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京都是個好的京城嗎?|胡煒權|書史

京都,原稱為「平安京」,是日本史上最久的首都,從794年遷都至明治天皇移駕東京有長達千年的歷史。前陣子,有網絡文章談到京都其實並不適合作為首都。然而縱觀其三大論點, 基本上都有一些問題。(京都清水寺;陳子煒攝)
撰文:胡煒權

京都,原稱為「平安京」,是日本史上最久的首都,從794年遷都至明治天皇移駕東京有長達千年的歷史。前陣子,有網絡文章談到京都其實並不適合作為首都。然而縱觀其三大論點, 基本上都有一些問題。

縱觀該篇文章,其主要論點如下:

1.(京都)盆地地形讓它冬冷夏熱,而且在這樣的氣候下,居民大量集中後經常發生可怕的瘟疫;

2.平安京雖然陸路交通條件相差不多,但是水路交通就變得相當不便;

3.仍然以京都為王都,是因為天皇家仍然以它的地理位置符合當時中國最先進的陰陽風水「科學」。

問:盆地建都有問題?

 
首先,文章談到京都處於盆地,在此建都有好有壞。然而,放眼世界上的首都,曾是中國十多朝首都長安、法國的巴黎,都位於盆地。冬冷夏熱的問題,可說是所有盆地首都的共同課題,但是人類明顯有辦法克服及適應。例如:當時京都的貴族的邸宅就開庭建池,通過風力將涼意帶入宅中,調節悶熱。

至於所謂的瘟疫問題,地形更未必是主因。先不論當時瘟疫蔓延與醫療水平的關係,當時京都一直飽受瘟疫、天災及人禍的影響,地形或許有些少影響,但是大家需要明白,疫病發生多是因為天災及飢荒後屍體無法及時處理。因此,相比起地形,當時的行政管理落後,才是造成瘟疫蔓延擴散的根本原因,不能把問題全都賴在地形身上。


京都寺院神社林木,其中一個原因是古代人為了祈求免受溫疫之害。(京都晴明神社;陳子煒攝)

相對於現代人來說,古代人對於天災的理解及處理手法,當然是落後、迷信、不科學的,但是考慮到當時的知識水平局限,那已是他們能力所及。古代京都人所能做的,就是蓋神社求神拜佛、搞祭典以趕走瘟神。隨著醫療進步。除了祈禱,才多了一種方法雙管齊下。

另一方面,中世紀時代的京都多次的飢荒,原因除了天災外,還有貴族商賈囤積居奇。作為王國大首都,物流等配套的中心地,大量周邊地區的飢民為了爭奪食物,前仆後繼的湧入。在僧多粥少下,自然造成更大量的餓殍,這又豈是地形的問題呢?

問:京都交通相當不便?

 
說到交通,文章原作者可能以現在的地圖來看京都。十世紀時的京都及大阪,都是沼澤地形,低地、湖池十分多;而京都盆地本身,在數萬年前便是湖泊。在當時,經桂川及鴨川往西南的大阪灣十分方便,因為當時的大阪(那時叫難波)比現在更近京都,現在的大阪市內的西半部大部分,在當時仍在海中。


古代京都周邊地圖。(網路圖片)

此外,東邊的琵琶湖在當時,面積比現在大30%,也是運送北陸道物資的重要運輸樞紐。當時在北方的敦賀港(現在福井縣),則是輸送日本海各地物品的關門, 作者卻能得出「水路交通相當不便」的結論,他的考證功力如何,看倌自行判斷。

問:「四神相應」說怎麼來?


最不可思議的是,作者竟然認為當時日本朝廷選擇定都京都,是因為信奉中國的風水思想,才會無視這些原作者自以為的「缺點」。的確,大家現在到京都旅遊, 所有導遊都會聲稱,京都是風水學說中的「四神相應」福地:北方有船岡山(玄武),東方有賀茂川(青龍),南方有巨瓊池(朱雀),西方有山陽、山陰二道(白虎),所以才會建都於此。


京都四神相應示意圖。(網路圖片)

然而,遷都京都前的長岡京(今長岡京市),其實也符合所謂「四神相應」之說, 當時為什麼還要選擇再搬呢?其實,長岡京比京都,更深受河川水患之苦,治水費用大於遷都,決定遷都的桓武天皇在遷都詔書寫到:「葛野の大宮の地は、山川も麗しく、四方の国の百姓の参出来る事も便にして、 ・・・」(中譯:「葛野大宮之地山川秀麗,有便四方之國之百姓參來」),可見當時京都早已有其便利之處,是塊好地方。


其實有意附和的話,很多都城都能說成四神所應。圖為江戶(今東京)的四神相應示意圖。(網路圖片)

至於所謂的「四神相應」之說,最早見到的文獻要到鎌倉時代的《平家物語》, 已是建都京都後二百年的事。當時深諳中國知識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風水思想當然甚為理解,《平家物語》本身也引用了不少中國典籍。所以「四神相應」是否導致桓武天皇選擇遷往京都,實在難以證實,更不排除是後人為了讚美京都,借用了「四神相應」一說自行腦補而已。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建都京都有問題?—拆解平安京立都之謎— 」,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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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聖誕節與冬至的太陽崇拜︱書史

說起聖誕,相信有不少人都已經知道聖誕並不是真的耶穌的出生日。「Christmas」一詞,本來就是「Christ」與「mass」二字合成,即「基督的節日」,並沒有說就是耶穌的生日。至於耶穌真的出生日,由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定論,而且有點離題,我在此不再討論了。由於耶穌被「選定」於12月25日出生,故此在剛好9個月前的3月25日(同時也是古時的春分節)被定為「聖母領報節」(Annunication,即聖母受孕)。(公元325年基督教第一次尼西亞會議確立了慶祝復活節的時間,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說起聖誕,相信有不少人都已經知道聖誕並不是真的耶穌的出生日。「Christmas」一詞,本來就是「Christ」與「mass」二字合成,即「基督的節日」,並沒有說就是耶穌的生日。至於耶穌真的出生日,由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定論,而且有點離題,我在此不再討論了。由於耶穌被「選定」於12月25日出生,故此在剛好9個月前的3月25日(同時也是古時的春分節)被定為「聖母領報節」(Annunication,即聖母受孕)。

所謂的聖誕節,其實就是「冬至節」。星體運行對古代人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大部分的宗教,以及其節慶,都與星體運行有關。冬至(北半球)是一年之中太陽照射最短的時候,可說是冬季的正中間。在緯度高的歐洲而言,冬至的時候白天比想像中更要短。漫長的黑夜與寒冷對古人而言是相當可怕的,古代人也會因此而向舉行祭典向神明祈求光明。由於冬至的特質,故此它亦成為不同宗教和傳統的特殊日子。


19世紀畫家筆下的羅馬日節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聖誕節在中世紀英國也是代表冬季的節日:
米迦勒節:英國中古的開學日與收稅日

有部分讀者或許可能已發現,聖誕節與冬至節並不在同一天,前者是12月25日,但後者卻是12月21日的前後一天(此為標準時間,但東亞地區因為時差關係一般在22日的前後)。但本身兩者的而且確是發生在同一天。聖誕節定節於羅馬帝國時期的公元4世紀(第一次紀錄聖誕節為公元336年),當時的羅馬使用的是儒略曆將12月25日視為冬至日。【注1】

有關於儒略曆運算問題可參考:

消失的十天:從儒略曆到現代公曆

基督與太陽神

雖然很多人早知道聖誕節並非耶穌出生日,但為何選擇冬至節作紀念日也引起不少人的猜想。18世紀一位德國新教徒認為這來自於羅馬一個傳統節慶「不敗太陽誕生節」(Dies Natalis Solis Invicti)。在羅馬神系當中,「不敗的太陽」(Sol Invictus)是太陽神的稱呼(阿波羅雖與太陽有密切關係,但早期並非太陽神),在4世紀開始選定在冬至日的12月25日舉行。由於冬至之後,日照時間會日漸增加(一直均夏至為止),故此在冬至慶祝太陽出生甚有關連。不過此說普遍被認為有漏洞。慶祝太陽節的傳統不早於4世紀中葉,但基督誕生於12月25日的講法於3世紀已有(定節是4世紀),故此這假說在時間上不太吻合。


異教羅馬所信奉的「不敗太陽神」的形象與後來基督的形象甚為相似。(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另一種說法認為聖誕節來自於一個更傳統的節日「撒頓節」(Saturnalia)。撒頓節在羅馬傳統中是慶祝農業之神的節日,有非常久的歷史。傳統的撒頓節在12月17日至23日,雖然時日與冬至日「好像」有所偏差,但假若我們考慮到這個節日悠久的歷史,它與冬至竟能巧妙的對上。由於早期曆法的混亂,冬至很可能撒頓節期間舉行【注2】。這節日在聖誕節成形時還存在,普遍認為它的形式與慶祝典禮對日後的聖誕節有很大的影響。

從這些證據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聖誕節與冬至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著名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354至430年)解釋耶穌在這世上日間(光)最少的時候出生,然後日子(光)慢慢增長。耶穌與太陽有極為相似的特質,在聖經中有相當多的類似含意,如約翰福音中的著名段落「爾(耶穌)乃世之光」。在舊約最後一卷的瑪拉基書也有關於太陽升起的預言。事實上,神學研究者本身就認為亞伯拉罕一神宗教受到埃及太陽崇拜非常大的影響。可以說,基督信仰與太陽有着深厚關係。


基督的形象與太陽相當吻合。(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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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曆與太陰曆
 
注1:要確切計算歷史上的分點需要複雜的計算,我確實無法解釋。但根據公元一世紀的記錄,冬至的確在12月25日(儒略曆於公元前46年執行)。

注2:在公元46年儒略曆前面世前,羅馬的曆法執行相當混亂。當時一年只有355天,每兩年會加上一個中間月(intercalais)以調整日數。但實際執行時,負責掌握中間月增減的司祭會因政治原因而放棄增加中間月,故此當時的曆法非常亂。

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大航海時代】海雷丁與巴巴里海盜︱書史

16世紀對地中海而言並非什麼好時光,可算是不幸的開端。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正如日天,佔領有東地中海大部分的沿海線。為了打擊歐洲諸國,他們鼓勵北非地區的屬民落海為寇,搶掠地中海北邊的基督徒城鎮。從此幾百年間,地中海成為海盜橫行的樂園,數以十萬計的歐洲人被掠走當奴隸。這些惡名昭彰的海盜日後被稱為「巴巴里海盜」(Barbary private),當中更有一名為舉世聞名的海盜王「紅鬍子的巴巴洛沙」。(1538年,海雷丁在普雷韋扎海戰作戰英姿,他帶領巴巴里海盜打敗基督教聯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16世紀對地中海而言並非什麼好時光,可算是不幸的開端。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正如日天,佔領有東地中海大部分的沿海線。為了打擊歐洲諸國,他們鼓勵北非地區的屬民落海為寇,搶掠地中海北邊的基督徒城鎮。從此幾百年間,地中海成為海盜橫行的樂園,數以十萬計的歐洲人被掠走當奴隸。這些惡名昭彰的海盜日後被稱為「巴巴里海盜」(Barbary pirates),當中更有一名為舉世聞名的海盜王「紅鬍子的巴巴洛沙」。

16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人在蘇萊曼蘇丹的帶領下接連攻下了貝爾格萊德(Belgrade)和布達佩斯(Budapest),佔領了匈牙利大部分的地區;而在南邊,土耳其又拿下了埃及和北非沿岸。然而維也納卻將勢如破竹的奧斯曼人擋了下來。在陸路與基督徒拉鋸的奧斯曼人於是同時拉開地中海上的海路戰線,企圖多方圍攻基督教世界。當時南歐卻仍有威尼斯與熱那亞兩大海上強國,為了牽制它們,奧斯曼人在正規海軍以外還開始組織和鼓勵北非海岸(阿爾及爾、突尼斯)的屬民對基督教城鎮搶掠。


稱為「巴巴里海岸」的海盜根據地。(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地中海海盜事實上已有很久的歷史。古希臘時代已有文字記載東地中海海盜,東羅馬帝國勢力衰退後,北非伊斯蘭教徒便開始從事海盜(也包括部分基督徒)。故此,在16世紀前海盜已是北非居民的「老本行」。在1518年,阿爾及爾地區被西班牙人(此時尚是基督教雙王時代,「西班牙」只是方便的稱呼)攻擊,他們轉向奧斯曼求援。奧斯曼人視此為良機,遂幫忙趕走了西班牙人並培植當地的海盜。

在奧斯曼人的支持下,北非海盜更為猖獗,對基督教世界造成極大傷害。從1580至1680年一個世紀之間,估計有85萬歐洲人被海盜虜走並賣為奴隸、125萬人成為海盜刀下亡魂。歐洲人漸漸稱這些北非海盜為「巴巴里海盜」(Barbary private),而其根據地為「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注1】。


一直到1815年,歐洲人還在北非發現被巴巴里海盜虜走的歐洲奴隸。(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海盜王海雷丁

「海雷丁」對於不少航海遊戲玩家並不陌生,而歷史上亦真有其人(1478至1546年)。他生於列斯博島(Lesbos,今希臘),父親為歸化的穆斯林,母親為當地的東正教婦女,其原名「Khizr」。他與兄長早年已為海盜,活躍於東地中海,後來轉到北非海岸。1518年,其兄在西班牙攻擊下戰死,海雷丁於是引入了奧斯曼人,並成為他們重要的代理人。他最高當上了奧斯曼在阿爾及爾最高長官「帕夏」(Pasha)【注2】。


歐洲人筆下的海雷丁,不過他實際上並沒有長有紅鬍子。(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海雷丁(Hayreddin)在阿拉伯語中解「善」,並非他的本名,是蘇萊曼大帝賜予他的名字。至於巴巴洛莎是歐洲人給予他的渾名。「Barbarossa」在意大利即「紅鬍子」,不過他本人並沒有紅鬍子。【注3】在海雷丁的帶領下,巴巴里海盜與西班牙(包括拿坡里王國)、威尼斯、熱那亞諸個基督教勢力惡鬥,並與法國結盟並介入歐洲的戰爭,可謂海盜的全盛期。在經歷過一生的海盜生活後,他1545年退休後在伊斯坦布休養,一年後遙望大海靜靜死去。
 

此後,1571年的勒班陀(Lepanto)海戰中奧斯曼海軍大敗。此戰雖未至於對奧斯曼海軍造成致命打擊,不過明顯令其活動範圍收縮。北非海盜更在1659年發動兵變成功使奧斯曼的帕夏成為傀儡,轉為一個實際的海盜自治體。不過由於歐洲人在地中海的勢力日強,17世紀後巴巴里海盜開始沒落,只能攻擊弱小的商隊。在1830年,法國征服並殖民阿爾及爾後,活躍於地中海數百年的巴巴里海盜才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17世紀時的英國海軍與巴巴里海盜作戰。(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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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巴巴里」(Barbary)一詞應來自於北非主要的民族「勃勃人」(Berber)。勃勃人的名稱得來於古埃及人的稱呼,語言學家認為此與古希臘人稱外族人為「barbaros」是同一來源。

注2:帕夏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地方職位,一般為地方最高的首長,相當於「總督」)大航海時代4的角色「巴夏」即取自於此名字。


注3:「紅鬍子」的稱號是海雷丁從兄長奧魯奇(Oruç)身上繼承而來。估計稱號的來由應是「Baba Oruç」(長者奧魯奇),後來因音義相似而誤傳成為意大利文的「紅鬍子」。

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

柏拉圖思想是反民主的精英主義嗎?︱書史

提起柏拉圖的政治哲學,馬上會聯想起「精英主義」這個概念。的確柏拉圖的哲學思想中有部分近似於精英主義的概念,但它本質上並非提倡精英。柏拉圖政治思想中最為突出的是對於一個「完美世界」的建構,所以應該稱柏拉圖為「理想主義者」或是「完美主義者」,而非單純的「精英主義」。(雅典的柏拉圖像;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提起柏拉圖的政治哲學,馬上會聯想起「精英主義」這個概念。的確柏拉圖的哲學思想中有部分近似於精英主義的概念,但它本質上並非提倡精英。柏拉圖政治思想中最為突出的是對於一個「完美世界」的建構,所以應該稱柏拉圖為「理想主義者」或是「完美主義者」,而非單純的「精英主義」。

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 / 希:Politeia)和《法律篇》(Laws / 希:Nomoi)最能體理這種思想。中世紀的神學家聖奧古斯丁以《理想國》為藍本而寫出了《上帝之城》,其內容寫述上帝的國度為完美,呼籲世人放棄對現世的執着,努力建設自己在天國的家業。配合中世紀平民惡劣的生活質素,這結果產生了當時強烈的厭世觀,一直要到新教興起才改變了這現象。16世紀英國思想家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同樣地也寫出了不朽名著《烏托邦》(Utopia)。「烏托邦」一詞來自於希臘文「eutopia」,意即「好的地方」,是摩爾本人自行發明(所以特別留意「烏托邦」這個字本身並非由古希臘人提出)。


16世紀德國畫家Lucas Cranach筆下的理想國度。(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所以我認為柏拉圖追求的是「正義」而非所謂的「精英」,將他的思想形容為「精英主義」本身有點曲解了他的原意。他的《理想國》提出的五個政體中,最為上乘的是「優越政治」(Aristocracy)【注】,在這種完善的政體中,人物按其能力分成4等:1)有「金」的心靈:統治階層的「哲學王」(眾數,柏拉圖未有指出必然為一人),他們負責思考和統治;2)有「銀」的心靈:他們包括輔助統治的吏僚和守衛國家的士兵;3)和4)分別是有「銅」和「鐵」的心靈的人,他們屬於被統治的人,跟隨前兩級的人。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五種政治體制。

其次是勛閥政治(Timocracy),來自於希臘文的「timē」,意即「有價值的」。簡單而言,柏拉圖所指的勛閥政治就是指由有財勢的人去統治。在其身處的經典時代希臘,有一點類似於非常流行的「寡頭政治」(Oligarchy)。那為什麼柏拉圖會將這種政體放於第二位,這聽起來好像是柏拉圖在鼓吹由有財富的人去統治一樣。不過,他的原意其實並非如此。柏拉圖所指的勛閥政治是從「優越政治」腐敗而成的——即「優越政治」的統治者如果管理不善,令到一些沒有才能的人(銅、鐵心靈)混進了統治者當中,就會產生這種劣化的過程。現實一點來說,就是一些原來有才能的人,他們的後代可能沒有能力,但他們仍繼續留在管治階層,從而轉化為累積財勢的人。這就將原來非常美好的「優越政治」變成了由財勢階級壟斷的「勛閥政治」。所以說勛閥政治本身是劣化過程的一個部分。

的確,柏拉圖的理想的確對於很多人而言不甚討好,被認為是「精英統治」也可能是無可厚非。不過他所重視的並不是「統治」與「被統治」這個權力對立的關係,而是當必須有人統治時,誰最合適的問題。柏拉圖認為只有真正理解哲學(思考)的人才能統治國家,因為他們會以正義統治,而非考慮自我的利益。這本質上與日後的「精英社會」是不一樣的。

柏拉圖顯然地覺得這兩種政體是比較優越的。但在現實中,他認為未有一個理實的城邦能達到「優越政治」的境界。「優越政治」可說是柏拉圖將其理想世界具體化的寫述,這也許也是為什麼中文翻譯「politeia」為《理想國》而非更為直接的「城邦論」。而他認為現世間有兩個城邦達到了「勛閥政治」這次一級的政權:克里特和斯巴達。在另一篇《法律篇》中,柏拉圖就通過克里特人、斯巴達人、和一個雅典路人的對話去表達他對前兩者的認同和後者的批評。亦因為身為雅典人的柏拉圖經常讚揚斯巴達,他在雅典也經常被指為「斯巴達派」(Spartophile,即「喜歡斯巴達的人)。



而當「勛閥政治」進一步劣化的話就會成為古希臘最為流行的「寡頭政治」(Oligarchy)。兩者的分別是「勛閥政治」所指的是在統治階層偶然混雜了一些沒有才德的人(銅、鐵心靈);但「寡頭政治」就是指有財勢的人完全壟斷了統治階層,而有才能但貧窮的人則無法進入統治階層。在此政體下,財勢成為了衡量人的標準,而非一個人的才能與德行。「寡頭政治」可以說是問題進一步惡化所致,也是流行於柏拉圖身處的時代古希臘最流行的政體之一。


當「寡頭政治」進一步劣化,就會產生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政體,柏拉圖稱之為「民主政治」。當極端的寡頭政治操控城邦時,社會就會產生一種反動,進而從根本上推翻舊有的政體。在「民主政治」中,占多數的貧窮人口可以推翻舊有的寡頭壟斷並控制權力。柏拉圖以「民主思想的人」去稱呼「民主政治」的進動者,而他們是「寡頭思想的人」的後代。這些人因為生處於小康之上,因而產生了多餘的欲望(柏拉圖用二分化將欲望分成:基本生存的欲望與多餘的欲望)。他認為這些人有無盡的欲望,尤其是對自由的無止境信奉反而使人成為「自由」這個概念的奴隸。柏拉圖認為雅典就是這樣的一個政體——雅典信奉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從而使雅典的公民執着於個人的得失而忘卻整個城邦的利益,最終墮落成為一個近似於無政府狀態的政權。


柏拉圖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是社會失序的結果。(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最後,當「民主政治」又再進一步劣化,就會成為「僭主政治」(Tyranny)。今天我們一般會將「tyranny」翻譯作「暴君政治」,不過其原初是指一些人通過制度沒有給予他的渠道得到權力。在古希臘的用法中,以「僭越之主」作翻譯比較合適。由於這些「僭主」得位不正,一般都會通過極權和暴力去維持他們的權勢,故引伸了日後「暴君」的用法。柏拉圖指「民主政治」產生了一個近似於無政府的失序社會後,就會有人利用民眾的力量去得到權力。民眾日後又會漸漸討厭這個僭主而要推翻他的統治。根據這個過程,城邦便會陷入惡性循環當中,一直處於混亂狀態。


可以說,柏拉圖的五政體是對希臘歷史和城邦發展過程觀察所得出的客觀分析。後世很多人指斥柏拉圖為「反民主」以及其「哲學王」的思想鼓吹專制獨裁者。我認為對於柏拉圖及其所身處的時代並不公允。尤其是指柏拉圖「反民主」這一點更加是有偷換概念的可能。柏拉圖所指的「民主政治」是雅典式無秩序的民粹霸權;的而且確,雅典的民主政體長期處於不穩定的動盪。這是一個相當客觀的批評,而我們今天所用的「民主代議制度」,其實在很多程度上是吸收了柏拉圖所提出的教訓——包括現代社會所提的「法治」、「權利與義務」、「代議制度」、甚至是「社會契約」,都是針對原始民粹霸權所作出的防範措施。也許如果柏拉圖有一天起死回生到今日的社會,也未必見得他就會對今日之民主制度作出同一番的評論。


不過,拉圖思想的確是比較理想主義。要追求「哲學王」在古代尚這麼困難,在今日的世界更是比登天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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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英語中會將「aristocracy」譯作「貴族政治」。「Aristos」這個字詞在希臘文中是「良好、優越」的意思,柏拉圖使用此詞的原意並非指貴族統治,而是指應該由優越的人統治。後來「aristocracy」慢慢轉化為「出身良好」的,才成為現在英語中普遍代表的「貴族政治」。

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日本風土】天狗傳說的由來|書史

在日本動畫與遊戲中經常會出現一隻滿面通紅,長着長鼻子,背上有黑羽翼,身穿道服,腳頂木屐的怪人,稱為「天狗」。它們不但會飛,且有怪力,多居住於山中森林。這些天狗除了是深山妖怪之外,更經常有傳說他們與人類發生了各種故事,漸漸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京都鞍馬車站外的天狗像;陳子煒攝)
撰文:陳子煒

在日本動畫與遊戲中經常會出現一隻滿面通紅,長着長鼻子,背上有黑羽翼,身穿道服,腳頂木屐的怪人,稱為「天狗」。它們不但會飛,且有怪力,多居住於山中森林。這些天狗除了是深山妖怪之外,更經常有傳說他們與人類發生了各種故事,漸漸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


天狗常見的形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日本的「天狗」名字應該來自於中國。中國古代會稱流星為「天狗」,也有代指日蝕現像的「天狗蝕日」的故事。日本早期的文字記載也借用了天狗指流星。而天狗成為一種日本特有的怪物則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日本山多平地少,自古已流行山岳信仰。古代人類對高山密林充滿恐懼與敬畏,除了認為山岳有神靈寄宿之外,也深信山神等會以某種奇怪生物的形態出現。天狗的原型很可能就是這些日本原始的山岳信仰。飛鳥奈良時代(7世紀)著名的咒術師役小角便是山岳信仰的重要人物,傳說中他是山野修行的修驗道的始祖。在佛教在日本漸漸盛行後,他又被稱為「行者」(一個相當佛教的名稱),傳說中甚至修行到能飛天。


役小角與其護法前鬼和後鬼。(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動漫《鬼神童子》的故事就講述役小角後人解封了祖先的護法前鬼。(動畫宣傳圖)

在佛教進入日本後,佛教信仰的一個分支密宗與這種日本的古老山岳信仰結合,成為一種新的產物。公元9世紀初名僧空海入唐求法,將密宗信仰帶入日本並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密宗的一種)的本山金剛
寺(該寺一直流傳至今)。密宗信仰重視山野修行,與修驗道有甚多相通的地方。漸漸地,佛教將中國式的「天狗」概念加進了山岳信仰,於是乎山神便成為了日後的天狗。傳說中修驗道或密宗的高位修行者(即所謂的行者或修驗僧)死後便會轉生成為天狗。天狗的名稱都有帶有「坊」(如著名的京都鞍馬山大天狗「僧正坊」),可見其與佛教的融合。

天狗傳說盛行地之一的京都鞍馬寺。(陳子煒攝)

天狗傳說盛行地之一的高野山金剛峯寺。(陳子煒攝)

傳說夾雜了豐富的元素,也沒有一個很固定的統一講法,所以有關於天狗的故事有很多。有的指它是神道中的「猿田神」或是烏鴉(在日本信仰中有很高的地位)的化身等等。其中一種說法是天狗有學習佛法故此不會下地獄,但它們又修練邪法,故此也無法上天堂。它們非善非惡,其鼻之長代表其自尊極高(日語中有「鼻子很高」以表示自豪的講法)。


小說改編動畫《有頂天家族》中重要角色之一的鞍馬山天狗僧正坊。(動畫截圖)

天狗與人

在傳說中,天狗也與凡人有不少接觸。古代人們對於一些自己不能解釋、不知所以然的事情會將其與天狗連上關係,於是乎便有了「天狗之仕業」(「天狗的作為」,日語用以解釋一些不知為何發生的事,如把書放在桌上後發現不見了)的講法。除此之外,天狗與武術也有很深遠的關係,留了不少天狗指導人類武術的逸話。天狗既會飛,而且又有怪力神通,本身與武術已有很自然的關係。在平安時代,日後名震天下的名將源義經,年少時於鞍馬寺修行時,就據說曾向天狗學習兵法(日語的「兵法」兼指武術與用兵之道)。其師傅鬼一法眼是六韜的名家,由於鞍馬山本身就有「僧正坊」的傳說,故此鬼一法眼與僧正坊的身份日後重疊成為一人。

大河劇《義經》中的鬼一法眼。(劇照)
鞍馬寺內的鬼一法眼廟。(陳子煒攝)

此外,戰國時代大和國出身的劍豪柳生宗嚴(及其一族),與天狗傳說盛行的高野山非常接近。傳說中他於山中修行是,得天狗開示劍術的奧義,他後來將這些技術組成了「天狗勝」的劍術技巧組合(後由於同音關係,被寫成了今日常見的「天狗抄」)。天狗抄尚可見於今日柳生新陰流的目錄中。


柳生新陰流之「天狗抄」繪卷。(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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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日本戰國】大名除了作戰外的三大煩惱︱胡煒權

提到日本的戰國時代,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連綿不斷的戰爭。但戰國的領主們除了戰爭之外,他們日常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需要處理。戰國時代的「戰國大名」究竟是怎樣統治他們的領國,同時又面對了什麼問題,今天的課會集中討論大名與百姓領民、家臣、宗教的關係,最後再看看大名自己的生活費的問題。(三方原之戰時的德川家康畫像;德川美術館圖片)

撰文:胡煒權

提到日本的戰國時代,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連綿不斷的戰爭。但戰國的領主們除了戰爭之外,他們日常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需要處理。戰國時代的「戰國大名」究竟是怎樣統治他們的領國,同時又面對了什麼問題,今天的課會集中討論大名與百姓領民、家臣、宗教的關係,最後再看看大名自己的生活費的問題。

在開始進入本題之前,首先要說明一下「戰國大名」這個專有名詞。「戰國大名」的「戰國」來自於武田信玄所說的「如今戰國之世」一句,然後明治時代的史家以那個戰亂不堪的時代,跟中國的戰國時代很相似,於是便稱呼那個時代為「戰國時代」。

因此,「戰國大名」其實這只是日本學術界進一步說明「戰國時代」時,稱呼當時的武士統治者的學術用語,那個時代的人們跟大名本身,都沒有「戰國大名」的概念。大名是指「大名主」也就是大領主的意思,「大名」也指高級的武士家族的意思,它的相反詞就是「小名」,即小領主、相對低級一點的武士家族。

大名與領民:這麼近那麼遠的關係

那麼當時的人們是怎樣看待這些領主的呢?戰國大名之中有不少是在當地從小領主慢慢發展成大諸侯的,而且在那個時代,這些領主們通過攻伐、強搶等手法獲得對手的土地,因此當地的百姓對領主的輪替不以為然,但站在戰國大名的角度來說,控制領民是統治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當時,大名掌控領國的兩大手段,一是檢地(有關檢地的誤解以後再詳說),二是諸力役,大名通過這兩種媒介去確保獲得足夠的收入,充當戰爭、領內民政建設等。


領主最大的煩惱當然是領民。(網路圖片)

雖然戰國大名的權限比較大,管治的滲透力比室町時代的守護大名強,但不代表大名便能對百姓予取予求。在當時,大名的軍隊大部分的士兵還是農民,並且是通過各地的小領主,也就是家臣去召集,因此,大名只能間接地動員百姓,而百姓們也因此對大名的效忠是出於契約的關係,力役兵役與大名的保護、糾紛調停,以及借貸借種子等等。所以,大名與領民之間的紐帶,除了大名直轄領地外,一般來說是關係很疏離,大名即使被換下場,被消滅,對領民的影響其實很小的。

家臣:既是幫手又是威脅

比起領民,大名跟家臣的關係是相對緊密的。以前我們已經說過,家臣是分成三種的。一種是代代伺侯大名家族的家臣,稱為譜代,另一種是剛加入的「新成員」,稱為「新參」,身分地位比較低的,還有一種也是新加入,但原來是跟大名差不多地位的領主,現在要借助其保護或支援的,這種要外樣。

參考文章:日本戰國的主從關係

至於外樣及新參,則是外部的人新加入成為家臣,前者前身可能身分地位跟新老闆差不多,只是現在自己不如新老闆,或者需要他保護才加入的,所以本來就是求利為主,後者的新參也是才加入主君家,雖然地位低,但由於以前也沒有跟老闆有什麼交結,所以也沒什麼感情,隨時都有來去的自由。

所以,在戰國時代,家臣的忠誠也要看身分的,能夠而且應該為主君拚命的,只有最早伺候的家臣,其他的「菜鳥」則沒有這種強制性。反過來說,這些「菜鳥」想升值,就必須從自己開始一代代子孫的去盡忠職守才行。


戰國大名最親近可信的家臣多是世代效忠的古參。(網路圖片)

另一方面,為了讓家臣安心留效,主君們便要努力表現,成為一個有安全感的老闆,值得信賴和跟隨,擴張領土,介入糾紛成為戰國大名的課題,間接也助長了戰爭走向長期化。

那麼,背叛了的家臣是否都沒有好下場呢?其實不然,背叛者活的好好的大有人在,只是我們問為什麼家臣不離開,而是選擇背叛的時候,要知道家臣的背叛不一定都是深思熟慮,也不一定都是為了取而代之。他們的叛變可能是為了家族的利益,為了面子等等,真正想取而代之的除了極少數直接弒君外,大部分都是趕走主君,另立新主,自己做幕後操縱者,然後又要努力地扮演好老闆的角色。

因此,戰國時代的忠與叛其實並沒有一個實際的表象,每一個個案都有不同,但唯一肯定的是戰國時代會嘗試利用法制以及關懷、剛柔並濟地減少家臣的反叛,到了戰國時代最後期,即信長快掛了的時候,幾乎沒有再出現什麼大型有名的叛變事件,證明戰國大名已成功地防治了這個「傳統流弊」。到了江戶時代再用身分階級加以鞏固。

讓大名如履薄冰的宗教管理

除了領民和家臣外,戰國大名另一個要小心管理的,就是宗教團體。這不僅是宗教信仰政策問題,還關係到民政及民心。需知道當時的百姓武士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只是不同宗派,一旦大名在政策上過度向一個宗派傾斜,那麼感到地位及利益受損的其他宗派便會有可能動員教徒群起反抗。

同樣道理,大名的統治未及鞏固而又在民政上做的太高壓、苛刻,導致小領主、寺院等叫苦連天時,也會有可能動員百姓反抗,也就是史稱「一揆」的農民暴動的基本成因,有名的加賀一向一揆的本質就是百姓被捲進大名的戰爭後順勢在宗教勢力的主導下發起了武裝暴動,控制了地區的管治權。


宗教相關的一揆對戰國領主有甚大影響。例如著名的一向一揆更可以據地自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因此,大名在管制宗教勢力,尤其是善於鼓動民眾的宗教派別都會進行徹底的打壓,京都的天文法華一揆,徳川家康對三河一向一揆、信長對長島一向一揆等都是有這種含義。事實上也證明,成功壓服極端、活躍又會挑戰領主統治的宗教派別對於進一步鞏固領國的支配有著積極作用。

相反,對著一些有神聖性又廣泛受到尊崇的寺院,大名會大加保護,除了政治目的外,也是要宣示自己有能力保衛、崇敬當時人們(包括大名自身)的精神支柱,作為大興文教的政策之一,對於給予家臣、領民以及宗教界的安全感意義重大。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戰國大名不易當!比打仗更煩惱的是? 」,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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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由重而輕的古希臘步兵發展

說到古希臘的戰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那些裝備着青銅鎧甲,手持比人還高大的長槍的重裝步兵。尤其是這些重裝步兵經常出現在影視作品以及戰爭電子遊戲中,更使此印象更為強烈。但既然有重步兵,那當然也有相當存在的輕步兵。在希波戰爭之前,所謂輕步兵往往只是雜兵的代名詞,但隨着希波戰爭往後的發展,輕步兵的戰術價值日漸受到重視,成為重要的輔助兵種之一。(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說到古希臘的戰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那些裝備着青銅鎧甲,手持比人還高大的長槍的重裝步兵。尤其是這些重裝步兵經常出現在影視作品以及戰爭電子遊戲中,更使此印象更為強烈。但既然有重步兵,那當然也有相當存在的輕步兵。在希波戰爭之前,所謂輕步兵往往只是雜兵的代名詞,但隨着希波戰爭往後的發展,輕步兵的戰術價值日漸受到重視,成為重要的輔助兵種之一。
 
戰術輕步兵的出現
 
所謂的輕步兵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單純比較窮的士兵買不起裝備只能成為輕步兵;另一種是具有戰術價值的輕步兵。當然,後者與前者未必一定有所衝突,只是前者並未有發現輕步兵的戰術用途。輕步兵的戰術價值在波斯戰爭前應該並不明顯。例如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之戰中,希羅多德就記載雅典軍隊既沒有騎兵也沒有弓箭手;而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亞之戰(Plataea)中,也提到過斯巴達人將黑勞士(斯巴達的奴隸)裝備成重步兵作戰。從這些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段時期即便有輕步兵的存在,也沒有特別的戰術用途,作戰的方式大概跟重步兵可能沒有太大的分別。

2004年電影《亞歷山大》中的馬其頓重步兵形象是古希臘軍隊的一個主流形象。(電影劇照)


大概在波斯戰爭的刺激下,雅典開始組織起輕步兵的作戰團。在公元前431年,雅典已經有1,600名弓箭手。「弓箭手」是我們肯定戰術輕步兵出現的一個重要指示——因為弓箭兵必然不能像重步兵一樣組成方陣作戰,而是作為輔助單位提供戰術援助。而實際上,早在公元前464年,作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哨戰的哥林斯.墨加拉(Corinth-Magara)戰爭中(460至459年),就有記載一部分哥林斯軍隊走入一個沒有出口的密封地型時,雅典軍隊就利用重步兵封塞入口,再用弓箭手射殺他們。可見這時候的雅典人已懂得運用輕步兵的戰術價值。


其實在修昔底特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就開始出現專指輕步兵的名詞「psiloi」。這個字本身在希臘文中是指「光着身子的」,引伸為一些沒有裝備的士兵。但這處所說的輕步兵當然不可能真的沒有任何裝備,只是他們沒有傳統重步兵的裝備,而一般以弓箭、投石索帶、又或是擲矛等遠射武器作裝備,在戰鬥時一般以散兵模式。所謂的散兵戰術就是不會直接跟對方進行肉搏作戰,亦不會組成密集組型。反之,散兵一般以鬆散的陣型在一定距離外以其遠射武器攻擊對方的部隊。而如果敵方追趕自己,企圖進行肉搏,則會暫時後退,等待對方放棄追趕時,又繼續攻擊。這種戰術又稱為「打跑戰術」,一直到近現代戰爭中也會見到。


在希羅多德的筆下,基本上並沒有怎麼見到「輕步兵」這個概念,然而修昔底特筆下,就有不少輕步兵的記載。尤其是修昔底特記述雅典人動員時,幾乎都配有輕步兵隨行,可見到了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已非常習慣地使用輕步兵作戰。甚至有一則記載動員中並沒有提到輕步兵,但在記述傷亡數字卻出現了輕步兵的記載(Thuc., 2.79,【注】)。如果我們大膽地推論,這種記載手法反映了修昔底特的概念中動員中包括輕步兵幾乎是「常識性」的行為,不需要特別記載。當然這例子比較獨特,是否真的這樣我們難以斷言。但無疑在修昔底特下的筆觸下,「輕步兵」是到處可見。


這個突如其來的轉變,到底是否單純只是作者之間的習慣不一樣?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可能只是希羅多德沒有特別記下「輕步兵」在希波戰爭之前的使用,使我們有錯覺以為古希臘在這之前就沒有輕步兵存在一樣。然而,從史料上,我們的確發現這種說法並非只是作者的問題。一則,在陶器等圖片資料中,我們的確是在五世紀之前沒有明顯發現有戰術輕步兵在希臘半島南面出現。


古希臘不同種類的輕步兵。(網路圖片)

此外,修昔底特又記載在公元前425年的派婁斯之戰(Battle of Pylos),斯巴達重步兵在遭到雅典輕步兵的圍攻下大敗;於是斯巴達「一反傳統組織了400騎兵和一些輕步兵」(Thuc., 4.55)。從這一則史料看,我們可以看到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後,才急忙組織起輕步兵。斯巴達與雅典或整個希臘周邊地區在這方面並不應該有明顯的分別。至少我們在多種資料中看到,斯巴達的法律沒有特別提到過禁止使用輕步兵,合理地推敲這個問題,我們會得出在公元前5世紀前,整個南希臘半島也尚未流行輕步兵。


我們可以說輕步兵的發展是一個新的軍事潮流。雅典大約在希波戰爭不久後,尤其是公元前490年馬拉松之戰後,就應該意識到輕步兵作戰的重要性,繼而改變本來的習慣。相對地,斯巴達等地區就沒有雅典人這般進步,一直要到親身經歷大敗後才醒悟。其實另一則史料記載在公元前427年,在利斯博斯島(Lesbos)上的密提林(Mytilene)還處於近似於青銅時代的貴族統治。密提林的統治者打算將重步兵的裝備交給一般人以反抗雅典人的,但結果平民拿到裝備後竟然群起反抗貴族統治。這也反映了整個希臘地區在軍事文化的進程可以很不一樣。


另一方面,「輕步兵的興起」這個現象也只能論述南希臘半島的情況。事實上,我們以往也提過,在波奧提亞(Boeotia)以北的地方,與希臘半島南方的情況就非常不一樣。在身份認同上,希羅多德的行文就隱約地表示過他們並非「希臘人」。公元前426年,雅典軍隊登陸於北面的埃托利亞(Aetolia),就遭到當地的輕步兵以投槍等猛利攻擊而敗退。修昔底特指出埃托利亞人基本上都是輕步兵(Thuc., 3.97),可見他們本身就習慣以這種方式作戰,而非希臘半島南方的重步兵戰術。這也是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


活躍於戰場的輕步兵

 
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有極為大量輕步兵實戰的寫述,而且甚為仔細。公元前425年的派婁斯之戰後,斯巴達軍隊被逼於斯法克蒂里亞(Sphacteria)此島上登陸,並被以輕步兵為主力的雅典軍隊作出致命打擊。當中,修昔特底就非常傳神地描寫了這時候雅典輕步兵的散兵作戰方式:



(雅典軍)以200人左右為小隊,佔據了島上的制高點,使他們的對手(斯巴達人)在被四方包圍的情況下而感到混亂;他們無法決定應該應對哪個方向的敵人,因為他們的四周都暴露在對方的攻擊下——假如他們攻擊前方的敵人,那些在後方的將會攻擊他們;如果攻擊他們的側邊,另一邊的敵人會攻擊他們。他們在任何方面都會發現他們的後方有敵人的輕步兵——這是最難對付的,因為他們以箭、投槍、擲石在遠距作戰。不!他們根本不可能靠近他們(敵人),即使他們(敵人)撤退也是勝利的,因為當追擊他們的人(斯巴達人)掉頭,他們(雅典人)將會痛敵他們。【Thuc., 4.32】
伯羅奔尼撒為輕步兵提供一個絕佳的實戰測試場。雖然說雅典應該早於公元前5世紀開始組織輕步兵戰力,但畢竟他們未曾在實戰中親身測試輕步兵的戰力(尤其是面對主流的重步兵)。軍事演變很大程度上是戰爭經驗所主導的結果,而非單純的戰術理論。尤其在古代戰爭中,實戰經驗更為重要。基本上,在有明顯實戰戰例前,初時對於輕步兵的信心並不強。就像斯法克蒂里亞中,連雅典輕步兵在剛接戰時都非常害怕於斯巴達軍隊,好不容易才發出呼喊時作出攻擊。

伯羅奔尼撒中不少的戰爭經驗使輕步兵作戰的實力得到證明,也進一步刺激了其使用。在這樣的環境下,也出現了新型特化的輕步兵「peltast」。「Peltast」(希臘文:peltastēs)的名字來自於其所持的半月型盾「peltē」(就像「hoplite」來自於「hoplon」),勉強可以將其翻譯作「半月盾輕步兵」或「輕盾兵」。這個單詞從伯羅奔尼撒開始出現,漸漸成為一種新興流行的兵種,可以說明這段時間整個戰術輕步兵的概念正處於急速的發展。


稱為「Peltast」的輕步兵。(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不過,輕步兵對於重步兵的作戰也並非一面倒。上述的斯法克蒂里亞只是因為地理與雅典人本身數量有壓倒性,故此才使輕步兵得到很大優勢。但像我們以前所述,輕步兵在平原未能對重步兵造成致命傷害,而且重步兵即使不能追上輕步兵,還是能突入對方的農地進行破壞(Xen. Hell., 4.2);甚至,在平原上,重步兵全力還是能追得上輕步兵並對其做成傷亡(Xen. Hell., 4.4)。總括而言,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輕步兵的戰術能力得到肯定,成為以後軍隊混編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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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指雅典人動員了2,000重步兵和200騎兵,但在記載傷亡時卻提到輕步兵。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歐洲中世紀簡史(十四):歐洲之門君士坦丁堡

東羅馬帝國最為人耳熟能詳的要數其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除了凝聚了古典希臘羅馬文明,在歐洲歷史上更有着重要的意義。君士坦丁堡是歐亞大陸的交匯點,其周邊的海峽自古以來便是歐亞交通的要道。隨着伊斯蘭7世紀後席捲亞、非洲,君士坦丁堡便成為了歐洲文明堅拒伊斯蘭世界傳播的橋頭堡。君士坦丁堡為歐洲擋下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機,可謂歐洲的大門。(君士坦丁堡鳥瞰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上一篇:東羅馬的帝國特色

撰文:陳子煒

東羅馬帝國最為人耳熟能詳的要數其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除了凝聚了古典希臘羅馬文明,在歐洲歷史上更有着重要的意義。君士坦丁堡是歐亞大陸的交匯點,其周邊的海峽自古以來便是歐亞交通的要道。隨着伊斯蘭7世紀後席捲亞、非洲,君士坦丁堡便成為了歐洲文明堅拒伊斯蘭世界傳播的橋頭堡。君士坦丁堡為歐洲擋下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機,可謂歐洲的大門。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名稱來自於重新統一東西羅馬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意思即是君士坦丁的城市(Contantine加上希臘文的城市polis)。原本其名稱應為「新羅馬」(Nova Roma),仍君士坦丁大帝有感於羅馬一帶日益受到日耳曼人的威脅,而決心營建另一座帝國都城。在4世紀時,君士坦丁堡座落於帝國東部腹地中心地帶,通過東地中海與帝國在亞、非洲的行省連結。其所在地方處於歐洲大陸的邊陲,與亞洲只是一個海峽之隔。希臘世界稱之為「拜占庭」(Byzantium),相鄰的博斯普魯斯(Bosporos)海峽是自古以來連接歐亞的兩個重要渡口之一。【注1】由於東羅馬建都於此,因此也有「拜占庭帝國」的別稱。君士坦丁堡在東羅馬於1453年滅亡後,被土耳其佔領並易名為「伊斯坦堡」(Istanbul),一直沿用之今。


君士坦丁堡平面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君士坦丁堡與東羅馬最大勢力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君士坦丁堡三面環海,易守難攻,只要能掌握有制海權便能長期死守,是理想不過的堅城。東羅馬早期對於外族入侵一般會先使用綏靖政策,以金錢或是婚姻方式回避直接交戰,但當戰事不能回避時,君士坦丁堡的堅固就成為其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注2】公元626年,君士坦丁堡就展示了其強橫的耐力。波斯人(薩珊王朝)乘着東羅馬內亂之間,聯同歐洲的外族阿瓦爾(Avars)及斯拉夫人等多面圍攻君士坦丁堡,期望能消除東羅馬這個宿敵。從歐洲這邊來的阿瓦爾人雖然攻入了外牆,更在城牆內與守軍進行了激戰,但在守軍極頑強的反抗下未果。而海路上,波斯和阿瓦爾人的船隊又被東羅馬的海軍擊敗,未能得到制海權。最終波斯後方被東羅馬擊敗,波斯軍隊退卻。皇帝席哈克略(Heraclius)後來更成功繼續反擊波斯,奪回東地中海不少落入波斯人控制的行省。


君士坦丁堡的狄奧多西城牆結構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但席哈克略的成功非常短暫,就在7世紀中,伊斯蘭興起並如燎原之火一般擴張勢力。伊斯蘭的卡里發政權打敗波斯人,成為東羅馬新的勁敵。7世紀後半至8世紀初,勢力正盛的穆斯林前後兩次(674至678年;717至718年)圍攻君士坦丁堡。在包括希臘火在內的出色表現之下,穆斯林始終無法拿下制海權,以當時的科技而言要攻下君士坦丁堡似乎不太可能。


君士坦丁堡的「黃金門」復元。(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部分復元的中世狄奧多西城牆。(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參考文章:拯救沒落帝國的希臘火

挺過了兩次圍攻後,穆斯林發現要拿下君士坦丁堡似乎不太可能,放棄了直接攻擊的念頭。以後一直要到15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時,穆斯林才再次直接親臨這座不落的堅城(不過在這期間,君士坦丁堡還是不斷被不同的勢力圍攻過)。東羅馬帝國以及君士坦丁堡本身,繼續在往後的數百年間為歐洲守住了歐洲的大門,令伊斯蘭無法進入歐洲。如果說法蘭克的鐵鎚查理在圖爾之戰打敗入侵歐洲的穆斯林,從而保存了歐洲文明;那東羅馬及君士坦丁堡的意義絕不比前者要低,甚至應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歐洲得以有數百年發展出獨統的基督教文化,不得不歸功於此兩者的存在。

然而諷刺的是,西歐的基督徒對於東羅馬不但不心懷感謝、知恩圖報。1204年西歐發動的第四次十字軍,更反過來圍攻君士坦丁堡。這些為基督教世界默默貢獻的東羅馬人,雖然面對異教徒時無比勇猛,但不知在看到這些「主內弟兄」攻過來時有何感受呢?


第四次十字軍攻入君士坦丁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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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另一個為希勒斯龐托(Hellespont)。其名稱來自於「希臘」(Helles)加上「海」(pontos),意即「希臘的海」。此海峽今日習慣稱之為達達尼爾(Dardanelles)海峽。

注2:除了地理優勢外,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也非常有名。狄奧多西二世(在位:408至450年)在舊城牆之外再建造了著名的狄奧多西城牆(Theodosian Walls)。此牆除了護城河之外尚有三牆由矮至高的厚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