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30日 星期六

米迦勒節:英國中古的開學日與收稅日

9月底有個傳統的天主教節日「米迦勒節」(Michaelmas)。大概不特別去查考,很多人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節日。米迦勒節在今日非常不起眼,但在中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地區,卻有着重要的意義,甚至無形中影響了我們今日一些習慣。(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9月底有個傳統的天主教節日「米迦勒節」(Michaelmas)。大概不特別去查考,很多人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節日。米迦勒節在今日非常不起眼,但在中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地區,卻有着重要的意義,甚至無形中影響了我們今日一些習慣。

「米迦勒節」全稱為「聖米迦勒暨其他大天使節」,英文中一般通稱為「Michaelmas」(即「Michael’s Mass / 米迦勒的彌撒」)。在天主教和英國聖公會傳統中,此節日一般在9月29日,剛好是秋分後一星期左右。天主教節日多不勝數,一年365天中就有200多天能稱上節日,為什麼我們突然要提起這個好像不起眼的節日呢?雖然米迦勒節在今天並不常聽到,但回到中世紀的英國,卻是一個每個人都要記着的日子。 


參考文章:秋分與太陽曆


秋季之始

在中古英國(英格蘭和威爾斯大部分地方),人們習慣將一年分成四個時段,稱之為「四份制」(quarter system)。一個四等分剛好可以對應四季之一,所以又可以意譯作「季度」。中古英國人一般會以季度作為基礎的時間單位,例如學校的學期、借錢的利息期、租用房屋或其他東西的付款日、或是工作合約的時期。而他們就以4個「季日」(quarter day,或作四等分日)作為區分季度的日子。這四個季日分別是在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附近的一個重要宗教節日:




中世紀的農民與季節息息相關。(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春季:聖母日 Lady Day(3月25日),又稱為「聖母降孕」(春分一般在3月20或21日)。

夏季:聖約翰日 St. John’s Day(6月24日),紀念施洗約翰,又稱為「仲夏日」(夏至一般在6月20或21日)。

秋季:米迦勒節 Michaelmas(9月29日;秋分一般在9月22至23日)。

冬季:聖誕 Christmas(12月25日;冬至一般在12月21或22日)。


米迦勒節標誌了秋季的開始,而傳統上也是英國大學和其他學校的第一個學期開始,稱之為「米迦勒學期」(Michaelmas term)。時移世易,雖然今天的學校已很少分成四學期,但在不少英國歷史悠久的傳統學府(如牛津大學)也保留了「米迦勒學期」的稱呼(不過開學日子並沒有固定,可能是九月至十月之間)。香港作為前英殖民地,也多少受到米迦勒節的影響。雖然香港沒有慶祝米迦勒節的傳統,但中小學的開學日一般定於9月的第一天;而香港大學等大學的開學日也一般在9月。(相對而言,日本以4月開學)。


牛津大學的第一學期仍稱為「米迦勒學期」。(牛津大學網頁截圖)

收稅日

米迦勒節除了是秋季之始的季日之外,在中世的英國也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交稅日。一般的穀類主糧大約是九月成熟收成;而由於大部分勞動人口都是從事農業,這意味了九月是大部分人獲得收入的時候。故此到了9月底米迦勒節的時候,大部分農民都會獲得他們一年的收入,也正好是地主向佃農、領主向領民徵收年貢稅金的大好時機。
 

參考文章:英國中古的農民

故此米迦勒節就像是中國古代秋收的日子。翻查中古英國的財政紀錄,會發現不少記帳都是以米迦勒節作統計時間,故此它亦可算是當時一個財政年度的終與始,是研究中古英國經濟史的一個重要日子。不過隨着農業的
經濟重要性不斷下降,象徵秋收的米迦勒節也漸漸失去了其重要性,在現代而言並不能算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雖然米迦勒節不復中世時重要,但今日仍有不少英國教會會舉行彌撒。(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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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死灰復燃」的本能寺


最近,有關本能寺之變陰謀論之一「足利義昭陰謀說」,即主張明智光秀與義昭合謀殺害信長、其中一名主張者,國立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找到了光秀寫給紀伊國人土橋治重的書信原件,土橋是跟義昭有聯繫的。

撰文:胡煒權

最近,有關本能寺之變陰謀論之一「足利義昭陰謀說」,即主張明智光秀與義昭合謀殺害信長、其中一名主張者,國立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找到了光秀寫給紀伊國人土橋治重的書信原件,土橋是跟義昭有聯繫的。事實上文書的抄寫本早已存在,藤田教授早已利用,並且因為他的解讀引起一些爭議及學界的批評,曾經成為圈內話題,因此,今次他的發現只是找到原本,並非新的發現,更不能說是大新聞、大發現。就筆者確認後,原物的內容也與研究者一直利用的抄寫本無異,更不足稱奇了。


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所找到的書信原件。(圖片來源:《每日新聞》)

著《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已經提過,事前聯繫比較不太可能,事後聯繫也不見得光秀想光復幕府,不宜飛躍太多。為了讓各位被「大新聞」觸動神經的讀者容易了解,以下引用拙作的相關部分(208頁),加以說明。

原文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尚以急度御入洛義(儀),御馳走肝要候,委細為上意可被仰出候条,不能巨細候。如仰未申通候処ニ,上意馳走被申付而示給,快然候。然而御入洛事,即御請申上候,被得其意候,御馳走肝要候。(下略)
這封文書原文沒有寫明年份,所以編纂年份時,以前都定在天正五年(1577年),即信長攻打紀伊雜賀鄉的時候。可是近年和歌山縣海南市史編纂委員會認為,同書信後半部分中「江州、濃州悉平均申付,任覚悟候」(近江、美濃已悉數平定,聽憑號令)的部分乃明顯說明,這封書信是在明智光秀在本能寺之變後佔領近江、美濃的時候,即天正十年六月十二日左右才寫給雜賀眾的土橋平尉的。

明智光秀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上引的原文大意為明智光秀歡迎足利義昭上洛一事,並指出因事前未有聯絡(如仰未申通候処ニ),故希望義昭能提出指示,光秀本人將從速回應。

根據藤田氏當時的說法,
第一,「御入洛」、「上意」的對象應為足利義昭。
第二,藤田氏認為開首部分「急度」(緊急、急速)的字體或應是「受衆」(隨從、受命之人),即與義昭一黨之人之意。
第一點方面,根據最新的書狀年份比定來說,是十分合理的。
第二點方面,如改變成「受眾」的話,原文第一句文意將改為「受(將軍之)命人等進京之事」,即暗示著光秀與義昭事前對本能寺之變後的安排,已有了解。這樣的話,就將如藤田氏所示的「根據本狀的內容,可見此事變乃由義昭指示光秀進行的政變,以顛覆織田政權。預先糾合所有有份協助的反織田勢力,再藉自己進京之機,使幕府重新運作。」(藤田論文《織田政権から豊臣政権へ-本能寺の変の歴史的背景》) ,又「以此 (文書) 來看,必須視光秀從本能寺之變以前開始,已從屬足利義昭。」(藤田達生《謎とき本能寺の変》)

以上藤田氏之說的立論前提,在於文章開首是「急度」還是「受衆」,中世的古文書,不少是以草書來書寫,故並不易以一眼便解讀出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對此史料的文字解讀,都視之為「急度」,而且,同一句後半有「御入洛」一詞,除了將軍義昭,相信光秀不用對其他人使用敬語吧?故此筆者認為該兩字應不是「受衆」,「尚將軍急速(急度)進京之事」較為恰當及乎合文面。

另外,藤田氏就此文書乃在本能寺之變後,由光秀寫與土橋平尉的回信來看,認為兩人早以有書信來往,並且以土橋平尉為義昭轉述上洛要求的內容來看,背後實際是由義昭主導的一個交涉工作,從而推論出義昭透過平尉向光秀下達指令。

退一百步說,就算義昭真的在事前與光秀聯絡,也有奇怪的地方。首先當時身處鞆浦的義昭,要是想與光秀聯繫,大可利用毛利家代為處理。基於前述部分推證足利義昭沒有在事變後立即知道此事來看,足利義昭乃處於被動的狀態。況且上面所引的書狀中提到「事前未有聯絡(如仰未申通候処ニ)」,這一句就表示了光秀在收到土橋的書信前,並沒有跟他及足利義昭有所聯絡。這點,恐怕是藤田氏沒有注意到;而這一點卻正正反映了兩個事實。

說回來,義昭對光秀的信任度有多少也是一個疑問。原本協助信長牽制義昭權力的,光秀是其中一份子,其後離開幕府,參與對戰義昭的戰事,亦正是光秀。所以對滿腦子都是打倒信長,再興幕府之念的義昭來說,光秀是最後而且最快的選擇。


足利義昭木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第二個事實是明智光秀迫不得已才選擇聯合義昭。如上面所說,義昭在毛利家不予支持的情況下,才找光秀,那光秀方面又怎樣?由發動事變後,光秀發出的書信中,從沒有提及義昭的事情,就算是在事變後,面對細川藤孝.忠興父子、筒井順慶意外地決定中立,光秀再度勸誘他們時,也沒有提及義昭。給予細川父子的書信中,只強調「信長連連令我盡失顏面,而且經常肆意妄為,今已誅殺父子二人,以消心中積鬱」,在當時要盡快取得近畿的控制權的光秀,理應快快把所有有利條件拿出來作為拉攏對方的籌碼,若義昭真的與光秀聯手,則他理應藉義昭來樹立大義名分,但光秀亦沒有這樣做。所以,光秀在事變後的行動,很難說是以義昭為中心而進行的。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考證及推論,義昭也好,光秀也罷,從一開始便沒有與對方聯絡、合作的跡象及意向,反而是雙方在最後,因為利害一致才勉強地聯手,試圖把局面扭轉。兩方的神機妙算,似乎只是來自推測及牽強附會之中而已。

有關本能寺之變的種種問題,以及其他主要陰謀論說,筆者已於拙作《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作出分析、批判,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死灰復燃的本能寺與『足利義昭陰謀論」,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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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8日 星期四

【佛教史入門‧印度編】四:早期佛教思想(上)

傳統佛教理論認為,佛陀的重要教訓及相關的佛典都是出自「初轉法輪」,但學理上的推論,則傾向相信早期佛典都是在佛滅後兩三個世紀內匯集而成。這些既不是成於一人之手,也不是成於一時的典籍中,不可能找出哪些是釋迦牟尼的思想,就連系統論述這些早期經典,也不是容易的事。(網路圖片)

上一篇: 釋迦牟尼

撰文:釋懷仁

傳統佛教理論認為,佛陀的重要教訓及相關的佛典都是出自「初轉法輪」,但學理上的推論,則傾向相信早期佛典都是在佛滅後兩三個世紀內匯集而成。這些既不是成於一人之手,也不是成於一時的典籍中,不可能找出哪些是釋迦牟尼的思想,就連系統論述這些早期經典,也不是容易的事。

一般而言,佛教書的典籍都會用四聖諦嘗試較為系統地整理這段時間的思想。所謂的諦,簡而言之就是中國人說的道,也就是真理。古印度的思想家,與中國先秦思想家一樣,也曾深陷「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的爭論當中。在佛陀眼中,人生可以用四聖諦總結。

所謂四聖諦,就是苦、集、滅、道。四聖諦可以分為兩組,苦與集是在解釋人生的本質,滅、道是在解釋才能擺脫人生的各種枷鎖。再簡單地說,苦、集是在說「What」、「滅、道」是在說「How」。我們今日先說 What,下篇文章再說 How 的問題。

佛教早期思想頗為反生命的,筆者在第一篇入門文章已提到,佛陀思想是在古印度的戰國時期中孕育出來的,在那時的人群眼中,人生除了苦,還是苦,根本沒有其他「本質」可言(雖然他們還是把人的感受分為了苦受、樂受和不苦不樂受三種)。所以,佛教的一切思想都是由思考人生為何會這麼苦而生出發。早期不少僧人因為把這個問題想得「太通」了,發展出佛教教義上的「無生」與「空觀」。更極端的則走上自殺、相約互殺等路途,直接把這種完全沒有意義的人生終結,最後佛教教義中更不得不立下「戒殺」,以防止僧人自殘、信眾自殺。


佛陀在鹿野苑向比丘開示四諦三轉十二行。(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因為人生真的太苦了,苦到佛陀也沒有心情理會其他的事情。早期佛典中紀錄了不少沙門問佛陀宇宙本質的題,例如死後是有還是無,世界是有邊際還是沒有邊際。對着這種本體論的問題,佛陀完全不想回答,連辯駁的力氣也不想浪費,不對這些問題置可否。他認為人生有太多問題要回答,人的修為棈力應該放在理解、克服為人的苦,而不是死後、人外這些虛無的事情上。這一點與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謂是如出一轍。

就苦的本質或名目問題,佛典中提出的說法頗多,但可以用一個比較常見的說法理解。《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中有的「所謂苦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說法。簡單而言,前四種,也就是生、老、病、死,是客觀的苦,沒有人可以改易。後四種則是主觀的苦。我們讀書的時候,也許都有讀過梁啟超說苦樂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但在早期佛教教義之中,人生的苦是客觀的事,不在主觀的心。

那麼,要怎樣理解苦的本質?這就是「集」要回答的問題。佛教教義認為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交集而成,人生在世是個「彼」「此」交集的因果關係,有此才有彼,有彼才有此;也就是沒有此就沒有彼,沒有彼就沒有此。

萬事萬物的交集,就更難說清了;早期佛教教義用了十二因緣才解說。事物的交集不是隨便出現的,而是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會發生,這種條件就是「緣」。現時佛教一般認為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所悟的就是「十二因緣」,所以在早期佛教理論中,因緣是與佛法同位的格,非常重要。


藏傳佛教的十二因緣圖。(網路圖片)
十二因緣之間,也是同是互為因果。十二因緣始起於「無明」,也就是「痴」——不懂佛理,這是人生與世俗的最本源。「痴」會引起各種或善或不善的意志,這就是「行」(相對於行為的行,更近於德行、品行的行)。「行」是「識」的起始,也是過去的業力引導人生走向果報的力量。識主導我們的靈魂,也就是「名色」(或譯識神),這是人出生時已具備的心識能力、精神體。名色主宰我們對各種精神或物質上的認知。這種心識會隨着眼、耳、鼻、舌、身、意等官能發展,形成「六入」。由認知上的「六入」,到官能上進一步的刺激,就發展出「觸」。因觸漸多,就開始感受到苦、樂、不苦不苦三種「受」。有「受」就有「愛」,這是貪欲的起始點——與中國說的食色性也相近,後來就泛指對各種個人享受的欲望。有貪欲,就想「取」得各種的享受。因「取」就變成「有」。這種「有」會形成人生各種行為的總和,形成我們不滅隨身的業,也就是有了「生」。伴「生」而生的,就是苦苦的老死,也是人生的終結點。

十二因緣本就是一個系統化的整理產物,佛教不同教派間對理解十二因緣,或其分法,都有相當歧觀。小乘佛教一般把痴、行視作「過去二因」,識、名色、六入、觸、受視作「現在五果」,愛、取、有則是現在三因,生和老死就是未來二果。簡單來說,把十二因緣分成過去、現在、未來的因果,更形成了生死輪回說的基本理論,也就是「三世二重因果」觀。大乘瑜伽行派沒有說得這麼複雜,只把痴、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定為因,生與老死則定為果,形成「二世一重因果」觀。

順帶一提,十二因緣之間,可以像上面所說的,由痴到死看,也可以倒過來由死到痴述,前者稱作順觀,後者稱作逆觀。現時我們學法,多依《長阿含經‧大緣方便經》的逆觀理解十二因緣。

相對於十二因緣,五陰聚合之說較易理解。所謂五陰,又有人譯作五蘊,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色,受,想,行,識」五種現象。色陰是所有具備質礙作用現象的總稱,有「四大」((地、水、火、風),感官(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乃至精神現象的無表色。受,就是上文指的苦受,樂受,無苦無樂受。想,是意識行為。行,是主宰意識思維的意志、心理趨向。識,是精神主體,眼耳鼻舌身意,通稱六識。

無論是十二因緣,或五蘊之說,又或其組成的輪迴業報之說,最大的重點是其提倡的眾生平等概念。與婆羅門教所宣稱的婆羅門免於業報之說不一樣,佛教提倡的是,所有「有情」都會陷入業報輪迴的系統之中,只是報有今世報與來世報之分,若然未報,只是時辰未到。這種思想對於貴族來說當然沒有太大吸引力,但對於普遍活於貧苦、對上層社會生怨的老百姓而言,卻是一種難求而可貴的心靈慰藉、寄託。

2017年9月27日 星期三

【AOC】槍與戟有何分別?

《世紀帝國II》中的騎兵部隊雖然昂貴,但卻有極高的戰鬥力,要與之對抗的話長槍系單位絕對是價廉物美的選擇。遊戲中的長槍部隊相當地還原了歐洲長槍部隊對抗騎兵的特點。《征服者入侵》之後加入了長槍系第三段進化的「戟兵」。那到底「戟」是怎樣的武器呢?(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世紀帝國II》中的騎兵部隊雖然昂貴,但卻有極高的戰鬥力,要與之對抗的話長槍系單位絕對是價廉物美的選擇。遊戲中的長槍部隊相當地還原了歐洲長槍部隊對抗騎兵的特點。《征服者入侵》之後加入了長槍系第三段進化的「戟兵」。那到底「戟」是怎樣的武器呢?

「槍」作為步兵武器已有悠久的歷史,在石器時代已經為人類所使用,不過最初並不特別設計或使用於對抗騎兵部隊(石器時代人類根本還未能馴化用於作戰的家畜)。在歐洲,槍於古希臘已普及為步兵的基本武器。古希臘的戰場主要以步兵為主,使用槍只是為了增加攻擊距離,另一方面也因為其製作相對比較簡單,並不需要太多金屬(木柄相對比較便宜)。由於槍不太適合於近身作戰,故此槍兵往往習慣以密集方陣作戰,用以減少個體士兵所須應付的面向。馬其頓人吸收了希臘人的概念,更將長槍改得更長(到了泛希臘化時代,可達七米以上)成為名震中外歷史的馬其頓方陣兵。



馬其頓的長槍方陣想像圖。(網路圖片)


不過整體而言,這時候的槍主要還是泛用武器,並不特別對抗騎兵部隊。真正以槍特化對抗騎兵開始於羅馬共和軍事改革後。羅馬人放棄了傳統的希臘式重裝長槍兵,改以配備有投槍(只作拋擲用)和短劍的軍團兵(Legionary)為步兵主力。但同時,軍團兵欠缺對抗重裝騎兵衝突【注】的能力,故此羅馬的輔助部隊中設有長槍兵團,專門用於對抗騎兵。

瑞士槍兵與戟

歐洲在中世紀早期,欠缺非常統一的軍隊裝備,武器也變得個性化(跟隨個別用家的喜好),但槍仍是其中一種甚普遍的武器。尤其因為槍的製作成本低廉,即使是出身普通的農民也能輕易獲得,所以甚為流行於民兵當中。


復元中世紀的斧槍兵。(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到了14世紀,瑞士的農民為了進一步使槍類武器能更廣泛地應用於不同類型的戰鬥當中,漸漸改良了長槍的設計,產生了「戟」這種武器。歐洲的「戟」與中國的所用的「戟」並不完一樣(但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般在英語中稱為「halberd」。此字估計來自於德語的「halm」(棍杖)和「barte」(斧)兩字的結合,故此又譯為「斧槍」。斧槍的設計概念是保留槍長距離作戰的優點(相對而言一般比長槍要短,屬於中距離武器),同時將槍頭結合斧使其能用於格擋其他武器,增加其泛用性。

更實在地講,斧槍的長度足以使他們與騎兵保持一定距離,防範其衝擊;一旦騎兵緩速下來,便能利用前部將騎在馬背上的敵人鉤下馬,足以一擊致命。而且斧槍在面對刀劍類的斬砍類武器時比一般槍更強,熟練操作的話對抗一般裝甲步兵也遊刃有餘。

使用斧槍最有名的是瑞士人。斧槍的成本相對低廉,而且團體作戰時可以放棄厚重的裝甲,對於異常貧窮的瑞士人(在農業時代,位處山區瑞士的確異常貧窮)而言無疑是天作之合。瑞士是四戰之地,周遭是勃艮地、法國、神聖羅馬帝國等強國,為求自保,瑞士人集中訓練斧槍與長槍混編的密集長槍方陣以對抗外來敵人。



瑞士傭兵扭鬥的場面。(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瑞士人的作戰模式原則上顛覆了中世紀戰場的一般原則——要對付一隊訓練良好的斧槍方陣在當時的戰爭技術而言是極為困難,近乎是沒有解手。1477年,野心勃勃的勃艮地公爵查理一世(勇敢的查理)帶領着當時裝備精良的軍隊入侵瑞士,卻在南斯之戰(Nancy)中被打敗。他本人被瑞士農民一擊斃命的故事更廣泛被傳頌為斧槍的佳話。15世紀的瑞士長槍軍團更受到各國的青睞而受僱為傭兵,便是有名的「瑞士傭兵」(Reisläufer)。而同時,各歐洲貴族也開始以斧槍裝備一般農民步兵,頓時成為該時代的風尚。



傳說中,勃艮地公爵查理在南斯之戰中被斧槍兵殺死。(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另一方面,歐洲人也努力鑽研有何方法可對抗斧槍部隊。15世紀後期,德國傭兵前鋒所用的雙方大劍(zweihänder)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便是用於砍開槍和斧槍的柄,以在長槍方陣中打開缺口讓己方可以攻擊。而16世紀以後,火器的密集使用可於遠距離有效地殺傷密集的步兵方陣。例如1522的比克卡會戰(Bicocca)中,西班牙的步兵方陣(三兵種方陣,Tercio)就以陣地和火器有效壓制了瑞士的斧槍方陣。故此在16世紀以後,斧槍和長槍類的武器開始慢慢淡出戰場,成為儀仗或陳列武器。

AOE系列文章:

注:古希臘的經典時代(公元前8世紀至4世紀)時,人類尚處於摸索騎兵使用的階段,當時的騎兵一般只能以投槍方式作散兵作戰,很少能作為衝擊騎兵使用。到了4世紀後,隨着血統與技術的改良,衝擊性的重騎兵開始出現於近東和歐洲,這意外地使傳統的長槍兵成為對抗重騎兵的重要戰力。

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歐洲中世紀簡史(七):矮子丕平與加洛林王朝

被稱為矮子的丕平,有不亞於父祖的武勇。查理家族在他的經營下免於陷入再度分裂,也只式取代了如風燭殘年的傀儡政權梅羅文加王朝。公元752年,丕平在教宗的授權下罷黜梅羅文加最後一位王希爾德里克三世,正式成為法蘭克之王,也開解了加洛王朝,成為中世紀歐洲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圖為丕平的加冕儀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上一篇:鐵槌查理

撰文:陳子煒

無冕王鐵槌查理,其一生在戎馬中度過。公元741年,被稱為基督教守護者的查理在法國皮卡底(Picardie)去世。根據日耳曼封建傳統,長子加洛曼(Carloman)繼承東方土地的宮廷長與法蘭克軍事長官,而次子丕平(Pepin)繼承了西方土地的宮廷長。【注1】加洛曼時代,由於他熱愛教會,將城鎮封予主教,在東方土地建立了不少像米因茲(Mainz)一類的大主教或主教封建頭銜。這一直影響了整個德國地區的發展,也是日後神聖羅馬帝國圈內特別多主教領主的原因。

公元747年,加洛曼更正式放棄世俗地位,投入教會,成為中世紀史上第一個,也是絕少數不愛江山的君王(雖然有說加洛曼是被迫進入教會)。在平定了其弟的叛亂後,丕平得以統一法蘭克,使其不至於重新陷入分裂。為了拉攏教皇,丕平早年著意用兵北意大利的倫巴底。倫巴底人(Lombards)是東哥德的分支,當時盤踞於北意大利米蘭一帶(亦即今意大利倫巴底地區),一直入侵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屬土及教皇領地。丕平逼使倫巴底人歸還拉溫納(Ravenna)一帶的地區讓教皇成立教皇國。這被稱為「丕平的奉獻」,也是往後教皇國(Papal State)的原型。


8世紀早期的意大利局勢: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為橙(包括羅馬及教宗領地);倫巴底人為寶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對教皇的大力幫助後,公元752年,丕平在教皇匝加利(Pope Zachary)的授意下,正式廢掉梅羅文加的傀儡王希爾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再由教皇的使節加冕成為法蘭克王,是為加洛林王朝第一個王。【注2】可能丕平想利用教皇的神聖去合理化他的奪位,或是向教會示好,丕平的加冕卻也成為教會插入世俗權力的契機以及萌生了「君權神授」的思想,促成了中世紀中王權與神權一個巧妙的曖昧關係。


梅羅文加最後一位國王希爾德里克三世被廢。(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丕平在得到法蘭克王位後,就立即放下意大利,轉而致力於經營南法國地區。在圖爾一戰中,雖然法蘭克軍隊曾大敗伊斯蘭軍隊,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亞奎丹,但不久後,由於亞奎丹本身文化上就與法蘭克有所差距,而且在查理死後一段時間法蘭克也沒有將注意力放在南法,於是乎亞奎丹又再進入半獨立的狀態。【注3】就在得到王位之後,丕平旋即用兵塞蒂曼尼亞(Septimania)的殘存伊斯蘭勢力,經過了7年的苦鬥,才將回教徒完全趕回庇利牛斯山以南。在清理了異教徒後,公元760年,丕平就回軍鎮壓亞奎丹的反抗勢力。丕平的晚年一直用兵打壓亞奎丹,一直至他死的公元768年,終於迫使亞奎丹公爵及貴族投降,順從法蘭克的統治者。


法蘭克王國發展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公元768年,丕平去世,其兩個兒子查理與加洛曼同時成為繼任人,亦成為法蘭克共王(Co-rulers)。作為弟弟的加洛曼似乎一直不滿意兄長,一心想阻礙他,父親死後的789年,新降的亞奎丹又爆發叛亂,加洛曼在陣前不滿查理的統領,領自己的軍隊退去,想以此打擊查理的威信。怎料查理跟同名的祖父一樣是出色的軍事領袖,旋即獨力鎮壓了叛亂。公元771年,加洛曼突然

暴斃,查理於是順理成章成為法蘭克唯一的王。【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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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法蘭克人一直視東方土地為發源地。故此在分封時,順序最高的長子會繼承東方土地。查理曼死後法蘭克王國也跟據這個順序而分,但從此一分不合,變成日耳曼(德國)與法國兩個地區。

【注2】由於丕平繼任時只是法蘭克軍事統領及宮廷長,所以根據加洛林的系譜,把他稱為三世。但根據嚴謹的方法,他稱法蘭克王之後,應為丕平一世,但由於易會引起誤會,一般以他為丕平三世(Pepin III),由於他身材矮小,也習慣稱為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

【注3】參考第三篇「法蘭克王國崛起」。

【注4】有趣的是,由於丕平的兄長加洛曼與此位加洛曼,以及不久後的加洛曼二世(查理一世的曾孫)都在跟兄弟分享權力的時候有神秘的經歷(第一位入修院,之後兩位離奇死亡),在日後的法蘭克史上都沒有帝王再使用「加洛曼」這個名字。

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

消失的十天:從儒略曆到現代公曆

1582年,公曆取代了儒略曆,意外地令10天從歷史上消失了。儒略曆(Julian Calendar)這個詞語對讀歷史的人應該並不陌生。尤其是1917年俄國爆發的革命,實際爆發於在公曆11月7日,卻因為俄國當時仍使用的儒略曆尚在10月而得明「十月革命」。儒略曆是現代公曆出現前流行於歐洲的曆法,到底它與公曆有何差距?(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1582年,公曆取代了儒略曆,意外地令10天從歷史上消失了。儒略曆(Julian Calendar)這個詞語對讀歷史的人應該並不陌生。尤其是1917年俄國爆發的革命,實際爆發於在公曆11月7日,卻因為俄國當時仍使用的儒略曆尚在10月而得明「十月革命」。儒略曆是現代公曆出現前流行於歐洲的曆法,到底它與公曆有何差距?

儒略曆是太陽曆的一種。公元45年(羅馬建城年709年),羅馬終身執政官凱撒.尤利烏斯採納埃及天文學家索西琴尼(Sosigenses),一直在歐洲沿用至中世紀,部分地區更沿用至今。這套曆法以凱撒的姓氏尤利烏斯(Julius)為名,中文一般將「Julian」音譯作「儒略」。

延伸閱讀:【漫談】太陽曆與太陰曆


儒略曆名字來源的凱撒。(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儒略曆中正常一年有365天,分成12個月。每4年會有一閏年,在二月最後補上一天。三月(March)是為了紀念羅馬戰神馬爾斯(Mars)的月份,故此在古羅馬,「三月」才是正月,而最後一個月「二月」(February)則是日子最少的月份【注1】,相當合理;也因此「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這個月在拉丁語則分別是「第七月」、「第八月」、「第九月」、「第十月」。儒略曆看起來好像跟我們日常所用的公曆差不多,那到底它有何神秘之處,竟會產生了像「十月革命」一樣的誤差呢?

奧妙就在於「閏年」的次數。我們今天都知道地球的公轉周期是約365.25天,故此每4年便會多出一天,須以閏年的方式解決。古人也很早發現了閏年的規律,公元前713年古羅馬的曆法已是365.25天。問題是,地球實際的公轉周期並非確切就是365.25天,而是約365.2422天。兩者相差好像很少,但每128年便會多出一天。使用千多年後,歐洲人開始發現春分點與復活節計算上與實際的天體周期已出現很大差異,頓然發現儒略曆曆法有錯誤。至16世紀初,意大利地區開始研究新的曆法,最終由南意利的天文學家里利烏斯(Aloysius Lilius)提出,並由教廷的顧問克拉維斯(Christopher Clavius)編訂出新曆。


改變曆法的格里高列十三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新曆法繼續每4年一閏,但世紀年中除非能被400整除,否則不設閏年。換言之1700、1800、1900、2100年都不閏(1600跟2000年都能被400整除)。這樣,每400年的閏年次數便由儒略曆的100次,減少3次變為97次。一年的平均周期就為365.2425天,更為接近地球公轉周期,要每3,030年才會多出一天(從1582年算起,下次多出一天是公元4612年)。1582年2月24日,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發出詔書《最困難之間》(Inter gravissimas)確定新曆將會於10月執行。


但儒略曆使用到1582年時,日子已比實際日子多出了10天。為了消除多出的10天,於是教宗規定公元1582年10月4日的次日便是10月15日。故此在部分西方地區(只限於那些在1582年已採用新曆的國家),並不存在1582年10月5至10月14日這10天。這套曆法便是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公曆,又以教宗的宗號命名為「格里高列曆」(Gregorian Calendar)。

不過,雖然格里高列曆從科學上是正確的,但並不是整個歐洲地區都馬上改用新曆。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歐洲的宗教爭議上。在歐洲傳統中,羅馬教廷向來是掌握一切科學解釋權的機構。然而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跟隨羅馬教廷——在11世紀,希臘東正教會與羅馬教會大分流後,很多東歐國家就跟隨希臘東正教會而不跟隨羅馬教會;更糟的是1517年馬丁路德引起新教改革後,西歐像英國、荷蘭、北德很多地區已改信新教。

17世紀的歐洲宗教分布圖:天主教(綠)最先使用格里高利曆;新教(黃、藍、橙)在18世紀陸續改用;而東正教(粉紅)更要到20世紀初才改用。(網路圖片)


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諸邦等天主教國家固然樂於馬上跟隨教宗的決定改用格里高列曆。但很多新教國家並不肯接受教廷的指示,一直要到18世紀才陸續棄用儒略曆(例如英國於1752年才改用)。可能基於認為儒略曆才是羅馬正朔的觀念,東正教國家更加晚使用格里高列曆,一直要到20世紀初。例如俄國1917年十年革命後,蘇聯終於在1918年改用新曆;東正教的大本營希臘和土耳其更晚,分別於1923年和26年改行。亞洲國家中,最早使用公曆的是日本,1873年明治維新後便開始使用,而中國則在1912年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近代的伊斯蘭國家日常中也起用格里高列曆。【注2】可以說,格里高列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曆」。

不過時至今日,仍有很少數地區在使用儒略曆。東正教在計算宗教日子時,乃堅持會用改革後的儒略曆。而有一些地區,像英國(蘇格蘭)的昔德蘭群島(Shetland)、北非柏柏人(Berbers)所用的傳統曆法、以及希臘內一個東正教神權自治體「阿索斯山」(Mount Athos)今日尚在使用儒略曆。順帶一提,今天(9月24日)在儒略曆是9月11日。

時至今日,東正教的節日仍以儒略曆計算。(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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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二月原來有29天。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登位後將誕生月份「八月」用他命生冠名為「August」,並由原來30天的小月改為31天的大月。多出的一天順理成章從最後一個月的「二月」扣除,變成今天的28天。

注2: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曆法為太陰曆的一種,從來與西方主流的太陽曆不同。雖然大部分伊斯蘭國家現在都於日常中使用公曆,但在宗教上伊斯蘭曆仍是有法定地位,像齋月等節日也是以伊斯蘭曆計算。 

2017年9月23日 星期六

【漫談】太陽曆與太陰曆

今天是秋分,是一個公曆與中國農曆皆有的日子。很多人都知道人類曆法基本上可分成太陽曆與太陰(月亮)兩大類:前者最佳的代表即是我們現代所用的公曆;而後者則為中國傳統所用的農曆(又稱陰曆)。但既然兩種曆法以不同的天體為觀察對象,那為什麼秋分等日子會於同一天出現在兩者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今天是秋分,是一個公曆與中國農曆皆有的日子。很多人都知道人類曆法基本上可分成太陽曆與太陰(月亮)兩大類:前者最佳的代表即是我們現代所用的公曆;而後者則為中國傳統所用的農曆(又稱陰曆)。但既然兩種曆法以不同的天體為觀察對象,那為什麼秋分等日子會於同一天出現在兩者中?

所謂的太陽曆(Solar Calendar),就是以太陽為觀察單位所制定的曆法。古人發現太陽在天空的軌道每一定周期會重複,從而產生了太陽年的概念。當然古人並不知道其實是地球圍繞着太陽公轉,這個太陽年的周期實際上其實就是地球公轉一周的時間。早在古埃及便有開始觀察太陽曆法的紀錄。他們以天狼星與太陽在上埃及太陽城(Helipolis)並升的一天(埃及文:spdt)為新年開始(不過很有趣的,其實天狼星的軌跡也會移動,所以每500年就會向後推移4天,在古埃及時代大約對應公曆的6月中至7月中)。

 
古埃及象徵天狼星的女神。(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太陰曆(Lunar Calendar)則以月亮為觀察單位。月亮圍繞地球公轉一周約需29.5天,所以一般的太陰曆的月為29或30天。太陰曆的歷史其實也很長久,甚至可能比太陽曆更久遠。有考古學家認為在17,000年以前人類已使用月亮運行軌跡記述時間。這相當的合理,因為月亮的公轉周期要比地球要短,而且月亮也比較容易觀察(太陽不能直視)。

就此聽起來好像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的確太陽是以年為單位,而太陰是以月為單位。古埃及時,分別以太陽曆與太陰曆記錄時代。即使我們現在使用的公曆(格里高列曆,Gregorian Calendar)以太陽曆為照準,一年為365天(計算閏年的話是365.2425天),但同時它將一年分成12個月,其實就是參照太陰曆的做法。月份在英語為「month」、拉丁語為「mensis」、古希臘語為「mēn」在語言都來自於「月亮」。公元前45年(羅馬建城年709年),羅馬終身執政官凱撒.尤利烏斯改曆以後,西方曆法便以太陽曆為基本,但同時又以將一年分成12個月(實際354日,最為接近太陽曆一年)。故此公曆雖然是太陽曆,但仍某程度上保留了月亮的元素。


以太陽曆為基礎的公曆圖。(網路圖片)

那中國的農曆呢?中國的曆法在歷史上雖然校正誤差出現過多次改曆,但整體而言還是以太陰曆為基本。農曆的一個月以29和30天輪替以對準29.5日的月亮公轉周期(實際上月亮公轉周期並非每月一樣,這只是平均值)。然而,農曆的曆法也並非完全只以月亮為準照,它還會觀察太陽的軌道。二十四節氣便是觀察太陽運行軌跡而來的日子。每節氣的差距,其實便是地球每公轉15度,故此二十四節氣剛好便是公轉一周的360度。以秋分為例,其實是指地球公轉至秋分點(春分為黃經0度,秋分為180度)。

秋分那天,太陽(黃道)從天頂赤道劃過天空。

由於二十四節氣實際上是以太陽為照準,與農曆中的月沒有直接關係。故此農曆的二十四節氣每年於農曆月分上的日子上都不一樣,反而與作為太陽曆的公曆對準。以秋分為例,每年都是公曆的9月22或23日,但在農曆上則每年轉變——2017年為八月初四,去年則為八月二十二。可以說,中國的農曆其實是以陰陽曆的一種。事實上,單純的太陰曆在今天已很難找到,比較突出的例子便是伊斯蘭曆,而大部分的現存的曆法其實都是太陽月亮兩者兼顧的陰陽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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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1日 星期四

不只是賊的日本中世海賊

說到日本中世海賊,首先很多愛好者會想到的是中國霸主毛利元就在嚴島之戰中借助來島水軍的支援,打敗了當時西中國地區最強的陶晴賢。圖為中世海賊所用的戰船。(村上水軍博物館藏,胡煒權攝)

撰文:胡煒權
*本文作者著有《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遠足文化出版)

近年日本出版了有關村上水軍的小說:《村上水軍之女》(和田龍著),大受好評,一度讓日本人也重新對水軍這集團重燃興趣,但現在又好像回復平靜了。說到日本中世海賊,首先很多愛好者會想到的是中國霸主毛利元就在嚴島之戰中借助來島水軍的支援,打敗了當時西中國地區最強的陶晴賢。

撇開元就的機關算盡、虛虛實實的反間離間之計,以及嚴島之戰霧裡雲外的種種傳說,盤踞瀨戶內海的其中一支有力水軍決定靠向毛利家一方,左右了今後西日本地區的戰國局勢,倒是無容置疑的。

可是,有關「海賊」這個集團,其實很多愛好者都不太了解,大多數都是以詞見義,把戰國的「海賊」與一般常識上聽到的「海盜」,甚至是好萊塢電影的那些奇形怪狀、衣衫襤褸的人群。從結論上來說,「賊」這個元素的確存在的,因為從諸多史料中都不難發現他們借助地利之便,在水道上強行收取「過路費」、「保護費」以及「運輸費」,不交錢的船大多都被海賊洗劫,嚴重的還會出人命。這些事件散見於各種中世旅客的日記、紀錄之中,因此,只看這個方面的話,「海賊」,尤其是活躍於西日本瀨戶內海、至西海道水域的「海賊」,的確有讓人望之膽顫心驚的一面。

不過,另一方面,也是較為鮮有人留意的是,首先「海賊」在當時其實是泛指這些以海為業的武裝集團,即「賊」這個字本身並不一定帶有貶意。而且,東西日本的「海賊」的存在形態也有些不同,簡單來區分的話,西日本的「海賊」的武力成份更強,以收取上述的費用來自潤,較為獨立,而東日本(主要是太平洋江戶灣至遠州灘一帶)的海賊,則更偏向於海運及經營方面。


西日本(粉紅)與東日本(綠)海賊主要活躍區域。(Google Map編輯)

當然,不論東西日本,這些「海賊」都是當地海運、海口管理的專才,換言之,他們其實算是一體化服務業,簡單點比喻的話,就是海上的押鑣業、物流業、保安警衛業三合一的大企業,同時也是海貿交易的旗手,這些都有賴於古來靠地利之便,成功掌握各水域的地形、水流,以及造船技巧而得來的便利。


紀伊(今和歌山縣)熊野水軍博物館中的復元品(陳子煒攝)

在中世日本,造船技術仍然不太發達,加上部分水域的暗潮洶湧(如有機會,讀者可到廣島縣的因島或大三島乘船體驗),遠距離航行還是比較危險的,因此都需要中途換船、補給,再繼續前行,。這個客觀條件也有利了水域內的船民及以島嶼為領的武士能夠糾合力量圖利,設關立所,這個生態循環慢慢便形成了「海賊」集團。

再者,從政治層面來說,基於中世日本不行中央集權政治,幕府及地方領主大多選擇與海賊等在地勢力及專業集團合作,結成主從關係,互惠互利,並不會試圖完全收編、取締這些專業人員。說到底,「海賊」們既有「賊」(暴力)的一面,同時也有「商」(經營)的另一面,加上當時的價值觀,海賊自成一體,在領主以至戰國大名之間遊走、圖利也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即使是雄霸中國地區的毛利元就也並不能任意指使各水軍,還是需要一步一步滲透、轉變,這一下子要到了豐臣政權登場後,毛利家才真的算將瀨戶內海的「海賊」完全收編、吸收成功,可見「海賊」們憑藉他們那種難以取代的專業能力及經驗,仍然能讓戰國大名敬讓三分。


德川幕府時代的安宅船。(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如大家有興趣的話,可到四國愛媛縣今治市的村上水軍博物館參觀,裡面有很多瀨戶內海最有名的村上水軍的文物,包括指揮用的令旗、海戰用的戰陣兵法,以及過「海關」用的通關票,都是很珍貴的文物啊!

今日大約說了一下戰國水軍的概要,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當然,我的下一部新作《戰國織豐時代史》也會詳細說明一下水軍在戰國的情況的,請大家密切留意。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被稱為『賊的集團—淺談戰國的海賊」,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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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議會系列】誕生:賢人會議

著名英國思想家、政治家Edmund Burke在《下院代表制度改革》中有這樣的說法:「我國的政體是約定俗成的體制,這種政體唯一權威性在於它的存在源遠流長。」這裏說的源遠流長,指的主要是賢人會議的傳統。(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姜會雲

著名英國思想家、政治家Edmund Burke在《下院代表制度改革》中有這樣的說法:「我國的政體是約定俗成的體制,這種政體唯一權威性在於它的存在源遠流長。」這裏說的源遠流長,指的主要是賢人會議的傳統。

一般相信,賢人會議(Witenagemot)的具體運行時間約在公元829年威塞克斯(Wessex)王愛格伯統一七國後至諾曼征服後。雖然說賢人會議已有民主制度的特質,但本質上還是相對原始的部落民主制。

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賢人會議是王國中央政府重要機構,也是軍事民主制的遺物。這制度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條頓部落的「馬流斯大會」(Mallus / Mot)或民眾大會,這大概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在不列顛建立王國時間相約。

不列顛的七國時代。(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古代歐洲大陸日爾曼人的一支,本住北歐沿海一帶,在4至5世紀的歐洲民族大遷移中開始渡海進入不列顛島,並在其南端開始建立小型王國。在不斷的相互兼併之後,在6世紀開始形成肯特(Kent)、埃爾克斯(Essex)、蘇塞克斯(Sussex)、威塞克斯(Wessex)、麥西亞(Mercia)、東盎格利(East Anglia)、諾林伯利亞(Northumbria)七個較為穩定的王國,同時也展開了兩個多世紀的七國時代。在9世紀初,威塞克斯才征服其餘六國,建立統一的英吉利國家。隨着人口膨漲,階級開始分化,氏族血緣關係瓦解。因此,王國既無法、也毋須召集全體自由民參加民眾大會,賢人會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就方式而言,賢人會議一般由國王主持,會期不定,人數不等。與會者則主要為賢者或智者——在人的尊卑由血統或職務決定的年代,高級教士和貴族也就成為了主要的參與者。除此之外,也有國王近臣、王室寵幸和地方官員。以931年3月的一次會議為例,共101人參加,當中包含坎特伯雷和約克大主教、威爾士2名親王、17名主教、5個修道院院長、15個地方官員、59個塞恩(thegn,世俗大貴族)。根據以上資料,大抵可以說賢人會議本質上是教俗貴族組成的貴族會議。但對於貴族而言,出席會議不單是榮耀,也是責任——若接到國王召令仍不出席,有可能受到懲罰。

但這並不是說七國時代沒有賢人會議,相反,英吉利時代的賢人會議是從七國時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時,各國均有自己的賢人會議。這些會議由各國君主親自召集,會期、會址、規模各有不同。由於沒有固定首都,國王所在的城鎮、王莊、圍場都可以作為會場。倫敦是最常召開的城市,北部的某些大城市,如約克、林肯、諾丁漢等,也曾召開賢人會議。時間和場所方面,則常在聖誕節、復活節、顯聖節(Transfiguration)等宗教節日召開,具規模的會場可達 130-150 平方米,配有廚房、休息室和資料室等。

賢人會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職能廣泛,當中涉及稅收、外交、防務(包括宣戰、媾合)、分封等重大決策。九至十世紀期間,丹麥人入侵不列顛,英國數次向丹麥人納貢,以換取短暫和平,為此曾多次徵收「丹麥金」,此類徵稅必須通過賢人會議審議和批准。說賢人會議有民主成分,可從它可以決斷國王命運的職能看到。627年,諾林伯利亞國王埃德溫準備皈依基督教,召開賢人會議後才受洗;757年,威塞克斯布格伯特因違反習慣法被褫奪王位;774年諾林伯利亞國王阿爾萊德因行為不檢被廢,另選塞爾萊德主政;779年賽爾萊德因失職被廢,後來因為行為好轉而被重新召回。

在9至10世紀之間,丹麥人多次入侵英格蘭並成為英格蘭之王。但當丹麥人離開後,英格蘭著王國又回復半獨立,如此反反復復。圖為11世紀丹麥王克勞特二世(英格蘭之王為一世)的領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此外,制法可以說是賢人會議最重要的職能。上段說到的所謂習慣法,就是古代日爾曼人的習慣,這些習慣以口相傳,不但雜亂無章,而且部分自相矛盾——賢人會議所頒的成文法典,確認並釐清習慣法的內容,使其更可操作、也更具權威性。

除了守護習慣法,賢人會議也會制定新法律,如694年威塞克斯國王伊尼就根據賢人會議的建議,制定了《伊尼法律》(Laws of Ine)。肯特國王懷特萊德也在翌年經賢人會議討論及全體與會者同意,制定《懷特萊德法律》(Law of Wihtred)。制法過程的具體操作上,應是由國王與少數顧問草擬,再經賢人會議審議。

有部分《伊利法律》被保在於9世紀的威塞克斯國王阿佛烈大王的的法律中;最早版本(17世紀)的文獻現收藏於劍橋大學。(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除了約束行政、主宰立法、賢人會議更有司法權——我們更可以說它是最高法庭,有權審理各種訟案,包括涉及王室與貴族官員的案件,及處理地方法庭未能解決的疑難案件。賢人會議的判決屬集體決定,國王無權更動。

為什麼賢人會議有如此重大影響力?主要還是它是溝通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工具。從表面看,賢人會議的與會者擔當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國王的傳聲筒。當時交通條件落後,中央王室透過賢人會議蒐集地方情況,理解各地實際情況。當然,從上文看來,賢人會議的與會者,除了是國王的助手,還是王權的制約者。

這種原始的部落民主制度,對於英國國會制度的發展,影響深遠。封建階級社會中承繼群體表決、多數通過的原則,是古老的部族共治至新型民主制的重要過渡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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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程大漢:英國議會制度
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山西商人在揚州(下):一個山西商人家族的轉型故事

山西商人在明中葉時隨「開中法」變革而入揚,至嘉靖末年已在江都縣建立一定的影響力。然而,中國傳統社會,「金」的地位永遠在「權」之下。為了令子孫攀上成功的天梯,進入建制,進一步向上流動,商人家族不但利用自身積累的財富支持子孫考取功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上集:山西鹽商與明中葉揚州地方社會 

撰文:無名氏暨有心人

山西商人在明中葉時隨「開中法」變革而入揚,至嘉靖末年已在江都縣建立一定的影響力。然而,中國傳統社會,「金」的地位永遠在「權」之下。為了令子孫攀上成功的天梯,進入建制,進一步向上流動,商人家族不但利用自身積累的財富支持子孫考取功名,更憑藉自身的影響力,爭取到附民籍考試,及商籍名額等考試便利,務求透過科舉,逐步將自身由商人家族轉型至士大夫家族。下文將討論的綏德閻氏,便為這種轉型的典型例子。

綏德閻氏的故事始於閻金。據方志資料記載,閻金以販鹽起家,為人任俠好義,即使其他人差自己錢,他很多時都會焚毀欠單,把債務一筆勾消。【注1】至嘉靖三十七年倭亂進攻江都城時,閻金更響應知府石茂華的呼籲,率領數百客居當地的山西商人登上城牆,協助官兵守城,並射殺敵首,迫使進犯的敵人撤退,巍然為當時揚州山西商人的領袖之一。






閻氏家系圖。
 
閻家也不例外,到了閻金兒子一輩,他們便開始考科舉。我們知道閻金最少有兩子——閻九德和閻九經。根據現存資料,閻家第二代考科舉並不順利,閻九德獲舉監生竟要待萬曆八年(1580),因其子士選考取進士,才靠「子幹」獲得朝廷恩蔭。【注2】至於次子閻九經,最高的學位也不過為「府學生」,直至萬曆十年(1582)才獲恩蔭。【注3】由此看來,閻家第二代由商人家族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過程不算很順暢。

然而,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蔭,閻家的投資至第三代閻士選、閻士聰終獲回報,兩人文運甚佳,在科舉遊戲中成績甚佳,其中尤以閻士選成就最大。閻士選是閻家官位最高的子孫。他在萬曆己卯(即萬曆七年 1579)中舉【注4】,舉進士則在翌年,即萬曆八年(1580)。【注5】此可見閻士選科舉之途甚為順利。據方志記錄,閻士選的仕途除因不依附張居正,在他當政其間有所貶抑,其餘時間皆頗順利。閻士選之宦跡,【注6】萬曆《江都縣志》載其進士及第後,「見任南口大理寺評事。」【注7】至其遷萊道備兵的宦跡,《大清一統志》有以下記載:「閻士選,江都人。其於萬曆中守萊州,陞登州海防副使,值浙兵鼓譟,士選聞變,兼程赴登,捕治渠魁,登民安堵。」【注8】


天一閣藏《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網路圖片)

可見閻士選任萊道時頗具政績,可能因此又升任「山西右布政使」。除《江都縣志》所記錄的官職,《福建通志.名宦》載閻士選曾「知邵武府,有惠政。留心學校,親製學庸,解以誨諸生,又建復黌宫。工舉而民不擾。」【注9】至乾隆《綏德州直隸州志》亦言其「歷官任山西參政」。【注10】明代官制,左、右布政使司為從二品、左、右參政為從三品【注11】,兩官均省級官員,高於正四品的知府,【注12】因此閻士選之知邵武府,應在登州海防副使後、山西參政前。上述資料皆表明閻士選官運亨通。

閻士選之弟士聰雖未舉進士,但亦在萬曆十三年乙酉科(1585)中舉。【注13】此皆足見閻氏此代舉業之盛。更值得注意的是,閻家的商人角色日益淡化:閻士選在地方志的傳記,對其祖輩商人身分隻字未提,也沒有記載任何經營鹽業的記錄。誠然,若以此否定閻氏家族仍經營鹽業的可能性,不免推論過度,但明顯鹽業已非閻氏家族的重心,商人家庭的商人成份愈來愈淡。

閻家至閻金曾孫輩在科舉仍有斬獲。據乾隆《江都縣志》載,閻士選子閻汝梅在萬曆年丁酉(即二十五年 1597)中舉。【注14】考慮到其父閻士選之中舉亦不過萬曆七年(1579),可見閻汝梅成為舉人時應頗早。然而,閻汝梅的科場生涯似遠沒其父順利,他考獲進士竟至崇禎四年辛未科(1631)方成功。【注15】由舉人至進士共費三十四年。對於閻汝梅之事跡,康熙《揚州府志》有以下記載

閻汝梅字和陽,江都人,方伯士選子也。崇禎辛未成進士,署門自戒,不預外事。授陽榖令,清慎以寬,恤民力為念,擢刑部主事。先是汝梅為孝廉,常閉戶讀書,及聞劉鐸(按:即當時知府)以詩觸魏閹被逮,為緹騎所宭,汝梅以百金贈之,又送至郭外數十里,更勸尚義者助之。有恐賈禍者,汝梅哂曰:「設不測我身任之奚,慮焉?」其忠直如此。【注16】
上文的記載更可見閻氏商人家族的特質愈加淡薄。首先,閻汝梅長年不舉進士,在這段時間中,其「常閉戶讀書」,似不太可能同時從事商業活動。即使閻汝梅其後成為進士,也「署門自戒,不預外事」。這句話之含義,應指汝梅除官務職責外,對其他「外事」均不加干預、理會,鹽業等商業事務,照理應在「外事」之列,可見鹽業再非閻家的關注重點。此外,閻汝梅本人以忠直尚義著稱,如縣志中強調的贈金劉鐸的故事,便為此點最佳例證。此正為一典型儒家知識份子的樣板,對比閻汝梅之性格與其曾祖閻金敢於「召共豪,共登陴」擊倭寇的個性,則更可反映閻汝梅所受的儒學教育,使其性格已與其商人曾祖大異。總而言之,閻氏當時商人家庭的性質愈來愈淡,其家族逐步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特點。

官商斷連與兩淮山西商人之衰落

上述由商人家族逐步轉型至士大夫家族的特點,實並非閻氏家族獨有,而應為山西商人家族之共同現象。兩淮的山西商人家族成功考取功名、進入官僚系統後,嚴格而言便再不可稱之為「商人家族」。事實上,這種憑藉家族培養子孫從事舉業的方式自古皆然,如宋代之士大夫家族,便亦透過類似方式培育自身的子弟成才,進入官僚系統【注17】,但這些家族卻從未被歸納成商人家族。因此,筆者認為所謂商人家族,應是如徽商般官商結合,以官助商,以商輔官的家族。徽商此種官商結合的宗旨,在下文汪道昆屢遭引用之名言中便可充分反映:

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擇術審矣。【注18】
汪氏所言賈、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啻是對徽商家族官商結合的最佳詮釋。此行為對商人家族而言無疑有必要性。正如何炳棣指出,「明清社會中,財富本身並不是權力的根源。……但顯然財富的力量本身是敵不過官府權力的。」【注19】因此,商人往往需結合政治力量方能穩固財富,此便導致了「官商」的產生。所謂「官商」,即商人家族把商業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其後又藉政治資本擴大商業資本的循環。【注20】「官商」此種形式在徽商家族中屢見不鮮,且久為學界所注意。如清代時著名徽商鮑志道與其子鮑漱芳「相繼充任兩淮總商……而志道次子勛茂則由舉人授內閣中書,歷官至通政使。勛茂的顯赫政治地位正好為其父兄經營鹽業提供了極好條件。」【注21】而道光時績溪人章必林賈於杭州,便因其族叔在兩浙鹽運司下任經歷,掌管鹽場的事務的關係,「成為兩浙鹽業中的顯要人物。」【注22】此皆為徽商以「官商」模式鞏固自身財富的良證。




商人通過科舉轉型成為士大夫家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兩淮山西商人家族卻甚少存在上述官商模式。山西商人家族在子弟科舉成功後,往往把家族重心全盤投放至舉業,家族的商業活動似僅作維持子弟教育、舉業的經濟來源,再非家族重心,這可能便是山西商人家族沒有發展出上述官商模式的原因。以寺田隆信曾提及的太原閻氏及大同薛氏為例:太原閻氏即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璩的家族。據寺田考述,太原閻氏自閻若璩祖父輩閻世科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中進士起,至閻若璩於順治八年(1651年)以商籍入學的五十一年中,均未有閻氏當鹽商的記錄。【注23】而大同薛氏的薛綸在隆慶二年(1568)進士及第入仕後,其家族雖仍有「鹽策在淮揚者」的記載【注24】,但一來此時距薛氏正式進入士大夫家族時間未遠;二來薛氏亦未見如前述徽商般以官商結合的模式,鞏固自身財富,亦似不可再被稱為「商人家族」。至上部曾述之綏德閻氏,更似乎有一種刻意脱離商業的意味。到清乾隆四十一年時,兩淮商籍竟出現「額多人少」的情況。【注25】此情況的出現,雖正如王振忠所言,應與「清代山、陜商人的勢力逐漸衰微,而『賈而好儒』的徽商又無法在兩淮商籍中佔據一席之地」有關,但山西商人家族之日漸脫離商業活動,亦當對此情況有所影響。由此數例,皆可見徽商賴以強化家族的「官商」模式,未曾出現於兩淮山西商人家族。這可能有助解釋為何山西商人在兩淮鹽業的優勢,在明末逐漸為徽商所取代。

閻若璩畫像。(網路圖片)

前文已述,官商模式的運行,令商業資本與政治資本之間得以互動,實大大有助鞏固商人家族之勢力。但山西商人取得政治資本後,便逐漸脫離商業資本的營運,淡化自身的商業身分,因此他們勢力的穩固程度明顯較推行官商模式的徽商遜色。這種官商脫鈎的特點,使兩淮山西商人家族完全轉型為士大夫家族。在缺乏政治勢力的支持下,山西商人在晚明時在兩淮鹽業的地位,便逐步為徽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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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卷二十四,〈人物〉,頁4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5册,頁315上。
【注2】【明】張寧、陸君弼纂修:萬曆《江都縣志》,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選舉表〉,頁62b,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冊(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總頁60上。
【注3】【明】張寧、陸君弼纂修:《江都縣志》,〈選舉表〉,頁63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册,總頁60下。
【注4】【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總頁543。
【注5】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淸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264。
【注6】【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二十三,〈文學〉,頁10a,總頁1179。
【注7】【明】張寧、陸君弼纂修:萬曆《江都縣志》,頁62b,〈選舉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2册,總頁60上。
【注8】【清】和珅等撰:《大清一統志》,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卷一百三十七,〈登州府〉,頁29b, 載《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476册,總頁698上。
【注9】【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卷三十二,〈名宦四.邵武府〉,頁17b,載《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總頁544下。
【注10】【清】李繼嶠撰:《綏德州直隸州志》,卷五,〈選舉〉,頁5a,載《故宮珍本叢刊》第82冊,陝西府州縣志;第4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總頁82下。
【注11】【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十五,〈職官四〉,頁1838。
【注12】【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頁1849。
【注13】【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頁543。
【注14】【清】高士鑰修:乾隆《江都縣志》,卷十二,〈選舉〉,頁19a,頁543。
【注15】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淸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頁2263。
【注16】 【清】崔華、張萬壽纂修:康熙《揚州府志》,卷二十四,頁56a,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5册,頁278下。
【注17】如黃寬重便言「從事舉業是一項長期投資,需有相當的經濟能力作支持,才有餘裕讓子弟讀書。」(黃寬重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頁252。)據其研究,宋代德興張氏之興起,亦因張潛致力治生,使張家擁有豐厚的經濟實力,能「收藏了萬餘卷圖書,分成四部,建立圖書室,並在旁設置學舍,禮聘名師授課。」其結果是張家科舉中子弟屢舉進士,大獲成功。(詳可見同前引黃寬重書,頁204至205。)而學者朱瑞熙於另一硏究亦指出宋代江陰葛氏之崛起,乃因「第四代葛惟明,在繼承其父葛詳『累致』的巨資的基礎上,在一次應舉失敗後,便回鄉廣購書籍,教導子弟研讀。……葛氏家族在這種學習氣氛的薰染下,無不讀書應舉,從第五代葛宮和葛密「以甲科起家開始,連續五代『世世有人』進士登第。」(詳可見朱瑞熙:〈一個常盛不衰的官僚家族〉,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133。)
【注18】【明】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予致力審訂:《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五十二,〈海陽處士金仲翁暨配載氏合葬墓誌銘〉,頁1099。
【注19】徐泓:〈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譯註:第一章 〈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階層〉〉,載《東吳歷史學報》第21期,2009年6月,頁36。
【注20】藤井宏認為官商「不是指商家出身的官僚,而是在商人一家中,因其子弟中有人登第為官,於是這商家的父兄遂取得官商資格。官僚自身暗中指揮自己一家的商業經營,……有官商資格的商人,不僅可豁免官吏的一切不當誅求和額外負擔,而且可減免應納的稅額。」〔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硏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頁243。
【注21】王廷元、王世華著:《徽商》,載《徽州文化全書 2》(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頁41至42。
【注22】王廷元、王世華著:《徽商》,載《徽州文化全書 2》,頁42。
【注23】〔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248。
【注24】〔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譯,《山西商人之研究》,頁248。
【注25】【清】素爾納等撰:《欽定學政全書》,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淸乾隆39年(1774)武英殿刻本影印,卷六十七,〈商學事例〉,頁6b,載《續修四庫全書》;828 史部政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總頁88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