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宗教改革500周年】歐陸風雲的序幕

生活於現代和東亞的我們,對於歐洲人為「宗教」而起戰爭經常感到不可思疑,覺得宗教戰爭是迷信的具體表現。在漫長的中世紀之中,的確有部分時間歐洲人篤信基督宗教與死後世界。然而,16世紀因新教而興起的宗教戰爭雖然掛着「宗教」的名義,實際上卻是活生生的國際政治鬥爭。宗教戰爭是歐洲內部第一次接近「世界大戰」規模的國際戰爭,正如它的本質一樣,戰爭的結果具有極重的政治意味,並將歐洲帶入近世社會。(聖巴托羅繆之夜後;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撰文:陳子煒

生活於現代和東亞的我們,對於歐洲人為「宗教」而起戰爭經常感到不可思疑,覺得宗教戰爭是迷信的具體表現。在漫長的中世紀之中,的確有部分時間歐洲人篤信基督宗教與死後世界。然而,16世紀因新教而興起的宗教戰爭雖然掛着「宗教」的名義,實際上卻是活生生的國際政治鬥爭。宗教戰爭是歐洲內部第一次接近「世界大戰」規的國際戰爭,正如它的本質一樣,戰爭的結果具有極重的政治意味,並將歐洲帶入近世社會。

躁動的歐洲

宗教改革除了在發源地的德國地區發展快速,更伸展到歐洲各地,從而使歐洲分裂成兩個勢力圈:「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國家採取何種宗教,很大程度上不是考慮宗教理念,而是背後更大的政治考慮。改宗新教的國家,都是在16世紀後漸漸崛起的新興國家,而且集中於距離羅馬較遠的北歐地區,它們都希望通過採取新教以達到宗教自主。在傳統的秩序中,教會擁有極大的特權(類似於治外法權),它們不單免稅,甚至可以在封建領主之外向領民徵稅、召開宗教法廷。而且教會在道理上受到羅馬教會的影響,產生了地方教會的二重君主矛盾——教會一方面臣從於世俗君主,但它亦受到羅馬教會的支配。例如《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中就多次重申主教的任命權在教廷而非世俗君主(雖然實際執行上很視乎情況)。


新教最高峰時期的影響範圍。(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新教重視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不認同羅馬教會具有層級的統治模式,而且他們也相對反對教會利用宗教名義去斂財。這些教義無疑是一個擺脫教會控制的好機會,對很多君主和貴族而言相當吸引。在新教興起不久的1530年代,北歐三國就已改信路德宗。在差不多同時,慈運理(Ulrich Zwingli)的改革在瑞士周邊也帶起了很大的影響。不久後,加爾文(John Calvin)更進一步發展其思想成為加爾文宗(Calvinism)更在法國與新興的低地聯邦(荷蘭)有極大影響力,成為日後新教的主流思想之一。【注1】而宗教問題,日後更成為低地聯邦與其宗主國(哈布斯堡家族)開戰的其中一個導火線
(低地獨立戰爭—八十年戰爭的開始)

宗教對立激化了政治矛盾,引起低地獨立的八十年戰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眾多改宗新教的國家中,英國的政治意圖尤為露骨。亨利八世為了完全脫離羅馬的控制【注2】,1534年通過《無上權力條例》(Supremacy Act)確立國王為英國教會的至高領導人,而非教宗。但新成立的英國國教會(Anglican Church)在各方面都與羅馬教會極為相似,暴露了亨利只是視新教作為反抗羅馬教會的工具。

與此相對,中南歐等國家雖然多少也被羅馬教會所影響,但它們明顯傾向於維持現有狀態。像西班牙、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此三大天主教國家,它們都有一個共通特點:多民族組成或是比較低的中央集權。宗教完整性對這些國家而言可以穩定局勢,加上羅馬教會對其君權神授的肯定,有助其統治。而新教在國內流行的話,將很可能埋下分裂的種子。法國在這方面的意圖最為明顯。【注3】1589年,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為了整位法國的亂局,改宗天主教,可看出宗教問題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亨利後來促使了法國天主教與新教的部分和解,讓新教能以有限度的形式被承認)。


在法國宗教戰爭期間,新舊教支持者互相殘殺,使巴黎以至於整個法國陷入混亂。圖為1572年聖巴托羅繆之夜中天主教徒屠殺巴黎新教徒的情景。(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宗教立場同時反映了政治取態,這使得本應是去俗的宗教與俗世政治結合。新舊教的對立終也成為宗教戰爭。



宗教改革500周年系列:

注1:包括後來的「歸正宗」(Reformed Church)及其分支,以及流行於蘇格蘭地區的「長老宗」(Presbyterianism)。
注2:很多人都知道亨利與羅馬交惡的原因是羅馬教會不認可他離婚,他為了再婚而成立英國國教會。不過具體的原因當然還包括了教會的控制權等問題。
注3:受到近鄰的低地和瑞士所影響,新教在法國內發展得如火如荼(加上異端似乎與法國特別有緣份)。國內分裂成新教派和天主教派,法國君主無能控制,1560年後更多番引發國內宗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