任先頭部隊，兵力數量是英軍的五倍之多，摸黑從水塘東側穿越水塘主壩，向碉堡發動突襲。

在夜視技術尚未成熟的二戰時期，日軍卻相當擅長夜間行動，甫碉堡哨兵察覺敵軍來襲之際，日軍竟出現在機槍堡的射擊死角位置，英軍唯有反鎖機槍堡拼死抵抗。日軍發現碉堡通風口，藉此攻入地道，接連佔領碉堡中各座機槍堡。與此同時，土井定七另派若林東一帶領一支中隊突襲碉堡的砲兵觀測站。觀測站是城門碉堡指揮所，日軍不斷向觀測站投手榴彈，令站內的英軍難以招架。觀測站內十四名士兵，包括蘇格蘭營A連連長鐘斯上尉盡數受傷，被日軍所俘。指揮所被日軍攻陷後，亦意味著日軍的夜襲以勝利告終。

原本英軍的爆破行動成功迫使日軍延遲進攻，但城門碉堡一役讓日軍意外地在醉酒灣防線打開一道致命缺口，對戰局產生極其關鍵的作用。翌日上午，日軍乘勢向金山進攻，並逐漸逼近青山道，蘇格蘭營及拉吉普營緊守此地，但防線逐漸支撐不住。蘇格蘭營傷亡慘重，B連連長李查遜上尉（Capt. F. S. Richardson）及C連連長羅斯上尉（Capt. W. R. T. Rose）相繼陣亡。如果日軍成功突破青山道，便可長驅直進九龍市區，繼而包抄醉酒灣防線的守軍 [7] 。

新界九龍相繼失守　日本勸降不果

開戰第四天，12月11日早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決定放棄醉酒灣防線，命令所有九龍守軍撤至港島。當時全體守軍有近一半被分配到九龍及新界各地，莫德庇必須避免兵力過度損失，以保存實力堅守港島。撤退行動非常講究事前部署、臨場指揮、紀律性及心理質素，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8] 。

英軍按照計劃陸續撤離，蘇格蘭營殘部由香港防衛軍及加軍護送，率先從佐敦碼頭及九龍城碼頭上船離開，拉吉普營和旁遮普營在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准將的指揮下，且戰且退，掩護其他部隊撤離，並沿著九龍山脈一直徒步撤至魔鬼山半島。其中一隊日軍亦一度追至尖沙咀碼頭，幸而英軍成功乘船逃脫 [9] 。

12月12日，華里士准將與舊部拉吉普營留守在魔鬼山上，前有追兵後無退路。日軍第二二九聯隊進逼至馬騮塘一帶，拉吉普營在港島砲臺的掩護下仍然堅守這塊最後陣地，並逐步退至三家村碼頭等待運輸船來援。可是，日軍戰機連日來摧毀不少英軍船隻，在如此關鍵時刻居然無船可派。直至12月13日上午，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色雷斯人號及魚雷艇冒著被空襲的風險，從三家村順利接走拉吉普營餘部。開戰五天，守軍損失約370名將士。

香港保衛戰踏入第六日，新界及九龍已被日軍控制，英軍全員退守港島。日軍在九龍半島佈置砲陣的同時，派出一艘掛著Peace Mission旗幟的小船駛到皇后碼頭，日軍參謀多田督知帶同一名拖著獵犬的俄籍婦女步出碼頭，向英軍勸降。港督楊慕琦接過勸降書後，旋即回覆拒絕投降。

同日下午，日軍第一砲兵團已準備就緒，隨即有組織地砲轟守軍各個陣地，其中摩星嶺要塞、卑路乍砲臺、白沙灣砲臺，以及港島北岸沿線機槍堡連番受襲。日軍轟炸機隊亦針對愛秩序灣一帶的港島東岸防線進行一連串空襲，重創英國海軍的香港仔基地。

駐港守軍不甘示弱，瞄準日軍砲陣還擊，魚雷艇及砲艇連續多晚駛到維多利亞港，冒著槍林彈雨向九龍沿岸日軍突襲。由12月13日至12月17日，港島經歷五天的空襲及砲轟，部分北岸砲臺如松林砲臺、機槍堡已經喪失功能；市區民房中彈著火，消防隊四出撲滅。連日激戰使英軍陣地的通訊設備嚴重受損，電話線不時在重新鋪設後又馬上被炸毀，增加英軍部署及協調的難度。香港防衛軍的華籍英兵駕駛著摩托車，穿梭戰場各地傳達命令。可是，兩軍隔岸砲戰，英軍逐漸處於下風狀態。

日軍本來頗有信心可以威逼英軍放棄抵抗，甚至將砲彈投到總督府附近及維多利亞城住宅區作恐嚇性轟炸。12月17日，日軍參謀多田督知再次向英軍勸降，但英國政府不願過早放棄香港，楊慕琦亦只能堅持到底 [10] 。

日軍搶灘成功　西旅指揮官奮戰至死

在英軍再次拒絕投降之際，日軍第三十八師團參謀們已經擬定登陸港島的作戰計劃。搶灘登陸自古都是一項艱難任務，若是碰上守方猛烈還擊，攻方往往要付出沉重代價，甚至全軍覆沒失敗收場。把握天時地利更是關鍵所在，登陸過程盡可能在潮漲期間完成，大幅縮短登岸距離從而增加作戰成功率。香港屬於不正規半日潮，冬天時分較高的潮漲在夜間出現，反之夏天則在日間出現，因此日軍決定在夜間潮漲時發動進攻，甚至揚言只需一日一夜即可佔領港島。

12月18日，香港保衛戰的第十一天，日軍無止境地砲轟港島東岸，防禦工事幾乎被炸得體無完膚。沿岸濃煙密佈之下，再加上不少探射燈被摧毀，令駐守此地的拉吉普營印兵視野大受影響。當晚7時，日軍最佳的登陸時機來臨。第一波登陸部隊由三個步兵大隊組成，砲兵從後支援，目標為太古船塢、愛秩序灣及北角，當守軍從漆黑一片的海域發現日軍登陸艇後，已經為時已晚 [11] 。

印兵面對有數倍兵力優勢的日軍，儘管機槍堡全力開火掃射，亦無阻來勢洶洶的日軍逐漸在灘頭站穩陣腳。12月19日，戰況優勢持續導向日軍，然而英軍不能只守不攻，否則只會一直維持被動狀態。從戰術層面而言，防守方更需要尋找適當時機向進攻中的敵人進行反擊。何謂適當時機，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認為，剛登陸不久的日軍腳步未穩，需要時間整合，正是反擊的絕佳時機。但此際由東海林俊成大佐帶領的日軍第二三零聯隊，已暗中繞過北角發電廠防線，從寶馬山沿著金督馳馬徑暗渡陳倉，無意之間闖入港島西旅指揮部的所在地──黃泥涌峽 [12] 。

西旅指揮官羅遜准將意識到事態嚴重，沒想到日軍竟在此時現身眼前，急忙調配附近的蘇格蘭營及溫尼柏營前來救援，香港華人軍團的新兵亦加入戰鬥。日軍利用速射砲及重機槍將黃泥涌峽嚴密封鎖，即使援軍極力奮戰亦難以進入峽內。羅遜准將面對日軍的重重包圍，認為與其死守，不如突圍而出，可能尚有一絲生機，於是與莫德庇少將作最後通話，留下一句：「我將出去戰至最後。」（I am going to fight it out.）說罷便帶著指揮部士兵向外突圍，最終盡數戰死 [13] 。

太古至北角防線終告淪陷

黃泥涌峽是港島的心臟位置，掌握著通向港島南方的大門。西旅指揮部淪陷後，莫德庇少將在12月19日向守軍下令執行「第六號作戰指令」，對日軍進行大規模反攻行動。首先第一階段是由西旅部隊重奪黃泥涌峽的控制權，然後再掃蕩位於北角英皇道的日軍，拯救受困在北角發電廠裡的曉士兵團，再配合東旅部隊從紅山半島向北夾擊日軍，將敵軍盡數趕回北岸岸邊，瓦解其登陸攻勢 [14] 。

可惜事與願違，西旅反攻部隊由西向東推進至黃泥涌峽時，遇上日軍猛烈還擊，無法突破日軍在黃泥涌峽東側築起的防線。在毗鄰的渣甸山上，以歐亞混血兒為主的香港防衛軍第三連第九排同樣受到日軍第二三零聯隊圍攻，孤立無援地守著渣甸山上的一號及二號機槍堡。日軍狙擊兵瞄準機槍堡的洞孔攻擊守軍，又破壞機槍堡的重型機槍，更登上一號機槍堡頂部從通風口向堡內扔擲手榴彈，反被二號機槍堡的守軍開火殲滅。防衛軍在兩座機槍堡裡互相掩護對方，令日軍遲遲未能攻破渣甸山，防衛軍第九排排長菲爾特中尉（Lieut. Field）及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洪𣘼釗下士（LCpl. Hung Kai Chiu）雖數度被擊中負傷，但仍然奮力作戰，對同僚起到莫大鼓舞作用 [15] 。

激戰持續十六小時，洪𣘼釗下士最終傷重不治，菲爾特中尉嘗試帶領防衛軍突圍失敗。溫尼柏營在渣甸山南側撤退時被日軍投擲手榴彈伏擊，加籍士官長奧士本（CSM. John Osborn）捨身撲向手榴彈，犧牲自己保護戰友 [16] 。結果，渣甸山在12月19日終告失守。北角發電廠情況同樣不妙，駐守此地的曉士兵團每位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縱使得到米杜息士營的援助，擊殺多名日軍軍官，但電廠仍被日軍攻陷 [17] 。總結日軍登陸第二天的戰況，太古至北角的防線已經無力挽回，日軍控制黃泥涌峽以東的山脈，與黃泥涌峽以西的英軍西旅對峙，同時準備揮軍向南進發。

香港失守　英國正式投降

12月20日，香港形勢急轉直下，日軍攻陷淺水灣道，並將戰線進一步推至紅山半島、壽臣山及深水灣一帶。英軍東、西兩旅的陸路通道基本上已被分割，只能獨自抵禦日軍進攻。原定計劃，香港獨力作戰以待英國皇家艦隊來援，但如今援兵已成泡影。英國遠東海軍旗艦威爾斯親王號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便在馬來半島海域被日軍戰機擊沉，成為人類史上首次單憑空中力量將戰列艦擊沉的輝煌戰績。

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堅持下去。12月21日，港島東、西兩旅向日軍策動最後一次反擊行動，但依然無助扭轉戰局，日軍基本上已控制大半港島地區。12月22日，在第三十八師團參謀親自督戰的壓力下，日軍於聶高遜山及渣甸山積極地整理砲兵陣容，並由第二三零聯隊、第二二八聯隊及第二二九聯隊，分上中下三線向銅鑼灣、金馬倫山及壽臣山進攻。銅鑼灣及金馬倫山均是通往灣仔的大門，此地若失，駐港英軍司令部──域多利兵房將觸手可及。同日晚上，土井定七率領第二二八聯隊再次發揮其善於夜襲的長處，在砲兵的支援下從溫尼柏營手中成功奪取金馬倫山 [18] 。

縱使日軍不斷擊退英軍防線，但傷亡數字卻持續擴大，由於第三十八師團在完成香港作戰後，便要投入太平洋戰爭的餘下戰線，傷亡過多將不利於日軍大本營的部署 [19] 。12月23日傍晚，日軍參謀們決定重整步伐，以一天時間準備最後階段作戰計劃，向英軍策動總攻擊。12月24日，日軍在整備期間不停地向維多利亞城傾瀉砲彈，以擊潰英軍在城內的防禦工事。這年的平安夜極不平安，民眾只能在防空洞裡瑟縮顫抖。

1941年12月25日，雖然日軍正籌備總攻擊計劃，但攻勢依然未停。第二三零聯隊向灣仔方向推進，雙方爆發巷戰，日軍於灣仔街市遭遇米杜息士營的抵抗。旁遮普營前往灣仔支援，但防線亦只能不斷後退，英軍於灣仔柯布連道建立陣地。同一時間，位於金馬倫山的第二二八聯隊已攻陷灣仔峽，此時不論山地及市區英軍陣地均面臨全盤崩潰的危局 [20] 。

下午3時左右，日軍進攻柯布連道，米杜息士營營長史釗活中校（Lt. Col H. W. Stewart）向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報告，在九龍及港島的日軍砲兵雙重夾擊之下，柯布連道陣地只能堅持兩小時。莫德庇估計，日軍最快可於傍晚6時前攻入維多利亞城的核心──中環，於是向港督楊慕琦請示應盡快投降。楊慕琦向倫敦發電文表示香港已無法再守，並派人聯絡日軍表示願意投降。下午4時，莫德庇發出全軍停戰通知，總督府率先掛起白旗。晚上8時，曾兩度向英軍招降的日軍參謀多田督知，攜同港督楊慕琦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乘坐天星小輪前往半島酒店，於336號房間向第二十三軍指揮官酒井隆正式投降 [21] 。

未知戰敗　赤柱守軍戰至最後

另一邊廂，困於赤柱半島的東旅守軍，因為通信中斷而未能獲悉英軍投降的消息，仍在與日軍纏鬥。綜觀赤柱半島地理形勢，由於三面環海，半島連接內陸之間最窄的部分只有大約三百米寛，確實有利於守軍抵禦敵人侵略。而且赤柱半島防禦設施相對完善，不但擁有七座機槍堡，還有黃麻角砲臺及赤柱砲臺，赤柱監獄為指揮所，儼然一座要塞。不過赤柱半島卻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半島地勢平坦，倘若敵軍佔領北側的赤柱崗高地，便可從山上俯瞰聖士提反灣至赤柱監獄的環境，英軍行動盡在日軍眼皮底下 [22] 。

12月24日晚，日軍第二二九聯隊在三輛九四式輕裝甲車掩護下，向赤柱發動夜襲。正當三輛輕裝甲車靠近英軍防線時，半空中突然強光一閃，原來是香港防衛軍第二連連長科沙福少校（Maj. H. R. Forsyth）看準時機向半空投射照明彈，第九五六防衛砲連的十多名華籍砲兵也幫忙以探射燈照向敵軍。日軍在強光下無所遁形，守軍齊向日軍開火，迅速擊毀所有輕裝甲車。其實日軍攻港部隊也僅有五輛九四式輕裝甲車而已，卻在電光火石之間失去了三輛。隨後，科沙福少校積極地奔走於英軍部隊之間指揮作戰，最終不幸中彈陣亡，死前一刻依然嘗試指揮部隊迎戰。

科沙福少校陣亡之後，英軍前線逐漸失去組織性，東旅指揮官華里士准將於12月25日凌晨時分將防線後撤至聖士提反書院一帶，但書院卻暴露於英軍防線前方，頓變孤立無援。日軍本以為聖士提反書院是一座守衛森嚴的陣地，怎料原來竟是一座英軍戰地醫院。連日損失甚多的日軍第二二九聯隊抱著報復心態，於聖士提反書院上演一場大屠殺，最終數十名負傷英軍及歐籍護士遭到日軍殺害。

12月25日上午，華里士命令加軍來福槍營向聖士提反書院高地的日軍反攻，此時加軍荷姆中校（Lt. Col. W. J. Home）堅持部下的休息時間不足，但華里士卻反駁東旅部隊根本無人獲得一絲休息機會。加軍在中午向聖士提反書院反擊，與日軍發生埋身肉搏的白刃戰。加軍曾經一度突破日軍防線，但日軍人數實在眾多，寡不敵眾之下加軍無法取得戰果，更損失慘重。此次反擊共有20名加軍陣亡，75人受傷，來福槍營已經無力再戰，荷姆中校對此亦相當不滿。

下午時分英軍司令部投降，日軍赤柱攻略部隊亦停止行動，但華里士未得知英軍投降。駐港總司令莫德庇曾向華里士表示必須堅守到底（Hold on to the last），所以華里士縱使知道這是一場注定必敗的戰役，仍然盡責地指揮部隊戰鬥。當晚，楊慕琦在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後，莫德庇念及困在赤柱的守軍，於是在日軍批准之下派出皇家工兵指揮官林保中校（Lt. Col. Lamb）向東旅轉達投降消息。華里士卻懷疑消息的真偽，不願放棄。直至12月26日凌晨1時30分，華里士接過經由米杜息士營營長史釗活簽署的投降手令後，才知一切終要結束了。

延伸閱讀：

鄺智文教授及蔡耀倫老師於《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重構出香港保衛戰的經過，亦道出香港於太平洋戰爭中的戰略地位。自開埠以來至冷戰期間，香港從來不僅是一座經濟城市，在軍事戰略層面上亦是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基地。

「雖然香港戰役只持續了18日，而且雙方部隊總和不過十萬。但此戰卻影響了南中國及西太平洋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的戰略環境。日軍不但暫時把英國趕出東亞，使中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在南中國的主要港口，而且使英、美、中在南中國的合作戰略失敗，令日本得以暫時控制南中國海，使盟國在對日戰爭初期頗為不利。」（鄺智文、蔡耀倫, 2017, pp. 23）

在渣甸山戰役中，香港防衛軍第三連死守於兩座機槍堡中，令日軍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才能攻克。防衛軍第三連由歐亞混血兒組成，又可稱為華籍英兵，而華籍英兵在香港保衛戰的貢獻遠不僅此。第三連連長Evan Stewart將香港保衛戰的經過收錄於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之中，還附有香港防衛軍各連隊的詳細名單，為香港軍事史提供寶貴的史料。

“Colonel Shoji stated in his war-diary that “after sixteen hours of hard fighting” his troops took their objectives. He gave his losses as “over 800”. The defenders lost 160 out of 230 men engaged. Of nine officers, six were killed and two wounded.” (Evan Stewart, 2020, pp. 33)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61-162

Ibid. pp. 139

Ibid. pp. 170-174

Ibid. pp. 189-190

有關城門碉堡之戰詳情，可參閱鄺智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第四章的第四節〈城門碉堡失陷〉。

英軍編制由小至大順序為班（約8至15人）、排（約25至60人）、連（約80至150人）、營（約800至1000人），為常見的「三三四制」，即三班為一排、三排為一連、四連為一營。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93

Ibid. pp. 204

有關英軍撤出九龍詳情，可參閱鄺智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第四章的第五節〈英軍撤出九龍〉。

有關兩軍隔岸砲戰詳情，可參閱鄺智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第五章的第一節〈隔岸砲戰與日軍登陸港島〉。

Ibid. pp. 224-226

Ibid. pp. 238-241

Ibid. pp. 245

Ibid. pp. 246-247

Evan Stewart (2020).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The 2020 Edition). Hong Kong: Blacksmith Books. pp. 29-33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246

Evan Stewart (2020).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The 2020 Edition). Hong Kong: Blacksmith Books. pp. 25-26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271

Ibid. pp. 152

Ibid. pp. 284-286

Ibid. pp. 286-288

有關赤柱戰役詳情，可參閱鄺智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第五章的第三節〈赤柱戰役與英軍投降〉。

終章

誰衛我城歷史

由執筆一刻至最後一章完結，以文字及插畫跨越了香港開埠以來一百年的歷史，在過程當中彷彿經歷了一趟時空旅行，旅程結束之際依依不捨的感覺浮湧而現。

若然世上真有時光機，能夠任意選擇一個時間點回到過去。既想一睹當年英軍在水坑口升上英國國旗的歷史時刻，又想登上康華麗號躲在人群背後偷窺南京條約的談判過程。然後，又會幻想自己呆在天星小輪上，感受著海風之餘，飽覽1870年代的維多利亞港景色，眼前盡是英倫風格建築，擺脫了摩天大樓的庸俗。

不過最終可能會應徵香港義勇防衛軍，明知這是一場必敗的戰役，仍然選擇挺身而出守護家園。可惜，世上沒有時光機，歷史也沒有如果。活在當下，歷史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雖不能回到過去，但卻可以將過去遺留下來的事物，好好續存。

香港開埠至今擁有180年歷史，年資比起不少國家還要長。常聽說香港是彈丸之地，但香港面積比起新加坡、首爾及大阪等亞洲城市還要大。「香港製造」曾經聞名世界，造船工業在二十世紀初更是亞洲首屈一指。認識香港歷史，自然會發現這座城市的可愛之處。別讓他人掌握對過去的闡釋權，未來的願景圖應由自己描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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