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1日 星期日

古希臘貨幣與經濟轉型|書史

貨幣的出現,代表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無法滿足人類交易的需要。隨着古希臘進入古典時代,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易日漸頻繁,而貨幣經濟也漸漸成熟。商貿發達的城邦如雅典等都擁有自己的貨幣體系,方便進行不同的交易。貨幣與交易的成熟,大大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社會,在不同的方面改變了古希臘的歷史。(古代地中海銀幣複製品;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貨幣的出現,代表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無法滿足人類交易的需要。隨着古希臘進入古典時代,其與周邊地區的交易日漸頻繁,而貨幣經濟也漸漸成熟。商貿發達的城邦如雅典等都擁有自己的貨幣體系,方便進行不同的交易。貨幣與交易的成熟,大大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社會,在不同的方面改變了古希臘的歷史。

在古希臘能發現到最早的貨幣鑄於公元前6世紀(古風時代),而且並不是希臘人自己所鑄,而是從小亞細亞的利底亞(Lydia)和以弗所斯( Ephesus)等地區傳來,估計是希臘人從交易中得到這些貨幣。古希臘世界的貨幣壓倒性的以銀貨幣比較多。金的貨幣主要來自於亞洲,例如上述從小亞細亞而來的貨幣就是琥珀金【注1】,又或是亞歷山大的後繼者王朝在亞洲所鑄的金幣。


公元前6世紀的利底亞琥珀金幣。(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古典世界最常見的貨幣是銀。當時的產金量很低,故此金的價格非常高,日常生活難以全部以金作為交易媒介。相對而言,銀是一種相對而言較為普遍的貴金屬,價值處於一個合適於日常使用的水平。在古典時代,青銅並沒有作為貨幣使用。主要是青銅有很多其他的實際作用,例如製作盔甲武器等,故此以此作為貨幣反倒會為社會帶來不便。銀除了作用貴金屬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出眾的功能,作為貨幣正是恰到好處。

古希臘的貨幣制度分成三大支流:雅典(阿提卡)制、哥林斯制(Corinthian)、和埃基納制(Aeginetan)。基本上都以以下的制度:
1塔蘭同(希:talanton;英:talent) = 60米那(mina) = 6,000德拉克瑪(drachma) = 36,000奧波勒斯(希:obolos;英:obol)
古希臘貨幣最基本日常的單位是「德拉克瑪」(drachma),在希臘文的意思為「填滿手掌的」,而在改用歐元前的現代希臘,也使用「德拉克瑪」作為貨幣單位。一個雅典德拉克瑪等於4.3克的銀,哥林斯約為2.9克,埃基納制為6.1克。幣值可以用以下的兌換率計算:
雅典:哥林斯 = 2:3雅典:埃基納 = 100:70雅典:哥林斯:埃基納 = 10:15:7
一個德拉克瑪可以再分成6個更小的單位,稱為「奧波勒斯」(obolos,本意為「分開」)。根據不同制度,一個奧波勒斯的重量也不一樣,雅典的奧波勒斯是0.72克。而一個奧波勒斯又可再分成8個卡爾蓋斯(chalkos,本義為「黃銅」),重量不足1克。而德拉克瑪往上的單位為「米那」(mina,名字借自近東)。1米那相當於100德拉克瑪【注2】,以雅典制計算則是430克銀。而60個米那又等於一個「塔蘭同」(talanton,希臘文原意為天秤),相當於25.8公斤銀。


雅典常見的2德拉克瑪銀幣。(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不過也需注意,這些單位只是計算用,也可理解成重量單位。在提到面值時,尤其是「塔蘭同」這種大單位時,很多時只是指相等重量的銀。而實際的銀幣也有很多種。例如在雅典,2德拉克瑪(didrachm)和4德拉克瑪(tetradrachm)的銀幣被認為最為普遍。


古希臘的各種銀幣。(網路圖片)

貨幣經濟的發達,象徵了商業發達。古典時代,希臘人以東地中海為中心,不斷擴張其交易圈和經濟,漸漸使希臘人得以脫離傳統的農業社會,發展出更先進的文化和工藝。隨着這些發展,一些不依靠農耕生活的人口,以及「薪金」這概念才應運而生。

古希臘文獻有不少資料提到薪金,可供我們參考。在雅典,一個工人的周薪約為2德拉克瑪。而士兵一般以日薪支付,金額依兵種和情況而定。例如在修昔底特的記錄中,430年中的波提狄亞(Potidaea)攻城戰,一個重步兵每日可得1德拉克瑪(包括其隨從每人可得2德拉克瑪)。比較起其他例子,這個金額異常地高,可能是由於攻城戰的傷亡率問題,也可能基於開戰之初,雅典用財比較大方。後來的例子似乎比較穩定,不論輕重,步兵的日薪為埃基納制3奧波勒斯(0.5個德拉克瑪),與攻城一戰的薪金對比,為5:7。騎兵的薪金更高,可以達到步兵的雙倍(1埃基納德拉克瑪)至於4倍(2埃基納德拉克瑪)。

日後雅典的海洋帝國與其財力有密切關係。(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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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琥珀金(electron / electrum)乃天然的金銀混合金屬,也可能包含銅等。按其成份外表可是金銀色或銀色。

注2:根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梭倫改革幣制使1米那由70德拉克瑪轉為100;而將塔蘭同由63個米那改為60米那。

2018年2月8日 星期四

【日本風土】日本茶只有抹茶嗎?|胡煒權|書史

筆者早前看到香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沈旭暉其中一個臉書專頁「萬國郵政」最近介紹1991年日本發行的日本茶紀念郵票。筆者自問愛喝茶,因此對中日的茶史算是有皮毛的了解,看到沈教授(或者是他的團隊)介紹這張郵票時,便覺得笑哭不得,無奈非常。在說明問題之前,想先忠告沈教授及他的團隊,這種一知半解的說明讓熟知中日茶道文化史的日本人知道,可能會鬧國際笑話!(日本傳統的茶之湯;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胡煒權

筆者早前看到香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沈旭暉其中一個臉書專頁「萬國郵政」最近介紹1991年日本發行的日本茶紀念郵票。筆者自問愛喝茶,因此對中日的茶史算是有皮毛的了解,看到沈教授(或者是他的團隊)介紹這張郵票時,便覺得笑哭不得,無奈非常。在說明問題之前,想先忠告沈教授及他的團隊,這種一知半解的說明讓熟知中日茶道文化史的日本人知道,可能會鬧國際笑話!

問題在哪裡呢?最大的問題就是以下兩句:

一、「點茶傳到日本後,在日本衍生為抹茶,而點茶卻由明代在中國消失」

二、「現代中國人要透過日本茶道,才窺探到自己祖先的食茶方式了」


復原宋代的中國「點茶」,與日本的「抹茶」非常相似。(網路圖片)

關於這兩句,不難發現其實又是借題發揮,跟坊間一直有人批評中國失去了原有傳統文化沒有什麼分別。不過,事實又是否這樣呢?

首先,或許他們只知日本有抹茶,而不太知道日本其實還有煎茶、淹茶,以及後來的玉露。同時,他們也似乎不知道日本茶史上,分別有三次傳入中國茶飲法的事實。除了原帖提到的宋朝「點茶」外,還有唐代的「煎茶」,另外更有帖中似乎嗤之以鼻的明代「泡茶」,即現今中國人常用的飲茶 — 煲水後放茶葉到茶壺裡再沖倒飲用,更重要的是而且三種飲法都曾經先後在日本社會流行。

泡茶式飲法自從江戶時代開始流行,雖然當初還沒流行茶壺,但基本上的飲法類似,而且一般都認定是由日本黃糪宗之祖:明.福清人隱元隆埼到日本後發揚光大的。換言之,「點茶後衍生出抹茶」只是說出中古世紀的日本人其中一種的飲茶方式,而即使明朝開始轉為泡茶葉飲用,不代表日本一直只喝點茶(抹茶),泡茶也同時間在民間流行。這樣看來,沈或他的團隊想借日本來打明朝人的臉,似乎是有點捉錯用神了


日本的各種茶。(網路圖片)

再說,按照其說法,要「窺探到自己祖先的食茶方式」,南北朝隋唐的碾茶煮茶不是更早嗎?為什麼要刻意只提宋代的點茶呢?還有,難道唐以前的食茶餅、炒茶那些也不是「自己祖先的食茶方式」嗎?筆者難以理解。還有,中國茶的發展一直持續,言下之意是指中國只能停留在點茶,而發展出沖泡茶就是「忘本棄祖」嗎?

無視日本引入中國茶後的獨自發展,只懂得在網上東抄西抄,便打着「學術」的名義出來抽水,結果只會自暴其短。筆者推薦江戶時代的茶史書:《梅山種茶譜略》。該書對於日本傳入中國茶再自行發展的歷史,作了深入淺出的介紹,絕對值得一讀。

本文經作者授權編輯和轉載。

更多「日本風土」系列文章: 

2018年2月5日 星期一

歐洲中世紀簡史(十六):聖像破壞

在8世紀完結之前,東羅馬帝國內爆發了一場極為嚴重的宗教風波——「聖像破壞」(Iconoclasm)。公元726年,伊蘇利亞朝的皇帝利奧三世頒布了移除基督教聖像的敕令,包括耶穌、聖母、以至於各大小聖人的雕刻和畫像都得移去,從此開啟了斷續百多年的鬥爭。這場鬥爭表面上只是個宗教問題,但從來宗教與政治滿不可分,背後卻又是世俗君權與神權之間的鬥爭。(16世紀低地的聖像破壞;網路圖片)
上一篇:意大利分裂

撰文:陳子煒

在8世紀完結之前,東羅馬帝國內爆發了一場極為嚴重的宗教風波——「聖像破壞」(Iconoclasm)。公元726年,伊蘇利亞朝的皇帝利奧三世頒布了移除基督教聖像的敕令,包括耶穌、聖母、以至於各大小聖人的雕刻和畫像都得移去,從此開啟了斷續百多年的鬥爭。這場鬥爭表面上只是個宗教問題,但從來宗教與政治滿不可分,背後卻又是世俗君權與神權之間的鬥爭。

聖像傳統與基督教的羅馬化

「聖像崇拜」本身,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已是個滿有爭議性的問題。基督教的其中一項基礎教義是「反對偶像崇拜」。不只在舊約世界中的「摩西十誡」已經有明顯的反偶像崇拜,耶穌本人也在新約中多次反對別人敬拜偶像。甚至其他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和伊斯蘭,都明顯地反對各式各樣的雕像和圖像;即使是「神」本身,不單沒有形象,連名字也沒有【注1】。

然而,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有着很不同的發展。由古希臘以來,人們就已經習慣了崇拜有形體的神祗,也養成了一群專門從事雕刻繪圖的工藝匠。4世紀基督教取得羅馬帝國的主導權後,並沒有完全消滅這些文化,反而將其吸納入體系當中,演化成大量的基督教宗教藝術。而且,羅馬帝國治下的臣民,已經歷過好多世紀的多神崇拜。基督教的教義與無形,對於很多臣民而言非常空泛,難以理解。於是乎,一方面為了傳教,基督教自身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羅馬化,雕刻聖像,聖畫供平民崇拜;而另一方面,人們也將他們的迷信傳統投射到基督教上。人們開始將信仰投放到聖物,如聖十字架、聖人遺民等有形之物。


真十字架(耶穌被釘死的十字架)碎片是其中一種常見的聖物崇拜。今天很多教會保有聲稱是真十字架碎片的聖物,但可信度成疑。(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破壞聖像與政教之爭

對於這種有形崇拜,有部分教會中人反對自然是意料中事,但單此點卻不足以解釋日後的「破壞聖像」活動。事實上,「聖像」並非整個鬥爭的核心,而只是被君主利用作為打擊教會權力的一個工具。由四世紀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教會就享有一系列的經濟與法律特權,佔有大量的土地財產。但在哥德戰爭收復羅馬後,東羅馬皇帝一直認為自己對教會擁有絕對的支配權。然而,羅馬的教宗並不如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這麼單純,皇帝干涉教宗任免【注2】,羅馬亦一直反抗。例如教宗不出席君士坦丁的大公會議以及不承認其教義(如思齊一世,Sergius I),因開罪皇帝而被困禁(如馬丁一世,Martin I)等時而有之。

教士在皇帝面前辯論有關聖像崇拜的問題。(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那為何這場鬥爭會在8世紀,以及以「聖像」為導火線爆發呢?這與伊斯蘭在東方興起不無關係。7世紀伊斯蘭興起,不單打敗了皇帝席哈克略而吞併了帝國在近東的土地,更嚴重威脅帝國自身的安全。在聖像破壞開始前不久,伊斯蘭就曾兩度包圍君士坦丁堡(674至678年;717至718年)。面對這個威脅,帝國意識到必須加強軍事實力對付外敵。席哈克略王朝與伊蘇里王朝(7世紀至9世紀初)之間,帝國都積極進行軍事改革,將土地交付將領,但大量土地卻被教會所控制。此時候打擊教會,可說是非常合理。

過度的聖像、聖物崇拜本身已引起了教會內部一定的檢討,剛好可以給予皇帝籍口打壓教會。另一方面,伊斯蘭興起後,其非常反對畫像崇拜的教義也對基督教造成一定的衝擊。不少小亞出身的帝國將領官員,受到伊斯蘭影響,也認為基督教的聖像崇拜已到腐敗程度,認為有必要改正。

東西教會分裂的伏線

「破壞聖像」可分為前後兩期;第一期由726年利奧三世至伊琳娜女帝在787年與教宗哈德良一世(Adrian I),於第二次尼西亞(Nicaea)公會議中和解為止。羅馬教會並不認同「破壞聖像」的做法,加上東羅馬又一直干涉宗教人員任免,打壓教會,使羅馬教會與東羅馬帝國的關係急速轉差。另一方面,8世紀後帝國在意大利的勢力又急速衰退,羅馬教會於是轉為請求西方的法蘭克人來援,意欲將法蘭克人打造成另一個保護他們的「羅馬」。這導致了法蘭克的丕平和查理一世相繼南下(打敗北方的倫巴底人),保證對羅馬教會的保護和領地。公元800年,教宗利奧三世為查理一世加冕為羅馬皇帝,使得同時有兩個羅馬帝國,更進一步令教會與東羅馬陷入極為險惡的關係。


支持聖像崇拜的主教艾菲梅斯(Euthymius)被皇帝米海爾二世嚴刑拷問並處死(824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參考文章:
矮子丕平與加洛林王朝
查理大帝

伊琳娜停止破壞聖像某程度是對西方示好,避免東西進一步分裂,她更希望跟法蘭克通婚以將兩個羅馬帝國重新統一。然而,東西分裂有如時代巨輪,伊琳娜並沒有能力阻止。第二期破壞聖像始於815年,東羅馬皇帝利奧五世恢復禁令,一直到843年米海爾三世(Michael III)為止。

雖然破壞聖像停止了,但政教之爭沒有因此完結。帝國並沒有歸還已沒收的土地財產,皇帝仍舊干預宗教事務、主教任免等,只是已無須再通過「聖像崇拜」這個籍口。實際上,大部分的人民似乎對於有形的聖像和聖畫相對接受,完全禁止有點矯枉過正,也會引來他們的不滿。一個多世紀的聖像破壞,在宗教上,表示了西方的聖像崇拜傳統文化上的勝利,但也的確令原本過份的崇拜有所收歛。而比起這點更為重要的是,東西教會進一步分裂,最終在11世紀,天主教與東正教會正式全面分裂。
1054年,東西教會正式分裂。(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第二部「另一半的帝國」完結
歐洲中世紀簡史:目錄

注1:在亞伯拉罕宗教中,神的名字都是不能提及的。希伯來聖經(舊約)中稱神為「YHWH」,但由於人們經常避諱其發音,其發音早已失傳(希伯來文從書寫難以確定讀音)。中世紀後,猶太人在其旁標音讀作「adonai」(我的主),而非直接讀出。此字後來在西方後來加上元音讀作「耶和華」。

注2:其實君士坦丁一世在第一次基督教公會(第一次尼西亞公會,325年)中,以召集人與見證人的身份出現,已確保了皇帝在宗教事務上有重要的地位。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世界民族史】橫斷大陸的印歐民族

舊世界的民族遷移,對於研究歷史與歷史語言學,都有重要意義。「印歐民族」或是「印歐語」(Indo-European)便是一個其中一個最常出現的概念。「印歐」者,分別指「印度」與「歐洲」;然而稍稍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兩地相隔甚遠,中間有中亞大草原與歐亞邊境。「印歐」這個名稱聽起來就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東西,到底為何竟被放在一起去稱呼一個古民族和語言呢?(聖經故事中的巴別塔很可能是改編來自於印歐人的遷移典故;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舊世界的民族遷移,對於研究歷史與歷史語言學,都有重要意義。「印歐民族」或是「印歐語」(Indo-European)便是一個其中一個最常出現的概念。「印歐」者,分別指「印度」與「歐洲」;然而稍稍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兩地相隔甚遠,中間有中亞大草原與歐亞邊境。「印歐」這個名稱聽起來就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東西,到底為何竟被放在一起去稱呼一個古民族和語言呢?

印歐語是歐亞大陸四大語言系統的一支(其餘為突厥語、閃米特語、及漢藏語),也是產生了最多分支和語言的一支。印歐語可分成兩大分支:一支為歐洲語系,另一支為印度—伊朗語系。歐洲派系重要分布包括東至高加索地區的古亞美尼亞語、以及歐洲大部分的語言,例如希臘語、羅曼語系、日耳曼語系、以及斯拉夫語系等。而印度—伊朗語系中,又包括了古波斯語、梵文、以至於今日西起伊朗,東至北印度與孟加拉等語言。最東的一支傳至天山南北路,中國古代所謂西域諸國如「龜茲」等,所使用的吐火羅文,便屬於這支語言。


「墳塚假說」想像中的印歐人的原居地與遷移:原始居所(紫色);公元前2,500年的遷移(深橙);公元前1,000年的遷移(淺橙)。(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那到底為何會這樣呢?考古學者從墳塚設計,以及戰車(印歐人被認為是最先使用戰車的民族)的使用情況,提出了著名的「墳塚假說」。估計印歐人的祖先是居住於高加索一帶的古代民族,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印歐人的遠古祖先開始分成兩支向外遷移,一支往東的成為了日後的伊朗—印度語系民族的祖先,另一支往西到達歐洲。最先到達歐洲的可能是希臘人,以及後來的高盧人,他們佔領了大部分的歐洲土地,取代了原有的民族。後來印歐民族又再分成幾波繼續移民,包括日耳曼和斯拉夫人,這也是為何歐洲的移民總是從東方而來。


今日使用印歐語系的民族分布圖:羅曼語系(土黃色);日耳曼語系(紅色);克爾特語系(橙色);斯拉夫—波羅的語系(綠色);希臘語(黃色);阿爾巴尼亞語(水藍色);亞美尼亞語(紫色);印度—伊朗語系(深藍色)。(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印歐語的「發現」

印歐人是個人類學/考古學的假說,當然我們沒有任何很實質的證據說明這一切。最初令人將「歐洲」與「印度」這兩個概念聯想在一起的,也是一個意外。18世紀,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開始殖民印度,接着也有學者開始研究當地的文化語言。在研究印度北方古語「梵文」的過程中,很多語言學者發現於他們所熟知的歐洲語文非常相似。在不斷研究彼此下,語言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亦即是今日已成通論的「印歐民族和語言」假說。有部分學者更著手重建古代印歐人的語言,稱此假想語言為「原始印歐語」(Proto Indo-European Language)。


梵文啟發了歐洲學者研究印歐同源的想法。(網路圖片)

例如:
梵文:agni(火) / 拉丁:ignis(火)梵文:dā – dadāti(給予)/ 希臘:didōmi;拉丁:do(給予)
當然今日即使同為印度語言所衍生的不同語言,在數千年的演化後,也已變得難以辨認,幾乎只有熟知語言演化的學者才會知道。聖經所記載的「巴別塔」故事,指人類因為建造巴別塔而遭神所處罰,結果族群四散,人們分成不同部落,此後彼此所說的語言也互相不通。有人甚至認為這個故事很可能就是從印歐民族遷移的過去而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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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真田信之:家族存亡與親情的對決|胡煒權|書史

真田昌幸及真田信繁(幸村)父子的故事,相信就算沒有我們的解釋說明,兩人在日本戰國愛好者之間,已經是十分有名,加上了在遊戲和劇集,兩人幾有被「神化」的現象。而在昌幸、信繁的光環之下,真正守衛了真田家血脈的真田信之卻一直相對的寂寂無聞。(日本光榮公司遊戲《戰國無雙4:真田丸》遊戲圖片)
撰文:胡煒權

真田昌幸及真田信繁(幸村)父子的故事,相信就算沒有我們的解釋說明,兩人在日本戰國愛好者之間,已經是十分有名,加上了在遊戲和劇集,兩人幾有被「神化」的現象。而在昌幸、信繁的光環之下,真正守衛了真田家血脈的真田信之卻一直相對的寂寂無聞。

信之的事績可以說是一直到了前年的《真田丸》,才得到了「重光」的機會。上面提到「昌幸、信繁的光環」,其實嚴格來說,說成是人們喜好「西軍」、「反家康」的想法,是導致投向「東軍=家康陣營」的信之人氣不高的主因,加上他在著名的「上田城之戰」、「大坂之陣」都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現,光靠「本多忠勝女婿」的名堂,自然是不足以引起戰國愛好者的注意了。

不過,站在戰國時代「保家為尚」的思想來說,信之最終保全了真田家的安泰,這一點看似微不足道的貢獻,才是信之最大的、不朽的功勞。與此同時,一家出了兩個「戰犯」,信之如何應對的問題,卻鮮有人提起。今次就來談一下。


真田三父子。(2016年大河劇《真田丸》劇照)

樂觀的昌幸與焦慮的信之

慶長五年(1600年)九月的關原之戰塵埃落定後,真田昌幸及信繁作為從犯之一,也受到了家康陣營的責難。不過,由於是次大戰的主犯鎖定為石田三成、大谷吉繼、小西行長及安國寺惠瓊,以上四人也已在戰後不久被斬首,其他參與西軍的將領最多就是流放(宇喜多秀家),或者沒收領地;也有好像島津家那樣最終完全脫身的。

因此,雖然是從犯,但真田昌幸當時並沒有覺得自己大難臨頭,即使因此被勒令與信繁一起去了九度山,但當時的昌幸相信,當時權勢滔天的家康早晚會原諒自己(當時的信繁只是從犯的從犯,不與昌幸同等資格)。他聽說家康會上京及到大坂後,甚至跟長子信之說,打算下山接受家康的赦免。

昌幸的樂觀背後,其實是有賴著信之在戰後一直借助岳父本多忠勝,向主掌外交的井伊直政及家康的近臣本多正信等多次求情,希望他們向家康說情,放過自己的父弟。信之甚至提出以交還家康賜予的封賞,作為「贖回」父弟自由的代價。


信之與本多忠勝之女稻姬結婚對於真田家的立場有重要意思。(2016年大河劇《真田丸》劇照)

信之的交涉從戰後開始便一直努力進行著,雖然曾一度出現曙光,信之也曾向昌幸報告說救出父弟的事成功在望,但到了四年後的慶長九年(1604年),信之便再沒有提及救助的事,換言之,信之已收到家康方面拒絕赦免昌幸的要求。

為什麼家康堅決不赦免昌幸呢?有說法指是因為兩次的上田城之戰,使得家康對「表裏比興」的真田昌幸心生懼憚,甚至推論出昌幸的「鬼謀神算」使得家康害怕赦免是放虎歸山。不過,上面昌幸的樂觀態度反映出,昌幸其實對西軍的忠誠度其實並不十分高,或者說事過境遷,做過的事也應該可以放下來了,但顯然家康不這樣認為。【注】

無論如何,本多忠勝、井伊直政、本多正信等人都一度釋出善意,但最終還是家康的意願成了最大以及最難的障礙,也是唯一能使信之在保護父弟與保全家業之間,不得不作出抉擇的最主要因素。

忠孝兩難全

然而,即使如此,在爭取釋放的這四年內,以至救出作戰失敗,昌幸於慶長十六年病死為止,信之對於父弟的支援也是從不間斷。據相關考證,信之把領地的收入中大約三成左右拿來資助父弟在九度山的生活開支,另外家族各人也把自己的收入一部分拿出來作為支援金。當時的真田領因為戰事百廢待興,領地開發也還在途上,拿出三成的收入來支助昌幸父子,其負擔之大不言而喻。信之為人子、兄以及為人臣之間盡力維持平衡的努力也盡現眼前。


面對父弟的行為,想必信之也是非常無奈。(2016年大河劇《真田丸》劇照)

昌幸死後,信之對信繁的支援雖然沒有足夠的史料去看到其內容,但相信也沒有太大的變化。直至大坂之陣,當時信之患病沒有出戰,改由兩個兒子出戰與自己的弟弟對壘,這個場面一直只以信繁的角度去描繪,但信之的角度,以至真田家的角度來說,卻更是種種滋味在心中。

注:具體原因,請參考原文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戰犯家屬不易當!真田信之忠孝兩難全 」,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2018年1月28日 星期日

【AOE】震撼古代世界的象兵|書史

在《世紀帝國II》中,騎兵除了馬與駱駝之外,尚有象兵。象是第四紀以來陸上最巨型的動物,騎乘着它作戰威力可想而知。不過戰象雖然被美譽為古代的「坦克」,但是其使用卻有相當多的限制。在古典時代,象兵曾經在已知世界風行,但隨着象本身的消失等因素,象兵很快又退出了歷史舞台的中心。(公元前202年的扎馬之戰;原圖黑白畫加彩;網路圖片)
撰文:陳子煒

在《世紀帝國II》中,騎兵除了馬與駱駝之外,尚有象兵。象是第四紀以來陸上最巨型的動物,騎乘着它作戰威力可想而知。不過戰象雖然被美譽為古代的「坦克」,但是其使用卻有相當多的限制。在古典時代,象兵曾經在已知世界風行,但隨着象本身的消失等因素,象兵很快又退出了歷史舞台的中心。

象的體型巨大,皮膚粗厚,是很理想的戰爭工具。象的體態笨重,移動速動比起馬和駱駝(普遍能達到時速40公里以上)要慢很多,但其全速也可達時速25公里;但成年大象可重達2,000公斤,相當於25至30隻戰馬。當一頭,以至數十頭大象,迎面狂奔而來,那份震撼人心、地動山搖的感覺,可想而知。

象的運用傳統很廣泛,其主要可分成非洲象與亞洲象兩大分支,但很多地區的象因為人類過度捕殺和使用而滅絕。現代象的分布也局限於東南亞、印度和非洲中部。應用象雖然對西方已知世界(希臘中心)並不陌生,但象兵卻一直要到公元前4世紀才進入希臘的史籍當中。最早開始使用戰象的人應該是古印度人,他們成功馴化了亞洲森林象。波斯帝國全盛期會從北印度(巴基斯坦一帶)購來戰象。在世紀帝國II中,波斯人的特殊兵種是象兵,基本就來自於這個典故。不過波斯人使用戰象似乎只去到薩珊王朝,中世紀以後就似乎已經沒有了。【注1】隨着「失落帝國」加強版加入印度、以至於後來的「非洲王朝」和「拉者崛起」等,象兵才開始普及起來。


蒙臥兒帝國時期的印度戰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期的高加米亞(Gaugamela)之戰(前331年),應是希臘世界最早看到戰象的一次。雖然據說最後戰象因長途勞頓加上水土不服而未有出戰,但亞歷山大的確看到戰象出現,並為之震驚。亞歷山大後來又在北印度的希達斯皮斯河(Hydaspes)之戰中,又遇上真正的印度戰象,花了很久才克服了。【注2】希臘人很快看上了象兵的強大之處,亞歷山大歿後,繼業者們紛紛開始訓練起自己的象兵。塞琉古(Seleucid)王朝因地理之便,可從東方繼續得到印度戰象;其他繼業者們也從附近開始抓捕完生的野生象馴化戰象。此後戰象幾乎出現在繼業者時代每一場重要戰爭中,如著名的伊普蘇斯(Ipsus)之戰(前301年)。後來,北非的迦太基人也積極馴化非洲象作象兵。在《世紀帝國》第一代的時候,象兵也還是很普遍的兵種。


希達斯皮斯河之戰的馬其頓軍與戰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不過大象威力雖然強,但卻有不少問題。象的性格非常膽小,但卻又很容易狂燥,一旦大象狂暴起來,便會完全失控。例如在上面提到希達斯皮斯河之戰中,印度的戰象在混亂時就會不分敵我的衝撞,結果對自軍造成很大傷害。歷史上,印度象以外的象似乎更是特別膽少,所以應用它們作戰實在非常危險。另一方面,戰象的震撼力也隨着其廣泛應用而變低了,當初震嚇步兵,以及馬匹的作用進一步減弱【注3】。全盛時期的羅馬很多敵人都會使用戰象,他們在久經戰事後,漸漸地整理了對戰象的方法。例如讓出一條路給象兵衝過,象在沒有遭到反抗後,很少會回頭。而凱撒在法柏蘇斯(Thapsus)之戰(前46年)中,就使用巨斧砍擊戰象的腳跟,大破戰象。(見注1)


漢尼拔與戰象正在渡河。(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且,對象的過度應用也使這些生命周期本來就很長的動物絕種。北非象因此,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幾乎而絕種。由於象群的缺少,以及戰術價值減低,中世紀時象兵已絕跡於歐洲和北非,只餘下印度和東南亞附近的地區還在使用。

AOE系列文章:

注1:其實薩珊王朝以後,伊斯蘭帝國吸受了波斯人,此後「波斯」的名號在歷史上也消失了好一段時間。

注2:有一個經典的歷史故事,指亞歷山大苦於如何對付戰象,夢中想起了荷馬史詩中亞基利斯被射中腳裸(即醫學上的「亞基利斯腱」)而死的故事,斷定大象的弱點在其腳跟後方。但希達斯皮斯河一戰中,馬其頓軍主要以戰術對附戰象。「針對戰象腳跟」的方法應該是羅馬時代,由羅馬人開始應用的。

注3:象跟駱駝一樣,都曾經有驚嚇馬匹的作用。然而,遊戲中的象兵並沒有對騎兵有攻擊加成。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馬其頓文化之爭:誰才是亞歷山大的繼承者?|書史

近日國際新聞有一段小插曲,與古希臘歷史有關,這就是希臘「又」再爆發反馬其頓的示威了。之所以稱之為「又」,當然是因為這老早已不是第一次,就像「經期」一樣,每過一段日子就會發作,估計核心問題一天不解決,以後還是會無限期繼續下去。(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近日國際新聞有一段小插曲,與古希臘歷史有關,這就是希臘「又」再爆發反馬其頓的示威了。之所以稱之為「又」,當然是因為這老早已不是第一次,就像「經期」一樣,每過一段日子就會發作,估計核心問題一天不解決,以後還是會無限期繼續下去。



本周初(2018年1月21日)希臘北部帖薩羅尼卡爆發大規劃反馬其頓示威。(網路圖片)

馬其頓的名字出了什麼問題?

那問題核心是什麼呢?就是「馬其頓」的名字。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現代這個稱為「馬其頓」的國家,前身是「南斯拉夫」聯邦內的共和國,在南斯拉夫解體後獨立成一個國家。然而獨立後,此國決定沿用舊名繼續稱為「馬其頓共和國」。然而希臘認為「馬其頓」(Macedonia)為古希臘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希臘才是古希臘這國家的正統文化繼承者,馬其頓使用此為名字是盜用其文化遺產。

這個國家中最主要的族群「馬其頓人」為中世紀的斯拉夫移民的後人。他們與古代馬其頓並沒有文化傳承關係,只是剛好落戶於古馬其頓周邊地區。希臘人擔心「馬其頓共和國」會令人誤會此國家是由古馬其頓後裔所創立。後來國際社會提出一個折衝方案——「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Former Yugoslavia Republic of Macedonia)。然而,「馬其頓」不願接受此方案,至此「馬其頓名字之爭」尚是未解決的國際糾紛。不過國際社會(如歐盟)普遍都會使用折衝方案,簡稱之作「FYROM」。



馬其頓名未之爭:今日的馬其頓與古馬其頓的部分地區重疊。(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其實在南斯拉夫解體前,名字的確就叫「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但由於「南斯拉夫」因為身在共產主義陣營,本身在西方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國際社會就沒有認受性,故此當時並沒有太大問題(反正反對了也沒用)。但既然馬其頓要重新回到西方主流社會,希臘人就認為他們有權干預它們的名字問題。由於希臘在國際社會還有頗高的地位,而且西方文化文字普遍都認同古希臘文化與希臘的關係,故此馬其頓因其名字受到不少壓力。

不過馬其頓顯然不吃這一套,堅決不改名,反而變本加厲地繼續「盜用」古馬其頓文化。馬其頓早期使用的國旗上的星星便是古馬其頓的象徵「維吉納太陽」(Vergina Sun),在希臘全面經濟封鎖下才於1995年換掉。而2006年更將首都史高比耶的機場故意更名為「亞歷山大大帝機場」。至前一兩天,首相薩耶夫(Zoran Zaev)才表示願意為與希臘友好而取消這個名字。



1992至95年馬其頓國旗上的維吉納太陽。(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馬其頓文化誰屬?


但馬其頓文化真的就是如希臘人所宣稱的這樣是希臘的文化遺產嗎?正確而言,古希臘人與古馬其頓人是不同的部族,馬其頓人長期未被視為「希臘」的一部分,甚至有時更被視為化外之民。古希臘不少作者會有意無意地表達出這種想法。例如希羅多德的論述帶有極端強烈的希臘本位思想。在行文之間,他甚至將希臘人與雅典北部的波奧蒂亞人(Boeotians)並列。而且他更花筆墨去記載了埃伊納人(Aeginetans,在亞提卡附近的島)是希臘的叛徒【注】,但他卻沒有說同樣投誠於波斯的馬其頓人和波奧蒂亞人為希臘的叛徒。從此可見,他根本不認為他們是希臘人。希羅多德的「希臘人」是個非常狹窄的觀念,只包括了阿提卡和伯羅奔尼撒一帶的地區。甚至說,希羅多德很多時候提到希臘人是指有份對抗波斯人入侵的「我們」,可謂有強烈的道德批判。


在希臘北部馬其頓人一直過着半遊牧式的生活。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的父親獨眼菲臘大力推行了希臘化運動,引入了希臘文化與制度,混合馬其頓的傳統文化。他從雅典請了亞里士多德到馬其頓的首都培拉教導貴族子弟更是著名的故事。馬其頓的急速希臘化及其後的發展,超乎世人所料。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文明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建立橫誇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這無疑是在希臘人的面上貼金,於是乎希臘人也很「樂意地」承認馬其頓為「希臘」了。

亞歷山大帝國最大的版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從某種意義上,希臘與馬其頓,有點像中國與蒙古。中國人也很喜歡稱成吉思汗與蒙古汗國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似乎也出於同一種感覺。不過有一點非常不同的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成吉思汗本人認為自己是中原漢人;但亞歷山大本人,以及不少後繼者們卻會自稱為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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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見希羅多德卷6第49章(Hdt. 6.49)。

2018年1月19日 星期五

【日本風土】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吃生三文魚?|胡煒權|書史

喜愛日本料理、常常到築地朝聖的香港人都愛吃三文書刺身和壽司,而一些「資深」食家都知道,其實日本人是不吃三文魚壽司,也不熱衷於三文魚刺身,可以說香港人為首的華人比日本人更愛生吃三文魚,日本人大多對此大感驚訝及不解。各種在香港看到的「騎呢」三文魚壽司及生三文魚料理嚴格來說,應稱之為「港式和風」料理。(網路圖片)
撰文:胡煒權

喜愛日本料理、常常到築地朝聖的香港人都愛吃三文書刺身和壽司,而一些「資深」食家都知道,其實日本人是不吃三文魚壽司,也不熱衷於三文魚刺身,可以說香港人為首的華人比日本人更愛生吃三文魚,日本人大多對此大感驚訝及不解。各種在香港看到的「騎呢」三文魚壽司及生三文魚料理嚴格來說,應稱之為「港式和風」料理。


讀者會問:不可能!日本人不是也吃三文魚嗎?怎麼會沒有三文魚刺身和壽司?日本人的確吃三文魚,但這種港人以為的「正宗」日本料理其實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筆者不是蔡瀾那樣的飲食大師,只希望用歷史及民俗的角度說說華人對「三文魚」的迷思。


首先我們常稱的「三文魚」,日文是salmon,嚴格來說跟日本人常吃的鮭魚(Sake)、鱒魚(Masu)在生物學上都屬同科,加上現時由於日本土生土長的鮭魚、鱒魚產量較少又貴,在沒有非常嚴密明確的分別下,除了看產地外,日本人也有不少是分不清楚三者之間的分別的。


歷史上看日本人漁獵,食用鮭魚的歷史已十分悠久。早在繩文時代已有人們捕捉鮭魚的圖騰,也在一些上古時代的考古遺址中發現不少的鮭魚骨。文獻資料上早在奈良時代,鮭魚已作為個別地方的特產被記錄在地方誌上,而且鮭、鱒也成為地方進貢給朝廷的貢品。


可見,日本人早有捕撈、食用鮭、鱒的歷史,問題是大家最關心的食法問題。有關這方面,上古資料顯示的很少,到了中世時代,隨著飲食文化的發展,各種日本人的飲食習慣才有較多的記錄。在當時日本人吃鮭、鱒魚主要取出內臟後曬乾,鹽醃後燒烤(鮭塩引き),或者鹽醃後切成肉粒混飯而食。可以說,日本人生吃鮭、鱒魚的習慣在當時並不算普及,同時代北方的蝦夷人則喜歡冷藏後切片再燒烤來吃。另外鮭、鱒的內臟、魚子等也大多用鹽醃或米酒醃漬後炙燒或半生熟來吃。


現代仍有的鹽醃鮭魚。(網路圖片)

到了江戶時代,鹽醃鮭魚已經十分流行,現在著名的新潟縣村上鮭便是從當時大量殖產的。可以說日本人吃鮭、鱒魚也算是十分普遍,各種以鮭魚為題材的傳說、文學、和歌也大量出現,但翻查當時的飲食文獻如十八世紀的《本朝食鑑》等,鮭、鱒的吃法還是熟食,而沒有生食的記錄。熟食鮭、鱒魚在當時仍然是主流食法。

那麼,日本人究竟什麼時候才開始生食鮭魚呢?其實,由於野生鮭魚體內容易積累大量的寄生蟲,要健康安全地生食,需要等待冷藏、養殖技術進步才行,就目前來說,日本人流行生吃的契機其實是在戰後,尤其是1970年代日本與挪威簽署了漁產品輸入協定後,外地產的鮭魚才大量輸入,配合當時的養殖技術發展,日本人才能安心食用生鮭魚和三文魚。


大西洋種三文魚常見的寄生蟲。(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不過,即使是現在,生食鮭魚(刺身、壽司)雖然已成為日本人飲食的一個選擇,但始終,也從不是首選,大家到日本時也別老找生吃三文魚的店當朝聖、扮正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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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4日 星期日

東歐中世紀頭銜——臣從篇|書史

由於東歐沒有完全引入西歐的封建模式,故此東歐的臣從文化也有着很不一樣的模式。在東羅馬的帝國體制內,理論上並不存在「封臣」的概念,只有由元老院所任命的地方長官。雖然地方長官並非完全沒有世襲的情況,但只能說是因時制宜,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本篇會再介紹兩個東歐獨有的臣從封號。(最後一位外西凡尼亞督軍斯特凡·巴托里成為波蘭國王後自稱外西凡尼亞親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前篇:東歐君主篇

由於東歐沒有完全引入西歐的封建模式,故此東歐的臣從文化也有着很不一樣的模式。在東羅馬的帝國體制內,理論上並不存在「封臣」的概念,只有由元老院所任命的地方長官。雖然地方長官並非完全沒有世襲的情況,但只能說是因時制宜,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本篇會再介紹兩個東歐獨有的臣從封號。

專制君主(英:Despot;希:Despotēs)
女專制君主(英:Despoina;希:Despoina)
領地:專制君主領地(英:Despotate;希:Despotaton)

「Despot」一字早於古希臘時代已出現,本來是指「一家之主」,後來引伸於指那些掌有很大權力的君主,現代常譯作「專制君主」。 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有使用此字,主要用以指那些東方的君主。由於「Despot」有「主人」的意思,在羅馬和東羅馬早期多用作尊稱,並非一個固定的封號。

12世紀科穆寧王朝(Komnenoi)的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將此號封與匈牙利王貝拉三世(Béla III),才使「Despot」成為一個封號。早期的「Despot」多封與皇帝的女婿(尤其是皇帝本人並無子嗣時),或是長子以外的兒子(長子一般會加冕為共治皇帝)。14世紀中葉,東羅馬從西歐人手上收復希臘半島後,在此建立摩里亞(Morea)行政區【注1】,由皇帝的小兒子(一人或多人)管理。由於他們會加封「Despot」的封號,故此摩里亞又常稱為「專制君主領地」(Despotate)。


15世紀東羅馬的摩里亞。(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摩里亞屬於帝國內部的事務,但「Despot」一號後來也常用於外交場合。13世紀初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佔領君士坦丁堡後,不少前帝國領地紛紛自立成為獨立政權。西方常稱這些君主為「Despot」,不過這並不正確。「Despot」是來自於帝國的封號,這些獨立君主也沒有自稱這個稱號,事實上他們部分會自稱繼承了羅馬帝國而自稱為「皇帝」(basileus),如伊庇魯斯(Epirus)的統治者和特拉比松(Trebizond)等。在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oi)收復君士坦丁堡重新掌握帝國主導權後,皇帝會用「Despot」的封號引誘這些已獨立的政權——一旦他們接受了封號,代表他們重新接受帝國為宗主國(至少是名義上)。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形成了尼西亞、伊庇魯斯、特拉比松三個獨立政權,皆自稱繼承了羅馬帝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總體而言,「Despot」的封號是臣從帝國的象徵。雖然在帝國內部此封號要比「凱撒」要高,但凱撒後來卻成為東歐君主的自稱;而「Despot」即便翻譯作「專制君主」,但卻不能算是獨立君主。事實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凱撒也仿傚帝國建立「Despot」的封號。在帝國於1453年滅亡後,「Despot」也漸漸消失。【注2】

督軍(英:Voivode;希:Boebodas;波蘭語:Wojewoda;匈牙利語:Vajda / Baida;羅馬利亞語:Voievode)
領地:督軍領地(英:Voivodeship;波蘭語:Województwo;匈牙利語:vajdaság;羅馬利亞語:Voievodat)

「Voivode」這個封號來自於斯拉夫人,而非帝國,後來漸漸成為東歐特有的制度。其名稱來自於斯拉夫語的「軍事領袖」,拉丁文常譯作「bellidux」或「dux exercituum」,中文可譯作「督軍」。「督軍」這個稱號的定義非常微妙。在波蘭(以及立陶宛),「督軍領」是地區單位,而督軍是該地區的首長。
波蘭的地區體制混合了非世襲的「督軍」與西歐世襲的「公爵」。

嚴格而言,在波蘭的情況中,「督軍」並非一個封號,而是一個官職。一般會以「督軍」對應西歐式的「公爵」位階。但督軍在波蘭比較像是官職,而且東歐中世紀沒有很完整的世襲制度,故此與「督軍」與「公爵」還是有一定差距。事至今日,波蘭仍繼續以這個字作為地區行政單位的名稱(波蘭語:Województwo)。

17世紀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督軍」行政區。(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在波蘭以外,「督軍」可以作一個封號。匈牙利王國就將「督軍」的封號給與匈牙利人的貴族,負責管治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但16世紀匈牙利王國因奧斯曼入侵而幾近亡國,外西凡尼亞處於半獨立狀況,改為自稱「親王」(Prince)。而羅馬利亞的瓦拉幾亞(Wallachia)和摩爾瓦多(Moldavia)的君主後來也會自稱為「督軍」。


歐洲中世紀頭銜系列:
注1:又稱為「米斯特拉斯」(Mystras)。其名稱來自於該地的首府米斯特拉斯,位於古代的斯巴達附近。
注2:帝國滅亡後,塞爾維亞的君主向匈牙利國王稱臣後,一度維持了「Despot」的封號。不過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本身都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消滅,「Despot」也退出歷史舞台。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東歐中世紀頭銜——君主篇|書史

在《十字軍之王2》(Crusader Kings II)一類的遊戲當中,東歐的封建君主就像西歐擁有類似的封建等級。然而在歷史上,東歐的貴族社會與西歐封建頗為不同,實在難以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去理解。簡單而言,東歐的秩序仍以東羅馬帝國為中心,而行政與軍事制度並沒有完全日耳曼化,保留了很大的帝國色彩。故此東歐的頭銜應該有其獨特的理解方式。(俄羅斯的伊凡四世向英國大使展示其財富;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在《十字軍之王2》(Crusader Kings II)一類的遊戲當中,東歐的封建君主就像西歐擁有類似的封建等級。然而在歷史上,東歐的貴族社會與西歐封建頗為不同,實在難以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去理解。簡單而言,東歐的秩序仍以東羅馬帝國為中心,而行政與軍事制度並沒有完全日耳曼化,保留了很大的帝國色彩。故此東歐的頭銜應該有其獨特的理解方式。

在西歐部分我們提過封建社會【注1】來源自日耳曼的部落社會制度,但東歐的移民歷史跟西歐不盡相同。東歐的斯拉夫人移民雖然對東羅馬帝國也形成了很大威脅,但帝國並沒有因此滅亡,故此中世紀早期東歐的政治秩序尚能以帝國為中心。帝國的政治從來沒有官方承認過世襲制度,故此也不存在西歐式的世襲封號。


西歐封建頭銜:

君主篇
封臣篇

不過當然,帝國或是東歐本身並非完全沒有受到封建社會的影響。在8世紀以後,以地主自由農為依歸的兵役制度就開始建立。又例如在11世紀以後,東羅馬帝國更會將稱為「pronoia」的特權賞賜予臣下,將屬於帝國的部分收入來源(土地)暫時交托他人。【注2】而隨着東羅馬帝國的衰落,以及波蘭、立陶宛等具有西方色彩的勢力在東歐擴張,才使中世紀後期東歐的貴族頭銜漸具西方色彩。

本篇會先首先一下東歐的君主頭銜。

皇帝(英:Emperor;希:Basileus)
女皇(英:Empress;希:Basilissa)【注3】 

帝國(英:Roman Empire;希:Basileia tōn Rhōmaiōn)

東歐與西歐君主頭銜最大分別在於東歐基本上並沒有類似於西歐「皇帝」與「國王」的分野。在傳統的秩序中,只有一個人可以稱「皇帝」,也就是東羅馬皇帝。西方傳統的羅馬皇帝稱呼以拉丁文為基礎,包括「Imperator」、「Caesar」、「Augustus」等。東羅馬早期雖也保留了拉丁文的稱呼,但由於帝國漸漸希臘化,稱號也變為以希臘文為主。希臘文中最固定使用的稱呼是「Basileus」。此字在希臘文中意指「國王」,在古典時代泛指所有世襲國王(如斯巴達的雙王),到東羅馬專用於指羅馬皇帝。

除此之外,皇帝的另一稱呼為「Autokratōr」(獨裁者)【注4】。由於傳統上羅馬皇帝官方上從來不是世襲君主,而是由元老院推舉;很多皇帝會於在位時將其兒子(或繼任人)加封為共治皇帝(其實在西歐早期也很常見)。在此情況下地位較高者一般會以「Basileus Autokratōr」稱之。


東羅馬的女帝佐伊(Zoe)與其夫君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的浮雕,左上就寫有「Autokratōr...Basileus Rhōmaiōn」(獨裁者…羅馬人之王),右上就寫有「Eusebestatē Augousta」(最為虔誠的奧古斯都)。(圖片來源:Encyclopedia Britannia)

皇后(皇帝的配偶)一般稱為「Basilissa」,也會再加上「Augousta」(奧古斯都的女性版)的稱呼。但女帝伊琳娜(Irene)卻於某些場合使用過男性所用的「Basileus」以突顯其皇帝身份(非單純是配偶)。【注5】

凱撒(英:Caesar;希:Kaisar;斯拉夫語:Czar / Tsar)
女凱撒(希:Kaisarissa;斯拉夫語:Czarina / Tsarina;俄:Tsaritsa)

要解釋這個封號非常複雜。在西方傳統中,「凱撒」就等於皇帝。然而在東羅馬「凱撒」漸漸轉為一個非世襲的封號,作為尊號封給帝國中重要的人物。705年,查士丁尼二世封保加利亞汗泰菲爾(Tervel)此號。此後「凱撒」漸漸成為斯拉夫文化圈中尊貴的君主頭銜「Czar / Tsar」。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君主都曾自稱「凱撒」。


保加利亞的西美昂一世(Simeon I,在位:893至927年)開始自稱為「凱撒」。(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東歐的脈絡下,「凱撒」比起東羅馬皇帝要低級(畢竟皇帝是封出此號的人),但我們也不能將東歐的「皇帝」(Basileus)與「凱撒」(Caesar)對應西方的「皇帝」(Imperator)與「國王」(King)。始終「凱撒」也是帝國之物,很多東歐君主在沒有條件下不會自稱為「凱撒」。俄國的雷帝伊凡四世(Ivan IV)在統一俄羅斯諸部後才於1547年加冕為「凱撒」(Tsar)。

我們一般將俄國的凱撒譯作沙皇,稱之等於西方的皇帝,但嚴格而言這樣並不正確。如前所述,凱撒在東歐要比皇帝地位低。俄國的彼德大帝在北方戰爭戰勝後的1721年,才正式自稱為「皇帝」。不過他此時並沒有起用希臘式的「Basileus」,而是使用拉丁文的「Imperator」(可能以此加強俄國與西歐社會的關係)。


俄國彼德大帝在大北方戰爭的勝利改變了東歐的勢力平衡。圖為彼德大帝於1709年的波爾塔瓦(Poltava)會戰中大勝瑞典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君主(英:Prince;斯拉夫語:Knyaz;波蘭語:Książę)
女君主(英:Princess;斯拉夫語:Knyaginya;波蘭語:Księżna)

東歐的君主如果不稱凱撒,一般就自稱「君主」。斯拉夫語的「Knyaz」來自於早期日耳曼語的「國王」,故此從語源上看,它才是「國王」,但英語一般卻譯作「君主」(Prince,有關於此字請參考前篇)。中世紀俄羅斯諸國就多自稱為「君主」,英語就多譯作「Prince」。在理論上,此封號又要再比「凱撒」為低,可算是東歐最為低級的君主頭銜。


早期的俄羅斯君主自稱為「Kynaz」,包括著名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在東西歐封號交會的波蘭,「Książę」(波蘭語的Kynaz)一詞就對應西歐封號的「公爵」(Duke),可以向波蘭國王稱臣。從此可見,「Kynaz」又似乎要比西歐的「國王」(King)要低級(雖然兩者的名稱來自於同一字根),這也難怪英語不直接將此字譯作國王。

注1:要討論何謂封建社會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此很難具細無遺地說明。「封建」的最基本概念是君主以土地交換封臣的忠誠與服務,但單是形式上的賞賜封地並不一定具有封建精神。封建社會的根本在於結合軍事與社會的控制,並以世襲土地作為這種控制的象徵。土地本身不單是賞賜,而是結合了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證明」。
注2:「Pronoia」原為暫時性,主要用於支付官員的薪金,在13世紀後便開始有世襲的情況,形式上更似西方的封建。不過我認為「pronoia」只是形式上像封建,其精神跟封建頗有差異。但「pronoia」的例子頗常被引用,故此本篇還是列出以供參考。
注3:由於東歐的女性君主實在不普遍,女性君主稱呼一般只代表君主配偶。
注4:其他稱呼包括「Kurios」(主人)、「Sebastos」(尊貴的,對應August)、「Sebastokratōr」(尊貴的統治者)等。
注5:像波蘭女王雅德維加(Jadwiga)也常使用拉丁文男性國王稱呼的「Rex」。在西歐傳統中常稱女性君主不因其夫婿而得到某些封號為「suo jure」(拉:因她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