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宗教改革500周年】歐陸風雲的序幕

生活於現代和東亞的我們,對於歐洲人為「宗教」而起戰爭經常感到不可思疑,覺得宗教戰爭是迷信的具體表現。在漫長的中世紀之中,的確有部分時間歐洲人篤信基督宗教與死後世界。然而,16世紀因新教而興起的宗教戰爭雖然掛着「宗教」的名義,實際上卻是活生生的國際政治鬥爭。宗教戰爭是歐洲內部第一次接近「世界大戰」規模的國際戰爭,正如它的本質一樣,戰爭的結果具有極重的政治意味,並將歐洲帶入近世社會。(聖巴托羅繆之夜後;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生活於現代和東亞的我們,對於歐洲人為「宗教」而起戰爭經常感到不可思疑,覺得宗教戰爭是迷信的具體表現。在漫長的中世紀之中,的確有部分時間歐洲人篤信基督宗教與死後世界。然而,16世紀因新教而興起的宗教戰爭雖然掛着「宗教」的名義,實際上卻是活生生的國際政治鬥爭。宗教戰爭是歐洲內部第一次接近「世界大戰」規的國際戰爭,正如它的本質一樣,戰爭的結果具有極重的政治意味,並將歐洲帶入近世社會。

躁動的歐洲

宗教改革除了在發源地的德國地區發展快速,更伸展到歐洲各地,從而使歐洲分裂成兩個勢力圈:「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國家採取何種宗教,很大程度上不是考慮宗教理念,而是背後更大的政治考慮。改宗新教的國家,都是在16世紀後漸漸崛起的新興國家,而且集中於距離羅馬較遠的北歐地區,它們都希望通過採取新教以達到宗教自主。在傳統的秩序中,教會擁有極大的特權(類似於治外法權),它們不單免稅,甚至可以在封建領主之外向領民徵稅、召開宗教法廷。而且教會在道理上受到羅馬教會的影響,產生了地方教會的二重君主矛盾——教會一方面臣從於世俗君主,但它亦受到羅馬教會的支配。例如《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中就多次重申主教的任命權在教廷而非世俗君主(雖然實際執行上很視乎情況)。


新教最高峰時期的影響範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新教重視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不認同羅馬教會具有層級的統治模式,而且他們也相對反對教會利用宗教名義去斂財。這些教義無疑是一個擺脫教會控制的好機會,對很多君主和貴族而言相當吸引。在新教興起不久的1530年代,北歐三國就已改信路德宗。在差不多同時,慈運理(Ulrich Zwingli)的改革在瑞士周邊也帶起了很大的影響。不久後,加爾文(John Calvin)更進一步發展其思想成為加爾文宗(Calvinism)更在法國與新興的低地聯邦(荷蘭)有極大影響力,成為日後新教的主流思想之一。【注1】而宗教問題,日後更成為低地聯邦與其宗主國(哈布斯堡家族)開戰的其中一個導火線
(低地獨立戰爭—八十年戰爭的開始)

宗教對立激化了政治矛盾,引起低地獨立的八十年戰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眾多改宗新教的國家中,英國的政治意圖尤為露骨。亨利八世為了完全脫離羅馬的控制【注2】,1534年通過《無上權力條例》(Supremacy Act)確立國王為英國教會的至高領導人,而非教宗。但新成立的英國國教會(Anglican Church)在各方面都與羅馬教會極為相似,暴露了亨利只是視新教作為反抗羅馬教會的工具。

與此相對,中南歐等國家雖然多少也被羅馬教會所影響,但它們明顯傾向於維持現有狀態。像西班牙、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此三大天主教國家,它們都有一個共通特點:多民族組成或是比較低的中央集權。宗教完整性對這些國家而言可以穩定局勢,加上羅馬教會對其君權神授的肯定,有助其統治。而新教在國內流行的話,將很可能埋下分裂的種子。法國在這方面的意圖最為明顯。【注3】1589年,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為了整位法國的亂局,改宗天主教,可看出宗教問題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亨利後來促使了法國天主教與新教的部分和解,讓新教能以有限度的形式被承認)。


在法國宗教戰爭期間,新舊教支持者互相殘殺,使巴黎以至於整個法國陷入混亂。圖為1572年聖巴托羅繆之夜中天主教徒屠殺巴黎新教徒的情景。(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宗教立場同時反映了政治取態,這使得本應是去俗的宗教與俗世政治結合。新舊教的對立終也成為宗教戰爭。



宗教改革500周年系列:

注1:包括後來的「歸正宗」(Reformed Church)及其分支,以及流行於蘇格蘭地區的「長老宗」(Presbyterianism)。
注2:很多人都知道亨利與羅馬交惡的原因是羅馬教會不認可他離婚,他為了再婚而成立英國國教會。不過具體的原因當然還包括了教會的控制權等問題。
注3:受到近鄰的低地和瑞士所影響,新教在法國內發展得如火如荼(加上異端似乎與法國特別有緣份)。國內分裂成新教派和天主教派,法國君主無能控制,1560年後更多番引發國內宗教戰爭。

2017年10月29日 星期日

【宗教改革500周年】德國改革之風的興起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得以燎原之勢席捲歐洲並最終使新教得到法定地位,與歐洲的政局有密切關係。16世紀的歐洲無疑是一片很好的土壤,故此即使羅馬教會如何打壓,都無法阻止新教的擴散。同時,新教興起又激起了歐洲各國本身的矛盾,點燃起歐洲首次國際性戰爭。因此,「宗教改革」絕非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將促使歐洲步入現代的重要過程。(奧格斯堡和議;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得以燎原之勢席捲歐洲並最終使新教得到法定地位,與歐洲的政局有密切關係。16世紀的歐洲無疑是一片很好的土壤,故此即使羅馬教會如何打壓,都無法阻止新教的擴散。同時,新教興起又激起了歐洲各國本身的矛盾,點燃起歐洲首次國際性戰爭。因此,「宗教改革」絕非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將促使歐洲步入現代的重要過程。

自君士坦丁大帝起,羅馬教會當時已壟斷了宗教秩序千多年的,絕非第一次被反對者挑戰。不過羅馬教會一般並不難應對,只要將其定為異端積極給予政治壓力一般異端難以存活。例如在12至13世紀法國南部的隆格多克(Languedoc)所流行過的「卡特里派」(Catharism)就因教會的打壓在1321年絕跡。可以說,16世紀的羅馬教會已經是深明打壓異端之道,但為何並無法有效鎮壓新教呢?

德國的不安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德國地區微觀局勢及整體國際形勢去了解。路德的改革最先以德國為中心,很快便在德國紮根,得到平民與貴族的廣泛支持。德國平民在傳統中世的生活早已活得苦不堪言,他們一方面須應付貴族對他們的無盡苛索,另一方理應滿足他們心靈的教會不單鮮有給予他們援助,又向他們徵收什一稅、販賣贖罪券以壓榨金錢建造一些宏偉的教堂。



宗教改革在這份積壓了數世紀農民的不滿上點上一把烈火,結果可以想像。路德的改革反對教會無盡的貪欲,批評平民痛恨的道德敗壞的神職人員,自然得到不少支持。就在路德提出改革後不久的1524年,德國中南部廣泛地區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農民武裝反抗,挑起了所謂的「大農民戰爭」(又稱德意志農民戰爭;德語:Deutscher Bauernkrieg)。反抗的農民受到路德的影響,要求受到人道的對待,以及一個真正能安撫心靈的教會。雖然農民戰爭在一、兩年內已陸續平定,但新教於德意志的傳播卻有增無減。


德意志農民戰爭的影響範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另一方面,路德的改革也相當受到德意志諸侯的歡迎。事實上,德意志的諸侯也早已苦於教會對他們的經濟壓力,只要能脫離羅馬教會的控制,他們可以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他們也希望從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中得到更多自主性。剛好,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希望維持國內的宗教一體與羅馬教會聯手一起壓迫新教,於是於反抗「神聖羅馬」與「羅馬教會」兩個(同時也是「羅馬」)因素更是重疊起來。


薩克遜選帝侯約翰弗雷德里希是新教聯盟的中心人物。(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531年,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諸侯同意成立「施馬爾卡爾登聯盟」(Schmalkadic League,為方便以後稱「新教聯盟」)以共同對抗「雙羅馬」。一直到查理與周邊的戰事完結有時間回軍收拾新教聯盟的1547年,新教在德國已經得到非常廣泛的支持。因此,雖然新教聯盟在軍事上完全不能反抗同時擁有新大陸財產支持的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布家族同時控制有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但查理根本無法用強硬的方式將其根除。1555年簽訂的《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查理亦只能承認新教教會(路德宗)的法定地位,訂了下「誰的土地,依誰的宗教」(拉丁: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的信仰自由原則。


奧格斯堡和議後的德國地區宗教分布。(網路圖片



宗教改革500周年系列:
一場改變世界歷史的宗教變革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香港雙十暴動回顧系列【三】:左右派的社會功能

我們不能以現在的視角理解過去。戰後殖民地政府的功能不及現在多元化,有很多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存在的政府功能,例如房屋、醫療和教育等社會福利,其實並不是一直存在。政府尚未建立這些功能前,社會上不同的團體就分擔了這部份的責任,補充政府的不足。以「務實」見稱的殖民地政府,樂於看見左右派勢力負起社會責能,但前設是他們不會動搖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權威。(1960、70年代的盲人工潮;網路圖片)
上一篇:國共在香港的鬥爭

撰文:新界原罪民

看了兩篇從大環境到小香港情勢的討論,我們來一回較「輕鬆」的題目:為什麼殖民地政府不會將左右派勢力「趕盡殺絕」?

我們不能以現在的視角理解過去。戰後殖民地政府的功能不及現在多元化,有很多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存在的政府功能,例如房屋、醫療和教育等社會福利,其實並不是一直存在。政府尚未建立這些功能前,社會上不同的團體就分擔了這部份的責任,補充政府的不足。以「務實」見稱的殖民地政府,樂於看見左右派勢力負起社會責能,但前設是他們不會動搖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權威。

戰後香港的社會問題

大量中國難民自二戰後湧入香港,對香港社會造成壓力,並且產生房屋、治安和衛生等問題。殖民地政府在1950年制定《人民入境統制﹝補充﹞條例》以限制來港人口。雖然這措施有效限制以正式途徑進入香港的人口,但更多的難民以偷渡方式來港,故此未能有效控制香港的人口增長。香港人口自戰後一直上升:



香港人口變化圖。


1941年和1951年的人口數據為估算數字。1961年戰後首次正式人口普查,香港的人口達至312萬人,較戰前1931年最後一次人口普查結果增加了220萬人,30年內人口數量增加了近4倍。

中國大陸在戰後的政局變化劇烈,殖民地政府未能準確判斷難民的意向,認為他們不會長居於香港:

……很多長期居住的香港人在廣東和廣西的農村裡擁有自己的房屋,他們亦會衡常地回鄉……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會放棄他們祖先生活的地方……【注1】

龐大的難民人口帶來房屋和社會治安問題,他們主要聚居在環繞九龍半島一帶的官地,即新九龍近九龍山脈山腳一帶。殖民地政府亦了解到問題不容易解決:

中國持續的政治不穩定會引至難民持續地從內地移居香港……房屋短缺的問題依然存在……寮屋區……侵蝕了公共空間……甚至是市中心的位置。【注2】

木屋區生活環境擠迫,火災頻生,對難民生活帶來威脅,亦動搖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在.1949年至1955年間,共發生46次木屋區火警,其中新九龍地區佔31次。【注3】1956年殖民地政府報告指出:

寮屋區不能單純地安置……因此難民需要……衛生和防火的房屋,他們得以安置是由於社會已經不能承受得起火災和衛生的危機,以及社會秩序出現混亂。【注4】

二戰後,大量新來港內地移民居住在條件極差的木屋區。(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火災威脅對殖民地的社會穩定帶來隱憂。另外,與國民黨聯系緊密的三合會組織「十四K」在新九龍一帶活躍。刑事偵緝處(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檔案顯示,保守估計在1956年時「十四K」三合會有4萬名至8萬名成員,這個數字尚未包括未正式加入的成員。他們主要從事勒索和收取保護費的活動,【注5】引起治安問題。

左派勢力的社會功能

左派勢力除了建立工會外,農會亦是他們其中一種社會功能,補助農民耕作,提供貸款、農具、肥料、技術支援等協助。左派農業工會最早是在「新九龍」地區建立,稱「僑港種植總公會」,殖民地政府簡稱它是「種植總公會」(Society of Plantations)。殖民地政府批准公會以《社團條例》向警察部門註冊,是殖民地政府給予他們合法地位之舉。周奕的說法是殖民地政府「瞪一隻眼,閉一隻眼」,即政府知道左派勢力存在,但暗中默許。
【注6】
 
公會本來主要是組織竹園、九龍十三鄉和石硤尾一帶的農民,並在荃灣和屯門建立支部。後來轉為以「福利部」名義發展擴充會員的工作,更擴大服務的內容,例如在鄉村提供文藝表演、電影放映等娛樂節目。在新界地區,支部和福利部共計有12,包括荃灣、沙田、元朗、屯門、上水、大埔墟、大埔布心排、沙頭角擔水坦、沙頭角烏蛟騰、西貢、長洲和大澳。【注7】

在辦學方面,1940至50年代,香港約有數十間親共愛國學校,其中比較有名的是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漁民子弟中學、漢華中學、中華學校、福建中學、中業學校、南方學院和培僑中學等。這些學校都是以低收費甚至免費方式提供學習機會。【注8】筆者的父親是培僑中學學生,據他口述所得,當時收取的學費很少。其中最令他有印象的是學校提供午餐飯盒是非常便宜,約為其他餐廳收費一半。

在救濟災難方面,左派勢力同樣發揮了社會功能。1962年颱風溫黛風災後,新界鄉議局得到左派的中華總商會贈送75,000斤米和左派新聞界捐助8萬元協助救災。【注9】新界鄉議局在救濟溫黛風災時,共籌集得88,510斤白米和243,660.14元港幣。【注10】由此看來,左派勢力對新界鄉議局的捐助佔了整個籌募行動相當大的比例。


1962年颱風溫黛風災對香港造成重大破壞,左派工會此時也負擔了一定的社會功能。(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再者,根據《鄉議局條例》的局章第十一條規定,鄉議局的帳目受到法例的監管。鄉議局局章第十一條列明:

除主席副主席委員及議員之私人捐款外,所有款項,應照民政署長所批准之格式登記帳目。

如此看來,民政署長是知悉左派團體對新界鄉議局的捐助,故此可以推論港府是默許鄉議局接受左派團體的幫助。

在戰後物資貧乏的年代,左派勢力在香港社會發揮了補充政府職能不足的作用。右派勢力在香港的社會功能也大同小異。故此,殖民地政府雖然對兩派勢力有所忌諱,但是只要他們沒有動搖政府的管治,何不在可控制範圍下讓他們協助經營香港?

注1: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Hong Kong : Local Printing Press Ltd. , 1956), p.4-7.
注2: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48( Hong Kong : Local Printing Press Ltd. , 1948), p.85.
注3: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164至165。
注4: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5( Hong Kong : Local Printing Press Ltd. , 1955), p.46.
注5:HKRS 684.DS.2-5 C.I.D. Bulletin , The 14K Triad Society, 1956. p.17-18.
注6: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頁162。
注7: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頁158至162。
注8:劉翠珊:〈國家權力與教育——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收入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合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5至36。
注9:HKMS158-1-222,HEUNG YEE KUK (RURAL ADVISORY COUNCIL), HONG KONG,pp.45.
注10:劉崇:《新界轉變的年代》,(香港:新界展望社,1973年),頁25。

201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宗教改革500周年】一場改變世界歷史的宗教變革

下周二德國將會有一天額外的全國假期,以紀念宗教改革500周年。500年前的10月31日,德國神學家和教士馬丁路德致函其所屬的布蘭登堡主教,表示對羅馬教會販賣贖罪券感到不滿。書信日後被稱為《九十五條綱要》,震撼了當時教廷。馬丁路德此舉意外地點燃了歐洲各地對公教長久以來的不滿,除了展開了所謂的「宗教改革」並產生基督新教」之外,配合16世紀的歐洲政治局勢,更引發了百多年的宗教戰爭。一直到1648年在西發里亞簽訂一系列和約,才算告一段落。(路德於沃爾姆斯帝國會議自辯;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下周二德國將會有一天額外的全國假期(原為地區),以紀念宗教改革500周年。500年前的10月31日(雖則為儒略曆),德國神學家和教士馬丁路德致函其所屬的布蘭登堡主教,表示對羅馬教會販賣贖罪券感到不滿。書信日後被稱為《九十五條綱要》,震撼了當時教廷。馬丁路德此舉意外地點燃了歐洲各地對公教長久以來的不滿,除了展開了所謂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並產生「基督新教」之外,配合16世紀的歐洲政治局勢,更引發了百多年的宗教戰爭。一直到1648年在西發里亞簽訂一系列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才算告一段落。


開啟宗教改革的德國教士馬丁路德。(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所謂的贖罪券,原本是在11世紀伴隨十字軍而出現的一種產物。教會為了鼓勵人保衛聖地,會向參加十字軍的人發出稱為「indulgentia」(拉丁:赦免)的小券,暫免他們的罪行。但自始之後,羅馬教會開始利用販賣贖罪券來得到金錢以興建宏偉的教堂。1506年,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開始營修今日仍矗立於梵蒂岡的聖彼得(伯多祿)大教堂。然而所費實在甚鉅,於是教廷開始派道明會等修會到神聖羅馬帝國(包含今日德國大部分地區)內四處販賣贖罪券。

教授神學的德國教士馬丁路德認為救贖應「只由信仰」(拉丁:sola fide)斷定,對於教廷這種行為感到反感。到了1517年,馬丁路德終於鼓起勇氣發出《九十五條綱要》。由於時任教宗為利奧十世(Leo X),令不少人將他與販賣贖罪券劃上等號,加上他生性自由奔放,於是往往被誤會為促成此事的元兇。然而,我認為必須在此為利奧多少平反。首先,聖彼得大教堂並非他開始興建,在他接位時教堂已在興建中段,只能繼續興建下去。而且,近現代不少學者如英國的William Roscoe等都發現當時的史料證明利奧本人的品行為時人所肯定,包括馬丁路丁本人也認為利奧值得尊敬。


經常被誤會的教宗利奧十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儘管利奧本人相對開明,但教廷作為一個組織很可能並不是他本人能完全專斷的。當時羅馬教會的權威是不容被質疑的,而馬丁路德的行為無疑被羅馬教廷視為敵對行為。教廷起初希望通過壓力從內部逼使路德收回部分言論,但路德相當堅持,甚至在1519年的萊比錫(Leipzig)神學辯論爭論了18天,雙方也得不出滿意的結果。於是教廷開始使用比較橫蠻的作法,於1520年開除路德教籍(excommunication);次年,教廷在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Karl V)的同意下,於沃爾姆斯(Worms)的帝國會議(Imperial Diet)中再試圖強逼路德收回發言。但最終還是無果。

一場意想不到的「改革」


從多種資料上推論,路德最初應該並沒有打算分裂出新教教會,而只是意欲改革羅馬教會的腐敗。但基於政治洪流的影響,宗教改革結果於羅馬教會以外成立出新教。新教的名稱「Protestant」即是「反抗者」,就是來自於對腐敗的羅馬教會的反抗。這些政治因素,本系列會繼續介紹,在此不作詳述。而由於新教的出現,西方基督教會(不包含早已分裂的東正教和東傳基督教)於是分成兩大支系,日後慣稱羅馬教會為「公教」或是「天主教」(Catholicism)。

路德得以一直堅持除了他本人的意志之外,其實也有相當客觀的歷史原因。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羅馬教會本身已極度腐敗,有不少人早已對其非議,路德並非第一人。故此,路德的反抗很快便吸引了大量德國地區的支持者,甚至有像薩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這樣有力的貴族支持他,故此羅馬教會難以用過於強橫的手段逼害路德。

路德的學說得以快速傳播並得到支持與當時歐洲印刷技術的進步也有密切關係。在印刷術發達前,書本與文件都須經人手抄寫,廢時失事。但16世紀初,歐洲的印刷術開始成熟,大大的幫助了傳遞路德的學說,使其能影響到德國地區,甚至整個歐洲,引起連鎖反應。另一方面,路德更親自將原本只有拉丁文的《聖經》(雖然聖經原文並非拉丁文,但羅馬教會統一使用拉丁文版《聖經》)翻譯成平民也看得懂的德語。這方便了一般人閱讀《聖經》文本。路德的行動也啟發了各地的學者將《聖經》翻譯成當地語文,使神學的解釋權從教會中解放。再配合印刷術的發達,終使宗教改革如燎原之火席捲歐洲。


15世紀的印刷版《聖經》。活字印刷術對新教傳播有重要的貢獻。(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隨着宗教改革的進展,羅馬教會也不得不反醒自己本身的問題。1545年,以北意大利召開的特倫托會議(Council of Trent)為開端,羅馬教會開始漫長的「自省改革」,包括成立「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等策略以積極改革教會,並對抗新教的勢力。另一方面,羅馬教會在歐洲的處境不利,也刺激了它利用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篤信天主教的殖民大國之勢力,將傳教活動帶到歐洲以外的世界。日後西屬中南美洲幾乎都成為天主教國家,一直到今日仍是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地區。而耶穌會更率先進入亞洲的中國和日本,展開了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這一切歸根究底都與路德有極大的關係。


1545年的特倫托會議標示了天主教反擊新教的「反宗教改革」開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宗教改革500周年系列:

更多基督宗教相關文章: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經濟史】匯豐銀行與民國早期金融運作

民國時期,正值中國步入現代化進程的激變階段。匯豐銀行在香港註冊登記,其本為諸外國商人合資而成,然後獨為英資主導的銀行。民國初年,諸國銀行以上海為基地,而匯豐銀行亦設店於上海。作為首屈一指的金融銀行,匯豐對近代中國商業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故了解民國早期匯豐銀行的營運性質,實可進一步了解民國時期中國金融機構的運作情況。(上海的前匯豐銀行大樓;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民國時期,正值中國步入現代化進程的激變階段。匯豐銀行在香港註冊登記,其本為諸外國商人合資而成,然後獨為英資主導的銀行。民國初年,諸國銀行以上海為基地,而匯豐銀行亦設店於上海。作為首屈一指的金融銀行,匯豐對近代中國商業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故了解民國早期匯豐銀行的營運性質,實可進一步了解民國時期中國金融機構的運作情況。

匯豐銀行與其貼現

馬寅初在其文章〈匯豐銀行〉中指出「匯豐之勢力不在鈔票,而在支票」【注1】,正點出了民國時匯豐銀行以貼現作為其運作主體的特質。這種所謂的貼現,是一種由信用所產生的商業便利。貼現制度在民國時對外國的進出口貿易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亦是匯豐銀行在中國勢力極大的根本原因。所謂貼現,是銀行為商業交易所作的仲介措施。在中國買貨的外國洋行商人,將貨物售予英國之入口商,同時以匯票要求進口商指定之銀行匯款。由於匯票指定之支付期多為三、四個月,於是在中國的出口商多以此票以一折現價售予銀行,是謂「貼現」。


匯豐銀行所提供的「貼現」服務促進了中國的交易與商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這種「貼現」正正是匯豐銀行便利商人現金周轉及交易的角色。此當乃匯豐銀行在中國出口交易中擔當周轉的角色。此外匯豐銀行除了擔當出口交易外,在中國入口貿易有著重要仲介人之角色,例如由中國錢莊所發出的「莊票」。「莊票」仍洋商在國內賣貨時,錢莊代表華人買辦,對洋商提供的責任票據。其承諾於短期內清付。而洋商當感周轉不靈,亦將「莊票」貼現匯豐銀行。是以匯豐銀行包辦了中國進出口業交易之重要仲介角色。

匯豐銀行及其支票

匯豐銀行除了以「貼現」的方式站在民國金融業的頂位,同時也代表了洋行外商的付款功能。而此種付款功能,則以「支票」的形式來表達。洋行洋商欲購買中國商人之貨物,不必親付現金,而只需交一「支票」予華商,使其自行至銀行取款。由於匯豐銀行為外資銀行,信用有保證,是故華商樂以收「支票」。在1920至30年代,中國正值軍閥混戰之時,華商及錢莊對於匯豐之「支票」多不取現金,而記於帳目互劃之用,免於被軍閥強行借去。而是匯豐銀行不單擔任外資洋商的代理,同時也以其信用保證了華商華資的金融來往。

匯豐銀行及其鈔票

匯豐銀行亦有發行鈔票,作為貨幣媒介,然其重要性和影響力遠不及其仲介人之角色。根據計算,1926年8月31日,流通中的匯豐鈔票3057萬元,只有162萬元流入上海,大部分乃在香港及廣東作為地區使用。【注2】由是觀之,匯豐銀行發鈔之功能,在民國金融界中,沒有擔上極有份量的地位,以只作為現金代表卷被使用起來。


1920年代流通於上海的匯豐銀行鈔票。(網路拍賣圖片)

總結以上匯豐銀行的運作情況,我們可知民國時期,中國金融業之情況。中國進出口的交易,由於外商與華商的互不信任,乃至全憑洋行仲介。而洋行在中國不論進口出口,其現金之周轉與付款則依賴有信用之洋銀行為仲介。匯豐銀行正此信用銀行,在中國金融發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仲介角色,助其發展。

此外,匯豐銀行發行實際的貨幣「紙鈔」,並沒有在民國產生關鍵性的要義。獨其活存戶口,由於貼現與其信用而有著重要任置。此種存款戶口,本身代表了貨幣的功能,為中國金融業發展現代化有深遠意義。 


更多經濟史相關文章:

注1:馬寅初:〈匯豐銀行〉,載徐湯莘,朱正直編選《馬寅初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頁35,55。
注2:潘連貴:《上海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127。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紋章系列】波羅的海之門——丹麥王國

在歐洲各國中,丹麥算是比較小的國家,但其卻是歐洲其中一個古老的王國,其錯綜複雜的歷史,絕不亞於其他歐洲列強。丹麥國土雖小,但卻位處要衝。它位處北歐之門,位處於歐洲大陸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間的樞紐,亦掌握著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間的咽喉—斯卡格拉克海峽。(1644年丹瑞戰爭費馬恩海戰;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在歐洲各國中,丹麥算是比較小的國家,但其卻是歐洲其中一個古老的王國,其錯綜複雜的歷史,絕不亞於其他歐洲列強。丹麥國土雖小,但卻位處要衝。它位處波羅的海之門,位處於歐洲大陸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間的樞紐,亦掌握著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間的咽喉—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峽

現行的丹麥王國紋章相對簡單,而為了更好的了解丹麥一國的歷史背景,此選用通用於19世紀丹麥王國的紋章(包括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六世及克里斯蒂安九世等國王)。這個紋章反映了丹麥在中世後期至近現代的歷史變遷。

延伸閱讀:維京時代的北歐人

弗雷德里克六世及克里斯蒂安九世等國王使用的紋章。(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左上方黃底三獅九心圖,是丹麥王國的象徵,這跟其他有北歐傳統的國家很相像。右上方的黃底雙獅是代表丹麥日德蘭(Jutland)半島(亦即什勒斯維希Schleswig地區)。左下角所代表的是丹麥各海外領土。左下角上方的三個王冠所代表的是在卡爾瑪聯合(Kalmar Union)。14世紀末至16世紀初百多年間,通過繼承關係,北歐三國曾一度進入共主聯邦的關係,後來瑞典獨立,聯合解體(丹麥與挪威尚為共主關係)。三頂王冠分別代表丹麥,挪威及瑞典王位。在紋章中保留了丹麥王權對此的權利。

全盛期丹麥王座曾領有或形成共主的地區(橙色為傳統丹麥王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左下角下方三個圖案代表了丹麥海外領地。卡爾瑪聯合雖然解體,但丹麥與挪威的共主關係一直保持到19世紀初。由於拿破崙戰爭中戰敗,故此挪威被強行分離並且與瑞典王國結合,成為瑞典.挪威聯合。戰敗後,以往由挪威王座領有的海外領地則給予丹麥。最左下方的乾魚圖代表冰島。冰島在1944年獨立後此圖就不曾出現。現存的是左下角右下的兩個圖案,公羊是法羅群島的象徵,而北極熊則是格凌蘭。此兩些都是以往維京人航海時意外發現的島嶼,意外成為丹麥的海外領土。最近,法羅群島與格凌蘭相繼進行自治,但仍尊丹麥為宗主國。而順帶一提,代表挪威的紅底金色持斧立獅子也因此從丹麥紋章中除去。

哥德人與溫特人之王的紋章。


右下方代表兩個丹麥王座保有的稱號。右下上方的十六心獅子代表的是「哥德人之王」(King of Goths)的稱號。傳統上這個稱號由丹麥王與瑞典王共稱,以顯示自己對哥德人土地的合法主權。丹麥方面以此主張其對波羅的海中哥得蘭(Gotland)此島的合法主權。傳說哥得蘭是哥德人的原居地。丹麥自14世紀占有哥得蘭後就一直自稱哥德人之王以表示其對此島有合法權利。哥得蘭自1645年丹瑞戰爭(Torstenson War)的布勒姆瑟布魯(Brömsebro)和約中就成為瑞典領土(同時還有挪威的部分領土及其於波羅的海的島嶼)。

15世紀德國盧比克船上的旗掛上了丹麥旗以便在波蘭的海航行。曾經丹麥對波羅的海有很大的影響力。(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右下下方的龍(西方龍)為北歐傳說中的「lindworm」,代表同另一個丹麥王座的稱號溫特人之王(King of Wends,最初時為斯拉夫人之王King of Slavs,此與日耳曼大移民中的汪達爾人Vandals語同)。自12世紀末丹麥開始入侵波蘭的海南岸的波米拉尼亞(Pomerania,即今德國與波蘭北方一帶)。由於歷史上此地為斯拉夫族溫特人的居所,所以丹麥國王也自稱溫特人之王以宣示其該地有合法主權。但此地不久後已被德國人及波蘭人占領。

以上兩個稱號所代表的土地雖已不再屬於丹麥,但丹麥王座一直到20世紀還是以其自稱以宣示其對該地的主權。現任瑪格麗特二世(Margrethe II)登基後才放棄了兩個稱號,故此兩圖現已不在丹麥紋章之中。


中央的小盾紋。


中央的小盾紋中,四個圖案分別是:左上代表Holstein;右上天鵝代表Stormarn;左下騎士代表Dithmarschen,右下金馬代表Lauenurg。這些地區都處於連接丹麥日德蘭半島與德國大陸之間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地區,都是在15至17世紀之間被丹麥所征服的神羅馬帝國內的小侯國。後來北德意志聯邦成立後對丹麥發動戰爭並將這些土地收回德國(1864年德丹戰爭)。但跟以上的情況一樣,小盾紋的圖案也一直保留作為丹麥王座對此的合法權利,也同時在現任瑪格麗特女王登基後放棄了。

德丹戰爭後,丹麥將南什勒斯維希與霍爾斯坦割讓予北德意志聯邦,不久後德意志帝國成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小盾紋中央的更小盾紋,是代表自15世紀開始坐上丹麥王位的奧登堡家族(House of Oldenburg)。現時統治家族是奧登堡家族的分支「House of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這我就不音譯了)。在今日已簡化了的的丹麥紋章,只保留了代表奧登堡的紅黃橫條紋小盾紋。而值得順道一提的是,在20世紀短暫存在的希臘王國,也是由這個丹麥王室家族(希望第一位國王喬治一世為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兒子),而更有趣的是這個希臘王室的一位王子就是今日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夫婿菲臘親王。不過英國國會已申明二人的後代尚屬伊利沙伯所屬的溫沙家族(House of Windsor)。但卻可見歐洲王室之間通婚關係之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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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歐洲中世紀簡史(十一):東西大分流

查士丁尼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最後的羅馬人」,除了表示了歐洲的古典時代终結並且進入中世外,同時也突顯了歐洲中世一個重要的改變「東西大分流」。羅馬帝國的沒落令歐洲無法再處於一個統一的狀態,諸國如雨後春筍一般成立。在欠缺統一政權的干預下,使原本差異就很大的東西歐之間進一步分化,加大了中世以後東西歐在政治、宗教、以至於文化上的差距,促使了所謂的「東西大分流」。(希拉克略從波斯人手中收復失地;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上一篇:羅馬的遺子

撰文:陳子煒

查士丁尼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最後的羅馬人」,除了表示了歐洲的古典時代终結並且進入中世外,同時也突顯了歐洲中世一個重要的改變「東西大分流」。羅馬帝國的沒落令歐洲無法再處於一個統一的狀態(至少名義上),諸國如雨後春筍一般成立。在欠缺統一政權的干預下,使原本差異就很大的東西歐之間進一步分化,加大了中世以後東西歐在政治、宗教、以至於文化上的差距,促使了所謂的「東西大分流」。


查士丁尼去世的565年前後,帝國就迎來了時代與命運的衝擊。541年東羅馬境內爆及了極嚴重的瘟疫,斷斷續續延續了70多年,根據估計有3份1人口死於此瘟疫之中。受到瘟疫的重創,帝國無法再守住其固有領土。在中西歐方面,新一波的東方移民如倫巴底、斯拉夫、阿瓦爾人(Avars)等突破多瑙河的邊防(傳統上,羅馬人以多瑙河為對野蠻人的界線),進入了北意大利和潘諾利亞平原(大匈牙利地區,今匈牙利和羅馬利亞西部一帶)。阿瓦爾人與接堹而來的保加利亞人在6世紀之後就不斷掠奪巴爾幹地區(色雷斯等地),更多次進軍到君士坦丁堡周邊,帝國得付上鉅額進貢才得以免於兵災。倫巴底進入北意大利後,也使帝國的勢力局限於南意大利與西西里等地。
 
626年君士坦丁堡被各外族圍攻。(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東邊,帝國本身就需面對波斯薩珊王朝的威脅。7世紀初帝國在亞洲的領地幾乎都被波斯人奪去。不久後,伊斯蘭教興起卻一舉將波斯這樣的勁敵擊潰,更打敗了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610至641年在位)收復失土的軍隊,席捲埃及等尚在帝國控制的地區。

伊斯蘭勢力興起後,約650年的東羅馬勢力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東西方面都鎩羽而歸的情況下,帝國開始認識到恢復羅馬帝國昔日強盛這個目標已不再現實,甚至連在時代洪流中生存已相當困難。希拉克略在位間見證了帝國根本性的轉變——希臘化。希臘化的過程中,帝國放棄了正統的拉丁文,全面以希臘文作為國語(日後也稱中世希臘文或拜占庭希臘文)。一般認為,帝國的希臘化與其人口因領土減少而變得以希臘語族群為主有密切關係。當然這是個重要原因,但同時,帝國的希臘化也象徵了它放棄了作為「羅馬帝國」這個政治使命的一刻。當然表面上它還是宣稱自己是「羅馬帝國」,但它已不再將維持歐洲秩序視為自己的義務,漸漸將自己定位為東歐的一個地區勢力,務實地在各方威脅下找尋生存之道。

公元717年,利奧三世時的東羅馬帝國勢力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羅馬時代,其實東西歐的分野早已存在。羅馬人雖然習慣使用拉丁文,但帝國東部,包括希臘、東地中海地區長年受到泛希臘化所影響,仍習慣使用希臘文。羅馬人未有全面取締希臘文,可能是由於希臘文化本身是羅馬文化的前輩,感情與脈絡難以切割,無法像對付野蠻人文化一般對待希臘文化。但在統一的羅馬帝國統治下(即使後來帝國行政上分成東西兩部分),羅馬式的制度與文化仍有主導地位。東羅馬的希臘化無疑使助長了這種差異的擴大。

可以說,由7至8世紀之間,東羅馬帝國已漸漸失去作為羅馬帝國的政治概念,故此也有人提出過「羅馬帝國」真正滅亡時間應在此之間。雖然比起476年羅馬城陷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陷兩個數字相對較難理解,但這種將「羅馬」概念化的解釋方法突顯了羅馬不是一下子滅亡的,而是慢慢退出歷史舞台的。由於羅馬帝國放棄了統一歐洲的願望,也使東歐開始與西歐走上非常不同的道路,而東西大分流(Schism)【注1】這個概念也應運而生。8世紀末時,拜占庭的女帝伊琳娜(Irene)雖然試圖修補這個裂痕,但徒勞無功。【注2】

公元800年,教皇利奧三世(Leo III)為法蘭克王國的查理一世(查理曼)加冕為「羅馬皇帝」。當時的法蘭克王國在查理治下進行了西歐的再拉丁化,穩定了自羅馬帝國以來的亂局,形成一個幾近統一西歐的大帝國。似乎教皇已從「東羅馬」身上看不出「羅馬帝國」的希望,死心之下,將新的希望寄託予法蘭克人,希望他們能成為新的秩序。但諷刺地,教皇這個希望最終也是落空了,結果此舉反而產生了東羅馬對西方的芥蒂,加深了東西歐的隔閡,也埋下了200多年後基督宗教自身的東西大分流(見注1)。 


延伸閱讀:加洛林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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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一般而言,「東西大分流」(Great Schism)常用於指基督宗教的教派或教權分裂。包括1054年,羅馬教會與希臘正教會(Orthodoxy)的分離,也被稱為大分流。但這所指的是東西歐政治文化上的東西大分流。
注2:伊琳娜作為羅馬歷史上首位女皇帝(與其兒子共治),本身已因此而引起羅馬教會的不滿。她曾試圖為其兒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迎娶法蘭克國王查理一世的女兒羅德魯特(Rotrude),修補東西關係,但結果她自己又於787年悔婚。加上他797年將其兒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刺盲並廢黜等等,都使羅馬教會愈發不滿。

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活於黑暗中忍者的實像

說到「忍者」,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會立即想到「忍術」、「變身」、「易容」等技巧,然後更加會想起那些年一起追看過的「NARUTO」、「甲賀忍法帖」,還有最近的日本電影「忍者之國」。隨著日本近年提出「Cool Japan」的國家戰略,着眼於軟實力的輸出,各種各樣的日本文化都慢慢走向商業化,「忍者」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配合被稱為「忍者之里」的三重縣伊賀市和甲賀市發展當地觀光的需要,原本只是漫畫迷及部分日本國外的「日本迷」的幻想,如今已經變成日本強力推動的一個觀光產品及文化符號之一。(網路圖片)
撰文:胡煒權

說到「忍者」(Ninja),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會立即想到「忍術」、「變身」、「易容」等技巧,然後更加會想起那些年一起追看過的「NARUTO」、「甲賀忍法帖」,還有最近的日本電影「忍者之國」。隨著日本近年提出「Cool Japan」的國家戰略,着眼於軟實力的輸出,各種各樣的日本文化都慢慢走向商業化,「忍者」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配合被稱為「忍者之里」的三重縣伊賀市和甲賀市發展當地觀光的需要,原本只是漫畫迷及部分日本國外的「日本迷」的幻想,如今已經變成日本強力推動的一個觀光產品及文化符號之一。

日本最近上映之電影《忍者之里》。(電影宣傳圖片)

然而,相信沒有現代人會相信忍者真的能飛天走地,隱身變型。這些都是後來和平的江戶時代及明治時代的人通過小說、戲劇鋪陳出來的幻想,配合現代的漫畫、電影推動到新的境界,可稱之為「科幻的」忍者,那麼,真正的「忍者」(日:忍び;Shinobi)又是怎樣來,真實的忍者又是怎樣的一群人呢?既然忍者是活於戰爭亂世的產物,自然以戰國時代的忍者來做例子是最好的。


首先,忍者的語源「忍び」就是隱藏、掩人耳目的意思。因此,「忍者」的原本稱呼「忍びの者(Shinobi-no-mono)」就是進行隱密工作之人的意思。戰國時代時來到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也是這樣理解忍者的,他們眼中的忍者就是「間諜」之意,沒有所謂的忍術忍法,也沒有三頭六臂。但這些人為了完成任務,的確是當時的物理、化學、家政專家,甚至是國家級運動員,只是他們的能力被誇大到,已經讓他們本來的真面目都已經被掩埋了。

忍者的來源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時代(雖然江戶時代的忍法書聲稱可追溯到平城京時代,但沒有明證),傳說中的名將楠木正成所率領的軍團便以善於進行騷擾搞亂、放火、搶奪、打游擊戰的著稱,這些兵士原本大多是不務正業、居無定所的流離民,他們通過一定的訓練後,成為一種特定獨有的集團。當時還沒有「忍び」這樣的稱呼,但已經具有「忍者」的元素。

到了戰國時代,戰國大名之間僱用這些忍者進行的工作,主要是跟蹤、潛伏、放火、間諜為主,換言之,戰爭時代的忍者就是現今的CIA、FBI、MI6那樣的情報人員,他們為了完成任務,大多被訓練成不動聲色、不張揚的行動模式。在一些史料中也能看到一些戰國武將提到了忍者的行動:這些忍者既有分開行動,也有聯群結隊出動,多至數百人,足以用計奪下一個小城堡。當然,戰國時代所謂的小城堡只是一個小山寨、居館,防禦工事相對簡陋粗糙,有數百人,又具備一定的團隊工作,再配合內應、臥底的話,要奪取這種小城也不是難事。


忍者我束服(日本三重縣伊賀上野城忍者博物館藏;陳子煒攝)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時代的忍者有不同的稱呼方式,除了「忍」之外,還有大家都可能聽過的「透破(Suppa)」、「亂波(Ranba)」、「草(Kusa)」都是當時最主要的稱呼。簡單來說,「透破」、「亂波」是關東、甲信東海地區的稱呼,「草」是東北、北關東的稱呼,而東海以西的地區還是多用「忍」。換言之,這些稱呼具有地域性的。

至於遊戲、漫畫中最著名的「風摩(或者風間)」【注】則是小田原後北條家的御用忍者,他們不像遊戲、漫畫那樣奇異,說白了,就是一群盜匪、小偷、惡漢等不良份子組成的特種集團。另外,德川家康的家臣服部正成(半藏)及織田信長的重臣瀧川一益都被當作忍者,但其實都沒有根據,他們只是手底下曾率領過忍者隊伍而已。


光榮遊戲《戰國無雙》系列中的風魔小太郎形象。(遊戲圖片)

在戰國時代,當時真的最為強大有名的,當然就是「伊賀眾」及「甲賀眾」,也就是後世所謂的「伊賀甲賀忍者」。當然不是所有當地人都是忍者,但伊賀及甲賀的地理環境複雜多險,當時也幾乎沒有任何身份認證及登記制度下,於是造就了善於在險所之間行走的當地人進行間諜活動。

最後說一下忍者的忍術書,這些忍術書大部分都是成書於江戶時代,參考了中國宋、明兩代的兵書,以及陰陽學說後而成的理論書,又或者將一些先祖的記憶匯聚、合輯的事典,實戰性有限,更多是一些哲學、理念的主張,當中記載的忍術也不是一一被實用過。不過也順帶一提,忍者漫畫、影片中常見的結印配合咒語而成的「忍術」雖然都是創作,但結印配與咒語的部分卻是真的存在的,而且早在中世時代已有記載,那些咒語其實就是真言宗的經文,因為當時人相信唸出真言經文會有神佛保護,名符其實的「如有神助」。


忍者與神秘學有着密切的關係。(日本三重縣伊賀上野城忍者博物館藏;陳子煒攝)

到了江戶時代,不少忍者被稱為「伊賀者」(不一定是指伊賀國的忍者,當時也有不少是自稱的,也有些是對忍者的別稱),他們還是主要從事監事、跟隨的諜報工作,但後來也變成當門衛及保安工作為生,忍者的身份漸漸流逝,只留下「忍者」的精神及理念,以及那一套套的忍法書。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假像退散!戰國忍者的真面目 」,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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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風摩(或者風間)」的日文正確讀音是「Kasama」,而坊間常見的「Fuuma」是誤傳。

【AOE】維京人為何要燒殺搶掠?

《世紀帝國II》中的維京人最大的特色應該是它具有兩個特殊單位:「狂戰士」以及「維京大戰船」。維京人更有自己的專屬劇情,講述他們渡過大西洋發現格凌蘭甚至北美洲的史詩神話。維京人至今仍是一個充滿神秘的民族,到底他們是什麼人?又為什麼要到處掠奪呢?(遊戲《For Honor: The Vikings》圖片)
撰文:陳子煒

《世紀帝國II》中的維京人最大的特色應該是它具有兩個特殊單位:「狂戰士」以及「維京大戰船」(雖然在「失落的帝國」擴充後已不再是唯一)。維京人更有自己的專屬劇情(Vindlandsaga),講述他們渡過大西洋發現格凌蘭甚至北美洲的史詩神話。維京人至今仍是一個充滿神秘的民族,到底他們是什麼人?又為什麼要到處掠奪呢?

維京人(Vikings)是8世紀以後,西歐人對來自於北歐的海盜的總稱。「維京」這個名稱的語源並不詳,其中一個值得信服的是其來自於古北方語(Old Norse)的「vika」(海哩),後來引伸至「航海旅程」的用法。另他們來自於北方,西歐人又稱他們作「北方人」(Norse、Norseman)。【注】不過對於大部分的西歐人而言,「維京」這個名字並不這麼簡單,而是一些殺人如麻的海上強盜。他們不單只擁有極佳的操船技術,而且好勇鬥狠,每到一處都會燒殺搶掠一空。


復元的維京長船。(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對於維京人自身而言,他們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自覺,除了部落名稱似乎沒有統一的自稱方法;甚至他們也不介意借用西歐人對他們的稱呼「維京」自稱。他們屬於北日耳曼民族的分支,與哥德人的聚居地本來應該頗為相近。大移民潮之後,他們開始聚居於日後的丹麥、挪威、瑞典北歐三國之間。

從8世紀末期開始,維京人開始往周邊進行航海探索,往西到達了蘇格蘭北部;而往東則到達波羅的海的沿岸。至9世紀開始,維京人的活動日益頻繁,並開始大肆掠奪法蘭克、英倫島沿海。9世紀後半,維京人從西邊越過直布羅陀進入地中海,最遠甚至掠奪過君士坦丁堡一帶;而西邊他們沿着聶伯河到達黑海、又從伏爾加河遠至裏海,遠得不可思疑。他們時而燒殺搶掠,時而在沿海建立據點,這使得維京人的聚居地由原來的北歐三國擴充至英倫、法國、甚至遠至南意大利沿海地區。今日法國北部的「諾曼第」(Normandy)的名稱就來自於9世紀佔領此地的「北方人」。而歷史上又稱呼8世紀末至11世紀初維京人活躍的時候為「維京時代」。


維京時代維京人的足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那到底維京人為何要遠赴重洋,到達這麼遠的地方燒殺搶奪呢?傳統有關於大移民的理論一般會提出諸如「全球氣溫下降,糧食下降」又或是「人口過盛,糧食出現壓力」之類的講法。的確,維京人居於北歐,天氣本身已經不算好,糧食的確易於吃緊,這種理論看似頗為合理。不過至現時為止,我們其實並沒有什麼證據說明維京人為何會突然面對人口壓力。而且這樣也總難以解釋整個維京時代的興衰:例如為何10世紀之後,他們的移民潮又停止了。


另外一個可能的推想是維京人只是視搶奪為一種生產方式。維京人本身生活的環境相當刻苦,鍛鍊出他們強健的體格和戰鬥精神。這種優勢令他們發現搶奪別人的財產糧食比起自己生產來得更方便和划算。而且他們在航海技術相對先進,有着很好的機動性。像法蘭克等國家雖然強大,但當他們召集好軍隊對抗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搶奪完畢揚長而去。即使他們在一些地區建築據點,他們也並不視之為自己的領地去發展,而只是作為方便下一輪搶劫的基地(賊寨)。

845年,維京部隊沿塞納河而上,圍攻巴黎。(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換言之,維京向外擴展的最大理由是他們周邊的民族的海防意識太低以及他們難以有效對抗他們的武力。像9世紀維京人多次入侵英倫島,都成功打敗了當地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甚至丹麥的國王多次坐上英格蘭國王的寶座。簡單而言,他們只是「對手太弱」的戰爭投機分子。但在10世紀後,各地的海防意識開始提高,而且防禦工時也愈來愈進步,使他們難以繼續過這種投機生活。


加拿大電視劇《Vikings》(2016)中的「異教徒大軍」入侵英倫。(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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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此之外,日耳曼人會稱他們為「白蠟樹人」(Ascomanni),這是因為維京人喜歡以北歐盛產的白蠟樹來建造他們的長船。東歐地區的人則會稱他們為「羅斯人」(Rus﹑Rhōs),估計來自於「划船」的語根(傳說中認為此名字來自於一位維京領袖的名字「Rurik」)。

201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經濟史】南海公司泡沫和英國黨爭【下】


了解南海公司與英倫銀行背後深藏的政黨背景,便不難理解南海公司的成立應有打破輝格黨壟斷英國金融業的意圖。事實上,托利黨的努力並非自南海公司始,早在1696年,托利黨的前身便嘗試透過成立「國家土地銀行」作英倫銀行的競爭對手,但此舉並不見效。(南海泡沫爆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前一部分

撰文:無名氏暨有心人
 
南海公司之成立目的

了解南海公司與英倫銀行背後深藏的政黨背景,便不難理解南海公司的成立應有打破輝格黨壟斷英國金融業的意圖。事實上,托利黨的努力並非自南海公司始,早在1696年,托利黨的前身便嘗試透過成立「國家土地銀行」作英倫銀行的競爭對手,【注1】但此舉並不見效。南海公司的設立,可謂延續此嘗試的舉措。而逼使羅拔.哈利盡快成立南海公司的原因,還有當時托利黨日益嚴峻的貸款壓力:因為英倫銀行被輝格黨所操控,托利黨想要獲得長期貸款比以前的行政機關困難得多,而且必須支付較輝格黨高的利率。【注2】是以南海公司的成立,可謂托利黨為解決嚴重的國債問題,並在長遠而言打破輝格黨在金融業的壟斷所作的嘗試。

正因南海公司肩負着上述任務,導致它的性質一開始就不是宣稱的對外貿易公司,而是像Larry Neal 所言般「主要負責轉換國庫債的機構。」【注3】羅拔‧哈利於1711年5日2日在下議院的演說,也能反映此點:

提出了一個由他製作的方案(按:即南海公司方案),以解決所有公共、國家的債券。(其方法是)給予債券所有人每年6% 的利息,且可被議會贖回;然後把這些債券資金納入對南海進行的貿易中。貿易一旦安頓(成熟),則每年均可從祕魯及墨西哥帶來為英國帶來鉅額的財富。【注4】

這段講辭來自哈利說服國會通過南海公司方案時的演說。他顯示南海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解決當時嚴峻的國庫債問題,南美洲留易從一開始便非重點,且充滿不確定性,以致哈利演說時也僅言「一旦安頓」(if once settled),便能帶來鉅額的財富。事實上,南海公司在1711年末,便已把總數為9,470,000鎊的債券中的97%轉化為公司的股票,【注5】但南美洲貿易的首航,卻遲至1716年方開始,甚至直到1723才有第二次出航。【注6】

然而,隨着1714年托利黨內閣下台,輝格黨重新執政,南海公司轉換國債的程序亦因而停頓,尤其其時的財政大臣是對南海公司頗為提防的Robert Walpole,使轉換國債變得更不可能。至1717年Robert Walpole內閣下台,兩年後更由曾在羅拔.哈利內閣任職的John Aislabie擔任財政大臣,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南海公司轉換國債的程序方得以重啟。【注7】


Lord Robert Walpole對南海公司相當提防。(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值得強調的是,對於南海公司轉換國債方案對英倫銀行的潛在威脅,輝格黨並未忽視。正因如此,對於南海公司提出給予公眾350萬鎊,換取除英倫銀行及新東印度公同所持有的公債外,政府其餘公債的處理權時【注8】,便引起部分輝格黨員的大力反對,上文提到的Robert Walpole更為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形容一旦南海公司的方案順利推行,將導致南海公司的管理者「成為政府的主人,在王國之中形成一個新的、絕對的貴族階層,並且控制立法機構的決策。」【注9】此番言論可表現出輝格黨人對南海公司成功的憂慮。輝格黨人的行動並非單停留於口中,而是付諸了實際的行動。阿當.安德遜對此有以下記述:

(南海公司的)計劃激起了英倫銀行的妒忌之心,其董事們在同日提出了以超過500萬鎊取得(與南海公司)相同的權利。此影響了(南海公司的)計劃:在南海公司第二個計劃中,其提供了不下於7,567,500鎊的金額。……英倫銀行製作了第二份計劃,其在數個方面均對公眾更為優厚,即以1,700鎊的價格回收每100鎊的不可贖回的長期債券。【注10】

據此可知英倫銀行為了阻止南海公司獲得公債轉換權,是如何不惜工本。南海公司的方案最後若非獲當時之財政大臣John Aislabie大力支持、宣傳,【注11】是否能通過恐怕還未可知。正如上如所言,英倫銀行的董事、股東大多是輝格黨員,因此英倫銀行的舉動某程度上反映了輝格黨的動向,可見後者對托利黨掌握的南海公司的潛在威脅,實處處提防。

英倫銀行與南海泡沫之爆破

雖然輝格黨截擊南海公司的努力最終失敗,南海法案終獲通過,但托利黨終究沒有笑到最後,英倫銀行最終擔當了引爆南海泡沫的人。英倫銀行在這段期間的舉動有二:一、「銀行合約」的簽訂與違約。二、拒收南海公司的現金出納,劍鋒公司的票據。此兩點直接促使了南海泡沫的爆破。

所謂「銀行合約」(Bank of Contract),即在1720年9月時,當南海公司股價開始暴跌,其公司管理層與英倫銀行的管理層,在Robert Walpole主導下的一個秘密會議,內容主要關於英倫銀行注資認購南海公司股票的問題。會議後,市場立刻傳出消息,指英倫銀行將以每股400鎊的價格,注資3,775,000鎊認購市場上的南海股票,這就是「銀行合約」。南海公司的股價受到此消息刺激,一度在20號回升至675元,但又在翌日回落到550元。【注12】阿當.安德遜稱「銀行合約」在事件過後被人「予以否認為人合法的合約,而只是部分政府大臣與雙方公司高層的口頭協議」。【注13】因「銀行合約」僅屬秘密會議,會議內容、具體協議等細節皆未曾公開,所幸1735年第5卷出版的《君子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刊載了署名為 F. Osborne的文章,對此會議有相對詳盡的描述:

對於銀行以某特定價格流通南海公司債券(的協議),南海公司的副總裁及代理總裁在1720年9月16日,寄了一份計劃書給銀行……一場管理層間會議被安排召開,……此會議在1720年9月19日展開。我被告知此會議延續了很多個小時,而銀行對方案有莫大的抗拒,但因對方的官方人員而讓步。……Robert Walpole爵士被選為在所有與會者前寫下協議的草稿,即被稱為「銀行合約」的文書……其文如下:「英倫銀行將負責以一個雙方認可的溢價,流通300萬南海公司的債券;銀行應交付一個訂購款以進行流通……在審議此承諾時,南海公司將要以南海公司股票的形式,用一個雙方均同意的價格,付予銀行370萬鎊。」【注14】

雖然此草案並非真正的合約,中間欠缺了許多關鍵資料,如債券溢價的計算,甚至連文件的標題亦欠奉,【注15】但此足以說明南海公司和英倫銀行確已訂立一初步協議,確定英倫銀行將注資購買南海公司的債券。

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F. Osborne在文章提到,9月24日時,一名英倫銀行的董事宣稱董事會已同意南海公司的計劃書,奇怪的是,正在當天,英倫銀行發出了拒絕接收南海公司之現金出納劍刃公司票據的通知。如果英倫銀行真的有意注資南海公司,何以會在同意南海公司計劃書的同時,又拒絕接收劍鋒公司之票據?現在許多記載、硏究,均言英倫銀行不願救助南海公司,乃因不想「惹禍上身,把南海公司的一攤糊塗帳攬到自己身上來。」【注16】然而,考慮到它在南海泡沫爆破後迅速接手南海公司資產(如據阿當.安德遜載,在泡沫爆破後,英倫銀行與東印度公司各自接收了900萬鎊的南海公司股票),【注17】此令英倫銀行使其業務進一步擴大,至1722年,英倫銀行的資產竟較前上升了3,409,000鎊,以致Larry Neal亦以英倫銀行的最終勝利形容此局面。【注18】由是觀之,似乎英倫銀行之所以袖手旁觀,並非因為不想惹禍上身,而是不欲過早入市幫助南海公司,以圖日後能坐收漁人之利。


南海公司爆破時的諷刺漫畫:股民連夜到處放售南海公司的股票。(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總而言之,南海泡沫的爆破實與英倫銀行有密切關係,若非其否決對南海公司貸款,並拒絕接收南海公司之現金出納劍鋒公司的票據,南海公司未必不能支持。而英倫銀行種種行為,均應與輝格黨的利益有莫大關係,或許表明在當時的英國,政治活動對金融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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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大衛‧斯塔薩維奇著;畢竟悅譯:《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法國與英國1688-1789》,頁80、119。
注2:大衛‧斯塔薩維奇著;畢竟悅譯:《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法國與英國1688-1789》,頁123。
注3:Larry Neal,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 Company: how the bubbles ended", in. Ross B. Emmett ed., Great Bubble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vol. 3: 389.
注4:William Cobbett, John Wright, Thomas Curson Hansard,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 Scotland Parliament,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London : Printed by T.C. Hansard for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 Brown [etc.], 1810), Vol. 6: 1021-1022. 按此段內容阿當.安德遜之《商業之起源》亦有引述,意思亦大致相同,可參見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43.
注5:Larry Neal,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 Company: how the bubbles ended", in. Ross B. Emmett ed., Great Bubbles: 387
注6:Sir John Clapham, The Bank of England, a histor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81.
注7:事實上,John Aislabie也是在1719年支持南海公司之轉換國債方案最堅定的官員。〔美〕查爾斯.馬凱著:《驚人的幻覺和大眾的瘋狂》,載〔美〕查爾斯.馬凱著;向楨等譯:《投機與騙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頁118。
注8: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92.
注9:〔美〕查爾斯.馬凱著:《驚人的幻覺和大眾的瘋狂》,載〔美〕查爾斯.馬凱著;向楨等譯:《投機與騙局》,頁119。
注10: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92.
注11:〔美〕查爾斯.馬凱著:《驚人的幻覺和大眾的瘋狂》,載〔美〕查爾斯.馬凱著;向楨等譯:《投機與騙局》,頁118。
注12: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35.
注13: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35.
注14:Edward Cave ed.,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Cave) Vol. 5, May 1735: 244.
注15:Edward Cave ed.,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Vol. 5, May 1735: 244.
注16:〔美〕查爾斯.馬凱著:《驚人的幻覺和大眾的瘋狂》,載〔美〕查爾斯.馬凱著;向楨等譯:《投機與騙局》,頁148。
注17:Adam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Vol. 3: 115.
注18:Larry Neal,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 Company: how the bubbles ended", in. Ross B. Emmett ed., Great Bubbles: 407.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征服世界的中國金魚

妻子近來開始在家中養起魚來,買了七條米奇魚,不久後有一隻魂歸西天。六條小魚近來育下四條小魚,很是快樂。假日在家中望着這堆米奇魚游來游去的,可以消耗大半個下午。這種望着魚游而心中生趣的事,古典、名著中多的是,《莊子‧秋水篇》中的「知魚之樂」,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的「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清《金魚圖譜》;網路圖片)
撰文:姜會雲

妻子近來開始在家中養起魚來,買了七條米奇魚,不久後有一隻魂歸西天。六條小魚近來育下四條小魚,很是快樂。假日在家中望着這堆米奇魚游來游去的,可以消耗大半個下午。這種望着魚游而心中生趣的事,古典、名著中多的是,《莊子‧秋水篇》中的「知魚之樂」,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的「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觀魚生樂,似是人類一種天生的樂趣。據統計,美國有超過十分之一的家庭家中安裝有水族箱,香港的金魚街雖然不比以往,但平日還是人來人往。筆者家住金魚街所往在旺角鬧市,耳濡目染下,妻子也學起鄰居養起魚來,加入這支世界愛魚大軍。


香港旺角的通菜街一段因有大量賣觀賞魚及用品的店舖,而被稱作「金魚街」。(網路圖片)

中國人又似乎比其他人更愛養魚。我們都知道,觀賞魚中的大戶——金魚,其故鄉就是在中國。中國人養金魚「極其瘋狂」,單是北京市通街區與朝陽區的養殖金魚場,面積就達到800公頃,幾乎是兩個天水圍。北京西直門、廣州清平街、上海江陰路、南京夫子廟、杭州岳王路,都是大名遠播的觀賞魚市場。

這種狂愛般的愛,更是深植漢族傳統中千多年。「金魚」最早的記載,大約出現於1700多年前,不過到唐代才開始出現把金黃色野生鯽魚「家化」養殖。我們都知道周敦頤《愛蓮說》中有名句「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而唐宋人鍾愛的金魚,也被稱為「水中牡丹」。文字記載以外,中國人對魚的崇拜更是源遠流長。仰韻文化中有以魚為圖騰的彩陶,西半坡遺址中有墨繪魚圖形,到秦代還有兩魚交歡的青銅鏡——都是祈求繁衍的象徵。

自李唐來,世人亦甚愛水中牡丹。這種喜愛反映在官場,皇帝授予百官的信物,不少是魚形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魚袋」。愛魚的唐宋人中,最出名的還要數南宋的開國君主,高宗趙構。趙構臨安(杭州)建造大型養魚池,廣集天下名魚,孕育出首批宮庭金魚。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觀賞魚的發展愈趨蓬勃,更育孕出一代又一代的名魚。這當中包括明朝培育的雙尾鰭金魚(明朝高官服飾中有「飛魚服」)、清朝的無背鰭金魚,還有望天眼、水泡眼、獅子頭、鵝頭、翻鰓、絨球、球鱗等不同品種。



中國中古風的「魚袋」造型。(日本京都鴨東古美術館藏)

中國人的這種嗜好,隨着筆者其中一老師常說的「早期全球化」,在 500 年前傳入日本,300年前傳入歐洲,100年前傳入美國,簡簡單單地就用金魚征服了世界。現時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種觀賞魚,筆者也說不確實,不同參考書的說法差異頗大。說個大概數字,金魚約有二百種,熱帶魚就大約有三、四千種,足見中國金魚的全球影響力。習近平說要宣揚文化自信,不妨考慮下好好推廣中國觀賞魚,做個出色的金魚佬。

話到最後,頂級的錦鯉在日本據說可以賣出八位數字的人民幣,這對筆者來說當然是天文數字,家中買的米奇每條不用兩元。現時生下小魚了,長遠也想送點出去,有興趣養米奇魚的香港讀者,可以留個聯絡。


錦鯉在日本也是重要的觀賞魚,而且發音「koi」剛好與「戀愛」同音,常被借喻作愛情。(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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