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死灰復燃」的本能寺


最近,有關本能寺之變陰謀論之一「足利義昭陰謀說」,即主張明智光秀與義昭合謀殺害信長、其中一名主張者,國立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找到了光秀寫給紀伊國人土橋治重的書信原件,土橋是跟義昭有聯繫的。

撰文:胡煒權

最近,有關本能寺之變陰謀論之一「足利義昭陰謀說」,即主張明智光秀與義昭合謀殺害信長、其中一名主張者,國立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找到了光秀寫給紀伊國人土橋治重的書信原件,土橋是跟義昭有聯繫的。事實上文書的抄寫本早已存在,藤田教授早已利用,並且因為他的解讀引起一些爭議及學界的批評,曾經成為圈內話題,因此,今次他的發現只是找到原本,並非新的發現,更不能說是大新聞、大發現。就筆者確認後,原物的內容也與研究者一直利用的抄寫本無異,更不足稱奇了。


三重大學的藤田達生教授所找到的書信原件。(圖片來源:《每日新聞》)

著《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已經提過,事前聯繫比較不太可能,事後聯繫也不見得光秀想光復幕府,不宜飛躍太多。為了讓各位被「大新聞」觸動神經的讀者容易了解,以下引用拙作的相關部分(208頁),加以說明。

原文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尚以急度御入洛義(儀),御馳走肝要候,委細為上意可被仰出候条,不能巨細候。如仰未申通候処ニ,上意馳走被申付而示給,快然候。然而御入洛事,即御請申上候,被得其意候,御馳走肝要候。(下略)
這封文書原文沒有寫明年份,所以編纂年份時,以前都定在天正五年(1577年),即信長攻打紀伊雜賀鄉的時候。可是近年和歌山縣海南市史編纂委員會認為,同書信後半部分中「江州、濃州悉平均申付,任覚悟候」(近江、美濃已悉數平定,聽憑號令)的部分乃明顯說明,這封書信是在明智光秀在本能寺之變後佔領近江、美濃的時候,即天正十年六月十二日左右才寫給雜賀眾的土橋平尉的。

明智光秀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而上引的原文大意為明智光秀歡迎足利義昭上洛一事,並指出因事前未有聯絡(如仰未申通候処ニ),故希望義昭能提出指示,光秀本人將從速回應。

根據藤田氏當時的說法,
第一,「御入洛」、「上意」的對象應為足利義昭。
第二,藤田氏認為開首部分「急度」(緊急、急速)的字體或應是「受衆」(隨從、受命之人),即與義昭一黨之人之意。
第一點方面,根據最新的書狀年份比定來說,是十分合理的。
第二點方面,如改變成「受眾」的話,原文第一句文意將改為「受(將軍之)命人等進京之事」,即暗示著光秀與義昭事前對本能寺之變後的安排,已有了解。這樣的話,就將如藤田氏所示的「根據本狀的內容,可見此事變乃由義昭指示光秀進行的政變,以顛覆織田政權。預先糾合所有有份協助的反織田勢力,再藉自己進京之機,使幕府重新運作。」(藤田論文《織田政権から豊臣政権へ-本能寺の変の歴史的背景》) ,又「以此 (文書) 來看,必須視光秀從本能寺之變以前開始,已從屬足利義昭。」(藤田達生《謎とき本能寺の変》)

以上藤田氏之說的立論前提,在於文章開首是「急度」還是「受衆」,中世的古文書,不少是以草書來書寫,故並不易以一眼便解讀出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對此史料的文字解讀,都視之為「急度」,而且,同一句後半有「御入洛」一詞,除了將軍義昭,相信光秀不用對其他人使用敬語吧?故此筆者認為該兩字應不是「受衆」,「尚將軍急速(急度)進京之事」較為恰當及乎合文面。

另外,藤田氏就此文書乃在本能寺之變後,由光秀寫與土橋平尉的回信來看,認為兩人早以有書信來往,並且以土橋平尉為義昭轉述上洛要求的內容來看,背後實際是由義昭主導的一個交涉工作,從而推論出義昭透過平尉向光秀下達指令。

退一百步說,就算義昭真的在事前與光秀聯絡,也有奇怪的地方。首先當時身處鞆浦的義昭,要是想與光秀聯繫,大可利用毛利家代為處理。基於前述部分推證足利義昭沒有在事變後立即知道此事來看,足利義昭乃處於被動的狀態。況且上面所引的書狀中提到「事前未有聯絡(如仰未申通候処ニ)」,這一句就表示了光秀在收到土橋的書信前,並沒有跟他及足利義昭有所聯絡。這點,恐怕是藤田氏沒有注意到;而這一點卻正正反映了兩個事實。

說回來,義昭對光秀的信任度有多少也是一個疑問。原本協助信長牽制義昭權力的,光秀是其中一份子,其後離開幕府,參與對戰義昭的戰事,亦正是光秀。所以對滿腦子都是打倒信長,再興幕府之念的義昭來說,光秀是最後而且最快的選擇。


足利義昭木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第二個事實是明智光秀迫不得已才選擇聯合義昭。如上面所說,義昭在毛利家不予支持的情況下,才找光秀,那光秀方面又怎樣?由發動事變後,光秀發出的書信中,從沒有提及義昭的事情,就算是在事變後,面對細川藤孝.忠興父子、筒井順慶意外地決定中立,光秀再度勸誘他們時,也沒有提及義昭。給予細川父子的書信中,只強調「信長連連令我盡失顏面,而且經常肆意妄為,今已誅殺父子二人,以消心中積鬱」,在當時要盡快取得近畿的控制權的光秀,理應快快把所有有利條件拿出來作為拉攏對方的籌碼,若義昭真的與光秀聯手,則他理應藉義昭來樹立大義名分,但光秀亦沒有這樣做。所以,光秀在事變後的行動,很難說是以義昭為中心而進行的。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考證及推論,義昭也好,光秀也罷,從一開始便沒有與對方聯絡、合作的跡象及意向,反而是雙方在最後,因為利害一致才勉強地聯手,試圖把局面扭轉。兩方的神機妙算,似乎只是來自推測及牽強附會之中而已。

有關本能寺之變的種種問題,以及其他主要陰謀論說,筆者已於拙作《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作出分析、批判,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


本文得作者授權轉載和編輯。原文題為「死灰復燃的本能寺與『足利義昭陰謀論」,載於「戰國史專欄X戦国史コ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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